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序
　

2021.07.02 张坦

昭通艺术学院的杨云惠老师嘱我替她编的《苗文谱手册》写序，我对苗文一字不识，标准的苗“文盲”；也对音乐记谱毫无研究，五线、简谱都不识，有假包换的“谱盲”。双盲作序，有辱斯文。作与不作，如芒在背。作吧，玷污苗族肢体的文化，更怕犯下亵渎圣灵的罪；不作吧，伤了小老师的心，也有违我对后辈学人有求多应的一贯为人。不如借此机会，述一述我与苗族基督教音乐的因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随牧师们一起到乌蒙山区的赫章县葛布教会办“义工培训班”。师生早晚奔忙，我则百无聊赖。遂嘱这些苗族教友，主日请他们的诗班来演唱。主日清晨，四围大山的朝霞与晨雾中闪烁着一排排移动的花朵，近前来才看清是一队队穿戴艳丽民族服装的人流——他们是从各寨子赶来的诗班。他们中有人背着风琴、手风琴，鱼贯而来。我以为他们的演唱形式是各寨子轮流表演，没想到礼拜完毕，这些分别来自不同寨子的诗班却凑到了一起，在一名指挥（也是当地的农民）的指点下，临时分声部并试唱调整。正式报幕，竟是“大哈”。璞一开口，汗毛倒立——那从未听过的发声方式，不是美声却胜似美声，各个声部靠得很拢，恢弘气势，如天籁之音；起承转合，游刃有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英皇听此曲起立的故事，但我是不由自主起立观听。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感受到的苗族基督教音乐，这一感受的余音不是绕梁的三个月，而是铭心的一辈子。

次年，我在赫章的邻县纳雍挂职扶贫，给当地宗教科的杨松科长（也是苗族）讲起那次受到的震撼，问他为什么这些普通农民能够深通乐理？他说，苗族本就是一个音乐民族，是中国最早乐器芦笙的发明者。芦笙的谱叫“字可”，具有与汉字一样的功能，是乐谱中的“信息技术”。在早年大迁徙的过程中，芦笙就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斥候在前方吹出几句音调，后方就知道是否有敌人。在苗族的社交场合，芦笙更是发挥重要作用，谈情说爱的青年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芦笙，这样表达出来的爱意更浓烈更大胆也更艺术。

后来，我给老友田青吹苗族基督教音乐，田青告诉我说，耳闻乌蒙山区传教士在苗族“字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四线谱，但一直没有发现真迹。我把这个“耳闻”记在心里，2009年主持全国社科重点项目“基督教与乌蒙山区新农村建设”时，我专门请了原昭通文化馆副馆长、苗族音乐家杨世武来担任苗语翻译，私心就是借此机会找到四线谱。但是，我们连线索都没有发现。再后来，田青嘱我帮他指导博士陈蓓，陈蓓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从德国硕士海归，我就给她的研究方向定在苗族基督教音乐上。陈蓓完成了她的论文并由宗教出版社出版，在此过程中，她还大力帮助苗族教会的张洪德长老他们收集了数百首“灵歌”。基督教灵歌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是圣灵充满时随口唱出来的心灵感动，因此鲜活、生动，充满神性。而苗族原先就有“飞歌”等随心创作的形式，在青年人谈情说爱时表现出强烈的人性。“灵歌”+ “飞歌”可谓无缝焊接，这应该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优秀作品。可惜的是，这几百首灵歌现在还未有出版机会，就更谈不上研究了。使这个原本可以与美国黑人灵歌（N次获格莱美宗教音乐奖）媲美的苗族灵歌，还没能一见天日并名动天下。

去国多年，苗族基督教音乐留给我的震撼与遗憾并存，时刻挂记在心。今借小杨老师之嘱，言所欲言，是不是“序”无所谓，从《易卦》的“错、综、复、杂”“颠来、倒去”，不是亦是，是亦不是，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魅力。不过，兜底还是要用标准格式：“不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