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光芒

 王大卫

“5月，李波终于离开了吉沙村，他本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旅店，但最终没有回头……

“李波有一个吉沙的梦：帮助村民做好一个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受益的生态旅游项目，守住神山圣湖，过上美好的生活。

“五年过去了。吉沙梦令他身心俱疲。吉沙最终没有选择李波。”

这是我在2006年8月3日《南方周末》B9版上看见的“香格里拉的幸福‘三角战’”中开篇的几行文字。这几行浸润了悲剧感的文字，显而易见地告诉了读者：有一个李波负责建立的生态旅游项目，终于以一个善良的梦想开始，以一个残酷的现实结束了。

而香港乐施会在中国贵州威宁石门，同样有一个“扶贫”项目、有一个梦想，但却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去石门时，我在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办石门办公室，不经意地看到《乐施会年报》封面上“助人自助　对抗贫穷”以及封底上的简介：“乐施会是一个独立的发展及救援机构，建基香港，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线，与贫穷人一起面对贫穷和苦难。”再看到《乐施会·中国项目》折页上“乐施会的宗旨：乐施会（Oxfam Hong Kong）于1976年由一群志愿者成立，关注贫穷问题，后于1988年在香港注册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及救援机构。乐施会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线，与贫困群体一起面对贫穷和苦难，让所有人都得到尊重与关怀，享有食物、居所、就业机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在可持续发展中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香港乐施会是国际乐施会成员之一。

“要解决贫穷问题及达致社会公正发展，单靠提供物资和金钱援助并不足够，最重要是从根本入手，让贫困群体得以改善生活，摆脱贫穷。乐施会特别着重有利于发展的条件、社群的参与及其能力的培养，与贫困群体一起找出问题所在、共同制定对策、推行项目及评估成效。”

读到这些文字，我觉得情绪很亢奋。可以说，这是我若干年来在内地所看见的关于扶贫的最具体最实际最质朴又最动人的文字。

乐施会的感人之处，还不完全在于他的文字——那些宣言，而是他的行动、他的效果。

我对“乐施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一个采访的愿望。

因为这个愿望一直储存在心里，终于在2006年5月3日傍晚给张国辉打去电话：“最近身体如何？我想去石门见见你的儿子张礼昆，了解‘乐施会’的情况。”张礼昆是乐施会威宁项目办在石门社区的项目工作员。

张国辉在电话那端笑着告诉我：“我儿子就在你附近，在花溪，不仅他在，威宁县乐施会项目办的人也在……”

我问清张礼昆的手机号码后，即与张礼昆取得了联系。1个多小时后，我已携夫人朱莉到了花溪张礼昆下榻的蓝天宾馆。

我们在蓝天宾馆见到了张礼昆和威宁县乐施会项目办负责人管毓红。在那里，管毓红和张礼昆分别给我们介绍了乐施会在威宁地区以及石门乡七个社区的相关情况。我们在蓝天宾馆呆了整整3个小时，采访本写了30页。

光听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告辞时，我与管毓红约定：在项目办认为方便的时候，我到石门去。

2006年6 月1日，我很高兴地接到管毓红的电话：“……你来吧！我陪你到石门几个社区去看看。”

管毓红知道我不是记者，所以没有使用“采访”的字眼。

6月2日到威宁后，3日上午就与管毓红启程去了石门。

我们的“看看”分为两大部份——看现场和看资料。

看现场是去石门乡两个行政村的三个自然寨子：荣和、新营和新寨。本来还应该去苏科寨，因我已没有时间加上我已去过，所以放弃了。

荣和社区共有51户人家，221人，其中汉族37户、159人，苗族14户、62人；全社区耕地面积210亩，人均0.8亩；主要生产包谷、洋芋。乐施会荣和社区1994年至1995年做的项目主要是养猪扶贫，并向部分农户发放养猪贷款。货款分两年还清，一年还一次。项目目的主要是培训饲养管理，品种改良和预防与治疗技术，并提供一年两次的免费防疫。这个项目的效果是：原来每户平均只养一头猪（为过年），现在每户平均养到了5头（经过培训增强了预防与治疗意识）。1996年至1998年做的项目主要是推广农业技术，经过免费培训后，用以物信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地膜、种籽和贷款。项目目的主要是为农民提供以地膜栽培为主的实用技术，获得地膜覆盖技术产生的效益。此项贷款，半年后还清。

无论在去荣和还是去新营、新寨的路上，我们都看见了一条条纵横交织覆盖在庄稼地上的地膜、那些白色的像哈达一样的地膜。

1999年，荣和社区开始仿GB模式（仿孟加拉小额贷款模式，最高1000元封顶），推行小额信贷。

2000年，在仿GB信贷的基础上，项目办不再将贷款直接贷给农户，而是协助社区召开农户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管委会，以整个社区为贷款单位承贷，称为社区发展基金,让资金在社区长期有效滚动，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种养业。项目办设计、试用、探索出了适合石门社区实际的会计出纳账务登记、五户联保互助合同、农户联户小组贷还款卡等，针对社区农户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推出了社区农户的每月例会，现场收放款、现场做账、现场贷还款“大纸公布”等措施，项目工作员协助社区，由农户大会共同讨论制订了各种制度，管委会成员明确职责，并参与评估放贷、监测评估。

所有这些工作，乐施会并没有现成的工作程序，都是边工作边摸索、边实践边完善，逐步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

荣和社区距威宁县城142公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每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大雾弥漫、阴雨绵绵的天气。

据管毓红介绍：“按照传统的种植方法，亩产包谷有150公斤就非常不错了。从1994年起，社区实施科学养猪，地膜种植等，已明显减少了猪的发病率，猪瘟等传染疾病已基本消失，地膜种植包谷亩产也达到了400公斤以上，比传统种植增加了一倍。本着‘本金权属乐施会，利息归社区’促进当地自我发展的原则，在县项目办和石门中心的帮助下，社区以年利息8%贷给农户，5年来社区借‘鸡’生‘蛋’，共积累利息2.49万元，户均488.2元。

“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荣和社区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截止2005年12月止，人均粮食从1994年130公斤增加到320公斤，人均纯收入从年均70元增加到757元。1994年，全社区只有5户住瓦房，现在增加到了41户。

“荣和社区将香港乐施会投入的发展基金用在刀刃上，五年来没有出现一笔坏账，还款率达100%，资金年周转率高达192%。香港乐施会对荣和社区5年来的运作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决定将5.702万元本金无偿捐赠给社区，全社区51户人家将成为这笔资金的股东（户均配股1118元），村民从此将由香港乐施会基金借贷者转变成拥有股份的股东。”

管毓红给我看了一份香港乐施会与荣和社区发展委员会共同签署的《香港乐施会向荣和社区捐赠社区发展基金所有权的协议》。《协议》中写道：

“根据近年来发展基金的运作情况，双方认为荣和社区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制度，积累了使用和管理发展基金的经验。双方相信，社区发展基金可以在社区自己的管理下正常运行。因此，经过乐施会与威宁县项目办公室、社区发展委员会成员以及全体村民的讨论协商，并经乐施会总部批准，将上述基金的乐施会投入本金伍万柒仟零拾元整（￥57020.00元）的所有权无偿赠予荣和社区，基金属于所有村民共同拥有，村民拥有平等的使用权、管理权和决定权。社区发展管理委员会按《荣和社区基金管理制度》管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制度的修改由农户大会决定。

发展基金所有权转移给社区后，任何单位（包括乐施会、威宁县项目办或其他政府部门）或个人无权将发展基金以任何形式从社区分离出去，从而剥夺社区对发展基金的所有权。

本协议由乐施会和荣和社区发展委员会主任以及每家农户的一名代表共同签署，目的是公开透明，使全体村民都了解发展基金所有权已经转移，它属社区所有村民共同所有，大家有义务用好，管好这笔钱……”

作者曾经在某省会城市党委机关工作过，看过的文件不计其数，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朴实、充满民主精神和人文体恤的文件。

在去新营社区路上，管毓红边走边给我介绍了2000年以后石门社区项目运作情况，其中最引起我关注的，是社区的民主建设、民主行政。

管毓红说：2001年，启动威宁2002-2004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在四个社区进行，新营社区在管委会组织下，每一个活动都有相应的制度和功能小组，每一个制度的建立，都须经过长期酝酿、修改后定形，并一年一度结合工作实际做一次修改。比如已实现自我管理的新营社区，三分之二的农户都是功能小组成员，每个活动经大家讨论后才能实施。在项目工作者协助下，管委会根据农户的意见，计划、实施有关生产、生活并让大多数农户受益的项目，充分调动农户的内在积极性，提升农户对自我生计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除了从生存状态上帮助农户摆脱贫穷，乐施会还在教育卫生，人畜饮水，乡村公路等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助社区设立了教育基金和医疗基金。其中教育基金是社区内的部分资金，来自于社区积累。

管毓红说：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一帆风顺的，比如新寨社区在操作自我滚动模式下的社区发展基金时，社区发生了违背自已制定的贷款项目管理制度的事件：2001年，第一届管委会主任谢乾春（科技村长），因对社区制度操作监督不力，导致因项目前寨子内盛行的高利贷，债主在社区贷款发放后通过贷款小组长截留了农户的社区信贷款，使贷款农户与债主发生了聚众打架事件，管委会难以协调处理，便自收自支、挪用社区贷款，导致其它社区农户产生观望，不愿还款，社区管委会瘫痪。项目办在讨论这个社区问题时，也有人提出放弃这个社区，但社区出现问题就放弃，是消极和不负责任的，正确的态度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意见统一后，项目工作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终于感动了“上帝”——社区组织得以重建、逾期贷款如数返还、社区发展基金又开始正常运行。

我问管毓红：“关于民主建设和民主行政问题，乐施会有什么具体的精神和原则？”

管毓红说：“没有呀！要说有，就是很具体的东西，比如通过民主的办法，项目办协助社区管委会综合全体村民对社区各项目发展基金使用与管理的意见，比如账务清楚，现场收、放款并张榜公示；比如捐赠给社区的发展基金，由社区自我管理、自我运作、自我发展；比如每一年或每三年（各社区自定）进行一次发展管理委员会的换届选举，由全体村民无记名投票决定人选，新老发展委员会成员交接时必须做到账款清楚……这些思路与实践，都是项目工作人员在“助人自助”的框架下，在项目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要说有，就是“助人自助”的精神。”

——管毓红的思维与她的表达一样清晰。

在我们所去的三个社区中，新寨社区是最远的，不仅最远，而且路特别难走。用翟明磊先生的话说，“可以说，新寨根本没有路。”他在《“温柔的革命”在新寨》（《民间》2005年12期）中叙述那条路说：“去新寨的路，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难走的路，踩着黄泥与牛马粪混合的泥窝，我与向导朱老师一步步往上挪，挪动过程中，必须踩准马蹄踏出的凹印，否则就可能一脚滑入深渊……新寨可以说是威宁最贫困贵州最贫困的村庄。由于司机拒绝上山，并言明这样的路可能会出人命，所以我们只好爬上去了。我们行走了5个小时，终于像醉汉一样，一步一滑地走到了那个贫穷的村庄。”

阅读和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个另外的问题：乐施会的精神。从1994年7月开始到2006年6月，如果按县乐施会项目办的要求，每个项目工作者每月至少要去社区工作5次的话，一年就要去新寨60次。项目工作者在社区例会或与村民约定的工作时间，不管是烈日狂风、雨雪凌冻，都务必准时到达。乐施会石门项目中的原七里冲以及现在的祖基社区，都是石门到新寨路程的两倍，甚至连马车路都没有。这些艰苦行走中蕴涵的精神力量，是十分伟大的，是常人不可企及的。

去了一次新寨后，我的感觉提醒我：以后再也不能去了。我相信，翟明磊先生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提醒。

在新寨，我见到了管毓红不止一次介绍的马桂蓉，一个身材瘦小、精明能干的女人。

马桂蓉的真正“亮点”，当然不是她独特的精神气质，而是“让人信服、让人尊重”的人格品质。在一个拥有76户共300多口人的村寨里，能受到这样的景仰，竟决定于两个看似并不重要的条件：丈夫不赌博、不喝酒；马桂蓉有文化有性格不贪财。

管毓红说：“村民佩服马桂蓉的是，她担任出纳后，新寨再没出现过一笔坏账。”

除了廉洁自律，不以权谋私，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乐施会推行的民主制度。马桂蓉不是组织指定也不是组织内定的，而是经过村民无记名投票民选出来的。因为村民和管委会信任马桂蓉，每次换届选举时，都一致决定，“出纳人选不变！”这个决定显然悖离了民选原则，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反映出村民与管委会对马桂蓉人品人格的充分肯定与赞赏。

在新寨，我还看见了翟明磊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已75岁了还进培训班学习的王才英。王才英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见到管毓红，亲切地说：“我现在又认识很多个字了，名字已经写得很熟练。这要感谢培训班呵。”

据管毓红介绍，针对各社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社区曾做过两期妇女识字项目，识字项目结束后，项目工作者又协助新寨社区自已组织了“社区妇女自助培训班”。几年来，培训班一直正常开展活动，由社区内各种能人当老师，大家一起互助学习，不仅学习农林牧业生产技术知识，还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此外，还组织唱歌跳舞等文娱活动，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其中得到复兴。

与马桂蓉告辞后，管毓红说：“在新寨，很难给马桂蓉一个准确的定位，她什么官都不是，既不是村长、也不是支书，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她是村子里最有实权和威信的人，而实权和威信的背后，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管毓红还告诉我，马桂蓉同时还是村里的代课教师。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问管毓红：“你觉得乐施会与基督教与柏格理等传教士，会不会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管毓红沉思一下，说：“不会。”

“那么，乐施会选择到石门来做‘扶贫’事业，与柏格理会不会有联系？”我问管毓红。

“也没有联系。乐施会与宗教没有联系。”

“在理念上会不会又非联系的联系？”我追问管毓红。“比如说柏格理等传教士在石门传教时，也非常关心村民的生计、教育、卫生、发展等问题。”

管毓红笑笑，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从新寨出来同样是不轻松的，但我想得更多的是乐施会，是乐施会“助人自助，对抗贫穷”的精神品质。

乐施会在“人的基本所需”中说：“教育、医疗、清洁食用水、卫生、住所，是每个人的基本所需，亦是基本权利。”这些在我们的语言环境里难得看见的话语，是我去年在乐施会项目办的《乐施会年报》上看见的。

乐施会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

在我们分别去过的新营、新寨和苏科寨社区，是苗、彝族相对聚居的地方，由于地处偏僻、山高路陡、气候干燥，严重缺水，一年有半年时间靠“望天水”，半年时间干旱。每年11月至翌年5月，用水要到4、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挑，一个强劳动力，每天也只能挑两次水。针对这三个社区“吃水难”问题，从1996年起，香港乐施会就制定了工作目标，具体实施办法是：每户人家自己投工投劳建一个小水窖，乐施会免费提供平均两千多元的钢筋、水泥等物资帮助。这对于缺乏资金和运输能力的农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们往返十多公里，从项目中心人背马驮将物资运到家，虽然苦，但互助互帮。截止到2005年12月，三个社区的181户人家，已有154户建设了小水窖，占总人数的85%，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我曾听苏科寨的吴宗全说：“小水窖解决了我们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

    乐施会除了帮助社区解决人畜饮水难问题，还帮助社区解决了行路难问题。

解决社区道路问题的具体运作办法是：乐施会投入物资，村民投工投劳，不足的资金，由县扶贫办补足。

我们在新营、新寨看见的几段已经竣工的道路，虽然还有些粗糙，但毕竟是路了。

从新寨回石门后，管毓红带我去了香港乐施会第一任驻华代表本诺·费立波（澳大利亚人）的墓地。费立波因乐施会的工作，疲劳过度，心力交瘁，于1994年41岁就英年早逝了。费立波病重期间，叮嘱亲人：逝世后的骨灰，四分之一留在澳大利亚家乡、其余的分别安葬在他用了全身心扶贫的威宁石门、云南禄劝与澜沧。当我们沿着象征费立波41岁年纪的41级台阶走到墓碑前时，管毓红才告诉我：这座墓碑是社区村民为缅怀、感激、纪念费立波，自发出资出力修建的。这座墓碑，从心理上修补和完善了社区村民对费立波的永久思念。

费立波先生的墓地，距柏格理、高志华牧师的墓地，约200多米远。

站在这三座相距不远的墓碑之间，我感到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在由远而近地漫延过来、扩张过来、席卷过来。

下山的时候，管毓红见我步履有些凝重，一边叮嘱我“慢一点、小心点”，一边告诉我：乐施会在石门乡各社区的项目开展成功后，已准备向新的社区转移，而不是恒久地停留在几个点上。威宁县乐施会项目将在工作思想和工作方式上为政府扶贫部门提供实践案例，不断地开发、建立新的社区，扩大“助人自助、对抗贫穷”面。因此，乐施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束束漂泊的光芒。

2006年8月13日　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