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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石门坎——参考资料

 

苗文论文集


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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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北苗文的几点思考

  杨道才

苗民的文字

  王建光

苗文推行的喜与忧

  刘仕海

疑是古苗文的神秘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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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大花苗)文字史说

  张绍辉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李元龙

大花苗族教会如何传承石门坎苗文

  吴成学

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苗文的状况

  一 古代苗文的记载及传说

  关于古代苗族有无文字,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论。1997年《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认为,苗族民间认为,蚩尤是古苗文的创造者。各地的苗族几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传说,这些文字写在羊皮或树皮上,传说中大都认为,由于战争与迁徙频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传,如今各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几何花纹,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残存。

  苗族的文字,有着曲折的经历。清代以后的文献记载,苗族历史上确实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苗族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因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在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近人谢彬著《云南游记》、于曙峦著《贵州苗族杂谭》、华学涑著《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有苗文。谢彬云:"苗文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无形可象者立于会意或谐声,亦有不得有形、意、声立者,则附以各种记号,有一字数音、数字一音者。"国外一些学者如德韦利阿 (G'abriel Deveia)、 维亚尔(Paul Vial)和 德奥·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对苗文曾有过调查和研究。这些苗文字形,与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怀疑是彝文。但与《彝汉字典》对照,并经贵州彝文学者辨别,认为不是彝文,音义差别很大,而苗语确能解之。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古苗文确实是存在的,只因应用范围不广或被官府禁用,所以无法流传,史籍才说苗?quot;无文字,刻木为契"。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围的苗族聚居区发现一些碑文,类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也不同于"水书",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了,是否与古苗文有关,尚待文字专家研究。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关岭红岩碑的天书,属古代苗文,持此意见的学者颇多。有不少学者认为,威宁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画符号,亦是古代苗文的雏形。

  二 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创制

  20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quot;柏格里苗文""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吹嘘说:"这种发明很成功,有二十几匹马驮了用颐堑淖帜钙葱吹氖ゾ搅死ッ饕院螅诹叫蹦冢柯敉辍?quot;文字学家指出,这不是文字创造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现。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现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等,现在也还有人掌握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32),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37),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苗文的创制及推行

  一 创制苗族新文字的指导思想

  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文字既是表达和记录语言及思想感情的工具,又是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所依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民族文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当努力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党的八大会议,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和周思来同志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quot;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帮助他们创造和改革自己的民族文字。"

  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设了苗语班,为以后的苗语调查及苗文创制提供了骨干力量。党和国家经过一系列宣传准备工作之后,1952年,派出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组成的,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王辅世等带队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

  19555月,调查组再次深入贵州、云南、广西3省区33个点,对苗语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后,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四个方言;并向同年12月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了《苗语调查报告》。19565月,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及有关省区共同组织了700多人的7个少数民族调查工作队,开展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以马学良、王辅世两位教授为正、副队长的第二工作队负责苗族、瑶语及其他亲属关系较为接近的语言调查任务。工作队分成东路、中路、西路、黔中南四个中队及海南岛小组,分散到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记录了70个县市203个点的苗语材料,完成了全国苗语的普查工作。

  工作队的全体队员,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深入苗山,访问和记录民族语言,他们特别抓紧在一些即将离开人世的高龄老人中,抢救性地记录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宝贵的民族语言材料,查明了苗族各地区的人们在语法现象上的异同、词汇异同的百分比例等,并归纳出了成套的语言对应规律,为召开苗族的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准备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语言材料,为创制苗族的文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及创制民族文字方案

  19568月,苗语科学讨论会预备会在贵阳召开,之后,第二工作队为选择苗语各方言的标准音地点进行了补充调查,写出了《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

  195610月底和 11月初,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议,在贵阳举行。出席苗语文科学讨论会的有中央和贵州、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二、四工作队285位代表。苗语文科学讨论会听取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副司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尹育然作《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和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马学良教授作《关于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苗族)作《关于苗族的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苏联籍语言学专家)作《论苗族的语言文字》的报告,到会代表本着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的成果:把苗语治胁?标准音点是贵州凯里挂丁乡养薅寨)、东部(标准音点是湖南花垣县吉卫乡)、西部(标准音点是贵州毕节县先进乡)、北部(标准音点是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四个方言。

  鉴于苗语方言复杂,虽然在语法上基本一致,但各个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若是只创立一种苗文,显然不能适用于各个苗语方言的。因此,会议决定:苗语中部、东部、西部三个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1905年由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编创的北部方言("老苗文")文字存在很多缺点,为了使这个方言文字与新创立的三种苗文的字母形式一致,以便于苗族内部的文化交流,按照北部方言区人民的要求,决定对"老苗文"进行改革。会议通过了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草案)。以上苗语方言名称,经1957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按照195712月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三 新苗文创制后的社会影响

  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草案),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开始在苗族各地区试验推行,结束了苗族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人民政府帮助苗族创制了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改革了滇东北苗文后,试验推行黔东苗文的县()主要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雷山、台江、剑河、黄平、丹寨、麻江、施秉、榕江、从江、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和镇远,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瓮安、荔波、三都和都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仁、贞丰、安龙等县,安顺地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为了巩固和发展民族文字的试验推行工作,苗族所在的各有关省、区在民族语言委员会和语言调查工作队编译出版了各种课本、读物和语法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并在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开办了民族语文系,在黔南、黔东南、毕节、安顺等地州分别建立了民族语文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文的教学、研究和编译人员。

  后来,在""的指导思想干扰下,苗族文字未能顺利推行,并从60年代初起就中断了推行工作,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成了禁区,大量资料被销毁,使民族语文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80年在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指出"经国务院、民委批准的文字方案继续有效。应该继续试行或推行。"沉寂了20年的少数民族语文领域响起了春雷,苗族文字才又逐渐恢复推行。

第三节 苗文的社会功能

  苗文创制后,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1.苗文的政治功能

  一方面,苗文推行后,用苗文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使群众更多地懂得了法律法规,用国家法律来保护自已、保护社会。另一方面,苗文推行后,使群众体验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气氛,提高了苗族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安定。贵州省各级政府主要行文以汉文为主,自治州及各县较为重视牌匾的苗文、汉文并用。80年代初台江县通过人大决议的形式使全县都挂上了苗、汉两种文字的牌匾,在一定形式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现在苗族各自治地区主要在执法部门和有关单位及开设有苗文专业()的学校挂有苗、汉两种文字的牌匾。司法方面,苗文也在起着很大作用。剑河县苗族姑娘姜通云15岁就被作为"还娘头"嫁到舅舅家当媳妇,她通过进苗文班学习逐步懂得了国家的宪法、法律,用苗文给法院写了要求离婚的诉状。法院依法审理,使她解除了这桩不合法的婚姻。这些都是苗文推行后出现的新鲜事物。

  2.苗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苗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等各个方面。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仅靠口传心记,年长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传。苗文创立并推行后,这些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迅速传播。目前。许多专家、干部和群众用苗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和古籍资料,并已有一部分编印成册出版,如《张秀眉歌》、《苗族酒歌》、《情歌》、《开亲歌》、《嘎百福歌》、《苗族古歌》等苗文书籍。黄平、施秉、凯里、麻江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分别出版了《理词》、《豆纽》、《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词》、《施秉民族文学集》、《苗族理词》等苗文书籍,大大丰富了苗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于继承和传播苗族人民的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有关专家研究苗族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苗文的创制,对优秀的科学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医药卫生方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用苗文收集苗族药物资料近 l,000种之多,丰富了苗族医药学的宝库。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一些学会民族文字的苗族群众,通过举行民歌比赛,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举办多种形式的苗族语文学用比赛等活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可以用苗族文字来写对联、写书信、记事、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古籍资料等等。

  3.苗文的教育功能

  苗文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实行"双语文"教学能加快汉语文及其他各学科的教学进度以及农村扫盲两个方面。民族语文进入学校开展"双语文"教学,大大促进了学校学生"三率"的提高,在以母语苗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苗族地区,儿童在入学前大都不通汉语,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说汉语,一入学就要学习汉语汉文,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很难消化吸收,学生往往对学习不感兴趣,成绩提高很慢,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的提高。开展"汉语文"教学后,通过对比教学,学生利用苗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意,帮助理解,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水平和激发了学习兴趣,学生就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雷山县第二中学苗族学生占90%左右,他们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成绩显著。1985年,该校文远荣老师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的班,参加全县英语统考,人均考试分数居全县第一名,及格率居全县平行班级第三名。1986年,该校文明美老师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的班,学期考试有21名苗族学生英语考分达80分至100分。其中得100分的三名学生全是苗族。

  另一方面功能是,利用民族文字扫盲效果显著。贵州农村文化落后,苗族地区农村文化更是落后。党和政府也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教育工作,但由于语言障碍,单纯用汉语文扫盲效果不大,即便脱了盲,也往往因为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环境所限而不能巩固,复盲速度快。利用民族文字进行扫盲,因为苗文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易写、易记、易认,群众学得快、记得住、效果好。人们借助于本民族文字,加快学习汉语拼音字母,进而用汉语拼音字母给汉文方块字注音,又加快学习汉文方块字的速度。松桃苗族自治县用汉、苗两种文字进?quot;双语文"教学,进度快,效果卓著,七年扫盲149,000人,文盲率下降到9%,荣获国际阅读协会《国际扫盲荣誉奖》,成为我们国家第五个获得这项荣誉奖的先进县。

  4.苗文的经济功能

  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没有文化、看不懂汉文科普读物,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较缓慢。在推广民族文字的地区,群众通过学习民族文字科普读物,掌握了诸如杂交水稻的栽种技术、牲畜家禽的饲养技术、果树的科学栽培等实用技术后,普遍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黔东南、黔南等地州、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扶贫工作中,组织人力用苗文翻译编写了《养鸡》、《养兔》、《农药》等科普读物提供给农民,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播帮助农民发展生产。1988年,三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该县寨头乡发展柑桔生产时,也用苗文翻译柑桔栽培与管理技术资料送到苗族群众手中。还办了一期柑桔技术培训班,让群众对照苗文书本学习到栽培和管理技术。当年,该乡就建立柑桔基地124亩,超计划的24%,栽种的柑桔 ll,680株。成活率达98%。现仅此一项每年产值达20万元以上。

  5.苗文的传媒功能

  (l)报纸刊物: 19851月,贵州省第一家《苗文侗文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版发行,第二年《贵州民族报》也在贵阳创刊。在这期间,许多县也创办了自已的报纸和刊物,如台江县的《台江苗文报》、黄平县的《飞云崖》、麻江县的《贵人峰》、丹寨的《龙泉山》、雷山县的《雷公山》、施秉县的《舞阳河畔》、《苗族文化》等。黄平旧州、谷陇等乡、镇的苗文爱好者也自发创办了《舞阳河》、《清水江畔》等苗文油印刊物。另外,贵州民院民语系、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也办有自已的苗文刊物,贵州省文联的《南风》也有苗文专栏。这些报刊的创办发行,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对群众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继承苗族优秀文化都起到积极作用。 (2)广播、电影、电视: 19864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出版厅、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节目中,开辟《民族文工队》专栏文艺节目,每周播一次,每次30分钟。19878月,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民族之音》苗语广播节目,每周一次,每次15分钟。这一时期,许多县也开展了苗语广播。而且有一定规模。如黄平县广播站1987年创办的《苗语广播新闻》,利用赶场天和星期天的早、中、晚时间播出有关农村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本地新闻。1990年改为《民族之声》后,利用调频广播播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从开始到1994年底,该县苗语广播已播出480小时,播出稿件9,000余篇。电影方面:80年代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电影公司涂磁录音站配备了苗语配音演员,积极译制苗语影片,从19817月到19918月的10年时间里,译制的故事片有158部,科教片有41部。这些媒体以苗文形式出现,深受广大苗族同胞的欢迎,对于苗族地区的社会教育效果非常好,群众可以从中了解国家大事,获取经济信息,欣赏民族艺术等。

第四节 苗文在当今苗族教育中的疑难

  一 苗文与苗族儿童的启蒙教育

  苗族语言文字是苗族人民心智活动的工具,具有开发智力的功能,在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不通汉语的苗族聚居区,在儿童入学前只掌握母语的条件下,启蒙阶段实行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接受启蒙教育,首先要学习和掌握认知方法。识字必须通过母语联想到字形所表达的意义才便于记忆。吸收知识也必须运用语言在感知过程中的概括功能,才能够根据已知事物来认识未知事物。在这些环节上,儿童的母语与启蒙阶段的教学语言相一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实验证明,儿童的发展在不同教学体制、不同教材、不同教学方法下,是有显著差异的。在不通汉语的苗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表现在双语教育的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决定双语教育的内容和对双语教育效果的测量方法上。从苗族地区实际情况看,在不完全通汉语的苗族聚居区,苗族儿童只有实行有效的双语教育才能够真正开发智力,普及义务教育,进而培养出苗汉兼通的有用人才。

  这一点,贵州省教育委员会关于《民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佐证。该项目由贵州省教育委员会1995年批准立项,并于199712月完成。该项目主要以贵州苗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现状调查、幼儿教育规律及优化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典型取样与动态观察的研究方法,历时3年,取得了预定的成果。该项研究的初步研究结论表明,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儿童在同等条件下,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及语言学习的效率都不比汉族儿童低。儿童在5岁以前,由于对母语的基本掌握尚不完备,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最佳时机尚未成熟;56岁的儿童,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适时地进行第二语言的教学,可望收到最大的效益。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内外某些权威著作中关于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语普通话会较多地受到其母语干扰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观察实验表明,即使是处于完全的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的儿童,在基本习得其母语的基础上,学好规范纯正的汉语普通话也不是困难的事情。这一研究打消了小学阶段进行苗文双语教学,是否有利于苗族儿童学习汉语的顾虑。

  二 双语教学普通教育

  关于双语教学与中小学普通教育的结合,近十年来黔东苗文推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首先是教材跟得上,近十年来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计12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计印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27,000册。此外,各县()自编自印的乡土教材还有许多,如凯里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汇》,台江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

  贵州省黔东苗语文进入小学和中学,从1981年个别学校的试点发展到1983年的大面积试点,这是跟教育系统的支持和配合分不开的,近15年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实行苗(黔东方言)汉双语文教学的学校历年累计1,040所,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学班1,654个,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433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个,学生56,588人,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凯里民族师范学校、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自1984年以来,也相继开设了黔东苗语文课。大专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况:在大专院校开设苗语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1952年开始招收苗语文班培养了一批苗语文的专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开设招收苗语文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贵州民族学院从1958年开始招收苗语言文学本科,后停办。80年代后,恢复苗族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招生,1995年恢复本科招生。大专院校的苗语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编。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都设有教研室,有专人负责苗文教学。

  中小学的苗文教学问题:课程及学时的设置,是先学苗语文,还是先学汉语文?是苗汉双语文教学并举,还是以学汉语文为主,苗语文只是辅助教学得工具?是苗汉语文各占一半,还是教学比例有轻有重?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很好解决并规范化。苗文在中小学中的双语文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提高了苗族儿童的入学率、巩固串和升学率。但由于民族地区的教学体制还不够规范、教材还没能配套,双语文教师待遇过低(2050元/月),苗文教师编制和民转公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影响了双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苗语文的高等教育问题:毕业生的就业及走向是目前苗语文高等教育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各级民族语文机构需要苗族语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和编制等原因,这些人才却不能充实到苗族语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区的各级中小学需要苗语文师资,可是这些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无缘登上苗文讲坛。就业专业不对口,无形是苗语文高等教育的损失。国家花费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培养苗语文人才,由于现实种种原因造成了苗语人才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五节 发展和发挥苗文文化教育功能的新思考

  一 对使用苗文与民族平等与民族尊严关系的思考

  据199510月中国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在黔东南的调查,有极少数人对苗文及苗文的推行持否定态度,其观点主要有:中华民族共同使用汉语文将更有利于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语言发展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律,苗文宜任其存在,而不宜提倡,更不能强化。民族平等的体现是多方面的,缺一个文字不见得就不平等。学校中不宜开设苗文课,这样会影响教学进度,影响汉语文的学习。苗文使用区域有限,人们应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和外语,因为这些语文的用途比黔东苗文大得多。这些观点值得研究。我们觉得,尽管从宏观上看,苗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处在不平衡的双语环境中,是弱势语言,但是从微观上看,就那些不掌握或不完全掌握汉语的苗族人来说,苗语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强势语言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同时还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的象征。尽管苗族语文在一些重要场合的使用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然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重视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往往表示对苗族的尊重,体现着国家民族平等。在不平衡双语环境中生活着的苗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对别人是否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是敏感的。重视还是苗族的语言文字的使用,在特定的场合就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苗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就不能不承认民族语文工作在调节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苗族语言文字不仅仅是苗族人民的交际工具和苗族民族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苗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系列文化成就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对苗族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二 关于苗文的统一问题的思考

  90年代以来贵州苗学研究会的多次学术研讨会,都有专家提出:苗族三大方言区的苗文,应该统一。关于三大方言区的苗文能否统一问题,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这里我们不作更细致的讨论。但是川黔滇方言的文字统一问题,应该说目前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讲这一方言的苗族,除了中国的境内的川、黔、滇、桂等省区的156万苗族外,尚有境外的95万苗族。国外苗族居住在越南(40多万)、老挝(20多万)、泰国(12万多)、缅甸(l万多)以及70年代移居美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20多万,除了中国的苗文,他们主要使用在中国境外创制的两种拉丁字母苗文。越南苗文接近越南文,元音字母上附加符号;老挝苗文用两个相同的元音连在一起表达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或用一个单元音连在一起表达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或用一个单元音表达鼻化元音韵母。中国苗文、越南苗文由政府创制,有法律地位。老挝苗文虽然由传教士和语言学家创制,没有法律地位,但是老挝苗文随苗族移民传到西方国家后,他们为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用这套苗文实施教育和进行苗族文化的国际性交流,因而影响较大。目前,该套苗文在云、贵地区也得到了流行。加上原来柏格里苗文在云贵一些地区尚在使用,可以说苗族西部大方言区实际有四种文字在苗族社会中使用。为了加强交流,中外苗族人民都产生了统一文字的愿望。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最近指出:我国陆地边境很长,沿陆地边境有2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相同的民族毗邻而居。其中有些民族境内外使用的文字有程度不等的差别。正确处理跨境民族的文字关系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跨境民族的文字问题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问题,同时还是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教育随时随地发生着直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我们要在独立自主、睦部友好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下,提出对策,积极、慎重、稳妥地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苗文的统一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时候了。

  三 苗文推行中的具体问题的解决

  苗文试行工作,由于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有广大苗族群众的积极支持,有一支热爱苗文工作的专业队伍,所以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绩。可是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才导致了某些领导同志和部分干部及知识分子,对苗文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有的甚至还持反对态度;工作机构还没有健全,虽然在三个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语文科,但也只有几个事业编制,无法适应全州民族语文工作发展形势的需要;由于苗文还没有被批准成为正式推行文字,教育部门没有把双语文教学纳入正规教育轨道,苗文成绩没有计入总分,影响了学生学习苗文的积极性;民族语文教育经费没有列入地方财政开支,每年所需的经费都只是从民族事务委员会那有限的民族机动金中列支一小部分,远远满足不了工作发展的需要等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苗文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具备了正式推行的条件,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按照国家规定的报批程序上报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推行文字,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四 推行苗文应该与经济建设紧紧挂钩问题

  党和国家实行的推行民族文字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一渠道来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进而发展他们的经济,缩短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各方面的差距。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却把推行苗族文字和发展民族经济二者割离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二者毫不相干,有些地区推行苗文只是因为上面来了文件,为了完成任务,形式主义特别严重。这些都是对推行民族文字政策的目的误解的结果,也是推行民族文字工作的主要障碍。苗族地区的群众看到推行了几年的苗文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占去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因此,原有的热情开始冷化了,甚至有的人还怀疑起自己民族文字来,使苗文的推行不能正常进行。事实上,推广苗文与发展经济其实并不矛盾,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必须把推行苗文和发展民族经济挂钩。苗族地区的经济要尽快发展,那么苗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本身必须掌握一定的先进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应该说,推行苗文的过程,正是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好时机,经济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民族文字翻译工作者应把推行苗文和发展民族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根据苗族各地区的特点和特殊情况,有选择性地翻译科学小品、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实用技术的文章,尤其是那些投资少见效?quot;吹糠见米"式的致富之路的文章译成苗文,出版苗文的科技小报或读物,让那些懂得苗文的民族同胞去学习、参考,并且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予大力的指导和扶持,使他们在短时间内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只有他们尝到了甜头,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学习自己民族文字的重要性,从而充分地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能使苗文顺利推行,民族文字的发展推到更繁荣更高层次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发展了苗族地区的经济,逐步消除因经济的不平衡性而带来的各种民族问题,这就是我们推行苗文的目的之所在。

  五 加快苗文推广、学习以及出版的电子化进程

  编辑出版电子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苗文的试行和推广,要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有关部门要积极牵头,让苗文专家要与软件开发专家联合起来, 组织开发苗文的字处理软件的编制、编辑苗汉电子词典和智能自动化翻译软件。各级苗文管理机构,要注意现代自动化办公设施的配备。要培养既懂电子编辑出版业务又懂苗文的专家人才,尽快出版苗文多媒体出版物,满足苗文的电化教育的需要。只有尽快使各地苗文驶入现代信息高速公路,才可能实现苗文作为跨境民族文字的现代文化功能,使苗族文化多角度、多方位推向全世界。

 


 

滇东北苗文的几点思考

杨道才

提要:文字是一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发展和使用苗文对苗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和其它苗族文化一道成为苗族人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滇东北苗语文为对象,从目前苗语文自身的发展情况、普及程度及族人对本民族文字的认同感,苗文的发展环景和策略进行了探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或说成是静音的可视语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文字已经成为各个领域都不可缺少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文字是这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苗族和苗文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发展和使用苗文对苗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和其它苗族文化一道成为我们苗族人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苗语文的发展角度和读者共同探讨苗语文的发展。

一、苗文的现状

滇东北次方言苗文现有两套文字同时使用。一套是二十世纪初英籍传教士柏格理、汉族教师李斯提反、钟焕然、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王道元、张武等通过研究苗语发音方法,根据苗族花衣服和裙子的某些图案及外国一些简易拼音形体字创制的拼音文字,声母大,韵母小,利用韵母的书写位置表示声调(现称老苗文,下文同)。一套是解放初期中央应苗族人士请求,责成中央民院和中科院组织专家同苗族知识分子创造的拉丁字母苗文(现称新苗文,下文同)。新苗文问世后,苗族上层人士的设想是:新老苗文先同时使用,再逐步普及新苗文并最终以新苗文作为苗族的规范文字。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苗语文和其他事业一样受到了影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到应有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威宁县民委先后组织编写了大量苗语识字课本、科普读物、民间故事和歌曲等新、老苗文书籍,举办了数届苗文师资培训;在汉语水平较低的村寨开办民语夜校,在苗族集居地学校开设双语教学;19931999年在毕节师范学校成功开办了七届苗文中师班等。为推动和促进苗语文特别是新苗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苗语文发展的道路上,尽管我们前仆后继,不懈努力,可苗文的发展没有迈开很大步伐。

首先,新苗文问世半个多世纪了,在使用层面并未体现从旧过度到新的转变。笔者所在地的苗族群众中,使用老苗文的人数远远多于使用新苗文人数。其次,青少年绝大多数不懂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字的承传不容乐观。再者,苗族群众对两套文字的认同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苗族是一个多方言组成的共同体,尽管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也最终应使用统一的文字,使之能跨方言交流。有人做过研究,东、中、西部三大方言中,有相当部分词汇发音相同或相近。要最终达到这一目标,使用新文字更实际。九十年代后,中央已经确定拉丁字母苗文为黔东南州苗族的规范文字。也有人提出:新苗文以国际音标发音为准,由于苗语发音与国标音标发音差异较大,且存在不可解决的发音问题,体现在:利用国标音标无法拼读出近一半的苗语发音,因此,新苗文必将是苗语文发展史上的历史过场。顾名思义,应使用老文字作为规范文字。

直到现在,新、老苗文自身发展都不是很完善,使用中常常发生混淆。苗文是表音文字,某个字(音节)通常不确定其实意,只有这个音节处在具体的语境中才体现确切含义。如:deuf这个音节,我们无法判断指的是开、炸、出还是裂,但如果是:“Gud deuf lol dangk(我出来了)。则确定deuf表示“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苗文有多意字但没有多音字,即一个完整的音节符号只有一个读音而常常有多个意思。就象汉语拼音一样,只要写出声母、韵母和声调,这个符号的发音就固定了,不再有第二个读音,也就是音形的一一对应,否则怎么拼读呢?然而,这种音形的一一对应在苗语中并未体现。例如:deut是指柴还是脚呢(在苗语中,柴和脚发音完全不同);bat是指铺设还是阴天呢(在苗语中,铺和阴发音完全不同)?我们来看这个句子:max deut lat hid max?可以理解为:①有柴没有?或 ②有脚没有?这种意义和读音的不明确性,给读者带来不方便,总要联系上下文加以区别,甚至有的联系上下文也一样混淆。张文德老前辈写《苗族中草药》一书遇到的“yib hnub haok zib gaob ”中的  gaob”字,确实无法判断。这个问题人们早有发现,并进行了一些处理。

老苗文方面,笔者所见到的最初的苗文专著是《新约全书》,可以算作苗文的奠基性成果。至于改革完善,如:杨志诚老先生在声母上增加半圆符号以区分清音和浊音,添加形如逗号的符号表示送气音等。这套文字广泛运用于现行《苗文颂主圣歌》中,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又如现在昆明、楚雄等地使用的苗文,在原有声母基础上增加新声母,规范韵母及创设声调符号写于音节后。这套文字常见于来自昆明方向的苗语歌曲光盘里,主要有两大优点,一是补充了声母不足问题,二是采用了新苗文标调方法,解决了声调不准的问题。再如,前些年威宁县张文德老先生通过研究新老苗文存在的问题后,对老苗文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和完善,并用改革后的文字攥写了《苗族中草药》一书的部分内容。这套文字的改革思路和楚雄苗文差不多,最大亮点是设计了字体,分手写体和印刷体、草体和楷体、草体又分大草和小草等,为苗文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符号依据,为将苗文字体推向艺术领域提供了思路。

新苗文方面,从创制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方法是:利用声调符号判断声母发音,并最终决定音节发音。如:“bangx”这个字,从拼音上看,应读“棒”(按威宁汉语方言)的发音,x调为高升调(调值:35),但这个发音在苗语中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判断 “ bangx ” 为苗语“花”的发音。有趣的是,这种现象确实普遍,再如:“box”这个字,发音应与汉语拼音bó相同,但这个发音没有意义,则判断成“女”的苗语发音等等。我们用苗语中的六个声调给“bo”标调,为叙述方便,笔者将六个调编一个顺序号:①高平调bod 、 ②高降调bob、 ③高升调box、④ 中平调 bot、⑤ 低升调 bol、⑥低平调 bos。译成中文是:bod()bob(奶奶)box()bot(蒙住或刺)bol(原调无意义)bos(见,常写作bofsf调均为11调,f调为浊音。),其中,①调的声母与②、③、⑥调的读音就不同,如果将①调的声母读音用在②、③、⑥调上,则没有意义,将②、③、⑥调的声母读音用在①调上,没有意义。这样看来,用声调判断发音有一定的作用,但还有④调不能判断。④调的声母,当表示“蒙住”(bot jieb)时与①调的读音相同,表示“刺”(gid bot)时与②、③、⑥调的读音相同。苗语文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不再列举。对待苗文读音混淆的问题上,新苗文使用声调加以区别,想法很特别,可惜没有完全解决这类问题,还给新学习者带来声调上的新混淆。

其实,新、老苗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主要是声母不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二是老苗文韵母过多,因为有部分韵母是用来判断声母发音的;再就是声调不规范,老苗文用四个位置表示六个声调,新苗文用八个声调符号表示六个声调。张文德改革的苗文有109个声母,楚雄苗文有声母93个,现行新苗文有55个声母,发108个音,《颂主圣歌》现行本共有声母60个,各套文字的韵母和声调也略有差异。可以说,苗族文字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关心它的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到了出路。现在应该是从百花齐放走向统一稳定的时候了,因为,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是不主张呈百花齐放状态的。

  二、苗语文的发展环境

苗族人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发展仅仅依靠情感是远远不够的。文字是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它自身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发展,它的服务目标也最终是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因此,苗文要发展,必须依靠苗族人民,也必须为苗族人民作出贡献,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目前,苗文读物是很有限的,它提供的信息量与苗族人民发展需要之间的悬殊实在是太大了。另外,学习苗文也满足不了人们的根本需求,最直接的问题是升学与就业。正是人们在这种需要与获取的极不平衡中,冷落了记录着自己语言的文字的发展。回顾苗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现在苗文在苗族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大不如前,归根结底,是因为那时候的文字能带给他们精神的粮食,他们从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中得到生活的希望,并以信仰的姿态投入到学习中去,因为其他任何文字都不可能给他们什么信息,这种效果是任何外在手段都无以伦比的。而当今高节奏的信息时代里,人们来不及将精力投入到苗文的学习研究中,因为中文带给我们的信息“足以享用”。现在的苗文,在主人们的深情厚意与无奈冷落之间有些尴尬。好在党和政府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提上议事日程,从政策上给了我们发展苗文的宝贵支持。因此,和其他事业一样,苗语文的发展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有党的英明领导和苗族人民的热情与拼搏,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三、发展苗语文的几点思考

 

(一)、苗文自身的发展。

 

苗文使用已逾百年,足以见证它的适用性和生命力,苗文的发展重在完善而不是改革。从苗文的表音性质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我认为:首先要调查摸清苗语音节数量,确定音节数量之后,按照拼读规律补充所缺声母及确定韵母,即解决发音问题,《苗汉大词典》的出版应当起到这个作用。其实较难解决的是声调问题,目前除了利用韵母位置标调和创设声调符号标调外,还没有什么方法,同仁们需多思考。至于有人认为完善苗文会使文字变得复杂难认,我想这个担心倒是多余的。苗文我们只需学会声母韵母便是,对比成千上万的汉字识记而言是要简单得多。

(二)、苗文发展策略。

    首先,苗语文的发展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要有广大民众参与。这有助于苗文的发展与普及,提高文字在民众中的使用热情,再次唤起人们对苗文的重视。我们可以在现有的使用苗文群体中,采用培训、创作、竞赛等方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说实话,信教群众仍然是苗文使用的主力军。有关部门可以间接地主动指导教会的发展,从教会内部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教会管理人才,并通过这些人才逐步改变当前聚会的单纯信仰模式,走向信仰、社会效应相统一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聚会模式。让苗文与其他事业在教会中体现出时代气息。这对教会、对苗族乃至社会都是好事。  

其次,争取政策支持。一是对专门研究苗文的机构、团体的支持。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没有强大的专业队伍和完整的研修体系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想,这也是苗语文发展步伐缓慢的原因之一。语言文字的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诸如语言规律的研究,文字符号的规范,出版普及及教学提高等等,这么庞大的体系工程是政策支持之外无法实现的。就拿汉语文来说,应该称得上完善了,但它的科研队伍对比苗语文来讲可谓是浩浩荡荡。二是多争取像双语班等就业性质的支持,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苗语文的学习中来。目前我们必须尊重的事实是:苗族在人才竞争市场里处于绝对的劣势。就威宁苗族而言,这不是他们不思进取的结果,更不是像少数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了,信仰不是曾经将他们推上“西南苗疆最高文化区”的巅峰么?用我的话讲应该是他们处处处于劣势导致了选择信仰基督教这条路。稍有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人静心思考都会明白。所以,能争取像“双语班”这样的政策支持,不单单是发展苗语文的事。三要大力出书,出好书,让现有的懂苗文的同志有书可读,制止苗文的“返贫”现象。

第三、发扬“石门”精神,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当前,引导群众发展,争取政策支持是苗族各级领导的责任,尽管其中的困难只有领导自己最能体会,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当年前辈们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身着麻衣,脚穿草鞋,背带干粮,夜以继日,不求回报,无私奉献,聚集石门,活生生赤脚空拳改写了滇东北苗族的历史。苗语文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每个苗族人无不为之动容,笔者更是将之说为是石门精神。今天我们看看苗文的发展环境,可以不穿麻衣草鞋,但不能没有石门精神。再一点,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苗文的普及和发展。例如,将培训过程摄制成光碟,让学习者既见到字形,又听到发音,提高学习效率。前年我在看张文德老师《关于改革老苗文的书》时,他把原来每组声母中的4个增加到8个,由于苗文本身的发展程度和写作者与阅读者发音之间及与标准音之间的差异,我读不准这8个声母的发音,也看不太懂老先生的《苗族中草药》中的改革苗文。要是有相应的光碟来学习,那该多好。如果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有条件可以创办苗语网站),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发展。

再次是苗语文的教育和使用。从威宁苗族来看,都是按照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分布,苗族农村孩子在入学前大多活动范围狭小,接触面也小,都是使用母语交流,造成低年级苗族儿童听不懂汉语,学习比较吃力;初入学时不适应新环境,性格孤僻。面对这种情况,不懂苗语的教师亦是急在心头而束手无策,最终学生成绩差,辍学率高,相当部分升入初中已是借乘“普九”的公交,他们是学校学员中典型的弱势群体之一。一个未接受完成小学教育而辍学的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在当今社会不言而喻。如果能保留苗族聚居地学校的双语教学模式,并且开设民语课程,将有效解决这种现象,并为苗语文的普及和教育提供了保障。曾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报道:西藏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都开设藏语课程,并纳入高考科目,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我为这个少数民族感到幸福。国内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报刊、杂志、电视频道。又如:自治地方的政府、执法部门等能否接受少数民族文字的申请、报告、诉状等等并做到政令畅通,既有政策法规也有实际服务。总之,民族文字要能为本民族服务并获得发展必须具有适当的政治舞台。

最后,关于新苗文和老苗文的使用。这是关系苗文发展方向的大事,关系苗族文字能否统一的大事,我们不能仅凭自己或少部分人的想法作出决定。从滇东北次方言来看,我们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可以由苗族人口较多的县市民委调查统计,再组织各地专家学者的研讨会,不能出现以后又争议的现象。我想,如果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使用新苗文也未必不可,虽然有国际音标的约束,但我们毕竟是在写苗文,发音自然是苗语音。至于苗文要统一的问题,这点大局意识我们是要有的,但这是另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体系,我们左右不了,关键要尽快规范本方言文字,以服务百姓。规范本方言文字后,若苗文真的要统一,滇东北苗文也将规范完整地载入史册,并为苗文的统一提供一点思路,打一点基础。

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苗文的发展要素,那就是:群众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政策支持是保障,精神是动力。只要我们争取到这几个条件,苗文的跨越式发展就会实现。

后记: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未进行足够的社会调查,文中观点只属个人观点。加之笔者水平有限,拙文旨在抛砖引玉,所持观点免不了有不成熟甚至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杨道才,男,苗族,大专学历,威宁县么站小学教导主任。)

 


 

 

苗民的文字

来源:《贵州石门坎》 作者:王建光

苗是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古今中外一般学者均如此论断,这种学理在科学立场上已有它相当的根据,似乎我们再没有强辩的余地了。可是事实与理论未免相差过远,所以不得不在此补充并加以解说。笔者虽属苗人,然并非要在舆论上替苗人辩护曲直是非,在中国古书里或新近学术杂志上记载关于苗族事迹的,已给诸学者作了铁也似的证据了。因此仅能就笔者素来所知及今年暑期旅行西南苗疆重加研究考察所得,略书梗概,以饷读者。

A page from the First A Hhmao Hymn Book

1908(1908年用苗文翻译的赞美诗)

    ()苗民文字的源流:苗民的文字出名问世仅有三十余年,可是它的渊源已远在二三千年以前了,根据苗族诗歌故事的历史传说有云:苗人原来仍有文字,惜所有文字均遭遗失,冈蚩尤与轩辕于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河时,舟船均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防渡江时被水湿透,欲免此患,惟有渡江时书本置于头顶,众如是行之,及至长江时,争先抢渡欲以保馀生,不幸渡至江中水势凶猛,人均淹没过多,书籍什九已失,至无法保存,继后始有人设法将其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资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花裙中之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之意味。这是一个传说,可惜没有书籍记载来作我们的证明,这是研究苗人文字的一件憾事。不单是文字一项给我们为难,就是苗人全部历史也感觉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们要从事去研究苗人的工作,专凭抄袭书本而忽略了民族的传说,也是不很妥当的事。其实研究苗人的历史、文学、民族特性等等的学术,除了书本的原来记载及用科学的方法考究外,还应该在他的故事诗歌及艺术上去研求。上面的话虽然系传说,似乎亦不能把他忽略,因此我们不能武断的说他是无文字的民族。

    ()新近苗人文字的产生地:现在石门坎苗区流行的文字产生地,是在贵州省极西的威宁县属石门坎。石门坎的出名问世的历史距今也不过三十馀年,白前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入苗区域以后,时有滇东黔西川南等地的苗人在该地建筑教堂,创办基督教会并设立学校那时才诞生今日代表西南苗人文化中心的石门坎。而苗文因为诞生于有石门坎教会之后,所以年来到过该地的学者们,都有关于该地历史及苗人文化事迹的记载,其共同的记载都说苗文是由英人伯格里所作。然此说法,却与事实不符,这种荒谬的记载,不独是留给滇东北、黔西、川南一带苗人的一件不好印象,也是整个苗人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大损失,因为各

作者所站的立场不同,认识互异,少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历史的精确眼光去推测事实的真相,兼之能够了解边疆民族心理的作者真是太为缺乏。

    ()新近苗人文字的创造者:晚近关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都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的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于英人伯格里氏的创造。这类的话未免过于武断,事实未必是这样的简单。原来苗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彳i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笔者囊时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以证,他将花衣花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然余视之,一体过简,字意难于表达事物,而仅描画物形,仍难记事畅达,殊属未善,余感此缺点,乃终日孜孜研求,欲觅另法以补斯缺。昔有基督教传入吾等苗胞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里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请教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韵读法,承李柏二氏乐而教之,语日:英文字者取拼音读法;中文者,由象形文字起源演化而来也。余闻此说,屡研究苗文,于是遂将苗族昔时之象形字体,加以音韵及仿效英文字之拼音结构读法,多方请教于李柏二氏,后乃邀约吾苗族先进,如杨雅各、王胜莫及杨芝诸先生共同研求创造,始产生有今日之苗族文字也。

    上面这一段话,是由张岳汉先生口传的记录,由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断定,无疑的,苗族文字的创始者是苗人。至由英人柏氏创作的说法,或许是作者未曾下点工夫去作个详细研究记录的缘故。

    ()苗文字母的沿革:现在已流行的文字,都是本着不违反苗人历史传说为原则,仍采用苗人历史事迹及日常生活必需用具之形象作字母,可是它的音韵及字的构造,大多是近似罗马字的结构拼音读法,字母的数目大小共计六十六个(大字母即声母,小字母即韵母,因为声母与韵母字体有些相似,而仅有大小之别,兹为避免声母韵母混淆起见,故不日声母与韵母而日大小字母),大字母(即声母)的字形大部分是象形,而小字母(即韵母)则多属新创,今举数例略解释其字原历。

    “y”字,中国古代为农业社会,苗族当然亦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他们的歌谣故事中还有不少农业生活的传说,所以摹仿农业社会中所用的农具样式作为苗文字体,即如声母中的“y”字,并非英文字母的“Y”字,原来是犁耙形“1=r”,为记述耕牛犁田的用具,本应书作形,但因此字为声母中的无音字母,当韵母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代表独立的意思时,便须与此字并合书写,所以为减除繁杂起见,就把他减为“y”了,所代表的意义比较深刻,所以就列在声母中的开头字母。

王建光与夫人娄发文(布依族)

   “V”,并非英文字母中的“U”字,乃挂放耕牛肩上犁田的农具,俗名牛加担,它的形状如,改写为”“V”,苗语父亲的“V”字作其声母,由上二端的意义,我们很可以想见苗族原来对于农业概念深刻的一般了。

“]”“L”“]”“L”等字,其本形如“J”,为生活用具之一,即将玉蜀黍等作物在磨石中磨成细面粉所用的手耙。“T”字,虽取形于打杵,但采取此形作声母还含有深刻的意义,苗族男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好汉,同时住居高原的人,交通自然极感不便,所以对于运输工作惟有靠人力背负了,为预防背负重物进行于途中无休息处时,则打杵棍为缺少不了的用具,然而这类工作大都在于男子,所以苗语中儿子的儿字,为“T”字作声母的,如“Th”是,字,并非国文字中的字,苗族衣服都是全仰赖于妇女织缝,此形为纺绩线子时所必需的用具(其中用如纱厂中之纺纱车,但其形略异),所以苗语中的字,为字作其声母,如『卡是。

 

(原载《边声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作者简介:王建光(1918--1959)苗族,云南大关县人。早年在威宁石门坎小学、昭通明城中学就读。l936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9年毕业后留民国教育部工作,兼中央政治大学讲师。

 


 

 

苗文推行的喜与忧

来源:贵州民族报200502173作者:刘仕海

 

一、苗文的创制与改进

    语言是构成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早在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学院派工作组到贵州对苗语作初步调查。后来又三次派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学生分别到黔东、黔西、湘西一带进行苗语调查实习,搜集到许多珍贵的苗语资料。19555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又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贵州、云南、广西进行7个月的调查。195512月首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苗语调查组在会上作的苗语调查报告就是这凡次调查研究的结晶。

    1956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在贵阳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苗语调查队提交《苗语东部方言文字方案(草案)》、《苗语中部方言文字方案(草案)》、《苗语西部方言文字方案(草案)》及《苗语北部方言文字改革方案(草案)》给大会讨论。会议认为“由于苗语方言复杂,虽然在语法上基本一致,但各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上有很大的差异,要给全国苗族创立一种文字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东、中、西三个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滇东北方言文字原有其缺点,同时为了与新创的几种文字的字母形式一致,以便于民族内部的文化交流,按照滇东北方言区人民的要求,决定进行文字改革。”大会通过了三个方言4种苗文方案(草案),同意东部方言以湖南花垣县吉卫乡的语音为标准音;中部方言以贵州省凯里挂丁养蒿的语音为标准音;西部方言以毕节县先进乡(今毕节市燕子口镇)的语音为标准音;滇东北方言以贵州省成宁石门坎的语音为标准音。1957年,这四种方案获中央民委批准实验推行。19581月针对在实验推行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对原通过的4种苗文方案(草案)作了修改。1958年后由于受到极“左”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民族语文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重申了民族语文政策。1982年有关省、市又组织力量再次对苗文方案个别地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4种苗文都是以26个拉丁字母为字母的拼音文字。

    二、苗文学习,使用取得的成效

    经贵州省委、省政府批准,贵州省民族语文工作会于1982524日至30日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第3次全国民族语文工作讨论会精神,交流1981年以来各民族文字试点推行的经验,部署下一步工作。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贵州省的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学习、使用取得显著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苗文扫盲,成效显著。19822月,黔东南州民委统一命题考试验收,据台江苗文办统计,台江参考312人,及格284人,及格率673%,不及格28人,占8%。黄平县1983年至1991年苗文扫盲8111个班,参加苗文扫盲验收考试4047人,合格率为839%。

    2.推行苗文,提高汉文。有人说:“母语文是学习其他民族文字的拐杖”,此话不假。19811982学年度凯里挂丁小学在四年级开办一个苗文试点班。通过一学年的学习,试点班学习汉文进步很快。第一学期,苗文试点班学生的汉语文考试成绩及格率比未开苗文的班级高6%;第二学期半期考试,苗文班的汉语文成绩及格率比未开苗文课的高365%”。

    3.创办苗文报刊,提高苗族人民的科技文化水平。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办的《南风》和贵州省民委办的《贵州民族报》均设有专供发表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的专栏。此外,贵州各县市还创办有内部出版或油印的苗族文字报刊,如黔东南州民委的《苗文侗文报》、雷山县的苗文刊物《雷公山》、台江县的《台江苗文报》、凯里市的《Chok LeiX Hmub(学苗文)》、黄平县的苗文刊物《飞云崖》、施秉县的苗文刊物《舞阳河畔》、丹寨县的《丹寨苗文报》等。这些报刊在为苗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科普教育以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4.抢救、搜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化遗产成绩斐然。如《蚩尤的传说》(潘定衡、杨朝文)、《苗族理歌理词(上、中、下)(杨通胜等)、《焚巾曲》(王秀盈)、《嘎百福歌》(唐春劳)、《张秀眉歌》(燕宝、苗丁)、《苗族诗选》(今旦、吴德杰)、《苗族药物集》(陆科闵)、《贵州情歌选·第二集·苗族游方歌》(魏龄),等等。

    5.苗语翻译和配音电影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黔东南州电影公司译制的《武当》和凯里电影公司译制的《月亮湾的风波》、《峡山疑影》、《高山下的花环》、《花桥决战》等电影故事片深受苗族群众欢迎。

    三、当前苗文面临的困境

    1.民族语文组织领导机构名存实亡。以前,为了

    保证民族文字工作的顺利开展,19567月贵州省成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黔东南州、黔西南州、黔南州和贵阳市也相应成立了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1959年后,由于“左”倾思想影响,民族语文工作被迫终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得到拨乱反正。1982年贵州省民委设立民族语文处,负责全省民族语文的推行、指导。1984年改为民族语文办公室,黔东南、黔西南和黔南也相应成立了民族语文科。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工作机构,除了贵州省民委民语办尚能正常开展业务工作外,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和贵阳市的民语科以及各县()的民语办由于编制减少,经费不能保障等原因,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指导工作。

    2.扫盲、双语文教学滑入低谷。号称天下苗族第一县的台江,苗族人口15万,占全县人口的96%以上。据石茂明先生的《台江苗文试行与苗文教育传播研究报告》介绍,1983年、1984年、1985年是台江县苗文试行以来投入经费最多的年份。试行工作以扫盲为主,其中1984年是台江苗文扫盲的高峰期,但1986年后就呈衰退趋势。1990年台江的苗汉双语文教学陷入低谷;1992年苗汉双语文教学班只剩下县苗文办开的三所实验学校苦苦撑着;1993年,由于经费紧缺等原因,实验学校不再招收新生。1998年台拱镇张家寨实验小学停办,仅剩下施洞镇巴拉河小学和稿午小学两所实验小学苦苦撑着。其他苗族地区苗文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3.基层苗文教师流失严重。当前基层苗文教师工资难以保障,并且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认可。苗文教师中改的改行,辞职的辞职。苗文教师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

    4.苗文教材紧缺。推行苗文,教材先行。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没有一套系统的苗文教材。

    5.苗文报刊缺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黔东南的台江、雷山、丹寨、黄平等县曾内部编印过《台江苗文报》、《雷公山》、《丹寨苗文报》、《飞云崖》等苗文报刊,但时至今日仍未有一份公开发行的苗文报刊。

    6.苗语词汇滞后制约苗文的发展。据统计,1990年出版的《苗汉词典(黔东方言)》搜集苗语字、词、熟语、成语约11万余条,而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以及1988年出版的《补编》所收词条却有76万余条。苗语词汇量仅占汉语词汇的144%。

    四、几点建议和呼吁

    1.建立健全民族语文组织机构。省里应恢复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州、地()、县(自治县)、市、区(特区)民族工作部门应恢复和建立民族语文科(),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2.保障经费投入。建议各级政府把民族语文推行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或在民族经费中列出民族语文专项经费,确保专款专用。

    3.力口大苗语师资的培养力度。建议在贵州民族学院和黔东南民族师专等院校开设民族语文师资专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各民族各语种的合格师资。

    4.成立省级民族语文规范化、信息化组织机构,加强民族语文规范化、信息化的管理。

    5.对苗文进行改革与探索。由于历史上苗族迁徙频繁,居住分散,方言差别大,次方言多,土语复杂,不利于内部交流,可根据实践经验和多数苗族学者和群众的建议和意愿对苗文进行改革。

 

 


 

 

疑是古苗文的神秘文字

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东北方向雷公坪,有石碑上称天书碑,碑上刻有疑是苗文的神秘文字。

据《雷山县志》记载,该碑前筑台三层,用青石砌成,高2米,宽1.5米,已损毁。八十年代,该县文物管理所收集到几块予于保存。县志有其文字拓片图,共28个字,其中有4个字残损(见图)。

据专家考证,碑书笔力古朴、遒劲,用笔操刀遗留汉魏风骨,与汉字有着亲缘关系,又与日文相近。至于是什么内容、写于何时以及是何人所写则无从考证。
    
关于此碑,有几种说法:
     1.1700-1800
年前,即西汉文帝期间,苗族先民(即楚人①)向西南迁徙,经古州(今贵州省榕江县)而至雷公山,定居牛皮箐,祭天盟誓立碑以志。
     2.
碑是苗族起义遗留物,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雍乾年间,苗族领袖黔兴王张抱九领导苗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在雷公坪建立苗王国,刻立该碑;二是1868年,张秀眉、杨大陆领导苗族人民反清起义,曾长期驻扎于雷公坪,并修建阅兵台,立下该碑,曰秀眉碑
据认为,碑是苗族起义遗留物尚有疑问:雍乾、咸同至今100-200多年历史,如若那时有苗文,就一定传承下来,苗文就不会失传,因为那时苗族已居有定所、相对安定,应授学自己的苗文。
     3.
碑由诸葛亮所立。诸葛亮七擒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后,为宣扬汉蜀亲扶、和睦的民族政策,用苗文刻立该碑诏示天下。据传孟获是苗人,被诸葛亮治服后把自己老家的务振山②改为孔明山,把出生的家寨改为孔明寨③
    
该碑损毁的原因,亦流传着几种说法。
     1.
咸同年间,雷公坪被清军攻破,张秀眉、杨大陆领导的苗族人民反清起义军败退,碑被清兵砸毁。
     2.
雷公山山高水冷,山民播种无收,几经烧山耕作,碑被火烧烟燎而毁。
    
关于苗文失传,贵州、湖南各有说法。
     1.
贵州说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围时,族老忘记将苗书带上,叫大儿媳回去取,大儿媳取书时听到有婴儿啼哭,跑去抱出婴儿而忘记拿书,苗文因此失传。
     2.
湖南湘西吕洞山说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围时本身没带什么东西,以及有文化的老年人跑得慢被杀,加之路上几经包围几经突围,特别是洞庭湖之战④,苗书遗失殆尽;到新居住地后又忙于打仗、忙于开荒,而无暇学文解字,苗文失传。

注释:
.《史记》载: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国在江上楚蛮之地。
②、③、孔明山在贵州省榕江县与从江县交界处的月亮山支脉,山下遍布苗寨。务振,意为古林之山,该山顶名务祝,意为森林中的古战场。
.在洞庭湖边,苗人被围住,整整坐满七座山七个谷。眼看要灭绝种族,他们连夜造船,分别向湘西及云贵突围,至此得于繁衍,而语言及风俗却各自演化各不相同。

(转自三苗网

 


 

 

苗族(大花苗)文字史说

来源:云南苗族基督教网 作者:张绍辉

 

一、苗族

苗族,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有文字记载之前,已经有她悠久历史,文字记载下的历史仅为她的一部分。苗族历史,在中国史料中并无多见。然而苗族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一部迁徙史,一部长征史,更是一部血泪史,贯穿中国千百年。
“何坊一纵闲情,陶然登上高处,闻闻山外的气息,看看世界的风流,六千年历史,我们不比别人少,酸苦麻辣我们却比别人多”。这是苗族女诗人吴通美牧师的一首诗,构划了苗族的悲壮历史。澳大利亚著名的史学家格迪斯在其《山地民族》一书中如此说:“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这两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几乎完全是依靠战争和迁徙完成来的。苗族如此坚强的品质是与浓厚的苗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大花苗苗族,系中国西部苗族之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区域包括云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约达四十余万人。多数居于边远、高寒山区,离县城较远,多数一直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的主要工具。都有着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历史原因,原始文字已经失传。

二、古老苗文史说

苗族古歌,有苗族文字的见解,并说苗族古时的文字记载于《毕鸡蛮志》书里。苗族古歌说:过去则戛老有弟兄两个,哥哥名叫高度查地奥,弟弟名叫连地无在少。他们知识渊博,能读能写,能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测量天地,以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来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并划一年为四季,一季为三个月。同时,又推算出了三年为一润的历法。

原始文字,苗族曾用过类似文字的木刻纹,用于通知“礼金”、大歌“歌目”等。用“O”表示白银“百”、“—”表示白银“十”、“。”表示白银“两”。民国时期,表示“百”、“十”、“元”。

从王明基、杨荣新二位老先生整理记录下来的资料中记载符号有:

苗族古歌是这样描述的:婆布罢把女儿抱在怀里,教她读认字,娥赞拿来三块石板,写上世界万物的名称,娥赞善于绘画,她画了自己两张像交给丈夫挂在犁地的两边,以便丈夫梨地时无论往哪边犁都能看到自己。娥赞用的符号是:

以上符号是杨、王二位老先生整理苗族古歌时记下来的,其中一些符号在大方县志上也有记载,“盖无书可稽也。兹得法教士费亚氏《法苗文法》一书谨节录之。”
再则,苗族花衣花裙上的符号:

花裙上的符号:

花衣上的符号:

可以看出以上几种符号都无不留下古时苗族文字符号的痕迹。

三、基督教在苗族

一八九五年,基督教内地会总会命令其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士: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开展在非汉人中的传教——因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所受的儒教熏染较少。根据这“苗疆开荒”的新政策,内地会贵州办事处于一八九六年派遣传教士韦伯(Webb)偕同苗族布道员潘寿山等,选定属清平县管辖(今黄平县)旁海北岸的猴场中寨建立教会。这是内地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苗区传教点。英国“圣道公会”(循道公会)于一九零三—一九零四年,党居仁、柏格理等人开始向苗族传教。 一九零五年,柏格理牧师与澳大利亚籍内地会传教士郭秀峰和几位苗族汉族传道员由石门坎过昭通向云南滇北苗族地区开始传教。一九零六年柏格理、郭秀峰等人沿第一次入滇路线到达武定,在洒普山建立教会,并兴办学校。在后来的数十年中郭秀峰和一些苗族传道员基本跑遍了滇北苗族地区,建立了数百间教堂和学校。学术界把柏格理等人的传教模式称为“石门坎模式”或“石门坎现象”。

基督教文化对滇东北地区苗族最大的成就和影响就是使苗族文化特别是文字和音乐得以创新和发展。一九零六年,柏格理牧师等人为了使苗族能读懂圣经,他与当地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张约翰等经过长期的研究运用,决定以苗族滇东北次方言为发音基点,利用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变形体,以汉语拼音模式为苗文拼音方式,参照拉丁字母及英国古谱“梭发谱”(Tonic Sol-Fa ),共同创制了苗族自己的文字和曲谱,通称为“柏格理苗文”或“老苗文”。从此,苗族结束了千百年无文字的历史。一九四零年后,云南滇北苗族牧师王志明等改进“老苗文”以趋完善。柏格理牧师等人研制的苗文及后人改进的苗文,深受苗族地区人民欢迎,推广极快而广。

四、柏格理苗文及其变革

(一)、柏格理苗文

一九〇五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合作为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威宁县、赫章县一带苗族创制了这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制以来主要是在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水城、紫云等县和云南省的彝良、大关、永善、寻甸、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昆明市近郊等地苗族基督教活动中使用。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使用这种苗语的苗族约有二十五万余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约有五万人。

基督教传人滇东北苗族地区后,为了便于传教,为了进一步使后代人了解历史和了解悠久的民族文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创制了苗族语言文字;“曩时笔者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证明,将花衣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据王明基、杨荣新二老说:他们查看了花衣花裙上的花纹和娥赞时的符号后,模纺创制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符号。

如:

花衣花纹:

纺制符号:

娥赞时用的符号:

纺 制 符 号:

一九O六年张约翰到云南武定传教时,又与澳籍传教土郭秀峰研究创制了较完整的符号,其中声母二十一个,韵母十四个(后两个符号是以后才添上去的)

声母:

韵母:

老苗文的创制是以拉丁字母为主,以苗族正事的古老苗文符号为辅创造出来的文字,在拼读法上,柏格理起到了主导作用。

(二)、苗文声调问题。

在《未知的中国》一书的《苗族纪实》中, 柏格理认为苗语声调与音乐的音调有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 ,也从没有人敢于设想它能够被写出来。在把苗族语言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 ,我们感到现实的“声调”是最令人头疼的困难 ,对于学习中文的人来说能理解这一点………..。在把这样一种语言(指苗语)演变成文字的过程中, 似乎自始至终都在需要某种音乐的乐谱, 从中您能够学到一张可以唱出来的乘法运算表。如果当真把它当作包括数字在内的十足的数学问题, 亦将令人难以应付, 总之音乐的要素从来绝对不可缺少。”( 《未知的中国》 P158)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 柏格理在创制柏格理苗文的过程中,以其音乐学者般的睿智和丰富的音乐知识,把音乐的音高概念与语言的声调现象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利用了音乐艺术的原理,使之扩展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想像性和联想思维。在具体的创造实践方面,则一方面将这种创造性成果应用于柏格理苗文的创制上,另一方面则将其进一步推广到了柏格理字母谱的设计思路之中。

因此,苗族教会传统的苗文“声调”,在长期的使用中就一直用音乐音高来确定苗文“声调”。

如:
(三)、新柏格理苗文

一九三二年,为进一步发展继承苗族文字,此时,又以教会重新翻译《新约全书》笔译者杨洪新,杨荣辉、王时基、张鸿猷等进一步的思索、研究,在声母上添了“c”代鼻音。
通过这次改革,使老苗文有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用了三年时间,在昭通译出《新约全书》,并由杨荣新先生带着译稿去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现在只要查看当今教会用的《新约全书》,就能观其文字的全貌了。

一九四九年,石门坎中小学教师韩绍纲、杨忠德、张友伦、王明基、杨荣新等人又重新在文字上作了一次改革。

(1)、以“ • ” 代表浊音“ ’”代表浊送气音。

(2)、以 ∽ 、ω、em、з、 ρ符号代表声调调号(第一调、高高音不标符号)

(3)、写法依声母、韵母、调号的次序、韵母调号统一写在声母的右下角。

新老苗文写法如:

当时,苗族同胞,多数人不懂汉语,不能读书,更不能读、念经文,为了适应教会的发展和继承传教人才的需要,柏格理专门从汉族地区聘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来石门坎任教,培养人,学会苗语文后,逐渐推行普及,并达到了高潮,多数苗族老人中年男女都能用苗族文字朗诵赞美诗和念圣经。有的苗族同胞还用苗文来记事、写信、作诗、翻译古歌、故事、谚语等,成了本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交际的主要工具。

五、现代苗文

(一)、拉丁苗文

一九五一年,中央民族学院七设苗语专业班,用国际音标作记录。一九五六年月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七日,在贵阳召开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会议决定改革威宁石门坟的柏格理字母苗文改为拉丁字母拼音苗文,以湖南花垣县吉卫镇腊乙坪、贵州凯里挂丁养蒿村、毕节先进乡大南山三处为标准音,创立东部(湘西)、中部(黔东)、西部(川、黔、滇)三个方言的拉丁字母拼音苗文。

拉丁苗文:

Ndliex dib ghab shit zik? (谁创造了世界?)

Ndliex dib Ndraos bangx zik. (昭榜创造了世界。)

(二)、楚雄版苗文

一九五七年,在贵州民族学院举办苗语北部方言班,为楚版苗文奠基了基础。由张志辉等一批昆明、楚雄等地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语言学者,根据柏格理(老苗文)及杨荣新等改进的苗文,再一次进行规范改进,语音以昆明、楚雄两地为标音,称为“规范苗文”。
楚雄版苗文如:
六、苗语法

苗文大字母写在左边,是文字的主体部分,吐气符号写在大字母的右上角或左上角;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和右下角。行文自左至右书写。词不连写,音节之间没有空格。字母分为拼写声母的大字母和拼写韵母的小字母。韵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方,兼表声调,即在大字母上方、右上角、右侧、右下角表名词的调类。大字母有合体字母(也称:派生字母),表示前鼻音声母;小字母有复合字母,表示复合元音或后鼻音的韵母。

语音:大花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语。用声、韵、调三种符号记录音节。

语法:苗语的构词法与汉语的构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偏正式合成的名词,汉语前偏后正;苗语则相反,中心部分在前,限制或修饰部分在后,有如英语语法,如“ngšvš”(房瓦)、“t¡qš”(子桃)。苗语句法的指示代词在后,如“tç ndÒnô”(儿子这)、“aÃlÀdä nÀ nô”(两个人这)。

七、柏格理苗文的使用

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五年,柏格理牧师、杨雅各等人用苗文翻译了部分《新约全书》历经十年,虽然柏格理在文字创制起了主导作用,但在圣经词汇翻译中杨雅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柏格理牧师与世长辞。一九一六年二月杨雅各等人到日本横滨付印,历时半年,一九一七年六、七月,首批印刷了八百八十五本苗文圣经,由他运送回国(右图:苗文圣经印刷出版——引自:中国当建立自己的“圣经学”——汉译《圣经》之考察)。一九一九年王树德、杨雅各续绎未完部分。一九三零年后,王树德、杨荣新又重译《新约全书》,并由上海圣书公会出版,与同出版的还有杨荣新翻译的《圣主赞歌》,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又出版了《苗文新约全书》。一九四零年在武定洒普山任教的王志明用他改进的苗文,重整翻编了《颂主圣歌》。一九四二年,由安宁“云南三育研究社”翰杰等人组织了苗文圣经和赞美诗的编辑与翻译。并在“三育研究社”的印刷厂印刷苗文书籍,由十二位苗族自己担负翻译、编辑、印刷、校对工作,印刷过三十二开本的苗文《圣道纲要》、《使徒行传》各一千册,《颂赞诗歌》二千五百册。以后多年中又增印多册。一九四九年由昆明内地会印刷厂印刷出版王志明牧师编写的《旧约摘录》苗文版一千册。这些都共同运用“柏格理苗文”和“改进苗文”,并对苗族教会都有很大影响。

八、柏格理苗文的使用价值功能及其局限性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语言,还必须有文字,这个民族的交际工具才算齐全,而文字是解除蒙昧的有力武器,是通往文明和繁荣的桥梁。苗族原无文字,一切文化只能靠口头传承,严重妨碍了苗族文化的发育和交流。今天,话语霸权的研究巳成了世界学术领域的热门,而在将近一百年前,在中溺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沟里,柏格理和蒙昧的苗民们就已经懂得失语的痛苦和争夺话语权的重要了。

柏格理能在本世纪初为苗族创造文字,还用该文字编写了苗文课本,课外读物,发行苗文小报,传播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苗子同胞也逐步学会了应用自己的文字作为交际的工具,如通讯、记帐、写日记、记录本民族的诗歌、故事等,对传播发展苗族文化,客观上起到不少作用。此点,不论解放前、后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实践证明,柏格理苗文作为苗族人民的第一语言和记录了这种语言的文字符号,是苗族人民进行启蒙教育,开发智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本民族发展繁荣最有效的工具。它在苗族群众中,显示了在不懂汉语的苗族地区,为汉语文所不可代替的特有功能。他们学好、记好、用好、写好这些苗文,这就使得苗族本身具有鲜明的先进性,科学性与实用性。

在许多史诗和古歌中,颇有艺术价值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它能够搜集整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遗存给后代,并又能给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第一个宝贵资料。同时,它还有利于苗族人民的交际来往。过去苗族聚居地区,群众除了口语对歌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以外,用文字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相互交流、书信来往、写歌谱曲,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

在后现代“强势话语霸权”的时代里,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着苗族同胞们的视野,妨碍着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反而影响了苗族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

九、关于苗文的传承与发展之我见

“有一位弱者叹道:花苗文字处在一个得而复失的严峻时刻。这话是不是有一点耸人听闻呢?不!…….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陶绍虎:《苗文启读》第二页)

二〇〇九年九月五日,苗文圣经出版发行感恩礼拜在禄丰大箐教会举行,苗族等待了一百年的新旧约苗文圣经终于问世,带给了苗族教会无比的希望和激情。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苗文圣经怎么读的问题。现在苗族教会使用苗文的几率已经只限在特殊的教会节假日和少部分苗文诗歌了,记事、讲道等等一系列关于文字使用都已经趋向汉字、汉语。

关于如何传承苗文的使用和提高苗文使用,本人有几点想法:
(一)、编写实用易学的苗文培训教材。

根据《苗文圣经》的字词、词汇、语句、语法编写苗文教材,建立统一的苗文使用标准系统,加强建立《苗文圣经》在文化、宣教、护教、文献方面的重要积极作用,使《苗文圣经》不仅是信仰方面的准则,也是苗族文化的标准。在“强势话语霸权”的时代里,“弱势的苗族文化”必须借助“强势的基督教文化”才能抵抗“强势的汉文化”的侵蚀,保持苗族仅留的一片净土。
(二)、开展循序渐进的苗文培训事工。

首先,从教牧人员入手,其中重要对象是神学生,神学生学习苗文关系到苗族教会将来对苗文的重视程度及苗文使用率。

其次,从教学方法开展,着力培训师资力量,建立一支强有效的苗文教学团队队伍。这不是指圣经翻译的这几个人员,而是指整全的苗族教会的师资队伍,这样才能带动整个苗族教会。

然后,根据区域分片的开展培训,邀请每个教会的教牧或同工参加培训,建立初级的师资力量。

(三)、建立策略,详细策划,周全组织,开展苗族教会的全民苗文培训。
柏格理牧师在苗族传教时的“异象”及“策略”是“传通苗族”、“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现在苗族教会要提高苗文的使用率,必须遵循“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只不过学校应该为培训班或培训部,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专门的苗文培训部和培训计划。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李元龙

   最早在中国实行双语教学,最早在中国推行男女同校,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第二个博士生……如果,不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等唠叨这里传播基督福音,大力兴办教育,并于105年前创制了苗文,结束了苗族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贵州省威宁县在中国教育史等等之上的诸多第一,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石门坎,这个举世公认的苗族文化最高区西南文化圣地 1949年前取得非凡教育成就等等的圣地,自从北京城头换了大王旗之后,老苗文就与其诞生地石门坎一样,每况愈下,历尽了劫难。
  老苗文是怎样诞生的,诞生之后有多辉煌?1949年之后,老苗文遭受了怎样的劫难,当局为什么必欲除之而后快?老苗文如何在浩劫中薪火相传,它今年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在阅读了许多资料的前提下,去年4月份和今年5月份,笔者两次来到石门坎,试图尽力解开这些被人为掩饰,歪曲了的真相、谜底。
  一、结束苗族无文字历史,传教士功莫大焉
  作为一个深受大汉族主义者,甚至是受到其他强悍民族欺压、迫害,只能挣扎于蛮荒之地的民族,自诞生以来,直到1905年之前,苗族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母语文字。苗族人的历史文化,只能是最原始的口耳相传,也即以讲述和古歌的方式,挂一漏万般地流传下来。作为一个天荒未破古径云封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只知结绳而治的石门坎,这里的苗族人们怎么也想不到,20世纪初,石门坎将发生天翻地覆,令世人称奇的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与数万里之遥的英国有关,与一个名叫柏格理的传教士,更是密不可分。
  1887年,当时22岁的柏格理(S. 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的,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柏格理进入威宁石门坎,则是1904年的事情。
  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英国公务员考试,并以全英第二名优秀成绩被录取的人,柏格理在学习语言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途经上海进入中国大地之初,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柏格理即完成了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的中国语言学习。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很快掌握了当地大花苗语言。
  可是,要向苗族人传播基督福音,要在苗族人聚居区大力兴办教育,对于没有自己母语文字,也不会说汉话、更不认识汉字的石门坎苗族人,这怎么可能?
  自1904年进入石门坎开始,柏格理一边跟当地人杨雅各张约翰,汉族人李司提反等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借鉴拉丁字母,参考着苗族服饰图案,摸索、尝试着创制苗族文字。几经尝试,几经失败,1905年年底,老苗文终于破茧而生。民间称这套文字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柏格理苗文 英语世界称之波拉德文字,或波拉德字母
  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简单易学、可根据需要自行复制,十分适用科学,这是老苗文的最大特点。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因文字里面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饱含着苗族文化元素而受到苗族的普遍认可,青睐,在苗族人中有了坚实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基础。
  苗族人对这套文字的喜出望外之情,从老苗文诞生不久即广为流传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里,可见一斑:很早以前,苗族先人创造了苗族文字,苗族以前丢失并被绣进自己服饰里的文字,现在找到了。得益于基督福音,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了,这正是祖先最初发明创造并遗失数千年的文字!
  二、光华校旗树黔疆:老苗文曾经的辉煌
  老苗文创制之初,柏格理和杨雅各等立即将《新约全书》翻译成苗文,并于不久在成都印刷出版。这对于当年第一次走进学堂的苗族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本教科书。与此同时,《苗族基础课本》等启蒙读物,各种《圣经》单行本等,也相继问世。1917年,杨雅各东渡日本,在横滨印刷了老苗文《新约全书》。193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荣新等老苗文培养出来的苗族学者,开始用老苗文重新翻译《新约全书》,并着手完善老苗文。1936年,王树德和杨荣新带着翻译甫毕的《新约全书》来到上海印刷出版。当时,这一版本的《新约全书》印刷了7000册,很快销售罄尽。此后,这一本本《新约全书》多次再版,至今在民间广为传播。这一时期,《平民夜读课本》等教科书印刷出版,口耳相传的《苗族古歌》等苗家历史、故事、诗歌等被记录下来,成为更易于保存、传播的文字文献。1949年,老苗文《花苗新课本》印发。是年,英国传教士张继乔和苗族学者杨荣新、王明基等对老苗文进行再次改进,使得老苗文更近科学、适用。
  老苗文诞生数年后,云南昆明一代,澳大利亚传教士王怀仁和张尔昌受到柏格理创制苗文启发,分别在自己传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文字:柏格理傈僳文和伯格理彝文。老苗文核心区不仅包括了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地区,成为跨省份、跨民族的文字,它还被传教士后代传播到了欧洲,非洲,此是后话。
  与老苗文一道应运而生的,是1906年苗汉双语教学在石门坎的推行。这,可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推行双语教学的学校。
  正如柏格理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一个苗族人对诽谤传教士的人说,柏格理等是挖掉了他们的眼睛,柏格理等传教士发明老苗文,在乡村办教育,这相当于将苗族人不识字的眼睛去掉,而给他们换上了一个能够读书写字的眼睛。掌握了文字工具后的苗族人,也就结束了数千年原始、蒙昧的混沌状态。如果没有传教士,我们苗族人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煎熬多少年,许多在当年石门坎教会学校读过书的老石门坎人均如此说。
  老苗文不仅推动了苗族人扫盲、识字运动,帮助苗民树立起了生活、学习信心,还使得石门坎苗民中间不断涌现着高学历人才。作为启蒙钥匙,作为文化载体,作为苗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媒介,老苗文使得石门坎学校在四九年前,一直是西南地区乡村文化、教育中心。期间,石门坎本地学校毕业生有4000多名,走出去的初高中生,中专生数百名,培养出了大学生30多名,博士生2名。正如苗族第一个博士吴性纯等所作歌曲,反映出了石门坎当年的教育盛况:光华校旗树黔疆……热心乐渡东西洋……齐声高唱大风泱泱!
  不仅如此,即使在当年,在国外,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这封信就会如有神秘功能的优异信鸽那样,准确无误地直飞石门坎。石门坎《溯源碑》里有如此句子: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颂扬之谱。这描述的,也是石门坎苗族人当年信教、读书的热情和盛况。
  石门坎,老苗文,曾经多么的辉煌,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1949年,随着所有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华大地,石门坎光华校旗被共产黑风刮倒,老苗文也与石门坎一道,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历尽劫难的时代。
  三、四九年之后的老苗文政策:收起来烧掉
  “1951年,苗文学者杨荣新、张有伦受命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前往重庆,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翻译成苗文。这是老苗文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用以表述国家的重要文件,此举使它的发展历程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这是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里,关于老苗文历史作用最后一段的表述。
  在我看来,这是所谓新政权刚刚沐猴而冠,尚未完全立稳脚跟,还顾不上清算苗族基督徒,收拾老苗文之际,为了巩固政权、暂时对苗族人进行教化、拉拢的临时性、欺骗性手段。还有就是,改朝换代了,当然也要向苗族人要传达今上圣旨,在当时情况之下,利用一下这刺眼的老苗文,这也是特殊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是何等样的党派,有着怎样的光荣传统?老苗文再好,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的产物,它的存在,只能证明我们的敌人的伟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一把火烧光老苗文,这是必然的,早晚的事情。所以,什么光辉的顶点,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现政权的一家之言。再说明白些,这只不过是作者迎合党棍胃口,为党棍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找到的,证明党重视苗族同胞,抬举老苗文的佐证而已。
  在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里,用了不少文字回忆说,在国民党同化政策大力推行的三四十年代,贵州省主席杨森力推行边胞同化政策,老苗文不仅被贬称为假文字,连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也一律不准使用,只能使用汉语、汉字。
  沈红书里说,同化政策的试点就选在威宁,因为遭到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这次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
  所谓苗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强烈反对,是取消少数民族文字的动议只得不了了之的原因,这显然与事实和真相相去甚远。我的看法,国民党及杨森的同化政策,是大汉族主义加愚昧无知在作怪,但其用心是良好的,也即杨森的出发点,是企图用大汉族的进步文字取代少数民族的落后文字。所以,你们少数民族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好心,那就悉听尊便吧。
  中共政权之所以要将老苗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套用文革期间的一句名言,就足可以说明问题:写写划划绝不是小事,文字头上也有阶级斗争!是的,在心胸极为狭隘、必欲取代传教士,取代上帝救星地位而代之的中国共心眼里,这不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个你死我活的政治问题。
  沈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计划为少数民族创造拼音文字,目的是以更加科学的新苗文替换老苗文,体现了国家推动民族文字现代化的努力。如果创制新苗文的目的真是如沈红所言,那这样的出发点和用心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知道,五十年代之后,围绕着老苗文,发生了怎样野蛮,怎样疯狂,怎样悲惨的故事,你对中共本质有所了解,你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你就会作出与沈红观点相反的结论。
  四九年之后,中共政权在接管石门坎的同时,将石门坎光华小学等全部接管。斩草必须除根,学校一经落入中共政权手里,苗汉双语教学戛然而止,老苗文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志,作为外国传教士别有用心强加给苗族同胞的耻辱象征,被新政权扫出了所有学校大门。
  但是,要想取救星地位而代之,要想向苗族人兜售、灌输自己的玩意,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一套新苗文,真是再好不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早在1952年,京城官派钦差大臣般的所谓语言学家来到西南苗族人聚居区,进行全国苗语普查。作为老苗文诞生地,石门坎成为了苗语重点调查对象。在此过程中,老苗文受益者、改进者杨荣新和王明基被安排参与新苗文创制。1957年上半年,也同样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所谓新苗文草草推出,使用新苗文编撰的《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词典》,相关课本等等,在苗区开始强行推广。
  同年下半年,石门坎新苗文试验班开班。办了及几期,还没来得及推广,反右和大跃进开始,站稳了脚跟,但非常害怕复辟,闻过则怒的中共开始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
  但是,苗文遭遇的真正危机和困境,既不是20世纪40年代边胞同化政策时期,也不是新老苗文的竞争,而是五十年代末的特定历史时期。就是在《结构与主体》一书里,沈红也不得不承认,六七十年代,才是老苗文真正遭遇劫难的时期。随着石门坎被戴上那个年代极具负面意义的帽子小台湾小香港之后,老苗文,这个基督教背景极为浓厚,帝国主义色彩再明显不过的眼中钉、肉中刺,到了该被清算、清除的时候了。
  在这样的阴暗心理之下,仅仅是取消双语教学,阻止老苗文进入课堂,已经远远不能消除心中的妒火和怒火,必须拿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方有可能将老苗文铲草除根,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一开始,石门坎官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的有力措施,首先就是将教会学校培育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杨荣新,这个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与英国传教士对老苗文进行过几次改进的老苗文专家,虽然他积极靠拢新政权,还被抬举为新苗文主要创制者之一,但是,翻脸无情的新政权并没有因此对他格外开恩,反而于1958年将他下到了大牢里。
  我曾经两次在石门坎两次见到过杨荣新如今还居住在石门坎街上的儿子杨华明。杨华明之所以在关注石门坎的人们中间小有名气,是因为他是石门坎唯一一个民间搜集石门坎文物的人。他家里,不仅收藏了一定数量的,有关苗族,有关石门坎的实物、图片,还有他父亲杨荣新留下来的老苗文手写石门坎历史。
  杨华明对我说,1958年,他父亲还在北京中央民院从事苗语研究,谁也料想不到,父亲在返乡探亲途中,就被抓起来,给关押在威宁看守所。还没来得及从重从快判处呢,才两个来月时间,父亲就在看守所给折磨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杨华明说,直到今天,那个自称有错必纠的党,居然还没有给他父亲平反。作为石门坎重量级学者,杨荣新的所藏书籍有九个书架之多。父亲一落入监狱,就有四个政府来到他们家,两个人将书撕碎丢在火里,两个人监督着,生怕出现漏网之鱼。杨家人还是冒着危险,偷偷藏下一些书,可是,当我和兄弟姊妹们受到株连,也被抓起来之后,几乎所有的书被背到公社,全被烧毁。杨华明万分遗憾地说。
  罪恶滔天的文革开始之后,随着清除精神鸦片肃清帝国主义余毒揪出隐藏的帝国主义特务的层次升级,争对老苗文的第二次浩劫,也更加来势汹汹。这一次,别说双语教学,老苗文,就连口头上说苗语,也成了一种罪恶。早在文革开始前的一天,一个秉承了上级旨意的公社书记公然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不准将苗话,要讲就讲普通话!
  1968年,运动中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来到,政府对眼中钉、肉中刺老苗文的态度,这回赤裸裸表现出来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文字打倒老苗文的大幅标语,石门坎街上,随处可见,对老苗文的又恨又怕,也可以从这样的标语口号上得见一斑。
  对于承载着真知灼见的书籍,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和今天的毛泽东等等,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共政权对待苗文书籍如苗文圣经,苗文赞美诗,乃至苗文课本等等的所谓基本政策就是:收起来,烧掉五个字。
  杨华明说,当年,公社干部在会上、会下都多次威胁过可能藏有苗文书籍的人们: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哪家有书,有多少书,我们彼此都心中有数的。要你自己拿出来上交,或自己烧掉,是看你的态度好不好。态度好的,没哪样说的,态度不好,麻索子拴起的时候,你想交、想烧,都来不赢了!
  如果说,第一波争对石门坎苗族读书人和苗文书籍的坑儒、焚书运动还只是摧毁了苗族文化的枝叶的话,那么,第二波争对石门坎平民百姓焚书运动,就连苗文的根基,也差点给铲除殆尽。这一次大规模的焚书运动,使石门坎地区苗文书籍的数量急剧下降,很多村寨已经不存一本老书。……1988年的时候,县民委寻找《苗民夜读课本》,全威宁县都找不着。最后,还是在我家找到一本。当年,杨华祥对来访者如此诉说石门坎的焚书之彻底、惨烈。
  四、野火烧不尽,新苗文培训班办成了老苗文培训班
  然而,焚毁老苗文,尽力抹去传教士在石门坎留下的任何痕迹,这只是野蛮政权的一厢情愿。圣经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野蛮政权能够杀死教授老苗文的教师,能够焚毁写有老苗文的书本,但是,柏格理等传教士,以及众多苗族学者、师生注入到老苗文里的灵魂,却是野蛮之火烧不尽、杀不死的。
  正如自从1958年之后,基督徒们不能公开传教、聚会了,但是,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管是在家中,在深夜,在山洞里,对基督的敬拜,对真理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老苗文也是这样,你穷凶极恶的干部们不允许我在课堂学习老苗文,我在家里学,我在山野学,你晓得个鬼;你不让我在你面前说苗语,你一滚,我照说不误。
  实际上,老苗文书籍没有没焚毁殆尽。不少村民很不愿意烧毁老苗文书籍,他们或将老苗文书籍转移到更安全的偏远地区,转移到其他没有对老苗文形成围剿运动的异县他乡,或将老苗文书籍隐藏于自己家的土墙夹缝里,牲口圈等。杨华明就曾经说,他流落云南永善期间,就将父亲的一本老苗文圣经带到了永善,回到石门坎后,又将这本老苗文圣经带了回来。
  就这样,老苗文从公开在学堂里培养苗族博士生、大学生的工具,变成了只能在暗地里传承苗族思想、文化的纽带,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地下文字。老一辈,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传教士,得益于老苗文的苗族读书人,暗地里,或口授,或笔授,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向可靠的亲友教授着老苗文。
  如果新苗文能够为苗族人所接受,那么,不用花费那样大的人力物力,老苗文便会在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下被自然淘汰。尴尬的是,新苗文像个先天不足的阿斗,任新政权处心积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那新苗文,就是不能够在苗族人中间生根开花,更遑论结出众多硕士、博士这样的辉煌果子。
  新苗文本身就是应劫而生,加上其科学性等等问题,自从这个新政权强暴少数民族学者诞下的怪胎来到这个世上,就成了苗族聚居区猪不吃、狗不闻的玩意。随着毛暴君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甚嚣尘上,就连自己在自己治下弄出来的新苗文,也不适合阶级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了。老苗文专家王明基的儿子王文宪在其《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历史人物王明基先生事略》一书里提到过,文革一来,连生身父亲瞧着新苗文,也横竖不顺眼了:原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继续使用,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就不要创造和推行新文字了。因为,最终,各民族都要走向以汉语为语言文字的大同。
  毛死,文革结束后几年,还是必欲取老苗文而代之方善罢甘休的那些人想起新苗文来了。于是,从1981年开始,威宁县政府不惜采用行政干预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明确任务,多层次、多渠道培训新苗文教师。癞疙宝瞧着自己的儿子是天下最顺眼的宝宝,这不奇怪。但是,癞疙宝却没有办法让其他动物待见自己的宝贝儿子。新苗文培训班,第一年还差强人意,63个培训点培训了6400多人,占苗族总人口数字的1. 25%。以后逐年下降,到1984年至1985年度,就只办了51个点,只有2400多人受训,占苗族总人口数也下降到0. 66%。第二年度再下降为42个点,受培训人数下降幅度更大,只有1000多人。到了1988年,新苗文培训班彻底关门大不吉。(具体数据引自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结构与主体:激荡的社区文化石门坎》)
  老苗文为什么不推而行,新苗文为什么推而不行?新苗文的推行到底为什么这样难?一个我认为是顾及到某些人面子的说法是:解放以后,专家为苗族创制了更完善、更科学的新苗文,但新苗文却很难推广,其最直接的障碍就是苗族群众对老苗文的依恋。对于早在1992年就出版的,张坦在《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里的这一说法,连沈红也表达了不同看法:这个说法在说明苗民与老苗文存在着关系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是用来解释更科学的新文字不被接受的原因是有局限性的。
  去年和今年,笔者来到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教堂,苏科寨教堂里的牌匾、圣经经文摘抄,有关基督教义释本等,除了汉字,就是老苗文。我曾经就此随意和当地掌握老苗文的苗族人进行过问交流,他们的说法总结起来,不外就是这几个原因:一,新苗文裹搅得很,让学习者很整不撑抖;二、即使勉强整撑了,也不晓得是哪样怪,大多数人就是记不住新苗文,今天学,明天丢;今年学,明年丢。再就是当地无人提及,著书立论者们也没有提及或不便提及的两个原因:一是共产党员们哪一个比得上传教士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敬业、执着?二是四九年后苗族人的学习积极性经过反右、文革的洗礼,早已今非昔比。
  去年第一次去石门坎苏科寨的时候,我就很想见识见识吴善宇,这位石门坎高度矛盾的老人。他和老伴,以及儿孙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吴善宇却很不基督地在自己的屋子里挂了个极端仇视基督的,毛的脑壳像。但是,有人说,吴善宇年纪大了,癫东了,讲不了几句话,就会糊涂起来,无法与人交流。但是,上周再次去到石门坎时,我坚持见到了吴善宇,这位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老人不但思路清晰,而且正如我在其他人的书里、文章里所见识的吴善宇老人那样,他的记忆力的确是非凡的。
  关于新老苗文,吴善宇,这位曾经在云炉小学当过校长,80年代充当过新苗文培训教师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再次向我们说起那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给村里的人上新苗文培训课的时候,懒洋洋,对新苗文一点兴趣也没有的村民们干脆对我说:你不是还精通老苗文吗?反正我们学不好新苗文,不要耽误我们,也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干脆教我们学习老苗文好了!
  吴善宇说到这里,仿佛当年的精神气也上来了,比划着对我们说:我一想,也是,学生不想学,老师不想教,花费时间学这鬼东西做哪样?我给大家打招呼:走出教室别乱说,就教开老苗文了。结果,个个都来了兴趣,学习积极性大为改变,学习效果也大大提高。
  地下教会的存在,是老苗文得以薪火相传的一片地下圣土。2009年清明节那天,笔者在石门坎巧遇了云南宜良县仙马村的张荣显。张荣显的父亲曾经在石门坎教会学校读过多年书,他自己自20来年前开始,每年都要来石门坎,为永远留在了石门坎的柏牧师、高牧师扫墓。他曾经对笔者说,反右开始,他们一家受到迫害期间,他们曾经逃难来到云南镇雄县,在哪里居住了很多年。文革后期形势稍稍松点的时候,他们一家又十分低调地悄然回到了宜良。无论是在仙马还是镇雄,他们,以及不少苗族人,或在家中,或在山洞里,敬拜主耶稣的聚会,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这样的地下聚会里,无论祷告的语言还是所使用的有关基督的书本、资料,绝大多数都是老苗文出版、书写。
  年丰村苏科寨一个边角上有一栋不大的,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屋子的主人叫杨国祥。早在文革后期,距离公社所在地较远的苏科寨就开始在杨传道家里聚会做礼拜。杨国祥是村里的苗文教师,所以,他的屋子,在当时,既是基督徒做礼拜的教堂,也是村民学习老苗文的课堂。
  接受访问时,杨国祥曾经对来访者说,全村其他老书都被烧光了,当时,只有他手里一本他冒着危险私自保存下来的老苗文圣经。一本圣经的教堂,一本课本的学堂,这些,对于追求真理,对于渴望读书的苗族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聚会、读书,就坚持了整整14年之久,直到1988年,苏科寨教堂在威宁县民宗局批准下成立为止。
  正因为如此,在苗族基督徒中,60%以上都能够粗读苗文。老苗文是随着基督福音的来到石门坎应运而生的,也是在基督福音的荫蔽之下得以野火烧不尽的。
  还有一个让当局极不愿意承认老苗文的重要原因就是:老苗文的发明所用时间远远没有新苗文时间长,参与发明的人也远远没有新苗文人数多、学历高,但是,老苗文的使用效果和受苗族人青睐的程度却远远超过新苗文,这对只注重伟光正形象、不重视伟光正实质的中共当局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五、让现政权尴尬,老苗文只能自生自灭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假如这老苗文是当年经过贵州的贺龙、肖克、夏曦之流发明的红字,那么,不用说,你想发明什么新苗文取老苗文而代之,那么,你无疑问是吃多了,是引火烧身,是对共产党的德性太无知了。不仅任何人,任何文字也休想取代红色苗文,相反,石门坎和红色苗文作为可以增加共产党伟光正的铁证,石门坎将会被封上老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签,那里与红字有关的一草一木,都会被当作无价之宝给圣神化,摸不得动不得更捣毁不得。不仅石门坎,只怕是,在全中国所有苗族人中间,红色苗文会被抬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学红色苗文、用红色苗文,将会成为对党忠诚与否,爱国与否的标尺。再假如你今天能够献出一篇狗干巴似的老苗文文献,那么,报纸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形,兜里有钱,你想淡泊名利,名利也不会淡泊你的……

   但是,这老苗文偏偏是共产党最想取其救星地位而代之的英帝国主义加传教士发明的黑色苗文,并且,任随我怎样想焚毁它,就是达不到目的,真是气人。
  老苗文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和其藏不住、抹不掉的基督教背景,以及新苗文的无法推广,使得现政权十分尴尬,狼狈不堪。必欲置之死地吧,反右和文革,那样空前绝后的焚书坑儒邪火,也没有将之铲草除根;干脆承认老苗文算了,你让人家那张伟光正加三个代表的脸往哪儿搁?
  所以,老苗文在石门坎,在现政权心目中,成了一棵棵碍眼的野草,想铲除,做不到;叫栽培,不干。所以,这一棵棵野草,春天,它得不到底肥、清水;夏天,它得不到薅泼、肥料;秋天,它怎么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呢。
  不能完全焚毁老苗文,只好拼命淡化老苗文的传教士和国外背景。所谓的民族学者岑家梧在其《嵩明花苗调查》里面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一个叫做杨立行的说法:
  晚近关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的,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着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英人柏格理氏创制的,这类的话是未免太武断了。原来苗人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张岳汉先生。笔者以前曾受教于他,他将他的花衣花裙的花纹及日用生活用具指给我看,并且讲明了这种花纹的类别。杨说:这些花纹,就是苗人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的文字,不过字体过于简单,仅用以描写物形,不容易用以记事达理,我因为感到此种缺点,及终日孜孜研术,欲另觅他法以补此缺。昔有基督教传入我们苗家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理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询问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读法,李、柏二氏并将用英文字之拼音结构方法,制成新字。
  这一段乡村老迂夫子欲咬文嚼字却又咬嚼得不地道的文字,其不顾事实,其牵强附会,唯知迎合党棍胃口的动机,昭然若揭。
  即使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偏颇之处,但是,凡是提及苗文创制的文字,作者往往都在其著作或文章里不忘强调两个大同小异的意思:一、即蒋介石政权也曾经企图取缔老苗文;二、老苗文的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中国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见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前言)
  石门坎等苗族人对基督真理的信仰,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这是老苗文繁衍生长的土地,虽然,这样的土地不肥沃。而老苗文种子的飞出威宁,飞出贵州,飞出国门,更是加深了现政权的尴尬。
  上周去石门坎,石门坎活词典张国辉对我们说,上个月,北京来了个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大学者。大学者走到当年的光华学校,如今的威宁民中大门前时,指着大门牌楼上汉苗文的威宁县石门坎民族中学几个字对现场的人们说,这上面有错字,某个字的音调标错了。张国辉说,经这位专家一说,他仔细一看,可不是,这位专家真不一般,那个字的音调,确实标错了——想不到,北京还有如此精通老苗文的专家。
  老苗文不仅打进了京城,还打出了国门。不幸的是,这又与当年的传教士有关,与基督的福音有关。
  当年,还有一对英国传教士夫妇张道惠及其夫人来到中国西南苗区,传道、办学22年。这20多年当中,有许多年,都是在石门坎度过。他们的孪生儿子张继乔和张绍乔,就是出生在距离石门坎仅仅30多公里的云南昭通。稍长回国读书,学有所成之后,深深地热爱着苗族文化的兄弟二人,竟然如同石门坎土生土长而又学有所成的人那样,要返回石门坎,继续学习苗族文化,为苗族人做事。时值抗战期间,兄弟二人竟被日军抓去,关押了数年。直到抗战结束被释放,兄弟二人才算到达了石门坎。直到1949年被逼离开中国之前,他们都与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王明基一道,深入苗家,拜访苗族老歌手,老艺人,将他们从祖先那里口耳相传来的古歌,诗歌,谚语等用老苗文记录下来,还编撰苗文词典。如果没有张氏兄弟支持、配合着当地人抢救这些苗族口述文化,那么,很多东西已经随着那些苗族老人的去世,而永远不为人知。
  怀着无限的眷念和牵挂于1949年回到英国之后,张继乔和张绍乔兄弟也一直在数万里之外研究着苗文等苗族文化。他们兄弟可能不能完全想象得到,就连中国的苗族人们,也被禁止使用苗文、苗语;而石门坎等地的苗族人更是想不到,在数万里之遥的英国,当年的张氏兄弟会一直保留、点亮着苗文的星星之火。张氏兄弟离开中国后,传教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甚至远到非洲的肯尼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兄弟都没有放弃苗文研究,继续编纂完善苗文词典。中国苗文这颗星星之火,就这样被他们加倍小心的呵护着,点亮着。
  1995年,中共占领大陆后的首次传教士后代来到石门坎,他们带来了年近九旬的张继乔、张绍乔兄弟一封用老苗文书写的,向石门坎人们问好的书信。在英国,一家电视台曾经录制了一个报道张继乔的短片。短片临近结束,空旷的大教堂里,张继乔在高声朗读一本老苗文书。只有石门坎的人,以及天上的父,才能听得懂,这位老人阅读的是什么。
  文革期间,张继乔兄弟对石门坎焚毁柏格理文字、圣经等等的事情有所风闻,但是,他们对中国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没有因此中断,他们收录了11000条苗文词汇,翻译了大量苗族文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沈红曾到过年近九十的张继乔家里。当时,张继乔捧出高高一摞十几本苗文词典的书稿。后来,计算机专家瑞克博士将他的苗文词典等等压缩到一张光盘里,还帮助张继乔兄弟建立了相关网站。继之,南汉普顿大学将老苗文电脑打字软件开发成功。由此,老苗文、英文对照本《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选》于2001年在网上与读者见面。
  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既是老苗文的幸运,也是老苗文的不幸——如果不是中共的愚顽不化,再说透彻点,如果不是四九年后大陆国共易帜,中共将传教士,将老苗文视为敌人,老苗文的际遇,怎会如此坎坷,凄凉。然而,老苗文越是在异国他乡抛头露面,在它的故乡,就越是有人嫉恨它了。
  结语
  四九年前的石门坎,外县、外省的父母纷纷将子女送到石门坎来读书,何等令人欢欣鼓舞,称颂不已;四九年后直到今天的石门坎,政府干部,教师,乃至校长,都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县,外省去读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差之大,何等的让人扼腕叹息,掩卷沉思。
  虽然,老苗文的发明用时远远没有新苗文时间长,参与发明的人也远远没有新苗文人数多、学历高,但是,打死,中共当局也不会承认,产生于外国传教士手中,生长于旧政权土壤的老苗文比产生于共产党手中,却无法生长于新政权土壤的新苗文科学、先进。这不仅仅是脸上挂得住与否的问难,还关系到自己执政地位,甚至关系到党的合法性地位问题。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个根本症结,只是就事论事地探讨什么老苗文兴衰,石门坎教育成败,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头痛医脚,张三患病,李四吃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石门坎是外国人文化侵略殖民地,石门坎人受奴化教育最深,老苗文是帝国主义强加在苗族人民头上的产物,所以要创造新苗文取代它,从这一句句文革期间挂在干部头上的口头禅当中,出现在党媒体上,甚至写在红头文件里的标语口号,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政权有多仇视老苗文,还可以知道创制新苗文的真正动机。所以,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所谓的新政权争对老苗文的一切焚毁行为,一不是为了苗民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二不是少数民族文字改革问题,而是一个与传教士,与上帝争夺救星形象的政治问题。如果说,国民党杨森的边胞同化政策企图取消老苗文是好心办坏事,那么从焚毁苗文书籍和迫害苗族读书人的恶果来看,共产党对苗文所做的一切,则是不折不扣的坏心办坏事。如果说国民政府当年争对老苗文的作为是过失犯罪,那么,后来的共产政权则是典型的故意犯罪。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老苗文什么时候能够再有四九年前的地位,石门坎的汉苗双语教学什么时候重新回到学堂,基督福音的春风什么时候再度吹拂石门坎,这才是石门坎教育,苗族教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教育的希望。否则,在目前这个巨无霸的独裁国家机器面前,除了等待,除了祈祷,什么样的人物和措施,都无法拯救么老苗文于水火,无法挽救石门坎教育于倒悬。


大花苗族教会如何传承石门坎苗文

通:吴成学

引言:

    《圣经.何西阿书》46“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可见,一个对上帝无知的民族,难免被上帝弃掉,一个不尊上帝为主为圣的民族注定没有前途。我们大花苗族五千年的血泪迁徙史,就是最好的写照。

 我个人认为,语言、服饰、习俗、文字兼具才是一个民族的徽号。可今天,看看我们大花苗族,有多少人会说苗语?有多少人在沿袭苗族服饰?有多少苗家子弟在传承苗家优良习俗?又有多少人在运用、弘扬、拓展苗文?

今天,我作为教会的一员,苗文能否传承、拓展、弘扬,我难辞其咎。我有责任,我有义务,维护、开拓石门坎苗文。下面就我的个人认知、洞见和实践与到会各位领导、前辈、同胞及关注我们大花苗族发展趋向的各爱心机构、团体、人士分享:

 苗文圣经、苗文歌集等读物应苗族教会需求已不断再版、更新,丰富了教会的信仰生活。为了更好普及苗文教学,达到学以致用、融会贯通的目的,我们倡导每一间苗族教会(聚会点)用固定时间教习、研读苗文圣经与诗歌。其表现为:

1、苗文圣经诵读,礼拜前半小时教习1~5节圣经经文

  2009年《新旧约苗文圣经》的发行,结束了几十年来苗族只有《新约圣经》的历史,标志着苗文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杨建康前辈用个人之力量翻译的《启导本圣经》于2011年通过校稿,很快就要问世。这将为苗族教会在今后发展中多版本苗文圣经的发行起到激励的铺垫作用。

 苗族教会聚会时间通常都是中午12:00~下午3:00,我们倡导聚会前半小时教习苗文,凡是坚守这一规则的苗族教会,诵读、领悟、研发圣经的能力显著提高;凡是提前参与这一教习的弟兄姊妹,苗文水平都得到大大提升。盐津县滩头乡生基村生基教会就是活的实例。

2、苗文诗歌翻译与创作

上帝赋予我们苗族得天独厚的天籁之音,苗族音乐、歌手人才辈出。富民小水井上了央视,东南卫视密马龙农民合唱团唱响苗族,这4月底小水井的苗族妈妈在上海东方卫视《妈妈咪呀》栏目赢得张柏芝、黄舒骏等四位老师的一致好评。他们都是上帝虔诚的儿女,基督的精兵。他们为苗族教会跻身社会做了楷模。

 很多经典的中外基督教歌曲翻译成苗文,比如《弥赛亚圣乐》、部分《赞美诗歌》、《迦南诗歌》、《赞美之泉》、《天韵之声》等诗歌;苗文四部合唱《颂主圣歌》,《歌赞美》增订本以及苗族自创歌集《馨香赞美》第一、二、三集陆续出版,还有很多《灵歌集》的出版,丰富、提升了苗族教会的信仰生活,同时也就拓展、普及了石门坎苗文。

3、苗族教会如何承载苗文继往开来?

 建国以后的苗族教会与所有教会一样受到时事冲击与毁灭性打击,纵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可历史的阴影依然如恶魔般捆锁、扼制着苗族教会。前怕狼后怕虎的畏缩思想牢笼、束缚着苗族人民。我发现,我们苗族教会的最大不足是走不出圈子,即思想、认知、社交都局限在“教会”圈内。为了所谓的“自身权益”,不能、不可、不准、不敢涉足社会其他领域,目前也没这个能力涉足。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石门坎苗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习总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意味着我们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苗族权益、教会权益,积极弘扬并拓展石门坎苗文。作为苗家子弟,我责无旁贷!

教会每年都举办不定期的培训,诸如为提高教会牧者综合素质而开办的教牧培训;拓展信徒生命成长的初信栽培;巩固、提升妇女认知度的妇女事工培训;增强儿童信仰造就的主日学培训等,我们都倡导把石门坎苗文作为必修课,进行加固与拓展。凡是如此做了的教会,都得到很好的收益。

教会不单要把各类诗歌翻译成苗文版本,也要创作具有时代之声的融入并引导社会积极向前的歌曲。我们在尝试也在努力……

结语:

苗族要改变现状,必须应用好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开拓、创新民族文化,融入现代文明,就必须全面更新思想,而思想的更新必须建基于我们每个人放眼世界,积极投入、参与弘扬民族文化和舍己为人的基督信仰。这就需要我们更多的苗族能人义士和基督徒,具有传教士柏格理的精神,像他那样广传福音、发展教育、敢于奉献、敢于思想,苗族的未来,才有希望。

  愿我们苗族的各位仁人志士及所有关注苗族群体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融入、指导、搀拉、帮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走近石门坎——参考资料——苗文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