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石门坎——文 集

“海外天国”走出来的医学博士

——记原省政协副主席、卫生厅厅长、农工党贵州省主委张超伦

刘丰 叶启伟 高胜利


1918年出生的贵州省原卫生厅老厅长张超伦是我们本次采访对象年龄最高的,老人年近百岁,听说行动极为不便,言语困难,我们不忍再去打扰。

但如不去采访,那肯定是我们的遗憾,闭门造车,仅凭“道听途说”,我们又如何能写好老人的传奇人生?再说也是对老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思索再三,我们只能“旁敲侧击”, 一方面借助网络这一信息平台,搜集一些张老鲜为人知的东西;一方面多方打听,查阅资料,尽量客观地展示出老人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经过网络搜索,与张老有关的记载,如同他的年龄和人生经历一样厚重和丰富,厚重得让我们倍感压力,我们确信,我们所能表述的文字一定显得苍白无力!

要写张超伦,离不开石门坎,要写石门坎,又离不开柏格理。

石门坎,一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石门坎”, 一个叫做“海外天国”的地方!曾是欧洲来信的地址。

石门坎位于贵州西北角乌蒙山区腹地,距威宁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多米,是“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深,行路难。”《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一百多年前,“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中国的第五大民族——苗族。他们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可谓是“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绝大部分苗族同胞目不识丁。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成了这个民族当时的生存状况。“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

柏格理,一个远渡重洋的英国传教士,是他改变了这一切。

1904年,柏格理牧师只身来到石门坎,购置了“一张牛皮”之地,经营他的人生理念。他在《苗族纪实》里写道: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做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

1906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创办了光华小学。就全国范围而言,是当时办在苗族地区唯一的完全小学。之后他在这里创造了苗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建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足球场,建立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成为“西南腹地的文化中心”, “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这里走出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初高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生,四位硕士和博士,张超伦就是其中的一位。

 

柏格理精神照耀他前行

1915年,柏格理因给当地人医治伤寒染病去世,但他的精神永恒的留在这里。

1918年12月的冬天,张超伦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困苗族家庭。父亲是光华小学毕业的,由于成绩好,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当了老师。6岁那年,张超伦踏入石门坎光华小学的门坎,在父亲身边愉快地读书学习。那时在石门坎上学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山寨苗家的穷困孩子。

1929年,张超伦小学毕业了,他当时还不到12岁,石门坎当时没有中学,他只有到云南昭通城去读中学。昭通与石门坎相距70多华里,那时这条路许多地方是土匪经常出没,常常有客商和马帮被抢。每年寒暑假回家和返校,张超伦总要绕道云南彝良县,这一绕得两天行程。

1932年秋,张超伦受教会资助到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就读。1935年,他高中毕业后由于家中贫困无钱上大学,回到石门坎从事父辈的教书行业,这时正好碰上英国传教士王树德要离开西南教区到上海任圣书公会经理,并承诺为石门坎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学费,光华小学校长朱焕章极力推荐张超伦。

1936年,经过严格入学考试,张超伦被华西协和大学医牙学院录取攻读医学专业,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但好景不长,两年后时局混乱,王树德去了香港,再也无法为张超伦提供资助。

这时,张超伦的父亲虽然被调到昆明当传道员,但工薪依然十分微薄,要养家糊口,无力给他一点资助。张超伦因为学习勤奋,品学兼优,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再加上平时搞点翻译,打点字,通过勤工俭学勉强维持学业。当时的协和大学严格按美国标准施教,并且很重视人文科学教育。特别是战乱时大学内迁期间,与其他两所大学的医学院协作办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管理非常严格,一科不及格可以补考,两科不及格转学。与张超伦一同进校的120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了16人。

在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曾卖马送学生出去继续深造成为佳话流传。也有教师亲手创作了劝学励志歌《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正是这样的精神鼓舞着张超伦。

七年苦读不寻常。当时华西协和大学没有博士授予权,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常派来教授授课,按规定可以变通解决这一问题,1943年,张超伦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44年,家乡石门坎历经无数艰难与波折,终于办起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朱焕章任校长,他知道张超伦一向关心本民族的发展事业,因此写信邀请张超伦博士。张超伦毅然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1945年,张超伦前往昭通福滇医院任医师。在医院他一头扑在工作上,救死扶伤,用一颗爱心,为患者精心治疗。他给许多贫苦病人减免大量的医药费,并自动兼任石门坎麻风病院的诊治任务。他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精神,赢得了患者和同仁们的赞扬和钦佩。

1947年张超伦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云南昭通、离开了养育他成长的石门坎,辗转到省城贵阳工作。

 

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呕心沥血

岁月如歌。经过童年的贫困艰辛,青少年的发奋勤学,在极端困境中自强不息,成为一名医学博士,经历过抗日烽火的洗礼,一步步走来,张老终于渐渐看到黎明的曙光。

1949年张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人生。1950年7月,张老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这次会议,作为贵州的3名医学专家之一,张老被推选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发言集中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山区疫病流行缺医少药,就医困难并提出相关建议,受到与会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国务院1951年3月在全国各省市设立卫生厅,不久,张老被国务院任命为贵州省卫生厅厅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苗族担任的省级卫生厅厅长。他勇挑重担,全身心地投人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十年浩劫,黑白颠倒,张老被扣上反动学术的帽子。挨批斗、抄家,最后被遣送到羊艾农场劳动改造。最痛心的是,张老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书籍毁于一旦,唯一留下的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签名的委任状。

拨乱反正后,全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时,张老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他以青年人的朝气去迎接新的伟大时代。1978年2月,张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会议。1981年至1997年连任贵州省政协第四届至七届专职副主席。

1983年6月,张老根据民主党派事业发展的需要,作为交叉成员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指定为农工党贵州省筹委会第一召集人,次年9月当选为农工民主党贵州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连任第二届主任委员。1985年,为了落实智力支边政策,让“老、少、边、穷”地区早日脱贫致富,农工党省委选定地处偏远的威宁作为定点帮扶的贫困县,张老率领农工党省委考察咨询组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大山深处调研帮扶,感触颇深。

1986年2月,时任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黔滇桂山区并作出相关指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双方认为,搞好上述智力支援工作,符合这些指示精神。由于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此之前就已经将威宁选做智力支边的重点,作为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员会主委的张老,与各方研究商定,继续在威宁开展相关工作并加以落实指示精神。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迅速作了批示:“要感谢并欢迎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支援威宁县开发建设。希望威宁县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出需要技术支援的项目,并尽快落实。”

如此一来,中国农工民主党就对威宁乃至整个毕节农村的贫困、生态状况以及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都有了初步了解,为贵州省拟在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打下基础,形成广泛共识。全体“赴黔工作组”的成员都表示赞成贵州省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决定。在整个过程中,潜心研究的张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且看:张超伦与宋祖英、王朝文、杨汉先(石门籍)等一起被评为苗族现当代50位杰出人物。

且看:张超伦是苗族著名医疗活动家、医学博士,被收入《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

再多的言语,我们尤感不足,再美的语言,依然苍白!

我们只能说,张老为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贡献了毕生。
 

毛主席亲笔签名委任状



周总理亲笔签名委任状

走近石门坎——文集——“海外天国”走出来的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