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怒江记---关于“出怒江记”的自述（五）

张羽——出怒江记

关于“出怒江记”的自述（五）

有意无意中，“出怒江记”触及了两个极其艰难的命题——1、传教士在怒江的记忆；2、1958年大逼迫的口述见证；两个命题都很失忆，没有留下任何文献。前者稍好一点，有一些国外出版的传教士回忆录，后者可考文献基本为零，还活着的幸存者微乎其微，且都已经年老，记忆极其模糊，口述能力也极弱（只能讲一点零星碎片）。基本属于三种状态：1、不知道；2、不愿说；3、说不清楚；我突然明白，49到79之间的口述历史，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有一点讲述能力，其他群体完全没有言说的能力。

很多人评论张纯如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说太粗糙，史料不足。我以前也这么看，但在我现在看来，其实以她个人之力做到那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大海捞针的选题，没有现成的文献可考，能搜集到一些碎片已经很难得。这也是我在怒江纪录“1958年”的一些感触，也是我一直没动手编辑纪录片的原因，总感觉史料不足。

遥远的怒江1958，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经历过的小伙子都八九十岁了，年长的都一百多岁了，大多数亲历者都已经归了天家。因为长期的信息掩埋，那段充满了牺牲与信仰磨练的岁月，仿佛从未发生过。

有一次，一位很老弱的老传道人接受我的采访，他眼睛不好，睁不开，显得像一个先知。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年代，他也坚持在家里祷告与聚会，他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比起那些被抓走后再也没回来的同工。他反问我：“你做这件事（指我的'出怒江记'）有什么好处？”我说：“除了见证神，没有任何世俗的好处（难道不是么？在这个《圣经》被强制从书店下架的时代，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招惹坏处。）。”他说：“我从来不向任何人说起这些往事，我知道你是专门来做有关老传道人的事工的，才给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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