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裹头巾的苗族、彝族妇女们背着、牵着孩子，男人们沿着墙角蹲着、站着。这是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新寨社区开农户大会。
持续两个月的冷冻和大雪，让新寨社区失去了未来两个月的口粮。好在香港乐施会援助的大米就要运到了，农户们现在要开会讨论如何分配这些大米。
“一人分一袋大米，特别困难的农户可以多分一两袋。你们还有什么分配的意见？”社区的出纳员马贵荣望着围成一圈的农户们说。
一个男的说，“平时不参加社区活动的、不出工的，没脸皮要大米！”其他声音也跟着附和。
“在外打工一年以上没回来的，也不能要大米。”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妇女说。
乱哄哄地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漆黑的寨子里狗叫声也停止时，村民们才陆续散去。他们的意见被记录下来，领取大米的人数已统计完毕。
这个遭受雪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0多元的村寨，开始等待天亮时运来的援助大米。
参与式分配
位于云南、贵州交界处的石门乡，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香港乐施会是一个专注于扶贫、发展和救援的非政府组织(NGO)，他们提供了这次石门乡的雪灾紧急援助款。
用于大米采购的援助款约26万元人民币，石门乡受灾严重的12个社区的795户农户将得到这些大米，作为未来一个半月的口粮。
乐施会昆明办公室负责本次援助项目的干事胡明说，“大米从采购到发放的全过程，都将采取‘参与式’的手法。”让村民决定买什么米以及怎么分配这些米。
这种参与式分配方法，与政府惯用的救灾方法不同，经过农户的讨论和参与，能够“保证救灾物资到最需要的农户手中”。
最初的买米工作从云南省昭通市开始，昭通是靠石门乡最近的一个地级市，虽然相距只有六十多公里，但因为山路崎岖，运送大米的卡车需要开六个多小时。
3月14日，石门乡的乡长王才军和几个村民代表来到昭通，在乐施会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了一家国营粮库的大米。当地的米有籼米和粳米之分，米质好坏有不同的等级——选择哪种米由村民代表自己决定。
3月15日，大米发放的第一站选在了石门乡新营社区。两天前，这个社区就把大米分配的情况用红纸张贴出来公示：每户有几口人、发几袋大米、重灾户是谁，这些都通过表格在红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分配的方案按照每人1袋25公斤的标准，重灾户、残疾孤寡等弱势人群可以多分一到两袋，长期在外打工以及家庭条件好的农户少分一些。谁多分谁少分都经过农户大会的讨论。
3月15日当天，大米被堆在新营社区活动中心的门口。农户挨个上去领大米，领完在表格上按一个红手印。众目睽睽之下，每家每户该领多少大家心知肚明。
在村民自己确定好分配方案之后，乐施会还有一个核实过程。3月16日，胡明连同乡政府工作人员到新营附近的中寨社区核实人员和分配情况。
大部分社区的统计、核实工作主要由社区发展管理委员会完成，这个被农户们简称为“管委会”的自治机构，保证了救灾物资分发的效率和公平。
社区管委会
乐施会从1992年就进入贵州省威宁县，他们和当地政府合作成立了威宁项目办，进行综合扶贫开发。
早期的扶贫采用了回应基本需求的方式，即农民需要什么乐施会就提供什么。包括办学、赈灾，水、电、路的修建等等。这种方式的扶贫因为缺乏系统性而被舍弃。
2000年开始，扶贫方式进入社区综合规划的阶段。建立社区发展管理委员会和社区发展基金是最重要的工作。
管委会是社区的自治组织，由全体村民选举出来，一般建立在自然村或自然寨的范围内。管委会最重要的职能是管理社区发展基金(CDF)。
每个社区的CDF都由乐施会提供，不同社区3万-5万元人民币不等。每个农户可以从CDF申请贷款，用于购买农具、种子等各类物资，然后按照规定的利息逐月偿还。
这种农村小额信贷的模式借鉴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要求5户农民组成联保小组，互相监督还款，保证了贷款的回收和循环。
管毓红曾经是威宁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女教师，教数学的经历让她在2000年被借用到威宁项目办做会计，从此她的生活都和石门乡联系在一起。
管见证了新寨社区管委会的成立。2000年时，新寨的管委会和设想中的相差很远，它最初由社区所在的新合村村长把持。
村长姓陈，有几个亲戚曾是乡里的领导。他主导了最初的新寨管委会选举，后来干脆自任管委会主任。
从2000-2006年间，新寨的管委会和CDF事故不断。例如农户从社区发展基金贷款来还高利贷，由此引起的打架事件导致很多小组欠CDF的贷款不还。
又如，陈村长挪用CDF的钱去买化肥，然后强制每个农户买他的化肥，从中赚取差价和运费。诸如此类的事件，最后因为管毓红的不断努力和协调逐步得到解决。
到2006年乐施会项目撤出石门乡时，新寨的CDF已经进入了正常循环，从前的欠款完全还清。新寨的社区管委会每两年改选一次，陈村长迫于大家的压力不再担任管委会主任。
现在的新寨管委会由5人组成，正、副主任加上会计、出纳、妇女委员各一人。小学老师马贵荣是出纳员，在马的管理下，新寨的CDF井井有条。
乐施会项目2006年撤出时，捐赠给新寨的CDF共计66000元。在乐施会捐赠款的基础上，农户又重新入股，每户入股50元，入股的人可以拿到红色的股东证。
贷款的农户需要偿还利息，这些利息的具体分配比例是：35%用于管委会成员的误工补贴，10%补充CDF本金，10%用于(妇女节、端午节等)社区活动，10%用于修路等公共事业。其余的部分，就用于入股农户的分红。
今年1月8日，持有股东证的农户每户分到了68元，CDF的建立让农户在解决生产贷款的同时，获得了额外的收益。
管委会和CDF的正常运转经历了六七年的不断尝试和磨合。最初，各个村寨对于社区发展基金一无所知，包括管毓红在内的乐施会威宁项目办只好承担起培训管委会的职责。
管毓红手把手地教各个管委会的会计记账，日复一日的培训，才让社区发展基金深入到新寨的每一家农户。
自治与扶贫
乐施会在石门乡搞扶贫开发十几年，最终于2006年撤出。管毓红离开威宁项目办，仍然回职业学校教书。她说，社区发展委员会这样的自治机构或许是留给石门的最大财富。
据乡长王才军介绍，石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0多万，全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其中90%用于乡政府人员工资，根本没有其他钱来做扶贫。
2007年，威宁县的扶贫部门拨付29万多元，用于石门乡的茅草房改建，涉及到71户300多人。而整个石门乡有3000多户1.6万人口，他们中的大部分尚居住在茅草房中。
政府的扶贫资金总量虽然大，但平摊到中国那么多贫困地区就少得可怜。在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副经理冯明玲的设想中，乐施会将来会加强和政府的合作沟通，让政府体验式地吸收行之有效的扶贫经验。而冯认为，提高基层的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是关键。
政府在扶贫资金流动通道上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专款专用的各种管理办法。但在资金出口上，也就是村这一级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扶贫资金最终是要落实到村的，而乐施会那么多的力气就花在这个上头。”冯说。
从救灾而言，经过管委会的公示以后，救灾物资分发村民都是知情的。如果发的不是大米，而是一笔修建道路的资金，村民该怎样知情？
冯说，乐施会的资金到位以后，要跟社区签订合同，合同上会写得很清楚：修一条路，需要买多少根钢筋，花多少钱。最后钱花得对不对，路修得好不好，村民是知道的，因为他天天走这条路。
如果在管委会的引导下，村民关心修路的事，那结果就是既管住了资金又管住了工程质量，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自然就提高了。推及到CDF的发放和回收，也是通过管委会的自治来实现资金的循环。
但，这样的基层自治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自乐施会撤出以后，各个社区的管委会和CDF出现过各种问题。
比如“乡村精英对管委会的控制和影响。”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项目干事胡明说。
虽然每个社区都有监督小组，“但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管毓红说，内部监督不起作用，外部监督根本没有，这很成问题。比如，管曾经去查一个社区的CDF账目，等了会计两个晚上都找不到人，最终才知道那个会计挪用了社区发展基金的钱给自己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