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平叔答应说要给我一本关于柏格理的书时,正值我跟他谈论有关柏格理的图片之时,当时有点无所谓——自认为对柏格理蛮熟悉了。等到那本书——《寻找那些灵魂》(作者:王大卫,香港文汇同版社,20077月第一版第一刷,香港。)送到我手里,还是被着实震撼了一下。

书的封面很简单,是那种简单到让你想深入探究一下的设计,封面上由书法家程缘题写的“灵魂”二字,就如本书内容一样,令观者切心想去“寻找那些伟大的灵魂”(封面题语),以期内观自身灵魂深处的亮光。

书很厚,足足有434页。也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重的不只是书的质量,也来自作者呕心沥血的数十万文字,他历经二年之久,先后五次来到那块不毛之地,实地考察,字字诤言;更来自遍布书中一幅幅图画,这些图展示了百年前的历史,也记录了被遗忘的沧桑,这是一系列足以震撼人灵魂的图画。

这是一本纪实散文。书中追忆了当年英国宣教士柏格理牧师以及他的同工们在云南石门(现属于贵州省)开展的一系列著有成效的事工。

“石门地处中国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三县交界处,东与云贵、龙街两乡接壤,南与黑土河相依,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海拔落差大,雾大阴雨多。石门总面积143.54平方公里,居住着苗、彝、汉、回、布依等6个民族,约15000人……由于边远偏僻,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石门至今仍是贵州‘屈指可数的边远贫困乡’”(第13页)然而,柏格理等宣教士“就是在这片荒凉、高寒、贫瘠的土地上,‘从1905年到1940年,先后建立起教堂、学校、医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纺织技术推广站、足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公共厕所、邮政代办所……石门坎开创的宗教、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第53页)

在宣教士们到这里之前,这是一片“茅塞未开的村落……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但伴随着福音的传入,这里“跃迁为文化先锋:创制苗文,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族小学,建立威宁地区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汉语、苗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建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和足球场,创建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医医院……是一个无比绚丽的文化圣地。”(沈红《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转引自《寻找那些灵魂》第54页)“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与孤儿院”(第28页)。而且,“柏格理与他的同事和继承者……先后在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创办了80多所学校,仅贵州威宁县境内就有24所。”(第55页) 

虽然环境恶劣,这里有着中国其它地方一般充满着各样的罪恶——拜偶像、淫乱……在柏格理的工作中,记载了他“除了建设教堂和学校……还有一件就是拆除‘宿寨房’。”(第135页)所谓“宿寨房,是百年前非夫妻苗族男女幽会、性交的场所。宿寨房一般构建在村寨附近的山坡上或树林里……宿寨房也叫花房。(第136页)”

除了淫乱,更可恶的是拜偶像。“在基督教没有传播到长海子之前,多数苗族人都相信巫师。柏格理刚到长海子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些巫师:‘这些人面带污垢,衣衫不整,言语粗鲁,眼中显露出诡谲的目光。……是村子里横行霸道者。他们被认为具有可施魔法与人的力量。”(第136页)福音就是勇敢的面对罪恶,挑战并得胜罪恶。柏格理牧师向这里的人传福音,同时拆除“宿寨房”,并带领巫师悔改,在他所写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书中,记下了“许多由我(柏格理)和其它同事负责给予帮助指导的教会组织里,有好几个曾经做过巫师的男子,已经皈依了基督。巫师的改邪从善(第312页)”。福音传到长海子后,据称,“一年以后的情形是,男女不再到宿寨房)——已经没有了宿寨房——去荒淫,巫师也不再公开招摇撞骗了。”(柏格理:《苗族纪实》,转自第136页)“村民们已甘愿接受柏格理牧师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的新生活;对于精灵、鬼怪的迷信和崇拜,开始渐渐消解;男女放纵、酗酒的行为,也明显收敛;苗族人已习惯按时做礼拜,孩子也习惯按时上学读书。”(甘铎理《柏格理传记》,转引自第138页)

就这样,福音带着基督的大能,在苗族中传开,直到今天,这里的基督徒比例仍占98%

事实上,当时在这些地方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建立文明生活都要面临很大挑战。除了上述那些贫穷、偏僻、罪恶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或阻力——民间势力。在中国,长期控制着民众生活的就是一批奴隶主,他们甚至手中掌控着奴隶的生死之权,越是一些边远地区,此现象越是明显。有人曾为清末的教案把脉,指出教案的频发,很大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传入直接或间接的挑战并威胁到了奴隶主的权威与利益。在石门,这种张力同样存在。

“静观奎香”(第187页)一文中提及“奎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属于彝良县坟田坝诺苏土司的领地……甘铎理在《柏格理传记》里叙述说:‘无论任何人,若没有亲自去看一看存在于云南山区的农奴制度,是很难想象诺苏(彝族)土司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农奴和佃户,居住在条件、环境十分恶劣的山寨里。他们的生存——根本谈不上自由,完全仰仗于土司的赐予。纳税、纳粮、纳酒等各种税赋,十分苛重和超限度。而任藉农取和佃户的艰辛劳作,土司家族享尽了奢侈和富贵生活……奴隶和佃户甚至还被规定不准离开部落和土地,如有违者,就要被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奴隶和佃户,只能在农奴制范围内规行矩步的生活。”

福音的传入,开明了农奴的思想,也直接引起了农奴主的反对。甘铎理说这些农奴主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无论如何也要用铁腕制服、镇压下去的声音和行动。”(第187页)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措施,如派人把毒药投入水进、派人杀死儿童,然后散布谣言说是传教士派人干的(187页);对于那些已经信了基督的人,他们的压迫更甚,如把基督信徒抓起来囚禁在城堡里施以酷刑、加重各种赋税……(187页)还扬言要杀死柏格理……甚至开出大价钱雇人在路上将他杀死(188页)。

作者在书中试图归纳张力的根源,并列出了四个原因:一是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冲突;二为资源利益的冲突——资源霸占与挑战资源霸占;三为物质利益的冲突——物质利益垄断与挑战垄断;四为精神利益的冲突——精神桎梏与挑战桎梏。(第190页)我想这种分析是蛮到位的,也是清末的大多教案的背景渊源。

与别处不同的是,柏格理更勇敢的面对这次的冲突。在冲突最为激烈的奎香,对方几次暗杀不成,他却为信徒被土司毒打而亲自上门。即使这条路非常难走——“冒雨前往奎香。经历两天的长途颠簸后”(第188页)才接近奎香。即使对方是有权有势的农奴主,甚至是他生命的威胁者,柏格理没有退缩,“直到第四,第五次,终于在当地官员的协调下,土司才勉强答应不再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农奴和佃户。”(第188页)

如果说,直接的对话解决了宣教士(基督教)与土司间彼此的张力,那么教育的普及,就从实质意义上缓和了土司、农奴以及基督教间张力,而土司的信教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张力的存在。就像本书中提到的杨忠信老师说的:“教堂和学校建立后,不仅彝族群众开始信教、读书,彝族土司、土目(地主)及他们的子女,也开始信教、读书。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彝族群众与土司、土目之间的矛盾。信教、读书后的土司、土目,减轻了对奴隶和农民的压迫、剥削程度。”(第141-142页)

杨忠信老师的说未完,他接着说“由于彝族土司、土目与彝族群众关系的调和,四方进教堂和教会学校,逐步成为黔西北彝族人聚居区规模最大的教堂和学校,也成为黔西北彝族人的宗教、文化中心”(第142页)。其实,教堂与教会学校不仅在四方井这个村庄有如此大的影响,在整个地区何况不是文化中心呢?在解放前,由于石门地区基督教信仰催生的文明令这一个山区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其创造的文明绝非只言片语能够表达。诚如书中所引用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所说:“基督教与人类文明,几乎是相伴而来的。”(第36页)

 

作者王大卫选择了“散文”体裁来写历史。因为“散文”更易让他表达心声。贵州的作家喻子涵评论说:王大卫的纪实散文不仅在于纪实和追忆,不仅在于写生和实录,而是在纪实中渗透一种人文精神,在纪实中追求一种诗性表达,从而实现他“苦旅”与“寻找”的目标,这是他的纪实散文创作的奥妙所在。(喻子涵《纪实中的诗性追求——王大卫纪实散文创作探奥》,载于“溪山耕士园——喻子涵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6e9401008qxf.html2008-2-29

在书的扉页更是写着作者的心境:“寻找那些伟大的灵魂,无异于寻找人类文明的亮光。没有这些亮光,人类就会渐渐沉没到黑暗里去。”“中国云贵乌蒙山区,埋藏着、行走着许多伟大的灵魂,写他们、呈现他们,既不是为了宗教,也不是为了政治,而是展示人类文明之旅的艰辛与悲壮。”

在书中,作者不只一次的引用艾青的两句诗,以表心中的感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第307页)

因为感动而行走,在行走中被感动,又因为感动而写作……没有比这更令读者感动的了!我作为一个读者,也因这种感动,短短三个半天就把此书读完,也因这份感动读后感。

这份感动就源自一群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柏格理与他的继任者。

他们曾被误为鸦片,其实他们对鸦片深恶痛绝。在作者的书中,还引用了当年柏格理的日记片段:1891620日收到几封来信,还有一条令人振奋的新闻:国会以160票对130票的优势,通过了约瑟夫·皮斯爵士对鸦片的提案。“种植罂粟的许可证在印度撤销了,鸦片出售在该国亦终被终止。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我来到祈祷室,摘下帽子,唱起赞美歌,向上帝致敬,然后跑出去,把帽子抛向天空:好时光就要轮到中国了!”(第311页)

看得出来,作者是被柏格理对中国的真情感动了,当时的石门也因之被感动了,今天许多的学者也被感动了……

因为感动,许多与石门有关的著作出来了;因为感动,一位学者面对政治的压力,选择了辞职也不愿违背学术的良知;因为感动,诸多的学者仿效柏格理的牺牲——为石门默默奉献;因为感动,石门民族学校的领导班子在上级政府明确表态不举办“百年校庆”后,开专场会议一致签名通过——举办百年校庆,做好东道主!因为感动,作者看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来参加石门首座教堂百年纪念时,写下了“这哪里是人的聚会,完全是心灵的聚会呵!”

也因此,作者在书的封底写道:柏格理在中国最后十年的历史,是他生命中最艰苦最悲壮也是最辉煌的历史——他同时走进了生命的炼狱和生命的天堂。而那些跨越万水千山去追寻柏格理生命历程和生命意义的学者,同样令人感动。因为感动,我以文字和图片交汇的形式,记述了他们的行程、精神、思想和风采。我常在泪眼朦胧中向他们致敬。关于我自己对柏格理、对那段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以石门为中心的语言化现象的追寻,也是基于两个感动:为柏格理和他的同事的献身精神而感动;为茹苦含辛深入到石门和乌蒙山区去考察的中外学者感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精神品质和生命意义,已远远超越了那个只属于生存范畴的物化世界。

书中附了沈红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一书的前言“一个西南山村文化版图的百年兴衰”。文中沈红女士写了如此一段耐人寻思的话:一个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地区,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又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历史。这是石门的历史,也是石门的历史性现实。(第348页)分界点就在“1948年的那场‘地震’”。

其实除了“地震”还有接下来的“余震”,在历次的运动中,基督教首当其冲,教堂是拆毁的首先目标。直至今日,还有人的思想余留此毒。正是这个毒害使得石门徘徊在边缘。

石门何时能重新抬头?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教育”,甚至作者认为,柏格理最伟大的影响是教育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然而,在柏格理之后,尤其是近代社会,从上而下一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中,为何石门依然在文化边缘徘徊,依我之见,教育背后的信仰才是根本。就像柏格理所作的,建学校之先必建教堂。没有学校,教堂的空间可做教室。但若没有教堂,教育的灵魂能从哪儿寻找呢?

中国近年来,教育界的黑暗越来越多。前不久,一位德国留学回来的夫妇,怀揣浙江省高级人才引进证书(此证可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为了他们的儿子能在金华一小学就读,交给冤之又冤的每学期四千块赞助费。据称,当时他们到教育局时,教育局说此权已下放到各学校,学校不能接收,他们没有办法。问学校的时候,学校推说,招生人员已满。几经周折,找了中介人,交了赞助费,中介人还要这对夫妇给班主任与相关老师送这礼、那礼的。更玄的是,交了钱连张收据都没有。

中国教育界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界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经济学家曾为中国的经济提出“教堂加市场经济”,其实教育的振兴何尝不是“教堂加学校”!文化、政治、科研等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灵魂的拯救才是民族唯一的出路,石门的抬头需要重寻灵魂的归依。

部分文摘:

20世纪初年至1930年代,彝良就已有公立、私立、教会学校29所,在校学生1438名;至1940年代,学校已发展到34所,在校学生1746人。(第208页)

光华小学于1906年实行男妇兼收,同校授课,是我国最早衽男女同读的学校。我国男女同校,是蔡元培先生当教育部长时实行的,时间是1912年,比石门光华学校还晚6年。(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