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门坎研究的学术动因 石门坎进入我的学术研究，既因为生存在那里的苗族曾经承受的历史苦难的重量，也因为这个苗族为主体的社区在民族教育史上获得的成就，它是贫困社区和贫困族群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早期实验区，其特殊的发展路径和变迁历程，为探讨中国西部发展提供了另类思路和多项借鉴。 作为经济社区，石门坎是云贵高原乌蒙山腹地的穷乡僻壤，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作为文化社区，石门坎在“蛮荒”之地崛起为西南苗族文化中心；作为教育社区，石门坎大花苗人从一个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的族群，引领苗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勃兴乡村教育。石门坎文化教育体系帮助苗区普及基础教育，帮助苗民子弟借助于现代教育的阶梯向上流动，这个最贫困族群一度成为乌蒙山区多个少数民族的“引领民族”。 “聆听这些回响于云贵高原的石门坎人的脚步，这些西部苗族迈向现代文明的脚步。他们徒手攀登，登上了西南民族教育的高峰；他们戴着镣铐，曾踏出了西南民族文化最强的节拍；他们赤足奔跑，却达到了那个时代最快的速度。”[2] 石门坎现象代表贫困民族绝地求生的发展经验，石门坎是曾经走出了民族历史困局的一个贫困社区，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经历，石门坎从文化中心跌落为文化和教育边缘社区，它的跌宕起伏值得探究。实地调查、阅读、聆听和追问，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历史。“我们应该从与现代性方案相伴生的那些错乱中去学习，从诸种关于扬弃的浮夸设想的失误中去学习，而不是放弃现代性和它的方案。” [3] 石门坎研究帮助我们反思苗区现代化，向历史的经验教训学习。不仅从成功的发展经历、也从其失败经历中学习和探求，记录、发现和追问苗区社会变迁的结构特质和规律。 从1998年起，笔者开始对石门坎和周边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先后展开了一系列社会学专题研究。其一、石门坎苗民社区认同的符号性建构，分析文化符号如何参与建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这项专题研究完成于1998~1999年。其二、石门坎乡村教育兴衰，讨论现代教育系统何以嵌入、影响社区轨迹，这项研究开展于2001~2004年。其三、石门坎文化结构变迁，归纳贫困民族主体性和结构关系机制，这项研究完成于2003~2007年。其四、行动研究：贫困社区教育支持网，这项行动研究涉及支持贫困学生的助学行动、支持代课教师的助教行动，以及支持村民的教育周转金行动，与田野调查同步同地点，自1998开展至今，支持西南多个民族的贫困师生。
二、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 1. 寻找发生机制、组织与结构原因。 观察石门坎自身的运行机制，观察社区和外部社会的互动机制，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石门坎文化如何产生，如何自我复制？建构石门坎文化的组织因素与结构原因？政府、市场和社区对苗族教育的作用机制？ 苗族贫困村寨如何具备自组织的能力？石门坎与外部社会如何整合互动？社区与国家关系，互为主体还是互为客体？主体客体关系何以转换？石门坎精神含义等则是近年的问题。 2.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了结构-主体关系及主体-客体关系双层分析框架，不同研究阶段选择不同研究方法进行组合（沈红，《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第二章、第三章）。 （1）带着来自社区的问题意识，进入田野持续开展田野工作，阅读和梳理文献，并不断分析文本进行意义探究。怀抱理论追问和现实关怀，运用案例比较来检验结论和扩展研究空间。 （2）同心圆调查法。田野调查中采取同心圆法，以石门乡一个村为基础调查地点开始调查，逐步开放收集资料范围，层层扩展，从一个村寨到十多个村寨，从石门乡到威宁县、从贵州到云南相关苗族彝族村寨，调查范围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分布。 （3）口述史方法。从个人到社区。选择长时间维度，对石门坎社区进行跨度为一个世纪的考察。在个人生活史、家庭的代际变动的口述中发现社区，在学校、村庄的观察和历史追溯中了解社区结构变迁，分析国家教育政策在石门坎社区的曲折经历。 （4）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具有清醒自觉，调查不是单向抽取信息，也要传递尊重被访者的信息，让研究获得社区认可。 （5）提高外部效度, 重视受访者的参与反馈，是这项研究坚持的做法。石门坎社区研究关注社区变迁中事件关联，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由各个不同的原始条件决定的，都有各自独特的境遇和逻辑。对于研究结果的效度检验，与其说通过重复实验加以证实，不如说是通过相关检验、逻辑推理等方法进行证伪，其外部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
3. 研究发现之一：石门坎文化圈 石门坎历史呈现的“社区”与一般社区研究的“社区”有很大差异，因为除了石门坎中心地没有变之外，其行政范围和文化教育的影响范围发生过巨大变动，狭义的石门坎是学校所在地村寨，广义的石门坎是一个辐射西南三省的教育系统，覆盖众多学校和村寨，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边界涵义不同，石门坎边界巨大的伸缩变动恰恰体现了这个社区结构的基本特征。 石门坎文化圈是文字网络、教育网络、宗教网络和共生体。
图1. 石门坎文化圈示意图 石门坎（苗语称卯岭南）的社会学含义不仅指位于石门乡政府所在地的一个村寨，也不仅限于石门乡目前的行政区划范围，而且代表一个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文化网络――跨越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行政边界的少数民族文化区，我称之为“石门坎文化圈”，其文化版图辐射远近二十个县的苗区，分布于威宁、赫章、毕节、昭通、彝良、镇雄、威信、大关、盐津、永善、东川、紫云、织金、水富、绥江、高县、珙县、筠连、叙永等县。 作为卓有成就的乡村教育网络，石门坎曾经领导着黔西北、滇东北、川南少数民族地区近百所乡村学校，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作为乡村宗教网络，以石门坎为起点，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开辟了威宁四方井、威信牛坡坎、永善大坪子、彝良咪咡沟等百余处乡村教堂；同期，以武定洒普山为中心的内地会传播网络也发展迅速，成为石门坎文化向滇中延伸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苗族文化社区。作为少数民族文字网络，石门坎苗文甚至跨越民族界限，向彝族、傈僳族地区传播，并有诸多建树，2009年我们走访云南省寻甸县时，注意观察到白彝文版赞美诗和圣经出版物流传于彝族村寨。 那么，是什么条件使得这个云贵高原的文化圈能够焕发生机活力？ 4、研究发现之二：石门坎文化结构的内生机制及文化主体性 我的研究把石门坎作为社区案例解析其社区文化、教育和贫困的共同历程，在解析中，石门坎文化的变迁，表现为文化结构发生、运行以及结构风险和重构这样一些机制过程。 石门坎文化在苗区的发生机制，涵盖两个方面，一是行动者的自我启蒙，一是文化结构的自创生过程。石门坎苗民的主体意识是不平等结构的产物，是在主体－客体对立的结构关系中启蒙的。苗文创制、双语教学成为石门坎文化的结构增长点，石门坎苗文传播引发了苗民的主体性实践，有助于穷人实现能力主体、权利主体和认同主体的诉求。石门坎文化结构之主体和客体是否能够实现相互转换，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影响下的转换途径。纵观这个社区的历史过程，主体的关系容易被客体的关系替换，互为主体性常常被互为客体的关系替代，一维主体的关系建构也可能被一维客体的关系解构（沈红，2007）。 5. 研究发现之三：石门坎文化的自组织机制和制度创新 石门坎文化的出现自有其科学规律，以社会学规律而言，石门坎文化圈是根植于乡土、吸收城市社会资源的自组织系统，具有文化特色的结构增长方式和一系列制度安排，即：学校－教会的联体共生制、教师－教士的身份共有制，以及苗族教师的人才流动机制，多种制度协同作用，促使石门坎文化模式获得自我复制能力，不断传播到更多苗寨、更广地域。正是在这些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中，乡村教育网络和乡村宗教网络相互嵌入，互嵌－复制－传播，支持文化圈的扩大和再生产，从而成就了石门坎富于活力的文化系统及其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
三、石门坎精神：核心竞争力 石门坎曾是云贵高原近百年来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在研究其结构机制和制度因素之外也注意到它的文化活力和精神力量，如何理解和概括石门坎精神？石门坎文化是西部苗族一度收获又一度失落的传统，众多关心苗区发展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石门坎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 苗族教育家朱焕章校长为石门坎初级中学撰写的校歌有“力到此疆树边黎，服膺主义臻大同”的词句，号召师生们投身于偏远山乡的贫困民众的教育事业，走共同发展的大道。 贵州杨忠信老师说，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发展，是石门坎文化积极意义所在。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新声，是改变一个民族的先声。 云南陶绍虎先生说，在艰苦年代所创办一百多所山区民众学校，靠的是“用心扶持、知辱奋进、廉洁奉公、精诚协作”的精神连结起来的，其中有西方文化精髓的影响，更充满着我们中华文明的美德。[4] 贵州顾久先生说，石门坎文化是贵州原生态文化与外来文化一次最成功的和平的融合。 贵州张坦先生认为，从中国与世界来看，它是研究普世价值与东方文明关系不可多得的案例。 云南杨世武先生说，石门文化现象是善良人性的再现，对爱的信仰象火花一样激发出来，是受压迫民族千百年来渴望平等自由的具体表现，是部分人权在这个社区得到落实的例证，要人性化不要带政治偏见看待它。 贵州杨培德老师认为，苗族以主体的身份实践了自己用苗文刻在溯源碑上的话语：我们苗族的的确确是中国人。苗人用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国家的他者，而是国家的主体之一（杨培德，2011）。 云南杨智勇先生说，那些在苦难中升华了苦难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贵州杨明光先生说，石门坎是滇东北方言苗族的新文化发祥地，石门坎文化价值在于五个方面：促进苗区民族教育及文艺体育的兴起昌盛；促进民族团结，既消除苗汉民族隔阂又增强苗族内部团结；改革陋俗、讲卫生重健康；创制苗文、发掘苗族古老文化；促进技术进步，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粗放单一的农业到农牧业技术、纺织技术的引进和改良。[5] 云南朱艾光先生说，石门精神含义丰富，它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坚持把教育办在农村的教育方向，是既能请进来也能送出去的办学方针；它又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实践。 在笔者看来，石门坎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石门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双向开放的文化创造力；苗族主体性和民族自觉；以苗教苗薪火相传；西部乡村建设的向心力。 其一、文化创造，双向开放。 石门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化、苗汉民族传统交流的奇异花朵，活力出自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以及民族社区对外对内双向开放与交流。在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一种民族文字----石门坎苗文----跨越民族边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字网络；一所苗民学校发展壮大为乡村基础教育网络；一所山区教堂发育延展为影响广泛的乡村宗教网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石门坎苗文跨越地域、民族边界传播，帮助同样不能文字的彝族、傈僳族等贫困民族获得了初步文字权。 其二、苗族主体性，民族自觉。 石门坎文化唤醒了贫寒的苗族子弟的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既体现在他们自立自强、追求卓越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绝境逢生、救同胞于危难的共同体使命感，也体现在学校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文化选择、信仰选择和流动自由等方面。 其三、以苗教苗，薪火相传。 石门坎文化和教育的自组织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联体共生的学校－教会网络成为师资储备库，促成了以苗教苗、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大规模教育实验，确保这一场平民教育运动得以有序有效地展开。 其四、西部乡村建设的向心力。 石门坎历史同样具有乡村建设实验特点，它引领了一场具有西部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堪与东部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相仲伯。石门坎文化圈的扩展与民国史上东部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共同之处是二者都在平民教育、社区公益设施、文化建构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实践，其区别在于石门坎更重视苗民参与和集体行动，更具向心力，结果使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石门坎文化圈如同磁场，影响波及西南多地，为贫困村寨带来新的生机。
四、石门坎文化对发展政策和民族教育政策的启示 启发一、跨越式发展机遇 石门坎历史意义曾被归结为外国人效应、宗教效应，这种看法带来不少误读并被极左话语利用，增加了对苗族的偏见，曾经对这个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实际上，石门坎文化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本土效应，通过吸纳广大贫困者参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极大激发了他们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贵州省苗学会2011学术年会杨光林先生指出，主体性的建设，是苗族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的根本支点，是苗族办好任何事情的内在动力源。我们需要的主体性，是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是主动增强竞争力的、志在谋取大发展的主体性。苗族教育是苗族整体性与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 石门坎学校成立百年之后，这个地区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遗址被贵州省政府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9年石门乡石门坎获准评为贵州省历史文化名村；2011年包括石门坎文物保护规划在内的石门乡总体规划正在编制，并出现多个版本；它作为威宁风景之一申报省级风景名胜区的资源评价报告已经完成。这些百年后姗姗来迟的文化符号，不仅使一批残存的社区建筑得以免遭拆除的厄运，而且表明石门坎文化教育的历史价值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09年国家启动“威宁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综合治理”试点工作，由国务院扶贫办牵头成立“威宁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省地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指导威宁县开展扶贫开发，2010年以来每年中央安排威宁试点建设资金均过亿，招商引资数十亿。这些新的经济政策和扶贫发展格局对于石门坎这个威宁西北角的贫困之乡，意味着经济上走出贫困的新的机遇。 石门坎人能否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发展”？威宁县扶贫政策提出整合资源，提高综合治理效益的措施，将易地移民搬迁资金、沼气建设资金、水利资金、畜牧发展资金、通村公路建设资金、义务教育资金、农村特困救助资金等一并规划到实施整村推进的计划中。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做法，不过，对外来项目资金的整合还不等同于对社区内部力量的整合。当年石门坎引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贫困苗区带来了一系列社区公益福利事业，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有些类似于“综合发展、整村推进”。虽然没有今天那么多外援资金，但那些小额项目却激发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如： （一） 广泛发动民众参与社区建设，如修建教堂、小学、中学、铺路架桥、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医院等公益设施，运用以工代赈方式，苗民均主动参与投工投劳，石门坎领导班子当年没有采用如今常见的把项目承包给外来施工队、把本地村民排除在外的做法。这样做有没有合理性？ （二） 乡村卫生保健和体育相结合，创建国内第一所苗民医院（平民医院），创办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引进接种牛痘疫苗，控制天花蔓延，把石门坎建设成为山区疾病防治基地。建立游泳池、足球运动场，倡导师生和村民全民参与的民间体育运动，在苗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石门坎学校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运动会，石门坎因健儿辈出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今天的调查中我们已经观察不到卫生保健与体育、体育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联互动。 （三）保障本地村民的受益、知情和监督权。对比一些地区以高消费人群为受益目标，脱离当地民生和民情、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业开发规划造成的种种问题，石门坎历史启迪今人：是否以人为本、能否培育贫困者主体性，能否保证贫困村民的有效参与和受益，应成为我们检验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的试金石，尤其在新的扶贫发展机遇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和实践中。
启发二、对民族教育政策启示 田野调查中我们关注到石门乡的代课教师队伍，他们是乡村教师队伍中极其坚忍、又默默无闻的一个群体，其中很多位是坚守讲台大半生的苗族教师。如果追溯代课教师历史，在石门坎你会发现他们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或者说，石门坎历史的辉煌正是无数缺乏文凭、“没有资质”的乡村教师铸就的。那些艰苦和执教的日子，影响了成千上万苗民的生活。乡村教师在偏远苗寨播种希望的火种，他们如同满山遍野生生不息的小草，朴素之极，微弱又强韧。但是如今这个群体面临的处境是：公平培训机会缺失，政策性清退，低度补偿的待遇，不被承认的任教经历，以及缺乏再就业引导。在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访问过很多乡村教师，有些甚至是祖孙三代的教师之家，我们见证这个艰苦卓绝的群体的生活困境、乐观敬业和无望坚守。 2007年以来石门乡痛失两位校长：高潮学校舒应祥校长因公殉职，新龙小学朱玉勤校长病故，两位英年早逝的校长任教均超过二十年，培育了数以千计的学生。虽然他们的事迹能够登载在人民日报上，获得国务院领导的积极肯定并倡导“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但是他们至死都保留着代课老师的身份，领取每月仅仅100元的政府津贴，当地教育部门没有为最贫困山区代课教师的转正提供合理的政策机会。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教育政策及其制度安排在对待山区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问题上，长期以来丧失了公平底线。
图2. 新龙小学朱玉勤校长，沈红摄。 石门乡新龙小学位于乌蒙山区深处的苗寨，数十年来主要靠代课老师支撑。代课教师朱玉勤长期兼校长，积劳成疾，病逝时年仅47岁。这位苗族代课教师在艰苦清贫生活中默默耕耘23年，为村童启智启蒙。儿子朱海源说，父亲“走得很坦荡……还可以去带着天堂里的小学生，继续他的教育事业。” 朱玉勤老师这张遗照登载于201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和肯定。
如何维护这些山区代课教师的公平与尊严？ 对照历史经验，石门坎的教育实验曾经极大地拓展苗民教育的内涵，从乡村学校教育扩大到平民教育、音乐教育和实业教育，平民识字运动在苗区初步普及成人初级教育，通过实业教育来推广实用技术。通过记录石门坎教师他们职业生涯变动，我们获知石门坎文化结构的重要信息，比如他们的职业身份或社会身份重叠互补，比如乡村教师轮换制度，有效促进了苗族师资储备和人才回归。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反思目前的民族教育政策，第一、需要注重乡村代课教师能力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的就业弹性，提供双语教师、幼师等培训机会；第二、为乡村教师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如果他们将来离岗，政府有必要给予合理补偿，以人性化方式帮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并提供再就业培训和选择新就业岗位。
五、石门坎文化对民族文化保护和宗教政策的启示 启发三、苗区历史文物和民族文化保护规划 根据我们调查组2011年8月的实地调查，目前一些见证石门坎历史的社区文物或岌岌可危或已经残破损毁，亟待保护修缮。笔者征求本地一些长者意见，他们耽忧在新农村建设、消除茅草房等一系列发展建设工作中，一刀切追赶进度，有可能危及这些历史文物的存留，因此希望贵州省文化部门、民族宗教部门、省市县各级苗学会，以及威宁县、赫章县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机构重视这些苗区历史文物，并组织力量调查勘测，及时纳入相应的保护和发展规划。下面列举的这个名单，随着我们研究的继续深入可能增多加长。 A. 亟待保护的社区公益文物：
图3. 石门坎游泳池和引水系统。张道惠先生摄，其家人John Parsons先生提供。
图4. 威宁民族中学早期建筑，张荣发摄。 B. 亟待保护石门坎历史人物故居和遗存：
C. 调查组2011年寻访并拜谒1904年初次访问昭通柏格理牧师的四位苗族先辈的墓址，这些墓址是在很多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的信息，墓地具有历史价值，需要加以保护。
图5. 最早访问柏格理牧师的苗族之一张朝相先生墓碑，墓文“张公朝向圜墓”。我们前往拜谒时，张国辉先生送上一束向阳花以表达石门坎苗族晚辈的缅怀和敬意。 沈红摄。 启发四、石门坎文字保护 石门坎苗文又称滇东北老苗文，是一套不寻常的文字，深入民心，苗文印刷品承载着石门坎人对于失落的教育传统的追寻，而现实困境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这套苗文就离开了石门坎课堂，民族文字的传承一直得不到民族语文政策有力支持。众所周知，石门坎苗文创制，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石门坎学校率先实行双语教学，在国内开风气之先。这套老苗文不仅成就了一场苗民识字运动，而且成为石门坎文化结构增长点。尊重历史，我们才能理解并苗族信教现象中的文化诉求――把文化权归还文化持有者，我们才能感知苗族对民族文字传播的危机感和迫切需要。 石门坎文字如何保护和传承？政府和民间力量目前都在进行尝试和探索。这一套苗文保护中遭遇的难点，一方面在于文字本身，大花苗民间现存多种文字，近期难以统一；[7] 另一方面在于苗族语言文字的生境保护问题，由于外来文化和主流文化不断冲击，本民族文化元素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尝试一、苗文词典：威宁县政府主持编纂的《苗汉词典》久经磨砺即将问世，为了这部词典，毕节苗文学者王维阳老师和威宁县民宗局、威宁苗学会的杨忠信、王云光等老师共同付出了十余年心血。词典书稿中也寄托着已故苗文专家王德光先生、张继乔先生的心愿。 尝试二、苗文会议：2010年岁末，古道热肠的石门坎老校友们聚会昭通，决意再次普及和有效保护石门坎苗文，因为“这是一种一块黑板一包粉笔就曾让一个落后的族群昂起头挺起胸的文字”，他们成立“石门坎苗文教育普及促进会”，自觉行动起来，自带干粮行走巡回于苗寨。效仿石门坎苗族前辈们去实践，以朱焕章校长做榜样去行动，有钱要办苗文教育，没钱也要办苗文教育。[8] 尝试三、苗文进村：昆明陶绍虎老师编写了《苗文起步》、《苗文启读手册》一套苗文教材，培训苗民读写能力，从2009年起陶绍虎老师、吴耀明、杨世武等老师开始巡回讲学，举办苗文启读班，足迹已达威宁、彝良、大关、永善、富民等县的苗寨和乡村教会。2011年夏笔者追寻先生们足迹，目睹古稀老人深入山区身体力行传播苗文的感人场景。
图6. 石门坎老校友陶绍虎老师巡回讲学，在大关县三江口小学举办苗文启读班。沈红摄。 尝试四、苗文史书：贵阳杨明光先生、威宁杨忠信先生、兴义王兴中先生等苗族前辈学者多年以来孜孜不倦整理石门坎回忆文献，广泛深入地收集流传散落民间的苗文史料，杨忠信等老师翻译出版的苗文、英文、汉文对译《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上、下卷）是珍贵的成就之一。在他们的激励下，我们的调查组也将持续记录石门坎人口述史，以求丰富充实石门坎地方性知识库。 尝试五、苗文上网：贵阳杨波先生等志愿者近年建立“走近石门坎”公益网站，关注以石门坎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农村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这个平台提供苗文电子教材以支持苗文培训和苗民自学。 尝试六、苗文进市场，不久前我们为石门乡引进公益性蓝草项目，尝试组建两个绣女小组，苗文作为苗族文化元素和艺术符码运用在每一件绣品上，因此项目村寨举办苗文识字班，满足本村苗族妇女学习苗文的需要。石门坎苗女制作的手工艺品已销售到北京杭州等地，2010年参展上海世博会。 由于公立的乡村学校尚不能为苗族学生开设苗文课程，现在苗文学习多由乡村教会承担。在黔西北苗区，苗文版赞美诗和圣经，依然是每位苗族基督徒家中必备读物。在此，希望不久的将来，石门坎苗文能够堂堂正正地走进乡村学校课堂，至少可以像汉字毛笔书法课一样，它能够以书法艺术课的身份走进校园。 启发五、对宗教政策的思考 石门坎历史对于宗教政策的启发，简而言之：宗教脱敏，民生维稳，文化统战。在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的今天，民间信仰和多元文化应得到更加宽容的对待，我们应谋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双向契合。石门坎是基督教文化中心地，西部方言区苗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信教比例最高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生活传统和民间信仰互为支撑，在宗教生活中获得相互倾诉和精神表达，支持他们在艰苦环境里生存不息。贵州不妨参照兄弟省份的宗教管理政策，把苗族的基督教信仰视为可以自由选择的文化传统，注意倾听并尊重苗族信教现象中的文化诉求，借鉴他们对增加进行属地管理或文化管理的经验。据笔者一己之间，以社会发展、经济扶贫来提高苗族经济能力，达至促民生保稳定的功效，即所谓民生维稳；以文化教育进步促进苗族社会能力建设，实现民族团结和进步，即所谓文化统战之意。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亿万人经历的兴衰沉浮，少数民族群体、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发展研究正是西部学者驰骋之疆域。以石门坎案例观察，这个苗区文化结构变迁在社区与国家对话关系下呈现动态建构过程，经历了共生与冲突、不断修正。本土文化扩展和地方传统传承之间，有冲突有融揉。石门坎的现代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一方面启发研究者，站在地方性知识和小传统的立场上审视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对于石门坎苗族文化的排斥或否定；另一方面启发当下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拥有更为包容的发展视野和胸襟，来吸纳底层民众参与社会文化创造的过程。石门坎精神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凝聚结果，如果说石门坎文化是苗族贡献给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份“试验区方案”，那么，由于其寓现代性于民族性之中，以文化谋发展，善于培育主体自觉和民族自觉，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中，石门坎历史仍不时闪现出乡土智慧以及清晰的现代性主题。 初稿写于2011年9月，修改于2012年1月。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4，《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2期。 贵州省苗学会，2009，《苗学研究：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苗学论坛专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加德纳等，2009，《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沈红，2007，《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陶绍虎，2010，《苗文初步》，《苗文启读手册》，昆明：苗文培训试用教材。 杨光林，2011，《切实创新思路方法，大力发展苗族教育》，威宁：贵州省苗学会2011学术年会、石门坎文化现象暨苗族教育研讨会。 杨培德，2011，《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视角反思发展话语》，贵阳：《苗学研究》2011年第1期。 杨忠信，2011，《试述石门坎苗文创制应用改革与发展方向》，威宁：威宁县苗学会论文。 朱显灵、张义祥，《威宁县石门坎文化宗教房屋建筑分布图》，《威宁县石门地图制图说明书》手稿，2011年6月。 卓新平，1997，《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2000，《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载《政治短论集》，法兰克福：舒尔坎普。 [4] 富国美一郎，《一个苗愈眼中的石门精神》，2006年，未刊稿。 [5] 以上各位学者的表述除参考文献中注明出处的论文之外，均来自作者的2008-2010年的通信和访谈记录。 [6] 王树德先生对这个医院的建立，作了如下的描述：吴博士独创地根据三种语言，把他的医院首字母缩略词设计为P.M，代表着如下的名称：苗语Pi-Miao Hospital,意为“我们苗族的医院”；汉语Ping Min Hospital，意为“平民医院”；英语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意为“柏格理追思医院”。 [7] 石门坎苗文、拉丁苗文、规范苗文、完善苗文、改革苗文、设想苗文。苗文老师陶绍虎在反复对比研究这六套文字许多年之后，呼吁大花苗同胞不要放弃石门坎苗文。 [8] 陶绍虎：《一个石门坎苗族学子的期盼》，威宁：贵州省苗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