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蒂斯·艾伟德与六福客栈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
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
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
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
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
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
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
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
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
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
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这一旅程很不顺利。
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
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
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
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
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
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
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
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
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
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
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
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
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
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
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
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
对方帮助了她。
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
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
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
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
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
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
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
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
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
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
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
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
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
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
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
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
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
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
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
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
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
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
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
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
在阳城，她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
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
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
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
“八福”？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
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
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
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
怎么办呢？
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
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
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
这颇让她感到难堪。
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
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
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
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
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然而，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
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
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
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
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
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
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
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
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
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
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
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
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
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
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
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
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
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
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
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
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
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
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
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
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
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
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
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
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
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
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
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
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
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
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
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
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
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
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
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
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
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
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
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
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
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
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
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
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
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
但，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
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
队伍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
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
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
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
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
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
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
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
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
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
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
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
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
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
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
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
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
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
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
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
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
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
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
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
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
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
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
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
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
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
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
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
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
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
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
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了18年的英国。
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
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国家。
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
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
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
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
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
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
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
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
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
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起。
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
两天后，艾伟德去世。
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
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
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
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中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注：本文原文标题为“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作者不详，欢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