威宁苗族百年实录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编撰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顾 问:王炳荣 吴学军 刘廷显 李怀明 组 长:王兴光 副 组 长:吴学祥 苏文清 张秀玲 王显德 祝德光 成 员:李必权 王庆华 赵远坤 田明才 余永贤 许如虎 周景云 张西贤 安德康 杨忠信 杨全忠 主 编:苏文清 副 主 编:王显德 李必权 王庆华 杨忠信 张西贤 安天荣 编 辑:安德康 高发源 费正明 王云光 刘 成 杨全忠 杨德友 工作人员:刘正辉 陈世芬 王 军 姜 芽 张德香 杨友全 目 录
序一 李怀明 序二 王兴光 前言 苏文清 第一节 族属渊源及分布区域 第二节 文化特征 第三节 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 第四节 风俗习惯 第五节 文学艺术 第六节 语言文字 第七节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第八节 干部的成长
第一节 解放前的生存环境 第二节 居住、饮食、服饰 第三节 恋爱婚姻习俗 第四节 丧葬习俗 第五节 狩猎习俗 第六节 节日
第一节 原始宗教 第二节 多神崇拜的由来及现状 第三节 祖先崇拜及现状 第四节 基督教的传人及影响
第一节 理老、寨老制 第二节 六色、六巴制 第三节 社会改革
第一节 民间文学 第二节 诗歌 第三节 民间故事 第四节 艺术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苗族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
第一节 自治县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二节 苗族干部队伍茁壮成长 第三节 苗族传统节日 第四节 苗族传统文体活动 第五节 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第六节 苗族文化事业的成就 第七节 苗族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林业 第三节 畜牧业 第四节 手工业 第五节 交通、邮电建设 第六节 电力事业建设 第七节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八节 过去的生计与现状
第一节 教育 第二节 医药卫生
第一节 历史文化人物 第二节 政界人物 第三节 军界人物 第四节 劳动模范 第五节 文化学术界 第六节 教育界 第七节 医疗卫生 第八节 农业 第九节 畜牧业 第十节 水电 第十一节 地质、交通、建筑 第十二节 知名人士及民间艺人 第十三节 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部分苗族人员概况 第十四节 宗教人员(牧师) 第十五节 正副科级人物
序一
按照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部署,在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努力下,《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和读者见面了。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是全国政协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书籍,是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优势的一项先进文化建设工程。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苗族人口有894,01 万人,位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我县是由三个主体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苗族是其中之一。据2005年人口统计,我县苗族人口67 106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根据部署,我县组织编写了《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县委、政府的重视,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支持,使得该书稿得以按时完稿。在此,我谨代表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向关心、支持《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工作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古代苗族的祖先曾聚居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明和灿烂文化,并且正在创造着历史和文明的民族。由于社会的变迁,苗族先民们迁徙到威宁境内,已有三十五代,则相当于一千多年了。几千年来,苗族以其历史悠久,分布面广,文化丰富多彩,反抗性强而著称于世。基督教传入滇东北苗族地区后,为了便于传教,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和汉族传道员李司提反,访问苗族老人张约翰等人,他们学会苗语后,同苗族老人们一道研究创制了老苗文。《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一书,征编记录和反映了近百年来在我县苗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生活习俗、服饰、婚姻、人物、社会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来自近百年来苗族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和亲历者、亲闻者。而今不少知名人士因自然规律先后作古,人云史云,造成文史资料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编纂《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不仅是非常必要和应该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出版《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对于记载和反映百年来威宁苗族人民在威宁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取得的成就,对于增进其他民族对苗族人民的了解,增进友谊与团结;对于传承和弘扬苗族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启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发展民族经济;对于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宣传苗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民的勤劳勇敢,都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及新时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我们正在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民族团结的社会。因此,我们写这部书是事关民族团结的大事,是在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我们应做的工作,尽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要借征编《威宁苗族百年实录》这个难得的机遇,宣传我们苗族同胞的经济文化,宣传苗族同胞的发展。对苗族同胞的宣传也是对本县的宣传,是提高和扩大本县知名度的有效方 法。《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的征编出版,也是人民政协为创造先进文化、实践“三个代表”,特别是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做的实际工作。我们要借此项工作的成绩,来实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目标。 李怀明 2005年9月18日
序二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威宁苗族和其他地区的苗族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苗族人民用自已的勤劳智慧为威宁的繁荣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主要是反映和记录威宁苗族一百年来的进步与发展,曲折与奋斗的真实记载。 历史不会忘记,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人民的酸甜苦辣。那血与火的抗争,那为了生存而历经的流离迁徙,都展现出苗族人民悲壮的历史画卷。在苗族历史的进程中涌现出不少带领民族与自然和邪恶作斗争的英雄人物和知名人物,如:陶新春、陶三春、杨雅各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涌现了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如:张斐然、杨汉先、张超伦、朱焕章、杨华福等。威宁苗族的百年与海内外苗族和中华民族的百年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在我们民族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候,有无数的苗家儿女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有不少苗族仁人志士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 新中国诞生后,威宁苗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努力把威宁建设成为今天繁荣进步的新威宁。 《实录》在苗族精神文化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记录。一百年来,威宁苗族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苗文”,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有了“苗文”,在苗族同胞中教育事业也应运而生、不断发展。从而拓开了广大苗族群众的视野,提高了苗族的文化素质。因此,苗族的博士、学者也从无到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威宁苗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了一批各条战线的干部和优秀科技人员。 《实录》对基督教传入威宁和基督教在苗族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也作了客观、求实的记录,特别是教会学校在苗族中的作用也作了真实的反映。像柏格理这样的人物在《实录》中也较为详细记载。 《实录》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一个民族闭关自守,必然是难以进步和发展,而且连起码的生存都非常艰难。也就是说,当威宁苗族在大山之中接受了汉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时候,他们的聪明智慧得到了升华,进而在建设自我和建设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实录》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和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威宁苗族群众在目不识丁的社会,他们的苦难是深重的,视野是有限的。所以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与其奋斗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艰辛和坎坷。当他们逐步接受科学文化以后,他们不仅视野被开阔了,而且走出了大山,把他们聪明智慧溶汇进了整个社会,整个中华民族。《实录》把威宁苗族在全国各地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都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从这里可以体现出一百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的各方面人才和干部;威宁苗族不但当了家,作了主人,而且物质文化生活也在不断的提高,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苗族人民的幸福安康! 《实录》从主线上基本概括了威宁苗族一百年的发展变化,也为国内外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 《实录》是在威宁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和支持下编写的。同时也得到全县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王兴光 2005年10月
前言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是一部以叙史的形式,反映威宁苗族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生产、生活、信仰、人物等为主要内容的丛书,较全面、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威宁苗族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流变及其现状。为研究苗族百年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共同创造辉煌未来的精神食粮。有助于其他民族了解和理解苗族,有利于增强苗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时代感。 《实录》分为综述、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制度流变、革命斗争、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教育卫生、人物春秋等十篇六十节,共25万字。力求以写史的方法,轻松的笔调、详实的资料、浓郁的特色、新颖的观念表现出鲜明的百年流变主题。威宁苗族是全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具有悠久历史、光辉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然而,威宁苗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饱经世事、历尽沧桑。难以抗衡外来侵犯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从遥远的直米力平原,强渡那玉沫、搏击浑水河,进行了辗转反侧的大迁徙大转移,沿途历尽艰辛,挥汗洒血,不远千里来到骚诺地,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带奴隶制残余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因此,处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底层,过着屋不遮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改变命运,苗族 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那样,艰难地拼搏,努力地抗争,团结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苗族人民才得以翻身解放,当家做了主人,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1954年成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自治民族之一。也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苗族以大智大勇巩固发展了自身;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多姿的文化礼俗,充分展示了威宁苗族人民古今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成就。体现了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过程中,苗族人民为自治县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实录》多层次、多角度地介绍了威宁苗族世代与境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威宁、建设家乡的成就,着力反映了威宁苗族1905年至2005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解读了人文宗教对苗族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课题。详尽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礼俗、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的过去和现状。分级分类介绍了古代、近代、现代政界、科技界、知名人物概貌,深刻地揭示了威宁苗族百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因此,《实录》无疑是一部研究民族学、民俗学,威宁苗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百科全书。 《实录》的编写是在威宁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关怀下,在《实录》编委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编写过程中,全体编写人员查资料,对史实,精心采访,秉笔直书,历时数月,几易其稿,终于完成此书的编撰任务。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资料少,又缺乏《实录》丛书的编写经验,加之水平所限,疏漏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苏文清 2005年9月18日
综述篇 第一节 族属渊源及分布区域 族属渊源 威宁苗族以操苗语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居多。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操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口有50 980人;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的苗族人口有1 487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自称Ad Hmaob,川黔滇次方言苗族自称Hmongb。威宁苗族与其他苗族一样,她与古时候的“九黎”和“三苗”有着密切联系。《国语·楚语》载:“三苗,九黎之后。”《炎缴记闻》卷四载:“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贵州通志》里说:“彧乃苗族”,“彧即苗也”。威宁苗族尊崇蚩尤为自己的始祖。苗族先民原生息于黄河、长江流域,后来由于战争才迁徙到各地。高尔基说过:“从远古时代起,民间创作就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关于苗族族源及迁徙问题,除汉文史料记载外,威宁苗族古歌、故事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苗族历史。《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请风伯雨师纵风雨”说明蚩尤是能呼风唤雨的人。在苗族古歌《格耶爷老格蚩爷老》里唱道:“格蚩爷老站在高山上,呼风唤雨起狂涛;格蚩爷老念咒语,咒的格炎敖孜老兵马成群倒。”这与汉文史料是相吻合的。 迁徙与分布区域 苗族早期生息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是一个先进而强大的部落群体。后来黄帝部落沿黄河之源挺进中原,与“蚩尤”部落争夺黄河平原,形成黄帝、炎帝与蚩尤对立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局面。在不断争夺战之中,苗部落首领蚩尤被害。于是苗族先民离开中原向南迁徙。对于涿鹿之战,蚩尤被斩,汉文史料记载较多,苗族古歌里说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罗郎能地(苗语为Ndlob Hlangd Dleud Dib)译为汉语即心脏内之地,与 汉语的中原之地是一个意思。对这场战争,苗族古歌有种种描写:当格蚩爷老被抓住并把他压在石板上杀害的时候,格蚩爷老愤怒吼声震天。在一首名《卓罗地歌》里也说:当格蚩爷老被斩于石板上时,格蚩爷老吼声如牛,气壮如山,三天三夜血流不干。这首歌的“卓罗”与“涿鹿”其音十分相近,叙事与汉文史涿鹿之战相符合。因战败,蚩尤被杀害,苗族先民巧妙地用“拴羊击鼓”的办法渡过浑水河即黄河进入江淮地区。历史上称为“三苗”或“有苗”或“三苗国”。 苗族先民迁入淮河地区后,依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首领、民族风范,即“复九黎之德”。《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韩非子》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三苗”遭“伐”之后,如《尚书·舜典》所载:“流共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三苗于三危。”威宁苗族是被“三苗于三危”的一支。苗族古歌对这段历史的记叙是:他们居住地戛苏(苗语Dib Ghat Sud)按汉语法是戛苏地,与汉语甘肃地同音。古歌还提到在西北生活的另一个地方是岛伟照,苗语音Draob Veb Nzhaol,汉语意思是石头互相堆积、互相垒积的山。这里高山峻岭,气候严寒,主世老率领苗族先民开荒种小米为生。由于气候寒冷,无法生存,苗民再迁回江淮地区,一部分直接从西北经氓山南迁进入川南的安意施勒地。至今苗族古歌仍留有许多黄河、长江流域的地名、河流名、湖泊名。如苗语的Dlix Vangx Dlix Ndlod。汉语是黄河、长江。GhangbNdrangl Dib Yil Bangl。这是地名,汉语意思是平原下方有许多湖泊的地方。还有如格孜九个湖,格孜九大平湖,苗语是:Gib Zyub jiax lub xeud,Gib Zyub jiax lub ndrangl。这里格孜是指地点。所描写仍是多湖泊的洞庭湖一带。威宁苗族先民进入川南时,这里已经有操川黔滇次方言苗族居住在那些地方。他们与川南苗族生活了较长的时间。《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二十载:“叙永、永宁旧为苗人故居,凡土著者皆苗人,今皆常入山谷。” 南诏全盛时期,调四川苗兵征讨安南都护府。为躲避战争,唐五代时苗族又离开川南地区往黔西北迁徙。苗族古歌唱道:共十二支系苗族,沿着丽格庶(乌江)来到比诺地(大方水西一带)。 苗族故事传说,苗族还未进入水西土司家领地时,土司家派兵去阻拦,但苗族态度好,同时都是穿裙子的。所以土司家便说大家都是穿裙子的,便允许进入大方水西领地。以后水西土司家说我的土地很宽,天高任鸟飞,地宽任苗家居住。另一路苗族共三个支系由古蔺经赤水河,沿今毕节、大方交界的总溪河迁入毕节东边龙场、朱昌梅花箐一带,至今那一带还留有如花苗寨等地名。 居住在大方水西家领土的苗族,夫役特别重,领主对苗族很苛刻,有的夫役半年一年都不能回家,大年三十晚上还不能回家过年。于是苗族首领爷觉力韬又带领一部分苗族来到威宁。《西南彝志》载乌撤土酋和水西土司两家开亲,苗族青年男女便随着水西家女儿来到乌撒。大方、毕节苗族至今仍知道有一支苗族往乌撒迁徙了。但当时交通闭塞,只知道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苗族老先生张文明介绍,有一支苗族是从川南地区直接经云南威信、镇 雄直达彝良县的奎香乡寸田坝,一部分居住在彝良境内,一部分从彝良县的寸田坝迁入播雨到龙潭,又从龙潭折转洛泽河,顺河而上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兔街。所以居住威宁的苗族称彝良苗族为Hmaob Byul。汉语的意思是起头的或先到的苗族。彝良苗族称居住在威宁和赫章的苗族为卯骚(Hmaob Saod),即收尾或后来到的苗族。在云南省威信县一带至今还留有花苗寨等地名。根据杨汉先先生推考认为威宁苗族约唐宋时期进入西南,进入威宁的时间约在南宋时期。 苗族进入威宁后先居住今威宁盐仓镇的最高峰一带。这里气候寒冷,生存条件极差。苗族下到辅处羊街河一带打猎,知道那里地势低,自然条件好。经盐仓土司家同意后苗族才迁入辅处羊街河两岸居住。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征南,派沐英、胡海洋领兵五万“趋乌撒、大兴屯田”。又迫使部分苗族向彝良奎香寸田坝方向迁徙。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吴三桂平乌撒至水西。《大定府志》载:“威宁十里全化宣化无苗户归化。”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威宁府降为州后所设的十里中,有八里都有苗族居住。因为苗族不仅做土司的农奴,还要保卫土司的安全。一旦发生战争,苗族也是首当其冲。于是,部分苗族又向宣威、寻甸、昭通、永善、鲁甸逃难谋生。除了战争之外,灾荒及人为原因,也引起苗族迁徙。公元1828年云南万德幕莲土司那氏,向威宁观风海、大丫金氏土司辖地招去了30多户苗族为其狩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云南省武定环州彝族土司李氏与贵州威宁彝族安氏土司开亲。土司家女儿表示最好的陪嫁品是“苗奴”。到了女儿出嫁那天,土司家强迫40户苗族160多人作为陪嫁物去环州。当时为寒冬腊月,途中饥寒、疾病交加,到了环州就只有120人了。陪嫁去的苗族有潘、张、龙、罗、王、杨等姓。王鸿道先生在《磨粘土司》一文中说:“临嫁时,撒诺妇女土司突然强迫苗奴陪嫁品随撒诺女儿嫁环州。此时正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苗族古歌唱道:“有的抬着弓弩探前路,老的抬着嫁奁后面跟,土司小姐坐马走中间,随嫁队伍逆江往西去,衣那幕江水向东往后流。”武定环州自然条件、生活条件都比威宁好,这部分人有的回威宁探亲,宣传环州好,于是,威宁苗族又陆续迁往环州。或因战乱,或因苗族内部发展,苗族逐渐遍布于昆明市的官渡、西山区,安宁市,嵩明县、宜良县、路南县,楚雄市的禄劝、武定、元谋、禄丰等县。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陶兴春、陶三春起义,辅处乡开戛村苗族青年阿尤核(姓张)组织队伍响应,活动于威宁、赫章、彝良三县交界。起义失败后部分苗族又离开威宁向外迁徙。1918年至1924年间,威宁连续遭涝、旱交替之灾,威宁苗族又向水城、郎岱、织金、普定、普安迁徙。一部分向曲靖、昆明、会泽方向迁徙。一部分向昭通、鲁甸、永善、大关、盐津、绥江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迁徙。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逃避抓兵派款,一些苗族继续向上述地区迁徙。1948年石门 坎大地震,一些苗族又迁往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部分苗族从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迁往江西省靠近井冈山一带。据说四川的西昌及东南亚的老挝和缅甸都有威宁迁去的苗族,他们自称是从中国贵州威宁迁过去的。到20世纪70~80年代,威宁苗族还有少量继续迁入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近20年来一些不法分子贩卖人口,苗族妇女被卖到四川、浙江、江苏、陕西等地的不下百人。由于多种原因,威宁苗族人口在全县人口比例数呈递减趋势。 1952年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例的6.60%;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36%;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14%;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03%;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只占全县总人口的5.90%。从人口增长的比例数看苗族人口增长比例也极低。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看苗族人口增长比例为61.7%,比汉族、彝族、回族低。苗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也呈下降趋势,1952年苗族人口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5·3%;1954年苗族人口23 436人,占25.1%;1958年苗族人口25 995人,占24.8%;1964年苗族人I=l 27 993人,占24.3%;1993年苗族人口45 886人,仅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4.4%。
第二节 文化特征 原始宗教 威宁苗族有自己的原始宗教,苗族的原始宗教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威宁苗族的图腾崇拜没有具体固定的象征物。只在对雷公、龙爷上反映某种图腾的痕迹。对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源于相信“万物有灵”。源于对自然物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对自然物产生神秘感而对神与鬼的感知,相信有灵魂。苗族思想领域里鬼和神多达十几种,鬼与神明显的区别在于:施福祉于人,保护人类者为神,能降灾难于人类为鬼。苗语称神为Dlangb、汉语音近似“朗”。苗语称鬼为Bib Dlangb,汉语音近似“比朗”。苗族认为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出来的。世间万物是太阳神所创造。太阳神的苗语称为Yeul Job Dlangb Hnub,汉语音近似于爷觉朗努。爷觉朗努创造天地万物,又掌管天地万物。它是神的总头目;其他的神还有山神、树神、门神、火神等等。每种神有一个苗语名字。要求得到诸多神的保佑,这样就必须祭太阳神、祭山神、祭树神、火神、门神。每种神都有为什么要祭的传说。比如门神,传说有三,传说之一是在古代部落战争中曾经救过苗族先民。其二是传说一对青年情侣赶集回来,途中猛虎一直追赶着他们两人,快进门时一只小猪在门口,男的立即抓住小猪丢向后面,虎得猪跑了,二人关门入屋方得救。其三说一位女人名阿玛茂去世后,阴灵常来家门骚扰。后用竹片编门附于大门侧面,便得安宁。鬼的门类繁多。有阎王鬼,苗语称Dlangb Zub Gis Zaf,近似汉语音朗祖格咂;有管巫师、鬼师的鬼,苗语称Dlangb Bik Jod At Sud。汉语为朗比觉阿苏;水鬼,苗语称Gib Zob Aob,汉语为格佐敖;缠婴儿鬼,苗语称At Shed;相思鬼,苗语称为Bib Nzaob,汉语音为比早;败畜鬼,苗语称为Dut Dit Shud Mab,汉语为都地稍玛。这种种鬼都会降灾难于人。如缠婴鬼会让初生婴儿睡不着,夜夜哭啼;相思鬼让相恋的人思绪混乱如魂离身,特别是女青年更甚。巫师、鬼师对每种鬼都有驱鬼的办法。巫师招魂有招魂辞,驱鬼有驱鬼的咒语,祭祖有祭祖辞。苗族的自然宗教和楚国的楚文化、巫文化有密切联系。苗族巫师招魂词、咒语与屈原的诗辞同一类型。屈原的《招魂》有这么几句: 原文: 原文大意: 魂兮归来 魂啊!归来 何远为些。 为什么你走这么远。 室家遂宗, 家族举行祭礼招亡魂, 食多方些。 摆满了各种供品, 稻粢稻麦, 有种种精细粮食, 絮黄粱些。 大米小米掺黄粱。 大苦咸酸, 食品有苦有咸有酸的。 辛甘行些。 辣和甜的都用上。 肥牛之腱, 还有肥牛的蹄筋。 儒若芳些。 蹄筋炖熟散发香味。 小时常听苗族妇女为小孩叫魂,用汉语表达出来的大意是: 魂归来啊归来, 你在远方也回来。 你在近处也回来。 你在山前山后都回来。 你在悬岩洞穴都回来。 我宰牲杀猪等你, 我煮米饭和肥肉等你。 魂啊!归来,归来。 从形式和内容都非常相近。苗族巫师卜卦用竹块、骨头、草,与楚国卜官用蓍草龟壳一样。所以威宁苗族的自然崇拜与楚国的巫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苗族的祖先崇拜还是源于万物有灵。人们认为祖先虽身死,灵魂还活着,祖先或造福子孙,或降祸于子孙,或让子孙六畜兴旺,或家产遭破败,全在于子孙崇敬和奠祭,或是子孙忘恩负义。祭祖是苗族祭祀中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威宁苗族祭祖活动称为打老牛祭祖。苗语为Zif,汉语音近似“慈”。传说因为人不顺,常遭灾,去请巫师卜卦,巫师说:“是老人来要牛了。”于是便兴打老牛祭祖。12年祭一次。但是这种祭祀规模很大,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四面八方如潮涌来,人山人海。 威宁苗族对于雷电缺乏认识,把闪电称为“天女织布”。对雷公的威力使苗族从崇拜走向畏惧,从畏惧走向禁忌。妇女喂奶时不能使乳汁滴入食物中,流汗时不能让汗水滴入饭菜里。小辈对长辈不能无礼,否则都会遭雷击。对龙爷也十分崇敬。天挂彩虹,苗族称为“龙饮水”。苗族眼中的龙王是威严而仁慈。苗族故事里说龙王把他的小女儿许配给一个最穷的孤儿。但他们不嫌孤儿穷,而且还把银子送给孤儿成家立业。苗族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源远流长,影响很深。到今天这种崇拜仍隐约可见。 基督教信仰 1903年8月,英国牧师党居仁去普定县等堆传教回来。一天,当天快黑的时候,他看到一群穿着奇特服装的男子,有的把头发理成辫子垂于头两侧,有把头发编扎于额前,形如 兽角。他们身扛弓弩,满身泥泞,当地苗族告诉党居仁,这些人是“大花苗”。党居仁请他们进屋休息,并为他们准备饭菜,经交谈知道他们是郎岱县兰龙桥来的苗族,他们老家是远离郎岱县的威宁。吃完饭后,党居仁约他们礼拜日来安顺做礼拜。到时这几位苗族如约去安顺做礼拜。从此,兰龙桥苗族每月都去安顺做礼拜。不久,兰龙桥自己便修了一座小教堂。1903年威宁羊街的兴隆厂苗族打老牛祭祖,邀请搬家去郎岱县兰龙桥的李马太回来参加祭祖,他把党居仁传教的事告诉了家乡的苗族。于是,兴隆厂苗族张朝相、张朝书、罗旦以理、罗彼得等人亲自去安顺找党居仁。以后,苗族先后二十、三十、五十人去安顺教堂,教堂都容不下。苗族为什么踊跃信教,老人们说因为党居仁对苗族热情,称苗族为兄弟。其次,老人都说:党居仁在安顺为苗族做了两件好事:一是,苗族在安顺附近捕得一头野猪,可是被当地豪强强行霸占,苗民只有去找到党居仁,党居仁出面调解,双方都说野猪是他们捕捉的。党居仁叫双方拿证据,那个豪强自然无证据,几位苗族指着野猪身上的箭痕说:“我们的箭射在野猪这里。”最后,苗民重新得到自己的猎物。二是一位苗族拿麝香去安顺卖,买主把麝香买了,却不付钱。这位苗族又去求党居仁,党居仁出面逼着商人付了钱。然后说:“你回去好好信教读书,将来有文化,别人再不敢欺负了。”这样的好事,在苗族中一传十,十传百,信教的越来越多。但苗族去安顺信教太远,党居仁就写一封信让他们拿回云南昭通来找柏格理。1904年7月12日,还是羊街兴隆厂的张朝相、张朝书、罗旦以理、罗彼德 又捎信去找到柏格理。柏格理热情接待他们,安排了住宿,教他们教义。随后相传,苗族又成十、成百、上千涌人昭通信教读书。 1904年党居仁派苗族张雅各、张约翰来葛布,协助葛布苗寨张保罗开展传教活动。1904年底,党居仁带着陈国民、王辑三两位汉族先生第一次访问葛布。同时也访问了周围苗寨并与地主家交涉。不久就开始在葛布修建教堂。1905年四五月党居仁第二次来到葛布,一下住了五个星期,并去云南昭通与柏格理共住了四天。一起走访了滇黔交界地上的一些苗寨。那时威宁石门坎苗族已经舀筹集约八百元钱修起了石门坎教堂。.1914年党居仁再度来到葛布,这时葛布苗族已经募捐资金修了长105英尺、宽35英尺的瓦木结构的教堂,可站千人。可惜1909年教堂被烧毁。葛布教堂和石门坎教堂的建立,标志着基督教已经传入威宁苗族地区,并逐步在苗族地区传播。 苗族信仰基督教开始于党居仁,党居仁和柏格理携手共同发展基督教,但党居仁属基督教内地会,柏格理属基督教循道公会。两人在传教地域上产生分歧。1914年党居仁最后来葛布并与柏格理共商划分传教区域。最后的分界线以云南省彝良县的雨龙山到大黑山、奎香垭口至贵州威宁的雨科、陆家营、斗母兄至切冲等,东面为党居仁传教区,西面为柏格理传教区。 基督教传人苗族地区并不一帆风顺。苗族内有一直不信基督教,也有信了一段时间又退回到原始宗教的。一方面,当苗族成百上千涌人昭通信教的时候,有人趁机造谣生事,说外国人把烈性毒药给苗族投放水井,企图毒害其他民族,有说外国人和苗民图谋叛乱。于是,苗民一路遭毒打、抢掳受尽苦难。另一方面,苗民信教读书动摇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根基,他们残酷捆绑吊打苗族,拷问后投入牢狱,或掳其牲畜,或抢其粮食,或逼着离开故土,苦不堪言。威宁官府还向贵州总督禀报,其报告由云南府的英国领事转交柏格理。柏格理领着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由昭通到威宁官府,又走访各家土目领主,说明实况,沟通关系。最后,昭通、威宁都出了告示,土目领主也不再横施暴力,不久,彝族上层社会也开始信 教读书,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威宁苗族没有自己的土地,每建立一个教堂,都要向当地领主要地基,几乎所有的领主除了石门坎教堂的领主安家慷慨给予并表示附近煤可随意开采取暖外,其余各家都经许多挫折。不少去求讨地基的苗族老人都遭到打骂。但每有遭遇,柏格理都挺身而出,出面解决。使各地的教堂都按预定计划建起来了,基督教的传播日益扩大。1909年12月柏格理统计:苗民成年教会成员有3 004人,青年、少年成员699人,走读学生300人,2 000人星期天在教堂读书。正如英国塞缨尔·克拉克著,苏大龙译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所说的:基督教在苗族中的传播,“这是一个乌云和阳光的经历,苦难与祝福的经历,迫害与胜利的经历。” 从1904年底柏格理进入石门坎到1950年初张继乔(又名张安德列)离开石门坎,从1904年党居仁第一次访问葛布到1946年底澳大利亚牧师罗伟德离开赫章葛布。英、美、澳籍牧师共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近半个世纪。内地会建大松、轿顶山、鱼鳅湾、兴隆厂、以独、马拉冲6个教堂;循道公会建有石门坎、天生桥、陆家营、检角寨、罗布甲、爱华山、龙井、上海枯、木槽、大寨,马街、切冲、长海子、论河、瓜拉、牛街子16个教堂。全县苗族教堂22个。有的教堂是彝族和苗族共用,如四十五户、瓜拉教堂,就是石门坎教堂也有汉族和彝族教友参加活动。根据1951年9月1日朱焕章先生统计:石门坎、天生桥、陆家营、罗卜甲、爱华山、木槽、检角寨、大寨、马街、上海枯10个教堂统计,共有苗族男教友1 025人,女教友951人,合计1 976人。有男慕道员3 210人,女慕道员3 315人,合计6 525人。全县苗族教友和慕道员共计8 501人。以此推算全县各地22个教堂的教友和慕道员应在15 000~16 000人左右。1952年全县苗族人口为22 761人,那么苗族信教人口几乎占总人口的70%。1991年统计:全县苗族信教教徒9 280人,其中男教徒为4 727人,女教徒为4 953人,占全县苗族人口52 467人的18%。基督教传人威宁苗族地区,对苗族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都是一个冲击。从历史发展观看是个发展和进步。基督教的传人,引起苗族社会、宗教、婚姻、习俗、文化的大改革。基督教本无意发展科学,但客观上起到发展一定科学的作用。基督教与民族、政府、社会制度、政治活动都比较适应,使基督教与民族、社会和谐相处。
第三节 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 婚姻 威宁苗族的婚姻属于自由恋爱。即男女青年自由交往,谈情说爱,但要成为夫妻还得托媒人提亲,履行各种手续,实行一夫一妻制。苗族都居住偏僻山区,彼此交往不便。但苗族有其交往方法:一是宿寨房,也叫花房。当春宵良辰,明月如镜之夜,男女青年以芦笙歌舞相聚于宿寨房,谈情说爱。二是吃年饭,每年除夕之后,至正月十五之前,姑娘们便在家里或宿寨房备办美餐接待外村的小伙子,大家欢乐聚餐,表达爱情。三是耍花山,又叫“赶花场”。五月端午,在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穿着花衣、彩裙,相约赴场,男的表演芦笙技巧,或是男女对歌,选择意中人。四是“踩月亮”。在清风月明之夜,或在旷野或于房前房后男女青年吹芦笙,对歌寻找意中人。此外,遇有祭祀及喜庆活动也是男女青年交际的良辰。但同姓男女不能恋爱及结婚。当男女青年互相爱慕,情投意合时,可互送礼物纪念以表衷心。然后男方择吉日,请上媒人再找一陪伴带一瓶酒和熟鸡蛋去女方家提亲。提亲一般在古历二月初。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媒人向女方主人提亲时一进门便以歌唱道:“今年呀好时辰,花开满山坡,树上结果一串串,不是铧口不犁田,不当媒人不提亲。”然后,双方协商,如果男女青年情愿为伉俪,双方父母也同意,则男女青年要当女方主人和媒人的面各表意愿。这就算订了婚。但提亲媒人不能直接到女方父母家,必须先到寨中的一户人家,称为 “坐媒”家,再由坐媒家男主人引去女方家提亲。坐媒要点一把燃烧的火把,一进门坐媒便开口:“啊!今晚有猪腿鸡腿落到亲家堂屋里。”女方主人则答:“谢谢!谢谢!请坐,请坐!”然后大家便共商婚事。定婚后,男女双方感情不变,要准备结婚。到古历七月初,媒人又带一袋炒面和鸡蛋去女方家商定结婚日期。结婚时间一般在冬腊月的月初,不超过月中,不用月终日。女方家用单日,男方用双日。接亲时男方必须有长辈带上接亲人员去女方家接亲。接亲彩礼随时代而变化。过去需送牛、羊、猪一头加酒、炒面等,基督教传人后改为半边猪或羊一只或半边羊,加炒面、鸡一对,鸡蛋上百个,烟、粑粑等。女方也要给陪嫁品,在姑娘出嫁时送母羊、母牛、鸡,或是待女儿回门返夫家时送牲畜,让女儿去安家立业,后来这些陪嫁品减少为羊或鸡即可。结婚时不论男女方都办酒席谢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威宁苗族婚姻嫁娶过去和现在有别。过去有大娶小娶之分。即男方准备猪肉或羊肉半边,鸡、鸡蛋、炒 面等去娶亲,新娘到婆家后住三天就回娘家,由新郎送回,住一二日独自回家,新娘便住在后家。此后,须夫家有事或节日,女婿去带才回来。到大娶的时候,夫家又备办聘礼,娘家也筹备嫁妆正式接娶,新娘才长期住夫家,并担当夫家家务。信教以后便改革为一次嫁娶。结婚一个月夫妻一起回到娘家父母身边,叫回门。苗族虽是自由婚姻,但离婚却是十分严格,如果男方不要女方,男方须付给女方牛一头,羊5~7只,平分一半家产。女方不要男方,女方先付男方7~9套花衣服,并由寨老、理老在两块竹片上刻上不等刀痕及指定两个铧口眼为证,谁有反悔,须把竹片上不等的刀痕对齐,并从铧口眼里钻过。而且苗族离婚有离婚时的判事词,要由判事人用歌来判断离婚案。判离婚歌词如: 从西边来回西边去, 从东方来回东方去。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从上方来回到上方去。 像是水样流了过去, 像是清澈的水淌进来。 像一碗酒往背后倒去。 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另有心欢,男方不要女的,女方不负责赔偿男方求婚时所送的礼物;女方不要男方的,女方负责赔偿男方提亲时所送的礼物。男女结婚后,一方作风不正另与他人作欢的,经教育不改,影响极坏的,要由寨老、理老召集全寨人,让当事男女出一只羊和饭菜,让寨人吃,当众处理。这叫“洗寨”。意思是此事沾污了本寨风俗,要通过“洗寨”恢复本寨元气,以告戒后人。 家庭和社会组织 威宁苗族百年前没有土地,靠种土目家的土地谋生。没有固定产业。有的苗族农户,因生活所迫,或受土目欺诈,一夜间便带着妻子儿女逃走他乡,另寻生路。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苗族家庭是分散的小家庭。父母把孩子养大成人,结婚后便分家立户谋生。当然也有少数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龙街镇的王爱仁老师家,兄弟四五人,姊妹妯娌、老少全家几十人,吃一顿饭要两三轮。20世纪60年代大街的妥打王成兴家,也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现今威宁苗族家庭多以三代同堂为主,家庭人口5~6人,男女基本平衡。农村户口家庭居多,以农牧业为主。 苗族使用汉姓较晚,威宁苗族古歌唱道:十二姓苗族来到黔西北,但现只能数出八姓。即朱,张、王、李、韩、陶、马、杨八姓。其中,朱、潘、赵为一家,张、安为一家,王、汪为一家,杨、刘为一家,陶、吴为一家,李、罗为一家,马、苏、龙为一家。每一姓都有自己苗语的姓名:朱姓是(Hmaob dlat),张姓是(Hmaob Ndlwl),杨姓是(Hmaob Chib)、王姓是(Hmaob Dan91)、李姓是(Hlmaob Jait)、韩姓是(Hmaob Yeub)、陶姓是(Hmaob Dlub)、马姓是(Hmaob Rangs)。1905年基督教没有传人前,苗族没有学校,无人读书识字,也没有汉姓。苗族多以花草取小孩的名字。如榜娆(Bangx Raob),苗语榜是花,娆是菜。意思是菜花姑娘,这就是她的名字。那么,榜绕伟(Bangx Raob Vaif)菜花姑娘的父亲也就是这姑娘的父亲的名字。如果生的是男孩,大的取名为“猫”,“大哥”的意思,“猫年”,(Maod Nief)年是母亲,即大儿子的母亲就是母亲名字。1903年郎岱兰龙桥苗族去安顺遇到党居仁。因没有名字,所以李姓的名取名为李马太。葛布张姓去了,就取名张保罗。从威宁羊街的兴隆厂去的四位苗族,一位是张朝相,是父母把他拜寄汉族,名字是由汉族取的,张朝书与张朝相因是兄弟关系顺便请汉族取名,另外两个罗旦以理、罗彼得也没有名字,信了教才取的宗教名字。后来石门坎苗族杨雅各去昭通找到柏格理,取名为雅各。后来,信教的就取宗教名字,读书的学生即取学名,如张武、王道元等,信教的就取张马可、朱彼得等,以后凡是送孩子去学校读书,首先要老师先取一个名字。没有入学前,只有小名,没有学名,入学后开始有自己的名字。随着文化的提高,苗族才在入学读书前有自己的姓名。 威宁苗族分散居住在各民族之中,形成民族杂居区。因此,苗族村寨没有特殊的社会组织。苗族进入威宁后有的自然村寨是以某一姓氏家庭为主形成的。有的自然村寨是以多姓氏家庭散居,有少数自然村寨是与汉族或彝族同居。在苗族村寨,到民国年间还留有“色巴”组织。也称六色、六巴制。苗语称为以色、以巴,“以”苗语为Yil,即家或户,就是色家和巴家。“色”为正职,“巴”为副职。他的职权是在祭祀时主持祭祀,或协助主持祭祀。如苗族祭祀山神时,以巫占卜,“色”领群众主祭,“巴”当助手祭祀。其次六色、六巴制又是在土司制度中,土司利用来管理苗族社会的行政组织。“色巴”负责带领苗族向土司交租、纳税、服劳役、拜年、庆典、吊丧。“六色”负责对外事务,“六巴”负责内务,如有战乱发生也由“色巴”组织应对,“六色”对外交战,“六巴”负责治理内务,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解放前夕。“色巴”也享有一分权利,土司给“色巴”一分土地。所以在苗寨中“色巴”都是寨中比较富裕的人家。 苗族村寨除六色六巴制以外,还有理老寨老制。苗族古歌中经常唱到“理戛老”或“阿里阿老”。理老是氏族组织。由年长、有威望的长辈充当,以后演变为由大房长子充任。对家族内部的家庭、婚姻、土地及各种纠纷的调解处理,或家庭内部与外宗教纠纷事项的协调和处理。寨老是由一寨之中主持公道,能说会道,威望高的老人充任,它不是选举产生,是自然形成。是一种自然的、公认的领袖人物,负责村寨有关纠纷事务调解。本寨与外村寨之间的纠纷也由理老、寨老联合、协调处理。这种自然领袖可以是一个寨的,可以是一个地方范围,或是一个民族的族长或领袖人物,从20世纪30~40年代,苗族以石门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自然领袖人物就是朱焕章先生,他的职务是石门坎中学校长,但他的作用及影响远比校长高和广泛。他的作用及影响也超出威宁而远及整个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所居住的范围。这不仅因为朱先生有学识,而且因为他正直、公道,有极强烈的民族精神,能无私地为民族服务,在苗族内部中的作用和影响都很广泛和深远。
第四节 风俗习惯 苗族作为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她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的习俗,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文明礼貌、诚实守信等。比如对宇宙现象的看法,汉族对太阳和月亮的看法,日为阳,月亮为阴。如果以男女来比喻,太阳为男,月亮为女。苗族恰相反,太阳为阴,月亮为阳。以人来比喻,古歌中常把太阳作姑娘,月亮作小伙。对事物排列顺序看汉族习惯讲父母、爷爷奶奶、兄妹、哥嫂,苗族习惯称呼是母父、奶奶爷爷、妹兄、嫂哥。 苗族男女青年交往除谈情说爱外,在百年前还有宿寨房(也叫花房)、踩月亮、吃年饭、赶花山等一些社交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青年男女交往,尽情欢乐,建立友情。宿寨房、踩月亮只限于未婚男女,已婚者若参与要遭到谴责。结婚时,如果有两家或多家接亲队伍于途中相遇,必须由双方的新娘互相交换礼物,然后各赶前程。途中遇有抬死人意味着好运。结婚时两家途中相遇,预示不吉利,所以要互相交换礼物,以示吉祥。苗族的伦理道德上有自己的习惯,尊老爱幼、主客相敬、男女平等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苗族又有自己独特做法。苗族的歌无处不用,用歌来记叙历史、以歌提亲、以歌敬老、以歌作离婚判词、以歌作为男女交往、建立友情的方式、以歌表示对老人的敬意、也以歌表达人生的冷暖。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一起要唱敬老歌,摘抄一首敬老歌的几旬于后:“有老辈子在真好,有老辈子让人心宽,像罗汉松长山岭,让年轻人好乘凉,晴天太阳晒不着,雨天雨也淋不着。”谚语里的尊老敬老也不少,如:“吃菌子不忘老树桩,过日子牢记父母恩。”对人要诚恳,为人要正直。谚语里说:“一个骨头不能哄几只狗。”苗族也用讲故事的形式以尊敬老人。一个故事说,有一家三代人,爷爷年纪大了,又不能劳动,儿子便用背箩背着父亲准备把他丢在岩洞里,去时孙子也随着去了。当到了岩洞时,儿子将人和背箩都丢在岩洞里头,孙子便说:“爸爸,你怎么不把背箩拿回去呀!”儿子说:“你爷爷我都不要了,还要背箩干什么?”小孙子说:“你不拿回去,以后我用什么背你来丢在这里呀?”父亲听了,想了想,又把老爷爷背回来了。苗族的芦笙曲中也有敬老调:词的大意是当发生战争时,战士出去打仗,老年人在家等待消息,当战士回来的时候,老人劝他们休息,战士不但不休息,还为老人们吹敬老歌,并向老人汇报战争消息。在家庭里父亲是一家之主,人人要尊敬。苗族过去媳妇不坐老公公的凳子,媳妇不上楼。在家庭里鸡头只能是老的吃。在主客之间,鸡头又只能是客的长者吃。在办酒接亲时,以舅父为最大,有些地方舅父不到场不能开饭。结婚时,男方的妹子要组织寨上几位姑娘,背炒面到离寨二三里去迎接嫂子。新郎的母亲一定在家迎接新娘。新娘要把娘家带来的鸡蛋或糖恭恭敬敬递给男方母亲。在家里所有家庭成员不能随地吐痰,不随意在屋内擤鼻涕。如客人在屋里坐着,主人不从客人面前走过,非走不可时,主人先说:对不起,我从你们面前过。人在途中行,老人和小孩同行,老人让小孩在前面走;中年和老年人同行,中年人让老年人走在前面。当苗族小伙子串寨时,到了某寨吹笛子三次,唱歌三次,吹木叶三次,姑娘不出来对唱,则认为不受欢迎,各自离去。逢年过节,某家人杀猪,必请全寨人同吃,说请大家来庆贺他家杀猪。当然这些风俗习惯随社会发展有些在改变当中。苗族社会是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大家团结,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过去苗族社会没有盗窃、乞丐。
第五节 文学艺术 文学 威宁苗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资料。以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为主体。诗歌、故事、谚语、格言、古词、说唱文学等都很丰富。但文人文学可以说还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诗歌主要是创世史诗、战争迁徙的英雄史诗、生产劳动歌、苦歌、反歌、情歌、童谣等。这些歌谣各自有其特色。如创世史诗《创造天地万物歌》中太阳神名为爷觉郎努造出平坦光滑如簸箕底的天空,把金石钉在天空闪烁发光,“让云彩在空中飘飘荡荡,让鹰鹞自由飞翔。他造出圆圆的日月高空转,造出星辰环行各有道,造出天空的风云飘飘飞,造出江河水奔流,造出山冈岩石相对笑,造出田野平地让人居住。”在苗族战争迁徙中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战争场面。在《格武爷老格诺爷老》歌中描绘沙部族造得七十只木船和七十双木筏,扎了许多草人和草马,又造了许多冲天炮,他们的军队千千万万,来势凶猛如撒开来的荞糠,而苗部落: 率了兵出了城, 三千六百个骑士, 七千四百名步兵, 一千多名将领。 一万名士兵。 队伍浩浩荡荡, 战马威风凛凛。 骑兵在山岭比武, 马蹄得得成双走, 战马整齐又威武。 军马脚步声如瀑布, 战马奔跑快如飞, 跑到岭边速回转。 。 兵马排满三大平原, 人马隐蔽在九条江边t 靶子布满直米力三大坝。 掩体设在七条河边。 他们日夜操练。 他们日夜防守。 战争准备已如此,其场面可想而知。 苗族诗歌以情歌为最有特色。真挚的情感、丰富的词汇全运用于情歌之中。如情歌中有“不用收拾就窈窕,不需打扮就美丽”、“我的情郎像鸡蛋在鸡窝里,手拿不着鸡蛋有什么办法”、“我的情郎抱着九十九本书别着九十九只笔”等等。下面是威宁龙街镇大寨王秀花唱的一首《仡佬河隔断情侣》的情歌: 情郎呀情郎; 现在你认为我配不上你, 有一天你想我时就像拖洛河水, 流了三转转过三道弯。 流去与宽宽的仡佬河相会, 流去与深深的仡佬河相融。 人们说仡佬呀隔情侣, 这宽宽的仡佬河水呀, 如此深深的仡佬河。 真把我们情侣隔开了。 短短几句诗,勾画出一条宽宽的河流,把两个情意深深的情侣阻隔了。苗族诗歌韵律自由。因为是叙事诗,字无定数,押韵比较自由,有的诗不韵字而韵句,诗的表现手法一般用记叙、夸张、比喻、排比的手法,除诗歌外还有故事、传说、童谣、格言、谚语、谜语等。丰富的民间文学,已经被文学爱好者所注意。从20世纪50年代就有韩绍纲搜集整理苗族民间故事《百鸟衣》刊登于云南《边疆文艺》。也有其他人整理发表于威宁《草海》等刊物。威宁苗族民间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韩绍纲、王建国、李碧生等作过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并汇集出版过。20世纪80年代,由杨忠德、张斐然、朱晓光等几位老同志搜集整理并用老苗文刻印了一套《苗族古歌与古习俗》。90年代末,由苗青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第二册共收集62首(篇)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古歌、习俗、故事。由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兄弟和胡汉云先生收集整理的《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民俗选》共160多首、800多页,是至今数量多、内容最广的苗族文学资料。 艺术 苗族的艺术主要是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等。苗族代表乐器是芦笙,芦笙曲是苗族音乐的标志。威宁苗族经历过古代和近代的屡屡战争,在战争中虽然也有胜绩,但苗族总是战败而迁徙,寻找生存的条件,繁衍后代。因此,表现在芦笙曲和古歌调都显得悲壮而低沉。只有苗族情歌、飞歌调显得高昂、欢快、悠扬、婉转,词也特别富有生活气息和艺术魅力。苗族音乐中很少用4和7调。除芦笙外,箫、笛、口弦也各具特色。1905年基督教传人苗族地区,苗族开始接受西方音乐,主要是赞美诗。同时苗族也开始接触汉族乐曲。到20世纪40~50年代苗族音乐已经发展到相当普及的阶段。除教堂音乐外,许多汉文歌曲传入苗乡,特别是抗日期间许多抗战歌曲或原文传入苗乡,或译为苗文传唱于苗乡,如《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都在苗乡广为传唱。苗族知识分子还创作了不少抓兵派款、被迫迁徙、母亲送儿上前线、姐妹送兄弟上战场的歌。这方面要以石门坎的李正明先生创作的歌最多而广为传颂。2000年由杨忠信、杨亚东主编,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歌曲选编》共收集了192首近百年流传苗族民间的歌曲及翻译歌曲。苗族的蜡染、挑花、刺绣、织锦在苗族内部算是丰富多彩的。 威宁苗族音乐和芦笙表演几十年来都有较好成绩。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主任梁聚伍、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汉先来石门坎巡视。专从马踏请来苗族芦笙队表演,吹笙倒立于升、吹笙顺逆爬楼梯,其动作惊险。威宁龙河和兔街姓朱、姓王的两位老芦笙手曾在北京、贵阳等地表演。2003年威宁马踏苗族芦笙队在贵阳市参加表演赛获三等奖。1982年威宁苗族姑娘杨世敏参加全国部分省区少数民族青年独唱演员调演,获二等奖,这是威宁苗族第一位上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演唱比赛的演员。2005年7月威宁玉龙苗族姑娘王郢鑫又参加黄果树“多彩贵州”歌唱比赛,获得优秀奖。20世纪70~80年代威宁龙街镇大寨村民组、新华乡爱华村民组、云炉乡水塘村民组几个农民美术作品分别参加过省、地、县农民画展,其中龙街镇大寨村民组青年农民韩庆龙于1975年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农民画展。
第六节 语言文字 语言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威宁苗族至今每个村寨仍然用苗语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在外讲汉语,在家讲苗语。在和彝族杂居的地方,苗族除了讲苗语外,会讲彝语,在苗语中夹杂着部分彝语,例如:fangd njil撮箕、shaob tool麦子、shit shid燕麦、shib tob毡子、taok lyul捶草棒等。随着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苗语中借用了部分汉语。 文字 苗族究竟有无文字,历史书没有记载。只是在苗族古歌中有两首提到苗族先民会读、会写、会画。有一首关于古人测天量地的歌,男主角的名字叫高度查地敖,女主角名字叫列地娥彩韶,歌中说:“高度查地敖手巧善书,写得一本字迹清晰的书背着。”另一首歌的女主人名字叫娥赞。她十分漂亮,乃至她男人不愿离开她而下地耕耘,只好天天守住她。于是娥赞便拿了三块写字板写上世界万物的名称,又画了她自己的两张美丽的像,叫男的拿去挂在地的两头,让她男人在犁地时来回都看到娥赞,但传说中的文字至今尚未发现。1905年英国基督教士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传教办学校,因传教需要才与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与苗族老前辈张武、张约翰、杨雅各、王道元等创制了一套苗文,被称为波拉德苗文,或称为石门坎苗文,在50年代新苗文产生之后,把这套苗文称为老苗文。这套老苗文的声母又叫大字母,韵母叫小字母。声母中:“’”表示送气,用“C”表示鼻音声母。其声母情况如下: (此处手书苗文,略) 由于文字局限性,这套文字有的字母可读两个音,如C既读n又读nr,“[”可读zh,也可读j。 韵母: (此处手书苗文,略) 除21个苗文韵母外,另有一些韵母是用来拼写汉文的。 这套苗文有四个声调,以韵母位置的不同辨别声调。这套苗文除用印刷《圣经》的《新约全书》、《赞美诗》、《颂主圣诗》外也用于民间书信来往、记账、记事。苗族老先生杨芝、王明基、杨荣新等用这套文字记录苗族古歌、故事、民俗、情歌、祀词等。也用这种文字创作歌曲和翻译一些抗日歌曲。到20世纪末,英国人张继乔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制作了一整套石门坎苗文《英苗词典》的计算机软件,为老苗文步人现代信息时代打下基础,增添了光彩。另外据重庆三峡学院东人达教授所著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介绍:解放前曾在昭通、威宁从事过教育事业的张绍乔、张继乔回英国后,50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苗学研究。在南汉普顿大学的支持下,终于将计算机老苗文打字软件开发成功,并运用这套系统,把杨芝、王明基、陶自改、杨荣新、张明等苗族学者搜集的苗族古歌160余首,整理后打印成集。又把苗文、英文对照本《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选》于2001年在因特网上公诸于世。《新约全书》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珍藏有51种译本,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共10种,其中有1905年在成都出版的老苗文《赞美诗》等,还有1917年在日本印刷的老苗文译本《新约全书》。这套老苗文在解放前得到普遍运用,许多苗族妇女和农村青年都能读、能写。 1956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革,把老苗文改革成拉丁字母文字。这套苗文的声母55个,如下: b p nb np m hm f v w z c nz nc s r d t nd nt dl tl ndl ntl n hn l hl dr tr ndr ntr zh ch nzh nch nr sh j q nj nq x y g k ngg nk ng hng hx gh kh ngh nkh h。 韵母21个,如下: a o u i ia io iu e w ua ai ao eu yu ang ie iw iai iao ieu iang。 新苗文共8个声调,用b x d l t s k f字母来表示。 新文字创制后,威宁苗族干部知识分子运用这套文字编写和印刷了苗文《看图识字》、苗文课本一至四册、苗文课外读物3册。出版了《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二)、《苗族歌曲选编》和《西部苗族古歌》。
第七节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解放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威宁苗族处于半农、半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需在集市上购买盐及生产的铁制工具外,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自己生产。自己生产粮食,自己纺麻线织布缝衣裤,自己编草鞋。油肉靠自己饲养牲畜。苗族喜欢喂养牲畜,总设法让自己家里牛肥马壮、肥牛不舍犁、壮马不舍骑,主要是养来观赏。在龙街天生桥河谷两岸的苗族有的养山羊绵羊多达百只,牛马十多头(匹)。两三头牛,十多只羊的家庭为一般家庭。现在由于自然生态已遭破坏,草场被开垦种粮,粮食的收入比当年增多。牛、马、猪、羊、鸡的数量不如当年。到20世纪40年代,苗族开始有了简单的铁匠、铜匠,主要是制造锄头、刀斧等工具,铜匠主要制作苗族芦笙零件。木工方面如做桶、盆、桌、凳、棺材等,除自用外,也拿部分到集市出卖。有的人从石门坎买鸡、鸡蛋或猪、羊到昭通转卖。石门坎毕业的学生在昆明打工的不下30人,1936年吴性纯医生去云南昭通福滇医院工作,先后带一批苗族人昭通城求职。1936年从威宁的天生桥、木槽带朱正明、王德崇去昭通学缝纫,以后又有朱明祥去昭通学缝纫。1935年天生桥的杨清明、杨清文兄弟由昭通去昆明正义路永康商店学做糕点,以后回昭通生产糕点,因质量较好成本高,难以打开销路,故没有继续生产。1935年朱明清、朱爱才去昭通学织布。1935年王会然去昭通为吴医生卖药;朱明荣从石门坎去昭通帮吴医生办煤厂。1943年汪建春从石门坎去昭通福滇医院养牛,以后他在昭通开小旅社。还有几家在昭通推豆腐卖。在威宁,1935年王德春毕业于贵阳国立师范学校后来威宁县文教科任县督学;抗战胜利前后张德全来县党部任参议员;王锦函在县民政科任科员;大街乡人张德智也在威宁县城谋职,彝良人杨旭光在威宁教堂任医生。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苗族社会从单一农业自给自足经济,开始走向多种职业的教育、医药、手工业、商贸服务和进入政界活动的多种经济社会模式。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从整体来看目前苗族仍旧处于自给自足的农牧业自然经济。苗族自身还没有自己的工业经济。以商业为生的苗族人口极少,以教育、医药及其他行业为生的苗族占苗族总人口比例也不高,以行政、政府官员为职业领取公薪的人员在苗族的人口比例也不高。所以,从整体来看苗族经济社会还停留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经济社会,还没有跨入手工业和现代工业化经济社会。不过,从总体趋势看,苗族经济社会正在由比较落后的自然经济走向多种经济成分,以经济与科技相协调的现代化经济发展。
第八节 干部的成长 基督教传人之前,威宁苗族没有文字,没有政治地位,社会处境艰难,没有行政官员,没有教师,没有医生,没有军官,最多就是给当地土目家管事,实际就是个管家务的人。1905年在石门坎建立教会和学校,苗族开始读书识字,为苗族走上政治舞台、走上科技领域、走进工业化道路打下了基础。苗族开始读书不久,初步有了自己的读书人。有一位苗族老先生给柏格理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先生!我们苗族是否可以做官了?”柏格理说:“你们苗族现在还不能做官,要50年后你们才能当官。”经过信教读书10年之后,苗族开始有自己的传道员和小学教师,从信教读书后24年,威宁苗族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过30年后产生了苗族自己的教育学士朱焕章。再过37年苗族有了成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汉先,1955年提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1959年任贵州大学副校长,60年代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6月威宁苗族第二位医学博士张超伦就任贵州省卫生厅厅长,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时,由昆明天南中学高中毕业的朱佳仁担任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继后有张本仁等16位同志担任过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人大正副主任、政协正副主席等职务。有朱正荣等担任过或正在担任县直各科局正副局长(含中学正副校长)。1949年苗族乡镇干部16人,1956年104人,1976年115人,1980年120人,1990年125人,1996年260人。县直机关各部门的苗族干部情况:1949年9人,1956年55人,1976年90人,1980年89人,1990年162人,1996年128人。1983年苗族干部文化结构是:女干部3j人,大学24人,中专67人,高中37人。据近年不完全的统计,在290多名教师、医生、畜牧、林业、水电、地质、行政、军界(警察)的调查中,有专科文化76人,本科文化40多人,中级职称60多人。研究生1人,副研究员1人。高级职称17人,上校军衔(副师级)1人。 习俗篇 第一节 解放前的生存环境 由于历史原因,威宁苗族居住分散,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于威宁境内。社会生产力根本谈不上有水平、有发展,一直处于求生存、保安定的环境。威宁苗族居住环境系凉山、半凉山地带。新中国成立前,威宁苗族则是“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多为农奴。全县没有一户苗族地主,经济形态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苗族基本为八大土目所统治。苗族在土目的领地上耕作,向土目交纳地租,以“畜禽”交租的,称为“猪租”、“牛租”、“羊租”、“鸡租”;以“谷物”交租的,称为“谷租”等。最残酷的是“人租”,凡土目选上的男女,终身为奴隶。《清世宗实录》里记载:“取其牛马,夺取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凡土目家所需的燃料及丧葬、嫁娶等用费由佃农分担。若违命不交租者,就遭种种酷刑。即“猴子搬桩”、“五马分尸”、“站水牢”、“割脚筋”、“挖眼睛”等等。统治者横行霸道、抓兵派款,苗族深受压迫,苦难重重,可谓水深火热。 威宁苗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通过种植和收割庄稼以及驯养家禽、牲畜来维持生活。根据地理自然条件,在旱地中生产杂粮、蔬菜。一般来说,生产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生产什么,长期以来,过着自耕自给自足生活。居住丘陵地带的苗族,主食以包谷、洋芋为主。居住凉山和半凉山地区的,以洋芋、包谷、小麦、荞子、小米等为主食。肉类有自养的家畜、家禽等。蔬菜有豆类、瓜类、菜类、辣椒等,苗家有句口头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尤其喜食酸、辣。苗家也喜欢饮酒,特别是生产干活累了喝上两口,舒筋活血,消除疲劳。红白喜事用以应筹待客。 新中国成立前,威宁苗族居住的房屋十分简陋。有穴居野外,架木棚居住的。因贫困无力建房,住山洞生活的也有。苗族居住分散,自然条件不同,经济悬殊,差异很大。西北部苗族多住土墙房、石板房、权权房、松毛房等,西南部苗族除此类住房外,还修建栏木房和木柱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苗族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交通沿线经济发达地区,过去的土木结构房已被砖木结构、钢筋水泥结构所取代,新楼房、新瓦房、四合院,在苗寨都可见到。
第二节 居住、饮食、服饰 居住 南宋时期,苗族迁居骚诺即乌撒地区时,威宁人烟稀少,荒山遍野。史歌《爷觉力韬》传叙,苗族先民在“阿直垛纳鲁”即盐仓最高峰区域,开荒拓土,耕种土地。这里气候严寒,故迁“利比超”峡谷,即今辅处河边,进行伐木,刀耕火种,赶山耕作。后来,散居到西南,即今兴隆河、牛吃水两岸伐木垦荒种地。元代时,因元统治者对西南用兵,苗族逐渐迁居拖落河、牛棚子、黑土河、观风海、黑石头、么站等地。那时,威宁实行土司制,土地全为土司占有,苗族成为土司佃民。 苗族认为房宅基地的好坏,涉及人丁.、六畜能否繁衍,生活能否平安如意。故建房时要择宅基,取向阳的地方建筑。在择定地点掘一小洞放上三颗粮种,摆成三角形,盖上石板,次日查看粮种在否有无发芽迹象。若粮种在并有发芽迹象,即为吉。或把烟点着,吸烟吐入洞内,看烟雾是否沉于洞内,以沉为佳。破土施工,一般择冬、春两季雨水少的月初,时辰用本人属相或牛、虎、兔、龙、马中之一日,这些属相是苗族惯用的吉日,认为它能承受地壳的冲击和外界的压力,起驱邪镇房作用。古歌记载,苗族先民在“招窝照”时,是住阿窝志岛(树尖搭棚),住在“长利慕”时已有“干株千瓦”(高楼瓦房)。苗族建房的发展从简易到复杂,从“千居旅”(茅棚)到“干义浪”(横木垒房),“干阿杖”(树权立房),“干阿逗”(土墙房),“干自”(砂墙房),“干兜”(立柱房)。苗族迁入威宁后,早期住的就是横木垒房和树权立房,到了中期横木垒房作关牲畜外,人住土墙房,后期就住砂墙房,后者以大街乡和龙街镇等苗族村寨较普遍。住柱子房最早的是龙街镇中寨队的韩家老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20世纪80年代,立柱房以黑石头区的苗族村寨较普遍,以盖瓦房居多。苗族早、中期的房屋结构有其独自的特点,房屋少封尖,门从侧面开,窗子少而成三角形,俗称“猫儿洞”,屋内隔间,人畜分居,均为草盖。因草房容易失火,故屋舍较为分散。20 世纪50年代后,住房有了改善,渐兴砂木结构房,上盖瓦,门从正中开,留长方形窗,室内家具摆设也逐渐多样。畜舍另建,人畜分居。 饮食 苗族饮食,吃、喝及调味均有其特色。古式为汤菜合一.不上桌,不用筷,以团簸盛饭,以小砂锅或木钵盛汤菜,放在地上,每人一个小木勺围坐进食。新式吃法,以饭菜热吃为主,少有凉料。野外吃,是以带生粮或带熟食品为主,吃时,以烧吃和冷吃为多。外出吃以带干粮,如粑粑、炒面等,故有干吃和凉水拌吃两种。饮料除白酒外,还有甜酒、炒面拌开水或凉水,饮茶较少。饮食调味以淡、咸、酸、辣为主,甜食较少。苗族饮食,因受经济条件和地域制约,故在数量和质量上,重数量,不讲究质量。5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条件改善,饮食由过去的汤菜合一,饭菜凳地、酒不上桌,逐步改变为饮食多样,汤菜分开,饭菜、酒齐上饭桌,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生活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 服饰 苗族服饰别具一格,不论男女服装,用料均以自产为主。服饰中,衣服、裙子、头饰、裹腿比较讲究。 威宁苗族的衣服分为盛装、便装二类。花衣服是苗族喜庆节日的盛装,由披肩、吊旗、袖子、内衬、肩带、腰带六个部分组成。衣料颜色以红、白、青色为主,颜色男女皆同。披肩分左右两块,图案一致。一块披肩由两块披底和一块披面组成,披面在两块披底之间。织披肩按坐标原理,采用针线挑织而成,分三角、五角、七角作起边挑织。披肩的披底图案由无数个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形,按对等角的原理,有规则地排列组合。披肩的图案有三种:一为“噜咂自”,即虎掌花;二为“噜啷把”,即孔雀花;三为“噜阿昂散”,即蕨草花。这三种图案的花衣服分别象征远古时期苗族部落首领格炎爷老、格蚩爷老、戛骚卯比的战袍。披肩的图案象征着苗族故居平原宽广,田园连片的美好河山。背心上的吊旗,表示盾牌,又表示军旗,上端白色为旗套,下端五色吊须表示旗须。袖子为挑织的长桶花袖,袖端接白麻布。内衬为白麻布制成,男子内衬后块连缀在一起,前块分开,均长齐小腿部位。妇女的内衬较短,长齐臀部,肩带用红色、白色、蓝色、青色、绿色等线织成,横跨前胸,以示军衔。 腰带用白麻布缝制,呈筒形。男女花衣服披肩的图案花纹均同。旧时,制作花衣服的原料均为麻线和羊毛线。现已大量采用棉线、漂白布和色泽鲜艳的毛线。在挑织图案时,手巧的妇女把披面的三种不同图案交织在一起,使花衣服更加艳丽多彩,鲜艳夺目。 便装用白麻布缝制,为无领无扣对襟衣。男性便衣有长短之分,女性便衣均为短衣。袖为青色棉布,袖口小配袖带,连衣领口。便衣是平时生产生活常用的服装。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的苗族花衣服为有领无扣对襟衣,由披肩和内衬两部分组成。披肩一般长一尺五,宽一尺,制作以针线挑织为主,加刺绣缝制。色调以黑色和红色为主,间有白色。披肩的花纹图案,以袖边起分为袖边、小条、大条。靠小条和大条的里面设有两种对称的花纹图案。一为“戳该嘟”即鸡脚花,二为“努宫戳以”即为星宿花。内衬用白麻线织成,男式衬面前分成两联,长齐膝部,后面连缀在一起,长齐小肚腿。腰带用白麻布缝成。花衣主要作喜庆节日之用,也可作平时穿。花衣除去披肩,可作便衣穿用。女式花纹与上均同,内衬较短,前齐小肚,后齐臀部。 其次,礼服是苗族现代服饰中最精致、最华丽的一种。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处于穷困环境,制作用料粗糙,工艺简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苗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礼服更为精致,其式样与盛装一致,其用料改用白棉线打底,继用青、红色毛线挑织,再用各色金线、多色绸带、多色彩须、小铜铃、银珠子、玉磷片等精绣饰,质量有所提高,因而色丽美观,款式大方。一件礼服从挑织,精绣,全为手工生产,需时数月方毕。而在工艺美术,民族特技上,为民族服饰传统艺术特色之集中体现。证实苗族妇女具有聪明智慧,心灵手巧之本能。 裙子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妇女的裙子分为六个式样:一为“滇咪”,即漂白布花裙;二为“滇浪”,即麻布花裙;三为“滇闹”,即麻布花格裙;四是“滇带”,即麻布靛染花格裙;五为“滇桑”,即麻布靛染裙;六为“滇娄”,即白麻布裙。 这六种裙子,以漂白布花裙最为精致,一条裙子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分称“史滇”,即裙基,为白色,由七或九根白线连缀,使裙基呈皱褶形。中部称“基滇”,即裙腰,以白色为主调,裙腰的上端由0.5寸宽的青蓝块,三根青蓝线条和0.2寸宽的青红相间的布条组成,围绕裙子一周。裙腰上端用三根线连缀,使之呈皱褶状。裙腰的中下段由三根或四根菱形花纹相连的线条,呈田块图案,分别围绕裙腰一周,其间有稀疏的长约5寸、宽0.2寸的青红相问的布条。下部分称“兑滇”,即裙脚由三根青蓝线条和两根青红布条以及众多的小三角形组成。漂白布花裙多作节日盛装穿用。其他裙子作为平时生产生活中穿用。现在,部分青、少年女上装已着现代时装,下装仍着裙子,以示苗族标志,同时也体现生活有了提高。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苗族妇女的裙子,由上中下三节组成。上节为“兑滇”,即裙基,颜色为青色;中节为“阿基滇”,即裙腰,裙腰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青色,下节为“兑滇”即裙脚,颜色为青色。上节裙幅宽为5寸,中节裙幅宽为1尺,下节裙幅宽为5寸,三节裙连缀在一起,幅裙身长约2丈5尺,打皱褶无数,使之成为褶裙,宽为两尺。制作时,可视其身材加减尺寸。以上三节裙为老年人和婚后已生育的妇女穿用。未婚少女和已婚但未生育者只穿上下两节裙。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头饰分古饰和新饰。古男饰有军饰和民饰两种,军饰头戴冠,冠顶插花雉尾。以民饰而论,部分帽饰自远古至清朝前后之饰。帽饰又分男式和女式。此帽上部尖凸,下部扁圆,围边卷曲,以毛料为最佳。有的以麦秆精织而成,边缘镶绣花纹,并用紫红铜片、银珠子作饰。铜片上吊有珠宝、银器及彩须。男饰标志作为阅兵、战时之用。女式与男式基本相同,作为昔日结婚嫁女办喜事时之用。这是滇东北次方言区苗族之“礼帽”。可此帽经几度迁徙,随历史变迁,现基本失传,只有七八十岁老人见过。今之帽饰除少量的羊毛毡帽外,与汉族相同。现今男性戴帽子较多,女性戴帽子较少。 发饰即分男式、女式,已婚、未婚几种。远古时,男饰为长髻扎独辫,或左耳上方的头发扎独尖髻;独辫或独尖髻绕彩色花线及插发梳者为未婚,非插发梳者为已婚。女式为长发扎双辫,或于双耳上方扎两尖髻,仍缠彩色花线及插发梳者为未婚;留长发并于独尖髻,又无彩色花线缠者为已婚。未婚男女发式之共同点是无论辫、髻都加青色毛线作饰,留刘海。传说,妇女已婚发饰于迁徙期有尖髻、圆髻之分。尖髻曾用作藏五谷良种以便随迁转移;而圆髻用为戴金银珠宝。上述男女发饰约延至1903年基督教传人后才发生变化。其原因之一是与生产不适应;之二是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后受到一定影响,通过与洋教士接触,目睹外界事物,认为长发、扎尖髻,不仅对当时生产无利,而对发饰卫生,装饰美观,以及参加教 区文体活动妨碍极大;之三是宗教传人,苗族不仅接触西方文化,而对汉族文化也有所接触,启发教区苗族思想开化;之四是受到外界影响,教区苗族初步掌握西、汉文化,教区赴南京、成都、昆明、贵阳、昭通等地求学之苗族青年学生渐多。至此,威宁苗族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了解社会发展,倡导改革。基于上述原因,须变长发为短发,男婚否,必剪为学生头或青年头饰;女饰变长发为短发,仍留长发者,必辫双辫或将长发头顶环扎大圆髻,加缠五花十色花线作饰,苗语即称“Yul lit faot”。除此之外,近有二饰,即一,将长发于两耳上方各扎一个圆形;二,将长发于后脑扎一个扁圆形。并于饰缝中以竹签或粗铜丝以及刺猬签加固,同时,又于发边加夹针。至今可见到极少数人的旧发饰原状。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的苗族头饰以女性较突出。老年妇女在发里加青色毛线,将其盘于头顶,扭成一股,按顺时针方向挽成圆形发髻。少女和婚后未生育者,在头发里加黄、红毛线,将其收至后颈成两股,一左一右顶着耳朵上方围头对挽成髻。老年男饰剪为平头,年轻的剪为青年头,老少均不包包头,节日活动时老中年人戴插有雉尾的帽子。 滇东北次方言区苗族的裹腿男女有别。男裹腿用黑色羊毛毡袜,又称桶毡袜,下缘连有白色羊毛扎带,带尾端连着花带,以便裹扎。女裹腿有古饰和新饰,古饰裹腿约长I丈、宽4寸,由青、自、红三色布条组成,上条为青色,中条为白色,下条为红色。所饰的裹腿长、宽均与古饰相同,仅由青白二色布条组成,上条为青色,下条为白色。新老裹腿尾端均有花带相连,以便裹扎。古饰进入20世纪后,逐渐被新饰代替,现在打的不多,仅在节日时有部分青年少女使用。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苗族不打裹腿,男女老少均用羊毛桶毡袜。 鞋袜,几度迁徙,已经失传。传说、古歌叙载不多。鞋饰,流传下来的多见青藤、构皮、茅草、岩山草、猪鬃坐席草等编制而成。袜饰至今无从论述。
第三节 恋爱婚姻习俗 威宁苗族婚姻,从古至今,实行的是自由婚姻,均为一夫一妻制,同一苗姓不通婚,姨妈姊妹不能开亲,过去不同外族人开亲,并遵循着一定的古老程序和婚姻礼仪。一般要经过自由恋爱建立感情,请媒人求婚确定姻缘,择定吉日,举行婚礼,最后完婚成家立业。 一、恋爱阶段:未婚之前,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方式和场合有三种;一是正月初一至十五吃年饭,坐花房;二是踩月亮;三是花场相会对歌。 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是男女青年进行社交活动、吃年饭、坐花房,寻求意中人的时间。从正月初一开始,未婚男青年邀约在一起,走村串寨吃年饭,寻求女友。姑娘们则在寨子边设好花房,迎接青年小伙们的到来。小伙们来到村寨周围,吹木叶、箫笛、口琴试探女方的心思,笛、叶、VI琴声回荡悠扬,姑娘听到后走出花房,观看小伙。他们双方各站一边,姑娘们首先解下自己的腰带来甩,甩带方向往姑娘里(左)面的,表示没有男朋友,甩带方向往外(右)的,表示已有男朋友了,请另走一方。 如果小伙子们受欢迎,姑娘们把小伙们迎进花房里,进行对歌,来回多次比过高低,试探对方心思,才能正是吐露真情,有意的留下来吃年饭,进一步互相了解,谈情说爱,建立感情,互赠礼物为凭。 踩月亮是每月正值皓月当空,未婚青年小伙们借助月光,游村串寨,寻找恋人,谈情说爱,建立感情,确定姻缘。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威宁苗族古老的传统节日花山节,花场之夜是男女青年相会谈情说爱的好时光,花场之夜男女青年对歌订姻缘。 通过上述三种形式,男女青年互相认识,建立感情,互赠礼物为凭,初步确定了婚姻关系。随后,男方聘请媒人到女方家正式提亲,进一步确定婚姻。提亲时,媒人要唱提亲歌。 媒人到女方家去,试探女方父母对这门亲事是否愿意,如若同意,才进门说亲确定婚姻关系。 二、举行婚礼:通过媒人提亲,双方长辈认定,确立婚姻关系后,双方择定吉日,举行婚礼。 举行婚礼时间一般选择冬腊月的初一至十五。男方家备好一切礼品,即鸡两对,蛋150~300个,粑粑两个,猪肉半边或全部,炒面、酒,按择定吉日背去女方家作聘礼接亲。当天待全部客人吃完晚饭后,女方家当晚将聘礼分给众客人享用,基本程序是:先分鸡蛋,再敬烟、酒,分粑粑、吃炒面,深夜才喝新郎背去的鸡煮成的辣椒鸡汤。喝鸡汤时,鸡头必须敬给舅舅和族问长辈。 分完礼品,女方家首先向舅舅敬过酒后,姑娘们前来向接亲小伙们提出对歌挑战,如果接亲人对不上,就要被姑娘们用冷水泼(接亲领队和新郎除外)。 第二天,接送亲队伍出发之前,新娘当着亲友们请嫂嫂把自己精心制作的花衣服给新郎穿上,叫“新郎衣”。然后,新郎新娘向岳父岳母及亲友们敬酒告别,其祝词是:“谢谢双亲和长辈们,众亲友们,我们告辞了,祝大家身体健康!”接亲领队人向新娘父母和亲友敬酒告别,其告别词是:“你家的女儿我们接去背水做饭给老人吃了!”新娘父亲说:“我家女儿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做,请老人们多多指教。” 接亲人背着嫁妆列队待发,女方家对接亲人逐个敬酒后,发亲启程。 送亲人和接亲人,由女方家出发,下午六七点钟接近天黑才到男方家。男方家门前,有公婆和亲友们站在门外迎亲。新郎的妹妹,首先向新娘说:“嫂嫂你们到得早,一路上辛苦了!”新娘答道:“我们脚程差,走到天黑才到家!”接着,新娘从自己的袋子里掏出鸡蛋、糖果等礼物敬送公婆,公婆说:“恭喜儿子儿媳进家门,祝你们有吃有穿、生儿育女,幸福到老!”然后,进屋内休息。 就餐过后,客人坐定,新郎新娘向每个客人敬烟敬酒,感谢大家的帮助。总管代表主人家把媒人请到正堂屋中央坐好,敬烟敬酒,感谢媒人的功劳。祝酒词是:“今天这对美满夫妻,能圆满的完婚,我代表主人家感谢你辛劳、奔波,今夜这角喜酒首先应敬你喝!”媒人说:“这角酒不该我先喝,这一切都是他俩亲家和这对夫妻努力的结果,我只是搭桥,祝你们和睦相处,过好一生,这角酒应先敬大舅舅喝!”然后把酒敬给新郎的大舅。接着,媒人用敬酒动作,按逆时针方向,从老到小,给主人家堂屋的每位客人每人敬一角酒,最后一角才自己喝。 总管提酒到火房,把做饭做菜的厨师们请出来,吹笙跳舞。他们提牛、羊角酒,吹芦笙跳着欢乐的舞蹈(酒礼)来到堂屋门外,主人家在门外设了两排人和三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拦路杆和拦路酒。笙手们在外舞过三转,每次进堂屋,每次过关卡必须喝一角酒。三关闯过,进入堂屋,吹笙歌舞通宵达旦。第二天,附近和本寨客人散去,远方的客人和送亲人留下休息一天。第三天,欢送送亲人和远方客人。新郎父母向送亲来的姑娘们分发途中午餐、鸡蛋及脚程钱,感谢大家,祝姐妹们回去一路平安。整个婚礼至此结束。新娘在夫家住满一月后,才能回娘家探望父母,俗称“回门”。回门时要带上鸡、蛋、炒面等礼品去孝敬女方父母。结婚礼俗至今仍在沿用。 第二土语区苗族婚姻,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姑舅表婚为优,同时与本支系苗族的其他姓氏联姻。姨表不通婚。订婚前,青年男女在“串正月”、“串八月”、“串冬月”中相识并建立感情后,由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首次提亲有把握后,请两个媒人去提第二次亲,正式确定婚姻关系。从九月至冬腊月,男家带两斤酒、两斤炒面、一把长刀、一个三脚、一个铧El、一对鸡、一床披毡到女家,商定结婚时辰,行第三次到女家之礼。婚日多用狗或龙属相日。男方不派人接亲,到时女家派人送新娘至男方家。送亲者,多则13人,少则7人,有舅舅1人,叔叔1人,亲哥1人,陪娘1人,堂哥1人,邻居2人,女媒人2人,陪媒2人,背嫁妆2人。送亲途中,不管路程远近,都行吃午餐礼仪。到男方家寨子,不进男方家门,先到新郎事先选定的人家就餐,待男方家于屋里备上三堆火(排行第一堆位处东方,为新娘舅舅的;第二堆为新郎哥哥的;第三堆为新郎的)。然后,派员去款待送亲者三巡酒;第一巡为中午饭酒;第二巡为新娘穿衣酒;第三巡为进亲酒。三巡酒毕,接新娘及送亲一 行到家。新娘到达男方家,按顺时针方向围火堆绕一周,转身又接反时针方向绕一周至门边,便出门回“选定”的人家去。男家选两位陪娘和一个高寿的女老人去陪新娘住。送亲者在男家住三天,其间,男家要选相同于送亲者的人数相陪。第一天唱酒礼歌以示庆贺;第二天共商男方付给女方家的财礼;第三天叙谈欢乐。三天后,新娘随送亲人返回娘家,住七天半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再由男家备礼去接回。新娘怀孕后,产前返回娘家,由母亲把发饰改成妇 女发饰,将两节裙换为三节裙,产后男方备办酒席,迎接到家。同时,娘家送来织布机、家具、畜种等,意即姑娘出嫁后,已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其婚姻是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多为自由恋爱,凡属同姓不通婚,姨妈姊妹不能开亲,极少与外族通婚。 婚姻禁忌:新婚的媒人,忌无子女者和失去配偶者担任。失去 配偶者再婚的媒人、禁由夫妻双全者担任。求婚、订婚、结婚用月,禁用古历月底;用日,禁用双方老人过世之日和初八、九及牛、虎、龙属相日。牛、虎、龙三日属苗族习用的白事日,故忌在婚、喜、节 日中取用。 凡结婚,女方出嫁禁用古历的双日,男娶亲忌用古历的单日。男方送礼的猪,禁背左边扇;女方送亲、男方接亲,派员禁用双数。婚期,禁说鬼、神、打、枪、杀、病、吊、死、兽伤等言语,禁唱丧歌和吹丧调。 结婚时,请的厨师,禁用失去配偶者担任,失去配偶者再婚办酒,禁用由夫妻双全者担任。婚期的厨房灶火,禁用水淋和人工拆熄。婚嫁期,禁借女方绳子背嫁妆。结婚时敬烟、酒、茶等,禁以顺时针。婚姻或关系破裂,禁在屋内裁决。分家另立门户,禁用古历月底,禁用狗、兔、羊、猪等属相日。
附:“卯兼"婚俗调查 “卯兼”(苗语地名),位于贵州威宁东北边沿,隶属大街区兔街乡新荣村小地名为大寨,于贵州省威宁、赫章和云南省的彝良三县交界处。卯兼之得名,顾名思义,溯源而获。西周末期(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交),周宣王派方叔率军征荆蛮,当时苗族已进入长江以南,后期于某地修筑了城池“老根兼”(苗语城名)。由于当时部落长期械斗,公元世纪末,苗族失守古城,随着历史的变迁,他们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为怀念故乡,留恋最后一座城,便把大寨村前的牛吃水河命名为“丽根兼”,村名也一并附之。“卯兼”名之渊源,其示与祖先是“老根兼”迁来的。 此地苗族入居已久,地处深谷,受外界世俗影响冲击不大,古老习俗失传甚少,至今婚俗别具一格,保持着古朴的传统婚俗。其内容丰富多彩,笙、歌、舞并用,情趣优美,古朴浓郁。 一、请媒人提亲 请媒,男方所备礼物:炒面一口袋、酒一斤、鸡一对。媒人通过斟酒、请饭后看鸡头,凡预兆好的,媒人要唱有关的歌表示同意去提亲。 随后定媒人出门提亲的日子,他惯用春后古历某月初一至十 五中之一日。媒人一般去两次;首次为探听情况;二次为报送订婚 时辰。媒人所带礼物:一、酒一斤、炒面一口袋(专送点亮引路人); 二、酒一斤、炒面一口袋、鸡蛋十个(专送女方家)。启用的媒人及一般随行青年,需精通苗族习俗,善唱开亲古歌。所饰装束:头扮白包头,身穿当地时兴花衣服,脚穿草鞋或布鞋,外披苗族男式裙毡。媒人进寨后,先到点亮引路人家,由他陪同前往,去女方家时非点亮(火把)不可,否则将遭到拒绝。带火有三层意思:一、媒人进行这一工作均为晚上,带火把是作照明用;二、带起火把可以做伴,媒人通过野外、横穿森林不怕野兽;三、带上火把,象征后继光明。到了女方家后,点亮引路人便把火把灭熄,接着开言:“某某哥嫂,恭喜啊!恭喜!一杯清酒到堂屋。”话完,点亮引路人便回去了。女方老母上前忙打招呼,接过媒人的裙和酒袋挂在织布机上,随着请媒人等入座。稍歇片刻,媒人进言:“请问贵老的闺女有人登门提亲否?”若媒人未指明提亲的是第几个姑娘,将惹来受屈责难,准换几句刺耳言语,女方老父将会催促媒人起歌。只要媒人机灵,吟歌时把来由阐述清楚,女方家即饶,否则将导致女方老父起歌问媒人,如果媒人回答不上来,又接着唱。 头首歌大意是:我家姑娘有三个,大的已经给人,二的也给人了,可是正在扯皮;第三个还没有主,可是你登门提亲,到底提的是第几个?二首歌大意是:我有姑娘你晓得,搭桥提亲你上前,礼俗始终你通晓,提亲礼节为何不晓得?双方将疑问阐明,最后只听女方家“有无人登门”一句话。“有人登门”包含二意:一、姑娘已为人说了;二、女方家不同意。“无人登门”是没有人说,欢迎男方来提亲。为何苗族提亲非夜晚进行?这是因为过去兴此婚俗时,时局处于动荡不安,晚上进行方能安全和保密。媒人履行完毕回至男方家,把事情经过叙后,接着便吟歌。歌之含意是:首先登门是不容易,费了不少的嘴和舌,秋后一把喜事办,时间一久把媒忘。正因怕如媒所言,所以,“卯兼”婚礼中对媒人三邀三请的道理也就在于此。 二、派男方长兄前往订婚 男方经媒人回告,情况基本掌握,预择下月佳日,暗自进行准备。待时日到,选派族中与新郎同辈的长兄一人,代表男方长老率新郎及一伴青年前往女方家订婚。备礼:炒面一口袋、鸡一对(弃肠杂、留心肝)、酒一斤、旱烟一斤,鸡蛋十个。订婚人徒步至女方村后,待天黑由点亮引路人带领前往。进屋入座后,新郎长兄起吟谢老,赞女及求婚的《开亲歌》。唱时要求发音准确,唱腔圆滑流畅,词句文雅,这种古老的开亲歌,不懂苗族世俗典故及不常听唱者,是难解其意的。歌毕,女方老母提问,诸如男方家族源何来?族风严否?脚否在家(脚否在家,其意是男方是有病,能出门干活不)?亲戚及宗族牵连怎样等等,以上提问由男方长兄负责解答。弄清男方情况,接着转入订婚正题,男方长兄道:“我家二老现处高龄,身体欠佳,胞弟虽长,可抚老一事力所不及,敬请尊老让其某某贤妹舍身负重,去背水煮饭给我二老吃。”女方老母便道:“我这丫头,人长心幼,土里土气脾气犟,别说服侍老人,连她自己都还要我们服侍啦!”此各以典故试探,旁敲侧击。男方长兄先说:“我家只要出门有伴陪,返家有影跟就行了!”(注:影是人的比喻)女方老母接应:哄不得人,婚成后进了你家门,正影不见反影现,我怕害了我姑爷啊!这死丫头,现梭衣织不成,擀起毡来还不精。”男方长兄接对:“我家没图攀蛛网,惟盼白羽(蛛网为花衣服,白羽为麻布衣服)附与身!”推去推来男方长兄憋不住气了,只好当众点出他们姻缘的破绽: 大地逢春苍艳艳, 鲜花怒放搔烽见, 花香扑鼻惹蜂舞, 早就钟情暗中现。 马脚一露,女方老母佯装作厌,只好催促姑娘出来作答。这时姑娘怎好开口,只好红着脸含羞地用背对客人道:“我不去,由老人作主!”老母听了这话胸中有七八成数。为母心声:“将心比已,我儿当着这么多人怎好开口说出‘我同意’的话呢?她不得不把责任推给我了。”老母不作声,沉思片刻,转过脸去瞅了老头一眼,露出三分微笑,示意争取老头意见。老头装作没看见,抬起头来环视一周,斜着眼角瞟了老伴一眼,默示同意,便道:“既然如此,取下酒来斟,拿出鸡来煮,抓炒面来吃!”这就算订婚了。订婚当夜,凡男方所带礼物,均拿出来招待参与议婚的长老及女方临陪的姑娘,以便作订婚证人。订婚事毕,女方当即留客,不再让客回点亮引路人家去了。 三、商定婚期时辰 选择结婚时辰,是“卯兼”苗族最严肃的礼俗。常见为古历七月议婚日,婚期定置冬月间。逾过古历七月男方才定婚,女方有权推往次年。当年古历七月双方约定了良辰,但年间如有一方发生老人去世,原定婚日可作废,改为隔年。这是因为苗族婚俗中,婚年不能同时出死去一人和嫁出一人的缘故。双方所择婚日,禁用禁日和逝日。启用时辰,女方为古历单日,男为古历双日。为照顾双方良辰兼用,婚期不定连日接用,其中若有一方办事时有不利 日,该方可提前一天或延后一天操办。 四、备办接亲礼物 苗族习俗中认为,男女同样值贵重,而且不易拉扯成人,所以闺女也应受到器重。同时女方老人,女方贺喜宾客也应予尊重。因此女方婚日时,男方必须备办接亲礼物表示心意作为慰劳。男方备办的接亲礼物有:猪一头(除开大肠)、鸡一对至两对(除肠杂、留心肝)、炒面一斗、鸡蛋70个左右、白酒3---5斤、旱烟1~3斤。 女方备办的陪嫁礼物有:新郎装、新娘衣裙及鞋袜、姑娘毡(又名瓦毡)、新郎针线、新娘盛物网兜及所有宾客来贺之礼物。 五、指定新郎长兄率队接亲 接亲是苗族婚俗中的重要礼仪。按理应为男方长老前往参加,但男方长老一般年高,同时娶是儿媳,所以苗族女方免去男方长老前往的礼仪。新俗定为新郎同辈的长兄代理。他既代表族中长者、又是整个接亲的领队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新郎族中之意。所以,指派人必须是族中的有绝对威望、有远见卓识的人。接送亲定员以女方指令为数。所派接亲队员,需在结婚前提前一天把礼送到,并以酒肉招待女方宾客,女方也同时备餐作为陪嫁。当女方宣布发亲,接送人员身着盛装,立姿等待检阅,女方总管以最高酒礼祝酒洗尘,男方长兄以接亲统领接最高酒礼还迎。所备接亲、送亲人数均等相符。双方人员各自为单、绝非偶数。出发时,队列为:新郎长兄为头,接亲者为中,送亲者压尾,新娘位列倒数第二人,这种队列形式,苗语称“娥昂”。 六、以族礼敬请寨老、饭菜师及总管 男方办喜事前,要以族礼敬请寨老、饭菜师及总管,此礼仪施于结婚当天。为何要重礼待之?因为要使所有宾客保持良好的安定秩序,要靠寨老压阵;要使宾客吃得可口,菜饭足食,得看菜饭师的高超技艺;要使喜事办圆满,待客周到,需凭总管的本领。因此为达到以上目的,必须按需取才,并让他们自带助手,聘选之寨老,应是有较高威信;饭师自带高手1~2人,歌手1人;菜师自带高手2人,笙手2人;启用总管本姓1人,外姓1人,备代总管1~2人,凡以上启用人员,到男方家后,由男方家以歌、酒迎敬。第一巡每人酒三角(毛羊角或水牛角)、依次敬酒。次巡先敬总管,总管接酒后随着起立吟歌答谢,然后一饮而尽,待主人斟敬二巡酒。其中寨老不与众人同饮,敬时以瓶代角,随附于身,任其慢饮。酒毕进餐,各理其事。除上述人员外,本主还自备了必须的服务人员,同样享受本主施待礼节。 七、备送接亲途中午餐 结婚当天,不论接亲里程远近,均备途中午餐。其意是新郎婚日,新郎首次远道步行,操劳了接送人员,新郎父母虽非远迎,可在接送途经荒野伤耗劳神,仅在途中送上粗茶淡饭以表婆家心情。 八、派新郎之妹及村里姑娘迎亲 苗族每逢结婚,男方要派新郎之妹及迎亲。这种婚俗不仅是“卵兼”施行,而且也是威宁东南西北苗族地区之常俗。因为过去苗族风俗,家规较严,虽然男女双方订了婚,但不是常来常往,加之由于母系社会的影响,双方年龄悬殊较大,常为女二十三四岁结婚,男到十七八岁方配偶。如此一来,结婚时女均为第一次初行。男外,苗族接亲男方从不派女员,新娘嫁后背井离乡,人地陌生,心情难解,为减轻新娘思想负担,消除疲劳,避开顾忌。所以,新郎之妹及村里姑娘非出迎不可,表示对远客的关照,寄予男方门户的殷情。 九、迎媒人 苗族自古作媒,从来不攀贪天之功,自吹自擂,特别喜事临门,媒人更不会沾沾自喜,摆出有功架子。他们认为为他人搭桥、栽花引路是媒人的礼义天职。今天前来参加婚礼,并非他意,而是陪老人来庆喜,来向宾客致谢,因而光临。为此,媒人为了不烦劳主人,参加婚礼时,一般不作报到,自行找投宿。主人面对媒人忠恳尽职深感有愧,为了报答媒人所助,早知媒人隐居投宿,在媒人刚要入村前,就施迎媒人礼仪。 十、婆婆迎亲 婆婆迎亲,系指新娘快到婆家门而言。苗族婚俗中素来新娘不附遮羞布,所以初做新娘者谁不害羞。苗族有观闹热的习俗,每逢婚期嫁娶,好看希奇,尤其新娘进屋那瞬间,宾客群起成堆,簇拥而上,挤得水泄不通,几百双眼睛盯探个究竟,这种喜事场合,新娘心渐起伏,难能避开众客争观雅致,巴之不得婆婆上前来解僵局而后快。另外,婆婆即为喜事主办者,面临几媳入门,谁说不高兴,理所当然是要在儿媳面前荚言几句,夸奖新娘之天姿美貌,手艺超群,贤慧为人等等的话儿。这是婆婆天经地义的事,使儿媳深知婆婆的为人。可是日子长了,苗族的观潮热已让未来的新娘们获得经验,使得观热渐渐落空。因为新娘每逢自己的婚事,不论男方家的路程远近,一概要到天黑方进婆家门了。 十一、迎酒礼队伍 迎接前来贺喜的酒礼队伍,是指男方办酒时期,听到“酒礼队伍”之名,必定是以笙、舞、歌、酒并用,而且是以集体出现的才取用此称谓。酒礼队伍之来客,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七八十人,一般无固定人数,可总是人马俱金。他们所来贺的内容,纯属苗族古老传统习俗,因此,必视为贵客相待,非出迎不可。素常苗族酒札队伍,行至主家约二三百米地时,暂停休息,然后由酒礼队伍的笙手再行起笙,主人闻讯方派婚期自备的芦笙队出迎,在宾主笙、歌齐欢下陪迎进屋。 十二、请寨老及媒人开饭 结婚当天请饭,均由寨老媒人先吃。这是因为苗族古今都有尊老敬媒的习惯。寨老是一寨之-Ik,他是统管全寨内外的一位主人;媒人又是苗族青年成亲的牵线人,所以,寨老和媒人在婚礼中同样受到尊敬,因此喜事期就餐应由他们先开席。并且苗族古俗寨老及媒人住的都是单客房,开饭也作单客招待,不与众客同席,这样,寨老和媒人请饭,是由主人备好的笙、歌手载歌载舞随同服务人员专程把饭菜送往。 十三、四方来客请饭 给寨老、媒人开饭后,四方客人才请饭。这种请饭就席形式非常古老,异常简便,他们不求菜肴多样,只要吃饱为原则。就餐时均为一菜一汤,有时汤菜兼并,不备饭桌筷碗,饮具简易,主要菜锅、饭簸、饭勺、汤匙,4人一簸、2人一汤菜放于地下开饭。“卯兼”这种餐席的由来,是由于远古时期苗族处于战争频繁年代,迁移累累,轮着结婚也没时间备办菜肴,又无机会同桌共餐而流传下来的。就此餐俗,不以桌次计客,而以4人一簸,2人汤菜为计。“卯兼”婚期就餐,实为古老,现只有少数的苗族地区在保留,其大部地区已进化,菜肴多样,以人上桌就餐,8人一桌记数了。 十四、饭后安排贵客坐席 饭后安排贵客坐席,这不仅是在办喜事施行,而且逢丧事也如此,苗族认为各地之族、亲、朋友从古至今都是有连牵,并且迄今遇红白喜事既团结,又相关照,所以,四方亲戚朋友都是贵客,应列尊位相待。每逢宾客光临,坐席从不混淆,这是苗族待客的起码规矩,为把坐席安排名副其实,一般待客设于正房,喜事备席更为讲究,先将正房打扫干净,用来摆放客人礼物,诸如猪、羊、鸡等悬挂于壁上,然后安排大小座凳及木板备足席位。席位分为:正中头席位与媒人之座;二席位为族中最大长辈老人之座;三席位为外公等辈之座;四席位为舅父、姑爹等辈之座;五席位为姐夫、表兄等辈之座;六席位为所有远客之座;七席位为附近寨客之座。入座时,首先留出正中头席二座。然后论辈分、先亲戚、后家庭,从远至近,依次请客。苗族这种按座陪客,说明了苗族不仅好客,而且在待客上是十分讲究。他们如此安席排座次既方便请饭、敬酒、装烟、倒茶、敬鸡头、吃炒面、分鸡蛋等的操作,又达到向诸位尊客施礼周到,避免招待遗漏之目的。 十五、重邀寨老及媒人请二巡饭 请寨老及媒人吃二巡饭,这是“卯兼”苗族婚俗中的一道礼仪,其实他们并没有吃,进行此道礼仪与第一次请饭一样,还是笙、歌、舞四起,备人专送,热闹非凡。请二巡饭之目的:一是礼仪周到;二是通过请媒人吃二巡饭,顺把媒人由单人房间迎出来进入贵客座位,以便好施敬媒人酒的礼仪。 十六、敬媒人酒 未敬媒人酒前,媒人在主人备的笙舞歌队的陪同下引进贵客室,这时媒人,衣扣周正,赛过全场,除身穿精制的花衣服外,更显得跃眼夺目的要算全新的白包头,直径约2尺(市尺)许,圆似簸箕形,加之“卯兼”为适应现实之所需,又启用了20多岁的年轻媒人,突出了媒人的身材膘悍,貌相别具一格,媒人入室情景真是热闹非常,各处宾客蜂拥而入,总管施了特授的“总督”特权,可谁都没带耳朵似的,弄得媒人一时登打不开。稍后,媒人大大方方、恭恭敬敬地走入坐席。随着歌声四起,敬媒人酒开始了。随即点灯照明人、歌手、端酒角的人在两位斟酒人的率领下列为两行。敬酒人以苗族酒礼俗先装烟,接着立刻斟满羊角酒起歌云: 去年锦鸡各一山,锦鸡合山树开花, 今年锦鸡合成双,山前山后人赏花, ‘ 锦鸡合双有根底,宾客均已全入座, 全靠媒人谋智拴,敬请媒人把酒端! 《斟酒歌》唱完,敬酒人以苗族最高的古老酒礼礼俗,两手把角酒端平,躬下腰,先出右脚,前三步,后三步,然后以双手交叉,曲姿敬二位媒人酒。媒人起接,但未即饮,媒人以立正姿势,把角酒端平,随着起歌道: 锦鸡虽小会长大, 翅膀长硬必分家, 不是媒人本领大, 相称班配既成双。 歌毕,二媒人调至各自相反方向,照敬酒人所施步伐礼节履行一遍后,各自双手交叉将酒转敬敬酒人。这种转敬敬酒人的做法,是苗族敬酒的最古礼俗,其中含有二意:一、敬酒人是辛苦的,不论所敬的酒多少,他只能饮斟完酒后的最后一盅,而且最后一盅也得视五分酒以上方饮,少于五分酒以下的就不再饮了,所以转敬斟酒人是示为慰劳。二、苗族自古有用酒交朋友,但朋友之心善恶、酒中有无毒,只有斟酒人才知,因此,头盅先由斟酒人饮。只要斟酒人饮了,证明酒中无毒。于是,苗族逢红白喜事头盅酒均转敬斟酒人。媒人如此连续转敬斟酒人三次后,两位媒人第四次接话,各从媒人坐席边的宾客,一左一右分两路给贵客敬酒(媒人即接敬,收角人在后收空角),直至两位媒人把所有宾客敬完,各人一左一右敬来收尾碰面才算媒人敬酒完成。所以,按“卯兼”苗寨的礼俗,原意是敬媒人酒,但从第一巡开始就变为媒人转敬宾客酒去了。苗族接亲嫁女,宾客如此之多,敬酒之地狭窄,照明条件差,媒人一口气要完成这样艰苦的任务,需操劳两个小时左右,只见媒人手持手绢不时在揩汗,可见媒人敬酒之辛苦。媒人要做穿针引线工作,而且婚期还要付出这么大的劳动代价,由此可见年老的媒人是无能为力,难以胜任的,已远远不适应苗家敬酒需要,难怪“卯兼”苗族大胆启用20多岁的媒人,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十七、酒礼舞 敬完媒人酒,酒礼舞就开始了。“卯兼”酒礼舞之来历,据说远古时期,苗族部落在战争年代里,曾有另一部落妄图消灭苗族部落,将囤积之兵化为苗装,进攻时采用苗兵操技开赴,临近苗兵布防,忘记苗兵操技,先出了左脚,暴露了原用步伐。苗兵立即禀报,苗部落首领下了一道命令:‘‘均按苗族笙技、烟俗、酒礼试也!”为总结教训,告诫子孙,从此酒礼舞流传至今,所以,苗族红白喜事均掺用酒礼舞,喜事中的酒礼舞在仪式上,分为宾主各自为政,主人方以木杆横栏示为设防,而宾方以酒礼队伍作为接受守方关卡检查。守方查视,要求按笙技出示右脚,在栏杆处从右至左、从左至右各绕3圈;接着以每人装3杆水烟试假;再以酒礼探之。通视笙技步伐;接烟、吸烟;接酒、饮酒等是否符合苗族礼俗,合者让其进入栏杆以内,不合者一律抵御之。此活动均为晚上开展,需有50米开外的开阔地方能进行,因为赴方队列两行,至少三四十人;守方人少也是10余人;另外,再加外围照明二三十人,所以,如果场地条件差,既妨碍了活动的开展,明火照明也不安全。此舞开展时,火光通天,笙歌相应。参舞者均属男性,照明者女性占多。由于场面之大,约距五六里地均见火光,听其笙乐,为时两小时以上,它是“卯兼”酒礼中又一较大的场面,演技丰富多彩,活跃非凡,不亚于敬媒人的场合。酒礼队伍进入栏杆之后,灭去明火,转为室内开展,宾主以笙、歌、酒兼并,尽情歌舞,等舞至疲倦而散场。苗族红白事中礼俗有严格区分。凡属喜事之例,诸如操技、添饭、敬酒、舞技、推磨、纺车、穿衣、步伐出示等等,均以从右至左(即反时针方向);而属白事则反之。 十八、留伴娘耍 留伴娘耍一天,是指结婚的第二天要把伴娘留下。这种留客是威宁苗族常见的规矩,同时,还可以视其路程远近,如果远程可留上两天。这是为所有参加送亲姑娘,她们都属于远道而来的贵客,尤其有些送亲姑娘,是新娘特地从远方请来的;另外,指苗族婚俗,婚期宾客未散的一至两天内,新娘不能入洞房,所以,留伴娘耍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留伴娘期间,除新娘陪伴外,还需请本村姑娘数人陪新娘及送亲姑娘共同玩乐。 十九、筹办伴娘礼物 筹办伴娘礼物的礼俗,是由远古传下来的。苗族新娘及送亲姑娘,自古以来从不骑马坐轿,概为步行而至。送亲姑娘在婚期旅程中,除耗不少精力外,连草鞋都要磨烂几双;另外,苗族中有所流传:“姑娘爱花瓣,妇女爱鸡蛋。”这种廉洁是生活习俗所致。鸡蛋虽不值几文钱,可在苗族生活中坐月子、走亲串戚、接亲嫁女等等都离不开鸡蛋。苗族认为鸡蛋在生活中是最好的营养品,它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此,苗族在婚礼中筹办的伴娘礼物,最起码的是草鞋和鸡蛋。所以,新郎家要提前办好所需草鞋及鸡蛋。草鞋每人一双,鸡蛋是按人计,每人5~7个。前述鸡蛋属营养品,而且现在有的发展成为采取发钱和水果糖,甚至有的还加发纪念品,诸如毛巾、手绢、袜子等类礼物。后指这些都是由于条件变化,并取而代之。 二十、请媒人护送伴娘返娘家 护送伴娘返娘家,这是因为送亲人员是受新娘家委派而特来送亲的,新郎家不派人护送,从开亲礼节上讲不过去;另外,女方送亲人员均属女性,所以返时必派人作保护。完成护送伴娘这一任务,必须对此件婚事非常了解的人方能担任,所以“卯兼”苗寨只有委托媒人,另加派一名男性青年随行。此去由媒人自备礼物“酒一斤、炒面一口袋;新郎家供应途中午餐”。 二十一、婚后满月回门 男女双方通过确定良辰结婚,婚后满月要回门,时间7天左右。苗族古俗认为养女同样是好事。她是家庭中的主要一员。因此姑娘出嫁后,后家老人自然不习惯,牵挂女儿;而且姑娘嫁离,远居他乡,想家心切,所以婚后满月回娘家,问候老人,示以不忘父母之恩,双方同往表孝心。为何满月方能回门呢?因为,如不满月回门,怕破了门内,招来天灾之祸。行时,应备上鸡一对、炒面一口袋、鸡蛋10个,双双前往。 二十二、婚后不和,均按苗族婚俗处理 “卵兼”婚俗从提亲至婚后满月回门共21道礼仪,这些礼仪除个别的外,多数与其他苗族地区相同。苗族离婚分为三种类型:不同的类型用不同的方法处理。第一,婚后一至二年,女方未孕,夫妻关系良好,只是婆媳之间难处,经多次劝解无效,即按第一种方法处理。即由女方父老带去口信,叫男方把妻子送回娘家,待男方上门求人,女方父老才提出条件,要“背一个恰有女方门大的红辣子来领”。其意思是需要男方牵一头身有女方家门粗的黄牛来认领。这种礼俗在苗族婚礼中叫“左昂”,意思是重新发亲;第二,婚后已生儿育女,夫妻关系和睦,可婆媳之间关系恶化,日子难处,经双方多次调解无效,就采取以下方法处理:女方家向男方捎去口信,“还我女儿装!”男方只有派人送妻室儿女回娘家,待男方提出和解时,双方约定时间,-1男方准备迎亲。此次男方应备去礼物;岳父及大舅家每户一头牛,其余亲舅及堂舅每家各猪一头或羊一只,再是鸡一对(均属活禽畜)。发亲时,由女方大嫂当众将女方头发全部解散,重新打扮为姑娘装束,再当面发新郎装一套,加备婚后所生孩子的背衫。临走前,女方家亲属,凡得牛的陪送牛,得猪、羊、鸡者陪送猪、羊、鸡等。由女方大嫂全副盛装,佩戴苗族古老的女式冠帽一顶,作为女方送亲总领队人,其余所得牛、猪、羊、鸡者,每家派一员参加送亲。送亲人员至男方家后,男方要以所来人数为计,杀猪宰羊待之。此礼俗除消耗男方牲畜外,女方总管还要施展特权,加以控制男方接亲人员的活动,凡未经总管同意,接亲人员不能自行散步、游玩、解溲、睡觉。此种处理方法,苗族叫“丽阿的高糯左昂”,意思是“改成姑娘装束再嫁”;第三,婚后多年,不仅婆媳不和,而且夫妻关系恶化,经双方长老解决结果无效,可按第三种方法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必须双方关系恶化到顶峰方能施行,经第三种处理,就算离婚了。未处理前,由双方先找出公认的断理长老5~7人,请他们确定断理地点(此地点一律选用于野外)、断理时间(所定的当日白天),每方参加断理人员和草拟整理条件及断理须知等等。断理时,断理长老先划出各方所坐界线,并把契约证物如铧口、竹子摆在断事正中,然后再宣布有关事项。断理开始,由断理长老提出断理原因,再由双方主断人员介绍情况,当众提问和当众答辩。各方帮忙说理人员可根据答辩补充事实或提出问题辩驳,再经断理长老依据事实,找出问题所在根源,提出处理意见,明确责任所在。断理长老宣布了处理意见,对方若不接受也可以反驳,待断理长老将所据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一一例举,对方无理反驳,或只有少数人抵制,而双方多数服从,就进入立约定案,明确责任,按苗族习惯履行责任:属男方责任的,由男赔7~9只牲畜(主要为牛、羊);属女方责任,由女方负责赔偿男方7~9套衣服(全新),并限期兑现。最后,断理长老当众宣布他们夫妻关系至此完结。并当众拿出铧口挂起,将竹子破开,用刀在所破的各片竹片上刻上不等的刀痕以作契约证物,如以后谁撕毁契约:1.责令他(她)钻进铧口眼孔;2.责令他(她)将已破开的竹筒,含在嘴里,使其恢复原状,不达以上两条,永远维持原判。另外,若不如数兑现或延期兑现,加倍严处。 二十三、生育喜庆习俗 “满月酒”,威宁苗族妇女生育第一胎小孩,必须请吃满月酒。凡男女青年结婚后,怀孕生了小孩(男女均可),寨临之亲朋好友,都来庆喜。岳母前来护理,送衣服、背扇、鸡、蛋、米等;寨邻送衣、蛋、米和钱,数量多少不等,以示庆贺。 小孩满月后,男方家备办几桌酒席,敬请寨老和贺喜人前来上席饮酒。在酒桌席中,边吃边祝福。孩子幸福、长命百岁!饭后各提上一袋红鸡蛋而归。这种习俗,至今仍保留未改。 禁忌:妇女生孩子不满月不能钻别人居室,不外出。
第四节 丧葬习俗 威宁苗族丧葬习俗,是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丧葬与其他民族相比除装棺土葬相同之外,大部分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坟山(墓地)。苗族自古以来不乱行葬,有集中的坟山。视村寨人数的多少,村寨大、姓氏多的按姓氏分坟山,村寨小,姓氏少的可用公用坟山。苗族的这种集中使用坟山的习俗沿袭至今。其次葬法,明朝初年以前为横葬,后改为直葬。横葬直葬差别很大,但葬俗、丧俗仍然保存。三是在整个丧葬过程中,要请 专业巫师念《许酒辞》、《指路辞》、《招魂辞》、《祭祀辞》等。总之,苗族丧葬习俗归根到底,让死者不牵挂一切,平安地去到阴间与祖先团聚。让在世的人无病魔缠绕平平安安过日子。 葬俗及部分演变 老年人弥留之际,由子女抱出门,最后一睹阳间景象,停止呼吸后,提鸡许诺,赐逝者做客(做客是苗族称当时落气了的人)喂养。随即又煮鸡蛋,留住子孙魂魄。其后是立即找一门板或相应的木板铺设于地,将死者面部朝天仰卧于木板,手足顺身放直,然后给死者穿寿衣,寿衣为单数(穿衣前检查死者头、手是否带有金银铜铁器物),衣服裤子所用扣子要剪掉。先收右幅、后收左幅、系腰不打结,用白布包裹人殓。削下指甲粉,置于正屋窗台上,意思是将死者财产、智慧、为人、勤奋精神留给子孙。灵柩置于房屋上房或中间,脚向外,头向里,意思是死者即将出去,灵堂不能让鸡、狗、猪、猫、羊入内。有人守灵,直至出殡。出殡时,家人先抬,亲友后抬,途中随时换人歇气,棺不落地。出殡后,家中留男性二人,打扫清洁,灰尘倒于送葬路上,以示灵气随死者去。至葬地,放棺于备好的两条长凳上,也有放于地下的。遂生火,以示死者将于此地安家落户去到阴间。然后掘井,掘井时先主后客。棺下井不择时辰,下井后,揭开棺盖,开合三次,解开死者腰带,对换 死者左右麻布鞋,或对调倒置于脚下侧,以示逝者走人阴间。盖土前,找碎泥撒入井里,吓走生魂,方能盖土。坟垒成椭圆形、长方形不等。葬毕,不走送葬原路返回,绕道而行,两位长者在后,每走一步插一种树枝,少为7种,多为12种,其中万年青和十大功劳两种 树枝不可缺少。回到家,先在门外洗手,在门I:1拈火入水驱邪后方能进屋。 随着各民族丧葬相互渗透,互相影响,苗族过去的横葬已经全部变为直葬了,这是一种演变。另外一种是,各寻地点,乱葬,老人去世喜欢葬在哪里就葬在哪里,选阴地,看向山,正在冲击苗族集体坟山的习俗。 葬后,要给亡灵指路,让其回到苗族发源地与祖先团聚。盛葬者,葬后宰牲给亡灵指路。指路时由巫师念指路辞,以示劝死者不要牵挂什么,安心去阴间和祖先团聚。 丧俗部分已经演变了。由于人文宗教的传人,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人已不再给死者指路,而是行丧礼拜,也不许诺杀牲了。另外,苗族举行葬礼仪式必须用酒,凡遇丧事用酒必须顺时针斟用。但基督徒家庭葬礼不再用酒。特别是丧葬礼拜仪式替代了苗族固有的丧葬习俗。 苗族丧葬禁忌 死者穿衣禁用双数,禁先收左幅后收右幅,禁留死者生前用物,装棺禁用金属、皮毛、化纤及死者生前穿过的他人衣服装人棺内;禁顺房梁停棺及头朝门脚朝屋内,灵柩处严禁鸡、狗、猫、猪、羊人内,禁下井前棺木着地;非正常死亡者不得进入公用坟山;在外死者不能进屋;禁送葬者不经洗手驱邪进屋;丧葬用烟、酒、茶严禁反时针斟用;丧葬严禁烧香化纸放火炮。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苗族(姆阿苏)丧葬习俗。每当老人病重,除其家人外,附近邻居都要前来守护。病者快要停止呼吸时,要把制作好的寿装备在身边。亲人需拉着即将离开人世的人的双手,以示对逝者的孝敬和永别。人落气后,洗脸梳头穿好寿衣,然后将染好的蓝靛布,从头折成三角形,缝成袜式套在死者脚上,另一端布头顺腿往上缠绕着小腿,再做好新鞋套在脚上。死者不论男女,不得在其衣裤、裙上留纽扣和带结。认真检查衣物内是 否装有钱币及金属物品等。人殓后,就在死者家门外吹起号角、连放三炮。一声号角三声炮响,左邻右舍知道某家老人已离开人世。当人们听到炮声后,不约而同赶往死者家,同死者家属一起吊丧致哀。确定送葬日期后,第二天派人传讯报丧,死者所有亲戚前来举行祭丧礼仪“做嘎”祭奠、指路,时间一般为3~5天,最长为7天。在祭奠中打鼓吹笙,打牛“做嘎”队伍热闹非凡,吹吹打打直至丧礼仪式结束。
第五节 狩 猎 苗族先民为了生存,除了依靠农业牧业生活外,还以狩猎为补充。在漫长的岁月中,为捕获更多的猎物,总结了不少狩猎经验,掌握了各种猎物的特点,活动规律,在用木棒、石器、刀、矛的基础上,发明了远距离射击用的弓和一触即发的脚套子、勒颈扣、夹脚板、石榨板、“鬼扯脚”(扯杆)、收口网、两大夹、自动关门、地垫弩十余种工具,制造了箭头药、食物中毒等毒药和炸弹及粘脚液等。 (一)弩、箭。弩箭是用杂木树(岩桑村)制成的。箭条用野竹和杂木条及铁制成。箭头涂上弩药,其药性剧毒,见血封喉,这种药是用对付豺、狼、虎、豹的。它的功能强量在30斤~50斤、50斤----70斤左右之间,弩的射程在50米、70米、100米有效,命中率高。凡是使用弩的人,都要根据自己力量大小配带弩箭,将它放在猎物经常路过的地方用木叶盖上,牵好马尾线,等到猎物经过这里,拉动马尾线,弩箭就发射,一旦射中了猎物,不到20分钟就丧命。 (--)挑杆。挑杆猎具,一般用于保护农作物。挑杆制作既简单又方便,只用一根细麻线或细棕绳,拴在木杆尖上,把绳子网成活动套,铺在黄麂岩羊路过的地方,挖好一个坑,放上套绳,放木叶把坑盖好,猎物经过时,踩踏盖板,击发挑杆,把猎物脚套住。 (三)鬼扯脚(扯杆)。这种猎具,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简单工具。人们在野物经过的路段挖一个方形坑,栽上树枝,用藤条拴在一棵杆上,插入土里,再用一棵发杆栽在坑的旁边,把绳索拴在杆的尖上,拉进坑的横杆上靠上发扣,再放上一块纸板或枝条搭在发扣上,放泥土、木叶盖上。等猎物经这里时,踏上坑板,绳套把野物脚死死地拉在坑里。 (四)活落套。活落套是麻绳制成的一种活套子。每次打猎都要带上十几付上山,凡是识别猎物经过的密林小道,就把套子拴在杂木树上,将绳套理开搭在出入El处挂好,并在侧边搞好伪装,盖好绳索,留一个缺口,恰好够猎物头部钻进去,只要往里走,绳套就套在猎物的颈上。 (五)网兜。网兜是用麻绳织成的。这种网高7尺,长一丈五尺,长方形,周围编围圈套上,圈内穿上两根棕绳,放在猎物必经之路口,人们从密林里,把猎物追赶到网兜里,这叫猎物落网。 (六)火药枪。枪是苗族常用捕猎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使用这种猎枪的人比较多,很多人都可以上山打猎,但一人也可以单独行动,群体活动比较多,带有原始性的狩猎方式。 (七)砸板。砸板是用石板制成的。首先在猎物必经之路,挖上一个较深的方土坑,将石板支上,再把树枝杆挂在坑的四周,用树枝铺上,用树叶盖好,猎物通过时踏在杆枝上,掉进坑里,随着石板就盖上了,猎物出不来,待猎人来后,才把猎物取出。 (八)排套。这种套子是用马尾制成。每排均是12~15个扣子,长5尺左右。是专门用来对付禽类如野鸡之类。 按各类野兽的特点和呼叫规律,分别采取叫罩引捕,伪装隐捕,脚印追捕,关口暗捕,声东击西捕,用儿引捕,用母声引捕,原路引捕,窝边坐捕,照明引捕等十余种方法。 苗族狩猎时要看属相,分红、白吉日,根据“牛日牛睡、虎天虎眠”的日用属相作红道日,红道日可以出捕庞大凶猛猎物,白道日能出捕一般性温动物,错用天时则会导致猎物伤人,地形险恶的地方,进出狩猎物前,由各猎手先念咒语。曾作过神山祭拜的山林,由领者献上一两个鸡或两文钱纸作祭礼。苗族狩猎,进山狩猎的首领,分工合作听指挥,不管猎获数多少,上山见人都有份。狩猎时,射死猎物的人,分得猎物的头,以示奖赏。 苗族狩猎的另一目的是为了除害,《威宁县志》载:“老虎箐在城东北一百六十余里,以土目地相传有虎负隅,人莫敢过,忽一花苗佩利刃吹芦笙往虎之山,拔刀杀之,复吹笙去。人讶其暇迹之莫知所向。”明清时期威宁境内野兽横行,至20世纪50年代仍很猖獗。1953年3月22日,《威宁县干部会议向地委的报告》中写道:“今春被野兽咬死的牛49条、马92匹、绵羊1 265只、山羊l 003只,另外还发现虎42只、豹103只、野猫531只、野羊5 724只,其他狐狸、野狸、野兔等6 368只。” 今苗族以狩猎作为补充生活的现象,已经过去了。至20世纪50年代,苗族有年初一至十五狩猎习惯,所获猎物,部分是给富贵人家拜年,余下的大家分食。现仍有大年初一出去狩猎的习惯,狩猎仅作娱乐性活动了。 狩猎的忌讳和禁忌。苗族狩猎有较多忌讳和禁忌。首先男人要外出狩猎之前,必须得到父母或妻子的同意,如果不同意,男人不可去狩猎。更不可吵嘴后去狩猎,这是不利的凶兆,所以男人出外狩猎时,女人不能用不吉利的语言谩骂丈夫。其次,他们外出狩猎,首先要找猎手老人看日子,按照禁忌的仪式行事。其中的日子属红道日,可以出山捕猎,如若是白道日,禁忌出山。爱好者出山打猎时,忌讳说:“要去打虎呀!打豹子呀!打野猪呀!”而只能说: “我们是去野外游玩。”当某人在山上碰见只老虎时,也不会向别人说,我看见虎。只是说:“我在山上看见一只雀子。”出山后,要有一名老猎手领着出山,大伙到了山上,老人要分工,编组。第一组,是持火枪和弩箭人员;第二组,是在后巡猎迹和追踪猎物的人。组编 好后,各行其是,让持枪、持弩的人员赶到路口时,其余追踪猎物人员才进山。那领头老人是站在另外的山顶上望哨。四面山形都能望着野物出现的情景,老人可在那指挥各组,让狩猎活动大获全胜。
第六节 节 日 威宁苗族的主要节日有农历五月初五的花山节、仙水节、春节和苗年节。苗族过的端阳节最为热闹、风趣。苗族称端阳节为“那体劳”(译为“赶花场”)。 “那体劳”。每年五月初五(农历)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的服装,自带午餐,男的背芦笙,姑娘们用包袱背着许多花衣服,互相邀约,三五成群地汇集到长满青草,百花争艳的山上玩耍,表演芦笙舞,举行射弩、骑马、穿衣、穿针、绩麻等竞赛。青年男女则对歌择偶,有的把衣服亲手穿到自己心爱的男青年身上。去和他人比美……年青细心的姑娘们也随即打开包袱,换穿衣裙,展示自己的手工工艺。这些可以说是一幅幅比智慧、比勤劳、比勇敢、比刺绣、比美的壮丽画卷。那浑厚的芦笙声、清脆的笛声、歌声,欢乐的谈笑声交织连绵,曲音回荡。倘若身在其中使你眼花缭乱,欢乐无穷,耳目一新。县境内有传统的花山数十个,规模较大的是石门坎、马踏、长海子、瓜拉等地,每逢节日,参加的人数以万计。 “南取好嗷”节,即“仙水节”。关于“南取好嗷”节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各说不一。是日,苗族男女老少到仙水岩脚去饮水,求子求福。也有其他民族参加,但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的人数最多,除威宁境内的苗族外,还有赫章县、云南省彝良县、昭通市等地的苗族。传说,有个美丽的姑娘和孤儿卓赞相爱,遭到姑娘父亲的残酷迫害,这个节日由此而产生。故苗族认为这是自己的传统节日。活动地址在今龙街镇马踏乡陆家营,时间是每年农历七月的猪日,那月有三个猪天就举行三次活动,只逢两个猪天就举行两次活动,一年举行三次活动的热闹是第一、第二次,一年举行二次活动的热闹是第一次。活动内容有烧香取水、做生意、吹芦笙、赛马、对歌等。20世纪50年代前,热闹非凡,人多时可达三四万人。之后的几十 年间人数在上万左右。 “阿卯庶”节即“苗年”。时间为每年农历冬月(十一月)三十日。传说,古时战争频繁,波及苗族地区,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于是相互约定,认古历十一月三十日为苗族的年节,后相沿成习。 各民族的春节,也已成为苗族的节日。 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区苗族最隆重的节日为“跳花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十五,二月十五和五月初五。节日活动主要在县境内板底清河的苗族村寨举行。因人口少,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届时青年男女衣着新装前往纳雍、赫章等县临近的三口塘、新发等地参加跳花山。
宗教信仰篇 第一节 原始宗教 苗族敬拜天地,信仰多神。苗族认为,万物有灵,人的生死祸福、生产的好坏,人的病痛、六畜的兴衰及世间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由神所主宰。神操纵着万事万物以至人的命运。鬼神观念的产生后,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巫文化为主的原始宗教。 苗族的原始宗教有崇拜祖先、驱鬼避邪、神山、神树、神石、叫魂等。 崇拜的自然神有:脸罩史处格米爷党啷努简称“爷啷努”即太阳神,招米色和招婆即鸡山、狗山,闹阿仗即神f-j,树神和灶神等。 信奉的鬼有:啷宗格咂,又名爷梳母即阎罗王鬼;啷比觉阿苏即管巫师和鬼师的鬼;格租噢即水鬼;宾早即相思鬼;阿奢即缠娃鬼;资撬抱即灵火鬼;倒殊即分娩鬼;捎殊即月子鬼;殊噜外人死魂鬼;堵递捎妈即败畜鬼;阿奋肯老咒即骑羊鬼;阿脑脑即人为鬼。上述诸鬼,除啷比觉阿苏外,均属恶鬼。 苗族崇拜诸神的由来。传说爷觉郎努在洪水淹天下的时期,曾救过先祖卓亚两兄妹。招米色和招婆、倒啷(神树或祭树)等自然崇拜至今仍然在苗族地区流行,祭拜之能使人安宁、使五谷丰登,还能除恶驱邪。闹阿仗能挡住来自于屋外的鬼怪邪恶,闹阿仗大小不一,有的放置于正门,有的放置于大门一侧,置于门内的闹阿仗较小但禁动。啷孤,每逢初春时都要降火于人间,故正月初由村中年长的人搓麻绳把木刀牵挂于村寨路口的树枝上,以示防止 火灾降临。科阿座,能使一家人炉火的旺盛。祭奠先祖的目的,通过祭祖寄托先祖保佑子孙安宁。祭祖的内容:一是通过“慈”先祖,并举行宰牲(打老牛),修垒祖先坟墓;二是“肯基”,即给已故亡灵指路,叫他们的亡灵沿着苗族迁徙的路线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先祖团聚;三是倍阿哩和开揽,指在祭祖中对活在世间的人要做的一件事,把离开人体的灵魂叫回,附在人身上,并搓绳套在人的脖子上使灵魂永远附于人身。祭祖是苗族原始宗教最为隆重的宗教仪式,十二年一次。由祖模(巫l师)和比学(鬼师)操办。 信奉诸鬼的来历,传说爷梳母主管人的生死簿,故位列诸鬼之前,诸鬼往往不听爷梳母的话,随便放肆于人间,给人施以病魔和邪恶。除啷比觉阿苏这一鬼能劝说阎王罗鬼,助人间巫师鬼师施其请神驱鬼的法术外,其他都是恶鬼。苗族认为:格租噢,专使人患腹水病;宾早,专勾引处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魂;阿奢,专门缠胎儿和婴儿,使之日夜烦躁;资撬抱,在夜间专用灵火煽人,使人患上不省人事之症;倒殊,专引诱孕妇去产于他屋,使其孩子常病不安;捎殊,专迷惑未足月产妇去产于他屋,至使他户不安宁;殊噜,专寻病危者去死于他屋,以至于他户常病不起;堵递捎妈,专去缠羊群,使羊群干瘦而死绝;阿奋肯老咒,专寻壮公羊骑,使羊半身不遂,直至死亡;阿脑脑,是户与户不合或儿孙对长辈不孝,另一方将他方的物件藏人坟中、土里或者丢入枯洞,致使对方得病或断子绝孙。 苗族相信诸鬼的存在,能让人生病或产生其他邪念,所以苗族更相信巫师和鬼师能施以法术驱除诸鬼所施病魔和邪念。因此,远古至今,苗族的原始宗教仪式都由巫师和鬼师操办,这种原始宗教仪式传承了古老的宗法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巫文化,诸如在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时,由巫师主持并根据当时举行的是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分别颂念传承下来的《祭祀辞》、《许酒辞》、《招灵辞》、《迷魂辞》、《指路辞》、《献牲祭奠辞》。这种在过去无文字记载又规范又较系统的古辞,是苗族人民从久远的原始宗教崇拜和自然宗教崇拜并在进行宗教礼仪中传承下来的。苗族内部的这种原始宗教礼仪的传承,保留了古老的宗法制,又加强了苗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特别是苗族崇拜祭祀鸡山、狗山(公山神和母山神、神树)对于苗族地方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地方的树木要经履行一定的祭拜仪式,方能修枝动叶。直至今日,各村寨的鸡山、狗山、神树仍是古树苍天,青山长在,不能不说是苗族古文化为我们后人留下的一份遗产。 应该说,苗族的这种原始宗教的崇拜仪式一直沿袭至今。虽然1905年基督教传人后,部分地区已经废止了原始的祭拜礼仪。但也不是所有的苗族都去信仰基督教,事实也是如此。当今的苗族社会,信仰各一,但都是为了谋求自己所应该得到的精神支柱。 在原始的宗教祭祀仪式中,威宁苗族祭祖是原始宗教最为隆重的一项重大的祭祀仪式。苗语称为“慈”(祭奠),传说因爷梳母(阎罗王鬼)无吃的,就整治阴间的亡人,这些亡人被整治得受不了了,就找阳间的亲人。凡阳间活人有了这病那病和不顺心如意的事情,都认为是阴间亡人找的麻烦所至,于是就许下心愿,只要阳间的人得到安宁,就打老牛还愿,打牛的头数少为一头,多为七头。这种原始的祭祀仪式,需得三天三夜,排场大,费用多,一般是富裕人家才办得起。这种祭祖活动十二年举行一次,也称大祭。祭祖为当年的古历腊月初七、八、九或十七、十八、十九或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任选一段时间。在族中进行,愿是谁家许的,就得由爷梳母(巫师)来定。谁家何年祭祖,就定谁家来还愿,主持祭奠仪式的是巫师和鬼师,村寨的理老、寨老参与主持。程序是:请回亡灵领取阳间许愿的牲畜及酒、肉、食物;给已故老人垒坟仪式;给阳间招魂。举行祭祀时有鼓(打鼓)有笙(芦笙吹奏队伍)。先是由巫师、鬼师领众随行人员,吹笙人、打鼓人、提酒人、端饭菜人员前往三岔路口和老人坟地,然后,巫师念《许酒辞》请老祖公祖母三代亡人来饮酒、吃肉、吃饭。然后又念《祭祀辞》。 亡人灵魂请到家,鼓响笙鸣,家族妇女抱哭一团(进入境界)表示哀悼。鼓和芦笙进屋后放置于堂屋右侧。在屋内进行的祭祀仪式开始后(由外氏人打鼓吹笙),由巫师发令,令其阴、阳的亡灵和人听鼓声、笙乐、古辞歌。首先是要重锤响鼓,由巫师亲自击点引路,鼓不响不吹笙,鼓不响不唱《许酒辞》。毕后,击鼓2~3人,歌唱者5~9人或数十人,各唱不同的歌,不同的辞。以示悼念先祖。同时家庭和亲戚朋友、邻里团坐在松叶上饮酒,由主家之妇五至七人持着火把照明。此时巫师一面念念有词,一面撒荞面粉于堂屋中间,一边用嘴含着酒喷于屋内四周。芦笙声、鼓声、歌声通宵达旦。气氛隆重。 开始打老牛,由巫师念《祭辞》。 外族(家族之外的人)进堂屋坐成两排,舅舅、姑爹长辈各坐一排,族间长辈各坐一排,由祭祖主人家姊妹,每人背一小孩,穿着盛装,即大的一位持着木槽装着水,朝着坐好的人面前端过去;第二位妇女,将葫芦戳几个洞孔,左手提水,右手持葫芦,边走边把葫芦里的水洒于老人的脚边,往返三转,意为洗去一切不干不净的病魔邪恶。然后,巫师手持扫帚把亲戚和主人家的一切病魔和邪恶及口嘴是非扫除门外。 另外在打牛的路上设倒钩刺,让外氏人青壮年从西面,把老牛牵从倒沟刺上跳过,进入东方打牛场,众人排成队列,站于两边。这时由巫师念祭词。由舅舅家一人执斧打在牛的额头上,牛即倒跪于地,即将竹篾穿过牛的舌头,不让牛叫出声来。牛倒地时,以倒向西方为好。这时舅舅持着刀行动,将刀子从牛脖喉上杀了一刀。年轻姊妹提着桶前来接牛血。把每头牛的血水朝天空洒去,淋着在场的人群,如果这些姊妹们淋得不周,总管得亲自动手淋。 同时,姊妹们又准备了三盆清水淋洗赶后,意思是牛的血染红了三座山,牛血染红山,只有清水才能洗净。象征着远古时候祖先为抵抗异族部落而英勇壮烈殉难血染疆场。用清水淋洗,意为表示苗族豪不示弱,洗净血迹继续战斗,直至胜利过上平安生活。 牛被杀后,要进行剖牛工艺比赛。牛肉要砍成六块送到厨房,翻年肚、肠子,翻不好不准送到厨房。谁家剖得快、翻得快,谁家为优胜者,否则表示无能。牛肚牛肠只能翻不能洗,洗了以后隔断了阳间与阴间,使阴间老人得不到东西吃。牛脑壳上的角,施祭的家族不能取,由表兄弟取牛角。取牛角也要看谁的技术好,取的动作快,迅速把牛角取下来,算谁家第一名。若动作迟缓,落后了就唤人抹灰于脸上,表示笨拙无能。 吃祭祖饭,一场祭祖大事由总管料理一切后勤,总管安排吃饭时,开始第一席就表明:凡是祭祖之各家的客人由各家负责招待好,特别是来参加祭祖的舅舅、姑妈必须招待好。祭祖的饭菜和酒一律摆于地上成长条形,用的餐具为木盆、竹簸、木勺三种餐具。十入围着吃饭。木盆盛有牛肉、肚、肠、豆腐、白菜、萝卜等杂混汤,竹簸箕盛饭,木勺为每人一把,既舀饭又舀菜用。在吃饭时牛肉是各人一块,见人有份,吃不完的用竹签穿成串带回家去在吃。这种吃法称“做鬼饭,活人吃”。大家吃完后巫师念祭辞。这时又要击鼓吹芦笙,笙鼓齐鸣,整个祭祀仪式在鼓声笙声中进行。总管事(指巫师)发号令:快起来了,鼓笙该响了,阳也听,阴也听。随即笙鼓手敲响边鼓,吹起芦笙。笙鼓齐鸣。凡持芦笙的人,自觉排成队 列,共吹一首曲谱,共行一个步伐起舞,闹了一整通宵。天亮了,青年们在房屋团转之平地搭好三角鼓架,由屋里抱鼓置于三角架上。用绳吊好,笙手们一至二人,来到鼓的左右旁,施展芦笙舞技艺,先从左绕三转,再从右绕三转。各三转毕后,笙舞手们跳起笙舞到厨房里要牛心子敬老人。厨师就玩吹笙舞的名堂,第一回去得的是牛骨头,吹笙人用笙回答称老人牙齿不好不要不要;第二回又来到厨房,厨师们又照样给牛大肋,吹笙手们又用笙回答老人咬不动不要不要;第三次仍返回厨房,向厨师要牛心,来回三次,才得牛心,恭敬地交给再坐的舅舅手里,然后放人火坑里烧熟后撕成若干小块分给外来的客人们吃。以表示主人家祭祖对客人的尊敬。 最后一道祭祖仪式是送亡灵,这时巫师念《送亡灵辞》和《隔离辞》:“把亡灵送阴间,把活人的灵魂留阳间,神归神,人归人,亡魂归自格鸟地,人魂留阳间,从此亡魂不要来哕嗦,从今不要打扰人!呸!呸!走!我把你们送人自格鸟地阎罗王家去,走!”这时有6~7人随巫师抬着筛子和三碗泥土,从屋里到门外,大家齐呼道:“送!送亡人祖先走,走了啊!”当送到十字路口,巫师抓起碗中的泥巴撒向东方,撒向西方,“呸!呸!请各归各的地点去吧!”接着,亲戚朋友们把弩射向空中,亡人阴魂坐上箭条到阎罗王宫去(箭比喻马)。打老牛祭祖“慈”仪式告终结束。
第二节 多神崇拜的由来及现状 苗族是一个崇拜多神的民族。《汉书·地理志》载:“苗人崇拜神巫,尤其余古。”苗族崇拜的神多,为何又会产生诸多的神呢?首先是苗族原始人对自然界所产生的一切现象不理解,如为什么会有天,会有地,又会有树木、鸟类、虫类、河流、山川等等。神话故事是远古时候苗族人基于信仰神的基础。例如《开天辟地》篇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话故事称:“天开始行成的时候,天是哪个造的?天是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的。地是哪个造的?地是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的。”苗族人认为天和地都是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的,接着故事叙述到:“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把天空造得平坦光滑如同簸箕底,让太阳和月亮好运行;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了金石钉在光滑的天空,金石在天空 上闪烁发光;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了光滑滑的天空,让云彩在空中飘飘荡荡,造了滑溜溜的天空,让风在空中吹来吹去永不停留;造了光滑滑的天空;让鹰鹞自由自在地飞翔。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了大地的高山深谷,让江河从山谷中汩汩流淌;造了天下的深涧奇石,大地才有奇艳的碧水丹山。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了深谷高山,让莽莽森林通风呼号,让万木葱茏遮天盖地;造了高山深谷,让浩荡江河汇聚九个湖泊,满江满湖的水清澈见底。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造了大地的高山深谷,让麂子羚羊来生息;造了深涧险谷,让老虎狮子来嬉戏。造出光滑平坦的天空作鸟区,造出的山峰悬岩相视笑微微,造出的日月星辰有序在天上运行,造出的山川好让人类繁衍身居。”远古而神奇的神话故事里所说的这位大能大德的人就是远古苗族崇拜的爷觉郎努。这就是主宰万事万物的神即太阳神。 从崇拜爷觉郎努到崇拜诸多的自然神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既然爷觉郎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人,那么这一位神人必定存在于世间,远古时候的苗族人当然想生方设法找到这位神人。想知道这位神人究竟是啥样子。到处访,到处去寻找。“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在哪里?世上的人有谁知道?”神话故事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叙述:“世上的人只有格鸟列咱知道,他说列老史处格米住在高上大石脚。列老史处格米住在哪里,只有列老史处格米自己心里明白。”人们还是不清楚列老史处格米到底住在哪里?“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究竟在哪里?世上的人还有哪个知道?”回答是:“世上的人还有格鸟列邦知道,他说爷觉郎努住在高山老林树脚下。爷觉郎努究竟住在哪里?只有爷觉郎努自己知晓。世上的人们仍然不知。”虽然故事中叙述了世上的人只有格鸟列咱、格鸟列邦知道列老史处格米住在高山大石脚和高山老林树脚下。但是人们仍然不知道列老史处格米的住处。为了寻找到列老史处格米,他们仿效格鸟列咱和格鸟列邦的话。“他们端着酒去高山大石脚找,他们抱着鸡去高山大树脚找;他们祭山祭石为的是,要找到列老史处格米,他们祭拜老林大岩为的是要寻找到爷觉郎努。”这就从崇拜爷觉郎努到寻找爷觉郎努的住处,并产生出远古苗族的自然宗教祭祀、祭山、祭树、祭石头。这就是远古时候苗族自然崇拜的由来。当然格鸟列咱和格鸟列邦对列老史处格米的去向进一步作了叙述。格鸟列咱说:“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不在高山大石脚,他造出光滑平坦的天空作为他的宝座,他造出宽阔的大地作为他站立的地方。”格鸟列邦又说:“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不在高山大树脚,他造出日月星辰为的是光耀大地,他造出万物为的是让世界有生机。”这样一来,“凡间的人感到迷惑,不相信格鸟列咱、格鸟列邦的话,仍然跑到高山大岩和万山老林脚下,去祭拜那些尊严的树木和石头。” “最后,格鸟列咱和格鸟列邦都说:列老史处格米——爷觉郎努在天上,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太阳神呀!” 从自然崇拜的山、树、石头、太阳等自然物中,尤以太阳最被崇拜,苗族称太阳为“天神”,是不可冒犯的神。苗族人认为,凡人间所产生的一切自然现象、灾难,如刮大风、下冰雹、打雷以及山体滑坡、河水暴涨等种种灾难都是由于人们冒犯了天神所致。所以苗族人相信确有太阳神,并崇拜和求助于太阳神的保佑。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支柱,他们往往采用提酒、宰牲的方法去还愿,诸入祭鸡山要宰杀鸡来作祭,狗山要宰杀狗作祭。这种祭祀仪式往往以村或氏族为单位进行。祭树祭石头往往是以一家人为单位进行。凡祭的鸡山、狗山的神树不得随便修枝动叶,人一有病或遇到什么灾难便认为是砍过鸡山或狗山的神树所致。因此,苗族所祭的鸡山、狗山及神树、神石是不许动的,连枯干的树枝也不允许拾来做柴火。除此而外,苗族还有门神、灶神等。 苗族的这种多神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说有什么演变的话,是从1903年基督教传人威宁苗族地区后,信仰和皈依基督教的苗族已经不再信仰和崇拜多神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由于这部分苗族占的比例不少,他们也就全信了基督教。在信仰原始的多神的苗族中,少数人对崇拜和信仰这种多神也不是那么热心,一些过去的神(如门神、石神、灶神)也很少过问,如门神,由于现代房屋建筑的更新,大部分苗族不再设置门神,连门神的由来也不知道,逐步淡化了。
第三节 祖先崇拜及现状 在苗族古老的宗教信仰中,祖先崇拜在苗族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苗族人的心目中,祖先曾经抗击过异族部落的侵略,为保卫美好家园而英勇善战殉难于疆场,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该受到后代的敬重。苗族人还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不死,祖先的灵魂与自己同在。因此,苗族不论迁徙到哪里,何时何地都在怀念并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并把崇拜祖先、祭奠祖先作为一件神圣的事情来办,这种祭祖的宗教信仰及仪式一直沿袭到现在。 大祭:在苗族的观念里,活人是看不见祖先而祖先是看得见活人的。看得见祖先的只能是巫师和鬼师。因此,在大祭中只能请巫师和鬼师前来主持操祭。 祭祖的目的:通过祭祖缅怀那些抗击异族部落侵略和强占苗族美好家园而英勇善战并殉难于疆场的英烈;通过给祖人垒坟,希望祖先保佑人间子孙安宁;给已故祖先的亡灵指路,使亡灵沿着迁徙路线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之团聚;通过宰牲祭奠,把祖先的灵魂请回,领取子孙给他们吃的、喝的和用的。并劝其安心地回到自格鸟地去,不要再来纠缠阳间的子孙,使子孙安宁于阳间;通过这种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把阳间子孙失散的灵魂招回来,用红、白、黑线扭成的绳索把灵魂紧系于人身,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永远健康。 小祭:小祭的目的同大祭相同,但仪式十分简单。这种祭祖是在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时,先将饭菜摆到桌上,然后在桌上的每一碗菜中掐一点菜或肉,再舀上一点饭,放置于一旁,便念祈求祖宗保佑的简单祭辞,依次请祖先们来吃。若用酒,也把酒数滴洒于地上,以示让祖先先吃。这种简单的方法也各异,有的是把饭、菜、酒、肉舀--4,碗,由一位年长的人往外朝东朝西泼去,并呼叫祖先来吃。不管哪种形式的祭祖,都表示祖宗已吃到了全部祭品。这种祭祖虽然是象征性的,只是表达了祭祖的心意,祖先也就满足了,不会来纠缠阳间的人了。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这种虽是小祭,但不能忽视的是,节日或有酒有肉都得先祭祖,不然有人不舒服或有病患,便认为是某次忘了祭祖所至。因此,这种小祭在一部分苗族中仍然保持着。 在信仰基督教的部分苗族中,逐步淡化祖先崇拜的观念。他们信仰和崇拜的是耶稣,凡事都祈求于耶稣。
第四节 基督教的传入及影响 一、基督教内地会 内地会在威宁苗族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内地会”是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戴德生于1865年创立。总会设在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设有分会。曾派遣大批传教士深人中国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动。所派传教士来tl各个不同的宗派,以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也有少数奥地利、瑞士和北欧人。由于该会在中国直接设立教会,因而有时也被认为是一个宗派。 威宁苗族接触基督教内地会是在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英籍牧师党居仁传人。当时赫章县尚未设置,隶属威宁县,因当年为龙年,故苗族称龙年得道。 从基督教传人威宁的1904年开始,到1949年,共计45年。内地会传人威宁后,在兔街乡轿顶山、鱼鳅湾、以独、大街乡大松树,羊街镇的兴隆厂、妈拉冲建立了六座教堂,成为威宁东北面苗族、彝族信仰的宗教。 基督教内地会传人苗族地区后,先后有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到这一地区传教。 党居仁时期,1904年至1915年,为创立和巩固教会时期,共12年。 裴中谦(英籍)时期,1916年至1919年,共4年。 岳克敦(英籍)时期,1918年至1933年,共16年。 刘谷森(美籍)时期,1930年至1943年,共13年。 艾维斯(澳大利亚籍)时期,1941年至1944年,共4年。 罗伟德(美籍)时期,1943年至1946年,共4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籍传教士分别于1946年、1949年离去,结束了外籍传教士在威宁传教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继续信仰宗教。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宣言,号召全国基督徒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至此,威宁苗族基督教内地会开始步入三自爱国运动。 1958年至1976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威宁内地会教堂被迫停止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恢复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着手准备开放教堂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宗教工作加强了领导,予以重视。 1980年,省、地、县对威宁基督教工作加强指导,省里派杨胜、杨明光(苗族)来威宁。由中共威宁县委统战部牵头,组成基督教工作组,对苗族大松教堂、彝族板底教堂进行整顿后恢复开放。 1982年至1987年,省、地、县共拨款维修教堂经费72 800.00元,维修教堂29座,并实施开放,其中原内地会苗族教堂6座,彝族教堂13座,原循道公会教堂10座。至此,各教堂联合礼拜,打破了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的界线,信徒坚持三自爱国运动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会。 内地会传到威宁的情况 1903年,现今羊街镇兴隆厂苗族打老牛祭祖,从郎岱来参加祭祖的李马太告知亲友,称:“安顺出了苗王(所称苗王指英籍牧师党居仁)对苗民很亲热仁爱,称苗民为兄弟,尽量帮助一般穷苦苗民。”后来,参加祭祖的苗族回去一传十,十传百,一时之间“苗王”的消息传遍威宁所有苗族地区。祭祖后有张雅各、张约翰、潘隆碧前往安顺探访真情,并见了党居仁。党居仁见他们头盘长辫,身穿麻布,脚蹬草鞋,背着弩,一眼便知道他们是些生活十分艰苦的人。党居仁便用咖啡、牛奶等食物招待他们三人。经问明来意后,党居仁便向他们宣传基督教义以及信仰基督教的种种好处。从此,威宁苗族络绎不绝风餐露宿去安顺做礼拜。由于威宁距安顺路途遥远,后来兴隆厂罗旦以理等十多人去安顺同党居仁商议建教堂。党居仁表示同意到威宁传播基督教,并呈报省差会。 1904年,安顺知府瞿鸿锡和威宁州官邓循卿受上司指令,召集当地豪富绅士共同商议建堂一事,党居仁为在威宁建堂,来回有武装护卫,当时闻者无不奔走相告,有的称“洋官过路”。从此威宁苗族亲串亲,戚连戚,便跟着信仰基督教。 建立教堂 1904年,葛布教堂建立(今赫章县可乐镇),葛布教堂建成后,羊街、兔街、大街等地苗族便到葛布去做礼拜。 1909年,离葛布较远的兔街、羊街、大街分别建立了鱼鳅湾、兴隆厂、大松教堂。这三座教堂建立后,极大地方便了这一带苗族做礼拜。是内地会在今威宁县境建立较早的教堂,也是党居仁时期建立的教堂。 1918年,轿顶山教堂建立。 1920年,以独、妈拉冲教堂建立。 内地会苗族、彝族教会的划分 1920年前苗、彝教会由外籍牧师采取游动传教的办法统一管理。每到一处必须派员接送。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教会发展很快,这些教徒都是没有文化的苗族、彝族。对《圣经》只能听讲不能阅读。后来党居仁试图用罗马文翻译成苗、彝文,这套苗文在葛布风行一时但没有普及使用。 1921年,岳克敦和贝尔克(澳大利亚籍)牧师把苗族、彝族划分成两个教会。苗族以葛布为中心发展教会,称教区。 葛布苗族教会组织概况(今赫章县。略) 1933年,在苗族、彝族教会划分后的12年中,葛布苗族教会组织进一步完善。苗族基督教内地会的梯次为教区,下辖四区(今赫章、水城县境):教区(下辖各堂)、东区、中区、西区。 西区教会指今威宁县境的大松、轿顶山、鱼鳅湾、以独、妈拉冲、兴隆六教堂。 1934年,基督教内地会组织更加完善。经过30年,教会不断发展壮大,也培养出不少当地苗族牧师。这一时期已有苗族担任教会职务。又经过十年的发展,1943年,葛布内地会除有外籍牧师外,各地苗族教会公推朱文正(威宁大松树人)为苗族教区总长老。威宁境内西区长老朱提摩太,这一时期各教堂设苗族传道若干人,各堂所属村寨设村长老、执事。 葛布内地会与循道公会界线的划分 1904年至1915年,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同时传人威宁,并各自逐步建立了教堂,内地会党居仁和循道会柏格理均系英籍,但因宗派不同,所传教政、教义、教制不同,党居仁身居安顺,距离威宁很远,不便对所传内地会的管理,加之两派都在威宁县境内发展,互相争胜,难免发生矛盾。为防止纠纷和便于管理,经党、柏二人商议,决定化分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的界线,明确各派所辖范围。 1914年,两派代表在大松教堂协商划分界线。两派出席划界代表全为英国牧师。参加划界的内地会有党居仁、裴中谦。循道公会有柏格里、邵太卿。经过协商,结果决定以灼甫梁子为界,东南之大街、兔街、羊街苗族聚居地属内地会。西北之黑石头、观风海、牛棚、龙街属循道公会。现雪山镇切冲也属循道公会所辖范围。因这次划定界线两派无一中国人参加,具体划界内幕不得而知。 开办教会学校 1906年,基督教葛布内地会始办学校。1906年至1909年为初办学时期,任教教师由汉族娄云波担任,1909年至1912年由黄志之任教,后来由潘正元任教。 1914年,初级小学已开始办学,葛布教堂所辖各堂也开办了小学,葛布又创办了高级小学甲班,由汉族教师孙桂丹、鲁士杰担任,学生20名,同时开办了女子初级小学,教师由汉族陈桂英担任。 1914年,葛布增办高级小学一班,聘请汉族教师鲁绍忠任课,学生人数40名,这时高级小学甲、乙二班计60人,连同初小男女生计200余人。 1915年夏季,党居仁于安顺触电身亡,高小停办。这一时期大松、兴隆厂、鱼鳅湾三个教堂相继办学。后来轿顶山也开办了学校,课程有国文(语文)、算术,高小还有历史、地理、英语等。由于学校是教会的附属物,故参加学校的任教与管理者大都是教区和堂区的负责人。以大松为例,先后在大松任教和管理学校的均为苗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被教会录用,少数被派往外地传教任教。兴办学校,许多苗族子弟能上学读书识字,一改过去苗族没有上学读书机会的状况。 葛布内地会衰颓冷落 1918年至1933年,是岳克敦控制教会时期,也是葛布内地会衰颓冷落的时期。1923年基督教内地会逐步衰颓冷落。主要原因是西差会断绝了教会的经济来源。教会走上了所谓“自立”,实则走到了衰颓冷落的地步。这一时期许多人对内地会产生了疑问,在信仰上失去了信心。1927年,我国第一次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驻昆明英国领事急电外籍传教士撤退。西教士一走,断绝了教会的经济来源。1931年,基督教内地会上海总差会任命英籍传教士吉后安为贵州省内地会总督,是年,吉后安来葛布视察,吉后安在葛布召集所辖各教堂负责人开了三天会议,目的是勉励教会继续“自立’’前进。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固然教会实现“自立”,就应该由本地教会推选牧师来牧养教会,负责教务工作。经济上断绝了依赖,教会大权仍在外籍牧师手中。由于各地教会衰颓冷落,英国传教士国恒士为了复兴教会在平坝始办圣经短期培训班。1932年在安顺照旧开办,大街区大松教堂朱文正前往培训。 教会“复兴” 1932年在安顺开办的圣经短期培训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培养传道人“灵性”能力为主,后来在教会中广泛宣传围绕“灵性”能力为主的所谓“灵性生命”、“灵魂恩赐”。至此,“灵恩运动”不断波及各堂,使教会一度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怪现象。并派生出一些小型宗派,直接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教徒内部的团结。 1937年7月12日,兴隆厂教堂所辖阿基街信教群众,在村西北面一座小山上聚众闹升天。参与“闹升天”的人轻信两名幼女传言:亲眼见西面上空有火光闪耀,亲自听见天国乐园的歌声和琴声。”首先是个别轻信谣言,后来越来越多的教徒去小山上,等待“升天”。参与“闹升天”的人焚毁衣物,仅用树叶遮身,每日“灵歌”、“灵舞”尽情欢乐。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后经美籍传教士刘谷森派人前往劝回。由于“复兴”教会运动出现了阿基街“升天”事件,虽然制止和劝回了群众,但其影响不可挽回。内部从此产生出一些与宗教教义、教规不相称的怪现象,少数人自封为“灵恩派”、“复兴派”、“属灵派”、“小群会”,特别是“小群会”是已被取缔的一个邪教组织。由于这些小宗派产生,有的地方因此而出现了在宗 教活动上不符合教规教义的现象。 1979年10月14日,杨德荣等人在原石门公社的泉发聚集八九十人闹“升天”,每天唱、跳,准备“升天”,持续了九天。后县委派员赶到现场进行了妥善处理,各自回家。在“升天”过程中死亡1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基督教内地会及有关教堂 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内地会和各教派一样,废除了外国传教士对我国教会的控制。 1950年10月18日至25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中国基督教领袖40人,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言提出基督徒的“总任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纲领,在政府领导下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构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954年又倡导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运动。此后,威宁内地会基督徒积极响应,按“宣言”和“三自”方针办理教会,彻底摆脱了差会和外籍传教士的控制。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随着社会内部肃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也随之终止,迫使宗教转入地下活动。 1962年,宣判“杨志成反革命案”,此案宣判后,信教群众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继后宗教活动继续转入地下,暗中发展教徒。 1965年,基督教被定为封建迷信,一些宗教界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杨志成反革命案”后,朱建纲、张文清、朱光祥被纠斗和判刑。 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利用行政手段制止宗教,在大街、羊街、盐仓等地连续举办“宗教头目学习班”,再次制止宗教活动。 1974年7月8日,羊街镇兴隆公社牛角井苗族在仙人洞做礼拜,被一姓肖的县武装干部视为反革命活动,动用武装民兵包围,羊街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李文周当场开枪打死3人(一名妇女,背上的孩子、腹内胎儿),造成用武力镇压宗教的“兴隆事件”,惨案轰动全县。 1975年2月,“兴隆事件”发生后,继续采取行政措施,在兴隆、羊街等乡兴办教徒学习班,此后这一带宗教活动才逐步处于低落状态。 1976年宣布“文革”结束,结束了极“左”思潮强行制止宗教活动的做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始得恢复、贯彻。全县掀起了贯彻中发(1978)65号文件的精神,极“左”思想进一步得到肃清。 1980年,省、地、县三级组成宗教工作组,对大松、板底教会进行调研工作,并帮助建立了教务小组,对其恢复开放。 1981年底,《贵州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按立了我县朱佳林、朱美德(女)牧师。他(她)们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第一批由省宗教爱国组织按立的牧师。 1982年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宗教工作部门认真宣传、贯穿、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先后恢复开放了轿顶山、鱼鳅湾、兴隆厂、妈拉冲教堂,并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了孟基乐教堂。还本着联合礼拜的原则,还落实了原循道公会石门坎、苏科寨、长 海子、天生桥、大寨、切冲等部分苗族信徒聚居的教堂。并按宗教政策规定新设立了丰光、平原、抱都等教堂。 从1982年至1988年为止,省、地、县拨给基督教苗族教堂落实宗教政策补助款共44 400.00元。 重要会议 1981年12月,全县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会议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1978)65号、(1980)188号文件精神。会议内容是认真落实宗教方面的政策,在宗教内部克服宗教活动的混乱现象。参加座谈会的基督教界人士20人。会上,由朱佳林、朱美德牧师等爱国宗教人士提议,制定了《爱国爱教严格遵守十条制度的规定》。并拟定了对轿顶山、兴隆、妈拉冲等教堂实施恢复开放的要求。这次会议对认真贯彻宗教政策,把基督教引向正常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2年12月17日至22日,全县召开第二次宗教会议,一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82)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二是由赴省参加基督教会议的人员贯彻贵州省三自运动委员会爱国会、贵州省基督教协会会议精神。参会人员20名。这次会议讨论了基督教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意见。 1983年11月,全县召开第三次宗教会议。参加会议的基督教界人员有妇女代表和各堂负责人30人。会议内容:深入贯彻(1982)19号文件,并贯彻了贵州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贵州省基督教协会一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到会人员揭露和批判了李常受“呼喊派”的异端邪说,在全县基督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反渗透的教育。号召全县信徒高举三自爱国主义旗帜,巩固和发展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 1986年11月11日,地委统战部部长黄绍臣、中级人民法院陈芝源庭长、赵凤节来威宁汇报“杨志成案件”。参会单位有地区行署宗教科、县委主管领导、政协、县法院、公安、民委、统战部和县宗教科领导。这次会议内容一是由陈芝源庭长汇报案情。二是黄绍臣部长就“杨志成案件”改判就如何做好区乡领导和群众工作进行了安排。 1986年11月13日下午,在大街乡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和群众参加的座谈会议。“杨志成反革命案”所涉及的张文清、朱建纲、朱光祥到会。罗信元未到会。会议内容按黄部长的安排,围绕改判“杨志成案件”要达到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目的进行了座谈讨论。 1986年11月14日下午,在大街乡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对“杨志成反革命案”公开改判: 1.撤消本院(59)刑镇字第2号刑字判决书,(66)法字第7号刑事判决和(79)刑监字181号刑事裁定; 2.对杨志成、朱建纲、张文清、朱光祥宣布无罪; 3.对罗信元改为流氓罪、诈骗罪,改判有期徒刑12年。 “杨志成反革命案件”的改判是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对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的体现。
二、基督教循道公会 循道公会概略 循道公会系英国差会,是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宗教会之一。循道公会也称“卫斯理宗”、“循道宗”,原为“圣道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wesiey,1703~1791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组织宗教小组,提倡教徒遵循道德规矩,小组成员乃得“循规蹈矩者(Metnodists)”的绰号。后为循道公会。 循道公会的组织系统:英国伦敦总会——远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教区——联区——堂区。 石门坎教会原属西南教区苗疆部,部设石门坎,后来因信徒增多,1931年为石川联区。石川联区全为苗族教会计54座教堂。 石川联区设立后,下辖石门坎、长海子、大坪子、咪珥沟、川I南五个小联区。除石门坎、长海子联区外,其余三个联区均属省外。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把基督教传人石门坎,到现在已经跨越了一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传入石门坎苗族地区以后,苗族成千上万的人信仰基督教,接受文化教育。到新中国成立时不到45年,在苗族中传播宗教,为苗族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苗族从没有文化到有了文化,从有了自己的文字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促进了苗族内部的社会变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得苗族能够在生存道路上与其他民族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开始 1904年,内地会党居仁已在葛布建立了教堂。因葛布教堂离地处云南昭通边界苗族地区较远,到葛布做礼拜很困难。那时,党居仁已知道柏格理在昭通,决定让距离昭通传教较近的苗族到昭通找柏格理求道。 1904年7月12日,党居仁请苗族青年罗旦以理、罗彼得、张朝相、张朝书四人持函到昭通,联系做礼拜事宜。由于路途遥远,他们走到昭通时已精疲力竭。到教堂,首先碰上钟焕然老师和几位同行,他们见这几位苗族背着一个大口袋(装食用的炒面),其中有一个人便问:“你们来干什么?”苗族中有一个会说汉话的答道:“来找柏牧师教我们念书。”那人又说:“苗族从来没听说过念书的,你们咋念得起嘛!”这时罗旦以理从怀中取出《颂主圣诗》和《真理入门》两本书,并把他们从家乡威宁兴隆厂去安顺见到党居仁及党居仁的吩咐讲了一遍。柏格理在屋内听见外面有人问答,连忙出来招呼,这几位苗族把党居仁牧师的函件交给柏格理,柏格理见函并与他们叙谈,知道他们到昭通的来意。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这四位苗族,留他们住在学校。 7月13日至16日,柏格理便给这四位苗族讲道,把基督教的知识介绍给他们,并给他们讲主耶稣的生平。他们常向柏格理发问一些问题:如“我们能不能见耶稣?苗族能不能来信教”等。这是柏格理在昭通传教十多年第一次接见苗族,也是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开端。 这四位苗族回来后,竞来了80人。这些人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后来越来越多,每天不下百余人。其中有一位姓张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柏格理在给众人讲道时,张便为苗族翻译,就这样随讲随译。不久以后,柏格理便学会了简单的苗语。继后柏格理在讲道中不时夹杂几句苗话,苗族听了高兴万分。由于柏格理在接触苗族的暂短过程中,逐步学懂苗语,会说简单的语言,因此,学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为了学道读书,晓行夜宿,长途跋涉,自带干粮。特别是苗族夜宿无被褥,不需床榻就地而卧,渴望教育,一时教堂拥挤不堪。这些苗族求道读书心切,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除了洗脸吃饭外,其余时间都是轮流听道读书。在这种情况下,柏格理意识到山里有许多苗族要信教读书,他希望总会再派差遣员来昭通,自己设想今后往苗族地区传教办学。 1904年8月至9月,苗族到昭通读书非常踊跃,沿路和昭通城内汉族目睹许多苗族进城很不满意,便信口开河地造谣:“苗族要造反了。”苗族到昭通投靠洋人,背毒药来放于汉族人饮用的水井里,谁饮用了就要去信教,不信教药发就死。”这一谣风传出后,苗族沿路经过的村寨之水井派人把守,不让苗族饮用。苗族素来胆小怕事,不敢再进昭通,有大胆进城的,途中被扣留的,也有被捆绑、被殴打的,甚至有几个热心求道读书的苗族,在去昭通的途中失去了生命。造谣生事的情况发生后,汉族教师王玉洁挺身而出,据此上书昭通和威宁清官府,并把途中被殴打和杀伤的苗族送去验明。昭通官府立即出告示,禁止造谣生事诬害苗族群众。但是,苗族所在的威宁仍遭到迫害,柏格理忍无可忍,壮胆去见威宁州官府。 1904年9月初,柏格理和汉族教师王玉洁、钟焕然三人星夜兼程赶到威宁州,就苗族求道读书被迫害一事请求州府出具告示,禁止造谣传讹,并指明苗族纯属求道读书并无放毒害人。于是威宁州官开始张贴布告,并派员护送柏格理等人协同平熄谣言。 1904年9月10日,威宁清官府启程到羊街张贴布告,柏格理等人同行前往。那是一个赶场天,在赶场的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不要听信谣言讹传,不准乱说苗族放毒药,若谣风再起,政府查明当即查办不误。”经这次宣传,时有羊街李仕林因谣风而拴苗族,被当地群众告发,李仕林当即把苗族放回。受残害的苗族来到柏格理面前诉说了遭受土目地主毒刑烤打之苦,柏格理向他们作了安慰,并当面斥责土目地主再不能妄为,并责其承认错误,从此以后,昭通、威宁谣言顿熄,迫害苗族的事始告终结。 柏格理、王玉洁、钟焕然老师这次威宁之行,沿途到达苗族村寨数十个,到土目地主十余家,了解了苗族不少情况。每到一地,对苗族都很仁爱。为受害的苗族打抱不平,过去害怕洋人的苗族,见到柏格理和蔼的态度,不嫌苗族污垢肮脏和衣服褴楼。因此,苗族村连村、户连户相继到昭通求道读书。 柏格理威宁之行了解到苗族村寨很多。回到昭通后,想无论如何得尽早寻求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苗族教堂和学校,方便更多的苗族求道读书。柏格理在接触苗族的两个月中,给苗族的关心和爱护,在苗族受到他人和土目地主的蹂躏时,不惜挺身而出,多次去见官府、土司和地主。起初土司和地主对柏格理很讨厌,怀疑柏格理要叫唆苗族起来造反,但一经会见柏格理,见他很爽直、诚实、和蔼,于是前仇尽释,成见消除,彼此了解,后来竟成了良朋好友。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为柏格理在苗族地区寻找建堂设校的地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土司中,大官寨彝族土目安荣之与柏格理极为相契,感情独厚。 1904年冬天,柏格理为了寻找建堂设校地址,先后到大官寨所辖地盘的天生桥、陆家营、水塘、罗卜甲等地选择建堂设校地址,可是所到之处交通不便,况且有河流阻隔,雨季无法渡过,加上这些地方生活用水、燃煤等不方便,不宜建堂设校。最后经考察,选中石门坎,并和安荣之交涉,得到石门坎偏坡地80余亩建立教堂和学校。石门坎那地方当时是昭通到镇雄客商必经的通道,距离昭通仅有30余里,是云南昭通、彝良和贵州威宁三县的交界处,这里有丰富的无烟煤,生活用水也较为方便,是建堂设校最适宜的地方。柏格理得到了这块地皮,就为苗族建堂设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石门坎 1905年春,是石门坎建堂设校的日子,是柏格理在昭通传教并把传教办学目标转向石门坎苗族地区的开端。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传人石门坎,柏格理从昭通带领汉族老师If,洁、钟焕然、李司提反、傅正忠、刘中五来石门坎建堂设校工作,当地苗族杨雅各和王道元协助工作。另外还从昭通请来泥水匠、木工、石匠和泥瓦匠到石门坎一同建设。当时的石门坎条件很差。苗族的住房矮小,且人畜同居,来建堂设校的人只有和当地苗族共同居住。 为了顺利完成建堂设校计划,柏格理亲自主管全部工程,所建房屋自己亲自设计。建堂设校工作分工是:王玉洁老师负责担任建筑财务会计并协助苗族购置建筑材料。李司提反协同杨雅各和张约翰担任翻译,同时着手试创苗族文字和编辑苗文诗歌,为进一步创制苗文打下基础。傅正忠同刘中五到苗族村寨传教和处理日常事务。钟焕然着手负责组织汉字班的教学工作和研制苗文。 柏格理一行到石门坎建堂设校,是苗族史元前例的工程。苗族听说为自己建堂设校,更是热心捐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来石门坎做礼拜,每人捐一点钱。另外派工役、挑土、和泥、做瓦、砍伐木料、砌墙和填土,大家共同努力。从春到夏,就修建了数间简易茅草房宿舍和会议室以供远处来的人员休息和工作,到年底石门坎教堂和学校初具规模。 初建的教堂可容纳350名教徒。远近的苗族踊跃来石门坎做礼拜,离石门坎很远的长海子、上海枯、瓜拉、切冲一带的苗族都要来石门坎做礼拜,星期六就必须提前一天上路,而且途中隔有山川河流,行走十分困难。由于远近各苗族村寨都拥入石门坎做礼拜,有时参加做礼拜的人超过千人,常在露天坝举行。后来柏格理和众苗族商议,决定在距离石门坎较远的地方设立分堂及学校,不再跋山涉水来石门坎做礼拜。初步拟定了以石门坎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苗族教堂和学校的计划。 以石门坎为中心建立教堂和学校 1906年,距离石门坎一百多里的长海子建立教堂。修建教堂前,柏格理亲自前往选址。那地方的土目允许柏格理随意砍伐修建教堂树木,有16位苗族同柏格理一道修建教堂和学校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建筑过程中,凡是报名信教读书的人都投入了建设,到六月初便建成了长海子教堂。6月10日,柏格理亲自主持当地教徒辟门进堂仪式。参加做礼拜的有外国人、苗族、汉族、彝族和蔡家人,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快快乐乐,欢聚一堂。当天接受了49人洗礼。举行辟门仪式后,6月11日,柏格理离开了长海子教堂。同年,距石门坎较远的天生桥、陆家营、龙井也建立了教堂。 1907年,为了适应苗族地区教会的发展和需要,又兴建了具有独特的宗教建筑风格的石门坎大礼拜堂。这座教堂修建后,可容纳千余人,及时地解决了因人多而在露天坝举行礼拜的情况。 1908年,论河和罗卜甲教堂建立。 1910年,切冲和爱华山教堂建立。 1914年,上海枯教堂建立。 柏格理到石门坎十年,基本上实现了他要以石门坎为中心发展苗族教堂和学校的愿望。这十年苗族地区的教堂和学校得到迅猛发展,绝大多数苗族从原来信仰本民族的原始宗教转向信仰基督教和读书识字。 1915年,石门坎学校突然发生伤寒病,柏格理在护理学生期间染上了伤寒病,这位受苗族尊敬的老师寿终于1915年9月16日,享年51岁。格柏理去世后,张道惠继续柏格理的工作,一批教堂和学校又先后建立起来。 1916年,离石门坎教堂较远的木槽、简角寨教堂学校建成。 1920年,距石门坎百里外的瓜拉教堂学校建立。 大寨教堂和马街教堂是威宁县境最后一批设立的教堂学校。1945年,大寨教堂学校由天生桥教堂学校分设。 1948年,马街教堂学校建立。马街教堂是威宁县境苗族教会辖区内一座惟一的彝族教堂学校。此外,在建堂设校的过程中,牛街子教堂是为石门坎至长海子途中牧师和传道人员休息而设立的教堂,始建年限不详。 创制苗文 基督教传人以前,苗族没有文字,文化很落后,许多人不会说汉话。他们世代只能用本民族的语言在内部交往,与其他民族交往极不方便。苗族没有文字,不懂汉话,这个问题给当时柏格理传播基督教和办学带来很多困难。苗族当时读书心切,但是不懂汉话,不能理解教义,学习十分困难。为了方便苗族信教读书,解决他们不懂汉语,学习汉文笔画繁多难记、难写、不易学懂的问题,柏格理下决心要为苗族创制文字。 1906年,柏格理用拉丁字母创造了一套拼音文字,但这套苗族文字在苗族中行不通,不能用。打这以后,柏格理没有气馁,然后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苗语发音的规律,经过长期思考,并认真学习苗语,逐步熟悉和掌握了苗语发音的方法,最后在李司提反、钟焕然、杨雅各、张武和王道元等人的配合下,采取了苗族花衣服、裙子的某些图案及外国一些简易拼音形体字,经过认真研究,创制出大小字母各一的象形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每字不超过五画,易记、易写和容易学懂。 这套文字声母大,韵母小。也称大小字母文字。苗文的拼音方法为声母加韵母,韵母的不同位置表示不同的声调。 苗文的问世,是苗族历史上一大创举和奇迹。他标志着黔西北、滇东北苗族已进入了有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时代。苗族文字 创制出来后,在当时苗族社会环境下十分适用。1908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曾举办了两期苗文培训班,受训人员400余人。 苗族文字创制出来后,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后来杨荣新、王明基、杨荣辉、罗伟德(英籍)、朱文正、王明道、刘谷森(英籍)先后作了一些改进,但这些改进都没有得到推广。 翻译经籍 苗族文字创制出来,就开始着手翻译《圣经》。首先是翻译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后来逐步把《新约全书》译完。苗文圣经翻译出来后,1916年底,历经半年,苗族圣经正式印刷问世。1917年6月7日,从创制苗文到翻译圣经到苗文《新约全书》闻世,长达数十年时间。苗文《新约全书》广泛流传于贵州黔西北、云南滇东北、Jlf南一带。后来又印刷了苗文《赞美诗》、《颂主圣诗》。 培养苗族知识分子 基督教循道公会一开始传人石门坎,首先就是建堂设校,这是向苗族传播基督教和培养苗族知识分子的基础。学校是教会的附属,故历史上也称教会学校。1905年石门坎教会学校建成后,学校命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为了办好这所学校,特地从昭通请来汉族教师承担教学工作,于1906年开始招收苗族子弟入学。 1910年,随着各地教会学校的建立,西南教区苗疆部还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教育委员会。后来,苗疆部教育委员会以石门坎为中心,大力扩大和发展苗族教育事业。学校教育以汉文为主,教材为清末时低年级的启蒙读物。有《绘图蒙学》、《音乐》、《看图识字》、《连词成句》、《算术》、《图画》等。石门坎光华小学建立后,威宁县境循道公会苗族教会学校命名为光华小学××分校 和兴华小学××分校(见下表)。
1908年,石门坎办学初见成效,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为了扩建校舍,柏格理在回国休假期间与英国人士多方交谈苗族办学情况,要求资助苗族办学,得到一位叫阿司多的老人捐赠2 000英镑。1911年,柏格理将阿司多老人捐赠的钱,把石门坎学校扩建一新。 1912年,在初级班的基础上,又增办高级小学。从民国元年规定小学始有男女合校,19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招收学生不分男女,是我县最早的男女学生合校的学校。由于石门坎设立了高小部,外地读完初小的学生都来石门坎读高小。苗族送子弟到石门坎读书,有的来自百里以外。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但为了读书求知识,人们心甘情愿。在那些苗族送子到石门坎读书的时代,流传着《到石门坎去读书》的歌谣,歌中号召性地唱到:“去读书呀,所有青年男女,去石门坎读书,小学中学分步走,高中大学在前头,请不要退回,要朝前走朝前走……”另一首苗族送子读书往返于石门对面陡坡之岭和宗戛河峡谷地带的歌谣,歌中唱到:“卯骚(苗语音译)读书到石门,往往返返宗戛河,石门对面峻岭险,骑马要绕云炉河。”石门坎设立了高小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各地苗族青年向往的地方。 随着苗族地区教会学校的兴建,无疑对苗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促进作用。基督教的传人,教会学校的兴建,在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下,苗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意识有所醒悟和提高。面对形势和环境的现实,时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的朱焕章从1935年就先后多次与学校教师和教会负责人商筹创办中学事宜,后经与陇体芳(彝族,彝良人,)、杨砥中(彝族、毕节人)相识,向他们提出在石门坎筹办初级中学的愿 望。历经7年(1935年至1942年)的不懈努力,于1943年即由毕节、彝良和威宁的陇、安、杨、罗几家彝族集资在教会的参与下组成了董事会,彝族代表为杨砥中,苗族代表为朱焕章,教会代表为马建忠。杨砥中任董事长,朱焕章任校长,杨忠德任教导主任,杨荣先任事务主任。办学经费由彝族董事和教会负责三分之一,学费的收入和苗族捐助三分之一。校名由董事长命名为“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1943年秋,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共86名。有 了学生和教职工,校舍虽然十分简陋,但在威宁苗族地区的第一所中学已具雏形,历史性的愿望已经实现,“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牌子也出现在石门坎学校的大教室门上。 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历经坎坷和艰难,但也有她的辉煌和鼎盛时期。在教学活动中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和学习制度,促进了学生勤奋学习的精神,树立了尊师爱生的优良校风。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师生翻译和编排抗日救国歌剧,广泛在师生和群众中传唱及校外演出,向进步教师进行革命斗争教育。文体活动方面,积极开展以足球为主的体育运动,从校园师生到校外的农民群众都开展得十分活跃,篮球、排球、长跑、登山活动等也相继开展。活动内容逐年增多,在每年的端午节上,学校和周边村寨开展的足球、篮球、田径、赛马、登山、射弩、拔河、苗文识字、妇女绩麻、穿衣、穿针线等比赛活动更独具特色。 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曾经受经费不足、战乱、灾荒、地震和盗匪猖獗等艰难处境的考验。但董事会和教职工们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不畏艰难险阻,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坚持把学校办到了人民政府接管为止。1952年8月23日人民政府接管后,校名更为“石门坎民族中学”,由贵州省教育厅直管。从1943年到1952年近十年中,学校招收了近500名学生。培养了一批批初中毕业生,一部分毕业生被推荐并考上外地高一级院校学习深造,为 威宁苗族能走上各条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05年至1949年不到45年间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和1943年至解放初期的石门坎初级中学,为苗族地区培养出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现就各批学生分述如下(含省外来石门读书学生): 1906年至1910年为初办学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为教会急需培养人才,也是教会学校培养的第一批苗族知识分子,他们是杨雅各、张武、王胜模、张约翰、朱多马、王经、朱彼得、张夏禹、王道元、朱提、王放头、张得救、张马太、杨芝、杨秀、张慈、朱约翰、杨信、 张高、王才富、熊马可、王西拉、黄司提反、王仁明等。 1911年至1915年,是柏格理在石门坎传教办学十年培养的第二批苗族知识分子,他们是王英、杨荣辉、张志成、王声闻、王正科、朱果成、王定安、韩杰、王馨芝(女)、吴平安(女)、王爱福、王勤学、王快学、王安石、王聪惠、张西旺、罗沛然、朱本仁、杨苒惠、王常春、朱朗清、李正品等。 1916年至1918年第三批知识分子出校,他们是王离高、王义芳、朱亮成、朱洪成、朱洪昌、王英豪、吴永清、王凤呜、韩礼原、王有录、王义芳、张金全、王明基、陶开华、杨锦芳、张惠连、王明章等。 1919年至1926年第四批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吴性纯、王崇高、朱清正、张洪猷、朱启孝、张留芳、张信爱、吴树冬、李文明等。 1927年至1935年第五批苗族知识分子出校,他们是朱焕章、王聪智、王荣昌、张洪发、杨荣新、张文明、王德春、张友才、李正文、吴性良、王兴田、王正荣、陶开荣、朱启义等。 1936年至1938年第六批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杨汉先、陶明堂、李德华、张安烈、王兴中、潘耀德、李正邦等。 1939年第七批学生毕业后,每年都有毕业生出校参加教会和学校工作。他们是朱常义、杨华邦、朱盛德、朱心仁、吴忠烈、朱明定、朱定国等。 1940年第八批知识分子出校,他们是王建明、张超伦、王天福、杨宗德、王建勋、杨明清、王明镜、朱惠贤、王正兴、杨忠德等。 1941年第九批知识分子出校,他们是韩正明、朱旭辉、韩令忠、杨文高、吴有芳、陶文高、陶仕伦、张宗义、张仁安、朱明义、王备剑、张晏武、王正国、陶昌贤、王荣昌、朱明光、杨永明、安文举、朱成就等。 1942年第十批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张斐然、王建光、王保祥、杨耀先、朱仁英、吴耀庭、王崇武、张友安、陶开群、张学祥、张文德、朱文科、王建祥、李学高、张德全、王毓珍、朱仕杰等。 1943年第十一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朱正祥、杨明光、杨汉嵩、杨忠义、安德生、朱兴华、朱光仁、陶群灵、王绍华、王毓秀(女)、王建国、韩礼福、朱晓光、张恩德等。 1944年第十二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张国相、陶秀英(女)、朱文清、朱明道、李寿安、李国兴、刘文芝、陶仕昌、张文文、王正章、王聪灵、韩绍纲、苏学义、张德富、李学宏、杨荣传等。 1945年第十三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王忠文、李桂芳(女)、姬鑫美(女)、王惠珍(女)、吴忠美(女)、王建章、杨汉文、朱明安等。 ’ 1946年第十四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朱元璋、朱元方、杨怀福、杨德剑、王明道、马德礼、朱建英(女)、王教美(女)、潘秀英(女)、吴美珍(女)、杨忠成、王惠泽、王建良、吴善智、张美玉(女)、李德忠、朱明亮等。 1947年第十五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朱兴明、张雅各、朱正良、张富明、韩正光、杨富才、陶树林、张文波等。 1948年第十六批苗族知识分子毕业出校,他们是朱佳仁、朱艾光、王德光、杨正明、朱明先、潘光明、朱明贤等。 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组织沿革 1905年柏格理到石门坎传播基督教时西南教区尚未建立,1911年,正式成立昭通西南教区,教区下辖云南、贵州威宁县、川南地区教会,教区驻地为云南昭通。 昭通西南教区设共和年会,分为四部三科。 四部是:苗疆部、东川部、昭通部、东粟部。苗疆部,部长柏格理,部设贵州威宁石门坎。下辖云南省永善、大关、彝良、盐津、威信、镇雄和贵州威宁县及川南苗族教会。东川部,部长邰幕廉,部设昭通。东粟部,部长美能义,部设威宁四方井。 三科是:理学科、宣道科、医药科。理学科科长苏茂才,宣道科、医药科科长邰幕廉。 1920年增设昆明部,改为五部四班。五部即前四部加昆明部。四班是西教士班、联教士班、代表班、华教士班。 后来昭通西南教区又设立了教区内办事处常务委员会,下辖十四个委办,即;教区差会委办、执行委办、神学委办、妇女委办、经济委办、产业委办、教育委办、宗教教育委办、接济委办、医药委办、文教委办、推广委办、查账委办、地点委办。 1932年,圣道公会改称循道公会,仿照其他教区建制设教区一联区一堂区三级制。昭通西南教区下辖昭通、昆明、寻甸、会泽、蒿明、大坪子、咪晦沟、牛坡坎及贵州省威宁县境石门坎、长海子、四方井、威宁、大街子、大桥、四十五户、王武寨十六个联区。 这一时期石门坎联区已升格,由于下辖的苗族教会地域广大,在国内外影响大,也被称为石川教区,国外邮件可直达中国石门坎。石川教区下辖石门坎、长海子及云南境内大坪子、咪嗥沟、牛坡坎、王武寨的苗族联区教会。每年年会都由各联区派负责人到石门坎开会。先后任石川联区长的有王树德(英籍,1933年至1934年)、穆博礼(英籍,1934年至1939年)、邵泰卿(英籍,1940年至1948年)、朱焕章(苗族,1949年至1951年)。 石门坎小联区下辖石门坎、天生桥、检角寨、陆家营、爱华山、罗卜甲、大寨、木槽、马街九座教堂。先后担任小联区长的有:邵泰卿兼(英籍,1933年至1948年)、朱焕章(兼,1949年至1951年)。 长海子小联区下辖长海子、论河、龙井、切冲、瓜拉、上海枯、牛街七座教堂。先后担任小联区长的有:张洪猷(苗族,1939年至1941年)、李正邦(苗族,1942年至1949年)。 眯嗥沟小联区下辖眯呵沟、簸箕寨、大苗寨、麻窝宕、大火地、天星场、落尾坝、么店子、核桃湾、中寨、拖姑梅、铜厂沟十二座教堂。先后任联区长的有:李正邦(1938年至1941年)、张洪猷(1942年至1949年)。 大坪子小联区下辖大坪子、老棚子、老鹰岩、龙门阵、龚家坪、五堆石、红沙地、杉木林、燕子岩、鸽子场、十八坪、龙树、三锅桩13座教堂。先后任小联区长的有:钟焕然(汉族,1941年至1945年)、吴忠烈(苗族,1946年至1949年)。 牛坡坎(川南联区)下辖十座教堂(具体堂区地址不详);杨明清(苗族,1943年至1949年)任小联区长。 英籍牧师、苗族、汉族牧师、教士、汉族及其他民族教师、苗族教师,分述如下: 英籍牧师及其人员: 柏格理,1905年至1915年。 韩孝贞,柏格理之妻,随柏格理来石门坎。 王树德,1910年至1936年。 张道惠,1911年至1926年。 顾德维,1925年至1931年。 穆博礼,1935年至1939年。 石崇德,1938年至1949年。 邵泰卿,1940年至1948年。 赵月林(女)1946年至1949年 张绍乔、张继乔,1947年至1949年。 苗族牧师及汉族牧师(1932年后统计数): 张洪猷,苗族;李正邦,苗族;杨明清,苗族;吴忠烈,苗族;李正文,苗族;钟焕然,汉族。 教区教士(1932年后统计数): 杨荣新,苗族;张夏禹,苗族;朱本仁,苗族。 教会学校汉族及其他民族教师: 王玉洁、夏士元、李司提反、钟焕然、李四先生、刘映三、马才富 (回族)、王开阳、杨正隆、侯锦堂、傅正章、张中普、郭明道、胡开英 (女)。 教会学校苗族教师(1932年后统计数)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正兴、王兴中、王惠泽、王忠文、王学章、王德友、王德升、王德春、王聪灵、艾新秀(女)、朱仁英(女)、朱正良、朱佳仁、朱佳伦、朱明道、朱照光、朱常义、朱焕章、刘光兴、杨文高、杨华芬、杨华锦、杨光明、杨忠明、杨忠德、杨荣光、杨盛德、杨耀先、苏学义、李之中、李正文、吴性纯、吴性良、吴忠美(女)、吴树林、吴善祥、吴耀庭、张友伦、张文明、张美玉(女)、张思德、张斐然、张德全、钱烈、陶开群、陶仕伦、陶绍光、韩正明、韩礼福、韩绍纲等。 教会苗族布道人员(1932年后统计数): 张学芳、张文明、杨明开、朱明礼、朱明章、王正刚、王崇义、王建祥、韩俊明、潘友文、王德昭、陶兴明、张友六、王永仁、杨正文、王慧贤、王荣昌、王宪祥、张友安、朱旭辉、吴有福、王正英、杨荣传、王永安、陶友兴、朱明定、朱友义、吴树芳、杨建全、王明基等。
教会慈善事业 1. 麻风院 柏格理来石门坎传教,耳闻某些地方有麻风病患者,竟把患者诱去枪杀、活埋。柏格理认为这种处理极不仁道。立即在报上发表批评,收效甚佳,许多人同意他的观点。当时世界麻风病总会赞同和电讯及石门坎麻风病情况,柏格理据实回复石门坎麻风病所闻。世界麻风病总会立即汇款来石门坎,请柏格理散发给患者并建立麻风病院,终因没有建房地址,这笔款最后用于购买布匹、粮食发放给患者,直到柏格理1915年去世,麻风病院都没建立。 1919年,牧师张道惠、汉族教师钟焕然、苗族布道员杨雅各、张武继续为创办麻风病院努力工作,这一年,钟焕然向他的学生安如福购买石门坎南面一片荒坡地作建房用地。1920年开始动工修建,1921年麻风病院修建竣工。当年正式接受病人入院。1922年石门坎地区粮食歉收,1923年当地发生特大饥荒,张道惠采取赈灾,集中当地居民继续扩建麻风病院。 1926年,石门坎麻风病院正式有了医生。石门坎麻风病院是滇东北、黔西北最早建立的麻风病院。此院建成后,消除了对患者枪杀、活埋、烧死等残酷行为。昭通、威宁、彝良等地的患者可入院治疗,有人护理,专人管教,隔离了病人,减少了传染,病人有了归宿。经过治疗,减少了病人的痛苦,不少病人病愈后与亲人团聚。石门坎麻风病院的建立是教会在该地区创办的一项重要的慈善事业。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了石门坎麻风病院。病院进一步得到修缮,充实了医疗设备,使病人的治疗条件及生活起居更进一步有了改善。 2.推广部 1920年,昭通西南教区设立农业、手工业技术推广后,设立了种子试验站,1942年在石门坎推广,属教会慈善事业。由苗族布道员王明基,汉族科研员冯家棂创办。种子试验站的任务是: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试验成功后向各地推广;简易手工业机械制作、棉毛纺织及缝纫得到推广;制作成功较为适用、较为先进的织布机,配备了纺线机、绞线机等。该站成员均来自各教堂男女青年。后在苗族各地广泛使用织布机、绞线机,减轻了苗族妇女工作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力。该站的创办,为少量教会学校毕业学生寻到了一条生活出路。这一慈善事业随着解放后循道公会自然解体而停办。 3.石门坎药房 石门坎药房是教会最早建立的慈善事业之一。1905年建立教堂,药房就开始创办,医务工作人员由英籍人员管理。柏格理之妻在昆明时是医院护士,随柏格理到石门坎负责药房和治理病员工作,同时兼授算术课程。lC30年,苗族医生吴性纯负责药房工作,药房改名为平民医院,这一时期,医院医务护理人员全为苗族。1934年,吴性纯医生调往昭通福滇医院工作,又恢复为药房,由杨忠明护士负责管理。杨忠明后来去世,由朱明义接管到1948年底。1949年至1952年,由护士李德美(女)负责管理。解放后政府接管,改名为石门坎医院。 4.石门坎教会邮政代办所。 柏格理到石门坎传教时在交通及运输极为不便,通讯联络不畅,教会与外界的联系极为不便的情况下由教会所创办的事业。 1910年夏,柏格理多次以石门坎教会同毕节、昭通联系,但以信息联系不畅为由,向贵州省邮政总局申请在石门坎办邮政代办所,终于得到批准,石门坎代办所在八月份便顺利通邮。由于邮政代办所是教会创办,与原威宁的邮路没有直接联点,国内外邮件不必经昆明、昭通、威宁可直达石门坎。这样就大大地方便了英国伦敦总会对石门坎教会的通讯、信息的联络。石门坎也可以直接往贵阳、昆明、安顺发放邮件而不再经昭通周转。连接石门坎邮政代办所的邮路主要为教会服务,所以邮政线路联接点是:毕节一野马川一葛布一水塘一大杉一陆家营~石门坎一昭通。搞投递工作的邮递员由地方邮局的专门人员承担,教会不派员,收接或投递十天一次。代办所专门设有收发邮件的代办人。 石门坎教会溯源碑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逸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芝圃于莽中,百劫始为说法。则有无有乎尔,然而岂谓是哉?原天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之莠骄骄,慨苗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惕矛塞其谁开?幸耶和华撤母耳还来旧雨,露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溷而复起,苗则槁而勃兴。始亚当克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它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方,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真亚柏拉罕之孙子,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藕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靡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凡 以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热赓赞美之歌,聍见户诵家泣,予妇解颂扬之谱。文章机杼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决觖舌为鸶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族皈依。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满兰,敬勒贵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待修纪念,赞以粹言。 赞 曰 灵宫活石 至道法门 畏绊脚石 守生命门 屋角首石 天上城门 裂开泉石 牖启心门 是遮身石 是出死门 是匠弃石 是羊入门 奠基盘石 奏开金门 点头顽石 进步窄门 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 民国县知事留法政员 陈宗华菊圃敬书 中华民国三年八月 一九一四年石门坎全体学生敬立
苗族信教史碑文(苗文译汉文) 苗族信教史刻于此碑。苗族信教以前,没有开化愚昧无知,没有土地耕种,向彝族地主统治者佃地耕种。年年为彝族地主搞重额租子。害怕其他民族辱凌。生活、穿着十分困苦。胆小怕事。有男女青年“宿夜室”、“踩月”,打老牛祭祖、祭山祭树神;生活浪漫,酗酒成性。别族歧视、嘲笑,自己还不知道。幸有上帝差遣柏格理牧师到苗族地区传耶稣福音,指教我们走出一条生路。苗族自古生于中国,是中国人。祖辈有古诗详细记述,由于没有文化不识字变成落后,到处流浪生存无着,谁也不问津。1903年听说安顺有党居仁传基督教福音,苗族人亲自去安顺领教求道。党牧师说来此信教路程遥远,你们应到昭通找柏格理牧师,当找上柏格理牧师,他高兴说,回去向四方苗族同胞说,可以到昭通来信教,他们回来向苗族村寨宣传后,从此去昭通信教的人,日益增多,人山人海,礼拜堂容不下。柏格理只得带领汉族教师李司提反和苗族传道王道元、杨雅各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相当费力,因为苗族没有文化已四千余年。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幸有柏格理、李五先生(李司提反)、杨雅各等创制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负担。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理见此情此景,于1908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宣传讲述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办一所较大的学校。后来有一位阿司多老人听了很受感动,乐意捐助英镑两千元。为此,苗族赞日: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老人家。战胜黑暗,重见光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 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
苗族信教史碑文苗文略
柏格理墓志铭文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懔家箴共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理,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 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感无不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风障雨蛮烟謦会荒冷之区,糜费足迹殆遍。士人爱而亲日:“赫甲家,都色乡里之间,妇孺者皆知名,先生和气迎人,即孩提亦爱戴,尝酣卧 抱中而情深若弗忍去诸怀者,至若至成人爱,熏陶莫不日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见于今,心悦诚服,有加无已,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频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颊。”且泣日:“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也,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斥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敖,甚于家人之子,自辟石门,博精擎割,苗人呼之日:“堪德”(克垒勤)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遍荒地,极端经营,竞至崇牖栉比,差别有天地,先生之精力悴矣,客秋一痛长眠,就山窀穸,今石部集封碑向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知,铭日:“唯我先生,辟开石门,宣传圣道,党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留馨。” 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后学员 李约翰拜撰 民国县知事留日法科毕业学士 陈 书
柏格理墓碑文 墓门项上为十字架。十字横额:“人杰地灵。”竖文:“返故乡。”墓门左侧竖幅:“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右侧:“漫云松柏埋幽径,共仰明星上象召。”中间条幅:“大英帝国柏牧师讳格理之墓。”墓碑文前简叙:“柏格理生于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寿终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享年五十一岁。一九。四年到石门坎地区活动,总计在中国活动二十七年。” (原老碑文有汉、英、苗三种文字)
制度流变篇 第一节 理老、寨老制 一理老制:理老制产生于苗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苗族称为“理戛老”或“理阿老”。理老原由家族中年高、有威望的长辈担任,后演变为大房长子世袭。理老的权威较大,主要职责是对宗族之间及本宗族内部婚姻、家庭、财产、土地等各种纠纷的处理和裁决,凡本宗族、外宗族间的矛盾纠纷及本宗族内部的大事,均由理老出面解决。明清时,如纠纷复杂,涉及面广,由理老与寨老合作,协同处理裁决各种纠纷和矛盾。至民国,理老逐步被寨老取代,权力显得缩小,作用日益降低,理老制逐渐消失,仅对宗族内部的矛盾进行调解和处理。理老处理纠纷不付报酬,谁邀请处理纠纷,就在谁家吃饭。 寨老制:寨老制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他不分宗族和氏族,均以寨为单位公推而成,职权范围比理老大。寨老不是世袭,生活由自己承担,不收报酬,年高逾时,可以更替。寨老有权调解寨与寨、族与族间的各种纠纷,处理本寨与外寨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处在时局紧张时,寨老有权组织寨民应付时局的变化,故寨老被寨民视为自然领袖。寨老制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消失。
第二节 六色、六巴制 六色、六巴和满初满自制:六色六巴起源于苗族先民在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为了祭“招米色”(山神),故由巫师占卜,群众公认而产生。六色六巴为两个人。主祭“招咪色”的称为六色,协同领祭“招咪色”的称为六巴。“六’’为男性之意9 66色”为主操之意9 66巴”为协助之意。 随着历史的发展,苗族迁徙到水西居住,六色六巴的职权范围逐渐扩大,除了招集苗民,主持祭山神外,还要负责带领苗民向土司交租、纳税、服劳役、拜年、庆典、悼丧等事务。六色为正职;主持外事,负责传递土司指令,六巴为副职,主持内部事务,担负动员、率领苗民去完成土司交给的任务。六色六巴也由不世袭变为世袭,佃种的土地比一般苗民的好。苗族迁入乌撒(威宁)后,一直保持六色六巴制。 明朝年间,设乌撒,施行屯田制。清雍正年间,乌撒实行“改土归流”,民族杂居区和聚居区各种纠纷案件上升,土官在六色六巴之上增设“满初”、“满自”,协助土官处理各种纠纷案件。”“满初”、“满自”为地主代权者,甚至地主间有纠纷,他们也可以出面调解。 “满初”是文官,“满自”是武官。威宁苗族聚居区,今马踏的中寨、天桥的银桥、红星等地设有“满初99 66满自”。有的土目为了加强对苗族聚居区的统治,又在“满初”满自”之上加设“母克”。凡有指令,通过母克,由母克向满初、满自和六色、六巴转达丽执行。龙街土目在今龙街镇的中寨设了一母克(朱姓)。牛棚子土目在今新华乡爱华设一母克(张姓)。苗族地区六色六巴制、满初、满自制、母克制沿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第三节 社会改革 人类社会的进步,引起苗族社会一系列的改革。百年前威宁苗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这些古老习俗中一部分属于苗族传统文化。但其中一部分也属于陈规陋习,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不仅把基督教传人苗乡,也把西方文明传播到苗乡。1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召开了一次有关苗族宗教社会改革的会议。参加这次改革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苗族代表80多人。共同讨论了关于苗族宗教、婚姻、生活习俗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 1.宗教改革。许多苗族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转入信仰基督教。苗族的鬼神多达十几种,鬼与神的界限很难分开。大概不会给人带来病痛和灾难的、保护人的、不害人的,称为神。认为会降灾难于人的称为鬼。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他们的思想长期被鬼神所主宰和支配。为除灾灭病,一切都要祭祀鬼神。信仰基督教以后这种祭祀活动革除了。祭山神、树神、门神等的活动也渐渐被取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宗教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然什么都是相对的,苗族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仰基督教,大约有20%~30%的苗族依然坚持原来的原始宗教,保持原来的民风民俗。苗族古歌、情歌、叙事诗和苗族芦笙、芦笙舞蹈基本是不信教的这部分苗族传承下来的。 2.从浪漫婚姻走向文明婚姻。苗族百年前普遍保留着“花房”、“踩月亮”、“抢婚”、“逃婚”等的婚俗。在交往中如双方有情意,男方便请媒人提亲。有的虽青年男女双方有情有意,但父母不同意,便采取“抢婚”的办法,迫使父母就范,如不同意,男方只好请人把姑娘送回娘家,并赔礼道歉。或者男女双方情投意合,而父母反对,这时男女双方便一起远走高飞,离家出逃,另走他乡,双双成家立业。基督教传人后,不再兴“花房”和“踩月亮”,也禁止“抢婚”、“逃婚”,而提倡通过媒人提亲。在结婚年龄上,苗族有早婚习惯,《柏格理日记》中说:他参加过两对情人的婚礼,其中一对,女的18岁,男的15岁;另一对女的15岁,男的13岁。1907年石门坎会议上,规定结婚年龄为男的必须年满20岁,女的必须年满18 岁。结婚的彩礼和嫁妆也作了一些改革。原来苗族结婚嫁娶场面还是比较热闹的,规定结婚时男方需送女方彩礼牛一头或猪一头,另加炒面、粑粑、鸡和鸡蛋、烟、酒等。以后改为半边猪肉,或猪一个,再加鸡、鸡蛋、炒面、粑粑等物,把原来的酒改为茶,所以,把原来结婚称为“办酒”,现在把结婚仪式说成“喝茶”。原来女方也要以牛羊作为陪嫁,后来也改为一只母羊或一只母鸡即可。 3.现代体育运动注入花山节。五月端午是威宁苗族传统节日。1910年把苗族花山从陆家营花场移到石门坎山坡上,除保留传统节目外,另外增加了一些现代体育项目。花场有绩麻、穿衣、射弩、赛马、唱歌等比赛项目。又有学校学生团体操表演,还有爬山、短跑、长跑、篮球、足球、跳高、跳远、武术等项目,还有读书识字比赛,晚上有文艺演出等,使花山节更富有现代化气息。不仅石门坎是这样,由石门坎所管辖的堂口和学校所在地都开展有各具特色的花山节体育活动。实行这种改革,使学生接触到现代体育项目,石门坎毕业生在外读书的学生体育运动成绩都不错。云南省昭通的万米赛跑,石门坎毕业的学生朱旭辉、陶才兴、王正光,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拿过第一名。1939年石门坎毕业生李学高在成都五大院校春季运动会中获万米赛跑第一名,他把奖杯送回母校石门坎小学。 4.改革原来苗族生活习俗,社会更加文明进步。苗族有在婚丧嫁娶等活动时用饮酒作乐的习俗。基督教传人后,根据教规教义,提倡不抽烟,不饮酒。学校老师教育学生不吸烟,不饮酒。在家里父母教育子女不吸烟,不饮酒。20世纪30~40年代苗族社会已形成一个烟酒有度的社会。另外,苗族原来在生活中还有陈规陋习,比如儿媳妇在老公公在家时不能上楼,而且儿媳不能坐老公公的凳子。基督教传人后取消了这些清规戒律,家庭、社会更加和谐。 5.改愚昧无知为外出读书识字为荣。苗族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又没有学习汉文化的条件。所以,读书识字很困难。当时有一位地主曾嘲讽说:“如果苗族读得成书,老子的狗都要吃大米。”但由于苗族的刻苦努力,苗族却读成书了,地主的狗倒吃不上大米。父辈常告诫孩子的名言是:“你们要读书,让我们读的书高过地主,以后你们就会摆脱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苗族社会出现了以读书为乐,以当一名先生为荣的良好风气。老先生们从威宁和彝良步行到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读书是常事。从云南省武定、禄劝到威宁石门坎读书需半个多月,从今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来石门坎读书需十二三天。从云南威信到石门坎读书需走一个星期。他们不畏艰险,坚持到底,一直至完成学业为止。由于改革旧习俗,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苗族社会文明程度较高。
文学艺木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时间里,威宁苗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涵义,其内容浩繁,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婚嫁、丧葬的各个方面。其中,文学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威宁苗族文学包括创作的书面文学和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两个部分。创作文学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过去的文学大部分是口头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关怀和政府的重视下,加上苗族文化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许多苗族古歌古词,为苗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威宁苗族的口头文学,从已搜集整理的资料看来,大致可以分为诗歌、传说故事、说唱文学三大类,其他的谚语、格言也十分精彩。创作文学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几种作品,但较之口头文学而不及。
第一节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群众的语言艺术。它有悠久的历史,和民族一样古老,是各民族先民智慧的结晶,它有最普遍最深厚的群众基础,由人民群众所创作,为人民群众所利用。群众中广为流传,对各民族的心理、伦理、道德、风尚的形成和培养,对民族的起源、生产知识、社会实践的传播起着潜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宁苗族的民间文学,以诗歌和故事的形式,记录了苗族的族源、迁徙、战斗历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群体形象;也传播了道德礼仪、风情习俗,充分显示了苗族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尤其是许多民间文学增添了神话的色彩,加深了作品的感染力,寄予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使之万古长存。 威宁苗族民间文学,所见到听到的资料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不愧为民族艺术之瑰宝。就其形式而言,有诗歌、故事,体裁有韵文体和散文体。传播形式则以口头传播为主。老苗文创制以后,有的文学作品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给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发行带来了无限生机,威宁苗族文学被广大文学工作者、爱好者发掘出来,跃然纸上,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为研究威宁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 想、生活、情感、信仰、礼仪等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威宁苗族的民间文学,口头流传的,我们无可计数,翻译整理出版的也不可能得出准确数据,就所知道的,影响最大、效果最佳就有苗青主编、杨忠信等收集、翻译、整理的《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苗汉文对照),全书共39万字,收集了60余篇(首)作品。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贵州省民族文学委员会编的《民间文学资料集》收录了威宁苗族史歌、叙事歌、神话传说、情歌、传说40余篇,5000余行,故事共46篇,15万多字。1987年,根据国家关于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要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立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按领导小组安排,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局(集成办公室)积极动员,精心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工作,到1988年2月,共收集整理民间故事477篇,约120万字,民间歌谣18 506首,约50万字,谚语3 500条,约25 000字,经过审编,在保持其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收编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笑话、寓言)178篇,约33万字;歌谣5 000首,约15万字;谚语350条,约4 000字;总共48万字,分两册印行。其中,收入苗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笑话、寓言)46篇,15万字;歌谣近31首,5 100余行。 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为研究威宁苗族的古代史、迁徙史、经济发展史、反抗压迫斗争史、文化发展史都具有重大意义,将起到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节 诗 歌 威宁苗族的诗歌,用形式多样,内容浩繁,别具特色来加以形容一点不夸张。正如《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主编苗青同志所说:“长长的路,长长的歌。”威宁苗族的诗歌,是文学,也是历史。是特定历史所产生的文学,也是特定文学所赋予的形象化的历史,历史有多长,诗歌也有多长,文与史,互映互衬,互为印证。威宁苗族文学——诗歌反映了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又促成产生了苗族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字里行间,无处不显露和展示出一个古老民族博大的情怀。苗族人民以诗抒情,以歌为魂,表达各个时代的思想情感,既有高兴,又有悲切,有愤怒,又有抗争,难怪会产生这般不朽之作。 就其内容而言,威宁苗族的诗作可分为叙事歌、史歌、祭祀歌、情歌、婚俗歌、故事歌、生产生活歌、时政歌等。 叙事歌 威宁苗族的叙事歌当为神话叙事歌和历史叙事歌两大类。神话叙事歌是把叙述的事件、人物加以神话,把动物拟人化、人和其他动物相互来往、相互照应的歌。叙事歌的特点是叙述一个完整的事故、事件,一个或多个人物,其叙述性强。 神话叙事歌,是苗族远古时代的文学作品,主要内容是神话传说,如天地的形成,补天撑地,造日射月,人类起源以及一些反映原始的生产生活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苗族童年时期的产物,根据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这些神话叙事歌当是苗族最早的口头文学。这些神话传说,是远古人类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对于天高地厚、日月盘旋、昼明夜晦、星辰转移、旱荒水祸、风雨雷电等所作的朴素解释,饱和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理想,使之具有永世不忘的光辉。 威宁苗族的这类诗作数量很多。如流传于黔西北、滇东北一带的诗作,有《创造天地万物》、《天地争霸》、《铸造撑天支地柱》、《努利毕玛丽碧》、《测天量地》、《公鸡唤日月》、《太阳姑娘月亮小伙》、《洪水滔天》、《主世老》等作品。 如《创造天地万物》这首诗,明确地说,天是爷觉郎努(指太阳神)造的,地也是爷觉郎努造的,诗歌描述了爷觉郎努把天空造得平坦光滑,如同簸箕底,让太阳好运行,造了金石钉在光滑的天空,金石在天空中闪烁发光,造了光滑的天空,让云彩在空中飘飘荡荡,让风在空中飞来飞去永不停留…… 诗用簸箕底、平坦、光滑、圆溜溜比喻天空宇宙,形象生动。 诗在唱到造地时说:爷觉郎努,造了大地高山深谷,让江河从山谷中汩汩流淌,造了天下的深涧奇石,大地才有奇艳的碧水丹山……造了深涧险谷,让老虎狮子好嬉戏,造出平坦光滑的天空任鸟飞,造出的山峰悬崖相视笑微微,造出的E1月星辰有序在天上运行,造出的山川好让人类繁衍身居。 诗歌还叙述了世上的人不知道爷觉郎努在哪里,只知道他的使者格鸟列咱,格鸟列邦,太阳神的使者告诉世人,爷觉郎努在树脚,在大石脚,于是,人们到树脚、石头脚去找,找不到爷觉郎努,格鸟列咱说,爷觉郎努造出的天空作为他的宝座,作为他站立的地方。格鸟列帮告诉世人,爷觉郎努在天上,他就是天上的太阳神。这首诗反映了天地的形成,描绘了宇宙空间,高山狭谷的形状以及万物生长靠阳光雨露的条件,反映了苗族人民对万物的初始认识。 诗歌《努利毕玛丽碧》则是造人的女始祖,神奇地将泥巴捏成的泥娃吹气后变成了有生命的人,有气、会走路,使儿郎和姑娘配成婚对,繁衍后代。 《测天量地歌》则从测天量地开始,把日月运行轨道分开,把一年分为四季。这些都用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色和日月运行时间的长短来加以区别和划分,把世间的风云变化牢牢掌握在手中,把天地知识总结得有条有理,将这些知识留给后人。诗歌说,测天量地的两个小伙子是一位姑娘所生,他们非常聪明,能识文断字,会绘画,坚强勇敢。通过这首诗的描绘,表现了苗族人民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掌握了天文地理知识,积累了与大自然斗争经验,增强了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 总而言之,威宁苗族的开地辟地歌十分丰富,加之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妙趣横生。如《公鸡唤日月》这首诗歌,集中表现了古时候,日月分别有八个,人们无法生存,于是做弩射日月,射中七对剩下两个战战兢兢地躲起来了,天地一片漆黑,人们差遣老牛、老虎喊日月出来,叫声太大,日月不敢出来,后来差公鸡叫,悠扬的喔喔声中,太阳姑娘、月亮小伙启程了,老人们封冠加冕,为此,公鸡得了一把梳子,然而,它只会用不会别,于是,变成齿朝天的鸡冠子等等。 史歌 威宁苗族的史歌包括万物起源歌、战事歌、洪水歌、迁徙歌等,我们将它归为史歌,因为这类歌是以苗族的起源、历史、迁徙等为主要内容的歌,它反映了古代苗族的生活,描写了苗族形成之后的生产生活、地理环境、首领的功绩和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等等。 这些诗作已整理翻译的有:《直米利地战火起》、《格耶爷老格蚩爷老》、《格武爷老格诺爷老》、《戛骚卯碧》、《格资爷老、格米爷老、爷觉毕考》、《米格爷老时代》、《铁柱悲歌》、《龙心歌》、《爷觉力刀》、《格自才力刀》、《苗家来到骚诺地》、《苗家迁入环洲》、《背井离 乡到环洲》、《怀念失去的地方》、《悼念格蚩爷老》、《阿义鏖歌》、《苗族是从直米力迁来的》、《苗族迁到乌撒歌》、《从比诺到骚诺》等等。 以上是部分史歌的歌名,在其他资料上所见到的诸多迁徙歌,如《三位老人之歌》、《爷觉力唐歌》等等,他们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因整理者不同而标题等不大一致。 威宁苗族的史歌为长短句,自由体,叙事抒情兼备,说唱风味极浓,因此,唱到悲惨处,听众无不悲愤交集,泪泣涟涟,读着、听着这些歌,往往把人们的心带到那遥远的苗族居住的平原,带到那苗家遇到的原始洪荒时代,带到那沙蹈爵氐敖的杀戮和奋起反抗时刀叉箭戟翻飞的古战场。同时,也把人们带入那长长的迁徙行列。背井离乡、携儿带女、越山爬崖、吃树皮草根、饿死、冻死路旁的惨景历历在目。听着这些歌,搏过浑水河,弟兄不见了大半,高高的茅草挡住视线,吹吧!吹响芦笙,团拢部众,继续迁徙。 在《则嘎老》中说: 则嘎老住在浑水河(黄河)甸方台荡利莫(北方)平原。 都里目(苗族自称)已布满人间, 都里目已集群居住。 这里短短几句,勾勒出苗族的地理环境,紧接着的诗句描绘了苗家生产、种地、耙田,交待了在平原中开出长的坝子,引来清水灌良田,吆牛去喝水,喝得浑水河断了流。这里交待了苗家住的地方十分兴旺。后面接着叙述了则嘎老赶着骆驼来渡水,驮粮食,耗牛也驮粮……这些诗句是苗族居住地的真实写照。 则嘎老领导的苗家兴旺发达,能耕会织,发明了用药治病,沙蹈爵氐敖(远古异族部落首领)见了起黑心,欲把则嘎老的果实来吞并,敖从敖地调兵来,敖来向蔡塞眯弗氐(黄土高原)要驱赶则嘎老出家园,这样,苗族来到笃纳伊莫(长江),乘木船木伐过江,来到南方笃直底。 总之,苗族的这类诗作,都是叙史的,叙述迁徙的原因、路线,所经过的战事,首领的功绩等等; 在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苗家人旷古以来,从他们的祖先蚩尤,便开始迁徙。诗中描绘他们从北方的大平原出发,大约经过了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过黄河、渡长江,迁到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地区。最后到达云贵高原托天之顶,子孙遍 及川、黔、滇、桂四省区,苗族古代大迁徙,像她的史歌那样,悲壮、艰辛,他们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比作品渲染的更加艰难、深沉,这些描述迁徙的不朽之作,是苗族用血与泪凝成的。千古浩然,一路悲歌,震撼环宇。 威宁苗族的史歌,主要是战事歌和迁徙歌。战事歌有格蚩爷老战于荡利莫平原,并渡水南下之情形。黔西北、滇东北苗族的战事歌有苗族与异族之战,此类较为古远;有联合彝族对他族作战,此类较为近代。第一类多有描写丝麻瓦屋、衣食居住之情形和作战之首领多为苗族;第二类则少述及平原、丝麻瓦屋,作战首领多为彝族。 威宁苗族的战事歌中,“爷老”之词比比皆是,如格蚩爷老、格炎爷老、格武爷老、格诺爷老、格米爷老等等,他们是人名、首领,同时又是部族名。诗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英雄爷老形象,他们带领部众与沙蹈爵氐敖战斗,英勇善战,艰苦卓绝,最著名的直米利地战火起,格蚩爷老、格炎爷老率众与沙蹈爵氐敖鏖战于直米利平原,英勇善战的部落将领嘎骚卯碧统领大军,打退沙敖兵,又过多少年,沙敖又来犯,嘎骚卯碧带兵将去抵抗,终因不敌战败,格蚩爷老、格炎爷老双双被擒。 沙敖心狠心毒辣, 把格蚩爷老、格炎爷老杀在石板上, 格蚩爷老、格炎爷老愤愤高声呼, 呼声震撼天空和大地, 吓得沙敖兵将心胆裂, 两位爷老鲜血三天三夜不干涸, 还是嘎骚卯碧来率领, 率领我们渡过那宽阔的浑水河, 从此我们离开了直米利那好地方。 这些诗篇,是诗还是史? 诗是历史的缩影,是史的写照,确切地说,她既是诗,又是史。史的战斗场面,爷老的英勇就义,部众离别故土的心情都用诗歌来叙述,用诗歌来塑造,用诗歌来抒发。在威宁苗族人居乌撒部的诗作中,更加显示出其史的真实性和诗史的关系。如《苗家来到骚诺地》、《从比诺到骚诺》。骚诺指乌撒,即今威宁。比诺即大定府,比诺、骚诺,苗语音译,古时指彝族领主,后以人名泛指地名。威宁苗族由比诺到骚诺的迁徙诗,从“往年的事今年还知晓”开篇,然后叙述史主棒稻(盐仓府)到史主来稻(水西阿哲家)提亲,水西家用两只脚的“三脚架”如何而立,怎样辩清两匹银灰色的马,认喜雀公母等难题考盐仓府家,盐仓府首领史主棒稻,召集家门、族人、亲戚朋友都无法解答,惟有聪明的苗家老妇卯波比肯解答了,比诺骚诺两家才结成了亲家。吉祥日子订在龙月初,史主来稻家大女说,爹爹要女嫁女也愿,我要苗族男女青年随我行,史主来稻便决定,指派苗民背起荞子燕麦炒面来待客,吩咐苗民六色六巴制木勺,限制杜鹃树的木勺350个,苗民做了330个,被史主来稻踩碎,六色六巴向史主来稻的大女儿哭诉原委,史主来稻大女儿听后说,你们回去先将大鸡杀吃了,留下小鸡关在家,等到那天你们领着妇幼老人先启程,六色六巴约好上村下寨一起行。待到龙月属狗天,史主棒稻派迎亲队伍去迎亲,队伍总计1 400人,那天天刚蒙蒙亮,史主来稻的大女便起身,苗族姑娘小伙便起程,史主来稻的管家去喊六色六巴吃饭,只见母鸡小鸡关在屋,不见了苗族,于是派家丁追堵,不准苗众跟着去。这时,史主来稻家大女儿说,什么事以后讲,苗民跟着史主来稻家大女儿,来到了那鲁(今威宁盐仓一带山脉)高寒山,后来迁到铺处河谷(今辅处、牛吃水一带),以后再往四方分迁,分布于威宁境内。 苗族迁到骚诺地这首诗,叙述了苗族迁来的经过,塑造了卯波比肯这样一个聪明的苗族老妇人形象,刻画了好心的史主来稻大女儿,同时描写了迎亲队伍合共1 400人的宏大场面,细微的描写也很多,如龙月属狗那天,即是他们从比诺到骚诺的日子,因此,这是诗也是史。 威宁苗族的迁徙歌还有很多,如《苗族迁入环州》,用同样的手法,述说骚诺榜莫主(首领土司)和磨粘主(云南武定境的土司名)两家开亲,在骚诺家大女儿出嫁时,一起到磨粘主家那里,当了奴仆。后来骚诺家姑娘答应让他们住在出产养子燕麦的地方耕种直至千百年。另一首诗则以背井离乡到环州为题,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苗族迁徙过程中的苦难,他除了叙述陪嫁到磨粘主家的经过、地点、时间外,充分表现了苗族人背井离乡的情景。诗中写到: …… 一班人马逆江行, 走了一程又一程。 走到乌蒙雪(禄劝山)山脚, 山顶尽是雪在飘。 走啊走到卯嘎汝(禄劝属鹿塘)。 风寒交加无办法; 设法砍树当风墙, 劈开柴块铺上面。 丢弃父母和故土, 步入他乡回头看, 眼泪流去几水桶。 慢慢来到环州地。 …… 这几句诗把当时的风寒、雪山、砍树避寒等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一幅活生生的迁徙画面,与当时他们丢弃父母和故土,眼泪流去几水桶的形容,真是情景交融,读后叫人潸然泪下。 由于长期的迁徙,艰苦的跋涉,使得苗族元家可归,流离失所。因此,他们从心底里发出呐喊,创作出《怀念失去的好地方》、《思念失去的古物》、《怀念格蚩爷老歌》等诗作。 据不完全统计,威宁已整理的苗族迁徙类古史歌约7 000余行。 威宁苗族的迁徙,古史传说中就有八次提及。从主世老——则嘎老——高杜觉地敖与连地吾在少——格资爷老与爷觉比考——格耶爷老、格蚩爷老、嘎骚卯碧,直到迁入西南进入骚诺(今威宁),歌把每迁到一处的地理环境、名山大川、气候条件:出产作物以及首领的功绩,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其迁徙歌,描述了苗族先民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不堪忍受异族的侵犯、战争的威胁,后因战败而被迫迁徙。再如《格资爷老、爷觉比考爷老》等作品,均记述了威宁苗族迁徙的原因、经过和落脚点,并把每个地方的概貌、生产生活情况记述得一清二楚。格耶爷老、格蚩爷老、嘎骚卯碧三个老人同心协力,抵御沙蹈爵氐敖的侵犯,因战败被迫南迁,歌中对三位老人奋力抗击敌人时作了这样的描绘: 世界上最出色的弩箭手, 我们的祖先格炎爷老啊! 用脚蹬开千斤弓弦, 抽箭搭在弦上, 嗖嗖嗖一阵响, 利箭飞进敌阵, 射得敌人排排倒, 敌将沙蹈爵氐敖, 中箭也倒在地上。 冲锋陷阵最勇敢的英雄, 我们的祖先格蚩爷老啊! 大喝一声震山响, 横冲直闯入敌阵, 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杀得敌人鬼哭狼嚎。 《爷觉力蹈自老歌》,共500余行,记述爷觉力蹈自老集众商议,率领子孙们建立格兼城后,沙蹈爵氐敖企图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率众侵人格兼城。爷觉力蹈自老被迫迁往另一部族史比居自老处,其后又被赶往利阿那深山,并与史比居自老、嘎梭居自老结盟,力抗沙蹈爵氐敖的侵扰。歌中对爷觉力蹈自老战败于沙蹈爵氐敖后,被迫迁离时的内心活动,刻画入微、描述细致: 爷觉力蹈自老, 想了又想, 望了又望, 看了又看—— 粮食啊,多么香糯, 田地啊,令人陶醉, 棉花啊,铺满田坝, 这居住过的地方啊, 等待我们的归来。 这段描述表现了苗族先民被迫迁徙时对乡土的留念、内心的痛苦以及对暴力的仇恨。因此,传唱这类史歌时,唱者往往眼泪俱下,听者无不伤心落泪,特别是唱到所遇到的灾荒和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血腥杀戮时,令人怨愤难抑。 祭祀歌 威宁苗族的祭祀歌有《格鸟列咱、格鸟列帮歌》、《爷利蹈祭祀歌》(又叫《打老牛歌》)、《许酒辞》、《招魂辞》、《送魂辞》、《指路辞》、《献牲祭奠辞》等。 威宁苗族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神、树有树神、风有风神、雷有雷神,甚至认为怪石也有神,这些“神”,也像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那样,只能敬奉,不能得罪。敬奉了,他就赐福,反之就降祸。例如古歌《格鸟列咱、格鸟列拜歌》中有这样的 记述:他们是传说中的两兄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列老诗处格米、爷觉郎努的两个使者,他们心地善良,为子孙后代造福,创造了美好平等待人的极乐社会,人们怀念那种社会、怀念“神”的使者、向往上山打猎、平均分配,没有压迫、和睦相处、平等待人的生活年代,人们在歌中这样赞扬: 格鸟列咱和格鸟列帮, 才干突出,智谋高强; 聪明才智过人, 对谁都一个样, 教人干活度日; 大家一样齐, 和睦相处一堂。 不幸的是,格鸟列咱、格鸟列帮两兄弟死得早,世间不是平等待人和睦相处的了。人压迫人、互相残杀、灾难重重,许许多多的事都无法抵制,没吃没穿,饥饿、疾病接踵而来,世人无法保住自己,只有请“阿依毕说”(即端公)来推算,阿依毕说说:格鸟列咱和格鸟列帮住在岩洞里,住在大树下,住在怪石旁,住在水里头……于是,人们请阿依毕说主持,蛇马月宰鸡祭祀山神、水神、树神和石神。通过祭祀,仍不见格鸟列咱、格鸟列帮两兄弟返回世间,灾难仍不见减少,这才信奉“爷数蒙”,求“爷数蒙”保佑世间男女老幼平安无事,让子子孙孙不断地繁衍。 诗歌把格鸟列咱、格鸟列帮两兄弟的功绩描绘得非常清楚,表露了世间人渴望平等自由和睦相处的心情,由于达不到这一目的,灾难接踵而来时,他们只有向太阳神的两个使者求助。求助无门,就信奉诸神,道出信奉“爷数蒙”的缘由。 威宁苗族相信万物有灵,崇拜祖先。他们采用各种方式敬奉诸神,在各种敬奉中最注重敬门神。他们相信人有灵魂,世间有鬼,称“鬼”为“兵朗”。在疾病流行时举行“洗寨撵鬼”活动,为久病未愈者叫魂,因此,在举行各种活动时,都必须以“礼”相待,用诗歌 和礼辞加以表现,作为活动时的礼仪辞、礼仪歌。 根据祭祀活动的内容不同,有祭祀辞、许酒辞、招灵辞、招魂辞、送魂辞、指路辞、献牲祭奠辞等不同的区分。在苗族词汇中,“辞”和“歌”是相通的,对这些古辞,或吟或诵或唱,都不可否认其优美的韵律,也不可忽略其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学性。例如《祭祀辞》唱道: 长子的母亲哪, 不要吃,先让母猪吃, 不要喝,先让母猪喝。 眼疾耳症, 让母猪代替, (“爷数蒙”念辞时把母猪脏腹剖开,去打开屋外篱笆缺口和门上一个洞穴、铺上一块麻布,念词让所有的不顺由母猪去代劳代受。) 赶上老母猪, 病随母猪去。 你们列祖列宗, 在东方西方, 在山川河谷。 所属祖婆和祖爷, 婆媳和爷孙, 所有的阴灵, 理全部到齐。 上菜!上菜!上菜! 辞把所有阴灵招到后,便上菜,上猪的颈项、胸肌及粑粑祭奠,上完这些,即喊“奠酒、奠酒、奠酒”。然后念诵:不把肉给阴灵吃和背,是对阴灵们的不恭和不敬,不给他们斟酒,他们不依不服。后念嘱咐辞:好的牲口让他们牵,病疼卸在半路上、卸在坡下。之后即一巡一敬、二巡二敬,巡巡敬敬。 请阴灵牵上牲口, 把晌午带齐吃尽喝光, 赶起你们的牛去犁地, 骑上你们的马, 吆着你们的羊去放养, 望接受我们的所敬而干杯。 菜上好,酒奠过,于是招呼阴灵吃喝了,念: 奠奠!奠奠! 饭菜已摆好, 请围坐桌边, 亲戚家友, 亲朋好友, 四方寨邻, 家家户户, 请用饭哦! 盘里的菜要吃光, 杯盛的酒望饮尽。 返回去投宿, 回到阴间去, 在黄土城安息。 在行祭祀时都要吟诵这些祭祀辞。祭祀辞通过招待看不见的祖先的阴灵,反映了苗族祖先崇拜的思想,表达了对祖先无限尊敬的感情,展现了苗族的礼仪风尚和良好美德,寄托着对祖先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生产、幸福的哀思,真是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招灵辞”、“招魂辞”、“送魂辞”、“指路辞”、“献牲祭奠辞”等,都用于丧葬场合。有的在叫魂时使用,用各种办法把魂堵回来,以全部魂灵已跑回到主人的簸箕里而结束。“指路辞”则是祭师主持的为死者指路时念的辞,祭师请三帮客(传说能与恶鬼恶怪搏斗的好客),抱着公鸡护送亡灵回到东方,回到西方,途中过黑水河不能喝水,过白水河,渴的可以喝三口,然后叙述如何分路,如何走下去,到了头座城,找到了中座城,到了后座城后就到了毛虫山,见到脚趾粗的毛虫别害怕,过了毛虫山即是自格鸟城门,要亡灵抓住公婆的长裙脚走,公婆会打开自格鸟城的刺门、银门,送你来的三帮客要返回,X X爷(12灵)你安心走啊!这里的刺门所指为坟地处的森林,银门指坟门的石板。辞中念语,活托托地将亡灵指向坟墓,而且一路有除恶降魔的三帮客护送,寄托着对死者的无限哀思,同时也反映了苗族崇敬祖先、为祖先安排好到另一世界中的一切。 当然,苗族的诗歌还有很多属于祭祀性的,以前,一部分苗族每年要杀猪、羊、鸡祭祀祖先的灵魂,意在除祸降福,保佑一家人平安康泰。每十二年要举行一大祭;最隆重的祭祀活动算是“打老牛”了。“打老牛”时,先由阿依毕说作法,念祈祷词,请懂得祭祀礼仪的人吹奏芦笙、唱歌跳舞,然后把亲朋好耷敬送的牛依次牵到祭祀场。阿依毕说念毕,由打牛人用斧头猛击牛头,使牛昏倒在地才放血,阿依毕说复作法以祭祀,念“献牲祭奠辞”,要祖先们把牲口带去,拿去买路到自格鸟地等,“××老来饮酒、领牛……”“打老牛”祭祀活动,并非每家和每个家族都能办,只有生活富裕的大家族才能办,就是富裕的苗家也须一两年前开始筹备牛和物品,半年前告知亲友,到时,亲友来参加祭祀礼仪,赶来老牛,背来粮食,帮助主人家才能办到。 为什么要“打老牛”?目的就是祭祀祖先。苗族的这一祭祀活动场面壮观、气势庞大,尤其是与之礼仪相应的诗歌也十分精妙。作品为《爷利蹈祭祀歌》,又叫《打老牛歌》。歌记述得很详细:爷利蹈想打老牛祭祖,叫他的大儿和小儿到他的家门家去借锣鼓,儿子们不愿去,于是,爷利蹈顶着蒙蒙细雨自己亲自去借,路遇牧羊人卯敢直。卯敢直问爷利蹈做啥?爷利蹈告知原委,卯敢直说:他家侄儿有锣鼓,但他侄儿为人正直,实话说了借不到。你去后他会问:“一对喜雀,公的咋个走前,母的咋个跟后?”你就答:“公的前面蹦蹦跳,母的一步一步后边跟。”憨厚的牧羊人将锣鼓的数目以及在何处等,都一并告诉了爷利蹈,爷利蹈终于借七套锣鼓回家,这才安排好“打老牛”的祭祀活动,他叫儿子去喊亲兄弟,叫女儿背水来做饭,准备“打老牛”。 《爷利蹈祭祀歌》,对“打老牛”的原因、目的作了这样的描述: 爷利蹈打老牛, 祭祀他的祖先, 子子孙孙才繁荣, 如像火炉边的坛坛罐罐, 摆了那么多。 爷利蹈打老牛, 祭祀他的祖先, 牛马猪羊才兴旺, 好像天上的飞鸟一样多, 数也数不清。 爷利蹈打老牛, 祭祀他的祖先, 他长寿活到一百岁, 如像盛开的花朵, 永远不凋谢, 蜜蜂就有蜜采, 如像多汁的大树, 永远不干枯。 这首诗作虽没有直接描写打老牛的场面,但苗族打老牛的礼俗十分隆重,目的就是保佑全家安康、子孙繁荣、六畜兴旺、长命百岁。祈求祖先灵魂,与自己一道去战胜邪恶、自然灾害和疾病,让他们获得安宁,获得幸福自由。 情歌 威宁苗族的婚姻一般是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强迫和包办的极少,提亲不送彩礼,双方以“新郎猪”、“奶价牛”、“姑娘牛”、“姑娘羊”等物互相馈赠,客人贺喜送物不直接送钱,打发客人和送亲人不用“红封”,而是以猪崽、鸡仔作为“脚价”。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吃平伙饭”、“踩月亮”、“赶花场”、“带婚”都是其中之礼俗。青年男女在劳动生产、赶场、集会、吃酒等场合中,通过唱歌进行接触和恋爱。苗族情歌往往以物作比喻,触景生情,听歌还歌,歌中有情,情中有歌,抒情感人,应答出自肺腑。所谓情歌即是恋歌,苗族的情歌数量极多,有《走客歌》、《开亲歌》、《逃婚歌》、《离婚歌》等等。 每当农历下旬至第二年正月上旬,苗家小伙子三五成群吹着芦笙、短笛、木叶去游村串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苗寨的姑娘们则收拾打扮,将小伙子们迎进特为客人准备的房屋内,拿出姑娘凑集的饭菜、食品招待客人,并劝酒劝饭,歌唱舞蹈,尽情欢乐。对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走客歌》也是这个时候所唱。 《走客歌》是苗族情歌中最优秀的歌之一。其歌词较长,男女青年反复轮回对唱,歌词共十节,每节又有若干首,每首歌之前还有“歌头”,它以互相爱慕、互相赞扬、互相比赛等进行对唱,以歌表示初识、建立感情、表达爱情。 女:晴朗朗的天啊, 晴天好唱歌, 晴天好上路, 晴天好做客, 喜欢唱歌的小伙子, 测天量地到这方, 是跟姑娘们比金比银, 还是比牛比羊? 比金比银姑娘们没有, 比牛比羊也没有, 人说小伙子们歌篇满山岭, 姑娘们唱歌你们接。 姑娘们看到英俊的小伙子, 忙披着新披毡走出来, 笑眯眯走回家, 披毡啊挂在妈的机床上, 今天好客拢,今天好客到, 杀哪样把好客招待? 宰哪样把好客宴请? 你们不要吃母鹅, 母鹅指点你们上路; 你们不要吃鹅崽, 鹅崽指点你们行程。 我们谈内心话你们不理, 我们唱心底歌你们不接, 小伙子啊! 是不是嫌姑娘们不会唱哟? 小伙子们并不示弱,唱完歌头和答谢歌,便唱道: 男:比穿我们没有, 比吃我们没有, 人说姑娘们歌篇满田园, 姑娘们唱歌我们学着接。 如像这晴朗朗的白天, 我们看见了年轻的姑娘; 如像那清风雅静的月夜, 我们瞧见了美丽的姑娘。 年轻的姑娘们啊, 请放开歌喉唱吧, 让我们学学, 美丽的姑娘们啊, 请亮开嗓子吟吧, 任我们拣接。 如此这般地女唱男接、男唱女和,彼此问候,夸耀歌多,姑娘们夸耀自己生在凉山上,长在歌手的寨子头,她们的歌存有九十九箩,可以陪小伙子们唱七天七夜也唱不完。由夸耀歌多,转为夸耀对方的美丽和英俊,于是彼此萌发了爱情,男的便唱起了“劝嫁歌”: 我的表妹啊, 你长得差不多了, 纺纱织布都会了, 挑花点裙也会了, 表妹啊, 你该做客(出嫁)啦! 姑娘们则装出高傲羞涩的样子推诿道: 以前你们来, 我们没长成姑娘, 口水鼻涕淌, 你们瞧着想呕, 你们回去以后, 天地运转了十四回, 天地周转了十四次, 我们乖乖地长成了大姑娘。 竹林一代比一代高, 竹子一代比一代美, 我们长大了, 你们见了心花…… 如此这般地反复回旋多次,姑娘们用盛开的花朵、依依的绿竹、美丽的飞鸟比喻自己,小伙子们则因为她们的美丽聪明而心花怒放,姑娘们收敛着羞涩,唱出了劝娶歌: 英俊的小伙子们呀, 别徘徊别犹豫啦! 你们已长得差不多了, 耕田种地都会了, 该结婚啦,该娶妻啦! 《走客歌》的歌词很多,内容很广,但主要是初识、初探、初恋,之后转入互为交流,叙述自己如何如何,互相介绍,自己夸赞自己,用杉树、柳条、竹林等形容身材、眼睛等,最后以情投意合、唱“劝嫁”、“劝娶”歌而告终。当然,其他的情歌也十分广泛。如“劝妹莫灰心”、“花谢蜜蜂去”、“时间不停留”、“明朗的月夜”、“春雷的响声”等等。这些情歌类多在苗家踩月亮、端午耍花山等活动时唱,是表达爱慕之情的恋歌。 婚俗歌 《开亲歌》是苗族在举行说亲、娶亲礼仪时唱的歌。 威宁苗族的婚俗风趣,文化内涵极深。青年男女通过对歌,在生产劳动、社交场合中建立感情之后,还得请“子稿”(苗语音译,意为媒人)去女方家提亲说合,促成婚事。媒人必须请能说会道的人担任,他去提亲时,除带礼物外,还得找与自己要好的人做伴,来到姑娘所在的寨子里,找一熟人家歇脚并说明来意,吃过晚饭后,在这家主人的带领下,打着火把行至姑娘家大门口,人未进门便笑吟道:“哈哈,今晚有一碗酒搁在你家堂屋头!”或唱:“今晚上有鸡腿、猪腿落在你家堂屋头!”姑娘家父母听到后,便请他们进屋。坐定后,“子稿”含蓄地说:“今晚我们来,望二位老人给双草鞋穿好,给件蓑衣披好,好让我们回去。”说罢,不需主人答话,便点起火把离开姑娘家。过十多天后,媒人便带说亲的男青年和陪伴人带着礼物来到姑娘家的寨子里,依旧歇脚在熟人家,依旧在熟人的带领下来到姑娘家。待主人安排坐定后,媒人便在姑娘的父母面前,把姑娘比作勤劳的家蜂和岩蜂,希望姑娘到男方家去当“蜂王”(当家主事之意),这时姑娘的父母便问小伙子:“是你父母强迫和他人耸勇来的呢,还是自愿来的?”小伙子回答:“是自愿来的。”姑娘的父母又问自己的女儿是否愿意。姑娘则以一些谦虚委婉的话回答。这样,女方家就将男方带来的礼物,再加上一对鸡和猪肉等收下并设宴招待媒人和小伙子等客人,宾主在喜悦中设席共餐,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如女方父母不同意,退回礼物即可。在苗族婚俗歌,以《开亲歌》内容最丰富。 《开亲歌》共有九节,每节都表现独特的礼仪,独特的内容。歌(一)叙述的是为了找亲说儿媳,然后全家种竹子、种松树、种荞麦、建屋、养鸡、养猪、造金银碗筷、制金杯酒盏。一般是问答式的。为找亲辛勤劳动,努力筹备。然后接唱道:爷觉慈夫妇的亲人成线线的到了,成串串的拢了,接着吃饭——吃肉——喝酒——吹芦笙——唱歌——目的是:吹给老人们看,吹给孩子们仿;唱给老人们听,唱给娃崽们学。歌(二)则描述了姑娘家的情形,织布声传走了,传到亲家耳里,亲家着了急,亲家的爹妈慌忙把媒人差使,把媒人叫唤,媒人来——爹妈的女儿被叫来,去把亲家的媳妇当,去把亲家的“蜂王”(主妇)当。把亲家的水桶碗钵掌牢实,磨碓掌的稳妥妥,炉灶家园管的扎扎实实。歌(三)叙述择月开亲、准备、娶亲。 歌(四)为媒人歌。歌中对媒人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到了猪狗月, 花儿红艳艳, 媒人忙转转, 花儿红彤彤, 媒人跑如风。 媒人跑两家亲戚啊, 如同织布的梭子样, 媒人跑两家亲戚啊, 如像犁地的牛一般。 媒人的责任啊, 如同枷担套在牛脖上, 媒人的作用啊, 好像把线穿在针眼里, 用红线套两亲戚相近, 用红线连两亲戚相挨。 《开亲歌》准确地比喻了媒人的作用,媒人的职责,媒人的艰辛和功劳。同时,还把聪明伶俐,勤奋善良的姑娘比作耕牛,表达爹妈不愿嫁出姑娘的心情。 耕牛去了, 爹妈的田地变荒野, 爹妈的熟地变生地, 爹妈的粮食变少了, 爹妈不愿嫁女儿! 亲家送来的酒肉, 抵不上妈妈的“奶价”, 不值爹爹养女儿的汗水钱。 之后,便自问自答:“是什么人兴起找亲的事?是爹爹妈妈兴起找亲的事。”由于祖辈人传下找亲的事,因此,爹妈不愿把女儿嫁出去,也还得遵循风习。歌(九)唱的则是结亲的风俗。当亲事定妥,吉日是龙兔月十五时,捉一对花鸡杀来宴请村朋寨友和老辈人,大家吃啊,吃鸡肉,鸡翅,鸡腿,鸡头。晃晃吉日就到,眨眼佳期就来。歌描绘娶亲队伍的场面时写道: 今天啊今天, 今天亲家的那边来了, 亲家的人马啊, 走了一坪又一坪, 绕过一弯又一弯, 走到妈妈的对门坡来了, 绕到爹爹的对门山来了。 《开亲歌》把娶亲的场面写得很大,壮观,艰难,曲折。紧接着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姑娘家迎接接亲人的场面和礼仪。打扫房前屋后,请好斟酒的青年,拦路队伍和对歌队伍,预备好酒菜,招呼好亲家的人上座等一系列礼仪活动,《开亲歌》唱道: 亲家的人来了, 亲家的人拢了, 爹爹就把亲家的人宴, 妈妈就把亲家的人请, 清亮亮的酒啊, 斟在新铸的酒杯里, 雪白的大米饭啊, 盛在新编的簸箕头; 白自的肥猪肉啊, 装在新置的碗钵中。 亲家的人到了, 亲家的人拢了, 亲家的人就喝, 亲家的人就吃, 喝足了,吃饱了, 亲家的人忙起身, 在苗家婚俗传统中,斟酒地点设在女方家的门口,用一根木杆或一块红布挡住门,主人家的敬酒队伍为主队,接亲队为客队。斟酒不用酒杯,而是用牛角、羊角制成的精制酒具。敬酒时要唱敬酒歌,互相敬酒也互相扭打,客队要争取夺下木杆或拦门的红布,破门而入,才算胜利。 歌尾叙述了爹爹妈妈很可惜,可惜站起能把大门挡起,坐起能把堂屋遮住的姑娘要出嫁。表现出爹妈舍不得嫁姑娘而不得不嫁的复杂心情,最后,描写到聘礼时,既直率又诙谐; 可惜亲家的耕牛, 舍不得亲家的牯牛, 亲家啊,不想把耕牛作聘礼, 亲家啊,不愿将牯牛作“奶价”。 明天天亮太阳出得早, 放出耕牛大马, 放出绵羊山羊, 大牛大马啊,要给亲家母作“奶价”, 山羊绵羊啊,给儿媳的舅爹“还神”。 陪娘的姑娘和小伙子, 要道谢他们时, 让人人得一只, 叫个个有一份。 歌中的“奶价”是送亲人带去用以报答父母养女儿的报酬的,“还神”则是婚俗中必须给新娘的舅舅一只羊作为敬神用,亦称“还神牲口”。道谢送亲人则打发一只猪崽或鸡仔,给送亲人每人一份。 诗歌巧妙地将苗族婚俗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礼俗都有歌表示,娶亲人把姑娘接回男方家,全寨欢歌笑语,喜气洋洋,以示祝贺。 当送亲队伍回程时,新郎送给“兄弟亲”每人一头双月猪,“姊妹亲”每人一只鸡仔,俗称“脚价”。至此,婚事告毕。 在婚俗礼仪歌中,还有《逃婚歌》、《离婚歌》、《包办婚姻害处多》等。 《逃婚歌》是讲述一对表姐表弟相恋,表姐苗条得像河边的杨柳枝条,脸皮像红红的桃花一朵,像鲜艳的茶花一枝。表弟生得俊俏,脸面像竹叶,肉皮匀称像草叶。表姐爱着表弟,表弟思念着表姐,表姐表弟相爱了,两人相约把婚逃。 诗歌描述了二人逃到那一莫岸边,住在崩崩地方坝子上,男耕女织过着幸福的生活,歌中唱道: 姐弟俩有吃又有穿, 姐弟俩有穿又有吃, 好像一对鸟儿乐滋滋, 好像一对鸳鸯相依偎。 苗族婚姻一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只要情投意合,基本能够缔结良缘。当然,也因父母反对或其他原因,虽相爱不能成婚时,他们就选择逃婚,建立新的生活,并用歌来表现其逃婚之状况,描写逃婚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生得美丽俊俏,如何相亲相爱,逃婚的去向地点,共同建起草棚棚、男耕女织等,自己逃婚建立起的家庭如歌所述,仍然乐滋滋,相依偎,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婚姻自由的主题。 《离婚歌》是苗族男女夫妇,婚后因情趣不同,感情破裂,可提出离婚,男方提出叫“男离”,女方提出叫“女离”或者叫做“十套离”。 “男离”任女方挑选7~12只羊,一头耕牛,“女离”,任男方挑选7~9套新花衣服,讲好条件后,将牲口或衣服带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双方交换一只铧1:1,并发誓说:“今后谁若反悔,就从这铧口的小孔里钻过!’’婚姻关系就此解除了。苗族离婚有离婚歌,他们用歌声鞭笞爱离婚的女人,同时又唱述了给爱离婚的女人重新获得婚恋的权力。歌中唱道: 恨只恨,爱离婚的女人 就像一丘田, 犁了一回还可以再犁一回, 耙了一道还可以再耙一道。 叔叔舅舅就拿, 亮晃晃的丝绸套在她手腕上, 爱离婚的女人就织, 织了九十九根花腰带, 拿到半路把情人会。 小伙子脱下手镯, 姑娘解下花腰带, 交换了礼品, 互订白头诺。 《离婚歌》表现了苗族对婚姻关系中的道德观,体现出对离婚者既痛恨又给出路的信誉。 随着封建包办婚姻的出现,苗族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包办婚姻,于是青年男女就唱《包办婚姻害处多》、《逃婚歌》以示反抗。 《包办婚姻害处多》,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被父母包办嫁给了爷觉嘎苏做儿媳妇,姑娘背水、春碓、放牧、受尽折磨。姑娘忍受不了,跑回父母家,又被撵回来,爷觉嘎苏照旧折磨姑娘,姑娘吊死在爷觉嘎苏家的楼上,待兄弟、父母赶到时,只见坟墓不见姑娘。歌的最后唱道,嫁别家的姑娘会回来,嫁爷觉嘎苏家的姑娘回不来! 其他礼俗如《剃头发歌》是反应“剃长毛”礼俗的歌,部分苗族群众中有为第一个孩子“剃长毛”的习俗,当孩子出生后,有意留着头发不剃不剪,直到满三周岁的时候才选择吉日,请孩子的舅舅来为孩子剃头发,这时孩子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故称“剃长毛”。据说这样做,孩子易长成人,长命百岁。《剃头发歌》开始从丰收说起,展现苗寨的田园风光和一派丰收的景象。 爹妈种的荞麦, 荞秧绿茵茵, 养熟成吊吊, 荞粒饱又满, 收来养麦满柜仓。 捆好麦子背放晒场, 背完麦子麦地闪光, 打下的麦粒肥又壮, 麦粒装满柜, 麦粒装满仓。 妈妈的儿女啊, 剃了头发, 长得乖巧像月亮, 生得美丽如鲜花。 故事歌 威宁苗族的故事歌为四大类,即爱情类、生产生活类、时政类、苦情类。 爱情类的歌专唱爱情故事,这类故事歌相当多,主要内容是对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描写,有的描写可怜的孤儿受到神仙帮助娶到好妻,过到好日子。有的与异物结成伴侣过好日子,受到它人挑拨而失去美好的日子等等。其篇目如《召亚妙娶雷公妻》、《召腊娶了龙王女》、《列加歌》、《尼婆巴布和尼爷巴布》、《仙女》、《召觉诗那和娥扎》、《么卯都和格鸟娥榜翠》等。 这类故事歌,以叙述为主,用诗歌体现,其内容涉及到爱情的各个方面。 如《召亚妙娶雷公妻》的诗歌,叙述天爷婆不会生子被差到凡间,生得二子,小儿取名召亚,洪水滔天,人间灭绝,惟剩召亚一人,召亚取火种、火烟直向云天,自格鸟派人察看,人间还剩召亚一人。 时逢自格鸟家要行大祭,没有芦笙手,便来请召亚,召亚应允前去,路遇小耗子,小耗子告诉召亚,它是自格鸟家的厨师,在他家伤透了心,因此,他把自格鸟家的甑底咬通,把他家的魂魄收藏,并告诉召亚去后怎么做。后来,召亚按照小耗子的指点,选中了已许配给雷公的未婚妻,娶得了自格鸟的幺女儿为妻。因激怒了雷公,与雷公开展了斗智斗勇,最后降服雷公,使之天地万物中四季分明,从此召亚繁衍世间人。 《召腊娶了龙王女》这首诗歌描述了召腊娶得龙王的女儿的故事,表现了召腊是个聪明的好儿郎,到天边寻粮种,到了爷让(龙爷王既龙王)家里,龙王见了小伙子,想将女儿许配与他,大女儿二女儿召腊都看不上,看上了幺女儿郜姑,爷让想法找笙郎,找到笙郎召石砣(吹笙的艺人),召腊郜姑去送花衣,半路郜姑被蟒蛇吞吃,爷让派了七个儿子去,张弓搭箭,射死蟒蛇救回郜姑给召腊,两人在郜姑的七个舅舅的护送下来到公婆家,杀羊款待,舅舅回去时,拿半边羊肉给舅舅背回,从此,苗家定要舅舅送亲,公婆要送半边羊肉,并要带有心肺的那一半。 《尼波榜列和召伯芒世列》歌,叙述召伯芒世列和尼波榜列因为各有家世,但他们非常相爱,在赶花场的时候互相约会、相约逃走,他们逃到了桥阿榜长弯子地头,尼波榜列给召伯芒世列缝补破领烂袖,召伯芒世列为尼波榜列搓一双鞋带上,二人在另外的地方生活,歌尾唱道: 尼波列榜阿, 如同一颗银针在灰堆里消失, 召伯芒世列啊, 如像一颗亮星在苍穹上游荡。 如《仙女》诗歌,则是优秀之作。描写了苗族小伙子召觉数杜和七仙女中的最小一位仙女成家的故事,诗中描写召觉数杜是一个勤奋勇敢、智慧过人的青年。有一年天大旱,颗粒无收,人间饥荒,召觉数杜引水筑塘洗蕨根,后来见塘水浑浊,他责怪娃崽们搅浑了塘水,娃崽们告诉他,不是他们搅浑,而是七仙女下水洗澡搅浑的,召觉数杜不信,便搭一窝棚偷看。一天中午,太阳火辣辣的,七仙女从天上飘然而下,到了塘中洗澡戏水,召觉数杜摸到塘边,将正在戏水中的仙女的翅膀藏了,其余的仙女飞得回去,只有七妹娥莫玛飞不回去。后来与召觉数杜结为夫妻,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一年后,生了两娃崽,召觉数杜带孩子时到楼上取妻子翅膀哄孩子。有一天娥莫玛在家,召觉数杜去做活,孩子们要母亲的翅膀,拿来时,被娥莫玛发现,她嘱咐娃崽一番,插好翅膀飞走了。召觉数杜回来,得知妻子飞走了,伤心落泪。只有耐心地抚养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长大了,读书识字样样精通。一天读百册书,一夜写千篇文,不到两个月,老师无法教。他们的老师说:“你们成器了,应该找你妈去。”两个娃崽向日夜思念妻子的父亲要求去找母亲,父亲答应了,两娃崽走遍天涯海角,涉过九百九十九道河水,越过九百九十九重山岭。到天连地的坡脚,野箐阴森,虎豹嚎叫,二子塞住耳朵前行。终于来到一个寨子,有两位寨老要宰鹅来招待二位,两娃崽可怜鹅,半夜起身不吃鹅,鹅没有被宰感激两位娃崽,因此,指点了他们的行程,一位老人与他们同行,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越过险峰,上了天路,打虎豹豺狼,捉蟒降蛇,小心前行,闯过三关。忽然飞来三匹马,老大记错了该骑的马的颜色,上错了马被摔死了,小弟坐在地上哭,耳听泥花雀崽叫吱吱,老二把雀崽头打烂,但母雀衔来剪刀叶药草救活了雀崽,老二也仿用剪刀叶药草医活了哥哥。哥俩抓住马骑上,到了天宫爷觉郎努家,到妈妈跟前,妈妈抓住他们的手就亲。到了天庭,不愿将女儿下凡的外公想方设法想整死二崽,但听母亲之计,二崽安然无恙,赢了外公,打败了三个舅舅(三条龙)。后来比赛写书,限十五天写满一屋,外公一天写呀写,二崽一天玩呀玩,最后还是比不过外孙,只得让仙女娥莫玛带两个外孙下凡来。在路上,外公布下兵将,埋伏拦截,闪电婆婆也出动,阻挡母子三人道路。娘三人早有准备,偷了外公的铁扇子,将扇一扇,兵将四逃,乌云闪电四散,龙蛇猛虎摔死,母子三人腾云回到了人间,驾雾回到了家屋,一家得以团圆。 诗以神话的,拟人化的手法,创造了两个聪明智慧的苗族青年形象,他们用武力击败了妖蛇猛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跋山涉水,以才智斗垮了掌管天庭的外公设下的障碍,取得了母子团聚,全家团圆的良好结局。反映了统治者如何反对也能取得婚姻团圆的思想。 《召觉诗那和娥扎》是苗族文学中十分优秀的作品之一。该诗共有三人演唱的五个版本,并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为《百鸟衣》发表。作品从构思、语言风格以及反映的主题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思想性、生动性和曲折性。有的边说边唱,有的专唱,最长的504行,最短的67行。这部叙事诗,以一张娥扎的画像作为贯穿整个故事的过程,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召觉诗那非常爱他的妻子,而他不得不下地劳动,但又不愿离开娥扎。聪明的娥扎画了自己的画像给他,让他把画像挂在劳动的地方。随时可见。不料,有一天,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风把娥扎的画像吹走了,画像飞过山巅、飞过草地,飞到了皇家宫殿,照得皇家宫殿摇晃动荡,皇帝见了感到很吃惊,派手下人到处查看原因,捡到了娥扎的画像后皇宫平稳了,画像交到了皇帝那里,见娥扎美丽过人,于是,皇帝派人到处查访,终于找到了召觉诗那家,并将娥扎抓进皇宫,强迫娥扎作妃。娥扎不愿意,她不吃、不喝、不笑、不讲、不理皇帝。皇帝的什么金银、绫罗绸缎都无法使娥扎开心一笑,她一直惦记着她的召觉诗那。 一日,召觉诗那用百种鸟的羽毛做成衣服,来到了皇宫门前,听到来了这样一个怪人,将士们撵他走开,娥扎听到后,跑出来看,皇帝跟在后边,只见召觉诗那穿着百鸟衣,唱跳自如,娥扎兴高采烈,笑嘻嘻地喷喷夸赞。皇帝见娥扎开心地笑了,便要召觉诗那与他换穿衣服,召觉诗那开始假装不换,后来被逼不过才换穿了皇帝的衣服,皇帝换了百鸟衣,为了讨娥扎的欢心,皇帝学着召觉诗那在那里唱,在那里跳。不料,娥扎下令打死穿着百鸟衣的“疯子”,兵将齐上前,打死了皇帝,娥扎和召觉诗那团圆了。在官兵抓走娥扎时,娥扎告诉召觉诗那上山打鸟,用一百种鸟的羽毛制成衣裳穿着到皇宫找她,召觉诗那照妻子的话去做,最后穿上皇帝的服装当了皇帝。 作品以其曲折的故事引人人胜,以真诚的情爱令人仰慕,以反压迫反封建统治的主题令人痛快,是苗族爱情故事歌中最精彩,最完整、最鲜明的作品。 生产生活歌 苗族自古以来勤劳勇敢,善射善狩,因此,他们除了有许多古歌、史歌、爱情歌、礼仪歌外,同时也创作了不少关于生产生活的歌。如《都伯都世涛打猎歌》、《渔猎生活传说歌》、《打猎歌》、《哲巴召觉世度赶马歌》等生产劳动歌,集中反映了苗族人民勤劳、智慧的主题。 《都伯都世涛打猎歌》主要叙述了打猎的情景,打猎的人物,以弩箭为武器等,叙述了他们打猎时寻找野兽脚迹,分析野物所走的路线,然后攀崖走壁的狩猎,都伯都世涛射弩时唱道: 都伯都世涛啊, 箭搭在弩把上, 瞄准把箭放, 飞箭嗖嗖入青天, 飞箭溜溜下山中, 射中野猪的心叶, 射中野猪的肺腑。 野猪稍稍滚了滚, 野猪稍稍挣了挣, 就没有再动弹。 当射到野猪后,老人们请娃崽侗把清亮亮的酒斟,风趣地表现一段杨家和张家儿郎没射中猎物不喝酒的情节,只有都伯都世涛接到就喝。老人们吩咐杨家张家儿郎背野猪,他们不乐意也不服气。老人们叫都伯都世涛背,回家把肉分。都伯都世涛说:“都伯都世涛啊射得准背得起。”在圆家的路旁长一棵杨梅,果实结的碗样大,老人们把杨梅摘,张家杨家儿郎不肯吃,只有都伯都世涛接到就吃,诗歌把苗家射猎英雄描绘得气宇不凡,心高气傲,同时渲染了射猎英雄受到人们的赞誉和尊崇,酒要先斟给他喝,杨梅要摘给他润嗓解渴,这是苗家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 另一首《打猎歌》则描绘了晴朗的天,格资山下的房屋亮晃晃,好男儿啊,一心想把猎打,把山撵。人吃过饭,猎狗喂饱了,引上猎狗向野兽在的地方去搜寻。诗歌这样描述: 野兽狠来野兽把猎狗拖, 猎狗狠来猎狗把野兽追, 鹿子岩羊啊无法逃, 落在猎人的网套头, 我们的儿郎哟, 我们的儿郎, 猎到那样野兽不知名, 身体像半大牛一样, 耳朵圆如扇一般; 角生丫权一大丛, 是不是世人养的家畜。 请世上的人来看, 人人齐口说: 不是世人养的牲口; 是不是天上人家的家畜, 叫天上的人来瞧, 也不是天上人家的家畜。 作品通过对狩猎经过和打到的猎物不知是什么的兽的描写。接着对获得猎物后怎么办?诗歌这样写到: 喊什么人来把肉做? 喊年青的小伙来做, 做出来的肉哟, 装满九十九只水桶; 流出来的血哟, 装满九十九个碗钵。 做出肉来究竟该怎么办?诗歌以简短的语言作了交待: 叫什么人来把肉分? 叫理老(主事人)把肉分, 分完兽肉九十九桶, 分完兽血九十九钵。 兽的皮毛哟给世上的人披, 世上的人披不起来; 、 让给天上的人家披, 天上的人家呀披不起来。 作品充分体现了苗族人民“上山打鸟,见者有份”的分配习俗,也说明野兽很大,简直是一幅苗族人民打猎的风情画。 《渔猎生活传说歌》讲述了一心想打猎的爷朗老人,迷恋打猎,诗在描述了天地混沌初开,太阳升起来,有的做庄稼,有的去打猎,真正想打猎的是爷朗老人,诗歌在描写他的心理时道: 爷朗老人的心啊, 迷在打猎头上。 爷朗老人呵, 想去打猎又害怕, 害怕自格鸟的朗阻格扎。 然后说,打猎回来了,是人是鬼,家里的人难分辨,于是打口哨作凭证,吹竹筒作依据。外头的人吹,家里的人问:“你们是妖怪还是人呀?你们是魔鬼还是人呀?”打猎的人吹竹筒打口哨回答:我们是人,不是妖魔鬼怪,老人们居住岩洞避风御寒,躲避猛兽鬼怪。一心想打猎的爷朗老人把野兽皮毛掀起,扯五倍子树封恶,扯刺科封邪,爷朗老人才到森林去打猎,他们打猎物时的心情万分激动。 爷朗老人啊, 打得肥嘟嘟的鹿一只, 角像树子那样分叉, 就叫小伙子们把鹿背起, 嘻嘻哈哈往家转。 威宁苗族的劳动生产歌有相当广泛的题材内容。如《哲巴召觉世度赶马歌》,描写了召觉世度赶着群群成线的骡马运金运银,他一路艰辛,一路汗水也一路歌。他边赶马边唱着情歌,潇洒自如: 好蕨草长在蕨草丛生的地方, 好姑娘生在卯力涛地方。 能不能得到, 卯力涛的娥少榜莫呵, 给召觉世度做家居? 召觉世度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到了卯嘎岩头,路遇九抱粗的松树,他歇气乘凉。把青青的木叶咬嘴头,青青的木叶呵悠悠扬,卯嘎地方的娥少娥赛听到了,以歌回问: 哲巴召觉世度呵, 赶着群群的骡马做哪样? 赶着脚挨脚的骡马为那桩? 哲巴召觉世度回道: 好蕨草哟生长在岩脚, 美丽的姑娘哟, 生长在卯嘎地方, 卯嘎的娥少娥赛呵。 是不是能跟哲巴召觉世度成双居? 是不是能和哲巴召觉世度成对住? 作品将一个赶马小伙子的赶马生活写成了爱的源头,是因为赶马,走过的山,涉过的水,遇到的人很多,引发了翩翩的联想,焕发了对爱的追求与向往,从心底里并发出爱的火焰,唱出了内心的情,唱出了发自肺腑的爱。 时政歌 时政歌是反映时政的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苗族人民以歌来针砭时弊,诅咒黑暗的社会,反映苗族受官家统治压迫奴役的歌。同时,也反映了新社会苗族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之歌。时政歌的代表作有《反歌》、《当夫役之歌》、《诗推老人折磨百姓歌》、《逃荒躲难歌》、《尼波泥当尼苦歌》、《爷兹力当和尼波尼当尼》等等,这类歌在时限上看比较近代,因为它不像古歌、史歌那样古老,而时代性较强。如“人民百姓呵,没有办法想,人民百姓呵,没 有地方诉说,只有把歌来唱,唱得兔街子的后山垮塌,唱得力格折的河水倒流。”因此,苗族的时政歌以反抗强暴、反抗压迫、反抗剥削为主题。 如《反歌》: 官家糟蹋苗家凶得很, 官家蹂躏苗家毒得很, 苗家的爹娘啊! 好牛大马卖光了, 银钱挣给官家刮去! 苗家父母兄弟, 挨冷受饿苦难多, 总有一天啊! 官家的后山要坍塌, 官家的后山要崩垮。 作品描绘了挣来的银钱被官家刮去,遭蹂躏、受压迫,然后,发自肺腑地呼喊,总有一天,官家的后山要坍塌,要崩垮。正如诗所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官家的后山塌了,官家的权没了,苗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当夫役之歌》叙述了人民百姓(这首诗里专指苗族人民)在芒力诺(可能指水西家)家当夫役,受尽了人间苦楚,芒力诺老人家的夫役很重难当,是芒力诺老人把持了人民百姓的命运。歌用给芒力诺家当夫役没有节令,用给芒力诺老人家当夫役不会回转来说明有去无回。以给芒力诺老人家当夫役啊像黑压压的天来形容夫役暗无天日。 夫役做苦役歌,控诉了的芒力诺老人折磨人民百姓的种种罪行唱到: 饥饿的穷苦的人啊, 对着天喊,天也是高高的, 对着地喊,地也是低低的, 饥饿穷苦的人啊没了办法, 可怜的人民百姓啊没了主意, 又得咽泪把声吞。 芒力诺老人兴起走亲送年礼,送礼的人民百姓成年累月不回转: 妈妈爹爹呵不见回转, 爹爹呵给芒力诺当奴隶, 爹爹呵给芒力诺做苦役, 爹爹不见了,爹爹失踪了。 我们相商相议共奔逃啊, 逃过恶毒人家的地方去, 让子孙们的担子轻松松, 让娃崽们摆脱铁锁铁链, 让后代人们有点好日子过, 让人民百姓欢天喜地乐洋洋。 这首诗歌集中反映了在芒力诺老人家当夫役的过程,描述了人民百姓的苦难与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底层状况,揭示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百姓的丑行,并聚众商议逃走,希望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但是在那个年月、在那个时代,天下乌鸦一般黑,逃到哪里不都是一个样的呢! 威宁苗族从比诺到骚诺,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然而,他们的命运仍然处于底层,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 今年呵今年, 今年人们会晓得, 晓得诗推(土目名)_老人找地方, 晓得诗推老人折磨百姓。 歌这样直截了当开头,然后叙述诗推在稻田坝找地方,诗推老人找到了长长的坝子,想怎么做,想九天九个样,想九夜还是九个样,诗推为什么不能确定,他说:白花花的金银成堆堆,成堆的金银有什么用? 诗推老人建造房屋在坝子头,然后叙述了诗推老人的房屋木质很好,屋檐角都像鸡冠。诗推老人喊人民百姓去耕田种地,聚得白花花的金银,去娶了太色姑娘来养育后代,接着叙述诗推老人贪婪无比又建造房屋,请了布依族匠人凿石,请汉族匠人开石,惟有人民百姓(指苗族)把水牛赶,到昭通拖石条石块,到力格折河边拖杉方杉板,历尽艰难,饱受折磨。 水牛呵拖不动 人民百姓就鞭打。 水牛拖不动诗推老人的石条, 水牛拉不起诗推老人的石块, 水牛的汗水滴滴淌啊? 水牛的眼泪滴滴落啊? 水牛走不动, 水牛去不起, 人民的泪珠滚滚下, 百姓的泪珠滚滚落。 人民百姓啊, 收藏诗推老人的谷子累又苦, 成堆的糯谷一箩一箩往柜里装, 成山的稻谷一挑一挑往仓里运。 运回来后,由布依族姑娘、汉族姑娘搌春谷,石碓踩得不停歇,石碓咕嘎咕嘎响,姑娘的汗水滚滚淌。诗推老人吃饱了,又把人民百姓叫,喊百姓到底拉河(今龙街境内)去把圆松木扛,诗道: 底拉河山坳深又长, 底拉河山道弯又险, 看在河对岸呵, 好像喊得应, 一步一步爬来呵, 大半天还不出头。 人民百姓扛, 梭一步千行汗, 爬一步万颗汗, 梭呀又梭呀, 爬呀又爬呀, 就爬到了底拉河边, 就拖到了底拉河岸。 渡力格折河, 过力格折水。 上底拉河险坡, 爬底拉河凶岭。 人民百姓呵, 哼声气喘震山岭, 喘气哼声震天地。 诗歌用哼声喘气绕险弯、绕凶坡形容苦难难当,然后叙述了扛诗推老人的圆木,几天几夜,太阳多次出来又下山,路走不到尽头,翻过格得垭口,慢慢扛到黑土河,太阳又出山,人民百姓又把圆木拖,来到当高垭口,脸包脊背辣又痛,人民百姓把气歇,歇了又拖,拖了又歇,终归到了长长的稻田坝。歌转入了为诗推老人立牌坊。 那个石柱牌坊呵, 刻有九种十二样, 写的九样十二种, 有世间老人的样子, 有成排成排的兵丁士卒。 有成群成群的虎子龙鹿, 有成群成群的山羊岩羊。 有些个小龙, 有些个小象, 说也说不尽。 这段精彩的描绘细致入微,刻画诗推老人的牌坊高大雄伟,雕龙画风,真是入木三分,读着它,真正体会到那高大的牌坊好像就在眼前,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如此的了得,那人民百姓在死亡线上的挣扎的呻吟声好像在耳旁回荡,为了拖诗推老人的石柱,扛诗推老人的圆木: 年青人变成老年人, 老年人变死鬼, 世界上的人呵,装作没看到, 世上的人呵,装作没有听到。 作品到了高潮,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民百姓的苦难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歌结尾却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呼唤黎明,那就是砸碎锁链,真有天崩地陷之势: 人民百姓呵, 喊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音, 人民百姓啊无法想, 人民百姓啊就把歌来唱, 唱到兔街子的后山垮塌, 唱到力格折的河水倒流, 唱给后人听, 唱给子孙们记。 作品共360多行,句句控诉了诗推老人折磨百姓的罪状,行行带着血与泪。 其他时政类歌相当的多,《逃荒躲难歌》、《尼波尼当泥苦歌》等,都叙述了苗家逃荒躲难,没吃没穿,卖儿卖女等情形。《爷兹力当和泥波泥当歌》是苗族诗歌中最长的一首,全诗500余行,反映了财势权势压迫苗族人民的故事,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和苗族人民报仇雪恨的思想性。 然而,威宁苗族的诗歌,风格独特,魅力无穷,是苗族人民群体智慧的结晶,她在民间广为流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宣传教化作用。因此,苗族人民视其为传世之宝,代代相传,它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鲜明的时代性。众所周知,文化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的衍生发展而来的,它随着人类的起源而起,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威宁苗族的诗歌毫无例外地打上各个时代的烙印。因此,我们将它分为叙事歌、礼仪歌、情歌、时政歌,如史歌描述的是远古时代,是人类对天地日月星辰,自然界形成不甚理解的时代而产生的作品,具有朴素的自然观。战争迁徙歌,则用大量的篇目描写了战争失败,然后迁徙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是部族形成,阶级形成的时代。因此,这类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诗作也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如《诗推老人折磨百姓歌》、《夫役歌》、《反歌》等时政歌则在大量控诉封建统治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号召人民百姓推翻那个黑暗的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苗族人民翻身作主人,他们更加放声高歌。如: 高山翠竹青又青, 唱首山歌给党听, 砍根竹子做芦笙, 吹出苗家一片心。 过去吹芦笙,是为了团拢部众迁徙躲难。而今天,她们的歌是唱给党听的,吹的芦笙是苗家对党的一片心声。如: 苗家爱党爱得深, 隔山隔水心连心, 献上苗家一句话, 社会主义是命根。 苗家把党、把社会主义比作命根,热爱她,建设她,不惜献出生命。充分唱出了当家作主后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这个飞跃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认定,威宁苗族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二、可信的史实性。威宁苗族的诗歌,具有可信的史实性。天地形成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自然,甚至可以说还是原始时代。后来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便以歌来描绘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记录人类与自然抗争,与猛兽搏斗,生存、生活的需要,发明用火,使用武器等等状况,描写在这些活动中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以此展示人类发展的历史,这种展示与人们公认的人类社会发展相吻合,因此,歌所唱的是可信的历史。只不过增添神话的色彩而加深了作品的感染力罢了。 在战争兴起,大转移、大迁徙的宏篇巨著中,它的史实性更为突出。诗歌把战火起、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发生的事件、参与的人物、遇到的问题、战争的起因结果、迁徙的路线过程等交待得一清二楚,成为史学家研究苗族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在苦歌、时政歌等作品中,更显现出它的史实性的真实,因为这类作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人们经过那样的苦难后,才能更加准确、明了地用歌将她表现出来,尤其是苗族,他们的平原被强占了,但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迁徙,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所到之处都是穷乡僻壤,又处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中,长期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地区里,他们是一根历史苦藤中蔓延下来的苦瓜苦果,因此,所有作品都是“苦”字当头,不是吗?在那些神话故事歌、战争迁徙歌、时政歌、苦歌及爱情歌都有各种苦难的记述,这种苦难在历史上确实离苗族太近了,太实了,太有代表性了。所以,苗族的歌即是歌又是史。 三、独特的艺术性。威宁苗族的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可信的史实性,同时具有独特的艺术性。这些诗歌的题材十分古老,内容也十分古老,多数以叙史叙事为线索来展开,来描述,来刻画的,以吟、说、唱的方式来表达主题思想,达到叙事抒情兼备,深化主题思想,加强作品感染力的目的。因此,作品多为长短句、自由体的格式。 在歌头之始,既用昨天的事我们今天还知道,然后才接着叙事。此外,众多的作品则以问答旬式,如“天是哪个造的?地是哪个造的?手灵手巧做什么?…‘小妹呀你可在家?”在问句的后边加以解答,这是其使用句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其二,多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式。这在所有诗作中都反复出现,是表现作品主题的一大特色。如: 吹奏的芦笙呵, 振荡了九十九个弯, 振荡了九十九个坡; 么卯都的乐调呵滚滚跳, 么卯都的乐调啊滚滚落。 在这种句式中,前三句均保持不变,后则用“弯、坡、坝子、平原”六字变化,加深了作品的容量和气魄。旬中用“滚滚跳,滚滚落”既形象又生动。又如: 让英俊的小伙来斟酒, 让壮实的小男郎点灯。 喝酒喝到半夜雄鸡啼, 喝酒喝到天亮太阳出。 作品中这样的句式也很多,为作品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其三是巧妙运用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增强了作品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所读到的作品中,这样的手法比比皆是,读着她,是种美的享受。如:用滑溜溜、平坦、光滑、簸箕底比喻天空宇宙,用太阳比作姑娘,月亮比作小伙。在诗歌中,用拟人化的手法也较多,天与地,人与神,人与兽,兽与兽,人与人等等都作为对衬,并拟人化。多处以鹅与人的交谈,鹅指点了人的行程。如人与爷觉朗努,与仙女,与虎豹等都有对话,公鸡呼唤日月。龙女与小伙结为夫妻等等,他们互为帮助,互为支持,与异物斗争而取得胜利,过上好日子等,比喻贴切,拟人化巧妙,并在各类作品中都加以运用,为作品增添了诱人的情节,深化了主题。 总之,苗族诗歌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反复的问答旬式,反复的对偶排比句,使人倍感情深意切,自然清新,朴实上口,只是由于用苗语演唱,在翻译时难免失去部分原本的特色。但不管怎样,所有诗作的语言还是很美,仍然十分感人、耐人寻味。
第三节 民间故事 威宁苗族民间故事在分类上,根据其内容、反映的思想以及表现手法等大致可以分为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故事、动物故事、人物故事、幻想故事、风物风俗传说等等。 这些故事部分是从诗歌转化而来的,因为不会唱歌的,他们将诗歌的故事情节以故事的形式来叙说,就使诗变成为故事。这类故事多数为神话和史歌类。 神话故事 威宁苗族早期的神话故事多数从诗歌那里转换而来,《铸造日月》、《洪水朝天》、《兄妹成婚》、《派狗上天取粮种》、《波里毕和爷里毕》、《格鸟列咱》、《格鸟列帮》等。在这些作品里体现了一种思想,那就是无论是做什么,怎么做都有神灵帮助,而在帮助过程中阐述了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朴素的自然观。 如《洪水朝天》这个故事,在威宁苗族中传承的就有三个,这些故事大致相同,这是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三兄妹造船,大哥的船太重,洪水来,就沉没了,弟弟的船造了三只,一只给妹妹坐,一只给家里人坐,结果家里人坐的船不知去向。茫茫洪水,人烟灭绝,仅剩下两兄妹,洪水退去后他们靠了岸,天上一位老人让两兄妹成亲,但是两兄妹不依,不肯,老人就告诉他们从高山顶上滚下石磨,磨分开不成亲,磨合拢就成亲。他们试了三回,石磨都合拢了,因此成亲并繁衍了后代。 故事的结尾则不尽相同,有的说:兄妹成亲后生有三个儿子,老大说苗话,老二说汉话,三儿子说彝话,三兄弟长大后,共同分家分地方,开创家业,繁衍子孙后代。另一个故事的结尾则说:兄妹成亲后三年,妹妹生了个肉砣,老人用竹片把肉砣划成几块,又把它分放在石块、桃树、李子树上,以后肉砣就长出人来,于是按它放的地方取名姓石、姓陶、姓李。无论情节的差异与叙述的变化如何,洪水朝天,兄妹成亲是洪水始末和作为洪水遗民的两兄妹如何成婚,创造人类,繁衍子孙的神话。在苗族地区普遍流传,而其他民族也有洪水的故事。 如故事《波里毕和爷里毕》叙述这对夫妇变化无穷,一天之内能大能小能老。因此,不会生儿育女,是天上的神仙乘云告诉他们:一年一年的老,就可以生儿育女。从此,两人真的一天之内不会变大变小变老了。因此,生儿育女繁多。爷里毕和波里毕老了,带一部分儿孙上了天,留部分在地上繁衍人类。带上去的子孙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两夫妇即变成太阳和月亮照看着地上的子孙后代,作品把人们带到天上,引到地下,神奇地讲述着一个古老的神 创造人、人变为神的故事。人类的繁衍有了着落,兄妹成亲繁衍了人类,神也创造了人类,那么,如何生活就是个问题了。《派狗上天取粮种》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神话。相传,天灾严重,颗粒无收,惟一的种子都被吃完了,春播时节到了,不播下种子来年没有吃的。人们相商,派狗上天取粮种。狗从一棵马桑树上爬上天宫,要了粮种,接听了天上神仙交待的话语,反回地面时,见狐狸摘马桑果就去追咬狐狸,竟然将神仙交待的话忘记了,只把粮种带回人间,因而受到了人的惩罚。 故事《格鸟列咱格鸟列帮》则塑造了一位万能的神——爷觉朗努(太阳神)的形象,是他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天地万物和所有的一切。用以歌颂刨天造地的英雄,借助美的想象,对天地由来、人类的起源作了朴素的解释。此外,在威宁苗族中还有补天、撑天铸地、杨亚射日月的神话。由此看来,苗族早期的神话传说相当丰富。而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恐怕应是《召赞和龙宫小女儿》、《仙女》等故事。 《召赞和龙公小女儿》的故事,叙述了孤儿召赞在踩月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姑娘,爱上了她。如何才能找到姑娘,与召赞非常要好的老人告诉他,要找到这个姑娘,必须用线团的线穿在针眼里,别在姑娘的花衣领上,线团动了,你跟着线走就可以找到姑娘家了。召赞照着这样做了。召赞沿麻线走去,麻线钻入河水中,召赞正发愁时,河水分开了,出现了空地,召赞钻下去,搬开石板,见到了一片新天地。召赞进入龙宫里,只见麻线和 针别在一条龙的红鬃上,他只得飞快拔针扯线往回跑。老人告诉他,那条龙就是他要找的姑娘。召赞从龙女家放猪的姑娘那里得知,当龙女变人去玩时烧了她的龙皮,她再变不成龙了。召赞那样做了,龙女找不到她的皮,便哭个不停。召赞告诉龙女,她的皮被烧掉了,龙女只有含羞喜悦地愿与召赞结为伴侣。龙公知道女儿爱上了贫穷的孤儿召赞,心里不舒服,多次与龙母商量斗垮召赞,召赞得到龙女和神仙的帮助,战胜了龙公,后来龙公想要杀死召赞,召赞在龙女的帮助下逃过这劫难,终于与龙女成亲,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关于龙女的故事,流传遍及整个苗族地区,影响很大。其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表达了纯真爱情之力量能战胜一切的思想,体现了苗族对这个故事创作的丰富的想象力。 《仙女的故事》则描述了七仙女中最小的一个到凡间水塘里洗澡时,被一个农夫拿走了衣服和翅膀,仙女平素就喜欢这个勤劳的青年,便和他结了婚。在生孩子后,由于父亲的威力所迫,仙女不得不和丈夫分别离开人间。仙女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历尽千辛万苦,上天庭寻找母亲,恳求外公准全家团圆,而执掌天庭的外公不允,并设计想害死他们。为了保护孩子、保卫爱情,父女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女儿终于取得胜利,全家得以团圆。 仙女的故事以鲜明的主题揭示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天上的岳父不满意人间女婿和外孙,千方百计想害死他们,形象化地揭露了封建礼教扼杀人的本质。故事颂扬了仙女和农夫坚贞的爱情,颂扬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故事还将爱情神话,以团圆的结局,寄托了美好的愿望。 历史传说故事 历史传说故事主要是反映苗族因战争和受自然灾害侵袭而迁徙的故事。这类故事主要又是史歌转换而来的,在诗歌部分作了大量的介绍,在故事方面,主要见到的是《苗族迁徙的故事》、《从比诺到骚诺的故事》、《三位老人的故事》等等。 苗族迁徙的故事主要叙述了直米力是个好地方,出产好,大平原,富人发现了想霸占,于是战火烽烟起,共战七年而败,然后就迁逃。为了纪念苗族故乡,制造了褶毡,代表着原来的瓦屋,花衣服代表着原来居住地方有田块。格耶爷老和格蚩爷老死后,把他们埋在土丘上,墓门向着老家直米力。子孙们边逃边打猎,不知过了多久,逃到了比诺家,然后,随比诺家姑娘迁到了骚诺。后来打猎,见到有毛尖草,苗家就到那里去住——那里是辅处河。 动物故事 在威宁苗族的民间故事里,有很大一部分动物故事。动物故事的内容也很丰富。有动物和动物打仗的,有描写弱小动物与猛兽斗智的,有鬼狐精怪的故事。 故事《小白兔智斗虎大王》、《猴子和蚱蜢打仗》、《老虎与狐狸》、《跑不脱的公鸡》、《鹌鹑和狐狸》、《小鸡报仇》、《鸡和野猫》、《公鸡报仇》、《蛤蟆和老虎比武》等属于动物故事;《嚷》、《自弗老和老变婆》、《六纪杀老变婆》、《老变婆的故事》等等则是与动物斗争的故事。《猴子和蚱蜢打仗》的故事叙述了水獭下河捕鱼,小猴也去了,小猴不会水被淹死,水獭被吓坏了,它把小猴背到蚱蜢桠口,回去报告老猴,待大家寻找到小猴时它已死了,老猴子以为是蚱蜢家的人咬死的,于是,组织兵马进攻蚱蜢,蚱蜢中午出战,跳到猴子身上,惹得猴子相互拍打身上的蚱蜢,猴子却自己打自己,死伤无数,蚱蜢却无一伤亡。老猴将此事告到天上爷觉朗努那里,爷觉朗努叫它为何不把蚱蜢捉来嚼吃了。回来后,双方再交兵,猴子真的把跳到身上来的蚱蜢捉来吃了。蚱蜢又告到爷觉朗努那里,说小猴子是水獭打死的,不是它家打死的。爷觉朗努听罢只好说:以后猴家住山岩间去,你们住在荒野里。水獭听说猴蚱两家受罚,慌了手脚,跑到水里去了,千年万载躲在水里不敢出来。故事《小白兔智斗虎大王》则是讲述一个小小的兔子斗败了凶猛的老虎的故事。森林里的百兽都被虎吃了,后来,老虎干脆不再游动,叫所有林中之兽轮流派去给它吃,所有野兽都很怕,豹子、狼、豺、狡猾的狐狸都得依照办理,派自己的同族给老虎做早饭、晌午和晚饭。轮到小白兔家族派了,大家聚在一起开会,派谁去适合,老青兔说年岁大了我去,几个年轻的小兔子也先后报名,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兔群的安宁。争执不下时,小白兔自告奋勇,叫大家不要争了。群兔伤 心地落泪,只有小白兔说:“我不是要去死,我是要去为山中百兽除害。”小白兔到老虎面前,陈说路遇一怪物,被怪物抓去,怪物还骂老虎,要与兽王争位子、比高低。经小白兔的挑唆,老虎要去会会怪物。小白兔朝前走,老虎在后跟,来到一个水塘边,小白兔说,怪物就在那里,老虎张开大口,呲牙咧嘴的,水中倒映出老虎的影子,确实好像要跟老虎比高下,老虎发怒了,向塘中扑过去,掉入水中淹死了。 故事《鸡和野猫》、《小鸡找妈妈》等,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鸡一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野猫想吃掉去井边背水的母鸡,就和母鸡比嘴大,趁张开嘴时,野猫把母鸡捉去了。公鸡在家等不到母鸡,就沿着背水的路找去,路上遇到牛屎巴、青藤、木墩、小针,它们知道公鸡去找母鸡,于是大家都一起帮着去找。他们顺着脚迹,走到野猫家。正好,野猫去捡柴,准备把母鸡炖吃了。公鸡和青藤、牛屎巴、木墩、小针做好准备,待野猫回来将它打死。这时,野猫回来了,大家一起动手,牛屎巴把野猫滑倒,青藤上前捆住野猫,小针刺野猫的屁股,木墩拼命地砸野猫的头,三下两下,打死野猫,救回了母鸡,鸡一家团圆了,公鸡感谢大家的帮助。有的故事说是《小鸡去找妈妈》,故事情节是一致的,表现了弱小团结起来,也能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蛤蟆和老虎比武》是一个以弱小战胜强大、以智慧打败狡诈的故事。传说有一只蛤蟆要到威宁去,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老虎冷笑蛤蟆爬不到威宁,而蛤蟆则肯定地回答它能到威宁,争执之下,双方达成了比武的条件。先比跳大沟,老虎一下过去了,蛤蟆轻轻拉住虎尾便跳过沟去了,老虎调头喊跳时,蛤蟆已在它的脚边答应。第二回比谁吃的东西多。老虎一时找不到食物,只吃了几片苦竹叶,蛤蟆在一棵树桩上捡了各色花菌,吃得一饱二胀。当口土出东西来时,老虎吐出的是竹叶,蛤蟆“哇”的一声,吐出吃下的花菌,并不住地说:“我吃的是虎爹虎妈的心肝五脏。”老虎听了,吓得调头飞跑。半路上,遇到迎面而来的狐狸,老虎讲了蛤蟆吃了它爹妈的心肝时,狐狸半信半疑,要回来看,并把尾巴拴在虎尾上。虎和狐狸回来后,蛤蟆轻轻一跳,站到树桩上去了,不知怎么的,一看到蛤蟆,老虎调头又跑,翻了多少个山崖,跑过多少个大箐,老虎跑不动了,狐狸被拖死了。 威宁苗族的民间故事里,鬼狐精怪的故事也十分精彩。这类故事,主要是反映老变婆的故事的。篇目也相当多,主要有《自弗老和老变婆》、《老变婆的故事》、《六纪杀老变婆》、《歹薄卡》、《嚷》等。这些故事,是描写治服吃人的老变婆,为民除害的故事。传说自弗老的身体是毛茸茸的,骑着一匹小马。有一天它到老变婆家去了,老变婆一家想吃了它,要它在老变婆家里过夜,自弗老说:“你家屋子很窄不够歇。”公老变婆说:“我们睡在葫芦里即可。”自弗老不信,叫老变婆试睡。等老变婆一家七八口钻进葫芦后,自弗老把葫芦盖塞上,老变婆就出不来了。 自弗老提着一葫芦老变婆,骑着马走了,他将葫芦扔进一个深潭里。后来,渔夫打鱼撒网时网住了葫芦,渔夫很奇怪,打开葫芦盖,大大小小的老变婆钻了出来。恶狠狠地要把渔夫吃了。渔夫只好随机应变,说我有几个朋友都说可以给你们吃,你们就吃吧!野猫、黄鼠狼、豺狼都说:我们经常受到渔夫的虐待,他该吃。老变婆张牙舞爪扑向渔夫,渔夫跳出老远,调头一看,见自弗老骑着马儿从山垭口过来了,渔夫说要四回才算输赢,瞧那边来了一个人。 来者是自弗老,老变婆说要把自弗老拿来一起下酒。老变婆把前事说了一遍,问该不该吃掉渔夫,自弗老说,该吃,不过那么一个小葫芦,哪能装你们全家,你们再做一次我看看,如果装得下,不说渔夫,连我也心甘情愿让你们吃了。老变婆全家高兴地变成七八只野蜂,“嗡嗡”地飞进葫芦里去了。自弗老吩咐渔夫塞住葫芦口,老变婆被装进了葫芦里。自弗老说不要让老变婆再伤及后人,与渔夫一道,把老变婆烧了。两人互相叮嘱,要分清好坏,分明敌友,以免上当。互相告别,各自回家去了。 老变婆的故事,在苗族民间故事里很多,而且老变婆都是邪恶的象征,都是被处死的对象。如《六纪杀老变婆》的故事,描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崽六纪,叫老变婆张开大嘴,他顺势跳入母老变婆口中,下到肚里,拼命抓挠,踢打,老变婆疼痛难忍,六纪从她的肚子上抠出一个小洞跳出来跑了,母老变婆吐口水一抹,伤口又复元了。六纪来到一片大梨园里变成一个又大又熟的大黄梨,母老变婆见了真想吃,连咽口水,老变婆摘了梨,往嘴边一送,轻轻一下就吃了进去。这次,六纪仍然给老变婆致命的打击,并用一把涂有鸡屎的小刀挖了老变婆的肚子跳出来,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母老变婆再吐口水抹伤口,因有鸡屎抹不还原,母老变婆死了,变成了藿麻,人们称藿麻叫老变婆。公老变婆见母老变婆死了,也气愤地 到自格鸟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老变婆祸害人间了。 《歹薄卡》也是老变婆的故事。歹薄卡害死了姐妹俩中的幺妹,姐姐想法逃出去后,爬到了大树上,歹薄卡坐在大树下休息,姐姐的眼泪滴到歹薄卡的手背上,它往上一看,姐姐在树上,它想哄她下来吃了,但无论如何都哄不下来,姑娘被爹妈接走了,歹薄卡却死了。 威宁苗族的动物故事,记述了动物与动物、人和动物或相尊、或相处、或相斗都是有血有肉的,细节感人,情节引人人胜,表现了弱小战胜强大、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思想。 人物故事 人物故事在苗族民间故事里面也有相当大的比 重,它描写刻画的人物有历史人物、机智人物、诙谐人物,有善良的人物,也有贪婪的人物。这些人物出自苗族的各个历史时代,有人类产生时期的造天地、射日射月的英雄,有部族形成、战争叠起、大迁徙时期的首领,也有人群生活中的智者和愚者。 在历史人物中,大多数是诗歌转化而来,着力描写创造天地的英雄,刻画了苗族首领的功绩和英雄群体形象。 而在《巴木眨的故事》里,塑造刻画了一个智者的人物形象。故事告诉人们,有一个叫巴木眨的人栽一块很好的包谷,被群猴糟蹋了,于是他想办法治服了群猴,惟有一只狡猾的老母猴没被打死。因此,它恨死巴木眨,决心陷害巴木眨。 一天,母猴跳进皇宫里,趁皇帝不在家,打死了皇帝娘娘,并装成皇后躺在床上,皇帝回来后,它就叫着说“心肝痛”,并说:“我这病么,吃巴木眨的心肝才好得了。”皇帝昕罢,差人去喊巴木眨。 巴木眨听了差人的话,明白皇帝上了母猴的当了。他随差人一起往皇宫去了。路上,遇到了一汉家人的孩子病了,巴木眨给治好了,他只要了一小腿鸽子肉。第二次又遇一家孩子病重昏迷,巴木眨给了药也醒过来了,巴木眨不要什么,只要了一对鸽子。第三次遇到了一家孩子已死了三天,这家哭哭啼啼央求巴木眨救活他的孩子。巴木眨问了死因,配好药,往死者嘴里一灌,不一会,孩子活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惊奇巴木眨的医术本领。他又只给主人家要了两只狗。巴木眨带着得到的东西与两个差人往皇宫去了。 到了皇帝家,巴木眨告诉皇帝上了母猴的当。大家去掀开被子时,老母猴从床上一跃而起,想跳楼逃跑,被巴木眨带去的鸽子撵下来,想夺门而逃,被两只狗抓住了。皇帝战兢兢地问,他的妻子到哪里去了呢?巴木眨从床下松土中刨出了皇帝娘娘。皇帝问巴木眨,有没有办法救活皇后?巴木眨说要老母猴的心肝才能救活。母猴的心肝被挖出来了,巴木眨把路上得到的鸽子腿肉捣碎,掺和母猴的心肝,用水搅拌后给皇后灌下,皇后被救活了,皇帝问 巴木眨要什么时,巴木眨什么也不要,只希望世界上自食其力的人们得到太平快乐。给歹心的吸人民血汗的盗贼以惩罚。皇帝说,我这个皇帝的天下最多几十年,巴木眨,你掌管天下的日子将是万万年。 巴木眨点头同意,一路返回,将狗和鸽子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到家后照常做着他的庄稼,当他的木匠和医生…… 创作者塑造了一个治服群猴和狡诈母猴,治好病者,救活死人,而不要金银和不取任何酬礼,无私劳动者巴木眨的可爱形象,栩栩如生,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 故事《庄稼汉和猴子》从善良和贪心的对比中塑造两个不同心理、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庄稼汉勤劳有智慧,他收拾了来扳他的包谷的猴子时,假装睡着了,猴群说他是坛好酒,把他抬到山上去祭祖用。当把庄稼汉抬上山后,猴群准备了金银杯、碗筷、桌凳,端出大白米、猪肉、白酒等,可以祭祖了。在请山箐巫师和原野巫师时,猴群经过一番争执,之后,请来原野巫师——野兔。巫师看庄稼汉睁只眼闭只眼,伸一只腿缩一只腿的就要动手。庄稼汉忍不住,抽出别在后腰上的镰刀向“巫师”砸去。砍断了野兔尾巴,群猴被吓跑了,有的赶去慰问“巫师”。 庄稼汉把猴子准备的金银家什、大白米、猪肉等背回家里,从此有吃有穿,过上了富日子。故事描写的另一个人物是庄稼汉的朋友寨邻,家境十分富裕,看到贫穷的庄稼汉一夜之间变富了,他就千方百计打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变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富家朋友。从此,富朋友不愿跟庄稼汉上山去打柴了,学着庄稼汉种包谷,装睡着,等待猴群。果真猴群来了。像遇装稼汉一样,在背富朋友上山时,朋友忍不住,半路就睁开眼睛,只见一只单 臂的猴子背着他,脚下是万丈深谷,他吓得吼道:断手杆的猴子,好好的背……话没说完,单臂猴被惊吓,一松手,这个富裕庄稼汉掉下岩去,结果死了。这样的故事较为普遍,如《劳卯和猴子》与《庄稼汉和猴子》是同一母体的故事,只是语言、情节略有差异。 苗族故事,既有智者,类似巴木眨的人物,又有贪者似庄稼汉的富朋友的人物,还有描写将领的故事。如阿尤鸠、阿尤核两位带兵打仗的将领。传说,格蚩爷老遇害后,阿尤鸠带领部族迁到腊诺(今安顺平坝)地,官兵来抓阿尤鸠,来到大路边,只见阿尤鸠抱着大水牛去吃草,然后抱牛下田去梨地。官兵来叫阿尤鸠和他们去见上司,阿尤鸠卸了牛,把水牛抱到路中间,官兵见状,奈何不了阿尤鸠,便抱头往回跑了。阿尤鸠雄赳赳地回家去了。 多少年了,官兵、外族都不敢去进犯,惟有一次,趁阿尤鸠不在家时组织兵丁进犯,阿尤鸠回来后带领族众抵抗,敌人打去打来没打赢阿尤鸠,苗族才躲过这场灾难。 故事《阿尤核》描述了一位带兵打仗的将领,是一位将士,群众拥戴,百战百胜的英雄。他有神弩、蓑衣、宝剑三件不离身的武器,从小很贫穷,同情贫困者,痛恨恶霸,于是组织了一支队伍打富济贫。一次,阿尤核家中老人生病,赶回家来,他把弩藏在岩缝中。一次外出,天很热,他把蓑衣挂在岩石上,岩石上如今还有一片形似蓑衣的地方,传说就是阿尤核的。阿尤核打富济贫得罪了官府、土豪,被官府抓去杀害了。 在苗族历史上,阿尤核是一个起义领袖,在故事中的叙述虽然简单,但他却表现了阿尤核不畏强暴、打富济贫、屡战屡胜的英雄形象。 幻想故事 幻想故事在威宁苗族的民间故事里面数量多、质量也很高。在创作的手法、表现的主题、反映的思想内容都是比较成熟的,也是自成一体的,具备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这类故事充满了幻想,无论是人物的还是动物的,幻想的成分,少许带有神话的色彩。而孤儿的爱情故事居多,有的孤儿娶到了龙女,有的娶到皇帝的女儿,有的则和其他动物结为伴侣,有的故事是把女儿嫁给异物的。有的幻想故事还把动物幻想为人父人母,得到 它们的帮助而获得幸福的等等。 苗族幻想的故事很多,已整理发表的不胜枚举。如《都底杂》、《黄鹿姑娘》、《蜘蛛姑娘》、《星星姑娘》、《三姊妹的故事》、《召友召亚》、《召赞和龙公小女儿》、《卓赞娶了自给奥的独生女》、《孤儿瓦匠的故事》、《咱召赞的故事》、《召赞》、《直够和他的父亲》、《阿诗朗和娥彩》、《欧糯的故事》、《榜然》、《巴家小山羊》、《花虎抢走阿玛棒蘑》、《彼囊自肩》、《蜥蜴郎和他的爱人》、《蛤蟆郎》、《召赞打虎得好妻》、《聪明的猎人射虎》、《榜骚奋的故事》、《榜莫的故事》、《布谷鸟和召赞》、《娥榜》、《虐待婆婆的媳妇》、《郎舅打仗》等等。这些故事,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好心人或孤儿、孤妇等,都得到或人、或动物、或看不见的神灵帮助,有的得到了好妻、有的得到儿子、有的得到了好男人、有的得到好父亲;在这类故事中,得到妻子的但凡皇帝家女儿、或虎或蜥蜴、或彼囊自肩、或星星、蜘蛛,得到丈夫的或蛇或蛤蟆等等动物。因此,苗族民间故事的幻想力丰富、奇特。 如《召赞的故事》,大多数都是反映孤儿的爱情生活与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或得到异物的帮助获得美满婚姻,也获得了幸福的生活。如《蜘蛛姑娘》,描写了召赞的妻子美丽而很有本事,尤其是纺纱织布非常出色,因召赞将她吐出来的丝线扯断而气绝身亡,召赞悲伤地大哭,一个老婆婆告诉他,去山里找姑娘的妈妈来可以医治他的妻子。于是,召赞历尽艰辛找到妻子的母亲,救活了妻子,仍然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老死后,变成了蜘蛛。 另一个召赞的故事描述了给大户人家帮工放牛,说好报酬是一年一条牛。可是满了十年,大户人家赖说一年一勺油,他只得了十勺油,心中不服就上皇城告状,途中遇到了三件事,并要他代问皇帝是为什么,到皇城后他见到了看皇帝庙的老头,老头指点了他,他娶到了好妻,而且接妻在皇城去居住。大户人家见只给召赞十勺油,他过上了好日子,自己便用马驮十二驮油去敬皇帝庙而一无所得。召赞掌着皇家很大一部分权力,热爱四方百姓受到崇敬。 总之,召赞的故事较多,创作的手法、创作意图基本一致,突出表现爱与恨、善于恶的主题。 在其他许多民族的故事里,是以虎、豹、蟒等为邪恶势力加以鞭笞的,而苗族民间故事里许多幻想故事又是与这些动物为伴为伍的,他们有的在虎的帮助下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的则直接描写与虎是父子关系,在虎的庇佑下,与虎父同居而成长,娶妻、过好日子,《直够和他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直够是一个从小死了父母的孤儿,与哥嫂同居受虐待。一天,直够在山上挖野生洋芋,被一只老虎捉住,奇怪的是老虎和蔼地告诉了他,它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如果哥嫂还虐待他就和我去住。哥嫂的虐待不减,直够就与虎爹去住岩洞了。过了几年,虎给直够娶妻,它把直够的表妹扛回来,经直够说,虎是他的父亲,要他们俩成亲时,姑娘才放下了心,勉强与虎说话。七天后虎爹拖回一只大肥猪,直够和妻子到岳父家去,虎爹躲在山里,要亲家一坛白酒(白狗)喝。岳父岳母与他们一见面,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直够被老虎吃了。当直够说明原由后,大家才放了心。隔了一会儿,虎爹翻墙而入,大喊要喝白酒,吓得全家及亲朋魂不附体,直够出来说:爹爹不要喊了,大家怕得很呢!老虎便悄悄地吃肉喝酒。回到岩洞后,老虎说,直够儿啊,你们成人啦,过两天我就走了,你们见到门口的老树叶子掉时,就说明我已死了,你们顺着树摆动的方向去 找我的骨头埋了。一个夏天的早晨,洞前的老树叶黄了掉了,直够按虎爹的嘱咐把虎骨找来安埋了,他返回岩洞,和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花虎抢走阿玛棒蘑》的故事,描述了三只花虎抢走了年轻漂亮的姑娘,准备给虎老大为妻,他的恋人历尽艰辛,二人以情歌相互联络,聪明的姑娘稳住老虎,勇敢的小伙分别射死和砍死了三只虎,救回了妻子,一对情人终于重圆。总之,虎在苗族民间故事里,有坏虎,也有好虎,像人类社会那样,有好人,也有坏人。言简意赅,耐人深思。 部分幻想故事是描写娶到皇帝家的姑娘为妻的。如《星星姑娘》即是以这一内容为题材的。星星姑娘是天上的星星之一,下凡和孤儿成婚。星星姑娘心灵手巧,酿酒工艺最好。皇帝经过她家背后山上,她让丈夫拿一小瓶酒给皇帝去品尝,但是越喝越多。皇帝命随从打灰鸪鸪烧来下酒,一直到天黑。于是皇帝只有来到星星姑娘家住,一见星星姑娘就被迷住了。皇帝要求和孤儿换老婆,孤儿死活不从,还是经星星姑娘左劝右说才答应了。孤儿换穿了皇帝衣服,被抬着往皇富去接皇后了。到半路,他放心不下星星姑娘,又转回来,回来时皇帝已气绝身亡,孤儿惜别妻子去了。星星姑娘对孤儿说:假若我生一对女孩就不再来找你,假若生一对男孩就来找你。十个月后,星星姑娘生了一对男孩,她带着孩子去皇宫找到丈夫,当了皇后。 故事《跛脚军人和皇帝的女儿》也是这样一个幻想故事。皇家招驸马,许多有钱又有势的人去,都被皇帝考败未能入选,惟有一个很穷的跛脚军人得到他人之助,用智慧把皇帝的题目解答了,成为一代皇帝的驸马。 在这类故事中,无论是孤儿、穷人家的小伙、还是跛脚的军人,想当皇帝家的驸马爷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事。然而,创作者们幻想着可怜和善良的人们能娶到皇家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为突出歌颂善良、支持弱小、赞助正义的主题。 其艺术手法上比较成熟,比较固定,无论是表现哪方面思想和主题的,都会遇到外来帮助,如神灵、朋友、异族、异物,包括虎、蟒等凶猛野兽。在得到的帮助中还有自己的已故亲人,也有曾被救助过而来感恩的。救助过程一般为三次者居多,考验是否真心诚意,是否能坚持完成拼搏等等的过程,一般也是三次。寻找稀物,过苦难关、生死关、招考关等一般也是三次。当然,创作手法相似,创作的意图不同,表现的主题也不尽相同,其情节就更不相同了。就是孤儿的故事也是这样。有关孤儿的故事,有与龙公小女得好妻》、《榜骚奋的故事》等等,真是不足而一,举不胜举。 幻想作品中的爱情故事的数量很大,但它不是完全描写爱情故事的,而是通过孤儿、人物等艰苦的努力、过关斩妖、得到帮助,改善了苦难者的生活,改变了苦难者的命运的。因此,作品意在通过对爱情故事的描写,幻想出改变命运必须自己追求、获得帮助,战胜邪恶才能达到。 风物风俗传说故事 威宁苗族的民间故事,一部分属于风物风俗传说。这类故事大体是描述风物、动物以及风俗习惯来历等传说故事。饱含着劳动者对地方风物、动物的热爱和对风情习俗来历的解释。因此,对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地方知名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传说故事如《草海的传说》、《苗家桥的来历》、《鸡喝水抬头的由来》、《鹅为什么不吃鱼虾》、《箫的来历》;风俗传说有《郎舅不开亲的传说》、《腊月三十学虎叫》、《打嘎的来历》、《花围腰》、《看望老人为什么要背炒面》等等。 如《草海的传说》叙述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后生从昆明来到威宁,巡视三天,于是写封信交给信使,要求第二天晚一定要送到昆明,交给滇池王。 信使不分昼夜跋山涉水,把信按时送到滇池王手中。滇池王看了信十分高兴,并告诉信使,我只有一升毛豆谢你。信使背着毛豆回到威宁,晚上打开一看,是一升金银。 那才貌双全的后生是滇池王的儿子,受父王之托来考查接管草海。信使回来了,父王也同意了。当天晚上,那后生作法,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接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汇海,一马平川的坝子变成了美丽的泽国——这就是草海。因此,人们传说昆明滇池和威宁草海是父子湖。 《苗家桥的来历》叙述有一个苗族老人去给富户借钱,有利息。这家富户请他喝酒,因醉酒,回到家里时借的十锭银子也不在了。还钱期到,富户派人追账,无法追回。只付了利息。后来富家老汉听说银子没拿去,被一个下人丢进竹子里去了,大家一去找,确实找到了。富户老汉给苗族老头道歉,退利息给他。苗族老人听后说:“利息就不要退了,你拿修座桥吧。”富户老汉真的拿去修了座桥供过路方便,从此人们称这桥为“苗家桥”。 《鹅为什么不吃鱼虾》叙述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境贫寒,来了贵客没有什么来招待的,二老相商把与他们陪伴多年的一只母鹅杀来招待客人,被母鹅听到了,母鹅一夜不安,叫声凄惨,二老可怜母鹅,又商量不宰母鹅,去田里捉鲤鱼代之。为感谢鲤鱼的救命 之恩,母鹅决心从此不吃鱼虾。 《箫的来由》传说一个贪心狡诈的老人无子,只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于是老人要招婿上门。姑娘看中一个穿筋筋、挂绺绺的穷汉。老人却要把她嫁给一个富贵的人家。姑娘不从,父亲就设计害死穷汉,用一把魔扇子把穷汉扇进洞里。穷汉掉进洞里没死,顺手乱摸,到处是死人骨头,这些骨头被蚂蚁蛆空了,有的有眼子,放在嘴边一吹,吹出的响声悠扬婉转,如泣如诉。这声音飞出洞口,引来百鸟,百鸟想要这箫,设法救出穷汉。他出来后又到了姑娘家门口,姑娘把父亲的魔扇拿了,做一把同样的放在那里。她爹见她们亲亲热热的,抡起魔扇来就扇,可是不起作用。穷汉用真扇把老头扇飞摔死。后来穷汉按洞里的骨头上的模样,回忆用竹子做了四眼箫,从此,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风俗传说中的《郎舅不开亲的传说》叙述了有两郎舅各生一男一女,女孩的母亲在生她时就去世了,父亲接了个后娘,对女孩十分刻薄,舅舅看到外甥女十分可怜,决定说给儿子做媳妇。并请媒人去提亲。后娘把前妻的女儿打扮一番,拿个鸡蛋挟在腋下,说三天孵出小鸡就跟公婆说话,孵不出就不说。 来到公婆家三年,没孵出小鸡,姑娘就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全家十分苦恼,然后用媒人虐待的计策试姑娘。姑娘到山上放牧时,看到养子被鸟啄吃,想起了她的悲惨的往事,便开口唱歌。人们听到了,问清原由,拿出鸡蛋一看,是两个石头,传说人们挟肢窝是那样形成的。舅舅把鸡蛋摔到一个垭口上,对众人说:这个“鸡蛋,害苦了我儿媳妇,摔出去后如果把山岩打垮了,今后郎舅就不要开亲了。舅舅一摔,山岩被打垮了,从此,苗族就有个郎舅不开亲的习惯。 《腊月三十学虎叫》讲述了一个苗寨养了一只幼虎,与人很有感情。但老虎在为主人守夜时,主人前来试探它是否负责,老虎误会咬死了主人。老虎很悲伤,把主人扛回家里,血滴在青菜上,青菜变成红菜,这一家从此不吃红青菜。安埋时全家悲痛恸哭,老虎也泪流满面。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老主人死了,老虎也跟着死了。这家几弟兄想着自己的老人,想着老虎当时凄惨的叫声。因此,这个家至今保留着腊月三十学虎叫的习俗。 《打嘎的来历》叙述古代苗族与外族作战,久攻不下,外族人用“火牛阵”攻击,苗族首领被牛头上的尖刀刺死,双方战得尸横遍野,各自撤退了,苗族为了纪念牺牲的英雄将士,祭祀祖先英灵,兴起择吉日打牛作为祭品献给祖先和英雄灵魂,称为打嘎。至今有的地方保留此俗。 威宁苗族的民间故事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题鲜明,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苗族人民的生活斗争风貌,涉及到历史、政治、思想、情感的各个领域。其主要特色是: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歌颂正义,支持弱小,反对贪鄙,提倡善良。鞭挞邪恶,打击霸强,抑制歹毒。题材上,有天上、地上、水中。有人物、动物、植物、人与人、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风俗等等。他把人们引到天上、地上、水中遨游,从中受到教益。 表现手法上,神话、幻想、生活实践、斗争经验相混相协,情景交融,抒情叙事兼备而引人人胜。 创作主题上,往往假想现实于神话幻想的世界,揭示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人与自然、与贪婪、狡诈、邪恶、权势的斗争,然而最后所战胜邪恶。
第四节 艺 术 音乐 新中国成立前,威宁苗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恶劣,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创作出的乐曲忧伤低沉。苗族音乐不论芦笙或歌曲,很少用4和7两调。芦笙曲调、曲谱复杂,每节有专配的芦笙调,至今有说12组曲,有说14组曲,有说16组曲,总之说法不一。每组曲由三小节组成。以《出发进行曲》、《战争进行曲》、《迎宾曲》、《敬酒曲》等为主。如14组曲:一、“麴垛几”(出发进行曲);二、“麴哥阿座”(炉灶曲);三、“麴拜阿闹”(进门曲);四、“麴聚恋阿老”(道谢宾客及元老曲);五、“殉以左”(交叉曲);六、“够这”(回转曲),又为迂回曲;七、“够坦”(欢快曲);八、“麴启摇墩”(脚酸发抖曲);九、“麴浩卷”(敬酒曲);十、“晨曲”,十一、“麴掌该”(邀鸡曲);十二、“麴该赶”(鸡叫曲);十三,“麴桑洞”(天亮曲);十四、“麴桑坎”(送宾曲)。因芦笙词曲复杂,故其用途有三:(一)代替擂鼓,联络信号,指挥部队作战;(二)用来记事。通过芦笙艺术表现,达到回顾历史,迎宾待客的目的;(---)用于祭祀。芦笙曲牌不同。各有专用场合,如一般场合可吹奏《出发进行曲》。喜事场中按14组曲顺序连贯吹奏和伴舞,不能反回重吹《脚酸发抖曲》和《踩蛆曲》。祭祀场中,只能吹《打牛调》、《祭祖调》、《招回亡灵调》和《指路调》等。 第二土语区之苗族的芦笙曲调,节奏明快欢乐,词曲至今仍保持完善。箫、口弦曲调悠扬婉转抒情。自接受西方文化和汉文化后,音乐有所创新,曲调已加上4和7调了。 舞蹈 威宁苗族民间传统舞蹈,主要有芦笙舞,打仗舞,花山舞。舞蹈是祭祀、庆典、节日、娱乐的主要内容之一。 芦笙哀乐一响,与鼓齐鸣,笙手和鼓手就跳着吊唁的舞蹈,在鼓的前面,以鼓点为节拍,两人交叉跳,蹬着蹉,怀念先民迁徙的途径。由于历史原因,相当一部分地区苗族村庄已失传,现尚保存着芦笙舞蹈较好的有兔街乡新荣村、龙街镇小米溪组、团结村、大庄村,斗古乡民村、玉龙乡长梁子组。这些村、组均处于边远山谷之中。 苗族舞蹈分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传统性的舞蹈有《垒营盘》、《迁徙舞》、《打老牛》、《打仗舞》、《花山节》等。现代舞蹈主要有《丰收舞》、《撤麻舞》、《酒礼舞》等。 《垒营盘》舞蹈由14~16人组成(男8人,女8人);舞姿上纵横两路入场,为笙舞拉开了序幕然后成了圆圈,似为营盘。圈内由8人连成营盘中心,2人对吹笙且以树杆为旗,女左右舞动和跪姿围场,酷似先民部落兴盛时期的旗帜。 《迁徙舞》表现先民们在抵抗侵犯者时营盘失守,伤亡惨重,逃离他乡,边走边探路的情景。舞蹈由8人组成,在舞蹈中,脚步与笙都是左右开弓,意为拨动两面的植物,沿着羊肠小道行进。反映了先民们因失败元处藏身,携带着男女老幼迁徙的艰难历史。 《打仗舞》(打牛祭祖)反映了在对垒作战中擂鼓为令,喧鼓齐鸣。在舞蹈中,8人吹笙成纵队入场,动作交叉如燕双飞,飞跳进入营盘处,守着营盘,抵抗侵敌,后据点失守,伤亡过多,而吊唁死者先民。 《撒麻舞》,麻是苗家历史以来做服装的原料,每户都要撤几亩地的火麻、苎麻,麻长成后,进行收割,晒干、剐皮、绩麻、纺线、网线、煮线、洗线、上机床,织成布。在这道道工序中,即女青年们不忘丰收而欢庆其撒麻的过程,按其程序,逐个进行表演。动作优 美,受人欢迎。 《酒礼舞》,酒礼是苗族习以为常的风俗。凡是“花山节”、迎接“旅游客”、“亲戚朋友”进入苗寨时均用这种酒礼来接待客人。首先是设关卡,拦路敬酒,不让客人通过寨卡,在坡上或村庄之路口设卡,由男女青年在路两边站成纵队,载歌载舞,欢迎客人。在纵队中间,由2名女青年拉着红绸子在路两边站着拦住客人,由4名女青年穿着盛装,手持牛羊角酒、酒壶,两人在前,两人在后,他们随着歌声起舞,跳着对客人敬酒,客人接酒饮后,四人仍用舞姿动作去接回酒具,方能让客人从红绸上通过,进入场内或院内就席。 乐器 芦笙:芦笙是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乐器。但苗族尤为喜爱,其历史悠久,乐声或低沉悲状或粗犷高昂,因而是战斗的号角,芦笙起源各说不一。一说:有文献记载,芦笙始见于唐,演变于宋、元、明、清时期。二说:殷商甲骨文“和”字,考证是一种小声乐器。可见,在殷商时就有了芦笙,远古的芦笙是青铜制的,只是一个孔,经专家们考证,认为是春秋战国初年,这就说明芦笙由春秋至西汉时期,仍不断演变,后演变为一个管笙。三说:据威宁王国康老人讲:“芦笙原来不是六管,而是一棵单竹筒的箫管笙。”还说:“很久以前,就有一户苗族老人,有六个儿子,他们弟兄之间将竹子各制作一棵竹管筒,但音量不一,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吹起来,似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在长期演变摸索中,才将泡木树、梧桐树制成六眼孔,把装有簧片和发音孔的竹管插入六眼孔中,才成为迄今的六管笙。”芦笙是团结战斗的号角,欢庆胜利的号令。我县苗族王国康老人,首次赴北京表演,受到中央领导的接待。威宁苗族芦笙舞蹈,曾多次出席省、地表演,荣获省、地一、二、三等奖和物质奖励。 芦笙,有极强的群众性。哪里有苗家,那里的人们就不约而同地会集拢来,访亲认友,团结欢聚。 口弦 口弦是苗族姑娘的乐器。其音乐清柔幽雅,悦耳动听。经常是姑娘们用来吹奏多种情深意浓的恋歌,向情人倾吐内心爱慕的旋律,也是青年男女间相爱后的信物。 口弦是铜质乐器,长约10厘米,宽约1厘米的铜簧片,吹奏时,左手拇指和食指拿紧簧把贴于两唇间,右手拇指弹簧片尖,经弹拨簧舌内外颤动,再用音律,便会发出和谐而优美的音色和音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苗族人民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男女青年在商场上购买口琴已成时尚,并在原基础音位上进行音符调整,以适应苗族民乐音律之需。手风琴、电子琴已是歌舞活动伴奏的主要乐器。 鼓 即称为神鼓(打仗鼓),用大圆木凿成,用竹节作铆钉绷钉 黄牛皮作鼓面,底面。木鼓主要用于丧祭场中,平时专人保管,不准随意敲击,遇有大的丧祭活动,才指定专人去接鼓,并按照丧仪规定,敲击。 笛 笛是用竹子制作,大约1市尺,于吹口约1市寸处钻一直斜孔,按筒管二分之一处以八分至一市寸距离钻上六个音孔制成,笛音质清脆洪亮,旋律幽雅悦耳。笛是男青年用于娱乐活动的传统乐器之一。
革命斗争篇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清咸丰同治年间,深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黔西北地区苗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剥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咸丰九年(1859年)5月,威宁骨董山的苗族贫苦农民陶新春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以召开“降仙”大会为名,召集苗、彝、布依等各族人民一万多人,宣布起义,反抗清朝政府。当时居住在威宁朱歪(今赫章县可乐开戛村)的苗族阿尤核(古歌为“棒核”和“岗圣”等),于咸丰十年(1860年)5月参加了陶新春领导的义军,后又投奔水城祝万春领导的苗族义军。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部将李福猷与石达开失去联系,率三万多兵马,由川南经滇东北进至黔西北,黔西北义军首领陶新春迎接李部到猪拱箐休整,李部帮助苗族义军进行训练,补充武器,从此,黔西北苗族义军正式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陶新春开始以“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的名义指挥义军。 同治三年(1864年),陶新春与当地彝、汉义军联合,控制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同年11月,原贵州省清平县凯棠西部苗族义军首领岩大武与白号军首领何得胜合作,进攻黔西外城,黔西城危急,大定府知府派兵援救,岩大武趁虚而进,连夜兼程,一举攻占了大定府。之后,岩大武邀白号军首领何得胜,黔西北苗族义军首领陶新春,威宁苗族义军首领阿尤核,水城苗族义军首领祝万春,纳雍大兔场苗族义军首领何玉祥等到大定城共商分区作战计划。阿尤核返回威宁后,辗转于云南彝良县奎香,赫章县的朱歪、恒底,威宁的羊街、辅处等地,发动群众,组织苗族义军配合祝万春控制威宁、水城一带。 同治五年(1866年)4月,清政府调集川、滇、黔三省数万兵力,会剿猪拱箐。威宁苗族义军获悉后,在今辅处河新桥山头修好工事、筑营盘,做好与清兵作战的准备。同治六年(1867年)3月,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亲临毕节督战,进攻猪拱箐。义军在持久战中,寡不敌众,加之内部出现叛徒,7月19日,猪拱箐失守。威宁苗族义军为迎接更残酷的战斗,便在辅处等地开展粮草储备和扩充兵员的工作。 同治九年(1870年),西部苗族义军由普安回师水城,岩大武、阿尤核、祝万春、何玉祥等苗族义军首领共商攻打威宁州城的计划。以阿尤核率领的威宁苗族义军为先遣队,装成卖扫帚者,身藏油壶,于12月18日进入威宁城内。岩大武率大队随后,佯攻水城,调虎离山,避开尾随的清军主力,直向威宁挺进,清军暗探察觉,三次向知州嵩年报告,嵩年不相信情报,将报警的暗探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关押,义军大队于黄昏时顺利抵达威宁州城。二更时,阿尤核率城内的先遣队杀死门岗,打开城门,将油喷洒在扫帚上,点火烧城。岩大武率大队义军趁势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战斗,清军总兵万化林负重伤逃跑,清军参将和前来支援的观风海千总徐小友所部全被义军歼灭,知州嵩年逃跑,义军一举攻占了威宁州城。 苗族义军攻占威宁州城后,料到清政府将会进行反攻,于是义军进驻威宁州城三日后,于12月22日兵分两路撤出。岩大武、祝万春、何玉祥率大队撤回水城厅至黑塘(今六枝岩脚)遭遇清军猛烈攻击,义军阵亡数百,全军被打散,岩大武率余部向郎岱转移。另一支义军由阿尤核率领,撤到辅处,清政府调集大量清兵和地主武装进行围剿,阿尤核部孤军作战,因寡不敌众,遂退到云南彝良县老鹰山一带,与当地苗族义军联合,策划攻打彝良、奎香。因老鹰山一带自然条件差,军需供养不足,阿尤核为了完成拟定计划,将弩和鞋藏于今彝良县树林乡罗卜营村岩脚,然后返回辅处一带筹集粮草,征集兵员。到辅处后,被叛徒出卖,阿尤核被捕,同治九年(1870年)年底,被清政府杀害于威宁州东门。黔西北交界以苗族为主体的起义失败。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率军北上讨袁途经威宁时,时任石门坎传教士的杨雅各在教会的职工大会上提议:“云南出兵护国,石门坎教会应捐款资助。”他的倡议得到师生们的积极响应,在自身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石门坎苗族募捐大洋1000多元支持北上讨袁的蔡锷军队。这数目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苗族的生活水平来说,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威宁苗族聚居区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在王兴中(苗)、钟焕然(汉)等教师率领下,组织张超伦等年龄较大的苗族学生百余人,利用云炉河坝赶集天,到街上张贴标语口号,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石门坎学校师生赶排抗日短剧,用苗文翻译《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苗族群众中演唱、演出,宣传抗日。1938年4月,成都报纸刊登了毛泽东于1937年8月25日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文中《十大救国纲领》之三,对在成都求学的苗族学生启发很大,他们决定暑假全部返回石门坎,开展爱国、爱民族的抗日宣传活动。6月初,在成都求学的苗族学生杨汉先拟草了《告石川联区同胞书》,书中写到“值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我们就可达到胜利之目的……”铅印后分发石川联区各地和在南京求学的苗族同胞。7月,在成都和南京求学的学生杨汉先、张超伦、杨忠德、朱明义、李学高、张斐然、王建明、王建光等一起回到石门坎,准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但由于他们回乡目的被泄漏,计划便遭到国民党石门坎特别党部白敦厚的破坏。1940年2月,国民党六十军安恩普部队在抗日战场受挫,返回云南,先后两次派部下尚忠普及苗族年轻军官吴善智前来昭通招兵,苗族青年陶开群、张仁义、杨忠义、朱兴明等36人参加了六十军,陶开群任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张仁义晋升为少校军医。之后,今大街乡安兴明、朱启乐、杨彼得等5名苗族青年于1942年9月参加了八十二军八十二师,在中缅边境抗击日军,直至日本投降。苗族知识青年杨汉嵩于1944年参加国民党青年远征军赴缅甸,参加抗日战争。 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直属队和第六师由赫章可乐挺进威宁县牛吃水河直达大街各地。第四、五师开进威宁县的铺处、兴隆厂、天生桥等地。红二军团经法地、四方井、狗街、妥打、新街、西冲、老桥直下李子沟开向得胜坡方向。曾辗转于云南彝良县奎香一带的红二军团突然调转方向疾趋向彝良、威宁、赫章三县交界的仡佬河。红军越过仡佬河宿营于云贵乡的五星、高发、大寨、李家村各寨。各路红军经过云贵、兔街、大街、羊街、雪山、小海、盐仓、金钟、观风海、哈喇河、黑石、麻乍等乡镇入云南省宣威,历时一个星期,胜利完成过境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威宁一路经过苗族、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留下了红军与各民族可歌可泣的许多故事。红六军团宿营于云贵乡李家村时,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住在苗族李老人家,老人很好地照顾红军战士,因伤势过重,这位伤员牺牲了,当地苗族很好地安葬了这位红军战士。村里有个教堂和学校,当时名叫罗卜甲小学,红军在学校墙上书写了“对日宣战”、“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3月16日红军二军团第四师宿营在羊街镇的兴隆厂、天生桥各苗寨。住在罗伯亚米家的红军走时留下了一碗红色的小豆,当地把这种小豆种植繁衍并称为“红军豆”。红军路过大街时还把土豪家的盐巴、粮食分给贫困的农民。红军过了得胜坡经哈喇河进入威宁南端重镇黑石头镇。当红军住在河坝村王快成家时,不慎烧毁了两间茅草房。红军干部向主人家赔礼道歉还赔给王家60块大洋。1983年3月8日笔者走访了黑石头区蜜蜂村退休老干部张国相老人,他年轻时曾在石门坎和昭通读书,红军 长征那年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当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时,他说:“1936年农历二月,红军长征路过我们长箐苗寨,群众认为红军也和国民党军队那样烧杀抢掠,所以,红军还没有进村,老百姓就跑出去了。红军走后百姓回家来看,什么都没有丢失。我幺爷爷家柜子上的两个碗里有一个倒盖着,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块大洋。后来又发现磨眼里还放有三元五角的小洋。原来是红军吃了粮后留下的粮款。”当红军离开长箐的时候苗族农民张明光发现有两个红 军战士因过于劳累还在熟睡中,他便叫醒两个红军战士并送赶大部队,直到两个红军战士赶上大部红军时他才回家。红军在威宁期间还印制散发《红军对苗族壮族的标语》:“红军是扶助苗族壮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绝对保障苗族壮族的解放与自由”、“共产党是苗族解放的惟一领导者”等标语。红军在威宁境内歼灭国民党七十九师的两个团。 在乌蒙山回旋战途经威宁时,红军同这里的苗族同胞鱼水情深,留下了“播种的‘红军豆"’,苗族同胞给红军带路,护送掉队的红军,为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抗日胜利作出了贡献。1957年10月时任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的朱佳仁(苗族)同志到北京参观期间,在怀仁堂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合影时,贺龙看见朱佳仁穿着苗族服装,就来到他面前和他亲切握手,并说:“长征经过威宁时,有穿你这样服装的人给我们带路,送了我们三天三夜。现在长征胜利了,应该感谢他们。” 1940年,国民党威宁县长周敷世下了“种不种烟、吸烟与否,都要交纳烟土税”的县令。为反对这一盘剥政策,苗族张文明、王建国、吴性良等联合苗、回、汉等民众400多人,自筹经费,印刷发快邮电,向全国发出呼吁,到省政府申诉,公开抗议周敷世,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迫使周收回命令,斗争取得胜利。 1945年7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一是少数民族一律不准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要用汉语汉字;二是少数民族必须同汉族通婚,汉族也必须同少数民族通婚;三是少数民族妇女一律穿裤子,不准穿裙子,一律剪发,不许留辫子或挽发髻等。这些同化政策在威宁试点后,在省干训部当讲师的威宁苗族知识分子张斐然、梁聚伍(苗)、伍修勤(侗)、伍文正(布依)等人,在中共地下党员顾希钧、杨光文以及在贵州大学求学的威宁彝族青年陆宗棠等的支持下,以张斐然为主,与杨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杨森的秘书李寰、自敦厚主持的同化政策讨论会上,张斐然用语言的产生和作用,文字的创制、发展和应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法则的科学论断,对杨森的同化政策进行了驳斥。经过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坚决反抗和斗争,民族同化政策最终破产。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苗族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 1946年,张斐然从贵阳返回威宁,当选为国民党县参议员后,在石门坎与陆宗棠、中共地下党员钱烈商讨苗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计划,决定在黑土河组织一个游击中队。当时,有半坡寨朱明德、朱晓光等卖了耕牛购买枪支,三家寨张义文卖了耕牛购买弹药,爱华山张宗义、王忠文卖粮购买枪支。又由王德友、杨清明在天生桥、木槽一带组织一个游击中队,由杨慕福、李学林在云贵组织一个游击中队。不久,计划被国民党威宁县政府察觉,派兵到四甫、黑姑、云炉等乡搜捕张斐然、钱烈等。在苗族地区组织武装斗争的工作暂时中断。同年夏,国民党黑姑乡长邓文澡贪赃枉法,被张斐然和苗族人民弹劾下台,使黑姑乡公所瘫痪。之后,县政府派管绍卿到黑姑乡任乡长,不久,管又贪污商人走私款,也被弹劾下台。随后,邻近的云炉乡、中水乡人民效仿黑姑乡的做法,把两个乡长也弹劾下台,使乡公所处于瘫痪状态。 1947年,国民党威宁县政府发现黑姑、云炉、中水三个乡边境发生抗拒抓兵、抓工、派粮、派款等问题,便派李占成、黄志诚分别担任云炉乡、黑姑乡乡长。李、黄到任后,将云炉乡的征兵额由4名加派到10名,另派款850元小洋。中水乡也依此办法,加派征兵额和派款数。三个乡苗、回、汉等各族人民在张斐然的指导和支持下,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国民党任命的这三个乡长被迫悄悄逃回威宁。云炉乡乡长李占成不死心,与国民党赫章县得卓区区长贺仁高密谋后,妄图借贺之势力,杀回云炉乡搜刮,带回瓜分,结果分文未得。三个乡任意摊派兵、派工、派粮、派款之事到此结束。同年,龙街补块土目安祥宗凭借自己持有40多支枪,对老百姓加租加押,还征收枪弹费。祖基王雅、大瓦房王六色在张斐然的支持 下,二人走村串寨发动群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分文不交。官寨土目安祖吉、法阿河土目安寿峰等,采取各种形式,巧立名目,加租加押,搜刮民财。安寿峰还采取政治在前,武力在后的手段,差管事朝前摊派,派兵在后面催收。在张斐然和钱烈的指导下,朱明科、禄治中等组织群众,拿起武器,与安寿峰针锋相对,经过四五个月的大小战斗,迫使安寿峰不敢进苗村彝寨收租押,安明和安祖吉也放松了租押的催收。 1948年上半年,为了使反抗斗争引向深入,开创武装斗争新局面,张斐然等到石门坎、四方井、龙街、木槽、天生桥、黑土河等地和云南省彝良、大关、盐津、永善等县的苗族聚居区,宣传发动群众。8月,张斐然、张德全、杨荣先、张仁贤、李福元、杨荣福、王忠文等在石门坎杨荣新家研究开展武装斗争的枪支弹药问题,决定由张斐然率杨华金、张义棋、朱明章(朱泽民)等赴昭通,“投奔”国民党昭通专员兼保安司令安纯三部,侍机拖回一批武器,后因机密泄露未成。返回石门坎后,恰逢石门坎选保长,张斐然出面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致推选张仁贤为石门坎保长。几天后,张斐然叫张仁贤以保长之名义下通知,凡该保苗寨存有国民党云炉乡乡长李国栋枪支的,均速送石门坎打“火印”。三天内共收到七九步枪32 支,子弹200多发。所收枪支弹药除用部分武装石门坎中小学教师外,其余收藏。后被李国栋察觉,为保证枪支安全,又将全部武器收藏转移到石门坎沟豹子洞内。一个月后,又将全部武器转移到卢嵩岚处,作组建威宁游击团之用。 1949年初,陆宗棠打入国民党昭通专员兼保安司令安纯三部任政工处主任,兼《滇东日报》社社长。为培养革命骨干,陆宗棠建议安纯三开办了教导队。3月,张斐然接到陆宗棠通知,从石门坎率16名苗族青年到昭通,编入教导队受训。8月,形势变化,张斐然、陆宗棠等撤离昭通,撤离之日晚,张斐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下旬,张斐然受陆宗棠委派,做彝族武装头目禄朝祯的转化工作,同时,以民族、亲友、师生等关系,在石门坎、天生桥、黑土河、龙河、灼甫、大街、云炉等苗族聚居村寨,发动苗族群众起来参加革命。1949年10月,经中共滇东北地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张斐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五连指导员,后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威宁游击团支部,张斐然任支部委员。游击团辖六个连队,五连有苗族青年70余人。全团中,张宗义任三排排长,由游击团党组织安排回黑姑乡任乡长,后黄太光先后任五连三排排长,杨浩然任五连司务长,张义棋任直属连三排副排长,朱晓光任团部文书,朱正荣 任医务室医生,朱学祥任通讯班长,其余朱富祥、杨华福、朱泽明、张国方、杨华邦、王志臣、杨清明、王爱义、杨华国、王小猫、王光明等60余名为游击团战士。 1949年12月15日,游击团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侦察营合击国民党军张桐森师于云南彝良县角奎镇。在回师途中,张斐然又率五连追踪国民党云炉乡乡长李国栋至簸箕寨未获,遂放火烧毁李宅。 1950年4月24日,游击团奉命在观风海团箐梁子阻击国民党军李弥部下仝登文团。这次战斗,共歼全团30余人,俘虏120多人,缴获机枪1挺,八二迫击炮1门,自动步枪2支;三O步枪40余支,子弹5 000余发。苗族青年朱礼荣光荣牺牲。
民族区域自治篇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南基本政策,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平等权利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和特点,自主管理本地区各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主要标志和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重要手 段,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省、地根据威宁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批准建立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贵州省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民族自治县。予1954年6月成立筹备委员会,11月11日正式宣布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51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形式、方法和途径培养民族干部,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全面推进自治县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自治县的经济社会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苗族是自治县中的主要自治民族之一,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一节 自治县条例和单行条例 条例的制定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种特殊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既可以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也可以行使自治权,即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发展本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处理本民族的行政事务。1992年6月,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几易其稿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通过了这个条例,并报经贵州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于1992年11月11日正式颁布实施。《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共9章78条,设置的内容有自治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财政管理、民族关系、干部职工等。 自治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深入贯彻落实。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利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民族经济的建设、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民心,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建设稳定健康发展,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从1991年起,县委、县政府行文决定,每年自治县成立前一个月的10月为全县“民族团结活动月”。在活动月里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宣传和表彰为民族团结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动员号召县直机关和乡镇深入民族村寨和农户帮贫济困,做好事做实事等活动,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年年有活动,年年有提高,各民族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广大苗族人民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受益甚多。 根据威宁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和城乡的特点,自治县的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于2000年4月审议通过制定的《草海保护条例》和《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报经贵州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二十次会议分别批准施行。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威宁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草海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切实保护,草海污染源已纳入治理规划,水、草、鱼、鸟及旅游等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已有明显提高;城乡各族干部群众对城镇规划建设的法制意 识在不断增强,城镇建设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环保、交通等公德和职业道德意识在不断加强,城镇建设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第二节 苗族干部队伍茁壮成长 从自治县的筹备到正式成立,逐步实现了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进一步增强了党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密切了自治机关与各族人民的联系,按照各民族的特点和自治县的特点,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首先体现在自治县自治机关组成人员的民族成分上。 县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的苗族干部 1.县委领导及委员。1956年4月前,在县委领导班子中没有苗族干部。1956年5月以来的九届县委中,先后担任过历届县委副书记的有朱佳仁、王建德、李文汉、王兴光4人;曾担任县委常委的有胡朝禄;曾当选为县委委员的有王世崇、朱佳仁、张本仁、张义崇、张国祥、朱元璋、王建德、吴朝深、杨智光、杨忠信(候补)、王正尧、张镜英、张志强、李文汉、王兴光、杨俊美(候补)、朱明辉等。王兴光曾当选为中共贵州省委第八、九届代表大会代表。 2.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委员。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12月,共召开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共7次,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当选为委员的有:张德明、张本良、王子章、朱佳仁、张绍清5人。 1954年6月成立的威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的29名委员中有朱焕章、杨忠德、杨志诚、朱佳仁、朱正光5名苗族各界代表人物参加自治县成立的筹备工作。 3.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及委员,县人民政府领导,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自1954年11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共召开了14届(次)人民代表大会。1981年前没有设立人大这一级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只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一行政机关的正副县长。1981年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在召开的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时,依法选举产生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有:王建德1人,先后当选为副主任的有:张本仁、吴朝深、杨俊菁、王正尧、张秀玲5人;先后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政府)副县长的有:朱佳仁、张本仁、杨智光、张秀玲、王兴光、杨海琰6人;“文革”期间朱佳仁、张本仁先后担任过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有:杨忠德、王亚敏、李德美、朱正荣、朱兴华、张志华、韩仁元、张镜英、吴敬光、朱明祥、王绍明、朱家林、张志强、王成兴、杨歌、王庆华、罗文高等;先后当选为贵州省人大代表的有:张超伦、朱佳仁、王建德、张秀玲、杨智光、杨海琰、陶正良7人;李学高、杨海琰两人分别由省人代会选举为第七、八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4.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历届领导及组成人员。1957年3月以来,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十一届(次)委员会会议,曾先后当选为三届政协主席的有朱佳仁;历届政协会议中先后当选为副主席的有朱佳仁、朱文正、朱家林、王正尧、张秀玲、杨智明、王显德7人;先后当选为政协常委的有:王明基、朱家林、杨荣新、张本仁、杨忠德、杨全忠、王正国、朱玉华、杨俊箐、王明聪、王庆华、陶正良、杨华祥、安德康等。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的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中,每届都有苗族干部当选为领导班子成员,有的曾连任五届。 县直科局和乡镇(区)的苗族干部。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2月以来到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以前,曾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副书记,正、副区长,县直正副科局长(主任)等职的有:朱佳仁、张本仁、黄太光、杨正才、苏天荣、朱兴华、朱正莱、朱学智、朱显辉、张志华、张义崇、罗绍明、杨爱华、王成兴、韩绍昌、李昌福、朱正光、张树福、王世崇、王正国、张友爱、张志强、安学林、张文德、王秉文、朱元璋、王正才、王建德、杨忠信、杨德友、朱显兰、吴朝深、马光福、朱正文、朱显尧、王德华、杨全忠、蔡大成、张镜英、张秀玲、王正尧、王兴光、张金福、张礼海、王显德、朱景山、王庆华等。截止2004年止,在全县35个乡镇和县直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的正副职乡科级干部有38名,占全县正副乡科级干部的4.35%,占全县少数民族正副乡科级干部的20%;其中正乡科级的8名,占正乡科级干部的4.2%,占少数民族正乡科级的10%。 专业技术人员。2004年止,全县事业单位的苗族技术人员(农、林、牧、水、文化、教育、卫生等)有292名,其中教育230名,卫生52名,其他10名。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苗族干部队伍从纵向上看数量上有了迅速的增长,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结构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一大批苗族干部和人才在不断成长。但从横向上看,还有较大差距,部门结构不合里,重要部门的干部相对较少,仅专业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两个部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女干部和专业人才的比例较低。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联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保证了参与自治的 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又保证了其他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既有利于团 结,又有利于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中历届苗族委员、常委、副书记更迭表
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中历届苗族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更迭表
三、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中苗族副县长(副主任)更迭表
四、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中历届苗族常委、副主席、主席更迭表
第三节 苗族传统节日 自治县自治条例规定,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即苗族“花山节”放假一天。苗族的传统节日活动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每逢活动节日各民族干部群众都踊跃参与,使节日活动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既体现了传统节日气氛,又增强了民族团结的活力。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节日得到弘扬,已成为交流文化,繁荣经济、增进团结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一项主要活动。每逢节日,无论是单位或民间组织的活动,各民族干部群众都踊跃参加,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十分隆重。1982年石门坎的“花山 节”运动会,昭通、禄劝、寻甸等县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领导、专家学者光临指导,与县内外苗族干部群众云集一堂,共度“花山节”;1985年在马踏举行的盛大“花山节”运动会,参加第一次全国苗族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全国各地代表亲临指导;1992年8月在龙街大寨和县城举行的盛大“花山节”文艺活动,参加《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二)审稿会的专家学者和地、县领导光临指导;2004年、2005年在县城举行的城区苗族“花山节”文艺活动,地、县领导和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光临指导,石门、龙街、云贵等乡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节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体现了苗族的传统节日得到了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尊重和支持,达到了交流思想,促进了解,增强团结,互相尊重和支持的目的。展示了威宁苗族节日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精神风貌,加快了全县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第四节 苗族传统文体活动 威宁苗族俗有喜爱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尤以足球运动是在苗族地区开展得十分活跃的体育项目之一。自治县成立以来,曾在石门乡,龙街镇的马踏、新民、木槽、方井,兔街乡的轿顶山等苗族村寨开展的“场期足球赛”十分活跃。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1955年春,以威宁苗族运动员为主力的毕节地区足球队,出席在贵阳六广门体育馆举行的贵州省首届足球赛上,苗族运动员们与各州县的对手拼搏角逐,赢得观众的热烈赞扬。《新黔日报》 为此作了嘉誉性的新闻评述。这次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是威宁苗族足球运动员们“初出茅庐”战斗的第一炮。 自1955年至1984年的数十年间,以苗族为主的威宁足球队,先后与贵阳、遵义、黔西、大方及云南省昭通等邻县的正规比赛达十余次之多,在比赛中取得了不少经验,竞技水平逐步提高。1958年2月,在有毕节、威宁、黔西、织金、毕节地区第一中学、毕节地区师范学校参加的毕节地区足球锦标赛上,威宁参赛的甲(成年)乙(少年)两队,甲队获冠军,乙队获第四名。1959年3月以威宁苗族为主力的毕节地区足球队出席在贵州省体育委员会在新体育场上举行的贵州省第一届全运会选拔赛,先后战胜其他地州县各队,战平遵义队,负于贵阳队获亚军。运动会组委会代表省委、省政府授予毕节队奖旗,并分别授予威宁苗族运动员张义友、张义伦、杨兴文、李德光、朱明才、朱明刚、张友昱、杨宗德、朱佳伦等人为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李文渊、朱德义等为国家三级足球运动员称号。以苗族为主的威宁足球队在全省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载入《威宁十年》一书。 足球运动一直激励着苗族各项体育运动的深入和发展,相继在石门乡、马踏“端午节”运动会上都举行足球比赛活动;1983年4月在威宁县城举办的全县中学生足球选拔赛上,以苗族学生为主的石门民族中学代表队获冠军。足球运动的发展,推动着射击、田径(万米跑、马拉松)等运动项目的蓬勃开展,在毕节地区举办的比赛场上,苗族运动员马俊荣、韩普银、张德明分别获射击第一名、万米跑第三名和马拉松赛第二名的好成绩。1959年8月在四川I成都三省田径教练训练中,兔街乡轿顶山的朱达义被评为国家三级田径教练。 威宁苗族的民间文艺和体育活动主要以歌舞和芦笙表演技巧为主。在各种节日及庆典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体现了自治机关对各族人民开展有利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等文体活动的关心、重视和支持。在省、地、县组织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的选拔赛中,苗族的竞技项目和表演项目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1986年3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办的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苗族的射弩和芦笙为表演项目。同年在毕节地区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威宁苗族参加的射弩比赛获跪姿第一、二名,立姿第一名,全能个人第一名,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1982年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射弩获20米跪姿第一、二、六、七名,立姿第三、四、六名。1986年在全县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射弩比赛中,罗仁宣获立姿第三名,跪姿第一名,并出席同年在乌鲁木齐 举行的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芦笙表演竞技是威宁苗族传统体育项目。1953年,苗族芦笙手王国康、王正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会演”活动中,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2年4月在县的第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选拔了部分学员参加毕节地区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芦笙表演获奖1人。1986年在县城举办的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芦笙为表演项目。2003年龙街镇芦笙表演队表演的“垒营盘”被推荐参加贵州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荣获三等奖(铜牌),深受好评。2004年这支芦笙表演队的技艺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升华,经过精心排练,作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庆典的苗族节目参加表演。2005年6月,这支芦笙表演竞技队参加了毕节地区民族民间文艺调演,获三等奖。2005年5月组织了杨光杰等7人射弩选手参加了毕节地区的选拔赛,获组织奖。
第五节 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平等的重要标志。在保障和使用语言文字方面,自治条例也作了明文规定。苗族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文字得到广泛的传播,对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都保障了使用苗族语言文字的诉讼权利,维护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文化教育、卫生、出版、电影、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尽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使用苗族语言文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工作部门设置的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明确了苗族古籍人员的编制,选调了掌握苗文程度较高的人员,收集整理苗族古籍。自1984年7月以来,先后有3人调入这个机构从事苗族古籍工作,并广泛邀请和吸收城乡的业余人员参加,收集整理编译了婚俗、祭祀古歌,丧葬丛书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稿和资料。 二是语言文字推行,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进一步关心和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工作部门积极举办苗语文师资培训班,组织人员编写和出版苗语课本,召开文字推行座谈会,在不懂汉语和汉语水平较低的苗族村寨,采取办夜校、语文进修等形式开展苗文推行工作。推行点由24个发展到60个,其中双语(苗语和汉语)教学点3个,学生多达4 800余人。双语教学进校点的龙街大寨小学、哲觉伦河小学均在三年级以下班级进行。通过双语班、进校点及夜校的推广教学,共有18叶-/Jt 500多学员(生)能够掌握使用苗文记事、书写短文和书信等。龙街大寨教学点曾被毕节地区师范学校双语班的毕业生定为实习学校,对培养全地区苗族双语教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双语教学点和进校点中使用的教材是由1982年、1983年先后编写的《苗语看图发音》、《苗文试用课本》、《苗文课本》三种。这套系列苗文教材对苗文的普及使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使苗文有效得到普及使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举办了两期苗文师资培训班,共53人。经过培训的这些教师已成为推行苗文教学的主要骨干,一定程度上巩固和稳定了双语教师队伍。在苗文教学点和进校点的5名教师中,都具有初、高中文化。双语教师待遇和办公费均列入财政预算支付,其中经过考核,有一名苗文教师已转正为国家教师。 在地、县民族工作部门和教育工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从1993年到1999年成功地在毕节地区师范学校开办了7届苗文中师班,列入国家招生和分配计划,为苗文的普及推广和使用培养了一大批后继人才,对提高苗族文化和综合素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毕业于毕节地区师范学校的双语师范苗族学生有36名,他们都已分配在苗族聚集的乡镇学校任教,已成为辅导苗文教学的新生力量,对推动和促进苗族语言文字教学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也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 苗族文化事业的成就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对苗族文化的宣传,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中得以体现。 宣传出版书刊:1959年由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组织收编出版了威宁苗族民间故事、古歌、情歌、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专集与合集。在《威宁十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中国民间故事、谚语、歌谣集成》(威宁县卷)、《贵州画报》(威宁专集)、《威宁县志》、《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南风》和一些党史资料及文史资料等书刊中对苗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节日、生活习俗、宗教和社会发展及人物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收载。还专门印发了《草海恋歌》(综合)集,专集出版了《苗族民间文学选读》(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歌曲选编》(滇东北次方言)等书籍。 1981~1983年组织和抽调了10多名苗语翻译配音人员,用苗语译配了电影《陈毅市长》和《不该发生的故事》两部影片,免费在苗族聚居的乡村放映宣传。 在参加省、地苗学会的活动中,热心研究苗族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各民族专家学者和苗族人士所撰写的论文、通讯有20多篇分别在省、地《苗学研究》上发表交流。 1998年出版的《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书中收载了40多位收集、翻译、整理人员的作品62篇。 还有大量的民间文史资料在不断得到挖掘整理,待编问世。 城乡文化生活:进入80年代以来,广播、电影、电视迅速发展,进入千家万户,威宁电视台对苗族社会活动,不断宣传、报道,苗族聚居乡村部分已安装了远程教育电视。苗族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的录像光碟刻制正在不断发展,城乡文化活动较为丰富,传统歌舞、文艺表演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城乡文艺队伍的组织形式多样,在大小活动中随处都可见到苗族表演队的身影。 民间文化艺术:1983年在县城举办的民间文艺会演中,苗族的民歌演唱、芦笙演奏节目都得到了较好名次,在参加全地区的民间文艺调演中获奖和受到好评。威宁民族师范学校教师杨世敏1982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获二等奖,1986年参加贵州广播声乐大赛获专业组第一名,同年参加贵州省第二届“苗岭之声”比赛获第一名,1998年参加贵州省音乐教师声乐比赛获第一名等优秀成绩。2005年7月举办“黄果树杯”的参赛活动中,业余民间歌手王郢鑫在省、地的竞赛中获得较好名次。
第七节 苗族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苗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后,各基督教堂点始终按照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开展活动。1957年进行宗教肃反,基督教堂点停止活动,1962年出现所谓“杨志诚反革命案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因涉及宗教问题,部分教职人员和信徒被批斗。1970年开办大街、盐仓、羊街教职人员培训班,1973年大街部分村寨开展宗教活动,发展信徒414人。是年,羊街区兴隆乡牛角井苗族集中于仙人洞做礼拜,被视为披着宗教外衣搞反革命活动,于是发生了羊街公社武装部长“枪走火”打死苗族三条人命事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党的宗教政策,基督教各堂点相继开放,对各阶段运动中因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件给予实事求是地纠正平反、落实有关人员和宗教房产政策,苗族信仰基督教的活动依法纳入正常的管理。1987年以来分别召开了全县的宗教工作会议多次,在管理部门及省基督教“两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建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机构,并选举产生了“两会”负责人,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县宗教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宗教活动,已批准建立的堂点都依法进行了登记发证并建立教务管理小组,明 确了管理人员。为使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依法按规定进行活动,省基督教“两会”于1989年6月派出牧师杜光炎亲临威宁城区教堂按立了韩俊明、朱德成、杨华祥、李汉德、罗寿芬、朱显兰为所在教堂的牧师。苗族乡村经审批办理的教堂(点)28个,信徒约2万人,宗教活动的管理已依法纳入正常的管理轨道。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51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极大地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正确观念。全县的各民族人民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齐心协力,以饱满的热情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经济发展篇 威宁苗族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发展到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经济,落后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促进了苗族人民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为苗族人民致富奔小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要不懈努力,小康目标定能实现。
第一节 农 业 威宁苗族所种的土地多属酸性土壤,故在土地利用中,均以轮歇、轮种为主。轮歇是头年四月种苦养,九月收后种燕麦或第二年种兰花子,第三年种洋芋,种了两三季放荒几年;轮种土地较平坦、宽广,头年种包谷间作豆类,第二年种洋芋,收后种大麦或小麦,次年接着种包谷和豆类。这种耕作制是为满足不同作物的根系吸收养分,为提高粮食产量采取的有效方法。同时,有“砍火地”轮作兼种,即在烧过的火地种苦养,收后种燕麦或兰花子。 1918年,今雨科乡轿顶山朱大麻为防止燕麦黑穗病,使用生石灰浸种播种,石灰渣子倒入地里后,次年发现有石灰渣土中的作物比其他的好,于是继续试验,1920年,种的包谷、豆类植株长势健壮,颗粒饱满,肯定石灰改良的作用。后来石灰改良不断普及各地苗族村寨。 农作物品种及耕作技术。荞属喜肥作物,分苦养和甜养。苦荞一般是拌大粪后于四五月分别进行条播或撒播,甜荞则以骨灰拌粪分早、中、秋荞条播。苦荞亩产250斤,甜荞以早荞产量高。 洋芋(土豆):种植洋芋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种植时,以圈肥作底肥,开春点播或条播,苗高五寸薅头道,现花蕾时,薅二道,一般亩产1 500市斤。 麦子:分燕麦、大麦和小麦,三种麦均属越冬作物。燕麦耐寒冷,九月撒播,将种子用石灰水浸泡24小时后播于荞山地。大麦和小麦属喜肥作物,以圈粪作底肥,9~10月进行条播或撒播。三种麦同时下种,收割也有先有后,次年五月收大麦,亩产约120市斤;六月收小麦,亩产约120市斤;七月收燕麦,亩产约50市斤。 包谷:包谷是苗族地区主产作物之一。栽种时以大粪和圈粪作栽种底肥。于农历三月条播或点播。有单作,又可与豆类和洋芋间作。幼苗有5~6片叶时薅头道,9~10片叶薅二道,有时加追大粪或圈粪。亩产120市斤。间作豆类可产60斤。现种植优良品种(杂交种),施化肥,产量有较大提高。 小米:小米分红白两种,属高秆作物,毛稗分红、白两种,系矮秆作物。此类作物是苗族栽种得最早的作物。苗族迁入威宁时,仍以小米、毛稗作主粮,原观风海区小米巷之名,即是因较早年问苗族在此种小米而得名。小米、毛稗因味佳,粘性强,迄今仍为苗族传统的婚姻礼品和祭祀用品,现为辅助食物。小米、毛稗有耐瘠瘦、抗倒伏、需肥少等性能,故四月下旬种,九月成熟,亩产100市斤左右。可与包谷间作或单种,生长期需进行间苗、定苗和中耕。 兰花子:兰花子是苗族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又是食用油料的来源之一,五月播种,当年收获,亩产70斤左右。种时,将种子与骨灰搅拌,再与圈粪混匀,条播于洋芋地或荞山地,兰花子油质好,出油率高,经济价值高,至今尚有加工作坊,苗族人民仅将之作原料出售或兑换菜油。 大麻:大麻又是火麻,是苗族制作服饰的主要原料。因用量大,苗族无户不种。故50年代土地人社时,人民政府规定,苗族麻园地不入社。大麻属喜肥作物,需土质肥厚,水分充足,地形平坦,精耕细作。麻有固定栽种地,仅能与蔬菜轮作。每亩施肥2 000-3 000斤。四月撒播,九月收割。从种到制成衣着共需37道工序,全由妇女承担,制作工艺繁杂,费力不大而耗时长。 20世纪30年代以前,苗族普遍种植白花荞。1941年,龙街镇小寨苗族王有宁割早荞时,发现一株高秆红花甜养,籽粒灰黑饱满,颗大。1942~1943年,他采用单株选育法,精心培育,收得二十余市斤荞种。1944年,王有宁开始对红花甜荞推广种植。从此,红花甜荞成了威宁养子的品种之一,沿袭至今。 1975年,县农技站引进内蒙克山农科所“克疫”洋芋实生种。1976年,天桥乡老院子生产队长张礼孝,根据洋芋实种的分离特点,在苗族助理农艺师杨兴文指导下,进行栽种试验。1977年采用薯块栽种。1978年试验成功,将其命名为“克选7号”。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年在老院子采取切薯加速繁殖,同时引到大老林、龙街村、苏丫卡等地试验,结果比本地洋芋增产so%。1981年县政府号召推广“克选7号”。 1964年,绿肥开始在威宁推广种植。在苗族地区经过试验,增强了土壤耕作层的有机质,改善了团粒结构,提高了保水保肥效率。化肥缺乏,价格昂贵,苗族购买力低,故有40Z的苗族农民栽种绿肥,以绿肥养土,提高土地肥力。 苗族的农业技术人才历来缺乏,农业耕作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学生陆续考入农业院校。截止1989年底统计,农技人员有9人,占全县农技干部122人的7.27%,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52 467人的0.02%,每万人有农业技术人员1.7人,农业技术人才十分缺乏。 农具:早在“九黎’’时期,苗族就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到春秋战国时,苗族已大量使用铁制农具。从种类上看有锄、铲、镰刀等,古代之农具就已逐步得到改进了。 犁头:由犁铧犁架组成。犁架用木制成,铧口,一是自己用生铁铸成;二是在市场购买或收存旧铧口及废铁兑换。 耙:过去是木架,杂木制成齿,后改用铁架和铁齿。耙主要用于耙地、种燕麦、养子、兰花子等。 钉耙:主要用来掏粪、出粪、倒粪,也用于地里耕种。 挖锄:铁锄木把,用于挖土。 锄薅(铲):铁锄木把,主要用于薅苗、铲土。 砍刀:铁质木把,主要用于砍柴、砍树等。 镰刀:由刀片和木把构成,用于收割庄稼和割草。 斧头:铁质木把,主要用于砍树劈柴等。 晒席:竹篾制成,主要用于晒燕麦、荞子、豆类、兰花子、玉米等。 箩筐:竹篾制成,主要用于背运粮食或粪土、蔬菜、饲草等。 粪桶:木质制成,主要用于担水、挑粪,往返地里种植农作物。 撮箕:由竹篾片编织而成,主要用于端撮粪、土,端撮粮食作物及水果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农作物种植技术上得到了发展提高,农业工具逐步得到改善。50年代后,有了自己的农艺师和农技师,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帮助苗族人民改变了耕作落后的面貌和农具落后的状况。农业生产逐年递增,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改变了“乌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的历史地位。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隔阂,苗族人民得到了贷款购买耕牛、肥料、种子和农具,还得到补助款和救济粮。 原大街区的1 048户苗族就得到了大批的无偿农具和防寒衣物。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县苗族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成立了互助组,分得了土地。 为了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3年,毕节地区行政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了工作组,县委抽人配合,在龙街区灼圃乡的高原开展农牧联合社的建设工作。高原农牧联合社就是以王亚敏互助组为基础建设起来的(原有七户苗族)。这里地处县西北面的高寒山区,正是“荞麦洋芋过日子”的中心地带。以换工的形式组织起来,开始评工记分,合伙放畜,建立了农牧业合作社。高原农牧业初级社,对全县农牧实现合作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形成,高原农牧业社又与凉山农牧业社联合组成了高原农牧业民族联合高级社。它具有多民族联合,又有农牧业联合的特点。当时在省内还是新鲜之事,黔南和黔东南及毕节地区各县都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至三年困难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威宁苗族的农业生产和全县一样受到了几起几伏的波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良种推广上,“河坝洋芋”、“金皇后包谷”、“矮粒多”小麦和黑小麦等优良 品种在苗族地区都得到普及推广,生产技术和粮食产量都有明显的改变和提高。小海“八一”拖拉机站和下放到龙街人民公社的拖拉机队,曾在龙街的苗族村庄耕犁土地,双轮双铧犁,山地犁等新式农业机械第一次在苗家的土地上显示威力,遗憾的是先进的生产技术未能在苗族地区连续延用和巩固,发挥效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苗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生产逐年增长。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延长土地承包期的进一步稳定,苗族人民对土地的培肥,农家肥和化学肥料的投入成倍加大,以杂交玉米、地膜覆盖、玉米育苗移栽、包谷洋芋套种、绿肥聚垄免耕、脱毒马铃薯、烤烟等高科技种植含量较高的农业生产,使苗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增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地解决了温饱,拓宽了社会增收渠道,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 改变,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第二节 林 业 威宁苗族居住区的林木,主要有黄松、青松、漆树、果木、青榈树等,是苗族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黄松绝大部分靠风力播种,分布于瓜拉、抱都、黑石头、贝古、河边、得磨、哲觉、清水、仙马、迤那、斗古、黑土河、新民、云贵、马踏、龙街、龙河、兔街、大街、法地、妥打、新街、羊街、兴隆、蛇街、三河、金海等乡镇,人工种植的黄松少。青松以人工种植为主,自20世纪初起陆续种植。1919~1924年,威宁旱涝灾害频繁,不少苗族集中于石门坎在教会组织下,将石门坎的雨撒弯、麻风村种成连片林带,随后在雨撒弯、歹尾、年丰、爱华、切冲、妥打、小河等地种植。20世纪50年代后,白么、马鞍山、大水塘、大水井、陆家营、小弯、大路、余作、仙水、马尾落、大寨、小寨等地种植。树木除建筑房屋、制作家具用外,少量作木料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地区的部分木材支援了国家建设。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少荒山树林划为承包林或自留山,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用材林和杂木树被盗砍、滥伐的现象极为严重,导致新民、云贵、马踏、天桥、龙街、龙河等乡和黑石头区、大街区、中水区等地的连片的林木几乎绝迹,现有少量半成材林和人工种植的幼林。漆树是经济林木,但苗族很少自己采割,靠廉价出售给漆匠采割。苗族地区水果相当丰富,除桃、李、核桃等为本地产外,20世纪初,外籍传教士将苹果、葡萄、樱桃、花草等引进。20世纪70年代,也有个别地方实行苗圃育苗,用于移栽嫁接苹果和酸木瓜,但为数不多。栓皮树以石门、黑土河、龙街等为最多。苗族地区还产竹子,有大斑竹、青竹或黄竹、小滑竹等,但数量不多,所有竹子仅作编织家具之用,很少出售。
第三节 畜牧业 畜牧业在苗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苗族养畜历史悠久,据古歌《则嘎老歌》记载,苗族住“甸方台”和“展利奠”时,就已赶水牛犁田、耙田,撵黄牛犁地,吆骆驼运粮了。古歌唱道:苗族未迁入比诺和骚诺(水西和乌撒地盘)时,不仅喂养猪、马、牛、羊、鸡、狗, 而且还养有牦牛和骆驼。今苗族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猪、马、牛、羊鸡和狗。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前,养畜较多的农户有灼甫乡街边组王正国家,石门乡雨撒弯杨汉忠家,瓜拉乡瓜拉组张进福家,每户牛马8~9头(匹),山羊,毛羊100余只,猪4~5头。养大小牲畜15~20只的户较大多数,5~10只的占少数,一只没有的,只是个别户。据1990年调查,苗族聚居的龙街区,每户养有羊50只,牛2头,马1匹,猪4头的占3%;羊20只,牛1头,马1匹,猪2头的占10%;羊lO只,牛1头,猪3头的占50%;牛1头,猪2头的占30%,仅养猪2头的占4%;养不起牲畜,只养几只鸡的占3%。畜牧业是苗族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苗族生产、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经济养好牲畜,苗族在实践中,积累了一整套管理经验。选好草山时,先查有无毒草,有无陡坡、悬崖和山洞。放牧时,露水大不宜早放,以防牧草有瘴毒。夏天清早放,寒冬稍晚放。日当时寻阴凉,下雨背北风。平时不放野,处处短跟帮。坡陡处,羊和牛马隔开放,路中多石隔开吆。牲口不宜喂洋芋芽和嫩叶,精料喂熟豆子、包谷为好。产仔母畜和老畜病残分槽喂,为期一旬(13~15天)要喂盐。畜圈时时加垫草,带头牲畜睡门边。放牧赶畜有哨子,备足饲料好越冬。畜病先预防,生病要根治。苗族一直采取预防为主,户与户问屋舍不连。在长期饲养牲畜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兽医技术。高原乡高原四队兽医张光全医跛脚马,远近闻名。其子张文德在传统医术的基础上,总结出治疗马寒气疝、便秘病、风气病、牛胃肠炎、气管炎、肺炎、牛出败、猪肺疫、尿道结石、难产、胎衣不下、体表感染性肿胀、水肿、化脓性病症、青桐叶中毒、洋芋叶中毒、疯狗咬伤等有效良方。 牲畜繁殖,关键在良种,选配良种时,羊毛全身须一种色,公的骨骼体型大,母的奶好胃口强。牛要头大骨骼粗,四肢匀称,腰长,母牛奶汁要好,胃口要强。猪要嘴短耳朵大,公猪是骨架魁,产仔不逢初春和大寒。不到发情期公母分开放,到了交配方合帮。 在绵羊改良种羊发展上,威宁种羊场苗族职工起了积极作用。 1954年种羊场成立后,招来苗族职工4人,随着绵羊改良的发展,场部苗族高级畜牧师李学高在全县各地选拔有养畜经验的32名苗族男女青年来场充实力量。现全场职工144人,其中苗族47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占牧工总数的83.3%,畜牧兽医人员7人,其中苗族5人,占畜牧兽医人员的71.4%,领导干部7人,其中苗族4人,占畜牧干部总数的57.1%。种羊场成立后,先后到新疆、青海、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苏等地接运新疆细毛羊、苏联美利奴细毛羊、新西兰进口考力代羊、罗马克半细毛羊、沙力斯羊等,合计900余只。外地羊种的引进,促进了威宁畜牧业的发展,畜牧师王惠超1957年被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现任副场长杨光逵于1986年培育出贵州半细毛羊和考力代育种,荣获省科技二等奖。杨永智1957年8月被评为全国总工会积极分子。种羊场除提供全省各地大量种羊外,还满足湖北、四川、云南等省的种羊需要,考力代羊还出口越南等地。
第四节 手工业 手工业,分传统手工业和外来手工业两部分。传统制品有木、竹、铁、铜等生产生活用品,多为本民族用,少量作商品出售。生产用品,除自给外,相当部分也作商品出售,如锄把、牛车、马车、手推车等。传统工艺中,芦笙、木碗、花篼、装面篼、斟酒角和耳坠工艺 最精。(一)芦笙,苗族称“够卓卓”,制作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傣叨”,第二部分为“傣迎”共6根管,从长至短称为“傣聂”、“傣钟”、“傣碴”、“傣周”、“傣购”、“傣扫”。第三部分为“格叨”即“葫芦”,安于“傣聂”上起扩音作用。(二)纺线机,制作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机架,第二部分为搅收机,第三部分为传动机,第四部分为踏脚板,第五部分为压线杆。机架呈长方形,起支撑作用。搅收机含主轴,弧形搅机和四根转子,起搅线和收卷线作用。传动轮含皮带轮、皮带盘、皮带,起转动作用,带动搅收机转动,脚踏板 含支柱叉和脚踏板,起着将动力送到皮带轮的作用;压线杆能让四根线均称捻匀,不相混搅,按正常收线速度,将线送给转子收卷。一年一家四口人要穿用的麻线,仅四天就可纺完。 外来手工业又称外学手工,有缝纫、棉毛纺织、糕点、铁器加工、砖瓦、汽车驾驶、皮革、白锌冶炼等。1935年下半年,经吴性纯介绍,朱明祥、朱正明、王德崇等到昭通学习缝纫技术。1937年,经昭通缝纫师傅介绍,朱明祥等赴昆明学习中山服及各种服饰的缝纫技术。同年,经吴性纯介绍,杨清明之弟到昆明学习糕点加工技术。后来吴性纯又招一批到昭通,分别为砖瓦工、学织小布、学木工等技术。1945年,石门坎推广部设立织布房。从此,半机械化的织布技术和毛织“人”字格花纹技术传人苗族地区。 苗族至明代,各种匠“人”格局均已形成,不论聚居和散居,竹、木匠人较为普遍,铁匠在较大的村庄均匀分布,铜匠较少。清朝中晚期,木器、铁器已有相当高的技术。木匠杨才富承担了修建石门坎大教堂及扩建校舍的技术工工程,并承担过罗卜甲、长海子教堂的木工工程。 服饰制作工艺美术最具特色,妇女是服饰的制作挑绣者。因此,苗族工艺美术师多出自姑娘、妇女之手。挑绣是妇女、姑娘们的手艺,用各种彩色花线在平布上挑绣出各色图案的披衫,是苗族服饰图案工艺之一。用白布作底,在上面数出经纬线挑花,在挑绣时,先框后缀,先深后浅,先疏后密,渐次明朗,直至各种图花纹满缀布面,挑花过程非常讲究,以准、齐、严、匀、直、巧为制作标准。准:即数纱要准,不能误差;针脚要齐,不能脱落漏线;严:即图案要严谨;匀:即用力要均匀,针线一样;直:即镶边有绺要直,不能七弯八扭;巧:即配色恰当,组合精美,对比和谐。按照上述要求挑绣完工,一件衣服要花上一年半载。 织花:织花,将红色、黑色羊毛线在白色底线上织成花纹衣服披肩,称为毛织花衣。 这是苗族服饰在制作上最为普遍的传统工艺,毛织花衣的花纹图案,千姿百态,象征寓意也是苗族先民在生产、生活、战争、山川景象的体现。这些工艺都汇集了苗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蜡染蜡染是苗族传统工艺之一,历史悠久,全是以草本为原料制作。很早以前,是以山中的植物草本,用黄连(三颗针)染黄色;小血藤染红色,黑桃皮染青色,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选定一种叶宽、秆青的草本植物,为当今人工种植的蓝靛(色可青,可蓝)。过去苗族基本以种植蓝靛来染白布、麻布作衣、裤之用。靛,是自种、自收、自作成靛,收割叶秆砍细,人进木缸里直泡成蓝靛液,把叶秆捞出,变成靛质,捞出晒干,拿进染缸里搅匀,再加青灰搅拌,后才可染布,染线。这就形成苗族传统的靛染工艺,现今的染料已用化工原料等代替。 蜡染的用蜡有两种,一种是用蜜蜂糖碴制成的;另一种是迄今普遍用的蜡(化212)原料。用蜡在布上作画、染色、煮、洗、漂白的过程即称为蜡染。因此,蜡、蓝靛是苗族传统用的蜡画花衣、花裙的主要原料。蜡染须先用画刀作画。画刀是铜制作的蜡刀(刀有大、有小),大的刀是作粗线用的,小刀是作裙花纹最精密的花纹用的。然后,把白布麻布铺在木质的画板或画桌上,将蜡入火溶化好,用蜡刀放人土罐蘸蜡,手执蜡刀点蜡画花裙。画好后入木缸里浸泡1~6个小时后,方取出滤水,干后放进锅里把蜡烫溶化,多次清洗,一直洗自为止。晒干后,成了一幅幅清秀而漂亮的图案。 这种蜡染工艺,直沿袭至60年代。它曾被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贸易公司采用与化工原料相结合,成立了蓝靛厂。1970年,又被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服装厂采用。以化工原料代替土靛。迄今为止,许多地方,仍保持蜡染工艺,其作用是:染裙子,染衣服,染白色麻布。
第五节 交通、邮电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的交通状况 苗族迁徙到乌撒地区,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山高路险,古时交通极为闭塞。苗族大都居住在山区,行走多为山路,弯弯曲曲似“之”字形盘于山间,陷于沟谷,或隐或现,像一条条彩带,看不到尽头,真是乌蒙磅礴路崎岖,泥沙小路羊肠道。这些路多为当地群众修筑,或人畜常走成路。 由于交通落后,不论男女老幼,外出都是步行。养马的人家,才能骑马代步或马驮货物代替人力,马为山区得力的交通工具。而在山水险恶、马难行的地方,运输货物全靠人力背负,相沿成习。“有的靠着山边就可修道,而遇溪水阻断者,必须设架桥梁。”苗乡桥因材而异,一般分木石两种。石板坚固耐用,修工浩繁,多于要径险道。石板桥多呈弯月形,民间呼之为拱桥。木桥易架,不耐经久,做成长方形居多。苗族由于经济限制,故架木桥者较多。虽遇悬崖陡壁,水深数丈,只用竹篾编织成一根很粗的长溜索,在绳索中,用坚固的木头挖空,把绳穿入内,固定在水深数丈之悬岩两边,方能将腿夹住梭筒绳,手抓住竹绳,由河这边梭到河那边的地面,称为“溜索桥”。有的水深处,均架木桥于上通行。所以每过桥时摇摆晃动,俯下视之,令人胆寒。新中国成立前威宁公路只有一条,所谓云贵公路,由毕节——威宁——宣威,约长达200多公里,这段路程未从苗寨经过。交通闭塞,造成经济落后。 交通建设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和繁荣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现代文明的标志。1943年创办的石门坎初级中学,其校歌歌词中说:“交通利于文化沟通。”其实那个时候根本说不上是交通二字。那时只有一条马帮路从云南镇雄穿越那起伏的山峦经过石门坎延伸到昭通。用今天眼光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条小毛路而已。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川滇公路及昭通接威宁到宣威公路,不仅威宁老百姓苦熬苦修,还派云南彝良县老百姓背上工具到黑石头等地日夜服苦役,才把路修成,但生死无人问津。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川滇公路虽然通车,实际还不如今天的乡镇公路;威昭公路也是如此。由于交通不便,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党居仁从安顺来赫章葛布到大松全靠步行。同样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从云南昭通到石门坎、从石门坎去黑石头的长海子和哲觉的论河都是骑马或步行。到20世纪40年代,从长海子、轿顶山、大松去石门坎读书的学生全靠步行,或用马驮行李和食物。20世纪30~40年代威宁去成都读书的老先生们都是步行。从云南武定、禄劝,贵州紫云、织金来石门坎读书的学生也全靠步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路建设 1958年“大跃进”,虽有许多缺乏科学性的蛮干,但威宁几条乡镇公路都是那个时候靠大兵团“作战”,日夜奋战修出来的。到60年代初,除了从哲觉到赫章,从水城去昭通两条主干线公路外,从威宁去羊街、龙街、兔街、牛棚等都已修通公路。各民族来往于城乡都比过去方便。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县多数乡镇都通班车。到20世纪90年代公路逐渐修到乡村。百年前在苗族地区所设教堂和学校现今都已通了简易公路, 小型汽车和拖拉机都能到达。现在以威宁县城为中心,可以乘车直达石门坎,也可直达北部边远的云贵乡并通往彝良县城或奎香各地,也可从威宁经羊街到辅处再往赫章可乐等地,从威宁县城往东边的二塘到草坪和猴场镇各个苗寨。过去的苗族地区教堂和学校现在都有了公路或简易的乡村马路。陆家营、罗卜甲、检角寨、天生桥、大寨、马街、切冲、大松、以独、鱼鳅湾、兴隆厂、轿顶山、爱华山、龙井、瓜拉、上海枯、长海子、论河各苗寨都有了公路或简易公路。过去全靠人背马驮的地方,现在苗族人民拉煤运物都用汽车和拖拉机了。 现在虽不能说交通已经四通八达,但已改变了落后的面貌。过去从贵州紫云大水井来石门坎读书,需步行13天,放假回家住个把星期又该返校了。现在从威宁乘车去紫云大水井只要一天时间。交通方便了,生活改善了,自然生态得到了保护。例如从中水到石门坎的公路,1967年动工兴修,1972年竣工通车,现在每天有三四辆微型客车来回接送客商,赶场天几部大客车运货送客。从石门坎运出的煤炭每天上百吨,一年从这条公路运出的煤达4万多吨,煤的收入达50多万元。过去英国人在这里经营45年,发展了教育,但对那条马帮路只能作一些维修,却不能修通公路。现今公路修到石门坎,还伸延到了靠近彝良县边界的云炉各村寨。通了车路,群众用车拉石头,运水泥,盖房屋,砌水池,食宿条件逐步改变,办学条件也得到改善。80年代初还是破烂不堪的长海子、论河学校,现在是标准的教学楼屹立在山顶上与河边。已经拆出了30年的羊街兴隆厂小学,新修了教学楼。宽敞的轿顶山教堂耸立于苗寨旁边。这些变化都是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龙街的大寨周围可算威宁苗族居住的好地方,是苗族居住的中心之地。现在通了公路,人们开着拖拉机去马街运煤,改变了生产生活状况。来自马踏的团结一带,云贵乡周围的苗家子女进城来买衣服、装饰品等搭车来回十分方便。 铁路建设 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交通建设的公路、铁路属国家公有,各民族都受益。2002年7月1 El内昆电气化铁路通车,从东南边的水城经过二塘、猴场镇苗寨到西边的仙水苗村去昭通。每当客车经过草海站、迤那站、仙水站、花土坡站时,都可以看到苗族群众扶老携幼上火车或负重物品上下列车。不论学生外出求学,或是青年男女外出打工谋生,既节省时间,又节约钱,也得到舒适与轻松。火车路的开通,便于人们的交往和交流。这几年每到 苗族传统节日花山节时,昭通、大关苗族来威宁参加苗族花山节,当天可以返回原处,第二天上班。威宁苗族可以当天去昭通、宣威参加花山节后随时返回单位上班。 邮电建设 邮政、通讯。在新中国成立前,威宁苗族地区的邮政通讯无从谈起。只有苗族聚居的石门坎设立了邮政代办所,便于通讯联络,其知名度很高。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区乡才有一部座机电话。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邮政、通讯日新月异的发展,苗族聚居的区乡都通了电话,建起了邮电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带来了邮电通讯的无限生机,1998年1月1日正式开通了程控电话,乡、村各级都改变了通讯条件,移动、联通通讯网覆盖了全县35个乡镇,许多苗族家庭安装了程控电话,不少的苗族群众使用了移动电话,有效地促进了与县内外的联系,推动了苗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六节 电力事业建设 威宁苗族地区电力事业的建设是和自治县的建设发展步伐息息相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建设发展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巩固和不断延伸扩大,提高效益的进程。经历了柴油机发电、农村小水电、火电与水电并用到接用县周边电力和国家电网改造工程的建设发展历程。苗族地区电力事业的建设发展受其居住地域、交通条件、经济发展等特殊因素所致,因此,在建设发展上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1965年以前,威宁的电力建设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苗族地区的电力建设也无不如此。正如民国29年(1940年)黔行威宁县调查报告中记述:“县城电力电灯电话尚付缺如。”说明了当时的威宁县城即无电灯又无电话,尤其是居住在边区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寨更是不堪设想,仅以松枝、麻秆等烧燃照明或少数农户点菜油灯照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威宁县城用两台旧汽车引擎作动力驱动发电,时为威宁的第一个火电厂。1957年,由毕节地区水电局设计修建,装机容量为20千瓦的中水泉山水电站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村最早的小水电站。1960年县城的小火电厂由北门迁到龙王庙,机组扩大为三台80马力的柴油机和一台50千瓦锅驮机发电,威宁县城机关和部分居民用上了电灯照明,县广播站也用电来广播新闻和传播消息。1969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了兴建羊街水电站的报告,由贵州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设计,在羊街三家寨修建羊街二级电站,装机容量为2×1000千瓦的水电站于1975年建成投产,向县城及附近机关村寨供电。1978年5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威革(1978)37号文件成立了羊街一级水电站指挥部,由县水电局勘测设计,装机容量为2×800千瓦的水电站于1983年lo月30日建成。羊街一、二级水电站联合供电后,基本解决了县城机关、居民及厂矿用电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沿途羊街、蛇街、小海、耿家、双龙、保家、小山、北镇、草海、城关、六洞、白马、么站、瓜拉、炉山、金钟和比邻赫章县铁匠乡等16个乡镇的照明用电,这些乡镇的苗族村寨农户也相应地通了电,点上了电灯,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的要求不断变化。特别是羊街一、二级电站的先后建成,同时在全县农村小水电站的建设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星罗密布于县境内有大小河流,并有水量落差的苗族聚居乡村中也先后修建了小水电站。 龙河电站 位于苗族聚居的龙街镇境内的拖洛河,由当时的龙街、龙河两个公社联合修建。于1973年破土动工,1975年建成,装机容量为2×200千瓦。这座电站建设技术要求高,工期短,参加修建电站的各族干群和技术人员冒严寒,战酷暑,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把单机运行安全地组成双并联送电,使居住在电站附近各民族村寨的法姑鲁、木槽、者边嘎、大寨、小寨、铺嘎、黄那姑等村寨和区直机关都通了电,苗族村寨点上了电灯。许多苗族老人和小孩第一次见到了电灯的光亮。老人们感慨地说:过去吃面条需得背到昭通城去调换,如今吃面条就在自家门口就可以加工了,节省了劳力和时间。龙河电站的修建通电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苗族青年技术人才和石匠工艺人才。如:王光举、王正明等人,工程完工后,就被指定留守电站,参与电站运行管理;王文兴由一个从未摸过錾子的人,一举成了当地较有名气的石匠艺人,他是参加修建龙河电站后才学到这套本领的。 石门电站 在石门乡境内有卯落河和狮子河两条山涧小溪流经十多公里,但水量落差有限,水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电力事业的建设落后。经过勘测设计,1980年在石门乡政府东南面的狮子河开始修建了装机容量为1×20千瓦的第一座小水电站,1984年竣工。架设木杆输电线路十多公里,月发电量为1 350度,基督教传播和接收文化教育较早的石门坎历史上第一次用上了电灯,照明了石门乡政府、中小学校、医院、粮站、供销社等单位及荣和村、锅厂村的120户、580多人。随后又相继建成了卯落河电站,架设水泥电杆送电到女姑、兰家垭口等村寨。1987年后因管理不善,设备和线路受损,常年失修,致使电站报废。到20世纪90年代乡党委和政府联系从云南的彝良县边界上接通高压电,直到现在国家电网改造电力的输入,促进了电力事业的稳定发展和逐步延伸。 相继在苗族聚居地区修建的电站有:1975年迤那仙马的青山竺挚,装机容量为1×50-T-K。1976年仙马的永中电站,装机容量为1×50千瓦;高原电站装机容量为1×75千瓦。1978年仙马新电站,装机容量为1X 50千瓦;1979年云贵马街电站;羊街兴隆 天桥电站;大街兴隆电斌装机容量分别为1×50 Y-K,1×60千瓦和1×160千瓦。1980年雪山坝后电站,装机容量为1×150千瓦。1981年迤那仙马红阳电站,装机容量为1×50千瓦;石门狮子河电站装机容量为1 X20千瓦。1984年狗街半坡电站,装机量为2×40千瓦。1988年玉龙电站,装机容量为2×400千瓦。1989年黑石绿荫塘电站,装机容量为2×200千瓦。继后在苗族居住地区修建小水电站的还有瓜拉民族电站,哲觉论河电站,哈喇羽小米电站,迤那文昌电站和石门卯落河电站等。这些电站分布于全县有水资源条件的苗族居住地区。建设资金来源大部分是国家补助一点,地方财政自筹一点,受益乡镇组织村组投工投劳建成的,经历十多年的建设,苗族居住地区的水电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修建小水电站附近的苗族群众都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较大受益。这些小水电站的运行,据1989年调查统计,有60.7%的报废,15.9%的停止运转,23.4%的正常或基本正常运转。 由于农村小水电站的设计供电能力小,建设质量差,加之管理不善,大部分电站常年失修而相继报废。20世纪80年代以来,县乡人民政府与云南省周边县市和水城、赫章县联系,接通了石门、中水、玉龙、牛棚、哲觉等乡镇的高压电,县内的火电厂也相继建成,与羊街一、二级电站联合并网送电,稳定地解决了城乡机关单位和居民的照明用电和农副产品加工问题,全县通电的苗族居住地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进一步得到提高。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威宁广大苗族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加快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先后在县境内接通赫章3.5万伏和水城11万伏输电线路的基础之上,国家对农村电网的改造实施,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根本性推动作用。1999年在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规划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县电力局派出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对全县的乡镇村组进行了勘测设计,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的农村电网工 程正式启动。增设扩容变电站,运送电杆和输电器材,立杆、架设输电线路,进村入户的农村电网工程全面进行。工程分两期进行,即第一期为主线路立杆架线至35个乡镇驻地及附近村组;第二期再延伸到相对集中的村组及农户。通过国家两期农网工程改造, 全县53%的村民户用上了国家电网输送的电,在通电的苗族村寨中面貌焕然一新,家家户户电灯明亮,加工磨面、打制水泥砖、焊接修理车辆等都用上了电;电视机、现代音响进入农家,及时知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电视、光碟任可收放,文化科学知识得到了广泛普及,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前所叙,苗族居住环境边远分散,地理环境差,交通闭塞落后,信息不畅,经济发展迟缓等是苗族地区电力事业发展较慢的因素所致。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还有部分苗族聚居村寨尚未解决用电问题,仍然过着点煤油灯照明和手工磨面的生活。诸如龙街的 法姑鲁、发苔、营脚、沙锅寨、小别嘎、安梅树的上寨和下寨、团结的小寨、木槽、者边嘎、腮嘎塘、石街路、苏丫卡等苗族村寨尚未通电。 电力事业的前程是光明的,建设和发展的路程是艰辛的。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为期不远的明天苗族集居地区的电力事业建设的发展将会延伸和覆盖到千家万户。
第七节 人口与计划生育 人口 1952年“土改”时,威宁苗族人口为23 072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5.3%。1954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时,苗族人口为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5.1%。自1954年11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苗族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和历史性的发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苗族人口的发展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第一、二、三、四次人口普查显示: 1958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为25 995人,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4.8%;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苗族人I=l为27 993人,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4.3%;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为45 886人,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4.2%;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苗族人口为52 467人,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3.9%; 到2005年时,威宁苗族人口的情况为:15 526户,67 106人,户均人口4.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9%,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23.22%; 从1952年到2005年53年间的人口数据比较,苗族人口自然增长了44 034人。年平均增加830.83人,增长率为18.86‰。苗族人口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比例。 苗族人口居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三位,有操滇东北次方言和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的苗族居住于全县的35个乡镇;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主要聚居于县境西北面的龙街、雪山、兔街及大街等乡镇,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的苗族主要聚居于县境东南面的板底、东风、二塘、猴场、龙场等乡镇。 苗族人口在全县居住的分布情况主要是:10 000人口以上的乡镇有龙街镇;5 000人口以上的有雪山镇、兔街乡和大街乡3个乡镇;1 000人以上的乡镇有草海(含县直机关、种羊场和良种场)、么站、黑石头、哲觉、秀水、牛棚、迤那、斗古、黑土河、石门、云贵、羊街、小海13个乡镇;1 000人以下的有18个乡镇。 2005年威宁苗族人口情况一览表:
苗族人口的分布均为小分散大聚居,多居于凉山、半凉山地带,居于河谷平坝的极少。据统计,操滇东北次方言30户以上的苗族村寨有170多个,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30户以上的苗族村寨有8个。 计划生育 威宁苗族人民群众把计划生育、勤劳致富作为发展的主题,认真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县各族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典范,为全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威宁苗族人民从对实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理解到理解、由理解到支持,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认真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是宣传有力,觉悟提高。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利用人口学校、计生协会等各种载体,宣传讲解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采取张贴标语、广播、宣传栏等形式大力营造人口计生工作气氛,努力创建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入千家万户,切实深入民心。 二是观念改变,效果明显。通过宣传,苗族群众深刻认识到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道理,并树立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的思想,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特别是苗族集居的龙街镇银桥村,2005年人口出生率为10.26%o,符合政策生育率为100%,龙街镇大寨村符合政策生育也是t00%,并且近十年来符合政策生育率一直高居90%以上,该村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省受到表彰。 三是勇于带头,为农村计生“两户”工作作出示范。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在兑现奖励扶助金的全县1 123个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中,苗族就有787户,占全县农村“两户”的70%,居全县各民族“两户”比例最高,为各民族积极响应人口计生政策,突破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节育树立了标杆和示范的作用。 四是少生快富,三结合工作成效显著。全县苗族群众积极响应人口计生三结合政策,努力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奔小康。据调查,全县三年前认真执行人口计生三结合政策的苗族中现已有280多户7,占苗族农村“两户”的34%,其效果极其明显,真正达到了少生快富的目的。 威宁的苗族群众将继续以计划生育、勤劳致富为主题,进一步搞好宣传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并在计划生育“三结合”中奋发图强,甩掉穷帽子,向小康迈进。
第八节 过去的生计与现状 百年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威宁苗族的社会地位和生计条件及环境在不断的进步并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经济建设中,从传统的刀耕火种,到科学技术的普及运用,推动了生产发展,改变了经济地位,改善了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百年来威宁苗族生计状况 威宁苗族居住在贵州西部的屋脊上,没有河谷盆地,居住高山峻岭。也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山为生。百年前没有土地,靠租种土目家的土地谋生。由于接受汉文化知识较晚,不懂科学技术,只能刀耕火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而处之,留有传统狩猎、采集野菜、野果补充的经济痕迹。其维持生计来源主要是传统农业、畜牧业及少部分的狩猎和野生植物采集。农业以包谷、洋芋、荞麦、豆类为主,辅以牛、马、猪、羊和家禽。这带地方山高气寒,包谷长势差,产出率低,被形容为耗子吃包谷都要跪下。说明苗族生计条件和环境的艰辛。耕作靠牛、马,猪、羊、鸡为柴米油盐的基本经济来源;狩猎只作为生计的补充,是玩乐、锻炼意志、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采集果实充饥,是生计中微小部分。苗族多生活在海拔1 800~2 000多米的高山上,以粗、杂粮为主要。在过去地广人稀,林草茂盛,良好的天然牧场里,苗族自古辛勤劳作,但难以进入宽裕的生活环境。对苗族的生计资源,朱焕章先生于1936年曾作过调查,在600家苗族的生计中,户均人口6人,每年收包谷两石(合1 400多斤),另有少许杂粮。户有1.5头牛,马1匹,猪4头,鸡8只,蜂1桶。1959年贵州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大松乡东关寨调查记载,苗族老人朱贵方几代人都饲养牲畜。在其祖父时,饲养各种牲畜百余头,到他父亲时,牧场渐被地主霸占,牲畜头数逐年减少,到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牲畜43头,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十几头了。当时关寨苗族平均每户有牲畜10头。这一情况符合威宁当时各地苗族实情。从这些数据看应该说苗族基本上还是具备有必需的生产资料,生计基本有所保障。狩猎是清末民国初年苗族生计的补充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每年的初一至十五,各寨苗族都要集中上山打猎,若捕得野猪、岩羊、鹿子,便集体抬去向领主家拜新年、表示对领主的敬意,实际也是为间接的生计。1910年英国人柏格理在石门坎传教,那时石门坎地处人少兽多的状况,虎豹常出没伤害牲畜和人,柏格理亲自与苗族上山追捕虎豹,并出钱让人去长海子买毒药来灭虎驱豹。可见狩猎在苗族生计中曾占一定位置。 从1905年基督教传人石门坎算起,至今已经100年了,苗族生计的变化,生计资源仍然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但因生态变化,人口增长等因素,生产生活仍步履维艰。据最近对县境南北方向977户苗族的调查,从人口看,1949年全县苗族21 300人,到2004年65 151人,增长了3.1倍,每户苗族人均4.3人。每户养牛最多的有4头,个别户有5头,马的数量比牛少;养羊最多的农户有30---40只;年人均现金收入200元左右,多的到500元,最少的农户,年人均现金收入仅有30多元;人均占有粮食500斤不等。耕地面积多到人均1-4亩,少至8分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户人仅占调查户的35 oA~40%,威宁是畜牧业之乡,但所调查的4个村中还有100来户的苗族没有牛、马、猪、羊,有个别的户连鸡都没有,生产资料缺乏。在龙街镇调查中乡村干部说,苗族生产、生活水平仍赶不上其他民族。在全县也基本类似。 普及科学技术,拓宽生计资源 1904年基督教传人赫章葛布,相继传人威宁的大松、轿顶山、兴隆厂等地;1905年又传人石门坎等地。随后在全县苗族聚居村寨办有23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即石门坎初级中学。从此苗族开始读书识字。据1937年贵州省《统计资料}亡编》记载:当时毕节、大方、黔西、织金、威宁5县中,威宁苗族识字的人有356人,居其他4县之首。由于人才的渐增,在 20世纪30%--40年代,威宁家居农村的苗族开始进入威宁、昭通、昆明等城镇从政、行医、从教、经商、学艺;50年代以后在成都、重庆、北京等大中城市都有苗族人士的服务活动。从而不断拓宽了苗族生计环境,逐步改变了以农、牧业为主要生计的局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苗族生计科学含量和生计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一批小学和初中生先后参加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逐步拓宽了苗族的生计渠道,有一批青年人参加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踊跃参军保家卫国,教师和医务人员倍增,邮电、供销、粮食等行业也有苗族人员加入。进入60年代以后,工商、税务、文化、影视等事业单位也充实了一批苗族人员,特别是贵昆铁路和湘黔铁路的全线通车,六盘水市的全面开发,为一 大批苗族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良机。在本县的顶拉、水城县的木冲沟、大湾、汪家寨、大河、小河及老鹰山等国有煤矿,水城125水泥厂、水城钢铁厂、铁路桥隧工区、机务段等企业如火如荼地建设,招用了威宁苗族村寨的数百名青年参加到这一浩大的建设队伍。在各项建设中,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本领,无疑对个人、家庭和村寨社区都拓宽了生计渠道,增加7收入,更新了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推动和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生计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苗族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从村寨到乡镇和县城都有苗族开的诊所、百货门面、饭店旅馆、汽车修理部、缝纫刺绣、牛奶加工、车辆运输、烤烟和中药材种植等多种经营。虽与其他民族比,显得规模小,本小利微,但已代表了苗族生计的发展方向。如苗族服装自古以来都是自产自用的自然经济,近几年苗族妇女在保持苗族服饰特征的基础上,对苗族衣裙制作工艺改革创新,使苗族服饰从一种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远销省内外,精致的每件可卖上千元。有连续三年种植半夏和多年种植烤烟年收入达6 000~10 000元的农户。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生计手段提高,雪山镇牧场村么依组几乎平均两户就有一台拖拉机,龙街、斗古、迤那、石门、黑石等乡镇的部分苗族都已购置有微型面包车、小型农用车、红星拖拉机等生产机具。 进入21世纪,苗族生计发生了质的变化,干部成为公务员,工人变为合同、招聘、临时工等;出现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劳务输出群体,成为新型的打工族……苗族的生计迎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适者才能生存、发展和进步。 保护生计环境,合理利用生计资源 生计资源十分有限,但可以拓宽利用范围。生态环境被不断利用,却受到不断的破坏。如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人们就会失去生计资源。据调查,苗族聚居的黑石镇长海子、云贵乡的五星村,自然生态较好,山上林草茂盛,村寨掩映在青山绿树之中,但与半个世纪前就不可比拟了。威宁曾是草茂林深、禽兽成群的地方。1953年3月22日在《威宁县干部会议向地委的报告》中记载:“今春全县被野兽吃掉的、咬死的牛49头,马92匹,猪50头,绵羊1 265只,山羊1 003只。目前发现虎42只,豹103只,野猪531头,野羊5 724只,其他如狐狸、野猫、野兔6 368只(这个数字是据各区报的统计数,有的野兽只在几个区发现,有的野兽可能又未被发现,此数字说明我县野兽不少,但不是精确数字)。”可以说威宁曾经是野兽的乐园。今天,除可以见少许的野兔外,别的野物不复存在。社会是个复杂现象,又有科学的原理。威宁苗族不仅努力构建人类和谐社会,同时也在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走进了狩猎经济时代后就步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现代生物经济时代正扑面而来。因此,苗族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生计资源,构建和谐社会视为延续生命,加以珍惜。他们的生计条件正在得到改善。 苗族虽然生活于高山峻岭,生计艰难。高山峻岭、悬岩峭壁,造就了这支勤劳勇敢的民族群体,在苗族社会中,当代的百岁老人并不罕见。从最近调查的情况看,云贵乡五星村有90多岁的男老人,哲觉镇论河村60~70岁老人180多人,70岁以上的老人有55人,杨金荣老人已98岁。全村今年出生15人,死亡7人,人均寿命65岁。龙街镇大寨村,黑石镇的长海子80岁以上的老人4人,妇女长寿的要比男性多。从云贵乡五星村和哲觉镇论河两村看男女比例,男略高于女,两村共有男性876人,女性864人。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计资源,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教育卫生篇 第一节 教 育 威宁苗族接受汉文化教育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前的苗族教育仅仅是口头教育,而没有书面教育。从1905年起苗族才开始学校教育,接受汉文化教育。苗族在开始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在学校开始接受苗文教育的双语教育。这是威宁苗族教育的特点,也是威宁苗族教育成功之处。一百年来,威宁教育从无到有,从开始创办学校到有自己的学士、博士,有自己的政府官员及科技人才。从总体上讲,这一百年是饱经风霜,悲喜交加的历程。 民族传统教育 威宁苗族在接受汉文化教育以前以口头诗歌、故事、谚语等讲唱形式教育子女和后代子孙。让子女知道自己的历史、记住自己的家族,学会尊老爱幼,懂得为人处世,知道交际的称呼与文明用语。祭祖、祭祀活动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口头讲唱主要是以家庭、社会活动为主要教育形式。孩子长到四五岁后,到了晚上,父母或爷爷奶奶便围坐在火炕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长到七八岁开始学唱古歌,讲述创造天地,洪水淹没天地,战争与迁徙。再长大一点便要背炒面、提酒或抱鸡去请歌师乐师教歌或教吹芦笙,以此代代相传。在老年人面前,年轻人只能唱敬老歌,而不能唱情歌,如在老年人面前唱情歌就要遭到谴责,视为无教养的人,这便是苗族传统教育内容。 威宁苗族,在基督教传人前,没有学校、没有私塾、没有义学和书院。如同公元1916年在石门坎所立的苗文《溯源碑》记载:“变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个管。” 新中国成立前后苗族地区的学校及民族教育 1905年前威宁苗族没有学校,也无法进入汉族地区政府办的学校读书。到清朝末期,威宁苗族人口约一万多接近二万人。但初识汉字的不过四五人。威宁羊街镇兴隆厂张朝相不仅能讲比较流利的汉语,也识点汉字,因为他小时拜寄汉族,汉族教他们小孩时顺便代教一下这位干儿子。黑石镇张家村有一位姓张的识字人,人家都称他为“读书爷爷”。因为他帮地主家当管事,所以学得了几个汉字。其次是云贵乡李家村也有一位识字的爷爷,周围把这家人称为“读书家”。不过他坐在学堂里和别人一起读书,出了学堂其他人便把他当做牛马骑着耍。威宁苗族正式接受汉文化教育是从1904年开始的,当时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云南昭通传播基督教时,因苗族去昭通找柏格理信教,昭通的汉族老师便教他们开始学汉字,目的是信奉基督教。1905年正月柏格理和五位汉族教师来到石门坎与苗族共同建立石门坎教堂,同时也建石门坎学校,后由王玉洁老先 生命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也是石门坎乃至威宁苗族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是全县第一所新学制小学。柏格理初到云南昭通时“力主输入西方科学兴办教育”,1905年他来到石门坎后,便以石门坎为中心,成立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医院委员会、文学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等机构。他以宗教为先导,发展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他建立的每座教堂,同时又是一所学校。苗族没有读书识字以前,既不识字,又不识数,苦不堪言。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一书中写道:“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一本的《圣经》,他们无法数所需要的钱数,就干脆捧出一把钱给传教士。要求他数出应该付的数目。他们几乎只能数到20-30,但如超出这些数,他们不少人就容易出差错了。”正因为一个男子汉也只能数至20-30。所以,当有机会读书时,大家便如饥似渴地读书识字。由英国塞缪尔·克拉克著,苏大龙译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记录了苗族开始学习汉文的情况:“以前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本书的人,开始学汉字。在那里,愚昧的山里人握着书徘徊在房前房后,默记他们的词句,从早到晚直到深夜。”威宁哲觉镇论河朱有文先生生前说:“我父亲他们初去昭通学读书时,先读‘太初有道’,回到家时把‘道’字忘记了。只好备办干粮又去远隔家乡300多里的昭通去学一个‘道’字。”可见读书之难与决心。石门坎苗文《苗族信教史碑文》里刻记:“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已经四千多年了,读汉语文非常难。”但苗族不畏艰险,从石门坎办起学校以后,群众走两三天路程赶来石门坎读书识字。开始时是成年人的业余教育,目的是学道读经。接着学校正式招收小学生进校学习。1905年旧历三月初四,石门坎修起了五间房子,从此,苗家小孩从各地来这里读汉文。苗族才正式开始读书,苗族教育也开始起步了。石门坎学校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学校都容纳不了,而学生一年更比一年增长,但苗族没有经济能力修建规模大的学校。于是1908年柏格理回返英国,并去各地宣讲苗族贫困情况,劝说当地为苗族募捐钱用以修建规模大、质量好的学校。结果有一位英国老人名叫阿 司多的捐助了2 000英镑。1912年用这笔钱修建了石门坎大教室并建了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部,以后又用作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教学楼。为了发展苗族教育,1906年创建长海子小学;1907年创建天桥小学、陆家营小学、龙井小学;1908年创建检角小学校及论河小学;1910年创建罗b甲小学;1914年创建上海枯小学和切冲小学;1915年创建轿顶山小学、大松小学、鱼鳅湾小学;1927年创建爱华山小学和木槽小学;1938年创办水塘小学和牛街子小学,1945年创建大寨小学;1920年创建瓜拉小学;另外。1915年建大松、以独、马拉冲、兴隆厂几个小学,1949年又建马街小学,这所学校建在彝族村寨,但也有苗族学生就读,且长期有苗族教师任教。到1949年为止,威宁全县苗族村寨共有24所小学。其中 23所学校都建在苗族人I=1集中的苗寨,方便于苗族子女入学。自从在苗族地区开办学校后,苗族纷纷送子女入学读书。到1915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就有学生400多人。学校设有教室、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等。1913年威宁苗族开始送第一批学生到成都读中学,1920年威宁苗族第一位大学生吴性纯开始进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学习,1929年毕业,成为威宁苗族第一位医学博士,也是贵州最早的博士。1935年苗族第一位教育学士朱焕章 先生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43年威宁苗族医学博士张超伦又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据王建明先生《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一文载:到20世纪30年代末;石门坎两级小学30年内共有小学毕业生1 500名,其中女生200多名,初中毕业生18名,其中女生3名。高中毕业生3名,高等师范毕业生1名,大学毕业2名,此)bSEl6 ooo苗族中三分之二能读汉文编的《苗民夜课读本》(也叫《苗民千字课》)。这套夜课读本是由朱焕章先生于1932年6月利用假期编写的,共四册,自费石印,寄到威宁石门坎、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等地,免费送到苗族群众手中学习。当然这些学生还包括来自云南与石门坎毗邻地区的学生,这标志着威宁苗族已经从“荒野的人”迈人文明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从石门坎光华小学打好基础,后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的有吴性纯、杨汉先、张超伦、朱焕章、杨忠义、吴善祥;肄业生有王霄汉。从石门坎小学奠定基础毕业于南京高等院校的有王建明、李学高、张斐然、王建光、张有伦、陶士伦、朱明道,从成都高中、中专毕业的有杨忠德、朱明义、张仁义、王雅丽、王毓华;从武汉神学院毕业的有李正文、李正邦、张鸿献、吴忠烈;从贵阳、青岩、榕江等师范毕业的有王德春、韩绍纲、王聪灵、杨荣传、韩俊明、杨学清、王正章;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朱明亮;毕业于昭通国立师范学校的有王惠泽、李文忠(后改名李瑞)、王常义、朱明安、张美玉、吴忠美、张恩德;在重庆边疆学校就读的朱明道、杨耀先、杨富才;在南京蒙藏学校就读的有王德光、韩绍清、朱明贤、李学宏、潘光明;在昆明天南中学读高中的朱艾光、朱佳仁、杨体福等。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末期大学毕业的苗族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王德光、杨汉嵩(原名韩绍昌);北京医学院毕业的陶绍虎、张建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韩绍清、潘光明、张恩耀、朱正良;云南大学毕业的朱艾光、张聪德;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有李德宣;毕业于贵阳医学院的有朱学先、杨俊箐;毕业于贵州师范学院的杨忠信、朱明良;肄业的有李德光、王文宪、张崇景;毕业于贵州工学院的有杨智光、朱显灵、朱玉芳;毕业予贵州大学的有张义泉、朱明源;毕业于贵州农学院的有张建良、张文德、张美琼、张秀玲、王德玺、王正华、朱明安、王德兴、朱文祥,肄业的有李德虎;毕业于贵阳水利电力专科学校的有王崇兴,毕业于贵阳耕读师专的有王建荣、王正奇;毕业于遵义师专的有朱达义。 大中专学生的基础在于初等教育。1952年,威宁全县在校生为10 600人,其中苗族在校小学生为1 431人,占全县在校小学生总数的13.5%。全县苗族教师58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23%。1952年威宁县文教科工作总结中写道:“按人口比例,要数苗族文化最普及。”从20世纪初开始至60年代中期,威宁苗族教育发展的形势是好的。首先得益原来教会学校合理布局。把学校办到苗族家门口,方便苗族子女入学。其次,苗族学校的教师由苗族老师充担,这一格局一直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凝聚力是办好民族学校的基础,从校长的选择到教师的配备都由苗族当家作主。三是学校普遍实行汉语苗语双语教学。所以,石门坎光华小学视为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第一所实行双语教学的学校。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接办原来的教会学校,1951年改长海子小学为毕节地区行政公署直接开支的民族小学,以后又将长海子民族小学改到四十五户学校。1952年底政府接办苗族地区20所教会学校,改石门坎光华小学为石门坎民族小学。改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1953年全县共有164个乡,有民族小学11所。刚开始时政府以大米200公斤作工资,以后实行货币工资。教师生活有了保障,学生享受人助金。政府还派一批汉族老师到少数民族学校任教,新中国的诞生,政府对少数民族学校的特殊扶持,使全县民族教育出现热气腾腾,生龙活虎的局面。可以说50年代是民族教育的黄金时代。以石门坎中学为例:政府加派党员干部吴应杰到学校任副校长,派黔西中学教导主任罗安谦来学校任教导主任。政府拨给学生百分之百的助学金,还有棉被、寒衣补助,师生脱去麻布衣服,穿上了中山服。过去学校除有教室、粉笔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设备。政府接办后,配备了各种教学仪器,图书3 000多册,学校设有医务室,学生一般小病可以在校内解决。政府还拨款修建两栋教学楼,贵州省教育厅直接发给一台收音机,在当时已是相当先进的教学工具。从1952年到1959年学校初中毕业生208人,苗族学生111人。学校学生成绩不断提高。1955年学生升中专、高中考试平均分58分;1958年毕业生成绩优良的占30%,1959年成绩优良的占40%,1954年全校学生成绩及格率为27.2%,1958年及格率上升到73%。石门坎光华小学在政府接办后也改为石门坎民族小学,设有人助金,家庭困难的学生享受一定补助。新中国成立后,新思想、新观念注入,少数民族学生中,女生入学读书日益增多。从石门坎中小学的情况反映了全县苗族的教育情况。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威宁苗族教育黄金时期。从50年代后期起,苗族地区的学校纷纷迁向区、乡所在地或并入区乡中心学校。改变了学校办在苗寨的状况。原来苗族村寨的学校从教会办学转为公办,从公办转为民办,或者没有学校了。学生逐步减少,形成了苗族学生素质差的恶性循环。羊街镇的兴隆厂小学1952年政府接办后一度很兴旺,学生300多人, 苗族学生居多,后来把这个学校迁往兴隆乡所在地。迁校后苗族学生只有二三十人能去读书,其余百多人便失学了。原岔河小学也是教会创办的小学,学校办得不错,苗族学生30多人,后迁校了,苗族学生只有2人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一度拟将石门民族中学迁入县城,因当地老百姓坚决抵制,迁校风才停止。50年代末把石门坎小学并人中水,高年级已人中水高坎子小学,又因群众抵制方才保住石门坎小学。大松小学、论河小学、轿顶山小学、长海子小学、上海枯小学都受到迁校风波影响。从此以后威宁苗族教育与全县各民族相比逐渐掉队了。《毕节地委关于召开各族代表会情况的报告》记载如:“十区大松小学,46年前也是教会办的完小。学生最高年度达到270人,1952年政府接办时还有131人,由于接办后没有办好,自此,学生逐年减少。1953年130人,1954年97人,1955年77人,1956年上学期63人。房子要倒塌也不修理。”苗族学生逐年减少,使苗族学校的汉苗双语教学从5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80年代热了一时,以后再也热不起来。毕节地区师范学校用几年功夫培养了一批双语教师,结果全部改行教其他科去了。到现在为止,威宁苗族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中最落后的。1977年至1988年的10年间,苗族学生取人大专院校的只有10人,平均一年只有一位苗族取人大专院校,而10年中取本科、专科的各5人。但在同一时期,彝族学生就有70人考人大专院校;回族学生有54名考入大专院校;其他少数民族有32名考入大专院校。从90年代至2005年,从贵州各高校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威宁苗族本科生也只有10来人。可以说威宁苗族教育并不乐观。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也比较薄弱,根据今年7月份初步统计:过去声誉很高的石门民族学校初中部苗族学生只有29人,其中女生12人。这个数字是1950年石门坎学生最少的苗族学生数。石门民族小学部的苗族学生共86人,其中女生37人。当然现在与过去不同了,过去苗族学生以石门坎为主体,各地苗族学生都集中 在石门坎读书,那时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学生每学年也是300人左右。现在就石门乡来讲也有小学10多所,全乡的苗族学生也达370多人。据东人达所著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介绍:“解放初期统计,属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大松小学毕业生共799人,兴隆厂小学毕业生400余人;轿顶山小学毕业生400余人,以独小学毕业生200余人,马拉冲小学毕业生200余人,鱼鳅湾小学毕业生400余人。以上六所学校共毕业2 300多学生。” 民族学校 新中国成立前的每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民族学校,以苗族为主体的民族学校,如石门坎、长海子、大松、龙井、天生桥等学校。而四方井、四十五户、灼乐多等小学则是以彝族为主体的民族学校。1951年人民政府改长海子教会小学为地区民族小学。这是威宁第一所民族学校。但1952年又把民族学校改移到四十五户小学校,把苗族校长韩绍纲从石门坎小学调到该校任校长。1952年8月政府接办石门坎私立初级中学改名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直属贵州省教育厅领导,年底又接收石门坎小学改为石门坎民族小学。当时的民族学校人助金比例高,当年的石门民族中学人助金比别的学校高20%。石门中学学生100%都享受人助金,基本是公费读书。许多贫困学生就是在这种民族学校优厚条件读书成才。1954年改威宁省立中学为威宁民族中学,1956年增设高中部,使全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不再远走毕节和贵阳等地。民族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学杂费、书本费减免,给予适当生活补助。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少数民族经费逐渐停止拨款,如少数民族助学金、少数民族学杂费、书本减免都再没有专项拨款了。民族学校的特殊性逐步淡化。现在石门民族学校中学部有苗族学生29人,其中女生12人,小学部有苗族学生37人;威宁民族中学有苗族学生60多人。石门民族学校有苗族校级干部2人,有苗族教职工8人。威宁民族中学有苗族教职员3人,现在全县有苗族教师232人。 民族双语教学 1905年石门坎光华小学成立以后,除开设其他文化课外还开设苗语课,中学每周设两节苗文课,高年级讲苗族古歌和苗族历史知识,低年级讲苗语声韵母、声调等基本知识。当年教会学校苗族老师没有不识苗文的,学生到四年级后都识苗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为文字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改革。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全国统一创制拉丁新苗文,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原来始用的老苗文,因与拉丁苗文文字符号不同,故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革。新苗文创制后曾在贵州民族学院办培训班,也在毕节地区办过苗语培训班,也在石门坎办过培训班并在各地学校试行推广。80年代初,国家再度提倡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威宁于1982年在县城举办苗族语言文字培训班,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德光先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杨汉嵩先生来执教。威宁、织金、紫云、赫章,云南省昭通、彝良、威信、镇雄、大关、盐津等县都派学员参加学习。随后在石门坎小学、大寨小学、大松小学、论河小学进行实验教学,其中龙街大寨坚持的时间最长。毕节地区师范学校也开办了七届苗语、汉语双语班。威宁每届取4~5名初中毕业生进双语班学习,威宁参加学习的有40多人,这是威宁苗族一笔宝贵的财富。 威宁是一个汉、彝、回、苗、布依、白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过去的教会学校虽然基本上划定彝族、苗族教堂和学校,但都不绝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于杂居地区的学校,义教工程款希望工程款的投资、国家投资、民族事务部门投资,或港澳台捐款修建的学校,都未分别属于某个民族的学校,各民族学生都在校就读。 威宁苗族的百年教育史,从1905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以算一个阶段,可以称苗族教育的启蒙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苗族处于社会动荡不安,生活极端艰苦,但得到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播与办学,加以学校办学由苗族自主管理,自主选定校长,自己选配教师。这种自主权在于教会的教育委员会,一般本地老师不在本地任教。如威宁长海子、论河的老师是彝良县派出的张鸿献牧师,马踏附近的王荣昌老师在论河任教多年,他不仅教书,当地苗族有困难他都出面解决,需要与当地官府、土目家打交道的事,他骑着自己的马去与官府和土目周旋,为民说话,很受民众尊敬。而黑石镇的两位苗族老前辈张志诚和王英则又派往石门坎和彝良任教或传道。永善县大坪子的老师多由石门坎派出。如杨荣新、吴忠烈(彝良人)。年底教会在石门坎开年会,年会里也有群众代表参加,对于在当地学校教学不认真,或作风不好,群众有意见的老师,开年后影响小的调离,影响坏的改聘辞退回家种地。所以,老师责任心强,教学质量较高。从1905年起开始办学至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是教会学校打下基础。这个阶段的苗族大学生40多人。特点是本科生多专科生少,多数学生有真才实学。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苗族教育的启蒙与发展阶段。从50年代初期至60年末期是苗族教育稳步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国家设有助学金,还有一些补助,许多贫困学生因优厚政策,完成了大中专学业,改变他们的人生道路。如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副主 任的杨智光、原任威宁地震台副台长的朱显灵、安顺市实验学校副校长王文宪、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大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张崇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玲等。20世纪70-80年代是苗族人才青黄不接的阶段,这个时期因为50-60年代苗族教育基础较好,所以,苗族干部和教师、医生还不显得缺乏。但这个阶段苗族学生录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少,特别本科生更少。当历史跨 人21世纪,威宁苗族干部就显得缺乏了,而且高层次、高职称的干部更缺乏。据最近统计,在179名中小学苗族教职工中具高级职称的只有3名,有中级职称的只有25名。2O世纪70-80年代县直机关苗族有i0名正副科局级干部(含县直中学、师范正副校长,乡镇干部),现在县直相关苗族科局正副职只有5人。针对苗族教育的落后状况,政府对苗族学生略有政策倾斜,如威宁民族中学初中民族班,规定招收苗族学生10名,学生考分略低于其他少数民族。高中新生也略有倾斜,但县城苗族人口少,学生基数低,生源不多,选生余地有限。 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的苗族,文化教育较之落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还没有一名参加工作的人员。据调查:还有59·5%的不识字;读小学的有3SZ;读初中的仅有2.5%。由于经济发展制约,致使失学率、辍学率都比较高。
第二节 医药卫生 传统医药 威宁苗族民间传统医药,自古流传于苗族民间。用传统中草药和传统医术治疗传染性疾病、内外伤、骨折等症,以祖传推拿、放血、火针、膏药、挑针等配以传统苗药内服。内科治疗一般口服炮制中草药,或用中草药作食物配料食用;内伤治疗有内服、外敷药物,配合开刀治疗等,接骨先将骨折处对位,外包内服药治疗。“凡刀伤,跌打诸伤,折骨,无不手即愈。为兔街朱明声等人,其术奇者,用药仅二三副酒泡、口服、药物包扎,能运行周身至愈处为止,续骨止痛。同时,有朱明荣、.张义芳、陶惠珍(女)、张义良等人,用中药医关节炎,癫病,消化不良,咳嗽,狂犬病,子宫脱垂,闭经,血崩病症。”朱明升在骨折医术方面,于贵州省医办临床汇疹试验,汇集全省有名的土医生作临床试验,他受治的三名重病号,骨折两名(断腿1人,手折1人),脱手一名,经服药,包扎治疗,历时15天左右,即愈出院。深受省医骨科领导和医师们的好评,并受全科室内几十名病员称赞,对他的好医好药赞叹不已。后又从其他病房抽出两名骨折者给他医治,接受后,按他的医术方法进 符治疗,历时七天至十五天且口愈出院。“苗族医药是古人遗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但苗族民间医生有嫩传秘方,不可外传”和“传儿不传女”的宗训。如刮痧疗法、火建、放痧、按摩(杂症)等。 旧中国,天花、霍乱、回归热、伤寒、麻风等疾病尤为严重。加之文化落后,苗族群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万能”的神鬼上,幻想神瑟保佑,落后的卫生条件摧残着苗族群众身体健康,形成“只见娘剥眙,不见儿上街,寡公寡妇成双对”的社会惨境。 1905年,基督教传入石门坎后,该教会学校附设药房,由柏格里之妻韩孝贞负责学校师生和教徒之常见病。1929年,吴性纯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医疗系,获博士学位,回乡后,接管石门坎药房,创办石门坎平民医院,填补了苗族无西医药的空白。 20年代至40年代末,苗族西医专业人才有吴性纯、王霄汉、张超伦、张仁义、朱明义、杨忠明、朱正荣、李德美(女)等13人,他们为苗族地区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张超伦曾任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 1951-1990年,苗族在公办医疗单位工作的80余人,除14人未在专业学校就读外,具有大专学历7人,中专学历41人,初级专业学历15人,获副主任中医师职称的有杨俊箐、副主任医师朱学先等4人,主治医师7人,医师4人,其余均为初级职称。 现代医疗卫生事业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西医传人威宁。英国人柏格理在石门坎传教,在教区设立药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为苗族群众看病发药。同时开展疫苗接种牛痘。1929年,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学成毕业后回石门坎行医,1930年,开办了“石门坎平民医院”。接办平民医院的人员先后有杨忠明、朱明义、李德美等人。王霄汉、张超伦、张仁义、朱明义、朱明崇等人都是有较高的医学资历或有名的民间医生,他们倾注全力为该地区群众防病治病。 1951年10月,威宁县人民政府选送苗族青年王德华、张信祥、王有才、朱光美、马德理等人到毕节专区少数民族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这些人学习回威宁后,是威宁早期的医疗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1951年后,吸收部分医务人员到国家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如朱明亮、李德美、张仁义、朱正荣、朱明崇、张义良等。 1956-2003年间,国家医学院校培养分配了一批苗族本科、专科、中专毕业生到威宁工作。其中,中专生有陶开祥、张顺德、张文森、陶泽兴、陶仕阳、朱文明、王秀芬、朱显珍、朱佳惠、杨光荣、杨光灵、张建彩、张亚丽、朱春梅、王时龙、朱文成、张玉华、陶涛、马永军等人;专科毕业生有王耘、张道荣、王明光;本科毕业生有杨俊箐、朱学先。1993~1994年,从乡镇集体所有制卫生院聘用朱佳音、王德清、朱明高、安德义、朱聪、张兰英、杨江等人为国家乡镇卫生院卫生工作人员。 2003年在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有主治医师王耘;主管中药师王明光;医师安德义、张苞、张礼兵、朱文成;主管护师朱佳惠、朱春梅、杨华惠。 2003年止,退休人员中有卫生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有副主任中医师杨俊箐,副主任医师朱学先;主治医师张文生、张顺德、朱文明;主管医师陶开祥;主治中医师张义良,医师张仁义、杨明泉;管理医师陶仕阳;护师王惠芳、王月兰。退休人员中有一般行政职务的有副主任科员杨光灿,曾任副科级干部的朱正荣,曾任县人大副主任的杨俊箐。现任、曾任股级干部的人员有:王德华、朱学先、陶镜荣、张道平、苏建刚、安德义、王时龙、陶正良、王月兰、张顺德、陶仕阳、张文森、朱明亮、李德美、朱建成、王有才、杨光荣、杨光华、朱显良、张学刚。现任、曾任护士长的有张亚丽、朱佳惠、朱春梅、张爱玲。 医疗机构 1949年前,威宁只有一所公办的卫生院。开办于民国27年(1938年),为省的乙级卫生所,工作人员3人4。民国30年(1941年),改为三等县卫生院。川滇公路卫生站与县卫生院合并后改为二等县卫生院。民国35年(1946年),将二等卫生院升为一等县卫生院,111作人员10人,病床5张。1949年11月,威宁县国民政府县长马昆任保安部队独立第四师师长,县卫生院列为独四师下属军医处。12月,独四师起义。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派驻独四师的军代表接管军医处(原县卫生院),工作人员7人,病床5张。10月,威宁县人民政府将县卫生院新建为“威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6年,改称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设置门诊、病房、总务三个组及中医门诊和中药房。195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设置住院部、门诊部、医技科、行政科和后勤科。1980年,在已开设门诊、内科、儿科、外科、妇产科的基础上增设儿科病房、传染病房,成立中医科、药剂科、x光科、检验科、供应室,设立护理部。1988年2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编制委员会行文恢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为局级事业单位,隶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局。医院设置17个科室:院办公室、医务科、防保科、护理部、总务科、财务科、门诊部、内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儿科、中医科、药品器械科、检验科、供应室、放射科。1990~1998年,又设置口腔科门诊、保卫科、急诊室、外科分为外一、外二科及综合科病房。医院逐步增设了医疗设置、房屋设备、服务设备;人员从1950年的7人增到2003年的216人,业务技术人员为199人,其中副高职务7人,中级57人,初级135人;大专文化程度的50人。 曾在、现在在医院工作的苗族医术人员有:杨俊箐、朱学先、张文生、朱佳惠、杨华惠、韩庆光、朱茗、朱建成、朱春梅等。 石门坎平民医院 石门坎平民医院系西药房扩办机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人柏格理在石门循道公会传教时,于教区设立简易药房,柏格理和妻子为教徒看病发药。这是西医西药传人威宁的最早时期。柏格理还在石门坎给苗族教徒和群众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发生。民国4年(1915年)9月,石门坎流行伤寒病,患病的学生较多,柏格理和韩孝贞亲自给予医治和护理。柏格理也染上了伤寒病,医治无效,于1915年9月16日去世,安葬于石门坎。 1926年,英国牧师张道惠及石门坎派去华西协合医学院学习取得博士学位的苗族医生吴性纯到石门坎,二人继续为苗民医疗疾病。1930年,将药房扩办为“石门坎平民医院”;1937年由杨忠明接办;1941年朱明义接办;1949年2月李德美接办。 1952年,威宁县人民政府派陆惠英、林茂必等人前往接管石门坎平民医院,以后并入黑土河区卫生所。 威宁县妇幼保健院 威宁在新中国成立前未设妇幼保健机构,民国政府的县卫生院到1948年时也只有两名助产士,主要是开展接生业务。 1952年,威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和“土改”卫生工作队抽人在城关和部分区培训接生员,在县城设立接生站,开展接生工作。1954年2月,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妇幼卫生保健站。195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站和县防疫站合署办公。1961年8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站为独立机构,工作人员最多时为7人。196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站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合并。1972 年10月,又恢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站,地址先在原城关区卫生院后迁江西街楚圣宫。1982年8月7 1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编制委员会批准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站改名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院址在解放路,内设办公室、保健部、住院部、门诊部。1989年1月6日,编委明确妇幼保健院为区局级事业单位,隶属卫生局。1990年后,内设机构未变。妇幼保健院(站),主要是开展全县妇女病的防治、儿童健康检查、疾病防治,开展新法接生,疫苗接种等工作。妇幼保健院建站后工作人员长时期只有二三人,2003年工作人员39人;房屋建设已具规模;医疗设备具有计划生育手术器械、X光机、检验设备、冰箱、胎儿监护器、红外线乳腺诊断仪、微波治疗仪等设备。曾在、现在在保健院工作的苗族医生有王月兰、杨敏智、王美英等。 县中医医院 1985年2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1986年7月1日正式开展医疗业务,1988年4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行文明确为区局级事业单位,隶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局。中医医院内设办公室、总务科、医技科、药剂科、民族医药科、针灸室、门诊部、住院部、护理部、预防保健部、供应室。中医医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威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中医医院1986年职工为17人,1988年4月增为68人,2003年,全院职工59人。现有房屋初具规模,大中型医疗设备有尿十项分析仪、五官科检查器械、化验设备、列隙灯显微镜、脑电地形图仪、心电工作站、200毫安X光机、心电监护仪、电解质分析仪等设备。曾在、现在在中医医院工作的苗族医生有:张仁义、张义良、张顺德、张爱丽、马永军等。 医疗卫生网络的建立 县医疗卫生单位 1950年10月,威宁县人民政府将威宁县卫生院新建为威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6年改称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952年8月,建立威宁县消毒站,1953年3月更名为威宁县卫生防疫站。 1954年2月,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妇幼卫生保健站,以后称为妇幼保健站,1982年8月,更名为妇幼保健院。 1958年6月,创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初级卫生学校,1987年12月,改称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苗族教师张立东、张玉华等曾在卫生职业技术学校任教,培养了一大批乡村卫生人员。 1982年8月,建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药品检验所。苗族医生陶仕阳曾任副所长,党支部书记。 1985年2月,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1995年5月,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单采血浆站。 区及乡镇医疗卫生单位 1952年威宁县开始建立区卫生所,首建二塘区民族卫生所;1957年威宁14个区已建13个区卫生所;1958年以区建立14个公社医院;1961年人民公社医院改称为区卫生院;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后,全县35个乡镇组建了35个乡镇卫生院。在苗族较多的乡镇都有苗族担任正、副院长职务及医生、妇幼保健员和防疫员等医疗卫生人员。 乡镇集体所有制医疗卫生单位 威宁乡镇卫生院(所)集体所有制单位,不同历史时期名称各异。1956年牛棚区四个乡建立保健室;1957年建乡卫生所,1959年公社化后建立管理区卫生所133个;1961年建立人民公社卫生所139个;1975年建立人民公社卫生院112个;1984年人民公社改称乡,乡卫生院为112个。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后,原乡卫生院改为片区、管理区卫生所。乡、管理区、人民公社及乡镇集体所有制的卫生所、院,其机构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的原则。其经费为民办公助,主要靠自己创收,国家财政解决人员部分工资,房屋建设、医疗器械设备上给予适当补助。 村卫生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威宁县设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设卫生站,自然村设卫生室。1958年后,乡级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保健室(所),保健员和卫生员不脱离劳动生产,1970年兴办合作医疗后,以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站,卫生人员称为赤脚医生。1984年后按乡下属的村建立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实行自收自支,国家财政给予适当经费支持。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后,逐步规范村卫生室的网络建设。按照有关法规审批开办的个体医疗诊所在城乡占有相当比例。 现全县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建立在逐步完善,改变了苗族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苗族人民的身体健康逐步得到保障。 人物春秋篇 (按姓氏笔画排列) 第一节 历史文化人物 王明基,男,(1898~1967年11月),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参与改革、完善老苗文的主要成员,石门坎教会学校农业、手工业技术推广部的创办者。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王道源,男,(1877~1907年3月22日),黑土河乡爱华村人。滇黔川边苗族基督教会创建人之一,参与老苗文创制的主要成员之一。 杨荣新,男,(1896~1959年),石门乡荣和村人。高中文化,参与改革、完善老苗文工作。石门坎西南教区会计。 杨雅各,男,(1882~1946年2月),石门乡雨撒湾人。早期苗族布道员之一,参与创制老苗文、翻译《新约全书》的主要成员。 陶自更,又名陶自改,(?~1958年),石门乡新龙村人。原石门坎基督教会孤儿院主管人员。苗族古歌、歌谣传唱者。
第二节 政界人物 王正尧,男,1940年4月27日生,兔街乡青峰村人。中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人事局副局长、局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助理调研员;县委第五、六届委员、县纪委委员。1990年荣获全省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2000年5月退休。 王兴光,男,1951年5月生,黑土河乡白么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公所副区长,区委组织委员、黑土河乡党委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贵州省第八、九届代表大会代表,县第八、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现任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党校校长、老年大学校长、政法委书记。 王有福,男,(1911~1995年10月),龙街镇银桥村人。高中文化,历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金阳县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常委;金阳县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金阳县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建德,男,(1934年12月~2000年10月26日),云南省彝良县拖姑梅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宣传部部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共贵州省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和贵州省第八届人大代表。 王显德,男,1950年10月生,雪山镇红旗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员兼组织部干审科科长,宗教事务局局长。现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2003年获毕节地区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奖。 王盛邦,男,(1895年6月21日~1972年7月),龙街镇马踏大瓦房人。初中文化,历任云南省大关县第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和第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委员。 朱文才,男,1941年3月生,云贵乡仙马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物资局副处级部员,审计处副处长等职。曾被评为铁道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路先进审计工作者”。1996年1月退休。 朱文正,男,(1896年7月~1976年8月13日),大街乡大松村人。大松教会第九任传道,葛布教会总会长老,历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朱文刚,男,1941年4月14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共昭通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昭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昭通市(现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协昭通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兼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政协昭通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正县级调研员。1991年被评为昭通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2001年4月退休。 朱佳仁,男,(1928年12月~2001年9月5日),龙街镇银桥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原黑土河区副区长、区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三、五、六届委员会主席;贵州省第三届人大代表。 朱家林,男,(1921年9月~1994年3月16日),兔街乡花红坪村人。毕节地区教会牧师,省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基督教“两会”会长、主任,历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李文汉,男,1957年4月生,龙街镇营合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毕节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民族处副处长,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中共毕节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中共毕节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毕节地区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 李文阳,男,1957年4月18日,龙街镇丰光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现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机关党总支书记(副县级)兼司法警察大队队长。曾被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授予“优秀人民检察官”称号。 张风华,男,(1920年~1990年),石门乡荣和村人。中简师文化,历任云南省盐津县垦荒区副区长,盐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盐津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盐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本仁,男,(1923年3月11日"--,1994年5月11日),哲觉镇论河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委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秀玲,女,1946年10月生,兔街乡高原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么站区副区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贵州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1983年荣获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证书。现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张超伦,男,1918年12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医学博士学位,历任贵州省卫生厅厅长,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政协贵州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1983年加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十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和常委,第三届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和常委;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第一、二届主任委员,第三、四届名誉主任委员。 吴朝深,男,(1937年10月23日~2005年2月13日),原贵州省凯里县湾水公社洪溪小寨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小海区革委会主任、区委书记,县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副县级调研员。 杨汉先,男,(1913年农历十月十日~1998年10月23日),石门乡草原村人。大学文化,我省著名爱国主义人士,优秀领导干部,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政协贵州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一、二、三届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杨明光,男,1923年12月生,龙街镇团结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宗教志办公室主任等职。曾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评为“优秀离退休干部”。1987年12月退休。 杨俊箐,女,1937年8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大学文化,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兼)、副主任中医师。历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委,第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7月荣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85年9月荣获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的“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98年4月退休。 杨海琰,女,1967年10月生,贵州黄平县人。大学文化。现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副局长。贵州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1991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妇联机关“优秀团干部”。 杨智光,男,1942年11月6日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工程师,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党组副书记;中共毕节地委副书记兼政协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贵州省老年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贵州省第九、十届人大代表。 杨智明,男,1954年2月5日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牛棚区副区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物资局局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毕节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现任毕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朝禄,男,1945年4月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台烈镇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县委常委,贵州省军区、毕节军分区党委委员;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县级调研员、享受副地(厅)级待遇。1990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严打’斗争先进工作者”称号。2002年5月退休。 陶丽琴,女,1941年5月1日生,云南省彝良县毛平区虎丘乡石头寨人。中师文化。历任中水区农业中学、中水小学、出水、中水中学教师;云南省大关县天星中心完小副校长,大关县农中教导主任;大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政协大关县委员会副主席,大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云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98年10月退休。 1978年8月被评为县“先进教育工作者”,1979年7月被评为县“优秀教师”;1983年7月被评为云南省‘'三八红旗手”,1984年8月被评为昭通地区“先进教师”,1996年4月被评为昭通地区“双学双比”先进工作者。
第三节 军界人物 王泽辉,男,1956年7月生,龙街镇团结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某省军区医院9级医师、副团级;8级主治医师,中校军衔、正团级;7级主治医师、上校军衔,副师职级别。1976年、2001年、2003年分别被某军区后勤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2004年12月退出现役。 张斐然,曾用名孟侠,男,(1916年农历十二月-1982年1月15日),黑土河乡新华村三家寨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游击团党支部委员、政治部副主任兼游击团第五连指导员、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设科科长;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留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毕节地区第二中学任教;“文革”中再次遭迫害,“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1979年5月平反, 由毕节地区第二中学作离休教师安置。
第四节 劳动模范 王惠超,男,(1936年4月~2005年4月10日),雪山镇灼圃村人。大专(结业)文化,中共党员,县种羊场原副场长。1957年荣获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授予“放牧工作优异”奖,1958年国家农垦部授予“先进生产者’’奖章。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科技四等奖”荣誉证书;198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部、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83年、1984年、1990年分别荣获国家农业部“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成绩’’荣誉证书。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94年12月退休。 张凤祥,男,1945年5月15日(农历)生,哲觉镇箐竹村人。高小文化,中共党员,曾先后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和六盘水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历任六盘水市环卫管理处环卫中队长、环卫督察股股长、环卫工会副主席等职。1986年11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环卫工人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9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先进工作刺称号。1986年获“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六盘水市人氏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曾当选为中共贵州省第六、七届代表大会代表;六盘水市第二、三届人大代表。1987年、1990年被六盘水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4年7月退休。
第五节 文化学术界 王德光,男,1926年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苗语)研究工作,发表论文多篇。1988年3月退休。 杨光勋,男,(1938年12月~1997年3月),贵州省黄平县山凯寨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曾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文化馆员。历任威宁第二中学副校长。中国傩戏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会、贵州省民族音乐学会、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等15个专业学术团体会员;毕节地区摄影协会、毕节地区音乐协会、群众文化学会理事。贵州省三大集成先进工作者,毕节地区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民间文学编纂工作先进工作者。 杨世武,男,1951年9月13日生,龙街镇银桥村人。中专文化,云南昭通市昭阳区群众文化辅导馆员(中职)。组织编排演出的芦笙舞蹈曾获云南省首届“聂耳音乐周表演奖”;1988年9月获“第三届滇东北戏剧节”(集体)一等奖;1989年7月获“滇东北片群文调演”一等奖;1994年获云南省“第四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最佳表演奖。
第六节 教育界 一、中教高级职称以上 王文宪,男。1943年7月29日生,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副校长兼工会主席,安顺地区(现为市)实验学校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1980年9月获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1986年8月被贵州省育教员会教育工会评为“教育工会先进工作者”。政协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共贵州省第七届代表大会代表;安顺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2004年夏退休。 王惠泽,男,1925年8月生,迤那镇水塘村人。大学文化,威宁民族中学高级教师。1987年获“省职工职业道德读书知识竞赛”三等奖,1988年7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91年2月退休。 朱正文,男,1953年6月生,龙街镇奢基姑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公所副区长,大街区公所区长;龙街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学高级教师。 朱玉芳,女,1941年11月23日生于石门乡。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云南省昆明电机厂中学高级教师。1979年被评为昆明市“先进教师”,1984年评为昆明市“先进班主任”,1994年评为昆明市西山区“模范教师”。1994年10月退休。 朱焕章,字斗光,男,(1903年8月~1955年12月12日),龙街镇金星村人。大学教育学士学位,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今石门民族中学)的倡导创办者,校长,曾被推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威宁县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教育厅中教科、民族教育科副科长。1955年在“左”的错误思潮中受屈,辞世于贵阳黔灵山。1981年2月平反。 杨波,男,1952年10月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大专文化,龙街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2001年发表的《两位数相乘的一种计算方法》获国家一等奖;《对初中(代数)第一册(上)的几点看法》获国家二等奖。200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杨世敏,女,1964年8月3日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大学文化,毕节学院艺术系声乐讲师。1982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获二等奖;1986年参加贵州省第二届“苗岭之声”音乐节声乐比赛获第一名;同年参加贵州省广播声乐大赛获专业组第一名;1998年参加贵州省首届音乐教师声乐大赛获第一名。 杨华群,男,1935年11月15日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威宁民族师范学校中等职校教师(讲师)。1993年9月被毕节地区教育局、毕节地区人事劳动局评为“优秀教师”,1987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97年11月退体。 杨忠信,男,1933年11月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民族师范学校副校长,威宁民族中学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中学高级教师,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共威宁县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1994年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94年11月退休。 李德遍,男,1931年6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大学文化,云南省怒江洲泸水县第一中学高级教师。曾先后在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对外贸易局驻中缅边境办事处、怒江洲泸水县第一中学工作。1990年8月退休。 唐菊,女,1959年4月5日生,贵州省黔西县重新镇人。大学文化,威宁民族中学高级教师。1998年12月荣获贵州省优秀教师称号。 二、中教一级 王丽,女,1972年1月生,云南省彝良县拖姑梅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威宁民族中学一级教师。 王正奇,男,(1943年11月~1990年2月),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大专文化,石门民族中学一级教师。 王建荣,男,1947年1月5日生,黑土河乡新华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中水镇中学一级教师。历任黑土河乡教育辅导站(以下简称“教辅站”)站长。2003年退休。 朱玲,女,1972年2月7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大学文化,织金县第二中学一级教师。2004年指导三位学生参加高中化学竞赛获贵州省教育厅教研会、省化工学会三等奖。 朱达义,男,1938年8月生,兔街乡花红坪村人。大专文化,兔街乡中学一级教师。1998年9月退休。 张建林,男,1948年7月生,石门乡团结村人。大专文化,石门民族中学一级教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杨嵩,男,1966年3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中学一级教师。 杨智娟,女,1970年2月14日生,云南省彝良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毕节地区民族中学一级教师。2002年获贵州省第二届政治思想教育课高中组优质课评选活动二等奖;2004年被评为毕节地区民族中学系统先进工作者;2004年、2005年被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连续评为优秀班主任。 蔡敏,女,1966年10月生,贵州省大方县牛场乡独库村人。大专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中学一级教师。 潘建芬,女,1968年2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大学文化,毕节学院附属中学一级教师。2001年被共青团毕节地委评为优秀团干部;撰写论文《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获毕节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优秀教学论文三等奖;2002年撰写的《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获二等奖。 三、小教高级 马伦,1970年6月生,龙街镇丰光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云贵乡教辅站“两基’’专干,小学高级教师。历住教辅站教务室,街边小学教导主任。 马俊灵,女,1955年10月I--I=,雪山镇栽树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城关第一小学高级教师。 马树成,男,1954年12月26日生,斗古乡三营村人。中师文化,曾任牛棚区水塘小学校长兼教导主任。草海镇小山小学高级教师。1994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王星,男,1956年11月生,兔街乡青丰村人。中师文化,曾任兔街乡轿顶小学、鱼鳅湾小学校长。兔街乡教辅站教务员,小学高级教师。 王才雄,男,1956年10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龙街小学校长、教导主任。龙街镇大寨小学副校长、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王友德,男,1937年6月15日生,龙街镇木槽村人。初师文化,曾任哲觉镇论河小学、龙街大寨小学、木槽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1985年9月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二十年以上教龄”荣誉证书;1990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工作逾三十年”荣誉证书。1997年7月退休。 王正忠,男,1944年4月生,云贵乡平原村人。高速师文化,曾任云贵乡水塘小学校长。云贵乡小学高级教师。2004年退休。 王正清,男,1952年5月生,黑土河乡高山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黑土河乡白么小学校长。白么小学高级教师。 王正祥,男,1943年3月生,石门乡新龙村人。中师文化,石门乡新龙小学高级教师。2003年3月退休。 王庆芬,女,1960年10月生,迤那镇水塘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城关第一小学高级教师。 王向昆,男,1970年4月28日生,龙街镇银泉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云贵乡中学校长。黑土河中学小学高级教师。 王进良,男,1942年9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高中文化,龙街镇马踏小学高级教师。2002年6月退休。 王明升,男,(1948年10月6日~1997年8月31日),龙街镇木槽村人。中师文化,曾任石门民族中学团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总务主任,龙街中学总务主任,小学高级教师。1989年获毕节地区“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获“为青年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奖。 王明荣,男,1934年3月15日生,龙街镇木槽村人。中师文化,龙街镇龙河小学教导主任,小学高级教师。1992年8月退休。 王金荣,男,1955年8月生,海拉乡草原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迤那镇中学教导主任、教辅站教务员。教育局教研员,小学高级教师。1985年9月被评为贵州省“三育人”先进工作者;1986年9月被毕节地区评为“为人师表”优秀教师;2003年7月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 王绍全,男,1952年12月7日生,龙街镇木槽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雪山镇民族小学副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王绍纲,男,(1939年~1999年12月23日),石门乡年丰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石门民族学校校长,小学高级教师。198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1998年6月退休。 王绍明,男,1966年1月生,龙街镇木槽村人,中师文化,兔街中学小学高级教师。1994、1995年、1996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教师”。 王国英,男,1936年6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中师文化,大街乡大街小学高级教师。1996年7月退休。 朱开学,男,1945年7月13日生,石门乡营坪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石门民族学校小学高级教师。1985年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986年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二十年以上教龄,,荣誉证书;199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朱玉芝,女,1946年5月3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贵阳市白云区下堰小学高级教师。1986年、1989年先后评为贵阳市“先进教师”;1987年6月获贵阳市“共青团园丁奖”。1998年退休。 朱玉芬,女,1950年10月10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中师文化,威宁民族师范学校附小小学高级教师。2005年3月退休。 朱正华,男,1948年7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师文化,曾任石门乡教辅站站长,石门民族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1991年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教师”。 朱正德,男,1957年11月生,龙街镇营合村人。中师文化,曾任龙街镇马踏小学副校长、教导主任。龙街镇教辅站农普教专干,小学高级教师。1996年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教师”。 朱达尊,男,1934年10月生,兔街乡花红坪村人。初中文化,兔街乡兔街小学高级教师。1990年6月退休。 朱明刚,男,1942年9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高中文化,大街乡大松小学高级教师。2002年10月退休。 朱明亮,男,1938年11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中师文化,大街乡教辅站小学高级教师。1998年12月退休。 安正昌,男,1941年4月生,大街乡高华村人。中师文化,大街乡大街小学高级教师。2001年退休。 安明俊,男,1936年3月生,大街乡坪上村人。中师文化,大街乡大松小学高级教师。1996年退休。 李学宏,男,(1924年4月18日~2000年2月9日),龙街镇丰光村人。大专文化,惠水县大华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汪全,男,1942年12月生,雪山镇栽树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雪山镇雪山小学高级教师。1985年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二十年以上教龄”荣誉证书;1993年7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2003年退休。 吴善国,男,1954年9月生,石门乡年丰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石门乡教辅站站长,石门民族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小学高级教师。 罗荣昌,男,1947年9月生,羊街镇车边村人。初师文化,羊街镇铺处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张文学,男,1943年3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初中文化,曾任龙街区高原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1990年被毕节地区评为“优秀教师”。2003年3月退休。 张文聪,男,1949年6月10日生,么站镇联合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么站镇瓜拉小学校长。么站镇教辅站工会主席,小学高级教师。 张光德,男,1928年2月17日生,羊街镇西华村人。初中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历任蛇街乡农协会主席;羊街镇蛇街小学高级教师。1988年9月退休。 张秀兰,女,1973年5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云贵乡云贵中学小学高级教师。 张志芳,男,1946年3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中师文化,曾任龙街镇天桥小学校长。龙街镇银泉小学高级教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张志学,男,1968年12月生,么站镇水塘村人。中师文化,么站镇瓜拉小学高级教师。 张金芳,男,1944年4月生,麻乍乡得营村人。初师文化,中共党员,麻乍乡教辅站党支部书记、教育工会主席,小学高级教师。2004年8月退休。 张明光,男,1928年5月12日生,羊街镇交河村人。中师文化,曾任赫章县铁匠乡石岗小学校长。羊街小学高级教师。1988年9月退休。 张国亮,男,1934年7月1日生,石门乡新龙村人。中专文化,曾任黑土河乡新华小学校长。新华小学高级教师。1994年退休。 张美琪,女,1937年2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初师文化,城关第一小学高级教师。1991年9月退休。 张德光,男,1944年5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初中文化,大街乡大街小学高级教师。2003年8月退休。 张德科,男,1964年10月生,牛棚镇新山村人。大专文化,牛棚镇第一小学高级教师。 杨歌,女,1954年10月生,兔街乡沙坪村人。中师文化,大街小学高级教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 杨永聪,男,1944年7月生,大街乡兴隆村人。高中文化,大街乡大街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2004年8月退休。 杨世福,男,1954年11月生,迤那镇樱桃村人。中师文化,牛棚镇雨朵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杨华明,男,1957年10月5日生,双龙乡江林村人。中师文化,双龙乡第二小学高级教师。 杨华德,男,1959年11月20日生,双龙乡江林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双龙乡双龙小学高级教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杨光耀,男,1955年9月生,黑土河乡爱华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曾任黑土河中学校长。黑土河乡教辅站教务员,小学高级教师。 杨俊美,女,1954年10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城关第二小学高级教师。中共威宁县委第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杨富光,男,1953年12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中师文化,石门民族学校小学高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教师”。 韩庆礼,男,1940年8月生,观风海镇白沙村人。高小文化,观风海四十五户小学高级教师。2002年2月退休。 韩庆荣,男,1938年12月19日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洛泽河村三家寨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曾任中水区新华小学、石门坎小学教导主任、校长;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校长,龙街乡教委常务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等职。1995年9月退休。 韩庆碧,男,1947年生,观风海镇白沙村人。中师文化,曾任观风海区清水小学校长。观风海镇四十五户小学高级教师。2001年12月发表的《浅谈汉语拼音简易教学法》荣获《中国教育研究论坛》大型征文评选一等奖;2002年6月发表的《退位减法中的先减后加教学法》荣获第二届“优胜杯”中国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2003年7月发表的《小学教学减法教学探索》荣获《教与学》全国教师教育论文一等奖;2003年被北京市新世纪方略教育研究院聘为一级研究员。 第七节 医疗卫生 王耘,男,1954年9月生,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大专文化,石门乡计划生育服务站主治医师。 王明光,男,1949年1月20日生,迤那镇乡民村人。大专文化,牛棚镇卫生院主管中药师。 朱茗,女,1970年10月30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大专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朱玉华,女,1938年12月21 Et生,石门乡人。中专文化,曾任云南省永善县马楠区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三中学校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委员、常委。1982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长期工作在高寒民族地区科技工作人员”荣誉证书。1990年退休。 朱学先,男,1929年12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1989年3月退休。 朱佳惠,女,1954年1月19日生,大街乡大松村人。中专文化,县人民医院外二科主管护师。1993年被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评为“先进个人”;1996年8月参加在北京全国高级护理学术论文研讨会上发表的《重性颅损伤的救护体会》论文获奖。 朱春梅,女,1959年5月4日生,石门乡营坪村人。中专文化,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吴性纯,字静修,男,(1898年10月,~1979年8月19日),石门坎年丰村人。医学博士学位,云南省昭通地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政协昭通县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曾任昭通地区人民医院护士学校校长。 张义良,男,1939年8月14日生,石门乡荣和村人。高中文化,县人民医院主治中医师。1983年7月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和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85年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98年退休。 张文生,男,1936年4月生,云南省武定县近城镇乌龙办事处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县人民医院医疗主治医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届人大代表。1983年7月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和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85年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93年1月退休。 张建明,男,1935年7月生,龙街镇营合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云南省彝良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1971年、1972年连续被评为煤炭部24处先进工作者。1985年被评为昭通地区“卫生先进工作者”。1998年8月退休。 张顺德,男,1931年9月生,云贵乡五星村人。中专文化,县中医院主治医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92年退休。 杨华惠,女,1956年11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专文化,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杨志高,男,1929年5月5日生,大街乡嘎基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毕节地区撒拉溪医院主管药师。1984年卫生部授予“从事卫生防疫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85年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授予“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1989年被中共毕节地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12月退休。 陶开祥,男,1934年8月14日生,云南省彝良县毛坪区虎丘乡簸箕寨人。中专文化,石门乡卫生院主管医师。1986年获国家卫生部“卫生防疫工作”荣誉证书、奖章和物质奖励。1999年退休。 陶仕阳,男,1935年7月生,石门乡年丰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原龙街区、羊街区、中水区卫生院院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药品检验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管理医师职称。1995年8月退休。 韩庆光,男,1963年10月12日生,云南省彝良县毛坪乡人。中专文化,县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
第八节 农 业 朱艾光,男,1930年11月26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大学文化,云南省农业厅土地肥料工作站高级农艺师。对云南省组织历时十年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所完成的“土壤资源调查”项目(《云南土壤》、《云南土种志》、《成果系列图》)荣获1991年云南科技二等奖。1985年云南省热作学会授予“在从事热带作物科技和为热作生产发展工作25年”荣誉证书;1990年云南省农学会授予“从事农业技术工作30年以上”荣誉证书。1991年1月退休。 朱明安,男,1936年12月21日生,兔街乡花红坪村人。大学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局农技站站长,农艺师。1995年8月国家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牧渔丰收二等奖,推广马铃薯良种综合增产技术项目中为第21名完成者”证书。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1997年12月退休。 张建良,男,1932年2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大学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局良种场副场长,农艺师。1990年国家农业部授予“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者”荣誉称号;199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者”荣誉称号。1992年3月退休。 陶仕荣,男,(1948年~2004年10月),龙街镇龙河村人。中专文化,龙街镇农技站农艺师。
第九节 畜牧业 王德兴,男,1945年12月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大专文化,兔街乡兽医站兽医师。 朱达莹,男,1944年7月生,雪山镇牧场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雪山镇兽医站畜牧师。1992年10月获贵州省“‘七五’期间贵州半细毛羊阶段成果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3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农技推广”荣誉证章;1993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荣誉证书。 李学高,男,(1916年8月~2005年9月26日),龙街镇营合村人。大学专科文化,毕节地区畜牧科研所高级畜牧师。1978年培育贵州半细毛羊取得初步成果获省科学大会奖励;同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省、地科学大会奖励;1980年3月培育推广贵州半细毛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2年12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参加赴新西兰考察畜牧业生产,为威宁等地的围栏种草养畜进行了大面积的实践工作;1983年7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部和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荣誉称号;1987年省科学大会授予“为科学技术工作作出重大贡献者”奖励。 1978年当选为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七届代表。1988年2月退休。 张文德,男,1937年12月生,兔街乡高原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畜牧兽医站站长、兽医师。1993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长期从事科技工作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7年8月退休。 杨华庆,男,(1949年10月18日-2004年1月4日),龙街镇营合村人。中专文化,云贵乡畜牧兽医站兽医师。 杨光逵,男,1940年10月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种羊场场长,畜牧师。1981年至1992年参与完成考力代半细毛羊的纯繁提高研究成果荣获省、地、县三等奖。1998年退休。 杨建光,男,1958年2月12日生,龙街镇丰光村人。中专文化,草海镇兽医站兽医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第十节 水 电 王崇兴,男,1937年5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大学文化,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局水电工程师。曾当选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1997年7月退休。 朱文祥,男,1944年8月22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大学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水工工程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2004年10月退休。 张义柏,男,1949年4月生,黑土河乡新华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赫章县卡上电站站长,水电工程师。1994年从事科研工作,j997年后有五项发明成果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专利号分别是:ZL97205608·4;zL98122·6;ZL99232343‘6; ZL0025988SX:ZL00223410·6。在广州科技博览会上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被中国教育电视《专利档案》栏目第二期采播,2001年被聘为中国科技与人才开发中心技术顾问。
第十一节 地质、交通、建筑 朱正宁,男,1967年3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中专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营建筑工程公司土建系列工民建筑专业工程师。 朱显灵,男,1943年2月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震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998年荣获“全国地震、防震、法规知识竞赛”贵州分区二等奖;2002年3月中央宣传部、中国地震局授予的“防震减灾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奖;曾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5 月退休。 张义先,男,1938年12月25日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专文 化,云南省昭通县交通局工程师。1996年12月退休。
第十二节 知名人士及民间艺人 一、知名人士 王建国,男,(1920年-1992年5月14日),黑土河乡爱华村人。中专文化;收集、翻译、整理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和新苗文推行工作者。 1957年在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工作期间,负责滇东北次方言新苗文标准音点创制和推行工作;与韩绍纲合编了《苗族农民识字课本》,和李壁生先生等协作翻译苗族古歌、故事、传说等资料交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 王德春,别名:雨膏,又名:杨进一,男,(1905年7月-1961年3月),龙街镇丰光村人。大专文化,历任威宁两级(现城关一小址)小学校长,县督学,石门坎小学第七任校长,龙街法安河省立小学校长,县中学(现城关一小址)教导主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朱明星,字晓光,男,(1927年12月-2001年8月),黑土河乡半坡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威宁游击团团机关文书,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组训科副科长,正团十六级。 在部队期间,荣立昆明军区、贵州省军区三等功各三次,被评为雷锋式人物。多次评为毕节军分区、省军区、昆明军区学代会代表,贵州省第五届人大军队代表。离休后,受聘担任顾问,收集、抢救党史和民族资料,参与翻译、编写苗文一、二、三册,翻译近代电影歌曲百余首,参与译制《陈毅市长》电影涂磁配音和苗文课本,《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及《苗族民间文学选读》的收集和编译等工作。 1988年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兴黔致富”奖;1989年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军区授予“先进军队离休干部”奖;同年被国家民政部、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先进军队离休干部;1988年中央军委总政部授予解放功勋章。 朱明亮,男,(1923年6月~1996年11月),黑土河乡半坡村人。国民党黄埔军校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少尉排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班培训。历任县防疫站代理站长,原牛棚区、中水区、龙街区中心卫生所所长。“文革”中受到批斗。后任石门人民医院副院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委员。 李德美,女,1916年3月5生,云南省彝良县毛坪镇青树林人。中专文化、护理专业,石门卫生院护士。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荣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部、科学技术协会“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 张友伦,男,(1922年3月~2005年1月28日),赫章县可乐乡葛布村人。大学文化,历任石门民族中学、威宁民族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张宗义,男,(1915年~1989年),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初中文化,威宁游击团五连三排排长、原黑姑乡乡长。 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伪乡民代表主席、黑姑乡伪副乡长。1949年10月参加陆嵩岚、张斐然等地下党组织的威宁游击团,并任第五连三排排长,参加出征彝良阻击蒋军张桐森师残部,后受命游击团党组织指派带领一班人及枪支任黑姑乡乡长,建立新政权,发动群众,维持地方社会治安。1951年清匪反霸时,被以历史问题错捕判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5年,1965年刑满释放就业,1985年退休回原籍。1986年7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改判 无罪,按游击团成员对待;1987年8月,落实干部政策,恢复张宗义干部名誉,由中水区公所作退休人员安置。 张恩德,男,(1923年10月~1993年),云南省彝良县奎阳乡仙马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中学一级教师,石门民族中学原校长。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张德全,男,(1918年6月~2000年11月),石门乡荣和村人。初中文化,石门民族学校教师。历任石门坎小学教务主任、大街区轿顶山小学校长。因曾任威宁县国民党党部干事,于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86年8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回校工作。 杨华福,男,(1913年~1965年9月),大街乡嘎基村人,烈士。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1965年9月26日,生产队队房失火,他一次次地冲人火海抢救出集体粮食和牲畜,最后一次冲进屋内,火海已将房门封住,他被烧伤倒地。经抢救无效牺牲。 他在医院治疗抢救期间,中共威宁县委立即号召全县机关干部职工为其献血献皮。1965年12月,《贵州日报》刊登杨华福舍身抢救集体财产的事迹,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宣传。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在1966年1月7日召开的全省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号召全省人民向杨华福学习,《贵州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杨华福英雄事迹的运动》。 1966年1月6日,中共威宁县委追认杨华福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为革命烈士。 杨忠德,男,(1915年4月~1994年4月3日),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大学文化,历任石门坎光华小学代理校长,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教导主任,石门坎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威宁民族中学副校长、第二中学副校长。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 1952年春,参加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去重庆、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4年6月成立威宁县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任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三、四、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政协贵州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1976年退休。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积极参与对石门坎老苗文的改革和完善;50年代积极参与学习、研究、创新、推广新苗文工作。退休后全力从事编写苗文课本、读物、歌曲,翻译整理苗族古歌、故事。晚年着力编写《苗汉词典》,并撰写多篇关于苗族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等文章。荣获省、地、县授予的“老有所为‘精英奖’”荣誉称号及证书。 陶开群,原名陶开富,字润之,(1916年9月9日-1999年1月6日),云南省彝良县毛坪区虎丘乡石头寨人。初中文化,石门民族中学教师。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79年退休。 1937年9月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昆明分校毕业,同年10月10日随军开赴抗日前线,时任3营10连连长。1938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同年7月与失散的川、滇军战友一道返回云南,12月回到昭通;1939年初到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1958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中共威宁县委作出决定,对错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韩正明,男,(1915年6月~1993年),石门乡荣和村人。中师文化,石门坎小学原校长。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从事教育工作逾30年”荣誉证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平反回校工作。1979年11月退休。 韩绍纲,男,(1920年11月29日~1982年4月9日),龙街镇大寨村人。中专文化,曾任石门坎光华小学、观风海45户小学校长,龙街中学教导主任,苗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翻译、整理工作者。 1957年至1961年在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工作期间,与杨汉先、王德光、李壁生、王建国等一同对在苗族地区搜集到的大量民间故事约30万字,民歌约20万字进行了翻译整理,分别编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翻)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十一、十二、十四和二十九集。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二、民间艺人 王文兴,男,1948年10月2日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初中文化,凿石工艺兼业余绘画农民。1974年与人合绘的《志在龙河绘新图》作品获奖。从事石工30多年,錾石雕刻技艺日益精湛,在龙街、黑土河等乡镇很有名气。 朱华光,男,1952年5月16日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初中文化,业余绘画农民。1983年获国家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纪念奖。作品《洗麻布》获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颁发的鼓励奖;作品《花场晨》获贵州省文化厅颁发的鼓励奖,作品《昼夜不息》、《年饭》在省、地的参展中受到好评。 韩庆龙,男,1949年6月1日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初中文化,业余绘画农民,与人合绘《志在龙河绘新图》作品,刊载于《山花》杂志上;所创作品《花场一角》获地区二等奖。
第十三节 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部分苗族人员概况(排名不分先后) 张斐然,大专文化,中共地下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49年10月参加组建成立威宁游击团,任团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五连指导员、政治部主任等职。 朱明章,又名朱泽民,高小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教导队队员(副排级)。 朱泽福,初中文化,云南省永善县人。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团教导队队员(副排级)(此人系石门中学学生,从学校参加游击团)。 朱正荣,中专文化,1950年9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医务室医生。 朱富祥,不识字,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游击团第五连战士,1950年12月游击团整编调威宁县公安队战士、副班长。 朱学祥,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团部通讯班战士、副班长,1950年12月调警卫营卫生处卫生员。 朱礼荣,小学文化,1949年12月参加游击团,系团第二连战士,1950年4月23日团箐战斗中壮烈牺牲。 朱正清,不识字,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战士,1950年12月调县公安队战士。 杨浩文,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通讯员系第五连事务长。 杨华邦,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战士,1950年4月23日团箐战斗中负伤。 杨华福,初中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团教导队队员。 杨华国,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五连通讯员,后调团部通讯班班长。1950年12月调某师某团团部电话排战士。 杨树清,不识字,原卢嵩岚部下,1949年10月随卢到游击团任一连一排班长,1950年12月提为副排长,后调毕节军分区特一连任排长。 张宗义,初中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三排排长,后任黑土河区黑姑乡乡长。 张义棋,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三排班长,后调团直属连三排任副排长。 张义波,小学文化,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张国清,小学文化,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张建新,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1950年12月调某师某团团部电话排战士。 张国安,小学文化,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张清义,小学文化,云南省昭通县大岩洞人。1950年2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张××,小学文化,(时年只有10岁),云南省昭通县大岩洞人。1950年2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王××,小学文化,(时年只有10岁),云南省昭通县大岩洞人。1950年2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王爱义,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1951年调劳改队,1952年随劳改队调到三都劳改农场任管教。 王明光,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1950年12月调县公安队通讯员,1951年调昆明步校学习,后提为副排长。 王志臣,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五连战士。1950年调县公安队班长,副排长、排长,1952年调福建前线。 王建新,初中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战士,后调团部军械室任保管员。 王小猫,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王正德,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汪爱义,又名汪崇爱,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通讯班战士。 黄太光,初中文化,石门中学校友。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三排排长。后调威宁警卫营二连二排任排长。 吴××,不识字,1950年1月参加游击团,系第五连炊事员,后留在团长卢嵩岚家做饲养员。 陶仕阳,小学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团部后勤养马饲养员。后由威宁警卫营调毕节军分区独立营后勤卫生队四班任班长。 张德全,初中文化,1949年10月参加游击团,系五连战士。参与护卫游击团在石门坎、云炉一代的社会治安,1950年初奉命参加整编,返回学校任教。
第十四节 宗教人员(牧师) 朱显兰,女,1952年6月8日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小学文化,龙街镇大寨教堂牧师。1989年6月被按立为牧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朱美德,女,(1916年~1991年7月17日),大街乡大松村人。葛布瞽目学校创办人,毕节地区教会牧师。1942年创办葛布瞽目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赫章县委员会首届委员;1980年教堂开放后任大松教会传道;1981年被按立为毕节地区教会牧师。1988年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驻会干事,曾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委员。她平生守贞事主,赢得“苗族女先生”之首称。 朱德成,男,1920年3月12 El生,大街乡营中村人。高中文化,大街乡慕齐乐教堂牧师。1945年参加西南抗日游击队的训练,出席贵州省抗日救国会。1986年被按立为牧师,分管慕齐乐教会工作;1989年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朱德学,男,1921年1月16日生,兔街乡轿顶山人。初中文化,毕节市基督教会(福音堂)牧师。历任纳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税务局副局长;毕节县国营酒厂厂长;土产公司经理。1989年被按立为牧师。政协毕节县(市)第五、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常委。1983年退休。 李汉德,男,1956年12月12日生,云贵乡五星村人。初中文化,云贵乡平原基督教堂牧师。1993年8月被按立为牧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1993年12月获县民族宗教先进奖。 杨华祥,男,1946年2月生,石门乡新合村人。高中文化,1989年8月被按立为石门乡苏科寨教堂牧师,1995年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长、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杨志诚,男,1906年4月15日(农历)生,大街乡嘎基村人。初中文化。1952年初,根据基督教“三自”精神和省内地会通知精神,被按立为葛布教会首任牧师。1953年10月调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54年6月成立威宁县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任委员。1965年春,以“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揪斗批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监禁。1985年11月落实政策,作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安置。 罗寿芬,女,1947年4月2日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初中文化,兔街乡鱼鳅湾教堂牧师。1982年任鱼鳅湾教务组副组长;1993年8月被按立为牧师。 韩俊明,男,(1915年10月15日~1993年11月6日),龙街镇大寨村人。中师文化,黑石头镇长海教堂牧师。1989年8月被按立为牧师。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节 正副科级人物 马光福,男,1953年2月生,兔街乡沙坪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大街区委书记、大街区公所副区长、龙街区公所区长;兔街乡党委书记;云贵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兔街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团主席。2001年12月退休。 马建良,男,1955年5月4日生,雪山镇新渠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区妥打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大街区委组织委员;雪山镇党委副书记;雪山镇人大主席ISlE席。中共威宁县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四届人大代表。 马俊荣,男,1959年6月生,雪山镇栽树村人。中专文化,教育局副主任科员。 王才军,男,1972年8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大学文化。历任麻乍乡乡长助理、副乡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王义国,男,1964年3月25日生,石门乡泉发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石门乡副乡长、乡长、乡党委副书记、书记,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正科级),三级警督。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1999年7月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正才,男,1946年3月生,兔街乡新荣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区公安特派员;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副局长,正科级侦察员。2001年12月退休。 王正国,男,(1928年8月~2000年4月),雪山镇红旗村人。1942年石门小学高小毕业,中共党员。1948年至1950年为威宁游击团筹备和成立后地下交通员(因只有少数团领导和个别连长知道,故在后来落实游击团政策中未列入游击团人员名单),历任龙街区行政村主席兼文书,县人民银行干部,盐仓区银行主任、指导员,区委秘书、区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盐仓公社、腊寨公社党委书记,盐仓区委副书记、书记,大街区委书记,县纪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七届委员会秘书长。 王世崇,男,1930年11月生,龙街镇大寨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公所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革委副主任、主任;小海区革委副主任、区委副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总工会副主席。县委第一、二届委员。1987年5月退休。 王庆华,男,1952年11月生,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历任么站区么站镇镇长助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1月被中共威宁县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扶贫工作队员;1998年3月被中共贵州省委评为1995-1997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优秀驻村工作队员。 王兆光,男,1963年6月8日生,么站镇水塘村人。大专支化,中共党员,黑石头镇党委副书记。历任么站区么站镇人民政肩副镇长,抱都乡、金斗乡、么站镇人民武装部部长,么站镇党委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1996年至2000年四次被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00年荣获县委、县政府“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证书;2002年获县委、县政府“烤烟生产先进个人”奖励。 王吉安,别名:王鼎,男,1935年7月生,龙街镇丰光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金钟、羊街学区教导主任,羊街中学校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政工股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民族委员会秘书、副主任科员。获贵州省教育厅授予“从事教育工作逾25年”荣誉证书。 王会祥,男,1951年1月生,哈喇河乡牛街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哈喇河乡人大主席团主席。历任小米公社青年干部、管委会副主任、副乡长、乡长;哈喇河乡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书记;2001年12月退休。 王成兴,男,1942年6月15日生,雪山镇新渠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区妥打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大街区委副书记;大街乡党委书记,乡人大主席团主席。曾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99年10月退休。 王成武,男,1974年10月生,石门乡年丰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石门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历任共青团石门乡委书记、党政办主任。2002年3月被毕节地区第五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评为先进个人。 王时光,男,1970年12月7日生,石门乡草原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么站镇委书记,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么站镇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王学光,男,1956年10月7日生。兔街乡乐园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兔街乡副乡长。 王泽松,男,1970年12月生,龙街镇团结村人。大学文化,历任观风海镇镇长助理、副镇长。1999年撰写的论文《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获贵州省第七届教研工作联席会议论文二等奖; 王明祥,男,1952年12月生,云贵乡水塘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新民乡乡长,云贵乡副乡长、乡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被县政府评为“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先进个人”;1992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王秉文,男,(1932年12月~1987年3月2日),兔街乡青峰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法地区沙厂乡乡长、支部书记,法地公社玉屏管理区支部书记、公社组织部长;大街区大街公社党委书记、区委组织委员;县委组织部千事;黑石头区革委委员;大街区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区委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建波,男,1964年9月12日生,黑土河乡半坡村人。大专文化,198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共青团中水区委书记,原黑土河乡乡长,石门乡副乡长;赫章县达依乡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辅处乡副乡长等职。 王建新,男,(1948年11月~2004年7月19日),龙街镇银桥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羊街区严家公社党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长;龙街区龙街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镇党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龙街镇党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人大主席团主席。 王炳全,男,1944年12月生,秀水乡中海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观风海区委秘书、民政助理;秀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宣传委员,主任科员。2001年12月退休。 王庭芳,男,(1936年6月23日~1996年8月15日),石门乡草原村人。中专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科员。 王跃辉,男,(1960年2月~2004年8月3日),羊街镇小河丰寸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科员、副主任科员、检察员。 王朝晖,男,1977年1月生,黑土河乡爱华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哈喇河乡党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云贵乡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德华,男,1949年10月2日生,金钟镇金钟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德林,男,(1946年6月~2004年11月20日),黑石头镇河坝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黑石头区黑石公社党委副书记,贝古乡乡长、党委书记;黑石头区委组织委员,黑石头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镇人大主席团主席。2001年12月退休。 朱江,男,1960年3月生,大街乡大松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么站区抱都乡乡长助理;观风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农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朱仁才,男、1963年3月8日生,牛棚镇新山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牛棚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委员。 朱文华,男,(1954年2月~2000年6月3日),石门乡年丰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朱开光,男、1956年12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石门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乡长、党委书记;石门乡乡长助理、副乡长。 朱元璋,(1926年12月,---1995年1月11日),龙街镇金星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局党组副书记、书记,政委、局长。县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退休。 朱玉良,男、1949年7月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天桥公社党委副书记,马踏乡、灼甫乡纪委书记,云贵乡党委宣传委员。2001年12月退休。 朱正光,男,(1932年~1960年6月),黑石头镇采基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黑石头区委副书记。在任黑石头区委副书记兼麻乍管理区工作组组长期间,因捉不到粮食“鬼”而受到批评,于1960年6月25日出走(失踪);曾由组织于1960年7月6日定为“畏罪自杀”。1986年7月13 13落实政策,恢复政治名誉 朱正荣,男,(1928年1月~2001年12月),龙街镇木槽村人。中专文化,卫生科(局)副科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1979年10月退休。 朱达全,男,1937年5月生,兔街乡花红坪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委秘书,兔街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1996年3月退休。 朱达学,男,1972年12月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石门乡乡长助理,玉龙乡副乡长。 朱达荣,男,1947年11月生,兔街乡高原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天桥、高原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书记;云贵乡人民武装部部长、副主任科员。2001年2月退休。 朱达聪,男,1977年12月14 13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雪山镇镇长助理、副镇长。 朱兴华,男,(1919年10月~1988年4月5 13),雪山镇妥打村人。初中文化,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林科副科长;大街区公所区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朱明光,男,1947年5月生,羊街镇蛇街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人民法院羊街法庭庭长,副主任科员,一级法官。2001年退休。 朱明科,男,(1925年~1999年10月),龙街镇海龙村(上海枯)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云南省安宁县文教科副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安宁县第一、二、三、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从事苗族芦笙研究。 朱明辉,男,1957年5月生,黑土河乡高山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白么乡人民武装部部长、党委副书记;黑土河乡党委组织委员;石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黑土河乡党委副书记。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朱学祥,男,1938年7月生,石门乡营坪村人。小学文化,历任威宁游击团通讯班副班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委员会保卫科科长,经济贸易局副主任科员。1998年7月退休。 朱学理,男,(1921年~2004年),石门乡营坪村人。初中文化,参加土地改革,后任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农林科副科长。 朱学智,男,1934年11月10日生,龙街镇丰光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人民武装部副科长;中国建设银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支行副行长。在部队期间荣立团三等功一次;1994年9月退休。 朱国祥,男,1942年12月生,龙街镇金星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政工股副主任科员。1993年8月被评为毕节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2001年12月退休。 朱显文,男,1943年2月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委组织委员、纪委书记,主任科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2年12月退休。 朱显兰,女,1957年8月15日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专文化,历任共青团威宁县委副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 朱显尧,男,(1927年7月20日一2000年3月30日),兔街乡花红坪村人。高小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庭长,副院长、代理院长;调研员。1987年12月退休。 朱显纲,男,1950年3月生,大街乡营中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主任科员。2001年12月退休。 朱显峰,男,1962年7月28日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斗古乡挂职副乡长,宣传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朱显辉,男,1924年5月生,兔街乡花红坪村人。初中文化,原大街区公所副区长。1976年退职。 朱显德,男,1963年7月1日生,龙街镇银桥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云贵派出所所长、副科级侦察员。在部队期间荣获师部授予“三等功”两次;在派出所工作期间被毕节地区公安处记三等功一次。 朱强熙,男,1947年12月5生,龙街镇海龙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共安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宁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朱景山,男,(1946年6月N2003年1月23日),龙街镇木槽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纪检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事劳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任科员。 安心耘,男,1949年12月生,雪山镇回龙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雪山镇党委副书记;兔街乡党委宣传委员;大街乡党委组织委员;雪山镇副主任科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01年12月退休。 安学林,男,(1931年2月-1999年8月2 日),大街乡大松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石门乡党委书记;大街区委常委、秘书;大街区委宣传委员;大街区公所副区长。1989年3月退休。 安德康,男,1961年6月生,雪山镇回龙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县委组织部干部股股长,组织干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苏文安,男,1932年12月17日生,龙街镇丰光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马踏、龙街乡党委副书记。1988年2月退休。 苏天荣,男,(1930年9月~2004年lO月),海拉乡平原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观风海区海拉乡副乡长,观风海区副区长。 李昌福,男,(1925年7月3日~1998年8月8 13),龙街镇营合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公所副区长,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大街区革委主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义崇,男,(1931年3月-2003年11月),迤那镇乡民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水城县林业局副局长;中水区副区长;湘黔铁路威宁民兵营副营长;中水区委副书记。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8月退休。 张文德,男,(1922年3月-2004年2月22日),雪山镇新渠村人。中共党员,小学文化,历任龙街、大街区委副书记,区革委副主任;羊街区委副书记、副区长。 张友爱,男,(1916年8月15日-1988年10月20日),羊街镇牛角井村人。小学文化,原羊街区公所副区长。 张立东,男,1968年7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县委办公室综合股股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门乡党委委员、书记。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张礼孝,男,1954年10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黑土河乡人大主席团主席。历任龙街区天桥乡、马踏乡党委书记;龙街镇党委组织委员;龙街镇副镇长;云贵乡党委副书记;黑土河乡副乡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礼海,男,1962年9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县纪委常委、干部室主任。历任黑石头区公所副区长;黑石头镇副镇长;草海镇副镇长、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1991年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1997年、2001年先后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1996年被中共威宁县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张光仁,男,1950年10月生,迤那镇文昌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牛棚区仙马乡党委副书记;迤那镇第一、二、三届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镇第四届人大主席团主席,党委委员。1974年荣立部队授予的三等功一次。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届人大代表,2000年被贵州省第五次人El普查办公室评为“先进个人”。2001年12月退休。 张光成,男,(1949年10月3日-2003年3月),迤那镇文昌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迤那派出所二级警督、副主任科员。 张志华,男,(1931年3月5日~1992年),迤那镇乡民村人。高小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观风海、么站区委副书记,牛棚区公所副区长,团县委书记,中水区公所副区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张志军,男,1974年4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黑土河乡党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志安,男,1955年5月5日生,兔街乡高原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兔街乡党委办主任,宣传委员、纪委书记。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三次;被贵州省第四次人口普查办公室评为先进个人。 张志峰,男,1962年11月22日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龙街派出所副科级侦察员,三级警督。 张志祥,男、1969年10月4日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云贵乡党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历任云贵乡党委政府办公室主任,党委组织委员。1990年被县政府评为第四届人口普查先进个人;1998年、2000年、2001年先后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张志强,男,1947年7月10日生,迤那镇乡民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斗古乡人大主席团主席。历任牛棚区团委书记,迤那公社党委书记;牛棚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斗古乡党委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县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01年12月退休。 张志辉,男,1969年1月4日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龙街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历任党政办副主任、镇纪委书记。1997年获国务院农业普查工作“先进个人”表彰荣誉证书;2000年获贵州省人口普查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张学龙,男,1969年12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乡党政办主任、乡党委宣传委员。 张金荣,男,1958年2月1日生,麻乍乡得营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黑石头区得磨乡副乡长、哲觉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副镇长;镇党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县委第七届党代会代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金福,男,1945年1月生,麻乍乡得营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黑石头区得磨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黑石头区公所副区长,区委宣传委员。2001年12月退休。 张建刚,男,1948年6月生,哲觉镇论河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贸易公司党支部书记(副营级、副主任科员干部)。历任四川省泸州市中区人民武装部副营职参谋。1977年12月受师部表彰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四川省宜宾军分区先进表彰大会。1976年当选为四川省泸州市党代会代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六届党代会代表。 张建高,男,1958年11月生,哲觉镇论河村人。大专文化,历任黑石头区河边乡党委副书记、黑石头镇副镇长、副主任科员。在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中,分别受师、团部嘉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张荣辉,男,1958年3月15日生,羊街镇西华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羊街区蛇街乡副乡长、乡长,羊街镇党委政府办公室主任,党委纪委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张树云,男,1964年12月生,斗古乡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羊街派出所副科级侦察员,二级警督。 张树福,男,1940年6月生,么站镇联合村人。初中文化,中 共党员,历任么站区委委员、共青团么站区委书记,么站区委纪检委员;么站区公所副区长,区委宣传委员;金钟区公所副区长;么站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十、十一、十 二届人大代表。1993年11月退休。 张铖龙,曾用名张礼国,男,1973年10月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云贵乡人民政府乡长助理、副乡长。共青团贵州省委第十届代表。 张智昌,男,1963年7月14日生,龙街镇银泉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黔西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党委委员(正营职级)。历任毕节军分区政治部副营级干事;纳雍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 张惠兰,女,1971年11月28日生,迤那镇乡民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牛棚区斗古乡妇联主席;斗古乡党委宣传委员。 张德高,男,1964年3月17日生,山镇新渠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区法地乡副乡长、乡长;大街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 张镜英,女,1947年12月8日生,大街乡大街村人。初师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大街区公所副区长,区委宣传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2001年10月退休。 杨勇,1974年11月生,迤那镇樱桃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斗古乡党委政府办公室主任,乡纪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1996年获毕节地区农业普查先进个人奖;2000年获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先进个人奖,2001年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杨正才,男,1922年12月生,斗古乡三营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牛棚区公所副区长。1982年2月退休。 杨世永,男,1965年12月22日生,迤那镇乡民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迤那镇党委政府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委员、纪委书记、组织委员。 杨光文,男,1947年1月生,石门乡年丰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云炉乡乡长、党委书记;区委组织委员;镇党委组织委员;石门乡党委组织委员,乡人大主席团主席。2001年10月退休。 杨光辉,男,1958年8月生,双龙乡江林村人。中师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小海区委书记,区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双龙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杨全忠,男,苗名Gib Chib Ndos Caid,1932年12月30日生,大方县牛场苗族彝族乡大营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农牧局副局长,总支副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宗教科科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常委。1993年11月退休。 杨华云,男,(1936年1月23日~1993年12月29日),黑土河乡爱华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水区新华乡副乡长,县人民法院中水法庭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主任科员。 杨华忠,男,1968年10月13日生,黑石头镇河坝村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羊街镇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历任么站区么站镇(瓜拉乡)镇长助理;雪山镇副镇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1997年被中共威宁县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评为农建工程一等奖,2000年被中共威宁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杨华玺,男,(1965年7月8日~2004年5月24日),龙街镇营合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马踏乡副乡长、乡长;龙河办事处党总支书记;天桥办事处主任;龙街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杨建科,男,1946年5月6日生,么站镇水塘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么站区瓜拉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抱都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么站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1年12月退休。 杨荣光,男,1932年2月生,石门乡荣和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副主任科员。1992年2月退休。 杨爱华,男,1945年3月生,云贵乡仙水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云贵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区委组织委员,区委副书记;云贵乡人大主席团主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1年12月退休。 杨智华,男,(1952年1月7日~2005年6月3日),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民族中学总务副主任,副校长,党支部委员。 杨智荣,男,1964年6月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正科级)。历任黑石头镇党委组织委员,人大主席团主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质矿产局副局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杨智辉,男,1947年10月生,云南省彝良县龙街乡卓基村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档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组书记;2001年12月退休。 杨德友,男,1948年10月1日生,龙街镇金星村人。初中文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宗教科副科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2001年12月退休: 杨德禄,男,1954年6月生,么站镇么站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么站区瓜拉公社、金斗公社、抱都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么站区委书记,区委宣传委员;镇纪委书记。2001年12月退休。 吴爱德,男,1952年10月生,云贵乡水圹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云贵乡党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2001年12月退休。 罗文高,男,1953年8月生,羊街镇兴隆村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小海区委、镇党委组织委员,镇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副书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罗正芳,男,1959年11月12日生,牛棚镇新山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牛棚区牛棚镇副镇长;秀水乡党委组织委员,乡长助理,副乡长。 罗守志,男,(1922年3月~1997年5月),羊街镇兴隆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羊街区兴隆乡乡长,羊街区人民武装部部长。1982年退休。 罗绍明,男,1941年8月5日生,羊街镇兴隆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羊街区兴隆公社党委书记,区派出所所长,羊街区委副书记。2002年退休。 陶开德,男,(1943年12月-1999年2月26日),龙街镇银桥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纪科、刑事审判(起诉)科、监所科科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副科级检察员。 陶正良,男,1957年9月7日生,赫章县双坪乡新发村人。大专文化,医师职称。历任云贵乡乡长助理、副乡长、乡长。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贵州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陶正明,男,1948年12月生,哈喇河乡牛街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观风海区小米乡党委副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观风海镇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镇宣传委员,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2001年12月退休。 黄太光,男,1924年4月生,石门乡草原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威宁警卫营排长,三区(二塘)武装部副部长,九区(龙街区)区公所副区长,八区(中水)区公所副区长。1980年12月退休。 夏天智,男,1967年2月生,德江县沙溪乡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助理工程师;历任小海区朱嗄乡乡长助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业务股股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韩庆尚,男,1936年11月Ii日生,石门乡团结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石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1993年10月退休。 韩绍达,男,1946年8月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初中文化,历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委员会生产管理科副科长、副主任科员。2001年12月退休。 韩绍昌,男,1932年7月26日生,龙街镇大寨村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历任龙街区四圃乡副乡长,马踏管理区书记;龙街区公所副区长、区革委副主任、区委常委。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委员。1994年退休。 蔡红,女,1972年8月生,大方县牛场乡独库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么站镇党委副书记;金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蔡大成,男,(1931年7月22日-一1998年2月24日),大方县牛场乡独库村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威宁县委党校副校长;党史征集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
大事记 1905年3月27日,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带夏士元、钟焕然、杨雅各等人由昭通到威宁大官寨土目安荣之家,落实修建教堂和学校地基。 1905年3月29日,经柏格理一行同安荣之交涉,安答应在石门坎给10英亩的土地,另还送给柏一匹凉山马,并许诺可无偿使用当地煤炭。两天后柏格理一行带着契约到达石门坎,开始挑选建房地基。 1905年4月2日,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从昭通带着匠人来石门坎动工建房。5月14日在一所茅草盖的房屋里,柏格理在石门坎举行了第一次礼拜。 1905年6月,在苗族人捐助100万文钱的基础上,苗族继续承担起绝大多数劳务,捐物出力,选址建成第一座泥土筑墙的建筑,并建起烧瓦窑。这就是石门坎光华小学基础工程。 1905年8月,柏格理夫人韩孝贞带着幼孩全家从昭通搬到石门坎协助柏格理工作。 1905年10月底,能容纳350人的小教堂落成。 1905年11月5日,在石门坎举行了第一次教徒洗礼。 1905年夏天,创办石门坎学校,1912年王玉洁将学校命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威宁苗族地区第一所汉语文学校,也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第一所汉、苗语双语学校。各地苗族开始到这里学习汉文化。 1906年秋,石门坎光华小学招收第一批学生,有杨雅各、张武、王胜模、朱多马、张夏禹、王道元、朱彼得等20余名学生。 1906年,柏格理在苗族杨雅各、张武、张约翰、王道元、王胜模的协助下,与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等,采用简单的符号和部分拉丁字母并参考苗族衣裙的花纹符号,创制出一套苗文(后称老苗文)。 1906年以石门坎为中心,开始在威宁天生桥、长海子、永善大坪子,彝良县咪呵沟等地陆续创办教堂和学校。 1907年11月19日,柏格理、钟焕然、王玉洁、杨雅各等人在石门坎召开两天的苗族社会改革会。各地苗族80位人员参加。会议对苗族饮酒、婚姻、巫师等习俗进行讨论。并规定男结婚年龄最小20岁,女最小18岁。这一规定一直执行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1910年,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成立于石门坎光华小学。凡属分校,依次编为光华小学分校,教材、课程安排、毕业考试由石门坎中心校统一办理。 1910年,将每年端午花场移到石门坎大坪子山上,由石门坎光华小学主办第一届端午运动会。除传统节目如赛马、射弩、穿针、绩麻等外,另增加现代体育运动比赛项目。 1911年,光华小学学生杨荣辉、王定安、杨苒惠首赴北平清华中学求学,行至四川宜宾,得知学校停办而返回。 1912年,柏格理回国招募,阿司多老人捐助2 000英镑,用以修建石门坎高等小学教学楼。建成并分设初级部和高级部。 1913年,石门坎又选送王爱福、王快学、王风鸣、杨苒惠共四人到成都华西中学就读。这是石门坎首批成功去外省求学的苗族学生。 从1905年石门坎开始创办教堂和学校起至1917年前,学校教学主要靠汉族老师执教。1905年李司提反、夏士元、王玉洁、钟焕然随柏格理来到石门坎,随后郭明道、付章正、马富才(回族)、胡开英、刘映三、张中谱、李四先生(李司提反之兄)、刘四先生(刘映三之弟)、杨正隆、王开阳、侯锦堂先后来石门坎任教。1917年开办昭通宣道中学,除李司提反、钟焕然、刘映三继续留在石门坎外,其他老师均圆昭通。 1916年,杨雅各带着《新约全书》译本去日本横滨印刷。30年代初杨荣新又在昭通对圣经译本重译完善,并于1937年将译本带到上海圣书公会出版。这是苗文《新约全书》的最后版本。第一版共5 000册。 1914年,内地会和圣道公会在大松教堂商讨传教地界问题。内地会党居仁、裴中谦,圣道公会柏格里、王树德出席会议。中国教徒没有人参加会议。经协商决定以黑石头、牛街、狗街的斗母凶梁子直达奎香梁子至镇雄县牛场坝为界,威宁东南属内地会所辖范围,西北属圣道公会所辖范围。这次划界无中国人,内幕不得而知。 1915年夏天,党居仁于安顺被雷击触电身亡。 1915年9月16日,柏格理因护理石门坎患伤寒病的学生身受感染而去世。有英国人、汉、苗、彝族两三千人为其送葬。 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率军讨袁,经威宁时,石门坎苗族募捐大洋1000元支持北上讨袁的蔡锷军队。 191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第一批选送到昭通宣道中学读书的学生有石门坎云炉吴性纯和彝良县仙马张洪猷二人。 1917年,从石门坎派杨荣新到葛布、朱本仁到兴隆厂、朱果仁到公鸡寨、韩礼元到大松、张马太到轿顶山教堂传教并教授苗文。 1918年,威宁轿顶山教堂建立,也是轿顶山小学创建。 1918年,轿顶山朱大麻为防止燕麦黑穗病,使用石灰水浸种播种,石灰渣土倒人地里,次年发现石灰渣土中的作物比一般好,于是继续试验。1920年种包谷、豆类植株长势健壮,颗粒饱满突出。朱大麻肯定石灰改良土壤的作用。自1921年起烧石灰扩大改良土壤面积,并推广。 1919年、1929年,苗文圣经《新约全书》第二版、第三版共10 000册铅印本印刷发行。 1922年,吴性纯、王霄汉赴成都华西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升华西大学医科班深造。王霄汉未读完。吴性纯于1929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苗族第一位医学博士,也是贵州最早的博士。 1925年,杨清明、杨清文从龙街天生桥去昆明学制糕点,学成后回昭通生产糕点。因生产质量太好,当时销路不广,没有推广出去。 1929年8月,在几位苗族老先生和吴性纯医生帮助下,得到英人王树德牧师资助,朱焕章到成都华西大学攻读教育学。193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1930年,吴性纯将石门坎药房改办为石门坎平民医院。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威宁苗族地区以石门坎为中心,在王兴中(苗族)、钟焕然(汉族)等老师率领下,组织张超伦等年龄较大的苗族学生百余人,利用云炉河坝赶场天,到街上张贴标语口号,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宣传抗日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2年和1934年,石门坎举行了规模最大的21届和23届端午节运动会。第21届运动会邀请威宁县长雷兴鸣到会训话。第23届规模更大,比赛项目更多。并邀请昭通明诚中学、彝良县城小学及四方井和灼乐多两所学校参加。 1935年,石门坎光华小学童子军举行了两次长途行军旅行。第一次是应邀参加彝良县双十节运动会,第二次是十月下旬去长海子参加重大礼拜活动。 1936年3月16日,红二军团第四师宿营兴隆厂、天生桥一带苗族聚居的村寨。 1936年2月,贵州省民政厅田东屏到石门坎巡视后,从学生中选年纪小又聪明的韩绍纲、王聪灵带到贵阳,后由贵州省教育厅安排到贵阳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回威宁任教。 1936年,红军在威宁歼灭国民党七十九师两个团,在战斗中有苗族参加人民自卫队,并立了功,受到红军奖励。 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绕道昭通到石门坎,学校举行欢迎会并组织篮球、足球队与杨森队各赛一场,石门足球队赢了杨森队。 1936年,朱焕章先生曾对六百家苗族调查其绎济情况,其结果每家约6人,有包谷二石和少许杂粮,牛一头半,马一匹,猪4头,山羊绵羊11只,鸡8只,蜂蜜一桶。 1937年,英国王树德牧师离开石门坎回国。长海子、天生桥、彝良咪呵沟、拖姑梅等教会和学校都派代表来石门坎送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石门坎学校师生赶排抗日短剧,用苗文翻译《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苗族群众中演唱、演出,宣传抗日。6月初,在成都求学的苗族学生杨汉先草拟了《告石川联区同胞书》。1937年10月,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毕业的苗族青年陶开富,随其所属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时任六十军一四八师一0八五团三营十连连长。 1940年2月,国民党六十军安恩普部队在抗日战场受挫,返回云南招兵,先后两次派部下尚忠普及苗族年轻军官吴善智前来昭通招兵,苗族青年陶开群、张仁义、朱兴明等36人参加了六十军,张仁义任少校军医。 1941年,龙街小寨(苗族寨)王有宁割荞时,发现一株高秆红.甜荞,子粒灰黑饱满,颗粒大。1942~1943年他采用单株选育法,精心培养,收得二十余市斤养种。1944年王有宁开始红花甜养的推广。从此,甜养成为威宁养子的品种之一。 1942年,苗族王明基(又名王丕承)、汉族冯家棂、英国人马建忠共同创建石门坎种子试验处,在苗族地区推广良种种植。在石门坎曾种植或养殖过优质苹果、樱桃、黄脚鸡种等。 1942年,杨雅各辞去教会工作回家务农。1945年2月病逝,终年63岁。 1942年9月,大街乡安兴明、朱启乐、杨彼德等5名苗族青年参加国民党八十二军八十二师,在中缅边境抗击日军,直至日本投降。1944年石门坎苗族知识青年杨汉嵩参加国民党青年远征军赴缅甸投入当地的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回国进入北京大学深造。 1943年9月,在校董事会会长杨砥中(毕节彝族)、校长朱焕章等积极筹划下,石门坎初级中学创建。定校名为“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除上述董事会会长、校长外,由杨忠德任教导主任,杨荣先任总务主任,同时创作了《校歌》,开创了培养边区各民族子女的新阵地。 1946年4月,石门坎苗族杨荣先担任云炉乡副乡长,后任乡长。 1946年,朱焕章当选国大代表,是年底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代表会议。 1946年,张斐然从贵阳回石门坎中学任教导主任。 1946年7月,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第一期毕业生毕业。王德光、韩绍清、潘光明、杨汉嵩到南京蒙藏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转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朱佳仁、朱艾光、杨体福到昆明天南中学学习,陶才兴、王建全到昭通护士学校学习。 1947年,为逃避追捕,朱焕章让张斐然化装为传教士去云南大关、盐津各县传教。离开石门坎后,一路上在各教堂以传教为掩护,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48年10月9日夜间,贵州威宁县石门坎发生强烈地震。石门坎十二家房屋全部倒塌。教堂石墙震开裂缝,房基局部有下陷。河北对岸有地裂缝,断续绵延约四百华里;宽达一尺余,山石崩塌,七区房屋盖瓦震乱,土墙开裂。中水乡老街子房屋皆有倒塌。 1948年,因受石门坎地震影响,石门坎歹尾寨朱明义、朱明安、朱学理、李正明及爱华的王明基、王建国,云炉王天明、王天福及其他地方数十家苗族迁往贵州紫云县烂木冲、甘坪寨等地谋生。这是40年代末期迁居最远的一批苗族。 1948年,石门坎教会第二次派李正邦赴南京金陵神学院农艺科学习,回来后在石门坎孤儿院作农业技术指导。 1949年8月,在滇东特别支队的组织下,经陆宗棠介绍,张斐然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威宁游击团在灼乐多小学正式成立,张斐然任政治处主任。 1950年初,朱焕章、吴性纯、张斐然、朱晓光在云南昭通与陆宗棠一起共同开会商讨有关组织威宁游击团等事宜。 1950年初,朱焕章辞去石门坎初级中学校长职务,专管宗教事务。由杨忠德继任校长。 1950年初,英籍牧师全部离开石门坎回国,苗族地区所有教会开始实行“自传、自治、自养”。教会经费停止供给,学校处于极度困难时期。 1950年秋,朱佳仁毕业于昆明天南中学回到石门坎初级中学任教。 1951年3月23日,威宁石门坎基督教召开信教会大会,发表宗教革新宣言,宣布脱离英国教会,实行宗教“自传、自治、自养”。并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爱国,拥护人民政府,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春,威宁县文教科毛树森科员到石门坎中学和小学进行调查研究,事后决定对私立石门坎中学给予部分经费补助。每季度拨给补助费旧币36.08万元,其中部分用于对学生生活补助。 1951年,政府接办长海子小学为民族小学,是我县第一所民族小学,经费由毕节地区拨给。 1951年4月22日,《新黔日报》贵阳市讯: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梁聚伍(苗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汉先等赴威宁石门坎视察苗族教会和学校,受到当地苗族热烈欢迎。并从马踏等地请苗族芦笙高手来石门坎表演芦笙技巧。 1952年春,时任石门坎中学校长的杨忠德,参加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贵阳、重庆、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学习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 1952年4月2日~4日,贵州省民族慰问团在团长杨汉先、副团长朱煜如率领下,到威宁县龙街、大街、石门坎各地慰问各族人民。 1952年8月,全省中学教师集中在贵阳进行思想改造学习。8月23日贵州省教育厅行文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改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宣布国家正式接办这所教会学校,经费由国家拨给。给学生百分百助学金,并给学生医药补助费和服装补助费。同时政府接办石门坎光华小学改为“石门民族小学”。给予部分人助金补助。仍由杨忠德任中学校长,韩正明任小学校长。同时人民政府接办石门坎各分校共18所,校名随之更改命名。 1952年,根据“三自”和省内地会通知精神,葛布教会负责人王明伦召集含威宁等30个教堂点负责人及部分信徒代表,共计50人座谈协商按立葛布教会牧师事宜,举荐王明道、张永光、杨志诚为候选人。经三天酝酿协商,投票选举,杨志诚得票最多,由王明伦、朱文正、王明道三人,按立杨志诚为葛布教会牧师。 1952年,土地改革时,威宁全县苗族人口为23 072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5.3%。 1952年9月12日,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美术工作组来到石门坎采风体验生活。石门坎中小学和群众召开欢迎会,向美术组介绍石门坎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美术工作组并向群众赠送毛泽东主席画像。 1953年,兔街乡新荣村苗族芦笙手王国康、王正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汇演”。受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4年3月26日,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函反映威宁县第七区雨朵乡苗族朱正保、朱正光、朱开亮、朱礼清、王明示等人出卖耕牛家具作路费,相约迁往云南安宁县居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向省委报告,省委办公厅4月3日发函中共毕节地区,望速查明情况,作出妥善处理,并将结果报告省委。毕节专署孟子明专员4月6日批转中共威宁县委:要立即派干部查明情况,进行妥善处理,有民族政策和实际问题, 及时和地委办公室联系。最后以迅速将所了解的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地委,以便报告省委。”以后威宁苗族纷纷向外迁徙,到1956年龙街、黑石头、观风海、黑土河、法地等区苗族纷纷闹搬家。其原因是受少数坏人煽动破坏,另外也有执行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如自留地、麻园地、牲畜人社问题以及少数民族一些上层人士没有得到正确对待等问题。1956年上半年波及到威宁毗邻县。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朱佳仁和公安局长夏鸿翔与六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上述各区配合区委进行动员说服工作,搬家风渐渐停止。但直至60年代初仍有少数苗族迁往云南安宁、贵州镇宁等县。1962年4月20日贵州省派工作组到威宁协助处理苗族搬家事宜。 1954年6月12日,在牛棚子自治县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威宁县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由29人组成,其中苗族有朱焕章、杨忠德、杨志诚、朱佳仁、朱正光。 1954年7月1日至4日,威宁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苗族代表25人。大会选举了张超伦(苗族)作为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1月5-10日又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杨忠德、王亚敏、李德美被选为本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朱佳仁当选副县长。11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正式成立。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汉先同志和中共毕节地委副书记王国栋同志亲临祝贺。中央、省、地及其他地州赠给锦旗57面,贺电72份。贵州省民族歌舞团特地来为自治县成立作庆贺演出。 1954年,自治县成立时,苗族人口为23 436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5.1%,同年威宁苗族在校小学生数为1301人,教师49人,当年苗族小学毕业生才有38人,升人初中的只有28人。 1954年,威宁县种羊场成立后,招来苗族职工4人。随着绵羊品种改良的发展,场部苗族高级畜牧师李学高在全县各地选拔有养畜经验的32名各民族男女青年来场充实力量。 1956年5月11~16日,中国共产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7人,苗族委员有王世崇、朱佳仁、张本仁。朱佳仁当选为本届县委常务委员、县委副书记。 1956年,龙街区马踏天桥、龙河等乡十余名苗族农民足球队员组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1957年石门民族中学学生足球队代表毕节地区出席贵州省青少年足球运动会,青年队获冠军,少年队获表演奖,其队员都是苗族。1959年,以威宁苗族队员为主体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获亚军。 1956年,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苗族委员共9人,即朱佳仁,张光荣,杨忠德,李正邦,王荣昌,张志诚,张夏禹,杨荣新,张文钦,1957年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成立,朱佳仁、朱文正当选为副主席。 1956年,威宁进行宗教肃反,伤害了一批教牧人员,宗教活动被迫停止。 195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捐资购进13台大型拖拉机,建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拖拉机站——威宁“八.一”拖拉机站,以便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农业机械化。苗族技术员陶成亮、王正良、吴德光先后加入了驾驶耕作队。 1957年3月,杨永智被评为全国总工会积极分子。并以工会代表出席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畜牧师王惠超于1957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1957年10月,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朱佳仁随参观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接见各民族代表。 1958年5月29-3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张志华、朱兴华被选为本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张本仁当选副县长。 195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威宁苗族人口25 995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4.8%。 1959年1月2~15日,中国共产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朱佳仁、张本仁、王世崇被选为本届委员,朱佳仁任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1959年9月,朱晓光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全国各族青年学习团到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贺龙、彭真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63年2月4日,中共威宁县委研究决定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报告,由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朱佳仁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 1963年4月16日,中共威宁县委就教育劝阻苗族搬家几个问题向地委报告。观风海、牛棚、龙街、大街四个区共有苗族4 000户,18 278人,占全县苗族人口的三分之二。1963年头两个月已搬的15户(其中10户去云南)47人;准备搬家的27户,89人,涉及19个生产队。县委认为苗族搬家的原因主要是耕作技术落后,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深透,存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县委提出要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安排好生活,划定麻园地,拨款解决住房,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羊毛留成比例,安排好土地种蓝靛,解决制花衣服的布票及花标布等。 1963年6月1日,中共威宁县委书记李超对中水区委“关于杨宗义、张美花两人自杀的报告”作了阅示。指出,安葬的棺材、布料由国家拨款,原任干部协同购置;安葬礼仪按民族习俗,所用劳力记工分参加集体分配;原任干部的责任者上门向死者亲属承认错误,区、社和大队党组织上门道歉和安慰;县财政拨给200元安葬费,用剩的作抚恤费。 1963年9月20-26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朱兴华、韩仁元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张本仁当选为副县长。 1963年,苗族助理农艺师杨兴文指导龙街镇大寨(苗寨)生产队韩俊武、韩绍忠等人组成磷肥试验组,对荞子、兰花子、洋芋进行施用试验。1964年继续试验,效果显著,县政府趁大寨作物长势茂盛期,就地召开了全县磷肥推广现场会。磷肥施用成功,结束了苗族地区走乡串寨购畜骨栽种作物的历史。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威宁苗族人口为27 993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4.3%。 1965年春,在大街中学操场召开“批斗杨志诚反革命集团万人大会”,朱健刚、张文清、朱光祥、罗登光等陪斗。是年下半年,错判杨志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朱健刚、罗信元判无期徒刑,张文清判劳改10年。朱光祥、罗登光判监外执行,1983年1月22日对此案予以平反。 1965年11月20日,大街区大街公社戛基大队梨柴林生产队五好社员、公社人民代表、大队贫协委员、生产队贫协小组成员杨华福,9月26日为了抢救集体的粮食和牲畜,被火烧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于10月26日牺牲。同年11月21至27日召开劳模会、贫协会,出席两会代表参加杨华福追悼大会。 1966年1月6日,中共威宁县委作出关于追认杨华福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在1966年1月7日召开的全省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号召全省人民向杨华福学习。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思想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朱佳仁、张本仁等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朱佳仁任副主任委员。 1972年,从中水至石门坎的公路通车,公路全程共41公里。实现了“交通带来文化沟通”的梦想。 1973年6月22日,中共毕节地委以毕地发[1973]047号文件通知,张本仁任中共威宁县委委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革委会副主任;王正国任盐仓区委副书记,1974年任书记、革委主任后调任大街区委书记,革委主任。 1974年7月8日,羊街区的小场坝、小河坝、小河边、牛角井和赫章县铁匠公社高原大队老房子,小岩洞、仙水坡、合山等几处苗族相邻寨子的信徒约80余人,相约去“仙营洞”做礼拜。公社武装部部长李文周开枪打死一名苗族妇女和一名儿童,妇女身怀有孕。造成了震惊全县的“兴隆事件”。 1975年,农业局农技站引进内蒙克山农科所“克疫”洋芋实生种。1976年,天桥乡老院子生产队长张礼孝,根据洋芋实生种的分离特点,在苗族助理农艺师杨兴文指导下,进行栽种试验。1977年采用薯块栽种。1978年试验成功,将其命名为“克选7号”。 1975年,龙街大寨村民韩庆龙带着绘画作品,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民画展。 1979年9月26日,县革委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决定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25周年筹备领导小组,朱佳仁任筹备组组长。 1981年1月9日,县革委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以及省制定的有关实验细则规定,经县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授予杨智光等59人技术职称。 1981年5月29日,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五种丛书办公室部署,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编写领导小组及机构,朱佳仁任组长,王建德、杨忠信为成员,杨忠信任编写组组长。 1981年6月6日,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21名,朱佳仁任本届政协主席,朱家林任副主席。 1981年7月2-5日,召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杨智光当选副县长。 1982年五月端午,石门坎举行端阳节运动会。云南昭通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荣、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副主任张志荣、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陆兴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德光等一批老校友返回石门坎母校观光。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威宁苗族人口为45 886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4.2%。 1983年1月22日,中共威宁县委以(83)威通字第64号文件 向中共毕节地委报告了复查“58年教会肃反和杨志诚反革命集团 案件”及其相关人员予以平反的情况。 1983年3月21日,中共威宁县委根据贵州省(1983)3号文件通知,决定成立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由朱佳仁、王建德、朱晓光等13人组成,朱佳仁任组长,王建德任副组长。 1983年6月4 日,杨智光调任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免去副县长等职务。 1984年3月30日,云南、四川、贵州毗邻三省八县篮球联赛轮流在威宁举行。 1984年9月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炳葵(布依族)和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任吉麟、政治处处长汤泽民、民族教育处处长杨秀明到石门民族学校视察。 1984年9月25~29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举行。吴朝琛当选为人大副主任,张秀玲当选副县长。 1985年9月22-29日,全国苗族作家首届文学创作座谈会 在威宁县城举行;苗族老红军、作家陈靖出席了座谈会。 1986年1月27 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为选拔组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代表队出席贵州省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毕节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决定于本年3月5-12日在县城举行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张秀玲任主任,杨全忠等任副主任。同年在贵州省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罗仁宣获射弩立姿第三名,跪姿第一名,并赴乌鲁木齐市参加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987年5月27-30日,中共威宁县委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王建德被选为常委和县委副书记。1988年6月16日当选出席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6月16日,胡锦涛书记(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威宁县委会议室给县科局以上干部作报告。 1988年8月3日,中共威宁县委以威发(1988)9号文件向中共毕节地委拟写了《关于对龙街区天桥乡苗族群众打死小偷一案的情况报告》。 1991年6月29日,被中共毕节地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有王建民,优秀干部张志强,优秀离退休干部有朱晓光。 1992年5月14日,中共威宁县委召开会议研究,同意《中国 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滇东北次方言分册)一书终审会议于8月25日至27日在威宁召开。 1992年12月7日,李文汉调任中共威宁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 1993年3月,王兴光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3年3月8日,王建德任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同月,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正尧当选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7年12月22日,王兴光调任中共威宁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1998年3月,当选为中共威宁县委副书记。 1998年3月24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张秀玲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8年3月,杨智明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6月,内昆铁路威宁段举行开工仪式,全路修建工程正式启动。 1999年7月23日,中共威宁县委任命王兴光任老年大学校长,王建德等任名誉校长。 1999年7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局正式启动《苗族歌曲选编》(滇东北次方言)一书的编译工作。2000年7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3月,王显德任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主席。 2001年3月20日,成立《苗汉词典》(滇东北次方言)编纂委员会,主任:王兴光,副主任张秀玲、杨海琰、李曙光、王显德、王维阳(特邀)、杨忠信、杨华忠。杨华忠兼办公室主任。朱显纲任办公室副主任。 2002年1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英国柏格理、邰慕廉、王树德、张绍乔、张继乔著,由东人达、东旻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书。这是1905年至1949年英国传教士在威宁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见闻录。 2002年3月14日,王兴光被选为出席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7月,内昆铁路全线修通试运行。全长127公里,威宁境内火车站10个。 2002年9月10日,根据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有关通知精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安排王云光、杨全忠(已退休老主任)二同志到龙街镇马踏管理区野溪组组织排练苗族芦笙舞——垒营盘。 2002年11月29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选出杨智光、廖飞(省提名下选代表)、陶正良为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3年8月,威宁苗族教育家,爱国上层人士朱焕章先生诞辰100周年。朱艾光先生在《威宁报》2003年8月发表《朱焕章的教育思想》,纪念这位一生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的苗族教育家。 2003年8月,原1953年考入毕节中学(现毕节一中),于1956年毕业的学生回母校看望老校长。人大、政协领导接见了这批学子。 2004年6月22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首届苗族传统“花山节”在县城郊种羊场隆重举行。云南省安宁、寻甸、昭通等县市苗族代表光临指导并参加表演节目。 2004年9月28-29日,在县灯光球场举行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艺调演,苗族芦笙舞——垒营盘获三等奖,并选为县庆50周年的庆典节目。 2004年11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庆典在火车(草海)站广场隆重举行,苗族芦笙舞——垒营盘参加了汇演。 2005年4月29日,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杨曦到威宁调研,王云光陪同到石门乡对苗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进行调研,特别是对文化教育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 2005年6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组队参加毕节地区民族民间文艺调演,龙街镇马踏苗族芦笙舞——垒营盘获优秀奖。 2005年6月12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安排王云光作解说和翻译,陪同广西电视台《大开眼界》栏目摄制组到龙街镇大寨村拍摄苗族风情。 2005年7月,玉龙乡苗族青年女教师王郢鑫参加多彩贵州“首届黄果树杯”歌咏大赛荣获优秀奖。 2005年8月5-7日,大街乡大松教堂举行创建教堂和创建大松小学100周年纪念大会,参加庆典的人数超过两万人。是创建教堂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大、政协及统战部、政府办、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单位的领导应邀前往参加庆典活动。 2005年11月12日,石门坎基督教教会100周年庆典。参加庆典的有来自北京、南京、云南、四川各地的信教群众及专家学者共4 000多人。人大、统战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应邀出席庆典会。 2005年,是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100周年。11月16日,云南昆明、东川、安宁、泸水、昭通、彝良、威宁等县市及北京、重庆、贵阳、香港等地的校友、专家学者自发性回到具有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石门民族学校纪念她的百年华诞。受到学校党政领导和师生热情接待。教育局、乡教辅站领导参加了校友恳谈会。曾经在石门坎传教办学的英国牧师张道惠的孙女(Christine.Varle)、甘铎理牧师的女JL(Louise Aliu)也IN时来到学校表达他们对石门坎建校100周年的祝贺。
参阅书目
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编:《威宁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3.《威宁县组织史》,1949年10月~1998年8月,中共威宁县委组织部等编。 4.《中共威宁历史大事记》1~3辑。 5.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二《血染的史诗》。 6.《威宁县政协文史资料》1-4辑。 7.中共威宁县委会编:《威宁十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8.《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9.东人达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1.基督教葛布教会编写组:《葛布教会百年史》,2004年8月。 12.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编:《贵州省政协历届组织概况》。 13.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省民委组织史》。 14.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地区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15.《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贵州民族工作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7.《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苗青主编:《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19.中国作协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编:《民间文学资料》(11、12、16、29集)。 20.威宁县教育局编:《威宁县教育志》(讨论稿),1988年12月。 2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威宁县地名录》,1986年6月。 22.威宁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威宁县卷》,1988年,内资。 23.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民族乡乡情调查》(威宁县卷),1991年,内资。 24.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苗族民间文学选读》(滇东北方言),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25.赫章民族志编写组:《赫章苗族志》。 26.安宁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安宁县宗教局编:《安宁县民族宗教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27.《贵州省苗学研究通讯》第9期,1998年4月。 28.《苗学研究》(内刊)。 29.毕节地区苗学会编:《苗学研究论文集》。 30。贵州省宗教事务局:《贵州省宗教史料》选辑第2期;1987年3月。 3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宗教局,《威宁宗教志》铅印本,1988年12月。 32.贵州省宗教事务局,《贵州宗教志》(基督教篇)铅印本,1990年12月。
查阅和提供档案资料的单位 一、县外: 1.四川省金阳县人大常委会 2.云南省盐津县两碗供销社 3.安顺地区实验学校 4.毕节地区建设银行 5.毕节地区畜牧局 6.封二芦笙图片由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王吉光提供 二、县内(均为简称): 1.县委组织部 2.县档案局 3.县教育局 4.县法院 5.县检察院 6.县公安局 7.县政协 8.县委党史办 9.威宁报社 10.县志办 11.县人大办 12.县统计局 13.县卫生局 14.县计生局 15.县水利局、电力局 16.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17.县工会 18.县委统战部 19.县畜牧局 20.铁建办 21.么站镇综治办 22.麻乍乡政府 23.秀水乡人大 24.海拉乡人大 25.观风海镇政府 26.东风镇人大 27.牛棚镇妇联 28.迤那镇纪委 29.斗古乡宣传委 30.黑土河乡党政办、教辅站 31.石门乡政府、民族学校 32.龙街镇纪委、教辅站 33.云贵乡综治办 34.大街乡纪委 35.兔街乡教辅站 36.雪山镇人大 37.羊街镇纪委等。 人物资料均系查录档案和本人及亲人提供。 后 记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已经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该书是按照全国政协办公厅征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史系列丛书”之《苗族百年实录》而收集整理,由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苏文清牵头组织编写的。 该书的分工为:杨忠信负责综述篇、教育、交通、社会变革等内容,杨全忠负责习俗篇、农林牧、手工业、狩猎、生产工具、艺术、传统医药、体育等内容,杨德友负责宗教篇、理老、寨老、六色六巴、丧葬习俗等内容,高发源负责革命斗争篇内容,安天荣负责民间文学、诗歌、民间故事等内容,王庆华、安德康负责人物春秋篇内容,王云光负责大事记内容,刘成负责医药卫生内容,安德康负责民族区域自治篇内容。 该书由张西贤、安天荣、杨忠信进行总纂。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心和支持,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大力帮助和参与,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加之材料的收集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请读者见谅。 编 者 2005年12月8日
再编后记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是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按照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部署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的时段为1905年至2005年。一百年来,威宁苗族经历了许多世事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各族人民一道翻身作了主人,政治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各项社会事业日新月异。记载历史,启示后人,正视现实,拓展前程,可歌可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进入21世纪的第六个年头,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编写好《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的宗旨。 本书按照威党办发(2005)42号文件规定,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组织征编工作。顾问由李克明、刘廷显、安顺才、李怀明担任。由王兴光任组长,苏文清、张秀玲、杨海琰、李曙光、王显德任副组长。李必权、王庆华、赵远坤、田明才、余永贤、许如虎、周 景云、张西贤、安德康、杨忠信、杨全忠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编委会):苏文清任主编,李必权、王庆华、杨忠信、张西贤、安天荣任副主编。编写人员有:安德康、高发源、费正明、王云光、刘成、杨全忠、杨德友。资料联系、后勤工作由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正辉、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陈世芬和政协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军、姜芽、张德香、杨友全等负责。根据人事变动和编写工作需要,增补王炳荣、吴学军为顾问;吴学祥、祝德光为领导小组副组长。 编写组织机构建立以后,召开了编委会议。按照省、地政协的安排和拟出的编写篇(章)节提纲,结合威宁的实际,除按期送交政协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的材料内容外,确定对人物篇中增加副科(局)级人员,对整书的篇(章)节内容作较全面的编写,以《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一书另行编印。对编写任务作了明确的安排。收集资料,查阅文件、档案、联系了解信息等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从2005年8月至11月底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如期向政协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送交了应交的送审稿。《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经反复的校对修改,并于2005年12月下旬召开了审稿会。审稿会议后,将讨论和提出的修改意见再次进行修改,几易其稿,反复校改,力免差错和疏漏,适时争取交付出版。 为迎接年初3月份召开的县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一书作为内部资料本印发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审阅。同时分送有关人员和县内外苗族干部及有关人员,再次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适时组织人员进行审校修改,力求正式编印出版。 盛世编写《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充分体现了中共威宁县委、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威宁苗族的关心和重视,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对威宁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适逢“石门民族学校百年校庆活动”的良机,校庆领导小组确定,对《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内部资料本组织人员进行及时审修后,付印公开出版,向石门民族学校百年校庆献礼。 据此,《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征编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安排布置审修实录的具体要求。审修的具体工作由苏文清负责,并及时召开了原编写组主要成员会议,明确了审修的原则和要求。对篇(章)节的框架体例不作大的改动;主要由原各篇(章)节的编写人员,对收集和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全面细致的审修、调整补充和增删。 审修的主要情况是:对所收集和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有:标点符号、字、词、句的差错和部分内容的增删等,对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都进行了逐一的审修,基本上予以采用,在审修中对部分节数的增减进行了调整并充实完善内容;对文内出现的年代、人名、地点(名)和数据不一致的,进行了反复核实,以文献和统计资料为准,力免差错,以讹传讹;对文内的史实反复校对原稿和文献档案;人物篇仍按原定入编范围收集和审修,以本县在外工作和外县在威工作的为入编人员,为力免疏漏,政界人物以副科(局)级含副主任科员以上;科技人员以中级职称以上;知名人士以其社会影响的公认程度确定,获奖表彰以获县级以上情况入编。人物资料主要以查录档案和个人提供资料相结合进行录编。在人物排列上以同级别层次(游击团人员除外)按姓氏笔画为序,同时补充了部分新增入编人员,图片根据实际进行适当的增减,民族区域自治篇增加王庆华为作者并负责审修,其他篇(章)节均由原编写人员审修并提交书面意见交王庆华统一审修,文内增加部分内容由王庆华负责。审稿的原则和要求明确后,编写组人员进行了紧张的审修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和时间要求,增补王显德为副主编,与王庆华负责全书的审修工作;光盘校改、打印,图片编排由王东负责,付印稿校对由杨德友、王旭东负责。 本书审改过程中,得到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及部分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支持,提供了工作上的帮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云南省昆明市的陶绍虎副主任医师为本书的老苗文提供了电脑文字资料和信息。县内外有关人员提交了上百处上千字的书面修改意见。县委、政府给予了工作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政协领导苏文清、王显德认真组织审改,致使该书的审修工作得以如期完成。至此,我们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资料缺乏和人员联系困难等因素,有应入编史实和应入编的人物因无资料和信息而未入编,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在所难免有不当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阔胸见谅。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 2006年9月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苏文清主编;《威宁苗族百年实录》 编委会编.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11 ISBN 7-5412-141 1-6 I.威… Ⅱ.①苏…②威… Ⅲ.苗族一民族历史 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1905~2005 IV.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9798号 书 名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 编 者《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 责任编辑罗兴贵 封面设计珑 殷 出版者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贵阳云岩通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 168毫米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0.25 版 别2006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册 定 价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