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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
——记《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 沈弘
凡是对于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无不为搜集反映当时新教各传教使团活动的研究资料这一难题而感到头疼。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原基督教各传教使团的原始档案材料大量失散而造成的，另一方也是由于各国来华的新教传教使团背景过于复杂和名目繁多，让人难以理清头绪。根据伦敦大学狄德曼（R. G. Tiedemann）教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使团研究指南》（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2009）一书中的统计，在华新教传教使团大大小小共有 239 个，分布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而且能反映这些传教使团活动情况的原始材料绝大部分现在可能都已丧失，即便仍然存世，也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如果有人想要把所有这些传教使团的历史及其在华传教情况的线索全部梳理清楚，这几乎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 不过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确实曾经有人试图着手来做过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位于上海的美华书馆（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广学会（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等几个团体曾联手于 1894—1941 年间编辑和出版了《中国传教使团手册》（China Mission Handbook, 1896）、《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907），以及总共 21 期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1925） 和《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6-1939）。为了做好这些事情， 驻扎在上海的一些西方新教传教使团元老级人物曾在全中国范围内广发英雄帖，要求每一个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和普通成员提供各自传教使团的历史和日常传教活动的信息，并且召集了当时活跃在传教事业第一线的各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中坚人物为上述这些书籍和《年鉴》 撰写文章和编纂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这些出版物仍堪称是千百人呕心沥血的里程碑之作。因为每一期《年鉴》 的撰文作者人数都达 40 至 80 多人，文章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了各主要传教使团在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外国传教士们和中国教会领袖们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看法，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独具慧眼，决定影印出版这一套现在很难找全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 及其前身《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和《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此举无疑是对西方在华传教士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 是该领域研究者们的一个福音。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们了解和利用这一套珍贵的历史素材，本文作者将在下面的几个章节里追溯这套《年鉴》 编写过程的背景情况，并且撮要介绍《年鉴》 中一些颇具特色的文章内容。
一 在 1860 年以前，在华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基本上只限于少数几个开放口岸， 其发展自然十分缓慢。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将中国全境向西方传教士们开放，欧美各国的基督教传教使团开始逐渐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内地的各个角落。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新教各个传教使团的信息十分闭塞，相互之间得不到充分的交流，所以人们对于大清末年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很难有个全面的印象。 1874 年 8 月，在华长老宗属下的几个传教使团在山东芝罘召开会议，与会的除了各国在华长老会传教使团的代表之外，还邀请一些其他新教传教使团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加强各长老会传教使团之间，以及长老宗差会与其他教派差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当时正值传教士们避暑休假的季节，所以正在芝罘休假的不少其他差会的传教士们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期间还专门举行了一系列的晚间座谈会，听取来自各地传教使团代表的报告。正是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使得人们意识到， 有必要召开一次所有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当这一想法在会上被提出来之后，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于是会议组织者就这一议题又举行了几次专门会议，并指定倪维思（ J. L. Nevius）、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和海雅西（J. B. Hartwell）这三人起草了一个发起召开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将其送达每一位在华的新教传教士。通知中除了提出会议的目标和内容之外，还建议由长江沿线的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各省各选派出一名代表， 以便组成会议的筹委会。选派结果是以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代表香港和广东，杜嘉德（Castairs Douglas）代表福建，巴特勒（J. Butler）代表浙江，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代表江苏，杨格非（Griffith John）代表长江沿岸各港口城市，狄考文（C. W. Mateer）代表牛庄和山东，艾约瑟（Joseph Edkins）代表直隶。这个新的大会筹委会中有五位代表于次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开会， 他们在审理了许多相关文件之后，决定于 1877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召开首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并为此制定了一个为期 11 天的会议日程表，其中明确列出了每一天会议的议题和指定撰写相关报告的人员名单。 首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会的 142 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新教传教使团，他们在会上就翻译圣经的术语、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交换了意见， 并在教育、反缠脚、反鸦片和传教方式等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和合作的意向。通过广泛的交流，这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还初步摸清了全国基督教各传教使团的大致情况。在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还列出了反映全国各新教和天主教传教使团现状的统计数字表格。 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是于 1890 年 5 月 7-20 日在上海召开的， 与首次大会相隔了近 13 年。当时有很多人觉得光靠这样的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来进行交流还远远不够， 认为很有必要编纂一本可随时供人查询和参考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于是在华传教士联盟（China Missionary Alliance）的本特利（W. P. Bentley）、美国监理会的冯昌黎（W. B. Bonnell）、美国北长老会的费启鸿（G. F. Fitch）、 美国北长老会的金士多（Gilbert McIntosh）和美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等五位资深的上海传教士便牵头于 1894 年联合撰写了一份传单， 并将其分别寄给了全国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提交各自差会来华传教简要历史的报告，填写 1893 年间本传教使团的各方面数据，并且绘制本传教使团已经开展传教活动的基本区域地图。上述五位资深传教士也各有分工：所有提交的各传教使团历史沿革报告全都寄给李提摩太， 由后者进行编辑和改写；有关教育方面的报告和数据交由冯昌黎处理加工，医疗方面的报告和数据分别寄给费启鸿和本特利进行编辑，而那些手工绘制的地图则统一寄给美华书馆的负责人金士多去加工印制。经过全国各地传教士们的集体努力和五位编者的精诚合作，《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一书最终于 1896 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李提摩太等人撰写的文章所构成， 分别介绍儒、佛、道、回等中国宗教的背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各地发生的教案等情况；第二部分则是具体介绍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文字描述、统计数表和地图。这本手册首次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45 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概况，迄今仍具有很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1905 年 8 月，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撰文指出，将于 1907 年召开的新教传教士来华百年纪念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最初提出要指定一位专人来撰写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百年史，但是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位作者， 既具有广阔的视野，又能兼顾到琐碎的细节，从而可以为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新教传教使团在前后 100 年中的活动勾勒出一幅包罗万象，而又细节生动的全景图画。 于是大会筹委会决定采纳 11 年前编纂《中国传教使团手册》的同样做法， 即跟每一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进行联系，让对方准备一份关于本传教使团在华传教活动的简要历史叙述， 然后将其集中到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来进行编辑整理， 以便最终形成一个单卷本的《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在最初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每一个传教使团历史叙述的长度限制为 4000 字。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各传教使团的大小规模和历史长短相差很大，很难用同一个框架去套它们的历史。于是在第二份发出的通知中对此规定进行了调整：4000 字的长度只是作为一个平均数， 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传教使团可以得到更多的篇幅，而其他的传教使团则可能被删减到 4000以下。 1906 年 1 月，来自加拿大长老会的广学会干事季理斐（ Donald MacGillivray）被正式指定为该传教历史卷的主编，担当起了编纂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这一历史的重任。然而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要赶在大会召开之前出版该书的话，就决不能坐等别人交来的报告。几乎没有一个传教使团能够准时交来预定的报告，有的传教使团甚至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字未写，还有的则要求上海方面派人去其传教地区亲自进行调查。于是季理斐又发出新的通知，详细说明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又发出了一系列的催促文件，以确保那些动作缓慢的传教使团能及时交来报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些原始的报告终于都收齐了。季理斐又担负起了对这些材料进行重新组织和改写的全责。由于上述不可避免的原因，书中对于每个传教使团在华历史的描述长度相差较大，有的非常翔实，有的则过于简单。 关于各个传教使团现状的所有统计数据全都被转给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毕顿（ Nelson Bitton）， 由后者将其制作成了各种大型表格和权威数据。总的来说， 该书比 11 年前出版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又前进了一大步， 总共收入了 99 个新教传教使团的详细历史资料，而且文字描述和统计数据比起前一本书来也更为翔实可靠。
二 尽管《中国新教传教使团手册》 和《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历史和现状，但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形势日新月异，西方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以至于许多刚刚得出的统计数字和绘制的传教区域地图一出台便已过时，成为了明日黄花，所以往往很难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动态。 在这一方面，日本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们显然要比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做得更好。从 1903年至 1910 年，日本的西方传教使团已经连续 8 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日本基督教运动》（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 的《年鉴》。该《年鉴》 简要记录了西方新教各差会在日本的传教工作情况。1909 年去日本参加那儿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明恩溥在《教务杂志》第 40 卷（ 1909 年第 12 期） 上发表文章， 专门介绍了这部记录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史的《年鉴》： 我们应该关注由东京美以美会书馆出版的《日本基督教运动》第 7 期《年鉴》，该书有614 页。这部《年鉴》 的出现已经成为日本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已经成为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主编格林（D. C. Greene）博士不在日本的情况下，最近两期的《年鉴》 分别出自克莱门特（E. M. Clement）教授和青年会的费希尔（Galen M. Fisher）先生这两位能干的编辑之手。书中关于过去一个年度中政治和其他社会形势的回顾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理解其他方面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全书分为 25 个章节，涵盖了对于日本每一个重要的宗教运动的回顾，而且在以后的《年鉴》中还将包括朝鲜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内容。书中还有介绍最新情况的 19 个附录、 21 页经过仔细编辑的传教使团统计数据、一个在日本（包括台湾）和朝鲜的地址经过更新的西方新教传教士完整名录、一个拥有各种传教使团的城市名单，以及一个教会学校的名录、一个教会期刊的名单和一个教会慈善机构的名单，另外还有一个索引。（第 717-718 页）明恩溥在该文结尾处大声疾呼地号召在华新教传教士们也来编纂一部相类似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年鉴》。位于上海和作为基督教文献出版机构的广学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编纂这样一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重任。该《年鉴》 的主编仍然由《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一书的主编季理斐来担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日本由于国土狭窄，所以调查工作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中国幅员辽阔，新教传教使团的数目和传教士的人数均是日本的几倍，所以编纂《年鉴》 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所以最初出版的《年鉴》 注定不会是十分完善的。但幸运的是，编纂《年鉴》 一事得到了大部分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支持。光是预定这部《年鉴》的人数就达到了 300 多人，这说明有许多人对于这部《年鉴》 的诞生是抱有极大期待的。 按照《日本基督教运动》的模式，首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0）共分为 30 个章节、然后是 10 个附录部分，外加“在华传教士名录”和统计数字图表。 书中这 30 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分别是：1）过去一年总的形势回顾；2）重要法令和政府的变化；3）国立学校；4）上流社会的传教工作；5）教会男校和教会男子学院（大学）；6）各个差会传教工作；7）在城市里的传教工作；8） 独立和自助的教会；9）医务传教工作；0）医学教育和研究；11）神学教育；12）圣经学习运动；13）主日学校；14）妇女传教运动；15）妇女教育运动；16）宗教复兴；17）联盟与联合；18）广学会；19）圣教书会；20）基督教期刊；21）教会印刷所和出版社；22）圣经公会；23）圣经的翻译和改编；24）特殊的慈善活动；25）职业学校；26）禁烟运动的进展；27）青年会；28）国外的中国人；29）东正教会；30）天主教传教使团的统计数据。 共有 50 名左右能干的作者为这首部《年鉴》 提供了署名文章，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协助这些作者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从书中的文章和数据来看，有许多作者的调查研究和文笔都是相当出色的。例如撰写“形势回顾”的作者明恩溥便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通和作者，他所撰写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曾受到鲁迅的极度推崇。在回顾 1909 年中国政局和社会形势时，他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清末错综复杂的政局：一方面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清末经济建设、以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纷纷建立为象征的宪政改革，还有禁烟、反缠脚、办女学等代表民族自强精神的社会改造运动均有长足的进步；而另一方面， 1909 年的长沙新军起义也使他心有余悸，预感到清王朝风雨飘摇，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 书中有近一半的章节跟教育问题相关，这说明了西方新教传教士们对于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们除了关注神学教育之外，还非常重视普通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此外还十分关注医学和职业教育，尤其是对于女子教育和残疾儿童教育的重视，所有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首部《年鉴》 中有一些章节为西方新教传教使团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珍贵史料，如在第 18 章季理斐对于广学会由来的介绍中关于该组织内部人事变动的一些细节便是别处很难见到的。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在第 20 章中对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基督教期刊也有不少是本文作者以前所不知道的。金士多撰写的第 21 章中对于上海美华书馆、上海华美书局、福州美华书局、汉口苏格兰圣经书会印刷所、美国公理会福州格致书院印刷所、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 四川华英书局、通州协和书院印刷所、福建兴化美国圣公会印书局、汕头大英长老会印书局、台湾大英长老会印书局等教会印刷所和出版社的介绍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附录 10 个部分内容分别是：1） 1908 年 6 月至 1910 年 5 月的中国大事记；2） 1907 年至 1910 年间在中国去世的西方新教传教士讣告；3）关于中国的外语新书名单；4） 1908-1909间西文期刊杂志中关于中国的文章；5）对《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1807-1907》艺术的勘误和补遗；6）教会负责人名单；7）上海亚洲文会；8）中国百年纪念传教士代表大会组委会的报告；9） 1907 年传教士大会之后新开设的传教站名单；10）哈雷彗星在中国。 对于研究来华传教士生平和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人员分布情况来说， 《年鉴》 附录中的“讣告” 和“教会负责人名单”，以及位于 10 个附录之后的“在华传教士名录” 这三个部分都非常有用。讣告往往是对一个传教士生平的简单介绍和对其评价的盖棺定论，在教会负责名单中，我们不仅能够查到当时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负责人名单，而且还能查到教会大学校长和其他文教机构和出版社的负责人和期刊、报社主编的名单。“在华传教士名录”则是对于当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的最全面和权威的统计，除了能够查到近 3000 名传教士的名单之外，还可以查到 91 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名单。 虽然这部厚达近 600 页的《年鉴》 涉及到了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各个方面，但它也注定不是面面俱到的。例如在介绍教会学校发展情况的第 5 章中，作者不可能列举全国所有的教会学校；名为“各个差会传教工作”的第 6 章中只是撮要刊登了 20 个新教差会的年度报告，由于篇幅的关系和可操作性问题， 《年鉴》 编纂者和撰稿人不可能将每一个方面的情况都事无巨细地全部列举出来， 只能够根据现实情况来进行取舍。 首部《年鉴》 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并在很短时间内便已售罄。广学会再接再厉，很快又推出了仍然由季理斐主编的第 2 期《年鉴》。在这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第 3 章“新产生的中国宪法”和第 4 章“中国的悲哀”。前者是对于 1908 年《钦定宪法大纲》的一个评述，后者则介绍了中国境内的各种骚乱、饥荒和瘟疫，包括在满洲里横行一时的鼠疫。由于时局动荡，民族思潮、排外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在清末的中国得以迅速兴起和传播，该书第 6 章针对“中国学生在读什么？”和“中国青年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在华传教工作显然是这一部《年鉴》 的重点，因为书中过半数的章节都跟传教活动有关，如第 8 章“中国大学中的传教工作”、第 9 章“在华医务传道会”、第 10 章“在上流社会中的传教工作”、 第 11 章“当今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第 12 章“中国学生志愿传教活动”、第 13 章“传教士尚未涉及的地区”、第 14 章“在少数民族部落的传教工作”、第 15 章“满洲里的传教工作”、第 16 章“台湾的传教工作”、第 17 章“广东省的传教工作”、第 18 章“华北循道合会 50 周年庆”、第 19 章“德国在华传教使团的工作”、第 20 章“内地会的传教工作”、第 21 章“北欧在华传教使团的工作”、第 22 章“其他传教使团的传教工作”、第 23“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工作”、第 24 章“传教士们的意见”、第 30 章“在妇女中的传教工作”，等。 由于季理斐于 1912 年回国休假，所以这一年的第 3 期《年鉴》 是由伦敦会传教士和英国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文显理（G. H. Bondfield） 所主编的。由于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所以在这一部《年鉴》 的内容中占有比较重要的比重。在第 2 章“政府的更迭和全国性运动”中，英国报人李治（W. Sheldon Ridge）对于革命前夕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资政院和皇族内阁的成立、保路运动和改革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几个重要阶段，如关于租界的谈判、临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 清帝退位、袁世凯篡权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阐述。由于李治身为受袁世凯津贴的《中国公论西报》主笔的身份，所以对于革命时期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在第 3 章“辛亥革命”中， 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英文部主任的海归邝富灼博士（Dr. Fong F. Sec） 也对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综述。这两个章节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生动的描述。 从 1913 年至 1915 年这 3 部《年鉴》 依然是由季理斐主编。1913 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年初召开了第五届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开会的方法跟以前都不相同：首先是 2 月份在广州、上海、济南、北京和汉口分别召开了区域性的代表大会，相当于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些区域性会议的代表人数在 70—80 之间，他们所代表的是周边数省的各个新教传教使团，每个区域性会议的会期都是 5 天。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会是于 3月份在上海召开的，由 1910 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主席穆德（John Raleigh Mott）博士亲自主持。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传教士代表人数共 115 名，他们代表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35 个新教传教使团。这些代表中有 2/3 的人数是由各个区域性代表大会选派的，而其余 1/3 是由全国代表大会的组委会指定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议题、讨论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参见 1913 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第 2 章“1913 年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 这次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新颖之处就是在大会结束之后，就紧接着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办会，来具体执行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达成的各项决议。1910 年在爱丁堡召开的普世宣教会议上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所以这次穆德博士来华主持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就把这种组织模式也带到中国来了。根据在 1913 年《年鉴》 附录中所刊登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宪章》，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有以下这 5 个：1）代表爱丁堡续行委办会来执行 1913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所达成的一些提案；2）帮助沟通中国基督教力量与爱丁堡续行委办会、其下属特别委员会和西方传教董事会之间的联系；3）作为中国基督教力量向外界联合表达自己看法的一个媒介；4）推进中国基督教力量的联合和协调；5） 在必要时可以成为一个咨询委员会。 在 1914 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第 30 章中，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外籍干事罗炳生（E.C. Lobenstine） 撰文介绍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和其后一年内的工作情况。首届中华续行委办会全体会议是1913年3月由穆德博士亲自主持召开的。按照规定，该组织成员的人数在40-60间，其中必须有 1/3 是中国人。首届中华续行委办会共有 51 名成员，到了 1913 年年底又增加到了 58 名，其中有 20 名是中国人、 18 名来自英国和加拿大、 17 名来自美国、 3 名来自欧洲。这些成员分别来自 14 个行省和 24 个不同的传教使团。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大部分具体工作都是通过下属 10 个特别委员会来进行的，这些特别委员会分管调查和统计数据、中国教会及其联合、推进传教运动、神学教育、主日学校的工作、基督教的社会应用、基督教文献、统一的术语、赞美诗集和祈祷书、 传教士训练、商业和行政效率。此外，中华续行委办会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从广学会那儿接管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编纂工作，由它负责指定该《年鉴》 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的人选。 在 1915 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序言中， 主编季理斐透露了自己萌生退意的想法。他抱怨说，自己除了编纂这本《年鉴》 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工作。当他最初接受该《年鉴》主编工作时，并没有料到这项工作竟会占用他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潜台词就是他已经感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想要辞掉《年鉴》 主编这项工作。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 1916 年和917 年这两部《年鉴》 中，我们发现主编的名字从季理斐改作了罗炳生，但是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主编之上新设立了一个由 12 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助《年鉴》 主编的编纂工作，而编委会主席一职却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列于编委会之首的季理斐身上。就这样，季理斐终于完成了他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换。 罗炳生是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美籍干事和北长老会传教士，年纪要比季理斐小 10 岁，来华时间也要晚 10年， 所以颇有点初生牛仔不怕虎的精神。他出任《年鉴》 主编这一职务之后，便立即对原来的《年鉴》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版。他把 1916 年的《年鉴》 分为 11 个板块，共 47 个章节；1917 年的《年鉴》 更是分为 12 个板块和 60 个章节。然而最大的变化是在于 1917 年的《年鉴》 中省略了“在华传教士名录”这一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在华西方传教士的数量迅速增加，所以罗炳生认为这一部分在《年鉴》 里占用了过多的篇幅。于是他决定让由中华续行委办会鲍引登（C. L. Boynton） 负责编纂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单独成册付印， 每年都跟《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同步出版。 在罗炳生所主编的上述这两部《年鉴》 中，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新的内容，如介绍“中国归国留学生”、“中国妇女杂志”、“从最近的报刊文章看中国的新思潮”、“工会和合作社运动”、“苏州的慈善机构”、“北京的社会改革协会”、“政府颁布的注音简体字系统”，等等。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刚刚进入中国的“罗氏医社”（The 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连续报道。 其实在 1915 年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第 19 章“在华的医师传教士工作” 中，就简短报道了 1914 年来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一个三人小组的调查报告。这个三人小组实际上就是在北京刚刚设立的罗氏医社创始人，其中的贾德森（H. P. Judson）医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格林（R. S. Greene）是罗氏医社的执行主任、皮博迪（F. W. Peabody）医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报告称赞在华现有的教会医院工作情况良好，并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在华的教会医院提供财政援助。报告还建议基金会每年向中国学生提供 6 个每年1000 美元的医学院奖学金名额，同时也向在华医师传教士们提供一些奖学金的名额，以便使他们也有机会去美国或欧洲的医学院深造。在 1916 年《年鉴》 第 28 章“罗氏医社”中，格林撰文报道说，针对前述三人小组的报告，罗氏医社于 1915 年 9 月又派出了巴特里克（Wallace Butterick）主任、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医生这三位高层人士，在先期来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普通教育委员会主席盖茨（Frederick T. Gates）的陪同下， 深入到奉天、天津、北京、济南府、汉口、长沙、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香港、广州等地，实地考察三人小组报告所提出的医学教育计划中的各项具体建议，并与当地的教会医院和教会大学医学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在 1915 年至 1916 年间，罗氏医社在中国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 20 万美元的价格从英国伦敦会手中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并投入巨资对其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它向位于济南府的共合医道学堂捐赠 5 万美元，用以建造教学楼和购买仪器设备，另有 1 万美元是用于在未来 5 年中维修楼房和仪器设备。1917 年，齐鲁大学在济南府正式成立之后，共合医道学堂便成为了它的医学院。 在 1917 年《年鉴》 的第 45 章中，格林继续撰文介绍罗氏医社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迅猛发展：罗氏医社正式聘请麦克莱恩（Franklin C. MacLean）教授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后者曾经在俄勒冈大学任病理学教授，并且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医院当过医生，是一位医术精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家。麦克莱恩院长走马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和考察了中外现有的一些医学院，并回美国去为协和医学院招聘教员和准备扩建校园建筑的计划。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利用北京现有教会医院医生的资源，为本校学生开设了妇科学和产科学的新课程，并且与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合作办学，让男女学生在一起上课和做解剖实验等，在中国开启了男女共校学习的先河。 罗氏学社援助其他在华教会大学医学院和教会医院的计划也相继全面开花。它向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提供了资助，用以支持圣约翰医学院的一位教师赴美国宾州医学院进修学习，以及建造学生宿舍和解剖实验室。它向金陵大学校医院提供了一项以五年为期的资助计划，每年向后者注资 9250 美元，用以支持医院聘请一位医生和三名护士的费用，以及其他维护医院设备的费用。它还为该医院增加建筑面积和医学设备提供了一笔 25000 美元的捐赠，条件是金陵大学也得拿出一笔数目相同的资金来与其配套。它向上海的红十字医院提供了一笔为期两年的资助，以便能让中国哈佛医学院的学生们到该医院参加实习。它向湖南湘雅医学院提供了一笔每年 16200 美元的长期资助，此外它还在 1916—1917 年间向湘雅医学院额外注资 30000 美元，以便后者能建造教学楼和装备试验室。它向广州的一家教会医院提供了一笔为期 5 年的资助，每年 4500 美元。此外，它还为自主医师传教师进修学习、医学院学生的奖学金，以及其他教会医院的聘请人员和设备维护等项目支付了高达数 10 万美元的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支持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过去一直没有得到我国官方的承认， 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罗炳生在连续两年主编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之后， 显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此后两年的年鉴都是他与时任上海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苑礼文（A. L. Warshuis）合编的。从 1918 年起，《中国传教使团年鉴》 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每一部年鉴的出版日期从每年的 8 月改为 12 月，这样《年鉴》 所包含的内容就从上一年 6 月至同年 6 月变成了从上一年 10 月至同年 10 月。其次是由于纸张价格上涨的缘故， 《年鉴》 的篇幅有所缩减，但是其基本框架和内容仍然保持不变。 在 1918 年《年鉴》 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当属美国著名女传教士麦美德（Luella Miner）为第 41 章撰写的文章， 《妇女在中国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地位》。麦美德是少数几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在华女传教士之一，而且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她已经有 30 多年在华传教和办学的经历，所以她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事实和观点是在别处难以见到的。对于在华女传教士的研究者来说，这应该是一篇必读的重要文献。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即妇女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上的地位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她以雄辩的口吻向读者提出诘问：尽人皆知马礼逊于
1807年就来到了中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妻子玛丽（Mary Morton Morrison） 也是早在 1809
年就来到了中国，而且她的坟墓就位于丈夫的墓地旁边？ 美国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是从美国最早向中国派遣未婚女传教士的。早在 1845年，吉励莎小姐（Miss Eliza Gillet）、 钟爱玛小姐（Miss Emma Jones）和莫玛莉小姐（Miss Mary Morse）这三位女传教士就被派遣到了上海。1851 年派来的一位女传教士斐理雅小姐（Miss Lydia Fay）因精通汉语和熟读中国经典而在卫三畏所编《汉英韵府》（1874） 的序言中专门受到过表彰。她所办的一个男塾后来发展成为了圣约翰大学的前身。伯驾夫人（Mrs. Peter Parker） 1842 年就随丈夫一起来到了广州，并在那儿开展了传教工作。泰勒小姐（Miss Annie Taylor）和赖哈特（Susan Rynhart）医生不顾个人安危，在西藏、福建和华北等地参加传教工作，成为了女传教士们的表率。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的死者和幸存者中有不少都是女传教士。1878 年首先进入甘肃省的内地会威尔逊小姐（Miss Wilson）和 1897 年率先进入湖南省的内地会雅各布森小姐（Miss Jacobson）分别成为了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先驱者。早在 1883 年，英国圣公会泽纳那传道会就派遣女传教士到福建省来进行传教活动，到了 1907 年时，那儿已经有了 47 名女传教士。 1860 年，美国成立了“女公会”（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从 1868年起，它便派遣女传教士在华开展传教活动。从 1881 年起，该组织在上海的一个活动中心就是上海的裨文女塾。裨治文夫人（即最早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吉励莎）后来又在北京开办了贝满女塾。女公会在上海的另一个活动中心是罗丝娜医生（Dr. Elizabeth Reifsnyder） 1882年创办的妇孺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 女传教士们在华创办的慈善事业也是新教传教运动中的一大亮点。例如她们在中国办了许多针对残疾儿童的学校。1827 年来华的郭实腊夫人就曾经在广州拯救过六名盲童，并将她们送到国外去治疗和念书。美国北长老会女传教士赖马西（Mary W. Niles） 1891 年在广州开办了一所残疾女童学校，到 1918 年时， 那儿已经有了 115 名残疾女童。全中国共有 11所专门为盲童开办的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所是在北京。威尔斯太太（Mrs. Wells）在芝罘开办的聋哑学校不仅从 1898 年起共救助并教育了数百名中国聋哑学生，而且它还使许多中国教育界的人士受到启发和鼓舞，进而开办了他们自己的聋哑学校。美以美会的女传教士蒲星氏（Mrs. Brewster）创办的麻风病院和邦内尔小姐（Miss Bonnell） 1901 年在上海开办的济良所（Door of Hope）和华童避难所等均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慈善机构。1913 年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就曾对受到上海济良所保护的 300 多名女童进行过专题报道。福州的夏咏美（Emily D. Hartwell）和卫玛玳小姐（Miss Wiley）所创办的大型孤儿院以收养辛亥革命之后赤贫如洗的满族儿童而著称，后被福建省省长报请中央政府为其授勋。基督教先锋报属下的福建工读孤儿院收养了两百多名孤儿，目前福建省政府每年都拨付几千大洋来进行财政支持。 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女传教士们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所领导的天足会为反缠足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73 年，美国归正会在厦门与 40 多名妇女签约，以保证不再让她们的后代再遭受缠足的痛苦。广州的真光学校 1890年的 92 名住校女生中，只有 7 人是缠脚的。在许多教会女校中，早就规定了缠脚女生不得入校。还有上海的费启鸿夫人（Mrs. G. F. Fitch）与北京的富善夫人（Mrs. Chauncey Goodrich）曾共同发起了反酗酒和反对多妻制的运动。女传教士们的这些活动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在 1919 年的《年鉴》 中，也有一些很吸引人的内容。例如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梦麟为第 4 章撰写了《“五四” 学生运动》 一文，以知情者的身份剖析了“五四” 运动产生的背景。根据他的看法，之所以会爆发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主要是由以下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战胜了军国主义，其次是北大所提倡的批评精神使得学生质疑所有的传统观念。蒋梦麟对于“五四” 运动的叙述具有其独特的视角，例如他认为当时的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字治芗） 在“五四” 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应该被忽视：因为他竭力反对解散北京大学，拒不接受蔡元培于 5 月 9 日所提交的辞职书，以及坚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为了表示政府作法的不满和抗议，傅岳棻也于 5 月 19 日辞去了代理教育总长的职务。第二天，北京的学生便宣布实行总罢课，上街游行和在街头发表演说，要求傅岳棻和蔡元培两人复职。类似这样的细节本文作者在其他有关“五四”运动的书中似乎没有见过。 在该书的第 15 章中，罗炳生报道了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成立的消息。1919 年 10 月 26日，全国有 14 个教会大学在上海开会，宣布成立大学联合会。它们分别是：汇文大学堂、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华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沪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雅礼大学堂、岭南学院、圣约翰大学、文华大学、东吴大学。当时会外另外还有五所著名的教会大学：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学校、太谷铭贤学院、岳阳湖滨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这篇报道使我们对于当时教学大学的发展全貌可以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印象。 第 23 章“北京万国拒土总会”报道了民国禁烟运动的新进展。1919 年 1 月，徐世昌总统及其顾问们决定在上海焚毁 200 箱烟土，时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的伍连德医生亲自到场主持了这一仪式。与此同时，一些中外人士在北京成立了万国拒土总会。同年 1 月17 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国拒土大会。许多名人，包括苑礼文、罗炳吉（C. S. Lobingier）、 蒋梦麟等人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同时还组成了一个 8 人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了英国公益会传教士梅益盛（Isaac Mason）、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和前上海海关税务司威厚澜（R. H. R. Wade）。 从 1920 至 1922 年间没有《中国传教使团年鉴》问世，原因主要是中华续行委办会在此期间正集中精力整理和出版以调查特委会主任司德敷（M. T. Stauffer）牵头编纂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和准备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 5 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为了避免重复出版同样的内容，所以决定让年鉴的编纂工作暂停 3 年。 1923 年，当《中国传教使团年鉴》 重新问世时， 它的主编已经换作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gson）。他是一位美籍英人，自从 1912 年起便担任了上海《教务杂志》的副编辑。1914 年， 当原总编辑费启鸿退休之后，他便继任了费启鸿的职位。乐灵生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作者和经验丰富的编辑。他所编的这一期年鉴有两个新的亮点：首先是 1922 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华基督教力量的重新整合和各国新教传教使团的精诚合作。《年鉴》 的编写工作从此也直接归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领导之下。第二是这一期《年鉴》 里中方撰稿人的迅速增加。1919 年的《年鉴》 中总共只有两位中方撰稿人，但是在 1923 年《年鉴》 的 51 位撰稿人中，中方撰稿人的数目便已增加到了 13 人，该年鉴中 1/4 强的文章都是由中国人撰写的。 《年鉴》 第 8 章是原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主教和时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吴德施（L. H. Roots）介绍该组织成立经过的一篇文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堪称是中国基督教事业中众多新教团体精诚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的精神可以回溯到 1877 年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自从那次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会议之后， 在华各新教传教使团又先后于 1890 年、 1900 年、 1907 年、 1913 年和 1922 年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每一次会议都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各个新教传教使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例如为了筹办 1907 年的那次会议， 广学会借助 99 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帮助，成功地推出了由季理斐负责编纂的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1807-1907》；1913 年的那次会议在穆德博士的亲自主持之下，创建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使各传教使团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常态，并使在华基督教会的中国化进程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在 1913 年参加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的近 120 名代表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中国人，然而在参加 1922 年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的近千名代表中，已经有一半的代表都是中国人，而大会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实际上是中国教会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宪章规定，其组织成员的数目为 119， 而且中国人的比例必须要占多数，以保证中国人在此组织中要占有主导权。创建这一组织的目的就在于一下这三点：1）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信息，以便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形成一个整体的看法。这样，每一个传教使团就能够在了解其他传教使团在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来做自己的计划；2）推进中国基督教事业中每一个团体之间的同情和理解，无论它们之间的神学理念和观点有多大的分歧；3） 推动不同教会和传教使团之间的精诚合作，无论这只是在一些简单项目上的短暂合作，或是在一些复杂和庞大项目上的长期或永久性合作。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三位负责人中有两位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是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一名女干事范小姐（Miss Y. J. Fan），另一位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钟牧师（Rev. K. T. Chung），还有一位负责人是英国公谊会传教士霍德进（Henry T. Hodgkin）。 1924 年的《年鉴》 仍然由乐灵生主编。该书第一章的文章题目为《庚子赔款使用的过去和将来》，作者是 1911 年来华，在清华学校担任历史学教授的美国传教士麻伦（ C. B.Malone）。清华学校就是利用美国政府所归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所以身为历史学教授的麻伦对于这笔退还的庚子赔款应该说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文章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这些跟中文史书中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1914—1917 年间，美国政府分 6 次归还了 11960000 美元的庚子赔款，其中有 10 万美元被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学会用于创建其图书馆，另有超过 100 万美元的款项用于清华学堂的建设。1917 年中国向德、奥两国宣战之后，便停止向这两个国家继续支付赔款，而且向英、美、法、意、日、比、葡等国的支付赔款也向后拖延了 5 年。俄国也同意减去 1/3 的赔款，但是到了 1920 年，中国便停止向其付款，因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放弃了不平等的庚子赔款条约。 1925 年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主编是英国公谊会传教士和中华全国协进会的干事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由于战乱的原因，有些撰稿人没有能够按计划完成文章的稿子，虽然主编霍德进亲自捉笔，勉强补上了其中的一两篇文章，但是与以往的年鉴相比，该书仍然缺了两个原来每期都有的章节：《最新出版的中文刊物》和《关于中国的西文书目》。 基督教青年会的全国总干事谢扶雅（N. Z. Zia）为该书第 11 章写了一篇介绍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文章。他指出，自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以来，又一股反洋教思潮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但其性质跟 1900 年的那次反洋教思潮截然不同。1922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大学生基督教联盟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以下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这场反基督教运动在国内已经确立：1922 年 3 月 10 日，上海反基督教联盟发表声明，反对世界大学生基督教联盟；3 月 21 日，北京有 77 人签署的一份电报，宣告反基督教联盟这一组织在北京已经诞生。 女青年会体育部执行干事白伟勤（Vera V. Barger）在该书第 54 章《中国的体育教育》一文中揭示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为向中国引进体育教育上所做出的贡献。早在 1908 年，基督教青年会就已经设立了一位体育干事。1910 年，当东吴大学成立体育系时，担任系主任的就是这位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女青年会自从 1915 年成立以后，曾帮助禁令女子学院为女生开设了为期两年的体育课程。后来该校毕业的 100 多名毕业生中，竟有 65 名分别在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中担任体育教师。1925 年，金陵女子学院正式成立了体育系。
三 从 1926 年起，《中国传教使团年鉴》正式改名为《中国基督教年鉴》，主编仍为乐灵生。名称的改变说明了《年鉴》 重心的转移，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是围绕着各个传教使团的传教活动来开展的， 而现在则以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为中心，并以其为服务对象了。在为这一期《年鉴》 撰写文章的 38 位作者当中，有 17 位作者是中国人。跟 1923 年《年鉴》里中国撰稿人占 1/3 的比例相比较，显然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纵观这新一期的《中国基督教年鉴》，可以看到以下这几个特点：1）中国基督教运动及其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们心境的变化。所以《年鉴》 将更多的篇幅用于调查和展示人们对于形势和问题的看法；2）虽然因为军阀混战的局面和北伐战争的爆发，各地的情况有些混乱，但是仍有许多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其中有一些是属于重建的开端，这种努力为更大的社会福利和稳定打下了基础；3）新时期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想要理解和遵循“基督的生活方式”，以及加强各教派之间的联合；4）人们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一种“中国人的宗教情怀”。 正如杭州民众堂的鲍哲庆（T. C. Bau） 牧师在该书第 12 章《中国教会的变化》 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各教派之间的联合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它首先是在学校和医院开始的，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传教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中国教徒对于教会的捐献也越来越多，就连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独立教会也已经出现。原来的传教使团甚至要向新成立的中国独立教会转交财产清单。中文基督教文献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广学会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 教于金陵大学的北长老会传教士梅赞文（S. J. Mills）在第 15 章《目前在华传教士的人数、分布和年龄》 一文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令人玩味的统计数字。根据 1918 年和 1925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 1918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总数是 6395 人，而 1925 年的这个数字是 8158 人，也就是说在短短 7 年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人数增加了 27.1%。有趣的是，《世界传教士图表》（The World Missionary Atlas, 1925）列举在华的新教传教使团的数目是138，而同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则列举了 200 个左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者列举的当年在华传教士总人数为 7663， 而后者则是 8158。自从 1918 年以来，已经有 11 个新教传教使团寿终正寝，另有 7 个传教使团跟其他团体合并，还有 21 个新的新教传教使团又进入到了中国。 1927 年没有出版新的《中国基督教年鉴》，这是因为北伐战争全面打响的缘故，很多方面的统计数据无法获得。1928 年的《年鉴》 仍然是由乐灵生主编，其内容偏重于自从 1900年以来各传教使团的历史。就当年的传教活动的特点而言，首先，传播基督教的旧式理想和方法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变得过时；其次，在华基督教生活和工作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积极地试验新的方法；最后，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在寻找和探索一个适合于新时代和中国独立教会的原则。 担任《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主编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务干事的鲍引登在 1928年年鉴第 15 章《传教士们的疏散和回归》 一文中指出，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 1925—1926年间有不少地方的外国传教士都被疏散。1927 年年初时，广东、福建和湖南的大批传教士都被疏散，其他省份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1927 年 3 月 24 日， 北伐军在南京袭击了外国传教士，结果造成了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博士（J. E. Williams） 的死亡。到了同年 4 月1 日为止，大约有 1500 名传教士经上海、北戴河、秦皇岛等海港城市南下去了香港。1927年 1 月时，《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上的传教士及其家属有 8000 多人，实际在中国的人数约为 6500-6600 人，在 3、 4 这两个月内，至少有 2000 人离开中国，返回了美国、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菲律宾。 从 5 月份起，那些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们又开始缓慢地回归。那些逃到了大城市去避难的传教士也开始返回农村。4 月份，上海的传教士人数减少到了 2000 人；7 月份又减少到了1200 人；11 月份时，上海只剩下了 800 名传教士。到了 1928 年 4 月，上海的传教士总数约为 600 人，其中还有 100 人是经常要去访问伏击农村的传教站的。 总的说来，有 3000 多名传教士在 1927 年中离开了中国，其中有 500-1,000 人后来又回到了中国。1928 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上共有 3150 人，其中有 709 人在江苏（605人在上海）， 417 人在山东， 394 人在直隶， 279 人在福建， 130 人在浙江。 在乐灵生主编的 1929 年《中国基督教年鉴》第 13 章《在华传教士》 一文中，鲍引登所提供的另一组统计数字也可以生动地反映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发展变化和各个传教使团的规模大小。例如在 1928 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中共记载了 3133 名西方新教传教士，而在 1929 年的名录中，在华新教传教士总人数已经达到了 4728 人。其中中国内地会的西方传教士人数最多，达 843 名，美国北长老会其次， 其传教士总人数为 349 人。 在该书第 31 章中，广学会总干事季理斐撰写了一篇题为《回顾广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广学会创建于 1887 年的上海，最初称作“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由赫德（Sir Robert Hart）、韦廉臣、丁韪良（W. A. P. Martin）、林乐知（Young J. Allen）、花之安（Ernst Faber）、艾约瑟、 波特先生（Mr. W. H. Poate）和阿迪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等人共同创建。当时的创建者们都相信中国将会迎来一个文艺复兴时期，而基督教会则必须为人们准备合适的读物。当时以翻译和销售圣经为主业的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ies）和编写和出版其他宗教读物的圣教书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均把它视为同道，并且从此跟它结成了同盟。 同文书会的首任会长韦廉臣于 1891 年突然去世，对于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团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好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很快就接替上了会长这一职务，而且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同文书会正式改名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李提摩太和他博学的妻子一起为广学会编撰和出版了许多好书，并且激发了广学会同仁们的工作热情。后者是一群富有同情心，掌握了良好的汉语知识，具有坚定信仰和随时准备迎接挑战的实干家。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有日历、圣经历史、圣经故事中的禽鸟和动物、福音书故事的连环画、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教会女学的经典读物、诗体的基督生平故事、时事评论，还有针对家庭、学校和教会的读物。最初的时候，广学会将这些书籍的阅读对象扩展到了妇女和儿童，但是后来它逐渐将读者的范围锁定在参加科举考试的 44036 名考生。但是广学会这个团体的人手和经费不足，李提摩太不得不经常请求一些与广学会合作的新教传教使团提供人手和经费，以便能将这项计划进行下去。这一做法贯穿于广学会 40 年历史的始终，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 1929 年中，广学会跟国内 10 个新教传教使团保持着这种合作的关系。 有 28 名西方传教士曾先后担任过广学会的英文编辑，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学者，例如英国循道会的高葆真、英国圣公会的华立熙（W. G. Walshe）、英国循道会的林辅华（C. W. Allan）、英国公谊会的梅益盛、美国北长老会的赫士（W. M. Hayes）、美国监理会的潘慎文（A. P. Parker）、苏格兰长老会的英雅各（J. W. Inglis）、美国北长老会的梅立德（Frank R. Millican），等。 继李提摩台之后，先后担任广学会会长的还有德国同善会的安保罗（Paul Kranz）、英国伦敦会的瑞思义（W. H. Rees）和加拿大长老会的季理斐。 1930 年没有按规定出版当年的《年鉴》。按照乐灵生在 1931 年《中国基督教年鉴》序言中所解释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全国各地的形势发展太快，有些必要的统计数字很难按预期的时间和用常规的手段获得，而且有一些类似于“中国公立学校”、“传教使团医疗工作”等以前《年鉴》 中都有的常规栏目，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作者而被迫难产。乐灵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例如 1930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上登载的传教士人数从前一年的 4728 人一下子就猛增到了 6112 人。就连浙江省境内的传教士人数也从原来的 178 人增加到了 253 人。 这一期《年鉴》 中的第 18 章《基督教学院和大学》 一文作者韦卓民（Francis C. M. Wei）是一位杰出的华人教育家。早在 1903 年，他就进入了位于武昌的文华书院备馆学习， 1911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文化书院的正馆毕业之后， 即留校任数学和英语教师。1918 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攻读哲学，翌年他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文华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从 1924 年起兼任文华大学副校长。1927 年，他再次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并且只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拿下了那儿的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正遇上教会大学必须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注册，于是他便被聘为华中大学校长。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便对中国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历史和发展作了回顾。按照他的观点，创建于 1864 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家基督教学院， 1882 年华北又出现了第二家，可能指的就是汇文大学堂的前身美以美会蒙学馆。第三家和第四家分别是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现于华东地区，显然是指圣约翰大学和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到了 1903 年，全国就已经有了 9 家基督教学院，每年招生人数达 199 人。1909—1910 年间新增加了 5 家基督教学院， 1914—1916 年间又增加了 5 家，最后一家的出现是在 1923 年。经过相互合并和调整，最终形成了 13 家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它们分别是：华北的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华东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文理学院；华中的文化大学；华南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岭南大学；华西的华西协合大学。 这些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规模一开始都比较小，但是发展势头很猛，学生人数增加得很快。例如 1905 年时，全国 9 家基督教学院的招生人数总共只有 278 人；到了 1910 年，这个数字就翻了 3 倍，达到 834 人。到了 1929 年，尽管全国各地兵荒马乱，但教会大学的招生总人数已经达到了 3260 人， 是 1910 年的 4 倍。其中招生人数最多的是燕京大学（733 人）、其次是东吴大学（459 人）和沪江大学（449 人）。 在创办之初，这些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培养目标还主要是能为教会工作的神职人员，但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学校的世俗性越来越强，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栋梁人才，尤其是在教育、 外交、医学和商业等领域， 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国立大学的规模日益扩大，实力越来越强，而且国民政府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在教育部注册备案， 对于学校的办学路子和方向作了限制和规定，所以教会学院和大学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和考验。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和考验，教会学院和大学都必须加强师资建设和学科建设，解决好学分制和教育部规定之间的相互矛盾，更好地改善对于学生的培养机制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教会学院和大学才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自从 1931 年以后，《中国基督教年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双年鉴，即每两年出版一期。 在乐灵生主编的 1932—1933 年这一期新的《年鉴》 中，对于中国社会的一些新动向似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民国初年的一些宪法条款中明确规定禁止罢工，但是罢工运动仍是暗潮涌动。最早一次有记录的罢工发生在 1912 年。“五四” 运动之后，在北京、青岛和上海各地都发生了针对日本人的工厂罢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当时的广州已经有了 26 工会组织，上海有 50 个工会组织。1920 年，香港爆发了一次涉及到 30 家商铺和 9000 名工人的大罢工。经过广东商会负责人与香港政府代表约翰斯顿的谈判，香港政府被迫给工人增加了近 1/3 的工资。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工人深受鼓舞，广东省在几个月之内一下子就新增加了 100 多个工会组织。 在工运的第二阶段，又爆发了香港海员的大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外国海员的工资普遍提升了 15%，而中国海员的工资仍然维持在战前的水平。1922 年 1 月， 由于海员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求三次被轮船公司所拒绝，所以有 1500 名海员举行了罢工，香港总督于 2 月 1 日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组织，结果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罢工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了 5 万人，有 14 个轮船公司和 166 条船受到了罢工的影响。3 月 5 日，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海员们的工资普遍增加了 20%至 30%。香港总督也于第二天宣布废除自己于 2 月 1 日发布的禁令。广东省政府也废除了法令中禁止罢工的条款。 1923 年初，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成立自己的工会。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政权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是在北京的几位议会议员要求政府调查这一惨案，并且迫使黎元洪总统立即停止对工人的镇压。在议会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通过了 3 条重要的决议：1）政府要在宪法中承认工人机会的自由；2）政府要对死难工人的家属提供赔偿；3）政府应立即撤走包围铁路工人的军队。这次罢工从外表上看是失败了，但是它也迫使政府认识到工人罢工的权利，因此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1924 年，议会又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劳工法，以保护工人的权益。 1925 年 6 月 23 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使“五卅” 运动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双方对峙最严重的时期，有 20-25 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使香港的整个经济结构都陷于瘫痪。香港殖民政府每天所遭受的损失都达到了 4 百万美元。广东国民政府为支持这场罢工运动也花费了 3 百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场为期长达 16 个月的大罢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因为 1925 年 8 月，国民党左翼人物廖仲恺被暗杀，结果造成国民党内部的分裂。1926年 6 月， 广州的国民政府又发动了北伐战争，因此对于省港罢工无法兼顾。最后，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放弃对于省港大罢工和抵制运动的支持。 在工运的第三阶段， 工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1927 年在汉口举行了第四届全国劳工联盟大会，当时由工会组织的工人总数已经达到了 3 百万人。国民党的武汉政府还于 1927年 3 月在武汉成立了劳工部， 并任命著名工运领袖苏超仁（Su Chao-jen）担任部长。然而工运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1927 年 4 月 14 日，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袭击了广州的中华全国工会联盟、海员工会和广东省农民联盟，逮捕了 2000 多名工运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白崇禧的军队也于 4 月 15 日在上海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对上海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在经历了一个低潮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又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跟国际社会的合作。1929 年 5 月，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劳工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在培养工人领袖和建立一个具有威信的全国工会代表组织上， 中国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 1934—1935 年的《年鉴》 第 6 个附录中，鲍引登编纂了一个 1930—1935 年去世的“在华传教士亡故者名录”，总共收录了 367 位在华传教士及其妻子的信息。该名录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传教士姓名、所属传教使团的名称缩写、到达中国的日期、去世的日期、去世的地点和原因、生前在华传教的地方，以及信息的来源出处。为了方便在表格中说明去世的原因和资料的来源，鲍引登还专门将 58 种不同的病症和去世原因进行编号，并将 84 种不同的信息来源也用缩写符号或数字来进行编号。他就是用这些方法为人们查找亡故传教士们的信息提供了便利。 鲍引登自从 1906 年来华到他于 1967 年逝世，曾长期担任编纂《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的工作和为《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0—1925）和《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39）撰写与在华传教士生平传记相关的文章，因此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他去世之后，这些档案资料现在都收藏在他的母校和生前工作过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院属下的伯克图书馆。这总共 52 箱原始档案为在华新教传教士生平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资料库宝藏。 1936—1937 年的年鉴是乐灵生所编写的最后一部《年鉴》。就在他已经基本完成了这部《年鉴》 的编纂工作，正在为它的出版工作而奔忙时， 不幸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日军派出了大量的军舰运送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吴淞口一带登陆。中国国民党空军于 1937 年 8 月 14日派出轰炸机对于第二天对聚集在虹口附近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舰队进行了轮番的轰炸；但是由于日本地面防空部队的高射炮火过于密集，使得中方的飞行员无法俯冲轰炸，结果投下的炸弹有两枚偏离目标，分别落到了位于外滩南京路口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之间，以及位于爱多亚路的“大世界”游乐中心，结果造成了有 1000 多名中国难民和 12 名外国侨民死亡的特大惨案。乐灵生就是被炸死的那 12 名外国侨民之一。 乐灵生为编纂《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 1923年开始，他先后主编了 9 期年鉴。与他相比较， 季理斐只编了 4 期， 罗炳生也只编了 4 期，而且后两期是跟苑礼文合编的；文显理、霍德进、 刘廷芳、白约翰、梅立德这 5 人各编了 1期。为了纪念乐灵生对于该《年鉴》 的贡献，梅立德在为 1936—1937 年那部《年鉴》 写序言时，专门附上了一篇关于乐灵生的生平小传。 这部《年鉴》 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内容是广学会执行总干事朱立德（L. D. Cio）为附录2 所编写的《中国基督教领袖名录》。众所周知，在 1916 年以前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附录中都有“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记录来华每一位西方传教士的信息。1917 年之后，因篇幅过长，所以每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单独编辑成册，与《年鉴》 同步发行。至于给中国基督教领袖们单独编名录， 以前的《年鉴》 编辑们都从未尝试过。这件事本身也反映出基督教运动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这个“中国基督教领袖名录”是经过梅立德编辑的，后者在朱立德文稿的基础上略有改动，即从当时的《中国名人录》中转载了一些华人基督教领袖的生平小传，以增添该文的分量。在这个附录中总共收录了 72 位华人基督教领袖的生平小传， 其中包括了张伯苓、赵锡恩、赵紫宸、诚静怡、朱经农、徐宝谦、李登辉、梁小初、刘湛恩、刘廷芳、黎照寰、曾宝荪、朱友渔、刁信德、王正廷、韦作民（韦卓民）、 吴维德、吴耀宗、吴贻芳、严福庆、晏阳初、谢颂羔、谢扶雅等当时仍然在世的基督教名人。虽然作为首次尝试，这个名录所收集的名单和个人信息尚不太完备，但却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往往在英文资料中读到这些中国教会领袖的英文姓名， 但由于英文名字的拼法很不规则，所以有时候很难把这些人的英文名字跟他们的中文名字对应起来。而上述名录中有每个人的中英文姓名对照，可以使研究者比较方便地确认每个人的身份。 1938—1939 年的《年鉴》 本来应该是在 1939 年内出版的，但实际出版日期一直拖延到了 1941 年初。由于乐灵生的不幸去世，这最后一部《年鉴》 是由 3 个人合编的：主编刘廷芳、 两位副主编分别是英国伦敦会的白约翰（John S. Barr）和美国北长老会的梅立德。 主编刘廷芳在序言中解释说，战时的种种困难和日本占领者的严格审查制度是造成《年鉴》 推迟出版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两个原因是 3
位编者各奔东西，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国内；其次是出版单位迟迟未定，过去都是由广学会来负责出版《年鉴》
的事务，但这一次却考虑要转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负责，这个问题迟迟未决也耗费了不少时间。由于战时沦陷区物价飞涨， 编辑们为了控制《年鉴》
的篇幅，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一些重要的章节：如由鲍维尔（J. B. Powell）编纂的长达 70
多页的逐日大事记、传教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国教会编年史，等等。 在卢沟桥事件之后所爆发的军事冲突中，日军于 1937 年 6 月 29—30 日间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校园。天津和北平这两个最重要的教育中心相继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有不少教授和学生先后被捕，受到了严刑拷打。同年 8 月至 9 月初，平津两地的大学生们开始南下逃难。由于日本人占领了京汉铁路和京绥铁路，从天津南下的唯一途径就是坐船从天津到烟台或青岛，然后再换乘火车南下。济南、开封、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成立了平津逃亡学生协会，其目的就是向政府请求救济和为学生们提供逃亡的通道。 华北几乎所有其他的国立大学都已被关闭或迁移到别处。北平在战时只剩下了三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华北地区的其他大学也都暂时被关闭。济南的齐鲁大学后来迁到重庆继续开办，但青岛的山东大学和太原的山西大学则一直没有重开。教育部为了收拾华北的残局，组织了两个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 3 个学校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则是由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和北洋工程学院所组成。这两个临时大学都在 1937 年深秋重新开学，招生人数都在 1200 人左右，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来自平津地区大学的旧学生。西安突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因为那儿集中了临时大学、东北大学和焦作技术学院等， 大学生总数达到了 2000 人左右。 卢沟桥事变之后，紧接着就是上海的淞沪战役。同济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暨南大学等校园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于法租界边缘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虽然校园未遭破坏，但却遭受了日军的劫掠和占领。由于日军在吴淞口登陆，除上海租界之外的大学校园都已经处于战火之中，这些学校自然将师生都疏散到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内。但并非所有的大学都迁入了外国租界。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联合制定了迁移到内地的计划。他们首先迁到了九江附近的庐山，在那儿成立了联合大学。然而一个月之后，战火烧到了九江，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大约有 500 名师生继续西迁，寻找新的校址。复旦的师生们最后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定居下来，而大夏的师生们则来到了贵阳。这两个学校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仍然都保留了一个分校。 吴淞口的同济大学校园被日军的轰炸完全炸毁。于是同济师生们便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西迁，先是迁到了杭州南面的金华。但还不到两个月，杭州就沦陷了。于是他们又继续西迁到了江西南部的赣州。1938 年之后，又按教育部的命令迁到了桂林东南部的八步。可是还没等长途跋涉到那儿的师生们重新开学，八步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于是大学领导便决定继续南迁到云南的昆明。半年之后，又于 1939 年 10 月迁往昆明东南面 30 英里处的宜良，因为那儿有很多寺庙，可以用作教室。 1937 年 11 月，当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之后，苏州、杭州相继沦陷。南京中央大学的校园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图书馆严重受损，学校被迫迁往重庆，借用重庆大学的一角重新办学。金陵女子学院在战争爆发初期没有重新正式开办，只是在上海和武昌开设了一些临时的课程。金陵大学开始并没有停办，但学生们不得不在日军空袭的不断威胁之下继续上课。到了 11 月， 它也开始西迁。金陵女子学院和金陵大学后来都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里重新开办。 东吴大学预计到 1937 年秋季可能会有麻烦，于是它离开了南京，将师生们带到了湖州。随着炮火的蔓延，它又被迫迁往安徽的屯溪。之江文理学院的师生们已经先期到了那儿。南京失守之后，那儿的形势也很紧张。所以这两个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们还是逐渐绕道回流到了上海，并与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合并成为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在南京路上的一座慈淑大楼里复课。 国立浙江大学的西迁故事也是这么曲折而动人。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浙大师生们都在不断地迁移。当 1937 年 8 月的淞沪战役爆发时，国立浙江大学仍在杭州照常开学。只有二年级的学生被送到了天目山， 那儿已被选为新校址，但却没有足够的室内空间来容纳全校师生。由于不断地遭受空袭，所以大学开始于当年 11 月迁往内地，先是在钱塘江上游 100 英里之处的建德落脚，杭州沦陷后，学校继续西迁到了江西的吉安，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勉强上完了该学期的课程。寒假后，学校又迁到了泰和附近的上田村。在那儿安静地度过了半年之后，学校又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再度迁移到了广西的宜山。 到了 1938
年春天，日军已经占领了华东所有的重要城市。华中的形势顿时吃紧。中央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了重庆，但汉口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队集中在铁路沿线，跟日军展开了决战，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台儿庄大捷。在此期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大学校园的轰炸。国立湖南大学、国立厦门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都相继遭到了日机轰炸，前两所学校的图书馆几乎丧失殆尽。 长沙临时大学决定于 1938 年继续南下，迁往昆明， 其中有 250 名学生和 50
名教师步行前往。这便是临大学生千里长征史诗般故事的开端。师生们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并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带队。每两个学生分享一个行李，后者是用两辆卡车来运载的。随队的六名炊事员携带着必要的厨房用具。师生们每天要走
50—100 里路，早晚吃两顿饭。学校补贴每位学生 30 个铜板的伙食钱，另外还有 20
个铜板的零用钱。由医生和护士各一名随队照顾师生们的身体健康。除了从长沙到桃源、从沅陵到黄县这两段路之外，其余 400
英里的路程全堵是考两条腿走下来的。整个长途迁移的全程从 1938 年 2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共花了 68
天的时间，全部费用为 18000 块大洋，平均为每位师生花了 60
块大洋。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对于其他从长沙坐火车经广州到香港，接着从香港坐船到海丰，然后再从海丰坐火车到昆明的临大师生，每人只补贴了 20
块大洋。最初，临时大学不得不在昆明和蒙自这两个地方同时开学。1939 年秋季，全校师生都迁到了昆明，学校也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与此同时，西安的临时大学也开始了长途跋涉。由于陕南的战局和潼关的形势均对中方不利，日军飞机不断地骚扰西安郊区，每天的空袭警报不断，
临时大学很难维持正常的教学。于是经教育部批准，它决定迁往汉中地区。汉中是陕西的一个重要城市，与成都有一条公路相连。1000
多名临大师生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踏上征程，每个学生只能带一件行李，教职工可以带两件，结婚的家庭可以带三件。从西安到宝鸡这一段大家都是坐火车。从陇海铁路最西端的宝鸡出发，便开始了徒步的旅行。全校只有三辆汽车来运载行李和病号。师生们也是按照军事编制来组织的。学生们组成一个营，下设
3
个连，每个连以下还有几个排。教职工组成一个独立连，由校长办公室的人来领导。还有一个运输委员会和一个口粮委员会来负责分配运输、住宿和食品。师生们花了
20 天的时间终于抵达汉中。这次徒步旅行非常艰难，因为从宝鸡到汉中这段 127
英里的路程陡峭崎岖，再加上雨季道路泥泞。临时大学在汉中北面 23 英里处的城固安寨扎营，并改名为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但是到了 1939
年夏天，学校又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下设相对独立的农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和师范学院。 从 1910 年广学会的创刊到 1913 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接手，再到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23 年的跟进和 1941 年的收官，《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总共走完了整整 32 年的路程，出版了 21 期的《 年鉴》。这一篇幅浩瀚的历史长卷忠实记录了中国社会从清王朝向民国的巨大转变、 基督教运动和本土化进程在中国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为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以及在近 30 年里中国社会流变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为我们发掘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提供了一座丰富的矿藏。 注：此文原载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基督教年鉴”编委会：《中国基督教年鉴》（全24 册）第 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 1-30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