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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出怒江记
希伯来文明在山谷里的亮光
访谈：希伯来文明在山谷里的亮光 怒江的老姆登红茶，我们现在在成都喝，其实已经喝到怒江的味道了。用盖碗的话，盖碗的茶盖上会有碧罗雪山特有的土壤气息。像这种纯粹生态的茶叶，不加化肥不加农药的，已经很少见了。很多外面卖的茶叶，打的生态概念，但实际上可能都加了添加剂。但老姆登红茶是货真价实的生态，不掺假。这跟老姆登村民的价值观有关系。 一般我们在谈论中国农村的时候，会认为农村是不输出价值观的，输出价值观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但在怒江，我发现有点例外，那里的山民是有价值观的。为什么他们有价值观呢？因为有很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有一百年了。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就到达了怒江，并把基督教传播到怒江所有山村。他们的价值观来源于《圣经》的教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却能从《圣经》里汲取智慧。他们通过学习《圣经》获得了关于真理、道德、生命的认知，无形之中形成了他们的价值观。 所以说他们种植的茶叶，很尊重大自然的品性，因为那是上帝的造物。说生态，就是真的生态，绝不加化肥和农药。因为《圣经》告诫他们不能说谎，不能做假见证。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有这样的茶叶。
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之间，就是圣歌弥漫的怒江大峡谷 问：怒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会有基督教？ 我觉得这是个神迹。我们认知中的东方文化，或者说亚洲，基本上是儒释道比较多，确实很难想象在一个边远的怒江大峡谷里面，居然存在普遍的基督教信仰。上帝为什么会选择这里的人？他一边在西方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后来才有摩西带领的出埃及，到达迦南地。在东方，在怒江大峡谷，他拣选了傈僳族人。傈僳族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也是最卑微的一个民族，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在四川的西昌一带，傈僳族是彝族的奴隶。很多汉族人谈到彝族人时都称他们为“彝包”，这个名称是带有歧视的。所以傈僳族处在一个被歧视中的被歧视的地位。但奇特的是，这符合《圣经》的叙述逻辑，耶稣特别喜欢救助卑贱的人，他拣选的门徒里面大多数都是很卑贱的人，比如做渔夫的彼得，做税吏的马太，都是被世俗社会看不起的人。耶稣也经常医治大麻风病人、血漏病人，这些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他都不放弃。所以处在边缘位置的傈僳人被拣选，符合耶稣救世的逻辑，是上帝撒下的神迹。
怒江大峡谷的少数民族们，在赞美中生活，在生活中赞美 问：基督教是怎么传到怒江的？在我想象中，这么边远的地方不可能有基督教？ 在1913年，英国传教士富能仁，对怒江有一次考察。他在腾冲传教时，发现一部分傈僳族人非常能接受基督教，他就决定专门向傈僳族人传教。他发明了傈僳文字，用拉丁字母的方式，还翻译了一部分傈僳文《圣经》。1927年，富能仁的同工，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和妻子伊丽莎白进入怒江大峡谷，他们在傈僳族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傈僳族人称呼他们为“阿益打、阿子打”，即大哥、大姐的意思。他们夫妇呆在怒江的时间很长，1943年，阿子打因病去世，杨思慧一直呆到1949年10月才离开。他们都是中华内地会差派的传教士。内地会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建的，他有句名言：“如果我有一千万英镑，不会留下一分不给中国；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当然，在怒江的传教士还很多，不只是内地会，是他们的舍命精神，使基督教在怒江扎根。
埋骨在怒江高山上的美国传教士墓地,从右到左依次是：阿子打牧师、士瓦屋教士、阿车教士 问：我看过你分享的资料，里面有个怒江山民，去菜市场卖菜的时候，背篼里装的是菜，但菜下面还有一本《圣经》。我觉得他们信的基督教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吗？会不会更纯粹一点呢？我在城市里从没见过谁随时把《圣经》带在身上。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没什么大差别。主要差别还是人文地理方面的差别。怒江的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小，没有儒释道的痕迹，所以呈现出来的面貌很单纯。另外就是上帝的大能彰显在旷野的强度大过在正常环境。正因为怒江很旷野，所以在旷野中更能感受到上帝的大能。一去到怒江，你就能强烈感受到上帝与旷野的张力。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差别，怒江大多数人信耶稣，形成了社会主流，在这样的前提下，做一个基督徒很顺其自然，但城市里不一样，因为目前为止信耶稣的只是小众，做一个基督徒可能和外部环境冲突比较大。 概括地说，怒江的基督教信仰群体有一个特点就是“信仰即生活，生活即信仰”，他们的信仰和日常生活扣得很紧，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贯彻他们的信仰。比如刚才你说到的，他们去赶集的时候，背篼里会背一本《圣经》，上午在街上卖菜，下午可能还要赶去附近教堂听讲道。在怒江还会看到一种景观，白天你看见一个农妇在猪圈里喂猪，脚上的筒靴沾满了猪圈里的东西，但是晚上她出现在教堂，她坐在教堂里，感觉浑身都在闪闪发光。她唱歌时的表情，她的眼神，都充满了光。和白天在猪圈里喂猪的情景完全不一样，反差特别的大。
充满喜乐的怒江山民 问：我看过你拍的一段纪录片，很多村民穿着民族服装在教堂里唱歌，感觉他们的眼睛都泛着一种光，很亮。这种状态太独特了。他们怎么有这样的状态呢？ 应该是来自上帝的超自然力量吧。你跟他们深度交流，会发现他们的知识是很少的。但正因为他们知识不多，一旦信上帝，就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没有太多的知识干扰，这个时候，就有圣灵的感动，或者圣灵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显现。 我拍摄了很多他们的面孔，我发现这些面孔充满神性，充满了希伯来文明的亮光，这种光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芬兰诗人索德格朗有一句诗：“神从布满尘垢的脸上升起，神把整个世界举到自己的高度。”我当时突然理解了索德格朗这句诗的深意，因为我亲身看到了这样的场景，神的亮光从那些怒江山民的脸上升起，神把这些卑微的怒江山民举到了天使的高度。我很惊叹啊，这是人类奇观。后来我也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她喂猪时像个农妇，她赞美时像个天使。”一种特别美的图景，很有穿透力。
仰望上帝，心怀盼望的山民 他们的面孔呈现的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一种文化人类学上的特殊性。他们的面孔和平时我们看到的东亚人的面孔不一样，这种面孔是受到希伯来文明浸润之后形成的。而且怒江少数民族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的现代社会，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很小，是原始的少数民族底色直接链接的希伯来文化，所以呈现出“原始民族+希伯来文化”的独有气质。
希伯来文明的亮光，透过怒江基督徒的面孔 他们的生活形态看上去已经汉化，但深层次的文化层面其实汉化的程度很低，迄今为止，怒江的中老年人对汉语还很陌生，有的人能说一些，能听一些，但写不出来，也读不了汉语文章。我还听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怒江的有些小孩子，学习英语的速度，远大于学习汉语。我猜测，这和他们的本民族语言有关，傈僳语里面，很多语法跟英语很接近，语序是反的，跟汉语的语序不一样。比如说，“红军”这个词，傈僳语叫“兵红人”。以前，传教士富能仁发明傈僳文字，翻译傈僳文《圣经》，也是参考希伯来文的语法翻译的。这在语言学上也是一个独特的个案。
在上帝的光照下，成长的小女孩 问：我想问一下，傈僳族在很多地域都有分布，传教士发明的这种拉丁字母的傈僳文字，别的地方傈僳族有吗？ 别的地方没有，只限于怒江大峡谷一带。缅甸傈僳族有，是怒江传过去的。在富能仁之前，也有个英国传教士发明过一套傈僳文字，但太复杂，不便于应用，没有推广开。五几年，政府发明了一套新傈僳文，也没有推广开，因为怒江人已经习惯用富能仁那一套文字，所以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被称为老傈僳文，迄今为止，依然是怒江的通用文字，包括政府部门也使用。 所以说传教士对怒江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因为现在很特殊的政治语境，政府很忌讳提到传教士的事迹，甚至忌讳提“传教士”三个字。政府希望淡化传教士的影响，希望现在的怒江人忘记他们。我去过一个村庄，是以前怒江传教士杨志英、杨宓贵灵夫妇居住并传道的地方。现在还遗留着两棵大树，是当年他们夫妇二人种下的。但当地政府不允许村民谈论传教士，不准村民跟外面来的人讲传教士。而且，政府发明了一个词，叫海外群众。谈到“传教士”三个字的时候，一律用“海外群众”替代。一个村民笼统地给我介绍了村子的情况，他说：“这块地曾经是海外群众居住的地方，这块地是海外群众建教堂的地方，这块地是海外群众建的篮球场。”怒江传教士的事迹和记忆，被抹去得很厉害，60岁以下的人基本不知道。
富能仁牧师发明的傈僳文字，其中有的字母是倒写和翻写 问：能讲一下你的“出怒江记”吗？还有这个计划的具体情况？ 我做“出怒江记”的计划，刚开始还有一个副标题是“重走传教士之路”，就是希望通过行走的方式探访当年传教士居住的村庄，重新钩沉那段特有的历史。从而进一步重新审视近现代历史，重新审视今天所处的社会语境。这涉及“宗教、历史、还有社会价值的重建”。 另外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就是边城的情结。大家都知道，《边城》是沈从文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影响很大。他书写的边城茶峒是酉水边的一个小村庄，我是酉阳（现属重庆）人，也是酉水边长大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都是在写酉水河，所以他写的“边城意象”对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云雾缭绕的山谷 沈从文在上世纪初写的《边城》，正值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都是很迫切地拥抱西方现代文明，迫切地走向海洋文明。沈从文在当时已经预感到现代性的危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都是向东、向东、再向东，但沈从文是向西、向西、再向西。他逆时代而行，回到故乡酉水河一带，反向寻找乡土中的积极意义，反哺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缺失的东西。他在当时已经敏感的意识到了一种困境，现代性的潮流必然吞噬掉中国的乡土社会，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必然会失去的乡土中很美好的东西。 事实证明，沈从文当时的预感是准确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这种痛苦，片面的现代化、城市化对中国乡土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包括道德、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等。 我曾经在微信上写过：“一百年前，沈从文一路向西，到酉水河寻找边城；一百年后，一位出生在酉水河边的艺术家（我），继续一路向西，到怒江寻找边城。”也就是说我的足迹是“从边城到边城”。有时，我思考，我为什么会持续好几年去怒江的荒山野岭里做田野考察？为什么会做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不是偶然的，和我自身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比如说我的故乡，曾经的边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潮流里彻底沦陷，我需要寻找新的边城。在普遍的现代性困境里，需要寻找出路，或者说新的可能。于是我才去到怒江，寻找新的边城。
通往碧罗雪山的垭口 我为什么觉得怒江是边城呢？首先，它是地理上的边城，可以说是边缘中的边缘，称得上极边之城。其次，是精神意义上的边城，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希伯来文化和怒江原始少数民族的血脉交融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文明可能性，这种文明是极其特殊的，未曾被充分关注和研究。地理的、精神的，这二者构成了怒江的“边城特质”。 怒江给我带来很多震惊！在这个普遍追求现代化、物质化的语境里，还会生长出一种很淳朴的信仰。有一点让我特别惊讶，怒江的很多山村没有偷盗，真的没有，不是传说，我有切身体验。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景，过去只在描述乌托邦的书里面才有，但在怒江的山村里，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个奇迹，也是神迹。为什么说是个神迹呢？因为有《圣经》的教诲，十诫里讲“不可偷盗”，这是上帝的诫命，所以村民才会严格遵守。再加上大多数村民都信仰基督教，所以就形成了没有偷盗的现象。这一点，也启发我思考：基督教信仰对当代乡村的意义有哪些？
峡谷里的民居，远处是高黎贡山的雪 问：基督教给怒江带来了哪些改变？ 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怒江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事实上从前怒江也是个蛮荒之地，在没有基督教之前。怒江的朋友跟我说，放到从前，你这样一个人背着包进怒江肯定不行，太不安全，那些人就跟野人一样，随时可以把你杀掉。那些山里的傈僳人一言不合就拔刀，经常酗酒、斗殴、还喜欢偷小孩子去卖。基督教进入怒江之后，这些现象都消失了。不管是傈僳族，还是怒族，都变温柔了，待人接物都很友善。 我参加他们的圣诞节，也看到了一个奇观。上千人的聚会，秩序井然。一千多人吃自助餐，没有任何混乱现象，大家去打饭菜的时候，都会考虑后面的人，不会一次舀太多。持续四天的节日结束了之后，教堂内外一丁点垃圾都没有，像没有发生过千人聚会。而且他们聚会结束时，一定是让姊妹们先走，姊妹们走完了，弟兄们才走。这种文明秩序在中国别的地方是看不见的，最中心的北上广也看不见。
圣诞节，在教堂聚会的基督徒们 基督教的传入，一是给灵魂带来了变化，二是对生活带来了改变。你去到怒江，你会发现跟你平时看到的少数民族不一样，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热衷酗酒、斗殴，但在怒江没有。去别的中国农村，你会看见那些农民都很愁苦，愁苦得不得了，看不到人生的希望。要么就是挣点小钱之后，就攀比消费，成天吃喝玩乐打麻将。但是在怒江，那些信仰基督的山民，他们随时脸上都充满喜乐，看见陌生人都会微笑，看见陌生人路过家门口都会欢迎你到家里做客。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是很贫苦的，但他们面对贫苦没有愁苦，始终有一种喜悦的心情。微笑，在中国社会很难得，在城市里，一个陌生人对你微笑，你会觉得恐惧，会觉得这人有什么企图。一些做公益的朋友去到一些中国山村，说那些山里人早已经忘记了怎么微笑，被贫苦和无望彻底击垮了。
微笑，是怒江山民的日常表情 我在怒江看见那些山民，随时喜乐，随时微笑，随时脸上都有一种光芒，觉得完全是人类奇观。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对陌生人的微笑与友善，源于《圣经》的启示，因为《圣经》里讲的爱邻人，不是说爱邻居，而是遇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是你的邻人。
盛装的基督徒 问：我在想一个问题。怒江这种淳朴的信仰，得益于地理上的封闭。我小时候回老家，老家的风气也很好，但现在不行了。以前有一种社群关系，邻里互相认识，大家都很友善，但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在城市享受了现代生活方式后，很难再回到从前那种心境。城市化进程、互联网的普及，科技的进步等，会不会对怒江的信仰构成影响？ 这方面的冲击和影响是肯定的，而且会越来越大。这是大时代环境决定的，对中国所有农村都有冲击，怒江也不例外。怒江的年轻人也喜欢韩流，也热衷社交媒体。接触了太多世俗化信息之后，肯定没有从前那么淳朴了。但有冲击也不是坏事，毕竟现代化还是有很多积极的因素。而且可以打破怒江的封闭状况，也会带来新的可能。 我在研究时，发现信仰和文化是两码事。文化主要由习俗构成，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传统农村的社群关系，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这种文化（习俗）就会很快消亡。但信仰不一样，信仰是根植于灵魂的东西，它扎在灵魂的磐石上，虽然受到冲击会摇摆、甚至动摇，但不会彻底折断。现代化、城市化、物质化肯定会影响他们信仰的淳朴性，但同时也会加固一些人的信仰，反而可以让真信仰和假信仰明显区别出来，没有冲击，太平顺了反而不容易看出来。
手机、社交媒体已经广泛进入怒江山民的生活 问：现在都在谈乡村重建，你在怒江考察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我觉得怒江的基督教信仰社群状态，对乡村重建很有启发意义。 现在官方在谈乡村重建，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也在谈乡村重建，但如何去重建？我认为真正的乡村重建不能只是外在的重建，不是说大家都住上新房子了、穿上新衣服了，然后乡村就重建了。也不是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想的那么简单，把文化和艺术带到乡村里去，展览一下，或者设计一下，乡村就重建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些皮毛的，表面的重建。真正的乡村重建需要什么？ 第一，需要乡村的民间自治结构的重建。中国传统乡村是有乡绅结构的，但现在没有了，没有恢复的可能。但我发现怒江的乡村有基督教的教会，教会是一种社会中间力量。为什么怒江的乡村秩序那么好，因为有教会的中间力量，它在政府与村民之间起到了协调管理的功能。也可以说教会是一种替代性的公民组织，我在怒江看到看到一些事实，教会做了很多类似公民社会的事情，比如平衡本村的一些公共事务，帮助一些生病的人、扶助一些贫困的家庭、办孤儿学校等。出现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会充当救援组织的角色。这其实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很盼望的公民自组织啊！
认真听讲道的基督徒们 第二，基督教信仰本身可以带来喜乐与盼望，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前面我说过，在怒江能够在山民的脸上看到喜悦与微笑，虽然他们不富裕，但灵魂是充实的。为什么别的地方的农村看不到喜悦与微笑？这是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区别。怒江山民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比所谓的北上广要高得多。虽然他们的收入，一年赶不上你一个月，一辈子的收入也达不到高收入阶层的一个零头，但论幸福指数谁更高？所以信仰本身也是乡村重建很重要的内容。
总是洋溢着喜悦的面孔 第三，信仰还能提供价值观，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老姆登红茶背后的价值观。基督教信仰体系可以提供很多价值观，恢复和维系乡村的道德规范，给乡村带来平安与和谐。 我认为这三点，是乡村重建的重要元素，没有这些，所谓重建都是表面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无论官方或民间，都应该努力学习以前传教士深耕乡村的经验。
怒江山民对邻人总是报以微笑 问：你做“出怒江记”这个项目，思考的不只是怒江，有对文明和社会的整体反思，还有没有更多的思考可以分享一下？ 接着刚才讲的，对信仰本身的忽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无神论导致一个极大的恶果，就是把所有的神消灭了之后，人就把自己当神了，很容易就陷入自我造神。人一旦把自己当神，就会为所欲为，而且可以找到一整套知识来辩护。近现代中国很多的灾难，就是把人当神造成的。这一点，是我去了怒江之后的一个重大反省。 传统的儒家也是问题极大，孔子也提了很多仁爱观点，也有类似于“爱邻人”的说法，但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指望人去做到道德高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充满诡诈和罪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虚伪，因为人做不到那些高道德标准，必然想尽办法遮掩自己各种不好的意念和行为。没有来自上帝的带领和启示，人是不可能高尚的。前面我讲到怒江山民活得很有秩序、很有道德感，也不是因为他们淳朴，淳朴也是靠不住的，淳朴是因为诱惑不够大，他们能做到，是因为有上帝的道德律在他们心里起作用。这也是我去怒江之后得到的一些启示和思考。 去怒江后，我重新看到了希伯来文明在今天的意义。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人或者说中国社会都是瘸腿，只知道希腊文明、启蒙运动、人本主义，完全忽略了希伯来文明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完整的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缺一不可。
穿着民族服装的传道人 问：感觉你的“出怒江记”是一个立体的工程，不只是去怒江走走而已，也不只是玩玩摄影和纪录片，能归纳一下你的整个意图和计划吗？ 很多朋友确实没看懂我在做什么？搞摄影？不是。搞纪录片？不是。学者式的调研？不是。游山玩水的背包客？更不是。“出怒江记”是一个总体行为，也是复合化的行动。“出怒江记”具有三重结构，或者说三重意义。第一，是生命行动本身的意义；第二，是发现的意义；第三，是艺术作品的意义； 首先说第一层意义，我是用生命在行走，把生命本身融入到怒江的高山深谷，而不是为项目而项目。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边城情结”，和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而且我一直是以很个体化的方式，身体力行地去到很多的村庄很多的高山，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徒步2000米高山，探访曾经传教士居住的村庄 第二，谈发现的意义。去怒江旅行、拍片的人很多，但我看到的和他们大不一样。我前面谈到的怒江山民受到希伯来文化影响，因而产生了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等，这些都是未曾被人类学界研究过的。还有基督教信仰对边缘山村的改变，对乡土社会重建的启示等，都算是我的考察和发现。另外就是关于怒江传教士的历史，关于怒江基督教被逼迫的历史，之前都缺少足够的文献和呈现，我所做的也算是很好的补充吧；
怒江山民的日常生活环境 第三，在行走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摄影、声音、文字、纪录片，具有田野档案的价值，同时也具有艺术作品的意义。我毕竟是搞艺术的，这是本行，在这方面有我的个性化的感觉和想法；
像山一样厚重的怒江山民 问：能谈一下摄影和纪录片吗？你在怒江拍摄的影像很有质感、很有独特魅力。 我其实很不喜欢谈摄影，我只是因为纪录需要，所以必须“摄影”。在做“出怒江记”的计划中，几年来也形成了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很多人是为摄影而摄影，他去一个地方，其实跟那个地方没有关系，没有在地的情感，他只是把一切当成道具，没有生命融入，所以拍不出有生命的照片，只能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已。很多人对我拍出的照片很惊讶，以为我是用很高端的设备拍出来的，其实我都是用手机拍的。甚至有朋友说，模仿我的角度和构图，也拍不出相同的效果。我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摄影，重要的是处境化的体验，如果你真正把生命融入到具体的处境里，自然可以拍出有生命气息的照片。拍纪录片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高山深谷，走了一百年的脚，和福音一样古旧 很多朋友建议我使用高端机器，但我坚持用手机和普通机器，因为使用普通机器，反而可以最大化接近拍摄对象，我可以在和他们聊天交流的过程中很随意的拍摄，不会让他们觉得不适，这样拍出来很自然。人面对镜头时都会不自在，用太好的机器、太好的镜头反而会让对象很不适，他看到镜头的时候，会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
目光深邃的怒江山民 拍纪录片也一样。你用很大的专业机器去拍，会让人产生表演性，掩盖了真实。但用小机器可以近距离接近对象，不会产生表演性，会有更多自然流露。另外用小机器方便携带，可以自由地去很多地方，包括不通路的高山上（扛大机器估计没戏），这样更有利于采集到闻所未闻的故事。 我在怒江也碰到过一些纪录片团队，一些电视台的。虽然他们也驻扎在那里很久，但他们始终存在隔膜，他们拍摄的素材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旅游局、文化局、村委会安排的。他们不可能带着庞大的团队和大型机器去到真正的基层和真正最深最远的地方。
高山上，信耶稣的怒江山民们，他们的脸上泛着希伯来文明的亮光 问：很好奇地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做这件事情的经费怎么解决？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我无法用唯物主义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这是来自上帝的帮助。我以前是做纯艺术的，那也是不赚钱的事。我没有积蓄，没有大块的收入，没有任何赞助，也没有团队，也没有助手，但神迹就在于此，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事情也在继续做。当然，很关键一点，是我的生活要求不高，基本不消费。有些事情只能用神迹来解释，在怒江行走，我遇到很多次经济上的困境，但在最艰难的时候就出现了转机，这也许就是《圣经》里讲的“天赐吗哪”吧，当你为上帝去打美好的仗的时候，上帝会眷顾你的。不过随着项目的深入，逐渐进入一些后期工作，比如图书印刷、纪录片制作、展览交流等，是需要一定经费支持的，希望基督徒朋友能代祷，也希望出现有识见的赞助者。
------------------------------------ 张羽怒江计划简介 从2014年至今，历时五年，十进怒江 沿着百年前的传教士之路 以个人之力展开系统田野考察 行走旷野、钩沉历史、重述现实 综合声音、影像、文字 完成一部复合性的 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田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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