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终于来到石门坎。如果你在百度地图上搜寻“石门坎”一定找不到，但是你找威宁石门乡。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距离和地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当地的人怕外来的人太多，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威宁县是贵州最西和最贫困的一个县，据贵阳380公里，石门乡据威宁140公里。也是最偏远的一个乡，来一次石门坎非常不容易，古时这里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地理状况复杂，山势坡陡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石门坎就是当地最贫困的乡之一，现在依然还是处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也是苗族之中大花苗的集中地。
一会来了一个年轻人，名字叫陶凯，是石门乡政府党办的工作人员，也是当地最好的解说员和接待者。他是当地的苗族，从河北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后，又选择回到石门坎，准备为当地的人民奉献青春。小伙子不错。 石门坎在110年前，就是神奇的地方，这里培育了几位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以上干部20名。 这里建了中国西南第一个邮政所，当时你在世界各地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这里可以收到你的邮件，这里建立贵州和西南第一个男女同学的学校，这里建了第一个游泳池，第一个足球场，也建了第一个麻风病医院。太神奇了，就是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当时是多么的知名，多么的有活力，可惜现在一起都倒退了，回到了原来，回到了贫穷。 陶凯告诉我们， 石门坎位于黔西北和滇东北接合部，这里离云南昭通公路距离三十七公里，如果步行山路，就只有15公里，所以当地人到昭通比到威宁方便多了。他们有事愿意到昭通。而不是毕节。这里有一条古道直通昭通，旧时人扶背负，牛马装驮，经岁络绎于途。石门坎实际面积不大，居民都是苗族，也是苗族一个分支--花苗，俗称大花苗，这地方原是个荒地僻壤，过去很少为当局所注意。石门坎海拔约2600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山高雾浓，终日不散。 说到石门坎，必须先说说柏格理牧师，我是在从贵州回到北京的26日（周日）那天，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柏格理精神研讨会，对这位为中国献身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先生才逐步的深入了解和理解。 柏格理原名撒母尔·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年4月20日出生于英国康沃尔的查海福特一个虔诚基督的普通家庭，因家道贫寒，父母无力承担他入高等教育的昂贵费用，柏格理中学毕业只得走上社会谋职。后以全英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伦敦邮政银行从事会计工作，但他对这份工作怎么也热情不起来。他不愿意坐在整天数钞票。1887年，23岁的他受李温司登事迹感动，他作为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差遣员”东渡中国，立志“引导一个民族的皈依”。 一月二十六日，柏格理抵达上海，改换中国服装，带着假发和辫子，来到安庆，读中文半年，已经可以熟练说中文。然后乘轮至宜宾，逆江而上，在三峡遇险，幸得救生船搭救返回宜昌，改乘小船至宜宾，徒步行径抵达云南昭通，起初他选择的这个民族是彝族。他开始为彝族传教。 1887年至1903年冬的十五年间他作为第一个踏上凉山土地的西方人，布道于乌蒙山地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这个当时尚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交错的社会中传播基督教，他学土话，带假辫子，穿土著服装，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友善的态度和超人的机智，躲过了数次汉族官吏和当地土目勾结的谋杀，并获得了一些凉山彝族上层人的信任，但是他的宣教宣传还没有说服很多的人皈依，到1900年仅有30余名教徒，迄至1903年汉族、彝族教徒亦不超过100人。 1888年初，柏格理始于昭通传教，并劝当地人戒鸦片，布道中深觉操云南土话不到家，收效迟缓，便动了上昆明学地方话的念头，7月，他到了昆明，因学土话常到处走，所以被蚊虫伤后患症疾，未痊愈返昭通复患，1890年赴昆治疗调养，并协助那里的教会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英藉护士海孝珍女士，两人一见钟情，1993年在重庆英领事馆注册结婚。 1904年，柏格理接管昭通教会，除布道外，还兴办妇女读圣经班和女子读书班夜校，时逢华境维新变法，柏格理将夜校改成中西学堂，开授中国文学、地理、算术、卫生等，。他与妻子海孝贞创建“天足会”，首倡放小脚，批判中国八股教学，把教会创办的私塾学校改为“中西学堂”（现为昭通二中），开设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课程。他认为妇女应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创办女子学校……
1904年7月，时在贵州安顺宣教的英国内地会党居仁牧师，介绍四位苗族青年前往昭通寻访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传讲福音。此後，人越来越多，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时竟至上千人来访。因为那一年是龙年，所以苗族基督徒称那年为“龙年得道”。
那是1904年，柏格理已经40岁了，柏格理就是从昭通来到石门坎、考察石门坎是否利于基督教传播。算起来，他从22岁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教生活了18年，对中国文化、民族心理都有着深刻了解、认识。这一年，他发生了大变化，从踏上了石门坎的土地开始，开创了新的生活。
在当时只有10多户苗民的石门坎创业开始，成果斐然。前面提到的那些个“第一”就是见证。他们选定石门坎建立教会。靠著那些极度贫困的苗族信徒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捐献，竟在一年内奇迹般地建起一座小教堂。 根据苗族诗歌故事的历史传说：苗人原来仍有文字，蚩尤与轩辕于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河时，舟船均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防渡江时被水湿透，欲免此患，惟有渡江时书本置于头顶，众如是行之，乃至长江时，争先抢渡欲以保馀生，不幸渡至江中水势凶猛，人均淹没过多，书籍什九已失，至无法保存，继后始有人设法将其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资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花裙中之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之意味。” 柏格理的到来，为苗民创立了文字学校，他把《圣经》译为苗文，便于苗民理解。 1905年开始，柏格理在在石门坎兴建学校、教堂，招收苗族子弟，初仅设初小班，逐步发展扩大，至一九一二年，已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 后来柏格理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足球运动场，之后又在石门坎周边创建分校，1915年，石门坎本部已有学生近四百人，1941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1943年名为西南边疆中学，学校经费均由“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负担，此外，学生每人每期交五至七升苞谷的学费，作为教师和膳夫的部分补贴以及学生晚自习的灯油费，家境困难的教徒，也可减免。 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在柏格理十余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后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共建立了120所学校，教授了4000多名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生共约三十余人，中学、中专毕业二百人，小学毕业数千人，在一个自古来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样多的苗族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由此石门坎赢得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称号，当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在海内外收发信件。 但是柏格理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深入边疆苗区，布道办学，决非易事，可说历尽艰辛。1887年，柏格理，一到中国，他吸取先前一些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今安徽怀宁）等地学汉语语文，易洋服，一付中国人的打扮，及到威宁石门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胞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苗化”，苗区闭塞，会汉话者很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为师，学习苗话，白天黑夜形影不离，很快“精通苗家语言”，他常用西洋简单的日用品，施舍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先“慈善”事业，如免费看病发药，很快便和苗胞在生活上，感情上得到融洽，得到苗胞的好感，为立根苗区打下了基础。 为了与苗族同胞融合，他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走乡串寨，巡回传扬福音。 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欺压鱼肉苗族同胞时，他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和保护，或写信或亲到官府迫胁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团绅的暴行。这样柏格理更是深得苗胞的信任和崇敬，苗胞也都愿意把子弟送入学校读书，学生人数大大增加，由于柏格理在苗区伸张正义，支持苗胞，传教办学，必然要引起一些封建土目，封建蒙昧主义者和反教者的仇视，大官寨土目就派人夜间烧毁了柏格理的住宅，财物损失殆尽，柏格理还几遭毒打，1908年柏格理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兴建石门坎分校，惨遭彝族反教者苏黑保绑架，毒打几乎丧命。 柏格理被苏毒打后，致残染上一身痨疾，1907年冬回英治疗，在英治疗期间，他将石门坎的情况向总会汇报，给各教会、各机关作报告，并在报上发表苗族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困难的情况，激起各界对苗族的关心、同情和支持，煤油大王罗克芳乐捐数万金磅给柏修建石门坎高等校舍，可柏坚决拒绝，他说：“这是残酷剥削来的赃款，我决不要这易来之财。”不久就有人应他的征募，陆续接济两千余金磅。
1910年柏格理返回石门坎，着手解决教学设备，兴办实验纺织，保送苗族学生赴外省培养布道人才，开办师资培训班，1910年，永善大坪子教堂、学校遭红灯教李金山焚毁，对传教员韩约进行绑架，声称要把韩约杀了祭旗。柏闻迅后率钟焕然等速赶到现场慰问。柏及时召开教职人员和机事会议，重新拟定修建大坪子礼拜堂和学校计划。为了在苗区普及教育，他决定凡设堂区的地方，必须设附属小学，每个联区小学改为中心小学。1911年石门坎学校扩建一新。 在与当地的巫师斗争取得胜利之后，石门坎的药房最初也设在他们居住的“五镑小屋”中。这个药房成了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每礼拜之后，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来求医求药。海孝贞通常把粉末药物包在纸包内，液体药则是倒进半个鸡蛋壳内。 柏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又成了接种员，揣着令人羡慕的闪亮锋利的小刀，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 “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连大麻风都不怕。麻风病人在过去是被厌弃的群体。1914年，当柏格理听说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时，他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很快与之联系并汇来一些钱。柏格理用这些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 他去世后，教会对麻风患者的道义责任一直延续了下来。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容纳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是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的，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柏格理去世后，海孝贞带着儿子回到了英国。石门坎的医疗条件直到1926年才重新好了起来。这年，吴性纯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成为一所平民医院。他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专业培训的医学院学生，十余年后从华西毕业的另一个学生张超伦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 医院的首字母缩略为“P.M”，这既是汉语“平民医院”的缩写，也是苗语“Pi－Miao Hospital(我们苗族的医院)”的缩写，而另一层更深的意义，则是寄托在英文中来表达的，“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翻译过来就是“柏格理追思医院”。
伤寒是在1915年7月传到石门坎的，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作了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 1915年，石门坎流行“伤寒”（旧时称热烧病），这是当地十分可怕的一种传染病，感染者十有八九身亡，当时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柏格理却坚守救护，他也被感染上了。9月15日，他死了，时年51岁。在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这个相貌文弱但内心坚韧的牧师就此长眠。 送葬的时候，数千苗民为之失声痛哭，高声唱着颂扬他的民歌。墓碑上写着“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再后来，很多苗族教民死后都葬在了墓地周围，陪伴这个“苗族救星”大家也称他为大苗王。1916年苗民同胞捐资为他修建坟墓，并立“溯源碑”，以表达敬意和铭刻耶稣圣徒形象让世人永怀。柏格理的精神一百多年来一直感动着人们。 还是回到我们在石门坎的实地探访中吧。我们的介绍就是从一个小小的邮政所开始的。
房子也是两层，每层都设计合理，墙也是夹层，每层都有壁炉，可以生火，通过夹层，将整个房子烧热。可惜这个房子高志华牧师并没有能够居住，因为房子没有盖好，他就献出了生命。
1936年3月5日，星期六，石门坎学校师生贫困，无力购置灯油，夜间照明十分困难。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石门坎背后10多里外的韭菜坪砍伐野生毛竹，供学生晚上学习时照明用。那天大家来回走了30多里路，人人疲倦。夜深后，大家忽而听到刺耳的枪声、厮杀声和一片叫喊声。 当时在石门坎学校读书的杨荣新回忆说：3月6日凌晨1-2时，土匪李开柱率领70多个土匪把学校包围了。有7个土匪每人手拿一把刀猛撞高牧师居住的长房子，威胁高牧师开门。土匪把门撞开，冲进去威逼高牧师把修建学校的钱交给他们。高牧师对他们说：“我没有钱，我只有书本，教会的钱在昭通，不在石门坎。”匪徒气急败坏，他们问一句，就刺高牧师一刀，高牧师一共被他们刺了17刀。高牧师痛得放声大叫。我的同学王明基听见了，他跑来喊我。我俩一合计，干脆豁出去，和土匪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我俩拿着锄把、拿着扁担跑到高牧师的房子门口，进去却没有找到高牧师。我们出来，到处找，才听见高牧师在大门前5丈深的石坎下哼哼。我俩跑到高牧师的身边，看见他身着汗衫和短裤，满身鲜血淋漓。 王明基哭着喊：“高牧师，高牧师，您快醒醒。土匪已经逃走了。”这时，全校老师和学生都聚过来，大家像人墙似的站在高牧师周围。高牧师生前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和柏格理牧师在一起”。 从石房子出来向下面走，可以看见路边很多松树，这些松树就是当时柏格理先生带领学生们种植的。 再向前走，就是修建于1907年的教会女教师宿舍。这是一小栋只有10多米长，低矮的石墙瓦屋，虽历经100多年风雨，但小屋依然显得静穆而温馨，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知识女性在这大山深处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和理想人生。
离开女教师宿舍，走近灵修室。灵修室早已被破坏，能看到的是断墙和逝去时光留下的种种旧迹，通过这些旧迹，可以想象当年多少男女在这里对“信、平等、仁爱”的修炼，对基督的虔诚，对上帝的敬爱。 从灵修室下行，我们来到长房子。长房子能够保存完好，可见当年的建材和修造质量的优良。长房子很长，土木结构，不高，但结实牢靠。因为石门坎常年雾多潮湿，长房子的基座用石条加垫，在石条上搭梁，再在梁上铺木地板。这样做的效果木板不会受潮，木板和房间均可保持干爽。
长房子为土木结构，前后房间加起来，大大小小有10多间。这栋矮小而精致的房子修建于1912年，为当时“中华基督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和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办公驻地，至今正好100年历史，虽然经历了1948年的一次地震，却毫发无损，由于外墙斑驳，被人们刷上了白石灰，虽如此，仍不失古雅和幽静。
紧挨着长房子是一栋古朴的小砖房，一块块方砖让我看到了时光流逝，岁月沧桑。砖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书“一九四八年，张继乔先生为地震后没有住房的教职工修建的宿舍”。小砖房和长房子形成明显对比，但它们都经受住了历史变迁和社会洗炼。
游泳池旁边还设计了砖墙，虽然大半墙体已荡然无存，但其形貌依然可见。可能还是室内游泳池，池子底部及四周都是用打磨过的石块砌合而成，泳池边立了块石碑，上刻“柏格理先生建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端午运动会正式启用的游泳池”字样。如今，虽然游泳池只有旧迹可觅，但其残垣断壁似乎还在诉说着石门坎当年的文明进程。可惜现在已经完全荒废。但在当时，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在偏僻的大山里，能有一个游泳池让善男信女们游泳、洗浴，不要说这里的苗民们没有见过，恐怕连汉民们也闻所未闻。
从游泳池向下走过去不远，沿着古道石阶，继续向下走，就是名副其实的石门坎了。这里可以清楚看见百年古道，磨出的光石，历史沧桑。
这里位于黔西北高寒山区，四处高山合围，万壑千仞，路窄险峻，因西侧溪沟与大道交口处有一段隘路，这里是通达云南昭通的必由之路，来到了石门坎的古道上，看见一个大石头，好像有一个石门拦着古道，当初行人往来不便，是柏格理先生，带领当地苗族同胞，雇请石工凿开岩壁加宽路基，砌石阶而上，开山撬石，将石门旁边开出一条石路，使这条从昭通到石门的古道，近了很多，这个被柏格理先生开采的石道就被称为石门坎。
从石门坎返回，向下走几步就是当年的教学楼楼址。当年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后来在原址建设的教学楼，现在学校教室都关着门，学生都放假了。
教室下面就是一株大树，这株大树已经从根部分为两支树干，这是由柏格理先生种植的无名树，叶子好像槐树，但是树枝上也结出很多掉下的长长的花枝来。现在树依然茂盛，见证历史沧桑。 从老校址侧边往坡下行去几十米，便看到了当年石门坎的足球场。当然，这个足球场不可能和今天的现代化足球场相提并论。但这块上世纪初兴建的足球场，它本身的意义已超过了其大小。这个足球场长约六、七十米，宽估计不到三十米，长满荒草，早已无人问津。足球场下面就是山坡，我问了一下陶凯，如果足球掉下山坡怎么办，他开玩笑告诉我，捡球的人要带着干粮去捡才能捡回来，可见这个山坡多高。 1910年，石门坎做了一个决定，把五月端午节的对歌纵情聚会改为“同乐会”。运动会即是“同乐会”的一个主要项目。“同乐会”的项目包括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还有苗民们喜欢的赛马。后来，“同乐会”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 1932年，石门坎第21届运动会上，发展到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1934年举行第23届运动会时，当时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有足球比赛，便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前来与石门坎足球队较量。赛场上，杨森的足球队输两场、勉强赢了一场。杨森虽然心中不悦，但心底十分佩服石门坎的球员，离开时，杨森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上世纪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至此，石门坎被誉为 “贵州足球摇篮”。
站在这个西南最早的足球场面前，思绪万千，现在这里是荒草凄凄，不见任何人的踪影，没有当时的任何气氛，可想柏格理先生修建足球场的时候，他动员学校学生，每天修一个小时，花了多大的代价，才修好这个足球场，可惜，现在完全荒废了。
我们最后来的教学二楼的展览室，陶凯给我们介绍展览室情况，这是一间约有三四十平米的房间陈列着石门坎教会及办学活动的大量历史资料和图片。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年时期清瘦帅气、眼眸炯炯有神的柏格理，还有柏格理病故后继任他的牧师王树德先生的照片、张道惠牧师夫妇照片、甘铎理牧师照片……
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与石门坎结缘，长期传教于石门坎，为了信仰和对石门坎苗民的教学，在这里辛勤耕耘，直至把生命都奉献给了石门坎这块土地。前面提到修建小砖房的张继乔先生，他就是牧师张道惠夫妇生于乌蒙山区的儿子，他和兄长张绍乔长期服务于石门坎教会，回国后，还在英国推广苗族文化，建了“花苗网站”……而王树德牧师在抗战中因掩护中国劳工，被日军关押，抗战胜利获赔三万元，然而他却把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赔偿费捐献给了石门坎，晚年在贫困中度过余生。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特别值得提倡是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也是毕业在光华学校，他是16岁才去读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他品学兼优，教会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最后是毕业典礼嘉年华的发言人。他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在坐的蒋介石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但是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他这种不慕权贵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 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在朱校长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这从石门坎教师亲手创作的劝学励志歌《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
而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与现在乡政府中那些不冷不热的人比起来，不知有多大的差别。
在教学楼前面，我仔细看了一个石碑，叫“溯源碑” “溯源碑”载着：
“天荒未破，畴咨冒剌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之圃于莽中，五百劫始为说法，则亦无有乎尔，然而岂渭是哉！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携持？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莠骄骄，概草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惜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尔撒母耳；还未旧雨，沾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溷而复起，苗则槁而复兴。始亚当兴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他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真亚伯提罕之孙子；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霏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风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伫见户涌家弦，子妇解颂扬之谱文章机杼，持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绕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鴃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类皈依。忙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岩星满岩，敬勒青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特修纪念，赞以粹言。赞曰：灵宫活石，至道法门，畏绊脚石，宁生命门。屋角首石，天上城门。裂开泉石，牖启心门。是遮身石，是出死门，是匠弃石，是羊入门。奠基盘石，奏启金门。点顽石，进步窄门。 我们站在这里向山上看，就是柏格理先生建设的中国第一个麻风病医院，但是确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 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然而，从1949年开始石门坎这个地方，就像从一个抛物线的角度又往下跌落。如果说它的起点是1904年，到现在110年。我把这110分为前后50年，从1904年伯格理进去到1949年，这个抛物线一直向上，石门坎地区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从1949年的时候，抛物线开始向下。 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传播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说这个地方有西方的特务。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从50年代初期起，这里勒令基督徒放弃信仰，驱赶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
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到了1989年，有人曾经做过一次调查。中国1979年就改革开放，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了，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1989年的调查，这个地方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 110年前，是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是从愚昧到文明，从没有信仰到虔诚信仰的阶段。本来是“贫穷的苗族”的地方变成文明圣地，靠的是精神信仰和文化，但是现在已经将这些铲除，空喊的口号下，这个地方就再次回到愚昧、从文明回到贫穷。 所以，从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门坎都是一个活的标本，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这个社会丧失的信仰，丧失了文明，整天搞阶级斗争，包括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基督徒在山洞里面祈祷，被民兵杀死，甚至孕妇被杀死的惨案。所以石门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 石门坎是对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 中午，乡政府已经准备好了一顿地地道道的清淡的午餐，我们饭后，来的安葬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陵墓 这位柏先生就是被誉为苗族救星的柏格理。 柏格理墓碑的两耳及方柱上有三幅对联： 柏格理先生的旁边是高志华先生的墓。根据高志华牧师的遗愿，人们把他葬在柏格理的旁边，从此，他永远地陪伴在柏格理身旁。高志华的墓地和伯格理的墓地毗邻而居，墓碑两边写着 “神将赐以木铎，人竟宿于石门”，“有杀身以成仁，是舍身而取义”。
据说文革十年浩劫中，柏格理墓曾被掘毁，尸骨被抛掷野外。改革开放後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柏格理就是柏格理，他在广大石门坎人民中间有口皆碑，早是苗族人民心目中有不朽的丰碑。
我听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柏格理：“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现了两个苗族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100名。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打电话给即将离任的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要他“一定要去石门看一看，给石门一些帮助”。钱运录来到石门之后，在高志华和柏格里墓地呆了20分钟；众人下山时，他又一人返回，在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才缓缓离去。 写到这里一直思考，柏格理先生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英国生活，要到中国最贫困的山区来，并且为此而献身，为什么？难得是为了中国的教育？难道是为侵略？难道是为经济？难道是为了给中国人输入精神鸦片？不是，是为人民服务? 也不是。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知道是未来改变，为了信仰，为了完成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使命，为了改变中国贫困和无信仰的状态，是为了改造一个文明的新人类，这种精神是发生在110年前，应该比雷锋精神，比白求恩精神都伟大和高尚吧。 石门坎，在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史上占有举世瞩目的地位，并且成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汉族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焦点地区。石门坎，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却曾经是一个文化的“圣地”。 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成就，文献上记载着许多个第一：二十世纪初创制老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穷人小学；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建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1927年石门坎培养出的第一位苗族医学博士叫吴性纯。更为难得的是：吴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坚决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
那么今天石门坎呢？医疗卫生状况极其糟糕。石门坎肺结核发病率极其高。据我了解的比例在7%-10%。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更谈不上防治措施！农村妇女基本上自己在家接生孩子。无论大人孩子老人，氟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 请记住这个英国人的名字 SAMUEL POLLARD 柏格理 请记住石门坎精神：爱人如已；多做奉献，平等无私，尽心尽力尽责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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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办公室就在学校牌楼的后面，旁边就是一个英式的石头建的房子，紧挨着石房子就是石门乡政府所在地，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汽车，乡政府的强上挂满了各种牌子，政府，党委，计生委，支农办等。中国就是官多，机构多，连这个中国最贫困的乡镇，一个机构都不能少。可惜乡政府的朋友都对来访者有些麻木，所以也没有人招呼我们。但是他们事前已经接到县长的通知，所以有人让我们等一下。
陶凯首先告诉我们，在一进学校牌坊，这紧挨着乡政府的房子是贵州第一个邮政所，这个由泥巴墙做成的小房子曾经演绎了世界邮政史的奇迹，这是建于1906年的石门坎邮政代办点。当时连世界各地的信都能够送到这里，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告都能及时送进石门坎。可惜，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标志物，一点说明都没有。太可惜了。相反的是，直到2006年，寄到石门坎的信，要花30元钱从石门坐汽车到中水镇去取。前几年，据说石门有个孩子考上大学，但是录取通知书在开学一个月后才送到他的手里。结果没上成。我无法理解，一个100年前就能邮路通畅的地方，为什么一百年后竟然连一个乡邮政代办点都没有。真是倒退啊。当然最近几年已经得到改变，现在这里已经通邮，通电，通路了，情况好多了。
陶凯又给我们介绍了乡政府旁边的英式石房子。并打开房门，让我们进去参观。这是一个老式的英式房子，是当时1937年由一个叫高志华的英国牧师修建的住房和工作地方。现在房子还保持完好无损，所有石块都是从云南昭通运来的。高志华牧师也是受柏格理的精神指引，来到中国，正是他设计了完好保存至今的石房子。
高志华牧师（H.
Goldsworthy）。生卒年月：1895年—1938年3月6日。高志华牧师医生从小敬佩柏格理，决心学习柏格理的样式，为苗族人民服务。他前后两次到石门坎。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6—1938年，有时住昭通，有时住石门坎。
这些被柏格理从外地请来的女教员，虽然没有更多史料记载，但这栋小小瓦屋可以明鉴，她们在冲破世俗，向苗民传授知识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修炼和升华。在这样的大山中，条件艰苦，没电，没有医疗条件，没有卫生条件，没有舒服的住宿条件，他们凭着信念和理想，凭着信仰和神的指引，倘若没有信仰和理想信念，能常驻这里教书育人吗？用当下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看她们，简直不可想象。凝视古朴沉静的小屋，我仿佛听见了当年女教师们的欢声笑语和在神面前低小的忏悔声音……
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一处低凹的地方，看见四面残墙围着的一方干池。陶凯告诉我们，这是柏格理修建于1912年的游泳池，比起今天城市里的游泳馆，这个池子显然算不得气派，左面是女士使用的游泳池，右面是男生游泳池，游泳池设计的是自然和合理，将山上的泉水引入游泳池，先经过女孩子游泳池，再到下面一点的男孩子游泳池，最后由男池流向山下。女池的水比较浅，男池水深，一个相当于浅水区，一个是深水区，一百年前设计的就非常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