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委员会

  任:李怀明

副主任:蔺    黄远绅  陈二顺  王显德  苏文清  马鸿恩  李必权

  员:余朝义  李贵斌  张庆生      陈世芬  刘正辉

  编:苏文清

责任编辑:王显德

  辑:王庆华  杨忠信  杨德友  王旭东   

图片提供:杨忠信

封面设计:王 

 

 

 

李怀明

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

 

王建明

石门坎的苗民教育

 

陈国均

苗民的文字

 

王建光

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歌词

 

张友才

贵州省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概况报告

 

朱焕章

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概略

 

钟焕然

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

 

谭佛佑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其教学活动

 

杨忠德

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

 

王兴中 杨明光

试评柏格里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

 

东人达

石门坎民族教育调查浅析

 

杨全忠

对一个边远苗寨现状的思考

 

杨正伟

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对华“文化侵略”的反思

 

石茂明

威宁苗族与基督教文化教育浅谈

 

杨德友

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

 

张慧真

石门坎:一个村落的本土与世界

 

沈红

石门坎百年的辉煌与沧桑

 

杨忠信

石门坎遗址拾零

 

李东升

给石门坎苗族的信

 

张绍乔

对石门坎“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探索

 

王旭东

石门乡基本概况

 

张国辉

石门情怀

 

朱艾光

重铸名校辉煌

 

吴守飞 陈朗

磨难是一种动力和财富

 

杨培德

后记

 

 

 


 

    《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石门专辑》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为迎接石门民族学校百年校庆所编辑的《威宁苗族百年实录》后的又一本“实录”,是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一大结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石门专辑》通过征集县内外曾到石门坎调研写出质量较高并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书籍中的部分专家、学者的研讨文章,其中有部分文章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这些研讨文章涉及石门坎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是石门坎发展历程的沧桑与辉煌的真实写照,目的是为了引起社会各界对石门坎历史文化过去、现在、将来的重视和研究,推进石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1904年,因为柏格理到石门创办教会学校,使石门坎成了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在海内外收发信件的“海外天国”,使石门坎曾经成为西南苗族文化中心,成为西南交通枢纽和商业要道,过往商旅,络绎不绝。

    石门坎曾经的沧桑和辉煌,使她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文明之地。一百年来,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她都被世人当作一个优美的传奇故事留传下来,甚至铭刻心中。许多关注石门坎的英、美、德、马莱西亚等国外友人都提起“石门坎”,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石门坎永远是“海外天国”,永远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所以很多到中国的国外友人,石门坎就是他们来华的一个“访问”目标。在他们看来,到了中国到不了石门坎就等

于没有到过中国。

    《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石门专辑》是一本21世纪以来面向读者、面向世界的石门坎文化研讨文集。其选择和展示的是关于石门的那些最具阅读效应的著作,走进《威宁文史资料第五辑《石门专辑》,你一定会惊叹石门的辉煌与不朽,同时也体现和肯定了重视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这本专辑也是为石门民族学校百年校庆最大、最好的贺礼,愿本书成为广大读者进入“石门百年校庆”大殿的一道彩虹,愿本书成为研究“石门历史文化”的一本史料,把本书当作一个窗口宣传石门,再为石门提供发展机遇。

    李怀明

2006927


 

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的介绍(序言)

滇东王建明

    编者马君裕恒很久就叫我叙述点苗族的情况,在本刊发表,贡献给读者。我当时是十分的高兴,叫我有了这样说话的机会,所以满口是答应了马同志的。苗民真情的自述,今天算是第一次。才智浅薄,对政府我是没有具备很丰富的常识来了解它,经济我也没

有深刻的认识,国家大事,世界潮流我更茫然无知,社会经验自然谈不上了,脑子里的字,数起来,不会比别人多的。可是今日西南苗族里,能够出来,有我这样机会好的人,是再指不出几个的,所以发表苗民情形,可不可我有相当的决定权,能不能是我的责任,也许读者要认为我太自骄自得,但是当中实有许多阻碍,叫我心虚“不可”叙出,“不能”写出,过去许多内地的青年同志,对于“苗民”总是认为一种野蛮可憎的异人,对于苗民的提问,总是表示着一种游戏讥讽的态度。我十余年的时候在内地读书,没有一个认出我是苗族学生(除我的老师外),这自然我是无异乎谁个,中华民族的特征,我是具备得有的,因此也就不知不觉快活无恼地过了许多年没有受谁个的玩弄,这使我自慰欢欣,可是我却成了一个欺哄人的罪者,现今内地人士有时对苗族的态度与观念,老是尚保存着旧的恶的,这不尽怪责他们,我自己也是培植这种贻误的执荷者。有许多同志是这样地问过我:“云南、贵州的苗子,你看过吗?”我答:没有。不幸生为苗族的我,只可是这样答复了他们,读者代我想吧!假使你处到我这个地位,他是要怎样的对付他们呢?人情一面,不外我这方法好些吧!

    本刊是消灭这一切旧观念的大本营,同志们是边疆民众的安慰者,所以放胆地要开始诚实答复一般对于苗民的疑问者,我先前的欺讹罪了。可是问题很多,作者对于发表苗民的各项问题程度尚于计议之中,大而抽象的问题留在以后再讲,现在讲的就是“现

在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石门坎,简称“石门”,并非一个大学校,中学校,专门研究机关……乃是这样的一个:

    ()石门坎的降生——石门坎,位当黔西威宁与滇东昭通接交,缘三十余年前,有英籍传教者党姓一牧师,人黔西安顺一带传教,先是汉族受洗归与,继因深入高山狩猎,行经苗民数猎家,地当该县小地名“等等”。因疲倦不能行,入苗户休息,彼苗家者,以异状奇人,甚畏之,该党牧者乃取经而出(传教者出入必携经书),宣授基督教理,因而感化,有苗民四人者遂被提入安顺县教会学校就学,此后该牧由亦知黔西威宁一带,尚有多数苗民,便感化力有所不逮,暂绝前进,时适另有英籍一牧者柏格理,来滇东昭通传教(距今石门极近,仅七十里),彼党牧乃命威宁一带苗民改往昭通受道,苗民受此惠音,男女日中络绎不绝于石昭(石门坎至昭通)途者千千,后因往返困难,该柏牧者乃离昭入威宁苗民境,创设教堂,传教兴学。乌蒙屏境,围以高山,阴森荡荡,流泉淳淳,三五瓦屋,点缀其内,石门遂降生于焉。

    ()石门坎的幼年时期——石门教堂成立,学校遂兴,时每星期日至堂作礼拜者,不下千余(盖当时几百里内之苗民均往彼处作礼拜),学生则四百有余,有人满之患,不数年乃大兴土木。增广房地,遍设教堂学校(每距七八十里一所),苗民奉教者因分别往听,石门本堂乃暇时增学,该柏牧者乃聘有昭通汉族一秀才者刘映三老先生,住持学校,以四书为重,此老先生乃苗族智识之增进者,可谓州余年来苗族文化复兴之领袖,州年中效劳苗族,三年不返,是苗族有史以来被逐后,汉族同情之先进贤人,余父为其学生。

余亦为其学生,苗族今日所以尚有一线光明者,先生之力焉!五年前,力衰退休,自是遂得疾不起矣。柏牧者,为人亲霭,颇受苗人之爱戴,善宣善教,功绩甚大,民五年,染疴石门,延医不治而终,苗民均宗为圣者。

    ()石门坎之成长时期——现在——自柏牧逝世后,遂有英籍一牧师王惠民继职,此牧师亦不落柏后,教会日兴,教育日盛,乃于滇东昭通创办汉苗夷基督教会中学校一所,资助苗民生优秀者十余名人内受教,此等苗生,勤于攻读,遂有五名考获教会奖金,遣往蜀蓉华西大学校就业。彼苗生等成绩亦不落人后,但因气候不宜,先后夭者三名,越数年,复派数名之蜀原校继学,溃功复兴,先后造成苗族医学博士一名,教育学士一名,此两学者,均为现今苗族最高领袖人物。

    卅余年来,总论英牧经营成绩结果,教堂学校及其他建筑,计石门本堂者,教堂一所,两级小学校各一所,坐屋卅余间,学生三百余名,内中女生五十余名,英籍牧师一名,学校校长一名(系蜀蓉华西大学毕业教育学士),职员十余,邻近复设有医院一,孤儿院一。癞子院一。分设于滇黔川交界苗民区域之各教堂者共复计三十五所,每所相距百里上下,横亘七八百里,所属与焉。号石门本部,余谓分堂或分校,但所谓总部者,仅以两级小学称于苗民文化区而已,奚足举日!因经济之拮据,中学之设匪易事也,虽有昭通中学塾,但近因生活程度增高,苗民生活苦寒,能至昭通升小学者,十分之一,爰告略情于后,石门苗化之区,计七八百里,教徒一万六千左右,小学毕业者一千五百名(均三十年中总数,两级小学合计),内有女生百二十余名,初中——毕业生廿余名(中仅有女生一名),肄业生十八名(中有女生三名),高中——毕业生四名(余在内)肄业生三名,高等师范一名毕业一名,大学——毕业者二名,肄业者二名(但余可不说),此外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此为两年前作者就学蜀蓉之际,苗族旅蓉者三五人共同寻材求料,集以适苗民情况者编纂一部苗民夜课读本,而作者等乃募金积款,颇得各机关同学之赞助,本作遂成,今苗民教育,余等乃以此步工作为基础。现已分发各处,姑无论教徒与非教徒,均须念读。

    ()现今苗族人内地升学人数与经费来源——计成都七人,贵阳六人,武汉两人,南京两人,共十七人为西南苗族人内地升学之总数,数小易读,免读者之拨指,致经费来源,成都、武汉九人,均由教会奖金,自身分文不逮补助,余之贵阳南京九人始系公费。苗民自史以来,享承政府之经费教育者,始于余也,余前无一曾享受,以致人才缺乏而今教育之落后,尤以苗族来京者亦始自余,虽余不才,但苗族中困于不能拔步瞻仰京城,沾受我政府之教化,伊等亦深望我致情述意于诸人士,因时有限,苗民各种问题,容后续陈,有情于我者,有兴研究苗民情形者,余随时必倾诚以告,乃此罢笔,读者谅之。

本文转载于198312月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韩雪峰收集编纂,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


 

石门坎的苗民教育

陈国钧

    关于苗夷教育的设施,是贵州教育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较晚,近几年来虽在积极推进中,但事实上限于人力,财力等的不足,仍未收到显著的成效,所以苗夷教育在贵州,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极待改进的地方很多。若再不能切实办理下去,那么我弃人取,一般侵略者必会乘混水好捉鱼,便可大施其文化侵略的伎俩。象这类事例有许多,单说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工作,就有四十年的历史,诚使我们警惕!他们假口于传道办学的方法和努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尤足为我们推行苗夷教育的师法。按石门坎是一著名的苗区,并且是外人在西南传教最具成就和最大努力的根据地,显然是一个最堪注目的所在,凡关心苗夷教育者,莫不都想一知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内幕,现在,笔者根据所得的材料,愿作下面概括和叙述,俾便研究苗夷教育者,有进一步的探讨和改进。

    石门坎属贵州威宁县第七区,位贵州和云南的交界处,距威宁县城二百四十华里,离昭通七十五华里,算是云贵间一大孔道,人扶背负,牛马装驮,经岁络绎于途:该处地位不大,周围崇山峻岭,形势险要,住民纯系一种花苗,俗又称作大花苗,这地方原是个荒地僻壤,过去很少为当局所注意,但在二十世纪苗夷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系手屈一指。

    时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九0三年,正值清廷朝政日非,有个英国藉的教士,名柏格理远渡重洋由海防到云南昭通一带传教,但信者寥寥,并有许多反教的,不得不改换地方,他夹了本圣经复偷跑到冷落的石门坎来,向当地的花苗传耶稣教,花苗们看着碧眼黄毛的异种人,目为怪物,大都畏缩不前,柏氏虽碰了不少钉子,也曾遭受过几次毒打,但他并不灰心,那时的官家多媚外人的,他便利用当地的安土司的势力,施起高压手段,于是花苗们就觉得他赫赫可畏了。同时他又改着苗装,学习苗话,与花苗一堆吃饭睡觉,生活全般苗化,并竭力交攀安土司和花苗领袖,常送些新奇物给小孩妇女们,他这样曲于周旋的目的,无非在引诱花苗信奉耶稣教,花苗本来笃信鬼神,怎禁得他威逼利诱的功夫,就很容易地堕入壶中了。不久,当地的花苗个个变成他忠实的信徒,犹如潮水般涌起而不可阻遏。石门坎教会的势力就一天一天的扩张;同时石门坎也就名问遐迩,英文教会报上常标题为“海外天国”,可见外人是如何地夸耀!谁也想不到那地方后来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地区。

    柏氏是石门坎教会的开山始祖,辛勤地撒下了宗教的种籽,以待日后生长,不意到民十二年患虎列拉而死了。但他死后,又有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顾华文,慕博里等西人教士来继承。

    当柏氏到石门坎数年后,因他与安土司交好,就向安土司商借了石门坎地方,并筹巨资建立了教堂和学校等,逐年的增建,现在已有三十多幢西式房屋,内有大礼拜堂,学校,医院,救济院(包括孤儿院,麻疯院)等;大礼拜堂,是他们中心活动的场合,学校,医院,救济院是他们推广成辅导事业的所在,在这几年就可施展他们的麻醉工作,藉以传教,此外就没有再好的妙计了。他们要办学校的意思,并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为“宗教而教育”,学校是知识的集团,一方面便于大批地注射儿童的宗教麻醉剂,他方面又可借儿童的力量来传播到各个家庭,若是在学校里毕业后宗教色极浓厚的,就可被送到中级学校或大学读书,制造成一个十足的宗教信徒。教会和学校是打成一片的,教员就是播道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地在谈讲神学。

    石门坎教会有一个最高的指挥机关,名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这个教区包括石川,井宁,昭通,东川和昆明五个分教区,每区设一区长,主管一切事务,石川分教区辖境最大,就以石门坎为发号司令地,被领导的教堂有四十多所,教徒四五万人,花苗居多,他们都特别受到教会许多优待,如:求学免费,治病免费,远处来作礼拜的供给膳宿,毕业生帮同传教津贴月薪,成绩优良的资送中学或大学或送出国外留学等;不过有个类似卖身契约定下来,苗民学成之后必须要在教区服务二三十年,几乎一生的光阴都消磨掉,但受恩不能不报,也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了。

    石门坎教会办的苗民学校,有计划地推广,常有所谓五年六年的计划大纲发表,据最近的统计:共有五十二所,初级班占最大多数,教员约七十余人,学校总共有二千人左右,每年缴费约数万元,纯由“循道公会”负担,石门坎当地的小学为校本部,有高级初级男女两部,该校名“光华小学”,其它各校名“光华小学第X分校;光华小学初由当地一位举人刘映三任校长,历时二十五时,到民国九年刘氏逝世,由其高材子弟得大学医科博士吴性纯兼任校长,民二十四年就有当地花苗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归来,吴君辞职,架君继任校长,最近有花苗杨汉先也由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归来,朱君因劳苦成疾辞职休养,乃由杨君继任校长。目前教会已达“以苗教苗”的目的,苗民中人材辈出,计有大学毕业生五名,高中毕业生十余名,初中生百余名,小学生三千余名,已特别制造了这么一大批传教者,大可以毋庸操心,所以教士们,除了到那里视

察游玩之外,现在已不必留在石门坎工作了。

    再有,柏格里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的时候,就以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了一种拼花苗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六十六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俱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编译了整套用这种符

号的教科书,便在各学校中教育苗民儿童研读。按文字和语言,都是民族同化的要素,大凡要灭绝或离间种族者,必先从语文做起,象柏格理特创一种文字来教苗民,也就可知他的用心所在了。

    由上面的叙述,我们可知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成就,对这种外人在苗区做的文化侵略的工作,我们亟应设法防止;同时从前的侵略者,现在是我们盟友,他们自身亦该觉悟,所以我们处此大时代,正是纠正过去失策从事教育建设的绝好机会,亟盼我们贤明当局切实办理苗民教育,以挽回失却了的教育权!

(本文发表于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转载于198312月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韩雪峰收集编纂,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


 

苗民的文字

王建光

  苗是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古今中外一般学者均如此论断,这种学理在科学立场上已有它相当的依据,似乎我们再没有强辩的余地了。可是事实与理论未免相差过远,所以不得不在此补充并加以解说。笔者虽属苗人,然并非要在舆论上替苗人辩护曲直是非,在中国古书里或新近学术杂志上记载关于苗族事迹的,已给诸学者作了铁也似的证据了。因此仅能就笔者素来所知及今年暑期旅行西南苗疆重加研究考察所得,略书梗概,以饷读者。

()苗民文字的源流:

苗民的文字出名问世仅有三十余年,可是它的渊源已远在二三千年以前了,根据苗族诗歌故事的历史传说有云:“苗人原来仍有文字,惜所有文字均遭遗失,因蚩尤与轩辕于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河时,舟船均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防渡江时被水湿透,欲免此患,惟有渡江时书本置于头顶,众如是行之,及至长江时,争先抢渡欲以保馀生,不幸渡至江中水势凶猛,人均淹没过多,书籍什九已失,至无法保存,继后始有人设法将其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资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花裙中之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之意味”。这是一个传说,可惜没有书籍记载来作我们的证明,这是研究苗人文字的一件憾事。不单是文字一项给我们为难,就是苗人全部历史也感觉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们要从事去研究苗人的工作,专凭抄袭书本而忽略了民族的传说,也是不很妥当的事。其实研究苗人的历史、文学、民族特性等等的技术,除了书本的原来记载及用科学的方法考究外,还应该在他的故事诗歌及艺术上去研求。上面的话虽然系传说,似乎亦不能把他忽略,因此我们不能武断的说他是无文字的民族。

()新近苗人文字的产生地:

现在石门坎苗区流行的文字产生地,是在贵州省极西的威宁县属石门坎。石门坎的出名问世的历史距今也不过三十馀年,自前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人苗区域以后,时有滇东黔西川南等的苗人在该地建筑教堂,创办基督教会并设立学校,那时才诞生今日代表西南苗人文化中心的石门坎。而苗文因为诞生于有石门坎教会之后,所以年来到过该地的学者们,都有关于该地历史及苗人文化事迹的记载,其共同的记载都说苗文是由“英人柏格里所作”。然此说法,却与事实不符,这种荒谬的记载,不独是留给滇东北、黔西、Jll南一带苗人的一件不好印象,也是整个苗人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大损失,因为各作者所站的立场不同,认识互异,少有站的客观的立场,用历史的精确眼光去推测事实的真相,兼之能够了解边疆民族心理的作者真是太为缺乏。

()新近苗人文字的创造者:

晚近关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都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的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于英人柏格里氏的创造”。这类的话未免太过于武断,事实未必是这样的简单。原来苗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笔者曩时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以证,他将花衣花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然余视之,一体过简,字意难于表达事物,而仅描画物形,仍难记事畅达,殊属未善,余感此缺点,乃终日孜孜研求,欲觅另法以补斯缺。昔有基督教人吾等苗胞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里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请教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韵读法,承李柏二氏乐而教之,语日:英文字者取拼音读法;中文者,由象形文字起源演化而来也。余闻此说,屡研究苗文,于是遂将苗族昔时之象形字体,加以音韵及仿效英文字之拼音结构读法,多方请教于李柏二氏,后乃邀约吾苗族先进,如杨雅各、王胜莫及杨芝诸先生共同研究创造,始产生有今日之苗族文字也。

    上面这一段话,是由张岳汉先生口传的记录,由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断定,无疑的,苗族文字的创始者是苗人,至由英人柏氏创作的说法,或许是作者未曾下点工夫去作个详细研究记录的缘故。

()苗文字母的沿革:

现在已流行的文字,都是本着不违反苗人历史传说为原则,仍采用苗人历史事迹及日常生活必须用具之形象作字母,可是它的音韵及字的构造,大多是近似罗马字的结构拼音读法,字母的数目大小共计六十六个(大字母即声母,小字母即韵母,因为声母与韵母字体有些相似,而仅有大小之别,兹为避免声母韵母混淆起见,故不日声母与韵母而日大小字母),大字母(即声母)的字形大部分是象形,而小字母(即韵母)则多属新创,今举数例略解释其字原历。

  Y字,中国古代为农业社会,苗族当然亦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他们的歌谣故事中还有不少农业生活的传说,所以摩仿农业社会中所用的农具样式作为苗文字样,即如声母中的Y字,并非英文字母的Y字,原来是梨耙形廿,为记述耕牛犁田的用具,本应书作“y”形,但因此字为声母中的无音字母,当韵母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代表独立的意思时,便须与此字并合书写,所以为减除繁杂起见,就把他减为Y了,所代表的意义比较深刻,所以就列在声母中的开头字母。

    vA,并非英文定母中的U字,乃挂放耕牛肩上犁田的农具,俗名“牛加单”,它的形状如:“A”,改写为AV,苗语父亲的v字作其声母,由上二端的意义,我们很可以想见苗族原来对于农业概念深刻的一般了。

  _JL]、厂等字,其本形如_j,为生活用具之一,即将玉蜀黍等作物在磨石中磨成细面粉所用的手耙。T字,虽取形于打杵,但采取此形作声母还含有深刻的意义,苗族男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好汉,同时住屠高原的人,交通自然极感不便,所以对于运输工作惟有靠人力背负了,为预防背负重物进行于途中无休息处时,则打杵棍为缺少不了的用具,然而这类工作大都在于男子,所以苗族中“儿子”的儿字,T字作声母的,如Tu是,字,并非国文字中的“十”字,苗族衣服都是全仰赖于妇女织缝,此形为纺绩线子时所必需的用具(其中用如纱厂中之纺纱车,但其形略异),所以苗族中的“女”字,为“十”字作其声母,如“(是。(待续)

    (原载《边声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本文转载于198312月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韩雪峰收集编纂,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


 

 

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歌词

张友才

  民国前九年,

  安顺党先生找到葛布苗族,

  他向苗族宣传上帝的福音,

  让苗族向往天堂0

  他看见苗族生活困苦,

  见兄弟姊妹遭人蹂躏。

  党先生心中难忍,

  写信回国募捐钱拯救苗族。

  民国前八年,

  党先生要我下半区苗族去昭通,

  找到柏格理牧师。

  柏先生待我苗族如子女。

  又出钱为我们修书堂,

  教我老老少少专心读书,

  让我们从各方面奋发向前。

忍受过各种苦难的苗族,

  诚心跟随柏先生前进。

  民国前七年,

  那是属蛇的一年,

  开始在石门坎修建房屋,

  第二年即属马的那年,

  又在咪耳沟和天生桥修教堂。

  到属羊的那一年,

  又在永善县大坪子修教堂。

  这年柏先生遭受了灾难。

  他为苗族费尽血心吃够苦头。

  属猪那年至民国年间,

  王树德牧师带领苗族学生,

  要去南京读书深造,

  准备回来教育我苗胞。

  可惜社会动乱道路不通

  只好转回到成都,

  让学生在成都读书三年。

  让他们毕业后回来教育苗族。

  民国四年即兔.年,

  石门坎学生300多人,

  当年的七月大热天,

  很多学生害了伤寒病。

  两位先生精心护理,

  柏先生染上了伤寒。

  一月初八他与苗族永别。

  可怜他的妻儿与苗族,

  旦愿柏先生灵魂升天。

  柏格理先生去世后,

  王树德牧师、张道惠牧师,

  邰泰卿牧师、高志华牧师,

  顾德维牧师和许多苗族先生,

  团结互助引领我苗族到如今。

  我们苗族人人要记住,

  共同唱这支纪念歌,

  千年万年永不忘。

  注:

  ①本诗作者张友才云南彝良县咪珥沟人,石门坎高小毕业生,小学教师。这首歌是1981年由拖姑梅的李明老先生唱,重庆29中杨忠义老师记录,由杨忠信将苗文译成汉文。

  ②党先生是指在安顺传教的党居仁牧师。

  ③指当年柏格里因在大坪子传教遭到致命毒打。

  ④指当时义和团运动,使之造成交通混乱。

  ⑤指柏格理和他的夫人韩孝祯,韩是医生。

  (原载2000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苗族歌曲选编》)


 

 

贵州省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概况报告

朱焕章呈

朱焕章,宇斗光,男,苗族,19038月——195512月,威宁县龙街镇金星村人,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大学学士学位,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今石门学校)的创办者之一。曾任石门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校长,贵州省教育厅中教科、民族教育科副科长等职。本书所载《贵州省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概况报告》,系时任石门坎教会联区区长的朱焕章老先生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写出的报告。报告详实地陈述了当时威宁县第八区苗族教会等方面的情况。所述情况、数据较为真实,作为史料,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本书采用此文,以缅怀这位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在民族教育工作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苗族教育家朱焕章老先生。

  一、教会沿革

    八区苗族教会有石门坎、天生桥、陆家营、罗卜甲、爱华山、木槽、简角寨、马街、上海枯等十个教会。柏格理把基督教传人这一地区后,先后建立的教会是:石门坎教会于一九O四年建立,创办为苗族杨雅各、张武;天生桥教会于一九0六年建立,创办为苗族朱有明、王道;陆家营教会于一九0七年建立,创办人为苗族王启义、李柱;罗卜甲教会于一九0八年建立,创办人吴芬、李扬;爱华山教会于一九0七年建立,创办人王道元、王宗跃;简角寨一九0六年建立,创办人陶士、陶汤;大寨教会于一九0九年,创办人为韩仁元、韩礼元;马街教会一九四八年建立,创办人安登福、韩礼元;上海枯教会于一九0七年建立,创办人为苗族潘受洗。

    石门设立药房,一九0四年由柏格里、杨雅各、张武等创办,当时由英籍传教士主管。一九三0年苗族吴性纯由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转来改设“平民医院”,一九三四年吴性纯到昭通福滇医院任医生后,杨忠明为护士,并改为药房。一九四一年朱瑞迁为药房护士,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朱明义为药房护士,一九五0年至今李德美为药房护士。

    麻疯病院一九一九年由英籍牧师张道惠、苗族杨雅各、张武,汉族教师钟焕然创办。一九四九年周汉章任管理员,一九五0年至今张夏禹为管理员。医院由石门坎药房发药。

    种子试验站一九四二年由英籍牧师马建忠、苗族王明基、汉族冯家棂创办。

  石门坎等各教会自创办以来,每年在年会中调整次年在职员工之工作地点,调整方式多为对调,轮流,公举等做法。英籍牧师在石门坎的时限为:柏格理1904年至1907年;张道惠1908年至1910年;柏格理1911年至1915年;王树德1916年至1917年;张道惠1918年至1923年;王树德1924年至1930年;顾德维1931年至1932年;高志华1933年至1934年;穆博礼1935年至1939年;邵泰卿1940年至1943年;胡傅善(代理)1944年至1945年;

马建忠1946年至1947年;邵泰卿1948年至1949年。

    石门中学于19437月由苗族朱焕章、彝族杨砥中、英籍牧师马建忠创办。

  石门坎小学19059月由英人柏格理、苗族杨雅各、张武创办。

    二、关于经费

    石门坎教堂自创办以后,办教津贴为英国供给(津贴数额不详)。以1950年计算,石门坎等教会全年共受津贴897000000元人民币;种子试验站880000000元人民币。

    麻疯病院现有男病人37人,女病人14人,合计共51人,每人每月发给包谷(六升二合半)约合42斤,共需(三石一斗八升七合半)2000余斤,外加儿童晌午(三升半)25斤,总合计(三石二斗二升二合半),每月计需22915斤。每人每月发给盐55钱,按51人计,共发给盐(折合新)19斤。每人每月发给猪肉20两。护士李德美月薪包谷为200市斤,折合人民币9400000(指当时一万相当于今一元钱)由麻疯院及药房各付50%。管理员张夏

禹月新包谷为200市斤,折合人民币9400000元。采买员李元月薪包谷120市斤,折合人民币5000000元。运输员杨锦福月薪包谷150市斤,折合人民币6000000元。

    三、关于房屋及产业

  石门坎房屋大小7所。占地面积,空地1亩,耕地lO亩。药房一间,占地面积,空地0125亩,耕地05亩。麻疯院大小房屋8所,占地面积8亩。种子试验处房屋3所,占地面积10亩。天生桥房屋大小4所,占地面积3亩。陆家营房屋大小2所,占地面积1亩。罗布甲房屋大小2所,占空地耕地各025亩。爱华山房屋4所,面积033亩,空地025亩。木槽房屋大小2所,面积0125亩,空地025亩。大寨房屋1所,面积017亩,空地033亩。马街房屋借用。上海枯房屋大小3所,面积033亩,空地05亩。石门中学大小6所,占地lO亩。光华石门小学房屋大小14所,占耕地lO(连西人宿舍石房子合计在内)

    四、关于信徒

    石门坎汉族信徒,男6人,女9人。彝族幕道友,男21人,女19人。苗族教友,男213人,女164人。幕道友男453人,女477人。

    天生桥苗族教友,男215人,女198人。幕道友男474人,女447人。

    陆家营苗族教友,男167人,女145人。幕道友男654人,女691人。

    罗卜甲汉族幕道友17人,女12人。彝族幕道友男8人,女8人。苗族幕道友男299人,女340人。教友男135人,女194入。

爱华山苗族教友男67人,女45人。幕道友男129人,女145人。

木槽苗族教友男45人,女37人。幕道友男214人,女227人。

    简角寨苗族教友男15人,女7人。幕道友男197人,女213人。

    大寨苗族教友男32人,女33人。幕道友男597人,女578人。

    马街彝族幕道友男124人,女126人。苗族教友7人,女4人。

上海枯苗族教友男126人,女124人。幕道友男193人,女197人。

    五、关于解放前情况

石门坎等十教会解放前是由英国人办的,后由中国人与英国人共同主持办理。经费多操纵于外人手里,经费由英国教会拨给津贴,其余由本地教会捐助。

    六、关于解放后的情况

石门坎等十教会自一九五一年二月英国人离开昭通后,完全脱离英人关系。唯经费照例由英国于每年的元月预算后将全年经费汇到昭通人民银行,故本年仍受津贴。一九五二年起完全自筹捐,本年三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梁聚伍等在场举行教会等新运动,发展宣言脱离英帝国主义的关系。四月,在昭通参加抗美援朝游行示威并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六月九日在石门坎举行三自运动大示威游行。参加人数700余人。

   七、现在教会负责人简历

   石门坎教会朱焕章,男48岁,住威宁县第八区石门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及校长等职。

    李国卿60岁,住威宁县第八区歹尾,苗族,石门坎高级小学毕业,曾任初级小学校长职务。

    天生桥教会张文钦,男,50岁。威宁第八区老院子苗族,石门坎高级小学毕业。任初级小学校长及传道员等职。

    陆家营教会王正刚,男,40岁,威宁县第八区坟山苗族、石门坎高级小学毕业。曾任初级小学校长、教员、传道员等职。

    罗布甲教会王崇义,男,30岁,苗族,威宁县第八区马尾落,昭通明诚中学毕业。曾任初级小学校长,教员、传道员等职。

    爱华山教会王德升,男,23岁,苗族,威宁县第八区天生桥,初级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等职。

    简角寨教会朱佳伦,24岁,男,苗族,住威宁县第八区天生桥,昭通明诚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等职。

    大寨教会杨明章,40岁,男,苗族,住威宁县第八区松林小寨,石门坎高级小学毕业。曾任初级小学校长、教员、传道员职务。

    马街教会韩绍昌,男,23岁,苗族。住威宁第八区大寨。石门坎初级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等职。

    上海枯教会杨明开,男,40岁,苗族。住威宁第八区陆家营,石门坎高级小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传道员等职。

(注:文字上作了少量调整。)


 

 

初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的概略

钟焕然

  公元1903年冬月,龙涌泉、龙绍舟(即龙云)带柏格理由昭通出发到燕山经主厂沟渡金沙江到达凉山地区。受到凉山人民欢迎。却惊骇了住滇清朝官吏。其原因是雍正曾把这些彝族从乌蒙驱逐到凉山去,会勾结彝族对清不利。越明年,即光绪三十甲辰,即1904712(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有贵州威宁和水城县大花苗的少数民族四人罗彼德、罗大以理、张朝相、张朝书等来昭通身著花衣直人明诚中学,守门工友不让他们进去,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回答是要来念书。同学们和我带着客观的态度说:你们苗族从来没有听到过念书的?他们怎么会来学校念书?其中一个人从怀里取出第二册书,我从他手里接过来看是基督教的颂主诗歌。是一真理人门问答,都是信徒初进道的学习用书。就追问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书?他们就把安顺县人基督教的情况述说一遍。并说住安顺县的党牧师,和他们去安顺求道,怜念他们跋涉远道路往返艰辛,指导他们往较近的教会学习比较方便。就对他们说昭通也有福音堂,且有柏牧师在堂里,你们可以去找他,他会教你们学习,我们才到这里来找柏牧师。我就领他们进城去会柏牧师,柏牧师也照样询问他们一遍,就留他们住下来,并从优的款待他们。留他们休息两日,他们转回家去了。他们到家后,立即召集农村的戚友们,把他们到昭通会见柏牧师,柏牧师对他们热情与党牧师一样的情况告诉亲友。从此,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时,苗族自动集体来福音堂,每村来四、五十余人不等,开始每日来者二、三十或五、六十人,后来每日不下百余人。这样柏牧师都感到惊骇起来。……但看到他们来来去去,那种艰苦跋涉长途,自备干粮草食瓢饮,夜宿无被褥,不需床榻就地而卧,不畏艰辛、夜宿风兴,勤学好问,毫不倦怠的求学,尤使人惊奇。象这样求学状况实属少见,才重视他们。因为人多就为他们顾几个临时老师教他们认字。可是他们带点干粮住几天就要回去拿,很不方便,来去不定。过去苗族很少有来城的,现在忽然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苗族在城里来往,……。沿途居民见到这些往来不绝的苗族行途经过并不进他们的房子饮料,更不宿旅店,只见他们背着一皮袋或口袋,往村人所饮泉水地方去,歇歇就走了,沿途居民见他们这种行动,从怀疑到瞎猜竞造谣言,说苗族到昭通教堂里去背药来下在群众水井里,使群众饮了此水去信教,不去信教的药发即死。谣风一传,数日之间,少见苗族来了,有些勇敢前来的,行至途中,有被捆绑扣留的,有被欧打折回的,有被捉劫杀伤的,甚至没有来过昭通常居住在家的也遭受同样的迫害,受到当地土豪劣绅和地主用非法酷刑拷问吊打,禁止他们取饮料,禁止他们外出赶集,卖柴买盐,梏桎他们生活行动,无论信教不信教的苗族都受到同样的迫害。苗族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得不从绝处逢生,冲开一条生路,如不团结一致寻取生路,眼前就有枉死,这也是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于是共同商议选拔机智灵敏的人,善于昼伏夜行的人,立马向清官吏报告,并把途中被殴伤、被杀的人送官府验明伤状。官厅马上布告禁止,昭通地方虽有布告。但苗族主要居住在威宁,当时这种谣言风波如火燎原,如不及时扑灭,势必蔓延各地。次日即率王玉洁和我星夜赶到威宁,请威宁州官出布告禁止,并说明苗族信教并无下药害人之事情。1904年阴历81日,我们从州城威宁出发宿高枧槽,次日到羊街子,适逢场期,观察赶场的群众果然没有穿花衣的苗族来赶集,差役张贴布告(因州官派差随他们一起到发生风波地点查情)。我们向群众解释,当时即有人密向柏牧师,本处团首李士林家现在还把苗族拴在家里的事说出来,差役就领我们向李团首家去,且住在他家里,李见差役领着洋人来到,大吓一惊,急把苗族放回家。在羊街平息风波后,我们继续前进,凡经过之处,凡关押苗族的地主都很怕州差把苗族弟兄放开,每到一村无论是信徒不是信徒都来欢迎我们,一见柏牧师喜极而悲,好象救星临到,如解倒悬回忆往事,不由悲喜交加,男女老少都有痛哭流涕的,昭通、威宁我们所到之处波浪平息,但彝良、大关、水城又被波及,不得不迅速往各县去灭谣。自从昭通出发经一个月的时间到达五县地区,进入农村数十村寨,到达地主住屋约二十余处,终于平息了谣风。由于平息了这次风波,因此,不信教的都来信教了,促进了整个苗族的团结,对宗教的推广起很大的作用。

    柏牧师游历少数民族村落,得知少数民族集中地点是在昭通、威宁、彝良(当时还没有赫章县)三县。拟在三县集中点建立一教堂,不料党居仁也有同感。于是党居仁就来昭通同柏牧师商量,结果他俩互相迁就,各自缩小范围,把苗族居住地区一半归内地会,一半归有美会,各寻适中地带建立教会。我会初拟在罗布甲、陆家营、水塘子、天生桥等处建堂,但因水火不便或地主家不肯,而不得如愿。

    柏牧师为建立教堂,奔走于各土司之门或地主之家,往返多次,费时数月,才得到土目安辉宗、安荣之捐送石门坎偏坡荒地八十丈见方送给苗族建立教堂和学校。柏牧师也相当的赠给他一些礼品,荣之死后,他的儿子怀明请张道惠牧师给他买许多西式用具

申洋一千一百四十元。因他家被土匪抢掠,无资付赏此款,张道惠牧师也想扩充地皮来建设学校和其他用途,双方遣人商议,均同意怀明复写送字。这就是现在小学及推广部地校址基础。先选在狮子洞平地,可是那又是省朵土目之地,他不愿意送给教会。本寨张武、潘显才领柏牧师到此偏坡来观察地形,柏牧师说这地虽坡度过陡,不易建筑,但柴火方便,且距离昭通七十里,对交通往来便利,消息灵通,就决定奠定此地为教堂地址,此时是1905年冬月下旬。    1905年即乙巳年,柏牧师一面托人在昭通暂时维护苗族来堂读书的现状,一面组织王玉洁、傅正中、李司提反、刘申五和我(即钟焕然)协助柏牧师到石门坎办理苗族各项事务。同时,确定泥、木、石、瓦各项工人来石门坎建筑房舍,初到时大伙挤在苗族茅泸里矮小狭隘的房屋,人畜同居,苦不勘言,我们都很难受,而柏牧师怡然甘之。不久,由王玉洁老先生担任会计并协助当地苗族兄弟积极鸠工,准备建筑工程,李斯提反,杨雅各、张约汉担任翻译,编辑苗族诗歌和语言,派傅正中和刘申五往巡各村寨间,一面宣传教义,一面办量各项临时事务,派我组织识字班教授成年和青年儿童们学习汉字和初制苗文字母拼音法。准备校舍完工后,在柏牧师

的领导下各自积极工作,苗族兄弟尤其兴奋地努力建设,远处的出钱助工,近处的出力帮忙或筑墙盖屋或杠材、割草等,大众一心,从春到夏已草创了长五间的一座礼拜堂,并筑成了一间长三间的学校和教职员厨房宿舍。另外完成了为远地来此栖息的茅舍数间和苗族兄弟议事集会的处所。此时搭厂房给从昭通雇来的工匠、泥水石工居住,同时帮助瓦匠搭拱瓦窑、盖厂房,在短短的三、四月各种工作草创就序。这时在昭通读书的苗族除昭、鲁、永三县外,其他都逐渐来石门坎,但人数很多不能容纳有时在露天做礼拜,一遇洪水爆涨又不能按时到达,柏牧师才在这距石门坎百里以外的地方设立分堂,结果召开会议商量此意见,远来石门坎参加会议的人更加喜欢,果然不数月已成立分堂数处,如长海子、咪耳沟、大坪子等,以后教会又发展到川苗地区又增添牛坡坎联区和王寨联区,苗族教会就成立了六个联区,就是:石门坎、眯耳沟、长海子、大坪子、牛坡坎、王寨。各联区又设分堂,教会扩大、信徒多、需读书,各联区要求派人去领导他们,但无人,只有把在昭通读书的成年人稍具社会经验的选一班出来加紧训练他们的宗教常识,使他们能暂时应付急切需要,于是昭通教会派王鸿基、李国卿二先生来石门坎训    练人材,在训练这班人才之间,一边训练,一边分甲乙丙组,甲组工作期满,又派乙组去接替,乙组期满丙组又继续去替换他们的工作,既能轮流学习,也能轮流工作,才把这度难关问题解决了。

 在教会日益扩充巩固之际,各地大地主、土司家见到他们的佃民们很兴奋的读书学道,就恐慌起来,怀疑将来会抵抗他们,防碍他们的权益,千方百计阻挠苗族信教读书,在威胁利诱都无效后,就加紧剥削压迫,加租加押,借故敲诈,以封锁吊打,正如上年的谣风一样。柏牧师就暂把建筑事务放下,往各支堂安慰受压信徒勉励他们,乘机向土司地主解释苗族信教不会反对他们。但柏牧师这次重游苗村与前次不同,前次是有地主官吏随付派差役保护,且有布告分事布政令,这次仅带二、三人同行,以拜访出面,结果有的接受,有的就惩凶横强,变本加厉虐待苗族,有的驱逐苗族搬家,没收他们的牲畜财产,柏只好根据条约是报官僚,请政府查究,照地方民事法律处理,但他们得了贿赂,置若罔闻,反而助长了恶霸们的凶焰,受害苗族佃户急切的求柏牧师救援,柏牧师复申报该国领事向外交司交涉,于是云贵总督会贵州巡抚饬令地方官吏调查情形,如果不处,即行严格究治,得到这个命令,更使地方官吏大发横财,作恶的土司、恶霸用大量民脂民膏去献敬这些贪官污吏才得免究,但他们也受重大损失,于是才稍稍收敛,不敢逼信徒对不信教的苗族佃民他们也不敢肆行压迫,因此,素来不信教的苗族都跟着来读书信教了,少数民族信教接连两次遇到迫害,1904—1905年迫使柏牧师两次的奔驱,终解决矛盾。柏牧师1908年回国休养,在休养期间把中国少数民族信教的情况向总会报告,总会了解  了石门坎苗族情况,总会才承认支援他建设苗族各项计划所需的经费,在休养期间也尽量把苗族信教热情和笃实向各教会和机关报告,一方面把这些情况登载各报纸上,使当地教会捐资救济,一方面把苗族应兴办的各项设计缺乏经济建设,要求乐善好施的人乐意捐输,他就应各地教会演讲,乘机把苗族信教热情向各地教会表扬,使许多人同情于他的措施,支援他们的经济,1910年柏牧师重来石门坎后得到丰厚的资源来积极扩充和发展各种事业。例如教育事业的设备,兴办实业纺织,遣送学生留学外省,培养传教人员,送进神学院学习,以及设立师资训练班。

    他主张苗族小学,教师必须用苗族人员来充任。因此,他积极培植苗族学生的师资,同时选送一些优秀学生到成都华西大学学习,准备中等学校的师资人才。

    1912年春柏格理从香港回到石门坎,首先他注重教育,一面加强学生课程,使高小毕业的学生留校学习中学的课程知识,一方面筹划建筑预备中学的校舍,王树德也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准备讲授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柏师母参加担任音乐、卫生等课程,

……把苗族优秀学生选送一批往成都留学。其次见苗族妇女们手工过于缓慢就为他们组织纺织业的工厂,可是没有经验,竟把计划建筑中学校舍的资金消耗了大部分,后来几经努力,他终于1914年把石门坎中学校舍建筑成功。

(本文摘自钟焕然老先生《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各民族皈依基督五十周年史》一书书稿。)


 

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

谭佛佑

石门坎,这个在我国出版的任何一分中国政区图和全国分省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名字,有谁想过,它在本世纪初,竟会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康藏前锋》四卷三期,一九二五年)这里苗族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西南“实系首屈一指”。(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一九四二年》)国外基督教人的英文报纸也把该地誉为“海外天国”,(《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文拟从本世纪初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情况,作一简要述评,看来这对我们今天要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石门坎——贵州省威宁县偏僻落后的苗民小山村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之分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西北走云南昭通三十余公里,东北距彝良六十余公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距威宁一百四十二公里。

    石门坎系黔西北高寒山区的偏僻山寨,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嵬嵬险峻,且山高雾浓,终日不散,海拔约二千六百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交通闭塞,一九七五年才通公路(现公路仍很简陋,很少有汽车行驶),经济文化极度落后。

    本世纪初,该地住着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地花苗。亦称大花苗,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间有个别汉、布依、蔡等民族与苗杂处。解放后土改时所划成分,该地区苗族没有一家地主,连中农都少。

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在这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自古来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和懂得什么叫科学文化。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已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注一)中写道:我们好象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

 

    二、柏格里在石门坎兴办苗民学校

    一八八七年,有英籍(英格兰人)基督教传教士柏格里(S·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1864—1915)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航抵上海,溯江西上经武汉达四川泸州。改乘马到云南昭通,布道传教,但信者寥寥,一九0四年七月,贵州威宁羊街地区的四

位苗族同胞因得安顺地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指点,到昭通找柏格里。柏格里见其行束鄙陋,打扮怪异,问其来历,得知为人诚恳厚道,且文化落后,知识浅簿,即决计到威宁苗区传教布道。此时,柏格里也得党居仁书信,望柏格里能去威宁。柏格进而遂于一九0四年底赴威宁了解情况,一九0五年初,并以利诱和洋人的权势,不仅得到威宁当地官府的支持,而且骗得当地彝族土目安荣之在煤水较为方便的狮子洞的一块地盘,(注二)约八十余亩,兴建教堂、学校。二十年后又逐步建孤儿院、养老院、麻疯病院、邮政代办所。在基建活动中,苗族同胞积极支持,为主要劳动力。

    柏格里在石门坎一九0五年兴建学校,一九0六年开始招收苗族子弟入学,男女均收,同校授课。初仅设一初小班,逐步发展扩大,至一九一二年,已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教育总长时,一九一二年规定小学始有男女合校的话,那么石门坎教会苗民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该校后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不仅如此,一九一0年教会所属的圣道公西南教区苗疆部还设立专管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专门机构教教育委员会。该会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中心本部,有计划地向石门坎周围的支堂推广、扩大,发展苗放地区的教育事业。其它各支堂的学校为“光华小学第x分校。一九一五年,石门坎本部已有学生近四百人。是年,石门坎地区伤寒流行,很多学生都受感染。柏格里和妻子对病者精心护理治疗,使很多学生免于死亡。在照护学生时,柏格里亦受感染,旋即病逝。学校继由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等西人传教士主持,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计各教区小学已有五十余所,教员七十余人,学生二千有奇。一九四一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一九四三年名为边疆民族中学,此中学一直办到解放。(注三)在此之前,小学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到昭通升入宣道中学(后改名明诚中学)(亦为教会所办),继而还可以四JII成都升人华西大学或南京边疆蒙藏学校抗日战时迁重庆)亦或共他大专院校深造。

    学校经费均由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负担,此外,学生每人每期交五一七升包谷的学费(低年级五升,高年级七升),作为教师和膳夫的部分补贴以及学生晚自习的灯油费,家境困难的教徒,也可减免。

    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在柏格里十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后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有部分肄业),共约三十余人,有的还得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一、二百人,小学毕业数千人。在一个自古来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样多的苗族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些人一般都能继续为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或科学事业服务,为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而贡献力

量。很多人至今仍在我党、政、学校或科研机关任职。(注四)柏格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深入边疆苗区、布道办学,决非易事,可说历尽艰辛。一八八七年,柏格里一到中国,他吸取先前一些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等地学汉语汉文,易洋服,一付中国人的打扮,及到威宁石门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胞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苗化”他很尊重苗族同胞,待之以礼,和蔼可亲,路遇苗胞,总先让道,口称“得罪”,苗区闲塞,会汉话者很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杨汉先之父)为师,学习苗话,白天黑夜形影不离,很快“精通苗嫁语言”。他常用西洋的简单的日用品,施舍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千“慈善”事业,如免费看病发药,他的妻子就在当地主持医院,同时也在学校兼课。(柏妻系昆明护士学校毕业,英籍,名韩素珍,)很快便和苗胞在生活上,感情上得到融洽,得到苗胞的好感,为立根苗区打下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柏格里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族同胞撑腰,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极度贫穷的地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交织着民族歧视,笼罩在每一个苗族同胞的头上。柏格里为进一步取得苗族同胞的信任,他针对这一社会现实,从当时的实际出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暂时缓和阶级、民族压迫和歧视的具体作法。他以洋人和教会的势力,一方面大力宣传教会保障教友不受歧视和欺压;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团坤欺压鱼肉苗族同胞时,他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和保护,或写信或亲到官府迫胁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团坤的暴行。(注五)这样柏格里更是深得苗胞的信任和崇敬,苗胞也都愿意把子弟送人学校读书,学生人数大大增加。由于柏格里在苗区伸张正义,文持苗胞,传教办学,必然要引起一些封建土目、封建蒙昧主义者和反教者的仇视。大营寨土目就派人在夜间烧毁了柏格里的住宅,财物损失殆尽。柏格里还几遭毒打。一九0八年柏格里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兴建学校,惨遭反教者的毒打,几乎丧命,随即回英养息。柏格里并不因此灰心气馁,一心仍想着石门坎苗区的建校兴学之事。他向国人募捐,说要在中国苗区兴建学校,得一叫阿斯多的老人,损赠两千余金镑。一九一一年柏格里回到石门坎,将学校扩建一新。

  柏格里从一九0五年到石门坎,至一九一五年病死,传教办学计十一年。柏格里死后,苗胞上千人为之送葬,并捐坟资为他修建坟墓,可见苗族同胞对白格里感情至深。

 

三、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的主要教学活动

柏格里在石门坎建起学校后,要进行教学活动,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正如苗族同胞在《溯源碑》中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多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么都难。”柏格里本人除认真学习苗语外,他极力想为苗族创立文字,用苗文进行教学。一九0五年,柏格里汇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反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等,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坡拉字母”。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辅音在前元音在后进行拼读。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同时大力加以推广流行。一九0八年,柏格里回国期间,由张惠主持学校工作,先后办了两期苗文训练班,也兼学汉文,每期数月,受训人数达四百余人。也不讳言,柏格里创造苗文,,最根本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胞传播宗教神学。柏格里就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柏格里死后,杨雅各等人又译了《新约全书》。这些译书遍及云、贵、川交境苗族,亦可见宗教神学的影响。

    苗文创立后,学校每周上两小时苗文课,后来取消了。柏格里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El常生活常识。多采用简单的回答式、简明易懂,苗胞容易接受。如问:地球是园的还是方的?答:是园的。问:地球上有几大洲?答:有七大洲。问: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答:要喝沸水。问:苗族是什么样的民族?答:是中国古老的民族。问:苗族古代是由哪里来的?答:是从黄河流域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内容在学校教学中只是辅助性的。三十年代,石门坎学校的苗族教师又用苗文编写了一些苗族诗歌、故事等,给学生课外阅读。此外,还进行苗文报纸,定期出版,半月一期,供苗族师生阅读。这一切当时不仅在学校,而且推广到社会,用以对一般的苗族同胞进行教育。

    学校教学,仍以汉文为主。关于教材,清末时低年级教启蒙读物:《绘图蒙学》,看图识字,以字代词,连词成句。如第一课识字;一、二、六、人……。连词一,一个;一个人,……高年级读《古文释义》为主。每篇都要求背育,老师也作讲解。也学算术,柏格里的妻子就任过算术教师,还学音乐,唱苗语歌,美术,手工,体育课有足球、体操、徒手操、田径等内容。三年级以上还加上生理卫生常识课。从这些教学内容看,虽系清末,但基本上是新教育的内容。除了它的宗教特点外,我们也不可否认它也有一定的民族教育的特点。辛亥革命后,教材改用国民政府统一的课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除规定的课程外,学校也进行时事教育,订有上海出版的报纸供师生阅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大战的新闻图片,石门坎这样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

  石门坎学校的教学活动,最初参杂着宗教宣传,每财上二、三节神学课,主要讲圣经。高年级学生一周要求背诵两小段,不能背的要受批评,学生住校,低年级学生是否参加做礼拜,不作严格要求,但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就鼓励参加一周二次的晚礼拜。

    学校教师有的亦即布道员,教学和传教互相搀杂,学校的宗教气氛不少。柏格里初到石门坎建校兴学,当时苗胞中虽有信徒,但还不能承担教学任务。为解决教师问题,柏各里特从昭通聘请了清末举人、汉族人士刘映三担任石门坎学校校长,由有文化的汉族布道员钟焕然等任教师。刘、钟等人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不计报酬,卓有成效。由昭通到石门坎的教师先后约十五人,一九一二年,石门坎学校已有苗汉族毕业生,柏格里决定择优送北京深造。时由青年牧师王树德护送王定安和杨荣辉去北京清华学堂深

造,离石门坎至四川宜宾,说“学校停办”,便决计回来。一九一三年又派杨苒惠等四人去成都进入华西中学。这是石门坎地区苗族同胞出省读书破无荒的第一次。他们中学毕业后都回到石门坎(有的未毕业)杨苒惠在石门坎当了校长,其余均当老师。从此,石门坎学校苗族同胞有了本民族的老师。不仅如此,还有苗族女老师在石门坎和王定安同班的女同学吴萍安,毕业后即留石门坎学校任教。以后石门坎学校几乎都是从这里毕业出去深造而又回到石门坎的苗族知识份子担任教师和校长,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教师。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科获博士学位的吴性纯继任石门坎学校校长。一九三五年,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回到石门坎,一九三六年吴性纯辞职,由朱焕章任校长。一九三八年杨汉先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系,回到石门坎继任校长,杨任不久,朱又继任。柏格里在石门坎“以苗教苗”的办学目的达到了。

 

  四、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的几点看法:

    要对石门坎教会所办的苗民教育进行客观的评论,首先必须搞清楚:对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兴学施教是否可以象对待历史上不同社会中统治者兴学施教一样,历史主义地、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是否可以同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是说有没有“精华”可取?有没有值得肯定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就无所谓“评论”而只能是全盘否定的“批判”。从现在出版权威性的有关著作看,对教会在中国办学,找不到一点一分为二评价的影子,更看不到丝毫的肯定之处。笔者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对待历史。不过,陈景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还是有这样一段话,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我们也不否认在传教士中也有一些真才实学、真心诚意地来到中国想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但是,他们又常是不知不觉地被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作为文化教育侵略的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57)既然承认其是“想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二者”。不言而喻,就应该承认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一面。

    传教,肯定是文化侵略,精神奴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侵略奴役,目的一定反动。但任何事物都有他的特殊性。可以断言,反动的目的所引出的结果决不等于一定反动,正如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一样。动机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效果。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也会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这点早己被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教会在中国办学可以不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而一棒子打死呢?再翻开中外阶级社会的整部教育史,有哪一个统治阶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目的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对他们的教育思想都要一分为二,客观评价,批判地继承……那对传教士的活动为什么就要例外呢?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据此,对以上所述的事实,谈几点看法:

    第一、柏格里的办学精神。一个外国人,远涉重洋,深人中国西南高寒山区,开展布道、教育活动,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柏格里能在苗区坚持办学十一年,最后为拯救苗族学生的生命,以身殉职。他夹着一本《圣经》来,他带了什么走呢?这种献身精神,应该充分肯定。他在办学的十一年中,吃尽苦头,历尽艰辛,但一直坚韧不拔,即使在生命的垂危关头,仍没有丝毫动摇。他和苗族同胞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正是他成功的根基。他死后,该地苗族同胞把他称之为“救星”,不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力量能使柏格里献身于苗区的教育事业呢?这是精神信仰的力量。柏格里正是由于坚信他所谓神圣的信仰,所以才有为信仰献身的行动。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仍是有益的借鉴。我们必须坚信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树立共产共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教育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以致整个生命。尽管我们和柏格里的精神信仰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我们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有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热爱我们所处的环境,哪怕是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热爱我们的教对象,与之建立深厚的情谊。柏格里在石门坎的教育活动,这方面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第二、宗教神学教育。柏格里等人在石门坎学校进行基督教的神学教育,毫无疑问是对当地人民,特别对苗族同胞的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今天我们总结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情况,这点必须予以深刻的批判。柏格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厂他们都起着对苗族同胞进行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作用。但是,基督神学对于苗族同胞和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仍有它的许多特殊;

    ()基督教宣扬人生平等的观念,就能深得当时深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的苗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柏格里常说:“基督博爱,视人类皆如天父子女,视万族皆如兄弟,不论贫富智愚,皆以礼相待,祈上帝终免其罪。”这些话,当然纯属宗教的欺骗,但对当时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却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苗胞去反抗压迫、歧视和争取平等的精神力量。加之柏格里借助宗教的势力和洋人在中国特权,在行动上支持了苗族同胞反抗彝族土目和官绅恶势力对他们的压追。使苗族同

胞多少也争得一点权利,至少恶势力对他们的特殊压迫有所收敛。(参见注四)

    ()石门坎地区的苗族素来文化落后,迷信成风。他们都是自然神的信奉者。山石、土地、风火、雷电、巫鬼……什么都信,即都是多元神论者。搞迷信活动时,要花去大量财物,浪费无数精力,有的甚至要倾家荡产。基督神学的教育开展后,苗胞多元的自

然神的信仰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简单,无须花费财物。这便免除了在祭神、驱鬼时常有的杀猪宰羊。打牛的浪费和时间精力的消耗。许多迷信活动如“喝仙水”等,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就很少参加。甚至连葬俗也有所改变。从这些具体的事实来看。对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育,并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反动。它的客观效果还是应予正确估计。

    ()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有,也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苗族固有的流传久远的健康的民族活动。苗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史诗、故事诗等都靠口头说唱流传下来。流传的方式又多借助节日活动或婚丧喜庆时的尽情放歌说唱。这些有益的活动,却遭到教会禁止,至使许多苗族古歌濒于泯灭。本世纪二十年代中,一些已有文化知识的苗族进步青年对此进行了抵制;提出一定要抢救口头流传的苗族文化和历史。因此,咏唱苗歌的活动终于得到恢复。不过由于历经二十来年的禁锢,许多苗族老歌手因时间的流逝而去世,苗族文化受到一定损失。这是宗教神学教育所犯下的破坏苗族文化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三、创苗族文字和苗族语言文字的教学。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交际,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使用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民党统治时期,强行推行民族同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当然是倒行逆施的反动。今天我们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要发展繁荣本

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只能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创造使用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何等重要。苗族自古以来没有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都靠口传。本世纪初,柏格里到威宁石门坎传教办学后,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不仅常用苗语说话和教学,特别是创造了苗族文字,正如前所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应该承认,柏格里创造苗文和用苗语教学,决不是为了真正发展苗族文化,也决不能与我们今天提倡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义同El而语,目的也大相径庭。不过,柏格里能在本世纪初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还用该文字编写了苗文课本,课外卖物,发行苗文小报,传播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也逐步学会了应用自己的文字作为交际的工具,如通信,记帐,写日记,记录本民族的诗歌、故事等,对传播发展苗族文化,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此点,不论解放前、后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注五)

    第四、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成果。看一个学校教育活动的成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由教育的对象来决定。石门坎学校教育的对象,在当时和全国的情况相比较,更有其特殊性。他们主要是处于非常闭塞而文化极度落后的地区的少数民族——苗族同胞。(也闻有个别其他民族)他们非常渴望享受教育的权利,认为读书有了文化,就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在旧社会,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教育的“福音”,那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不过,通过学校的教育,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而一下子溉既出大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为谁服务的问题。从毕业于石门坎学校而到外省深造的苗族知识分子看,据笔者目前多方了解,还没有谁真正死心踏地地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尽忠效力,反转来欺压苗族同胞。倒是绝大多数都能回到石门坎,发展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本民族的子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在石门坎任教,收入微薄,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大都乐观、积极,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对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以本地区、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作法,确实见效。这种方法,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在其他地区的也多以从事医务或教育,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注六),解放后,很多人都在党,政、文教,卫生、科研单位担任要职。(参见注四)

    此外,苗族同胞在受一定的文化教育而有了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不仅没有成为宗教神学的奴仆,相反,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反面,竟成了宗教神学的叛逆。如前所述,他们为了保存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敢于起来和宗教势力作斗争。本世纪三十年代,当

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渗入石门坎并和教会勾结迫害苗族师生时,毕业于石门坎学校在南京和成都求学的苗族青年联名写信给石门坎母校的教师和学生,号召并支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六月,由在成都华西大学学习的苗族青年杨

汉先提议并执笔以“石川联区旅京,蓉同学”的名义,印发《告石门联区同胞书》。大意是:”值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团结抗日。我们苗族更要奋力前进,以求达到自决自治之目的;我们坚决反对凌辱我苗族妇女,摧残我苗族文化。教会主持人要伸张正义,不可为虎作伥,纵容坏人(参看三)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跟人开玩笑,你想要走入这个房间,它却要把你引入另一个房间。教会在石门坎办学,想要把广大苗族同胞教育成宗教的训服工具和奴仆的目的,并未达到,事实却走向了他们的主观望的反面。对于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倒是从无知到有知,愚昧到开化聪慧,从只知任人宰割到懂反抗斗争,从受凌辱歧视到知道要争取民族平等,求得解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石门坎学校教育的客观效果;而且影响深远。

    还有石门坎学校教育对当地苗区的社会风俗习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苗区同胞生活素来清苦,卫生匀惯极差,不洗脸,不理发,吃无桌凳,寝无卧具,居室人畜不分。在受学校教育后,这些不卫生的习惯已基本改变。对疾病己基本懂得求助于预防和医药,

如种牛痘,包敷外伤,有病求医吃药。他们一般已不再相信疾病源于鬼神柞崇,生病后请巫祭鬼的活动日渐减少。从一九0九年起,苗族同胞家中的神器也逐渐取消,跳神祭山等迷信活动也有所收敛,巫师的市场大不如前。苗族男女青年的婚配习俗也有较大改变。苗族系对偶婚配,但仍保留着一定的群婚残余。婚姻稳定,婚后女子未生孩子之前不“住家”,即不常住男方家,男女均可再行择偶,因之常造成家庭纠纷。对此,柏格里提出男女结婚的年龄,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婚后女方必须常住在男方家,不得随意回去。随着苗族青年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群婚残余的危害,逐步有所认识,对柏格里提意也愿意接受。故此,在婚配问题上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

    苗族同胞生性诚朴、勤劳、勇敢,历来喜善骑马射箭。自从受学校教育后,逐渐学习了一些新的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田径中的赛跑、跳高、跳远…由于石门坎学校有运动场,当地苗族学生接受这些运动较早,具有良好的基础,对后来影响很大。解放前,石门坎地区赴四川学习的苗族青年,大都是出名的长跑能手。五十年代贵州毕节专区的足球代表队,队员基本以石门坎地区的苗族青年为主体。这正是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五、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与民族友好。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在本世纪初;不仅深受彝族士目和封建统治者的剥削,而且深受其他民族压迫与歧视。自教会在石门坎地区办学对苗族同胞进行教育后,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倒当地的封建势力,也不可能使苗族同胞完全摆脱受压迫和剥削的境地,但一定程度上如前所述的在政治上为苗族同胞撑腰,多少制止了当地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的嚣张,也使苗族同胞多少争得一点权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广大苗族同胞受了教育,认识了汉字,有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封建势力的欺压蒙骗,更容易识破其“庐山真面目”而敢于起来与之斗争。他们懂得本民族的尊萨,积极争取民族平等。他们强烈求解放自己。正是这样,有文化的苗族知识分子成了反对压迫、民族歧视的中坚。如果他们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没有文化科学知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切,当然不是教会的主观愿望,但人们的认识,社会的实践以及民族的意识,绝对不会由教会的主观愿望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宗教教育而决定而转移。相反,在一定的情况下,宗教反而会被利用。这就给我们进一步说明: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决非都成正比。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必须承认此点。那我们面对石门坎教会办学的事实,还有什么不能认识清楚而给予恰当的评价呢?在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同时,柏格里的宗教教育又成了汉族同胞同苗族同胞结成友好的纽带。柏格里办学伊始,不可能“以苗教苗”,他先后聘请和任用了十多个汉族老师和布道员。他们在苗区一边教学,一边传教,由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和苗族同胞交往频繁。对苗胞不仅不会歧视,相反还在各方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与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作斗争,和他们一起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注七)因此,汉族老师和苗族同胞结下了一定的友谊,且得到苗族同胞的爱戴和信任。同时汉族的一些文明、卫生的习俗也为苗胞所接受。这当然也不是传教士、布道员的主观愿望,他们不可能想到要增进民族的友谊和团结,但客观的效果确实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予承认呢?

  对于教会在我国办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本文所涉及,笔者也决非能全面囊括,只不过就以上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例,来说明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作为教育史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教育史研究的园地里,应占一席之地,至于一棒子打死的作法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笔者决不讳言,由于资料缺乏,加之笔者理论水平及学识均很鄙陋,文中一定有很多缺点错误,在此愿诚恳地接受各界的批评。

    注释:

    一、《溯源碑》,石门坎学校立有石碑二块,用苗、汉文文字刻成。主要记叙柏格里到该地传教办学和苗族的简单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文革”中,二碑均遭劫难。一九七九年张斐然先生到石门坎,得苗文碑残石,并将断续苗文译成汉文。本文所引即此。一九八一年八月,笔者亲自到石门坎学校,得见汉文碑头,“溯源”二字尚清晰。

  二、柏格里到石门坎,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答应以金购买,并说只购“一张牛皮”之地,安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柏将牛皮割为细线,围量地皮,计八十余亩。安血柏势大,只得忍气,权作罢论.安之子安惠生不服,到威宁告官,未得结果。

    三、石门坎地区学校三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后因国民党军阀杨森势力渗入,勾结教会。杨的亲信白敦厚侮辱奸污苗族女师生,迫害苗族同胞,同时推行强制向化政策,学校渐失苗胞的支持,另彝族土目亦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相勾结。再匪患不断。加之旧社会苗族学生出路也成问题。所以学校日渐衰落,一九四八年大地震,学校建筑损失惨重。解放后,石门坎中、小学均由人民政府接管。现学校己建二层新教学楼。原中、小学的老房子仅各剩一幢,现均

作宿舍。

    四、1904年苗族同胞信教者日多,或说洋人同苗族密谋造反,当地团绅李士林借此鱼肉苗胞。柏格里闻讯,责令威宁县邓循卿出示:“苗族信教,原属正道,并无异谋,不得干涉,稍有违者,以法严惩。”并将李士林绑架到官,叩头求饶,才得赦宥。1906年苗族教徒朱彼得被补块土目毒打,肋骨骨折折,投入土牢。朱当也被牛棚子土目毒打。柏格里亲自带人前去讲理,救出二人,并精心给予治创。如此情况,尚有多起。

    五、云南大学教授江应梁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论述过:

    “这种文字(指柏格里所创造之老苗文,笔者。)在苗胞区域垂流行,非常普遍广大,在昭通接近贵州威宁的石门坎教堂里,且有苗文报纸的印行。苗胞中的青年,不识这种文字的已经很少了。在云南的南部文山、开远一带,这种文字的流行也极广。”(见《西南边疆民族论丛论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民国三十四年一月,重庆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意琴同志说:“……根据这种文字(老苗文,笔者。)翻译了基督教苗经及许多赞美诗,这种文字也被苗族基督教徒应用于互相间的通信以及记载苗族的诗歌故事等。”(见民族研究率考资料集,州民族研究所编19805月。)

    六、张斐然毕业牛石门坎学校,1949年与朱晓光(现威宁人武部科长)在昭通地下党的领导下,于下月底在威宁县中水区黑姑乡武装起义。后整编放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第五连。该连三分之一的战士都是苗族青年。

    七、石门坎地区苗胞和土目扯皮打官司厂汉族老师总站在苗族一边,支持苗胞,1912年柏格里带杨雅爷等几个苗胞和汉族老师夏士元到威宁,苗胞受汉族路人辱骂,夏即抓住骂者到官评理。第二天官府出告告示,不准欺侮苗胞,此后苗胞进城的多了起来。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转载《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其教学活动

杨忠德

    一、前言

    自然环境。石门坎这一小块四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方,隶属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位于县城西北角,与云南省昭通县东面接界,西去昭通市七十华里,北去云南彝良县城一百二十华里,距威宁城二百一十华里,云南昭通去镇雄大路经此。石门坎地处海拔一千八百八十公尺,四面峻岭,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但是石门坎附近煤矿藏量十分丰富,生活用煤颇为方便。四周围环抱着四季常青的松树和丛生的灌木,沟里清泉潺潺常流,丰景尤为优美。学校设立于此,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地。“闻名遐迩”的穷乡僻壤一石门坎,就因此而出名。

    居民状况。石门坎居住着汉族、彝族、回族、苗族。苗族人口不过二千人左右。由于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苗族多为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又因土地贫瘠,产质低劣,租税繁重,人民不能饱食终日,一年只收半年粮,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租税加重盘剥,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生活条件下,各族人民尚能和睦相处。但苗族无人识字,他们特别渴望有一所他们求学的学校。清末基督教传人滇东北、黔西北苗族地区,到四十年代教会先后在苗族地区办了四十多所小学,其中有四五所高级小学。近四十年的时间,苗族子女约有千多人受了学校教育,其中有二十来名大专院校毕业生,百多人中等学校毕业生,其余为初高小水平,自学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也不少。这些人在促进苗族人民的文明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这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作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四十年代前,这一带地方的广大农村,没有一所象样的政府办的学校,所以当时各族人民子女,只有进教会办的学校,而在这些学校任教的多是苗族教师。

    基督教传人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西方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苗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有了觉醒和提高,苗族人民深知是中华古老民族之一,也深知本民族落后愚昧的状况,认为要摆脱贫困和疾苦,只有读书有了知识,才能有办法摆脱,而且要比地方官吏、地主富商的知识高,要象吴性纯、朱焕章学者那样,才不会受人欺侮。因此,三四十年代苗族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读书热的高潮,昭通地属各县及威宁、赫章、水城、织金、普定、紫云等县都有学生来石门坎读书,一批女孩也拥入学校,既此,石门坎便演变成黔西北苗族文化的发祥地、苗族文化的中心地。

到外地读书的苗族青年,不但长了知识,也受到了一些民主思潮的影响,他们认为要争取自由民主,免遭淘汰,免再受历史无情的惩罚,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是必由之路,因此,他们毕业后,返回家乡担负教育工作,在工作中不计较待遇如何,有时吃野菜,也照样认真工作。有人说:他们没有计较金钱多少,并没有丝毫拜金主义,只知“夙兴夜寐”、“无怠无荒”地努力谋前途。朱焕章大学毕业时,曾有人要他去贵阳工作,他都谢绝了,毅然回家乡办学。石门坎学校虽然办得可以,高小毕业了,就无力到外地上中学,所以广大苗族群众都希望在石门坎办中学。这是三、四十年代苗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今石门民族中学的前身)

    1、筹划经过。1935年,朱焕章华西大学毕业,回石门坎任光华小学校长,这期间,他到处呼吁,反复要求教会拨钱在石门坎办中学,但都未得应允。1939年,朱焕章去昭通明诚中学任教,他看到没有几个苗族学生到昭通读书,这就更增加了他在石门坎办中学的决心,可以说是“身在明诚,心在石门”,所以一有机会,就与各方在联系求助,主要是与陇体芳(彝族、浙大毕业)来往较多,陇体芳与杨砥中(彝族、毕节人)是亲戚,杨砥中经常去昭通。1941

年,陇体芳介绍朱焕章与杨砥中认识,朱焕章就把他拟在石门坎办中学的愿望同杨砥中交谈,并请他帮助,杨砥中同意了。嗣后由杨砥中为召集人,协同彝良县陇、安、杨、罗几家及威宁县的安家集资在教会参与下组成董事会。杨砥中任董事长,朱焕章任校长,办学经费由教会负责三人之一,校董事负责三分之一,学费收入和苗族捐助为三分之一,确定1943年秋季招生。由董事长取名为:西南边疆私立石坎初级中学。

    2、艰苦办学。1943年,朱焕章辞去昭通明诚中学教导主任职务,来石门坎办中学,可是经费来源都是El头上的协议,所以朱焕章来石门坎,钱无一文,房无一间,情境非常艰难。我当时是在国立西南师范彝良寸田坝实验小学,因学校停办,就应朱焕章的邀请来石门坎协助他办学校,任教导主任职务。在这种无钱无房的情况下,朱焕章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的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是洋芋瓜儿当顿,经过不遗余力的准备,我们开始招生了。1943年秋季,我们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共八十六名。有了学生,有了教职工,学校虽然非常简陋,但已具雏形,苗族三、四十年的愿望实现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牌子,也随着出现在石门坎坡上。

  学校开办之初,杨砥中间或也来学校给学生讲话,也给学校一些钱,几家校董也捐了一些粮食支援学校,杨砥中去重庆后,校董会就再没有什么钱和粮了,因此,1945—1946年期间,学校相当困难,收到的一点学费和教会的那点钱,都按家庭人口多少分着维持

生活。教职工同学生一样,夜无被盖,寒冬无棉衣,他们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秕,但心情是愉快的,凛冽寒天,冷风刺骨,惟办学之心,教育之责,从未须臾松懈,特别是那远道求学的学生,在校忍饥受饿(有些学生无盐无油,三升包谷吃一个月)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更坚定了我们办学的决心。有些人说,这时学校已到骑虎难下的地步,其实何常如此,从校长到教职工,都认识到石门坎办中学是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办起来了,那就决心办下去,这些困难非拦路天堑,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有广大的苗族人民和这一带贫苦大众支持我们。特别朱焕章深人群众联系群众的细致工作,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景仰。他深知群众对他的希望,也相信各族群众会支持他的,因此他并没有恢心丧志。1946年教会增拨了一点钱,学校稍好一点,但仍有杯水车薪之感。总之从学校开办到解放前夕,教职工都过着较艰难的生活。学校设备亦非常简陋,但除1948年因地震停课一个多月外,都是正常上课。

 

  三、教学活动

    1、规定作息时间、学习制度促进学生勤奋学习。石门坎中学的创立,是滇东北、黔西北广大苗族人民的愿望,同时朱焕章又任校长,所以各方面都慕其名而把子弟送来石门坎求教,学校除课本和学制按当时教育局规定的执行外,根据学生来自不同学校的情况,制定了作息时间,规定月终考试和学期考试,早晚自习,中午习大字,每周作文一次,起床、息灯、集合、升降旗和上下课,统按号音活动。学生是较能自觉读书的,早晚自习和上课,除病者外,是不会旷课的,星期天和课后,学校周围坎脚林中,随时可见到手捧书本的学生,晚自习的照明,由学校购置汽灯备用。学生毕业后,成绩较好的,尽可能介绍去外地深造,如介绍王德光、韩绍清、潘光明等去南京蒙藏学校,介绍朱佳仁、朱爱光去昆明天南中学,介绍杨学清去榕江师范,介绍王建全、韩绍德、陶才兴等去昭通福滇医院学护士。同时朱焕章还提出,准备设法与新华社联系,送学生去抗

大,但当时困难大无法进行。

  2、尊师爱生树立良好校风。我们招来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很少受城镇坏习熏染,他们很尊敬老师,有礼貌,守纪律,不吸烟,不随地吐痰;立正行礼,老师还礼走后,方能离去;课堂纪律好,都严肃认真听课做作业,热爱劳动,自觉参加学校劳动,学生间没有互相辱骂的现象,少有骂娘骂奶的情况。学生的这种良好习惯,也与教职工的作风有关,教职工之间有不来不去的地方,也不会互相侮骂,不会无原则的取闹,也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彼此问是互相尊重的。对学生的缺点,都是用好言好语劝导,耐心帮助,启发其自觉改正。

  3、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石门坎中学开办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深重时期,这些地区虽属边远,又是蛮荒的地方,可说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地,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好河山,残杀我国人民的罪行,也如暴风骤雨般地震及了这些边远山区。石门坎中小学全体师生在这同仇敌忾的时刻,并不是死水一潭,同样义奋填膺,积极投人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学校经常利用纪念周宣讲抗日救国之道,并积极排练抗日救国歌剧,在乡场演出,同时在校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如《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歌曲,部分译成苗文在苗族村寨歌唱,抗日歌声不断荡漾在苗族村寨,大大激发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爱国热情,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石门坎学校为主,召开了千多人的庆祝胜利大会。这些活动,在这些边远山区,在当时来说,还是很少的,它真实反映了当时这些边远山区人民的爱国具体表现。

    4、邀请进步教师进行革命斗争教育。1946年,张斐然(后为中共地下党员)由贵阳回到石门坎,朱焕章立即请他来校任教,并负教导主任之责。他到校后,除教书外,经常给学生篝输阶级斗争教育和唯物主义教育,积极启发学生阶级觉悟,随着钱烈老师也到石门坎任教。1948年,安锦惠老师也到石门坎学校任教,他们在校积极采取各种形式,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讲革命的道理,从各方面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他们的活动方式是搞壁报、黑板报、演练进步节目,利用星期六下午带学生上山讲

述革命道理,反抗地主及统治阶段的敲诈勒索。学生在进步老师的指导启发下,觉悟有较大的提高,1949年,就有近百年青年学生随同张斐然去昭通陆宗棠他们办的教导队受训。在那里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这些学

生进步很快,后来较多一部分成为威宁游击团的队员。1950年,请朱佳仁老师到校任教,他经常给学生进行解放斗争教育,大唱解放歌曲,启发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

    5、学校文体活动。石门坎中学虽开办在边远地区,但光华小学办在这里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这三、四十年中,在文体活动方面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球类中的足球,不仅在学校开展,就农民群众也非常喜欢踢足球。学校的体育活动,除正常的体操课外,学校师生都在踢足球。石门坎中学的学生,多来自附近各小学、因此他们同样喜欢踢球,课后和星期天,师生都常举行足球赛。兰排球活动也有,但其兴趣没有足球大。文艺节目多唱抗日歌曲和演练抗日话剧有时举行营火晚会进行歌咏比赛。体育活动除在校内开展外,每年端午节都要在石门坎参加端午运动会。

石门坎端午节运动会,据张文明先生讲,石门坎从建立小学时起就开始举行。据说最初的运动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石门坎学校教职工和传道士选派人员组织开展活动。活动内容,逐年有所增加,举行第二十四届时内容是比较全瓦的。有足、兰球赛、田径、赛马、射箭、登山及歌咏比赛等。妇女有绩麻、穿衣、穿针和苗文识字等比赛,那次的撑竿跳高,最好的成绩是四米五。活动不限于学生,但群众主要是参加足球赛、赛马、射箭和拔河赛。活动经费由石门坎学校教职工传道人员乐捐,有时也请求教会补助一些。奖品除个别奖外还设了一面流动红旗,每年活动后总分第一者获得。每年参加活动人数和观众多时达万人以上,少时也是五、六千人,每年运动会在号声鼓声伴奏下,其声势和场面颇为壮观,而且各种比赛表演的感召力,深深扣住人们的心弦,因此,运动会不仅是苗族人民的节日盛会。也成为这一带各族人民年年所切望的并争取参加的盛会。就是当时威宁和昭通的县官也常来观赏,石门坎中学开办后,身临其境,每年都要参加活动,而且是主要组织者,所以端午运动会自然形成促进学校文体活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四、学生生活安排

学生来石门坎读书他们的伙食都是由家里带来,为了不影响学习。学校给学生买了炭,请工人给他们煮饭,但不是大锅饭,多者五、六人为一锅。每天上午末上课前把苞谷面送到伙房,由工人给他们做,火房烧了七、八炉炭,每组各自备一套小锅甑送到火房,工人一组一组的煮。汤菜由学生自己做,因为学生各宿舍都烧有一炉火。学校周围空地、分给各小组种菜,以解决他们吃菜的问题。

 

  五、解放后学生参加工作情况

    石门坎中学从1943年开始到1950年秋季,接办民族中学时共招收了十个班(其中有一个班为春季班),据不完全统计,约四百多人其中苗族共二百三十多名,彝族九十多人,汉族八十多名,回族三名。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约一百多名。参加基层党政工作的

四十多人,其中区级以上干部十六人,县委副书记三人,公安厅处长二人,地区民委主任一人,副县级三人,县人大副主任一人,部队连级一人。参加教育工作的四十多人,参加医务工作的十八人,其(农业水利)十六人。这一百多人中有二十三人是大专毕业。

这批由石门坎培养的人才,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关怀下,在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附教职工一览表

  校长:朱焕章    1943—1949

    校长:杨忠德    1950—1952

    教导主任:杨忠德    1943—1946

    教导主任:王建光    1946下半年

    教导主任:张斐然    1947—1948年春季

    教导主任:杨忠德    1948—1950

    教导主任:张友伦    19501952

    总务主任:杨荣先    1943—1949

    教师:陶开群、吴善祥、杨耀先、张恩德、钱烈、安锦惠、陶仕伦、钟焕然、朱佳仁。

工人:黄太明、杨锦福、吴正光。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中学校歌词

    昆仑山脉乌蒙东麓,石门则有一清泉,

    潺潺声悠悠长流,江河东下大川回源,

    交通利来文化勾通。八方天地乱纷纷,

    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种子方萌芽,

    建设基础更宜坚。忠诚义勇培尔志,

    刻苦勤奋建尔身。理到此疆数遍立,

    服膺主义臻大同。

    注:歌词是凭回忆记录整理,可能有错。

    本文承张恩德、杨忠信两同志提供较好的资料,特在此致谢。

    (本文转引自《威宁文史资料》第三辑)


 

 

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

王兴中 杨明光

    石门坎光华小学位于威宁县西北角,中水区韭菜坪山麓石门坎乡石门坎。西北毗连云南昭通、彝良县界。座北向南,四面环山。后面有三十余户苗族石门坎村民组与学校为邻,右上方石门坎溪沟而上三里许即雨洒湾苗汉合居村寨。村右沿坡而上行径大湾有三十六个蜿蜒曲折转湾,因而得名“--=t六湾,再前进就到薄刀岭。岭高海拔约二千三百多米。立于山顶四面远眺,二、三百里地域可摄入眼底,晴天向北而望,一片流浪起伏的云海把彝良县辖区掩盖于云海之底。俯瞰脚下,便是石门坎光华小学。石门坎周

围蕴藏着丰富煤矿和铅锌矿。学校四周青松郁郁葱葱。

 

    一、学校建立经过

    石门坎光华小学是伴随着基督教循道公会传人石门坎教会的创立而建立起来的。一九O五年筹建到一九0六年正式招生。开始办初等小学堂,招收发蒙儿童人学,后遂扩办高等小学堂。高等学堂设于石门坎。石门坎这个地方,教会和学校建立以前,系一片

不毛的荒芜冷落寂寞偏坡地,仅有数户苗族农民在那里耕种。石门坎一带地处交通闭塞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苗族人民受着封建地主、土目残酷压迫剥削,经济、文化更落后,他们在过着牛马不如的贫困生活,政治上没有地位,因此非常渴望有文化。建堂办校以后石门坎竟成了当地苗族文化中心区。石门坎西侧溪沟“石门坎沟’’与大道交口处有一段隘路,行人来往不便,于是教会雇请石工开凿岩壁加宽路面,砌石阶而上,隘口设有栅门,因而得名“石门坎”。“光华”系校名,建校后取此名。地名、校名连在一起合称“石门坎光华小学”。基督教循道公会重视办学校,除在石门坎设光华小学初、高等两级学堂外,其余分散于威宁县境和川、滇邻县的有三十多所初等学堂。这些初等小学毕业生送往石门坎高等小学就读。

    封建王朝官府不顾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基督教循道公会传人石门坎之前,威宁以及邻县没有一所正规学堂。威宁城关一小是一九一七年建立,农村仅有一些私塾。基督教传入石门坎后,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正规学校。教会确定在石门坎设堂

办学,便指派王玉洁老师(汉族,昭通人,又名王老太爷)全权指挥建筑工程,他从昭通请了建筑师和石工、木工以及瓦匠工在石门坎海子湾建立砖瓦厂。附近周围,当时一片荒坡,建筑用材困难,只得到距石门坎三十余华里的简角寨土目安家购买了一片成材松

林,由简角寨苗族负责护林和砍伐解板,各处教徒义务工搬运并捐助粮食。教徒们在修建校舍运送粮食时,非常积极,近在几十里,远在一、二百里的村寨把捐助粮运到石门坎。老人们说:“为了早日建成学校,一天往返一百六、七十里不觉劳累”。他们对修建校舍培养自己子弟,怀着极大的期望,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建筑是苗族人民用千百年当牛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结成的。儿孙要努力学习,成材要摆脱文盲痛苦。苗家如饥似渴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心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首先修建工作人员住房及工棚,校舍修建多了,这些住室改为女生宿舍。礼拜堂建成后,不久又落成初等小学教室及部分宿舍。一九O六年秋开始招生,第一班是初发蒙学生,而不是学龄儿童,是具有劳动力能自理生活的青少年。边学苗文边学汉字,有:杨雅各、张武、张约翰、王胜模、王经,张夏禹、王道源、朱提、朱彼得、王银头、张慈、朱约翰、张德救、张马太、王西拉、杨秀、杨信、张高、王成宗、黄司提反、熊马可等。

  高等小学教师及许多师生宿舍,是陆续修建起来的。学校修建竣工后,指挥修建的王玉洁老师(汉族)给学校取名光华学校”。光华高等小学教室的修建是柏格理(英传教士)被地主苏赫保毒打重伤,一九O八年回国治疗向英国基督教会宣传募捐,有一

个名叫阿司多的捐助英镑两千元用以建立起来的。校基由于斜坡花工极大,平整后,后坎高二丈许。屋基筑起高台,四面以大石块、石条镶成牢固基脚,前台高一米多,后台高近半米。台上砌土筑墙。中部为大教堂,可容一百二十多人。两面各分两间小教室,每室能容四十多人。各室设有壁炉、烟囱以备冬天取暖之用。课室黑板、桌凳完整齐全,门窗设置比较完善,光线很好。室顶为天花板。在当地是一座独一无二的雄伟建筑。

    基督教循道公会自一九0六年至一九二O年间不仅在威宁属石门坎,长海子联区办有一十五所初级小学,后来还扩展至川南、云南邻近县亦办有三十余所小学。这些学校是隶属石门坎光华小学分校。所谓分校是:各学校的教科书购置、课程安排以及毕业生

统考等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办理。但“分校”这名称,当时并不公开。这些分校是:

    威宁石门坎联区:(I)石门坎光华小学(完小),也是中心学校。一九0五年建立,建校后,长期以来未设校长只设主任。即:初小部主任,高小部主任。一九一七年以后正式设校长制。历任校长:杨苒惠(又名杨可荃)成都华西旧制中学毕业,任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高初两级小学只设主任。张洪猷为高小部主任,张志诚为初小部主任。到一九二九年复设校长。校长是王霄汉,成都华西大学医科肄业,任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吴性纯,成都华西大学医科毕业,任期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杨汉先,成都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任期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朱焕章,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任期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李正邦,昭通宣道中学旧制中学毕业,任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王德椿,贵阳师范学校毕业,任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韩绍纲,贵阳师院肄业,任期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二年。

    (2)天生桥小学:一九0七年建立。(3)陆家营小学:一九0七年八月建立。(4)罗布甲小学:一九一0年十一月建立。(5)爱华山小学:一九二七年建立。(6)木槽小学:一九二七年建立。(7)简角寨小学:一九0八年建立。(8)大寨小学:一九四五年建立。(9)马街小学:一九四七年建立。

    长海子联区(现威宁黑石头区属)t长海子小学,论子河小学,切冲小学,上海枯小学,牛街子小学以及龙井小学。

    云南彝良县:咪耳沟完全小学,拖姑梅小学,大苗寨小学,核桃湾小学,铜厂沟小学,大火地小学,青树林小学,么店子小学,芦茅寨小学,落尾坝小学,三家寨小学。

    永善县:大坪子小学、老鹰岩小学、杉木林(马楠)小学,小堡子小学,狗脚湾小学。

    昭通县:麻窝函(放马坝)小学。

    鲁甸县:龙树小学。

    盐津县:神佛山(生基坪)小学。

    石门坎中学系一九四三年八月朱焕章、杨砥中(彝族)创建。不久,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经费上有所补助,后来竞变成教会学校。是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生就近深造方便,也是为解决家境贫寒的苗族子弟到外地升学困难而设的学校。

上述学校,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为国家办的公办学校,其教师全部也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二、学校教学

  办学目的:外籍传教士为了巩固和发展基督教,使更多的人信仰基督,培养接班人为教会服务的需要,因此建堂办学形影不离,建堂到哪里,办学也就到哪里,积极兴办学校。不是为学校而办教会,是为教会而办学校。然而苗族则是由于历史形成长期受阶级

剥削、压迫,没有文化的痛苦,迫切需要文化,在此情况下,哪里有学校就积极送子女到哪里就读。因而他们之间对办学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有奋斗目标共同的愿望。自一九0五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办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十四年间从未停办过。就以一九一九

年与一九二三年当地出现大荒年,影响学生人数下降,但学校也照常维持下去。学校从未停办的原因,不是教会给教师薪津待遇高,相反教师待遇极其低微。每月所享受的待遇,只能解决当时食盐昂贵的钱。老师吃饭问题,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学费(粮食)

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学生少,老师吃饭得靠家庭中劳动所得粮食来维持。教师尽管享爱低微待遇,但是有保障,从未间断或克扣。因此,在教会办的学校任教老师能安心教学工作,每学期能按时开学上课,所以学生也愿意来校学习。

    苗族素有古文化,只凭死背口传(古诗),而不知书不识字,骤然转向要读书认字,接受新文化知识是个转折点,也是苗族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根据教会发展需要和当时苗族社会条件:(1)教会急需传道人员;(2)少年儿童大部分都不懂汉语害怕人学读书;(3)对送子女人学读书的益处宣传工作一时跟不上。因此,对首批发蒙入学的学生条件要求不高,年龄不限。从十多岁到二、三十岁均可。学校老师自学校开始创建到一九一三年都是由昭通聘请文化高的汉族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孜孜不倦。如王谣拉,年已近半百,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但他和青少年同学共同拼比学习,不久掌握了不少汉字,圣经能畅通无阻地流利读下去。学习非常用功,学校为鼓励学习,特意赠送他一副眼镜。他没有参加学习前,素性好饮过量酒,是当时有名的酒鬼,并相信“端

公”拨弄鬼术治病骗人。可是通过学习以后,彻底革除酗酒恶习,并主动不信鬼神。特别严格要求自己儿孙一定要学好文化掌握科学知识。因此他的两个男孙都是旧制中学毕业,后来成了当地有名的教师。一个女孙是高小毕业,他()们在校学习成绩都是优等生。又如张马太,由于在学习上,废寝忘食攻读,别人休息,自己拼命学习,他对古文四书、五经认真自学,很熟练,运用自如。书写毛笔字非常流利符合书法规律要求。

    第一批学生,着重培养教会布道员。根据当时各地要求成立教会的需要,不少毕业生被分配到云南会泽、寻甸、武定酒普山和镇雄、威信、永善以及川南筠连、珙县等苗族地区教会充任布道员兼小学教师。

    学校开始招生,只限于入教苗族青少年人学,后来由于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校风好,老师教学认真,教材内容新颖,学生成绩好,闻名一时,邻近的彝良、永善、大关、镇雄、昭通信教和非信教的各族子女纷纷到校报名读书,许多私塾学生被吸引,涌人石门坎光华小学。甚至于大地主纨裤子弟也到“洋学堂”来读书。如彝良县梭戛大地主陇鼎承长子陇廷耀(后来为云南省民政厅长)次子陇廷芳(后来是大学毕业)都送到这所教会学校与王必信、王崇高、吴性纯、张洪猷、王明基等苗族同学同窗就学。学生人数,每年都是二、三百人。

    学制和教学课程:学制,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小学四学年;高级小学三学年。秋季招生。课程:以汉语文为主。初小:关于教材,开始学的是启蒙读物,如《绘图蒙学》看图识字,以字代词,连词成旬。如第一课识字:一、二、六、八;连词:一、一个,一个人:高年级有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算术、书法、图画、音乐。《圣经》和苗文课,每星期各二节,有时没有开课。此外,还加上“四书”、“五经”。到一九一一年以后,改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新学制共和国文课本。二十至三十年代,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国文改为国语,算术。新时代国语、算术、三民主义教科书,后改用复兴国语、算术教科书,副科有图画、体育。高小:除国语、算术外,又加上说话(国音字母)、历史、地理、自然、社会、公民教科书,以及图画、体育、音乐。《圣经》课不是主科,一个星期两节课,苗文一个星期只一节课。到一九三六年圣经课全部废除。

    一九八年至一九二五年,初、高两级毕业生考题曾经由成都华西教育协会统一出题。各分校初小四年级毕业生按规定,全部集中石门坎中心学校统考,试卷由华西教育协会评定,合格给予毕业证书。一九二六年新学制后改由石门坎光华小学自己组织办理

考试了。一九二五年以前信教群众子弟学生点名参加星期天礼拜,后来改为自由参加礼拜了。

    学生入学待遇:学校自开办以来,不分民族、信教非信教子弟兼任。在于缴纳学费时有区别。初小:信教群众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学费包谷五升(35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学费包谷七升(49市斤)。相差二升(14)。高小:信教群众子

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学费包谷七升(49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学费包谷一斗(70市斤)。相差三升(2l市斤)。至于学生用的课本、纸张、笔墨,信教与非信教子弟一视同仁,全部一律自理。

从昭通聘请到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的汉族教师,首先是李司提反(李五先生)、钟焕然、王玉洁、夏士元,随后又有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胡开英()刘映三、张中普、李四先生(李司提反之哥)、刘四(刘映三之弟),杨正隆、王开阳(王四先生)、侯锦堂等。杨正隆是未婚青年,最年青,体育教师,带学生上操时呼口令,声音宏亮,最有精神。王开阳老师是昭通有名的书法家,不少学生请他书写字贴留念。

 

    三、学校教育的发展

    一九一三年已培养出第一批苗族教师,但只能适应初级小学要求。教会为了培养能胜任高级小学教师,便选拔成绩好的到外地升人中学。第一批,一九一一年选送杨荣辉、杨苒惠(杨可荃)、王定安去北京清华中学读书。英传教士王树德带领他们到四川叙府(宜宾)适逢辛亥革命学校停办,只得返回。一九一三年又选送王爱福、王快学、五富民、王霄汉四人以及第一批的杨苒惠共五人到成都华西中学四年毕业(旧中)。一九一三年后,有了苗族教师、布道员,汉族老师大多数返回昭通,仅留下钟焕然、李司提反、刘映三。一九一一年,昭通建立了宣道中学,苗族小学毕业生不再往远地输送了,成绩好的就送往昭通就读。教会给予资助(补助学杂费)的第一批一九一六年选送到昭通宣道中学的有:吴性纯、张洪猷二人;第二批是一九一九年有:王心田、安朝品(彝族)二人;第三批是一九二一年有:朱焕章、王德椿二人;第四批是一九二二年李正文一人;第五批是李正邦一人。他们都是宣道中学旧制四年制毕业。第六批是一九二五年王兴中一人;第七批是一九二八年吴忠烈一人;第八批是杨忠德一人。以后是杨耀先、韩理福、张德富、陶慕潜,最后一个是李德碹。

    教会选送至城都华西旧中的五名学生,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陆续毕业返回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杨苒惠任校长、王富民任教师。王爱福任彝良咪耳沟小学分校教师,王快学没有工作就病逝了。王霄汉继续升华西大学。一九二0年吴性纯毕业于昭通宣道中学后又被选送去成都华西大学。一九--&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石门坎,不久积极向英传教士王树德多次提出苗族需要教育工作人才,后又选送朱焕章去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但朱并未享受教会资助而是王树德个人的钱。

    以上是教会四十余年资助培养出来的大、中学生二十一人,但毕业后他们并非都到教会学校任教、在教会任传道,不少人毕业后远走高飞。比如吴性纯是苗族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工作(任校长)仅三年时间识破英传教士不是为苗族排忧解难而是为自己饭碗。英籍传教士王树德与安晦生大地主打得火热,地主向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而要求增款为石门坎修建学校未予解决,气愤之下和王树德大吵一场后便离开石门坎去昭通福滇医院工作,他常说:“洋人不是救苗家。有肉有米自己吃,何必崇拜高鼻子洋菩萨,凡事要靠自己努力。”王富民只在石门坎光华学校任教两年就回家隐居当农民。从此许多人识破外籍传教士阴谋。循道公会教会就冷落了,信教人越来越少了。

  然而先后自费到昭通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考人就读毕业的苗族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人;考入各地师范就读的有四十多人;考入各地政府的大专院校学生三十余人。以上这些远远超过教会培养出来的人。

  学校教育,除按照教育部审定课本进行教学外,学校还重视对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如田径、球类活动,特别是足球,开展的比较广泛。足球不仅成为学校体育课之一,农村中不少村寨也各自组织活动。一九一0年以后,以学校为主体一年一度的五月端阳体

育运动会,经常举行。内容:学生团体操、足球、拔河、歌咏比赛;社会上参加的内容:妇女穿针、绩麻、穿裙、文化测验比赛等。三十年代两次大运动会;一九三二年第二十一届运动会报请威宁县雷新民县长莅临指导。所有分校齐集石门坎参加。内容:学生团体操、田径、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镖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二路弹腿、把凳拳等。观众参观了赞赏不绝,县长看了感到惊诧。因威宁县城小学从未开展这样的运动会。从此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县、省、中央对石门坎的注视。一九三四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规模更大,参加单位除所属各分校外,还有威宁四方井(彝族)小学、彝良县城关小学以及社会上约万余人。内容:除田径、篮足球、跳高、跳远、撑竿跳高、学生团体操表演外,还有射击、赛马、爬山运动。比赛时,学校对学校,农民对农民。学生队伍整齐,锣鼓声、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通过几次运动会,促使了威宁、彝良

县城学校也照样举行了运动会。邀请石门坎光华小学参加,足球赛每次夺魁。一九三六年杨森部队由昭通到石门坎,他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光华小学师生联合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结果石门坎胜了一个。杨森说:“我部队所到之处从未有对手,谁知石门坎还有对手”。表示惊讶。

    凡是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去外地深造的学生,由于大多数家庭贫寒,能自觉勤奋学习,很多人成绩优异。如在昭通明诚中学就读的张斐然,一九三七年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一九三九年王建国也以全班第一名毕业。

石门坎光华小学培养出来,参加抗日战争八名,为国捐躯的爱国无名英雄六名。为母校争荣誉的体坛健儿七人。如朱旭辉,昭通明诚中学读书时一九三三年参加昭通全县体育运动会万米赛跑荣获第一名获得银杯一枚置放于石门坎。一九三四年昭通地区十一个县体育运动大会,李学高昭通明诚中学读书,参加万米赛跑荣获第二名。李学高还于一九四0年春于四川成都中央政治大学读书,参加四川五个大学体育运动大会万米赛跑荣获第一名。李学高同志现在毕节地区牧科所,畜牧技师,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成绩显著曾荣获国务院奖状。

 

    四、为苗族排忧解难的汉族教师

    汉族教师为拯救苗族人民,在清末,随教会到石门坎偏僻山区和苗族人民过着艰苦生活,昭通到石门坎交通梗阻,道路崎岖,途中时有盗匪出没抢劫,他们为苗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荒破草,不顾生命安危而奔波贡献力量。为了发动苗族人民子弟入学宣传工作,不辞劳累,日夜出入于每个苗族村寨。协助创办学校,苦口婆心教育苗族子弟识字,让苗族人民摆脱历史上形成的不识字当奴隶做牛马的痛苦。使苗族人民走上文化康庄大道,以他们的行动填平了历史上苗、汉民族间的鸿沟。他们在为苗族受阶级压迫、

剥削痛苦写书告状,甚至亲自跑到昭通、威宁官府面前陈述,请求申张正义解决苗族受压迫问题。因此有人把汉族老师说成是帝国主义走狗、瓜牙。可是他们不顾一切讥讽、诬蔑,照样为苗族真心诚意排忧解难。迄今苗族人民念念不忘。最突出的是刘映三、钟

焕然、李司提反三位老师:

    (1)刘映三老师:刘映三从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之日起,一直安家落户于石门坎,一心一意为这所学校教育带来服务,一人独自住于石门坎,小孩很少到过石门坎。寒暑假很少回昭通探亲。年事已高,然而日常生活完全自理,从未使一个仆役。自己理发、

洗衣、种菜、烧火煮饭。他在菜地上种上的玉米,勤于经营管理,成熟时包大,颗粒饱满以此教导学生说:“庄稼不负辛苦人,这些包谷薅锄七道。只要辛勤耕耘,庄稼不会亏人。”勖勉学生认真学习。石门坎煤炭价廉、方便,烧煤非常节俭。煤炉小,点滴不浪费。教育学生节约用煤说:“用煤要考虑子孙后代,不能只顾我们眼前方便,不得浪费。,’坐凳常垫一块红园毛毡。天气暖时,手持粉笔盒、痰盂缸、腑下挟鸡毛帚,慢步进入教室上课,寒冷时,几十个学生到他住室围坐细心听课。他讲历史战斗故事,搂起袖口,手舞足蹈,有声有色,启发学生热爱祖国。个个听得入耳。他常用一块手提小黑板写上课文中重要词句提示学生注意。常用一句古语对学生说:‘‘清官清到底,不要钱来不要米;要钱好收拾,要米背不起。”教导学生从小做起要廉洁奉公守法。

    刘老师是秀才,从未耍秀才架子,对老师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对同学耐心教导。使学生乐于接近,学生对课文中疑难问题也愿意请教他。陆家营分校教师张信爱被匪杀害墓碑文和咪耳沟教会布道员王道源病故墓碑文都是刘老师精心撰写的。他为教会、学校拟的公文稿件不知凡几。凡是由他手中教出来的学生无一不敬佩称赞他教学认真。生活简朴,诚恳待人,虚怀若谷的形象,始终刻印在每个学生脑海永不忘。

    刘老师不信鬼神,其住宅没有神龛,祖先牌位,门上没贴什么门神没买过香烛。不信教,也不反对、歧视信教人。一生倾注为落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献身,是值得尊敬的老师。遗憾的是,没人为他丰功伟绩竖碑立传。

    (2)钟焕然老师:钟焕然是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建开荒破草积极出力的一员。为了搞好苗族地区教育工作,首先学会苗语,用苗语辅导学生教学,对苗族学生建立了浓厚情谊。他不仅对学校认真负责,况且常用苗语同苗族群众促膝谈心交朋友,和苗族群众

十分亲热。因此一些苗族群众不能讲汉语的,也能用苗语向钟老师反映,在苗族群众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阶级感情。距离石门坎百余里的长海子和眯耳沟等分校都有他教学的足迹。

    钟老师生活一向艰苦朴素,他一生中,一半时间在石门坎苗族地区为教育事业服务。和苗族人民群众过着简陋生活。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协助解决问题,跋山涉水在所不辞。一心扑在苗族文化教育事业,在衰老之年,还由昭通重返石门坎,协助石门坎中

学教学工作直到退休后才回昭通。

    (3)李司提反老师:李司提反和钟焕然同时来石门坎光华小学创立学校。为开辟石门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他为了扶持苗族地区教育带来的发展积极配合苗族杨雅各老师等呕心沥血,日夜苦思创建苗文,排除苗族学习汉语文的困难,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教学工作。他对苗族语言运用自如,同苗族群众打成一片,在苗族群众和学生中享有较高声望。可惜他去昆明返回昭通途中失踪,无法查询。时为一九一七年。

    综上所述,苗族群众感慨地说:在落后的石门坎苗族地区,如果没有汉族老师来为苗族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出力流汗,不知还要落后几世纪。有了汉族老师来了,落后的苗族才有文化、才真正站起来。应当歌颂赞美汉族老师。”又说“苗族有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汉族老师,而不是外国牧师。这是最公道的了。”

    (摘自《威宁文史资料》第四辑)


 

 

试评柏格里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

东人达

    一、柏格里其人及评价问题

    塞缪尔·柏格里,亦译作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格兰人,出身下层社会的一个宗教世家。少懔家箴共承天命”(《柏格里墓志铭》)——从小就受到了福音、“圣光”的熏陶。经其主动申请,他作为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差遣员,于1887年东渡中国。

  柏格里先生在云南省昭通传教十五年,但收效甚微,总共仅有信徒三十人左右。1904712日,经安顺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贵州省威宁苗族同胞找到柏格里学道,而后人数日渐增多。

  1904年秋天,柏格里开始到威宁苗族山区进行传教活动,次年,大官寨(今小海区松山)土目安荣之捐出石门坎方圆六里的一块地皮,他遂组织苗族群众兴建了礼拜堂、学校、住宅及医院。柏格里布道时不计艰辛,穿苗服草鞋、习苗语,与苗胞同吃同住,他反对对苗族的歧视,还舍医舍药,深得苗族同胞信任。

    柏格里以石门坎为中心,向邻近滇东、黔西、川南的苗、彝等族群众宣传基督教义,广收信徒。到1915年,他已成为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的负责人,所辖支堂约五十个,拥有信徒六万之众。

    同时,还兴办了教育事业。至1912年,石门坎的教会学堂即光华小学已发展为高级、初级男女两部;1915,光华小学已有学生四百人左右,设有教室、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该教区石门坎以外的数十个分堂都附设有光华小学的分校。

    由于苗族同胞读汉文相当费力”(苗族《溯源碑》),柏格里到石门坎以后,在汉族人李司提反、苗族人杨雅各等的帮助下,经过数月苦心研究,创造了现在被称为滇东北方言区的老苗文。柏格里利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1915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柏格里夫妻悉心,照料患病师生,不意操劳之中他本人亦被传染,旋即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柏格里去世以后,被教会人士称之为人杰地灵明星,更有甚者,在三十年代还出版了以《苗族救星》为名的柏格里传记及其他读物。对于如此高的评价,不要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无法同意,就是柏格里本人在九泉之下有灵,恐怕也不会接受,他是马丁.路德(Maain Luther1483—1546)的忠实信徒,路德认为信徒只要凭着虔诚的信仰就可以得教,而教士并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那么柏格里又怎么肯去充当救星”——“中介的角色呢?

    笔者认为,此论有两大致命的无法立足之处:其一是忽视了石门坎营建活动的主体和内因——中国苗、汉等族人民的作用,其二是柏格里虽苦心经营,却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该地广大苗族群众的悲惨命运。

    柏格里的历史归宿与局限性恰如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所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    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就石门坎的宗教和教育史为专题,各界同仁及有关的当事者纷纷撰文,可谓谈之亦多,述之已详了。

  这些文章多为史实性的回忆或综述,偶有涉及柏格里及其活动的评价问题的,都要先冠以“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文化侵略”、“精神奴役’’和“精神鸦片”之类的总前提。而这个笼统的总前提已足以为柏格里定论了,即:要么是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要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干了某些与其反动动机效果相反事情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

    笔者不同意这种简单作法与定论,诚然,这是一个涉及到近代末期宗教、民族的复杂问题,但是,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不应该有什么不能涉足的“禁区”和无法评价的难题。

    探索该题目时,要有两点:一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再告诫,在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一定要把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实践标准去评判历史。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在查阅了有关资料、文物及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后,认为:柏格里在英国殖民主义向东侵略掠夺的浪潮中来到中国,但是作为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富有基督式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个人,他在滇、黔、川交界苗族地区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他在使当地人民由原始的多神崇拜进化为信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方面,在使当地人民的世俗生活由愚昧不开化状态以超常速度跨入近代文明行列上,都扮演了开创者与指导者的角色。柏格里的这些历史活动,起到了积极和进步的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

的。

 

    二、特定的历史环境

    在整整一百年以前,年方二十三岁的柏格里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当时的世界,由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和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新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个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这就是柏格里之类传教士东渡重洋的社会动力与物质基础。若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向东方封建帝国侵略扩张的前提,“洋教士”绝对不可能深入到中国西南边陲之地。然而,这种“前提”必然给柏格里的一切活动带来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1887年的英国是实力权次于美国的殖民强国。它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尚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当时,第一国际已经解散,英国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但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尚未在英国得到真正的广泛传播。

    在西方,史学家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清教徒”起义。正是因为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胜利后掌权的资产阶级更加注重利用宗教工具加强统治。身为素以宗教宽容著称的中国人,我们可能要大感惊讶于一个历史事实——也只是到了十九世

界,欧洲各国才允许不信奉国教者有充分的公民权。

    既没有更新的先进思想,又笼罩着浓厚的来世还可复生的宗教气氛,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柏格里只能怀抱《圣经》而来。

    转而再看一下中国的情况。西方资产阶级的开拓扩张,同样给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老大帝国”带来了深远影响。1853年,马克思在评价太平天国革命时曾说:“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机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条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④

    封建帝国的解体,饱含了民众的痛苦与灾难,也包括了东方巨龙的觉醒。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柏格里在中国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虽已产生,但尚没有壮大到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地步。在当时华夏阶层的武库里,资产阶级

的某些学说还是一件新式武器。

    瓦德西斯统帅的八国联军,无疑是侵略者和打家劫舍的强盗;那些为虎作伥的“教民”,无疑是走狗和民族败类。

    然而,在华尔的洋枪队帮助清军剿杀太平天国的同时,革命军队的行列中也有象呤俐那样热情投身革命、俘获敌舰、至死也要在墓碑上刻下“太平军战士”这样的“洋兄弟”们;在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大举进犯之日,在上海也还有同情与帮助中国革命者的内山完造;二万五千里长征见证的“第二个外国人”——曾偶然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急需的贵州地图的黄平县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被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将军称之为“朋友”。④

以上事例,对于辩证地评价柏格里的活动,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总体的宏观必然性,也存在着个体的偶然性和局部的特殊性。简单的根据大的历史分期笼统地给一代人画脸谱,搞“凡是”,恐怕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由原始的多神崇拜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

    许多年来,我们只是注重到了进入阶段社会剥削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一面,至使不少人一提起宗教问题就谈虎色变,不敢涉及。其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宗教自有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自有其进步与反动的两方面作用。

    在人类发展史上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水平低下,成员脱离群体即意味着成员的死亡,群体涣解即意味着群体的灭亡。氏族靠着牢固的血缘纽带将其成员维系在一起。在那个“万物有灵”时代,血缘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在原始宗教上的反映就是

“图腾”(音源于北美印第安人语,意为他的氏族”)崇拜。它在维系人的群体及氏族的巩固繁荣上起到了有力的积极作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又分别为分裂成相对立的各阶级、阶层所利用。概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宣传来巩固统治、麻醉人民,当然,也包括被推翻的统治者利用宗教进行反动的复辟活动。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利用宗教形式进

行顺应历史朝流的改革。其三为古代,近代劳动者利用宗教唤起组织民众,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革命斗争。以上三种情况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作为总概念的宗教,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精灵崇拜与巫术、日益人性化的多神、超出众神的主神各阶段,以至与民族国家集权统治的产生相适应,又出现了含有唯一世界主宰者的一神教。

    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现代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科学理论,有了更锐利的战斗武器。公开宣战的时代已经来临,宗教终于完成了其全部史命开始消亡了。当然,这种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录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

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④基督教早期历史的这种特点给《圣经》打下了深刻烙印,使它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容易被下层劳苦群众所接受。当然,整个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状态的西南苗族亦在其列。

    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基督教成了教皇、国王、诸侯、贵族等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溯源寻宗,石门坎教会《溯源碑》有:“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字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的第一次大决战。@在决战中,路德教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化的新教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至于格柏里所处时代的路德教,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掌权后在政治上必然的反动时期,但毕竟是重新注入了“平等”思想的较为自由的新宗教了。

    黔西、滇东、川南的苗族是一个晚到的民族,在他们被历代统治阶级的剿杀所迫向着深山野岭一迁再迁来到此地的时候,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是汉族地主阶级,掌握着封建社会最重的生产资料——土地权的是彝族土司土目;他们只能处于一种绝对的农奴

式的政治、经济、人身依附关系,饱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这种情况,严重地桎梏了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民族的进化过程中,制陶手工业的发达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的一大标志;而一般说来,在原始公社解体并向国家的演进中,要经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人阶层的产生三次社会大分工,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苗族老人的追忆,本世纪初的苗族社会,种植上仍以刀耕火种的“锄农业”为主,本民族没有制陶工艺或其他专门化的手工业;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苗族同胞1916810日所立于石门坎的苗文《溯源碑》以摧人泪下的凄怆语调讲述了他们的历史及当时的情况:“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国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

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与苗族人民政治上受压迫歧视、经济上极端贫困、文化上愚昧落后相呼应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蒙昧状态。然而,他们所崇拜的万物——山石、草木、野兽和所实行的巫术、对自己起不到任何精神安慰和启发思想的意义。这就为更高级宗教的传人大开了方便之

门。

    另外,在咸丰九年即1859年,爆发了由威宁骨董山陶新春首摩的川、滇、黔边界的苗民起义,义军曾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并正式找出了太平天国旗号。陶新春战败就义以后,起义军余部于1870年攻克过威宁州城。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已通过太平军与拜上帝会,把“天父”、“天兄”和农民的平等思想播种于苗民的心中。

    当时,周围其他民族不屑于把自己的宗教传给苗族,苗族处于自身的状态和自尊也不属于郊仿他族的佛、道、儒和伊斯兰教。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的陈析,不无几分道理:

    “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之莠骄骄,慨苗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惕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⑥还来旧雨,霈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

    在回顾分析了本地苗族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下,就不难理解当其他地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孟儒学与佛、道教等)与近代传入的西洋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当从白山黑水到黄河、长江之滨的“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当柏格里的传教活动在

汉族地区遭到顽强抵制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其走后的1910年,昭通人民即发起了正式的反洋教斗争),基督教会却在黔、滇、川交界苗族民众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当时当世的文献——石门坎苗文《溯源碑》记载:‘‘到了1903年,听说安顺有传教士在那里教传,有些苗族就跑到那里。传教士(James R·Adam,中译为党居仁或亚当,英国卫理公会内地传教会传教士——笔者)说:你们来这里很远,到昭通去找柏格

里。这些人回来了,不久有两个苗族到了昭通,找到了柏格里。柏格里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两个回去,传信到苗族村寨。苗族各村寨听到信息之后,互相邀约成帮到了昭通。人多礼拜堂容不下,柏格里带了汉族老师李斯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此即基督教传人的伊始,至今在苗族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龙年(1904)得道的说法。

    内地人民自1861年始延续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一般都是由传教士直接参预了政治军事侵略活动、强霸地产房产、占良田以收租、广收社会上的“顽钝无耻之徒”人教、无理干涉地方政务、挑拨民族关系以分裂国家等原因所激发。这些事情,在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发生。

    在进行了考察,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石门坎教会的早其营建活动确乎异于内地,并具有如下独特之处:

  其一,创建时期的宾主位置,从苗族的史诗和传说中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文字以记事,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基督教是没有国家的世界性宗教,也是当时苗族群众所需要的,可带来基督“福音”的恰又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这种位置如何摆呢?

    由中国人作词谱曲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中唱到: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意渡重洋”;“好男儿当自强”,“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借阴大禹雨晷无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外国人是“客”,自己是主人,要“自强”、要“为中华之光”。

    1928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的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可谓傲骨凛然,他常说:“勿以肉招待洋人,不应太自卑。”在笔者走访石门乡某寨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请他回忆当地在光华小学读书印象最深的课文时,老人眼含热泪激动地背诵:“美哉美域,中华民族;太平洋边,亚细亚东”。

在石门坎开创活动中的苗、汉中坚人物的心中摆下了主宾关系,他们追求真谛、自强不息,并以主人公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正因为如此,在护国军北上讨袁时,他们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捐银支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行救亡宣传;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包括最早和柏格里同来石门坎的杨雅各)自发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官吏和当地土豪“加租加押”、“缴纳烟土税”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传人该地区后,在石门坎学校师生中,又有以后来成为威宁游击团政治部主任张斐然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冲破了宗教牢笼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其二,中国民众自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有关文献及中、外当事人记述,营造所占用的土地是中国人(彝族土目安荣之)自己所捐献。例如,英国牧师克拉克在他1911年出版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里,根据柏格里本人所写的文章谈道:“在距昭通两天路程的一个叫溪佐的地方是安先生的住地,他是那一地区最大,最有影响也是最好的诺苏(诺苏,意为彝族“——笔者)地主。波拉德在威宁回来的途中曾拜访了这位先生并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领地中有六十个苗民村寨,他不喜欢他的佃户中有那么多人去昭通,他担心他们去那里会学得过

多。因而在他的属地中,他向传教士们馈赠了一块能开辟为一个传教所的土地。…‘在观看了几个地方之后,距昭通约二十英里,在贵州省境内的石门坎最后被选中并定为传教所的地址,安先生还给了他们那一寨子附近的十英亩土地”。十英亩折算市制为六十点七亩,与中国文献所记赠地六十亩的说法相符。于此尚有柏格里骗取地盘的说法,即当地有些群众传为柏格里要求购买“一张牛皮”之地;安荣之认为微不足道,就许以赠送,柏格里将牛皮割为细线量地,结果达八十余亩;笔者认为此说:一没有文字记载证实,二与柏格里一生为人不符,三当时没有将一张牛皮割为长达十二公里细线的能力,故不可取。至于安荣之儿子安惠生为地皮告官乃事后教会势力日渐强大时发生,事出有因,当作别论。

    同样,营造活动大兴土木所用的人力、财物也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所出。就石门坎的兴建而言,克拉克记为“在此修起了一座教堂,资金全系苗民募捐。”《苗族救星》一书则叙述:“苗民不但热心信道,而且极肯牺牲,尽量捐助。他们来聚会时,每人带一百缗线,这样集腋成裘,一年之间,竟有一千串。此外他们又牺牲时间,派工服役,或挑土、或和泥、或做瓦、或砌墙、或砍树、或填地。大家和衷共济,欢天喜地的工作。”在石门乡的苗寨中,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全民出动,献料、献财、献力搞兴建的史话。

    柏格里所辖石门联区其他支堂的最初兴建,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中国人民自建的方式。

    苗文《溯源碑》记载: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里见此情此境,于1908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宣传讲述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建一所较大的学校。,,根据这则史料可以断定,至少在1908年以前,主要是苗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进行营建活动。

柏格里传教后期在石门坎进行了一次学校扩建,其资金系他在英国进行的私人性募捐所得,如仅一老人阿斯多就捐银两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石门坎的教育事业上,也还有汉族人士的捐

赠。

    其三,柏格里——担荷人间苦难的形象。盖棺论定,就以其本时代的道德标准而言,在近代末期这个特殊舞台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戏剧性地再现了耶稣公正、仁爱、尽责的主张和爱人如己、喜欢儿童、关心病痛者等德行,再现了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包括挨打、遭监禁以至最后以身殉道的第一个“传福音给万邦”的实践者圣徒保罗的形象,勿庸讳言,在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他的事迹仍在石门坎及周厨地区流传,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为这里的人民做过一些好事。

倡导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是柏格里在传教活动中的一大特点。他在布道时经常宣传人类都是天父的子女,不论任何种族与贫富智愚都是兄弟。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象其他传教士只在来世或天堂里许愿,而把这种平等的主张付诸于人间。是进行麻醉或精神安慰,还是在进行改良的分水岭亦在于此。

柏格里以平等的态度与苗族民众相处,并为保护苗民免受歧视和欺压时常出面同官府、土司、团绅进行斗争。例如:1904年秋,威宁苗族群众蜂涌赶至昭通求道,引起昭通及沿途居民疑忌,所谓苗民到洋人处拿药投毒或要策划大屠杀的谣言大起,地方团绅趁机捕捉、关押、拷打苗胞,柏格里闻讯后率汉族布道员径赴威宁县府告状,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中止了这场迫害行动。1906年,因滇东、黔西苗族群众信教者日多,引起各地苗区土目的仇视,他们对苗民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掠夺,又是柏格里和汉族布道员交涉官府,各县出布告查禁方得平息。其间柏格里曾亲临土牢,救出被关押的苗胞。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灌输,以及现实生活中柏格里局部斗争胜利的范例,无疑对苗族人民认识自身的力量、争取民族平等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柏格里在传教活动中表现出的另一特点,是他坚韧不拨的毅力和忘我的殉道精神。他放弃了每餐七道菜的优裕西方生活,在中国西南边远贫困的高寒山区工作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树立与冲突,柏格里曾在昭通碰壁十五年,也曾于

1907年春天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遭仇教者绑架和酷刑几乎送了命;由于石门坎附近封建土目的仇视,他曾经遭到毒打,住宅、财物也被焚烧一空,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经常和苗族群众同吃洋芋、燕麦i包谷饭,同居茅草棚;在苗族学生染上常人惟恐避之而不及的伤寒症后,他和他志同道合的夫人韩素珍一起,不惮死亡的威胁,煮粥送药,亲临日夜守护,柏格里则终于以身殉职。后来,有上千苗胞为之送葬,可谓事出有因。

  马克思在评价我们南邻印度的农奴式自然公社与自然崇拜在英国殖民主义作用下崩溃的情况时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说可以看见这种迷信多么糟蹋人。”

正是基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原因。1904—1915年这段时间里。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边苗民完成了由原始的多神教向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的飞跃性过渡,实现了由向鸡山、狗山和大树等的崇拜转而信奉人型的耶稣,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

进步性的转变。柏格里及其苗族、汉族同事们,在这一过渡中,起到了启发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四、建设使命的使者

    当英殖民主义者开始用大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它对亚洲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征服已有了约一个世纪的历史,因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所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被马克思称为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变革”。⑩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至少于明、清两代,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历时数百年,却无法冲破强大顽固的封建母体的禁锢以求得发展。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分散”与“促进”的作用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其中包括加速了整个旧中国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诞生。

    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已将我国西南划为其势力范围。而在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中,激起中国人民反抗即形成所谓“教案”者,涉及法国人的为最多;如1861年贵州凯里群众与官绅反对法国天主教的斗争曾惊动了全国。

    作为西南一隅之地的黔、滇、川边远苗族山区,却在平静地是进行着大规模的皈依上帝的运动。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里没有可供掠夺的白银、物产与矿产,又不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或战略交通要地。而恰恰相反,此地的开发经营倒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财力。

    由于千百年封建农奴式的种旋歧视思想影响,当时世俗的看法认为苗族是落后、不开化和没有影响力的弱小民族。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来者,柏格里及其活动的破坏性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当地社会民族歧视的封建意识的破坏;对原始多神教的破坏;对苗民旧有习俗的破坏。这些祖传物的丧失,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什么痛苦或灾难。

    所有这些,都赋予了柏格里一种特殊色彩,一种与同时代带着流血与野蛮性人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

    1948年3月15日,匈牙利的著名诗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裴多菲,带领同仇敌忾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军战士,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宣誓,永远不做奴隶,而塞缪尔·柏格里大约也是遵照他心中上帝的提示,走遍了风障雨蛮的金沙江畔之地,干着一件又一件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建设”性范畴而言,他的活动大约有:

  建教堂,收信徒:柏格里给克拉克的一封信中曾提供了一些确切数字:“190912月的统计数为——苗:3004名成年教会成员;699名青少年成员,300名走读学生,2000名主日学生(仅礼拜日上课的儿童宗教班级——笔者)。诺苏:28名教会成员,80名走

读学生。究竟有多少信教者我不大清楚;对此没有统计数字。我认为一万人不会估计过高……”⑩而到了1915年柏格里逝世时,石门坎和四川联合教区的支堂已广布于贵州威宁,云南的东川、会泽、昭通、彝良、大关、威信、永善、四川的筠连、珙县等县份。另外,柏格里和澳大利亚人尼科尔斯曾于1906年跋山涉水到达昆明西北的武定,开辟了另一个以洒耳山为中心的苗族教区。

    办学校:柏格里很重视教育事业,其所到之处,都是教堂与学校同时开业。光华小学实行男女生均招收、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为上万名苗、彝等族群众接受初等教育,为苗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创造老苗文:本民族文字的产生,结束了苗胞结绳刻木记事,代代以口相传历史的时代;这种文字广泛流行于滇东、黔西及川南某些地方的苗族地区,其中亦包括基督教内地会的信徒。1945年,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实行反动的“同化”政策,要取消少数

民族文字;苗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派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才得以保住自己使用文字的权利;通过苗文的“创立”与“取消”、“保住”二件大事情,何谓顺应历史潮流,何谓倒行逆施,足已泾渭分明。

    翻译苗文《圣经》: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柏格里等人以苗文译《圣经》一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曾将《圣经》译成德文,恩格斯说:“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⑿路德着手将《圣经》译成德文,此举为德国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⒀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论。由此及彼,难道苗文《圣经》的翻译与出版,除了它必然的消极面之外,就没有起到“平民武器”与“发展语言”的作用吗?

    提倡文明习俗:柏格里和汉族神职教师在苗族区极力改革由历史原因给群众造成的落后习惯,提倡合理婚龄和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利用餐桌餐具吃饭、洗脸洗澡洗衣服、人畜分屋居住、使用厕所、取消耗财物费时间的多种祭祀、有病求医不请巫师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加速了苗区的文明化进度。现在,柏格里时期的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两个位于石门民族中学校园内长方型阶梯式男、女游泳池兼澡塘依然如故,象无语的证人一样对我们展示着当年的历史。

    其他如创办医疗所、孤儿院,筹建麻疯病院、救济麻疯病人,推广织布技术等,也有他的一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柏格里在世时(19148)所立的石门坎教会《溯源碑》记有“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虽无更多的文字资料,仅此已可知在石门坎的创建活动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了方针。立教会《溯源碑》时,正值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在积极准备复辟帝制;关于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辑流亡日本,于1914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在此全国性白色恐怖中,柏格里的石门坎教会纲领性碑刻中极大书“民生主义”,是一件饶有寓意的事情。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柏格里在与中国质朴的下层民众长期相处之中,受到了教育,在潜移默化之中,原来他所崇敬的“理性上帝”。正是因为有这个转变,他才能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民族、民众取得共同语言,他才能接受与理解中国近代最革命的资产阶

级纲领,而他这个“建设使命”的角色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

 

    五、缩语——研究中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的一些论述。笔者认为,在本题目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封建农奴式的原始村落;有种族之间及民族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有原始的多种崇拜,与印度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当时中国或占中国绝对优势的内地的情况与印度相同。荚殖民主义给印度社会的影响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非本文之旨,则当别论。

    石门坎教会地区的特殊性。应该注意到,就柏格里在该地传教的时期而言,这里贫困落后、民族歧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薄弱、外国人在该地只有输入而没有掠夺(其实也无可供掠夺之物)等,在全中国属于极为少见之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应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即:既看到大的历史背景,也坚持以客观实践效果评判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阶级性(党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国苗、汉各族民众在石门营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与积极作用。这对于如何认识石门坎的历史和石门坎盼人民,对于滇东、黔西和川南数十万苗族同胞的思想解放,都至关重要。因非本文专题,故在此没有充分展开。

    要加强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这类边远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于提高入的素质,在于加强造血机能,在于科技水平与商品意识;而这些又只有通过教育途径去实现。加强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史为鉴,办好边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文字性史料的缺乏,由于本人学识所限,探讨中的粗疏以致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此管见之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我们对这块数十年前所谓“苗族文化复兴”的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112.页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

349--3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8页。

    ⑥《旧约圣经》中的人物撒母耳与柏格里的英文名字都是

Samuel,此外似应是指柏格里。

    ⑦⑩贵州民院苏大龙,姜永兴译。

    ⑧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笫410页。

    ⑩《世界历史词典》第3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12

版。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初稿

    十月十七日修改

(注:本文转引自198710月《黔西北论坛》)


 

 

石门坎民族教育调查浅析

杨全忠

    威宁石门坎位于我县西北边缘山区,远离县城140多公里,与云南昭通、彝良县接壤。这里居住着苗、彝、回、汉四个民族,少数民族占30%以上。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性大,海拔平均1880多公尺。真有“一山有四秀,十里不同春”的点特,它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主要产包谷、洋芋、养子为主,豆类为辅,粮食产量极低,过去人均口粮130斤至180斤,年年靠吃回销粮,救济粮过日子。其原因是土地贫瘠,道路“崎岖”。近几年来,虽已修了公路,但坡陡路面狭窄,晴通雨阻。

    石门乡有7个村,37个村民组,9124473人,其中:彝族340人,回族45人,苗族1100人,合计1485人,占总人口数的33·2%。石门坎有医院2 (属县管辖医院 1),麻疯院1所,民族中学1所,民族小学1所。后来,把这两所学校合并为石门民族学校。还有供销社及零星商店。

    根据一九八八年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回顾石门坎民族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发展民族教育的途径,这是本文的目的。

    石门坎的民族教育,先是从小学起步,一九0四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来石门创办教会后,于一九O五年起筹办小学,一九0六年开始了石门启蒙教育。学生多数是本地少数民族(主要以苗族为主),后来由于教会的影响和扩大,少数民族求学的希望越来越亮,读书人数与日俱增,学校越办越兴旺,教学的质量逐年提高,

考取外省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的名声越来越大。由几十人扩大几百人。由仅限于石门坎附近逐步扩大到来自云南、贵州、四川三省20多个县的苗族学生都汇集石门坎小学读者。

    第一届,录取外地学生23人;第二届,录取外地学生18人,第三届,取外地学生13人;第四届,录取外地学生10人;第五届,录取外地学生11人;第六届,录取外地学生11人;第七届,录取外地学生15人;第八届,录取外地学生9人;第九届,录取外地学生7人;第十届,录取外地学生8人,共计125人。这些苗族学生是一九0五年的三十五年以来的数据。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从石门坎小学毕业后至外地深造成才的共77人,考取成都华西大学8人;成教旧制中学5人;成都华英师范2人;成都护士学校(四圣祠护士校)2人;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人;中央大学1人;重庆边疆学校9人;南京边疆学校政治专政修科4人;南京金陵大学1人;武昌华中神学院2人;重庆神学院1人;成都神学院2人;云南大学1人;昆明天南中学3人;东方语语言专科学校1人;贵阳师范学校1人;贵阳师范2人;贵阳青岩师范6人;贵州大学1人;昭通国立师范13人;昭通护校7人;昭通高中2人;旧志中学2人。过去石门小学的教师其素质也是很高的,如:吴性纯(华西医科大学博士),朱焕章(华西大学教育系学士学位),杨汉先(成都华西大学学士学位),李学高(中央大学兽医专科毕业),张斐然(边疆学校毕业),杨跃光(重庆边疆学校毕业),王德春(贵阳师范学校),陶仕伦(南京边疆学校政治专科),杨忠德(成都华西高中毕业),王建明(南京边疆学校政治专科),王建光(南京边疆学校)

    这些教师都出任石门坎小学教师,在教学中,质量高,数量多,升学率高。这说明那时石门学校的教学素质好,是与老师的素质分不开的。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五年中,先后派进了一些外地教师到石门坎任教,如吴应杰(),甘功铭(),罗安谦、熊学贤、龙布公、周斌、邓厚听、徐广跃、许远福、曾志贤、陶贵昌(苗族)等汉族老大哥,在任教学上确实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这个时期也是石门坎中学最兴旺的时期。从这个时期来看,从石门坎中学毕业的到外地深造以至先后考取上大、中专读书的学生就有55人。其中;考取名大、中专院校人数是:

    中央民族学院8人,西南师范学院2人,

    云南大学5人,昆明师范1人,

    贵阳师范学院8人,贵州大学2人,

    贵州农学院7人,贵州工学院3人,

    贵阳医学院3人,遵义师专1人,

    贵州机械学院1人,武汉水利专科学校1人,

    半农半读师专2人,贵阳民师1人,

    毕节师专7人,贵州民院专科4人,

    南京航空学院1人,

    上述人才,主要与高质量的教师素质有关,如朱焕章、杨忠德、杨跃先、陶开群、张恩德、王建光、张斐然、钱烈、安平、钟焕然、吴应杰、罗安谦、甘功铭、邓厚昕等同志,安心石门教学,并精心培育人才,取得了这样好的优异成绩。在这个边远落后的山区,能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这是了不起的事迹,也是历史给予他们记了功的。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石门坎民族中、小学校的现状是;五、六十年代在这里担任领导和教师的除原校长张恩德(苗族)已退休外,其余的所有领导和教师已全部调离石门坎,现任石门中学校长王绍刚(苗族高中),其教师结构是:王正奇(耕读师专),张建林(工农兵大学),王进银(工农兵大学),杨光跃(中师),其余的老师均为高中或中师毕业生。现在年石门坎中学,从学校领导班子到任课教师与过去校比已大为减弱。石门中学近几年来考取中专的人数极少,八六至八八年以来,一名大中专都没考上,成了空白  中学,真是令人深思,叫人忧虑。

    这些年来,县教育局给学校的包干经费是五万元,县民委每年拨给学校人助金一万多元,被评得人助金的学生91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65%,每人平均096元,最高的200元,最低的100元。

    通过石门坎的语文语言情况调查和分析,苗族同胞之男女中青年就能懂汉语的中60%,半懂半不懂的占20%,一点不懂的占20%。这说明石门坎这个文化中心地区文化还很落后,待于扫盲的任务更重,现在唯一的是启蒙教育,基础教育,普及教育,农民教育等的问题是直得重视的。

    根据上述情况回顾对比,现在差距太大,对待石门中学和小学,应予重视加强。首先领导要加强,把学校的领导班子建设好;二是师资加强,必须早日人手,统筹调配安排充实。同时,要对其教师作全面考核,合格的应予保留,不合格的,应送到外地培训或改变其工种或去办学校的第二产业,发展其商品经济。在教师稳定后,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输送培养,按其职能输送培养深造;三是采取西藏办法,从本县的教师中,动员一部份汉族老师进入石门学校任教,工资待遇可以特殊优厚对待,时间初定三、五、七年轮换一次。如果其条件不能解决或不能现实者,唯一的,只能建议县府考虑能否撤换石门中学,加强小学,把六年制的小学建设好,把基础打好,从石门多输送一批又一批小学人才,这是最后的办法。但这个办法是得不到石门坎少数民族群众的赞同的。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充实教学人员,扩大建设、增设教室和校舍,搞好食宿,让学生们安心学习,巩固入学率,提高升学率,或者撤销石门中学,象西藏一样委托外地为石门坎少数民族举办初中班、高中班。

以上设想,是我个人的初步浅析,因我是根据改革、开放的精神,把教育改革工作做好而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从有利于教育的发展而提的,按照现状的教育方法,是搞不好石门教育的。虽然如此这样的加强,也是暂时的应付几年而矣。从长远宏观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小学抓起,石门之所成为文化中心,在因为过去是从小学抓起,最后才搞一个班的初中专科,才能出来了那么多人才,现在我们总结经验唯一的一条,还是抓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小学起家教育,就是要把小学底子打好,才能教出更多更好的初中生来。有数量才能有质量。但是,小学的领导必须实行聘任选举制,坚持改革,不断深化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以适新形势的需要。

威宁自治县民委杨全忠调查整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对一个边远苗寨现状的思考

杨正伟

    一、令人震惊的现实

    石门坎曾经是所谓的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未能得到真正复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正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石门坎的经济却徘徊在解放初的水平。这种两极反差形成的“马太

效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请看1986年笔者在石门坎调查到的部分材料。

    ()生活状况。据统计,石门坎乡乡面积96986亩;其中耕地面积11965亩,草地面积36556亩,灌木材面积29556亩,用材林面积7000亩,荒山面积11909亩。全乡7个村,37个小组,981户,4823人。石门坎的苗族农民世代就在这点土地上,祖祖辈辈,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年复一年,他们的心灵被扭曲了,靠国家救济成为习惯,维艰度日成为常规,商品生产与他们绝缘。特别是“浮夸风”时期,许多群众不仅买布的钱没有,就连买盐的钱也缺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上级政府的救护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里起步太晚,基础较差,贫困还死死地赖在这里

的每一个角落:

    1、衣。石门坎群众的衣裤40%以上都依靠国家补助,5%的人还穿自织的麻农麻裤。他们一年四季几平都是那么破烂不堪的一身,很少有更换的。为走亲访友一家人只有轮流穿衣,78岁的小孩光着身子的现象,到处可见。

  2、食。这里是高寒山区,没有稻田,食粮以包谷、洋芋为主。1985年全乡包谷总产量572400斤,人均1186斤,洋芋总产1780400斤,人均369斤;大豆总产71700斤,人均148斤;其他杂粮总产46200斤,人均97斤。这里的粮食生产从来都是低而不稳,加上牲畜饲料需要量大,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10%的农户得靠国家救济维持生活.他们一日两餐,吃法非常简单:将洋芋放在火边烤得半生不熟后,用竹片或木条括掉灰尘,边吹边食,多不用菜。

    3、住。这里的群众基本上都是按族别、家族聚寨而居,苗族一般都住在山巅或半腰上。他们的房屋,98%都用泥土冲墙,多为一个长方形,用“人”字型的木架抬在上面盖上小竹子,松针或杂草而成。大都矮小狭窄,分隔两三间,用杂木、竹条编成楼板,上下居住。由于气候寒冷,常遇风灾,这些房屋多无窗子,加上一年年四季煤火不熄,又无烟囱,人畜临近,进屋关门后漆黑一团;臭气难闻。据统计,10%的极贫困户,人畜挤住在一间房里。一般情况,人住一两间,畜住一间,但人畜都是一道门出进,楼上住人,楼下住畜,几乎可谓人畜“共居”。85%的农户没床,大多睡在杂木编成的楼板上,盖垫用的多是荞草、麻布或自己用羊毛赶织的“毯子”,85%的被子都是国家补助,而全乡平均lO人左右才有一床

子”。如荣和村新民组王逆明家,一家5口人共用1床烂被子,他说,这床被子是1971年他去参加修湘黔铁路时背来的。锅厂村村长杨通文家,也是一家4口共用1被子,他说,这床被子是他去参加抗美援朝回来政府发的。荣和村副村长张玉康家,一家5口,人畜共住1间房子。1971年从部队带来的被子已烂,现无床无被,家里老人在火边过夜,其他4入睡在楼上草堆里。类似情况不少。

    4.家用器具。这里除部分汉族姑娘从娘家带来的碗柜(约值六七十元),稍好一点外,其余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食用方面平均每户有2—3个土碗,1个砂锅,1个甑子,一些勺子,两户1张吃饭桌;日常用具平均每户有两根凳子,1对水桶,51个石磨,三分之一的苗族户有织布架;生产工具除镰刀、斧头、板锄、铧口等少量铁器外,多数是竹器、木器和石器。另外,他们在生产上使用的动力主要是黄牛,但全乡只喂有黄牛938头,每户平均不足1头。

    5、经济收人。石门坎群众的商品意识较差,加上自然环境局限,经济来源很少。除了自己耕种的洋芋、包谷,多数没有余款。据统计,1985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1132605元,人均2347元。其中:人均总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698户,占总户数的7l%;人

300—500元的有237户,占24%;人均500—1000元的有46户,占5%个别户连煤油灯也点不起,盐巴也吃不上。就全部家具而言,全乡不超过100元的农户约占5%,不超过30元的农产约占10%,最富的不超过300元,还有不足lO元的极贫困户。1985年全乡没有一户到乡信用社存款,而贷款却达4万多元。

()人畜饮水状况。长期以来,石门坎50%的群众,世世代代都为人畜饮水发愁。他们每天几乎都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吃水到处奔波,有的甚至不顾野兽出没,深更半夜就到井边等水。畜牲吃水也非常困难,从每年10月初到第二年的5月底为断水时节,在这期间,每户人家只得减少喂养牲畜20%,一到种植繁忙季节,人们要到67里远的地方背水掺粪,才能下种,严重地影响了粮、牧生产。当地群众流传有首民谣:“人畜饮水贵如油,提起水桶眼泪流”,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具体情况见下表:

村组

  户数

人口

  大牧畜

 

 

                   

现吃水地点

 与村组距离

合计

 

合计

 

绵羊

山羊

荣和

新营

中寨

88

416

110

91

19

312

241

71

110

牛儿子牧口

3

泉发

朱一金星

79

373

135

110

25

405

310

95

115

木梯子脚

4

水井弯

一组

45

216

58

51

7

135

95

40

50

李家沟

3

二组

20

108

25

25

 

116

71

45

26

陈家厂坡

2

三组四组

107

518

115

110

5

302

210

92

121

马家场

4

五组

13

53

16

15

1

63

35

28

16

罗家沟岩脚

4.5

营坪

营坪

39

221

54

45

9

166

110

56

53

上发丫口

4

出水二组

17

94

23

19

4

46

15

31

23

苏家梁子

3.5

白多岭

草原法地

41

223

255

108

47

660

410

250

153

忍发溪岩脚

8

()教育状况。石门坎的教育非常落后,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不仅4050岁的旧文盲没有消除,lO20岁的新文盲仍大量出现。据1986年统计,全乡只有高中生9人,占总人口的018;初中生93(包括在校生20),占总人口的198%;小学生300(包括在校生150),占总人IZl66%;文盲达91·3%,学龄失学儿童达88(全乡适龄儿童485人,上学的只有55)。就石门民族学校校舍而言,由于多年失修,危房太多,目前除几栋稍好外,其余都破烂不堪,教职工学生宿舍,经常漏雨,有些房子已不能住人。上级拨给的教育经费虽逐年有所增加,但由于人数增加了(全校教职工共36人,工人或不能上课的教工共13人,占361),工资、旅差费、休假费、烤火费、科技人员津贴等等开支都有增加,教育经费几乎都用在教工的人头经费上,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微乎其微。民办学校情景更糟,有的教室是私人的牛圈修整成的,4—5个学生共1张课桌,甚至站着上课。就师资力量来说,石门民校上课的教师占639%,普遍素质较差,全校27名教师.有16人参加教材过关考试,只有3个合格,有的只考得几分。民办教师几次参加考试,竟没有一个合格。很多教师都不安心本职工作,学校的5个领导都书面或口头要求调动或改行,六七十年代全乡先后办的8所民办学校,现已垮台7所,营坪村民办学校虽然保存下来,但无人管理领导,教师找不到工作联系点,已有垮台的趋势。

    ()卫生状况,石门坎的卫生条件极差,造成这种状况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环境所迫,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长期养成的不良积习。人们易于得病,死亡率高:1985年全乡死亡50多人,1986年死亡70多。因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这个乡年年都完成“计划生育指标。”

1、由于自然条件差,缺乏水原,因而长期养成的生活陋习,人们发病率高,据统计,这里60%的人不习惯洗脸;80%的人一年四季不洗一次衣服,90%的人一生中未洗过一次澡,加上穷山恶水,人畜共居,饮食不洁等等,人们易于得病。如荣和村中寨组的“氟骨症”,实在使人吃惊。    2、由于经济落后,有病无法医治,石门坎有县属医院一所(8个医生),乡医院一所(3个医生),但群众生病,没有经济来源,多用土方草药治疗,家里很穷的,只好躺在屋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用不着罗列这些现象和数据了,这只能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导致这里长期贫困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自然条件差,致富条件尚未具备

    1、环境恶劣。这里山高地少,土地瘦薄,气候寒冷,云雾多绕;严重缺水,常有风灾,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加上群众无力购买肥料,多是广种薄收,一般包谷亩产只有150斤左右,有的还不足7080斤。故民谣日:山高协和大小雨多,庄稼种遍几坡,到了秋收心要惊,种一坡来收一锅”。这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2、地处偏僻,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石门坎距威宁县城140公里,距区公所42公里,可谓与世隔绝。这就导致了当地群众见识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状况。据统计,全乡95%的农民一生中没到过威宁县城;75%的农民没有到过区公所;5%的人没有到过乡政府所在地。因此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相当一部分只知道白天出工,晚上收工,什么商品生产,市场需要与他们无缘。

    ()人的素质差。劳动者的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被许多同仁所认识。经济落后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素质差。

    1、文化水平低,科技人员奇缺。前面已述,石门坎的文盲达913%,不仅文盲多,而且新文盲仍大量产生。普遍缺乏科技知识,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刀耕火种,不选种,不施肥,播下种子后就万事大吉,任其生长,大量果树自生自灭。加上“多子多福”的观念,生得多又无法教育培养,科技人员奇缺,能工巧匠稀少,严重地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分工分业的深化。

    2、商品观念薄弱。石门坎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种包谷、洋芋,很少种经济作物。据统计,1985年全乡油料总产量5000斤,人均11斤;烤烟700斤,人均O4斤;辣椒3900斤,人均08斤,向日葵4200斤,人均082斤。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农忙过后,剩余劳力较多,但都不愿寻找门路抓经济收入。他们或者安于现状,可挖煤的地方不挖。特别是很多苗族同胞,至今还认为经商是羞耻之事,只等家里没有油盐钱了,才拿些水果、鸡蛋、蜂糖等到市场卖,但遇到熟人就你抓一斤,我拿一把,剩下的已廖廖无几,许多家的水果、蔬菜,宁愿任其腐烂,也不拿到市场出售。

    3、依赖思想特别突出。由于这里环境恶劣,人的素质差,当地部分农民的心灵被扭曲了,靠国家救济成了习惯,依赖性强。有的人抱着“穷就穷到底,国家才救济”的观念,宁愿睡在家里,不去认真耕作,宁愿将衣服撕乱来申请补助,宁愿将剩下的包谷拾去换酒喝,而伸手要救济粮。部分苗胞家里无粮了,就躺在家里等乡村干部来调查,有人想照顾他们到省城去做零工,他们不愿去;乡政府修房子,照顾他们每天得35元工钱他们不愿干。就是上级有关部门无偿支持钢管,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运到乡政府后,还要乡、村干部一家一户去请,并答应开他们工钱,才肯抬到村里。面对这样

的素质,致富从何谈起?

  4、干部素质低。村、乡干部文化水平低,工作缺乏主动性,上级布置什么就抓什么。他们很少出过家乡,见世面少,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商品意识,经济观念淡薄,难以领导群众致富;工作上,胆小怕事,责任不明,缺乏长远规划,办事效力低,生活上,家庭负担重,经常回家干农活,各自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到处奔波,考虑全乡工作少。从各村党支部来看,1986年初全乡7个村,共有正副书记8人,其中文盲6人,初中文化1人,小学文化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63岁。他们或者年老体衰,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者一字不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或者得过且过,缺乏责任心,或者依仗权势,以权谋私等,致使村支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失去先锋带头作用。

    ()商品经济的社会发育不成熟。社会发育不良,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规模的商品交换环境。石门坎长期以来就很落后,20世纪初还有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50年代一步跨人社会主义,缺乏商品经济的培育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动,解放以后,又经历了许多

挫折。

    ()上级支持不够。长期以来,上级在政策上对石门坎的照顾还不够,按排欠妥。

    1、扶贫资金的使用,督促检查不力。解放以来,人民政府援助右门坎的资金不算少,但这些钱如何花,很少过问。如1986年中旬,上级有关部门援助石门坎解决种羊经费2400元指定要具体落实到24户农民手中;平均每户100元;非要自己购买种羊,可有.的农户家里缺劳力,二缺圈房、草场,只好将自己原有的种羊卖山去;又重新买新的羊子。到了11月中旬,上级有关部门来检查落实情况,乡政府为了让他们看到羊子;就下令将草原衬的羊子赶到公路边来,(4—5里远);有的群众不来,他们就决定今后不再给救济。类似情况不少。

    2、各种税收多,农民负担重。这里群众的经济收入很低,但各种税收很多。比如群众挖煤,工具本来就很原始,加上交通闭塞,多是廉价出售,收入较低。但要上交工商管理费、维检费、养路费、区、乡提成等。这在发达地区,不算什么负担,可在这里却无力支付。需要有特殊的政策照顾。

    3、有的领导还把到石门坎工作当成惩罚干部的充军点,严重地挫伤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虽然石门坎地处边远,基础较差,农产不丰,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只要找到突破口,脱贫致富还是有其希望。

    ()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抓住龙头资源。苗族贫困地区一般自然资源都较丰富,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物质条件。只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抓好一些投资少,技术要求简单,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实现由“资源型”向“商品型”转化,苗族经济就会振兴。

    在石门坎,主要的龙头资源优势是煤。全乡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储藏量大,煤层厚,质量好,发热量高。近几年来,这里的乡镇企业也是以煤厂为主,但多是农民个人承包,投资少,设备差(锄头挖,撮箕背)缺乏管理,销路困难。据统计,1985100个民工,利用农闲时间,就能挖出近两万吨的煤,煤的产值占全乡工业总产值的98%以上。办好煤厂是振兴石门坎经济的基础。只要上级有关部门与云南昭通、鲁地、彝良等邻近的缺煤地区签定合同,打开销路市场,沉睡的煤就可以变成商品,然后又将那边的粮食,化肥运进来。这样,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增强自身身的“造血”功能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促进苗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石门坎荒山面积极大,光是草地面积就有36556亩,占全乡总面积的3769%,适宜发展畜牧业。这几年来,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0%左右;抓好畜牧业,是这里致富的“一大拳头”。其突破口是:第一:在政府的扶持下,大力引进优良种畜,特别是绵羊良种,提高羊毛生长率;第二:加强草地的建设和管理,尽快在退耕地上种草;第三:大力宣传和推广科学养畜技术;做好冬、春季节的饲养管理,第四:修建水池,逐步解决性畜吃水问题;第五:扶持和发展养牧专业户,重点户,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第六,在适当时间性内,建立一个小型冷冻厂,面向昭通地区,打开市场销路。

    ()重视教育,大力培养乡土人才。今天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的素质竞争。国内外的资料早已证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的高低与生产力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苗族地区的资源开发离不开智力的开发。石门坎落后,最关键的是缺乏人才。这里的能工巧匠,种植能手实在太少。其原因都与忽视文化教育有关。因此,加强这里的智力开发,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发展教育的迫切性,增强“庄稼误一季,人才误一世”的观念,动员群众让其子女到学校读书,千方百计让他们意识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其次,要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养成“尊师重教”的风气。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没有好的教师,各级组织要关心这些教师的成长,贫困地区应采取特殊的政策,稳定师资队伍。在政治上,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如住房、农转非、子女升学、家属就业以及离休退休等。对在这些边际贫困山区工作的教师,要实行划区域奖金制度,成绩显著的可评功授奖,乃至树碑立传,以鼓励更多的人把毕身精力献给这些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再次,要从职业教育人手,举办各种形式的职业班、培训班,给当地回乡知识青年、农民传授实用技术,让他们掌握一些实际本领,拓宽致富门路。

    ()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水、电、交通困难,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更新观念,增强商品意识。石门坎和其他苗族贫困地区一样,人们的小农意识特别突出,商品观念非常薄弱。因此,要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更新观念,要帮助他们消除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消级因素,引导他们冲破千百年来盼封闭思维方式和经营单一

的状况。

    (责任编辑:程昭鑫)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8910)


 

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对华文化侵略的反思

——对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长江上游苗彝民族聚居区宗教文化传播的社会分析

石茂明

    内容提要本文以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长江上游苗、彝民族聚居的乌蒙山区传教的史实为依据,结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近代西方宗教在华活动的影响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一般化结论,即西方宗教对华传播的“文化侵略”性质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剖析。

    作者简介:男,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西方宗教(这里主要是指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进入我国传教,肇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最早来华的是天主教。清朝统治者认为外来传教士对教徒过分宣扬服从其教义或教皇,无视中国传统文化,漠视皇权,康熙、雍正皇帝先后两次(17051724)下令禁止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近代,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基督教新教对华传教起始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取消了对外国宗教在华传教的禁令,允许传教士在涪海通商口岸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华各国不仅取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还被许以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从此,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深入全国各地开展传教活动。以基督教为例,1858年在华传教士81人,1864年:89人,1874年:436人,短短十五年,传教士人数增长了5倍多。此后,增加速度更快。到19世纪末,三大宗教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已达3300多人。到1898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155个教会、849个分会,吸纳中国教徒4万多名。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更大,此不一一赘述。

    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外乎主权侵犯、武装侵略、经济控制、蚕食领土、挑拨民族关系和破坏中国领土统一,以及文化侵略等几种方式。侵略者深知,单靠火与剑是不能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必须双管齐下,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人民进行同化或者奴役。其具体办法就是,全力支持传播西方宗教,开力学校、医院,兴办报刊,开展慈善公益事业、吸引中国留学生等等。①实际上,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甚至报刊等等,都是以传教为基础,在教会主持下开展的。传播西方宗教信仰是“文化侵略”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的近代史一般都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他们(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②

    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本国炮舰作后盾,在他们的公使、领事的庇护下,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做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归结起来,他们的两大罪恶就是:

    第一。在文化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进行麻醉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欺骗宣传。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除了炮舰之外,还要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消除人民的反抗精神。

第二,充当侵略中国的谋士和间谍,直接参与武力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侵略者的翻译,是他们经常的、外在的身份。

    另外,他们在拉拢少数民族的奴隶主、封建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国统一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洋教被认为与洋炮、洋货一样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侵略的一整套工具之一。

    正是由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痛恨,而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1861年,反洋教斗争首先在偏僻的贵州省爆发,并迅速扩大到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等地,此起彼伏,越演越烈。直到1871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枪杀爱国群众,致使反教会侵略的斗争进人一个低谷。十几年后,义和团运动兴起,再一次掀起反洋教、反洋人斗争高潮。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对传教士在殖民者侵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作出上述的分析基本上是成立的,有一定根据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般化的、片面化的结论,有必要对其活动从本质上进行理性的、彻底的反思。事实上,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是十分广泛的、其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具体到每个传教士、每一个传教地区,情况又有其特殊性。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所有传教士的活动不加区别地一概视为文化侵略予以全盘否定,以偏概全、以部分传教土之罪加诸众人,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甚至把外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给予不切实际的突出和夸大,进行非学术性的、情绪化的指责,都是不科学的、非历史主义    的。历史学应该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更丰富,我们的结论免于绝对化、更具科学性。总之,综合、全面地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论性的难点课题。

    下边将要谈到的石门坎的情况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它会使我们对于西方宗教的在华活动及对其评价有一个更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

    石门坎是位于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地带的一个小村寨,行政上属于贵州省威宁县,县城在其东南140多公里处,其西边北边毗邻云南省昭通县(30余公里)、彝良县(60余公里),东北方向去云南省镇雄、威信、四川省筠连、兴文等县不远,再往前可到四川省宜宾、泸州;西北方向经昭通可去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西南方向可去云南省东川、昆明,东南方向经县城可去水城、安顺、贵阳。地形上处于乌蒙山中心地段,平均海拔在2500米左右,四面环山,万仞千壑,层峦叠嶂。

    这一带是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区。石门坎所在的乡,苗族所占比例为20%以上,彝族占7%左右,汉族占70%多一点(1998年的比例)。在一百年前,苗族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多,彝族占百分之十几,汉族的比例要少于现在。虽然彝族在石门坎的人口比例偏小,但是在整个黔西北、滇东北一带以及四川凉山地区。人数很多。历史上威宁一带称作乌撒府(或者乌撒宣慰司),昭通地区称作乌蒙府,与毗邻的黔西大方一带的水西宣慰司一起,是西南地区势力很大的三大彝族土司政权。可以说,历史上彝族是周边一带的统治民族(土司),在黔西北、滇东北以及四川凉山地区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清初改土归流以后,虽然大的土司已经废除,但是规模小一些的彝族土目仍然存在,他们一般控制着基层的相当于一个乡或者一个区范围的土地和权力,清末民初他们正在由封建农奴制向地主制统治转化。

    在石门坎,苗族的人口比例虽然比彝族高,但在整个周边一带,他们的人数少于彝族。苗族一般都是彝族统治者的农奴或者雇农,所受剥削十分残酷,食不裹腹、衣不蔽俸、居无定所,常随“主人’’(地主或农奴主)的改变而迁居,常依赖打猎和采集来弥补食物不足,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十分低下。解放初土改时所划成分,苗族没有一家地主,连中农都极少,少数的中农也是教会来到这里以后,在教会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

    汉族进入该地区比较晚,一般是在明朝,随着明、清两代主要是清代流官对地方行政的治理加强,汉族的人口逐渐增多,地位和势力也随之增强,在清朝末年,汉人大部分属于自由民,有少量土地,也有少数地主或佃农。

    本世纪初,一位英国基督教圣道公会的传教士从云南省昭通来到石门坎,象许多西方传教士一样,他在当地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和医院,为(滇东北方言——编者注)苗族人民创制文字,由于他本人及其后继者四十余年的实践,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关

系发生了巨大变迁,民众的文化思想、受教育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等有了切实的改善,虽然社区内也发生一些冲突,他们也都一一妥善化解,没有出现较大的反抗斗争和社会动乱,根据已有历史材料,他们没有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国统一的活动,没有干涉中国革命、挑起中国内战的活动,没有参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没有发现该教会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谋士和间谍的情况,他们虽然也有土地租佃,但是其地租远轻于当地地主或农奴主所收的地租,我们所见只是他们的宗教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最多可以挑出的不是,只有他们曾经对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审判和处理不公的事件予以申诉并力求改弦,把他们遇到的一些社会矛盾提交地方政府解决,以及传教活动造成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隔阂。

    这位传教士名叫柏格里,英文名Samuel Pollard1887年他受著名传教士李温司登事迹的感动,志愿申请加入传教团体,来到中国偏远的云南省昭通圣经公会⑥布道所做牧师。他多次表示他的宏图大志:传播基督福音,“引导一个民族的皈依”。开始,他选择的这个民族就是彝族。1903年冬,他作为第一个踏上凉山土地的西方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这个当时尚处于典型奴隶制社会的社区中传播基督教。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友善的态度和超人的机智,躲过了数次汉族官吏和彝族土目勾结的谋杀,并获得了许多凉山彝族上层的信任。但是他的宗教宣传还没有说服很多的人皈依,到1900年仅有30余名教徒,迄至1903年汉族、彝族教徒也不超过100人。

    19047月,从贵州威宁、水城来的四个苗族人经安顺内地会牧师党居仁的介绍,来到昭通找到了柏格里,从此改变了他的传教方向,也改变了周边苗族人的文化和命运。

    由于偶然的机会,这些世世代代被歧视、被欺侮的苗族人,从安顺党牧师那里感受到了基督精神所给予的友善、平等和极大的心灵抚慰。一传十,十传百,不出几个月,远近各地苗族人纷纷来到安顺寻找他们的精神寄托。可是他们从威宁到安顺去礼拜要徒

步行走七八天甚至更多,路途露宿荒野,吃粗粮伴冷水,有的经常走脚都走烂了,于是党牧师让他们到离威宁更近的昭通去找柏格里。从威宁到昭通只要走两三天,比安顺方便得多,于是来昭通“求教”的苗民更多了。柏格里牧师对此有如下记述:“他们的求

知欲望迫切,就连一分钟也不愿将我放过,而他们的愚昧无知实在令人痛惜,最初之时,他们甚至坚持把我称为‘上帝’。日复一日,一批又一批寻找而至的苗民相继而来。截至那个月底,我们共接待了八批。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到达的最后一批共有12人,他们在大雨中整整淋了一夜。由于急切希望尽早到达传教士的所在之处,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对我说,数以千计的人们正在山里翘首以待……有一天来了20人,翌日另外50人又至,继而又是100人、200人、500人。最后,在一个刺骨的寒风横扫山野,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之日,竟有1000人走进了我们的大门。”⑥

    由于大量苗民进城寻找外国传教士的狂热现象,引起了汉族和彝族群众的猜疑,土目地主更是愤怒。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上述反常现象,并以讹传讹:苗子要造反了,他们到昭通教堂投靠洋人,背药来放在水井里,人饮了就要去信教,不去信教的,药一旦发了就要死。猜疑加上谣言,使得当地社会关系空气骤然紧张,土目地主对苗民的迫害随之加厉。苗民被从集市上赶走,一些人遭受监禁、毒打甚至酷刑。

    柏格里闻听后,与两位汉族教徒一起,沿迫害苗族风波最炽的地区步行进入威宁,向威宁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威宁县衙出示布告,并派出差役四处张贴。布告上申明:苗族信教,原属正道,并非异谋,不得干涉,倘有违者,以法严惩。”柏格里还与差役一行四处游说土目地主,说服他们停止迫害信教苗民。

    由于苗族信教热情日益高昂,柏格里把目标遂改为传通苗族”。为此,他决定在苗族聚居区建立教会,经过反复勘查,最后他选定在“石门坎”这个滇黔交界处的小山村。1905年春,柏格里开始在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教堂,柏格里夫人开设药房,应诊治病,此后不久,又创办了石门坎光华小学。

    在石门坎地区,柏格里牧师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服和草鞋,说一口地道的苗话,走乡串寨,不骑马,不坐轿,无一保镖;与苗族群众同吃洋芋、荞麦饭,同住麦草堆,他不怕苦,不怕脏,丝毫不嫌苗家生活的艰苦和卫生状况的糟糕;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在路上遇到苗民,他象苗民青年遇长者一样,站在路边让路,而且口中招呼:“老哥,得罪了。”他毫无外国人的“架子”或“高贵”,尽量把自己当作苗族的一分子,与苗民甘苦与共,因而深受苗族人民的崇敬、喜爱和信任,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把他视为苦恼之时的贴心人,把他当作民族的“救星”,称他为“灵性之父”、“苗

族之父”、“拉蒙(意为苗王)”1939年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他的书书名就叫《苗族救星》,书中这样写道:他“不避艰险,不惮辛苦,爱护苗民,无微不至。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柏格里是一个极富献身精神的基督使者,在西南高山险谷地区,在民族关系敏感的苗彝民族杂居区传教,数十次出生人死,化险为夷。由于他扶持苗族成为乌蒙山区的新政治势力,原有各社会势力,尤其是土目、土匪,都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最终得

以基督教的友爱精神“化干戈为玉帛”,使基督教在乌蒙山区站住了脚根。他以其“克里斯玛”式的人格力量感召着许许多多的人加入信仰和传播基督福音的行列,使基督教在这一地区得到辉煌发展,石门坎被当时英国一些媒介称为基督教的“海外天国”。

    1912年滇黔边境地区循道宗教会组成“共和年会”,下设传教区四部,其中设在jSl'-J坎的苗疆部是最重要的部门,苗疆部部长柏格里兼任年会会长。1932年西南教区成立(总部设昭通),下属包括石门坎联区在内的16个联区,联区之下为独立的基层单位堂区”,大的堂区还设有“联村”,一般的堂区之下则将信徒编为“班”,这是教会组织的最小单位。

    1915年,石门坎流行伤寒,这是当地十分可怕的一种传染病,感染者十有八九身亡。当时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柏格里却坚守救护,并因此不幸感染。不久后不治而逝。死后,埋葬在石门坎学校和教会所在地的后山上。出殡这天,苗彝、汉各族送殡者达数百人之多,无一人不痛哭失声。⑦

    柏格里死后,他的后继者们继续沿着他开辟的道路、按照循道宗的宗旨在苗彝地区传教,有的后继者缺乏吃苦耐劳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不能与苗族人民同甘共苦、贴心交流,更多地接触彝族地主、有所远离贫苦的苗族群众,除此而外,直到1949年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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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格里及其后继者们在石门坎地区传播基督教,并以传教为基础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经过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洗礼和十年“文革”的冲击,石门坎地方的苗族中已经没有人信仰基督教循道宗,但是其几十年前

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第一,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是该教会在当地社会尤其是对苗族社会影响最突出最直接的事业。据解放初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中级卫校1所,神学校l所,除2所中学在昆明以外,其余学校均分布在苗彝民族聚居区。可以说凡是有教堂的村寨基本上都开办了小学。建于1905年的光华小学和建于1943年的石门坎初级中学是设在石门坎寨子里的学校,此外在石门坎附近一些村寨开设的小学列为光华小学分校,光华小学共有分校8所。学校除开设有圣经课以外,绝大部分课程都是按国家统一规定开设。

    对于原来处于结绳刻木时代、全县找不出5个能识字的人,这样一个被压迫民族,经过教会40余年努力,石门坎周围地区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苗族人士30余人,其中两人获得博士学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人,整个

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民都能读通《平民夜读课本》(当时朱焕章等人编的扫盲课本)。在起点如此之低的民族之中,短短40余年,竟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值得人们思索和认真评价的事情。

    在石门坎周边三县(威宁、昭通、彝良),教会学校远比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多、力量强,大大弥补了政府教育力量的不足,为普及基础教育和培养地方人才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经教会学校培养过的人才,许多在解放后为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其中包括华西大学医学博士张超伦出任建国后贵州省卫生厅首任厅长,华西大学社会学学士杨汉先出任贵州省民委首任主任并兼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以及威宁县各界各部门重要人士都有从教会学校出来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干部和人才基础,新中国建国后民族自治权和自治政策如何落实,民族平等和团结如何实现。

    第二,苗文的创制和通行是教会为当地苗族做的第二件大事。虽然柏格里创制苗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教,但是这套文字流通以后,苗族人民却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和信息、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这套文字创立以后,立即用于翻译圣经和学校教育。

光华小学是中国最早进行双语文教学的学校。⑧当时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还用苗文编写课本、苗文小报,向苗族群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一些苗族人用它来记录本民族的古歌、故事等。这套文字创制成功以后,辐射到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区(威宁东部及水城、紫云

等地)的苗族、川南另一次方言的苗族(汉称小花苗)甚至滇东南的文山苗族中。解放后,这套文字的传播虽然没有得到国家的直接支持,⑨可是它至今仍然在乌蒙山苗族民间通行和传播。

    第三,在教会和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一些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取代了落后的传统的文化,虽然有的取代使得苗族的一些优秀文化也随之丧失。比如:文明的生活方式包括卫生习惯被许多苗族人接受;生活习俗方面,对教徒禁止酗酒、吸烟尤其是禁止吸食鸦

片,至今石门坎苗民特别是老人仍然很少抽烟喝酒;传统的“宿寨房”、“姑娘房”等风俗被废除,教会还对结婚年龄(22、女20;实际执行中要分别少2)、结婚条件(要求有自给能力和一定的文化知识、适当的家政训练等)做出有科学性的规定;信仰方面,传统的“打老牛”习俗和祖先崇拜被废除,一神教取代多神崇拜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教会禁止苗民唱苗歌、跳苗族舞甚至吹芦笙,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体育娱乐活动,如足球、篮球、跳绳等。

    第四,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几乎没有奴化教育、殖民教育的内容,相反我们看见了许多爱国主义、科学主义教育的例证,实践证明宗教传播与爱国主义不是对立的,传教上传播西方宗教并不一定就是要把教徒一个个变为卖国贼,即使在半殖民统治时期。教会的国家教育比如:首先,我们看到的光华小学的校名,就是取光大中华之意。此外还有爱华、兴华、志华、庆华、文华等校名,均把中华之意寄予其中。其二,柏格里等人编写的“苗文扫盲课本”《苗族原始读本》中有这样的内容,“问:苗族是什么样的民族?”

答:“是中国古老的民族。”问:“苗族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黄河流域来的。”其三,柏格里对护国英雄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大力支持,并输送优秀的苗族知识青年参与,在他的鼓励下,石门坎当地群众也积极响应。

    在当地苗语中原本没有国家公民社会等概念。经过教会教育,苗族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所属和国民身份,以及国家与民族的关系。1916全体苗族信徒及石门坎全体学生”所撰写的《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中说:“苗族自古以来生于中国,是中国人。”中华民国建立不久,柏格里的首批苗族信徒之一杨雅各改名杨雅国也是国家观念的体现。

    苗族信徒由教会灌输的国家意识,甚至表现得高于宗教意识。有这样一件事情是值得介绍的:“民国十年,英人率师寇片马。二、三学子倡发宣言以醒民众,……有耶教徒者,苗族也,见宣言归而呵其师日:汝何故,敢侵吾领土?英人默然不能对。⑩虽然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牧师在当地处于被尊敬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接受过教育的苗族教民勇敢、明确地把对祖国的爱置于宗教情感之上,这是十分可嘉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石门坎苗族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踊跃参军参战,有8人奔赴抗日前线,6人为国捐躯。这里又有一个故事:一个年过半百的苗民信徒,务农为生,家境贫寒,不能参战、也无力捐款,乃终日为国祈祷,为国求胜,前线有消息传来,乃至嚎啕哭泣,一日忽然晕厥,及醒,仍祷告如前。⑾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派驻石门坎的特务白敦厚也称他们“年来更具爱国观念。”⑿ 

石门坎教会培养的人才当中还有一位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员、革命者,他就是张斐然。1945年,他策划组织了有名的反抗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同化政策和欺骗少数民族行为的“花溪事件”,后来他又到石门坎初级中学在教会的掩护下开展革命活动,他与当地彝族共产党员陆宗棠一起组建了“威宁县游击团”,为石门坎地区和威宁县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循道公会的传教活动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某个民族内部,它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从社会的整体架构到细微因素,无不受到冲击或者发生改变。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面,教会成为这个社区中的一方制衡的力量,有不符合教会利益或教会认识的事情,它要表态,而且其他社会力量比如地方政府、彝族土目对它的表态绝不敢轻视。教会系统遍布各地,有教会的地方大多数还有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形成了整个周边苗一彝地区全新的文化教育和医务体系。西方的信仰和一些科技文化知识包括一些人文精

神通过这个庞大的体系对该社区内的所有成员产生作用。

    再者,教会的介入使得当地原有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苗族原来对待压迫的唯一办法是“麻木”、“忍受”,“他们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一担挑了全家妻儿,连夜逃走。”⒀柏格里说:“绝望已成了这一民族的特性,他们把贫困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⒁基督教告诉他们,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人类要博爱等等。经过教会几十年的作用,苗族中受教育、见世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政治上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并且已敢与不公正的社会待遇进行斗争,比如说反对官府或基层官吏的敲诈勒索、反对地主土目加租加押和无理的摊派。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知识为争取民族平等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

    彝族土目地主加入基督教,客观上也缓和了当地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在基督教这个“家庭”里,彝族农奴主或地主与苗族的佃农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森严的等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部分地被基督教的“爱”所消解。这一关系的变迁甚至对当地领主制

度的瓦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信教的地主抛弃了残酷的“家法”,地租劳役也有所减轻。不仅彝族土目地主,而且汉族及当地政府对苗族人的歧视和压迫也局部性地有所减轻和缓和。

    教会还曾组建了一个储蓄社,借此帮助贫苦的苗民积攒资金,趁政府拍卖土地绝产时得钱购买土地,以从根本上即经济上缓和阶级矛盾。教会所买的土地佃给农民时,比地主的地租要轻,每逢天灾还发放救济粮款给教徒,扶持他们的生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到40年代末,石门坎附近一些苗族寨子半数左右的苗民脱离了完全的雇佣地位,苗族自耕农阶层正在形成,甚至一些与教会关系密切的人家发展为中农、富裕中农或极少数富农。在政治上,也开始有苗族进入政府,参与地方管理或者县府议事部门,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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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各宗支的教派特征@,传教士自身的特点(以柏格里为典范),如人格修养、职业道德,及其来华的特殊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活动的性质,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又决定传教士与外交官和商人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们来华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和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使基督福音和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而且他们主观上认为基督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基督教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他们是代表上帝来救赎全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因此可以说传教士来华大多没有的动机。只是由于信仰、国籍、文化和语言的相同而与本国的外交官、军人(“侵略者”)有合作和交往,当然他们也依赖于本国政客和军人为他们进入中国传教打开大门提供机会,政客、军人和商人依赖他们的文化“救赎”(征服)而在必要时为侵略行为提供先一

导性的或者信息方面的支持。正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使得近代基督教的发展与殖民主义有“同流合污、相互勾结”之称,“作为具有强烈普世意识和‘拯救’全人类愿望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被染上一层

厚厚的殖民主义的毒素。”但是综归,传教士与这些人不是一丘之貉,他们的在华活动的性质和影响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应该区别评价。

    刘大年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或者说基本问题是什么?我想无非是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中国近代化问题实质上是现代化问题的重要阶段,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新模式”。近代化其主要内涵就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上)和民主化(政治上),而基督教新教(循道公会为其中一个主要教派)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经过对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进行改革而成为资本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文化内容,“新教价值观既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又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实现了同近代科学和哲学成果的调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社会化潮流也使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改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⒆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人中国,主张和引导中国社会的革新,刺激了当地改革派(如彝族近代政治家龙云等)和近代化知识阶层(如苗族近代教育家朱焕章、革命家张斐然等)的崛起,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教士与当时中国许多主张改良或革新的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对中国的近代化过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循道公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滇黔川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对于尚处于封建领主或地主制发展阶段的民族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它提拔整体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苗族对于民族平等的实现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内容之一的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在城市和政治中心发展较快,而分布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从不同的起点上被强行拉人到近代化的潮流,在他们的近代化过程中,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处于低水平,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的积淀方面大多不象汉族那么深厚,尤其苗族在这方面又不如当地的彝族深厚,传统文化易于解体,因此社会变迁较为迅速,主要表现为信仰转换、观念变迁、习俗更改、文化移易、民族关系改进。不能因为边疆少数民族没有或很少出现近代企业,民主化运动处于低水平,就忽略了他们的近代化历程,忽略了他们的社会变革,观念转换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涵。

    是不是“(文化)侵略,人民群众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用笼统的结论去套各地的具体情况,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文化现象,基督教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在传人过程中,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而出现一些抵制行为、社会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结果常常导致中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掩盖了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西方文化先进性的认识”。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也一样有许多西方文

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事例,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尤其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中国处于政治上经济上被侵略被掠夺的地位,心理上倾向于反对所有西方人,认为他们都是侵略者至少也是帮凶。可是在石门坎周边地区,循道公会虽然也遇到少量的反抗和抵制(主要来自代表封建领主制的彝族土目和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积淀并代表封建地主制的汉族地主官僚),但是,真正来自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抵制的史实,我们几乎没有发现。

    最后要指出,传教士们怀着强烈的宗教和文化优越感,忽视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妄想在文化上、信仰上彻底地取而代之,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不仅无助于民族独立,长远说来对民族社会进步也是有着许多副作用的,用西方的文化体系整个地取代或消弥民族传统文化,使得该民族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脱节,使得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空中阁楼。尤其是在解放后基督教西方传教人员撤走之后,循道宗基督教信仰在石门坎最终彻底衰落,民族文化本已被摧残得零零落落的当地苗族,又如釜底抽薪,在文化上处于散架状态、信仰上处于茫然无所从的境地,原已达到较高的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受教育程度的村村寨寨,又回落到教会进入之前的水平,经济上也成为无本之木,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总也启不动、迈不开。这种状态的造成,既有解放后政策上的失误和决策上的调整的原因,也有教会时期负面影响的遗留作用。

    总之,文化侵略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帽子问题,本文的目的也不是为此翻案,只是想通过石门坎的个案,说明西方宗教进入及其传教士的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依据,全面深入地挖掘资料、客观公正地阐述分析,审慎地作出结论。对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宗教及其传教人员的在华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应该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应该把他们的主观动机、客观效果,把当时的社会背景整体与个体行为结合起来考虑。“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一律视为文化侵略,显然有失公允。”(21)不仅如此,根据上文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代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社会作用亦应予以充分的客观的分析。

    注释:

    ①刘大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②《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81页,中华书局19834月。

    ③王承仁、吴剑杰编著:《中国近代八十年史》(18401919)。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月。

    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感叹:“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⑤圣经公会(the Bible Christian Church)和圣道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均为英国循道宗的在华差会,1932年它们与蔗他几个同宗的在华差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

    ()沃尔特。柏格里著:《柏格里在中国》,英国伦敦希莱出版有限公司1928年出版,苏大龙汉译,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内部印行,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8集。

    ⑦王明基(苗族):《昭通教会史》(1948),手抄本。

    ⑧周庆生:《中国双语教育的发展与问题》,载《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⑨这套文字常被称作老苗文。国家支持的当地方言的苗文是经过50年代改革的新的拼音文字。实际上,这套新文字的掌握者远不如老苗文的使用者多。

    ⑩《西楼文选》,昭通地区文化局1988年编印。

    ⑾王建明(苗族):《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载《边声》第1卷第3期。

    ⑿白敦厚:《石门坎的苗胞生活》,载《黔灵》创刊号。

    ⒀钟焕然:《西南各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五十年史》,手抄本。

    []沃尔特·柏格里著:《柏格里在中国》,苏大龙,汉译,贵州民族研究所内部印行,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8集。

    ⒂如,循道宗重视教徒的世俗生活与社会实践,循道

    ⒃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⒄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研究会”上的发言》,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⒅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⒆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⒇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49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1)李喜所:《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一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威宁苗族与基督教文化教育浅谈

杨德友

    基督教于1904年传人威宁苗族地区,至今已有八十九年的历史。基督教的传人,对于发展苗族文化教育事业,推动苗族开化、文明、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回顾、评述基督教文化教育,正确对待历史上所发生的人和事,特别是借助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为苗族发展文化教育的事实,从中引出值得借鉴的东西,对当今进一步发展苗族文化教育事业也许会有益处。

    在长期从事宗教工作中,了解到一点苗族地区本世纪初基督教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本文试图从皈依基督教前文化教育落后、皈依基督教重视文化教育、发展文化教育乃当今苗族当务之急三个方面来浅述苗族与基督教文化教育,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不对

之处,请予斧正。

    一、皈依基督教前文化教育落后

    过去威宁苗族没有政治地位,经济、文化教育落后,在封建社会中过着颠沛流离、任人宰割的生活,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严重,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与其他民族交往较少,能讲汉语的也不多,更不用说读汉书念汉字了。在基督教文化传播之前,作为用于生产、

生活的共同语言(苗族滇东北方言),便是本民族内部的交际工具。局限在本民族内部的这种语言,只能进行简单的语言教育。例如传承远古历史故事,口授诗歌、教育子女勤奋劳动谋求生活等。故苗族那时接受汉文教育说它是空白也不过分。由于苗族文化教育落后,清末威宁旧志歧视地描述:“苗族晦盲否塞,蠢如鹿,习俗特殊,或崇拜禽兽以为神、食肉衣皮而不知耕作,穴居野外而不能营造,未脱离野蛮社会现象。”这些说法虽然对苗族是一种侮辱歧视的说法,不能反映苗族的全部概貌,但有一点,基督教传播

到威宁苗族地区前,苗族文化教育落后,不能不说是事实。

    二、皈依基督教。重视文化教育

    1905年,英籍传教士柏格理首次在石门坎修建教堂、学校,在苗族地区传教办学。从此,苗族皈依基督教,接受基督教文化教育。基督教传人威宁苗族地区,恰好是在苗族处于封闭状态,在那“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谁也不问津。”(引自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碑文)的情况下,“幸有上帝差遣柏格理牧师到苗族地区传耶稣福音,指教我们走出一条生路。”(引自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碑文)就是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发展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这里,暂且不谈基督教的传播是搞文化侵略、办学的主观愿望”,英籍牧师柏格理在传教办学中值得借鉴的东西是有的,柏格理在传教的过程(前后十年)中,帮助苗族发展教育,深入苗寨,体察了解苗族情况,视苗族为兄弟父老,为人和蔼可亲可近,认真学习苗语,为苗族创字译经,与其妻韩素珍分别为苗族授课。当苗族受到地主土目虐待时,为苗族打抱不平,替苗族打官司讲道理,当时苗族对这样一个点着火把都找不到的老师,只能是顶礼膜拜的。

为了使苗族容易接受文化教育,克服学习文化的困难,柏格理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汉族、苗族老师的配合下,为苗族创造了文字(今称老苗文)。沃尔特柏格理在后来收集整理其父撤母尔·柏格理在在苗族地区传教办学的日记中,在描写传教办学之初时写道:“在苗民咖畎事传教办学之初,柏格理便发现他们没有书面语言,虽然他使用苗语,但无人想到会有这种语言的书写形式。柏格理便开始了发明一种供当地苗民使用的简单字体的工作。此事困难重重,那时苗民的理解能力很低,任何复杂的事物皆远在他们接受能力之外。”(引自198911月贵州省民研所参考资料第二十八期《柏各理在中国》)

    创造苗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柏格理在认真学习苗语、深入调查、掌握苗族发音韵律的基础上,采用象形图文,由大、小字母(即声母韵母)组成了苗语拼音。这种苗文的特点是笔画少(每个字不超五画),声母在左,韵母按音调高低分

别标于声母的上、右上、右中、右下方。这种苗文创造出来后很受苗族群众欢迎。特别对于文化教育处于落后的苗首族很适用。这种文字的创造在苗族历史上是一大创举,它结束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

    有了苗文,柏格理就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先学苗文,再学汉文。当时,苗族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很高,从远道来石门坎读书,从1906年至1912年,办学成绩初显成效。1913年就开始有苗族学生进中学就读,至此,基督教文化教育开始影响这片文化教育落后的苗族地区,并开始出现了不少初级文化知识人才。

    为了扩大和普及教育面,凡有教堂的苗族地方,都先后办起了学校。由于柏格理到苗区传教办学、辛勤耕耘,柏格理死后十年,苗族就已有了自己的大学生。据有关资料统计,时至解放,教会学校为苗族培养了三十余人大学生,二百余人各种专业及高、初中生,数以千计小学毕业生。在这样一个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的苗区,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这么多有文化知识的人才,被人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康藏前峰》四卷三期)在当时不能不是事实。

    回顾当时苗族学道读书的那股热情,曾有诗描述:猫蚤去到石门坎,上上下下宗戛河。石门对面岩坎陡,骑马要绕云炉河”(苗族翻译笔者)形容苗族为了读书往返于险竣的山川河流,可见当时苗族读书决心之大。在探索苗族皈依基督教重视文化教育的时候,客观事实是没有基督教文化教育,没有柏格理及许多诚心诚意为苗族传教办学的汉族老师,就不可能有众多的苗族老一辈知识分子。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竹风教授所讲的:“中国的现代科学,好多都和传统教士有关,在纪念徐光启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时候,怎么避而不谈利玛窦呢?没有利玛窦,那来的徐光启呢?”同理,在提到苗族老医生吴信纯、苗族教育家朱焕章以及现在健在的苗族各岗位的老知识分子时,我们怎能避而不谈柏格理,怎能避而不谈基督教文化教育呢?可以说,解放前如果没有柏格理,没有基督教文化教育,威宁苗族的文化教育也许还是一个空白。

    三、发展文化教育乃当今苗族当务之急

    如前所述,探索基督教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按照过去基督办学的方式行事,只能借鉴对我们现在有用的东西,为现代发展苗族文化教育事业服务。要看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政治上翻了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团结代替了民族歧视,共同进步繁荣代替了过去的封闭落后。党和政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了各种措施,为苗族培养了许多知识人才,和过去相比应该说是今胜夕。但是可以说,在当今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相比之下,苗族文化教育事业还有薄弱环节,发展仍然是很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苗族地区仍然处于经济落后状态,致使一些地方苗族子女还不能读书,导致一部分苗族子女因学杂费高而不能继续就读深造。总之,现在苗族学生数量少,质量差,升学率低,这些不能不说是苗族文化教育事业上的薄弱环节。因此,在当今改革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苗族需要有更多的文化、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故发展苗族文化教育乃当务之急。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煌照耀下,过去传教士能办到的事,现在共产党员一定能够办得到。  

(转引自《毕节地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刊物)


 

 

 

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

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

张慧真著

    [摘要]讨论20世纪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对石门坎苗区推行的教育同化政策的内容和过程,并藉此反映国民政府如何以民族主义,来收编西南边远的花苗族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成员。那时,西南边远的花苗族族群,第一次从过去被污名化的“苗蛮”民族,被改为“边胞”——一个被民族国家认可的国民身份。

    [关键词]教育,民族认同,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3887(2002)04005208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ZHANG Hui—zhen

(Hong Kong Chinese Uniuersity)

    AbstractDuring the reign of Yang Seng in Guizhou in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the Miao ethnic group in Shi—menkan of Guizhou was for the first time given the name “border countryman”in place of the former“barbarous Miao”and the miao ethnic group became the citizen of the newly founded strte

Key Wordseducationnational identificationShi— menkanthe Hua Mi—ao ethnic identification.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西南边地的角力

    在苗族不同区域的近现代社会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基督教在滇黔川边地的大花苗中的传播和其深远的影响。①石门坎即为整个虔依运动的中心,它位于贵州和云南的边境通道。石门坎地处乌蒙山区,其山峰高达海拔三千至六千吠。一直以来均是偏远落后的高寒山区,不通公路,只靠穿越高山、森林和延绵山坡的小径,维持与数十里外城镇的交通。居住在石门坎的苗族,称为“大花苗”或“花苗”。他们拥有浅棕色的皮肤,身材较为矮小;属蒙藏语系的苗瑶分支。20世纪初j51'-J坎是中国西南面最贫困和落后的地区,花苗则是苗族中最受压迫和奴役的部族,社会地位亦最低,清末时就受到汉族和当地彝族的双重压迫。他们在文化上亦是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和文化知识,绝大多数是文肓。然而,这样一个位于滇黔川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却在清末因为英国的东来和柏格理的西南传教,而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虔依运动。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Aamuel Pollard1864—1915),在云南省昭通县首次遇到从山上下来的苗人,后来决定迁到乌蒙山上,向当地的大花苗传教。此后十年柏格理以石门坎为据点,推行一连串的改革;创制苗文,并以此翻译圣经的新约全书及编写课本教材。同时,建立学校、医院及改革社会风俗。苗族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自己能看和写的文字,而这种“老苗文”(Old Miao script orPollard se6pt)带动了石门坎的教育和文化发展。20年代,他们拥有第一批的小学毕业生,然后是中学和大学毕业生。30年代中,培养出一批完成五个教育阶段的苗族学生: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第一代的石门坎知识分子,很多回到当地从事教育工作或任苗族传教土。从1905年到1925年,八成以上当地的花苗成为基督徒:在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门坎基督徒的数目超过一万人以上。贵州的石门坎,不但成为30年代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时的一个民族教育范例,它更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及外国人口中的“海外天国”。

    另一方面,踏进20世纪的中国,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清末一连串改革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权统治;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出现,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立宪政府。然而,在这个革命的风潮中,中国仍然面对来自列强的压迫;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租界的存在。这使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上,均无法完全独立自主,它最明显表现在对外向空间的主权维系上。

    在帝国模式下,所谓的民族”(min—zu),只是文化上的一个模糊概念和弹性的地域身份,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由于帝国对边地族群一直奉行一种间接的管治模式;因此,边地族群对具体“本土”的归属感和对抽象“国家”的忠诚,并元冲突。然而,当传统帝国时期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被民国政府以国家直接管治和民族同化政策取代时,边地上的族群,便成为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吸纳和编收的对象了,其表现出的特质为:

    1、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并非直达全国,它只控制有限的土地,需要依靠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维持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2、因此,国民政府需要向文化和种族上有异的少数族群推广其政权,对加强族群对政府的认受性,以强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基础。

    3、在少数族群内部,开始以共同的历史、种族、语言和文化来加强对族群的认同,并藉此重构族群的内在界线,以抗衡国家的吸纳和收编政策。

    在吸纳边地民族进入国家的队伍时,国民政府先要取得有关“民族”概念的阐释权。因此,民国初年不少学者就“民族”一词,进行讨论和研究,当时,学者就曾以为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族”词义的含混、中国历史发展对此词的狭隘理解及近世西方思想对此词涵义的影响。③在不同诠释下,“中华民族”的论述成为统摄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概念,“中国人”则被视为同一种“种族”。孙中山指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以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因此,民国初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或“大中华民族”概念,其实是一种融合多元族群和种族的政治手段。在这个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和少数族群存在着复杂的角力关系。同时,国民政府这种积极介入族群身份建构的态度,亦与西南边地刚建立的结合基督教形式和苗族内容的花苗族群认同,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30年代在石门坎展开的教育文化改革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国家”与“花苗”在族群认同上的角力战,这场角力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建构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

    民国时期的边疆一司,实带有三种涵义:

    1、地理边疆:指地理空间的概念,如新疆、云南为陆疆、海南岛、台湾为海疆;它随国势盛衰而神缩不定。⑷

    2、政治边疆:指与中央相对的政治制度或组织,如蒙古之盟旗制度,川、滇的土司及部落制度。

    3、文化边疆:指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的地区,如蒙古人、湘黔苗族等。同时,文化边疆亦为教育的对象,教育快速发展,文化边疆亦日益缩小,至国家教育普及的时候,文化边疆便不复存在。

  在中国境内,有仅为地理的边疆,亦有仅为政治的边疆,又有三者复合的边地;贵州的石门坎花苗地区,便集地理、政治和文化边疆于一身。然而,正如前述这些处于山区的边远之地,对遥远的政治中心,只有模糊或甚至一无概念:

    “彼等(西南少数民族)既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爱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为何物,对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在长期抗战中,国家须尽量发挥其国务,对此千万的西南民族,应从带施以训练,加紧民族团结,统一民族意志,增强民族抗战力量。且开发边地资源。唯有普及边民教育,可以促进全民休成相关精神与生活协作。

    这时国民政府积极提倡民族主义,一方面因为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需要;同时,亦要从外国列强手中,争取边疆族群对国家的忠诚,来加强民族国家的认受性。1923年元旦国民政府宣言中提及:

    “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问之不平,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因此,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宣扬民族平等,以达致国族团结的边疆政策。自从30年代初九一八事件后,国民政府开始联合中国境内各民族,并下令各省政府,推行边胞民族教育,以期实现。“促进平等,共赴国难”的目的。1935年国民政府五全大会提出

“重边政、弘教化”的宣言,以巩固国家并达成民族统一。1941年国民政府五届八中全会综合历届大会重要决议,编写“边疆施政纲要”,并提出对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的意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30年代前的注意力较集中在西北,对于西南边疆,只有很少的关注。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转急,国民政府需退守西南。在政治形势和国家中心南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这片边地,更积极推行边疆教育。当时边疆教育的目的,为“唤起边民对于其自身在中华民族中地位之自觉,而能完成其中华民族中之使命,以助国家之发展”及“各民族在中国统治下有平等这权利与义务,则凡境内诸民族均宜互助互信,以建设一完美的民国”。⑤

 在落实西南边疆教育方面,1934年蒋介石曾驻驿贵州省,并人黔东南大塘苗区抚慰,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应提出十万元,为夷教育经费”的指示。⑥1936年四川军阀场森驻安顺,提出“同化”的建议,规定各师旅团营连部,在安驻地附近有苗族夷族10家以上者,驻扎时间在10月以上者,均须实施短期同化教育。从此,苗民教育才在贵州被列为正式的教育工作,当时国民政府亦曾提出所谓的“整顿苗荒意见书”,但实效却不大。⑦当时一些有关边疆教育的讨论,便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提出推行边疆教育的方法。其中曹树勋在《边疆教育新论》中的讨论,颇能反映当时对此问题的论述取向。

    曹树勋指出从积极方面来说,边疆教育的目的是以教育的力量,改进各民族的文化,并撷取其文化精华,汇总为中华民族文化,以统整文化和融和国族。在推行方面乃以教育分析文化的功能,代替长期以来的风俗,如在滇缅边境以猎猴头代替人头;又以教育

为熔炉,将各宗族的优良点如忠诚、淳朴等,作为施教的内容和目的,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之一。从消极方面来说,目的是消除民族间的隔阂、误会、偏见、减少民族文化融和的阻力。在推行上的主要措施为禁止“名词”的误用,以确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而“民族”一词的运用,亦只限于此;又禁止援引不正确的历史、故事、神话等。⑧

    曹树勋的观点明显地从同化的角度,以教育为手段,交其他非汉文化吸纳进入中华民族的主体内。这种观点与30年代国民政协委员会的民族教育同出一辙,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树立共信的目的和发生互信作用,以加速文化的统整和国族的融和。当时在

西南地区全面实行国民党同化政策的官员主要是贵州省军阀杨森,他以强制性的手段,在贵州积极推行同化边胞政策,并企图以当时苗族著名的“苗族文化复兴地”——石门坎为民族教育的模例。

    三、杨森时期同化边胞的教育政策

    杨森原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陕边防司令,1933年因红军进入川北通()()()一带,被任命为四川剿共军第四路军总指挥。19353月红军西移,川南形势紧张,蒋介石急调杨森从川北前往川南。1936年调往云南昭通,继又移到西昌及川滇边区驻防,6月全部由原驻地经云南会泽宣威进入贵州的毕节、黔西,被任命为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驻贵阳南京路宏雅楼。⑨1937年冬淞沪战役后,11月底杨森撤至南京。1941年贵州省主席吴鼎晶辞职,蒋介石命杨林为贵州省主席。杨森在贵州执政三年多,曾大事建设,如建路、学校、公园、体育馆等;但又有浓重的军阀作风,如不重法纪、独断专行和败卖鸦片。⑩杨森主政贵州期间,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为积极推行边胞同化政策。

    首先,30年代国民政府强调国家主义,当时的各地军阀亦注重地方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杨森等人并不情愿让自己地区内的属民,受制于外国教会势力。其次,一个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外的教会组织系统,妨碍国家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很容易开成“尾

大不掉”的问题。第三,石门坎地区苗族教育的成就,使国民政府想通过控制当地教会来达到坐享其成、坐收美名的目的。最后,基督教传教运动对苗族民族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对本土教育的倡导,极不利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在苗族地区推行其“车同轨、书同文”,

并使少数民族达到所谓“开化”目标的同化政策,更不利于对苗族实施控制和压迫。

    对杨森而言,边胞的涵义是广义的系指国内各宗支族而言,西南的苗族夷族,自然也包括在内”⑾,而所谓同化则指:⑿

    “‘共同进化,就是说,凡我中华国族,都要明白优胜劣政,强食弱肉的道理,强者要扶助者,智识高者要扶助智识低者,彼此互相帮忙,大家只要同心同意,一齐向好的方向走,凡是坏的,落伍的,我们一切都要避免,都要革除,进步的,我们一切都要学习,都要接受。

    因此,杨森大力倡导苗汉同源的思想,指出白种人和黑种人有明显的肤色分别;但苗族人边胞与汉人,从人类学或社会学各方面研究,也没有不同之处,同时,苗胞亦习用中国文字、故苗、汉本为一源,两者分别最大为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但这些差异并不比广州人与北平人的差异大,并由此证明汉、苗在种族上本为同源;而在中华民族同源说下,各族间应团结合作,以建立富强康乐的中华民国。杨森更一步建构了大中华民族大同运动的理论体系:⒀

    1、永保自由领土。

    2、发扬平等精神:清除阶级、门阀、男女界限及种族等观念,任何宗支族,一律平等,并享受宪法上赋予的一切权利。

    3、实现大一统学说:中华民族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中华国族)、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党团(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个领袖(蒋介石),并以坚强的国民信念,实现孔子大一统的理想。

    4、提倡尚同风气:在思想方面确立一种信仰(即孔子大同学说,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在行动方面则统一中华文字,推行中华国语,划一服装(按蒋介石规定推行的短服)

  5、发挥团体力量。

  6、促进共同进化:全国各宗支族,因僻外边远,尚处于原始或半开化生活中,应以方法补救,以达成同化的目的:一是改良衣食住行,以提高生活水准;二为普及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准;三为发扬武德,以加强国民教育;四为文化交流,以容合成中华文化;五为奖励通婚,以混同血统,适合优生学理论;六为沟通习俗,以采共同优点;七为提倡体育,以增进民族健康;八为破除迷信,以节省时间金钱;九为崇尚美育,以启高尚优美思想;十为利用科学征服自然,以发展蕴藏,便利交通,巩固边防。

    杨森推行边胞同化政策时,得到不少国民党政府要员的帮助,其中最重要是1935年蒋介石及宋美龄驻节贵阳时,曾亲到花溪的苗族把火寨,访问大塘苗族陈伯光一家。蒋介石回贵阳后,便积极推广边胞教育,并筹款创办青岩国师及各县苗夷省立小学。同年国民党元老中央常务监察常务委员吴稚晖和贵州省党部中央特派委员李次温,亦到访花溪的大水塘苗寨,赠苗族男性盐巴一斤,妇女衣服一束。此事为杨森政府定下了以后对苗族等族群的政策基调:宣抚和教育同化的双元政策。1936年杨森下电推行边胞同化政策。”

    “查西南苗夷杂处,种族分类,号称一百种左右语言、生活、服装、习尚皆堪自为风流,既无国家民族之观念。造足启邻邦觊觎之野心,滇黔边之苗胞,滇省南之夷族.广西之摇人,川边之藏番,广土众民,监教莫及;亡羊补牢,道在同化,职前在黔石门坎曾派员参加英人所办之苗塾学校,并保送苗胞二人入中央军校;嗣复派员到宁远昭觉寺等处宣化夷民。现到安顺,任职司部附设苗人同化学校二所,实施同化教育,注意改着服装,汉苗通婚及婚丧语言等事。学生达二百余人,进行颇为顺利,至一切费用统由各级官佐捐薪支给。并制定军队施同化苗夷计划。已令职军各部凡驻地接近苗夷,须实施短期苗夷同化教育,凡此设施,皆本救国保民之大职,谋政府怀柔之补苴。款款之之余,伏乞鉴察,并饬转令滇黔川桂各部,对于同化苗夷工作,威皆注意,倘能共体斯旨,则三数年后,不难完成民族统一。

    在同化教育的推行过程中,整个同化政策先从生活的改革运动开始。李森在《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5)一书中,指出如能在生活上同化“边胞”则外表的改变会使“边胞”逐渐同化于汉人之中:⒁

    “除遵蒋主席手令内政部订颁之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并颁行劝导黔民改良服装住宅图说外;曾通饬各县查报土著民族之生活风习,附以照片,藉觇对照改装前后之得失,及推行移风易俗之进度,以收观摩之效,以作改进之资。积之日久,资料渐丰,

因特发凡起例;令边胞文化研究会,详加襄辑,成为《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一书……使中外人士之读斯书者,了然于中华国族;同出一源,虽服装容有歧异,百肤貌并无区别。只有一切相同,自然表里无二。”

    其实,生活和外表上的同化政策,目的是改变边区族群的外貌和传统生活方式。在推行上,它包括了以下几方面:服装、言语和住屋。在服装方面,杨森相信“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他认为边区族群所穿的衣服,是千百年前的旧样,如男子长帕缠头,女子穿百褶裙及带笨重首饰,已不合时宜。杨森指出抗战争时期,全国皆兵,长服并不适用,故应配合世界潮流,放弃袍褂、改穿短服。1929416日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杨森提倡穿着短衣,凡是男子,无论中山服、便服或短服,只要形式不是长服,便不拘任何质料缝制。女子以旗袍并重,意义是以渐进方式,淘汰长服。

    在说话方面,杨林提倡说普通话和书写汉字,以便表达意思和沟通。在食的方面,杨森指贵州边区生活仍有少部分与原始民族无异,用手攫食,冷食生食,习以为常。故他提出同化政策要设法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生产,改良牧畜,多添兽类肉食,先求吃好,然后,学习卫生,不饮生水,不吃生物,不用手抓饭,不吃虫鼠爬过的东西。

  在房屋方面,过往边远族群多人和牲口杂处一堆,屎屎熏天,污秽不堪。他在《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5)一书中,指出改良住宅的办法;要空气新鲜,阳光充足,臭气不闻,人畜隔离。住区方面要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文化易于输入,货物易于转运。

    第二方面推行边胞教育和文化运动。1936年杨森驻安顺时,曾创办中华学校,保送边胞学生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就学或派往重庆参观学校及工厂。1945年后,竭力充实榕江师范和炉山师范,特别加强边胞等教育外,更于省地方政干部训练团中,设立边胞训练班,招集优秀边胞三百余人施以训练,毕业后分发回籍,担任地方行政工作。

    有关推行边胞文化运动方面,他在威宁石门坎一带派专员担任教导宣传及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设立苗民文化促进会,以推行边胞文化,在贵州省政府下置设“边胞文化研究会”及出版《边铎旬刊》。这些书籍,皆旨在宣传国民政府的边疆同化政策及促进中

华民族团结。如当时出版的“边疆文化丛书”,开宗明义的三项宗旨便是:(1)弘扬三民主义,(2)恪遵总裁训示,即开发边疆。(3)促进国族团结⒂,在《边铎旬刊》的发刊词中,亦载有该刊物的出版目的:(1)、唤起国人注意边陲。(2)促进边胞共同进化。(3)确认国族一元化理论。(4)倡导中国化运动。(5)发场平等精神。(6)加强边地工作:

    194510月成立的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杨森提出三项工作目的:

    1、加强化导工作,强迫并优待边胞子弟入学;倡导边汉通婚,奖拔边胞优秀青年升学参政;改良边胞语言,努力推行国语运动,宽增边胞教育经费,改良边胞衣食住行,提高生活水平准,沟通风习文化,实行破除迷信。

    2、杜绝外国在边民中散布荒谬言论,其方法为:普及边胞教育,讲解国族文化;阐扬国族同源理论,打倒民族先决之妄解;促进共同进化,铲除高度自治之谬说;灌输大同进化观念,唤起亲爱精诚团结合作之意识。

    3、完成建设工作:贵州省一千一百万人口,边民占其中六分之一,要动员和集中其力量,建设新贵州。

    “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则在文化、经济、政治三方面。在文化方面,主要是阐扬国族同源理论、促进共同进化运动,并提高边民的文化水准。其方法为提倡各族文化的共通优点,补救其私落的弱点;普及国文国语,沟通情愫泯除畛城;破除迷信,革除不良风俗习惯;提倡边胞入学,发展教育;奖励研究边疆问题,调查边胞实际生活。在经济方面,则为增进边民福利。因边地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应采因地制宜定办法,实施区域分工与统筹,并就原有基础,以技术助其改进。同时,贵州省蕴藏甚丰,应积极努力开采,唯须各族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政治方面,以一本国策扶助边胞,实现三民主义及大同进化理论,这需提高支族间合作互助的精神原动力,并彻底消除各族间一切不平等观念及土司制度。

    如果从实效的角度来看,这种同化制度,为强制性措施,当时的成效并不大,杨森所办的苗人同化教育,更引起苗族群众的反感。按民国年间陈国钧的调查,苗族因为传统的信念,对现代的学校心存疑惑:苗夷子弟及其父母不乐人校读书,其理由据苗夷自

答:读书后恐强迫改易原来装束,尤其是剪发,谓剪发去,其人必被虎吃。田同时,在云南大关师范毕业的205人中,从事苗族教育仅21人;威宁乐耕乡省立小学,不到数年便倒闭。而国民政府每年拨发此数省的苗民教育经费,达数当以万计;但九一八事件后七年,各地苗族地区的小学竞均残破不完善,如黔西威宁龙街子地方虽设小学一所,但为时亦仅两年,各项设备,尚极简单,不足以应付苗族教育的需求。张永国的研究指出同化教育是个失败:“学校存在时间不长,人校苗生不多,效果极差”。⒄

    最后,杨森在推行同化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监控和宣传的措施;前者为设立党的地方组织,后者则是鼓励苗汉通婚。1936年杨森驻防云南贵州边区昭通时,曾率领军部参副人员,球队及卫队六十余人前往贵州威宁石门坎的村寨和学校参观,并由所率球队

与学校师生进行篮球比赛。杨森这次探访印象甚深,他对外国人自清末以来深入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办学校设医院,致使苗族对之异常崇敬的情况,感触良多。其中他最大的感喟是当地族群,并无“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民国24年,乘本席(杨森)驻节贵州省曾去威宁县属之石门坎,其地因外国牧师三十年的经营,颇形繁荣,一日前往游览,地方土人还在欢迎席上致欢迎词竟称:我们外国人,从未见过中国官长,今日杨将军来,实为来此第一大官长。本人当时听得这几句话,非常难过,明明是中国人竟敢自称为外国人,可知未臻统一团体之境,又威宁土人,亦有忘却其自己所居的住地为中国领土者,云南昭通,也有同样情况。”

    因此,他与石门坎学校校长朱焕章商讨后,派两名青年军官常驻学校协助办学和发展体育活动,每月由军部汇给驻校军官薪饷和津贴。这就是后来石门坎边区党部的成立前因,当时留下来的是白敦厚和管承泽。白敦厚30年代毕业于华西大学,为杨森军中

一名政治指导员,据杨森说他对民族学研究有兴趣,1936年到访石门坎后自愿留下。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在石门坎的支部。并监察和控制着教会和学校的工作。从此,石门坎成为杨森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模例;而边区党部的成立,亦使石门坎正式被纳入国家机制的直接管辖中。

    另一方面,杨森又提倡苗汉通婚,他试图通过血缘的融合,拉近两族的距离。杨森认为几千年来苗汉不通婚姻,为隔膜的最大原因。30年代其部下白敦厚两次娶苗族妇女为妻,杨森以此广作宣传,作为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白敦厚1936年留在石门坎,1938年与当地的苗族女师王毓华结婚。杨森曾嘉奖两人的婚姻,并以此宣传苗汉通婚。8年后王毓华病逝,葬黔灵山省训园,杨森更亲赐题表二百字,并载于他撰的《贵州边胞风俗写真》一书中。

    王毓华去世后,白敦厚又娶一苗族妇女为妻。有趣的地方是白敦厚这次结婚的对象,刚好为1935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到访过的大塘苗族陈伯光的女儿陈为瑾。白、陈订婚时,七十多岁的陈父,便追述苗族的发展,并肯定苗汉同源说和苗族的宣化历史。当时,杨森及数十个省府重要官员亲到把火寨恭贺,杨森更亲自主持证婚仪式。凹据白敦厚后来在《边铎旬刊》中记载,宋美龄初见陈为瑾非常喜欢,并笑谓欲抱回做女儿,1946年蒋介石再到贵州,白敦厚便托杨森转告婚讯;蒋介石与宋美龄更亲题照片,寄与他们。同

时,又把陈为瑾所住的苗村火寨改名为中正村。白敦厚第二次的通婚,再次成为西南同化政策的宣传工具。

    总的来说,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贵州推行同化政策,他们先藉扶助苗族宗教上层和教会教育等手段,来拉近教会与政府问的关系。杨忠德(1986)指出1945年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后,便强行同化政策,并着力推行“三大同化政策”:(1)少数民族一律不准用自己的文字,要用汉字;(2)少数民族应当同汉族通婚,汉族也应与少数民族通婚;(3)少数民族妇女一律穿裤子,不得穿裙子;一律剪发,不许留辫或挽髻等。苗视为之种族灭绝政策,而同化政策的试点就在威宁。凹因此,当时国民政府欲以民族主义的旗帜,

团结大小民族于“中华民族”之内,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的“同化政策”,一方面以文化的手段来收编偏远的少数族群,一方面文化的手段来收编偏远的少数族群,一方面以政治机制加强监控。在这种形势下,石门坎教会和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便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关注。30年代杨森主政强贵州期间,便决定加强对石门坎苗区的监控。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合流”政策,目的是促使民族融合;即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下,建构一个同源的民族体系,将汉、满、回、壮建构为同一个祖先的后嗣,以此确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同源认受性。在国民党这种“合流”政策下,20年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边胞”;而这个称谓,把非汉族的“边胞”强行拉迸国家体系里,族群差异便被压抑下来;民国时期进行有关苗族的研究和苗语的推行,便是中央标准化论述的结果。当时国民政府更积极推行“边胞文化改革运动”,以加强本土民族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杨森三、四十年代推行的大中华同化政策,不但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要少数民族一律说汉话,妇女改穿汉族妇女服装,更把少数民族一律做到汉族化。但这只为一短暂性的政治、措施,成效亦不显著。

    四、从苗蛮到边胞:花苗族群认同的国家论述

    假若民族”(mationality)的认同理念来自(BAndersonl999)所谓的“想象的政治群体”(imag—inedcommunity)的经验及阐述;那么,任何对“中国现代性”的寻觅,务必根植于一种固有的、局限的,亦即想象的中国身份上。那么,在近代的历史过程中,30年代国民政府对花苗族群实施的边疆教育政策,对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提供了什么的启迪?

    总的来说,20世纪初出现现代的民族主义以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形态出现,当时国民党选择以超民族理想的方式,来建立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孙中山便以共同的肤色、文化和文化敌人,作为建构一民族的基础一种以种族(白种人、黄种人)、文明(欧洲、亚洲)、地域(西方、东方)。在超民族主义的论述下,种族、文明和地域成为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主要论述导向。同样在国内的民族关系中,国民党主要通过建立他者(others)和动员民众对国难的想象来构造一套合适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边界产生了变化。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模糊的,较遥远的参照概念架构而已。固因此,这个架构是弹性的;同时,人们对本土的归属感与对国家的忠诚间并无冲突。但在国民党建构新的民族国家时,一个强化的边界取代了过

去历史上的流动边界(shining boundary)。这种内向空间的加强,目的是强调边界内所有族群的同构型,和减少彼此的分歧,以建构一个看似相同的团体——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抗衡外向空间的入侵。因此,边界的划分(地域上和民族上),主要是用以识别中国

人”(我者)非中国人”(他者)的分别。当时的汉民族主义是反满清的;因此,边界内的“他者”满“满清”,边界外的“他者”则为“西方列强”。这是一种强大的中央主义者和弱小的种族主义者,即以同化来达致民族的同质化,而所胃的“中国”,则成为了历史的中介者,被赋予了不同的论述意义。这种历史的发展痕迹,清楚呈现在30年代石门坎花苗的苗夷边胞的称谓改变上;当时,他/她们面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巨大收编力量。

    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等观念为一种弹性的地域和空问认同;换言之,弱势国家、强势文化的状况,并通过儒家文化进行同化和推行帝国的统治。这在边疆上的族群只为一种地域性的身份认同,(mrritorial ltentity)所谓苗蛮苗夷等称谓,是一种对边缘族群的污名化过程。

    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宣称拥有边地族群的主权,但却从未真正作出直接的统治;因此,边地族群如石门坎的花苗便一直生活在多元、重叠、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满族、汉族和彝族等统治权力的体系。因此,国民党时期所指“中国人”则是一个极其牢固的政治

性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在政治上来说,对身份的想象,必须通过排除他者而建立,即通过排斥异已行为而界定身份的同一性。故此,国家需要确定统治对象的界限和内容,以建构其“主权”——国族身份认同的想象秩序。(21)这样的国家主权才能使人民有所归属,继而认同他/她们划定疆界内的集体性身份,并区别于其他外在的“身份”,甚至与之隔绝。

    “民族主义并非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在民族尚未出现之处予以创造”。

    20世纪初的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一群共同种族、共同地域的社群来建构民族国家;因此,新的民族乃从旧的论述中衍生。当时国民政府在建构现代国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过程中,将一些非汉族群(non—Han ethnic group)不断拉进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以便进行标准化和同一化的族群整编工作。因此,国民党时期的“边胞”称谓,只是一种汉族主导的政治性同化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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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黄世杰

    责任校对廖智宏

    [作者简介]张慧真,女,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师。

    E—mailwccheung@cuhkeduhk

    ①有关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在清末的基督教虔依运动和教育发展,可参考张慧真“本土知识的建构:近代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教育发展的个案研究(1900—1949)”,《教育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62期至卷271期。1999,页319—45

    ②闻宥Pollard Seript”,《西南边强》(创刊号),台北:南天书局重刊)1938

    ③闻括而言,民国时有关民族一词,起码包括五种不同的理解;指纯以血缘划分的“种族”(race);以血源以外的文化因素(如语言、宗教、生活)组成的民族”(nation);以同祖为宗来划分的“宗族”(dan),以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na

tion—state);及代表民族国家的政治团体或机构的国家”(state),参考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贵阳;正中书局,1945

    ④朱家骅《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印,1946,页12

    ⑤吴霖边疆的社会建设,追政公论,《边政公论》。

    ⑥凌民复: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第2期,19386

    ⑦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

    ⑧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

    ⑨刘国钧今后边疆教育应取之方针,西南边疆第13期,台北:南天书局,1987重印,页2—4

    ⑩“上海时事新报192448日,马毅苗夷教育之检讨与建议”,见‘西南边疆’第7期,台北:南天书局,1987重印,页2635

    整顿苗荒意见书1)设立苗瑶同侗僮各族经理局,专责“调查”计划及“办理”苗疆一切应兴应革事务。2)调查苗山森林动植矿物各种出产,及其供应需要之情形,酌设相当之职工学校。3)励行苗强教育:a)普通教育一调查学龄儿童,按照学制规定,分区设学,强迫学童人校以期普及。b)特别教育。C)设立师范讲习所,择苗民及汉民优秀分子教之,以培教之,包括汉语、公民常识、衣食住卫生大要、农工商学大要数种。4)注重苗疆宣传。5)注重苗瑶选举边疆教育权,使与汉人均等。6)整顿苗山交通;7)协助苗疆整顿经费。8)查办土豪,驱逐神巫,消除放蛊者。9)遴简练达有为之县知事,示以员巡查工作,协助指导。10)调查苗瑶侗僮户口及所居区域。11)采用保甲方法,整顿强苗团务。12)设法改良苗瑶侗僮之衣食,增进其生活能力,并授予医学常识。见刘介“苗荒小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页37—40

    ⑿杨森曾在19367月至19379月和194412月到19485月先后两次进出贵州。费良才杨森两次进出贵州纪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云岩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岩文史资料选辑》第2期,1984,页89—9696

    ⒀杨森促进边胞文化运动之意义,杨主席在边胞文化研究会座谈会”,杨主席言论选集(第一集),贵阳、西南印刷所,1946,页273—6

    杨森促进边胞文化运动之意义,杨主席在边胞文化研究会座谈会”,杨主席言论选集(第一集),贵阳、西南印刷所,1946,页273—6

    ⒁杨森促进边胞文化运动之意义,杨主席在边胞文化研究会座谈会”,杨主席言论选集(第一集),贵阳、西南印刷所,1946,页273—6

    杨森促进边胞文化运动之意义,杨主席在边胞文化研究会座谈会”,杨主席言论选集(第一集),贵阳、西南印刷所,1946,页273—6

    ⒂杨森边铎月刊发刊词,页350—354

    ⒃陈国钧贵州省的苗族教育《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页47

    ⒄杨森,《贵州边胞风习写真》序言,贵州省政府,1947

    ⒅其余的出版宗旨:(4)检讨历代政策,(5)介绍筹边人物,(6)追踪游历精神,(7)继承研究工作,(8)侧重制度风教,(9)新边疆文学,(10)厘订失常称谓,即过去贵华贱夷学说,如造字命名从犬、虫(瑶、猡、獐等)(11)力辟荒谬记载,(12)藉境逻译探险。见《云岩文史资料选辑》第2期,页355—359

    ⒆见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张永国解放前苗族教育述评,载《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资料》第1辑。参见张坦《窄门前的石坎I'-D),昆明:云南教育出版

社,1992,页99

    ⒇白夫人墓文:夫人姓王名毓华为威宁石门坎人系出苗族生性好学有远志口卒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即从事教育历川滇口各地所启就者甚众尤以促进苗族进步为职志首倡苗汉通婚二七年口川人白敦厚情好甚笃不幸今秋口口敦厚尤口为丧口口口系以铭铭日华族口裔口族一源枝条有别孕拾深旅树化口口稍分文野大林口口口为健者维兹王女志业冠口倡通婚口黾口人文天促英年伤哉我丧新阡口之万撰大中华民国341 1月贵州主席广安杨森丧”杨森: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贵阳:西南印刷所,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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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李森在证婚时说:我从前在威宁安顺等地,和许多苗汉通婚的人们证婚,而今生儿女聪明非常,这一次我来贵州出巡各县见了苗汉通婚的人们,无不夸奖送礼,即以今天而论,我也是为与把火寨和省府的委员大厅处长,都来道喜,你们今天跳花的男女们,只好行边汉通婚,一有通知我们就采同样参加,不成问题,这都是我们整个中华国族共同进化着想,希望各位边胞,对此能够深切的了解才好。”见白敦厚“蒋主席关怀边胞,巡视花溪把火寨”《边铎旬刊》第39期,1946

    22)苗族青年张斐然记述杨森当时公开扬言要把贵州的少数民族像消灭美洲红种人那样地消灭,只留几百人在一块特圈的地方,作为标本来展览给世界旅游者参观:“这是贵州少数民族人民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我们,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宁愿甩掉饭碗,不惜献出个人的生命,与之斗争到底,换取民族的生存;一是干脆投降谄媚,从而达到青云直上为目的。”杨忠德整理“张斐然同志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民主斗争的轶事”,《威宁文史资料》,第2辑,1986,页57

    23)陈清侨离析中国想象;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载简瑛瑛()认同、差导、主体性: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文化想象,台北,立绪文化,1997,页124

(转摘自《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l卷第四期)


 

石门坎:一个村落的本土与世界

——纪念石门教育一百周年

沈红

石门坎是贵州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我在卯岭南贴山行走,寻访那些在记忆中拼接历史碎片的人群。这个村落便成为牵挂,石门人一次一次进入我的笔端,讲述和歌呼,我一次一次走进石门,聆听石门人的回忆,聆听群山环抱中空谷足音。

 

    石门坎:是圣地还是炼狱?

    此地在何方?云深不知处。

    在生态版图上石门坎原本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深,行路难。到了机动车时代,石门乡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末破,畴资冒棘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居住着所谓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苗族。苗语称石门坎为“卯岭南”,苗文写作“hmaob lis naf”,有两种解释:一说意为像岭南那么兴旺的苗族居住地;另一说为从利亚那搬迁来的苗家,二者都寄寓对好生活的向往。苗族苦难数千年,迁至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

    石门坎近百年历史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文化视野中别有一番景致,这里曾经是文化“圣地”,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异军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多个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风云叱咤,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的成就,文献这样记载: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问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一种文字和平民教育运动

    这段历史发轫于上世纪初的一次文字创新。创制苗文,是基督教深入苗区的利器。第一位扣击石门、开辟石门的是英国牧师柏格理(RevSamual Pollad),初到石门坎,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族杨雅各和张武为师,认真学习苗语。从此凡到石门的牧师和教师,都要求熟悉苗语苗文。石门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学校。

    自古以来苗族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1905年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称小字母和大字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

    有趣的是,他们研究了大花苗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于是一个神话开始在苗区传播: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中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柏格理苗文,英语世界称之坡拉字母”(the Pollard Script)。借助于类似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新创 制的文字获得苗族认同,也获得了传播力量。

    苗文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套苗文用于苗族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运用神奇的老苗文,牧师们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赞美诗,杨荣新、王树德修订的译本流传至今。学校用它来编写教材《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发行苗文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乐意学会用自己的文字,通信记帐,记录民族诗歌、故事、传统知识。

    这套文字帮助苗族提高了文化地位。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区。云贵川边境苗区许多苗族同胞能通读汉文《平民夜读课本》,据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平民教育帮助苗族摆脱了因文化落后遭受的民族歧视,当时,威宁苗族人13中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也超过汉族。

    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受到苗族的热爱维护。三十四十年代,苗区教育规模和教会规模扩大,引起国民党的不安恐慌,甚至屡屡惊动蒋介石。在行政中央授意下,贵州省政府密切监控石门,并曾计划“开发”石门坎,取缔教会学校、取缔老苗文传播。此动议立即遭到知识分子抵制,苗族革命者张斐然为苗家使用老苗文权利,向当局政要据理力争。维护苗文体现了苗族鲜明的民族立场。

   

一位英国人和一个贫困民族

    透过石门坎历史风云,人们看见一位英国传教士的身影。

    柏格理先生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公会。柏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弱冠即渡海东来,22岁来到中国,在西南传教近三十载,一生充满传奇,石门坎是他为苗族献身的地方。

    柏格理牧师开辟石门,曲曲折折。他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向彝族传教经年,信奉者不多。一天,来了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和柏建立深厚友谊。从此贫困却十分虔诚的大花苗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柏牧师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1904年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柏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围地丈量,竟然得到土地八十余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第二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便是石门坎选址的传说。(此处说法有误。安荣之赠地而非一张牛皮之地。)

    柏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族同吃洋芋和养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苗族人民不仅视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柏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因此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柏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柏格理推动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创制苗文、传教和办学的过程中,他传播西医科学知识,是第一个在乌蒙山区推广接种牛痘疫苗的人。从英国引进接种疫苗技术,最终控制了当地的天花。他领导互助合作性质的储蓄会,公益场,启动集市贸易,发展苗区经济。

    1951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死于伤寒。石门千人痛哭,安葬先生。人们说,他是我们的。守候多日不愿离去。这位英国传教士独立于官府与土目,愿意为弱势族群鸣不平,不顾全生命安危,以心传心。柏格理和一批传教士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产生巨大社会感召力,超越民族边界,引发TJII滇黔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基督教皈依现象。以石门坎为锡安全圣地,逐渐扩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组织。据载到40年代,川滇黔边区约百分之八十苗族信奉基督教。

 

    一所学校和一百所学校

    如果说开启石门、苗区脱离文盲境地归功于创制苗文和平民教育运动,那么苗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得益于推广现代教育的教会学校,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循道公会在中国提倡通过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来推动宗教的传播,提出“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政策主张。

    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柏格理带领汉族老师到石门坎建教堂创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1921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传播教义,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通

过宣传苗族“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

    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在此成立,石门坎由此成为基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教会带领苗族义务投工投劳,先后建立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曾有大小建筑42幢。后人赞叹,“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石门办学很有特色,每年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深受民众欢迎,以至于演变为民俗。老人们还记得1934年运动会盛况空前,两万余人参与。比赛时,学生对学生,农民对农民。运动会远近闻名,带动云贵边区体育发展,光华小学的足球和长跑项目每每夺魁,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1943年朱焕章校长把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该校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分设分校。至1950年,管理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校和一些医疗机构。

    石门坎成为川滇黔三省边区人才中心。前40年,学校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其中本乡本土地的医学博士吴性纯和张超伦,最令石门人骄傲,因为吴医生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宏大教育体系的总部,文化版图日益扩大;从一所小学发展到百余所学校,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

   

以苗教苗:石门知识分子回归

    为什么石门坎发展时期人气兴旺?关键在于,石门坎教育不仅是培育人材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

    观察石门坎百年的风云人物,我注意到:这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20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    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发蒙。父母是为孩子也是为家庭作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这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开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老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    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石门学校的教师来源也是开放的,办学初期,由柏格理牧师在昭通聘来的汉族和回族老师任教共十五人。直到十年后培养出一批苗族老师,汉族老师才陆续离开。汉族老师和苗族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微,一年只有六块银元,只够当年盐钱。老师衣    食来源,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的包谷学费维持,如果学生少,只有靠家中自产的包谷维持。教师安心工作,按时开课,风雨无阻,灾年也不间断。

    不论出生在哪里,许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与石门坎紧紧相连,比如朱焕章校长、杨汉先校长、杨忠德校长,以及我所拜访的张继乔老人、王德光先生、杨忠信先生、杨明光先生和很多远在他乡的人,获得人们长久记忆和尊敬。就社会生命而言,他们本土化了,象生于斯长于斯的石门人一样书写着石门历史,为苗族教育倾心尽力。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很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弟子迅速地忘即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地忘却了自己的由来。而石门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的、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西部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生在中国西南苗疆边区的故事,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现象、教育现象本身,而是一场颇具现代性意涵的“乡村建设运动”。《石门坎溯源碑》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正是石门乡村建设运动的写照。

    英国牧师张道惠(RevHarry Parsons)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大部分时间在石门,张牧师主持了石门的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实业教育,如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公益事业,如修建麻风病院、孤儿院、植树造林、修建乡村公路和赈灾救济。这些计划与2l世纪今天各个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如出一辙。在扶贫发展领域,石门坎乡村建设也是先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在河北定县,晏阳初博士开始了著名的定县实验调查和平民教育,以后由识字教育转变为乡村建设。在江苏南京、陶行知博士宣传生活教育和师范教    育。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开辟了乡村建设实验区。而在中国西南发生的这一场影响久远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则是英国传教士和本地贫穷的知识分子。对比中国西南隅的场景和东部平原海归博士们演绎的一幕,既相仿佛又相区别,呈东西遥相呼应    之势。个中意义,耐人寻味。  

共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都是乡村教育运动之领军人物,皆以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以视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一种重要尝试。同时,他们大都接受过英美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知识分子推行的现代教育理念,    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这个进程包含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重新建构。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创造新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位于东部平原、汉族农村,一个在西部高原、苗族山寨,两个地区上演了两种式样迥异的乡村建设运动。东部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重研究阐述和学说倡导,教育史上闪烁着教育家的思想之光。而尘埃落定,博士还是博士,平民还是平民,东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就凝聚为个人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西部石门坎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之有别,领导者重实践轻著书立说,许多传教士在文献中默默无闻,而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中脱颖而出,文盲成为学者,平民变为博士。建国初,石门学校为贵州省各级政府机关输送了一批苗族知识干部,因此西部乡村建设运动的收获是社区整体的成就。

 

    本土与世界:一个村落的百年兴衰

    在千年历史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变化多端的战略和体制来打造族群关系,整合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最终不离武力镇压和威权统治之根本。这一层策略,从“威宁”、“昭通”、“武定”、“镇远”这些西南地名上就可以清楚读出,作为结果,被挤压到边缘的少数民族比如石门坎大花苗这样的族群,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与世隔绝,与政权疏远,所谓不知王化没有国家意识。但是西式教育制度的嵌人,则成为历史转机,使成千上万少数苗族接受现代知识,一度超过汉族和彝族等民族,跃迁为文化先锋。

    那么,是什么使得苗族比其他民族更加热衷教育,获得城市教育资本的优秀学子为什么主动回乡?为什么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在这里失灵?当时教师待遇微薄,既无经济上的利益驱动,也无法律约定,没有签订过类似定向培养的合同。能够回到贫穷的石门坎

来,他们心中自有一种守持的力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

    石门坎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布衣子弟,他们勤奋学习之举包含着一种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尽管这是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最终并不信奉基督教;其二,尽管许多学生不信教,他们对于民族教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和平时

期,毕业学生怀抱这使命回到乡村,办教育、服务乡梓。在战争危难时期,民族使命转化为政治操守,激励他们中站立起民意领袖和民族英雄,保家卫国、反抗压迫。

    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融人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即便自己的本土文化后来也被“宏大历史”所撞击和消解!

    

石门坎历史属于本土,也属于世界。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洗礼,许多老房子化为残砖碎瓦,许多老人消失在尘埃里。今天来石门怀古,已经难觅当年“我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泱泱”的盛况。村民、学者、信奉者和寻访者被这个荒远地方吸引,纷至沓来,并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记录了他们的跋涉和思考。

    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五十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传、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外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给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给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注视着世界。

    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

    2004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石门坎百年的辉煌与沧桑

——谨以此文献给威宁石门坎建教堂创学校一百周年

杨忠信

    前言

    1905年英国传教土柏格t-(Rev Samual POl lad)抱着一本《圣经》和王玉洁、刘申五、李司提反、钟焕然、傅正中五位汉族老师一起踏上石门坎这蛮荒之地,石门坎便一片沸腾起来。那还不太巴谱的歌声悠扬四方,那还不太准确的汉语书声和苗语书声朗朗传诵。①一个苗族文化复兴在这里起步。转瞬间这片净土变成一方热土和乐土石门坎开始吸引着本土知识分子回石门坎效力。也吸引着外地知识分子来这里作奉献。一批批青年从这里步入现代文明;一代代学子从这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一批批海内外专家学者被石门坎吸引着,他们来这里调查研究、著书立说。早在1938年就有饶恩召、古宝娟合著的《苗族救星》出版于上海,详细介绍柏格理和苗族风土人情。1999年由张坦编写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英国人柏格理、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等撰写,由东人达、东民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己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文字约60多万字。还有几本巨著等待出版。以石门坎为背景、素材的通讯报导;诗歌、散文、小说、论文多达上百篇。第一本苗文圣经《新约全书》和《赞美诗》从这里翻译后在成都、上海、日本出版。从1905年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荒野上已经建起教堂、学校、医院、麻疯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纺织技术推广部,邮政代办所。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小社会。石门坎百年来所开创的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文艺体育、社会福利设施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西部大开发,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仍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斗转星移,风风雨雨,辉煌与坎坷。石门坎基本上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随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风雨经历,石门坎有着不同的名字,让她成为一块神奇莫测之地。上个世纪初,在西方传教土眼里,石门坎是“海外天国”,“是未知的中国”,是“云的那一边”、“墙的那边”。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眼里,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伟大创举”是“成绩斐然可观,遐尔驰名。”是“威宁特殊教育区”。在国民政府一些官员眼里,石门坎是外人“实行文化侵略”、“奴化教育”之地,所以,要取缔石门坎苗民教育,取消苗文,统一读汉字、讲汉语、穿汉服。在苗民眼里,石门坎是“苗族救星”的标志,是苗族文化的摇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中,有人称这里为“小香港”、“小台湾”,石门坎似乎一无是处。也有人主张让石门坎自生自灭。现在的石门坎是文化保护区,是世界、国家省文化旅游胜地。笔者也想就石门坎百年的概况作一些表述。以还石门坎真面目。为百年来为石门坎尽忠献身的中外前辈献上一束鲜花。为将继续为石门坎的发展繁荣尽心尽力的人表示祝福。

 

    一、百年前的石门坎

    在陡峭的薄刀岭山脚下,一条小溪在山腰喷薄而出潺潺向东流下,再转而向北长流去。小溪峡谷侧边的半坡,是一片缓缓斜坡,这里居住着几户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石门坎周围有几个零星的苗寨。石门坎四周高山环抱,像一道道围墙把石门坎围在中央。

石门坎山坡上满山遍野是茂盛的草木,寒冬腊月野山茶花迎着冰雪怒放。春天把冰雪和野山茶山送走了,杜鹃花、映山红又遍山红艳艳。在零零星星的苗寨里,桃花、李子花、梨树花互相争艳。后来,英国传教土从英国把苹果、樱桃移到石门坎来种植,苹果花、樱桃花更增加了大自然的美色。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薄刀岭高山顶上俯瞰石门坎。往往一片浓雾把石门坎掩映在茫茫的云海之中,更显出这壮丽的山水风光。在那深深的林海中,虎豹成群,熊狼嚎声相应。1911年柏格理牧师做过统计,石门坎的动物

有:狼、虎、豹、熊、孤、野猪、羚羊、鹿、蛇、犰狳、猴、野猫、鼠狗等。其他小动物还有许多。那时人烟稀少,兽比人多。人多人制兽,兽多兽欺人。人畜都难以安宁。当时苗族生活在领主们的铁蹄下,年年要交繁重的地租、牛租、马租、羊租、鸡租乃至人租。兵、工、税款,民不聊生。这里的苗族过着一种半农、半牧、半猎的不安定生活。人不知读书识字,逆来顺受。石门坎苗寨原来在老街子后面山脚下,曾有一土目家死了三人,硬抬来理于寨子中间,佃民无力反抗,只好举寨搬迁成为现在的寨势。他们盼着早点能见到一线阳光。

 

    二、西方文化的传入与苗族社会宗教变革

    1904年7月12日(农历529),威宁羊街兴隆厂苗族张朝相、张相书、罗彼德、罗大以理四位苗族带着安顺党居仁牧师的信去云南昭通找柏格理,柏格理热情接待并教他们信教读书。这一年属龙年苗族称为龙年得道。从此揭开了黔西北、滇东北、川南苗族信教、读书、社会变革的序幕。

    1905年基督教在石门坎开始建教堂办学校。48(农历34)修好一座长5间的茅草房。各地苗族便到这里来做礼拜,苗族小孩也从各地到这里来读书。这就是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起头。从此,石门坎就像一把野火迅速燃遍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苗山彝寨。1906年建长海子、天生桥教堂、陆家营教堂,1910年建爱华教堂。1914年建上海枯教堂。1916年建简角寨、木槽教堂,以后陆续增建瓜拉、半街子、切冲、大寨、马街教堂等教堂。加上基督教内地会的轿顶山、大松、鱼秋湾、兴隆厂、马拉冲、以独六个教堂,威宁苗族共有22个教堂,也就是22所学校。

    在威宁原先只是苗族信教,彝族不信。后来苗族信教读书势不可挡,彝族也开始信教了,且要去石门坎信教。1906415日就有30位彝族爬涉水到石门坎做礼拜。但一是去石门坎比较远,二是彝族和苗族各自有自己的语言,做礼拜时不方便。于是,柏格理就决定以石门坎作为发展苗族教堂中心。以四方并作为发展彝族教堂中心,苗族和彝族教堂基本分开。不过有的教堂也是各族合用,如四十五户教堂、瓜拉教堂等。1907年开始在四方井建立彝族教堂。1913年建立威宁县城教堂。1920年建四十五户教堂。1921年建果河凹教堂。1925年建海戛教堂。1926年建哲觉教堂。1928年建狗街、哈喇河教堂。1930年建立青木戛教堂。

1932年建脚落块教堂。1933年建大街教堂。1935年建色木戛、锅底凼、大桥教堂。1937年建得姑路教堂,1938年建顶拉、色计罗、块口、卯大路、白岩脚等教堂。由于各民族纷纷皈依宗教,像长海子教堂,当柏格理去这里,起一首赞美诗来唱时,就有用英语、汉语、苗语、彝语四种语言同唱一首歌。这恐怕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这种情景,显得很有意思。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还向云南、川南发展宗教和教育。1906年增设云南省彝良县咪耳沟教堂。1907年建幺店子、落尾坝教堂。1908年建芦茅寨教堂。1910年建拖姑梅教堂。191 1年建青树林教堂。1914年建三家寨、田坝村教堂。1915年建铜厂沟教堂。1916年建核桃湾、簸箕寨教堂。1917年建大苗寨教堂。1918年建麻窝凼教堂。1919年建茅坡教堂。1920年建中寨教堂。1922年建毕发路教堂。云南省大关县1916建天星场的凉风坳教堂。1938年建新火地教堂。另有梅子坝、大火地、罗汉林、狗脚湾也建有苗族教堂。云南永善县。1907年建大坪子教堂。1910年建老棚子教堂。1920年建杉木林、老鹰岩教堂。1930年建唐家坪

教堂。1936年建立燕子岩、龙门寨、谭家坪、角子厂教堂一。1946年建立红沙地、十八坪教堂。1947年建立三锅桩教堂。另有营盘堡、化姑台、上寨教堂。原云南昭通县1935年建五堆石教堂。云南省鲁甸县。1915年建龙树教堂,另有白岩脚教堂。云南省巧家县有拖车教堂和养麦地教堂。云南盐津县(含现在水富县)1930年建立生基坪教堂。1944年建立杨家湾教堂。另有初溪沟、烙锅坪教堂属川滇黔方言苗族教堂。云南威信有牛坡坎、占信、麂

子坑、坪上、树草坪、孔坝、木海塘等教堂。云南镇雄有诸宗海、天生桥、发达教堂。川南的珙县有玉场、王五寨、梧桐岩教堂。高县有颜家坪、鲁班山教堂。威信、镇雄两县及川南这些教堂是属川黔滇方言苗族教堂。石门坎先后派李正邦、王丕臣、张文明、王自成、王聪智、朱启孝、吴水清、杨鹤龄等30多人去这些地方支援这些地方传教办学。云南省武定县、寻甸等县都设有教堂并且由石门坎派人去传教办学。云南省寻甸彝族信教的比较多,教堂有落雪山、大凹子,禄音堂、野鸡哭、拖裸、大恒山、撒米落、新哨等14个教堂。石门坎曾派出杨芝、朱堂、杨雅各、朱本仁、张明、王常春、刘俊美、王正刚等二十多人去这些地方传教办学。1907630日石门坎第一次派出杨芝等8名传道员去云南武走、禄丰、寻甸各地办学传教,时间最长的是杨芝老先生,他在武定、寻甸等地传教长达34年之久。杨芝老先生是古歌歌师,民间乐师、药师、他聪颖,说话特别风趣。31岁才开始读书,脱盲后就一直从事传教工作,在传教生涯中留有许多趣事。某年几个传教土去云南传教,在会泽县住宿。晚上房主想敲诈钱,便在夜间散尿于屋中。第二天起床后,房主说:“昨晚是谁屙尿在屋子里”。大家都说没有谁啊。主人家不饶,要钱又要挂红,真是有理说不清,十分为难。这时杨芝从外边进来,他叫主人家带他去看,看完之后,杨芝说:“请你看清楚,这尿是男人屙还是女人屙。这尿明明是女人屙的,我们这些人全部是男人,你看如何?”房主家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们各自背起行李扬长而去了。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与苗族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不同。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宗教转向另一种宗教必须经过许多矛盾和斗争。苗族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凡是无法解释的便归为神与鬼。苗族把地震叫做鬼摇地。把闪电称为天女织布。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岩有岩神,门有门神,火有火神。苗族相信灵魂不灭,祖先虽死,灵魂活着,或施福于后人或降祸于子孙,全在于子孙的态度和行为。祭祀鬼神很复杂,也要花许多钱财。信仰上帝唯一的神简单也不需要钱财。这样苗族还是可以接受。特别是苗族社会特殊;自己

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来源,一切由封建领主主宰。这一带地方法律和正义是无法支配。人的生死全在领主的喜怒之情。“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现象”。这是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对苗族生活的描述。苗族并非懒惰,那时也有勤劳致富的。如当时龙街天生

桥两岸、大街、灼甫一带苗族牲畜上百只羊、二十多头牛马的农产也不少。

    1904年柏格理曾走访彝良县奎香苗寨,他们住在一家比较富裕的苗家,祖辈三代同堂,房屋宽敞而干净,牲畜满圈,粮食满仓。但领主眼红了,硬说他家是偷来的,把子女抓去用铁链拷起来严刑吊打,把牲畜全部掳去。那个社会苗族就是穷了也苦,富了也遭灾。苗族想的是绝路逢生。党居仁和柏格理都宣扬信教读书不再受压迫。这两位牧师不专门宣传《圣经》的教规教义。他们言行一致,若说苗族信仰基督的圣旨,还不如说信的是这两位教士的行动。在《苗族纪实》里这样撰写柏格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穷苦与受压迫者的呼救更重要了。”党居仁在安顺为苗族办了两件好事:有一次苗族在安顺附近捕得一只野猪,被当地豪强强行夺走。几位苗族无法,只好去向党居仁求救,党居仁出面调解,双方都说野猪是他们捕获的。党居仁叫把证据拿出来,那些豪强自然拿不出证据。苗族说野猪是我们用箭射的,箭痕在野猪身上。野猪终归苗族所有。又有一次,苗族去安顺卖麝香,商人买了麝香而不付钱。卖麝香的无法,再次去找党居仁。党居仁出面逼着商人把钱付给了卖麝香的。类似这些事情过去万万没有人愿帮忙的。

柏格理的传教更是个综合性的工作。他把宗教、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福利、基本人权融为一体,苗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传播。一个民族只有自己民族文化,不接受其他民族文化,不融入外来文化,这个民族便不能发展自己,甚至会被淘汰。苗族有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苗族古歌、故事、传说、神话、民风民俗十分丰富。但苗族只有民间口头文化,没有书面语言,苗族又无法接触汉文化,苗族的文明程度、生活圈都十分有限。因此,苗族开始信教,接触汉文化就感到浓厚的兴趣。但苗族信教读书,就意味要冲破封建农奴制度的牢笼。遭到封建残余势力的残酷迫害。柏格理挺身而出,和王玉洁、钟焕然两次走昭通、威宁官府,促使官府出告示禁止欺压信教苗民。并走访各家土目,说明情况,沟通思想,停止暴行。信教苗民方得安宁,更尊敬柏格理,视为救星。柏格理当他骑马在途中遇上老人时必下马鞠躬说声:“大伯,对不起,冒犯了”。他喜欢与孩子戏耍,与坐在自己膝上的孩子交谈。他的多才多艺和魅力赢得了所有孩童的心。②石门坎对面大水塘张文明先生生前告诉我,他们幼年在门坎读书,常去柏格理寝室玩。柏格理和他们捉迷藏,他们躲给柏格理找,柏格理躲着让他们找。只有他的书房不准孩子们进去。有一年在冰雪封山的时候柏格理去大水塘,他邀约苗族青年小伙子到地里打雪仗。石门坎虎狼到处伤人,19 12年柏格理出钱请人去200里外的长海子买毒药来给苗族灭虎。他和8位传教士一起上山打虎,维护百姓安宁。1913年先后有三个麻疯病人来访,问他能不能自己去死。柏格理安慰他们,并派苗族人杨雅各和他一起带上米、牛奶、糖、药去访问三位麻疯患者的家庭。有土目扬言将把他土地上的麻疯病人杀死烧光。柏格理却在思索“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些人的希望了吗?”④有这样的想法,才有后来石门坎的麻疯病院的产生。有一位姑娘爱上了有妇之夫,柏格理写信劝她不能做不道德的事。他在路途中看到苗族妇女背麻,他便拉上背着走。遇到苗族妇女推磨,他便帮着推磨。他遇见牙痛病人就帮拔牙治牙病。

    柏格理的夫人,张道惠牧师的夫人常用苗语和苗家妇女话家常。也常把苗族小孩抱在怀里亲吻,那怕鼻上有浓鼻,手上沾污泥也不嫌脏。在《圣经》里读到“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㈤,苗族只有在这里才真正享受得到。基督教也是一种文化,它宣传平身搏爱,爱人如已,宣传遵规守纪。1932年威宁县长雷兴民来到石门坎,他说:“我当县长查遍威宁的案子,没有发现苗族的案子,说明你们遵纪守法。”·如甘铎理牧师在《在云的那一边一柏格理传记》中所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里,当战争的骚动与喧闹响遍西方的时候,柏格理正巡行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村寨,把他的心血倾注在被忽略了的人们身上。……当着他与同他一样的其他人的数百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比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毁灭性行动,显得对于人类来说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因为这样,1915915日当柏格理牧师为照料害霍乱病的学生而染病至死时,送葬这天,数千名汉、苗、彝族人和英国人哭泣送葬。当安埋了完了,“不少人在这座坟边守候了数日之久,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愿离去,就彻夜不灭地在墓旁陪伴着他。”⑨柏格理去世后,王树德(又名王惠民)、张道惠夫妇继承了他的事业。以后有高志华、易理凡、穆博理、石崇德、邵泰清、张继乔等英国传教土在石门坎传教。基督教在石门坎有其昌盛时期,也有其衰落时期,其原因与其历史特点有关,也与其人为有关。甘铎理牧师预言:“当西南快要解放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奴又像当年贩依基督教一样,转而狂热地来信奉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也确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人类学研所沈红女士几度来石门坎调查研究,她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她说:“石门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的交点地区。”“石门坎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基督教的传播带来教育的兴盛与基督教的停滞导致教育的衰退”⑥从现实看是如此,但实质性的东西,有待于深入研究。恢复“民族文化夏兴圣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苗族社会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百年前威宁苗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这些习俗中自然有一些陈规陋习。它不适应基督教的传播,也无益于苗族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英国传教土不仅把基督教传人苗区,也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也传到石门坎苗区来了。苗族从蒙昧中醒悟过来卷入到现代的文明。1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召开了一次有关苗族社会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苗族80多名代表参加。共同讨论了苗族宗教、婚姻、生活习俗等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

1、宗教改革。苗族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多神教转入信仰基督教一神论。苗族的鬼神多达十多种,不会给人带来病痛与灾难的称为神。认为会降灾难于人的称为鬼。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思想精神都被鬼神所主宰。信教后把祭山、祭石、祭水、祭门等习

俗及打老牛祭等都革除。只信上帝一神。打老牛祭祖是苗族的大祭。十二年,祭一次。这种祭祀场面非常大,打牛满场、杀猪成排、宰羊如山。四方宾客潮水般涌来,人山人海,要吃要喝。穷人祭不了,富人祭了一次也往往家产败亡。威宁苗族打老牛祭祖的最后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马踏苏性举行。以后都不见再举行大祭了,所革除这些旧习也是必要的。当然,什么都是相对的。当时苗族也不是所有都转信基督教,大约20%至30%的苗族仍坚持信仰原始宗教不信基督教。苗族芦笙、芦笙舞蹈、苗族古歌、情歌便是这部分不信教苗族传承的。

    2、从浪漫婚姻走向文明婚姻。苗族百年前还保留有花房、“踩月亮”、“抢婚”、“逃婚”等婚俗,有其落后的一面,而且早婚比较普遍。《柏格理日记中》记载:他曾遇到两对情人结婚,其中一对女的18岁,男的15岁;另一对女的15岁,男的13岁。1907年在石门坎会议上,大家规定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的18岁。结婚的彩礼和嫁妆也作了改革,原苗族结婚嫁娶场面还是非常豪繁的,它反映出远古时苗族是一个豪富的民族。原来规定男方送给女方的彩礼是一头牛或一头猪,现在改为半边猪肉,一对鸡、鸡蛋、炒面即可。把结婚用的酒改为以茶代酒。女方原以牛、羊为陪嫁品,现在也改为一只母羊或一只母鸡即可。这些改革一直坚持到现在。信教后哪家结婚都请传教土在场配婚,传教土要问是否相爱相助到老,并祝福新郎新娘婚姻美满幸福。在我们童年记忆里,苗族婚姻文明有序,很少有离婚,非婚生育等现象。

    百年前苗族社会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在那个社会制度下也有:一夫二妻的乃至三妻的。基督教传人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家庭比较和睦,社会比较安宁。人们对天上人间荣耀都重视。

    3、改端午花山节为端午运动会。五月端午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传统节目。原来是纪念英雄人物,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山坡上欢聚,尽情欢乐的活动。其活动地点称花山也叫花场。青年男女笙歌燕舞,谈情说爱。中老年人欢聚一堂,唱古歌、表演芦笙技巧,传帮带,也借这欢乐的日子共叙人生悲欢离合,人间冷暖。1910年把苗族花山移到石门坎山坡上,除保留苗族传统节目外,增加了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原来的积麻、穿衣、射弩、赛马、唱歌等传统节目,也赋予新的比赛形式。另外,那天学校学生为观众作体操表演。还有爬山、短跑、长跑、篮球、足球、跳高、跳远、武术等现代体育项目。也有唱歌比赛,识字读书比赛,晚上表演文艺节目等。使花山节更具有现代化气息。不仅石门坎如此,凡石门坎所辖教会和学校有条件的地方,都如此照办形成一个端午节运动会网络体系。

    4、改革原来的生活习俗,社会更加文明。

    苗族原来是一个嗜好酒的民族,婚丧嫁娶必用酒,长期饮作乐。甚至饮到不省人事,或因饮酒引发事端。基督教传入后提倡不吸烟,不饮酒、以茶代酒。父母教育子女不吸烟、不喝酒。学校老师教育学生不吸烟不饮酒。柏格理把一个烟酒成瘾的苗族社会改变为一个烟酒有度的社会,实在是十分难得的。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苗族社会看,是一个追求读书、识字为荣、以歌声充满乡间为乐的社会。当时生活虽苦,但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贵州苗夷丛考初稿》里说:“四十年来大花苗之进化一日千

里。”在当时也不算夸张。

    基督教传人石门坎,又从石门坎传人整个苗区已经整整一百周年。基督教冲击着苗族古老的宗教,引起苗族宗教、文化、习俗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基督教的传人也使苗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乃至失传。但是,基督教的传人产生了老苗文,使苗族用这

种文字记录了苗族古老文化、习俗、使今天苗族传统文化又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光是于今天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兄弟手中保存的苗族古歌、故事、民俗资料就有200多首共1000多页。就目前所知,苗族民间文字资料保存得比较完整的,要算黔西北这一片。主

要又得益于柏格理牧师给苗族创造的石门坎苗文,也称为老苗文。

 

  三、汉文化的传入与苗族文化的复兴

  威宁苗族是经历了古代多次战争的摧残之后才逃人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的。苗族古歌、故事传说、服饰、头饰等都充满了战争的传说。直到清末时期,除还保留着自己丰富的口头文化、习俗外,总体处于落后的自我封闭的境地。他们没有与外界交往交流的手段。他们是汉文化的空白。据我多年的调查了解,到清朝末期,这支苗族人口大约七、八万人。初识汉字的只有五、六个人。如云南大关县韩家,这家韩性是这支苗族唯一的地主,所以识点汉字。威宁羊街镇兴隆厂即去安顺找党居仁的张朝相,他不仅能讲比较流利的汉语,也识点汉字。因为他小时拜寄汉族,所以汉族教儿子读汉字也代敦这位干儿子。威宁黑石镇的张家村有一位老人,周围的人称他为“读书爷爷”。这位姓张的读书爷爷是因为当过地主家管事,所以学了几个汉字。还有一段关于他识字的传说。有一次,土匪要来抢张家村,先捎一封信来恫吓说:“,把你们草房晒好,等到风大太阳烈的时候我们来玩。”这位“读书爷爷”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的草房晒干了,等待你们来。但我们弩药不多,只有几斤,你们若来迟了,恐怕弩药过期了。”这个匪邦看了信,就不敢来侵扰了。云贵乡李家村也有一位读书的李爷爷,人们把这家人称叫“读书家”。不过在学堂里他坐着和别人读书,出了学堂其他人把他当牛马骑着耍,可见其地位之低下。苗族接受汉文化是从1904年去昭通找到柏格理开始。大批接受汉文化教

育是1905年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来石门坎建立教堂和创办学校之后。柏格理初到昭通就“力主输入西方科学和兴办教育。”1905年他来到石门坎后就主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于是,他以石门坎建设为中心,成立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医药委员会、文学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展教会和发展教育及其他事业。如前所提到每个教堂就是一所学校。石门坎苗文溯源碑里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过书已经四千多年了,读汉文书非常难,比什么都难。”苗族也有一句话说:“最难吃的是屎,最难读的是书。”不过苗族还是如饥似渴地学读汉文书、识汉字。由英国塞缪尔·克拉克著,由苏大龙译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中记录了苗族开始学汉文的甘苦情况:“以前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本书的人,开始学汉字。在那里,愚睐的山里人握着书徘徊在房前房后,默记着他们的课程,从早到晚直到深夜。”“一天波拉德夫人坚持要她丈夫回自己房间躺下,使他离开人群以便得到休息。没有隔多久,波拉德夫人上楼看他是否入睡,竟发现十多个苗民在她丈夫的床边,听他讲课。”哲觉镇凌子河朱有文先生生前说:我父亲他们初去昭通学读书时,学读“太初有道”,回到家时把“道”字忘记了。只好备办干粮又去远隔300多里的昭通学一个“道字。可见读书之艰辛与决心。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一书中记录了苗族不懂汉字,不识数目的苦楚:他们”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一本的《圣经》时,他们无法数所需要的钱数,就干脆捧出一把给传教土,要求他数出应该付的数目。“我们是可怜这个民族,还是嘲笑他们呢?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新声,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发展,就没有民族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苗族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把苗族教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特殊教育网点。到一九四九年光华小学毕业了18个高小毕业班,石门坎初级中学共毕业六个初中班。1952年当县人民政府接办教会学校时,苗族

在校小学生已经达1431人。1952年威宁县教育科总结上写着:(威宁)人口比例数来说文化最普及的要算苗族。当时基督教教会发展教育的有效措施是:

    1、把学校办在苗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同样在彝族人口集中的村塞就办以彝族为主体的学校。石门坎办以苗族为主体的学校。四方井、大街、狗街、四十五户办以彝族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都不排斥其他民族子女入学。这种办学体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慢慢把这些学校迁移和合并到乡或区中心学校,学校慢慢离开了苗族村寨,或以民办学校搪塞,造成苗族学校数少质低状况。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苗族教育大滑坡。羊街镇的兴隆厂小学在50年代中期每学期300多学生,多数是苗族学生。后来把学校迁到兴隆厂乡政府所在地,结果苗族学生只有三十来名去读,其他学生便失学了。大街的大松、兔街的轿顶山,哲觉的凌子河、黑石头的长海子都是此种状况。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度拟将石门民族中学迁人威宁县城,当地老百姓坚决抵制,列名向上级反映方停止迁校行动。60年代又把石门民族小学往中水区所在地迁,高年级学生开始迁移,后经当地百姓抵制才把原来的石门坎光华小学稳定下来。上海枯小学原来是教会学校,设有高小部是一所比较兴盛的小学,曾经培养出几个大学生。解放后也是搞撤并,学校垮了,当地张有禄老先生一提到就流泪。后来多方反映,方保留下来。去年又再次撤并,当地多次派代表上访未果。回忆这些历史,令人彷徨与痛心。

    2、学校实行汉语、苗语双语教学。从石门坎光华小学到石门坎初级中学以及设在威宁境内和县外的苗族学校都实行双语教学。柏格理办学主旨是苗族学校应由苗族老师充任,彝族学校由彝族老师充任。石门坎光华小学从1905年至1913年都聘请汉族老师任教,先后有王玉洁,夏士元、李司提提反、钟焕然、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族)、胡开英、刘映三、张中谱、李四(李司提反的哥哥)、刘四(刘映三之弟)、李正隆、王开阳、候锦堂15位老师。刘映三从1905年一直任校长到1917年。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在当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二期发表文章说:”1905年石门坎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学校。“这种双语教学5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

80年代一度提倡与实验、终因政策不到位,课时和教师工资不落实,政府花钱培养了二十多名双语教师也只有改行作他用。威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应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的时候了。

    3学生低学费、教师低工资。当时石门坎光华小学根据苗族经济情况规定:小学低年级每学期收学杂费苞谷5升,高年级收7升。遇有灾荒年时收3—5升。按今天的粮价也只合人民币26—36元。教师工资低极了,教员新俸之少,说来都没有人相信,每月镍币二千五百元,(约合国币五元)只足以维持生活……”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士,一年也只有国币一百二十元谱,……一个大学生的待遇还赶不上一个丘八,天下所希有,古今所未有也。”也有资料说:“年薪三十到五十元法币或年薪一、二石苞谷”。以今天粮价约合500元至1000元。只相当于今天一个很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师生生活特别艰苦,回忆起来令人畏惧。师生刻苦好学,老师勤奋教书,良好的校风校纪难忘。这完全靠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笔者曾在石门坎光华小学读过半年,那个半年不仅不见油肉,整整半年我连盐巴都没有吃过,仅在端午节那天买了手母指大的一点盐巴来吃算是过节了。但学习一点也不荒废。那半年我小学毕业参加初中会考我还考了第三名,把苦也忘记了。我目睹时任校长的朱焕章和杨忠德二位校长都和老师一样穿草

鞋、穿麻布衣服、野菜拌饭度日。虽粗茶淡饭,却专心致志于教学。

    4、全面发展,兼顾业余教育。学校重视基础学科教育,也重视写字、音乐、美术、体育教学还注意校外的业余教育。王开阳老师被苗族老先生称他为书法家,写一手好字,学生很受益。早年从石门坎出来的学生多数能写一手好字。体育教师李正隆年青有为,

声音特别洪亮,他在操场上呼口令几里之外都能听见。石门坎出去的学生体育运动成绩不错。1932年石门坎小学举行第2l届运动会,项目有团体操、跳高、跳远、撑杆跳高、三级跳远、标枪、12路弹腿、板凳拳及苗族传统项目。特别邀请威宁县长雷兴民光临

指导,雷县长观后十分感慨,他说:全县都还无法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1934年石门坎又举办第23届运动会,规模更大,邀请昭通明诚中学、彝良县城小学、四方井、勺乐多两所彝族名校参加。1940年威宁县城召开公、私学校参加的体育运动会,石门坎光华小学足球队获足球赛冠军。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队来石门坎,他的蓝球、足球队与光华小学各赛一场,光华小学把他的足球队打败了,他感慨道:我的足球队所到之处,几乎无对手,谁知这里还有对手。并把两个足球尖子杨性成、朱文光带走了。    1932年云南昭通举办有11个县参加的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昭通就读苗族学生朱旭辉获万来赛第一名。1939年成都五大院校举办春季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成都中央大学畜牧专业读书的苗族学生李学高又获万米赛第一名。王德光在南京读书时参加南京市大专院校运动也获万米赛第一名。彝族学生余世杰原石门坎初中毕业,后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也获得过贵阳市大专院校运动会长跑第一名。1957年石门坎民族中学学生代表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青少年足球运动会,青年队获全省足球冠军1959年以威宁苗族为主体的足球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队员们在六广门体育场上穿起苗族花衣服,打着赤脚,在运动场勇敢冲撞拼搏,荣获全省足球赛亚军,全部队员都是石门坎学校毕业的苗族学生。《贵州日报》、《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导。19833月威宁举办全县中学生运动会,石门民族中学足球队经过15场比赛后又获冠军。《贵州体育》作了报导。可以说石门坎不仅是上个世纪基督教传教中心,这里也是贵州足球之乡、长跑运动之乡。

    石门坎业余教育也很活跃。每当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学生便回乡开展业余教育和宣传活动。有资料说:“威宁、彝良一带苗族三分之二能读朱焕章先生编印的汉文《平民夜课读本》又名《苗民千字课》。这多半是石门坎的学生业余教育的结果。除教    这本书外,还有教苗文《圣经》、教唱抗日战争的歌曲、演戏等。抗日战争时期,苗族农村妇女普遍能用汉语或苗语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石门坎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回到农村人人都是小先生。

    5、石门坎是最早的男女合校。1905年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一开办就实行男女生合班上课。石门坎各分校都是男女生合校。原贵州教育学院谭佛佑老师自费来石门坎调查,他写的《威宁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评述》里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1912年规定始有男女合校的话,那么石门坎教会苗民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当然石门坎后来又创办了女校,可能是根据需要办,也可能是种实验。1950年女校又合并到石门坎光华小学来了。

    6、跨省县办学,交流经验,沟通感情。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县内含有八个分校即天生桥、禄家营罗布甲、爱华、木槽、简角寨、大寨、马街小学。另有兴华小学含六个分校,即上海枯小学、切冲、牛街子、凌子河、甘乐、海格山、龙井小学。基督教内地会办有志华小学含有三个分校即桥顶山、大松树、兴隆厂、渔秋湾小学,及长海子小学校、爪拉小学,共22所小学。以光华小学为中心的省外如滇东北各县及川南各县的学校近百所。这些学校毕业会考都在石门坎。学生都升人昭通明诚中学和石门坎初级中学。所以,石门坎中小学生来自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从民族情况看有苗族、汉族、彝族、回族、蔡家人。在苗族内部有三种苗族方言支系。在这所学校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教学经验上的对比交流,是最难得的、有益的。

    7、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发展。

    当今世界不少地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常引起社会不安宁。然而在当时石门坎恰好是一个宗教、民族、教育并存的社会。当今国家规定教育与宗教分开。石门坎当时也基本上是分开的。教会只是在办学经费上给予资助,教会联区所在地设有专职牧师或专

职传道员,这些人专管教会工作不管学校工作。学校校长只管学校工作,不管宗教工作。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坚持朝会、周会、升降国旗。每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前先教唱歌。抗日战争时许多抗日歌曲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礼拜前或先教唱歌,或请从内地读书回来的青年人讲抗战形势,或观看抗战图片。石门坎的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适应、发展,是今天可以借鉴的经验。

    8、以读为荣,读书为乐。苗族逐步步人政坛或科技部门。小时常听说:汉人做高官,苗人坐高山。教育是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先声。一个好老师可以改变一群学生的人生道路,一群好老师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没有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威宁广苗族教育、苗族博士和大学生要推迟五十年。威宁苗族开始读书不久便有一位先生问柏格理:“先生,我们苗族该可以做官了?”柏格理回答:你们苗族现在还不能做官,你们苗族要等50年以后才能做官。”果然信教读书五十年后苗族才开始步人政坛。

1929年苗族第一位博士吴性纯毕业于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是贵州省最早的博士。接着苗族学生从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大学、云南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华中神学院、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边疆学校、蒙藏学校陆续毕业。所学专业有宗教、医学、社会历史、教

育、畜牧、数理、政治各专业。一个只知打猎、放牧、种地民族,在二、三十年能培养具有高中级科技人才,这是民族的骄傲。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这支苗族知识分子开始踏上政坛或科技部门。云南大关县王建明是第一位去南京读书的石门坎苗族学生,毕业后回本县任教育局长。其弟王建光毕业大学后留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第二位苗族医学博士张超伦1943年毕业不久进入省城贵州省卫生处任职,解放后是第一位卫生厅厅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1939年毕业的杨汉先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成都、贵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科技研究工作,解放后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是贵州本土最早从事苗学研究、发表研究论文苗学学者。以上二位是贵州解放后最早任我省高级职务的苗族前辈。张斐然1942年毕业南京中央

政治学校专修科后也回到贵州省民政厅任职。原来一批只会手提鞭子赶牛羊的放牛娃,现在手握笔杆走上行政和科技舞台0孙中山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真是教室里再不能放下一张课桌子,一批热血知识青年离开教室投

笔从戎报效国家。石门坎高小毕业就读昭通明诚中学的陶开群,就读昭通二中的王建勋及王建福、杨清文、王建良、杨性成、朱文光、张仁义、朱明亮、吴善智、杨汉嵩、杨忠义、王文昌等。据统计苗族青年有六名牺牲在战场上。这些仅是知识青年从校从军的,当时从农村抓去的就更多了。在地方上苗族都是被统治者,1946年石门坎早期毕业生杨荣先开始担任云炉乡乡长。张宗义担任黑姑乡乡长。这两位乡长后来都投奔威宁游击团,乡里的枪支弹药都送给游击团了。石门坎中小学校为威宁解放后培养了许多干部。1954年自治县成立朱佳仁任副县长,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张本仁原任副县长、县人大主任。陆海(彝族)原任县副长后任毕节地区农业局局长。马贤俊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区政协工委副主席(回族)。虎良智(回族)。原任副县长,后任县人大副主任。王正国原任县委统战部长,后任县政协副主席。杨智光原任副县长,后任中共毕节地委副书记、政协毕节地区工委主任。原县人大副主任杨俊菁。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马关树(回族)。原任县副县长,现任县委副书记王兴光。毕节地区工商局副局长陈长发,原任县政协副主席,后任毕节市副市长杨智明。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向义宇(汉族)。原任彝良县副县长吴忠烈、韩忠、土建忠,吴树才、杨建康。昭通县原任副县长张文波。原任副县长张荣、后任昭通地区人大副主任。昭通市原副县长李建秀(回族)昭通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陶玉明。盐津县原任副县长张风华。水富县原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常义。永善县原任副县长韩礼福、原任县委副书记刘光兴。大关县原任副县长王盛邦、王迸贤、陶丽琴。宁蒗县副县长吴崇英。禄劝县副县长张志荣。四川省金阳县人大原副主任王有福。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秘书、云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彝良县彝族老前辈陇体耀。贵州省公安厅原八处处长朱明贤(又名孟达)

原贵州省宗教事务处副处长杨明光已等都是石门坎中小学毕业生。从石门坎毕业在外深造后获高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也不少。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德光,中央民族大学原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张恩耀,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姚世洪,南京某科研所陈之明、云南省农业厅上肥站朱艾光等等。还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在中下层为国家民族奉献的人才。“据有心人测算,90年间从该校(石门坎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有省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⑧“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有重要的地位”。⑨对石门坎,滇东北、黔西北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如此。

    石门坎光华小学和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一成立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两首校歌是石门坎办学宗旨,特回忆抄录于下。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歌词:

    “威宁西北乡,邻毗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渡东西洋。拍七数风琴,吹芦律笙簧,音克谐,兴悠长,齐声高唱大风泱泱。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昔大禹寸光阴无荒,要如何名副突,为中华之光。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创办于1943年,时值抗日战争激烈之时,歌词充满忧国忧民,也富于鼓舞,催人前进。其校歌歌词是:

    “昆仑山脉鸟蒙东簏,石门测有一清泉。

    潺潺声悠扬长流,河江东下大川同源,

    交通利来文化沟通。八方天地乱纷纷。

    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种子发萌芽,

    建设基础更宜坚。忠诚义勇培尔志,

    刻苦勤劳建尔身。理到此疆数遍立,

    服膺主义臻大同。

以上两首歌词是笔者根据在当年学校唱的音回忆记录,与其他地方记录可能有出入。石门坎中学校歌词中“忠诚义勇培尔志,刻苦勤劳健尔身。”是学校创始人之一,毕节彝族人校董事长杨氐中对学校的题词。这两所学校是石门坎百年辉煌基础和重点。石门坎小学刚开始办时由汉族刘映三直任负责到1917年。1917年苗族第一批学生从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回来后,开始由杨冉会任校长。以后石门坎中小学筏均由苗族知识分子充任。也由苗族知识分子创造了学校的辉煌。

 

    四、各种势力和思想在石门坎争夺冲撞

    石门坎原来是屙屎不生蛆的不毛之地。历代朝庭视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柏格理带着五位汉族老大哥开发石门坎,创教堂、办学校,建医院,麻疯院,孤儿院,邮政所,几十年苦心经营,使“苗则猫搞而勃兴”。“·更百木能支大厦”,且“故叫万花齐放厂遂使良苗一新。”石门坎这片薄土变化为乐土,变成“天国”。人才辈出,声誉大振。于是,基督教、国民政府政治势力、共产党地下组织、地方匪霸势力相互争夺,彼此利用,相互制约。开发石门坎之初,封建领主为维护其统治,残酷迫害信教苗民,苗民深受其害。经柏格理和王玉洁、钟焕然禀报官府,走访土目,说情沟通,安民告示,矛盾冲突始得平息。同时土目地主也逐渐信教,适当缓解了佃民与领主的冲突。1936年贵州军阀杨森亲临石门坎来视察,其目的是反“洋人”防“共党”,推行他的同化政策。他回贵阳后胡诛在迎接他的致词中苗族说“我们是外国人”。其实1916年石门坎苗

文溯源清楚刻着:“我们苗族真实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杨森回贵阳后不久,便派白敦厚、管承泽驻进石门坎,设立石门坎特别党,陷害苗族知识分子。杨森常派人明查暗访石门坎。这些人员有说假话讨好主子,有说实话面对现实。有说石门坎只

知有外国人,不知有国家。说石门坎升的是英国国旗。也有说石门坎“高初男女各校悉遵部颁新学制度办理,设备课程更臻完善”。“所有朝会纪念升降国旗一律遵章举行”。凹杨森把石门坎作为民族同化政策的实验基地。白敦厚在石门坎大肆宽扬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服装,互相通婚的所谓“宗同轨”、“书同文”、“民族同源”。不准讲苗语、读苗文、不准穿少数民族衣裙,大搞所谓“先开化,后同化”的民族同化政策。为“先开化”并与教会争势力,1937年在龙街办一所省立乐耕小学,但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层层吃款。正如当时在该校任教的王兴中说的“朽腹从公能有几多人。”学校仅办一年,老师领不到工资,学校就垮台。教会学校里校长老师同甘共苦创业,公立学校校长贪污老师薪俸,公、私立学校形成鲜明对比。杨森到石门坎与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王树德和时任校长朱焕章商议:从石门坎毕业生每年派一、二名去南京读书。杨森出于同化苗族,朱焕章先生则出为苗族找出路。第二年派王建明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读书,以后陆续派出陶士伦、王保强、张斐然等去南京读书。真是同床异梦,各得其所。为控制石门坎,贵州省政府呈报中央,拟设石门坎设置局,并拟于1942年转设置局为石门坎县。后因石门坎条件太差不具备成县条件,最后把石门坎县转移到赫章成立赫章县,也即是得胜坡分县转为赫章县。国民党的同化政策不因为杨森离开贵州而减弱。因为国民政府不愿少数民族受制于外国宗教势力;石门坎日益发展,声誉越高,越碍于国民政府运作,国民政府也想与教会争夺石门坎,以达渔翁得利之目的,张扬石门坎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时民族教育范例⑩以达名利双收。此外石门坎这边远山村,有如此多的机关学校,正是豪强匪霸苟延残喘之地。过境兵戒要扰乱,土匪曾多次试图抢窃石门坎。1938年趁不防之机,土匪洗劫,把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牧师高志华杀死。4位学生受伤,彝良一位苗族学生伤势重回家后死了。人祸天灾,不得安宁。1906年石门坎发生一次地震,1948年又发生一次大地震,学校不得不停课两个月。抗战胜利不久,国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

苗族知识青年张斐然、钱烈,彝族青年知识分子陆宗棠、安锦惠是年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们也看中了石门坎,他们以教书为掩护,来到学校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墙报,讲革命故事,宣传形势,组织学生队伍,组组农民武装。购买枪支弹药,控告土目对农民加压兵工粮款和地方豪强为非作歹,筹集武器为威宁游击团成立作准备。1949年张斐然从石门坎中小学生中带60多人去昭通组建教导队,以后转入威宁游击团,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石门坎中学最年轻的教师朱玉祥放下粉笔,离开课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石门坎不仅是宗教圣地,文化圣地,也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圣地。

 

    五、石门坎的黄金时期

    石门坎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创学校已经在风风雨雨度过了一百年。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和进步。我们已经无法准确表述石门坎的过去,也无法用过去的事来说明今天,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过去。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回忆过

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不过石门坎确实有过她辉煌的时期。以宗教而言,它的辉煌时期应该从1905年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苗族开始信教时成百上千人走上百里路去昭通学道读书。石门坎教堂刚修好,各地苗民也从百里之外,有的甚至走一两天路,爬山

涉水来石门坎做礼拜。不久教堂里以人满为患,只有再向长海子,彝良县的眯耳沟,永善县大坪子各地发展。这是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狂热时期。这段时期苗族热心于信教读书。目的在于改变现状。马克思是这样表述基督教早期运动的:”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他最初是奴隶和被解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就是这种解脱奴役、无权思想让苗族去追寻宗教的力量。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国家处于战乱之中,社会动荡,抓兵、派款、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苗族离乡背并迁人云南省盐津、绥江、永善、四川凉山州荒山区谋生。基督教慢慢处于低潮。我的妹夫家也和大家苗族一样信

教读书,其弟也读书至小学毕业,回家得病死亡,从此不再信教,理由“信教也要死人,不信教也要死人,有什么信法。”这是一种代表性的思想,信了十多年,饥饿依旧,灾难不减。抓兵派款更烈。信教群众,情绪低落。部分老布道也离开了教会。如教会一开始工作就协助教会工作,当柏格理苗语老师,派往云南传道,翻译苗文《圣经》并去日本印刷的杨雅各先生到四十年代也离开教会回家种地去了。第一批去成都读书回来首任石门坎光华小学苗族校长的杨冉会又名杨苛全也只在该校当了五年校长,该人学问好,有本事,但他看不贯教会一些事,便离开了石门坎,最后也脱离教会去当土目家的家庭教师。还有王崇高云南大学的学生,出来不久也脱离教会各自谋生。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第二位要学博士张超伦,取得学士学问的杨汉先等都仅短暂在石门坎服务,不久就进入贵阳、昭通各自谋生。另外,柏格理去世后,张道惠、王树德几位英籍牧师仍继承柏格理精神,讲苗话,为苗民办事。这两位牧师回国后,派来石门坎的英国牧师常住昭通,少来石门坎,也无法用苗语交流。正如辩证法里说的矛盾双方向着各自反面发展。到整个四十年代,基督教也只勉强维;寺现状.1949年底英国人离开中国。基督教会对石门坎教会、学校、医院、麻疯院、孤儿院的津贴相继中断了。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实行自养自传。50年代后期中国“左”的思想出现,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石门坎出来的知识分子朱焕章、王建明、王建光、杨荣新、杨荣先、朱正良等等陆续遭难。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在所有苗区烟消云散,销声匿迹。虽在本世纪初恢复了石门坎教堂,但要像上世纪那样以宗教为中心,带动石门坎教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同步发展,已经不可能了。以教育和文化而言,从1905年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石门坎苗族教育的势头都是好的。虽然社会动劳,生活艰苦,但在朱焕章先生生带动下,一批具有民族精神的老师,不畏艰难险阻,全力投入教育事业,一批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相继出来。如前后提到的苗族不论迁入贵州省普定、织金、紫云;云南盐津、永善、宣

威、武定等,都远离数百里而仍然背着干粮送子女来存门坎读书。农村仍有歌声、书声。从五十年代开始,1952年人民政府接收石门坎中小学改中学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改石门坎光华小学为石门坎民族小学,也接收了苗族和彝族所在的各个分校,于是

出现了全县民族教育黄金时期。对当时石门中学和威中实行百分之百的人助金,给予棉衣、棉被补助。给学校加派党员干部和教师,民族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新老知识分子热心为新中国教育服务。各民族纷纷送子女人学读书。以石门民族中学来说,领导加派吴应杰、罗安谦、熊学贤、龙布公(彝族)、刘亚洲来学校充实工作。这批老师每个人都有其特长,学生很欢迎。吴应杰任副校长抓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原生活在基督教家庭,接受的是上帝创造人的思想。现在接受的社会发展史观,由猿变人的教育,观点观念的转变就是在他手下成功的。我们怕他又很喜欢他。因为他抓住一个问题要直问到我们弄清楚为止。罗安谦任教导主任,他数、理、化、英语,时是毕节地区教育界的佼佼者。为人很好,现在十分留恋这些人。人民政府按办石门中学后,新建厂教学楼,增设了图

书、仪器、体育器材,改善了办学条件,改变了过去以苗族学生为主的状况,各民族学生比例迅速提高。1944年即开办学校第二年,汉族学生41人占学生总数的3008%,苗族学生73人占548%,彝族学生18人占135%,回族学生1人占08%:1958年汉族学生44人,占236%,苗族学生65人,占3495%,彝族学生51人。占2742%,回族学生24人占129%,其他少数民族2人,占010%。学校贯彻受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学生思想很活跃。可惜,随后政治运动渐多,伤害了

一批老知识分子。吴应杰、杨忠德两位老校长都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调离学校。学校整体工作受到影响。60年代后开始文革”学校混乱、滩痪。70代中期起外地教师纷纷离开学校,本地教师青黄不接,学校走向下坡路。80年代虽然规定外地教师去石门坎可晋升一级工资,但愿去的极少,也扎根不下来,虽多方努力,学校仍无法恢复元气。过去石门民族中学领导的配备、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与威宁民族中学一样。石门坎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石门坎中小学办的如何往往也是威宁苗族教育的风雨表。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州大专院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贵州大学、民族学院、机械学校、水利专科学院都有威宁苗族学生读书。还有一批在外省院校就读,现在除贵州民族学院可以找到几个威宁苗族学生外,其他各大学已多年没有威宁苗族学生了,省外更是没有。而过去在各大专院读书的多数是石门民族中学毕业生。威宁苗族行政干部、科技人才逐渐减少,首先是苗族教育落后。石门校友对此特别叹息。

 

    六、充分利用石门坎的资源发展石门坎

石门坎曾被外国人称为海外天国,天国是基督教认为最理想的地方。这里也曾被誉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光华小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男女合校先河的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实践双语教学并获得成功的学校。苗族文字在这里创造,并成功地推广;第一分苗文报《月月新》在这里先发行;威宁第一个邮政代办所先在这里营业;这里是贵州农村足球之乡;这里有着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这一切都是石门坎宝贵的历史资源。丰富煤田、矿藏、民族丰富的文化,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石门坎必须争取外援,但首先要依靠本地人才。树立发展石门坎的科学发展观,依靠有政治头脑,有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像朱焕章、杨忠德、吴应杰、罗安谦老一辈无私奉献精神一样。我相信石门坎将有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七、石门坎美丽的名字神奇的地方

    翻开中国的地图,可以找到许多个石门坎。没有上地图的就更多了。在《贵州通志》上介绍黔西南州一个石门坎,说那里是:“走到石门坎,鬼在后头喊”。威宁县石门坎得名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石门坎栅子门。这里有雄伟的层层山峰,有茫茫云海,有千奇百怪的悬岩和溶洞、天生桥,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彝族、回族风情。在东边不远的狮子洞,无疑是过去狮子出没的地方。西南边的猴子岩,是猴群越跃游的地方。西北边的新营上,这是近代垒营盘抵抗外敌侵略的苗寨。在北边的山坡上有着百年历史的花坡与运动会场地,既有苗族古老文化的遗迹,又充满现代体育运动色彩。在石门坎的西北角。有用石条相砌的柏格理和高志华墓。上面刻有中文、英文、苗文坟碑,真是世界难得。在石门坎沟上方有一座不显眼的坟,他就是参与开创苗文、翻译苗文《圣经》东度重详在日本印刷苗文《圣经》的杨雅各墓。过去石门坎吸引二十多个县的各民族学生来这里读书求进步。也吸引着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来这里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今天海内外一批青年专家学者以新的视野关注着石门坎。香港乐施会已经在这里从事多年的开发扶贫工作,香港的企业家已经在这里修教堂、建学校,为光复石门坎打基础。北京中国社会会科学院苗族专家沈红和石茂明等不仅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他们解囊相助,扶持当地贫困学生求学,并取得可喜成绩。许多校友再期待着石门坎百年庆典活动的到来。百年来石门坎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开办医院,麻疯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纺织技术推广,邮政营运一百周年之际,笔者作为一名校友谨以此文献给为石门坎的发展辉煌献出生命和热血的中外老前辈,向他们献上一朵鲜花,向他们深情地祝福。也对现在依然在石门坎默默奉献的同志予以问候。若本文能启迪后人,催人奋进,更是笔者的用意。由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族游局和省旅游局联合编制的《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石门列入主要旅游名单,此乃表明,有关部门不再将石门坎视为文化旅游禁区了。⑿发展石门坎的机遇已经到来。

    注:

    ①当时苗族刚始学唱赞美诗和汉文歌曲,往往走调,往往带有苗族古歌和情歌的调子。读汉文书的发音也不太准。中、朱之音不分。豆、杜之音不分。

    ②③2002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在未知的中国》第581582页。782

    ④《圣经》中《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5节。

    ⑤《在未知的中国》第585页。

⑥沈红《石门坎乡村教育的兴衰:现代教育的嵌入》稿。

⑦管承泽《贵州石门坎苗民教育的见闻与感想》,原《边事研究》七卷二期。

    ⑧《毕节党史通讯》1955年第4期。

    198832日《光明日报》吕延涛写的《外国传教土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⑩民国二十九年《威宁调查报告》

    ⑩张慧贞《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原载20027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525页,转行自1987年东人达著《试评柏格理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一文。

    ⑾参考原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部主任五兴中老师撰写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略》稿该书稿1985年完稿于贵州兴仁县。

⑿《贵阳日报》副刊编辑部2005717版巴娄《走访石门坎》一文。


 

石门坎遗址拾零

李东升

    一颗耀眼的流星,从大洋彼岸拽着美丽的弧光陨落在乌蒙山腹地,于是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偏僻山坳上,躺下了一位中外学术界都关注的大鼻子。虽身在异乡为异客,然而他的生命与苗族教育启蒙融为一体,许多人记得他……

    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在与省里的干部见面会上,他出人意料地讲述了一个外国人的故事。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里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

    “柏格里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学生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两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以上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小村,老人们尽管不识字,居然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里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故事中的石门坎位于威宁县城北面144公里,这里山势险峻,悬崖深涧,道路崎岖,故有“十倍于蜀道”之说。

    树成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门坎遗址,除了原教堂、学校的断坦残壁外,还有隐在灌木丛中依稀可辨的足球场、游戏池。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教堂后荒坡上的柏格里及他的后继者一被暴徒杀害的高志华牧师之墓。陵墓立有1916年和1940年用中、英、苗三种文字铭文文义的巨碑。两碑均为五层。由底座、正碑、顶额和十字架构成,排面为正碑和左右耳碑,正碑和耳碑问嵌立方型石柱。柏碑高37米,宽29米。正碑中文书姓氏、生卒和立碑时间;左右耳碑分别为苗文和英文墓志。两柱内侧分别为中文《柏先生墓志》、《高牧师墓表》。

    柏格里碑的两耳及方柱上有三画对联:牧师诚为中邦好友;博士真是上帝忠臣。漫云松柏埋幽径;共仰明星上象台。泽被人间花世界;道通天路老家乡。墓额为“返故乡”、“人杰地灵”。

    高志华碑在两耳及柱上方各有一联:神将以木为绎;人竟宿于石门。有舍生而取义;是杀身以成仁。墓额为“安乐乡”、“正气浩然”。

    中文撰稿人是前清秀才昭通大牧师李约翰;丹书是留日政法学士、永善县知事陈宗华。

    怎样解读柏格里?与其说他是传教士,不如说他是西南边陲苗族文化的启蒙者,因为上帝的“福音”已经被他眼前苗民的苦难所“同化”了。当时苗民的物质条件贫困得难以生存,不能不用“教育这文明的圣火”来照亮贫困之路。

    在他的众多创举中,仅就教育就可以列出一串熠熠生辉的数字;除前边讲到的两位博士外,这里还培养出大专院校毕()业生30余人;中专毕业生200余人;中小学生数千人;用自创的苗文拼读汉语的方法,使上万苗族成人脱盲,识千字以上。他们中的博士吴性纯,任解放后昭通地区医院第一任院长,而张超伦则是贵州第一任卫生厅长。让石门赢得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盛誉。

    放眼望去,而今的石门坎荒芜了,但断垣残壁铭刻了他为创造石门坎文化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铭刻了身体力行谋划于苗民的仁慈善举,他31岁的生命充满了崇高的人格魅力。他不会遗憾:一个政治家讲述过他的故事,故事里寓意了向多发人深思的哲理……

(转引自2005114日《威宁新闻》第四版)


 

给石门坎苗族的信

(苗文译汉文)

    张绍乔(Keith)英国人。父亲张道惠(Hurry Parsons)。母亲安尼、布莱恩(An-nie Bryant)1904年至1926年在石门坎传教办学。张绍乔兄弟出生于云南昭通,生活在石门坎。回英国学成后其弟张继乔(Kenneth)回石门坎服务。张绍乔回威宁参与创办威宁崇实中学,并一直传教办学到1949年回国。2005年是石门坎建教堂办学校100周年。从于对石门坎和苗族同胞的怀念。89岁高龄的张牧师用老苗文写这封信托女儿带来石门坎参加庆典活动。一个离开石门坎和苗族已半个多世纪的英国老人。仍孜孜劝导苗族要专心读书,不能丢弃苗语和苗文。作为苗族自己值得深思。本文由王旭东同志将苗文译为汉文。

    我的苗族朋友们,父母兄弟姐妹们,无论在哪里,我随时都想看你们,在上帝的面前思念,但原天父恩爱天天保护你们。

    我曾听说今年许多老年人和青年人,要来到石门坎纪念建立学校一百年,我很想和你们相会,但现在我已经老了,没有力量和神气,来不了了。只好写信让我心里与你们同在。有人问我说,如果你回到石门坎你将会给他们说什么,我想首先是要劝大家专心读书,但读书时不要丢弃你们的苗语、苗族文字,这些是十分重要。

    今年十月初一,我的弟弟张继乔离开人世了,我感谢上帝不让他久病,他像入睡一样,不醒来了,我又感谢几位朋友写信安慰我们,十分感谢你们。

    下面这些照片,中间的Ermest Pollard是柏格理先生的儿子,右边是我的弟弟,我在左边。

  但愿上帝拥爱保护你们每个人

    张绍乔于英国以写

    2005年10月28


 

对石门坎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探索

王旭东

    内容提要:众所周知,“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便是指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历史上,1904年之前,石门坎是一个“屙屎不生蛆”的不毛之地,1904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后,开始创办教会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苗族培养出了大学生和博士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出现苗族文化复兴的黄金时代,也因此石门坎成了苗族文化复兴之地;20世纪6070年代到现在是石门坎苗族文化教育衰落时期;21世纪初,石门坎文化教育开始复苏。那么将来石门坎又将会是什么样子呢,笔者经过多年的实际调查研究、查阅资料和经过思考总结,认为石门坎的发展将在做好若干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关键词:苗族文化黄金时代文化复兴历史和未来

    石门坎是一个偏僻落后的不毛之地,1904年之前,其四周皆为苗族集居区,文化十分落后,由于历史原因,苗族为别人佃农,承受沉重的赋徭役,所以苗族又十分贫穷;苗族受别人奴役,失去人生自由和权利,一切的一切都控制在别人手里。因此石门坎成了苗族人民逃避苛捐杂税和别人奴役的避难所。此所谓苛政猛于虎也

    过去那些悲壮的历史就姑置勿论,在此略论一下石门坎的辉煌历史变革和今后的发展走同:

    1904年,由于大批苗族的到来,由于苗族的求学心切,柏格理从昭通到石门坎,为苗族创办教会学校,为苗族培养出了高级知识分子,改变了苗族的历史命运,是苗族的历史转折点,是理程碑。

柏格理是一个英国传教士,18873月飘扬过海来到中国昭通并常住昭通,到昭通后,他雄心壮志地到四川梁山、云南昭通、贵州威宁等省地彝族地区进行宣传和传教活动,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在后来的一天,柏格理在昭通街上救活了一个被昭通城内人用乱石棍棒打得半死不活的山里人——苗族,从此,柏格理知道了山那边还有一个“部落——苗族”存在;再后来,又有四个不速之客闯入柏格理住宅,要求柏牧师教他们读书识字。这样的人一批又一批,一批多于一批,他们不怕行程遥远,不怕日晒雨淋,不怕封建地主阶级的迫害和杀戮,风餐露宿,克服困难,形式上坚持到柏格理处接受教义,皈依基督,但实质就是为了从那里求得科学文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即苗族以信仰基督教为外衣而进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苗族之所以皈依基督教,笔者认为是因为当时苗族从柏格理那里得到了他们最需要而又不能从别的个人、教派、社会团体、政党和国家中得到的东西,获得了两个最为重要的权利,即苗族的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受教育的权利,这方面都得到了基督教和柏格理的保护,所以他们皈依基督教是有原因的,是有条件的。至于柏格里他们到石门坎创办教会和学校,进行传教和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出发点(本质)如何,不得而知,也无法知道。但要客观地肯定,他们的确为当地苗族做了不少好事:

第一,苗族皈依基督教后获得了人生权利,生命财产得到一定的保证。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清朝末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中国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中国的国门,入侵中国国土,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八国列军入侵中国后,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依仗自己国家的势力,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大肆地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柏格理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到中国的。因此他完全有能力保证苗族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然而苗族也正需要一把能够保护自己最起码的生命财产的伞,因此就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的产生结下了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苗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统治阶级和统治者剥削、压迫和奴役,生活和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在未知的中国》第782页这样说道: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苗族都居住在高山上,其自然环境本来就十分恶劣,再加上恶劣的社会环境就给苗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所以苗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需要得到保障。在当时,有且只有一个西洋人柏格理能给苗族这一点权利和保障,有且只有一个西洋人给苗族做一点事实。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所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苗族

做的事。苗族皈依基督教后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证,不受或减少了统治阶级和地主流氓的欺压和剥削。事实上,柏格理为苗族做了不少好事和事实,他强迫中国政府出示尊重苗族风俗、尊称尊敬苗族和强调苗族信仰基督教纯属正道的告示,使苗族在政治地位上有了空前提高,人身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苗族信教,原属正道,并非异谋,不得干涉,倘有违者,以法严惩。”在当时,此类文件告示是第一次,此类文件告示又只有在柏格理的强迫下才会出现,而此类文件告示又是为苗族而下,这难道不让苗族感

?难道不让苗族皈依基督教?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苗族信仰基督教。在石门坎,其他民族不像苗族那样大规模地、神速地皈依基督,对基督教也不甚兴趣,并持排斥态度,很多时候蔑视性和讽刺性地对苗族说基督教是苗族的“教”,用当地话说就是“你们(苗族)的教

他们这种说法其一是认为基督教是苗族的宗教,其二是认为所有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苗族,因此他们把苗族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视为无知。其实,他们犯了逻辑上的错误:首先,基督教不是苗族的宗教,而是从国外传人中国的,苗族的原始宗教则是祖先崇拜  他们这样认为就张冠李戴了。再者,不是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入就都是苗族。在中国,最先接受和信仰基督教的并非苗族,也不是贵州威宁石门坎,而是那些沿海沿边地区的汉族或其他别的民族。其实,信仰基督教的人不是无知,也不是愚昧落后,相反地走在世  界前列的恰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苗族信仰基督教是由她当时所处条件决定的,中国历史上,苗族是最受欺压的民族、任人任意杀戮和宰割、被人统治的民族,他们需要的是平等、自由和和平,而苗族所需要的这些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  但是他们又不能自己争取,也没有能力争取,所以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得到别人保护,需要救星,然而充当救星这一角色的正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柏格理。至其他民族不信仰基督,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历史、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于苗族,这  系列特殊事实决定他们不象苗族那样皈依基督教,也就决定他们无法理解苗族为何如此信仰基督教和皈依基督教,无法理解苗族如何如此尊重和爱戴柏格理。因此,我们只要了解了各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后,对于各民族对石门坎和苗族皈依基督的看法和误解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历代王朝中,苗族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也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柏格理的到来为苗族提供了读书的机会,为苗族创造读书条件,给予苗族读书的权利,自然地苗族就要皈依基督,敬重柏格理,也是无可非议的,  这是当时苗族皈依基督的本质所在,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产生的根本原因。

    石门坎是一个具体地方,是一个地名,只因为一个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因为教会和学校的创办,苗文的创制,所以又是指一件历史事实,最后引申为一个民族,一个包括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民族——苗族。1904年前,这里的苗族是一个文盲数盲、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民族。英国传教士柏格理进入苗区腹地石门坎,开创教会学校,创办男女学生分溶池、麻疯病院、孤儿院……创制苗族文字,在短短的近20年内就为这里的苗族培养出了第一个博士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苗族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出了贵州省第一支足球队,使云贵川三省近乎石门坎的地方都有学生赴石门坎求学,使石门坎成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在海内外收发邮件,使其成为苗族文化复兴之地,是苗族改变历史,改变命运的文化圣地,因此石门坎也就演变成了苗族的代名词。是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记得高中时,因为所有苗族学生都会踢足球,所以别的民族学生都把我们看成是从石门坎来的人,也就邀约我们与校足球队打一场打赌赛。虽然赌金不多,但赌义深刻。由于校队宣传到位,全县所有得知此消息的苗族和曾经在石门坎求学的老校友和关心此事的其他人都前往观战。届时,校足球场四周站满了观众,神秘地观看着球赛,最后,我们以53战胜了校足球队,弘扬了石门坎精神。其实那次较阵的所有战员都是来自“石门”各地的苗族学生,代表着石门坎“出战”,所以石门坎又是一个民族的代名词,是苗族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党和国家的政策很好,也有不少优秀的苗族学子,但由于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没有实行学位制,所以石门学校,即原光华学校,再也没有出现过研究生、博士生,而就现在的石门乡而言,只是偶尔出现个别大中专生。石门坎,她已经不再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不是“苗族文化复兴之地”,更不是“海外天国”。我背着行囊,食着“炒面”与石门坎擦肩而过,没有看到任何一店马匹,也没有八方过往商旅,她已经不再是西南交通枢纽和商业要道。

    历史终究是过去的事实,石门坎,无论是曾经充当过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否有过沧桑和悲壮的历史,是否有过辉煌的成就,那终究是过去,我们在记忆她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她的现在和未来。

  也许是因为我生不逢时把,我所看到的石门坎已经不是原来的石门坎了,她的悲壮和辉煌已经荡然无存,过去苗族古老的建筑设施和民族风俗已毫无踪影,那些洋式构建和“基督”已残败不堪,惟独留下高志华牧师的别墅和制约苗民思想的不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现在,苗族人民所信奉的所谓“基督教”已不再是当年柏格理传授的“基督教”,原因是原来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学校,培养苗族高级知识分子,而现在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人民,大多没有重视教育,没有培养子女进校读书学习,误了不少优秀苗族人才。另外

在营族基督教信徒进行活动时,他们不拘形式,毫无规则,在别人(原来专由牧师进行)讲道时,所有在场信徒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起歌而唱,不听讲道人讲道,并且违背了当初只有牧师才有资格讲道的规定,严重违背了当初柏格理入苗族区所传的基督教规,最最为严重的是不少信教苗民把一切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坐而待之,不愿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真是让人费解。

    因为石门坎的辉煌,海内外还有人前往调查,为其写一点东西和发表一些感慨。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对石门坎的调查研究,目的有二:一是为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为自己而对石门坎进行调研;二是以学者、专家的本质如实反映石门坎的历史和现状,

为党和政府提供参考。除此外,就没有几个是能够真正为石门坎人民的前程和利益出谋划策,做实事的人,就是有一些也因为某些因素而终止投资和建设。

    因为石门坎曾经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是苗族文化复兴之地”、是“海外天国”,所以对所谓的专家学者来说还是有内容可写的。因为石门坎的曾经辉煌,所以吸引了不少海外内各界人士,他们认为洋人都能把一个屙屎不生蛆的不毛之地变成海外天国,而当地人自己却把一个海外天国变成一个落后的、成为被现代人视为一个充军”(《对一个边远苗寨现状的思考》,杨正伟,一九八九年十月贵州民族研究(季刊)第四期)的最佳之地。

    学者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决大多数都能反映当地民众的心声,能如实地反映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社会和政府提供参考。而当地政府中有不少优秀的、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但是也难免有对石门坎没有感情的混日子的或以石门为跳板,借助石

门升迁的领导人。他们只有五年的任职期,他们都深知时间太短,前者因时间太短,不能为石门做事而苦脑,因为力不从心而无法为石门建设而痛心。后者却因为时间短而快速高升。如此种种,形势多样。

    这是石门坎的基本现实状况,有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同情她,而无力贡献于她,借此机会,简述一下对石门的看法。

    笔者认为石门坎要发展必须做到四点:第一,必须办好教育;第二,应该发展旅游业;第三,管好当地煤矿工业建设。要发展就必须有人才,要有人才就必须重视教育,办好教育,既要培养自己的人才,留住自己的人才,又要引进人才,重用人才。要想发展就应该开展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因为石门坎有“资本”,即“柏格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香港第二”、“海外天国”、“苗族文化复兴之地”等这些资本,这是开展石门坎旅游业的雄厚资本,是品牌,是摇钱树;要发展就必须管理好石门坎的煤矿开采业,把好税收关,为建设好石门坎而努力奋斗;第四,要学会利用教会和苗族传统文化引进外来资金,合理利用外来资金,发展石门自身。要只要做到这四点,石门坎就有希望,就有前途。

    另外在调查和查阅资料的时候,笔者发现很多值得一提的问题,借此机会一并提出予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在很多已公开发表的有关石门坎的书籍和文章中存在不少错误理论和概念,最起码与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普通语言学》不相符,在此不便提名道姓地指出错误点,但愿读者在阅读有关石门坎书籍资料时自己把握尺度,不要以讹传讹,误人歧途。

再次,有很多专家学者没有自己的主见和观点,他们的观点不稳定,他们望风使舵,风大随风,雨大随雨,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不同社会气候说不同鲍话,这个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识时冬煮为俊杰”了吧!他们不尊重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唯物主义,主观地大发议论,歪曲了事实,损坏了苗族利益和名誉,这是苗族人民所不允许的。虽然这样,但是他们所做的调查研究,所发表的文章都为苗族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只是我们必须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努力反对和纠正那些有意无意损坏苗族和石门坎利益和尊严的行为而努力奋斗。


 

石门乡基本概况

张国辉

    石门乡地处威宁、昭通、彝良(三县市)交界处,是威宁最西北一个边远贫穷落后的乡镇。乡政府所在地一石门坎距县城140公里。东与本县的云贵、龙街两乡镇接界、南与黑土河唇齿相依,西与云南昭通市的大蒿地和林边毗邻,北与彝良的熊家沟和落泽何

为界。乡内山高坡陡、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生活环境恶劣。全乡总面积14354平方公里,辖三个管理区,十四个村民委员会(另有一个特殊自然村一一柳树村),八十七个村民组,分散居住成103个大小不等的院落(大的七、八十户,小的则三、五户),居住着汉、苗、彝、布依、回、菜等六个民族共3630户、15176人。其中少数民族9924056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67%,少数民族中苗族6742827人,占总人口的188%,彝族2611056人,占总人口的7%,布依族35141人,占总人口的093%,回族1458人,占总人口的04%,菜家人16人,全乡非农业人口202人,占总人口的13%。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风情。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平等相处,互敬互爱,团结奋斗,促进了共同繁荣和进步。

    石门乡是一九九二年建、并、撒后由原中水区的石门、云炉、女姑三个小乡合并组建而成的新建乡镇,乡党政机关设在荣和村石门组(即石门坎)。由此,石门坎成了全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乡内地形为西南高、东北低,最高海拔的自刀岭顶峰为2762米,最低海拔的熊家沟桥边1218米,乡政府所在地为1940米。全乡海拔落差大,形成了明显的凉山、半凉山和河谷地形。主要山峰有“白刀岭”、“奠赊口”、“三望坪”。黑土河与天桥河在本乡高潮村境内汇合组成“祖基河”,流经祖基、飞姑、板桥,流入落泽河。起源于草原村“分水岭”的“母龙河”,从西往东经女姑、新民两个村后向北拐湾与从民主方向来的结依河汇合组成“河坝河”,经杨家院子、狮子洞、河坝、谢家海子与店塘沟汇合,从本乡泉发村的胡家沟起源的“万家河”经西泥塘、店塘沟与河坝河汇合组成熊家沟往北流入落泽河。上述三条水系把全乡分割成“三沟、三凉、半边坡”的复杂地形。

    境内山高、坡陡、沟深,海拔落差大,雾大阴雨多,年均降雨量1500多毫米,日照时数2000小时左右,平均气温194℃,全乡耕地面积2216551亩,25p2_Iz坡地占75%左右。盛产包谷、洋芋,另外是养麦、豆类,经济作物有烤烟、辣椒、大蒜、黄豆等。水果有苹果、黄犁、桃子、李子。干果有核桃、板栗等。主要畜禽有黄牛、马、猪、羊、鸡、鸭、鹅等,其中黑山羊肉质鲜而细嫩且无膻味,倍受青睐。

    全乡地下资源丰富,有二十五公里优质煤带横跨新民、民主、锅厂、草原、泉发、团结等七个村,除保障本乡生产生活用煤外,大部分销往昭通和毗邻乡镇。河坝、泉发、团结三个村还蕴藏有丰富的氧化锌和硫化锌矿石,并且含量可观,具有一定的开采价值。全乡森林覆盖率达345%。有宽广的自然草场,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另外,全乡各地还遍及上百种名贵中草药,可供采集利用和销售。

    石门坎还是滇东北地区苗族科学文化的发源地。早在二十世纪初,英籍牧师柏格理到这里建教堂办学校,并为苗族创造了文字。他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后来升办初中、苗族人民的文化知识就从这里起源,从而这里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滇东北苗族文化发源地”。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先生为护理患病的学生及附近村民受到传染而病故于石门坎。石门坎人民出自尊敬和敬仰他本人,也为了纪念柏格理先生的丰功伟绩,特用当地最高礼节把他安埋在石坎的一个山头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门坎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友好人士观光石门学校考察的旅游景点。一九0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五年间,石门坎学校为滇东北地区培养出了许多苗族知识人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从这里毕业的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积极投身到战火飞纷的最前线,为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这些老前辈又成了威宁、昭通、大关、彝良、永善等县的知识干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十分重视,使我乡的教育和医疗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全乡共有中小学1l所,其中:初中一所,带帽初中一所,在校生3546名,其中初中658名,全乡人学率达983%。教职工106名,其中:本科1名,大专31名,中师46名,初高中13名,职工4名。苗族教师28名,彝族8名,回族15名,布依3名,少数民族教师占全乡教师的509%。在两基攻坚政策的推动下,乡内简陋校舍已逐步得到改善,再通过全乡教职工的不懈努力,教学质量逐年有所提高。乡内有卫生院一个,村级卫生室及个体门诊12个,医务人员26名,基本做到一般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

    一九九六年,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资助和彝良电力公司的支持下,通过全乡人民的艰苦奋斗,全乡各族人民期盼了几代人的照明用电得到了实现。一九九八年开通微波程控电话,二000年改造成光揽程控传送电话,安装电话58门,全乡购置地面卫星接

收设备60套。在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倾斜下,二00二年全乡农村电网改造按期投入使用。幅射全乡十四个村80%村民。二00三年建成移动通讯机站一个,二00五、二00六年建成联通通讯机站两个。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乡已安装光揽程控有线传送电话96台,无线程控电话130台,无线农用电话100台,移动手机用户600部、联通手机380部,安装各类远程电教设备ll套,购置地面卫星接收站560套。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的奋斗目标。   

    乡内有二十一公里县管镶边公路直通乡政府,46公里乡村公路晴天农用车可至女姑、高潮、新合、年丰、河坝等五个村。现有各类机动车辆62台。总之,农村电网电信的建成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加强石门乡与外界的联系与沟通,加快石门经济的发展步伐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集镇和市场也有新起色。全乡现有石门、高潮两个集贸市场,场均人数达4000人左右,交易商品主要为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畜牧及农业生产资料等。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集镇硬件设施也已初见成效。

    “九五期间,石门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各项事业都有了显著发展,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地处边远偏僻,山高坡徒土地贫瘠,生态环境差,自然条件恶劣,因而还处于贫困状态,是全县乃至全省屈指可数的贫困乡镇之一。尽管如此,进入新世纪,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再通过全乡各级领导和一万五千多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石门乡将会有更加和谐美好的明天。

00六年九月


 

 

石门情怀

朱艾光

    我整整地离开母校五十一年了。

    我的母校石门坎学校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村,时属贵州省威宁县河坝乡地界。这里山高坡陡,气候恶劣,土地瘠薄,出产不丰;人们以包谷、洋芋、豆类为生,过着半饥饿状态的生活。石门距县城142公里,到云南省昭通35公里,仅有一条从四川古县、云南镇雄县方向经奎香到昭通的商贾大道经过这里。人民生活必需品——布匹、盐巴、菜油等全赖人背马驮,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

    当年,就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踏勘、寻求一个传教、办学点的时候,地方上层人士安荣之赠给他一块人十多亩的土地,成就了我们的校园。

    母校是1905年筹建,次年正式招生,最初为初小,后扩为设有女生部、高小部的完小。1943年又增设石门坎初级中学。始建时,师资缺乏,只得以“双语”教学开始,能者为师。慢慢地变为高小毕业生教初小生。到了1930年前后,刁SP-]坎附近几十所小学校里,都有了自己的老师,虽然他们的“水平”不高,但个个都尽职尽责。又到了1935年前后,教会送出去培养的苗族大、中专生部回到石门坎教书,再加上汉族、回族、彝族、白族老师前往,这样,石门坎初步形成了一支能胜任各门课程的师资队伍。

    大约在1930年以前,为满足教学需要的近五十栋楼房已建起来了。白石灰粉墙,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十分整齐;当时在石门坎周围百十公里内,人们只要看到有三、五栋石灰粉墙的房屋,准猜到那里就是一所学校。在石门坎这里,教室、伙房、磨房、篮球和足球场、游泳池、公厕、医院、教堂等应有尽有。平日,上、下课铃从同小部摇到小学部、女生部。球场上龙争虎斗,教室内外读书声朗朗;树荫下,三五成群的学和在潜心复习功课。集会,出游号声响彻山谷,回荡数公里之外。呈现一派生机景象。

    学生生活是丰富的,但又是艰苦的。石门坎这个名字,如同一块强有力的磁石吸引着方圆百十公里的各族儿女,云贵川三省都有学生在石门小学读书,就读最远的须背上包谷面跋涉近半月。学生都是从家里背粮到学校,或带钱到石门坎再买粮生活。好在学校想的周到,建盖了一座磨房,供师生磨面。

    同学们经济条件不同,所来的地区也不同,因此一般是分民族居住。一栋宿舍有三间,每间住十到十五人,楼上睡觉,楼下生火煮饭,三、五人自成小锅小灶,大家友好相处。经济条件较好且不善于自己动手的,可以到伙房情“伙夫”代劳。学校专门置有土地供学种植蔬菜,每小块约三、四厘地。煤,大家到后山去背,包谷饭加瓜菜,倒也促使大家刻苦读书。

    冬季,同学们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于是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木炭火炉暖手;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作垫半作盖,寒冷难眠。夏日,多得如牛毛的壁虱咬得人难人睡。学生一进入被窝,它们就发出喳喳信号,呼应而出。于是有的同学干脆起来,点上明子。将这些该死的吸血鬼捉住,一个个在墙上压成“壁虱”字样血迹,以解心头之恨。然而壁虱是饿不死、冻不死的家伙,来年照样的多。

    春季,学校组织远足,也就是春游,学校经过多方研究了解,选定风和日丽的一天;头天晚上大家就准备好干粮、把镰刀磨得锋利,太阳未升起时就集合出发。地点在韭菜坪,单程15公里,要以学校处的海拔1960米爬到韭菜坪顶峰的2500米。当然,这对于十多岁的农村学生是不成问题的。一些老师带有铜炮枪或箭穹,以防万一,运气好还可猎获野猪、黑鹿之类的野物。

    学生以班级为小组,互相照应,采摘竹笋、野韭菜,砍竹扫把和作照明用的干枯竹子。老师和年长学生则去寻觅野兽。中午,大家就选一块平坦草坪野餐、休息,尽情欢畅,沐浴在大自然的风光之中。从韭菜坪顶峰眺望,群山起伏连绵,满目绿色世界,万籁俱寂,令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此时方体会到,山外有山,石门坎这块地方又显得太渺小了。

    一年一度的植树造林,成为制度被继承下来。当年柏格理、王树德和张道会等,指导种下的几片华山松,如今已郁郁成林。为了美化校园,我们从右侧坡地上挖取风杨树苗,亦曾到前山谷地祖基河寻到棕树苗,但终因学校位置海拔高、气候寒冷,未能移栽成功。

    回想起来,石门坎学校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以前,由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小苗寨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文化胜地”,究其原因:是在阶段压迫、民族歧视的旧社会中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等的校园小环境;是坚持把学校办在苗岭山寨,救助祈盼能读书识字的各民族儿女;是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过硬文化知识的、甘心奉献于艰苦的山村教育的教师与学者队伍。我想,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家乡的开发扶贫、科教兴农是有启发意义的。

    柏氏亲手开石门,读书识字进石门;海内知已赞石门,今日校友忆石门。

    盼春莺兮又重鸣,盼蓝天兮现鸿雁;愿古松兮千年绿,愿石门兮更繁荣!

    (本文转引自1999711日《威宁新闻》。)

   

位于黔滇交界处。曾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的石门学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却冷落调敝、陷入困境。现任校长发出由衷的呼声。


 

重铸名校辉煌

地区教育局  吴守飞    《贵州日报》记者   

    本刊编辑按:石门坎学校的历史确实是悠久和辉煌的。具有心人测算,90年闻,从该校毕业出去的学生有省部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多人,县处级干部近200人,文革后逐渐陷入困境,表面看来已难恢复元气,但实质上并不如此。只要从上到下都正确认识和对待他,重铸名校辉煌是完全可能的。现将吴守飞、陈朗同志的文章转载,旨在引起有关领导、有关部门皮至广大群众对石门坎学校的关注。

    石门坎,地处威宁自治县西北角黔滇交界处,曾是黔西北、滇东北苗族文化的中心,这里的石门坎学校。因培养出一批批人才而名闻遐迩。415日,我们来到这里时,却为这所有90年悠久历史的学校陷入窘境而百感交集。

    1905年,英国人柏格理为传教在距威宁自治县城142公里的石门坎,逐步办起有初小、高小部分的光华学校。尔后,又由在此启蒙外出学成归来的苗族知识分子办起石门初级中学。石门坎学校自建起后的47年里,培养了小学、初中毕业生3000多人,其中

20人考上大学,不少人学成后又回到石门坎从事教育工作,并创造了具有特色的苗族文字。

    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石门坎学校,派学成回乡的苗族知识分子杨忠德担任石门民族中学校长,又从黔西等县选派几名教学业务强的汉族教师充实学校,陆续拨款兴建,修缮校舍,对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度等。这些措施,加上一批有志在这边远贫困山区播撒知识火种的老一代教师辛勤耕耘,使石门坎民族学校走上辉煌之路。“文革”前的14年里,这里初中毕业生就有200多人,其中60%考入上一级学校,考人大学的达48人。

    “文革后,在这里潜心育人贡献了青春的老一代教师们有的退休。有的心灰意冷请求他调,虽然县政府为愿到石门坎工作的外地教育制定了加发两级工资,或实行33年轮换等优惠的政策。可10多年来却很少有人愿意到这艰苦的深山中执教,几年前,威宁师范实行定点招生后,才陆续有12个石门坎定点生回校执教,就是加上原有的8个教师,现仍缺编6名教师。

    现任校长吴善国指着因漏雨而水迹班班的教室内墙说,学校管理体制不顺,使学校陷于困境。乡里不管,县有关部门因路远交通不便一年难来几次,除工资外没有什么经费,办公都难维持,更别说维修校舍。学生宿舍仍是土坯墙房子,还有近50名学生住在解放前建成的破危土墙房里。据了解,龚贤永副省长前年曾来石门坎现场办公,决定拨专款维修校舍,可时至今日款早已到县却不曾开工维修。

    缺乏校舍,石门坎民族学校服务的附近草原等5个村,每年有近百名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师资缺乏,更使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连年考核居全县倒数第二。“文革”后至今15年里,除定点招生进人师专学习的几人外,几乎无人考人大学。

    荒芜的球场边,吴校长坦言:今年是石门坎学校建校90周年,希望在外的石门坎校校友为母校的振兴献计献策,捐资出力,同时期盼有志到边远山区播撒知识火种的大学毕业生或其他有志者,来重铸石门坎的辉煌。

    (原载《贵州日报》1995512,第一版,本文校对;张金福、王云霞。转载1995年第四期《毕节党史通讯》)


 

 

磨难是一种动力和财富

杨培德

  公元70年前后,占领犹太的罗马人肆意破坏犹太人会堂,企图灭绝犹太人。犹太人的智者约哈南拉比面对犹太民族的空前浩劫,他殚枯竭虑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亲自前往求见罗马军队的统帅。见面时,约翰南拉比沉着地对罗马军队司令官韦斯巴芗说:

“我对将军阁下和罗马皇帝怀有同样敬意。”

    韦巴思芗认为拉比是在侮辱罗马皇帝,大为生气。

    约翰南拉比却以肯定的语气说:请将军阁下息怒,不久阁下定能当上罗马皇帝。”

    韦斯巴芗说:谢谢你的祝福。那么你想得到什么?”

    约翰南拉比答到:我只有一个心愿,给我一个能容纳大约10个拉比的学校,永远不要破坏它。”

    约翰南拉比明白,罗马军队迟早要攻破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城陷后,罗马人一定会进行大屠杀,但只要保存了学校,犹太民族的知识和智慧会得以保存和发扬。

    韦巴斯考虑片刻后,答应了拉比的要求。不久,罗马皇帝死了,韦巴斯芗仗军队真的当上了皇帝。日后,当耶路撒冷城破之日,他果真向军队发布了一条命令:“只留下一所小小的学校。”

    就这样,学校留下来了,犹太人的知识和智慧也就保留下了,犹太人因此就拥有了用不尽的财富。

    这个故事说的是犹太人历来极为重视传统的教育,他们把办学校当作一种仅次于敬神的美德。所谓犹太人格言“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取得学者的女儿,就是丧失一切也无所谓。”“假如父亲与教师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这正是犹太人尊师重教的真实写照。

    古代犹太哲学家主张:不管身体强健还是虚弱,不论年龄大小,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学习犹太人的经典。纵然是乞丐或拖儿带女,也必须每天挤出时间学习。”于是,犹太儿童入学都必须学习希伯来语的《圣经》和《塔木德》,所谓犹太人是以“一本书为衣钵”的民族就源于此。犹太人走到哪里,书本就带到哪里,这就使犹太人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增加了他们在逆境中的竞争和生存能力。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脑力劳动者,特别是犹太法学权威和法律学家是犹太社团中最受尊敬的人。

    有一位犹太作家曾经这样写到,在俄国沙皇时期的一个小镇上,犹太人为了能够送孩子上学,竟不惜倾家荡产。不少穷苦人为了替孩子交纳学费,“卖掉了自己最后一个形灯架或者仅有的枕头。”这种“学习狂热”使当地犹太人中除了一个傻子外,没有第二个文盲。

    从以上的故事看到,犹太民族不愧为是书的民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人才辈出。思想家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上的大哲学家有许多是犹太人,如泛神论大师斯宾诺莎、诗人哲学家柏格森、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社会学界的魔法大师、韦伯、符号学大师卡希尔、20世纪的历史见证人卢卡契、迷一样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青年造反者之父”马尔库塞,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姆以及弹琵琶的哲学大师波谱尔,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法国社会学的大师余尔干等等。

    据统计,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20%是犹太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有20%是犹太人,因而历来犹太人被认为是最会转钱的民族,被益为“世界第一商人”。再世界上,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17%是犹太人,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

27%是犹太人,美国每五个大学教师中有一个是犹太人,每5个大学生也有1个是犹太人。  

    请大家记住世界上有一句口头禅,这就是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苗族。虽然苗族与犹太人一样,经历过数千年的颠沛流徙和九死一生的磨难,然而苗族却远远不如犹太人那样有智慧和财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犹太人重视教育,因为他们的素质高。他们在浩劫中从不畏惧,从不丧失民族自尊

心和民族凝集力。屠夫只能消灭他们的肉体,但不能摧毁他们的奋斗精神和希望,他们具有承受任何压力的忍耐力和无比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磨难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不幸,更是一种动力和财富。虽然苗族与犹太人一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相比之下差距太大。比如苗族不够重视教育,因而素质不高,许多人往往把磨难变成了麻木和贫困。

    青年朋友们,我说这些不是要贬低我们自己,而是说要把犹太人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努力办好苗族的教育,发奋读书,获取人类丰富的知识和智慧,要相信,苗族人的财富也一定在自已的脑袋里面。

    如果说犹太人离诸位比较远,那我又再讲一个与你们有关的故事。你们是西部苗族青年,应该知道威宁有一个小山村石门坎。大家也许听说过,那里有一块“屙屎都不会生蛆”的不毛之地。然而一百年前,那里成了“香港第二”、“海外天国”,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   

    1904年,一位英国工人出身的传教士柏格理,远渡重洋到石门坎传教办学,在石门坎创办了光华学校为苗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最终为苗族死在石门坎。据1963年毕节地区统计,当时威宁县政府接办的28所教会小学中,有学生2739名,其中苗族学生  1032名,彝族学生808名。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乌蒙山区23的苗族皆能草读《平民夜读本》,达到扫盲标准,高初中毕业生数千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苗族子弟200余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30人,其中著名的有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吴性纯,他们之中有两人是博士。苗族人口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远远超过汉族。威宁县苗族仅占人口的6%,解放初统计,威宁全县小学在校生10066人,苗族学生1431人,占全县学生总数14%,小学教师252人,其中苗族教师58人,占教师总数22%。苗族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汉族,汉族只约30%,而苗族大学生就占50%;汉族宗教学者钟焕然先生谈:

    “回忆石门坎少数民族从1904年皈依基督教迄今不过十年,而他们的发展能够一日千里的进化,要不是柏格理牧师这样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牺牲、建设、培植,决不会得到这样高的文化水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仅五十余年,而他们的人才辈出。已超过了当地汉族的文化之上,这是我目睹身历的事实,并非夸大其辞。现在一般青年不知道他们老一辈所遭遇的环境,就像希伯来人在法老王的虐待下一样,幸亏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塞谬尔(柏格理英国名)象摩西来领导以色列人一样的领导苗族。若不是这

  样,那我们必须等到解放后才能摆脱大地主们的压迫桎酷,且看当地汉族,最近有谁当了县长科长呢?甚至区乡干部都不容易选到有文化的(担任),不仅石门坎,苗族的文化高……。现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机关、各学校、各部门,工作的人很多……。有一家子女8人,毕业于大学的占7…。1906年一1949年,循道公会在柏格理的首创下教育43年,在一个结绳刻木记事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当时的中、英文报刊上噶将石们坎称为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我以上讲的故事,目的是要激发苗族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我们苗族祖先数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这种精神。

    老天让你们降生在苗人的家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奋斗,不要以身为苗族而叹息。应该以自己是苗人而自豪,因为历史上苗人生下来就是要接受磨难。人只有经受磨难才会变得聪明,智慧从磨难中来,财富也只有从磨难中来。你们今生今世注定要吃苦,在你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消遣、娱乐与享受,因为你们今后不只是为了自己,还要为了整个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之路作出尊多牺牲。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苗族还要经过许多代的努力和牺牲才能成为现代化的民族,才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你们要记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你们要坚信,你们的财富一定就在你们的脑袋里。

    2003年11月23

    (注:“在贵州省苗学研究会西部苗族青年研究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于《西部苗族青年研究组通讯》第一期。)


   

   

    《威宁文史资料·石门专辑》一书,通过编辑人员的辛勤耕耘,终于付梓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这本专辑是威宁文史资料专辑的第一本,较全面地反映了石门的发展状况。全书共24篇,15余万字。

    是书,以石门坎为主线,收录了许多作者对石门坎的回忆录、报道,内容丰富,集阅读、收藏于一体,实为存史资政,肇贤千古之书。本书,承蒙广大作者厚爱,不吝赐稿、供稿,我们无法将所有的礼花全部展示。部分稿件转摘《威宁文史资料》前几辑,目的是对石门的记载形成专辑。在文字处理上,为使文章原汁原味,雷同部分未删除。

    是书,所采用资料,由本县苗族学者杨忠信、杨德友、王庆华、王云光、王旭光等提供,文章按面世时间排序,编辑、整理、校正由杨忠信、杨德友、王云光、王旭东分别承担,本书所载文章绝大多数见于书籍、报刊、杂志,因此在用稿时本着尊重作者意愿和研究成果,均未作大的修改。本书由于编辑时间紧,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为此,专辑与读者见面时,希望能得到作者的谅解和支持。

    是书,目的在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此,借此编后,我们谨向为此书提供资料、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广大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差错再所难免,望广大读者谅解。

    编者

    00六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