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教士与电报 亦文 很多年前，笔者伴随外子到东北出差。某晚，与外子的同事夫妇一起用餐，便与对方的太太晓芹（非真名）攀谈起来。交谈中了解到晓芹是退休军人之女，晓芹也了解到我正在研究近代赴华传教士，说着说着就讲到传教士与谍报的关系。晓芹曾听父亲说，发电报需要类似电线杆般的高层建筑，在偏远地区，教堂的鼓楼和钟塔是唯一能提供这种技术支持的基础建设，由此推论，传教士可能是唯一胜任的谍报人员。这段对话激发了我对传教士与情报（尤其是电报）之类话题的研究兴趣，但因为不了解电报的技术性构成，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多年后，最早从事近代赴华传教士研究的国内学者之一顾长声先生的回忆录，重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顾先生写这篇回忆录时，已是88岁的老人，其中提到一段轶事： 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保守派的美国白人牧师。他告诉我他的祖先早在1860年前后已经赴中国传教，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也会说中文，在台湾传教。我把刚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二版给他看，简体字他看不懂，我就把该书第120页一张复制的教会内部专给传教士使用的打电报用的密电码本第101页给他看，并指出密码第69号印的是“很难获得可靠情报”和第73号密电码是“你要尽可能搜集一切情报”，以及第87号密电码说“鉴于所收到情报，美国国务卿劝告……”都是英文的指给那位美国牧师看了。他对我说：“那都是假的”。我的天哪！我顾长声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在十九世纪末制造一本假的英文密电码本吗？我人还没有出生呢！他就是不相信，说我是反对教会的。我劝他说：“请你到图书馆去，或到台湾去，都还可以找到这本密电码本的。我是从上海基督教图书馆找到原本，并由《文汇报》摄影记者亲到该图书馆拍摄的，完全是真的。”那位传教士的五世孙就是不相信。[1]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顾先生没有透露这位西牧的姓名，但是按图索骥亦非难事，因为符合文中所有条件——先祖在1860年代前后赴华传教，本人为其第五代嫡传、美籍、男性、目前在台湾传教、具有中文交流能力、持保守派信仰[2]——的人士屈指可数。笔者曾尝试确认这位西牧的身份，却尚未找到对上述这段对话有记忆之人；笔者亦希望通过其他渠道与顾先生本人求证，但因为老人年事已高，早与学界失去联络。 无论这段对话是真是假、是否能获得当事人的确认，作为读者和学者，我们仍能从第三者的角度对其加以考证和剖析。《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共出过三版，首版首印为1981年，引文中所说的第二版当为1991年，笔者找到书中的相关章节。在影印的电码本插图之前，有这样一段引文： 戴德生的目标除了传教外，还为英国侵略者提供情报，为英国商人对内地的经济掠夺出力。在内地会每一个传教士的身边，都藏有一本内地会自编的密电码，所到之处搜集情报后就用密码发到上海内地会办事处，再转发到伦敦，有些经济情报就转给上海的英商。在沿海的英商经常委托深入内地的传教士代销商品和了解行情，帮了商人很大的忙。[3] 同样的文字，亦可在顾先生另一本早期作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中的“戴德生”篇中找到：内地会传教士“每人身边都已有一本内地会自编的密电码本，可以用密码向上海拍发中国穷乡僻壤以及战略地点的各种情报的电报。”（1985年版第169页） 综上所述，顾先生对基督教传教士（主要是内地会传教士）对电报使用的评述基本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内地会的电码本是戴德生生前授意编写的。 内地会的电码本是内部使用、对外保密的“密码”。 内地会传教士人手一册电码本。 内地会使用电码本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侵略者和美国国务卿提供情报，协助英美商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掠夺。 由于当时国内近代传教士学术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这本书被后进学者视作经典，引用率极高[4]。顾先生的书，也很快引起了海外各界的注意，包括一名叫海恒博（A. J. Broomhall）的医生。海医生的祖母为戴德生的大妹妹戴贺美（Amelia Taylor Broomhall），海医生的父亲是海家十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因为父母都是赴华传教士，海医生本人也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成人后又响应中国禾场的巨大需要回到出生地，先后在四川阆中、昭觉等地从事医疗传道，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往菲律宾，在一个荒蛮小岛上向部落族群继续传递古旧福音。退休回到英国老家后，海医生又以惊人的毅力抛开一切既有的前人作品，重新从原始档案梳理起，在1981-1989年间陆续推出七卷巨著，相当于内地会通史。写作期间，海医生获阅了顾先生等学者对“传教士与谍报”的相关批评，故在1989年出版的最后一卷书《死亡并非终结》（It is not Death to Die）的末尾特别提到此事。显然，这位内地会老中国通的回应是不当忽视的。 海医生指出，在戴德生的时代，坊间通用的经济型商务电报编码为“万国码”（Unicode）。大约在1904年前后，内地会选用了“兰茂密尔”（Lammermuir）[5]和“内地”（Inland）两个单词为电报地址（相当于今天的电子邮箱地址）。[6]直到1907年，内地会才正式出版了一本由郭豁达（John J. Coulthard）、卫保哲（Tom Gear Willett）以及鱼爱光（Charles T. Fishe）等三位传教士校勘的综合电报代码本。由于时代发展和语言环境的不断变换，需要经常修订原有的编码。1929年，由巴贝山教士（Frank Parry）负责修订的新版电码本再度问世。内地会的电码本和“万国码”一样拥有版权、可以出售，供其他差会或商业机构购置使用，因此毫无秘密可言。差会使用代码的作用，纯粹是将冗长的句子转为短字，以减轻电报发送的时间和费用。这本重达1.5公斤的电码本，不可能人手一册，而是存放在设有电报局的市镇宣教中心里，供地区干事或地区主任作事务和行政上的联络。[7] 1998年，香港学者蔡锦图完成的硕士论文《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正式出版，其书第16页用四分之三版面的脚注反驳了顾先生对内地会的指控，他引用的主要文献即为海恒博医生书中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并得出如此结论：顾先生的论述显示了他对“晚清及民国咨询传递方式的不了解，……仅凭一本当时公开出版并公开使用的电码本，而暗示戴德生及内地会的传教士德行有亏，显然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妄言。” 蔡博士和海医生的解释为“内地会密电码本”问题打开了一扇窗，但也因此激发了我更大的好奇心。2011年，我有幸走访了前身为中国内地会的海外基督使团各分部，在香港办公室和墨尔本档案保管机构[8]都看到了内地会1929年版的电码本，并在网上下载了1913年的旧版，因此得以详细考查顾、蔡、海以及那位无名西牧之间所争论的那份原始文本的所有细节。 首先，内地会电码本于1907年初版时，时任副总主任（Deputy Director）的范明德（John W. Stevenson）曾写过一篇序言，简短回顾了这本电码本的来龙去脉： 这套电码是特别按中国内地会的要求预备的。卫保哲教士（T. G. Willett）曾以十多年间由上海差会总部收发的电报为基础，编制过一本小电码册，自1899年起供本会使用。但是差会事工的发展引出更多的需要，一本更全面的电码有利于提高电报发送的效率和节俭。[9] 据此推测，虽然内地会最迟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使用电报这种现代通讯技术，但直到世纪之交才试用自己编制的电码本，而第一本电码本（亦即顾先生在书中复制的影印文本）则于1907年才正式问世，因此不应归入“十九世纪末”的出版物。已经去世两年的戴德生，也绝对没有本事死而复活，指示每名传教士学习使用这本工具书。 其次，虽然范明德1907年的序言中曾有“未经许可不得重印或出版本电码本的任何部分”，[10]但这应该是就维护版权而言，而非指秘密不可泄露。师学韫（James Stark）在1913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已经提及，好几家别的差会已经采用了同一电码本。[11]笔者至少在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和新西兰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Zealand）的档案资料中看到这两个差会使用内地会电码本的文献，可见这确实是一本公开使用的工具手册。 譬如，1935年3月，英行教会的传教士从四川绵州写信给英国总部，建议本部和禾场的联络使用内地会版的电码本，并建议主要的福音站都备一本，并将所选用的版本告知英领事。[12]英国方面的回信则是： 内地会新版的电码本定价为每本13先令6便士。我知道内地会的伦敦总部备有很多库存。当然也有其他便宜的电码本，譬如“万国码”（Unicode），但是没有一本比内地会编制的更全面。还有我们几年前使用过的“经过东方”（Via Eastern）电码本，但也不及内地会的全面。而且后面提到的这个版本，大部分用字都较长，目前译码的价钱是以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为标准的，因此比过去昂贵很多。[13] 这一小段尘封在档案室里的同时代人的记录，给近八十年后的我们透露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使用电码本是当时常见的一种通讯方式；内地会的电码本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内地会电码本的“卖点”在于信息丰富、编码精简，既实用、又经济。由此可见，虽然顾先生看到的内地会电码本封皮上的标题是《中国内地会私家电码本》（China Inland Mission Private Telegraph Code），但是在此处语境中“private”一词所表达的“私”或“秘”，在中文语境中和“私房菜”之“私”、“秘制叉烧”之“秘”相仿，虽然是一家之庖厨研制出来，却是可以供众家共享。这样的编码，无密可言，只是电码本，而非密码本。 从电码本引言中的介绍来看，内地会的编码信息量非常惊人。譬如，“库尔撒德夫妇和孩子们将于9号乘坐巴特菲尔德及斯怀尔号启程”（英文：Mr. and Mrs. J. J. Coulthard and children leaving by Butterfield & Swire’s Line on the 9th）这样的长句只需“32264/11209”（即DEBEYIDATA）几个字符即可表达，大大节省了通讯的费用。[14]余生也晚，没有赶上电报盛行的年代，[15]但是仍有两次撰写电文的记忆。一次是小学时期，外公为了考一考我的语文能力，让我拟写一条电文发回老家，我用白话文写完一行后，外公拿起来用半文言另写一句，字数大减，节省了不少钱，让我见识到了中国古汉语的简洁与精炼，印象极其深刻。多年后，我已初中毕业，姑妈接到一条讣闻，同样为了考查我的语文能力，让我拟写一篇悼词。这次考查的焦点不在篇幅长短，而在于文字典雅，所以那次的电文我也是仿照古文的格调，字数虽不多，但若译成白话文信息量也不少。由此看来，电码的功用类似于速记（shorthand），省时省钱。 再次，电码本虽为内地会自身编制，但数百页[16]、数斤重的电码本一方面成本昂贵、一方面携带不便。况且，光有电码本而没有发报机，如同巧妇有米但没有锅难以成炊一样，而电报机的成本和重量则远远超过电码本。二十世纪上叶中国内地的电报基础设施大体比较落后，除非内地会在给每一名传教士发放一本电码本的同时，也配备一架发报机，不然是无法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的。若果真如此，内地会的财务报表上每年购置的电码本和电报机的费用将占有极大比例。英行教会只给主要福音站配备一本电码本的做法，从侧面印证了海医生的论述：内地会的电码本只存放在离现代通讯比较近的地区干事或主任的宣教中心。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内地会电码本中究竟编制了些什么内容。笔者尝试从几个方面分析这一问题：第一，范明德的引言中说得很清楚，内地会的电码本是为本机构的需要量身定制的，而传教士们编译这本电码本的“原料”是十多年间总部收发的电报内容，那么，什么才是内地会的“特定需求”和“热门话题”呢？又是什么特质使得内地会的版本比“万国码”和“经过东方”这类普通电码本更能得到差会的青睐呢？[17]笔者的假设是，内地会传教士使用电报的目的一定会体现在电码本的编写内容中。1913年首版时，内地会电码本便有26,000个单词、短语和句子，至1929年再版时则增加到33,000个。这些“语词零件”当然可以传递任何复杂详尽的情报。这个原理就像英语字典里成千上万的单词和词组可以拼写成任何文章、七个音符可以谱写成任何乐曲一样。但是，若这本电码本的编写目的是以传递军事和商业情报为主，应该会侧重相关内容的编写。这好比爱斯基摩人用来指称和形容“雪”的语汇比较丰富，而与热带有关的语汇比较贫乏一样。笔者特意查看了1929年版本的第344号表格，其中用来指代军事和海军官员的代码只有10条，用来指代贸易官员的代码有9条；而用来指代差会职务的代码则有27条，这还不包括另外用来指代教会职务的10条代码。笔者又查到第339页“军事”这一关键词下面也只有12条非常简短的代码。相形之下，医疗术语和圣经章节的代码各占用了一整页的篇幅（第225页和第503页）。 最能体现内地会特定需求的或许要算第50-81号表格中用来传递有关出生信息的条目：在三十个指代日期的电码下面，列有分为五大类的电码分别指代“男婴”、“女婴”、“龙凤胎”、“双胞胎男婴”、“双胞胎女婴”，并列举了23种比较常见的产后现象，包括“母亲安好，一（男/女）婴夭折”，“母亲病危、回天无术、孩子夭折”，“母亲已死、婴儿健在”等令人鼻酸的条目。与此相对应的，是第168-169号表格中用来传递有关死亡信息的条目。其中包括48种死亡原因，绝大部分是各种疾病和瘟疫，也有“意外”、“乱民暴力”等条目。内地会传教士在华期间高于常人家庭和儿女的死亡率，便是催生这些电码的时代背景。几乎每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夫妇都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兰州，内地会传教士未成年子女的小坟堆比教会信徒的人数还多。若以篇幅和信息细化度为指标的话，内地会电码本的专业性更能体现在传递生老病死的消息，这些消息只对这些传教士的亲友和母会具有“情报价值”。 第二，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最让我惊讶的是顾先生对电码本原文的误译。我按照顾先生回忆录中的线索，找到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该书第120页上确实影印了1907年版的内地会电码本的101页，但有些字体因为较小而比较模糊。我在1913年的版本里找到了同一页内容，页码为171页（表格编号101）。其中第69号的原文为“difficult to get reliable information”（顾译：‘很难获得可靠情报’），第73号的原文为“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can (about)”（顾译：‘你要尽可能搜集一切情报’），从第83号到第88号的前半句都是“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顾译：‘鉴于所收到情报’），稍有英语常识的人皆可判断，“information”这一单词在这些上下文中，不能武断地翻译成“情报”；相较而言，“情况”、“消息”等中译更为客观和中立。或许，顾先生的“顾氏译法”，并非“故意”（“顾译”的谐音）误导读者，因为在中国学界英文普及之前，“information”一词几乎被约定俗成地锁定为“情报”的对应词。笔者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某大城市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每当我把父亲的工作单位告诉别人时，对方都以为他在保密单位工作。其实若放在今天，这个机构或许会被命名为“科技信息研究所”。 我特别细看了影印件上比较模糊的第87号电码，全文为“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Secretary of State recommends（that）”（顾译：鉴于所收到情报，美国国务卿劝告……），Secretary of State确实是指美国国务卿，但是关键在于劝告的内容。这个疑问在第88号电码中得到了解答。该号电码的全文为“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Secretary of State strongly recommends the recall of all missionaries to the coast”，意为“鉴于所收到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强烈建议所有的传教士撤退到沿海地区”。乍一看，好像美国政府与传教士确实有听从调遣的关系，但若结合外交常识，读者应该不难看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撤侨令”；顾先生翻译了87号电码而不是更完整的88号电码，是不是另一种“故意”（顾译）的选择？ 内地会电码本首版的1907年，离义和团追杀传教士的庚子年间只过了七年，内地会宣教团队中58名成人和21名儿童次第殉道的惨剧犹在眼前；电码本再版的1929年，南京事件引起的传教士大撤离尚未收尾；而电码本将被继续使用的二十多年时间中，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接踵而至，想必这第88条电码的使用频率一定名列前茅。近一个世纪后，中国也开始提倡“外交为民”的原则。据统计，至2011年初利比亚撤侨时，中国在20年间成功从事发国撤离超过5万名中国公民和同胞，累计派出撤离人员包机、专机超过100架、500架次。[18]在这些飞机撤侨的过程中，中国外交人员一定也可以体会当年美国国务卿或英美外交人员颁发类似撤侨令的心情，只不过现在的通讯方式不复倚重电报而已。 最后，历史研究最忌孤证。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名传教士、运作了近百年的国际差会，如果参与谍报工作，一定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可以相互印证的蛛丝马迹。因此，笔者先查看了1947年版的《中国内地会禾场手册》（Field Manual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s）。如果内地会传教士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情报，这份人手一册、新兵必读的内部文件中，一定会有授受电报收发和情报传递的指令。然而，无论是目录还是提纲性的小标题，都未提及相关内容。笔者也记不得所阅读的内地会传教士回忆录中，曾有关于谍报收集的情节。有兴趣的学者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还可以查阅内地会历年仅供内部交流的《禾场通讯》（Field Bulletin）和主任牧函（Director circular letter）。证实内地会传教士与英美政府“幕后交易”最直接的渠道恐怕便是查阅英美政府及国会已经解密的档案。若连这些做学问最基本的功夫都未曾投入，单凭一本电码本的孤证就此认为传教士都是谍报人员，如同在厨房里找到一把刀，就判定主妇是杀人犯一样武断 —— 即便刀刃上有血，也得先验一验是鸡血还是人血不是？ 内地会历史中最著名的一个有关电报的典故发生在1951年。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教会的身份已经非常尴尬，但内地会还未决定从中国撤离后何去何从。这年2月，五位内地会的领袖在墨尔本聚首开会，神给他们的挑战是转移到东亚其他禾场。墨尔本向英美及上海总部发出的电报只有“以赛亚书54章2-3节”（按电码本503页的编排，代码应该是“41222/0540203”）一句话。内地会各总部的传教士显然已经习惯了用金句表达异象的方式，神对内地会的心意即是“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内地会的结局不仅不是解散，而且是扩展。 笔者最近读完的一篇传教士回忆录《恩惠与慈爱》（Goodness & Mercy）也提到了电报的收发：祝美柏（Maybeth Judd）[19]的丈夫高惟义（Kenneth Thomas Gray）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逃难年月中，被任命为浙江地区禾场的干事，自此不得不随身携带厚重的电码本，随时与上海总部保持联系。联络的内容主要是难民赈济金和传教士津贴的发放，以及整个团队的行止调度。这一记述印证了海医生的介绍：普通传教士身边没有电码本，只有地区干事和主任才会拥有这本电码本，主要用度为行政管理，如同今天公司和机构用电子邮件、传真机、扫描仪等设备处理商务一样。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提醒读者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首先，“情报”的定义是因时因地因人因处境而变化的。一份平常家信，到了冷战时期或由抱持冷战思维的人看来，皆具备“情报”的潜能。按此标准，即便是洋溢着浪漫主义幻想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充满了可以协助欧洲人从事对华经济掠夺的商业情报。像“库尔撒德夫妇和孩子们将于9号乘坐巴特菲尔德及斯怀尔号启程”这样报平安的普通电报，在特定情境中也不是不可以被视作谍报。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在阅读文献时，当避免过分解读。“情报”若是泛指所有的“消息”和“见闻”，“情报”一词便失去了其界定力。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也不能把1980年代人的意识形态投射到清末民初时代人的脑海中。解经学中，也特别强调解读者应该尊重作者的本意（intended meaning）。顾先生对电码本内容的私解或强解，与其说反映了内地会的本质，不如说反映了顾先生本人的偏见。 其次，证伪（falsification）要比证实（prove/confirmation）难上百倍。[20]换言之，要证明内地会传教士没有涉猎谍报工作远远比要证明他们曾经从事过谍报工作困难得多。海医生早在书中点明，“如果需要为这些控诉提供答案的话，那么，取证的压力势必落在控诉者身上，他们有责任举出事实来支持其假想。”[21]顾先生只需拿出一份内地会传教士收发的“情报”便能证明他的观点；而我即便举出一千份内地会传教士收发的普通电报，亦不能证明我的观点。这就象找到一千只白天鹅，仍不能证明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然而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能证明世界上的天鹅不止白色。当政治利用宗教时，责任在政治，而非宗教；同理，笔者不排除在赴华的成千上万名基督教传教士中曾有过若干谍报人员的可能性，但这只能证明这些人真正的身份是谍报人员而非传教士，因此这是谍报人员的问题，而非传教团队本身的问题。因为谍报人员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伪装成任何身份，可以是传教士，也可以是商人和水手。除非学者能证明传递谍报在传教团体中是一个群体性和机制化的现象，用极端的个案来否定整个团体，至少犯了化约主义或跳跃式结论的错谬，于学术伦理和学术逻辑皆站不住脚。 笔者最后希望表明的是，这篇短文不仅仅发自护教之忱，同时也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好奇和学术伦理的持守。笔者始终认为实事求是是信徒和非信徒交流探讨的共同标准。笔者认为顾先生还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虽然《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第一（1981）和第二版（1991）中纳入了上述有关电报的论述和英文影印页，但是到2004年的第三版，已经把这些内容删去了。同样，2005年再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中《戴德生》篇已经删去了1985年初版时提到的电报问题，想必他已看到了蔡博士的批评，或从其他渠道认识到了不妥。不仅如此，顾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版本里，还添加了一些他在耶鲁查阅到的更为客观、正面的内容。但是让笔者困惑不解的是，何以到了2008年出版回忆录的时候，顾先生又提起本文开篇那段混淆史实的对话？！为了追求历史真相，笔者在此发出呼吁，希望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参与有关“传教士与电报”的探讨，从各方面提供线索，尤其是技术史方面的知识，以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 [1]
顾长声：《跻身史林闯险区》，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889-8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