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坦
| 石门坎——回望与寄望 张 坦
主内主外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先说一句题外话，今天看到蔡霞的消息，她也是我们石门坎后援团的重要成员，我们声援她。 阿信要我与大家分享《柏格理传》，东旻倒是送给我一本，但我远在他乡，还未得读；她翻译过程中传过一个电子稿，但我提完建议就再没有看，所以印象已淡，不便说三道四。那就借这个时间，与大家分享石门坎研究的前世今生，题目就叫做：石门坎——回望与寄望。大家的时间宝贵，我就只说干货。 研究石门坎的有三种人：教会、政府、学界。这三种人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打算：教会是研究传福音的策略，政府是研究反制宗教渗透的对策，学界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学科研究，但以目前呈现出来的情况看，更多是政府立场对策研究的补充。对政府的对策研究这一块一般人并不认识，其实这正是石门坎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天我就对此多说一点。 对石门坎的研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20-40年代民国时期是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建政之初是第二阶段、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扶贫主题是第四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教会与国家的对抗性研究；第二阶段是国家的对策性研究，第三阶段是学界的个体性自由研究，第四阶段是国家-社会的竞争性研究。下面我们分头介绍。 上世纪20-40年代；除了教会内部的一些资料性、描述性著作如柏格理传记等英文著作外，中文著作有《苗族救星》、《偱道公会昭通教区五十年史》等不多几本。其它如《中华归主》等里有些许介绍，因为石门坎现象尚在发生之中，这些教会内部的著作和文章，都只是描述性的对石门坎和柏格理的介绍，算不上严格的研究，它们的功用是把石门坎现象推介了出来。 学界的研究这时也已起步，曾在内地会教书的儒生杨万选接受过人类学教育，他的《贵州苗族考》（1929）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之一，其中就有石门坎的篇章；后来石门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王建明（提出苗族最高文化区）、王建光弟兄（介绍了柏格理苗文），在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兰身边工作的杨汉先（黔西苗族调查报告），他们的研究是本民族学者最早的发声；民族学家吴泽林、陈国均、管承泽、白敦厚等人有过一些研究成果。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政府对石门坎的“立项”研究，“立项”单位是国民政府总统行营的边政设计委员会，蒋中正参与了研究并批准“立项”。为什么石门坎这个乌蒙山区的一个小苗寨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话要从一次学校运动会说起。1932年，光华小学举办21届运动会，邀请威宁县长雷兴明参加。雷县长参加后大惊，他认为当时的省城都不可能举办如此规模和如此高水平的运动会，接着他参观了石门坎，看见这个“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竟然建设成为了包括医院、麻风病院、织布厂、学校，教堂、足球场、游泳池，开设了“公益场”，凿通了公路的“圣地”。他将情况上报后，1935年，贵州省民政厅视察员田东屏到石门坎调查，他在报告中写到：苗民“不但不知其为苗民，更不知其为中华国家之同胞，仅有官家切身之痛、天父英人之爱护，省县政府既不明了，国家民族何能期有认识?”（田东屏:《威宁石门坎苗民情况调查报告》）贵州省政府向蒋介石呈报了石门坎有关情况，称：该地毗连滇界，居民多系大花苗，计共十余万人。。。每日唱诗歌、读圣经，不知有县政府，更不知有国家。。。三十年来，英人将该地形势矿产及其他一切，均已详查无遗，纤悉毕至。认为香港第二。该地苗民，受英人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彼等对于政府人员，反加疑虑。（《贵州省政府和民政厅呈报宣抚威宁石门坎苗族经过》）。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内政部批转了边政设计委员会和贵州省政府提出的经营石门坎地方的正式方案，该方案提出在石门坎成立设治局（设治局为中华民国二级行政区，就是县。凡是某一个地方预备成立新的县政府之前，省政府可预先成立设治局），这是从反制“宗教侵略”“文化侵略”出发的的“国家对策”。该研究对石门坎的政治、文化、建设、经济四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开发计划，总的来说就是四个控制：建立保甲制度进行政治控制；建立国民党基层党部，进行思想控制；建立各级学校，优待少数民族学生，禁止柏格理苗文，加强文化控制；鼓励不同民族通婚，加强社会控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英国与中国相处同一战壕，加之在“军事侵略”面前，政府实在无力顾及“宗教侵略”，因此国民政府颁发《国难期间各项支出紧缩办法》，石门设治局停止了（《贵州档案史料》）。但是，贵州省不愿浪费到手的设治局名额，就把威宁一分为二，这就是后来的赫章县。可以说，蒋中正亲自批准的研究项目就此成了烂尾工程。 2、第二个阶段也是国家项目，在这个阶段教会与学者都是缺位的。中共建政以后，反帝（美帝、上帝）成为国家主旋律，当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天、基两教。各地都对教会内部情况进行侦查摸底。说句老实话，我在几十年后接触这些材料，发现中共对教会的了解远远超过所谓的宗教专家。出于摸清敌情的目的，1952年贵州省委统战部派遣了一个调查组进驻石门坎。后来的贵州省文化厅长余百威参与其中，形成的《调查报告》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余百威是个作家，写了第一个黔剧剧目《奢香夫人》。那个调查报告比较有水准，分析了宗教、政治、民族、经济、社会等外部原因，以及教会组织系统、人员构成、行为模式等内部情况，还对信徒心理、信仰状态进行了分析。除去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这个报告今天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田野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学术价值。可惜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是执政党内部的绝密文件，并没有被外界所知。 3、第三个阶段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小阳春”。各界都有一些解放思想的作品问世。但是，宗教太过敏感，除了翻译著作、批判基督教的著作，正面评价基督教的专著一本也没有。零星有几个人关注石门坎，我知道的仅谭富佑、覃秀文、杨汉先、东人达、苏大龙和我。应该说，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大家都欲言又止，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又是一个后来的国家领导人率先切入才破了局。 胡锦涛在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第二天，来省府机关与处以上干部见面，当时他问到每一个单位时都发表一些意见，问到宗教局时，就说了一大堆对石门坎柏格理赞誉的话。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从来都是政治推动学术而不是学术推动政治，这与普世现象是相反的，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却是相适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胡锦涛的正面评价给了我们这些研究者壮了胆子，我也激情迸发，正好“西南研究书系”约稿，我半年时间就写成了《窄门前的石门坎》。
不想6.4风波，政治环境陡然生变，计划出版“西南研究书系”的云南教育出版社没人敢做这本书的责编。那时的社长、总编名叫周鸣岐，是一位性格豪爽的重庆妹子。最后她告诉我说：“没人敢做这本书责编，我来做。大不了坐牢我们俩一起坐！”我的书拖到1992年才出版。因为政治环境变得严苛，大概在相隔了10多年后，才又有研究石门坎的第二波作品。世纪交替之后，石门坎才从“险学”变成了“显学”。 在石门坎研究的第三阶段，与之前之后都大不相同，之前之后都是国家、教会为主进行研究，这个阶段却是个人、外邦人研究为主，之前之后都有社会对策行动跟进，这个阶段却只是纯文本研究，之前都是“社会研究”，现在成为了“历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雅莉博士对这一阶段的文本进行了研究，她选择了五个样本：我的《“窄门”前的石门坎》、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2004）、张慧真的《教育与族群：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2009）、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2007）和马玉华的《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2015）。东人达的研究宗教史料充足，张慧真国家与族群的视角是一个有价值的创见，沈红有坚实的田野调查并规范的社会学训练，马玉华的资料扒疏功夫我远远不及。这些研究成果跨度长达15年，应该各具代表性。黄博士在全面查阅了各种文字的石门坎研究专著，并多次前往石门坎和相关地区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了批评，她的批评在学术专业和技术角度来看都无可厚非，也比较全面和客观。她的长篇研究文章叫《苗族、基督教与现代性：石门坎的民族学研究》，应该是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媒体上，我不知道大陆能否看到。如果大家想读又找不到，可以私信我。 4、石门坎研究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石门坎研究”转变为“石门坎事工”，这毫无疑问是这个缺乏“行动”的国度和缺乏“行者”的时代的一个巨大进步。我个人持这样一种观点：我认为初级的文化劳动者是写作者，他们可以很技术地完成一部历史、社会、民族、经济研究作品；再上一级是思想者，他们可以提出问题并产生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再之上就是行动者，他们是在写作者、思想者基础上有目标的行动，是把书写在大地上的文化劳动者。因为我是一个失败的行动者，所以从来就最钦佩行动者（说句题外话，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雅各书》而不是《罗马书》的观点）。行动者前期有乐施会与费立波、吴彩金与卞淑美、一个不愿透露名字的群体，杨波与思嘉，沈红与她的社科院团队，管毓红和李昌平、周忠德与他的“明眸工程”、陶少虎以病老之躯独立担当的老苗文教学等。费立波埋骨在此，成了石门坎的三个代表之一；卞淑美在艰苦和委屈面前一边哭，一边干，一家三口在石门坎奉献了十几年；不愿透露名字的群体独资建立了一所学校，并15年来默默无闻地支持全部费用；杨波的助学活动使得他踏遍了石门坎的山山水水，我从来称他为石门坎驻筑大使；周忠德以一己之力开展“明眸工程”，让乌蒙山区数以千计盲人尤其是盲童“瞎眼的得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首荡涤心灵的诗，每一个人都有一串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 后期把石门坎推广成为全国知名品牌的是陈浩武领导的石门坎后援团和石门坎教育基金会，石门坎真正引起全国性关注就是在后援团进入以后，他们不但把石门坎的品牌推广到全国，也把石门坎的精神推广到各界。群里大部分是这个团的成员，他们的光辉事迹最好由他们自己来介绍，我就不多讲了。记得当年浩武兄提出“石门坎后援团”的精神是“向信仰致敬”，我为之眼前一亮——抓住了信仰就是抓住了石门坎的精神，而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什么也不缺，唯一缺乏的就是信仰；贫穷落后的石门坎什么也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曾经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石门坎没有必要向中国致敬，中国却非常有必要向石门坎精神——信仰致敬。因此，我建议不要“走近石门坎”而要“走进石门坎”。“走近”与“走进”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走近”是他者的旁观，“走进”是立场的转换。这个立场转换就是要成为信仰者，为此，我建议在每一个分团建立一个基督教查经班，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我高兴地看到后来陈浩武受洗成为了弟兄。这说明一个真理：神要得着谁，你跑也跑不掉，在人不能的，在神无所不能。 在此期间，石门坎再一次成为政府项目，成为贵州省委书记的扶贫点。这个山村苗寨长期背负着负面形象，它转为正面形象是政府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对石门坎的评价从来就有对立的两个系统，正像2005年老校友自发举办“百年校庆”官方不参予，2006年官方举办“百年校庆”大部份老校友不出席一样，官方认为是“苗族领袖”的，苗族认为是“苗奸”；苗族认为是“苗族救星”的，官方认为是“宗教渗透”。只有在石门坎成为正面形象的观念转变下，才会有中央电视台小美女编导张晓敏拍摄的《在天那边》，才会有小鸡与石门坎学童的《苔》登上中央电视台的《经典永流传》。 但是，政府的思想转变是很有限的，仍然隐含了与宗教争夺群众的对策思维。在“一把手工程”的金字招牌下，政府在石门坎投入了难以想象的巨资，将它包装成外表上的欧洲小镇，企图成为扶贫的形象工程。这与当年柏格理的模式是相反的。无神论政党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们把启示的问题变成启蒙的问题，把灵命解放问题变成社会身份解放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行动者其实也有这个毛病）：当年我写《窄门前的石门坎》的时候，提出来三个问题不能释怀，其中第二个问题是：传教士并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投资，却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创造出“海外天国”？当年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传福音，不是循道公会的组织行为而是他个人听候的神的呼召（关于这一点我是不同意阿信前一次讲座的结论）。前期在石门坎建教会学校都是当地苗族自己捐的钱。柏格理日记中就记载一个老太婆没有钱，抱来唯一生蛋的老母鸡。柏格理只带着胸腔中炽烈的爱和一本《圣经》，便把这个仅仅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苗族小寨搞得翻天覆地，成为了乌蒙山区苗族的息安圣地。他用一个人的死来点亮了一个民族濒于泯灭的生的希望。石门坎苗族是灵性的解放带来社会的变革，是生命的勃发带来生产的进步。我相信如果马克思•韦伯知道这个案例，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更加出彩。但这个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模式我们的经济学家很少论及，尤其是后援团里有不少经济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石门坎模式不但实实在在存在而且实实在在成功，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却没有把它总结出来推介出去。 回望到此结束，下面谈一下反思和寄望。 反思先反思我自己。我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最失败的是见人不见神，见现象不见本质。我对柏格理的认识就是基于儒家救世的“英雄”情结，我们从一个光芒万丈的使徒身上读到的是英雄，却并不知道正是“与神同行”才使得使徒折射出神的光芒。我们看到的是人，但即使是最伟大的人也是人，我们没有看到光源，那就是照亮了柏格理的神。我们只有转过身来直面向神，真正建立与神的生命联接，如同当年的柏格理、王树德、高志华、朱焕章一样，我们所行的“善事”才会是神计划里有用的部分。 整体对石门坎文本研究的反思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谈一点感觉。我一直认为石门坎作为一种现象，是可以写出《金枝》的素材。现在我又认为它是研究基督教宣教学、处境化的不可多得的案例。石门坎研究出版了约20部左右的专著，但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评判，都还有差距。它们都非常热闹，但又都非常平面，都是在纠正前面的史实错误，都是在挖掘更多的史料，毫无疑问技术上提高不少，越来越精致成熟，但没有达到思想上突破。我对胡清心小姊妹的博士论文寄以厚望，希望她能弥补我们的不足。一句话，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辜负了“石门坎现象”。 总的来说，基督教学者与政府专家在竞争性研究中，基督教学者全面处于下风，历史上有“石门坎的两个白先生”——柏格理和白敦厚，我们大家都在传扬柏格理，但循着的却是白敦厚的思路，是皇帝的石门坎而不是上帝的石门坎，这是我深感痛心的事情。由于我们这些前期研究者们的认识局限，“石门坎现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运动，是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而唯一不是的，不是按照“神国”路径在建立的“山上之城”。我们都在看“现象”，谁也没有探讨“现象”背后的“动力”。在这样的误导下，一些在石门坎工作的组织和机构开展了长期、艰苦的“扶贫”——环境改造、小额信贷、家庭助学、修路架桥、救灾防灾、送医送药、培训社工、援建教堂。。。。等等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功绩是无可磨灭的，对石门坎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庞大的付出（甚至是生命付出）不成正比的是：石门坎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这里开展的“大动作”也没有成为新的模式推介出去，石门坎的信仰生活还在很大程度上蜕化脱落，而且，据许多长期在此工作的人士如卞淑美、管毓红观察，石门坎还患上了强烈的“扶贫依赖症”。我讲一个小故事：思嘉有一次搞到20顿化肥，同时赞助方连运费都出了，但运到石门坎后，老乡还提出要“卸车费”，这跟当年极端贫困下几天内捐出100万枚铜钱差异何其巨大，这是当年筚路蓝缕创造“石门坎现象”，将“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石门坎溯源碑》）的苗族先辈们最不愿看到的人性的堕落。与当年柏格理等传教士相比较，我们的这些组织和机构或许投入更多，或许手段更先进，我们也走进了石门坎这块土地，甚至走进了这里群众的生活，但我们远远没有进入这里人民的心灵——这就是我们与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差距。石门坎形象工程从局部来看可能是有成果的，但是，提高到神学层面来看，政府工程仍然是在造一座巴别塔，严重点说是在以皇帝思维对抗上帝思维。社会工程中有一部分是自我的灵魂漂白，是用于遮挡“罪”的“无花果树叶”，是另外一种的自以为义，我坦白我早年就是怀着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我提议我们的研究者和行动者都有必要先去进入柏格理的心灵，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反思我们的局限，“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同时，我们有责任反反复复地对政府宣讲，如果我们的政府也有柏格理当年的智慧和胆略，不再是做敌视性的对策研究，那个因为政权更迭而中断的石门坎奇迹，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下面谈一点“寄望”。大家注意我用的是“寄望”而不是“展望”，说明我是把自己撇开在外的。我虽然是最早踏入石门坎的，但却是最早逃出石门坎的。为什么要逃跑？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听从神的呼召，我内心听到的呼召是“把网撒向另一边”，虽然这“另一边”对我来说更陌生更艰巨，但却是义不容辞，我希望再过一年可以交卷，到时候再与大家分享。人生转场过程中，石门坎情节剪不断，所以才有“寄望”。 1“寄望”之一是对基督徒研究者说的。总体来说基督徒研究者在石门坎研究这一本分的战场上本来就少，而用神学角度去作研究的更少之又少。我们基督徒研究者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是我们的“天线”，国是我们的“地线”，只有把天国原则投射在地上国，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柏格理就是这样做的。近代传教运动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内地会为代表的“属灵福音运动”，我自己比较趋向于此，这就是神要我把网撒向的“另一边”；但是我不排斥另外一种“社会福音运动”，因为《罗马书》说过“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社会福音运动”用神国模式来建造“山上之城”，是基于社会而不是教会，它在中国有两种表现形式：借用儒家的说法叫“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影响了戊戌康梁的李提摩太是“得君行道”模式的代表，晏阳初、包德裴的乡村建设是“觉民行道”模式的典型，历来史家笔墨都顷注在他们身上。其实石门坎才是社会福音派在中国传播史上最辉煌的案例，这个案例的典型程度远远超出晏阳初、包德裴和宋美龄亲自关怀的江西黎川基督乡村实验区的案例。像石门坎这样全面而又现存的案例，从“社会福音运动”角度来研究的著作到现在为止一部都没有，这实在是一个绝大的缺憾。 又如，我当年在《“窄门”前的石门坎》提出三个问题，其中为什么儒家文化二千年未能对苗族实现“教化”，而基督教文化却能在二十年中就造成整个族群的“皈依”？这也是处境化、宣教学的好问题，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回应。当前争论激烈的三自教会的“基督教中国化”与家庭教会的“中国文化基督化”理论交火，空对空，都没有着地，如果将石门坎作为案例分析，可以把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解析得清清晰晰。 我当年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锡安圣地”石门坎数十年后竟销声匿迹，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族群中传播的基督教另一宗派却得以十倍发展？这一问题同样是（戴德生模式）与（李提摩太模式）的争论，放到今天的国际语境中，是基要派与福音派的路线争论，是大使命基于教会还是基于社会的方针争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与此有关，但十年了也没有找到比乌蒙山更典型的案例。 最近我又有一个新看见：文化传播都是从高势能传向低势能，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早期基督教在城市中建立教会，而农村是异教的天地。基督教传向农村以及后来从发达国家传向不发达国家，基督教的传教运动都是顺应这种规律的。但也有例外，例外都出现在传教运动的发生期：保罗与雅典最主流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哲学家辩论，《使徒行传》的记载“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中国70-80年代5大农村福音团体“农村包围城市”，造就了近百倍发展的中国奇迹；但保罗本身接受过拉比的训练，5大农村福音团体也有赵天恩牧师这样的神仆在帮助，都不是典型的“低势能”。而最能代表这种例外的就是石门坎的传教运动。当时第一批受洗的十二个信徒，两两一组，将福音传向乌蒙山区，产生王志明这样伟大殉道士的洒普山教会，就是石门坎的杨芝领着澳洲实习宣教士葛秀峰（尼柯尔斯）去开拓的。洒普山教会被称为“六族教会”，石门坎的苗族宣教士，就是这样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洒普山，因此他们被称为“西南各民族信仰基督的引领民族”。像这样神奇的宣教史，居然没有人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号称研究石门坎的基督徒学者的耻辱。《哥林多前书》第2章“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有基督的心，明白天国的奥秘，我们不指望世界能理解我们，我们不指望世界理解教会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必不可少，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只有教会才宣扬那能使人从罪恶转向神，从地狱转向天堂的信息。 2“寄望”之二是对苗族研究者说的。这个当年西南各民族信仰基督的“引领民族”，这个出了教育学家朱焕章、人类学家杨汉先、政治先驱张斐然以及医学博士吴性纯的“先进民族”，这个出了在最早的石门坎研究中担纲的王建明、王建光弟兄的自觉民族，现在只成为了他者研究的对象（我这里提到了这两兄弟，我也想讲一讲，这个王建明，他是石门坎是苗族文化最高文化区的提出者，但是他后来担任县长的时候，被没有任何的理由给他枪毙了。他的弟弟王建光是苗文的推出者、研究者，他被送去劳改，他的家属去看他的时候，他戴着一个纸壳做的眼镜框，只剩下半边的镜片在那里敲石头，就是这样一个闪亮的双子星座，最后的下场是这样的）。这在情感上都是难以接受的。我在作出版的时候，定向去收集到几个本民族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但都达不到出版水平。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本民族研究者已经缺乏当年朱焕章、张斐然那样的民族自信。他们大量使用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观点和资料，人云亦云，当然很难出一流的成果。只有一个文本线索《雨淋杨家张家儿》可能有价值，但我因为离开了出版单位，把它推荐给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多次去也没有找到著者。我们知道国际人类学界经常把大花苗族与犹太民族作对比，这两个同样古老、同样苦难、同样流浪的民族，是世界上唯二的民族，但一个不但出了埃及并且成功复国，另一个却朝思暮想怎样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我讲一个小故事，石门坎的张斐然当年提出一个方案：建立川滇黔边苗族自治区，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也有实行的历史依据文化依据和政策依据，但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回乡务农。有一次大冬天我在石门坎采访，晚上聚了一些老乡在杨华明的私人博物馆唱歌，唱的歌是张斐然作词的《我是苗族》。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激动万分却不敢进来，一问，才知道她是张斐然的儿媳妇。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气吞山河《我是苗族》的作者，这个把县长逼到报纸上认错的勇士，这个威宁游击团的政委，这个提出建立川滇黔边苗族自治区宏大设想的大学老师，他的后人竟然孤立在冰天雪地不敢进门！我想起柏格理初进石门坎时痛彻心扉写下的字句：绝望成了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困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这一句话，100年了仍然挥之不去。 2009年我担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基督教与乌蒙山区新农村建设》，这个项目是贵州省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找了两位本民族的学者参与，希望他们成为自己民族的研究者和代言人，遗憾的是，这两位苗族朋友都没有达到可以担当这样重大项目的水平。如果群里的本民族学者、基督教学者有研究意象，我原先积累了很多的资料和人脉，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我记得光华小学百年之际，老校友们聚在柏格理墓前倾诉，每个人都提到柏格理的一个愿望：追赶世界先进民族。这句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震撼着我，希望本民族学者不忘这个追赶的出发线，记住《圣经》中的这句话：“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13:7》）关注本民族发展的延长线，早日成为世界先进民族。 3“寄望”之三是对年轻的研究者提出的。我希望你们的研究从问题出发：为什么各方面在石门坎投入巨大，而石门坎的经济贫困尚未结束，精神贫困又接踵而至？为什么福音化可以为石门坎带来现代化，而政治化却又使得它边缘化？为什么人间社会一定要形成“你死我活”对立关系，而不是“我死你活”的救赎关系？为什么五千年来我们才第一次感到灵魂的饥渴，并且整个社会包括曾经的“信仰高地石门坎”都感到“信仰危机”？为什么犹太民族与苗族历史遭遇相近，以色列与乌蒙山区地理地质相近（一个是沙漠化一个是石漠化），人口数量相近（一个800多万，一个650多万），以色列国与毕节地区建制相近（一个48年一个49年），但他们的命运却天上人间？为什么近代殖民者和传教士来到我们中华，殖民者打我们，我们却反过来崇尚他们的武力；传教士爱我们，他们却成为“教难”中被施虐的受害者，难道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讲两个小故事：柏格理墓与石门坎溯源碑的命运。柏格理墓在文革中被光华小学的造反派老师领着学生去挖开的，他们把柏格理的头骨当作足球来踢，用柴油焚烧遗骨“挫骨扬灰”。我们看看围绕柏格理墓的100多个苗族的墓，苗族有一个讲究叫做横埋，他不立碑，横着埋。但是，因为柏格理，他们打破了他们的这个丧葬的习惯，他们生与柏格理在一起，死也要与他在一起。而他们的子孙，不要说“五世而斩”，仅仅三世就忘恩负义；上帝已经审判了这个带头的老师，我们就不提他了。再讲一个石门坎溯源碑的命运，这座由汉族老师李约翰书写的名篇，是石门坎百年奇迹的最好见证。我当年翻进这座危楼，在昏暗的环境下用一个老珠江相机拍到了半幅溯源碑的照片，最后重新翻刻时竟然是唯一的依据。但原碑在哪里？原碑在2000年以后改建新教学楼时，当作一块普通的石料砌进了堡坎中，现在大家去仍然可以看到。我也了解到这是在谁手里出的事，是一位著名的石门坎前辈的后人。）说到这些事气难平息，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为什么要从“问题”出发，因为问题一头连着实际需求，另一头连着解决方案，这是最容易出成果的。我原先有一个进行了半拉子的选题比较适合年轻的研究者，这个选题叫“口述百年”，我选择了十个家族来进行口述史记录，这十个包括了传教士、汉族、彝族、苗族家族的家族史串联起来就是活生生的石门坎信仰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基督教乌蒙山区传播史，后来没有经费了就停了下来。建议由后援团来牵头，浩武兄来领衔，找一些青年学者来做，我可以来当义工。这绝对是一个造福后代的大工程。 最后一点我们大家共勉：“改变社会”可能是我们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前提是“改变自己”。所有石门坎研究者都不要想用石门坎来“立名”“扬名”，石门坎是用来“埋名”的——唯一要荣耀的是“主的名”。我们这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一门心思想“掌握真理”，其实作为有限的人永远无法“掌握真理”，跨进石门坎就是要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就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要建立信仰，建立信仰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主，参与在神的计划里，这才是所有石门坎研究者要建立的最重要目标。 最后，纠正两个小错误，比如柏格理经常被写作伯格理（昆明的柏格理学校官网就是这样用的），柏格理是他的中文名而不是译音，因此不能把人家姓都改了；第二，许多人都在那个大石门前留影，我们讲座的海报也是用的此图，其实石门坎是根据它旁边的那条石径，当时石径进村处有一道“栅子门”，因此叫石门坎。而现在那个像门一样的石壁，是五十年代初开山取石才形成的。 说了这么多扎心的话，得罪大家了，谢谢大家的宽容。如果大家有指正或有问题，我们还可以下来交流。
张珏和叶先春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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