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 -- 老照片
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在四川、云南一些地方看到教会现在还在帮助麻风病人。因为官方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麻风病,所以这些病人得不到大规模的救助,他们几乎被社会遗忘。在四川海螺沟附近就有一个麻风村,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经常去看望他们。
教会的育婴室。 主要收留弃婴,以中国人不要的残疾和女孩居多。
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在传教士的住处,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合影(四川)。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厦门的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厦门的基督教会已有较大发展,建筑扩充信徒增多,这是她在厦门岛内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中国女信徒。
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开放的厦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增多。为达到传教目的,教会也入乡随俗,不但采用一种称为罗马字标音的闽南白话文进行布道,还接纳培养本地人当牧师,这是她为厦门一个中国牧师家庭拍摄的合影。在当时,享受照相术大概是一种身份待遇,看图左小伙子的神气劲和图右小男孩穿着崭新的衣裳,就能了解这家子是多么重视这次合影,或许这位牧师还有后人生活在厦门。
女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同坐独轮车。
施洗
传教士在给中国儿童上音乐课。
入乡随俗的传教士
女传教士外出宣教。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平民检查口腔疾病。
传教士为中国百姓治眼疾。
威廉·哈维·杜布森(1870-1965) 出生在新泽西瓦恩,1897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杜布森医生来到华南地区渡过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在福尔曼纪念医院(the Forman Memorial Hospital,有资料翻译为化民博济医院,或福民医院)工作和在阳江行医传教。作为传教士中学习阳江方言第一人,杜布森在阳江从事传教、行医和教学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使命光荣退休。
20世纪初,杜布森的团队在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他的教会学校和诊疗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初期,历经义和团运动,内战,盗匪,排外,和地方社会风云变幻。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白内障手术而闻名阳江。
杜布森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医学博士,1897年)。杜布森作为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派往阳江,在1897年秋天,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乘船前往这个坐落在广东西南150英里的地方。 (上图:杜布森在阳江与他的医院的工友们。杜布森刚抵阳江,就有穿着西式服装的本地青年前来迎接。)
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几英里远的一条200年历史的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星期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提供医疗服务和布道。 (上图:王母岗门口的麻风病患者。杜布森发表在1930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指出,王母岗由一些麻风病人聚居而成,离阳江东门约1英里,全部是泥砖屋。杜布森从自己每月90美元的薪水中拿出5美元来帮助他们。杜布森每天都会接触到麻风病人而不顾自己受其传染。)
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所以,这一情况得到西方医学界的关注,一些医生和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来到发病率最高的华南地区开设麻风病院,收治麻风病患者。 1891年,来自英国的傅特医生请求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帮助,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了麻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收容了一百多名麻风病人,强行注射,成效卓著。 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得英国万国麻风会之助,在东莞创设麻风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广东省政府按月津贴五百元。 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也在广州石龙建筑麻风院,1913年,因有省政府津贴得以扩充,收容七百人,有三十余幢房子供麻风患者居此,形成一个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传扬福音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促进了我国在民国时期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简单分析了女子教育对当时国内社会上一些陈旧封建现象的影响。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乡村小学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 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 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教会收养的儿童在做体操 可以看到都是女孩子。教会收养的孩子,大部分是女孩和残疾儿童,因为她们会被抛弃掉,所以被教会救活后收养。
做针线活
教会学校在上课 可以看到学生都是女孩子,在当时中国,没有女子学校,女子学四书五经识字干嘛?科考?当官?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烟台的教会学校女学童
教会小学通常是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教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修会医院
辅仁大学学生毕业
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到2000年的九十年中,虽几易其名,但一直保持了独立办学。世事的变迁,认识的差异,多年来对私立时期的史绩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在21世纪的今天,拓宽视野,从已发掘的资料中也许可以作一种猜测:在中国变法图强、兴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背景下,她是华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先躯之一,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根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文化与西方近代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育英才,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伟大变革中,她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西部妇女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桎梏下,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四川也尚没有接收女子入学的高校,少数要上大学的妇女只有到省外去。早在1908年华大临时委员会就收到了差会计划在华大附近筹建女子学院的设想,几经反复的协商,1922年校董会才有保留地批准女子进入华西协合大学。 1924年9月7日,笑容可掬的毕启校长,在办公楼迎接了新入学的8名女生(如上图),她们一下成了西部历史性的人物,华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开创了男女合校的先河。随后女子高等教育显示了光明的前景,1929年有5名女生毕业,1932年乐以成获得第一个女子医学博士学位。在十年后,女子占了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朝鲜、俄国及美国的学生
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虽然都以传教来华,但许多人更热心于教育的传播科技,促进中西交流。毕启在校任职30多年,是对学校有巨大历史贡献的。
热忱的教育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苏道朴,42岁就在华西坝付出了生命,影响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
上图是位于山东大学医学院里的原齐鲁大学男生宿舍,又称四百号院,共两列八栋楼,建于1916年,现仍为学生宿舍。四百号院设计者为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亨利·墨菲,在旧中国17所教会大学中,有6所为墨菲设计或参与设计,分别为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等。 齐鲁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904年(一说1902年)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大学,该校于1917年与潍县广文学堂、青州神学培真学堂、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合并,组成“私立齐鲁大学”。当年齐鲁大学西式建筑群的规模在全国学校中是最大的,占地545亩,主要由英国传教士卜道成筹建,建筑风格以中西合璧为主,艺术价值颇高,堪称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1951年该校由我政府接管,1952年齐鲁大学撤消,其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郁约翰——传教士医生、建筑设计师和木匠"郁约翰的“鸦片戒毒所"
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戴德生 1832年5月21日生于英国普通家庭,1854年2月25日到达中国,1905年6月3日死于长沙。 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在庚子教难中,有一个历史细节让我门格外受震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国内陆,致力在未得之民中传扬福音,建立教会。1951年,随著时局的转变,宣教士被逼撤离中国。内地会经祷告寻求後,领受新异象,决定在东亚地区继续事奉。1965 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将总部设在新加坡,位於全球人口最稠密,但最少人信主的众多亚洲国家中央。1951年内地会宣教士来到马来亚,展开新村福音工作。1865 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 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
站立者:戴存义(二子)、戴存仁(长子)
1866年随戴德生一起来华的16位宣教士
内地会传教士在家访
身穿长袍马褂的剑桥七杰,1885年,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七人成为传教士,1885年2月5日前往中国,3月18日到达上海。临行前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他们的行动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七个人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出于信仰,前往中国,努力传播福音并帮助当地人。他们加入内地会后,讲道并且呼吁听众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基督。施达德的兄弟Kynaston Studd资助了他们的旅行费用。
内地会100名同工
聚会,中间老者为戴德生牧师
传教士在偏远的农村传教
传教士救助中国病人
农家炕上的传教士JENNTE CLAPP(左)
山西浸信会的成员和孩子,后排左一是Farthing牧师。
1900年,庚子山西教案事后的悼念。
在汾州教会的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G. B. Farthing牧师,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GEORGE LOUIS WILLIAMS,1858年出生,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左至右:Mary Atwater(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Berth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被杀),Ernestine Atwater(前排,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Celi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太原被杀)。
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897年的合影),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传教途中的MARY LOUISE PARTRIDGE(左,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和助手。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1898年7月8日,太原,Ernest Atwater与Elizabeth Graham(第二排,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夫妇同时被杀)的婚礼,台阶最前就坐的是英国浸信会的Edwards夫妇,在新婚夫妇身后的是(左至右):George Williams(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Underwood,Alice Williams,Howard Clapp(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Louise Partridge(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George Farthing牧师的家庭教师Ellen Stewart。
贝如意姑娘(美国),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1900年6月30日,德牧师告诉露姑娘从太原府来的坏消息。于是她招聚全体学生,一同跪下祷告,与她们话別。为著安全起见,全体宣教士次日回到城南街的宣教站。祥熙和几位信徒,最后把一大车的日用品和食物,从南郊运进城里。 教会每天下午三时开到祷告会,五时有查经班,在风声鹤唳中,这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安慰。7月11日,一位信徒冒险犯难来到太谷,告诉露姑娘太原府的大屠杀。不少信徒渐渐逃来避难,也有逃亡到山领之间的,外面村镇又不断传来遇难的消息。 7月31日上午九时正,宣教站照常主日崇拜,由刘长老主领聚会。下午一时午膳后,大夥儿正在休息。忽然,看守前门的大叫起来:「拳民来了!拳民来了!」数百拳民在前,数百官兵殿后,正从南街浩浩荡荡冲过来,齐声大喊著:「杀!杀!杀!」拳民冲进会堂,但见刘长老第一个倒下⋯⋯ 殉道时,来浩德牧师51岁,来师母55岁,德富士牧师42岁,卫禄义牧师41岁,露美乐姑娘35岁,年纪最小的贝如意姑娘,殉道那天刚好是35岁生辰。
纪念殉难者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FRANCIS(右)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山西巡抚毓贤 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并授“毓”字旗。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但随后又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毓贤任山西巡抚时,排外更加激烈,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 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据事后统计,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1900年9月26日,山西巡抚毓贤以被革职,发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诏书在甘肃追上了毓贤。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916)。广学会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出版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而《中西教会报》报道中外基督教界的发展现况。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後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逊郡的法尔得普林村的农村家庭。1869年神学院毕业后,他被晋封为牧师并奉遣启程来华。1870年2月抵达上海后,他转赴烟台传教。在后来的华北大旱灾中,他积极投身到募捐和赈灾中去。1880年,李提摩太用1000多英镑向英国订购了科技书籍和仪器,试图面向上层士大夫,“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他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1882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看过李提摩太有关筑路、开矿、通商的建议书后,甚至希望他放弃传教、出任政府顾问。
组天足会∶师母提倡妇女放足 李提摩太师母於1898年组成天足会,她不顾中国传统社会压力,率先反对妇女缠足。她著书立说,奔走游说,提倡放足,终获成功。(国度复兴报香港版)
1904的上海广慈医院和修女
1904年法国教会派遣了8位年轻善良的女修士来到了广慈医院。她们克服条件简陋等困难,与15位中国助理协力工作,按期造好了7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医院。公济医院自1877年牗光绪三年牘兴建后,就有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30多位修女担任护理和管理工作,据说为首的是奥地利的公主赫海伦。
马礼逊 如果说1582年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是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传教士;那么,英国的马礼逊就是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传教士了。 马礼逊1782年在英国出生。他深明语言沟通的重要,因此在1804年,他有计划到中国来传教时,便积极向伦敦一个广东人学习中文。三年后,马礼逊正式成为牧师,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的第一站是澳门,三日后再到广州。当时清政府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为了不犯禁令,马礼逊在中国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初来中国,他一面继续学习中文,一面动手翻译《圣经》和翻译字典。经过七年的努力,《新约圣经》终于译成,《汉英─英汉字典》又相继出版。1819年,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的协助下,又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名为《神天圣书》。由于在中国传教十分困难,马礼逊便组织「恒河外传教会」,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透过办学及出版刊物等方法传教。马六甲离中国不远,海路交通方便,华人又多,而且欢迎传教士到来。因此,米怜就负责在马六甲办学,而马礼逊则主力在澳门及南洋华人中传教。马礼逊认为办学传教既可传播信仰,又可宣扬西方文化和知识。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筹建了英华书院,由米怜作校长,同时兼收欧洲籍和当地的华裔学生。马礼逊来华,揭开基督教在华人社会有规模办学的第一步。他除把《圣经》译成中文外,又写了不少布道的作品;还用英文写成《汉语文法入门》和《广东土语字汇》等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马礼逊1834年在广州病逝,安葬澳门。 《华英字典》(或称《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是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该字典由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独力编著,由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所印制。共为6册,在澳门出版,於1815年至1823年陆续出版。
圣经翻译委员会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生命季刊)
从事汉语圣经修订工作的传教士,左3为富善
圣经翻译的把关人 富善 寄居时期:1836 — 1925,在华时期:1865 — 1925 提起富善牧师,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多,即使是基督徒可能对他也同样陌生。然而他曾穷毕生精力参与翻译中文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常阅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也是富善牧师为中国教会所作出最宝贵的贡献,值得我们深挚纪念。 富善牧师在中国宣教60年期间,两次遭逢丧偶之痛,亦两度经历失去儿女的试炼,如此无情打击,堪称命途多舛。然而他仍旧顺服神,未曾丝毫改变初衷,继续事主不辍,令人景仰不已。(余文生)
富善夫妇及儿女 富善牧师夫妇於1865年1月24日由纽约启程,绕行大半个地球历时六个月,才到达目的地中国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再经天津抵达北京长驻,由差会安排宣教任务。 宣教士离乡別井来到完全陌生的异地文化地域,展开宣教圣工之前,當务之急,首重学习当地语文,否则一筹莫展。富善在求学期间已显出对語文甚有深厚天赋恩賜,抵北京仅一年便可以用普通話讲道;对语文领悟力之神速,实在令人惊异。初抵北京,为了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秉承入乡隨俗;留长辮、穿长衫、予人有亲切感。此举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学习中国语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计了丰富中文知识,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个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语特性研究》,更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本书后来成为当时期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通話之必被参考书。(余文生)
给婴儿施洗 你说说,你这个欧美姑娘长得挺漂亮,干嘛来我们中国呢?难道是为了出国梦?
传教士与孩子在一起 此情此景,这种来自上帝,超越血缘和肤色的爱,如母鸡抱小鸡一般,令人感动。
分发圣经的女孩(注意她还是缠足的女孩)
照相时的游戏 很“斗”也很逗,加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显得多么的祥和。 埃里克·利迪尔
埃里克·利迪尔是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的传奇人物,他因为坚守信仰放弃自己擅长的、而且基本是稳拿冠军的100米比赛,却又意外地得到自己不擅长的400米赛冠军,并保持几十年的世界(奥运)纪录。 1943年,他与其他1000多名西方侨民被日寇抓到山东潍坊集中营。1945年2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利迪尔因疾病与所受的折磨,死在潍坊集中营中。至今在天津十七中和山东潍坊还有利迪尔的纪念馆和纪念碑,热爱他的人们也组成了利迪尔基金会,继续从事慈善和关怀的工作。《奔跑人生》
* 利迪尔获得的最后一枚金牌,现保存在天津17中。 * 1929年,利迪尔参加万国田径赛获500米冠军后得到的奖杯,现存放于天津17中。
在勇夺第八届奥运会400米冠军后,利迪尔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利迪尔婉拒了所有邀请,毅然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天津,在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竞报记者吕威) 传教士镜头下的中国
1644年,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鉴于自己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章法,以巩固其统治。在顺康时期,教士活动自由,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最初,一般东来教士均属耶稣会派,意见比较一致,且东方传教权受葡萄牙一国保护。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传教方法任其自由,不予干涉。到17世纪中叶,这种局面逐渐变化。葡萄牙势力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权,因而在中国除了耶稣会派,又出现了西班牙多明我派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 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 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我在四川、云南一些地方看到教会现在还在帮助麻风病人。因为官方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麻风病,所以这些病人得不到 大规模的救助,他们几乎被社会遗忘。在四川海螺沟附近就有一个麻风村,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经常去看望他们。
传教士镜头中的西湖
杭州有西湖,名闻遐迩。自古以来,从帝王到文人墨客,于此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书画碑。近世以降,照相术发明,更有不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接踵来到杭州,定居于斯。他们分别属于英美的圣公会(安立甘会)、内地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浸礼会等教派。在传教的同时,或办学校,或兴医院,将发源于欧西的近代文明带到古老的中华大地,事业之余,也用照相机的镜头,留下了那个时代西湖山水的真实影像。
在杭州,美国南北长老会联合创办了之江大学,之大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它不但是晚清时期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的浙江省内唯一的大学,而且也是十三所教会大学中唯一一所开设商学院和工学院的大学。 除了高等教育,在杭州的传教士们还办了不少中小学,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女学的开办,这为突破传统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其中贫困家庭的女孩入学,开了先河。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所女校,一是美国南长老会女传教士、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maryHorton)创办的,当时属于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并入了著名的弘道女中);二是由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Vaughan)创办的冯氏女学。由于女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供给学生衣食起居的各项费用,甚至学生的家属也可得到津贴,所以学校的人数和影响不断扩大。后人感念她们,认为“此种奋斗创造精神,实足感百世而励来兹”。 兴学办医以外,传教士们流连盘桓于西湖的山山水水,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西湖山水人文之景,历经沧桑,这些景点不少今已不存,而一些留存至今、角度各异的照片,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深具历史文献价值的影像记录。 除了照片文献以外,传教士及其后代也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来反映西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比如,出生在上海,生长在杭州的美国传教士、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和首任总干事鲍乃德的女儿鲍金美在其回忆录《杭州,我的家》中就写下了民国初年西湖双塔的情况。 对于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她写下了自己在塔崩塌前的近观和进入塔内的情景: 从近中观看,比远处更能领略雷峰塔的雄伟和苍凉。我们可以向上看见塔边的裂口。表面上长出了野藤和灌木丛,甚至还有小树。小鸟在上面筑巢,飞进飞出……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突然产生的那种与世隔绝之感——全然脱离了我们刚刚所在的外部世界里。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没有了,好象置身于一座巨大城堡的主楼之内,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而已。假如我在那以前,曾进入一幢哥特式教堂,我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寂静,神圣……四周和上方,都有亮光透过部分为藤和枝叶遮蔽的空隙照射进来。在顶端,还有个大洞。我可以透过它,看见遥远的天空。不知为何,这个破洞使我感到悲凉。 对于西湖北岸的保俶塔(鲍金美称其为“针尖塔”),鲍金美写下了自己的直观和想象思维: 我们一边小口小口地吃着,一面仰望宝塔。由于年久日深,它只剩下塔心。我没有去想象它很久以前的原貌。那时,它四周一定会有一层层的飞檐。向上翘起的檐角也许还挂着会随风摇摆,发出声响的铃铛。我在想,它中间是否还有空间。它表层的砖石结构似乎是用以封闭内里的空间。假如有人能够钻进它们的空隙,那将会发现什么?里面有没有足够容纳楼梯或人的空间?也许小孩可以。但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的这个挺拔、苗条、向上逐级变细的针尖塔。它粗糙的表层裂缝长有细藤和小草。这使它的灰色外表看去较为柔和,并让这座古塔显得年轻和增添了活力。快到塔顶处,有只用杆子连在塔身上的无辐金属圆环。塔的铁尖穿过圆环,直刺天空。 拿鲍金美描绘西湖边的湖光、山色、竹林、宝塔、寺院、陵墓、山洞文字来对照传教士们当年拍摄的西湖老照片,体现了一种具象和抽象的历史时空交融。
100年前传教士镜头中的长江长城绝版影像
1903年,一个名叫威廉·埃德加·盖洛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这位勤奋的美国人先后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长城沿线,后来还去了更多的大城市,登上了中国五岳。他为我们留下了500多张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风景影像,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威廉·埃德加·盖洛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沿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最后到最上游宜宾。上海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任何一个到东方的西方旅行家,都不会错过到上海的机会。上海码头繁忙、有银行和商场,也有缫丝厂和啤酒厂。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街头行走,还有各式车辆。 中国有句古话,“人是万物之灵”,中国人制造了瓷器,也能生产出精美的丝绸。农民们使用木制的犁来耕地,一年四季都靠手工。中国的上层人士不会做手工劳动。图中左为化缘的僧人,右为江苏地区为稻田灌溉的农人。 彼时的长江是一条未经污染的河流,威廉·埃德加·盖洛可以毫不犹豫地捧起荆江里的水来喝。他分析之所以泾江水干干净净,是因为当时农人为了让土壤富饶,会把一切可以成为肥料的材料都收集起来,而不是扔进江里。图为扬子江边的房屋和渔网。 在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每三年会有15000多人来江南贡院参加考试。与之对比的是,在南京的基督教学校里,只有几百学生就读。 20世纪初的中国,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长江两岸的城市和乡村,建立了很多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筑。图为长江下游的一座女传教士训练中心。 据教会内部统计:到190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经达到了3445名,其中有1432名男性、1038名传教士妻子、964名单身女性。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治病救人、开办学校和图书馆等。图中左为长江轮船上的传教士,右为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 清末,大清王朝仍然保留着复杂的官僚体制。高级官员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衙门办案有时毫无根据,比如一个男人割下了他的妻子和侄子的人头,理由是他们通奸。衙门执法人员就将两颗人头放入水中,若二者相对,就认为通奸成立,二者相背则为无辜。图为四川地区的衙门官员和护卫。 那时候,长江上是有救生船的,救生船为红色,俗称长江红船。这些救生船有官办也有民办。图中左图后方的小船即为红船,右图为救生船员将一条船拖到岸边。 长江之牛肝马肺峡。牛肝马肺峡位于西陵峡上段,“马肺”在1900年被英国炮舰打掉了下半部分,到1903年只剩下“牛肝”。100年后,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牛肝马肺峡所在位置已深入江底,“牛肝”被切割迁移到三峡大坝旁边的凤凰山上供后人观赏。 船继续前行。盖洛来到了四川万县(现在重庆万州区)。这座桥是著名的万州陆安桥,建于清同治十年。曾被茅以升编入《中国桥梁技术史》,也被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峡大坝蓄水后,此桥所在地被江水淹没,“陆安桥”整体原样搬迁到万州青龙瀑布景区。 这是万县的教堂。在万县的商店里,有钟表、糖果和香皂,最多的是火柴,当地人称之为“洋火”。最让盖洛感到惊愕的是,万县人十之八九都吸鸦片,万县人称鸦片为“洋烟”或者“洋药”。 去往四川泸州的路上遇到一座黄氏宗祠。宗祠即祠堂,是汉族人供奉祖先之地,是宗族的象征。 盖洛继续溯游直上,来到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地四川宜宾城。宜宾古称叙州城,城内有著名的合江门,岷江、金沙江、长江在此处汇合。合江门本是禹王宫右侧的一处临江建筑,该古建筑和禹王宫一起已在文革年间被全部拆毁,在原址上修建起航运大楼。 从宜宾出来,盖洛就取道云南、经缅甸,离开了中国。在中国,他发现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不是个体的人。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高,他有权力支配家里的每个成员。每一个男人都是他所在的圈子的“皇帝”。图为宜宾一位大臣和他的家人。 1908年,盖洛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来到了长城,全线考察长城。据此,他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中国长城》。图为长城在东端的起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盖洛不但拍摄长城,还写下长城两边的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图为北京南口,八达岭长城。 长城在河北的一段。 长城在最西端的终点——“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盖洛的镜头里不只有长城和风景,还有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两个开心的普通人。 长城两边的中国人,图为甘肃地区的绅士。 盖洛在长城下的留影,长城上是一小面美国国旗。原图说是:“最后一块砖”。盖洛后来又来过中国两次,游历了中国十八个省府和五座名山(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盖洛1925年去世,留下了关于四本中国旅行记,以及500多张照片。 一位女传教士镜头下的福建农民劳作影像
1936年,美国传教士镜头里的宁夏风情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 Jr.1900-1985)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长期在汉口传教。在他的传教生涯中,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所以特别关注中国的 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1936年,毕敬士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 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1950年毕敬士返回美国,1985年在麻省去世。 本帖图片均为1936年毕敬士在宁夏考察传教时拍摄的照片。 省城至平罗的路上 省城至平罗的路上 省城至平罗的路上 灵武县境内 省城至平罗的路上,田间农夫,背景远处是一个堡垒。 平罗县城南门外 同心镇内的街道 同心镇,山顶上的清真寺。 同心镇,清真寺。 同心镇,清真寺内。 同心镇,清真寺内。 同心县,韦州,回民学校的师生。 同心县,韦州的清真寺 同心县,韦州的穆斯林 同心县,韦州的穆斯林 同心县,韦州邮局局长和他的孩子 同心县境内的穆斯林 同心县境内的穆斯林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
《观点宣言》在1848年7月的颁布给美国妇女寻求与男性的平等提供了精神支持,也鼓励着传教士在国外通过传教事业将大洋彼岸的姐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中国妇女问题成为当时中西方知识界都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美国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兴趣和关注在杜威教授和夫人的信中可见一斑:“我们要确信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当今妇女问题之重要与有意义,不在西方而在东方。” 19世纪4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和西方列强的侵入,美国传教士、商人等以传教和经商为目的蜂拥来华。值得注意的是,女传教士在撰述中国妇女中占据主要角色,她们希望借传教的方式来传播西方文明,改造中国国民、尤其是中国妇女的精神世界。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她们在中国传播福音,以拯救异教徒的世界,在此期间写下了有关中国妇女的著述。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既是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又连同美商、外交官等在中国写下的见闻日记一起,构成了美国早期中国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著述颇多,特定的时代使其观察中国妇女的内容、基调、态度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里,谨以当时美国传教士(以女传教士为主)的中国妇女著述为例,看看美国人视野中的中国妇女形象。
1. 次等的社会地位 传教士们发现,比起对男人,中国的社会对妇女有着更多的限制。中国风俗对妇女贞节有着严格要求,露辛达·博格斯(Lucinda Pearl Boggs)的博士论文《中国妇女》中记载道,“中国风俗不允许寡妇再婚,政府也对妇女的守寡表示认可和赞扬。”作者进而发现,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婚姻制度为从夫居,“丈夫是主人,妻子需服从他;但夫妻被要求看作是亲密、一致的,被视为天和地的关系。由此万物被创造、延续和保留下来。这一行动的基础是相互的尊重、信任及一致。丈夫永远是领导和指挥;妻子永远是跟随和服从;而且每个行动都在谦恭、尊敬的态度下完成。”《东方妇女》中也发现“中国对妇女不贞的法律非常严酷,却没有针对男性的道德约束或法律限制。”美国人对妇德的关注,无疑与美国国内流行的崇拜真正女性的风潮有着密切关系。 传教士认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缠足等**俗上,在传教士看来,这是“限制妇女”的落后的风俗**惯。作者认为这是“残忍的风俗”,也希望中国的妇女们能奋起“抵制缠足”。在其研究中,溺婴、女子不能接受教育等现象受到严厉指责。所以得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迷信和残酷的结论。晚清中国妇女地位低下与野蛮鄙陋风俗是当时传教士的重要观察,对此他们持鲜明的批判态度。 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在华生活近50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切体察。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亦提到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问题,认为有七种表现,即“缺乏妇女教育、卖妻卖女、普遍早婚、溺婴、纳妾、妻女自杀、人口过剩。” 关于中国妇女落后的原因,传教士们试图从中国的“阴阳说”中寻找历史根源,认为这种二元论思想被看作是一种自然规律,迫使女人完全服从于男人权威并且不承认女人有自己的意志,于是,顺从、无社会职业和无才成了妇女的理想。女人可以没有自己的幸福,但必须为男人生活和劳作。最古老也最权威的经典作品《礼记》的教导和禁令展现了中国人据以对待妇女的基本原则,与此有关的中国经典教导的核心也是男尊女卑如同天高地低,女人永远也不可能与男人完全平等。在中国包括日本,男人殴打妻子比起殴打小孩来是更常见的事。
2 和谐的婚姻关系 虽然中国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处于次等的地位,然而传教士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的婚姻关系自古以来却是和谐的。他们用“阴”和“阳”这一二元对立的观念来解释男女关系,认为“阳代表强大、活力、光明和正义,阴则代表柔弱、顺从和黑暗。只有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才能确定世界和人的存在。”露辛达还在文中通过中国法学家伍廷芳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察,即丈夫需尊重妻子,珍惜并养活她,妻子需要爱并服从丈夫……双方以爱为基础而结合。一夫多妻制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繁衍家族的意义上才承认妾的存在。而父母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孩子们齐心协力的爱。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婚姻是神圣的。尽管新娘、新郎都不说对方是自己终身伴侣的选择,但确实有很多幸福的结合。古诗歌经常赞颂勤劳、大方和奉献的妻子,她们遵从丈夫的命令,祭祀祖先、不妒忌丈夫带到家中的妾。妻子充满了对丈夫深切的爱。作者还发现中国古诗中有很多篇章显示出夫妻的家庭幸福和情深意切,而远不是他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她以《诗经·国风·郑风》的《女曰鸡鸣》一篇“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为例来表达中国先秦时期的夫妻关系。
3 分层的社会等级与母亲的地位 传教士发现中国妇女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及角色。她们将中国的妇女分成妻、妾、奴婢、娼妓。除娼妓外的妇女活动领域狭窄,主要是家内。妻子职责主要是家内祭祀,掌管家中大事,传教士们注意到妻子角色很重要:“帝国的卓越管理依赖于道德;道德的正确依赖于家庭的正常的秩序;家庭的正常秩序依赖于妻子。”妻子角色不好当,“家里可能有年轻的弟弟和他们的家庭,或远房亲戚。所有这样的大家庭都必须维持并充满了道德的体面。此外,可能还有妾,妾的存在并不被视为对妻子的尊重。”“妻子要做好贤内助”。妾要服从于妻,职责主要是为丈夫生儿子以传宗接代,奴婢在家中地位最低。而娼妓在所有妇女中最低等。传教士还记载了婆媳关系。媳妇必须服侍公婆。 受到美国国内“共和国母亲”形象的影响,母亲角色在美国家庭及社会中有着重要十分重要的地位。循着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传教士当然会考察中国母亲的角色及其家中的地位,他们发现中国母亲和美国母亲有着相似之处,地位很高。传教士从中国文化典籍中挖掘有关尊敬母亲的记录,大量的民间故事也证明了子辈对母亲的极大尊敬。
4 杰出妇女与女子教育 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虽然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明显的,但中国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历史上也不乏杰出女性。她们历数中国历史上在政治或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著名女性,诸如班昭、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对此多少也有关注。不过他们毕竟初来乍到,一切都还陌生,所以她们对中国杰出女性的介绍不是很入里,仅止于其生平和贡献的介绍,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 传教士来华目的就是希望改造中国妇女的价值观,其重要途径是设立西式学校、提倡女子教育。为顺利推进中国妇女教育,她们也注意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及现状。此方面,她们也颇多发现。她们指出了中国男女教育的差异,认为“中国男人教育的目的很神圣: 为了服务于国家,是世上最理想的教育”,但中国的教育“不对女人开放”。中国人对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她们更好地服从,而非头脑的教育和心智的成长。” 此外,他们还发现,中国妇女传统教育的内容是“学**做家务,学**养蚕、织布、刺绣及炒菜,以及于抚养孩子有关技艺的所有家政训练”,“学会谦虚、自律、无私的美德”。他们发现中国女子受教育的现状是“比率却不高,数千妇女中都找不到10个会读书的。”
5 女子贞操的重要性 美国传教士受到国内意识形态和道德情操的熏陶,也以自身的价值观念来进行中国妇女问题的写作。受美国国内“纯正女性意识”影响,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贞节也十分关注。他们发现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女子贞节。露辛达注意从历史中探寻贞节观的来源,认为儒教对此影响甚大,“儒家思想的观念是风俗不允许寡妇再婚。她应该守寡。国家政府对守寡寡妇的认可和赞扬,为寡妇立贞节牌坊。寡妇自己也不愿再嫁,有些宁可自杀也不再嫁。” 露辛达的观察反映了美国女传教士的一种关注,也是所有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的关注。另一位美国人罗斯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就认为这样的**俗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做法。作者写道:“她们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妇女相比,更为端庄、贞洁。但是对比一下男人和女人各自的职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左右妇女生活的法律并不是为社会或民族着想,而是为了男人的利益。中国文化的每一点都表现出是男人创造的,表明男人们的观点。就是表意文字也强烈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蔑视……儒家信徒强调,妇女受教育是危险的。她们一旦受了教育,地位就会提高,社会就会大乱。”罗斯还写道,“一个已订婚的女孩在出嫁前,其未婚夫就死了,她一生不能改嫁,人们也会给她立贞节牌坊。然而如果一个男青年在其未婚妻死后仍然独身的话,则没有这样的纪念……男人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他们献身,而男人为女人献身则是不必要的。这就是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认为寡妇就应该在其丈夫的葬礼上殉节的原因。”“一个女人不贞,就会被石头砸死、水淹死或吊死,而男人却不会受到同样惩罚。”“如果他另娶‘二房’,被抛弃的妻子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安慰自己。无论她的配偶多长时间不在,忠贞是她必须做到的职责。”
由上可知,人数多为女性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从观察目的上看,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传教士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传教事业中,并因国内“姐妹情谊”的影响,也希望大洋彼岸的姐妹日子好些。露辛达在《中国妇女》结语中就呼吁:“让我们留心聆听来自中国的每个呼唤。让我们伸出双手帮助需要我们友谊的人群。希望中美两国最终能打破隔阂,共同为了人性——‘爱’而奋斗。”麦乃博在《中国女性》中也指出,“传教士工作最大的成果就是制造出‘基督教的中国妇女’”。他们以舍我其谁的态度对中国妇女进行一厢情愿的帮助,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的中国妇女研究态度还是真诚的。 他们的观察,从婚俗礼仪到家庭制度,从夫妻关系到女性角色,从社会地位到社会**俗,乃至从杰出女性到奴婢小妾,方方面面都有比较生动具体的描写。20世纪初美国人以异域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的妇女和生活,他们隐约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多少描绘了她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婚姻情况,向欧美社会传达了中国妇女的状况和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传播意义。 不过美国本土社会有关女性形象的概念和传统毕竟深深影响着这些作研究的传教士,影响到她(他)们的中国妇女观察,所以不经意间透露出深扎于他们头脑中的美国观念和美国烙印。《中国妇女》在扉页即明言是“献给视我们为朋友的温柔中国女子”的。萨佛德(Safford)小姐在其著作《中国典型妇女》的序言中也指出,“中国著名的妇女美丽、高贵,可与我国女性相媲美;她们也能被爱和同情心打动——这是真正的女性传统。”不过这些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社会的观察,充满对西方文明的自信和傲慢,其观察也浸透着西方优越论的腔调,传教士希望“福音的光芒照射这片即将毁灭的大地,让这片沙漠变成上帝的乐园”。她(他)们虽然也表现出对少数中国杰出女性的欣赏和关注,希望改变中国女子地位低下、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但总的来说,其中国妇女观还是消极的、负面的,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缠足、溺婴等现象的鄙视性的阐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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