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黑暗中的微光
撒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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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江还在大雪封山，从福贡到贡山的路也断了，只能不去。后来打电话，去年给我们开车送我们到碧罗雪山脚下的肖大哥说，丙中洛都开始堵车了，什么世道。 飞到贵阳，拿着贵州地图，琢磨哪儿的人会少点，想起黔东南的寨子可能乌央乌央，广东人比少数民族都多就郁闷不已。一场暴雨忽如其来，在雨后凉爽的夜市摊挡，我的NGO兄弟世鸿说，去石门坎吧，那里保证没游人，而且是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 仿佛隐约听说过，仿佛在尘封已久的历史中曾经瞥见，那里曾为苗族文艺复兴的中心，那里曾经牛逼到从国外写信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那里曾经有中国第一个足球场和游泳池，曾经有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完全小学。若干年前，石门坎曾经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文化圣地。 但从没有在官方的民间的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中见到，哪怕最酷的驴们的专业旅行攻略也未曾提及，他们像蝗虫一样扑向西藏新疆，阳朔大理，而石门坎，是未知的中国，是被遗忘的中国。 那还等什么，走吧。 路过黄果树，路过龙宫，路过天星桥，同样的美景重复十遍以上就会让人昏昏入睡，何况这些地方来了何止十遍，只有在黄果树宾馆游泳池象一只北极熊浮着的黄昏，西方有晚霞在山顶晕染喀斯特的石山，心忽然澄澈下来，发现我真的是只属于路上的人，动荡不安中，才觉得生命存在，有什么未知的恐惧永恒和终极的天堂城邦等着。 威宁，夜的草海，星星硕大，蚊子繁多，木船穿过一丛丛的水草，仿佛于幽冥中穿行。 石门坎离云南比离贵州要近，一早奔赴昭通，气温忽然降到五度以下，穿着短衣短裤下来问路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万个鸡皮疙瘩。 贵州的最后一站是中水，在修路，一百公里的路程从早上开到中午，肮脏的小镇。 离中水五公里的地方是马家院子，中国最大的回族自然村落之一。 几乎完全相似黎巴嫩贝卡谷地般的景色，而且居然能看到棕榈与石榴，和每一个阿拉伯人的村落一样，进村没走多远便看到了清真寺的八角亭，这倒是明清的中式建筑。 阿訇姓海，是河南人，房间里挂着一张地图，上面密密地画着线，几乎穿遍了整个中国，海阿訇带着自豪给我们讲述他的伊斯兰之旅。 清真寺院中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清朝中后叶对回民的种族灭绝，云南回民由80万被屠杀至10万之类触目惊心的数字，黑板上粗糙的语言希望每一个回民牢记，如同犹太人希望记住奥斯威辛，中国人记住南京。民族和睦的愿望自然是好的，但消弭裂痕只有通过时间，以及悲悯。 这些历史应该被每一个回民以及汉族知道，这是互相了解的基础。海阿訇对我说，多带些汉族朋友来吧，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形象不是绑着人体炸弹的恐怖分子，伊斯兰的宗旨和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一样，都是宽恕和爱。 正是午祷时间，小满拉经声如歌。 向西肃立，接一个都瓦尔，放纵血脉深处的感动，肉体无论如何于浮生中挣扎，苦痛的魂灵始终要有坚定而不朽的根。 午祷完毕，海阿訇热情地留饭，付钱的企图被阿訇坚决阻止了。 临近黄昏的时候，终于到了昭通。 这个城市如同一场安静的午睡，在所有中心的边缘不紧不慢地将生活过着，因为地震歪歪斜斜的房子也继续歪斜地站在市场旁边，皮肤黝黑的当地人散漫地走在街上，街两边是树，是即将朽烂的老瓦房，阳光明亮如固体，倾泻而下，将这里凝固为时代之外的琥珀。 十分不幸，晚上喝高了，整个安静的城市都是我们大着舌头争吵的噪音。十五年前还是少年的朝晖因为参加游/行被留校察看，抱着时为领袖的少方大腿要其负责，哪儿跟哪儿啊。 再回中水，走另一条路去石门坎。 以为昨天的路就够差的了，没想到去石门坎的路更加破败，虽然是75年才修成的路，但甚至危险至极的从德钦到巴塘的滇藏线也不能与之相比。 终于到了，黔西北高寒山区的石门坎，“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且浓雾终日不散，海拔约二千六百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这是本省人对石门坎的经典评价。然而我们的运气好，赶上了少有的晴朗的天气。 正在赶场，尘土飞扬，即使是乡，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二三十间破房子，最好的房子自然是乡政府，原来英国牧师高志华的家，找到张秘书，世鸿介绍的接头人。 乡长在高牧师的客厅里接见了大伙，现在这里是乡政府会议室，几十年前的长条木地板现在依然坚固，一壁上还能清楚地看见壁炉。 午饭后张老师带着我们边说边走，如同世鸿所说，张老师是石门坎的历史专家，他的父亲曾是柏格理的学生，走到柏格理墓之前，张老师已经基本说完了柏格理的石门坎故事。 柏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牧师，1905年来到石门坎开始传道，当时石门坎地区的苗民极其落后闭塞，能数到100的人都很少见，几个寨子只有一两个能说汉话的人，赶集得仗着这一两个人翻译，而当地的统治者彝族土司对他们更是不当人看，苗民们生活于黑暗的最底层，仿佛与任何朝代更替无关的无间地狱。
1887年便来到贵州的传教士柏格理从听说到路遇，到激起不平之心，1905年初，他终于决定到此传教。
教堂到哪里，学校就要办到哪里，柏格理说。 从威宁和昭通请来了十几个各族教师，1906年，石门坎的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男女同校的完全小学——光华小学创立了。 苗民没有文字，所有历史都是口头相传，教育无从与其语言相接，柏格理鉴于此，在拉丁文和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苗文，并将各类教材翻译成了新文字（这种文字至今仍在沿用，称为老苗文）。 深山里的教育腾飞开始了，1915年当地流行霍乱，柏格理因救助受传染的学生不幸传染死去（其妻在当地开办了诊所），数千苗民为其送葬，并唱着几十首歌颂他的民歌。 然而他的事业并没有结束，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一个一个英国牧师继续着他的道路。 到52年政府把传教士们全部赶走之时，石门坎地区（含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域）已经有了五十几所学校（除石门坎本校外，其余学校均称为光华小学分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麻疯病院、邮政代办所，这里成为了苗民的耶路撒冷，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奇迹。 这段时间里，当地苗民从史前进入了现世，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几十个大学生，都是光华小学的子弟，更值得钦佩的是，这些人除了一个人后来成为了贵州省卫生厅长，其余全部回到了石门坎，跟随柏格理一起，依然穿着草鞋为光华小学进行教育工作。 沿着荒草萋萋的山路，张老师带着我们找到柏格理和高志华牧师的墓。 原来的墓在文革时期已被全毁，石门坎1995年后因国际乐施会的到来才又准许外国人进入，现在的墓也是1995年才又按老人们的记忆新修的。 白色的十字架在蓝天下显得异常肃穆，墓前有当地小孩儿献上的小小的一簇簇野花。柏格理墓前的碑铭是“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十字架下各有三个字，柏牧师的是“安乐乡”，高牧师的是“返故乡”（高牧师36年遭土匪杀害）。 风吹过草丛和树梢的声音，使此刻更加宁静，不知觉间，有一种欲泪的冲动，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若干年前在冈仁波齐的黄昏，面对青灰色的晚霞凌于神山圣湖之上的冷酷壮丽，在大天地间的怆然，而这次面对的是如此优秀的个体，面对一种陌生然而充满神示的命运，于敬仰中的会心。 低头，作为穆斯林在基督徒的墓前鞠躬，表示对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至诚敬意。 张老师带我们去的下一站是悬崖上的石门，下方是深邃的峡谷，旁边则是柏格理用炸药炸开的道路，这条路通了以后，古驿道节约了三公里的路程。路上全是炸开的大青石垒成的台阶，张老师说，这就是石门坎名字的由来。 光华小学的老屋早已作古，现在在原校址上建立的是新的石门小学，但可以看见基座仍然是柏格理炸路搬下的大石。 学校一旁是今天的教堂，虽然几十年的无神论统治使当地人经历了残酷的时光，但还有大部分苗民信仰基督教，礼拜时，仍然用苗语唱着圣歌，和全世界的基督徒一样憧憬着拯救。 往下走几十米，则是不得不提到的柏格理修成的游泳池和足球场，张老师说，柏格理当时称为“英国七大俊人”之一，酷爱足球，要放到今天，估计也是贝克汉姆一类的巨星。 信仰并不是流放苦刑，柏格理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石门坎，依然坚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和学生们一起，修出了眼前这个只有二十来个平方的游泳池，和只有二十五米宽的足球场，在如此陡峭直上直下的山上，这无疑非常不容易。 从1910年开始，石门坎地区有了一年一届的运动会（一直坚持到解放后才终止），苗族子弟们进行赛跑、投掷、足球、游泳比赛。 游泳？这么小的象个大浴缸的泳池怎么比赛，张老师笑着说，当时的比赛是看规定时间谁游的圈数多，真有一种幽默的创意。 足球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宽度不够，球踢出场就下山了，得背着干粮去找球，球员们不得不练就高超的控球本领，到后来，石门坎的足球如此出色，当时号称打遍中国无敌手的杨森部队球队慕名而来，却被石门坎光华小学队打得溃不成军（杨森原为四川军阀，时为贵州省主席），走的时候，杨主席还抓了四个足球壮丁。解放后的第一届贵州省队更有八名主力来自石门坎。 走在这狭窄的球场上，球场边是柏格理亲手和学生们种的树，树种是从英国带来的，现在都没弄清楚是什么树。物是人非，然而依稀还能触摸到若干年前的英国教士与苗族儿郎的身影与笑声，令人神驰想象。 乐施会机构所在地上的小山包上还有另一个外国人的墓，澳大利亚人费力波1995年来到石门坎，经过各村的考察，确定为乐施会的援助项目实施地。 当时的石门坎，柏格理留下的遗产已经被摧毁殆尽，柏格理的学生们，包括那些博士硕士们都全部被打成了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不得不插一句，文/革后至今石门坎也不过出了四个大专生），教堂和学校荒废了，麻风病院成了隔离区。 更不幸的是，当年林木茂密，野兽出没的山岗也在大炼钢铁时被糟蹋干净，清澈的溪流也因小煤窑和各类开矿形成了严重的氟污染。石门坎再次被隔绝于世界，当地人几乎重新回到了蛮荒的起点，而这起点因生态的破坏只有更加糟糕。 费力波争取到了项目之后因病回国，并于次年去世，死前的遗愿是将骨灰埋在石门坎，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又一座墓。
从乐施会办公室走到费力波墓是四十级台阶，代表他活过的每一岁，虽然短促，但却每一步都通向天堂。 乐施会不是宗教组织，他们更关心实际层面的东西，从引进玉米新品种提高单产，到修建小水窖储水，从推广社区中的小额贷款，到推广地膜覆盖技术，他们希望通过良好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使苗民走上曾经走过的健康发展道路。 而深圳的吴小姐捐赠了两所学校，世鸿兄弟的高地发展研究会也进入了石门坎实施项目，石门坎又重新开始希望。 一轮四块钱的白酒后，月光明净，空气清凉，在被遗忘和被关注之间轮回的石门坎笼罩在薄薄的银晖之下，进入远古现世之间的梦乡。 一早便爬起来，加上张老师和两个当地人，一共十几个人挤着乡政府一辆唯一的北京吉普前往乐施会的主要项目实施社区苏科寨，要不是难得的天晴，连车都进不去。 一路颠簸，到达时已经是上午十点来钟，苏科寨安详地在阳光下开始又一天的劳作，男人在种土豆，女人在织布，破旧的房子之间，是更加破旧的烤烟房。 乐施会社区负责人老吴一脸笑容地带我们去社区办公室，墙上张贴着社区的种种活动和公报，虽然简单，但却富于实效。谁贷了款，谁出了工，谁得到了贫困救助，谁使用了公用农具，一目了然。 任何低估底层人民智慧和民/主素质的精英意识都是扯淡，他们只需要一点实际的经验和真正的帮助，便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创造更好的生活。 老吴原来是村里的副书记，后来主动脱离了支部，为乐施会社区服务，虽然在乐施会的收入微薄，但他说，这里能帮助村里一点一滴的进步，让人心情舒畅。 社区办公室往前是寨子里的教堂，居然比乡里的教堂还要宽阔。一排排长条凳的尽头，是耶稣的画像，简陋然而庄严。 老吴说，村里基本都信教，连村支书想宣传政策，都要等礼拜时间，在教堂宣布。 在老吴家午饭，他已经算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倾尽所有能拿出的也不过是苞谷饭和一点腊肉，我则坐在外面，吃煮鸡蛋。 到想付饭钱时，老吴就是不肯收，我说乐施会的干部下来吃饭也不收钱吗，老吴说，他们有规定不许在农民家吃饭，都自己带干粮。真他妈惭愧。
好说歹说，老吴总算不情愿地收了二十块钱，和他家的两条瘦狗逗了一阵，继续上路。 沿着一段古驿道翻山越岭，难度不大，但一个个也挥汗如雨。实在敬佩柏格理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当年更加艰险的环境下，走到这些群山深处，烧尽自己作为火炬，仿佛行走于黑暗底层的微光。 即使微弱，但因着信与爱，这至大的光也穿越了山岭，穿透了历史，一直烛照，使我们得以找到方向，找到力量，在狰狞的世界，继续前行。 无论是马家大院还是石门坎，都因这信仰的微光，因这苦难中的坚守，在看不见的背面证明着真正有价值的中国。
回到贵阳，微雨中苍翠的阳明祠，和世鸿喝茶，他因找到一生的事业而显得安宁透明，而我，知道依然要接着丑陋的城市战争，但在这种可耻生涯的尽头，依稀看见了那震撼我的微微光芒，看见了若干年后的爱情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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