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的那一边 甘泽理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由于职务之便，我曾经上次到中国西南山区巡回旅行。那里是赛缪尔?伯格理进行他使徒性工作的地方。 1934年春天，我在石门坎度过中国的春节。我亲眼看到，伯格理用奇迹般的方式，以一种壮观的部落集会改变了充斥着饮酒与放纵的传统聚会，以上帝清新的微风吹走了往昔的粗鄙的举动。 与1939年，我在石门坎再次意识到伯格理所开创的工作的奇异进展。在那个起点上，以往受传教士扶住的追随者们，开始取得在组织起来的教会生活中的他们真正的个人地位。他们开始构思由苗族牧师管理基督教会中的苗族巡回区。 又一次是1946年，由希尔达?波特小姐、W.洛克哈特先生与我游历于苗族、偌苏、葛泼乡村之中，我们遇到众多的部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经过粉刷的白色小教堂，是我体验到这场被称作卫理工会教徒的由上帝如此奇妙地安排的运动欧德生气、进步、性质与力量。 身处这样的场景之中，行于那些山路之上，我反复阅读W.A.格里斯特的《赛缪尔?伯格理生平》与伯格理本人生动的记事。我一边拜读，一边企盼，在这项工作开创以后四十年的当今时日，能有一些合意的评述将那些山岭中的重要消息告知今天的卫理工会教会，并向公众，们披露将要发生的更为重大的事件。 因此，我带着欣慰的心情读完了R.E.甘铎理先生的这本书，并了解到他是多么令人满意与逼真地完成了他的著述。 他的这本书，以及书中美丽与启示性的照片，会吸引许多人去了解伯格理这位上帝的伟大的开拓性的牧羊人，因为他找到并赢得了迷失在山野里的羊群。想不少读者，会像他追随为羊群献出自己生命的耶稣一样，愿意去追随他。 在一次繁忙的休假之中，去撰写这么一部光辉与鼓励人的著作，对于甘铎理先生而言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爱本身就不是轻松的事情。爱的担子是沉重的；但在爱的同时希望会使他们倍感光明。 但愿我们伟大的教会，接受一位年轻传教士关于他的昨日传教士英雄的描绘。并愿痛过这种启示，把正在呼唤与等待我们答复的成千上万苍生中的许多人召集于基督的教会之中。 哈罗德 B.贝滕伯里 1948年5月24日 历来的说法乃卫理工会有五名使徒，他们是约翰?卫斯理、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托马斯?科克、戴维?希尔、赛缪尔?伯格理。这是一组大家感兴趣的伟人姓名精选。这本书并没有打算成为上述五人中最后一位的一部评论性的传记。确切的说，它是基于对他记忆的一片颂词，也是对他不朽劳动的简要记录。它是对一位有奉献精神的人在某个非基督教社会中影响力的尝试性展示。它宁愿是一幅素描而不是一幅图画，虽然只勾绘出简单的线条，却不希望存在图画中难以避免不精确之处或误导。 如果把在初创时期与伯格理共同经受考验的勇敢的人们，或者分担他的劳动及继承他的业绩并仍在取得更大成功的同事们应予介绍的卓越人物都一一描述，会使本书情节变得过于复杂化。我这种只向权威的将军行礼，而没有向他所有优秀的部属脱帽致意的做法，或许可以得到谅解。 他大多数同事与继任者的姓名被有意的忽略了。没有做出努力去描述其他人所完成的工作，也没有向他们之中许多经受苦难并最后献出生命的人表示敬意。我力求避免场景的堆积，也避免对细节过于在意的雕刻，这样可使伯格理的伟大人格与成就在宽阔和清晰的脉络中占据支配地位。对其他人绝无不尊重或缺乏评价的本意。 若没有其他说明，书中正文的引语都出自赛缪尔?伯格理的私人日记和信件。在此必须表示对我最有帮助的伯格理夫人的衷心感谢，她提供了大量的手稿和像片。日记一直可以随意使用，还有当她丈夫独自在云南的时候伯格理夫人受到的若干封信件。 少数在这本书中使用的中国名称或许会导致某些混乱，自从中国实行共和制以来，一些城市已经更换了名称，于是其中许多城市现在既有一个新的官方名称，同时又在当地沿用这一个传统的名称。东川虽然已经更名为会泽，但它还是经常被称之为原来的名字。昆明是古老城市云南府的新名称，这里的革新一直更为成功，昭通的名称这保留下来没有变更。把云南东北部的苗族成为“花苗”要更为正确，有时候却翻译成“花卉苗”，不过在这本书中通篇把他们简单称作“苗族”。“水苗”在中国还被叫做“川苗”。最后，云南北边的部分省界即扬子江，但它的上游河段以一个别致的称呼“金沙江”而闻名。为扬子江部分河段所起的这个名称会不时在本书中出现。 甘铎理 一座城墙环绕的古老中国城市，一个由狭窄的街道与污垢的房屋组成的地方。它是今日中国以最不洁净而闻名的城市之一，没有什么市政成就可言。在全国五万居民之中，尚无一户人家具有自来水设备与浴室，而大多数住户不是在庭院中就是在临街的某间屋子里喂有一头猪，以提供全家人过春节所食用的猪肉。 就好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一样，卫生设施并不存在。垃圾经常可以倾倒在大街上，偶或对正街的清洁提出要求的时候，它还是准许堆在背街和小巷里任意蒸发与腐烂。如果夜间有谁借助 着摇摇摆摆的中国式灯笼，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行走，就总会发现那些传播疾病的老鼠穿过灯笼圆形的光圈，消失在黑洞洞的大门口。 1888年的昭通，与所有其他中国城市相比并无先进之处，本书的主人公将选择其为定居点。在某一座巨大的城门口，看到有几颗人头悬挂于城墙上，这种情景并不稀罕。山间乡村中盗匪盛行，无论何时捕获了被认作是匪徒的人，就会给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头颅挂在墙门附近。其目的无疑是想“令乱臣贼子惧。”当进出城市的时候，忙碌的汉族居民则穿行于其下，他们一般都显现得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
一通过城门，就是狭窄得、鹅卵石铺地的街道，街道得宽度仅仅能容得下一辆缓慢行进的牛车。当牛车满载着从附近山上采掘得煤炭、或从田中收获的包谷棒子摇摇晃晃地通过时，街上拥挤的人们要么被迫紧贴住墙，要么涌进临街的店铺内。
之于外国人，汉族人的态度与对待各种鬼魂非常相似。因为外国人与鬼魂都代表着一个汉族人之外的、巨大而神秘、却又所知甚少的世界，所以他们一方面令人敬畏，另一方面又令人恐惧。“我们知道你们的存在，但是请走开，让我们自己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后面的房间内只稀稀落落地摆设着一张桌子和四把靠背直立的中国式椅子，居住者必须同时把它用作餐厅、起居室和书房。经由一个角落里安置的梯子，就上到供他们歇息的顶楼。楼上打整得干干净净，但是光线暗淡，通过顶楼某端的一扇狭小窗户，能俯看到房屋后面得小庭院，以及旁边得马厩。从狭窄得窗口向远处望去，您还可以看见环绕在小楼周围座座汉族式房子得灰瓦屋顶。这扇窗户，和这栋建筑所有其他得窗户一样——没有过多的覆盖物——没有玻璃，只是在木结构的窗棂上糊以中国产的棉纸。同样的糊窗户方法至今仍旧普遍使用，这就使某位爱打听别人事情的外人能轻易地伸出指头捅破窗纸，用一只眼睛通过此洞聚精会神地向里面 窥视。 外面狭窄的街巷是一片黑暗和寂静。这种寂静偶然会被以为小贩低沉的吆喝声打破，他正游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里，出售一碗碗蒸米饭。随着他的叫卖声起，立即招来附近人家混血种狗的狂吠。商贩们往往沿街兜售热米饭直到将近午夜，因为有显然为数不多的居民要吸食鸦片，不到夜色极深不会放下小小的烟灯。然后，他们于就寝之前要吃一些热饭，并一觉睡去，直至次日上午约10点钟 时，再懒洋洋地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
在外国人住宅起居室的桌子上竖立着几根多烟的中国式红蜡烛，烛光摇曳不定且毕剥作响。借助红烛阴郁的黄色光亮，您可以看到柏格理和邰慕廉年轻的身影，他们于爬上顶楼歇息之前，正端坐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边，一齐低头同声祷告。对于他们而言，晚祈祷并不是因为某种理由的礼节形式；身处一群持怀疑、不谅解和敌意态度的人包围之中，他们深感需要祈祷，也由于他们正在开启一项巨大的使命，一次失败与成功的可能几乎均等的勇敢的探险活动，他们诚挚地为自己的努力而祷告。 两人在讨论伴随着莽撞行动的风险。他们已经意识到放弃在英国有发展前途的职业，并生活于云南的须面对隔绝、不安全和危险的那种狂热。有谁会优先于英国国内的专业性工作，而去选择某个人口拥塞的汉人城市的一间简陋、周围充满敌意的人群、距最近的西医也在两个月行程之外的地方？毫无疑问，此即这种选择，将在随后的岁月里得到慷慨回报的一项基于信念的冒险行动。 每当他们离开住宅穿行于昭通街头，就立即会成为居民好奇的对象。不受规矩的孩童们将沿街尾随他们，大喊“洋鬼子”及其 他令人不快的称呼。成年人则稍有克制，但是往往以一种自娱的神态观看孩子们之所为。全世界都知晓中国人的礼貌，尽管此种礼貌只是固定于经久不变的礼仪形式，这些礼仪形式相当够分量，却不像西方人从字面上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的礼貌和习俗所规定的做法是，你应该船上一种奇异的服装，与朋友在恰当的时机互相鞠躬致意，并且从来不当面说使他人“丢面子”的话；然而却没有任何措施组织你宣读一封你在背后评判他人的信、检查他书桌上的手稿或满街跟踪看他做什么。因此，每当他们沿街行走的时候，总是尾随着好事的人群，柏格理与邰慕廉无法停下来进入某个店铺看一看，或同某位熟人交谈，除非想立即变成一大帮围观汉人的核心，这帮人急于想瞧瞧他们要买些什么。或听听他们如何说话，以此来满足自家永无止境的好奇心。 他们的确是陌生人，两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之中，一个具有不寻常习俗和文化的特殊社会之中，他们也只有把自己看作为一对特殊的陌生人，因为事实上，他们必须在当地汉人眼前露面。然而，无论何地何时都被当作疏远的外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尾随并大喊不雅的绰号，实在是一桩令人恼怒的十七个。这座城市本身，充满着汉族式生活情调，其中不乏情趣，但是如果能偶然离开城市的受禁锢的生活并溜达于外面的田野上，将是一件令人十分开心的事情。那样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独自漫步，周围没有数百双眼睛的窥视及顽童们的喊叫。 不论走在坝区平原的哪个方向，他们都能看见绵延数英里的罂粟田，成片罂粟花看上去的确很美丽，但却代表着一种严重的社会罪恶。竟然把最好的农田用于种植罂粟，这种现象不由使他们感到困惑，对于一个沉迷于鸦片、关心罂粟栽培甚于庄稼生长的人而言，怎么可能指望向他传播基督徒的信念。据说此处十分之八的人 被这种恶习支配；城市本身是悲惨与令人不愉快的，然而美丽的乡间却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压抑感。 漫步通过城东的田野，他们爬上一座小山，站在山顶上，可以眺望昭通平原向远方延伸的景色。田野的空气清新芬芳，在阳光普照下周围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与拥塞的城市中沉闷的气息相比无疑是一个欢欣的改变。今日此山上，出现了由围墙环绕的自成体系的大院落，它是一座由中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优秀的小型医院，还包括一所建筑精良的护士学校，当地的姑娘们在这里学习护理和治疗技术。如果您站立在当年他们伫足的地方，即可看到正在从城市东门被抬出的，或由黄包车摇摇晃晃拉过来的病人，他们都躺在医院的大门口。时常有苦力们经过七天跋涉从乡下抬来的病号，因为它是方圆10 000平方英里内仅有的一所医院。在与土匪屡屡发生的小规模战斗中为子弹灼创的汉子们也从山里抬了过来。传染病患者则被隔离于医院的单独病区中，此外还设有熙熙攘攘的产科病房，使当地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于现代医护条件下，在受过培训的助产士的帮助下生儿生女。您随时都可能看见兴高采烈的年轻母亲离开医院。抱着自己的婴儿返回城去。 山坡上今日外科与内科俱全的现代化医院，是有柏格理和邰慕廉所创立。医院又经其他人之手不断发展起来，但是它能有今天的规模，则应该归功于两位先驱者顽强的信心和勇气，归功于他们当初甘愿放弃自己的全部医疗保障，生活进一座没有卫生设施的城市里。 他们必须突破最初的仇恨和怀疑的壁垒，曾经尾随在他们身后大喊“洋鬼子”的孩童，现时已是白发苍苍，老人们的儿子和女儿曾在基督教会医院里医治自己的疾病，老人们的孙儿辈则在它现代化的产科病房中降临人世。通过医护事业的实际验证，一部仁爱和助人的福音逐渐被带入迄今为止尚不知晓它的社会，传教士的基督教服务也获得了新的好名声。但这个名声绝非轻易得来，或者顷刻间成就。对外国人的敌意态度和传统仇恨根深蒂固，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它只有在那些无畏的西方同胞的日常行动和信念的作用下，才能慢慢瓦解。如果当时他们没有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就不可能产生今天的业绩。最初柏格理与邰慕廉在民间巡回布道时，这些人传言他们具有可以招致疾病和死亡的魔力，说他们能够做出危害儿童的任何种类的罪恶行径。当地群总普遍信奉这些看法。因此没有人敢委托他们看管自家的小娃儿。今日，由于他们的影响，孩子们被高高兴兴地接受料理和治疗。 在同一座山头上还有一所中等学校，是为日益发展的教会服务的小型神学学校，并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提供住宿场地。当然，在1888年的昭通，不会有人想到住在背街陋巷里的两个古怪的外国 人带来的新式洋教能成就他们眼前的如此一番事业。一名在自己岗位上的传教士很少得像深思熟虑的局外人那样去观察他正在从事的 工作，并视其为一项十分光彩的事业。他要不停地思考如何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因为屡遭挫折而感到失望。也许就他而言更多的是眼前的困难却不是对实际进步的感受。某位恰逢其时的昭通居民，通过一代人的时间即可通观基督教会从1888年微弱的开端发 展成今日气派的学校和医院，而此番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规之于塞缪尔?柏格理本人。
每当柏格理与邰慕廉步行穿越这片坝子的时候，都能看到上面是锯齿形城垛、开有四座城门的石砌昭通城墙。立于城墙之上，可以俯瞰一排又一排鳞次栉比的居民灰瓦屋顶，及坐落在各处的寺庙建筑上绿色琉璃瓦反射的点点微光。四座城门外面，则分布着杂乱无章的房屋群，看来房主们无法在城内找到生存空间，不得已被迫放弃针对强盗的由城墙所提供的保护。除此之外，他们还能远眺云南雄伟壮丽的群山。无论他们沿着小平原哪一方边缘的途径返回，总有连绵不断的山峰映入眼中，许多山峰的高度超过了海拔10
000英尺①。在两人的归程中，他们必定一直举目仰视那壮观的傍晚
云景，大山窄小的峡谷之间充满了山岚雾气，使云雾从距离最近的凉风台山峰崎岖的脊背上溢出，向城市北部逼来，翻滚的云团通过山脉的一处垭口奔腾而出，并很快将两位到此地的行路人笼罩住。位于这样一座巨大的圆型剧场之中，相形之下昭通城竟显得如此矮小。不过，他们的心思当时着力于城市及其居民，而柏格理将目光投向环绕着自己的看上去无穷无尽的山峦时，得到的第一观感怕只是大气磅礴的景象。从一定距离之外远望群山，令人颇感惬
意，但据说却是匪帮出没、野兽游荡、未开化人群居住的地域，既阴沉又险恶。遥遥望去，这些山脉植被稀少、土质贫瘠，杳无人
迹，没有吸引力。只有成为往来于其间的旅行者时，他才意识到山中的许多地方林木茂盛，农田肥沃，并有大量人众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寨及农舍群里。 至于汉族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坝区平原高墙围绕的城市和繁华的村庄里，对现存山区的生活毫不留意。他们能向柏格理提供的山中的情况少得可怜，并且满足于对这方面的无知。汉人不时可以看到身背猎枪去乡村集市赶场的不开化的山里人，但是若没有足够的保护，他们就不会贸然进入山中。大家知道山里居住着蒙昧的人 众。但汉族是一个相当胆怯与无冒险精神的群体，无论何时都在想方设法避开风险，因此他们从不自找麻烦去了解偏僻山区的社会存在。据他们看来，洋人乃新近才从野蛮状态中转变过来，只是另一个国度的没有到过天朝文明不尽赐福的不幸居民，因之他们亦将自己广阔国土内的边疆部族视为理应默认先进族类文化模式的化外之民。由此认定，山里的居民没有庙宇，没有文字，也没有崇拜形 式，是无宗教信仰的人。这些人既非佛教信徒，亦非道家子弟，同样没有追随儒学教育。如果柏格理询问，而对方又必须回答的话，以上即他能从汉人那里获知的全部答案。 山里苗族人中间发生变革的故事，与塞缪尔?柏格理的一生有着不解之缘。纵观半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所取得的最显著的进展，柏格理的名字应该永远与教会此间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增长相连结，他于其中的功绩应该永远铭记。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很少有人能比他更为忠诚和耐久地工作，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付出更大的代 价。他不断地遭受困苦和艰辛，有一次几乎被毒打致死，而最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人们。 由于柏格理来到云南,生活在大山里的数十万部落人被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当凝视着起伏的地平线的时候，他的目光飞越群 山，看到了与世界上其他部落民处于同样原始状况的苗家山乡，全部成员都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甚至没有本民族语言体系的文字，只是一代又一代地口碑相传着以往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种族。同时伴着近亲通婚的落后的伦理标准，及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使整个种族的体质日渐下降。他们是万物有灵论者，生活在一个鬼怪的世界里，有些人乐善好施，但多数内向阴郁。 今天，在相当于全英国面积大小的区域内，他们的万物有灵观念已经被新的宗教所取代，人们的生活再也不被由于对鬼神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和巫术所困扰。从意识与体质的角度观察，他们的部落社会业已发生了巨大变革。变革主要表现在，50年前全体民族成员毫无例外的都是文盲，而当今的苗族人中却有不止以为毕业于现 代医学专业，另一些人则获得了大学其他学科的学位。昭通依然是教会的中心，所不同者乃在苗岭山寨中分布着一百多座学校。全部执教人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他们本民族的老师。若想将这些学校巡防一遍，就需要骑在马背上，在柏格理开启的山岭中至少走上三个月的时间，每晚都歇宿于不同的村寨，通常住在一户基督徒家中。 有一次，作者本人逗留于云南的某个特别偏僻隔绝部分的一座苗寨中，此处距公路尚有数日的行程，已经历20年的时间没有传 教士来过了。一天晚上，全体寨民聚集起来唱圣歌。所唱歌中有一首令人是在难以忘怀，这首歌的词由他们自己写成，再谱以苗族传统曲调。开始的几句追诉他们以前的部落生活，然后详细叙述柏格理的到来，以及他促使他们发生的巨大变化，最后唱到柏格理的继任者如何进行他未尽的事业。这是一首倾注进苗家人全部深情的 歌，坐在其中，听着他们的合唱，看着他们的面容，没有人不被深深感动。苗家的叙事诗不是闲散的田园牧歌。它是正在走向消亡，但又已经获得新生，希望降临毫无希望的现存中的群体的歌，它是一种奴隶在解放后的新天地中，或从放逐中得返家园时所唱的歌。苗家人感知自己业已进入一片新境界，脱离黑暗，迎来了光明，他们发自内心想唱出这一番经历。 1946年11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①在南京举行。 代表这个国家四亿多人民的二千名代表中有一位，就是来自石门坎循道公会学校的苗族校长。他应国民政府电报的邀请，以代表自己所在区域的当地各部族。朱焕章先生出生于他的苗民族社会从整体上分散隔绝的时代，生活在昭通周围山区一个原始的部落环境中。作为本部族的一个象征，他迅速脱离生就其同的异教徒生活，通过教会与学校为媒介，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朱先生被所在教会送出去深造，最终成为中国大学②的一名毕业生。他从后进的苗族崛 起，而最终进入国家议会机构。此例不过是对他的同胞们不断取得进步的一个生动说明。与60年前的柏格理将其目光投向贫瘠的山岭时的情况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柏格理是英国西部一个相对较小的教会成员，然而他的性命今日已家喻户晓。那个圣经基督教派小教会现在属于成员众多的卫理公会的一个部分，今天的教徒凡看到柏格理工作的成就，或听过相关内容的报告者，相当多的人都为此而感到惊奇。
他在昭通的陋室里开始自己的传教事业，以在深山中的献身而结束工作。在他去世的时候，基督教团体差不多有六千会众，由于他的精神鼓舞及继任者的工作，现在教徒已达二万名。这些数字变化只是对昭通附近周边地区的不充分估计。而数不胜数的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已经跨入一种新生活的门槛，正面临在业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来一次更大进展的机会。 1864年4月20日，塞缪尔?柏格理出生于康沃尔郡的卡米尔福特。圣经基督教老式的小教堂正位于小镇的边缘处，它具有古雅的小台柱、袖珍画廊及每个都安装着档门的靠背座位。柏格理全家人居住的牧师寓所与小教堂相连接，因为塞缪尔的父亲应上帝感召从事了传教工作。 教堂与小居所共用一道隔墙。据传多年之后，不知有多少次某位热心的布道者在滔滔不绝的演讲中，伸出手臂指着小教堂右边宣 布：“塞缪尔?柏格理就诞生在墙的那一面！” 他的父亲是英国康沃尔郡人，母亲则具有法国血统，或许乃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儿子在许多方面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和鲜明的才 赋。当柏格理3岁的时候，他的家庭移居威特岛，后来约在他7岁时，他们又迁回康沃尔。 生他养他的家庭是造就传教士的重要因素。塞缪尔的父亲和母 亲都是激情满怀的基督徒。每日三次的全家祈祷就像早中晚餐一样规范。我们时常听说大量人士大觉这样的训练对于他们的年轻子女来说过分严格，由此会形成对宗教的终身逆反情绪，却很少听到对因之引导出一种非常健康的风纪和高品味生活的许多事例的宣传。叛经离道者将其转变成为一种似乎颇有道理的自我原谅的借口。 身为圣经基督教教会的牧师，塞缪尔的父亲看来是一名极端忠 诚与热心的布道者，被他巡回传教地区的群众所衷心爱戴。柏格理的皈依并非受到什么显著事件影响，而为了新的追求抛弃原来的生活方式，乃是在长期的熏陶下自然认可的一种人生。在家中时他已经领会到基督徒品质的含义，从父亲布道的讲坛上能够经常听到相关的充分阐述。 由于家中有六个儿女，一名牧师的津贴就显得有些紧张，想依 靠这点微薄的收入为生实属不易。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标准相当节约简朴。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决无富裕和奢华可言。这种情况在乡村教区牧师的住所中可谓司空见惯，因为总有许多张嘴在等着吃饭，很难做到让全家人丰衣足食。 令人特别钦佩的是，在如此困境之中，他的父母亲能够进一步 为儿女作出奉献，于是到12岁的时候，塞缪尔?柏格理被送进希贝 尔的普通中学。在学校他的总体表现相当不错，最后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中途辍学的测验。他于17岁时参加了国家文官考试，成绩列 分数榜的第三名；此后他首次前往伦敦，开始了文职人员的工作。 在伦敦没有工作多久之后，他产生了愈来愈深信自己应该献身 于牧师职业的念头，认为上帝在召唤他追随他父亲的足迹，以毕生精力去传播福音。作为一名薪水丰厚的文职官员，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需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父亲，因此这种召唤还涉及到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牺牲。正在从事的专职性事业为他提供了一种更为有希望的前程，为牧师工作而放弃它，即意味着他本人情愿接受他从小经历过的那种相对贫穷的生活。 21岁他在日记中表示，“相信这是我们天父的意愿。要我带领一些人皈依基督教，我决心像我父亲那样，不仅仅限于口头祷 告，还要投身实际的拯救工作。但愿主指引我以正确的方向。抑或怀着对基督的热爱而鞠躬尽瘁，抑或得到圣灵的智慧而升华。” 最后，朦胧的召唤变成去担当一名中国的传教士的明确要求。1886年，在从事五年文职服务之后，柏格理终于辞去公职，被圣 经基督教教会会议任命为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的确，规模不大和地方性的圣经基
督教教会仅在英格兰西部与南部有教堂分布，却认为自己有责任充分关心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其他人群，乐意以其非常有限的资源来支持一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尽管无论从数字还是从实际看，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劳动阶层，却仍对传教事业显示出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们已经负担着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传教工作。往中国传播福音则是一次新的探险，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教会依然担当起该项职责，是表明他们对传教事业高度热情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征兆。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历来是传教活动难以打开局面的一块 新地域，不过柏格理和邰慕廉并非首批被他们的教会派往那里的人。两位年轻的传教士托马斯?索恩和托马斯?万斯通，已于前一年赴云南东北部开展工作，此时正在等待着柏格理和邰慕廉的到来。
在从提尔堡①到上海漫长的旅程中，此次重大冒险活动激起
的豪迈情怀从精神上支配着两位青年。告别自己家中的亲人对于他们必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亲人跟他们分手，尤其是父母目送儿子前赴远东，也是同样凄楚。出发之前的一段日子比道别的那一刻更令人不安。启程前漫长的几个礼拜里比分手时大家的心情更为沉重，情绪更为紧张。当与亲人最后一次拥抱，道过一路平安，伤心和遗憾的情感终于抛开，就此两位年轻人离别家乡的海岸，
越过惆怅的王国，进入希望的田野。全部缆绳解开的时候肯定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惜别的时刻已经过去，牵系着他们的种种情结都被置于身后。随着船只缓缓滑下泰晤士河并驶入海峡，他们的注意力也被进入视野中的航向所指的新的地平线所吸引。怀疑和踌躇、犹豫与恐惧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声声震中已经成了昨日话语，而此时此刻充满心中的是由他们勇敢开启的崭新的探险生涯所带来的兴奋。后来当激情满怀的新生活趋于单调沉闷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渴望再看一眼九日祖国风光，但此时面对着急速翻滚的苍茫海水，只能激起他们对令人心灵震颤的探险的无限激情。 经过不足七个礼拜的时间，他们的航船驰抵上海附近，这里距他们的出发地有一万英里①之遥。正好相对位于地球的另一端。 乘客下到一条小船上，小船逆浑浊的河水而上，到达上海的大码 头。他们进入这座远东的大都会，也第一次瞧见一座中国城市。水边坐落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优雅的楼群，由外国商人的洋行和商业用房组成，大型建筑后面就是构成中国城市的人口拥挤的狭窄街道和密集的住宅。在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具有相当明确的区域划 分，前者生活于中国政府同意划出的租界区内，那里由供外国人自己享用的广场、花园和俱乐部，华人则不准入内。外国人在租界中保持有他们自己的警察和士兵，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虽然于当时或许能找到足够的理由为此种制度辩解，但这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之就有充分的道理对它质疑并引起反感。每位来华的外国人或迟或早想必会为这样一种制度所提供的安全而感到愉快，但是它在种族广西方面却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因此对于排外情绪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的主题就不会感到以外，租界之类的事情总是令华人格外恼火。遇到群众排外风暴的日子，居住在内地城市的外国人有时必须寻求中国官方及发明自己领事的保护。 今天的情形业已发生彻底变化。西方列强已经放弃他们享有的治外法权，上海变成一座中国人的城市，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人在这里居住并对他们予以保护。华人可以携家带口在先前属于外国人的花园中尽情观赏。
到上海后，当时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讲的柏格理和邰慕廉，受到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欢迎与关照。圣经基督教教会是应赫德森?泰勒的热情呼吁而承担起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多年来它的工作与中国内地会传教团保持着密切交往。两位新来的传教士立即被送往上海附近地区属于传教团的一所小型语言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学习。人们通常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种之一，一次想在半年内学到它的基本只是就显得时间太短了。据传布道三个月柏格理即能以极为简短的话语同某几位中国人交谈，想必具有独特热情的他在语言学习方面异常勤奋。而大多数学员在连续学习汉语达九个月左右时间之前，就不要想做到这一步。 当时传教士普遍要采用中国服饰，所幸由于而今绝大部分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看来都在急切地改易西装，现在这种习惯已经废止。因此当年就牵扯到要梳一条辫子，自然会引发不少滑稽的事 情。鉴于在短期时间里不可能长出一条像样的长鞭子，就请来手艺精巧的理发师，给每位年轻的传教士各装上一条假辫子，一直佩戴到他自己的头发长成。柏格理曾饶有趣味地教书，他和邰慕廉在家中时通常把假辫子取下来，再挂到墙上的一根钉子上。当外出上街时，他们就伸手取下辫子并系于头上，这套动作活像从挂钉上取下帽子一样。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柏格理的头上长成一条真正的辫子，据他本人承认，在以后的生活中除去迎合当地习俗真正目的之外，辫子于教训自家儿子的时候亦十分有用。 在语言学校里度过大约七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准备继续向遥远的云南旅行。索恩和万斯通已经于两年之前到达那里，毫无疑问，正在兴奋地盼望着两位新成员加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万斯通为完婚，千里迢迢从云南回到上海，然后再护送他的妻子和两位新来者返回西南。这是一趟艰难的旅行；其里程本身就异常遥远，从上海到云南的公路长达将近3 000英里，其中多半属于危险的原始 落后的交通体系，沿途则分布着不可预测的乡村百姓。土匪永远与 道路伴生，他们甚至对不常见的外国人也照抢不误。这种情形令笔 者由衷地赞美早期传教士们的勇气，他们甘愿迎对任何艰险，毅然消失在中国内地广阔的山野之中。一些不同时期的探险者与旅行家发表了他们在这些西部地区勇敢行进的故事，但是作者们并没有都对一种事实予以突出描述，即他们永远是各孤立隔绝的传教站点的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沿着许多传教士踏出的道路前进。那些渗透到中国边缘西部的第一批传教士需要具备真正探险家的刚毅与耐力。 中国人本身就把边缘的西部视为荒野地区，与我们所看到的中部及北方相比，这里的居民生活水准相当低。有一种假说认为，最初的开拓是由来自中国东部的罪徒和政治上失意的被放逐者所完成，十分艰难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惩罚。今日从东部来的汉人常常持这类说法，不过是以耳语的方式对你讲，以免让某位西部人碰巧听到。
直到上个世纪末，区大西南的路线都是溯伟大的扬子江而上，扬子江起源于西藏的山区，流程三千至五千英里后经上海汇入大海。这条线路的航行冗长乏味，但其中并不缺乏各种危险。轮船可以将旅客送至距上海一千英里的华中的一座大城市，从那里开始改乘中国式的小木船，迎着华中与华西结合区域河段飞速的激流和凶险的湍滩，闯开一条生路。在重庆或水富，即可把江流抛在身后，旅客将开始若干天漫长而疲乏的乘骑生活，或骑在马背上，或谈在由苦力抬起的山区轿子滑竿里，通过中国西部的山区乡野。如此行进十二或十四天之后，将把你带入云南省，眼前会展现出由连绵群山组成的地平线。背面，是潮湿、阴沉、多雾的扬子江峡谷与其邻近地区，而当一跨进云南境内，你将置身于一片阳光普照、气候温暖、天空洁净的大地，它山峰上漂浮翻腾的朵朵白云则显得尤具光彩。中国人恰当地命名这块如画的土地为“云南”，意思是“白云
的南边”
这就使当时所有早期传教士为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前往中国西南的路线。其后，到这个世纪①初，一条山区铁路打开了进入云南省的后门，它由法国人修建，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系统相连结。
由此，就有可能不在途径上海，二是进入中国沿海截然不同方位的城市香港及海防①。这是一条宏伟的铁路线，竟攀沿上海拔6 000英尺的云那高原，成为前往中国西南的一条主要线路。 航程的第一段对于这些乐观的年轻旅行者来说必定都十分惬意，因为他们熬过了上海夏季令人压抑的炎热，因为迎来了扬子江凉爽的微风，也因为迎面而来的两岸田园景色取代了语言学校几个月的沉闷生活。从汉口开始，他们改乘一条更小的中国式帆船，小船利用传统的方法依靠岸边拉动的纤绳解决部分推进力。坐在甲板的高处观望，随着汗流浃背的苦力们一边哼唱劳动号子一边沉重地沿着纤路缓慢行进，系于木船船头的长长竹制纤绳亦为之绷紧，可谓是前工业化中国文明的一场真正展示。他们从汉口就如此沿着扬子江的上游河段行驶出几乎又一千英里的漫长航程。
当通过一处凶险的湍滩时，小团伙突然遭遇到灾难，几乎使云南传教士工作的早期历史一下子画上句号。在湍滩的关键性地段，苦力们要负荷巨大的拉力，有时候他们必须俯下身来手膝并用，于崎岖的纤路上爬行前进。在江水的急流中木船只能慢条斯理地行
进，而辛苦的苦力们须强有力地拉紧那条向前缓缓移动的纤绳。凶猛的激流咆哮着通过凹凸不平的河床，在各处的泡沫和浪花中，显现出了礁石的锯齿状边缘。 突然，一腔高于江水喧嚣声的喊叫传来，就在木船意外地被狂暴的激流所控制而猛撞向礁石的同时，船工吼出了爆炸般的报警信号。随即船身出现裂缝并开始解体，被顺流急冲直下。强大的拉力与负重使纤绳一下子折断，顷刻之间只剩下岸边的一排凝视着大 江的苦力，他们看到散碎的船板与用具漂浮在水流中，同时也发现了水面上紧抱着木船残骸的几位幸存者。 当这场降临的关头，邰慕廉正坐在船头观看苦力们拉纤，他于木船倾翻的刹那间纵身跃入江中，设法攀附上一些礁石并且终 于被救起，不过，在他向岩石群奋力游去的时候，难免的连划带碰使身体多处受伤。 其余三人则处在一种更为危险的境地，因他们被困于船仓之 中。他们对于灾难的第一感知就是木船突然倾斜及扬子江江水通过仓门涌了进来。若不是小船迅速解体并将乘客抛入开阔的江面，灌向仓内的汹涌水流或许会轻易地将三人淹没。实际上，当木船被撞碎的时候，他们都奇迹般地幸免于难。通过在旋涡中的一番挣扎， 每人各自抓住了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船体残骸，不久就被从岸边划船赶来的船工救起。他们对于自己能从此一场劫难中死里逃生而 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又当看到其他同伴安然上岸时，每个人必定 喜出望外。 最初都以为所有的行李全部丢失。他们站在岸边的岩石上，除了湿透的衣服和寒冷的身躯外一无所有。所携带的一应物品，衣 服、书籍、被褥及准备到云南使用的药品，全被汹涌的江水吞没。这真是绝望和沮丧的时刻，此种场合也最令人失去勇气。若碰上 意志不坚强者，或许会按原路返回上海，因为有需要重新装备的貌似十分充分的理由。显然，这种念头并没有掠过他们的脑际，三个人很快就设法租了一条更小的木船，继续前进。在船只失事之后，他们总算发现自家携带的少量物品已被江中打捞起来，这样损失虽然相当惨重，但毕竟不是全部。
这场事件必定在柏格理的脑海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多年后在回顾那第一场大灾难的时候，他的笔调仍然相当激动。他将扬子江描绘成一只狂暴的老虎，写道：“我们有些人业已领略过它那
尖锐牙齿的冷酷无情，所以，大江老虎光滑的皮毛无法向我么掩盖
住它难以满足的胃口和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从巨崖上望去，涛如雷鸣，激流澎湃，眼前景色不由使人心醉魂迷。但是，有的人曾看到尸体顺着湍急的水流漂浮而下，曾目睹英勇的人们为求生存同凶险的激流搏斗却最终长眠河底，曾听到那母亲因儿子被淹死或妇人由于孩子们的父亲让洪水夺去生命而发出的凄惨哭声，便会知晓神奇的扬子江不仅仅是美丽、平静并孕育着生命的摇篮。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江同样令我倾倒，但我并不热爱它。贪婪的老虎河不止一次地差点儿吞噬了我，甚至为写这篇东西在忆起向每条过往船只发出轰鸣的道道湍滩时，我的心跳都要比平时加快许多，它毁坏了我们的小小水上居所，掠去了我们的财物，只是在奋力抗争后才将我们送还人世。”① 后来当人生行程过半，他再次追述此事时，依然充满了震撼心灵的情感。“如果像我们党中的一些人，亲身经历了船只的失事， 并被抛入凶猛险滩狂怒的江水中，只不过是以身幸免，他们永远也 不会忘记在为了自己的生命而同这个残忍的敌人搏斗时，耳边响起 的、由愤怒、喧闹的波涛所演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作响的、炫耀胜利者得意神情的交响曲。而在多年之后，身居边远内陆，与扬子江天各一方的历险者，每当夜半被雨打屋顶河山洪咆哮于峡谷的声响所惊醒的时候，他似乎再次听到了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作响的乐曲，似乎又感受到那位狂怒的、残酷的大江守护神在向他抖动着双翅。啊！自从大江之神使我战栗、使我颠簸、并一口把我吞下以来，已将近三十年头了，我现在仍然能够够受到他。无 情的巨兽！对于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来说，恐怕直到穿越天国圣河的那一日，耳畔还会响起扬子江波涛的怒吼声。”① 就第一年而言，他们已经开始接受那些西部中国传教士所处的无依无靠河无时不伴有危险的境地的严酷洗礼。可以毫不大惊小怪地说，不断的突入起来的险情的威胁萦绕于柏格理的一生。没等几个月过去，他就体察到了一种疾病与死亡在向他们的小团体逼近的危机信号。死亡之鹰总是在附近翱翔，耳畔也从未间断过它拍打翅膀的声音。而在以后它的所有旅行中，来自盗匪的威胁也可谓家常便饭。眼见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甚至有几次死神差点儿要把他征服。经过在云南的若干年工作，他以一本名为《中国历险记》的书赢得了英国读者的欢迎，这本书当然以十三章激动人心的冒险情节的形式出现，但世纪上却是与步步跟踪他的幽灵真正遭遇的记录。柏格理的最后一次对抗并非不期而遇，那是同许多次胜利斗争中手下败将里的一员仇敌的决战，他终于被压倒了。 船只失事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平安地到达了重庆，无疑几个人为就此将要把那条大江甩在身后并从陆路完成余下的旅程而怀有十分欣慰的心情。想来也有可能，或许他们时不时对于自家的行李毕竟减轻了许多感到暗自庆幸。 小团体在这里一分为二，当柏格理与邰慕廉动身前往昭通的同时，万斯通先生夫妇亦开始向当时谶纬云南府的昆明金发。昆明为省会城市，万斯通河索恩即在该城开创了他们在云南的工作。于万斯通造访上海期间，索恩赴昆明以北约350英里的昭通，启动传教业务。此时的安排显然是，从上海返回的万斯通夫妇去继续昆明的工作，柏格理和邰慕廉则到昭通与索恩会合。据此他们于重庆即分道扬镳。
这是他们对中国西部陆路旅行的首次体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难以找到与之完全相同的情景。他们每逢较好的境遇，肯定会认为这就是自己有生以来的最佳经历，而处于最困难关头时，又会感到不可能有比眼前更糟糕的事情了。白日的壮丽山野中的长途旅行颇令人感到高兴，但是夜晚一些当地汉人的小客栈的状况却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他们500英里的行程始于后来抗战时期中国首都重庆陡峭的街巷，经过整整两礼拜之后，已到达昭通的北城门结束。当清晨的阳光穿透笼罩着重庆的雾霭之前，包括柏格理和邰慕廉的小团体已经匆匆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离开喧闹的山城，进入空气凉爽的田 野。赤裸的肩头负着扁担的苦力们排成一串，行进时扁担两头打成包的被褥与盛着各种用品的竹筐不停地悠来荡去。由一个男孩子牵着一匹在重庆购得的矮种马，本打算供他们轮流乘骑，但是两人在这样一次探险活动之际谁都不急于跨上马背，都向迈出希望的 大步以迎接即将来临的一天。 每位苦力搬运的行李约重80磅，当然，如果您乐意将行进速 度减慢一半，他就可以负起几乎两倍于这样的重量。一天的旅程开始于天色刚刚破晓，急匆匆用过早餐后，因为各种不如意的小事 情，苦力们之间会爆发一片喊叫与相互责备的声音，往往需要很多 口舌的劝说甚至威胁方能将事情摆平。一旦队伍出发，苦力们就很 少止步，直到抵达路边的某座小棚舍，叫做歇歇脚喝茶并抽烟；至此往往从出发地已走出了两个小时的路。休息约一刻钟后，又重新上路，苦力们排成长串，挑着担子摇摇摆摆地向前走，一般每小时走出3.5英里①。整日里便是继续这种走法，每隔两个小时歇歇脚，中午则大休息一次。到接近黄昏时，日行程可能从20至30英里不等，要取决于山野道路与天气的状况。
若是苦力们的举止友善，并遇上阳光普照的好天气，穿行于中国西部的山区景色之中，绝对会令人感到怡然自得，随着深入这种永生难忘的境界，就越发感到来自心灵深处的震颤，之后坐在路旁茶馆的木制长凳上啜饮一口小杯子中热气腾腾的香茶——此举当走下使你浑身布满尘土的狭窄道路后尤其让人惬意——再同苦力们说上几句笑话。在旅行爱是时苦力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但随着大家日复一日的协力向前，一种奇妙的友情便发展起来，怀着毫无恐惧和焦虑的心情，骑在夹杂于苦力行列中一匹慢慢行走的马上，倾听他们喋喋不休的闲聊，真乃十分愉快的经历。 我们能够设想，柏格理如何满怀激情，以及他敏捷的头脑如何对这次新经历的许多不同特点作出应对。在太阳照耀下攀登陡峭的山坡的确是件趣事，与气喘吁吁、汗流满面的苦力保持同样文件的步伐，而一旦翻过山顶，须迈出大步才能跟上速度加快了一倍的他们。加上阴雨和风暴天气，白日的时光就显得很难度过，狂暴的山雨会无情地渗入你外衣的交迭处，狭窄的道路也会突然变成溜滑、泥泞的小径。行旅于晴朗天气的体验乃何其美好，但在阴湿的季节里又实在是一种不幸。当脚下路滑而你又浑身湿透的时候，似乎山也变得陡峭，两次歇脚之间的时段显得那么漫长。这或许令你感 到相当不快，然而肩负重载的苦力的情况又要糟糕十倍。他们必须挑着担子在油滑的坡路上奋斗，你则可以只身对付攀登的困难，并 且他们的衣服在保暖与防水方面又远远不及你的。在你深感寒冷和艰辛的时刻，苦力们往往变得脾气暴躁与争吵不休。 遇上这种情况，他们往往会把担子丢在某个歇脚点的外面，一个人影也不剩地钻进农民的茅屋中。带到重新上路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却没有人对你的招呼和恐吓作出反应，你不由得进到里面，才发现满身湿透的苦力们躺在粗制的木床上，手捧点燃的小鸦片烟灯，整个屋内弥漫着一片令人昏昏沉沉的气息和湿衣服正在被暖干的味道。此时最为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将他们从小烟灯处拽开。他们就好似飞舞在纱灯周围的飞蛾，几个人偎依在同一张床上，轮流吮吸着那支邪恶的大烟管，以减轻他们心中的凄楚，并抚慰因伤疼的脊背、起水泡的肩膀与出血的脚底所带来的痛苦。他们终于离开茅屋，进入雨雾中重新上路，这不是你的威胁或规劝产生了效力，只因为他们所带的鸦片已经燃尽，他们会立即点燃自备的长长的竹制旱烟管，徒劳的力图维持鸦片的麻醉作用，并戴上宽边的大草帽，捡起所负责的行李捆，急匆匆地沿着小径走去。
在那种旅行中，柏格理面前有不少困难有待克服。他常常在自己旅行日记的页边空白处写道，“道路的状况令人憎恶！”或者又记述，“当我们起床时就在下雨，道路滑得令人恼火。今天根本无法
骑马好好走上一程。邰慕廉的脚病在困扰着他。” 经过一整天的行旅，他们与疲惫的苦力及马匹抵达一处位于汉人村寨的乡场。乡场中一般仅有二三家客店，对他们来说津要的问题就是早点儿赶到，否则小客栈的所有房间将被住满，那么他们就只有去某座“马店”里度过一个往往更不舒服的夜晚，马店是为接待驮着货篓的长串马帮所设，马帮又是在中国西南狭窄的道路上与苦力争夺货物运输的竞争对手。 由牵马的男孩子奋力向前赶路，赶往那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快的小客店预订几间客房，再去买一些备晚餐所用的蔬菜和肉。一行人等到达村寨后，发现小店的全部房间已经客满，不过他们总算占到了一间，由下面一个公共小庭院通过几袈摇摇晃晃的楼梯，方能进入他们的房间，小院里有十来个苦力，正围着一炉共用的木炭火在烹制各自的晚餐。那个男孩，已经在客房前部的马厩里把马拴牢，加入了火炉边的那圈苦力之中，全力以赴为自家那伙人做饭，不过他必须等待轮到自己使用公共的平锅和筷子时方能动手。 柏格理与邰慕廉在楼上徒然地四下张望，试图发现一座中国的小客店能给提供些什么便利条件，他们的客房狭窄，没有照明设 备，仅以一壁墙高处的一个方格小木窗的自然光代之。没有椅子，甚至也没有一条凳子供你坐一坐。靠墙摆设有三四张床，床由铺在木支架上的床板组成，每张床上铺由一个稻草垫子，称之为“靠 枕”。由于稻草垫每夜供不同的旅客使用，他们自然料定其中必是 蚤类横行，这些跳蚤也绝对不会放弃吮吸外国人血液的不寻常时 机。在床上还有一些内填由棉絮的肮脏被褥，照样每晚由不同的顾客使用，照样上面活跃着吸血的害虫。他们花费了一点时间在苦力 中分配的被褥，苦力们对于额外的保暖用品感到十分愉快。 终于在公共的庭院中开饭了，他们与众苦力围坐于一起，分享由米饭、青菜、猪肉组成的简单晚餐。筷子及饭碗差不多是客栈老板就用具方面提供给他的客人的惟一便利条件。在一顿中国式的聚餐中，菜食都分盛于公共的碗内，置于餐桌当中，每人持自己的饭碗从一个蒸饭的大木桶里舀取米饭，饭桶放在餐桌的旁边。为同饥肠辘辘的苦力竞争，一名外国人必须鼓起勇气才能得到饭桌上几个碗里他应得的哪部分炒菜，因为在食欲的驱使下，所有人都急不可奈地将筷子伸到菜碗中夹取。他们肯定喜欢由中国陆路旅行给自己带来的对这种公社生活的初次体验。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柏格理以其亲切友好的态度，及典型的引人入胜的幽默和妙语与苦力们打成一片，逗得他们笑声不断。 在村寨乡场上散了一圈步后，他们爬上晃晃悠悠的木楼梯，躺到自己的床上准备入睡。然而有许多因素使他们难以进入梦乡。院落里仍有巨大得喧闹声传来，那是晚到的旅客正在动手置备一顿匆忙的餐饭。当夜幕笼罩住多烟的客栈，庭院中得嘈杂终于熄灭，但隔壁苦力们则忙着抽起了鸦片烟，并且直到午夜，他们都不停地 聊着关于路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大声谈论着奇异的洋人的各种特 征。即便在他们自己的客房内，苦力也毫无妨碍地对洋人照议不 误；耳冷酷无情的跳蚤则从稻草垫子中出来搜索捕食对象，乡村客店床上夜间蚤类的自然配对物也前来与之汇合，臭虫偶或还有虱子会从床板与支架的松散接合处涌出来。喧闹和昆虫似乎是那些中国小客店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经过一个不得安宁的夜晚，当天色刚刚破晓的时候，就被苦力相互招呼起床的喊声所唤醒，于是他们毫无遗憾地离开了饱受侵扰的客床。用过一顿与头天晚上同苦力们共享的那样的餐饭后，他们很快就再次置身于朝着云南方向前进的道路之上。 于两个礼拜的时间内，他们不停地向前行进，在乡村小客栈里度过相似的夜晚，一日或步行或骑马走出大约25英里①。 每天都要上行通过道道高坡，越来越接近那些西部边陲的山脉，即他们不远万里地横穿地球所追求的目的地。 此次旅程中并不乏有趣与惊险的时刻。经过路上的某一天后，柏格理用钢笔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如下的事件， “走近一处街道上挤满了人的乡村集市。我翻身下马牵着它走。邰慕廉行在前面。不知怎么回事我的马弄翻了摆在一个店铺外面的货摊，把全部或部分货物倾了下来。我赶快托住木板，避免了货摊全部翻倒。摊主为此勃然大怒，牵住我的马不放行！ 立刻围过来一大群人， 我告诉他们，我的人是会赔钱的。而摊主的儿子竟然把我的马牵走，我们也随往马厩。后来只好撇开那匹马，大家到一座茶馆里商谈损失的数目。那些东西是干货，估计损失不会超过50文钱，我答应给他200文！ 他想要的却是15000文；看来就是在敲竹杠！邰慕廉发觉我没有跟上，就返回参加了我们在茶馆里的谈判。当场挤满了人，老板干脆把我们赶出来，于是我们移到另一座茶馆，在那里继续交涉！
我们提出去找就近的衙门解决，但是摊主不让牵着马同去。终于，有一位衙门的办事人员出面，答应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付出300文钱后，我们即行上路，没有过多久，马童就牵着马赶上了我们。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镇定自若地应对突变性事件！” 此时此刻，两人都忘记了遥远的故乡，全神贯注于自己所踏 上的这片辉煌的土地。然而他们是孤立的、 未清自来与不受欢迎 的，需要完成的许多事情都隐藏在蔚蓝色的山岚的后面。 在他们这趟艰苦行程的最后一天，一行人于午后登上了通向坐落着昭通城的那片平原的高山。他闪怀着抵达自己目的地的狂热激情，急速行进了两个小时。太阳已经坠向西边的群山，当山峰穿越平坝的阴影越拉越长的时候，两个人在苦力的引导下也通过了他们日思梦想的城市的北门，进入大街。或许有的人认为他们会大失所望，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就是云南省的昭通，他们毕竟来 到了。
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他们，甚至孤独地居住在背街小巷里的托马斯?索恩①也没有想到他们那天晚上会来临，正待在屋子里忙着看书。他们急匆匆地走过鹅卵石路面，很快进入那条狭窄的街巷，并用英语大声将沉浸在学习中的索恩唤醒。重聚令人十分喜悦，他
他们于1888年2月8日抵达，
距所乘客船驶离蒂尔伯赖港恰好一年有余。这第一次传教旅行既冗长又费力，其间有环绕半个地球的长途航海、在上海的等待与学习时期、及溯扬子江而上的危险水路。最后是500英里跋涉以进入了中国西部的大山，经过这段让他们走痛了脚的道路后，两人终于拖着疲乏的身影，站立在昭通那座简陋的汉族式房屋的门前。 几年之前，两人曾是英国西部一所乡村中学的校友，现在他们又共同站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处于一种让任何西方人都能够想象出的不值得羡慕的情形——而另一位校友正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乃同一奇异的使命将他们带到了这里。只有真正的使徒般传播福音的 激情才能说明他闪在那里的行动的实质，同时，也才能理解他们此番经历中的乐趣。许多国内的好心人问他们的智慧是如何与日俱增的，而一些这趟旅行的旁观者则认为两人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看来只有岁月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塞缪尔?柏格理已来到云南,由于他的到来,云南就此成为 一个不同以往的去处。不知有多少人降临人间并又撒手离去，然而很难感知因为他们的到来，周围究竟发生了哪些可以察觉的变化？不过确有少数人物，由于人们的降临人世，在他们当代以至后世，整个历史都改变了方向。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卫斯理①及其他若干人，因为他们的短暂存在而改变了全部历史。柏格理在中国西南的作为也正是如此，他以独特的方法影响到一个时代。并且不仅限于他在世的时间，就连当时尚未出生的若干代人，由于他在那些山野中的骑马巡行，亦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理。
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他能够完成如此业绩，而与他一样聪明和正直的其余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同事们与他志趣相投，也心怀着类似的忠实；正是这种忠实促使他们从英国西部一个乡村商业城镇的狭隘空间进入中国西部数省的广阔天地。不过只有柏格理才看准确了开始将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恰当时机。加之他不懈的事必躬
亲，到底成就了一番事业，此番事业在当初诞生的虚弱时刻，本来很可能于短期内把动力耗尽，却最终成为一场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着的鼓舞人心的运动。 关于柏格理和他在中国西南的工作，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云南的教会，他身为一名牧师，教会全然没有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工作的意图，而于开始时柏格理本人也并没有察觉以他们的存在。教会给他的全部计划，就是应该在云南的汉族人中进行工作，并没有把布道延伸到中国西南各省毗邻区域的非汉人各民族中的建议。 这件事是对种种人类发展规划中所存在缺陷的一个有益的提 醒，特别当这些规划与传教工作有关的时候。柏格理之所以能够对这种形势作出准确的应答，是由于他感知到了大潮的涌动并着手采取行动。他的成功不是因为小心谨慎地草拟计划与详尽的扩展方 案，而在于他追随自己所明确相信的上帝意愿的勇气。“圣灵总是 于应该行动的关键时刻引人注目地潜入生活之中……这样人们和群体对已认定的正确方向就不会胆怯或迟疑。”柏格理成功的根本原 由就在此处，圣灵通过他的实践使其人生进入一个宽阔的领域，而柏格理本人作为一具单独的个体，本无法探知这个新的领域。 万斯通夫妇继续他们前往昆明的行程，柏格理和邰慕廉则已与昭通的索恩会合。他们到达后不久，索恩又出发赴重庆去迎接他的新娘并举行婚礼。当时一旦出现诸如此类使人不得不行动的理由，即需要在中国西部进行500英里路程的跋涉。于是在昭通立刻只剩下柏格理与邰慕廉，看来他们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不停的巡回布道和语言学习之中。为实现传教理想，两个人已经完成了15 000英里的行程，来到了这里，这里四周全都是不信奉基督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除去传播福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些在某个业已巩固的教会工作的牧师或许对他们要产生羡慕之情；那里没有其他成员来填补他们的工作，因为于两天道路的行程之内不存在第三名基督徒，没有须急速完成的教会活动时间表，也没有复杂的教会财务问题，因为当他们在自己居室内一起祈祷的时候，云南北部的全体基督教成员既已到齐。在那里不存在使他们分散经历的社会活动的诱惑，由于当地居民希望两个人不要妨碍与打扰自己。在这片如同任何圣灵降临节①以来存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他们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传播福音。 没有哪位传教士在试着使用另一种语言向精神饥饿的人群布道时不感到受约束，其中所导致的失望能够轻易地想象出来。你多么想把意思表达清楚，但是凭着对那种语言贫乏的知识却无法做到，并对听讲者产生了相当多的在信息理解方面的障碍，这样获得的信息又会对新的听众造成不良影响。 种情况促使两人利用每个白天的时间，钻进他们住房里 屋，温习在语言学校里所学过的课程。夜间他们于昏暗的蜡烛光 下，仍继续研读手中的中国字资料。由于生活在一个完全的汉人环境中，再加之十分的用功，两位青年在语言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以致他们每天能够冒险走上街头，去实践一下刚刚学到的内容。 两人结伴出去，进入以鹅卵石铺路的街道，在街市内选一个合适的地点，立在那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宣传他们的福音财富。这种活动最令人满意的诸方面之一，是实际上在召集群众的时候从来不曾遇到过困难。时至今日它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一名传教士都能站立于公开的场合布道，并立即会围过来一群人听讲。中国人很乐意免费观赏某个外国人讲他们的难以学会的汉语，无厌的好奇心不可能放他们打旁边走过去，人人皆惟恐错过什么值得观看的事情。中国人还有一个喜欢凑伙的现实倾向，当充满激情的朋友与邻居们聚在一起的场合，他们就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兴高采烈。
柏格理与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这些习性，使昭通的人么日复一日地站在街头，听他们以简单话语宣讲的信息。此举不仅给了两人练习汉语口语的难得机会，而且还让当地人对眼见的洋人习以为常，并导致居民们在茶馆和家中也谈及他们。外国人在发音上的错误肯定会成为许多相传一时的笑柄，不过机会没有人能够否定他们从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倔强精神。 他们每日都要面对带着不理解表情的张嘴凝视的同样的人群。在某些时节，当有位理解力强的旁观者提出一个中肯的问题，因此深深地激起所有听众的兴趣时，布道者便受到鼓舞，并集中精力认真回答；但是于大多数场合，使用类似的简单语言宣讲福音，耳听众对你的话又毫无领会，这就成为一种令人疲倦的事务。不过，看上去柏格理倒是完全乐于此业，在行旅中从不放过向任何愿意听讲的人布道的机会。他于当时写道：“向一个从不知晓上帝的人介绍耶稣的爱，是连天使都会羡慕的工作。” 端详一番两位从西方来的青年对中国习俗的吸收，不失为一件趣事。身着下掩至胫的长袍，足登中国城市居民常穿的柔软轻便的浅帮鞋，头上恰如其分又紧紧地戴着一顶黑色小圆帽，还装饰有一条垂及后腰的假辫子。然而，当他们从外观赏非常努力地模仿中国人的时候，柏格理并没有煞费苦心地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传统的汉人私塾先生。甚至令他的同事们都吃惊的是，他买了一面中国式的 锣，并以淘气般的兴奋敲响，使繁忙街道上来来往往行走的商贩们吓了一跳。于户外布道开始之前，他敲锣的声响能召集来两倍于以往的百姓听众。在西方人看来锣不过就是黄铜的碰撞声，但对于中国民众则为深深地回荡在脑海浬的击打音响。似乎黄铜锣的锣音是许多中国音乐的组成部分，此类乐曲不可避免地要给婚礼与丧葬伴奏。每当柏格理在某个繁华地段敲响他的铜锣，这时候就会招致顾客们丢下手中正在进行的交易，跑过来观看声音起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他变得以“敲锣的小个子洋人”而闻名，虽然许多居民与他只不过相互遇见时点点头，且对这个疯疯癫癫的外国人并不留 意，但是其他人则越来越被此位进入他们安详与自得生活的奇异的特殊人物所吸引。 当他们逐日上街去宣讲福音的时候，每个人各讲二三遍，并解答任何问题。往下乃兜售随身携带的非常便宜的《圣经》节选资料，并通常以卖出经文的数量为衡量他们布道是否成功的标准。把这些《圣经》经文送至居民手头，为福音故事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程度的基础性作用，而把《圣经》资料出售给某位陌生人的短暂交 际，也造就了说上一句友好话语的机会，并以个人名义邀请对方来自己家中作客，或来他们布道的放假了解更多的信息。很多居民就是于这样的场合由偶然的话语被争取过来。别的人在购买经文时却显现出了敌意，并当着传教士的面立即把它们撕个粉碎。 在英国，福音的传播业已实现了与药物发放及治疗工作相分 离，但是当福音第一次进入一个非基督教国家的时候，传教士就无法回避做一些简单的医药事务的现实了。首批传教士抵达昭通后环视四周，发现的是一个整体缺乏任何现代医药救助的人群。当然那里有自己父辈继承医术的旧式中草药大夫，不过他们提供的许多制剂似乎副作用比疗效并不小。那里同样也没有最起码的护理知 识，因此痛苦的病人无法得到他家属应给予的照看。基督教传教士如果对此熟视无睹，或仍旧单纯地讲道，就不能算作是信仰真诚，除非他进行一些尝试，无论何种程度的尝试，去救助周围那些身处绝境的人们。
由于本身就具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一种新型的传教士的形象，再加上他们乐于帮助那些患疾病的人，柏格理与邰慕廉在昭通变得家喻户晓。两人从英国随行带来了小批量的基本药物，这些药对于治疗常见病十分灵验。他们自然会注意到点幼儿眼睛的发炎，感
染、污垢的双眼布满了眼屎，但是经过清洁剂和药液的简单触洗，即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变化，使得孩子的父母亲除去交口称赞之外就无法表明他们的心情。看来占相当比重的居民在不断地遭受眼睛感染之苦并过早地丧失视力，已经成为人生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拯救出如此一种灾难之中，的确是一项无量功德，而简单的治疗手段也被视为珍贵无比，即便它属于住在背街里的一位令人厌恶的
洋人。 在因为简单医药工作的成功使他们的声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柏格理于某个夜晚被叫出去应对一种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当地汉人对于他们的外国来访者态度发生轻微变化的迹象。以为邻居的妻子吃下大剂量的鸦片试图自杀，心急如焚的丈夫即冲到柏格理处请求帮助。比起失去自家的妻子来说，似乎他更为苦恼的是想到了丧葬的给用和她娘家亲戚的种种要求。 吃鸦片是中国西部结束某人生命的一种常见方法，年轻姑娘被她们的父母包办嫁给一个自己不称心的丈夫时就往往以此来寻得解脱。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不会轻易地结束，妻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也为了挽回自己的脸面，亦可能用鸦片结束她的生命。 柏格理急速将为数不多的几种药品装在一起，赶忙走进黑暗的街道，那位丈夫则尽其所能紧紧跟上。“我带着随身所用的药物， 有一瓶芥子粉，再就是硫酸锌，还有几根羽毛。我找到了自杀未遂者，是一位躺在睡椅上年纪约30岁的妇女，双目合拢、牙关咬紧。不久后她苏醒过来，而原本休眠的脾气也随之爆发。这根本不是她本人！她拒绝服药，并一次又一次把我珍贵的芥子粉打翻。我们休息了片刻。真是件棘手的事情。随后，他们即使用纯粹的力量强迫她吃药。她的亲戚们则以她愤怒的喊叫和诅咒来为我们助威。看他们是在如何辱骂这可怜的灵魂！在争斗中她抓住了我的辫子，我曾经打算将它割断，不过最终设法得以挣脱，避免了作出如此重大的牺牲。灌完药，我们又将她移入屋中，药性开始起作用。之后，我留下让她再次服用的药，便离开了他们，她的丈夫或父亲次日前 来，感谢我对她的救命之恩。”①
从那天开始，柏格理便由于他成功拯救自杀者的事例而名闻昭通，并经常于夜间的任何时刻被叫出去抢救自寻短见的人。当他们的理智恢复正常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对他的服务都是感激不尽。当
汉人并未充分理解这种服务的价值，却更加认同他医药工作的实效。如果他的药物比他们自己的更好，或许就值得对他宣传的“教义”关注一下。
他来到中国一处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进入一个对他无感情并充满敌意的社会。中国人不领会他所宣讲的福音，也不了解他的为人类型，更不必说他的人生价值。由于缺乏理解，也就难免产生恐惧与怨恨，而这种情绪又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反对外国人的暴动。 绝望之中的柏格理彻底搜索了房间，以期发现或许能给他的同事疾病射入一些光明的任何记有热带病症的书记。查看过叙述各种疾病症状的页页文字，他又将天花的体症和表现读了一遍又一遍。毫无疑问，邰慕廉患得是天花症，并且看起来病情的确非常严重。 面临这样的紧急情况，竟无一个人可资求助。柏格理本人没有经过关于护理方面的培训，仅具备少许疾病及疾病看护的实际知识。他能够得到的惟一指导来自《热带手册》上的一页文字，上面介绍了此种疾病的症状与持续的时间。在两个月的行程之内没有外国人一生，因此请以为西医大夫是办不到的。同样也不可能有一位护士或修女院院长来提供善意的劝告与帮助。柏格理小心翼翼地将坏消息透露给邰慕廉，并开始以一种业余水平的技巧但却是真挚的朋友之心来照料他。 柏格理日复一日地看护在自己同事的身边，试用各种方法以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并增强他的抵抗力。由于没有买来后可直接供病人进餐的食品，所以柏格理必须上街尽可能采购原料，再亲手备 制、烹调。 对于柏格理而言，这肯定是一段十分焦虑与孤单的时间。看来患者所遭受的是一种非常致命的侵袭，时常出现病危症状。“在四 个礼拜的时间里我一直是衣不解带，邰慕廉自我担心每天夜晚都会出事情，将他置于前往墓穴的探险之中，在那里把他孤寂地遗留于遥远的东方。今天回想起来这真像一场恶梦。”① 在病症发作高潮的某个夜晚，邰慕廉自己感觉将要命赴黄泉，便要求他的朋友主持一场最后的圣礼。怀着沉重的心情，柏格理备置下一块饼干和一些中国茶水，当时也只能得到这些东西，他眼中含着热泪，将饼干与茶摆放在床上，开始诵读圣餐礼拜式的诗句。在念诗文的过程中，有几次他声音颤抖，对着似乎临终的自己惟一的朋友和伙伴，几乎要哭出声来。到分圣餐饼的时候，柏格理已无法再坚持多久，病人自己拿起饼来，讲出几句充满纪念意义的话语。最后，他们在床边一起唱了首赞美歌，柏格理诵了声“上帝保佑”。这一桩事情，令他时时记忆犹新，同时保证了以后他们之间多年的友情，当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警示，死亡是多么接近地紧随着他们的后尘。 邰慕廉逐渐得以康复，作为回报，他以一名无畏的传教士的形象为云南的传教事业服务了40年。 闹过这场病后不久，索恩偕同他的新娘从重庆转回，并在同一座房屋内设立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区域。因为昭通的工作不足于思维传教士分摊，加之住房太小，对一对新婚夫妻和两个单身男子来说颇感不便，于是经协商决定，由柏格理暂时离开，去昆明加入万斯通夫妇那边的工作。
柏格理与邰慕廉对于分手都感到很惋惜，因为他们相伴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两位朋友现时却要在中国西部离别，且无从确信如何及何时再相逢。他们曾经结伴度过学生时代，一起进行了从西方国度到中国西部漫长行旅的探险活动。他们并肩迎接在一片陌生入地上新生活的挑战，勇斗扬子江的险滩激流，及共同忍受了一种凶险疾病给带来的痛苦。这是一次伤心的离别，不过却没有分开太久。 相互在昭通城南门外道过别之后，柏格理开始了奔赴省会昆明的骑在马背上的13填长途跋涉。这与他们先前从重庆赶往昭通的 旅行属相同类型，白天有山路上的长途行进，悲惨的夜间有客店里的蚊虫侵扰。于行程的第三日他必须在长堤穿越扬子江的一条支 流，所幸的是找到了一座由古代流传下来的吊桥，桥由索链托起，横跨在咆哮的激流之上。经过两个礼拜的寂寞行旅，带着满身的征尘与疲倦之意，柏格理抵达了该省的最大城市，并很快就投身于由万斯通夫妻所开创的传播福音工作。 当柏格理以特有的热情投入在昆明的工作时，即开始注意到这小小的一帮志愿献身者所面临的宏大任务。在昭通城展开工作的时候他已经体验到他们的控制力是多么微薄，而现在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其中充满怀疑与敌对的气氛。同样，他还看到了位于昭通与昆明之间的广大乡村地域，分布着若干座小小的城池及无数个村庄与小山寨。谁具有充分的经历去应对繁 重的一项任务？他们怎能够设想于这片如同英国一般大小的交通条件非常艰苦的广阔地域上，绘制出一幅蓝图呢？传教士为数寥寥无几，却被从来没有听说过作为全人类救世主的基督的以成千上万计的人流所围绕。他看出对于他们而言，向全部应该知晓者传遍福音是多么苦难的情况下，如何找到创建一座教堂的机会。 当这条地平线的宽度逐渐为柏格理所理解的时候，他即开始写回一封长信，力图寻觅新成员加入他们之中，以应对这边的任 务。他没有察觉到自己所属的小教会正在把注意力由传教事业向为国内小土地所有者服务转移，却仍以相当强烈的情感为自己周围的芸芸众生的需求而大声呼吁。 典型地采用非正统的方式，在一种火一般的热情和执著的乐观主义的鼓舞下，柏格理不停地劳作于这座巨大城市的福音宣讲之 中。好像城里的工作还不够干，他即持续地游历于坝区及附近山中的许多村寨之中。柏格理根据一个亲手制订的，能保证自己定期访问昆明周边60个村寨的线路系统巡行。伴随着“当当”敲响的锣 声和一批批经文的售出，他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传布着福音的细节。虽然村民们或许不明白他在谈论些什么，但却显然意识到了这片喧闹声的存在。于某个柏格理曾经访问过许多次的寨子里，在他的鼓励下一位老人相当率直地说出，自己丝毫也听不懂他讲的内 容。如在昭通一般，他在此地同样迅速地树立起了一种其他人可能要经过多年才能形成的声誉。 有一次他巡行到距昆明相当远的地方，并按常规在每个乡村集市都停下选经，此时他遇到一帮从省城来的士兵。士兵中有些人认得柏格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所树立声誉的明显象征。令他欣喜过望的是一些士兵请求他将若干封信件为他们送回各自的家里。这是把信任感寄托于外国人的第一个信号，也是他正在受到尊重的第一个征兆，即不再被视为一名令人生畏的闯入者，而当作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柏格理倍加珍视这种荣誉，尽快又小心地完成了送信的使命。 到达另一个村寨，他则为此处居民初显理解的表示而感到欣 慰。谣言已经在周围传开，据说孩子们曾看见那些外国人往摘自的水井中投毒。这种说法倒是符合当地居民对于陌生人行为的想象，不过有位老汉却说：“这袭人走遍村村寨寨，规劝大家行善。他们不会干这种事。”“感谢上帝，”柏格理说，“为了这项声明，群众是友好的，但看起来他们好似有些相信谣传的真实性。”他总能敏捷地抓住具有激励作用的最微小事物。
今天，传教士普遍受到了比被认定为教书先生时候的更为尊重与信任的待遇。而即使他置身于从未听到过自己所带信息的意义的人群之中，柏格理还是被授予人的荣耀，原因于他费时费力为他人做好事。这说明传教士有点儿被认可为同样的一个人。在一个如此宽阔的区域内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如今声誉的建立于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早期的传教士们。 在刚毅无比的信念、趋于上升的希望及乐观主义的鼓舞下，柏格理仍然活跃于向一群不得理解的人布道，即便看不到一丝获得成功的希望。他期望能立即领会福音的有点和全心全意接受他的皈依的出现，并为之祈祷。尽管企盼的皈依者没有来临，然而他却在开启着他们的心扉，打破着经过若干个世纪形成的习俗与传统，这是少数其他几个人方能做到的事情。道家弟子与佛教僧众则呆在自家的寺观中，等待虔诚的信徒们按照年度例行的各节目前来，颂上 他们的祈祷，呈献他们的捐赠。柏格理，以及别的许多与他类似的创教师，就活像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身背《圣经》进入街道与乡场，以树立一种新的形象。没有其他宗教敢于像基督教那样走出去，置身在日常生活的公然大舞台上，面对批判、嘲弄与敌意。这是一种与柏格理的性格特别相称并受到他真正热爱的工作，最终他获得的也不是一般的小结果，然而在三年的时间内他的福音传道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可见的与实质性的成就。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巡 行，充满热情地不停宣讲，结果此番努力仍收效甚微。他在1890年年底的日记中写，“12月31日：据我所知，本年度没有一个灵 魂获得拯救。但是在今年结束时我比年初怀着更大的希望。” 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基督教的主张慢慢地开始被人们理解。柏格理日复一日地被叫出去救治一些可怜的服鸦片自杀的人，以及护理四邻的各种各样病人。通过当年的本本日记，我们可以捕捉到他多样化活动闪光点。柏格理于某日监督一位木匠干活，木匠承揽 了他为一名贫穷的残疾男子制做一副拐杖的活路。有一天他给喊出去，以照料一个不慎跌入木炭火中并被严重烧伤的小男孩。一位手指被严重损伤的男子，经常到柏格理那里换药。等伤口痊愈后，他专门到柏格理住处说：“如果不是你的一番医治，我这个手指头就废了。”或许，这些就是道义被得以理解的途径。 有的中国人日渐接近传教士，开始认识他们到来的真正含义，不过广大的平民群众依然保持着不信任与疏远的情绪。他们的怀疑通过购买传教士的印刷品时的一个非常令人恼火的举止显示出来。他们可以付少许几文钱买一本印有经文的小册子，然后拿在手中，于打开之前上下左右闻上一遍。因为有一种谣传说，外国人所卖的小册子中含有能够伤害人的毒药，买书者就试图通过嗅觉来发现任何毒物的蛛丝马迹。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描绘出了汉人礼节的负面表现。出于礼貌的原由，你必须双手递出或接过书本，但是却无法防止买书人当着你的面嗅书，因为他担心可能会被你毒害。于某日走访过几个村寨后，晚上柏格理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今天有更多的人闻到了《圣经》。” 柏格理在昆明的大量工作是于户外坚持进行。在一片荒芜的场地上，各色商贩摆开了他们的摊位，盗贼也趁机出售自己来路不正的物品，变戏法的汉人当场展示对自然世界种种歪曲形态的奇迹，往下就是他宣传福音的坐摊。有一天，他正在一个看西洋景的摊位中间布道；他说：“四周不停丁当作响的音乐声使选经变得一场困 难。即使这样我们仍尽全力而为之。有两个小偷被抓住，一个在我的围观人群中，另一个就在附近！我邻居的摊位环绕着越来越多的人，小偷就趁机用剪刀剪下观众衣服上的银质钮扣！受伤害的当事者是一位年轻人，他将盗贼擒获并径直扭送衙门。另一位受害人则将偷他的贼放翻在地，然后加以可怕的拳打脚踢，直到一些旁观者将其制止。”与早期传教士为伍的就是此等人众。 在昆明的第一个年度里柏格理曾用几个礼拜的时间返回昭通一趟。事前他收到一封信，说邰慕廉在昭通街头挨了打，因此心情万分焦急。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短期的再次聚会，得以详细交谈分手几个月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彼此沉浸于重新相伴的欢乐之中。 “弗兰克①于某日被喊到城墙上，去看视一为濒临死亡的奴隶身份的姑娘。她遭受过女主人的毒打，正躺在乞丐的避难之处，作着临终时刻的喘息，没有人前来帮助她，却围着一大帮孩子，发出鬼怪一般的喊叫，弗兰克无计可施。他只好派教会学校的老师请来一个老太婆，以便把姑娘移进一间屋子，就在那里离开人世。但是她病情严重，无法移动。现场还有两名士兵在观看，当姑娘死后，他们付给了一个老妇人一百文钱，叫她把尸体搬走并埋葬。” 有一天两人出昭通城东门，漫步在一条他们喜欢的通往田野的道路上。邰慕廉向他讲述了自己最近遭到汉人暴突粗暴对待的细节情况。在路边，他们见到一具一二岁的小孩尸体，脸朝下伏在地 上。如此可怜的情景他们似乎只应在其他时代看到。诸如古代罗马或埃及，孩童生命的价值都是微乎其微的。上帝虽然造就了所有的不同，东方或西方，但他总是小孩子的朋友。 经过在昭通的短期逗留后，柏格理沿着马帮来往的道路启程返回昆明，晚上即住进他开始彻底了解的中国式小客店。在他这趟旅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颇有意思的小开端，“于黑暗中进 入客店。和马同住在马厩里。店老板在那里为我安置了一张床，照他的说法是想给我提供一个优雅安静的去处！” 相对柏格理的全部中国岁月而言，他在昆明余下的时间似乎命里注定是最令人沮丧与伤心的。一种令常人无法理解的热情，把这四位来自教区狭小的一个小规模英国教会的传教士带入中国西部荒野的群山中。许多人将这种热情称之为疯狂。就开端时看起来这些满怀激情者是正确的，但很快甚至在他们之中都产生了它是一种有勇无谋意识的想法。就在最初启动性的四年之内，这项工作就已经濒临于崩溃，若不是柏格理的坚韧，或许它业已被放弃了。
就在绝望的两年时间里，一场又一场灾难降临到他们之中，疾病与死亡对这个志愿献身的小团体造成了浩劫。由于没有一名医生作保障，他们只是在连续发生的疾病中互相照料，但是没有产生任何撤离的想法。柏格理在护理邰慕廉度过天花病期时，于昭通已经体验到此类事务的辛苦。现在万斯通由于一场疟疾的反复发作而病倒，似乎没有药物能对他的恶性高温产生任何疗效。大约与此同时，万斯通夫人也因感染上天花而卧床不起。 万斯通夫人的小女儿死去，意味着第一场真正的灾难降临。时值万斯通正卧病在床，于是柏格理出去买了口小棺材，雇上一个汉人苦力来到城外，亲手挖出了墓穴的第一锄土。葬礼仪式行过后，他即把坟坑中的棺材盖上。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悲痛时刻；除了内部成堆的凄苦忧伤外，外面还有大量困难需要去克服。 一天，当弗兰克?邰慕廉经过从昭通的长途跋涉突然到达时，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带来了索恩夫人病重，需要一名女士前往护理的消息。驻昆明的中国内地回传教团有两位女传教人员正在云南省的另一个地方开辟工作，其中有一人同意返回，岁邰慕廉动身赶十三天的路程，去昭通完成这项仁慈的使命。 万斯通持续遭到疟疾的侵扰，后来秦光变得很明显，由于他抵抗力的丧失，已经无法在昆明继续待下午。夫妻两人只好前往会 泽①短期居住，此举基于一种徒劳无望的想法，即环境的变换能使他们坚持下去。实际上病症间歇只有很短的时间，最终万斯通夫妇不得不放弃这边的工作，拖着病弱的身躯返回英国故里。
于是在会泽短暂的工作就此放弃。索恩与邰慕廉驻于昭通。柏格理则继续在昆明坚持。疾病似乎离他们每个人都近在咫尺，而宽阔的地平线上却看不到一处光亮。1890年年终柏格理于他的日记
中写道：“对我们这个小小的传教团来说，所熬过来的不知称其为是什么样的年度！上帝能帮助我么坚定信仰。上帝让我们准备时刻应从召唤。我心中的第一声呼号是，上帝拯救中国，上帝拯救云南，并使我圣洁。我希望成为一名文雅、慈爱的基督徒。永远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虚假的话，永远不对另一位教友产生一丝怀疑。在中国已经度过了三年的光阴。感谢上帝将我带到这里!” 最坏的事情其实还没有发生。由于几个月来他们连续往国内写信，请求派额外的传教人员来，以减轻他们的超负荷重担，以保证这边业已展开的大量工作。对于两位小伙子刚告别英国，前来加入云南使团的消息，曾使他们大喜过望了一段时间。但欢喜是短暂 的。随之到来的信说，新派人员中的一位抵达上海后不久，就因 患热病而离开了人世。无论如何，另一位雷姆伯斯，继续完成了他往昭通的行程。 柏格理在离别英国头三年的传教初期阶段中，已经意识到眼前的全部事业就好像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活动。在他的热情头脑中一直充满着将于中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景象；他似乎已经勾画出了把成千上万生灵从异教信仰状态争取为基督教信众的画卷。他现在开始看到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却没有任何鼓舞人心的结果显现。他曾从前赴云南的行程中勉强死里逃生，他曾从死神的口中挽回了自己同伴的生命，也曾安葬了自己年长同事惟一的孩子。共同分担库宁的工作近二年之后，由于同事被迫返回英国，柏格理突然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里。形势这般变幻不定，使他不得不面对由此产生的困难问题，“如果其他人必须撤离，难道我就同他们一起走并接受失 败吗?”危机锤炼了他的忠诚品质。他感到悲痛与失望，但拒绝承 认失败。打量这他们薄弱的阵地，“一种旧日的感觉又袭上心头； 如果再也没有人来得话，我还准备坚持下去吗？我务必振作起来，为力量而祈祷。”令一名26的青年男子在60前面对坚持留在中国西部的挑战，的确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所幸的是柏格理对布道工作可能崩溃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勇敢面对的态度。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要经历最为严峻的考验。为让他轻松一下，邰慕廉刚刚来到昆明，他即动身去北部旅行，以变换环境并趁机休息。才抵达会泽，他便获知在昭通的索恩先生身染重病。尚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柏格理又收到一封署名写给他的信，从中看到索恩已经在昭通去世的骇人消息，索恩夫人正于南向赶往昆明的途中，昭通就只剩下了那名新手。怀着一颗被这则噩耗撕碎的心，柏格理匆忙上路去迎她。在会泽坝子上面的山中，他遇见了凄惨的索恩夫人，她正在孤独地前赴昆明，并从那里转道回英国。在路旁短暂的会见中，双方互致寥寥数语得保
重，当时实在找不到几句话说。之后他赶紧接着完成去昭通的五天路程。 有一种说法认为，其他人在遭到疾病侵袭的同时柏格理却显现出了免疫力，无论如何这不符合事实。与此相反，他持续遭到胃疼病的折磨，这种症状大多数初到中国的人都曾有过。他还屡屡经受疟疾发作的痛苦。于他拜谒索恩慕之后的当天，就在昭通城外的山中，便遭到“我所受到过的实实在在的疟疾的最为凶猛的袭击”。 他本人的健康状况如此差劲，使这次已无法单独返回昆明，必须等候一些朋友来护送他转去。 身处如此没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中紧张地工作，眼见朋友和同事一个个倒在路边，对邰慕廉来说变得实在难以忍受。他对自己的朋友大为恼火，一怒之下宣称再也不能眼见柏格理就这样继续待在云南，并说打算辞职。除此之外，很少有能让柏格理更为担忧的事 情。邰慕廉显然过度紧张，并精疲力竭，在昭通还遭受过一帮狂怒的暴徒的欺辱，因此没有受到所谓丧失信心的责备。实际上他向国内的委员会寄出了自己的辞呈。事后邰慕廉为这个草率举动感到懊悔，在柏格理磐石般决心的激励之下，又向委员会发出了收回辞职书的另外一封信，所幸这封信追上了原来的那一封，首先到达。 此类先驱者们太容易被忘却了。这些年轻人甘愿冒那样的风 险，去过一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日子，并时刻准备面对种种莫大的不测。在最初的几年中，先后有六名传教士被任命参加这项工作。到初期阶段结束时，他们中有二人死于疾病，一人因病残回国，一位因心里疲惫而暂时递交了辞呈，一位坚持职责，而另一位刚刚抵 达。这是一张令人心情沉重的亡残名单，难怪委员会着手考虑放弃此间的事业。 在以后的岁月里，柏格理无疑是促进教会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他首先避免了它幼年事情的崩溃。全部重任都压在他年轻的双肩上，惟独他自己表明了拒绝承认失败的意愿和决心。在逆扬子江而上的航程中，当遇险船毁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过退缩。现如今，同事们疾病缠身，也没有需要他从中一显身手的明显成就，他仍然矜持要看个水落石出。传教士工作是一个易遭诽谤的职业，极少受到应得的尊敬与好评。如果有位冷漠无情的观察员，看到柏格理置身于耍西洋景的人与扒手充斥的时常，在昆明的空地上声音嘶哑地喊叫着，将会认定他是一名无所作为的狂热者。当然这是一个人在浪费他的时间，并且是非常危险地使自己去冒所有的风险和一座汉人城市中感染各种疾病的机会。让自己去品尝不为人知的中国居民的痛苦与烦恼，为受伤的肢体换绷带，给无人 照顾的烧伤者敷药，能给他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其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无法立即就看到，但某些真正的新因素却因此进入当地汉人的生活。认为柏格理时代的传教士漂洋过海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己的灵 魂，真乃一种冷酷无情的说法；其实他们是在奉献自己本身以期拯救他人。 至于柏格理后半生的表现，一位中国官员书写的条幅可谓是最贴切的描述：“所作所为，流芳千古。”但没有人在1891年说这种话。对他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中国人只是部分理解，而他更无从知道这项工作在任何方面都值得纪念，当时他仅仅坚持在自己无 足轻重的岗位上，冒着巨大的危险，并且没有能得到承认与成功的 保证。 当奔赴中国之时柏格理即是一名佼佼者。不管怎么说，在最初的四年中，又着实地锤炼了他。他必须面对可以锤炼或粉碎任何一个男子汉的种种挑战。经过几个月的斟酌思考，他决心接受挑战，待下来继续战斗，即便没有新的人手补充及其他同伴都在自己身边倒下也不动摇。原本柏格理从未料想到来自疾病的威胁竟是如此致命，或者说一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总体不安全系数竟是那么
高。作为一个对生命充满渴望的小伙子，他终于决定将全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工作，如果大限降临，就含笑接受死亡。于昆明的那三年里，他必须经受这献身与死亡的两种考验，并且克服各类障碍，由此成功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和自信，使他后来的事业成为
可能。 那些早期岁月的黑暗由于一颗非常耀眼的明星而得以减轻。在昆明，他认识了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一位年轻女士，并很快就爱上了她。有短时间他因为看不到希望而灰心丧气，深深担忧这种爱不是共同的。“感到十分悲观；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给韩素音小姐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这样稍感轻松并坑构入睡了！”连续几个小 时他处于一种基于忧虑的苦恼状态；“难道我不是感觉心情很糟吗？熬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上午！做完礼拜回来，在我的桌子上发现一张纸条。好！哈里路亚①！祝您健康的美好上午！噢！塞姆?柏格理！别让这消息使敌人也高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地过去了！然而我情愿再经历一遭！”
没过几个月，他们就一同登上前往重庆的长途旅程，以便完 婚，或骑马或乘滑杆行走近千英里，为的是抵达能够合法登记结婚
距他们最近的英国领事馆。它标志着在云南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于昆明及其周边村寨所做的全部工作必须放弃，在会泽短暂展开的业务也不得不终止，由于他拍马离开云南山岭的那一小段时间
里，身后只剩下了邰慕廉和年轻的雷姆伯斯。曾经一起度过前五个年头的传教士及配偶共七人，此时仅有两位坚守原地。 这是一段令人心碎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把柏格理这副，反倒将他重新铸造。曾经是他痛失朋友的土地却赢得了他矢志不移的奉 献。他离开了这片土地，但仅是短暂的时间。他正在赶回来。 第五章 饥 荒 在重庆新婚时的兴奋，及由此带来的放松与调整，将他置身于新的生活里去。然而他很快就渴望回归云南的群山之中。此类边远的去处往往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当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间或想起这片桃花源之外的安全保障与人际活动，而当溜出来以后，你又会立即企盼着返回。他们并肩跨过省界的时候自然有说不出的欢欣鼓舞，屡屡下马步行，走向昭通。 伴随着典型的热忱，柏格理立刻投身于那里等待着他的无数事务，实际上就和在昆明周边布道与巡回一样，把自己搞得精疲力 竭。日复一日，他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和他住宅前面小小的传教堂中宣讲。每日晚上，小传教堂对任何愿来听一听的人都开放；有时里面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位妇女，有时又被热切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当街上的孩童玩腻了他们的游戏，常常会吵吵闹闹地一涌而进。看来他对于这些小客人是全部欢迎，并且与叽叽喳喳的顽童们的相处一直显示出特别欢快的心情，他能涌有趣的嬉戏立即把孩童们吸引住，还会以发自内心的兴致教他们唱起赞美歌来。
他照旧热衷于经常性的礼拜和无休止的巡回传教，尽管连一个人也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成为基督徒的迹象来。由于缺乏回应，有几次他几乎被逼入绝望的境地。他不知道他们还必须在这种倍受艰难的行业中坚持多少年，以及此地究竟会不会出现任何皈依者。 或许为基督赢得这些群众的真正工作并不是通过无休无止的巡回布道来完成的，尽管现时把不屈不挠视为一条理性的基督徒准 则。群众最终归顺教会恰恰是因为他做的那些实在事。后来，有位出自昭通的优秀汉人基督徒在回顾这些早期岁月时说：“当地许多人认为，他们不能信奉他所宣讲的消息，却信任他个人。”这可能是大多数传教工作所经历过的途径。“就看他的为人，他的消息中 肯定有一些道理。 在一位具有奉献精神和进取心的妻子的不懈帮助下，柏格理在昭通的生活最终博得了普遍的尊重。这个小家坐落在背街之中，从其前部可以拐弯进入一座传教堂，日复一日地供有所需求者访问。有成百上千处于贫困中的人前来寻求同情、安慰与帮助。来访者无法获得大数额的接济，由于这些贫穷的传教士也没有多少余力付 出，不过令他们感动的是，总能得到即刻的劝告与救助。 个汉族人家的母亲，发觉她的两给孩子行将被屋内燃起的一堆火烧坏。就身处双臂从火焰里救孩子，结果把自己严重烧伤。在危难与疼痛之际，她立即让人去请友善的“洋鬼子”，“洋鬼子”的夫人即赶来诊视与救助。 昭通城外三英里处，有位穆斯林吃了毒药想自杀。派人来请救助时柏格理正好不在家。于是她的妻子迅速地赶往那户人家施救，成功地挽回了一条生命。此类的突发性事件，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都有发生，也就开始在中国的那一隅土地上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形象。若发生于当地居民身上，这自然是友好、仁慈的中国人的美 德，但是，涉及到外国人做好事时，就成为基督徒理所当然的行 为了。 中国人关于善行的标准是公众的慈善事业。某位富裕的居民可以通过修桥补路以减少公众开支，或者通过施粥饭给穷人以显示仁慈之心，但是其中往往有相当大的不真实成分。在中国这片土地 上，佛教鼓励行慈悲功德，儒家教导仁爱精神，但是却没有规劝诸如信奉极度之爱的运动。店铺的老板或许会丢给哀号的乞丐几文小钱；绅士们或许会光顾一下孤寡人家甚至是孤儿的栖身之所，但是他们在自己可以避开的社会责任面前都是畏缩不进。当去做善事 时，柏格理都怀有一腔纯粹的同情心，因此在群众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人们于生活体验中能够轻易地识别无论或大还是或小的 善行。 间或柏格理肯定意识到了将太多太多的时间用于救治那些寻求自杀的人。看来每个礼拜他都要被喊出去几次，往往彻夜不回。如果是一个内心中较少恻隐之情难得人，他就可能会辩解：“这不是我应召到中国要做的事，我是来传播福音的，因此绝对不能将精力浪费在徒劳地拯救部分可怜的社会牺牲者身上，他们正是由于不看生活过分沉重的负担才寻求自我解脱的。”
他在日记中载：“为一个吃鸦片的人喊了出去。这是近来的第
十一例。六个死去，五位被救活。”他从没有拒绝过一个来请求出诊的人，尽管许多现场都是惨不忍睹，当他无计可施时便流下来观察病人的情况。在没有办法减轻病症的情况下继续目击病人的痛
苦，往往会培养人们的冷酷与漠然感。如果你不能从中锤炼出怜悯 心或许就会发现自己的同情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弱了。
他们从重庆返回的那年，昭通正在处于一个巨大骚动和沉重苦难的时期。包谷于头一年夏季歉收，不走运气的是截下来的一年又遭受了同样的灾害。因为鸦片比粮食更值钱，大量比重的农田被用以种植鸦片，所播种的包谷和稻子仅够当地人们卫生。云南北部的大多数普通百姓靠食用包谷度日，只有富裕人家才吃得上稻米。富人与穷人都沉溺于奢侈的鸦片消费之中，不过往往社会较低阶层只能吸食鸦片灰，即有钱人吸过一遍的余烬。在生产粮食方面所留的安全余地如此狭小，一场歉收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饥荒与饿殍。
随着粮价的暴涨，群众的怨恨日益强烈，而酿酒商则继续以高价收购粮食。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长期忍受苦难的社会受害者终于采取了暴力行动。该城的全部调水工用他们的扁担自我武装起来，来自背街的所有苦力与恶棍也加入其中。如此满怀激动情绪和愤恨聚众成群的人，通过大街小巷愤怒地冲向最高地方行政官办公室——当时称之为衙门的方向。 群众的威胁足以让他的态度软化。为将他们的怒火转到另一个方向，地方行政官对暴动的首领们说：“你们可以去把那一帮酿酒 的人痛打一顿。” 于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由于暴动群众手执器械直达酿酒作坊，就造成许多人受伤。最终还是召来了士兵，以将骚乱镇压下去。 “结果是酿酒被禁止，包谷价格也随之跌落。我在讲道时宣布支持暴动者，并告诉人们，我希望他们下一步将鸦片铲除。”关于教会站到群众革命运动一边，可能是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他的直 觉实在很正确。
有时候外国人的存在使朝廷官员们感到苦恼，并不总是令人惊奇，而柏格理在其日记下第二天所发生的情况就更不足为怪
了：“大批群众来参加晚上的礼拜！屋子突然被挤满，只好让一些 人离开。没有房间！为解决问题，拆下了通往我们楼下房间的隔
板，现在小小的教堂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进，它的面积几乎比原先扩大了一倍。”为工作的原由，他们又一次以自己的小舒适为牺牲。 盗贼在中国各城市中非常普遍，不过只于严重的饥荒与食物匮乏时才明显增多。另一个夜晚，柏格理夫人正在小教堂里主持礼拜的时候：“在晚礼拜式上，我恩听到外面有响声，于是我走进我们 的贮藏室，发现里面有一个窃贼。这个小伙子曾经受过邰慕廉的救助。我把他关在里面直到礼拜结束，然后给了他一顿好揍，才把他放走。我们还可以听到更多关于这名流氓的事情，比方人们说他是一个团伙的成员。其他围观的人都十分兴奋。” 由于包谷供应短缺，人们就对本年度的收成以特别热切的期 望，然而事实却证明，它是许多年来一个最大的灾难性年景。涛涛的雨水淹没了农田，使庄稼在能够收获之前就已经枯萎。几个礼拜持续不断的降雨向下击打着高秸秆的包谷，当它倒下时又将其淹 没。经过六个月的食物不足后一直盼望着丰收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收成在自己的面前毁灭了。 柏格理来到南门一带，登上城墙。他通过石砌的城垛放眼望 去，看到了一派十足的荒芜景象。穷其目光所及，四面八方尽是洪水。往常精耕细作的田园景色，从脚下抵达平原一直延伸到山边，但现在他能见到的只是如同海一般的水泽。 多年来最严重的降水给泥土房屋也带来了灾难。当厚实的土墙被雨水浸透的时候，就会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闷的一声响而倒 坍，洪水无声无息地将平原上的座座房屋包围，使它们坠毁于水 中。无家可归的人们蜂拥进入城里，在片片空地上为自己搭起了简 陋的席棚。 秋天的月份伴随着继续的降雨正在过去，并未得到缓解的苦难变得令人震惊。饥荒潜随着洪水的退去而到来。忍饥受饿的妇女和孩子游荡于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要饭，所得却少得可怜。他们没过多久就会变得十分虚弱，以致无法拖动自己的身躯去沿街乞讨，只好躺在他们粗劣的席棚里等死。 物价飞涨，从店铺里已经无法再买到粮食。或许在柏格理所目睹的场景中，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看到母亲和父亲领着他们的儿女游走在街头，以将孩子卖掉换些食物。据柏格理在他的日记中报 道，连续二天有几对夫妇领着自己的小女儿找上门，想把孩子们卖给他作奴婢，只须讨小额施舍即可。他将他的积蓄拿出来送给这些父母亲，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某日早晨，在宜家住户的门口发现了五个死人；许多人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正在降临的挨饿生活而悬梁自尽。“今天又有几个儿童要卖 给我们。” “一位双目失明的妇人前来讨一些药品并请求帮助。她的丈夫吸鸦片，把他的全部收益都用在自己的恶习上。她带着一个年龄较大的10岁的女儿随行，孩子穿着一件很不容易做成的衣服。她先前曾到衙门里寻求帮助。他们给了她15文钱，还提出以2 000文买 她的女儿。她拒绝卖女。我给了这位老妇人部分药品和一些铜钱。她欢天喜地地离去了。 洪水之后紧随着凄厉的严寒天气，随之又转为降雪。贫穷民户的许多人已经把他们的家具和被褥卖掉换粮食；他们之中成百上千的人既面临饿死也面临冻死的危险。当地政府组织了最低限度支出额的救济活动。难民们被强行集中赶进了一个席棚营地，不许外出，每人每天发给15文钱。他们之中的大批人因饥饿死亡，每日都用 公共开支把死人埋入一个开阔的丧葬地。在城外今天仍能看到那片 坟地，活像一个古战场，足有几千具尸体被抛置于此。 在令人绝望的1892年冬季，当时不论财主还是穷人，仅仅顾得上自己管自己，昭通的传教士之家成为惟一的以其本身力量救济 其他受难者的机构。柏格理和他的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 命，用赠送小额食物礼品的方式给最需要救济的人提供了巨大的帮 助。夫妇两人走访了许多一无所有的难民茅棚，使出浑身解数来 解危救难柏格理由一位汉人朋友相伴，带着一批食物和一袋铜钱，动身前往受灾群众的席棚中去分发。他未能组织大规模的救灾 活动，由于不具备这个能力，然而他亲临一户又一户悲惨人家，分发有限的礼品。在简陋的茅屋与席棚中，柏格理看到全家人衣不蔽体，身体消瘦并面色憔悴，拥挤在小小的一堆火的余烬的周围，而此时外面的大地上却布满着厚厚的积雪。难怪他们要信任他，即使还不能理解他的信息。 于此之前昭通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灾荒，在任何类似的危机中人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目睹体现基督之爱的行动，它给人们留下 了长久的印象。他们开始看出传教士的爱心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情。给所有人都带来痛苦的这场灾难，也意味着许多人就此体察到了基督徒爱心的深厚与纯真。饥荒之后的又一年，发生了件不能不算作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使昭通小小的教会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就在这一年里，为首批二位皈依者行了洗礼，还该起了一座独立于传教士住宅之外的教堂。
为两名归顺教会的人行洗礼，具有比当时乍一看显示出来的远为重要的引申意义。它不仅仅在于基督教团体增加了二名成员。该事件的真正重要之处乃他们受洗后，立即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布道。他们能够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之中，为之提供领会福音的机会，这种功效是外国传教士所无法全部取得的。在观察了多年柏格理的传教以后，群众现在能够通过他们自己同胞中的两人之口，去理解他所宣讲的全部内容。这真是前进了巨大的一步，因为福音书变得更容易领会了。 当地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为教会所强烈吸引，想成为其中的成员，但是他们却不能做到上述基督徒行为准则的这条或那条，这些规定对公认的社会行为标准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普遍存在着努力身份的人，于今天的云南依旧如此。全体居民中有大量的成年人沉迷于吸鸦片烟、酗酒与赌博。除非有一个相当纯正的基督徒的思想动机，你就不要指望谁能够与这些勾当脱离关系。无论如何，他们决定任何要求行洗礼的人应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考验；不管从哪方面看，这条最终必须执行的规定造就了他们工作的一个激励性的特色。“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说服这些人去热爱耶稣，”柏格理曾写 道。不用说多年来他一直在企盼着他们；最终总算得到一份振奋人心的小小的收获；两名青年男子被教会接纳，然而没过几个月其中一位便去世了，他被安葬与托马斯?索恩坟墓的旁边。 疟疾频繁的侵袭，正在耗尽柏格理本人的体力。在同事们诚恳地请求下，他把在昭通更为繁多的工作移交给邰慕廉，前往会泽度过休假之前的一年时间。这里比起昭通城忙碌的生活，少了一些令人激动的因素，也就因此多了一些孤立性的平静。在此地，没有见到他有任何关于医疗救助的记述，他们的一个儿子此时降生，给夫妇两人带来巨大欢乐，一名外国人的婴儿的出世，也使整个城镇沉浸于无限的激动之中。 1894年年底，他们开始了一次十分需要与理所应当的休假。 回国的长途旅程，使两个人精神异常振作，只是由于离开了缺乏安全保障的中国西部，离开了令人厌恶的肮脏环境和低劣的生活条 件，才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解脱感。他们原本没有意识到，直至一步跨出来并转首回顾的时候，方体味出自己一直被搞得如何精疲 力竭。 柏格理带着一个决心转回英国，决心为云南募集款项，并不惜任何代价找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在他的意识中塞满了有关中国的情景：寻求卖出的孩子们、街头成群忍饥挨饿的乞丐、从未听到国福音的成百上千个村寨、以及成千上万没有任何种类的医疗护理的大众。他是一位雄辩的讲演者，很容易激起所到之处人们的情感。他的多数旅行集中与英格兰的南部和西部，并经常便中去看望在怀 特岛郡爱尔岛的他的父母亲，他所属的小教会的会众在听到年轻的柏格理先生火一般激情的言语后，被极大地感动了。这位非正统的 云南传教士在各地代理人委派方面成了不寻常的人物，在晚上举行 的年度传教士会议上发言之前，身着中国服装的他曾观光于那座小 镇的街巷之中。 许多听众在柏格理从中国回来之前，只直到他是个年轻小伙 子。他是于离开七年之后，并没有带着什么非凡的成功的故事而回来的。带回来的全部消息是努力的付出，是死亡、疾病与奉献，他只能报告云南北部的教会仅有六名中国成员。他无法说出什么成 就，只是在告知令人震惊的需要。他没有浪费时间去大肆渲染供听众消遣的轶事。他仅在诉说同事们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一项事 业绝对不能无端地被放弃，关于看上去令人作呕的痛苦与疾病，关 于无数个奴隶身份的小女孩，关于基督之爱从未渗透进的、一片被 饥荒困扰的大地之上的、一个基于残忍与异教心理的社会。如果他 能谈到大山中那成千上万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博爱主张的人，定会引起听众追根问底的兴趣。或许那些人当时还处于他希望的地平线以外。 由于为之委派了更多的工作人员，使他受到巨大鼓舞；当他返回的时候，那边将有一名医生、两个其他男性传教士和两位女士工作者加入同疾病与愚昧的战斗。此即意味传教士比皈依者的人数增长更快，但这并没有令柏格理感到窘迫，因为他执著地坚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
就在要返回中国时，他被任命负责云南北部的工作。这样刚步入32岁的柏格理，就成为一名教区分区的主教。 返回昭通后，柏格理发现他们多年不松懈的工作并没有遭受被忽视的厄运，使他感到了无限的惊讶和满足。这的确是一个变化，被邀请去衙门拜访首席地方行政官，或称之为朝廷官吏。令他更为惊奇的是，当昭通心的朝廷官员上任时，曾谦恭有礼地拜望了他，此事表明他已被列入该城知名人士的行列之中。有些事情毕竟正在逐步实现，至少是将对一位不知根底的外国人所交织的敌意与恐惧转成了尊敬及可能的赞美。在如此一种友好的气氛后面紧随着更了不起的事情。父母亲终于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进一所外国人的学堂，学生人数超过100名；就此他们或许能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即便目前有的人态度是冷淡的。 终归赢得的尊重地位也真算及时。他第二届任期过后没有多少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地位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在地平线上正在聚集着一场风暴。起初只是被模糊地看到，随着几个月时间的推移，远处的雷声开始被听清，东方密布的乌云也在显现。关于发生于中国东部的重大事件的谣言在茶馆礼广为流传，人们将不友好的目光直接扫向外国人。 造反的义和团正在汇集力量，正在使自己进入一种疯狂和暴力的轨道，用抢劫的手段把大地毁灭，让数百名清白的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付出了血的代价①。威胁与危险业已成为传教士生活中一个持续的组成部分，因此当这种狂暴的谣言开始流传的时候他们很少予以注意。传教士们全力以赴应对的是突然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死亡问题，就没有过分关注这种新的不祥浪潮的冲击波，然而他们的确未能意识到将要降临的是什么。
柏格理继续着他的传教与慈善事业，并决心一直进行下去，直到被迫中止。他的尝试是成为一名医疗开业者，此项工作已经使他赢得了远远高于当地汉人草医的声誉，而不论他是否情愿，都无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同时在经营一座部分时间开门的药房。
他还在扩展自己的医疗活动，以对付各种常见的大小疾病。用一种业余的方式，他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学习。这是他所尽到的最大努力，因为医药服务比其他任何手段都能更好地争取群众，而那位已经加入他们行列的医生现正在300
英里之外的昆明工作。在英国休假的期间，柏格理参加国一个牙医的短训班，因此他在志愿却又不情愿地开展拔牙手术。当时没有麻醉剂可资使用，所以有勇气的患者必须愿意承受“英雄乞丐的拔出法”。首例病人进来后坐下，指点出正在犯病发作的牙齿。掩饰住自己的紧张不安，柏格理开始施行手术，事后于晚上在日记中自豪地记载：“今天施实了我的一次例拔牙手术。拔的是一颗右上方的臼齿。经过一番扭动将其拔
出，好像一个洁净的小铃铛。”柏格理就这样继续着自己的仁慈行 动，并由此构成了一幅他所宣讲的体现爱的福音的自然图解。 与此同时，街上的谣传不断积聚，看上去敌对的气氛也正在复苏。谣传中有在这个国家其他部分发生造反事件、住在孤立乡村城镇的外国人遭到暗杀、以及其他外国人为寻求庇护落荒而逃的故 事。排外敌意的暗暗燃烧的余烬被激扬起来，而在一座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准备煽风点火的少年无赖的天然群体。就在这段十佳，第二个儿子诞生了，或许，因此又多少增加了几分普遍的局促不安心情。 地方当局变得更为友好，的确是一件幸事。柏格理曾经谴责他们的腐败与冷酷无情的剥削，但大概在这种关头，他的安全却要仰仗于他们的善意。 柏格理的一群敌人就在这座城中，这些人为数不少，敌对意识已经被外边的杀戮故事所激发，他们于集会之后送了一份请愿书给地方行政长官。请愿书要求准许攻击那一小帮传教士，以将他们消灭，并把几个汉人基督徒都用剑处死，可能正是地方官的友好态度才救了他们。他秘密地送信给柏格理，向他指出了当前的危险，并要求他在进行传教活动时要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早上柏格理去开大门，发现了一封于瓦建钉在门上的恐吓信。信中充满嗜血味道的话语警告，他们将于下个礼拜四全部被杀死。这件事引起来的一些骚动，因为传教士们知晓有些暴徒正潜伏在城里，积极盘算于当局稍有松懈时将他们谋杀。在加上那里没有警察部门之类的组织，只有朝廷驻军不守规矩的士兵，你只能指望他们在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才来到。
这种形势对柏格理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毕竟有些不寻常的地 方。“令人吃惊。”他写道，“这些事情只能驱使人祈祷，惟有指望
上帝，我们完全依赖于他。”的确是一段令人忧虑的日子。他用粗 体字写在日记本上：“上帝是我们的庇护与力量之所在。” 贯穿那场礼拜式的始终，有一名预谋行刺的人一直埋伏在入口的阴影处。他在等待礼拜结束，满心打算当柏格理回家时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其抓住。于黑暗中他错过了拟定的牺牲品，却袭击了随后正在关门的中国看门人。那位不走运气的男子几乎被刺死。这是一次侥幸的逃生，因为预订的打击目标本来是柏格理，却无意识地伤及了他人。 令传教士们感到几分恐怖地发现，那名行刺的恶棍可能十一个暴徒帮派的成员，一些日子之前这些人曾在城外的一座庙宇中聚 会。他们一起法师要除掉城里的所有的外国人，并且饮了混合着人 血的酒以保证誓言。又是官府表示出善意与帮助，答应为外国人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若不是这种支持，传教士们无疑会遭到大屠杀。 带着一种充分显示的勇气与韧性，他们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从中给人留下了对威胁和谣言不屑一顾的印象，他们的妇女与儿童甚至出城，住进山脚下一座无人保护的乡间房舍中，而柏格理则坚持在周边农村地区进行他经常性的巡回。就在这个时期的一次巡回旅行中，他听说妻子患了重病，为回去照顾她，他骑马用24小时的事件赶完70英里的全部路程。 这些危险时日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时，他们展现勇气的方 式，给其他人引进了一种类似的勇气。有三户人家，从来没有胆量向基督公开表示归顺。恰于这个时刻，足以令人奇异地，他们表达了抛弃自家供奉的偶像和追随基督的意愿。那些偶像被搬出来，放在教堂前面的院子里以公开烧掉。柏格理小家庭的人都去观看，他说：“两个小男孩在这一大堆篝火面前兴高采烈！” 关键性的时期正在为传教士们带来最令人称心的进展，也在鼓舞着由于动摇的拥护者们下定决心。它还令人欣慰地看到，那为数不多的汉人基督徒方面，于紧急关头正开始显示出真实的耶稣精 神。柏格理高兴地发现他们很少显露出恐惧情绪，并无心倒退回带着某种深仇大恨的敌意中去。看上去他们愿意宽恕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愿意怀着真诚的希望去参加传播福音的服务，甚至为此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为宣讲《圣经》不停地巡回于一个又一个村寨之中；还有一位以前一直吸大烟，并长期残忍与不计后果地对待他的妻子，不过他承认，现在自己是如何的不 同，自从成为基督徒后如何在自己的心中第一次激发起感谢之情，因为他意识到他有一位善良的妻子，决心从此好好地待她。
在众所周知的义和团起事期间，中国其他地方有200多名传教士被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在自己孤立的住房中给抓住，或者于逃跑的路上遭到伏击。1900年6月，造反蔓延到云南，令人惊骇的风暴笼罩着传教士们。昆明爆发了乌合之众的暴力行动，教会的房屋被劫掠，传教士们都逃进外国领事馆寻求保护。在狂怒之中，乱民搬走了所有的活动物件，甚至把地板都撬起毁掉。 形势已经相当清楚，昆明所发生的事情于很短的时间内将在昭通重演。惟一理智的作法就是撤离该城，以期望他们的离去能够导致当地人被激起的情绪可以自我熄灭，然而仅这种作法本身来说就没有一条容易的路可选。距中国国境最近的地点位于600英里之外的昆明以南，所须穿行的农村地带与中国的其余部分类似，正充满丑史外国人情绪的惊慌失措、蜂拥而起和沸沸腾腾，同时一个月时间的缓慢行旅又必须有中国苦力相随。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柏格理召集起小教会的会众，向他们透露了传教士行将撤走的消息。许多人为此而感到悲伤，但却没有几位显现出害怕的表情。大家都被一件事情感动和激励，即有16名与 会者占了出来，因为知晓传教士要离开而请求行洗礼。在这样的关头寻求施洗，的确是勇气的体现。他们被施以洗礼，由此加入其领导人行将离去，余下的是公然遭受迫害的小教会。柏格理指定了两位负责人，以代替他的位置，然后带着伤感的心情向他们告别。 “我们离开昭通和会泽时的情感可想而知。愿上帝赐福给这里的人们，并在漫长的旅途中帮助我们。”“府、县两级行政长官企图扣留我们，不过两人都表示得十分清楚，即他们既担心将来不好交代，又非常害怕地方的暴动。” 地方政府排除一小队士兵，护送他们通过受恐怖行动侵扰的农村地区；有个士兵在穿过一条涨水的河流时被淹死。日复一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一小帮行路人，由苦力们背着铺盖卷、抬着竹杆桥，由士兵们前面开路、后边警卫，缓慢地朝南方边界行进。大型城市昆明因仍然处于一种骚动的狂暴气氛中而必须避开，此番迂回虽然增加了他们的几天路程，但总算远远地绕过了这座城市，最终他们抵达国境，黯然地摆脱了一路的恐惧心情。当跨过边界、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时，我们似乎可以听到柏格理在经历了令人紧张的长途旅程后那宽慰的一声长叹。“终于在一面外国旗帜的庇护之 下了！”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恐怖活动减轻，柏格理便动身返回昭 通。由于对妇女和儿童来说仍不安全，所以他是一个人先回来，不过料所不及的是在他离开期间，整个地区已经发生了非凡的变化。排外意识几乎已被遗忘，在一种变化无常态度的展现中，原本寻求让他付出血的代价的人们正在准备对他的热烈欢迎。当走进昭通的时候，他遇上一大群教会的成员与拥护者，他们举着旗帜和展开的卷轴，当然还有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爆竹。在城市的入口处形成了一场凯旋仪式，包括当局官员在内的全体人中都出来迎接他的返回。他们似乎都突然想起他经久不变的慈善作为，并暂时忘却了他是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说明他名声的有力证据，是他从多次威胁与暴乱中所赢得的。 此番入城与十二年前他初次来访时的情景迥然不同。当时他悄然无息地到来，无人注意；今天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欢迎，表明他开始被当作本地人民的一位真正朋友。 他高兴地看到教会依然完好无损，在他离开期间照旧进行了各种活动。虽有过一些骚扰现象，但是并不怎么严重。然而，当审视过教会受到的一年孤立后，他得出了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结论，即如果多少忽略了时间长与短的考验，将会走向失败，因为教会不需要在受迫害的基础上兴旺发达，也不能总是保持隔绝的状况。这的确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结论，但他情愿去面对现实；现实环境未能使他愤世嫉俗，因为他的乐观主义令灰心失望没有容身余地。
为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友好的新气氛的优势，他率领一小帮汉族布道员在邻近地区进行了多次长途巡回。他经常一次巡回就离开家几个礼拜的时间，所到之处，进入乡场和百姓家中宣讲布道。 第六章 剥 夺 云南的东北部分，教会工作已创立，柏格理继续着它每年很 多里程的缜密的巡回传教，这一带住户稀少，普遍显现出贫瘠的迹 象。它是世界上最为躲闪的部位之一，外界对它一直所知甚少，这种情况到近纪念才有所改变。 座座山脉被两边陡峻的狭窄沟壑所切割；山上的小溪与山谷中时时怒号的激流顺势而下，注进条条河中，再汇入西部气势宏大的扬子江。在很多地方，山谷渐渐加宽，不断侵蚀山岭，因此造就出一片片平坦、肥沃的坝子。无一例外，这些坝子平原上都坐落着汉人的城市。于山上没有发现城市，因为在向多产的坝子供应人们使用方面，山地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昭通、会泽和昆明都是建设在这类坝区上的城市，周围皆环绕着高耸的山峰。
在柏格理时代，城市之间惟一的交通手段就是山中的小径，这些小径从坝子里弯曲上升，沿着狭窄的山谷前伸，攀越山岭，在通过山顶荒野中的关隘。这些原始商路上的日常运输力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前呼后应的苦力队伍，他们用扁担肩挑着来回摇荡的货筐，一是由骡马与赶马人组成的马帮。“就其本身而言，云南不是
一块贫瘠的土地，但却在遭受因为缺乏交通条件的痛苦。该省多山的特征使几条大江大河布满那么多的险滩和巨大的圆石，使之无法通航，而道路又如此难行，让快捷的路上旅行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在云南境内实际上没有任何可行小船的河流，更不必说轮船了，它所谓的道路亦不过乃山中小径，出去适合于驮着货篓的骡子和矮种马外，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再者，与海港及连能够通航的河流也相距甚远。”① 由昭通途径会泽连接昆明的山路，属于一条约800英里长的繁忙商道的一部分，它起端于繁荣的省份四川，向南终止于昆明。对于这条古老的商业线路上的苦力和驮运货篓的马帮来说，三座城市代表着几个主要“阶段”，当然还有大约每25英里的更小的“阶段”。当你骑着马向前行进的时候，会时常发现自己被塞满狭窄通 路的纵列马帮挤到路边，马帮的骡子和山地马的两侧都捆扎着货 物。晚上，座座简陋的客店被众多的苦力分享，他们一趟要挑着整筐的稻米走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纵观南北，从这条主要线路上分出了一些次要的道路，与小一点的城镇和村庄连接。在这些二等道路上，行人更为稀少，路况也相对更差，因之也有为数更多的强盗与绿林好汉出没。 广阔多山的乡村区域在各条道路之间延伸，其中分布着只有当地居民才清楚的放羊的小路，一个外人若没有本地向导指引，很快就会迷失在山中。往往离开交通路线路越远的区域，就显得更为 荒芜与崎岖。在许多交通状况十分落后的地方，政府的权威很有限，完全为名义上的统治。势力最强大者的话即是法律，他们在一种十足的中世纪式的社会基础上管理着各自的地盘。 当工作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仿佛目标就是传播福音，并在中国这一部分的汉人城市与村庄里建立一个教会。经办人没有充分理解它是一片怎么样的地域，或者说它适合进行什么种类的工作。在他们的头脑中，这只不过是福音尚未传进中国的一个部分，局面也 很快就会打开。 柏格理与早期传教士们抵达中国时，他们所接受的是首次实施传教工作的普遍指导原则。他的想法与其他人一样，将目光盯在汉族上，汉人生活在城墙环绕的昆明、街道狭窄的昭通城中，以及那些产稻谷的坝子上无数个星罗棋布的用泥土筑成的村庄里。首先开展工作的三个地方都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条主要商路上的三座城市，就像水一样，基督教是沿着已经冲刷出来的沟渠在流动。 一个大字也不识的苦力们，汗淋淋地顺着布满灰尘的山路向前走，他们的目光集中于自己脚下的地面和前方的斜坡上。对于他们来说，远处的景色已经失去了其魅力。地平线上起伏延亘的山岭也不是激动人心的风景，只意味着陡峭的攀登之路，于不停的攀登中，太阳时时火辣辣地照射到他们裸露的脊背上，穿过肩头的扁担时时在磨伤裸露的皮肉。草帽上课稍微减轻一点路途的艰辛，但他们的双脚却要经受夏天的炎热与冬日的冰霜，硬化的表皮常常开 裂，显露出里面的嫩肉来。在他们的头脑里，对道路以外的事情别无所求，只是关心一下步落在何处、晚上休息的小客店和鸦片烟烟土的价格。 来华后的最初几年，柏格理处于城市和村庄的汉人文明之中。在开启自己意识里的位置领域以前，这是他正在探求的可知世界，诸如与他一起旅行的苦力们。他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存在于高处和他撕边的另一群体的生活形式。他从远方凝视着山野的景色，并为它的美丽而惊叹，但是却未意识到其中人的活动。他没有理解到，自己正生活于两种文明中：一种即在他的眼前，古老而自我陶醉，另一种隐藏于身上，天然而蒙昧。 然而面对这条地平线，柏格理的思路比大多数人都豁达。看来他从没有让现在，或者说眼前立即要做的事情占去全部时间，却宁愿保持一种面对将来的发展意识。因为他在凭借上帝赐予的信心而生活，似乎已经将自己投入了不久就要成就的伟大事业。他仅仅偶然地被带入过由于和绝望的低沉情绪中；而大多数时间则一直生活在宽阔的希望高原上。 柏格理首次见到非汉人族群，是他在昆明的第一期期间。在 该城西北方向的一次巡回中。他曾来到一个村寨，可以看出来这里的一些居民与汉人不同。他们的衣着一场，汉族农民都是身着清一色的蓝棉布衣。，这些人却相反，穿着独特的粗布服装，上面还有更为丰富的刺绣图案。从他们的棉布形象显示出，这些人太与众不同了，十分明显，他们属另一个民族。 他的思想相当活跃，并充满探索精神，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同伴提出问题，讨论起这些人来。他们好像是巨大的诺苏种族的一部分，散居与云南各地，诺苏原居住在昆明附近，而以后就越来越远地迁离了中国的这座大城市。他接着发现在10英里之外，有另外一座村寨，全都是一个部族，没有汉人在此郡主。此乃他关于中国的这个边远部分除汉人之外其他民族许存在的第一概念。即便凭着这点肤浅的认识，他还是在良知的驱动下于日记中匆匆记下，“我希望我们能为这些部族人做些什么。”柏格理日记中那短短的一句话显示出他意识中的自动反应。他是首批进入该地区的基督徒中的一员，因此，这就表明，此种思想第一次通过了一个最合适人选的头脑。 在另一个场合，当时他正乘坐一条汉人的小船从面向城区、依附陡峭的岩石建有一些寺庙的西山穿越位于昆明的那个湖。船上挤满了携蔬菜进城卖的乡下人；船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单独坐着两个部落人，显然对如此接近地混杂在汉人中感到十分不自在。从小船划过湖面并进入通往城西门狭窄的运河的过程中，汉人与部落人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后者明显有一点害怕，没有勇气在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面前开口说话。 柏格理从这次旅行中获得了更贴近的观察，进而体会到部落人群在中国文明中的相对地位问题，当天晚上，作为对白日见闻的反思，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期望我们能为拯救他们做些什么。”但是他的工作没有显示出任何成果；周围是几百万反应冷淡的汉族人能，然而他的头脑中却在设想赢得这个范围之外的群体。 他对于土著族群的兴趣日益浓厚。他越学习，就越向直到得更多。他推测自己所见到的少许不落人，是某个早期种族的奇特的残存，可能就存在于山中各处少数几个村寨里。引起这种想法的原因是，汉人对他们的谈论表示，他们是规模不大的无关紧要的种族。不管怎么说，他都渴望了解更多，无论获知了什么，他都写入日 记。这样的做法，部分是由于他们对于他的吸引力发展了他内在的去向被压迫者的意识，一位柏格理本身就具有站在遭蹂躏一方的 习性。 他于昆明街头发现两个部落人，看上去活像到了异国他乡的外国人。这种遭遇与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此相似。或许因之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同情心。他将他们拦住，带回自己家中。他们可能是当天在昆明最感到以外的连个人；两人到这里是为了一桩诉讼案而辩护，但他们很难从中讨得几分公道。他的家或许是城中第一个对他们这类人发出邀请的居所。 他让两个人住下，并盘问有关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家乡及所属于的种族等问题。供他们休息的一个地方已经备妥，这样他们在逗留昆明期间就有了供自己生活只用的房屋。他甚至还设法让他们开始教自己他们的部落语言，他为此配制了一张词汇表。他本人的汉语学习当时才处于初级水平，所以他在开始学习毕竟属另外一门语言的时候，肯定怀着几位强烈的兴趣。这只不过是个临时的片段，但他显示了对这些人群与尚未得以明确的目标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几年以后，由于另外的一些接触，更增加了部落群日对于他的吸引力。那是在昭通的大饥荒期间，当时很多人死在街头。如果相对富裕的昭通城就有几千人死于饥饿，那么在致命的冬季，山里肯定有若干个几千人死去，但是却没有人直到与关注他们的痛苦。 有两个部族的人在饥饿折磨与求生欲望的去世下走出深山，鼓足勇气进入同样被灾荒侵袭的城市乞食。他们在城中不可能得到什么施舍，这里已经挤满了汉人乞丐和难民，不过国当依靠野草与蕨类的根茎卫生几个礼拜之后，于死神不可避免地降临以前，到城里试试运气还是值得的。即便汉人也说，这是在他们生平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部落人上街讨饭。“他们说这是那些人头一年来乞讨。部落人的庄稼歉收严重，无法寻得食物。我愿他那个这些人接近。” 另外一天，有位挨饿的部落人男子去挨家挨户乞讨。街上的顽童把他逐得走投无路，还不断投去石块。他蜷缩在那里，无声地忍受着，孩子们则为让一个胆敢闯入他们文明圈内的下等级族类的人为此复出了代价而感到欢喜。此时有位从教会出来的人营救出这个不幸的受难者，把他领导柏格理家中。此人随身携带着自己部落的芦笙，乃打算凭借它来挣一些钱，于是他当场为传教士们演奏，并跳了几段本民族的舞蹈。柏格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这位男子那里买下了芦笙，还给了他足够的钱去买粮食，以度过饥荒。“愿上帝拯救苗族。基督教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竟然把他们单独撇下！” 无论他与部落民族的何种接触，看来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并且牢牢记在心中，无法忘却。而印象的积累又使他日益增长着对一种自己仍相对不了解的人的关注。有一天，柏格理骑马离开昭通，去攀登耸立在坝区西边的雄伟山脉凉风台。从海拔一万英尺高的顶峰上，他领略到终身难忘的壮观风光。四面云南北部50英 里开外的连绵峰峦尽收眼底。他的目光向西可以越过上游的扬子 江，进入未经考察和一无所知的诺苏的自治领地。这样的地方对他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当地汉人称之为“荒蛮之地”。“什么时候我么才能把福音带到那里？‘荒蛮之地’的山岭从这里看上去十分 美好。” 据普遍的猜想，中国的疆域及其伴生的一种文明可以上溯几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形状和规模，但是却嘎更多的事实来证明这项假定。几千年前的中华文明分布于一个在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的很有限的地域内。中国是在渐进地成长，就好像英联邦一样，只不过经历了一个更为久远的时期。诸如云南地区，柏格理本人就发现是一个奇怪的省份，仅为后来才被纳入汉人文化播撒的规迹之内。中国瓜园今天仍旧把它当作一个边远地 区。而邻近的贵州省，无论从哪方面的标准看，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份；直到最近几年，汉人仍是该省人数少的族群，不过却属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云南省的大多数城市，比如会泽和昭通，建城只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在此之前，汉人相对地忽视了全部这个区域；的确，它是一种经常与汉族处于战争状态的独立的文化，不过西部中国终归要被汉人以征服的手段赢得。 分布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汉族人，在近几个世纪内，已经将以前定居在今日中国西南较少农耕与武器不良的土著游牧部落驱赶开。就像不列颠群岛的土著居民被成功的入侵者赶到西南边缘、进入威尔士山区一样，中国其他原始的人群即这样被扩张力强的汉民族驱入了边远的西部。随着朝廷的疆域不断向西方延伸，这种若干个世纪扩张运动的过程即能够被描绘出来。汉人与边民历史上的冲突，构成了一部流血与拓边的长篇史诗。结果，自称为中国南方原始居民的后裔们，在攻不破的大山中发现了自己的喘息之地，同时也发现了一种艰苦与辛酸的生活。起初，他们让出了肥沃的坝区，到西部荒野边沿的原始森林中狩猎，但汉人无情的扩张又将他们从能生产稻米的良田上赶开，上到贫瘠的山上，去过一种不停操劳与忍受困苦的日子。时至今天仍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延续，有些部族人家被从较好的农田上驱走，迁入生活条件更为严酷的地方。 柏格理一直生活于中国的叫做云南的那一部分地域，即古代后期建起城市的中国，即从土著中赢得的新的中华帝国。这是坝子里稻田相连、贸易线路通过村寨、丘陵上坐落着汉人大村小庄的那个中国。这是一片嬴来的土地；城墙围绕的城市就是征服者军队驻防的要塞。向西数百英里，汉族人正在输掉一场与比他们更赋阳刚之气的原始拓荒者的消耗战。汉人勉强地控制着金沙他们的那一 边，而从西边过来的突击团伙常把他们的孩子掠走为奴。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处置方式，即他们想什么就要得到什么，不管是土肥水美的平川还是物产丰富的山地，然后就留下任其发疹的形势。现在并没有将山里人从他们难以攻破的山中赶走的企图。中国政府并喜欢军事行动，或甚至为了自己的原由采取任何激烈 行动，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付出足够的努力以求形势照常维持， 其他就别无所求。只要土著居民待在山中，不去惹麻烦，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待在那里；如果他们显示出任何想夺回自己原先拥有的土地的倾向，惩罚性的远征就会很快降临到他们那里。穆斯林，云南的一个少数族群，在柏格理到中国之前四十年曾作过尝试，据传那一次他们有几百万人被屠杀。 随着他们的兴趣和相关只是增长，柏格理对所学到的东西变得更加困惑。事情的实质在于，所谓的土著居民是对不同类别种族的总称，许多部落和族属，一齐挤到了亚洲的一个角落里。整个云南就是一处各种族融合的地方，就是一块不同人群相聚的土地，他们在这里为了各自的生存而战斗与竞争。当今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具有想云南这样的面积、伴生着巨大的人中学上的混乱的区域，即便是情况相似的部落众多的缅甸亦无法与之相比。 与柏格理发生过接触的部落是一些早期文化的参与，韩民族的扩张压力导致了流离失所的种族迁徙运动。最初没有向无人占有的地带扩展，二是进入便于定居的区域；首先由北向南渡过扬子江，经过若干个世纪才巩固了在中国南方的地位，并最终渗透进西南，导致了那里的混战。 这种渗透倒很像一支来犯的军队攻取城市，先占领主要的街道和广场，再把惊慌的人众从街上赶开，赶到楼上去顶楼避难。最初的居住者如苗民与其他部落族群，被以类似的方式通过交通要道、河流与山路驱赶入大山的高处。汉人文化就这样参漏进较低的、平坦的、肥沃的平坝，而部落人则被迫攀升，去边远、贫瘠的山腰过一种更为艰苦的生活。 苗民在部落人中是一个最大的民族，具有相当动荡不定的历 史，可能是追随上述民族关系一般模式运动的缘故。许多个世纪以前，在扬子江流域的整个中国南方都有他们的活动，于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踪迹，甚至包括中国的东海岸。今天，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激烈竞争中，他们业已被从南方广阔的地域完全荡除，仅存在于西南的群山里。
为避开迎面而来的汉民族，经过若干世纪的迁徙，苗民已经变成了一个半游牧的群体。至今每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家离开自己的村寨，经过艰苦跋涉，迁入更为边远的荒野；运动的方向总是朝向西南，也就总是远离汉人。因为与汉人的接近永远导致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加不安全。于是他们一再向荒野、向山区移居，在那里可以不再受到骚扰，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独特的部落生活。 就目前而言，他们是人数最多，并广泛散布于中国西南的一个民族。在云南及邻近数省，于处处尚未开发的荒芜山区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继续生存的惟一机会，就是去开垦那些更为兴旺的人群认为没有培植价值的荒地。当他们的垦殖获得成功的时候，那些更为强大和心怀妒忌的邻居们便会寻找一些借口，以取代他们对自己辛苦挣来的财富的所有权。他们的生活标准常常低得令人无法置信，有时候真不明白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苗家人究竟如何去安排生活。一些苗民比其他人要走运气，能够在山中发现一塘不大的似水，似乎是无法预见的天意允许他们平和地生活在一块产出相对较多的土地上。然而，绝大多数苗族人则只能在贫困线上度日，于挨饿的状态中分配仅存的一点食物。 庞大的苗族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支系和部落，如果我们想将其意义列举并描绘出来，那将是一幅结构过于复杂的图画。他们所有人都显现出具有同样的基本品格和一种十分相似的性情。如同其他全部西南的部落人，可以根据一条令人赞许的标准把他们与汉族人区别开来，即他们像广州人一样从来不追随让女孩子缠足的做 法。苗族人与汉人差不多，为中等身材，但品性更为规矩，外表时常也更为洁净。他们的民族特征如此突出，凡在苗家区域生活过的人，无论什么场合都能立即把他们与汉人分辨出来。
与我么有关的另外惟一一个大规模不落人群是诺苏种族。这个名足的人群具有多样化的名称，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有充分理由证明他们属同一个民族的人，一般被称之为“罗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名称，不幸的是，它竟然设法进入了人类学著
作中。 在形象和性情方面，他们更类似于藏族而不是汉人。他们也非常不同于苗族人。代之以后者胆怯和自我轻视性格的是，前者具有一种强烈的进攻倾向，一种随时乐意利用最微笑的时机选择一场争吵的习惯，一种原始人群更喜欢采取军事行动的十分明显的激情。当为了打一场冤家从墙上摘下步枪、束紧自己装满弹药的子弹袋 时，他们会显现出从未有过的激情。 较为虚弱的人群诸如苗族，在汉民族的扩张面前只好让出地 盘，并被夹在难以分出胜负的诺苏与汉人的冲突之间。当中央政权在更远的北方的进展结束后，就遇上了倔强的西藏人，似乎因此为安排诺苏提供了模式。到目前为止，诺苏还完全拥有大片地域，如今中央对其行使着松散的统治，而这主要由于在不同诺苏部族之间两败俱伤的内部冲突。诺苏在这块土地上保持着特别牢固的地位，看来中央政府还没有能力取得明显进展。
在其扩张过程中，诺苏覆盖了整个云南省，该省境内任何地方都有他们的活动。当苗族人从东方逐步迁来之前，他们已完全巩固了在我们所涉及到的那个区域的地位。因此，他们十有八九地成为占据良田沃土的最早居民。不善于政府他人、夺取土地为自己所用的苗族人，只好自愿成为在山中有着巨额地产的诺苏抵住的农奴和佃户。可以发现许多地方的苗族人都生活于对某一个诺苏贵族卑躬屈节的从属地位，贵族对他们施以严酷的专制统治。也有其他苗族人，似乎在名义上拥有准许他们开垦的贫瘠土地的自己所有权。 自然，在巨大的诺苏种族内部有着许多部落，其中一些与普遍传说中外界赋予一个诺苏人的形象大不一样。虽然他们的语言存在多种放眼，不过，诺苏人都清楚地具有类似的外貌特征。同汉族与苗族相比较，他们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种族，并因此使自己获得了普遍赞许的非常尊严和自豪感。不过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随着越向南方定居，他们的升高也在降低。 苗族在相对较近的年代，还以某种自治的状态控制着一大片 农村区域，直到这片土地被汉人同化。而金沙江畔山中的诺苏则 仍旧保持着对一个广大乡间地域的统治权，使政府管理与汉族商人不敢进入。如果他们之中有的人胆敢尝试一下，就将会被立即杀掉或者捕获为奴隶。当然这个广大的地区依旧保持在中国的版图之 内。它只是从未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此种情况看来还将延续许多代人，尽管其他地区的诺苏已经部分纳入了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一般国民生活。当柏格理站在凉风台的巅峰向西眺望的时候，他自我发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将福音传进‘荒蛮之地’？”他所俯瞰的扬子江西部区域，至今仍是自治的诺苏领地。 诸如“荒蛮之地”这样一个未知的和没有探查过的区域，对于柏格理具有奇异的魅力。他无法就此满足，除非亲自前往这块甚至汉人都禁止入内的土地。想冒险进入一块被各种记载描绘成盛行残杀的土地，真需要相当的勇气与胆量。大家普遍直到许多被捆绑 走的汉人给当作大田里的奴隶使用。自治领地的诺苏经常发动对昭通西部地区的袭击，武装勇士们总能带着一定数额的汉人农民返 回，以增加他们的奴隶数量。就连昭通府本身也不时出现对诺苏袭击的惊恐，一时的张皇失措会迅速席卷全城。街上的孩子则常常以“蛮夷”就要来了的谣言相互吓唬对方。危险未能消除柏格理亲自去看一看诺苏地域的强烈欲望。 实际上，他是第一个曾经到达那里的欧洲人，并且，经过短暂的逗留后，又非常幸运地得以生还。在1903年，经过与一位诺苏地方的友好和游泳的接触后，他得以离开汉人的地盘，渡过扬子 江，在西部位置的勇士们之间巡回。这是一次秘密的旅行，在一支由诺苏战士组成的强大卫队护送下完成，首次获得了关于自治的诺苏的权威性资料。关于他旅行的详细细节和有趣素材，柏格理汇集成册并出版了《在未知的中国》一书。 在柏格理陶醉于有关未知领域一些事物的炽热好奇心的同时，他传播福音的目标也向着一个地区敞开。当跨出将自己送到扬子江彼岸的小船，第一次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时，他即念诵了一段祈祷词，期望这片广阔的土地能够听到福音。如果他自己的生活计划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柏格理生命余下的岁月或许会在这片非凡的乡村地域取得卓越进展。但未知的他，甚至很快就被吸引着自 己的诸项活动中，从自己的梦想和计划上拉开，给抛进一个即便他 也从来没有可能想象出的新世界里。 1903年为令人激动的一年，先有去自治的诺苏地区的旅行， 随后为送他的大儿子去英国读书而迅速地访问了一趟重庆。这是让他长久记忆的一年。到年底的时候，他已经赶回昭通，又投入了日常繁忙的事物圈中。1904年开始时并没有抱着比其他年份更大的 指望，只是伴随着通常的为求得赐福和引导的祈祷。结果它成为让成千上万人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年。 临街的大门于白天总是敞开着。从早到晚，怀着各类不同需要和要求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柏格理夫妇的住宅。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当然都是在看门人警惕的目光之下；如果他没有坐在自己小小的门房中，而丢下洞开的大门不管，一笔树木令人震惊的私人财产将会于顷刻之间不翼而飞。尽管如此，门还是永远对愿意进来的人敞开。 七月里的一个温暖日子，当太阳正在朝着“荒蛮之地”的大山落下去的时分，有四个人从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走过来，在敞开的大门口外边停住了脚步。他们踌躇着向里面张望，通过门洞能够看到石砌地面的小庭院与旁边传教士的住房。几个人显然经历了一段长途旅行，因为他们的腿上、草鞋上都布满了路上的泥污和灰尘，他们的背上都背着捆扎的小包食物、作为被褥的粗制灰毛毡斗篷。经过路上的数日奔波之后，终于到达了自己旅程的终点，然而他们却犹豫起来，看来没有足够的勇气迈进去。 乍一看，他们似乎是汉人，因为都穿着汉族农民的蓝色衣服，但仔细端详一下几个人的面容，就会明白他们是从山里过来的苗家部落汉字。他们试图扮作汉人来行路，是为了避免受到征服者给在自己疆界之外的部落人所施加的嘲笑与迫害。或许，他们还认为若是在外国人严重几个人显现得比自己实际上更为文明和有文化，此行的目的可能会更优惠地得到实现。这是一种十分容易露出马脚的装扮，因为四个人中只有一位可以讲让别人听得明白的汉语。鼓足了勇气，在会讲汉话者的带领下他们迈步跨过门槛，当他进入摆放着种有鲜花和开花灌木的花盆的石铺院落时，其余三人紧随其后。 来客的话传进屋内，说有四位远途来的人相见柏格理先生，几分钟后他从屋里出来，站在院子尽头的台阶上。他亲切地打量着自己的客人，很快就认出他们来自山中，在更大程度上是几个经常与他不期而遇的土著居民。 这是柏格理人生的最大转折点，是多年辛劳和祈祷的终结，也是他本人与更多成千上万人的一种新生活的开端。要是柏格理即刻能够领悟它的重要性和内在含义，那将成为他阅历种的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几乎想象不出这件事情对于他们及对于我意味着什 么！”当时它的含义对于它隐而不露，只是逐渐地使他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因为当四个汉字与柏格理相互面对面站定的时候，意 义和理解已在被孕育成另外一场明显的狂热的探险。早期岁月的绝望和沮丧，产生于工作看上去似乎要崩溃时的情绪，正在转变为主动的理解意识。处于低潮时柏格理一直强韧地坚持着，拒绝放弃；即便所有其他同伴都倒在路边，他也决心继续下去，完成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因此保持了工作的生机。现在，他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收到了汇报。回报来的恰逢其时，的确，当四名男子走进庭院时他正好在家，如果柏格理已经外出，它就会成为一次日常的偶然小事与不重要的会面。几年以前，有一位部落男子从荒野的山中来到这里，他怀着与这四个人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徘徊于街头，终于没有胆量跨越这道门槛。丧失勇气的他又返回山里，再也没有去试图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这些汉子受到最轻微的冷淡，被以一种随便的态度对待，或者因为注意到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而对外国人的举止产生怀疑，他们或许也会带着自己未完成的使命转去。如果柏格理的性格中存在任何冷漠无情或被关厌世的痕迹，都可能使这个有意义的关键时刻消失，被夺取一批即将到手的无价之宝。 想了解这事件的真正意义，就需要回顾因汉民族扩张所导致的被消耗了许多个世纪的历史背景，摧残性的压迫将苗种族拖进了一个于野兽并存的中国西部。多年来，柏格理一直在不自觉地为这个时刻作着准备。他曾一遍又一遍地为能缓救部落人群做祷告，现在那个时刻已经来临，而他已准备就绪；他诚挚的祈祷文可以放下 了，因为这些人已经寻着他企盼他们要做的事情来了。
这四名男子于一种奇异的精神激励下，经历了几天的行程来到此地，他们在追寻前进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找寻什
么。若让他们表达清楚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情，基于同一理由，柏格理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到来会引起什么变化。 的确令人感到奇怪，苗族人是在寻找他们之中无人知道的存在之物。他们的历史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启示他们相信，在世界上有一种对被压迫人众的爱，或者对他们痛苦的安抚。我们很少见过圣灵竟如此安排了一个群体去接受《圣经》。 不管怎样，将他们带上行程的不是无聊的好奇心，也不是认为可能在一名轻信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帮助的短暂感觉。在寻求爱的故事的过程中这些汉子徒步行走500英里①的事实，显示出了他们意图的庄重性。首先，他们经过长途跋涉进入临近省份，去访问一个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他又介绍他们返回昭通柏格理的家中。当为寻求自己未知的希望，日复一日地迈步穿行在深山之中的时候，他们心理必定一直充满某种奇异的激情。 这场运动也并不是只局限于那少数几名男子的情感。他们是一个种族的代表，整个族属都在热切地期望着。他们心中的激情更为广泛散布在遍及大山中村寨里的成千上万同胞所共同具有。它是一种难以解释清楚的奇怪现象，没有人能够为它作出计划或组织，再或以最奔放的思想设想出来。大约它是柏格理的祈祷文正在得到回应，此外无需其他解释。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到来，反正四个人已经站在了那里，带着长途旅程的倦意和灰尘。柏格理脸上浮现的表示欢迎微
笑，立即使他们确信此行的目的不会落空。我们能够轻松地设想
出，他会以亲切友好的姿态马上邀请他们进客厅坐下。无疑又很快为他们端来中国的热茶，这是在中国对待从布满回车的道路上来到的客人的一种自然反应。他通过这些简单的方式，对把他们引入一座充满敌意城市的探寻作出了应答。经历过若干个世纪孤立无助的状态后，这些人对于受到欢迎有一种奇异的感触。自从被赶出自己原本的家园，他们经过许多世纪的迁徙，流离一千英里，进入中国西部荒芜的山中，至此他们第一次发现在外部世界也存在着友好、理解与同情。 这的确是一次新鲜经历，经常遭到鄙视的苗族人被在城里普遍受到尊重的他请进屋内，他把他们当作自己受欢迎的客人，亲自卫每个人倒茶，对于来访者而言可谓天大的变化。他们惟一与外界接触的历来为汉人，汉人永远只把他们视为地灯种族，所以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令他们感到新奇无比。
我们无法具体描绘出柏格理对这几位男子亲切而友好的简单接待过程，无非是打开房门，尽可能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当。至少，它减轻了行路人的疲倦，消除了他们刚进大门时的紧张和恐惧。至
多，以质朴的善意和礼貌对待来自一个在自己的口碑历史中从未有过受到如此礼遇经历的民族的人，由此将引导全民族走出它所处的黑暗并进入光明。正是这么一种如此有益的关怀才能把如此细弱的线紧紧地牵住，又通过如此纤细的拉绳，才将两扇如此宽大的门打开。以同样方式一如既往地做这类好事，为柏格理伟大之处的组成部分。他的全部成就是通过他“记不清的爱与仁慈的行动”取得
的。友好的迎接、一剂药物、以及为抢救那些企图自杀的人匆忙冲进夜间没有照明设备的街巷，都验证了他的信条。或许那同样友好的微笑、彬彬有礼的迎接，甚至正在他了想不到的天国荒野中
延伸。 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在农村仍然存在，当然其程度要比当年轻一些，从这些“低等”种族来的人数少的旅行者在路上普遍受到骚 扰，骚扰来自粗暴的汉人士兵，或者不安分的小流氓团伙。他们背上的包裹会被搜索并抢走，也可能被强迫为不可一世的官员或军官挑运沉重的担子。他们照旧会默默地承受继续堆积到他们身上的种种无礼言行。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冒险走出自己与世隔绝的大山，克制就成为他们的种族所必须承受的重担。因此，就不再令人惊 奇，这四名男子虽然自己在表面上装扮成汉人，却根本不想住进宜家汉人的客店。 走运气的是，恰有一个场所，柏格理手头有一座空教室供他们居住。它是第一所教会学校开办时的教室，柏格理为躲避义和团运动回来后，由于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学校已经迁到城外一个更大的地方。把一座学校教士降格改为卧室来用，就其本身的条件而言并不比汉人的客店舒适，但它时清洁与有益身心健康的，而更重 要的是，安全。真称得上一桩了不起的举动，这四名部落汉子竟然造访了本地行政首府城市，能够找到一个安全与有保障的单独去处居住，自然是传教士的房屋。这件事情清楚地表明，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被视为陌生者与外人。因此就不必大惊小怪，自从进入这幢外国人的住宅，他们就产生了如同回到家中的感受。几个人与他的相处很快就比刚开始认识他时显得随便多了。他明白与他同样的人并不想象厌烦群众那样对待自己，而恰巧他才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好评，如果那些人也遵循同样的道路，他们最终能够确立自己的权利与受尊敬的位置。 就在他们到达的第一天，几个人的头脑中肯定不自觉地产生了同这位奇特的外国人有一种朋友式关系的感觉。他们针对柏格理如干问题中一个独到的解释，成为一份奇妙的答案。他问他们是否因为是一个外国人而害怕自己，就像直到他拆毁相互之间的藩篱之前汉族人长期表现的那样。其中一人回答，他们曾经听到汉人在谈论“洋人！洋人！我们起初感到害怕，不久后我们来到这里，看见并发觉您不是一个外国人，而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同样的一家 人，只不过你来自远方。” 他们立即开始像在家中一样无拘无束地与柏格理相处，无疑他也意识到要用简单的词语同他们交谈，即使用一种仅很少外国人才能迅速对颇为复杂的汉语把握住的方式。在西方人与苗族人之间有一个能迅速带他们密切聚拢一处的共同点，它使那位回答问题的苗族人感到他们属于同一家庭，即便外国人的故乡在上万英里之外。他们的言谈有一个真诚与坦率的相似之处，与汉人较少透明度的举止和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苗族人很快发现，柏格理的大多数继任者已经把握了这条真谛，即与汉人相比，平常西方人更容易和部落人达成一片，部落群众相当容易接近，因为他们不被人为编织的礼节与仪式的幔帐所紧紧围绕。 更声誉汉人的一点是，苗族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欢笑，乐意从任何哪怕只存在最微小娱乐素材的事件中去发现幽默。来到此地后，从接待他们的这位传教士身上，苗族人又找到了现成的搭档，因为柏格理永远充满着亲善和风趣的激情，不过他在尽全力抑制它，因为他感到自己与足够严肃的生活尚有距离。柏格理把一次不公开的祈祷郑重地记入自己的日记：“一种欢闹的思想令我感到沉重。我 时常希望自己培养一种庄重和更具威严的习惯。这种习惯对于我太稀少了，我要却是有所节制！”他的这番祈祷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或许倒是件好事，这样苗族人就会把他当作自己群体中的一员。 关于这些来访者的吃饭，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业已随身带来，在每个人背上的捆扎物中，既有一小袋燕麦炒面。此乃他们所有人的必备物品，食用时用碗盛上这种干面粉，加入冷水混合成糊状物。它实在没什么味道，但又显得是令他们满意的饭食。一日两餐，他们就这样简单地吃燕麦粉和水的糊糊。由一个外人卡来，炒面似乎显得粗糙、简单化并从总能量上难以维持生命，然而正是它才保持了他们低得惊人的生活标准，甚至在他们家中亦以此为 生。情况就是如此，并且仍在延续，苗族人无论出门旅行，或者进深山远途打猎，通常都要靠它来度日。 随后的日子使柏格理有更多的事件与这几个人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前来的缘由。他们头脑中奇异的激起开始产生于几年以前。当时有一小队苗族人带着他们的前装式滑膛枪、盛有火药的牛角，背着小袋燕麦炒面，在几百英里之外的邻省①山中进 行远征式的狩猎。他们式了不起的猎手，经常外出多日到大山更荒僻的地方搜寻鹿、野猪，偶然还能找到豹子。 这个小团伙在矿野中比大多数猎人漫游得更远，便有机会到达了一个有位基督教传教士②居住的小城附近。天气恶劣，他们的 小量燕麦炒面就要被食尽。由于神奇的天意，他们接触了这个传教士，并为他给予的欢迎而感到惊讶。他们受到了与柏格理在昭通迎接他们时所给予的同样方式的款待。在简短的逗留中，他们还听到了传入自己耳中的一些教义的片段。他鼓励他们再来，以雪下更多的仁慈与友好的原本思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通过几次访问后，开始认真地学习新的基督教教义，他们又返回村寨，把这非凡的经 历，以及激发起他们兴趣的爱与仁慈的故事传播开来。 打猎团伙意外地遇见传教士的消息，以一种看上去令人吃惊的方式在广阔的地域内传播开来。正如前者所为，一些村寨派出自己的人前往同一地点，去见那位传教士，然后会寨子报告情况。
来到柏格理家中的四名男子，住在距那帮猎手寻求并找到帮助的地方200英里开外。深深的渴望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送上这种200英里的长途跋涉，其中要翻越一些世界上最难行走的山野。肩负自己村寨的重托，他们经过长途旅行，见到了那位先前招待过猎人的传教士。当传教四发现他们来自何处时，就即可告诉了他们柏格理在昭通的消息，昭通离这些人的家仅有两天的路程，他劝他们返回去找柏格理。 这确实是一种奇特的探求，步行500英里，穿过群山，去发现被压迫的人群应有一种更崇高人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于是他们经过漫长的返回路程，带着倦意还有希望，来到昭通一条街道的这座大门口。他们对于基督教教会全无所知，对要见的传教士一点也不了解，只是猜想他就住在昭通，与他们原来遇到的那位相似。他们于第一个去处受到了欢迎，但却没有把握在昭通也被同样地接待。这就是当迈进柏格理住房前边石铺地面的院子里时他们担忧的原因。
几个人想为他们从这名外国人那里找到恩惠，而许多人都同他们一样奇妙地感到，此人以某种方式把握着能够为他们打开一种新生活的大门的钥匙。他们探索的引人瞩目的基本特点是，在如此微小的信息鼓励下，不知怎么地竟产生了那么大的期盼。由于一个狩猎小组意外的冒险，似乎整个种族突然都为一种火一般的希望渲
染。如果说曾经有人仰仗着信心走路，那就是这一小团伙的苗族
人，在中国西部的两个省份内追寻着自己的目标，以发现对他们也所知甚少的一些东西。成千上万人有意义的生活就取决于这四个所知甚少男子的决心。他们几乎不明白自己此番搜寻的本质。除去一定量的燕麦粉，他们还带来了酒作为礼品，因为这些人天真地设想
酒能够帮助他们在外国人心目中取得好感。在旅程中他们听说他根本不饮酒，实际上反倒视饮酒为一种习俗，于是就把酒丢弃于 途中。 他们对于柏格理的第一项要求，是请他教他们念书。它似乎一直为这些人头脑中的一个明确想法。当然他们也并非仅仅为寻求受教育而来；如果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需要，便完全可以付钱请一些一贫如洗的汉人老师去教授汉文基本知识，而汉文书本在城中也容易买到。它预示着今后的一种新生活，从质朴中他们感知到，或许读书的能力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 柏格理为他们要读书的急切愿望所感动。他们就立即开始，把自己觉醒后人生的大多数时间，用于记忆看起来数不清有多少行的汉字上。 这是一句他们自己的要求而形成的任务，很明显，在学认汉字的后面还存在这些人认为更严肃的重要的事情。最基本的是，他们要寻找能够教他们读书的认，要寻找对他们有浓厚兴趣、关注他 们、可以成为他们的老师并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高生命层次淋浴的人。“你可以教我么读书吗？”从来没有哪个人向我们展示过仁慈与爱心，我们听说你乐善好施，你会将仁爱给与我们吗？你能引导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并进入光明吗？ 当时，柏格理未能对他们简单的学习读书认字的要求看得更深远。在几名汉人基督教的帮助下，他开始教这些成年苗族人进入最初阶段的学习，就好似教小孩童一样。相当明显，他们的长途旅行已经获得成功。他们的需要，或者说他们一直尽力表达的东西，正在一一得到实现。无论什么事情，看来都让这个昭通的不知晓的不知底细的外国人，给安排到甚至比他们认识的第一位传教士更为贴切与舒心。 最初，柏格理有倾向把这件事当作在一种由连续不断的惊奇组成的生活中的另一桩新奇事件。不过，他热切地祈祷，希望它能引导，入他所说，去开创传教士工作的另一个领域。毕竟，此种安排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携带的燕麦炒面只够几天食用，他们必须很快就返回，而无论几个人怎样拼命投入学习之中，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也只能学到很少一点东西。一旦这些人消逝在他们曾经从那里走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大山之中，谁能够说清楚将来是否可以再见到他们？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若他们仅为一时的热情把握，以后就必定是无声无息了。 他们所声誉的燕麦面只够四天的食用了，带着满腔的感激之情及共同的美好期望，他们就此告别，就像忽然到来一样又忽然离去。柏格理心中必定在念叨，以后能不能再看到这四位汉子。 四位汉子是于星期二来到，又在那个礼拜的星期六动身回家。下一个礼拜五，有五个人出现在大门口，这次没有乔装改扮以试图掩盖他们的身份。他么与前四个人怀着完全相同的思想冬季，前来学习念书并找一名老师。他们没有再经过长途旅行进入邻近省份，因为听到了自己村寨第一批四个人从昭通返回后报告的消息。 事情相当明了，某种值得重视的情况在山里正激发起来。分布于山野各处的许多人家，晚上全家人围在木柴火火塘边，都谈论着一个话题，即通过那个外国人和他的教义所带来的新机会。有关昭 通的外国人的消息从一个村寨传到另一个村寨，他对第一批四个人说的每句话就这样播撒开来。 紧接着第二天山谷，又有13名男子来到，期望能受到如同前 两批人一样的接待，急着尽可能早地开始学习。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有60个乡下的部落群众拥至传教士狭小的宅院内，这些汉子来 自许多不同的村寨，被派到这里来验证原始的报告是否准确。来人一律受到欢迎，给提供了同样的住宿条件。每日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柏格理住房周围及院落里，背诵学到的汉字，并像学童一样，试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用笔在纸上书写。据说，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一个汉人，即便是学校的学生，能够带着任何方面的学习目的闯进柏格理房中请教，除非他想被几个充满强烈的读书认字热情的苗家汉子撞到一边去。这位老师本人则整日不停地帮助他们，经常忙到深夜，不仅教他们读书，还教唱赞美歌，让他们第一次听到上帝实践爱的承诺的奇妙故事。 对于自己家中猛然汇集了许多从山里来的乡下人模样的男子，有些人肯定会感到相当苦恼。其他人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或干脆说不方便，将他们挡在门外。我们当中大大多数人将倾向于送他们去住当地的旅馆，并尽力劝说他们把自己组织好，分成小批前来，以便于更为容易安排。很少人能够像柏格理做到那样，允许他们任意来访，永远都以一种情切的姿态迎接着。 连续若干个礼拜的时间内他们不停地来到，每天都有几位，所以没过多久就超过了上百人，每个人都带着一定量的燕麦炒面，它决定着他停留时间的长短。无疑在这些山里人的头脑中正酝酿着一场空前的运动，一场把来自散布在几百平房英里乡村的许多苗寨的代表带到昭通那位传教士住宅里的运动。至此也无法再用苗家猎人曾再邻省受到款待来解释这场运动的产生。看来它似乎是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压迫和绝望后，为了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和要求过上更为高尚的生活动的突然爆发。这里有为了被压迫者的新生活，有为了被遗弃的人的希望。但就这次同基督的接触而言，信息长期没有送给他们。 如果当时没有基督教传教士把汹涌的新浪潮向着自由的目标引导，这场运动可能最终要成为一次失败的农民起义。它将是一场反对他们历史宿敌的暴动。有时候这些荒野中的人过着与动物相近的生活，又被一个强大的政权当作少数异类来抑制，终于变得忍无可忍；他们猛然奋力向监禁自己的围墙撞去，却又被反弹回久受漠视的禁区。何时汉文史书上提到部落人的地方，尽是有关一些叛乱的记载，通常都由过分苛刻的压制所引起。柏格理来华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苗族人参加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造反行动，其结果是他们的数千座村寨成为废墟，据说在暴动的火焰被扑灭的过程中，他们有 18 000人遭到屠杀。这些人可谓他们种族历史缓慢延续的余烬，倘若此次运动没有把握在那位传教士手中，苗族人可能要再次被地主和征服者的残忍政权为了他们的尝试而扫荡，并给打回卑躬屈膝的状态。 当部落汉子纷纷穿过昭通城门的时候，对于此类叛乱的忧虑，导致汉人以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们。目前的柏格理，尽管他的声望在不断升高，却很难有效地防止汉人采取行动。他们对于各省部分征服与半独立状态的人群总是感到相当紧张不安。往西不足100英里的汉人居民经常被掳掠式迁入自治的诺苏领地为奴隶，不时的诺苏反抗的谣言则把恐怖情绪植入昭通人的心中。一次叛乱或暴动刚显示最微小迹象时为镇压的第一良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苗族人进入本城的街道；显然正在进行什么事情，如果它再与外国人的宅院联系起来，就当然需要提防了。在中国，很容易把列强同各种削弱和瓜分中国的诡计相联系；莫不是外国人要煽动一场地方上的叛乱？此类故事就在茶馆里传开了。而当地军事指挥官只需稍加怂恿，就会将这些喜欢打探的苗族人赶回原本属于他们的荒野。 他们为了寻求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而来，不过最为迫切的要求就是学习念书。柏格理越是施教，他们就越如饥似渴地听讲，而学习热情也越变得高涨。他所一定要奉献给他们的完全是他们之所需。仁慈、激情、热爱、怜悯和维护，都与他们心中深沉的渴望产生共鸣，使他们确信自己史诗般的旅行已经达到了目的。 毋庸置疑他们的真诚与决心。这些人冒险进入一座历来对他们充满敌对情绪的城市；为了自己确实想知道的某些东西，他们悄悄溜出他们所享有的相对隔绝的深山。一天早晨，有一伙经过彻夜行走的12个人到达。自从离开家一会耨，他们持续努力行进了一天一夜，以完成到昭通的行程，即便夜间也不曾停留。对于这些部落人来说，进入陌生的地方就永远不会有安全，若他们试图避开不安全因素，就需要进行一次长途的强行军。不走运的是，那天夜里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使他们在山里经过了可怕的夜晚，抵达时个个浑身透湿并精疲力竭。柏格理目睹甘愿忍受此般艰辛前来聆听他的信息的人们，不由得感动不已。 苗族群众访问柏格理的一个明显原因，是这些人独具的部落意识。处于蒙昧状态的人们是被部落知觉和情操的纽带、而不是个人见解维系在一起。作为个体的他们，不能像更为发展的社会中的人那样，贸然脱离本部落的生活。与其把他们的总体态度视为绝大多数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全部落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感情。个体不会受吸引去做背离本部落其余成员的普遍行为的事情；也没有人割断他自己所选择的那条纽带，或者去追求一番适合他个人的事业。 那四名寻求帮助的男子是他们部落的先锋，并非作为个体的行动。当他们的旅行明显获得成功的时候，整个部落，或其他更多的部落，就会迅速追随他们的步伐——因此人数不断增长的来访者即出现在柏格理的大门口。他们试图给柏格理留下印象，说山里还有成千上万人在期待，盼望读书认字，愿意追随他的道路。不足为奇他最初持怀疑态度。柏格理情愿相信彼处有许多向往者，因为他已经于不同时间看到了自己院落里这许多人，但他们所说的成千上 万，看来肯定是东方式夸张的又一个样本。 不惜任何代价他也要亲自去看个究竟。柏格理永远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他们恳切地邀请他离开昭通，由他本人去看看正在期待的成千上万人。政府官员劝他，英国领事也劝他，说就这样进入苗疆是他在拿自己冒险，但挑战不可能让柏格理偏离前进方向。他丢下自己手边的繁多事务，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持续的来访者的出发 之地。 第八章 迫 害 由穿越平原、走向城市的一队队部落汉子的人流形成的生疏景象，已经引起了当地汉人的敌对情绪。这座城市不欢迎陌生人，最好的办法是规劝他们待在自家的山中。在汉人社会里，总存在着一批为数可观的造谣者，可以从任何人们不熟悉的事件中，制造出凶险与恐怖的事物来。看来将要有相当多的人为他们产生于因一种可耻本性而进行的无限愚昧的捏造的自豪感而付出代价。不过，柏格理能够保护他的新朋友，使他们免受当地人的仇恨。凡他在城中的时候，就有能力对冲着苗族人的公众行为施加一种约束性的影响。城里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他的某位朋友遭到虐待，即便是一个部落人，柏格理都会把事情提交到当地最高官员那里，直到他得到交待，昭通人知道他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物。 苗族人在抵达昭通城后是相对安全的，但在自家的村寨里及走在山路上的时候，就需要提防他们的伴随着真正恐怖的地主了。并不仅是城里的汉人注意到了苗族的运动；山野各处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也正在谈论这个话题。各地的最高领主和贵族们吃惊地获知，他们低下的佃户与农奴，即苗族人，处于一种群情高度亢奋的状 态，并与一个外国人在直接接触。他们的惊恐程度与汉人店铺老板的同样高，汉人老板盯着由乡下汉子形成的持续人流穿过他们的城门，沿街一直走向传教士的住宅，而到了城外，就再也没有外国人运用他的威望去保护这些真理的追随者。 无论任何人，若没有亲自去看一看存在于云南山区的封建制度，就非常难以想象出诺苏地主与苗族农民之间关系所带有的残暴 色彩。低贱的部落人居住在条件恶劣、缺乏保障的山寨里他们的 生存仰仗于自家大领主的意愿与恩惠。租粮和赋税一般是苛重与超限度的，其数额常常根据某位专制暴君一时的念头与想象而固定或改变。凭借农奴和奴隶们的汗水与眼泪，领主的一大家保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养活了一帮武装侍从。他们经常要把田中收获物的一半上缴给地主，还必须于不同的时节把酒、鸦片与白米等礼品奉上。领主自家土地上的庄稼也要农奴耕种与收割。对此没有任何酬报。可以说这种封建寡头政治是靠被剥夺了一切的苗族人的劳动来支撑的。 具有代表性的诺苏地主经常显现得贪婪与强硬，使他的佃户处于痛苦的贫困重。佃户们甚至没有离开他的土地迁往别处的自由。倒是有些大领主因仁慈与为人考虑周到而知名，还试图去减轻他们佃户生活中的辛苦。不过作为另一个极端，也存在那种以无法形容的兽性行为破坏自己名声的领主，他们则因拷问并用烧红的铁熨斗给受害者烙印而闻名。没有权威性的力量去确定他们残酷行为的限度，领地上居民的生命都仰仗着大领主性情。 苗族人不仅仅是领主残酷与恶意性情的牺牲品。他们还是这些人财富的源泉。领主在山区的广阔地产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除非有一个处于奴隶状态的群体为之耕作。苗族人被从自己原来的土地上逐出，对于领主来讲的确是件幸事，因此他们可以来到这里为地主培植土地，并为其特权而缴纳沉重的贡赋。他们只能在农奴制或饿死之间作出选择。苗族自从被逼转入农奴状态后，为了自家的生计而保持绝对的顺从，酒成为必要的事情。 侍从与家奴使待在自己城堡里的领主，对其土地上的村寨中每日发生的一切，都消息灵通。我们不难想象当听到一种普遍的激情正在席卷极度贫困的乡下人的泥土茅舍后领主的惊愕表情。他们甚至更为震惊地获知，年轻人趁晚上溜出村寨，走上二三天去路去往昭通城，又听说此事与一位外国人有关时，怀疑边陡然加重。 诺苏地主的普遍反应为，这是一场无论如何必须制止的骚动。依据当髢髢主的特殊习惯，各种方法都被用上。有的地方把命令传到所有村寨，禁止村民离开自家的土地，在另外一些地方则采取行动阻止其他怀有相同想法的人，威胁要报复违反者本人。 当苗族人沿着昭通城狭窄的街巷向前行进时，关于造反与叛变的谣言也在山中传遍。人们认同的最普遍说法是，那个外国人将领导各个遭欺凌的种族分奧那个一场叛变运动，而凭借他掌握的神秘魔力，足以使信徒能够消灭他们的压迫者。多年来，柏格理的品格已经家喻户晓，而与地方最高行政官员日渐加深的友情，大概就是最有力的保证，使这些谣言不被当作严重的事情。 另一条谣言源自于他成功的医疗活动。既然他治病的药那么见效，难道他的毒药就不会如此？一则消息悄悄传开，说柏格理正在向他的苗族同盟者提供一定量的致命毒药，并将于预先约好的某日秘密地把毒药投入各公共水井中。在一个地方，地主已经把访问过昭通的三名苗族人抓起来，捆在他的城堡里，要求他们把自己领到的毒药交出来。他们被告知，如果在限定时间内不把毒药交出，就都要被砍头。事实上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是相当清楚，什么时候 都可以被加之以威胁，不需要审判，不会给纠正。 当苗族人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毒药的害怕变得普遍起来的 时候，他们就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排斥。山区各地均有小规模的集市场所，乡下人可以赶到这里购买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日用品，并出售少量粮食换取流通只用的货币。每礼拜举行一次的乡场还是一种社交机会，届时来自散布于各村寨的男男女女，都加入讨价还价的一片喧闹之中。从一处乡场到另一处乡场，苗族人全部被排除在 外。钉在集市中的告示牌说，苗族人禁止入内，因为他们与外国人有牵连。他们正在被驱赶入一种真正被遗弃的人的孤独境地。 苗族人的非凡之处在于，尽管面对将把他们置于严峻地步的日益加剧的迫害，仍然继续去访问柏格理，根本没有止步，以不断增加的人数陆续到来。自最初的访问过后六个月，他们仍在不断前 来，一夜又一夜，从他们封闭的山中村寨走出，去再次品尝柏格理 家中的友谊与热情。笔者不能不认为，正是不断加剧他们痛苦的迫害，有效地为萌芽中的运动踩出了一条道路。如果柏格理把他们到来的事件视为一种暂时和不可靠的现象，这场运动也会落得过早夭折。所幸的是他伸出双手将这个机遇抓住，并迅速地变成他们的向导与捍卫者。 柏格理能做到这一步绝非易事。在不同的工作中他已经辛劳与付出了多年，现在却要突然应召割断联系着原有一切的纽带，由自己单独去追随一个说不定日后可以很轻易证实的虚幻的目标而漂流。面对着他同事们的规劝，以及一些人的反对，然而柏格理没有显示出任何疑虑，丢下他以前的劳动成果，投入这派潮流中独力开闯新路。由于“那里是置身于波涛之中，奋力创造着未来的人们的事务所汇成的潮流”，因此在这场危机中孕育着一个黄金般的机会，若是将其错过，或许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在这一点上，柏格理与同事们的看法不同，虽然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明显遭到了他们的联合反对。迫害与拷问的事件、叛变与暴动的谣言，呼唤他进入山 中。他想去乌云最浓厚的地方亲临战场。 他离开昭通，骑马前往威宁地区，诺苏贵族在那里保持着异常强大的封建权力，同事种族迫害也最为剧烈。柏格理幸运地设法请当地行政长官发布了一则布告，指示对于参加基督教的民众应予同样恩惠的庇护，作为一名传教士的他当然为此感到欣慰。拿到布告后，他即前往仍在迫害苗族人的地方，以官府的名义要求众人善待他的新朋友们。 柏格理目睹了拷打和虐待留下的创伤。一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妇女曾被带到他面前。他发现一些无赖地主利用普遍的怀疑与不安气氛，以勒索钱财的手段向这些被压迫者发难。有个苗族小伙子被用绳索吊起来，使双脚离开地面，又把一条120磅①重的铁链悬在他的脚下；为要求他交出一笔赎金，小伙子就这样被吊达18天。 柏格理会见了许多曾被监禁的人，就是因为违反了他们的地主不准去昭通找他的命令才遭抓，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访问传教士的罪过被处以沉重的罚金。 正如他所预料，山中是“谣言四起”，他被折磨与监禁留下的 那些痕迹深深地触动了。勿需用更多的证据来使柏格理确信昭通他的来访者不是在无所事事地学着廉价的教育，请教他们读书的神情的真正含义是对某种事物的一次探索与一类需要，其意义远远大于这项基本要求。刚才提到的由于去看他才遭受痛苦的人们，都迫切要求柏格理去自己家中做客，以成就他与他们共处一堂的欢乐，这使他感动万分。这些人热情地款待他，虽然此前他只是将监禁与放逐带进他们家中。在苗族人家中受到欢迎时，柏格理肯定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在他们已经基本上是由辛酸和压抑构成的生活方式中又增加了新的痛苦。 一户苗族人把他迎入家中，这家人业已失去了九头牛、三匹马与四十只羊，差不多是他们在世间拥有的全部财产，当然很少有人能比他家更富有。更有甚者，因为与外国人有联系，这家人正继续受到要立刻被抓起来的威胁，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欢迎他，以慷慨的方式招待他。
通过这场奇特的部落运动经历的第一年事件，即清楚地表明，当地存在对苗族人相当普遍的迫害。那些坚持去昭通访问的人，立即就会成为仇恨的目标，感受诺苏地主困扰的强烈风暴，还有许多无耻的地痞流氓，乐得趁机欺压与敲诈无助的苗族人。 那个封建社会中贵族对于他们邻近区域基督教产生的第一迹象的反应是十分坦诚的。此乃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对基督教会的出现的自然反应。如果这个事物突然出现在他们之中，他们即施以迫害也是自然的，因为它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将最终粉碎他们奴役与压迫的罪恶产业。尽管对于基督教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他们仍旧本能地认识到，如果允许它的存在，它将消灭他们生活与社会的基本组成形式。这是对福音传播的巫医式的反应。他们坚持抗拒自由和仁爱的新力量，因为它能破坏他们摧残人与奴役人的等级制度，然而再作出此种反应的同时，他们也声明这件已降临他们之间的事物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地主们一边在显示自己对教会本质特征的欣赏，同时又企图摧毁已经播入他们佃户中的种子，为在此种意义上不可战胜的运动浪费着残忍的能量。 一些地主对于他们痛恨的那个外国人怀着极大的敌意，因为它是招致他们社会种这场骚动的不受欢迎的罪魁祸首。他们巴不得以折磨下属农奴的同样残酷手段来对待他。他们之中有些人看来急于对柏格理下手，愿意为任何将他伏击并杀死的暴徒提供大价钱。另一些人则公开放出话来，如果他出现在他们的领地上，九立刻把他干掉。听到这些恐吓后柏格理毫无畏惧。他已经面对过不少真正的危险，不在乎再多点威胁。怀着理念与意志的巨大力量，他继续着自己在边远乡村的旅行，其中许多地方都有人准备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柏格理听说哪个诺苏地主怀着特别强烈的仇恨并公然声称要同他对抗，他就会径直前往那个人的要塞，把自己送上门去面对面与敌手对阵。他频繁地走访他们的城堡，往往是提着自家的命进大门的。柏格理发扬了一种刚毅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他不是在为自己，而为成千上万恳求进入天国的群众的幸福而辩护的认识。他长期以来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理所当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传教士的先驱。 柏格理继续他在一个正遭受这普遍的迫害并笼罩于死亡和囚禁的威胁气氛之下的群体种的冒险旅行。他的同事因为要承担起他先前的工作，为此严重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他们也无法立即明白柏格理 独力进行的事业中的艰辛和危险；除非去部落地区走一走，此类事情是很难明白的。对于只不过因为表达了想成为基督徒的愿望，就被折磨、监禁约苛以罚金的这样一群人，他除了不顾一切地投身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告知，如果他们加入教会，就必须离开自家的天地，但是面对着饿死的威胁，他们仍旧毫不动摇。作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柏格理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向他们提供援助。 事态紧迫，因为柏格理若不能知道他新发现的朋友们通过迫害的第一冲击波，他们可能被禁止对他的访问，他们的初期热情也会就此熄灭。间或，有苗族人在前往昭通的秘密旅程中被捕获。一位男子在路边遭到伏击，几个手持长矛的人向他进攻，他最终总算来到柏格理的住处，但头部负了重伤，浑身是血。乡下人在他们前往传教士那里试图领会天国的途中受到攻击，经历像这样的战斗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这名男子的一个伙伴遭到毒打，死一般地被丢在路旁；结果他努力爬回家中，多数是在夜间行动，经过五天之后方抵达他的村寨。这种简单、蒙昧，但又充满激情的人们，急需柏格理的帮助。 在威宁一带的首次出行，向柏格理显示出他近来致力于的这场奇异运动的实质。回到家没过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又动身前往另外一个地区，去看看“山里有成千上万人在盼望你”的不寻常说法是否属实。他的客人都一再恳求他前往他们的村寨访问。从1904年 的11月23日至12月10日，即首批苗族人出现在他家大门口之后的四个月，他与九个苗族伙伴从一个村寨赶往另一个村寨，试图减轻一些他们所遭受的侵扰，并努力坚定他们新寻得的信仰。动身时他没有要往何处的清楚目标，在他脑子里也没有事先制订好的线路。哪里的总体敌对情绪表现得最强烈，就由他们带他去哪里。他所到之处，部落群众均出来诚心诚意地迎接，有时候是全村寨的人，表现出他们对他的爱戴之意。 柏格理找到了一直对他的信徒施以严刑的确凿证据，目击了被烧红的熨斗烙出的块块伤疤，他们就是因为去访问他才忍受这样的痛苦。在一个地方，村民曾受到威胁，如果加入教会，他们就要被用铁链子拴走，然而他们还是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他进村寨。凡他所到之处，苗家人都会杀一只羊或宰一头猪来准备盛大的宴席，以此表示对这位特殊客人的敬意。 一路上的全部经历，不断震撼着一位苦苦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了多年却屡屡面临冷淡反应的传教士，他为所看到的一切而惊奇。 “巨大的工作量不时会令我感到震惊。为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上帝的意思又是什么？” 当一个种族从绝望的冷漠中忽然整体崛起，要求学走基督的道路，为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不是柏格理在那里应对这种形势的挑战，中国西南的那个种族就可能很容易地沉沦回异教的 状态。 他把白昼的时间，用于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的旅行，沿着狭窄、不平的路径，在山中弯弯曲曲地前进。每天晚上，当用过为欢迎他而准备的一顿饭后，柏格理边张罗着向一群不识字的人传授他的福音。在对访问昭通的那些具有更强的理解能力的人讲课的时候，他已经领略到让自己的话被听明白是意见相当困难的事情；而现在面对着苗寨里更为闭塞和无知的群众，想把自己的意思渗透进他们的头脑中，就是一桩更为艰辛的任务了。 柏格理试着向苗族人宣讲福音所食用的最初的方法，是利用极少数人消化的非常有限的部分，将少量的基本知识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他选出看来对他所讲的意思多少有些领悟的人，组成一个小 组，再用简单的语句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教给他们。他们再重复许多遍，直到自己能够食用本民族的语言把这个故事相当流利地讲出来。然后他就派他们出去，以这点有限的学识，向本民族的村民宣讲。环视全世界 ，由如此贫乏的教理知识武装的人们都能被用以传播福音，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每到一处，他们就站在大量群众的面前，声音洪亮地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当然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陪伴柏格理进行这趟旅行，使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在一个又一个村寨重复着这个故事。 村民们对柏格理本人的宣讲大部分不得理解。这是他在昆明工作的往事重现，当时他按照线路经常在村寨中巡行，满怀激情地向听不懂的群众宣讲。与其说他布道的内容，还不如说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信息。他的形象要远比他说的话更为响亮。 在这些村寨中没有大到足以容纳下争着想听他讲课群众的房屋。山寨由一些独立的泥筑茅棚组成，每座茅棚仅能容下一家苗族人，没有更大的空间；因此没有场地供群众聚会，这时候就需要把他们赶至户外。 我们可以想象出通常的情景。寨子里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从邻近的大小村寨赶了许多英里的路程，来亲自看一眼这个外国人，以分享大家共同的兴奋。用过晚餐后，他们随着他来到村寨后面的山坡上，在这里能够俯瞰那一小片茅屋的屋顶，烟雾从房檐和粗糙顶部的裂缝中缓缓冒出。 他让他们全部坐在草地上，包括男子、妇女及儿童，然后开始讲授相关的知识，不过对于他的话他们只能明白很小一部分。接着是他的几名帮手，由于这些人的话可被直接听懂，群众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兴趣。助手们重复着自己直到的惟一故事，即耶稣殉难的故事。最终，柏格理把听众就地划分城若干个小组，将在学习中表现得最不主动的人推举出来任本组的老师。曾去过昭通二三次，已经学会二三十个汉字的男子主动被小组接受为教师。每个人都在满腔热情地寻求，寻求生平第一次把握如何写字的秘诀。全村寨的任都出来坐在山坡上，如饥似渴地学习读书，柏格理的身影则不停地在各个小组间徘徊，或勉励，或指点及讲解，给每群人都要送上一句十分幽默的鼓劲话语。 当太阳落到山背后时，渐渐延长的阴影也罩住了村寨，有人跑回寨子并很快返回，带来做火把用的充满树脂的松木碎片，这种火把点燃时是明亮的黄色火焰。夜幕降临后情况亦随之变化，分组学习被迫中止；只剩下山坡上的一场弥撒，由几位男子高举着火炬照明，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下，最前面的是柏格理弱小的身影，他一面宣讲一面请求他们，放弃鬼神崇拜，放弃恶劣行为与酗酒习惯，反复告诉他们基督将会降临和热爱被遗弃的人们的简单故事。整个活动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是听他教他们学唱那些歌词简单的赞美歌。 穿越山谷，回荡着数百人汇集起来的声音。一种开始把握一首新歌的旋律，把握一类新音韵和新经验的格调的声音。 山坡上的群众散去之后很久，布道与歌唱仍在一座座泥筑的茅棚中进行。当坐浴自己住宿的小屋中的火盆旁边的时候，柏格理依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或是背诵努力学到的文字的喃喃低语，或是低声合唱时爆发出某些圣歌片段的宏大声音。他极少得以在午夜之前入睡，因为四面的吵闹声持续不断，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地坐在木柴火边一条粗糙的木头凳子上，体验着这种奇特经历的感受。 第一次住进他们的家中，柏格理发现了这些人究竟时如何生活的。与更为陷阱的汉人住房不同，汉人住房有木材框架、灰瓦铺顶、木制地板和简单的家具，他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间间用泥土建起的茅屋，没有窗户或烟囱，只有泥土屋地。这些是可以想象出的最简单的人类住房形式，条件简陋，令人难以置信的脏乱，对于居住者也极端的不舒适。于四壁土墙之内，极少有分割开的一些单间，阁楼上也从来不铺地板，偶或可以发现一块竹木隔板，在小屋内划出一部分，供做饭和洗澡之用，或给女人隔出更隐蔽的一部分。常常在茅屋内用竹木栏架把禽畜隔开，以免猪、绵阳及山羊之类同人挤在一起。这些动物与人过着类似的生活，处于同一片屋顶下，分享着同样的不舒适和肮脏，实际上还依靠同样的食物为生。 柏格理住在苗族人家中，思索着这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苦生活，品味着如此的脏乱与不舒服。这次旅行正赶上十分寒冷的天气，山中降下大雪；所有人都环绕屋地中的火塘挤在一起，虽然火塘中燃烧着圆木，但寒气依然从四面吹来，有的来自没有固定牢的房门，有的来自粗糙土墙的缝隙。 小屋中惟一的摆设由几条放在火塘四周的矮长凳组成。这些凳子约八英寸高，凳面为六七英寸宽，因此要坐上去时，就必须将双膝蜷缩，形成一种非常不自在的姿势。不管坐上去的时间或长或 短，此种凳子都是令人恼火的物件，所产生的僵直与疼痛感要超过所带来的舒适与放松。只消坐在火边木凳上半个消失左右的时间，习惯于真正放松的大多数人，就会感到有必要站起来走一走，以休息一下。
苗家的床由粗略砍成的二三块木板铺成，木板架在一对带杈的木棒或垒在地面上的几块石头上面。他们的被褥仅仅为一大张羊毛制成的毡片，或许还有几张兽皮。在寒冷的季节里，他们的铺盖就显得过于单薄，于是人们更喜欢把火烧旺，全家多数人环绕着火躺在泥土屋地上，形成一个圆圈。经常可以看到小孩被烧伤的伤疤，是由于他们在熟睡中滚到了火上所致。 在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内柏格理继续着他的旅行，每天晚上都宿于一个不同的村寨，然而在没一个地方都感受到了爱戴与深情。他开始意识到，某些惊人的事情正在这个地区发生，他眼前正在发展的形势仅为极少数人才得以有幸目睹；一个民族的群众正在勇敢地跨出他们蒙昧的黑夜，迈进充满基督徒信仰的光明之中。柏格理感到，绝不允许任何事物妨碍他们朝向基督教的运动，即便他们提出不好满足的需求，无论付出任何牺牲也要帮助他们。 他返回昭通后不久，便将自部落人开始前来的第一个圣诞节的事务准备就绪。公开邀请他们来参加盛大的圣诞节宴会。有不少于400人赶到并逗留了数日。昭通居民想必会认为叛乱已经开始了。作为他们寻访的自始至终的一个背景，针对访问过传教士的部落人的严重迫害一直存在，这就需要柏格理作出努力，当商店店主与手艺人看到有这么多的乡下山里人应邀进城时，保持城中各条街巷的平和。 柏格理越来越为在他周围回旋的群众运动而震惊。“我们到底应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圣诞节那几天的时间全用于教授圣诞节故事的礼拜式和学习班的一种不停的循环中。在所有礼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是，有几个巫师，这类人充斥于“苗疆”，上来恳求把支配着他们的魔鬼驱除。这肯定是一个精彩的长眠，笔者真希望能够亲眼一见；最好还是由柏格理本人生动的文体叙述这个过程。 “节礼日①当天有一个满怀苦恼的巫师来到。此人有一只眼睛失明。他希望摆脱控制着他的种种鬼怪，彻底放弃他的那些罪恶骗术。我能够帮助他吗？在晚间的礼拜式上，我喊那个巫师到前面 来。他应声走过来。我告诉 群众我们将要做什么。此时我想可能其他人存在相同的情况，，便问场下是否还有巫师。结果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然后又连续两个人。群情开始激奋起来。我们的场地中总共站起五名巫师。我把几位布道员喊下讲台，以便为下一步的行动腾出空间。但是进城被一声大喊打断，‘又一个！’最终确认了九个。相信在中国的教会中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景！” “我感到只要心怀至高的轻蔑，似乎就能对付无数的恶魔。‘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谁能够反对我们？’我告诉人们，‘我们比所有魔鬼的力量更强大，因为魔鬼十分害怕耶稣，……那些鬼怪会心惊胆战并逃之夭夭。’”
“然后我向每个人提问。每个人都说他想放弃巫师行当，把自己托付给耶稣。先是单独说，再是齐声许诺永远放弃它。（令人万
分激动）。往下我要求他们全部，为请求宽恕而跪下祈祷，并再请 几名基督教徒为之一同祷告。首先由我单独祈祷一声，九个人就随
着我重复一遍……为了得救而一遍又一遍地祷告。把魔鬼驱除！鬼 怪走开！感谢您，耶稣！” “全部听众齐声祈祷，结束时大家热烈鼓掌，高喊：‘感谢您， 耶稣！’整个情景激动人心，精彩无比！不过有些巫师的面容相当 令人厌恶。” 上述柏格理的所有话语中最后一句趣味最深远。如果我们将那些老巫师的尊容与苗族现代群体的布道员和教师的表情相比较，就会发现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 此前昭通的教会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在这些蒙昧群体的历史上，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能够把妖魔鬼怪驱逐的人。这成为他们与基督教教会接触的一个直接成果；从此这些人再不必惧怕充斥于他们万物有灵世界中的精灵与鬼怪。所有的苗族人都惧怕各种鬼怪，其中大多数还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对它们行以崇拜。有些人则具有支配这些鬼怪的权力，诸如巫师与女巫，他们被假定通过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有能力行使种种罪恶的行径。 通过柏格理，他们认识了一位对各类妖魔鬼怪——无论是真正还是想象的，都毫不畏惧的男子汉。他本人对于他们精神世界及现今尘世中的权威力量所持的轻蔑态度，立即激起这些人或许自己也能找到自由的希望。他不是迟缓地向他们许诺，说他们也将会从邪恶的精灵世界中取得自由，只要信任耶稣，就会带来解放。而是让那些为罪恶幽灵紧紧把握的人，应基督的要求把幽灵立即驱逐。随之其他成百上千的人通过单独的祈祷与信心，从长期暗淡着他们生活的精灵中解脱出来，接着成千上万的更多的人，也体验到了他们再也不用生活在一个需要害怕鬼怪的世界中的新经历。 今天，在一些村寨中，仍旧有可能瞥见巫师业者的阴影。这类人的踪迹大多已经消亡，只存在于部落社会下层的生活中。它是一种职业的残存，此种职业曾有为数众多的人从事，也曾在山里这些人的蒙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有充分理由断言。巫术正在从这片山区消失，而基于恐惧的鬼神崇拜也面临相同的趋势，这都起因于第一次圣诞节时，他们凭借来到他们之中的新力量的驱逐活 动。基督已经降临。 到1904年年底，已经有差不多4 000名从山里来的苗族人访问过柏格理的住宅。这是自第一次站在大门口并于进去之前犹豫不决的那四个男子以来五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它堪称柏格理在云南漫长岁月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他断然拂去他原来为之奉献心血的工作，转身投入一个连他做梦也想到的不寻常世界。在那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获得了新生，他目睹了他们在如何生活，体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本人则再次献身于一种新的工作。 回顾这个年轻的教会经历的多年等待与遭受的全部艰辛，看来都是值得的。柏格理一再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被允许目睹这一切？”他的思绪返飞向索恩与万斯通，“他们是多么勇敢的伙伴，”他们忍受的痛苦没有白费。不仅仅如此，新的事业恰恰产生于索恩曾经饱尝苦难，走向死亡的地方。他最终的致命旅行正好就通过这个地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周围部落人村寨的存在。索恩是在高烧之中挣扎着去死在昭通的家里，长达三天的时间没有食物和洁净的饮水，他走过的那条崎岖小路上现在正大踏步走来热切寻找上帝的汉子们。即便当他们现在沉浸于丰收成果的喜悦，并从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看到更光明的未来的时候，柏格理还是以若有所思和感恩的心情回想着艰辛的开端。 第九章 转 变 遍及中国西南，苗部落以他们的散漫行为在汉人中被传为俗 话，虽然汉人对部落人的社会组织所知甚少，但是却明白在部落村寨中遭轻蔑的品行标准于某些方面在文明层次更高的汉人社会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混乱的两性往来时常被传为笑柄，并因此加强了汉人认为部落人有点近乎不开化的普遍印象。 传教士们时常受到谴责，说他们夸大了与教会发生接触之前的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群的恶习，以提高与他们新的行为方式的对比度。似乎有不少人想象，那些处于其自然状况，没有触及复杂的文明现象的人，过着一种非常可爱与纯净的生活，因此最好让他们单独留在自己原始的灿烂之中，不要用一种新宗教去施以会引起烦恼的影响。 根据苗族人的具体情况，如果不把他们精神生活的转变包括在内，我们就无法评价他们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业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证据可以从柏格理日记中每天的记叙中找到，当时他正在苗岭村寨中进行第一次旅行。他为他们村寨生活中的一般恶习而惊讶。柏格理可以适应那种粗劣与艰苦的生活方式，他毕竟在昭通已经度过了近七十年的时间，然而他却从未见过在苗族部落中这样的放纵或不规矩，此番经历验证了汉人所持的普遍观点。 我们将很快忘记教会已经取得的成就，只看到它目前存在的缺点和失败。一名来访者可以在今日的部落之间旅行，并仅仅看到一群仍旧处于半蒙昧状态中的人的贫穷生活，完全意识布道在他们公共行为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他的无知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几乎没有哪位年长的部落成员愿意揭下蒙在早期遗憾时代上的幕布，他们渴望将它忘却。 谴责那些部落比可知的云南各汉人城市显现的更为不道德是不公正的，因为那只是部落人四十年以前的情况；由于基督教带来的新标准，他们的整体行为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如果能够想到他们精神生活的巨大改进，发生于主要因为延长的敌对时期而导致整个民族地区的道德准则普遍下降的时代，就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了。在邻近区域的某些地方，仍有基督教没有传入的大量土著居 民，与他们普遍道德行为的反差十分明显。 当柏格理进入他们的村寨后，他发现除了杂色的泥筑茅屋群之外，不见有公共性建筑；没有学校、庙宇、神龛或供餐饮用的公众场地。当然一个供本村寨青年男女共用的谈情说爱场所①除外。 与一般的房屋想必，它算不上一座实质性的建筑，通常用一些粗糙的木料做框架，以树枝和树叶当围墙，把杂草盖上去为屋顶。这个棚舍通常是青年人晚上约会的地方，但是已婚的人像未婚者一样前来光顾的情况相当普遍。在他们的社会中显然一直没有强烈的道德或公共观念去谴责这类行为。一些原始的人群具有为订婚与结婚及为管理家庭生活而制订的非常严格的行为准则，但是这种准则在苗族人中却不存在。 随着柏格理的来到与它的福音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就开始对这种使人坠落的整个体系予以彻底扫除。教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定要将它从它的运行轨道上清除，因为这两件事情不能同时存在。既然他们请求柏格理进入了他们的村寨，带来了一种新的与更好生活的机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旧事物除去。 在柏格理抵达村寨之前，他们通常已经把那种棚舍拆毁，作为对他欢迎的一种表示，而他见到的仅为一座往日建筑的遗址。有一天，他在几位苗族人的陪同下进入一座村寨，几个人已经被视为布道员，尽管还有待于将来某个时间行洗礼。结果发现一座那样的棚舍与往常一般仍旧立在寨中。于是他们就亲自动手，在全寨人的注目下，柏格理和他的伙伴们一根又一根木头地将棚屋拆碎，将其夷为平地。在他们进行的时候，一个惊恐的姑娘冲进废墟总，去抢出她因疏忽忘在那里的一些个人小件饰物。 柏格理没有停留在对这个问题的沉思中，他永远是一名勇于采取行动的男子，在把那座棚屋拆毁的时候他不免又为艰苦的工作增添了几分乐趣。基督教信仰，它本身最为真实，又是一种破坏性的事物，它不能与昭彰的罪恶生活于同一个去处。作为降低身份的过去的象征及其已经延续了许多个世纪的罪恶性实践，被从视野中逐了出去。
中止过去遗留的不规矩远没有拆毁那些棚舍一样容易施实。它是一个需要通过花费时间来克服的弱点。它的象征虽然去了，但仍存在一种悄悄滑往旧日方向的习性，这类习性一直存在到被其他事物充分取代为止。结果是学校和教堂成为集会的场所，并给年轻人带来了一种新生活，然而在最初几年里，当旧习俗被扫除之后，却在某些方面留下了空白。柏格理一直注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关怀年轻人的精神生活。在他每次出访中，总要伴随着大型群众集会，也就随时存在者古老习惯自动再现的危险，所以必须将小伙子与姑娘们的位置分开，即便在第一次基督教徒的节宴上也是如此。 面临的首批津要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新的事物以取代古老的部落节庆。他们的传统宗教长期处于任其自然与发展停滞状态，没有多少庆典和礼节，年度的最重要节日发生在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在这个时间他们各村寨成百上千的人会聚在一起，宴请、饮酒、跳舞与不可避免的放纵。恰如它被称之为的“花场”，似乎是一个普遍 的骚动与狂欢的时刻，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宗教内容。它倒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民族意义，因为他们处于一个不友好的世界中，为其他种族及一种含有敌意的文化所包围，对于普遍处于艰辛生活之中的人们而言，它起到了保持民族意识的作用。 柏格理还必须破坏其他一些旧事物。对异教徒的欢宴必须由教会吸收和移植，还要把基督徒的信仰渗入到蒙昧的意识中去。柏格理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在第一年度的时间内，他抓住他们古老节日的时机，组织了一些更好的新式活动。参加活动的群众比以往更多，各村寨充满了一种预期的新气氛与激动情绪。由教会安排的宴席取代了无度的饮酒，群众的礼拜取代了夜间的狂欢，他们集体听布道、唱圣歌。直到暮色降临。 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无论新宗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它起码是一种正在彻底改变他们部落生活的力量。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如果你有幸得以参加，你将看到来自多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在一群来自各种行业的贵宾面前，在成千上万身着他们的“花一般”服装的部落人面前，举行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比赛盛会。有时候几座汉人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都会赶来，向这种他们无法不称赞的盛事致颂词。这的确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它尤其让那些仍旧能够忆起往事的老人们时时感到惊讶。 在急速和忽然的改变中，他们部落生活中的一些无害处的特色随同那些更为不受欢迎的因素一块儿被清除，想起来或许多少有些不幸。在进行对以往遗存的彻底扫除的时候，他们也彻底扫除了一些应该好好保留的东西。遗憾的是，他们的放纵与舞蹈和音乐紧密联系；为了杜绝不规矩行为发生的场所与机会，他们废止了传统的音乐及舞蹈。可能是他们的改革热情使他们采取了过度的行为；而通常革除比挽回要容易一些，或许他们无法把没有害处的成分从讨厌的事物中分开。不管怎么说，与邪恶行为有联系的部落的芦笙和舞蹈，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失去了。 因此就为日后造就了一些难题，总有少数人对于放弃传统的跳舞与乐曲感到不情愿，看上去多少有些羡慕没有加入教会的部落群众，那些人仍在沿行古老的实践。有些教徒仍无法放弃传统的音 乐，因此就处于一种不幸的位置上，鬼鬼祟祟地进行本身并没有害处的演练，而没有得到会众的许可。凡是听过他们的乐曲和看到他们的古老舞蹈的人，莫不感到他们失去了某些最为珍贵的东西。 在1905年最初的几个月份中，柏格理频繁进入山区旅行，访问了大量村寨，就使他更为熟悉了这些群众和他新工作的范围。大量苗族人继续前往他昭通的住处访问，事情变得很明显，这种状况不能在持续下去。房舍必须在山里建起来，他协同妻子也必须去那里生活。此外，还有创立一些学校和教堂的要求；在火把照耀下的山坡上群众的礼拜与教学，只能使临时性的权宜之计。
他幸运地得到了在一处荒野山坡上10英亩①土地的赠礼，此
地离昭通有25英里。它处于部落人乡村的边缘地带，是一个能够同样与各部族及汉人保持联系的方便地点。靠近这片土地的自然途
径要越过一条山间小溪，小溪源自陡峭的山坡上跌落的一个小瀑布，又流经令人赏心悦目的树木茂盛的一个峡谷。小径沿着浸泡有各色石头的溪流而上，通过一个两面山坡中的裂缝后，路面变得崎岖不平，这里所谓的路即山坡上坚硬的岩石，或者为一代又一代行路人踏出，或者就是一种天然的组合，由天然铸就的岩石组成了
级级台阶。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石灰坎”或“石门槛”。真乃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方式，以入口的途径来称呼这片独具特色的土地。它确实变成了苗族人蜂拥而至的通往希望的新世界的入口，而通过他自然天资的感触，柏格理立即抓住了这个当地的名称，将他生硬地译成“Stone
Gateway”；从此，Stone
Gateway一词诞生了，这个名词代表着中国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新生活，对英国人而言，则代表着基督福音的一次重大成功。而柏格理本人，当他跨过通向苗族的这道门坎的时候，也正在进入一个崭新而奇妙的世界，的确，它是一道通向一种新境界的门坎。 他四下眺望，选出建房的地基，并在地面上做出标记。山坡上 很快就回响起建筑施工的一片嘈杂声。把正好长在那里的树砍到作木材，把草皮铲掉，房基很快被平整好。不久就开始显现出基督教的第一批建筑物。他本人没有建房的资金，由于苗族人盼望着这些房舍建成，因此许多村民捐了 钱，以付给参与的手艺人和建筑工 人，与此同时，每个村寨都派出代表来帮忙，承担施工中的简单活路。建在一个适宜地点的石灰窖开始点火，烧制建房用的石灰，用部分公共资金买了一头水牛，以按照传统的办法踩踏供造砖和瓦的泥。这头水牛大概是苗族教会所拥有的第一件公共财物。 柏格理把相当多的个人时间用在指挥石门坎的工程上，当完成耗费精力的连续村寨旅行后，就又返回那里。在一个宽阔的区域内，石门坎变成了宗教礼拜活动的中心点；每逢礼拜日，在尚未建成的房屋附近，就会聚集起超过上千名的群众做礼拜，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须走上一二天的路才能的抵达这里。 到1905年11月，第一批建筑物落成，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许多村寨等不及建成一座学校，就由每户村民摊钱，以这笔费用在当地雇无论哪个粗识文字的人，成为他们的老师。在一个地方，他们看到一片神圣的小树林的树木，此处原先是他们实行精灵崇拜和混乱聚会的场所，使用这些木材建造一所学校兼小教堂。 就在同一个，几经犹豫后柏格理决定，为一些苗族人举行 洗礼。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受到天然的局限，但是他们的生活由于基督徒的信仰，已经发生了毫无疑问的改变，这些人还公开表示真诚信奉耶稣基督。 这个场合比学校开学时更令人激动。有二千之众为了典礼汇集而来，只要存在最微小的一线希望，他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参加洗礼。从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上千群众中选出了100个人，他们是100个最为正直与诚实的人，当然还须当众通过审查。 在中国西南的历史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天开始下起雪 和雨……道路处于一种能可怕的状况，溜滑与泥泞。群众于昨日来到，浑身透湿，沾满泥污。一些人整夜在寒冷中度过，没有火。我于清晨乞求上帝清洁我的心绪，他可能会使我胜任这一天的工作。” “首先，我们要求11位老年人集中起来。让他们坐在讲坛的全面。我依次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你希望被施洗吗？你愿意成为 上帝的孩子吗?’他们的回答都很清晰，如此一种作风令我从内心感到喜悦。开始时我感到相当紧张……想必自己要崩溃了……但是 过了一阵儿，上帝给了我把工作继续干下去的力量。” “当我们完成老者们的程序后，就把他们带到讲台上，每个要求行洗的取得候选人资格的人，在洗礼前都要接受他们的审查。当天之内他们否定了六七个人。能通过及其可怕的潮湿与泥泞前来，便是对纯正动机的一种充分测试。” “一些小伙子的回答特别漂亮。不由使我以抚爱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充满喜悦和信心的坦诚的面容，感到兴奋无比。姑娘们也是如此，回答得十分圆满。‘你热爱耶稣吗？’几乎都说：‘我非常热 爱他。’ “许多候选人穿戴得整洁、优雅，把头发梳成最整齐与最漂亮的形状。看起来他们远比我见过的邻近的汉人更为美观。当所有这些年轻人在表达他们对耶稣的热爱时，一种兴奋感使我心潮澎湃。” 这些人业已明白无误地赢得了他的爱心，他历来对他们山里奇异的生活充满兴趣，而如今，他们到底赢得了这位具有高度恻隐之情性格的人的全部的爱。从此以后，他将把自己的生命彻底奉献于为他们服务。柏格理休假的时间早就到了，但是他却不能够离他们而去。自他上次见到英格兰，已经过去了九年的时间，无论从健 康还是从家庭的角度考虑，都应该赶紧回国一趟，然而对于在如此辉煌的开端时刻离开，他却感到犹豫不决，“如果上帝能给我一则 待下去的启示，我多么乐意遵从！” 他果断地把关于回国的任何想法置于一旁，决定再待上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以把工作的基础打得更牢固。在石门坎的学校和教堂的建筑施工的时候，苗族人就盖起了一座十分简朴的房屋，供传教士居住。它后来成为相当有名其的“五镑小屋”，因为建房所用资金大约就是这个数目。1905年8月间，柏格理协同妻子与小孩，离开昭通，搬进这座泥土筑就的简陋住处，它比村寨中的茅舍并无多少改进之处。这虽然是一处临时性居所，但到底意味着他已经生活在他们之中，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一员。他有勇气的妻子分担起那个朴实家中的艰苦生活，不停地操劳，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他提供帮助，并在妇女和姑娘们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那个山中孤立的边远定居点出发，柏格理穿行与苗家乡村，持续着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艰苦旅行，无论天气好坏，他总是驱马沿着狭窄的并时常是陡峭的山路前进，每晚都住进简陋的茅屋里，给每个地方的群众都带来新的生活与希望。他所到之处，身边总是聚集着大量的群众，而沿着他行旅的小路，一座座学校和小教堂亦随之开始涌现。 柏格理已经能够看出基督正在带来的品行与性格方面的改变。这些人的外观上变得更为端庄与整洁，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显得更为文明，更少去几分他们沿续了许多个世纪的荒野山里人的气息。自从福音第一次传到他们之中尚不足二年的时间，业已在受到与未受到基督影响的人群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
这个鼓舞人心的理念产生于柏格理访问一个人们寻求福音的新去处的时候，这个去处一直没有来宣讲过。1905年12月，他首次访问了威宁西部的一个行政区，即大家所称的长海子。在这里，他发现苗族人仍旧以他们普遍的方式生活，一如沿续了几百年的那
样。比起在石门坎一带他正在致力于改变其习俗的那些人，他们显得更为不洁净、生硬及远要粗俗一些。两者的不同十分明显。他曾出席了一位苗族人的婚礼，在那里彻夜都是尽情的跳舞与酗酒，如果没有因他在场而产生的抑制性影响，说不定会发生恶劣的放纵
情况。
他这次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礼拜，“我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礼拜之一；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多人为我们送行。” 有一些顽固的情况则出外：部分村寨为巫师们、或一组持敌对态度的寨老相当牢固地控制，要么就处于当地诺苏地主强大的影响之下，他们拒绝参加本民族的这场普遍运动。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像本民族同胞码洋日渐受益的机会，而在一些地方，他们仍旧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古老的异教信仰。不过朝向基督教的运动是普遍的，具有压倒之势。经过二年的工作之后，对于柏格理来说，如果像遍访每个已经建立起教堂的苗家村寨，在每个去处只住一个晚上，将用去他整整二个月的时间。 柏格理也开始认识到山里无法无天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危险时刻都包围着旅行者，特别是在诺苏领主势力强大的地带。每位行路人只有将个人安全指望于自己的力气及他的朋友们。法律和正义的力量还没有支配山里；暗杀、世仇和抢劫，永远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柏格理称其为“一片杀人者的土地”；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仅 一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八起谋杀案。他访问长海子的那个礼拜里，在不远的村寨中出现了两桩杀人案，不少诺苏地主具有强盗的嫌疑，即便他们本人与这些分布广泛的团体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柏格理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他们时说：“那些外观严酷无情的诺苏领主！” 一些诺苏贵族依然强烈地反对基督福音的传播，为了急切地保持他们的权势与财富，也为了对进步潮流的妒忌。通过威胁和恐吓，他们企图将自己专制统治的残留部分牢固地附着于他们农奴的生活中，有一次他们竟在柏格理住宿的村寨放火，当火被扑灭的时候已经烧毁了一些茅屋。对这种人为的毁坏并没有任何赔偿。
尚未竣工的小教堂力的礼拜式、处于转变之中的群众，以及洗礼和布道，都需要面对一个生活在无法无天和残酷的封建主义中的荒野上的部落人的大北京。这个背景在许多方面仍旧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权威正在开始取代那些中世纪式贵族的强硬的独立性。 有一个古老的习惯一直保存在诺苏与苗族人之中，农奴们每年须携带礼品酒前往诺苏的庄园，把酒献给地主。在呈送的时候，他们要按照惯例当着主人的面饮一些酒，然后当他们返回自家村寨的泥屋之前，还得向主人家族崇拜的神位行鞠躬礼。礼品无疑是受欢迎的，而行礼仪式则为了使苗族人永远保持奴性。在变成基督徒的过程中，他们放弃了酿酒与饮酒的习惯，因此酒自然牵扯到他们的封建领主，索要酒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愿再向主人的神像鞠躬行 礼，因为寂静不再相信这些神灵，于是极大地冒犯了最高统治者本人。该问题引发出巨大的痛苦，有些拒绝为主人酿制礼品并向神位鞠躬的人遭到关押，其他人则受到恐吓，如果他们不供奉当地的 众神，就必须从这里离开。柏格理最终得以再大多数村寨和诺苏之间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根据这个协议，礼品还像以前那样照送，只是酒为铜钱代替，而苗族人则解除了向那些神位行礼的义务。 具有显著意义的一个事件发生在第十八个月，是石门坎的首次圣餐礼拜。“早上七点钟，聚集在小教堂众举行祷告会。上午十一 点，我们集中行圣餐式。大约700人站在里面，另有400人在外 边。”圣餐由面包与盛在中国式的小杯子中的茶水组成。164名教 会成员获准上前分享圣餐。在那些山岭中看看圣餐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分发给那些质朴的人们，必是一幅精彩的景观。 “把面包与茶水给予许多艰辛的土著群众，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不久以前他们还处于一种十分愚昧的状态中，对耶稣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说本人开始时还有些犹豫的倾向，但一个人总要被耶稣从不惧怕与税吏和罪人混杂在一起的事实所鼓励，因为他所接触过的没有一个人是过分有罪的。他们依次领到一小片面包，然后在伟大的基督的像前虔诚地鞠躬行礼，此时我感觉上帝就在现场，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照料一切，洁净这里无数罪人的心灵”，就这样，深山里那些部落群众的第一批人，加入进“牢记基督殉难”那些人的世界范围的团体，而柏格理则继续为了上帝天国的缘由而不停地 劳作。 到1906年11月，从他上次去英国已有了十年之久的时间，让他的妇人和孩子回家一趟，成为绝对必要的事情。然而柏格理仍旧无法从他全神贯注的工作中分身，在护送妻儿往回国的路上走了两天之后，只得惋惜地与他们告别。这是一次令人伤心的分手；他们返回他的家，而他却转向山中过孤独的生活。柏格理打算一家人只分开一个较短的时期，但一件事的发生大大延长了他们所预期的 时间。 在天各一方的很长时间里，柏格理向国内写给他妇人的信中，勾画出了他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的一幅画面，这些工作比家庭更为强烈地牵动着他。其中的部分摘要可以显示出他正在引导的那种 生活。
“1906年11月11日，咪口耳沟。今天我们这里聚有大约一千人，为三十余名年长的信徒行洗礼。到圣诞节时我预料在这个地方还将有三百多人施洗。有些人已经再次倒退回罪孽之中，而其他人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苗家人就好似盲人在追逐水牛！” “1月15日。昭通西部。上个礼拜六，我们得到另一位地主写出的一张地契礼品，送给我们1.5英亩土地以建设第四座苗族小教堂。这位地主情愿并大方地做出了此项决定，远比其他人都要强。我们将很快开始兴建第四处场所。情景真是激动人心。往上远处的山里有一处洼地，洼地向西方敞开，可以由此放眼看到拖车①方 向的八座山峰。我们预料大约一千名苗族人会捐出钱来，将建成一座用茅草盖顶的房屋。”
“1907年1月15日，这个大寨子的寨老不许苗族村民来找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我希望能进寨停留，但被人们挡在外边。现在我又来了，这次被准许进入那位老人的家中。我能够看出他怀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我们的此番经历并不令人愉快。坐久了，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发现有些人开始明白一些。寨子里的花房每夜都很活跃。每个家庭都有人饮酒，群众见到我都十分紧张。我们将于十二个月后再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 “那位老者给我提供了粗糙的包谷饭，及一木盆带苦味的酸菜。在阁楼上，我必须把一些成捆的燕麦杆弄平，而我的铺位下面正对着牛棚。木柴火发出的浓烟十分呛人。” “今天早上我起来后即离去，没有吃早饭，甚至连脸都没有洗。偶尔像这样度过一天和一夜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它使我意识到上帝为信奉他的苗族人做了哪些事情，在他们的当初与了解耶稣不长一段时间之后，两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别。” “1907年3月10日。今天我们将近有九百名领受圣餐者。给如此众多的人分发圣餐的准备工作，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首先，我们给90名信徒施洗礼，接着分二批举行圣礼。往下向求药者分发了一堆药品。然后我和一些孩子们溜到室外游戏，避开了要求加入教会者的人流！” “来到一个村寨，这个70口人的寨子已有六十多人行过洗礼。他们准备建一座小教堂，它将是我们的第五座教堂。除去送给他们一盏油灯与二十块窗格玻璃外，我并没有帮实质性的忙！” 这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他热情与仁慈，时时表现出足够的诙谐感，正在从为这些山里蒙昧的部落群众的服务种寻求人生的最大乐趣。虽然远离他的英国的妇人和四个儿子，柏格理却认为自己最高的权力就是保护与直到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骑在马鞍上疲乏的一天又一天，于艰苦的旅程中有时遇上恶劣的天气，足以使他达到耗尽体能的生命极限，吃的是粗劣的食物，睡在烟熏火燎的茅屋中，不过凡他出现的地方，遇见的都是人们在找到一种新生活后无法形容的感激心意，这些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内容。 他放弃了如此多的对人生生活乐趣的享受，不过他已经成为这些质朴的人的朋友、捍卫者和爱戴对象。他们的生活因为他而再页不会像以往那样；他的地位业已牢牢地在他们心中确立。1907年4月的一场突然事变，更把柏格理与他们永远连在一起。 第十章 挨 打 由于基督的降临，苗族人的转变是清楚与准确无误的。他们不仅仅采取了基督教教会的组织形式与礼节，也不只是以一套宗教信仰置换了另外一套。他们的性格和处事倾向已经发生变化；未开化的山里人受到教化，并开始显示出他们的宗教在基督徒行为举止方面的品质。 通常非基督徒村寨仍然得以保留,乃由于持有敌意的寨老们的缘故,或者通过某位固执与不妥协的强有力的人物。苗寨中的权力和威望正在明显地从以前的寨老向教会的领导人转移。妒忌他们权力的少数人仍然依附于旧习俗，猛烈地反对新秩序。对于年轻的教会来说，这些原始的反动分子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恰如柏格理所 言：“在这些村寨中存在着一个有利的机会，即给我们的信徒提供 了大量传教工作去做，今后还将要为他们准备更多的事情。” 柏格理亲自引导着福音传道的努力方向。有人可能猜想，他会满足于三年以来已经取得的巨大增长，并且那么多的工作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他应该致力巩固而不是去扩展。但与此相反，在自己业已控制的范围内确立了教会组织后，他下一步十分关注的是，去争取那些仍旧倔强地处于敌对状态的人。苗族的福音传播者英雄被两人一组地派出去，去发动一场旨在嬴得他们同胞走上生活新道路的使徒般的运动。柏格理本人向他们展示了一种模式，即不懈地搜寻仍然徘徊于冷漠态度中的村寨，即便是他屡遭拒绝的地方。 此种决心经常会使人陷入困苦与受虐待的境遇；它足以令你想起在一个基督徒村寨里受到的款待，那里提供有最好的住房与食 品，而住进一座你不受欢迎去处的山上茅屋，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经历。不过他依然不知疲倦与坚定不移地努力，尽可能争取更多群众走基督徒的道路。这样做或许是由于他，亲自清楚地看到他们过了几百年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能力。他三年的部落生活，总是活动在威胁和恐吓之中，这些既来自诺苏地主，也来自一些难以和解的苗族人，但是他的勇气与良好心态总能够使他化险为夷。各种危险同他的信心和胆量一样都真实地存在着。 1907年的头几个月里，看来他投入了自觉相当多的时间去访 问那些坚定不移地反对福音的村寨。在3月份的日记中他写道： “今夜我们要去一个村民持不信奉态度的村寨。”还有，“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去争取那些不靠近我们村寨的大批群众。”随后的一个月，柏格理与三名苗族布道员在昭通西北区域巡行，这里一直隔绝于东面的普遍运动。礼拜日即4月7日，他主持了大坪子的礼拜式，他在那里受到欢迎，村民正筹划建一座教堂。 礼拜一早上，他和三位同行伙伴动身前往西边25英里之外的 一个敌意更强的村寨。那里一直麻烦重重，人们放出常听到的威胁话语，如果他敢于露面则将严惩不贷。当地一位苗族首领的对抗情绪特别强烈，由于柏格理向地方官员揭露他虐待几位加入教会的苗族人，并依次恫吓其他希望参加者，他的怨恨被大大地激化了。 那是令人愉快的一天旅行，柏格理能够回忆起途中的详情。 “我感觉良好，浑身是劲。几乎高高兴兴地走完了全城。途中遇到一群孩子；其中一个不得不背着一大捆麻类植物。我看见她实在太累，便接过了她的重负，大家一路兴奋地结伴前行。不久我们到达孩子们的村寨，停下来在那里吃午饭。屋子里有一盘石磨，装有一个长把手，需要两个人操作。一位老妇人想把一些荞麦磨成渣，但她独自又干不了这个活，于是孩子们中的一个与我就帮着往磨眼里扔荞麦，伴随着一片欢声笑语，我们帮助老婆婆磨她的粮食。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我最后一天用力气。” 走过近25英里的路程，大约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抵达 那一片散乱排列的茅屋群，在苗语里称其为“哈利米”。这个村寨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教会，于是他们就受到虐待。不管怎样总算有部 分人欢迎，柏格理与他的朋友在基督徒中的一户人家受到热情接 待，这家的房屋由泥土和竹木简单建成，顶上铺着杂乱的野草。 用过一顿荞麦饭和蔬菜晚餐以后，村民们聚集到这座简陋的茅屋中，听柏格理与布道员宣讲。因为受到恐吓，不少群众显得很紧张，整个晚上笼罩着不安全感与凶事先兆的气氛。当柏格理布道 时，在泥土地面上燃烧着一堆木柴火，从忽隐忽现的火焰中发出的光亮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喜欢这场礼拜式，当倾听由布道员领唱的赞美歌时，柏格理不由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们在充满激情地唱刚学到的几首新歌。 然而，确实存在着堆麻烦将要发生的恐惧，有几个人对外面传来的每次声响都显得特别警惕。当寨子中传来狗叫声时他们总要飞快地交换一下目光。那个晚上他们一直听到步枪射击的声音，对远处枪炮声很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偶然事件。 苗族人小屋中的礼拜结束后，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返回自己家 中；少数人仍旧围定火塘，或坐着小木凳，或坐在地面上，与外国老师谈论关于福音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特殊困难。最后他们也返回家中，只剩下柏格理、他房东及三位布道员。几个人很快就在木 架床或屋地上睡着，各自搭盖着一大张毛毡，同时火塘中发出的暗淡红光照映出茅屋的四壁及无味熟睡的人影。 柏格理像这样度过的夜晚有成百上千次，与他深深地热爱的一群人，共同分享一座简陋茅屋中最基本的抚慰与温暖。他无数次于半夜醒来，透过弥漫的烟雾凝视着挤在他周围的杂乱身影，或者清醒地躺在床架上粗糙的木板上，应是深情地思念着自己的家人，以及那一万英里之外，舒适与安全的他自己的家。他自我放弃了如此多的人生享受，去那里承担起大量极少有人羡慕的困苦。这是他所剩下的可以完好度过的一个前夜——一个充满无法形容的恐怖与临近死亡的前夜。 于午夜时分前后，他们突然被全村寨看家狗的凶恶叫声惊醒。高于犬吠的，他们能够听到人的喊声，通过脆弱的竹门，还可以看见在夜色中逼近的点点灯笼和火把。
在充分清醒之前，他们发现所居住的茅舍已经被一群大喊大叫的不计后果的暴徒所包围，这些人挥舞着火把和武器，处于某种狂热的仇恨情绪之中。当不堪一击的竹门给冲开的时候，叫声忽然升高，并显现出一张张严酷与骇人的面孔，疯狂中伴随着激动，同时齐声高喊着要他们出来。他们就好像走投无路的山野动物，而外面的猎手正在高声呼叫着自己的捕捉对象。无法无天的群山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一帮铤而走险的汉子，在一种疯狂激情的爆发中已经丢弃了人类所有温文尔雅的外衣，简直就如同一群魔鬼那样可怕。 柏格理与其他几位苗族人被他们带下山坡，离开村寨。来到山脚下，他们走上一条小河的陡峭的堤岸。在这里停下来，那些人开始再次毒打其中一位苗族人，把他几乎打昏，倒在了水中。 于一片混乱之中，或许是在前一位的尝试获得成功的鼓励下，柏格理想到利用黑暗中的一次快速冲刺以逃脱。他从河堤边沿一跃跳下，然后在高低不平的河滩上尽其双腿之能事而奔跑。好像一群狂吠的猎犬，他们紧随在他身后，结果给另外一名苗族布道员创造了逃走的机会。 所不幸的是这群人远比他要熟悉此处的地形，他们迅速冲过山坡，封死了他的去路。伴随着由于柏格理差点儿从他们手中逃脱的愤怒喊声，他们在河床中将他追上并大打出手。棍棒和扁担向他毫无自卫能力的身躯乱打过来，看来他们当时准备就在这里结束他的性命。那几分钟的痛苦和惊骇，必定给他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也将永远保留在那些由衷怀念他的人的想象中。 当如雨点般打击残忍地落向他的身上的时候，柏格理预期每一刻都可能终结自己的生命。在极度的痛楚之中，他甚至渴望有最后一下重击以结束他的苦难。然而此时奇迹发生了。在充满非凡事件的一生中，这大概是最为奇异的一次。有一位汉族人，跟在不顾一切闹事的团伙后面，身穿当地农民那种简陋的羊皮短上衣，他用力挤进由火把照射形成的光圈，光圈内是趟在水流中濒临死亡的柏格理的身影。这位汉子英勇地扑到柏格理的身上，以自己的躯体保护传教士不再受到进一步打击。即使如此，有些汉子还是用长矛试着戳向他下面的柏格理，不过，他无畏的行动终于终止了这场由他们的极端狂怒所引发的恐怖事件。 不管怎样，他们没有结束柏格理的性命，那些人强拉他站起 来，把他拽到附近的一棵树下。为完成这个夜晚疯狂与残忍的程 序，暴徒们的几位首领开始审问柏格理，仿佛他在为自己的生命而 接受判决。运动体内尚存的少许气力，柏格理不顾一切地请求留下 他的一条性命，为了希望的一丝微弱迹象，他焦急地注视着那些暴 徒的面部表情。 那个团伙中绝大多数是汉人，但由于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地方，隔绝于汉族文明与文化的主流之外，这些人就属于更为粗野的类型。有时，他们被称之为地方的民团，即假想去维护一方乡野的安宁，然而在别的时候，他们却能着手从事强盗般的勾当，照样使用民团的武器。这一次，他们就受到一位心怀敌意的苗族首领的怂恿和支持，此人一直在妒忌柏格理的威望。 他们要求他离开该地区并永远不得返回，不许在和当地苗族人发生往来，他被免于一死，或者说在那伙人撤离之后，树下面只剩下一息尚存的他。 随着那帮人的喧闹声逐渐消失在西方，他们的火把的点点微光亦不见了，惟有他躺在夜色的黑暗中。一些友好的苗族人潜行出村寨，来到他蜷缩的躯体旁边。他们轻轻地把他抬起来，送回山上他刚离开不久的泥土茅舍中。 柏格理躺在苗族人粗糙的木床上，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他的几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刺穿，遍体鳞伤。在那里没有任何办法以缓解他的疼痛，或包扎起他浑身的伤口；在那里的若干英里之内连个懂起码医学常识的人影都没有，也没有人能够提供药物来减轻他的痛苦。他正在体验耶稣的苦难经历，也正在品尝那些山中所有受伤与生病的人找不到医生或护士救助的痛苦。惟一可以提供医疗帮助的就是二天行程之外的基督教教会。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的余下几个小时里，一位苗族送信人匆忙地穿过夜幕，沿着危险的山中小径，带着这个灾难性的消息前往昭通要求帮助。当黎明的曙光开始照亮山峰的时候，送信人仍在努力朝着东方行进，山间闪动着一个为赶在太晚之前求得援助的孤独的 身影。 与此同时，柏格理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剧痛之中。有些人曾试图杀害他，“他们就好似毒蛇一般，”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依旧活了下来。一群忧虑的村民静静地守候在茅舍附近，通过门口凝视着他躺在上面的那张床。另有几人在室内，或站在或跪于他身旁，偶然耳语般为他能活下去祈祷几句。在某个瞬间，一位身材魁梧的苗家汉子，向柏格理俯下身来，用一只粗壮的受轻轻地理平他的头发，他感到有几滴眼泪落在自己的脸上。苗家汉子文雅地说：“老师，你 一定不能死。你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如果你去了，还有谁来指引我们、教育我们?你一定不能死，老师！让我替你去死把！”就 在不足三年之前，这同一个苗族人还是位未被耶稣基督之爱感化影响所触动的蒙昧的部落人；对于他的同伴来说，他曾一直是位引起恐怖感的人物，而如今他却从内心中显示出最为深沉的基督徒的 情感。 事发次日的下午晚些时候，送信人带这个坏消息精疲力竭地感到昭通。他在远不足24小时的时间内走完了平常二天的路程。一支包括教会医院医生在内的小分队迅速组建起来，还有地方政府提供的强有力的护卫人员，立刻动身前往出世的村寨哈利米。就在就在同一个下午的黄昏十分，小分队从城里出来，穿过平坝，来到西边的山脚下；贯穿慢慢长夜，这支小队伍一直在山中循着路径弯曲前进，次日又继续赶路一整天，到午后天快黑时，他们才抵达里面躺着柏格理的那座茅舍。 仿佛是一个奇迹，他竟然能够大难不死。有多处打击刺穿了他的身体，其中任何一处只要偏移一下方向，都足以立刻结束他的生命，他的全身只有头部没有受伤。 柏格理躺在一副担架上，被轻柔与小心地经过二天遥远的路程送入昭通。他已经许多次进入这座城市，非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或许在全部入城经历中乃最为排场的一次。 在那次痛苦的旅行中，不知他是否回忆起把他一步步带到这里来的人生里程？是否想起了在康沃尔的孩童时代。刚刚开始的文官服务职业、横绕地球的漫长行旅、忍辱负重的岁月及沿途倒下的同事们？这一切都值得吗？所有的遭遇与丧失亲友的切肤之痛，几多困难与艰辛，现在让他感到后悔了吗？随着担架不停地来回摇摆，这种颠簸有时要导致难以忍受的疼痛，此时必定会迫使他反思，这一切付出是否合算。 大山之中，有上千颗震惊的心为此而背上，有上千双眼睛为热泪所湿润，还有众多男子表示愿意以他们的生命换回他的安康，并欣然去承受被强施予他身上的痛苦。通过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他随时准备接受危险与苦难的态度，他们业已学到了一种心的和高品味的生活方式。无论苗族人对基督教的本质理解程度如何，从他的人生中他们已经亲眼目睹；基督教的内在吸引力与高尚之处，从他那里他们已经切身感知。为了他们的缘故，柏格理遭到连续毒打并致骨折，他已经用自己的苦难印证了他们从罪恶中的救赎，现在他们远比以往更加理解基督教寓意的精神。
苗族人原本就懂得柏格理对于他们在迫害和欺压之下所遭受的苦难的同情心，并因为他的来到与帮助而变得坚强与得到安慰，不过现在他分摊了他们遭受的虐待，忍受了他们遇上的迫害，体验到了在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十足的无法无天的状况，就更与他们融为一体。他曾经分食他们的粗茶淡饭，与他们同住在他们简陋不堪的房屋里，而现在他又饮下了那杯苦酒，感知到了他们生活中高压下的充分分量。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友情，并为他们过上一种稍微好一些的生活而呼吁，其他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由于长时间被限制卧床恢复健康，柏格理就充分利用他的空闲，投入把第一部《福音》翻译称苗文的工作。这是一种艰辛的劳 动，尤其考虑到他对苗语并不充分熟悉，当时即便完成了翻译的任务，还必须把每个字符刻到木版上才能付印。 柏格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从来不满足于他已经发现的事 物，总是在激起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去创新生活，而不是任由生活去塑造自己。一张康复的病床是惟一能够令他平静的地方，而随着他的体力的慢慢恢复，他又开始变得不知休息，不再安分于对他禁闭式的束缚。 经过三年的山区生活以后，柏格理又回到他一生中度过时间最多的城市；这座曾记录下他第一次抵达时富于青春活力的身影与进行早期尝试的城市。由此产生的当地社会新闻，种种流言蜚语与冒犯行为，似乎都浮现在他的病床边。它们复苏了关于城市生活的往日记忆，但是没有引起他重返其中的愿望。柏格理对于大山的热爱已经取代了他早期的情感。身居这座城中他不再有回家的感觉，而当城墙被甩在身后，马头朝向石门坎的时候，他往往要舒心地长出一口气。 “昭通依旧是往日的那种异教徒场所。昨天，抑或是前天，就在北门外边，官方把三个男子绞死并吊在囚笼里……众人前往 围观。”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的思绪或许曾漫游回早期的岁月之中。眼前又浮现出他居住过的那条肮脏的背街，心中又掠过当邰慕廉身染天花时向他袭来的那种孤独感。当时既没有医生与护士，更谈不上医院。他分享了他带给大众的一些赐福，同时他也分担了他们受到的困扰。 远离开部落人的工作，就使柏格理能够从一定距离之外进行观察，重新估量他自己对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满意程度，审视那些必 须满足的紧急需求。回顾三年来付出的大量心血，他有充分理由为 眼前的成就感到自豪。他躺在床上草草记下了相关的成果。“记于 医院，5月7日。我们已有3 000多名苗族教会成员与大约同样数目的要求加入教会的人；三所学校与另外将要启用的二所；10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福音布道员，而我们需要的是100名；开设了五座小教堂，还有一座正在修建。我们总共需要50座小教堂。建设这五 座小教堂没有花费传教团的一文钱①。有50座宿寨房被拆毁。我 们正在给大批儿童接种牛痘。大量巫师和女巫业已放弃了他们的妖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告诉我：‘那些熟悉的鬼怪现在再也没有来打扰我。’已经详细地筹划出整个扩展范围，我们正在不断地两个两个一组地派出布道员，去向异教徒传教。”如此辉煌成就的取得，正因为他热情接待了那站在大门口的四位苗族人。这细微的开端竟导致了一个宏大的结果。 随着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柏格理的病房越来越反射出正在呼唤他的群山的光辉。大量鲜花被苗族人经过一天长途跋涉带来，以装饰他的房间；病房自然就“像一座花园，摆满了采自山中的杜鹃花、石楠、玫瑰和金银花。”
此时他无法再等待下去。在医生的勉强同意下，他雇了一顶轿子，由四个苦力抬在肩上，静悄悄地溜出城去，朝着石门坎的方向前进。事先没有打招呼，这样在到达时他就能避开群众欢迎的热闹场面。他们惊喜地看到他的返回，同时也十分担心他身体的康复程度；“苗族人的情况都很好。我回到这里使他们那么高兴，都特别想看看我，但又故意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让他们的事情打扰我。即便他们前来探望，为不引起我心情的烦躁，只是待一小会儿，一些人说话时也轻声轻语。”从中表达出的如此文质彬彬与体谅他人，再次揭示了由他们内心锤炼成的改变。 就在柏格理住院的几个月时间里，苗族人一直忙着在石门坎建筑一座新的小教堂。他返回时四面墙壁正在建起来；“来自一个又一个村寨的男子参加了劳动。不支付工钱，只提供食物。成百上千义务劳动日的投入，使这项工程变得热火朝天。” 自柏格理回来后没过几个礼拜，便到了由他创始的基督教会的年度节庆日。“它的规模将超过我们以前举行的任何活动。我们估计大约有3 000人参加。于是匆忙地往顶棚上铺了足够的瓦，以使新教堂免遭雨淋，由于墙壁还没有筑到相应的高度，就让这个建筑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座遮蔽大棚，而不似一处礼拜的场所。对于与会的群众来说，它也显得过于小了。” “于礼拜六中午时分，有200人接受了洗礼；参加仪式的观众特别多。礼拜日，分三批举行圣餐礼。” “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带来400个鸡蛋给我吃，希望我能够强壮起来！” 果然它慢慢地强壮起来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石门坎，可以借助一根木棍进行短途散步，并节俭了来自许多村寨的数百位访问者。 把圣马可的《福音书》译成苗文的工作很快得以完成，柏格理即开始着手其余《福音书》的翻译。他写信给在远方分担着他的烟具考验的妻子，说：“雅各和我每天都在忙碌着翻译《约翰福音》。我们有望在礼拜六晚上完工。那将令人十分高兴。我甚至奢望的回国之前把四部《福音书》都完成，如果在多待一年的话；我相信我迟早能将《新约圣经》全部译成苗文！” 他继续写道：“我感觉又好了很多。只有背部的不适仍在折磨着我。近来我已能够连续走上大约半英里的路，不过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足以强健到重新跨上给我那匹马，外出巡行乡间。而为此我只有等待。” 他并没有等到身体恢复至绝对适应工作的状态。7月20日他即再次出门上路，寻访一个又一个村寨，感受到他以前从未遇到过 的热烈欢迎。“我的辛劳赢得了此前从来没有过的当地人的爱戴。” 然而柏格理并没有吸取他已经领略过的教训：甚至就在这一 次，即他受伤后的首次旅行中，他还访问了一个其村民曾盟誓永 远不信奉基督教的村寨。这般勇气堪称是一种少见的美德。“我发 现在一些地方，苗族人被诱使参加汉人和诺苏的歃血盟约，保证永远不加入基督教教会。正是那些带着血腥味契约中的某一个导致了对我的毒打。我相信那个契约团伙现在已经土崩瓦解。” 或许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卓越之处。朋友们都站在贴近他活动范围的角度，以他们的现实眼光进行观察，而过于靠近就很难看到他的整体形象。大概对于许多人来说，也经历过割断与家乡的直接通道，并在这样一片土地工作十年才休一次假后，也会发出如此感概。 他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苗族人简陋的房舍中。由于他的健康只是部分得以恢复，就更加感到这些穷苦人的好客是最令他称心如意的。“若能得到在这些穷人家中那种程度的舒坦，真可以说是奇妙的享受。他们让我们能够搭起床铺的角落，然后通过种种方式，他们设法得到了几乎必需的每件物品。如果我像保持健康，尽管他们一贫如洗，我将欣然住在他们家中。”他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头猪正在他身后竹篱隔墙外哼哼，而“一群苗家儿童也在盯着我正在纸上飞快行进的钢笔！” 柏格理正在通过分别的个体加深对这些人的了解，也日益发现他们吸引人的内在情趣。在每个地方他都留下了不能多停留几天的遗憾。他发现在没一个寨子都愿意安下心来住到村民之中，为他们提供自己特别的关照，但是这样做即意味着对其他村寨的忽略。每月一次的寻访是在他的位置上对下面村寨作出的最大限度的安排，而这种间歇性的工作使他感到相当不满意。 当他再次面对芸芸众生的普遍苦难的时候，对于个人痛苦的记忆就开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于伤后的第一次巡行中，他就为某个村寨的112名儿童举行了一场追思礼拜，他们在舷墙六个月的时间内全死于白日咳病。“各处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孩子们大批大 批地相继夭亡。” 在1907年余下的几个月份礼，柏格理尽自己体力的许可，巡行于石门坎地区的各个村寨。到年底的时候，他则必须从令其迷恋的工作中抽出身来，为回国与家人团聚的长途旅行做准备。他本来 就推迟过回国的日期，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自己苦难的经历已经传到国内，并引起了广泛同情，而他内心中没有成为公众英雄的欲望。柏格理希望以推迟休假的拖延方式使他的事迹失去本身的吸引力，让人们不会因为他而大惊小怪。 令人担忧的严峻考验的一年总算过去了，对于柏格理来说已经是多次从这类危险中勉强逃生。他再次以日益增长的体力迎接新的一年，但是他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平静；他的神经业已受到损伤，那次可怕的经历业已植根于他的头脑深处。有一次他揭示了那个夜晚的恐怖，它继续埋伏于他的潜意识之中。“我希望我能够忘记那 件事情。现在有时当我半夜醒来，听到外面的狗吠声，就会感到那天晚上的情景在脑海中重现，而我的心脏似乎在试图催我衰老一样以最跨的频率搏动。我认定自己将于某个时间克服这种紧张不安的反应。” 从他第一次离开英国来远东已有二十年的时间，这次回家仅是他的第二次休假。 第十一章 扩 展 柏格理终于在英国与佳人重新团聚，分享到短暂一年的被他自我剥夺了那么久的亲情与天伦之乐。他为三个儿子在学校礼的优异成绩而分外高兴。但是在孩子的幼年时期他却很少照看他们。同样，他与妻子也一直奋力，长达几年的时间。 他为了《福音》而遭受苦难的消息在英国已被广泛知晓，但是他并不愿意张扬这件事情，因为他感到最重要就是让他安心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然而第二次休假期间，他还是在这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某位与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相关联的传教士以前也听说过，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遭到毒打的事例，人们却很少见到。他为了募捐款项与招收新成员的雄辩的呼吁，是以一种具有激情品性的生活为背景，这种生活正日益得到普遍的赏识。而且，人们也知道，他很快就要返回云南，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热情。 度过在家乡的12个月时间后，柏格理又在准备返回远东的长途旅行。这一次他将独自前往，也是他的最终离别。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某些孩子，并最后一次向英格兰说声告别。 柏格理毅然献身于在遥远的地方传播天国的信息。从那些早期的岁月开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就接受了到中国工作的挑战，直到他这次最后的道别，总共在英国才待了二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人生。他为传播耶稣的名字奉献出的竟是那么多。教会在海外的巨大增长并非轻易实现的，而必须需要足够分量的牺牲。我们总是乐意欣赏那些在海外扩展的故事，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代价，因此那些丧身于战场上的人的性命往往很快酒杯湮没了。 他急于由尽可能短的路线、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返回“苗地”，而横穿西伯利亚再似到上海的火车为他节省出二个礼拜的时间。 他很快就乘上沿海岸线航行的前往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客轮，然后经由新的铁路线前往终点站昆明。当他到达昆明后才发现昭通 一带正陷入一场地方性的暴动，暴动给乡村区域带来了普遍的骚 乱。中国的情况是，在一二代人的跨度内，很少能过上一段太长的太平日子。因此，他在会泽逗留了大约二个月的时间，再避开传统的上路前往昭通，他经由山中的新路线，首先到达长海子的苗族 教堂。 因为心中吃不准苗族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着他的在场工作，所以柏格理一直不愿意离开他们去度假。当然他外出时有其他人接管相应事务，不过他还是不能断定他的缺席会给这场运动带来什么影响。柏格理感到这个问题对于他本人是最具实质性的，实际上也当然如此，是否由于回国休假阻碍了运动的前进。当走近这一座部落人的村寨时，他头脑中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已经达到了炽烈的程度，担心他的缺席是否给教会带来负面影响。 他为受到了以往常建的欢迎而深深感动。柏格理在当时不可能知道，即便他永远不再返回，他的名字亦将伴随着爱戴与崇敬，被山里的成千上万群众牢记到今天。凡他所到之处，都充满了同样的积极性，都洋溢着同样强烈的热情。对于休假之前目睹到头四年令人惊奇的转变，他曾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惟恐其中掺杂有部分表面现象，将随着早期热情的小时阿的人不复存在。他并不了解这种变化的根基有多么身后。成千上万的苗族人成为基督徒，不仅仅表现于外在形象的不同，即更为清洁与更为欢快，他们乃立足于一个新世界之中。时常困扰着苗族人许多个世纪的精灵与鬼怪全都丧失了它们的威力。这些部落人以往生活在对文明人和鬼怪的恐惧之中；现在他们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怀着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的学识抬起自己的头来，并利用这个良好的机会与他们的同胞平等交往。他们将不会轻率地退回到昔日异教徒的境地。 柏格理发现各处教会依然欣欣向荣，了解到苗族布道员依然充满热情在忙碌着传播福音，他为此受到无法估量的鼓励。在大胆进取的巡回与布道中，柏格理曾经常引路示范，当他离开时，苗族传教士继续了这项工作。自然，有些人已经背离了基督徒行为规范的高标准要求，他必须对他们作出处理；有一个教堂由于忽略管理，已经部分坍倒，不过总体局面相当鼓舞人心。一个当初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群体，是不容易走回头路的。 通过耶稣基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新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正在第一次找到一个位置。中国文明中最为强烈的要素之一是“脸面”的思想，据认定这个概念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基督降临之前。“脸面”的另一个词义为正当和体面，或者指好名声和荣耀。只有由于某些不端行为导致你受到社会的非难，或者因为某些举止粗鲁的卑鄙小人使你当中出丑时，“脸面”才会离你而去。谈到一个人时，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他丢尽了“面子”，或者他是那样一位可以让其他人丢“面子”的人物。部落人历来被排除在这个把“脸面”看得如此重要的社会之外，因为正当、体面和文雅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一位汉人可以耍弄一个苗族人而不受惩罚，可以把他当作一个低于人类的动物对待都不会招致邻居们的任何不满。 在其他事物方面，柏格理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他们得以进入这个相互尊重和有“脸面”的世界。当苗族人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往往变得比乡村中较为贫穷的汉族人更有教养。一个人既然有资格成为外国人的朋友，也就有资格受到单独的礼遇，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经过若干个世纪的摩擦与冲突，汉人第一次被迫把受欺压的邻居当作一样有体面的人来对待。 新的相互关系可以以发生在石门坎的一件事情为缩影。一位与柏格理关系情迷的汉人布道员，他具有身后的学识资历，在这个小村寨的街上遇到一位苗族布道员；他以典型的汉族方式，庄重又文雅地向苗族布道员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再亲切地问寒问暖。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有可能在汉人的历史上是一个汉人第一次向一个“荒野之人”鞠躬。笔者不知道除了基督教教会之外，还有谁能够取得此项成就。 这只是他们新生活的一个方面。当然，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实现，时至今日它仍然处于幼年时期，不过许多部落人在接受现代教育方面获得了成功，并相当自然地跨进中国的主流社会。 有时候事情的进展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当休假返回之后，柏格理发现整个运动就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完好与扎实。他由衷地恰当指出：“一个奇迹正在中国西部被铸就出来”，毫无疑问，他在造就那个奇迹的工作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外，他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目标，通过在部落村寨中的生活，而不是从一些战略中心去知道运动的发展。他度假返回的最初几年离，就把时间用于骑在马背上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的不停顿的巡行上。这里有一段他回来后第二年在旅行中的代表性记载。 “1911年2月11日。于礼拜天出诊看两位病人，并到一个10英里之外的村寨给许多小孩种牛痘。同行的刘先生伤了一只脚，我就让他骑上我的马，自己只好步行。10英里的路足足让我走了四个小时。严寒、降雪、烂泥与雾霭！天哪！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待我看过一个病人后，大家往前面约1.5英里处的一个村寨进发，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最后半小时的路是爬一个陡峭的山坡，只有一条届满冰的羊肠小径。多么令人兴奋！当时他们打着火把来接我们……透过浓厚的迷雾，几支火把离奇的光环逐渐显现出来。我短期内是不会忘记这次攀登的。” 他的人生就是在为拯救苗族人的此类日常琐事中度过。此前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生活于他们之中。忍受苦难并非罕见的事情，是为了他人的缘故去承受本可不必承受的苦难，就成为个人意识的大变革。 由此就不会惊奇在以上记述后的很短时间里，他又写出一封信来，信中谈到：“礼拜三和昨天，有大量会众参加了我们的节庆。天气晴朗；约2 200至2 500人到场。700人出席了祷告会，上午11点时1 000人在室外举行圣礼。阳光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基督徒，真是一种精彩的情景。” 不过他充满英雄乞丐的旅程往往由于石门坎紧张的工作而被周期性地终止。柏格理不停地驱使自己像一名苦工一样去完成把全部《新约全书》译成苗文的任务。第一版的福音书是在当地印刷，由木刻版印在劣质的竹浆纸上，这些书销售得比他们印刷得还要块。情况十分明显，如果苗族教会想提高对基督信仰的理解能力，就必须拥有全部苗文《新约全书》。 柏格理在创制一种部落字母表方面令人惊奇的成功实验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必详细叙述了。在苗族的全部历史上，就像中国西部的许多其他部落，都有一种本民族的口头语言，却没有供书写使用的交流工具。通过与他们的汉人邻居及其他部落诸如诺苏的接触，他们了解到有一种书写的法则，但自己从来没能亲自掌握。他们被当作动物对待，居住在与野兽为伍的环境中，而动物是不需要书写这样一种技能的。汉人具有这种技能，然而，却没有作出过最轻微的努力去向他们传授书写艺术，苗族人则从未与某种伟大的宗教发生过联系，比如佛教，是可以介绍给他们一种书写文字的。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柏格理创制现今出名的“波拉德①文字”，是从苗族人潮水般涌进他昭通家中的早期日子开始的。当他们平均每天大约有二十个人到来，并三五成群地散乱布满传教团的所有房屋的时候，他就在瞒着涉及他们书写语言的最初形式。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学生，他是老师，但实际上如同他们的汉语程度一样，他也才刚刚着手把握苗语的基本知识。日复一日，他不断学到苗语词汇，并匆匆把它们记下来。 “在为苗族人找到一种书写语言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以此为开端的日记首次提到了波拉德文字，从他最初的努力显示，柏格理采用了他能设想处的尽量简单的笔划，以代表前面的辅音和后面的元音。和汉语相似，苗族语言是用单音节短词表达的，因此每个字通常都能用一个辅音字母和一个元音字母书写出来。在印刷时，前者好像一个大写字母，后者则像一个小写字母，他终于把不识字的成年人对语言文字的学习加倍简单化了。
创制工作到目前为止，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在书写语言中标出谈话时的“声调”。一种“声调”是某一种声音的自然高低度，它给某个单词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在他的日记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陈述，还留下了多到近乎天文数字的关于“木星”②位置的设计图！天文本来就饿时他的众多爱好之一。 柏格理最终采用了25年前学习汉语时他本人使用的一种方法。对于汉字的“声调”，外国学生经常以字型很小的数字，表示声调的几声，写在这个字的旁边；往往把小小的数字写在长方形汉字的特定的角上，以显示是可能的四个“声调”中的某一声，于是，柏格理以改变小写的元音字母位置，把它写在大写的辅音字母旁边的方式解决了他的问题。这个文字系统简单易学，很适合大众教育。邻近的部落区域也有其他传教士试图创造文字的经历，但是都没有像波拉德文字那样获得成功。它至今仍在一个相当打的区域内的许多与苗族根本没有血亲关系的部落中使用。 这是柏格理为部落人的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仅此就足以使他永远不被忘记。他已经译出的《福音书》，以及他正在翻译的《新约全书》的其余部分，都是用这种新文字书写与印刷，没过几年的时间，它就被成千上万的人所掌握。 急速地投身于《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说明柏格理已经预感到它在云南的时日所剩不多。奇异的预感使他为完成《新约全书》的努力，就好像有一条猎狗在紧紧追赶他似的。他必须竭尽全力完成这部分工作，而在赶进度的同时，必然的艰辛劳作把他带入一种身心更为憔悴的地步。 1911年，柏格理的妻子方得以离开英国，参加她丈夫在云南的工作。因此他就有了一个假日，向南旅行到法属印度支那去迎接她。代之直接往昆明的大陆，他走了一条迂回路线，去看看会泽一带的一些苗家村寨，并再访上次休假返回逗留此地时接待过他的一些去处。 这次旅行意味深长的特色是柏格理对苗族传教士工作的广度和成功的了解。许多苗族人几乎再刚加入教会之后就成为传教的布道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受洗礼后，立即被两人一组地派出去，到村寨中巡回传播福音。在苗族的皈依运动的头三年里，有若干个群苗族福音传播者资源离开他们的家园，穿过会泽城，向城西和城南的山中前进。 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着大量愿意响应福音召唤的苗族人。他们再此为传教士来访问之前就成为了基督徒。然而从这里开始，再往西行进，苗族马上就变成了少数人的群体，山中生活着其他处于蒙昧状态的一些部落；诸如“纳苏泼”、“傈僳”、“仲家”和“葛 泼”。①苗族布道员不仅赢得了他们本民族的群众，并且为其他的部族打开了大门，通常认为那些部族的社会层次比他们还高。他们将《圣经》介绍给了傈僳与纳苏泼的人，而葛泼群众已经在要求走福音的道路。 再往西边的地域，这方面的工作是由一位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传教士承担，其发展程度可以和柏格理本人的工作相匹敌，所以，现在傈僳人教会的规模与活力和苗族教会的情况不分上下。 该运动在葛泼人中的扩展过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开端与苗族人的最早启动很相似。曾有一小帮葛泼人行走在离他们家比较远的地方，就好像访问过邻省的传教士的那第一个苗族打猎团伙。一天晚上他们访问了已经加入教会的一个苗家村寨。在苗族基督徒那里，他们受到了与那伙猎手所受到的同样的款待，并吃惊地听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学习一种新的部落人的文字，而他们，也是一个没有书写语言的群体。
通过这次友好的接触，苗族与葛泼人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开始建立。苗族布道员和老师被邀请前往并待在葛泼村寨，以知道他们走上新道路。有位特别的苗族布道员在此一方取得了显著成功，成为葛泼人的基督教使徒。他的业绩属于柏格理为部落人所做的普
遍工作中的一个小领域。仿效自己的楷模与榜样，这位苗族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尝试，并像一名先驱传教士那样屡屡应召去承受苦难。他自己动手建筑起他简陋的房舍，一边传教一边学习一种新的语
言，以自己为示范地带领葛泼人沿着他本民族同胞已经找到的同样道路前进。如今有将近五十座葛泼人的村寨皈依了基督教，便是他无畏劳作的证言。
在这次行旅中柏格理充满欣喜地发现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苗族人显然已经具有了向其他民族传送的一些东西。通过对那里情况的粗略估价，柏格理算出在会泽西南一带，大约有二万多名部落群众已经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开始学习耶稣基督的信息。 葛泼部落生活与一块大约2 000平方英里的地域里，住在与苗族人相似的村寨内，不过他们的居住更为稳定，也较少游牧倾向。柏格理得知他们业已开始举行定期的礼拜，并正在开始理解基督徒教学的入门知识。他们礼拜式所独具的一个特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苗族人晚上聚会时，一般要靠环小教堂而立的人手举火把或当地式的油灯来照明。柏格理在这里被第一次介绍使用葛泼人的照明方法，它与众明显不同，带有几分浪漫和象征性意义。房屋中央的泥地上插着一根小树干；直立的树干顶端上放着一块平坦的石 板，石板的长与宽大约各1.5英尺。用松木碎片在这个小型势头平台上燃起一堆火，整个礼拜始终火光不息。在这个古朴的照明装置旁边的地上，有一堆松木碎片，凡坐在离火最近处的人，不时抓起一把木屑添到火上。在每一首赞美歌唱起来之前，或当什么条文必须在礼拜式上宣读的时候，火堆就要被搅动一次，以使火光照亮 起来。 这是令柏格理感动的一幕情景，他以自己浪漫主义的天性，站在大群会众的前列，心中充满堆苗族传教士工作第一次收获的喜 悦，观看着中心处燃烧的火堆和在闪烁的火焰光亮下的众人的面 容。葛泼人、苗族人和汉人都在这里，他们的团结与友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从他面前跳动的火焰中发出的光线，经由四边许多种色彩和图案的民族服装，又反射到他的身上。 礼拜式要结束的时候，柏格理又分外高兴地看到那堆松木火在他们的离开中所发挥的作用。随着最后几首赞美歌唱起来，一个又一个家庭的人相继往前移动，同时其他人仍旧在歌唱，上前的家庭主妇弯下腰，她的背上往往还用被带扎着一个婴儿在地上的木柴堆中抓起一束松木碎片。她把碎木条紧紧握在手中行程一个火把，在中央的火堆上点燃，然后通过合唱的人群向前走出教堂。一家人接着一家人上前引火点亮他们的火把，走出门道，进入黑暗的夜幕中。最后，当人们几乎都遵循这种同样的步骤离去，柏格理随着他们经过火堆快要熄灭的余烬，扎在门外，注视着覆盖住村寨与笼罩于他们四周群山之上的黑暗。往下面的村寨，他能够看到一家家人循路返回各自的家中时一支支火把发出的明亮光辉，而越过大村寨，山半坡的夜色也被那些来自偏僻的小村庄与农舍的人匆匆沿着狭窄的小径赶回他们鼓励的住所时的点点火光所照亮。 伫候与那座简陋分部落人的小教堂门口，柏格理满怀深深的喜悦向外眺望着这种奇异的景象。周围许多个村寨中，人们部落生活的黑暗正在为新的仁慈的福音所照亮。在教会离，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注入他们微贱生活中的光明和温暖，可以给他们简陋的生存方式带来意义深远的重要变化。 柏格理审视着眼前的情景，倍受鼓舞并充满希望。他历来就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然而上帝的作为却总是发生于他的视野之外；尤其是当他的信心不足的时候。工作于汉人村寨和城镇的早期岁月时，他没有梦想到上帝将要在他上面的山中成就业绩。当苗族人第一次来到他昭通的家和总，向他讲述山里还有好几万人看来都在盼望他时，他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此事，甚至在启动了石门坎的工作后，他还曾设想这场运动将被局限于当地范围之内。他逐渐看到运动的进展超出了自己的梦想。那好几万人就在眼前。 此地此时柏格理眼前的证据表明，在毗邻地区各部落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增长，那些人正在寻求福音，寻求苗族人已经找到的同样的新生活。如果他能活着看到今天，必然会获知同样的运动已经发生在云那，并越过边境传到缅甸，也肯定要为之欣喜。第一批具有英雄气概的传教士渗透入中国西部的岁月看起来已经相当遥远，而它不过才是个30年之久。在如此短的一个时段内相继发生了许多变化。基督教在若干各世纪内都为曾触动世界上这个广阔的区域，而于其后几年的时间离它却出现了积极的反应。 当柏格理和他早期的同事们进入中国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仅距第一批欧洲勘察者强行开出通道，进入扬子江上有之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由此上溯六个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漫步于昆明街头，在那个冲突的时代，再没有欧洲人见到国它东方特色的塔式建筑、旁边柏树成行的运河于堤防。经历过600年的孤立隔绝后，在柏格理穿行的短暂年代里，古老不便的世界突然被一种新的精神破门而今；人们的意识随着进步与改革变得躁动起来，基督教也作为一种新的因素进入这个异教徒社会，柏格理则为自己站在了变革的前沿而感到欣喜。 他经由会泽西南的苗族和葛泼的聚居区再到达昆明。那是柏格理自己的教会影响到的最远的地方，昆明依旧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它自那些先驱者的时日以来一直再也没有开启过，当时他与万斯通夫妇并肩工作。柏格理为当日的失败深感痛苦，他渴望看见得到补偿的时刻。 从该城旁边新建的火车站，他搭上一列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火车。对于当年柏格理居住的昆明而言，火车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就在这次往南走的旅行途中，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发生了。中国人宣告革命，云南成为革命鱼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旧官员与总督们被从全力的顶峰猛然推下来，灰溜溜地逃走。中国宣布实行共和，古老的王朝统治的枷锁被粉碎。 偕柏格理妇人由海防返回的时候，他敬意的察觉到省会城市昆明的新气氛。这的确是一场革命，但外国人却勿须像他们身处往日的暴动与革命时期那样为此而恐惧。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将其大门紧紧关闭，很不情愿地让外国人进来；关于一场暴乱的任何借口都足以将他们再次拒之门外。现在外国人则受到了欢迎；大门已经豁然敞开。 漫步再群情激昂的街头，他们吃惊地看到家家户户打开了陈旧的大门，把那些用粘土和稻草做成的布道灰尘的神灵泥胎脱出来打个粉碎。在改革的创新热情中，路边的神龛被拖倒在地。柏格理能够理解这些神灵此时的心境，他知道当年正是因为它们，才聚集起一群愤怒的汉人去冲击他紧闭的大门。 往日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看来也随着粉碎神像的尘埃消逝了。所到之处都是友情与支持。中国已经越过一条伟大的历史分界线，柏格理则先后站在分界线的两边。他了解带有中世界色彩的中国的昔日岁月，现在他又立于这个新的时代。在中国的这个部分，再没有其他外国人能像柏格理那样汉人的敌意与猜疑，就使他站在新时期的形象更具光彩。 离开部落曲种后对昆明的访问，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他因此目睹了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他曾经为企盼伟大的举动而时常祈祷，他的祷告业已得到了超出所求的应答。 柏格理很快就回到正在发生于山区群众间的革命之中，现在他又有了妻子的帮助。我们无法详尽叙述他们在随后三年中所从事的永无休止的工作，诸如巡行、布道、翻译、建筑和早期传教士所承担的各式各样的任务。在他的同事中间，就部落人工作的发展惊醒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经常导致相当严重的紧张气氛和某些怨恨情绪。对于柏格理来说，部落工作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有些他的同事传教人员却强烈认为汉人的工作相对重要。这种不幸的争执削弱了对于传教团来说如此关键的和谐。柏格理对于批评于任何可能导致他与部落群众分手的建议都十分敏感。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同龄人对他抱有偏见，其中不乏少部分对于他的成功的妒忌因素，并且日内工艺与他的工作会引起财政支持联系起来。由于国内的帮助并不是总能满足他的需求，柏格理也非常不耐烦，而在敌对者之间分配微薄的财力资源永远是一件苦难的事情。 随着岁月的匆匆逝去，这场发生在苗族人中的运动变得更为有序和更为深入。整个区域被划分出若干条定期的巡回线路，各分隔区的福音传播与教学由专任的布道员和老师负责管理。小教堂建筑和学校行程了统一的模式，变为铺瓦屋顶和泥土筑墙的简单长方形结构，里面的某一端有堵隔墙，这样就为老师及布道员提供了一间狭窄的居住用房。 它不再只是一场苗族人的运动，其他一些部落也被卷入大潮之中。其中有葛泼人，有威宁周围正在发展的诺苏的运动。在更远的地方有苗族的另外一个分支，被称之为“水苗”，站到了运动的前列，正在急切地盼望老师们前往。甚至在距昭通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规模的掸人①社区。所有这些人都在最初的苗族运动之后被席卷进去，可见中国西部的诸部落在他们的历史上抓住了最为重要的机遇。他们全拥有自己的语言，以及独特的传统和起源。他们是早期中国西南文明的残余，流离失所种族的部分，以及中国与马来半岛间种族互动的遗留。有的种族业已灭绝；而那些残留者，夹在各强大文明的自然压力之间，正处于最后的危机关头，现在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里，当战争的骚动与喧闹响遍西方的时候，柏格理正巡行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村寨，把他的心血倾注在被忽略了的人们身上。一所孤儿院和麻风病人之家被增添倒石门坎的机构设置中。或许柏格理的建设性工作，不管多么遥远和未被人知晓，当作它与同他一样的其他人的数百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比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正进行的毁灭性行动，显得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无论如何，他自己的生活中并非没有各种骚动与危险。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那一年，一个团思潮在石门坎一带重新出现，它是15年前遍布中国的恐怖主义的最后一次反弹。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一帮反叛者占据乡间，勒索赎金，使上颌世纪末外国人经历过的不安全气氛重新复活。出乎意料的消息被送到石门坎，造反者已经抵达附近。柏格理夫妇带上他们的小儿子，连夜匆忙离家出走，丢下了正在翻译的全部文稿，小时在浩瀚的群山之中。整个夜晚他
们都秘密地沿着山上的小路行进，惟恐在逃跑途中被一些敌人抓 获。 次日白天他们藏身于一座难以接近的苗家小棚屋，处于朋友们的保护之中，有一个夜幕降临后他们继续赶路，终于离开了充满恐怖气息的区域。他们在山中有很多朋友，能够带他们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小径。 好在这次死灰复燃的恐怖主义不久就熄灭了，因此使它没有来得及对一些地方的小教堂和学校造成大量的破坏。不管怎样，他们很快就得以返回石门坎，又回到自己比较安全的生活中。 第十二章 死 亡 191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柏格理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投入把全部《新约全书》翻译成苗文的工作。对于已经沉迷于各种其他活动之中的他来说，它距成为一种极为繁大的任务。成为他日常从事的布道、管理、巡回及医疗之外的一份附加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完成，因为这个他全部在华的岁月中所不停追求的假想正在日益接近实现。然而在他行走的小径上有时似乎已经看到了不祥之兆的阴影。 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不断家具的疲劳和日益显现出来的身心枯竭。认为大概只是由于长时间专心于翻译工作所导致，随着工作的完成将自然得到恢复。他的 妻子也是如此，一直在承担着过分超量的工作，以及他们在石门坎孤立生存的那种紧张感。 一种变化似乎支配了他的人生。柏格理永远安么热衷于和部落群众混合在一齐，当他环坐在一户苗族人家中的木柴火塘边，与他的朋友们说笑和打趣的时候，就会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特别幸福的表情。他喜欢与小孩子戏耍，与坐在自己膝上的孩子们交谈，他的多才多艺和美丽赢得了所有孩童的心。现在，生命的火花似乎将在他的心中熄灭；由于过度工作产生的全身心疲倦正在把他拖垮。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股来访者的无休止的人流进入他的住所，不到严与老师、家长与学生，都带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来寻求解决。他盼望有一个独具的喘息之地，以前却从没有做到，而现在他将要悄悄地离开来访者们和群众，独自走向山坡的那一边。 为了自己信仰的耶稣的服务，柏格理本人能已经是鞠躬尽瘁。很少有人作出过如此多的奉献，也很少有人取得过如此大的成就。他在中国西部阿的二十七年中，一直承受着四五名传教士满负荷的工作与负担。 当《新约全书》的《启示录》的皆为语句译完后，柏格理终于能够放下手中的钢笔。因此带来了巨大的宽慰，但是，相对仅仅由于工作变换产生的轻松感而言，他生命的消耗已过于根深蒂固。此后的几次出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使他得到休养与更新。 似乎在柏格理的意识中有某些将要结束的预感，他为旅行自己的职责，着手对苗族教会规模进行了评估。汇总了许多村寨的统计数字后，他欣喜地发现有超过一万人可以被一般地认定为基督教徒。4 800人经过培训和通过会员资格测验后，接受洗礼，成为成年教会成员；900名青少年成员和5 000位受洗礼正在接受考验者；自从那四个站在昭通他的大门外的犹豫不决的行路人以来的短暂的11年之中，又有上万人涌现出来。往日他曾千万次祷告，希望通过自己的牧师生涯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他的祷告已经得到了奇妙的答复。 他在山里紧张工作的11年期间，那里平均每年至少有三座小教堂建成，此外，还有十多处其他布道区，以及数百各定期在农舍中举行礼拜的群体。开办了23所学校，现有一千多名学生就读。 这组数字令人鼓舞，然而却未能显示一个土著种族从原始的风格进入普遍的文化环境和具有民族精神的基督教教会过程中的浪漫步伐。如果这个过程只凭借教育而导入一个绝对实利主义的世界，以将成为不幸。 最后记入柏格理日记的时间是1915年7月5日。石门坎学校的考试将于次日上午举行，但是，当天却发生了比准备期末考试远为严重的事情。有几名学生因伤寒热病倒，他们感染上流行在邻近区域的一种传染病，柏格理和他的妻子怀着特有的仁慈与同情心，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不懈地照顾着苗家孩子。 一个灾难紧接着另一个灾难。当时柏格理在苗族工作方面的同事王树德先生，在帮助照料几个生病的学生后，也感染上这种热病。尽管工作的辛劳已经使自己达到空前的困乏和耗损程度，柏格理毅然承担起日夜不停地照料与看护这位同事的事务，帮助他度过痛苦难忍的发病期。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年中，由于身边没有医生或护士控制病情，他就是这样护理一位同事度过一种可怕的疾病病期。昆明的那些恐怖的岁月似乎正在重现，当时他还是一个小伙子，朋友们需要互相照顾，以应付接连发生的疾病。 眼前的事务对于精疲力竭的柏格理来说是过于沉重了。护理工作所导致的额外辛苦足以将他引入一种崩溃的境地，而正当他的同事进入康复期的时候，柏格理本人也显示出了相同的伤寒热的症 状。 柏格理的乐观精神成功地掩盖了他的全面衰竭，因此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高度的几张已经使他的抵抗力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进行着人生的最后一博，由于自己的体力与精神已为他人耗尽，柏格理没有留下武器为他本人而争斗。病情继续发展，他处于高烧之中。所幸在最后的时日里有他的妻子陪伴与照顾着他。听说柏格理患病的消息后，一名医生急忙从昭通赶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去减轻他的痛苦或制止这种冷酷的病情进一步发展。 1915年9月15日，塞缪尔?柏格理在石门坎殉职，这里处于他热爱的群山之中，四周居住着终身感激他的人们。他在山中的艰苦劳作，骑马与步行的疲乏旅程，他的慈善事业和充满爱心的布道都从此终止。从此人们在也看不到他瘦小、快乐的形象出现与他们之中，再也听不到从对面山坡上传来的他友好的呼声。他爽朗的笑声与精彩的话语也永远随之而去。 柏格理的勇气和胆量以往总是使他赢得胜利，他无忧无虑应对危险的态度，使人们感到他具有一种无望而不胜的人生。似乎没有人认为在这次险情中他不能取得胜利。当他去世的消息从一处传到另一处时，立刻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塞缪尔?柏格理去了。顿时成百上千个村寨再也不饿能像往常那样平静。人们的眼中充满泪水，听到他的噩耗后他们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他染病的那几天，亚当先生的消息传到了石门坎，亚当是第一个苗族人打猎团伙曾经访问过的邻省的那位传教士，他已经遭雷击而身亡。这真是一个与苗族有关的时代的结束。那位到石门坎照料过柏格理的医生，很快就由于共同的原因和以同样的过程，献出了他的生命。中国西南的基督教教会在巨大的生命与痛苦的代价中诞生，一些最崇高的生命先后献给了世界上最为崇高的事业。这是传教史上一个辉煌篇章的终结，它是一个终结，然而同时更意味着一个光辉的开端。 从表面上看柏格理病逝与伤寒，但世纪上伤寒并不是导致他死亡的惟一疾病。从初期在昆明的时候，他即换上疟疾，与反复发作的一阵阵高烧战斗了几年的时间。艰苦的旅行与不卫生的路边饮食店，使他感染痢疾，也起到了削弱他抵抗力的作用。经常连续几个月在部落村寨中的巡行，为表明自己尊重当地的生活方式，他吃的是粗糙的与往往为半生不熟的事物，同样在起着使他身体虚弱的作用。不仅如此，他生活与工作在与英国习俗截然不同的中国西部的环境中长达二十七年，在此全部期间他只两次短暂回国。大多数西方男子感到，生活在海拔约7 000英尺以上的地方五年之后，他们的精力就会受限，情绪也随之变坏。这些年来，柏格理的生命一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不过，他把那些逝去的部分情愿地给与了他人。想到他的这幅人生画卷竟然坚持达如此之久的时间，的确令人感到非同寻常。 在溯扬子江而上的最初行程中，他曾被抛进急流之中；在昭通的骚乱与饥荒时期，愤怒的暴徒冲击过他的大门；在义和团造反期间，撤离时又要通过充满恐怖气氛的乡野，这一切都增加了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从刚到中国几年开始，当时同事们就在他的附 近死去，他要面对独自继续工作的苦闷，直至忍受造反者的毒打与为自己性命进行的审判，他以很少关心个人与一种持久负重的奉献态度，耗尽了他的精神力量。于是柏格理在刚步入51岁的时候， 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和山里部落群众的服务，献出了他的最后一点 气力。 似乎柏格理将命中注定去世于石门坎。死神曾经在其他时间与其他场合数次光顾于他，他本可能溺于咆哮的湍滩中，也可能死在长矛、棍棒以及刺客的匕首下，然而他已经将自己献给了苗族人，就理所当然在他们之间坦然离去。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也认为他属于他们。当他去世的可怕的惊人消息传出后，苗族人的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么友爱。” 出殡的那一天，他们把沉重的木棺抬到石门坎背后的山顶上。在1 500人的注目下，举行了告别礼拜式，由苗族人把棺材缓缓放入墓穴中。现在，他已经永远属于他们。在那值得记忆的一天里，许多人伤心欲碎，许多双眼睛充满泪水。不少人在这座新坟边守候了数日不久，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愿离去，就彻夜不眠地在墓旁陪伴着他。他们肃穆与崇敬地坐在那里，似乎代表着全民族的人为他的离去而表达哀思，因为这个民族在短短的数年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某个半开化的种群的无知的意识所表现出的不同，这是一种不会小时的情感。柏格理已经赢得了苗族人的心，而此前和此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又过了几年之后，柏格理以往骑着穿行于他们村寨中的那匹马死去。给予他们强烈与永恒的热爱，这件事引发他们对于他骑马进入自家村寨的形象的回忆，对于孩子们坐在他膝头上的情景的再次描述，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表面上的友情不能赢得如此一个群体的热爱。通过他们质朴的方式，苗家人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是品质；他们明白谁是处于职责在为他们服务，而谁又是出于爱心在为他们服务，柏格理首先教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爱。苗族人感到他的化听起来句句都实在，在很少有人能使他们相信一名外国人的情况下，他们却信任他。 仿照典型的汉族的方法，他们在他的最终安息之地的上访，竖立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于一个用花岗岩支撑的大十字架戴在墓碑之上。它是一位伟大的男子当之无愧的纪念碑，并且被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再合适的位置。因为站在墓后顺着十字架望去，可以看到环绕着石门坎的绵延不断的山峰，而十字架本身的轮廓，又依托着蓝、紫两色相间的大山为背景，这些大山是中国原始土著居民的家园。柏格理就在那里俯瞰着茫茫的高山峻岭，以及千百座孤立的村寨与农舍，身处他所热爱的、为他们生又为他们死的人群之中。那个十字架是一种执著、忍耐与启迪的人生的象征，这种人生注定要为他人献出。十字架已经进入中国西南荒凉的大山中，群山因为它的到来发生了变化。它被高高举起并光芒四射，凡它所到之处，愚昧、迷信和邪恶都被人么驱逐。伴随它的到来，这里萌生了服务的新概念。从柏格理墓地的每一个方位，你都能看到一个施药所、几所学校、一座教堂、一个麻风病人之家，以及孤儿院和住房与生产改良所。眼前的近景之外是数不清的村寨，须很多个月的艰苦旅行方能走遍，由于这座坟墓的建起，人们的生活在继续发生变化。你可以在这片山区不停地寻访数月，先后吃住在几百户基督徒 家中。 时至今日，当你远离石门坎，上到一些险峻难达的苗家小村庄的时候，可以向村民提一个会立即得到热情答复的问题：“你还记得塞缪尔?柏格理吗？”当他们回忆他的时候，往往带着愉快的表情，嘴边露出微笑。尽管他已经离去三十多年之久，成千上万的人想起他时，依然会心潮澎湃，倍感温暖。在那些离他墓地几百英里的部落村寨中，他的盛名仍然被流传着，他仁慈的行为与说过的话语仍在引起人们幸福的回忆。 笔者如何才能以简要的语言总结一下对柏格理生活与工作的印象？用几句话去评判他多方面的特征和光辉的业绩是很困难的。大概最佳的描述还是出于他自己的几句话，由他本人写给同一个省份的同时代的一名传教士。 是这样的，柏格理说，“他被群众热爱与信赖，又为许多人鄙视与仇恨放弃了文明国家的舒适和享乐，去面对一千零一种危险，医治病人，教育愚昧者，安抚失去家园的人，与孩童们玩耍。扫除酗酒与鸦片，与不纯洁的鬼神战斗，引导一个羞怯的群体如何自力更生与振奋进取，再每隔几个礼拜返回他的传教中心一次，就好像一个一直再触感真是的人性基石的人……由于人们爱戴他，所以他一再反复清点自己作出的回报。” 柏格理就是如此一种人。他的品质和他的成就亦如此。循道工会在中国西南的历史即围绕者他的生活和工作展开；所需它在那里的真正存在应归功与他的进展。当年如果不是21岁的柏格理倔强地拒绝从抗争中撤回，整个结果都将非常不同，而那时他父亲在国内领导的少量补贴对于他是远不够用的。 当初柏格理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倒是它选择了柏格理，然而他立即就将它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它的全部爱心。我们无法设想在他人生的任何阶段，尤其是当声望与知名度日益升高的时候，他不会受到诱惑，去改变一下个人的命运，改调到某个收入更高与舒适的地方工作。但柏格理的事业心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他的忠诚与爱心并没有因为个人情感受到损害。当你回顾柏格理的人生与业绩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开始变得更加高达起来。 或许，柏格理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专心致志的祈祷。他用于筹划与组织的功夫远远少于花费在祈祷式上的时间，如此看来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成功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上帝的成就。当然，大量的时间是用在了筹划与组织方面，但他首先是一位祈祷者，其次才是一名战略家。这是了解他性格的第一秘诀及他成功的一大因素。 第二个特色虽远不如第一个重要，却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即柏格理无忧无虑的人生态度。赋有过于严肃气质的人到云南东北一带工作，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则具有能与中国人成功交往的完美天性，即，和蔼、友好与灵敏，尤其是他十足的幽默，成为他与周围那些人达成一片的秘密。大概这个法则可以更广泛地推广应用，因为艾波特?史怀哲①就非洲的情况说过：“没有幽默感的人就别向从这里走出去。”人们容易低估这种品格所起的作用，但是它的缺乏往往导致一个优秀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失败。一般的英国男子，往往表现得刻板、沉默寡言，有点儿立即就可能招致伤害的傲慢劲头，因为中国人不乐意接受他。一个具有领导作风的一本正经的传教士，把计划制订得过于周密，又因执行中的紊乱而大加恼火，就很难赢得朋友。 柏格理之所以能将人们吸引住，就因为他带着群众最希望一个外国人应具有的那种品质。一个中国人曾谈到他：“他的友好受到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一致称赞。无论认识他多么久，你永远都不能不受他的影响。人们欢迎他的到来就好像欢迎温暖的春风一样。”然而据他自白，“春天般欢闹的性情”使他感到压抑，无比沉重。 我们还可以看到柏格理品格的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他的执著追求，他的当机立断，他的坚忍不拔，他的勇往直前和他在现实中的必要妥协。一种拥有如此质量和如此程度的品格，就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一名的优秀战士。 但是，柏格理并不是在单独进行服务，也不是单独作出了最后的牺牲。实际上一批品德高尚的殉难者为基督教教会在云南的诞生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来到云南的第一年中，托马斯?索恩写往国内的心中有一句奇异的语言；“似乎极有可能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必须以自己倒下的身躯来为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创建而奠基。”
在石门坎柏格理的墓室旁边，后来又筑起了一座他的一位应用的继承者希伯?高志华的坟墓，他于1938年在石门坎被一帮土匪杀害。在昭通城外的山上，还有托马斯?索恩的长眠之处，那里有一组共七位传教士的坟墓，代表着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在此就不再详细叙述……都属于在汉人中工作。在这些坟墓中，安葬着三名医生，他们是为了昭通一带的医疗工作而献身；三个人都实践了们的誓言，成为索恩之后的牺牲者。 第十三章 机 会 今日云南及其部落的情况怎么样了？自从柏格理在昆明沿大街小巷布道，或在昭通冲进夜幕中去抢救某位服鸦片自杀的人的日子以来，云南于很多方面发生了大量的变化。昆明本身与往日已大不相同：宽阔的混凝土大道和新式的店铺取代了往日窄到连一辆独轮手推车都难以通过的狭小街巷。贯穿全省的公路在柏格理那个时候连做梦都想不到。现在有正规的公共汽车与铁路，各类工厂和发电厂，小汽车与飞机。一个经济委员会正在规划开发云南的丰富资源，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即便在边远的村寨也能感触到。况且，公路的建设者中有很多人都是中国各部族的群众。 然而就在同时，许多地方的人继续以与上个世纪同样的愚昧方式生活着。当柏格理进入云南的时候，他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眼前如此多的东西使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垃圾被倾倒在路上，老鼠满街出没，公共排水系统与卫生设施实际上没有听说过。在不少去处，土匪公然活动于城门之外，而他们的头也时常被悬挂于城墙上。霍乱、伤寒、天花与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偶然还在发生。为禁鸦片的缘故，除了少数十分边远的地区外，罂粟已不再种植，但是，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毒品供应，更不幸是，没有出现明显消退的趋势。大量的鸦片还在从自治的诺苏领地走私过来。在昆明和昭通，知晓内情的居民照旧可以走进遍布城中的简陋污秽的小鸦片馆，当你事先没有打招呼而去访问一位乡下官员时，有时会发现他正手拿鸦片烟烟管，斜倚在床上。 许多地方的生活依然艰难与痛苦，每一个去处的人都在不顾一切地寻求福音。那种廉价的人生，比如目睹刚出生后就被扔掉的弃婴，带着枷锁正在碎石的犯人及面黄肌瘦的被强行征召的士兵，会激起一位有良知的旅行者永无休止的怜悯之情。战后充斥于中国的是不幸的巨大贫穷。冬季的清晨，你走在昆明街头的时候，总会看到一具夜间死在那里的可怜的穷人的尸体。 人身奴役在云南仍旧是解决家务劳动的一个普遍手段。某个中产之家，无论是农民或商人，都可能从极度贫穷的农民或自己的穷亲戚那里买一名年轻的女孩子，让她承担起所有单调又辛苦的家务活。这依然是违背教会证言的最主要的社会罪恶①之一。 山里的部落人在毫无法律保证的乡下，仍旧过着一种不如人意的生活，而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自柏格理找到他们以来，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进：他们变得更为整洁、更为自尊与更充满希望。一个基督教村寨与一个非基督教的部落的村寨相比，已成为在本质上不同的社区，但是新生的基督教徒仍然属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即便由于他们的新状况，所受到的压迫已经极大地减轻：业已完成了那么多，还有那么多以待完成。 那些最为充分汇入基督教运动主流中的群体，正在日渐接近相同于汉人社会。这是他们的惟一希望。纵观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部落人除了被同化或灭绝之外，从来再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此乃他们的生存的基本战略。基督教教会则成为能够使他们从自己蒙昧的状态中挣扎出来，并为他们民族的生存找到恰当的一席之地的惟一手段，否则他们将面对最终的消失。
苗族人仍须在诺苏贵族的恩惠之下生活，在一些地方，他们被当地汉人官员雇佣与无情地控制。由于他们同教会的关系和全面的民族进步，苗族人以前受到的严厉与残酷对待正变得不那么普遍。苗家受到的教育与文明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无所顾忌地对他们进行欺压。虽然如此，有时候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还是照样堆积到他们头上,凡拖延缴纳的就会成为被投入监狱的牺牲品。在战争期间,抓壮丁的拉亻夫队有时会袭击某个部落村寨，把一些青年男子捆绑起来带走，强迫他们在半饥饿的状态走上十天的路，然后补充进由庄稼人组成的军队中，由于中国仍然是一片拉亻夫的土地。
柏格理第一次瞥见部落村寨时，令他惊骇的是他们的贫穷与悲惨。今日的部落人比起他们的以往而言，似乎更为贫困，维系生命的食物和衣服更加匮乏，因为长期战争的残酷时日使全国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部落人也未能免于被波及。“或许中国是全世界上惟一的人民吃得更少，生活更为艰苦和衣着更为褴褛的国家，比他们500年以前的生活还要差。”① 那些部落人中的传教的组织和传教士们的真实情况如何了。他们的实际财力要远远小于柏格理时代传教士们所拥有的。他到云南时精打细算的一年的全部开支是60英磅，而到了抗战以后就无法再像这样限定传教工作的财政。当然，这种情况全部归咎于战争和由它引发的通货膨胀。柏格理能够为苗族教堂的窗户提供玻璃，为他们的礼拜式提供油灯和为初期的苗族教会印刷数千书籍，但是这样的事情到了抗战结束时，以我们之力已绝对无法做到。
云南东北一带教会的情况怎样？我假道学必用愧疚的心情去回顾光辉的过去，以体验我们与老一辈成就承接的心境，并陶醉于历史伟大则现实必好的曲解的感受中，现在我们也不应产生曾有一些光辉的事情于20年或更早若干年之前在这里发生，它仅仅因为历史记录的价值或情感兴趣的因素才继续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观念。摆脱不了思想上因为过去的分神，就会在现实事务中束手无策。 令人惊愕的事情将把往日的成就最大程度地降到仅属于次要印象的范畴。客人每参观一个地方，都不禁为眼前的机会喊出声来。或许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现在能够做些什么，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定会成就超过从前的业绩。如此重要的工作现在就可以开展，至于以往取得过什么大概只能放到从属的位置去考虑，而云南的现实或许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普遍现实。 在中国西南业已完成的那些工作十分引人注目，而今天这片地域给你的首要印象则是巨大的机遇展现在面前，抓住它就意味着往日的辉煌将会重现。传教工作在云南的立足，并非伴随着柏格理的前任者们如同他们一般荣耀的工作，而在于大门的开户，直到如今门仍在继续敞开，并且带来了只要有充分的人力便可以完成种种事务。 柏格理在石门坎去世之前，他统计出大约有一万人是教会成员或将成为教会成员。从那以后的这段时间，教会人员的数字增加了三倍。今天教会大约有二万名正式成员，另外还有好几千人在盼望着为正式加入教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同意接受没经过专门教育的人，每次礼拜都可以为数百人行洗礼。让大多数成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那些人满心盼望成为基督教教会正式成员的机会，而恰恰就是缺少这种机会。 柏格理在苗族人中的成功是惊人与圆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他的创造能力。他强行突入未知人群的几乎是神话与传奇的世界中，那些群体徘徊于汉族文明旁边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苗族运动是他进取性工作的第一批果实。此后诺苏、葛泼，傈僳和水苗也开始被苗族基督徒大举革新的新精神所激发。 他对于苗族人的贡献是独特的，由于他们离他最近，但是如果他能再多活十年，或许同样的变化会在水苗、诺苏及金沙江对面荒野中的人中重复。若是苗族人没有来到柏格理门前，他会自然感知自己已被自治的诺苏所吸引。当苗族中的机遇自动呈现的时候，他就必须转过身来，将思路调整到他们的方向上去。 苗族处于运动的中心位置，其他部落则位于边缘。无论运动如何发展，其他群体都以某种间接的方式介入，要靠苗族本身的携带，这样有些方面就会失去它最初的气势。柏格理的故亡使运动不再有它开创性的扩展，开始进入巩固阶段。相应地，地处更为偏远的一些部落只经历了部分的改革，至今仍在等待，准备响应召唤他们的嘹亮号角再度响起。 远远离开业已奠定下良好基础的工作，今天有四个方面的巨大机会自动出现在基督教教会的前面。 第一个机遇呈现在水苗之中，他们居住于靠近扬子江的险峻异常的山区，距石门坎东北方向有六七天的路程。他们的状况比石门坎周围的那些苗族人好得多，无须忍受地主那么苛刻的对待，只承受原来封建体系中的少量负担。他们的大多数人是农民，拥有自家的一小片土地，有些人看上去的确相当富有。还有无数汉人村落散布于他们区域的各个地方，似乎水苗已经主动适应了大量的汉人生活方式，多数男子都身着汉族服装。至于他们部分相同于汉人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的相对富裕。 自从苗族的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水苗就急切地想保持与靠近昭通的苗族相同的步调，但是他们遥远的距离成为一个巨大的障 碍。他们至今仍在盼望着教会，我们却一直没有为他们作出适当的安排。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每一年中他们甚至连个传教士的人影都没见到过。真令人怀疑是否曾有一名护士或一位老师访问过他们的区域，因为若干年以业没有任何传教士为水苗人提供过无论哪方面的帮助。那里有如此多的事情需要做，而能为那里做又如此 少。 在此，特引用1947年巡视过该地区的一位传教士的报告中的 一段话。“这项水苗人的工作具有多么宽阔的幅度！教会四处散布于群山之中，覆盖住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环形，其直径为150英里，包括八个县的辖地。隶属于我们教会的有200名正式成员与一万名信徒。①据一种可信的估计，有35万水苗人生活在这个地区，既然我们的教会分布在这里，我们就应该尽相应的义务。” “面临的挑战多么巨大。我们的水苗教会的诸位领导人坚信，随着布道人员数量的增加，帮助新建教会可利用资金的积累，尤其是常驻该地的一组传教士的帮助，将会取得惊人的收获。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让人们相信教会的现实权限，整个部落都会愿意成为基督徒。然而全地区还没有一名居住在这里的传教士。离此地最近的传教士也生活于七天路程之外的地方。”② 在水苗人的二条巡回布道线路上，已经建起了20座教堂与一些学校，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么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仍在等待着帮助，应该明白只有机会却未见成果。想起给他们的帮助有多么少，就不会惊讶工作的成就为什么这样小。
第二个巨大的机会出现在从石门坎向西南走八天的地方，这是一片苗族与葛泼人共同杂居的广袤山区。最初英雄主义的传教工作由一位苗族布道员担任，在所有当地人中，他的形象最为酷似塞缪尔?柏格理。传教士的帮助仅限于早期的几年，以后由于工作人员的不足就撤走了，留下他们自我拯救。热情的葛泼属系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希望进行像业已发生在苗族人中的那样的革命。因为给他们的帮助都是象征性的，便不会为他们的希望一直未能实现而吃
惊。巫师的势力从来未被彻底粉碎过；你仍旧能够看到他们在村寨中来回走动；并明白他们对于病人的求助是召之即到的。从来就没有一名医生或护士的足迹踏进过他们的地域；全民族只有一位姑娘接受过简单的中等学校教育，第一个葛泼人就在最近得到了被培训成护士的机会，虽然如此，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开端。 这些乐意接受照看和监管的人们，看来还要命定生活于晦暗的光线之中，生活于一种半开明的部落文化幽暗的阴影之中，只有当集中的力量投入的时候，才能把他们带进一个充满光明的新时代。 第三个巨大的机会在诺苏人之中。贵族和地主最为富裕并具有更大的权势，苗族人作为佃户和农奴耕种他们的土地。许多诺苏人不怎富足，但个人拥有广阔的农田，及远比苗族人高的生活标准。他们个性粗犷，不屑于像苗族人已经做的那样，聚集起来行成一个运动。但是自从柏格理初次在威宁地区旅行以来的时间立，他们一直受到传教士的友好对待，因此在我们很少帮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诺苏教会。他们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基督徒，在叛乱与土匪横行的日子里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大概在他们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由于内部的冲突与世仇，诺苏就比中国西南的其他民族更需要福音。如果他们都成为基督徒，当地的面貌就将大不相同，一个坚固的诺苏教会可以帮助所有的各个部落，因为他们是天然的领导人。 威宁城，诺苏传教工作的自然中心，位于现今中国西部的一条主要公路线上，还与一条1940年完工的通往昭通的行程较短的大 道相连接。根据发展蓝图，它将来还可能成为一条舂药铁路的接合点。 城外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心，下辖五个诺苏巡回区。一座新教堂于1947年完工，还有中学校舍和一所小学，以及工作人员的住房。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展中学，最终使它成为一所农业学校，用作农业试验和培训诺苏农民的后代。在威宁意义深远的发展中，有不少空白点等待着传教工作者去填补。 然而，或许对于云南东北部部落人群的最大挑战来自金沙江对面的自治的诺苏领地。在整个云南都找不到像它这样影响深远的机遇。 在中国的版图内它是带有自治性质的最后与最大的孤岛，代表着曾经遍布中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各原始部落最后遗存的权威。它东边以湍急的江水为界，西边背靠巍峨的山峰，这种地理环境使它得以保持孤立的状态，并与汉人文明的播撒相对抗。就像边远的西藏地区，它即牢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自治性，并为它的地域蒙上了一块怀疑与敌视的幕布。 柏格理则能瞥见那块幕布后面令人兴奋但也未得开化的土地，他渴望“为基督赢得土著人的土地”。或许他可以实现这个愿望，在甚至业已渗透到金沙江边的苗族人新生活的传说的基础之上。从柏格理以后知道最近，他的继任者们没有进入这片危险的地域，只由对面的居民遥远地观望基督在云南的部落中所成就的变化。 某个诺苏部落的议事会已经正式向循道会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治的诺苏领地来，去完成在苗族人中业已完成的同样工作。他 们，他们自己，将提供建造房舍的资金，支付对本区域内一些工作人员的报仇。他们正在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封建制度的落后，以及身为古代中国的遗物的处境，他们的一些首领感到有必要接受教会文化的影响。“请过来帮助他们！”他们将转向基督教教会可谓一种必然，因为世界上在没有其他公共团体能够从他们任性、蒙昧与冷酷的状况中赢得他们，从由于拒绝被文明化而导致的最终熄灭中拯救出来。 由于工作人员的缺乏，导致了中国西南地区许多地方等待帮助的其他地方未被访问，但教会不敢拒绝来自自治的诺苏群体的巨大挑战。然而看上去教会似乎力不从心；对方已经提出挑战，我们却在犹豫不决之中应战，因为别的地方也有那么多其他急迫的要求。被涉及的地域几乎等同于我们目前教区的面积，虽然于1948年指派了一名汉人牧师负责这项庞大的工作，仍无法抽出外国传教士到那里进行专任传教。 为了应对那个挑战与机会，我们的传教士布柏格理的后尘于1947年渡过江，作了首次访问。这里有他的一段描述。“一次有趣的但确切说是令人压抑的旅行。我们渡过江后，攀行进入土著大地的云雾之中，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开工的一所学校的建设。又看到了阿米巴痢疾的流行。四处飞舞着苍蝇，每个人都吸鸦片，很多人处于烟毒的痛苦中；瞧见江这边的一个土著人向汉人买了一段不料，他以鸦片付布钱。一片又一片土地种的都是鸦片，人均拥有的步枪和短武器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都多。几天前有个男子当中遭到毒打，经了解后知道他是被卖给土著人作奴隶的汉人。总之一个非常狂暴的地方，散发出罪恶的气味！” 以上就是给我们机会去传播福音的乡村。它是苗族故事的再现。直到柏格理带着基督的信息进入他们中间以前，他们的村寨散发着邪恶与不公正的味道，他们异性交往的随便在中国西部成为笑柄。然而这个任务今天如何才能完成？柏格理能够丢下他手中的汉人的工作，它立即就被他的同事们接过来。今日却没有人能去抓住这个空前的机遇，除非他放弃其他根本性的公务。 既然如此，任何故意忽略那些自动出现在面前的机会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事情的真相在于，柏格理猛然间打开了云南东北部的大门，揭示出多幅壮丽的发展前景，但就我们教会的资源而言，几乎是无路开拓的。尽管从柏格理进入他在石门坎的最终安息之地以来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教会从总体上没能充分把握好他的有如此辉煌开端的运动。不过机会仍在。 规模很小的圣经基督教教会，首先派出了柏格理、邰慕廉和更早的几位先驱者，进行了英雄气概开创工作，启动时它就像紧紧 依附于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一个小单位。1907年在英国的联合行动，带来了卫理公会联合传教团更丰富的资源，以支持迅速扩展的工作。在整个初期，这段时间得到的支持最为有力。以后是1932年卫理工会更大规模的联合，在工作人员和财政方面带来了进一步的援助。于是云南抓住了现实的机遇，有时候其他地区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承担。在这个区域的历史上，当时我们工作人员的队伍比任何时期都庞大。昭通繁忙的医院，昆明、昭通、威宁和石门坎的中学，以及各地乡村的100多所教堂和小学，是对所有热心帮助的人的最实在的感谢，而每次成功又创造了更大的机会。现在还没有余地去满足或得意，因为面前还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方能完成。目睹这些巨大的机会，等待了一年又一年，希望能有人把它们承担起来，这种情形令人心急如焚。由于会议屡屡没有结果，或由于看到他们多年的工作因为一场突然发生的政治性动乱而分崩离析，有时候传教士们会变得情绪沮丧。有如此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由于人手不足，完成的工作又如此少，有那么多的机会被忽略，又有那么多的机遇被抛到脑后不顾。当担负的工作量超过他的经历限度时，没有人能够高兴得起来。30个人能够取得凯旋式成功的工作，放到15个人头上就会差不多把他们逼入绝境。 抗日战争期间，有时候只有一二名男子①管理在各部落中的基督徒工作。石门坎本身达数年的时间被剥夺了外籍传教士。这个巡回教区的面积超过1 000平方英里②，每年都在徒劳无功地恳求派一名护士和一名老师来。对于传教士和当地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的需求是即刻与压倒一切的，惟此才能应对现实的需要，才能使他们与当前重要的机遇相匹敌。③
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具有某种浪漫与冒险的气质，这种气质紧附于半为福音传播者和半为探索者的传教士身上。他们曾强行突进一片未知的土地。今天则要求减少探索者类型的传教士的老作风，即使可能受到少见的不尊重对待，作为外籍传教士，也应该谦虚地为汉族和部落人同事及监督人员服务。 根据事实推断，有一种发展趋势可能会成为现实，现在年轻的外国传教士或许必须要在汉族、诺苏及苗族主管牧师的领导下工作。由于自柏格理时代以来，教会的发展业已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如今这是他们的教会，我们乃应他们邀请前来帮助。在一个落后的时代，柏格理是成千上万人精神上的长辈、朋友与顾问。当时他可以强有力地反对某项建议，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荒凉、多山的主教管辖区的主教。基于苗族人要有一个主教统辖体制的要求，教会才产生了如此一种开端，因此他可以相当恰如其分地被描绘成石门坎的主教。柏格理从来没有想望过那个头衔，然而他的成千上万的教区居民除去它以外，丝毫没有考虑过其他体制。 新生的教会处于需要主教管辖的阶段。紧接着柏格理的继任者发现他们本身自然而然地处在相同的位置上。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区；教会正在进入一个生存的更高吸食，它要求所有成员必须独立自主。他们需要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和他们站在一起，汉族、诺苏和苗族牧师都愿意成为传教士的同事。 云南最初的挑战被勇敢地接受下来，恰如我们所见，上帝给与的恩惠是丰富的。这种新时代的机会与挑战是否能得到类似的应答？收获是如此丰厚，开启的大门和机会也如此之多，对我恩工作的要求不仅来自中国，遍及世界的请求都是那么急迫，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教会很可能会畏怯退缩。我们的主在哪里召唤，就意味着应该在哪里行动。他正在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就像当年他召唤他的仆人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的朋友与指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