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百年的辉煌与沧桑

——谨以此文献给威宁石门坎建教堂创学校一百周年

杨忠信

前言

1905年英国传教土柏格t-塑(Rev Samual POl lad)抱着一本《圣经》和王玉洁、刘申五、李司提反、钟焕然、傅正中五位汉族老师一起踏上石门坎这蛮荒之地，石门坎便一片沸腾起来。那还不太巴谱的歌声悠扬四方，那还不太准确的汉语书声和苗语书声朗朗传诵。①一个苗族文化复兴在这里起步。转瞬间这片净土变成一方热土和乐土石门坎开始吸引着本土知识分子回石门坎效力。也吸引着外地知识分子来这里作奉献。一批批青年从这里步入现代文明；一代代学子从这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一批批海内外专家学者被石门坎吸引着，他们来这里调查研究、著书立说。早在1938年就有饶恩召、古宝娟合著的《苗族救星》出版于上海，详细介绍柏格理和苗族风土人情。1999年由张坦编写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英国人柏格理、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等撰写，由东人达、东民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己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文字约60多万字。还有几本巨著等待出版。以石门坎为背景、素材的通讯报导；诗歌、散文、小说、论文多达上百篇。第一本苗文圣经《新约全书》和《赞美诗》从这里翻译后在成都、上海、日本出版。从1905年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荒野上已经建起教堂、学校、医院、麻疯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纺织技术推广部，邮政代办所。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小社会。石门坎百年来所开创的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文艺体育、社会福利设施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西部大开发，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仍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斗转星移，风风雨雨，辉煌与坎坷。石门坎基本上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随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风雨经历，石门坎有着不同的名字，让她成为一块神奇莫测之地。上个世纪初，在西方传教土眼里，石门坎是“海外天国”，“是未知的中国”，是“云的那一边”、“墙的那边”。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眼里，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伟大创举”是“成绩斐然可观，遐尔驰名。”是“威宁特殊教育区”。在国民政府一些官员眼里，石门坎是外人“实行文化侵略”、“奴化教育”之地，所以，要取缔石门坎苗民教育，取消苗文，统一读汉字、讲汉语、穿汉服。在苗民眼里，石门坎是“苗族救星”的标志，是苗族文化的摇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中，有人称这里为“小香港”、“小台湾”，石门坎似乎一无是处。也有人主张让石门坎自生自灭。现在的石门坎是文化保护区，是世界、国家省文化旅游胜地。笔者也想就石门坎百年的概况作一些表述。以还石门坎真面目。为百年来为石门坎尽忠献身的中外前辈献上一束鲜花。为将继续为石门坎的发展繁荣尽心尽力的人表示祝福。

一、百年前的石门坎

在陡峭的薄刀岭山脚下，一条小溪在山腰喷薄而出潺潺向东流下，再转而向北长流去。小溪峡谷侧边的半坡，是一片缓缓斜坡，这里居住着几户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石门坎周围有几个零星的苗寨。石门坎四周高山环抱，像一道道围墙把石门坎围在中央。

石门坎山坡上满山遍野是茂盛的草木，寒冬腊月野山茶花迎着冰雪怒放。春天把冰雪和野山茶山送走了，杜鹃花、映山红又遍山红艳艳。在零零星星的苗寨里，桃花、李子花、梨树花互相争艳。后来，英国传教土从英国把苹果、樱桃移到石门坎来种植，苹果花、樱桃花更增加了大自然的美色。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薄刀岭高山顶上俯瞰石门坎。往往一片浓雾把石门坎掩映在茫茫的云海之中，更显出这壮丽的山水风光。在那深深的林海中，虎豹成群，熊狼嚎声相应。1911年柏格理牧师做过统计，石门坎的动物有：狼、虎、豹、熊、孤、野猪、羚羊、鹿、蛇、犰狳、猴、野猫、鼠狗等。其他小动物还有许多。那时人烟稀少，兽比人多。人多人制兽，兽多兽欺人。人畜都难以安宁。当时苗族生活在领主们的铁蹄下，年年要交繁重的地租、牛租、马租、羊租、鸡租乃至人租。兵、工、税款，民不聊生。这里的苗族过着一种半农、半牧、半猎的不安定生活。人不知读书识字，逆来顺受。石门坎苗寨原来在老街子后面山脚下，曾有一土目家死了三人，硬抬来理于寨子中间，佃民无力反抗，只好举寨搬迁成为现在的寨势。他们盼着早点能见到一线阳光。

二、西方文化的传入与苗族社会宗教变革

1904年7月12日(农历5月29日)，威宁羊街兴隆厂苗族张朝相、张相书、罗彼德、罗大以理四位苗族带着安顺党居仁牧师的信去云南昭通找柏格理，柏格理热情接待并教他们信教读书。这一年属龙年苗族称为龙年得道。从此揭开了黔西北、滇东北、川南苗族信教、读书、社会变革的序幕。

1905年基督教在石门坎开始建教堂办学校。4月8日(农历3月4日)修好一座长5间的茅草房。各地苗族便到这里来做礼拜，苗族小孩也从各地到这里来读书。这就是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起头。从此，石门坎就像一把野火迅速燃遍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苗山彝寨。1906年建长海子、天生桥教堂、陆家营教堂，1910年建爱华教堂。1914年建上海枯教堂。1916年建简角寨、木槽教堂，以后陆续增建瓜拉、半街子、切冲、大寨、马街教堂等教堂。加上基督教内地会的轿顶山、大松、鱼秋湾、兴隆厂、马拉冲、以独六个教堂，威宁苗族共有22个教堂，也就是22所学校。

在威宁原先只是苗族信教，彝族不信。后来苗族信教读书势不可挡，彝族也开始信教了，且要去石门坎信教。1906年4月15日就有30位彝族爬涉水到石门坎做礼拜。但一是去石门坎比较远，二是彝族和苗族各自有自己的语言，做礼拜时不方便。于是，柏格理就决定以石门坎作为发展苗族教堂中心。以四方并作为发展彝族教堂中心，苗族和彝族教堂基本分开。不过有的教堂也是各族合用，如四十五户教堂、瓜拉教堂等。1907年开始在四方井建立彝族教堂。1913年建立威宁县城教堂。1920年建四十五户教堂。1921年建果河凹教堂。1925年建海戛教堂。1926年建哲觉教堂。1928年建狗街、哈喇河教堂。1930年建立青木戛教堂。

1932年建脚落块教堂。1933年建大街教堂。1935年建色木戛、锅底凼、大桥教堂。1937年建得姑路教堂，1938年建顶拉、色计罗、块口、卯大路、白岩脚等教堂。由于各民族纷纷皈依宗教，像长海子教堂，当柏格理去这里，起一首赞美诗来唱时，就有用英语、汉语、苗语、彝语四种语言同唱一首歌。这恐怕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这种情景，显得很有意思。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还向云南、川南发展宗教和教育。1906年增设云南省彝良县咪耳沟教堂。1907年建幺店子、落尾坝教堂。1908年建芦茅寨教堂。1910年建拖姑梅教堂。191 1年建青树林教堂。1914年建三家寨、田坝村教堂。1915年建铜厂沟教堂。1916年建核桃湾、簸箕寨教堂。1917年建大苗寨教堂。1918年建麻窝凼教堂。1919年建茅坡教堂。1920年建中寨教堂。1922年建毕发路教堂。云南省大关县1916建天星场的凉风坳教堂。1938年建新火地教堂。另有梅子坝、大火地、罗汉林、狗脚湾也建有苗族教堂。云南永善县。1907年建大坪子教堂。1910年建老棚子教堂。1920年建杉木林、老鹰岩教堂。1930年建唐家坪教堂。1936年建立燕子岩、龙门寨、谭家坪、角子厂教堂一。1946年建立红沙地、十八坪教堂。1947年建立三锅桩教堂。另有营盘堡、化姑台、上寨教堂。原云南昭通县1935年建五堆石教堂。云南省鲁甸县。1915年建龙树教堂，另有白岩脚教堂。云南省巧家县有拖车教堂和养麦地教堂。云南盐津县(含现在水富县)于1930年建立生基坪教堂。1944年建立杨家湾教堂。另有初溪沟、烙锅坪教堂属川滇黔方言苗族教堂。云南威信有牛坡坎、占信、麂子坑、坪上、树草坪、孔坝、木海塘等教堂。云南镇雄有诸宗海、天生桥、发达教堂。川南的珙县有玉场、王五寨、梧桐岩教堂。高县有颜家坪、鲁班山教堂。威信、镇雄两县及川南这些教堂是属川黔滇方言苗族教堂。石门坎先后派李正邦、王丕臣、张文明、王自成、王聪智、朱启孝、吴水清、杨鹤龄等30多人去这些地方支援这些地方传教办学。云南省武定县、寻甸等县都设有教堂并且由石门坎派人去传教办学。云南省寻甸彝族信教的比较多，教堂有落雪山、大凹子，禄音堂、野鸡哭、拖裸、大恒山、撒米落、新哨等14个教堂。石门坎曾派出杨芝、朱堂、杨雅各、朱本仁、张明、王常春、刘俊美、王正刚等二十多人去这些地方传教办学。1907年6月30日石门坎第一次派出杨芝等8名传道员去云南武走、禄丰、寻甸各地办学传教，时间最长的是杨芝老先生，他在武定、寻甸等地传教长达34年之久。杨芝老先生是古歌歌师，民间乐师、药师、他聪颖，说话特别风趣。31岁才开始读书，脱盲后就一直从事传教工作，在传教生涯中留有许多趣事。某年几个传教土去云南传教，在会泽县住宿。晚上房主想敲诈钱，便在夜间散尿于屋中。第二天起床后，房主说：“昨晚是谁屙尿在屋子里”。大家都说没有谁啊。主人家不饶，要钱又要挂红，真是有理说不清，十分为难。这时杨芝从外边进来，他叫主人家带他去看，看完之后，杨芝说：“请你看清楚，这尿是男人屙还是女人屙。这尿明明是女人屙的，我们这些人全部是男人，你看如何?”房主家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们各自背起行李扬长而去了。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与苗族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不同。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宗教转向另一种宗教必须经过许多矛盾和斗争。苗族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凡是无法解释的便归为神与鬼。苗族把地震叫做鬼摇地。把闪电称为天女织布。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岩有岩神，门有门神，火有火神。苗族相信灵魂不灭，祖先虽死，灵魂活着，或施福于后人或降祸于子孙，全在于子孙的态度和行为。祭祀鬼神很复杂，也要花许多钱财。信仰上帝唯一的神简单也不需要钱财。这样苗族还是可以接受。特别是苗族社会特殊；自己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来源，一切由封建领主主宰。这一带地方法律和正义是无法支配。人的生死全在领主的喜怒之情。“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现象”。这是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对苗族生活的描述。苗族并非懒惰，那时也有勤劳致富的。如当时龙街天生桥两岸、大街、灼甫一带苗族牲畜上百只羊、二十多头牛马的农产也不少。

1904年柏格理曾走访彝良县奎香苗寨，他们住在一家比较富裕的苗家，祖辈三代同堂，房屋宽敞而干净，牲畜满圈，粮食满仓。但领主眼红了，硬说他家是偷来的，把子女抓去用铁链拷起来严刑吊打，把牲畜全部掳去。那个社会苗族就是穷了也苦，富了也遭灾。苗族想的是绝路逢生。党居仁和柏格理都宣扬信教读书不再受压迫。这两位牧师不专门宣传《圣经》的教规教义。他们言行一致，若说苗族信仰基督的圣旨，还不如说信的是这两位教士的行动。在《苗族纪实》里这样撰写柏格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穷苦与受压迫者的呼救更重要了。”党居仁在安顺为苗族办了两件好事：有一次苗族在安顺附近捕得一只野猪，被当地豪强强行夺走。几位苗族无法，只好去向党居仁求救，党居仁出面调解，双方都说野猪是他们捕获的。党居仁叫把证据拿出来，那些豪强自然拿不出证据。苗族说野猪是我们用箭射的，箭痕在野猪身上。野猪终归苗族所有。又有一次，苗族去安顺卖麝香，商人买了麝香而不付钱。卖麝香的无法，再次去找党居仁。党居仁出面逼着商人把钱付给了卖麝香的。类似这些事情过去万万没有人愿帮忙的。

柏格理的传教更是个综合性的工作。他把宗教、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福利、基本人权融为一体，苗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传播。一个民族只有自己民族文化，不接受其他民族文化，不融入外来文化，这个民族便不能发展自己，甚至会被淘汰。苗族有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苗族古歌、故事、传说、神话、民风民俗十分丰富。但苗族只有民间口头文化，没有书面语言，苗族又无法接触汉文化，苗族的文明程度、生活圈都十分有限。因此，苗族开始信教，接触汉文化就感到浓厚的兴趣。但苗族信教读书，就意味要冲破封建农奴制度的牢笼。遭到封建残余势力的残酷迫害。柏格理挺身而出，和王玉洁、钟焕然两次走昭通、威宁官府，促使官府出告示禁止欺压信教苗民。并走访各家土目，说明情况，沟通思想，停止暴行。信教苗民方得安宁，更尊敬柏格理，视为救星。柏格理当他骑马在途中遇上老人时必下马鞠躬说声：“大伯，对不起，冒犯了”。他喜欢与孩子戏耍，与坐在自己膝上的孩子交谈。他的多才多艺和魅力赢得了所有孩童的心。②石门坎对面大水塘张文明先生生前告诉我，他们幼年在门坎读书，常去柏格理寝室玩。柏格理和他们捉迷藏，他们躲给柏格理找，柏格理躲着让他们找。只有他的书房不准孩子们进去。有一年在冰雪封山的时候柏格理去大水塘，他邀约苗族青年小伙子到地里打雪仗。石门坎虎狼到处伤人，19 12年柏格理出钱请人去200里外的长海子买毒药来给苗族灭虎。他和8位传教士一起上山打虎，维护百姓安宁。1913年先后有三个麻疯病人来访，问他能不能自己去死。柏格理安慰他们，并派苗族人杨雅各和他一起带上米、牛奶、糖、药去访问三位麻疯患者的家庭。有土目扬言将把他土地上的麻疯病人杀死烧光。柏格理却在思索“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些人的希望了吗?”④有这样的想法，才有后来石门坎的麻疯病院的产生。有一位姑娘爱上了有妇之夫，柏格理写信劝她不能做不道德的事。他在路途中看到苗族妇女背麻，他便拉上背着走。遇到苗族妇女推磨，他便帮着推磨。他遇见牙痛病人就帮拔牙治牙病。

柏格理的夫人，张道惠牧师的夫人常用苗语和苗家妇女话家常。也常把苗族小孩抱在怀里亲吻，那怕鼻上有浓鼻，手上沾污泥也不嫌脏。在《圣经》里读到“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㈤，苗族只有在这里才真正享受得到。基督教也是一种文化，它宣传平身搏爱，爱人如已，宣传遵规守纪。1932年威宁县长雷兴民来到石门坎，他说：“我当县长查遍威宁的案子，没有发现苗族的案子，说明你们遵纪守法。”·如甘铎理牧师在《在云的那一边一柏格理传记》中所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里，当战争的骚动与喧闹响遍西方的时候，柏格理正巡行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村寨，把他的心血倾注在被忽略了的人们身上。……当着他与同他一样的其他人的数百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比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毁灭性行动，显得对于人类来说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因为这样，1915年9月15日当柏格理牧师为照料害霍乱病的学生而染病至死时，送葬这天，数千名汉、苗、彝族人和英国人哭泣送葬。当安埋了完了，“不少人在这座坟边守候了数日之久，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愿离去，就彻夜不灭地在墓旁陪伴着他。”⑨柏格理去世后，王树德(又名王惠民)、张道惠夫妇继承了他的事业。以后有高志华、易理凡、穆博理、石崇德、邵泰清、张继乔等英国传教土在石门坎传教。基督教在石门坎有其昌盛时期，也有其衰落时期，其原因与其历史特点有关，也与其人为有关。甘铎理牧师预言：“当西南快要解放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奴又像当年贩依基督教一样，转而狂热地来信奉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也确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人类学研所沈红女士几度来石门坎调查研究，她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她说：“石门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的交点地区。”“石门坎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基督教的传播带来教育的兴盛与基督教的停滞导致教育的衰退”⑥从现实看是如此，但实质性的东西，有待于深入研究。恢复“民族文化夏兴圣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苗族社会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百年前威宁苗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这些习俗中自然有一些陈规陋习。它不适应基督教的传播，也无益于苗族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英国传教土不仅把基督教传人苗区，也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也传到石门坎苗区来了。苗族从蒙昧中醒悟过来卷入到现代的文明。1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召开了一次有关苗族社会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苗族80多名代表参加。共同讨论了苗族宗教、婚姻、生活习俗等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

1、宗教改革。苗族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多神教转入信仰基督教一神论。苗族的鬼神多达十多种，不会给人带来病痛与灾难的称为神。认为会降灾难于人的称为鬼。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思想精神都被鬼神所主宰。信教后把祭山、祭石、祭水、祭门等习俗及打老牛祭等都革除。只信上帝一神。打老牛祭祖是苗族的大祭。十二年，祭一次。这种祭祀场面非常大，打牛满场、杀猪成排、宰羊如山。四方宾客潮水般涌来，人山人海，要吃要喝。穷人祭不了，富人祭了一次也往往家产败亡。威宁苗族打老牛祭祖的最后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马踏苏性举行。以后都不见再举行大祭了，所革除这些旧习也是必要的。当然，什么都是相对的。当时苗族也不是所有都转信基督教，大约20％至30％的苗族仍坚持信仰原始宗教不信基督教。苗族芦笙、芦笙舞蹈、苗族古歌、情歌便是这部分不信教苗族传承的。

2、从浪漫婚姻走向文明婚姻。苗族百年前还保留有“花房”、“踩月亮”、“抢婚”、“逃婚”等婚俗，有其落后的一面，而且早婚比较普遍。《柏格理日记中》记载：他曾遇到两对情人结婚，其中一对女的18岁，男的15岁；另一对女的15岁，男的13岁。1907年在石门坎会议上，大家规定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的18岁。结婚的彩礼和嫁妆也作了改革，原苗族结婚嫁娶场面还是非常豪繁的，它反映出远古时苗族是一个豪富的民族。原来规定男方送给女方的彩礼是一头牛或一头猪，现在改为半边猪肉，一对鸡、鸡蛋、炒面即可。把结婚用的酒改为以茶代酒。女方原以牛、羊为陪嫁品，现在也改为一只母羊或一只母鸡即可。这些改革一直坚持到现在。信教后哪家结婚都请传教土在场配婚，传教土要问是否相爱相助到老，并祝福新郎新娘婚姻美满幸福。在我们童年记忆里，苗族婚姻文明有序，很少有离婚，非婚生育等现象。

百年前苗族社会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在那个社会制度下也有：一夫二妻的乃至三妻的。基督教传人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家庭比较和睦，社会比较安宁。人们对天上人间荣耀都重视。

3、改端午花山节为端午运动会。

五月端午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传统节目。原来是纪念英雄人物，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山坡上欢聚，尽情欢乐的活动。其活动地点称花山也叫花场。青年男女笙歌燕舞，谈情说爱。中老年人欢聚一堂，唱古歌、表演芦笙技巧，传帮带，也借这欢乐的日子共叙人生悲欢离合，人间冷暖。1910年把苗族花山移到石门坎山坡上，除保留苗族传统节目外，增加了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原来的积麻、穿衣、射弩、赛马、唱歌等传统节目，也赋予新的比赛形式。另外，那天学校学生为观众作体操表演。还有爬山、短跑、长跑、篮球、足球、跳高、跳远、武术等现代体育项目。也有唱歌比赛，识字读书比赛，晚上表演文艺节目等。使花山节更具有现代化气息。不仅石门坎如此，凡石门坎所辖教会和学校有条件的地方，都如此照办形成一个端午节运动会网络体系。

4、改革原来的生活习俗，社会更加文明。

苗族原来是一个嗜好酒的民族，婚丧嫁娶必用酒，长期饮作乐。甚至饮到不省人事，或因饮酒引发事端。基督教传入后提倡不吸烟，不饮酒、以茶代酒。父母教育子女不吸烟、不喝酒。学校老师教育学生不吸烟不饮酒。柏格理把一个烟酒成瘾的苗族社会改变为一个烟酒有度的社会，实在是十分难得的。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苗族社会看，是一个追求读书、识字为荣、以歌声充满乡间为乐的社会。当时生活虽苦，但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贵州苗夷丛考初稿》里说：“四十年来大花苗之进化一日千里。”在当时也不算夸张。

基督教传人石门坎，又从石门坎传人整个苗区已经整整一百周年。基督教冲击着苗族古老的宗教，引起苗族宗教、文化、习俗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基督教的传人也使苗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乃至失传。但是，基督教的传人产生了老苗文，使苗族用这种文字记录了苗族古老文化、习俗、使今天苗族传统文化又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光是于今天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兄弟手中保存的苗族古歌、故事、民俗资料就有200多首共1000多页。就目前所知，苗族民间文字资料保存得比较完整的，要算黔西北这一片。主要又得益于柏格理牧师给苗族创造的石门坎苗文，也称为老苗文。

  三、汉文化的传入与苗族文化的复兴

  威宁苗族是经历了古代多次战争的摧残之后才逃人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的。苗族古歌、故事传说、服饰、头饰等都充满了战争的传说。直到清末时期，除还保留着自己丰富的口头文化、习俗外，总体处于落后的自我封闭的境地。他们没有与外界交往交流的手段。他们是汉文化的空白。据我多年的调查了解，到清朝末期，这支苗族人口大约七、八万人。初识汉字的只有五、六个人。如云南大关县韩家，这家韩性是这支苗族唯一的地主，所以识点汉字。威宁羊街镇兴隆厂即去安顺找党居仁的张朝相，他不仅能讲比较流利的汉语，也识点汉字。因为他小时拜寄汉族，所以汉族教儿子读汉字也代敦这位干儿子。威宁黑石镇的张家村有一位老人，周围的人称他为“读书爷爷”。这位姓张的读书爷爷是因为当过地主家管事，所以学了几个汉字。还有一段关于他识字的传说。有一次，土匪要来抢张家村，先捎一封信来恫吓说：“，把你们草房晒好，等到风大太阳烈的时候我们来玩。”这位“读书爷爷”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的草房晒干了，等待你们来。但我们弩药不多，只有几斤，你们若来迟了，恐怕弩药过期了。”这个匪邦看了信，就不敢来侵扰了。云贵乡李家村也有一位读书的李爷爷，人们把这家人称叫“读书家”。不过在学堂里他坐着和别人读书，出了学堂其他人把他当牛马骑着耍，可见其地位之低下。苗族接受汉文化是从1904年去昭通找到柏格理开始。大批接受汉文化教育是1905年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来石门坎建立教堂和创办学校之后。柏格理初到昭通就“力主输入西方科学和兴办教育。”1905年他来到石门坎后就主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于是，他以石门坎建设为中心，成立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医药委员会、文学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展教会和发展教育及其他事业。如前所提到每个教堂就是一所学校。石门坎苗文溯源碑里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过书已经四千多年了，读汉文书非常难，比什么都难。”苗族也有一句话说：“最难吃的是屎，最难读的是书。”不过苗族还是如饥似渴地学读汉文书、识汉字。由英国塞缪尔·克拉克著，由苏大龙译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中记录了苗族开始学汉文的甘苦情况：“以前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本书的人，开始学汉字。在那里，愚睐的山里人握着书徘徊在房前房后，默记着他们的课程，从早到晚直到深夜。”“一天波拉德夫人坚持要她丈夫回自己房间躺下，使他离开人群以便得到休息。没有隔多久，波拉德夫人上楼看他是否入睡，竟发现十多个苗民在她丈夫的床边，听他讲课。”哲觉镇凌子河朱有文先生生前说：我父亲他们初去昭通学读书时，学读“太初有道”，回到家时把“道”字忘记了。只好备办干粮又去远隔300多里的昭通学一个“道字。可见读书之艰辛与决心。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一书中记录了苗族不懂汉字，不识数目的苦楚：他们”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一本的《圣经》时，他们无法数所需要的钱数，就干脆捧出一把给传教土，要求他数出应该付的数目。“我们是可怜这个民族，还是嘲笑他们呢?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新声，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发展，就没有民族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苗族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把苗族教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特殊教育网点。到一九四九年光华小学毕业了18个高小毕业班，石门坎初级中学共毕业六个初中班。1952年当县人民政府接办教会学校时，苗族在校小学生已经达1431人。1952年威宁县教育科总结上写着：”从(威宁)人口比例数来说文化最普及的要算苗族。“当时基督教教会发展教育的有效措施是：

1、把学校办在苗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同样在彝族人口集中的村塞就办以彝族为主体的学校。石门坎办以苗族为主体的学校。四方井、大街、狗街、四十五户办以彝族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都不排斥其他民族子女入学。这种办学体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慢慢把这些学校迁移和合并到乡或区中心学校，学校慢慢离开了苗族村寨，或以民办学校搪塞，造成苗族学校数少质低状况。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苗族教育大滑坡。羊街镇的兴隆厂小学在50年代中期每学期300多学生，多数是苗族学生。后来把学校迁到兴隆厂乡政府所在地，结果苗族学生只有三十来名去读，其他学生便失学了。大街的大松、兔街的轿顶山，哲觉的凌子河、黑石头的长海子都是此种状况。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度拟将石门民族中学迁人威宁县城，当地老百姓坚决抵制，列名向上级反映方停止迁校行动。60年代又把石门民族小学往中水区所在地迁，高年级学生开始迁移，后经当地百姓抵制才把原来的石门坎光华小学稳定下来。上海枯小学原来是教会学校，设有高小部是一所比较兴盛的小学，曾经培养出几个大学生。解放后也是搞撤并，学校垮了，当地张有禄老先生一提到就流泪。后来多方反映，方保留下来。去年又再次撤并，当地多次派代表上访未果。回忆这些历史，令人彷徨与痛心。

2、学校实行汉语、苗语双语教学。从石门坎光华小学到石门坎初级中学以及设在威宁境内和县外的苗族学校都实行双语教学。柏格理办学主旨是苗族学校应由苗族老师充任，彝族学校由彝族老师充任。石门坎光华小学从1905年至1913年都聘请汉族老师任教，先后有王玉洁，夏士元、李司提提反、钟焕然、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族)、胡开英、刘映三、张中谱、李四(李司提反的哥哥)、刘四(刘映三之弟)、李正隆、王开阳、候锦堂15位老师。刘映三从1905年一直任校长到1917年。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在当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二期发表文章说：”1905年石门坎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学校。“这种双语教学5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

80年代一度提倡与实验、终因政策不到位，课时和教师工资不落实，政府花钱培养了二十多名双语教师也只有改行作他用。威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应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的时候了。

3、学生低学费、教师低工资。当时石门坎光华小学根据苗族经济情况规定：小学低年级每学期收学杂费苞谷5升，高年级收7升。遇有灾荒年时收3—5升。按今天的粮价也只合人民币26—36元。教师工资低极了，”教员新俸之少，说来都没有人相信，每月镍币二千五百元，(约合国币五元)只足以维持生活“，……”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士，一年也只有国币一百二十元谱，……一个大学生的待遇还赶不上一个丘八，天下所希有，古今所未有也。”也有资料说：“年薪三十到五十元法币或年薪一、二石苞谷”。以今天粮价约合500元至1000元。只相当于今天一个很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师生生活特别艰苦，回忆起来令人畏惧。师生刻苦好学，老师勤奋教书，良好的校风校纪难忘。这完全靠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笔者曾在石门坎光华小学读过半年，那个半年不仅不见油肉，整整半年我连盐巴都没有吃过，仅在端午节那天买了手母指大的一点盐巴来吃算是过节了。但学习一点也不荒废。那半年我小学毕业参加初中会考我还考了第三名，把苦也忘记了。我目睹时任校长的朱焕章和杨忠德二位校长都和老师一样穿草鞋、穿麻布衣服、野菜拌饭度日。虽粗茶淡饭，却专心致志于教学。

4、全面发展，兼顾业余教育。学校重视基础学科教育，也重视写字、音乐、美术、体育教学还注意校外的业余教育。王开阳老师被苗族老先生称他为书法家，写一手好字，学生很受益。早年从石门坎出来的学生多数能写一手好字。体育教师李正隆年青有为，声音特别洪亮，他在操场上呼口令几里之外都能听见。石门坎出去的学生体育运动成绩不错。1932年石门坎小学举行第2l届运动会，项目有团体操、跳高、跳远、撑杆跳高、三级跳远、标枪、12路弹腿、板凳拳及苗族传统项目。特别邀请威宁县长雷兴民光临指导，雷县长观后十分感慨，他说：全县都还无法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1934年石门坎又举办第23届运动会，规模更大，邀请昭通明诚中学、彝良县城小学、四方井、勺乐多两所彝族名校参加。1940年威宁县城召开公、私学校参加的体育运动会，石门坎光华小学足球队获足球赛冠军。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队来石门坎，他的蓝球、足球队与光华小学各赛一场，光华小学把他的足球队打败了，他感慨道：”我的足球队所到之处，几乎无对手，谁知这里还有对手。“并把两个足球尖子杨性成、朱文光带走了。1932年云南昭通举办有11个县参加的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昭通就读苗族学生朱旭辉获万来赛第一名。1939年成都五大院校举办春季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成都中央大学畜牧专业读书的苗族学生李学高又获万米赛第一名。王德光在南京读书时参加南京市大专院校运动也获万米赛第一名。彝族学生余世杰原石门坎初中毕业，后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也获得过贵阳市大专院校运动会长跑第一名。1957年石门坎民族中学学生代表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青少年足球运动会，青年队获全省足球冠军。1959年以威宁苗族为主体的足球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队员们在六广门体育场上穿起苗族花衣服，打着赤脚，在运动场勇敢冲撞拼搏，荣获全省足球赛亚军，全部队员都是石门坎学校毕业的苗族学生。《贵州日报》、《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导。1983年3月威宁举办全县中学生运动会，石门民族中学足球队经过15场比赛后又获冠军。《贵州体育》作了报导。可以说石门坎不仅是上个世纪基督教传教中心，这里也是贵州足球之乡、长跑运动之乡。

石门坎业余教育也很活跃。每当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学生便回乡开展业余教育和宣传活动。有资料说：“威宁、彝良一带苗族三分之二能读朱焕章先生编印的汉文《平民夜课读本》又名《苗民千字课》。这多半是石门坎的学生业余教育的结果。除教这本书外，还有教苗文《圣经》、教唱抗日战争的歌曲、演戏等。抗日战争时期，苗族农村妇女普遍能用汉语或苗语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石门坎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回到农村人人都是小先生。

5、石门坎是最早的男女合校。1905年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一开办就实行男女生合班上课。石门坎各分校都是男女生合校。原贵州教育学院谭佛佑老师自费来石门坎调查，他写的《威宁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评述》里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1912年规定始有男女合校的话，那么石门坎教会苗民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当然石门坎后来又创办了女校，可能是根据需要办，也可能是种实验。1950年女校又合并到石门坎光华小学来了。

6、跨省县办学，交流经验，沟通感情。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县内含有八个分校即天生桥、禄家营罗布甲、爱华、木槽、简角寨、大寨、马街小学。另有兴华小学含六个分校，即上海枯小学、切冲、牛街子、凌子河、甘乐、海格山、龙井小学。基督教内地会办有志华小学含有三个分校即桥顶山、大松树、兴隆厂、渔秋湾小学，及长海子小学校、爪拉小学，共22所小学。以光华小学为中心的省外如滇东北各县及川南各县的学校近百所。这些学校毕业会考都在石门坎。学生都升人昭通明诚中学和石门坎初级中学。所以，石门坎中小学生来自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从民族情况看有苗族、汉族、彝族、回族、蔡家人。在苗族内部有三种苗族方言支系。在这所学校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教学经验上的对比交流，是最难得的、有益的。

7、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发展。

当今世界不少地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常引起社会不安宁。然而在当时石门坎恰好是一个宗教、民族、教育并存的社会。当今国家规定教育与宗教分开。石门坎当时也基本上是分开的。教会只是在办学经费上给予资助，教会联区所在地设有专职牧师或专职传道员，这些人专管教会工作不管学校工作。学校校长只管学校工作，不管宗教工作。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坚持朝会、周会、升降国旗。每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前先教唱歌。抗日战争时许多抗日歌曲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礼拜前或先教唱歌，或请从内地读书回来的青年人讲抗战形势，或观看抗战图片。石门坎的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适应、发展，是今天可以借鉴的经验。

8、以读为荣，读书为乐。苗族逐步步人政坛或科技部门。小时常听说：汉人做高官，苗人坐高山。教育是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先声。一个好老师可以改变一群学生的人生道路，一群好老师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没有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威宁广苗族教育、苗族博士和大学生要推迟五十年。威宁苗族开始读书不久便有一位先生问柏格理：“先生，我们苗族该可以做官了?”柏格理回答：“你们苗族现在还不能做官，你们苗族要等50年以后才能做官。”果然信教读书五十年后苗族才开始步人政坛。

1929年苗族第一位博士吴性纯毕业于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是贵州省最早的博士。接着苗族学生从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大学、云南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华中神学院、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边疆学校、蒙藏学校陆续毕业。所学专业有宗教、医学、社会历史、教育、畜牧、数理、政治各专业。一个只知打猎、放牧、种地民族，在二、三十年能培养具有高中级科技人才，这是民族的骄傲。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这支苗族知识分子开始踏上政坛或科技部门。云南大关县王建明是第一位去南京读书的石门坎苗族学生，毕业后回本县任教育局长。其弟王建光毕业大学后留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第二位苗族医学博士张超伦1943年毕业不久进入省城贵州省卫生处任职，解放后是第一位卫生厅厅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1939年毕业的杨汉先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成都、贵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科技研究工作，解放后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是贵州本土最早从事苗学研究、发表研究论文苗学学者。以上二位是贵州解放后最早任我省高级职务的苗族前辈。张斐然1942年毕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专修科后也回到贵州省民政厅任职。原来一批只会手提鞭子赶牛羊的放牛娃，现在手握笔杆走上行政和科技舞台0孙中山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真是教室里再不能放下一张课桌子，一批热血知识青年离开教室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石门坎高小毕业就读昭通明诚中学的陶开群，就读昭通二中的王建勋及王建福、杨清文、王建良、杨性成、朱文光、张仁义、朱明亮、吴善智、杨汉嵩、杨忠义、王文昌等。据统计苗族青年有六名牺牲在战场上。这些仅是知识青年从校从军的，当时从农村抓去的就更多了。在地方上苗族都是被统治者，1946年石门坎早期毕业生杨荣先开始担任云炉乡乡长。张宗义担任黑姑乡乡长。这两位乡长后来都投奔威宁游击团，乡里的枪支弹药都送给游击团了。石门坎中小学校为威宁解放后培养了许多干部。1954年自治县成立朱佳仁任副县长，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张本仁原任副县长、县人大主任。陆海(彝族)原任县副长后任毕节地区农业局局长。马贤俊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区政协工委副主席(回族)。虎良智(回族)。原任副县长，后任县人大副主任。王正国原任县委统战部长，后任县政协副主席。杨智光原任副县长，后任中共毕节地委副书记、政协毕节地区工委主任。原县人大副主任杨俊菁。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马关树(回族)。原任县副县长，现任县委副书记王兴光。毕节地区工商局副局长陈长发，原任县政协副主席，后任毕节市副市长杨智明。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向义宇(汉族)。原任彝良县副县长吴忠烈、韩忠、土建忠，吴树才、杨建康。昭通县原任副县长张文波。原任副县长张荣、后任昭通地区人大副主任。昭通市原副县长李建秀(回族)昭通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陶玉明。盐津县原任副县长张风华。水富县原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常义。永善县原任副县长韩礼福、原任县委副书记刘光兴。大关县原任副县长王盛邦、王迸贤、陶丽琴。宁蒗县副县长吴崇英。禄劝县副县长张志荣。四川省金阳县人大原副主任王有福。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秘书、云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彝良县彝族老前辈陇体耀。贵州省公安厅原八处处长朱明贤(又名孟达)。

原贵州省宗教事务处副处长杨明光已等都是石门坎中小学毕业生。从石门坎毕业在外深造后获高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也不少。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德光，中央民族大学原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张恩耀，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姚世洪，南京某科研所陈之明、云南省农业厅上肥站朱艾光等等。还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在中下层为国家民族奉献的人才。“据有心人测算，90年间从该校(石门坎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有省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⑧“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有重要的地位”。⑨对石门坎，滇东北、黔西北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如此。

石门坎光华小学和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一成立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两首校歌是石门坎办学宗旨，特回忆抄录于下。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歌词：

“威宁西北乡，邻毗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渡东西洋。拍七数风琴，吹芦律笙簧，音克谐，兴悠长，齐声高唱大风泱泱。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昔大禹寸光阴无荒，要如何名副突，为中华之光。”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创办于1943年，时值抗日战争激烈之时，歌词充满忧国忧民，也富于鼓舞，催人前进。其校歌歌词是：

“昆仑山脉鸟蒙东簏，石门测有一清泉。

潺潺声悠扬长流，河江东下大川同源，

交通利来文化沟通。八方天地乱纷纷。

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种子发萌芽，

建设基础更宜坚。忠诚义勇培尔志，

刻苦勤劳建尔身。理到此疆数遍立，

服膺主义臻大同。”

以上两首歌词是笔者根据在当年学校唱的音回忆记录，与其他地方记录可能有出入。石门坎中学校歌词中“忠诚义勇培尔志，刻苦勤劳健尔身。”是学校创始人之一，毕节彝族人校董事长杨氐中对学校的题词。这两所学校是石门坎百年辉煌基础和重点。石门坎小学刚开始办时由汉族刘映三直任负责到1917年。1917年苗族第一批学生从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回来后，开始由杨冉会任校长。以后石门坎中小学筏均由苗族知识分子充任。也由苗族知识分子创造了学校的辉煌。

四、各种势力和思想在石门坎争夺冲撞

石门坎原来是屙屎不生蛆的不毛之地。历代朝庭视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柏格理带着五位汉族老大哥开发石门坎，创教堂、办学校，建医院，麻疯院，孤儿院，邮政所，几十年苦心经营，使“苗则猫搞而勃兴”。“·更百木能支大厦”，且“故叫万花齐放厂遂使良苗一新。”石门坎这片薄土变化为乐土，变成“天国”。人才辈出，声誉大振。于是，基督教、国民政府政治势力、共产党地下组织、地方匪霸势力相互争夺，彼此利用，相互制约。开发石门坎之初，封建领主为维护其统治，残酷迫害信教苗民，苗民深受其害。经柏格理和王玉洁、钟焕然禀报官府，走访土目，说情沟通，安民告示，矛盾冲突始得平息。同时土目地主也逐渐信教，适当缓解了佃民与领主的冲突。1936年贵州军阀杨森亲临石门坎来视察，其目的是反“洋人”防“共党”，推行他的同化政策。他回贵阳后胡诛在迎接他的致词中苗族说“我们是外国人”。其实1916年石门坎苗文溯源清楚刻着：“我们苗族真实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杨森回贵阳后不久，便派白敦厚、管承泽驻进石门坎，设立石门坎特别党，陷害苗族知识分子。杨森常派人明查暗访石门坎。这些人员有说假话讨好主子，有说实话面对现实。有说石门坎只知有外国人，不知有国家。说石门坎升的是英国国旗。也有说石门坎“高初男女各校悉遵部颁新学制度办理，设备课程更臻完善”。“所有朝会纪念升降国旗一律遵章举行”。凹杨森把石门坎作为民族同化政策的实验基地。白敦厚在石门坎大肆宽扬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服装，互相通婚的所谓“宗同轨”、“书同文”、“民族同源”。不准讲苗语、读苗文、不准穿少数民族衣裙，大搞所谓“先开化，后同化”的民族同化政策。为“先开化”并与教会争势力，1937年在龙街办一所省立乐耕小学，但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层层吃款。正如当时在该校任教的王兴中说的“朽腹从公能有几多人。”学校仅办一年，老师领不到工资，学校就垮台。教会学校里校长老师同甘共苦创业，公立学校校长贪污老师薪俸，公、私立学校形成鲜明对比。杨森到石门坎与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王树德和时任校长朱焕章商议：从石门坎毕业生每年派一、二名去南京读书。杨森出于同化苗族，朱焕章先生则出为苗族找出路。第二年派王建明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读书，以后陆续派出陶士伦、王保强、张斐然等去南京读书。真是同床异梦，各得其所。为控制石门坎，贵州省政府呈报中央，拟设石门坎设置局，并拟于1942年转设置局为石门坎县。后因石门坎条件太差不具备成县条件，最后把石门坎县转移到赫章成立赫章县，也即是得胜坡分县转为赫章县。国民党的同化政策不因为杨森离开贵州而减弱。因为国民政府不愿少数民族受制于外国宗教势力；石门坎日益发展，声誉越高，越碍于国民政府运作，国民政府也想与教会争夺石门坎，以达渔翁得利之目的，张扬石门坎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时民族教育范例”⑩以达名利双收。此外石门坎这边远山村，有如此多的机关学校，正是豪强匪霸苟延残喘之地。过境兵戒要扰乱，土匪曾多次试图抢窃石门坎。1938年趁不防之机，土匪洗劫，把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牧师高志华杀死。4位学生受伤，彝良一位苗族学生伤势重回家后死了。人祸天灾，不得安宁。1906年石门坎发生一次地震，1948年又发生一次大地震，学校不得不停课两个月。抗战胜利不久，国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

苗族知识青年张斐然、钱烈，彝族青年知识分子陆宗棠、安锦惠是年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们也看中了石门坎，他们以教书为掩护，来到学校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墙报，讲革命故事，宣传形势，组织学生队伍，组组农民武装。购买枪支弹药，控告土目对农民加压兵工粮款和地方豪强为非作歹，筹集武器为威宁游击团成立作准备。1949年张斐然从石门坎中小学生中带60多人去昭通组建教导队，以后转入威宁游击团，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石门坎中学最年轻的教师朱玉祥放下粉笔，离开课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石门坎不仅是宗教圣地，文化圣地，也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圣地。

五、石门坎的黄金时期

石门坎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创学校已经在风风雨雨度过了一百年。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和进步。我们已经无法准确表述石门坎的过去，也无法用过去的事来说明今天，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过去。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回忆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不过石门坎确实有过她辉煌的时期。以宗教而言，它的辉煌时期应该从1905年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苗族开始信教时成百上千人走上百里路去昭通学道读书。石门坎教堂刚修好，各地苗民也从百里之外，有的甚至走一两天路，爬山涉水来石门坎做礼拜。不久教堂里以人满为患，只有再向长海子，彝良县的眯耳沟，永善县大坪子各地发展。这是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狂热时期。这段时期苗族热心于信教读书。目的在于改变现状。马克思是这样表述基督教早期运动的：”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他最初是奴隶和被解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就是这种解脱奴役、无权思想让苗族去追寻宗教的力量。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国家处于战乱之中，社会动荡，抓兵、派款、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苗族离乡背并迁人云南省盐津、绥江、永善、四川凉山州荒山区谋生。基督教慢慢处于低潮。我的妹夫家也和大家苗族一样信教读书，其弟也读书至小学毕业，回家得病死亡，从此不再信教，理由“信教也要死人，不信教也要死人，有什么信法。”这是一种代表性的思想，信了十多年，饥饿依旧，灾难不减。抓兵派款更烈。信教群众，情绪低落。部分老布道也离开了教会。如教会一开始工作就协助教会工作，当柏格理苗语老师，派往云南传道，翻译苗文《圣经》并去日本印刷的杨雅各先生到四十年代也离开教会回家种地去了。第一批去成都读书回来首任石门坎光华小学苗族校长的杨冉会又名杨苛全也只在该校当了五年校长，该人学问好，有本事，但他看不贯教会一些事，便离开了石门坎，最后也脱离教会去当土目家的家庭教师。还有王崇高云南大学的学生，出来不久也脱离教会各自谋生。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第二位要学博士张超伦，取得学士学问的杨汉先等都仅短暂在石门坎服务，不久就进入贵阳、昭通各自谋生。另外，柏格理去世后，张道惠、王树德几位英籍牧师仍继承柏格理精神，讲苗话，为苗民办事。这两位牧师回国后，派来石门坎的英国牧师常住昭通，少来石门坎，也无法用苗语交流。正如辩证法里说的矛盾双方向着各自反面发展。到整个四十年代，基督教也只勉强维；寺现状．19．49年底英国人离开中国。基督教会对石门坎教会、学校、医院、麻疯院、孤儿院的津贴相继中断了。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实行自养自传。50年代后期中国“左”的思想出现，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石门坎出来的知识分子朱焕章、王建明、王建光、杨荣新、杨荣先、朱正良等等陆续遭难。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在所有苗区烟消云散，销声匿迹。虽在本世纪初恢复了石门坎教堂，但要像上世纪那样以宗教为中心，带动石门坎教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同步发展，已经不可能了。以教育和文化而言，从1905年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石门坎苗族教育的势头都是好的。虽然社会动劳，生活艰苦，但在朱焕章先生生带动下，一批具有民族精神的老师，不畏艰难险阻，全力投入教育事业，一批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相继出来。如前后提到的苗族不论迁入贵州省普定、织金、紫云；云南盐津、永善、宣威、武定等，都远离数百里而仍然背着干粮送子女来存门坎读书。农村仍有歌声、书声。从五十年代开始，1952年人民政府接收石门坎中小学改中学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改石门坎光华小学为石门坎民族小学，也接收了苗族和彝族所在的各个分校，于是出现了全县民族教育黄金时期。对当时石门中学和威中实行百分之百的人助金，给予棉衣、棉被补助。给学校加派党员干部和教师，民族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新老知识分子热心为新中国教育服务。各民族纷纷送子女人学读书。以石门民族中学来说，领导加派吴应杰、罗安谦、熊学贤、龙布公(彝族)、刘亚洲来学校充实工作。这批老师每个人都有其特长，学生很欢迎。吴应杰任副校长抓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原生活在基督教家庭，接受的是上帝创造人的思想。现在接受的社会发展史观，由猿变人的教育，观点观念的转变就是在他手下成功的。我们怕他又很喜欢他。因为他抓住一个问题要直问到我们弄清楚为止。罗安谦任教导主任，他数、理、化、英语，时是毕节地区教育界的佼佼者。为人很好，现在十分留恋这些人。人民政府按办石门中学后，新建厂教学楼，增设了图书、仪器、体育器材，改善了办学条件，改变了过去以苗族学生为主的状况，各民族学生比例迅速提高。1944年即开办学校第二年，汉族学生41人占学生总数的30．08％，苗族学生73人占54．8％，彝族学生18人占13．5％，回族学生1人占0．8％：1958年汉族学生44人，占23．6％，苗族学生65人，占34．95％，彝族学生51人。占27．42％，回族学生24人占12．9％，其他少数民族2人，占0．10％。学校贯彻受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学生思想很活跃。可惜，随后政治运动渐多，伤害了一批老知识分子。吴应杰、杨忠德两位老校长都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调离学校。学校整体工作受到影响。60年代后开始“文革”学校混乱、滩痪。70代中期起外地教师纷纷离开学校，本地教师青黄不接，学校走向下坡路。80年代虽然规定外地教师去石门坎可晋升一级工资，但愿去的极少，也扎根不下来，虽多方努力，学校仍无法恢复元气。过去石门民族中学领导的配备、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与威宁民族中学一样。石门坎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石门坎中小学办的如何往往也是威宁苗族教育的风雨表。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州大专院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贵州大学、民族学院、机械学校、水利专科学院都有威宁苗族学生读书。还有一批在外省院校就读，现在除贵州民族学院可以找到几个威宁苗族学生外，其他各大学已多年没有威宁苗族学生了，省外更是没有。而过去在各大专院读书的多数是石门民族中学毕业生。威宁苗族行政干部、科技人才逐渐减少，首先是苗族教育落后。石门校友对此特别叹息。

六、充分利用石门坎的资源发展石门坎

石门坎曾被外国人称为“海外天国”，天国是基督教认为最理想的地方。这里也曾被誉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光华小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男女合校先河的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实践双语教学并获得成功的学校。苗族文字在这里创造，并成功地推广；第一分苗文报《月月新》在这里先发行；威宁第一个邮政代办所先在这里营业；这里是贵州农村足球之乡；这里有着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这一切都是石门坎宝贵的历史资源。丰富煤田、矿藏、民族丰富的文化，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石门坎必须争取外援，但首先要依靠本地人才。树立发展石门坎的科学发展观，依靠有政治头脑，有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像朱焕章、杨忠德、吴应杰、罗安谦老一辈无私奉献精神一样。我相信石门坎将有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七、石门坎美丽的名字神奇的地方

翻开中国的地图，可以找到许多个石门坎。没有上地图的就更多了。在《贵州通志》上介绍黔西南州一个石门坎，说那里是：“走到石门坎，鬼在后头喊”。威宁县石门坎得名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石门坎栅子门。这里有雄伟的层层山峰，有茫茫云海，有千奇百怪的悬岩和溶洞、天生桥，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彝族、回族风情。在东边不远的狮子洞，无疑是过去狮子出没的地方。西南边的猴子岩，是猴群越跃游的地方。西北边的新营上，这是近代垒营盘抵抗外敌侵略的苗寨。在北边的山坡上有着百年历史的花坡与运动会场地，既有苗族古老文化的遗迹，又充满现代体育运动色彩。在石门坎的西北角。有用石条相砌的柏格理和高志华墓。上面刻有中文、英文、苗文坟碑，真是世界难得。在石门坎沟上方有一座不显眼的坟，他就是参与开创苗文、翻译苗文《圣经》东度重详在日本印刷苗文《圣经》的杨雅各墓。过去石门坎吸引二十多个县的各民族学生来这里读书求进步。也吸引着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来这里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今天海内外一批青年专家学者以新的视野关注着石门坎。香港乐施会已经在这里从事多年的开发扶贫工作，香港的企业家已经在这里修教堂、建学校，为光复石门坎打基础。北京中国社会会科学院苗族专家沈红和石茂明等不仅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他们解囊相助，扶持当地贫困学生求学，并取得可喜成绩。许多校友再期待着石门坎百年庆典活动的到来。百年来石门坎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开办医院，麻疯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纺织技术推广，邮政营运一百周年之际，笔者作为一名校友谨以此文献给为石门坎的发展辉煌献出生命和热血的中外老前辈，向他们献上一朵鲜花，向他们深情地祝福。也对现在依然在石门坎默默奉献的同志予以问候。若本文能启迪后人，催人奋进，更是笔者的用意。“由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族游局和省旅游局联合编制的《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石门列入主要旅游名单，此乃表明，有关部门不再将石门坎视为文化旅游禁区了”。⑩“发展石门坎的机遇已经到来。

杨忠信（左）

注：

①当时苗族刚始学唱赞美诗和汉文歌曲，往往走调，往往带有苗族古歌和情歌的调子。读汉文书的发音也不太准。中、朱之音不分。豆、杜之音不分。

②③2002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在未知的中国》第581—582页。782页

④《圣经》中《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5节。

⑤《在未知的中国》第585页。

⑥沈红《石门坎乡村教育的兴衰：现代教育的嵌入》稿。

⑦管承泽《贵州石门坎苗民教育的见闻与感想》，原《边事研究》七卷二期。

⑧《毕节党史通讯》1955年第4期。

⑨1988年3月2日《光明日报》吕延涛写的《外国传教土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⑩民国二十九年《威宁调查报告》

⑩张慧贞《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原载2002年7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525页，转行自1987年东人达著《试评柏格理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一文。

⑾参考原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部主任五兴中老师撰写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略》稿该书稿1985年完稿于贵州兴仁县。

⑿《贵阳日报》副刊编辑部2005年7月1日7版巴娄《走访石门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