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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在天那边》有感

潘学文


 

看了《在天那边》后,使我不仅对柏格理产生的尊崇,而且更多的是感动;不禁想起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为纪念鲁迅有感而写的一首诗《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点人死了,他还活着。”虽然柏格理已离世多年,但他仍然永远活在我们苗族的心目中。

柏格理22岁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福音,从央视4套《在天那边》见证栏目及一些历史可知,伯格理的后半身与苗族、石门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回顾苗族历史,在远古时代,苗族原是一个最早农耕、较早用铁器,在周商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从事农业稻作,曾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到了近代,苗族却龟缩在高寒的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苗族居住的自然环境可谓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苗族是从黄河流域、长江到湖南这一带才进入贵州,至今已有三十二代多人了。因为是由自己的家乡迁到异乡,被其他族的人压迫和歧视而被沦为奴仆的地位,所到之处有人摧残,后面有敌人追赶,所以我们回也回不去了,只有在他乡当奴隶住下,也只能任由地主、土司欺凌压榨。”[①]

苗族是以“为人牛马,任人驱使”来作为生存的代价。土目地主不把他们当人看,“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正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苗族变得麻木。正如柏格理所说:“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持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

柏格理的到来,驱使一个千百年来与巫术相伴成长的苗族,竟在二十年时间里,不顾一切的苦难,坚定不移地抛弃了“崇巫尚鬼”的传统,归向了基督;也就是这样一个被旧史称为“晦盲否塞”“蠢如鹿啄”,以“结绳刻木”记事的苗族,却在短短二十几年中扫除了文盲,创字译经,分班授课,甚至造就出苗族的三位博士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也正因柏格理的到来,使得原是一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在二十几年被设成为苗族信徒的“锡安圣地” 、“海外天国” 。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建立了教堂、医院、麻风病院、织布厂、学校、足球场、游泳池,以及“公益厂”等等。石门坎也正因此成为了苗民“文化圣地”的标志;在当年的英汉文书报上相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香港第二”和“海外天国”。

柏格理于1883年到昭通设点传道,他立志要得一个民族皈信基督。为了传遍苗族各地,他身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辗转于各苗族村落传扬福音。他看到苗族的落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苗族信徒受逼迫的问题,选定石门坎建立教堂,在乌蒙山这个落后、偏僻的蛮荒之地,柏格理提出“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并以教会为依托传办学校,于1906年,建起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学校,1908年又募款扩建了可容纳200人同时上课的教学楼。在苗族信教后,赞美诗用来取代苗族古歌,不准信徒抽烟喝酒,创建“改良会” ,婚姻实行“配茶”制,改革苗族许多的恶习陋俗。

柏格理的另一种贡献就是用英语字母及苗族服侍上的图文等拉丁字母为我们苗族成功的创造了文字,苗族的先祖在几千年的文化全凭口传。在柏格理的努力下,经过近十年的成果,苗文圣经得以译出。

1907年,他遭到彝族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受到重伤,于1908年回国养伤。当他收到来自石门坎来的信,回想他所遭遇的毒打,不想来石门坎。但他还是来了,正当他来时,那里有许多的孩子患上了麻风病。在旧中国,麻风病人是最受歧视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火烧麻风病人的事件。柏格理等人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土地建盖了麻风病院,由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衣被等生活物品,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②]

1915年,柏格理为了救患上麻风病的苗族,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出殡那天送殡者达到1500人之多,无一人不失声痛哭。下葬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柏格理为了福音而死在中国云南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而如今的苗族福音已经冷淡到了极点,从而使我不禁对苗族现今的福音有很大的负担,现时代更需要我们年轻人有伯格理的精神重振苗族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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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113页。

[②] 李昌平:《走进石门坎》,摘自网站:http://www.shimenkan.org/rice/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