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石门坎，是乌蒙山区一枚蛮夷未化的“泥丸”。柏格里在半农半奴的大花苗人恳求下来此，为他们传播平等的福音。以此为起点，石门坎迈入现代，成为川黔滇交界地区的“文化圣地”，“边民”成为国民。这是石门坎的第一次全球化经验。20世纪末，石门坎重新向世界开放。给石门坎重新带来新生机的，有全球的关注，更多的是国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本土力量的坚持。这一轮以公民社会为切入点的全球化，离不开本土学者、发展工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外来使命”转换为“本土使命”。石门坎，期待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复兴。
石门乡党政办秘书张国辉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外国人的情形。那是1992年，两个人，男的是澳大利亚人本诺·费立波(Pniuo Bennoun)，香港乐施会第一任中国大陆代表，高鼻深目，穿着长风衣；他的搭档英国人白爱莲(Irene Bain)普通话说得很溜，还会背毛主席诗词。
这里是云贵边界，贵州公路网被忽略的末梢，贵州毕节威宁县西北部的偏远乡镇石门坎(现为石门乡)，当时整个乡都没有通电，多数村庄之间至今仍没有车路。
1994年费立波因病猝逝，他生前要求把自己骨灰的3/4，分别葬于自己20世纪80年代起就做扶贫的禄劝、澜沧和石门坎，他成为埋骨石门坎的第三个外国人；前两位，是20世纪前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al Pollard )和高志 华( Heber Goldsworthy)———那是张国辉经常从父亲张文明那里听到的名字，1958年前，张文明曾任石门坎教会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
费立波带来的香港乐施会扶贫项目，却从此在石门坎长期经营。他来的那年，张国辉务农的儿子张礼昆开始为乐施会项目工作。张礼昆说：“我觉得乐施会跟柏格里做的很多事情很像的，主要是文化的传播和意识的改进。”三代人的经历和记忆，有了某种交集。
超常规发展
张国辉记得长辈们的传说：在传教士到达之前，寨子里连能数到两位数的人都没有；几个寨子才有一两个老者懂得汉话通译，若是老人不方便出行，整个寨子便不会上街赶场。
石门坎有文字的历史，注定跟英国传教士柏格里连在一起。不过在很长时间里，这历史只存在于人们的耳语。“基督是什么，我认不得；我先认得柏格里，才认得基督教。”张国辉说。据父亲描述，柏格里穿苗族衣服，走遍每个村寨，他从不骑马、坐滑竿，吃的是苦荞粑粑和炒燕麦面粉，旅途中跟苗族人一起睡草堆，或在荒郊野外躺在蓑衣上过夜，他爱运动，喜欢跟小娃娃打雪仗。被苗人称为“苗王”的柏格里，如同一位过世的家人。
如果不是遇见大花苗人，柏格里很可能只是殖民时代那些绘声绘色的游记文字作者之一。在1904年前来到深山苗人部落之前，他在西南传教18年成果甚微。1904年，石门坎附近的苗人杨雅各和几个同伴，来到60公里外的昭通城向柏格里要求读书、学习“耶稣”。惊喜于苗族对基督教的热情，柏格里决定把根据地转向深山。
柏格里能在川黔滇边境安全地传教，受惠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然而工人之子柏格里，显然对鸦片战争后，武力胁持之下的“自由贸易”不肯苟同。他在他的游记《中国历险记》中写道：“现在可以忘掉……悬挂着各国旗帜的近乎厚颜无耻的炮舰，现在展现于眼前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度之一。”1939年出版的一本叫《苗族救星》的书中这样写道：他“不避艰险，不惮辛苦，爱护苗民，无微不至。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石门坎的崛起，是由精神力量影响的社会变革，用经济决定论很难解释。”第一本石门坎研究著作《窄门下的石门坎》的作者张坦说。1985年，身份为省宗教局干部的他，曾亲耳听到胡锦涛讲述柏格里的故事。
传教士的工作，让偏远的山村瞬间进入全球舞台。涌向石门坎的善款，多来自国外平民阶层；当时国外的邮件，只需写“中国石门坎收”便能寄到。柏格里因护理伤寒症的学生去世之后，他的后继者张道惠(Harry Parsons)主持了石门的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张因病返国，他出生于中国的双胞胎儿子张继乔穿越抗战炮火回到石门坎，中间在集中营被拘禁数年。柏格里的追随者高志华牧师则在1938年为保护学生而丧生于土匪刀下。
精英崛起
威宁县前政协常委朱玉华的父亲朱焕章，和张国辉的父亲张文明，是在柏格里1905年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第五期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见证了柏格里最后的时光。1915年，朱焕章曾染上伤寒———那一场瘟疫中，柏格里染病离世。
年幼失学的柏格里非常重视教育，教会每建一座支堂，就会建一所分校。这个模式，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石门坎教育系统，使这里成为川黔滇三省边界的文教中心。光华小学毕业后，朱焕章作为优待生被送往昭通上中学，其后又到四川华西大学深造；而张文明被派往石门坎教育体系中的分校执教。
在华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来观礼的蒋介石认为朱焕章代表毕业生的发言“语言通俗，道理深奥”，希望他留在重庆绥靖公署工作。但朱拒绝了。跟那时候几乎所有苗族精英一样，他只想回家。朱玉华记得，学成的父亲带着宋美龄送的良种鸡“衣锦还乡”，接手苗族的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掌管光华小学，“朱校长的鸡圈”也成了石门坎一景。
朱曾一度前往昭通市的中学任教导主任，然而他发现苗族学生仍然难以进城求学，于是1943年再次回到石门坎，与本族精英分子一起创办了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所学校成为邻近三省近20个县市的最高学府，至1950年，这所中学管理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校和一些医疗机构。
1910年开始，石门坎的运动会声名远播，当年的地区专员、县长，都要到这个偏僻之地“开洋荤”。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来参加比赛，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之后，他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19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上世纪20-40年代，石门坎迈入“博士时代”，传教士和成长起来的苗族精英在石门坎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行动，与东部平原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知识分子的作为遥相呼应。后来成为朱玉华公公的吴性纯，在学校旁开设了简称“P .M”(苗文“我们苗族”；汉文“平民”；英文“纪念柏格里”)的平民医院。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成立，苗人王明基就在医院旁边，推广种植和手工业技术。王拟定的《推广实施大纲》，包括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小规模农场、民众教育和协助乡村卫生等，推广部还组建了毛纺厂，普及织布技术；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学习各种外来技术。而朱焕章则走遍滇黔川三省交界区的苗民村寨，推行平民教育，使当时2/3的青壮年大花苗民，都能通读他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而脱离了汉文盲、苗文盲。
作为这些乡村建设活动的统筹机构主持人，张道惠牧师开办了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进行植树造林、修建乡村公路和赈灾救济；他为石门坎建起麻风病院和孤儿院，开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之先河。
拥抱革命
朱玉华还记得，父亲回乡从教，很难给6个女儿的家庭带来基本温饱———当时，教职员工按人口多少来分享学生交来充当学费的杂粮，贫穷的老师教着贫穷的学生，但学校朝气蓬勃、秩序井然。每当有穷学生要出去深造，父亲就要卖一匹马。
朱焕章是苗族第一位取得中央级别参政地位的代表。不过，由于朱在任“国大代表”期间要求“停止战乱”，减轻赋税以让农家子弟能够有钱上学，又联合云贵两省的彝、苗代表提出改善宪政，当局甚至不再提供他回程费用。
基督教改善了苗族的处境，但苗族大多数人依旧处于极端的贫穷之中，与彝族地主关系一如从前。朱焕章曾在他编写的《滇黔苗民夜读本》中疾呼：“朋友们，美国有释放奴隶的林肯，中国就没有组织释放奴隶的人么？”
“朱焕章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张国辉说。从1930年代起，张文明带领族人不断反抗苛捐杂税，被官府追杀，朱焕章把他安排到另一名大土目地盘里的小学，保住性命。张国辉的族叔张斐然，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一度任职国民党政府，却在1940年代发动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苛捐杂税的“弹劾运动”。在他逃避逮捕的日子里，朱焕章聘他当石门中学教导主任，在他组建威宁游击团、响应中共武装斗争的号召的过程中掩护他，“我父亲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张国辉说。张文明跟儿子说，那时候他就看到过张斐然带回来的《挺进报》了。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苗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到来欢欣雀跃。整理柏格里日记的牧师埃里奥特·甘铎理在日记后记中曾经谈到，在1951年，一位苗族基督徒因坦率表示支持新中国而受到责备时，他说：“你们无法体会我们世世代代是如何忍受过来的。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大翻身。”甘铎理承认：“联想起在土目统治下的悲惨生活，本人能够深刻理解他的意愿。”
1950年代初，石门坎的知识分子以老苗文翻译了“共同纲领”，拥抱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
花果凋零
1952年，石门坎学校被政府接管，添置了不少教学设施，贫下中农的孩子都有了人民助学金，穿上了胶鞋，令仍然穿着草鞋的朱玉华羡慕不已。在整个50年代，威宁县的教育系统，苗族的教育程度首屈一指，苗族老师仍然占80%左右。
1953年至1954年，威宁民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建立，朱焕章是委员之一；当他当选县长呼声渐隆，他被调往贵阳到省教育厅工作。
17岁那一年的冬天，是朱玉华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1955年，她考入贵阳医师学校，从石门坎到贵阳与家人团聚。参加“除四害”巡演回来，她被母亲告知：父亲不见了———“肃反”学习即将结束时朱焕章失踪；数月后，他自尽于黔灵山的遗体被发现。
事情不算完。“文革”中朱玉华在云南做医生，发现满街都是自己的大字报，“历史反革命”父亲，加上“地主”公公，而姐姐姐夫们也备受冲击，朱玉华认为自己家“一生败在宗教手头了”。
这并非朱家一家的遭遇。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石门坎的知识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劫难，精英断层影响至今。60年代，石门坎被设想为最可能发生“敌特空投空降”的地区，是防务的重中之重。1965年，来自县人武部的工作组砸毁了学校的汉苗双语“溯源碑”，砍断学校最重要建筑“大教室”柱椽装饰，捣毁英国牧师的墓穴。刚刚升入石门坎高小的石门民族学校书记吴善国当年11岁，亲眼目睹了这悲哀的一幕。
石门坎被称为“小台湾”，老教师们被赶下讲台，青年们丧失了参军升学的资格。石门坎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张斐然被打成右派分子，放回原籍；石门坎学者杨荣新等人死于浩劫。
1959年，张国辉和兄弟们把已经坐牢一年的“右派”父亲从威宁看守所接回来，作为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子女，一切上升通道向他关闭。但正是颠沛流离的运动年代，他以另类的方式掌握了人们讳莫如深的往事———先是配合外来的各路红卫兵搞“外调”，父亲不得不一再复述；而1979年父亲落实政策，省市县不断有史志工作者来做访谈，此时父亲卧病在床，却乐此不疲，张国辉又温习了一遍不同角度阐释的故事。
1981年，朱玉华取得了为父亲平反的“黔教政策第一号文”，该文件把朱焕章定位为：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
退休后朱玉华回到石门坎，有时候，她会漫步校园。父亲曾种下花红、樱桃和苹果的果园，周遭的柏木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砍伐；女教师宿舍旁边小花园里的秋千架只在60年前的黑白记忆中摇荡，而如今这里只是一片玉米地。父亲平反后她一直任县政协常委，她最不甘的，就是没有成功地保护张牧师宅邸和大教室遗址。如今的校园，只有游泳池、老柏树和石阶能依稀看出往日的风貌。
断裂与复兴
1989年《苗学研究》上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作为“苗族文化圣地”的石门坎，出现了“昨天和今天严重的断裂”：每年6月份后，80%的农户都得靠救济维持生活。人们多在土屋里人畜共居，35%的农户没有床，而全乡平均十人左右才有一床“被子”。据l986年4月初统计，全乡只有高中生9人，文盲达91.36%；失学儿童达88%。石门坎，在国内其他地方蓬勃发展的改革年代，却仍然边缘、凋敝。
变化正在发生。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导和推动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个关注极度贫困地区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区在全国独树一帜；20年后，它被视为科学发展观的先行探索与实践。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就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作为衡量成败的首要标准。张坦认为，实验区的主题，与柏格里在石门坎带来的变化，有着潜在的对应。
“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毕节主题”，给乐施会参与式扶贫项目的进入创造了氛围。乐施会项目在石门坎运作了15年，张国辉如此总结乐施会的工作：“他们把事情做好，成绩还算政府的。”
最初，乐施会项目针对当地农民缺少现金的情况，以地膜、肥料等生产资料放贷，或发放养猪贷款，并进行生产过程的防疫、科技养殖种植等服务，待农户收成以后还贷。1999年后，项目逐渐转向孟加拉模式的小额贷款，乐施会提供本金，推动农民以社区为单位成立社区发展基金管委会，自主决定利率和管理方式，让资金有效滚动，推动种养业。2006年乐施会项目撤离，把所有社区发展基金约50万元捐赠农户，让农户成为平等持股的基金股东，民主推选出社区管委会，进行透明管理。以其中的一个社区新寨为例，当年乐施会捐赠的5.7万元本金，现在已经滚动出3万多元的利息，再加上乐施会捐助作为教育贷款的7000多元(每年1月、7月收款放贷)和村民入股，现在加起来已经超过10万元，每一家都能在经济活动中得到资金支持。
张礼昆在乐施会项目曾任(牲畜)防疫员、地膜种植推广员和放贷员，他看到变化的发生：农户从平均4户人家才有一头猪到平均每户一头猪，从毫无动物免疫观念到有了疗程的概念；从不愿意进行技术投入到接受地膜种植———这种方式使当地农户亩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从不敢贷款，到通过小额贷款定期还款，好多不会做生意的人学会做生意。他说，乐施会不是简单地给钱，而是探索扶贫的模式，增强社区群众的参与程度和能力，让受助者成为助人者———2008年四川地震，乐施会的7个前项目社区为四川灾民捐出2万多元，委托乐施会人员直接送到灾区。乐施会撤出后，张礼昆已经成为一名熟练的国际N G O发展工作者，在附近社区从事水窖、沼气池援建工程。
到项目结束，乐施会在威宁县投入980万元。1992年起，其与威宁县政府合作的参与式扶贫项目让5个乡镇的73898人次受益。同1993年相比，2002年项目农户人均粮食从105公斤升到357公斤，人均纯收入从55.4元增长至1150元。2002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考察组考察该项目时认为，参与式扶贫发展方法和参与式农村综合发展的经验，值得国家在新阶段扶贫开发中借鉴。2003年政府推行农村扶贫小额贷款，借鉴乐施会在石门坎的社区发展基金工作模式，在石门100%得到回收。根据石门坎地区农户吃水难的问题，乐施会采取农户自己出工，分阶段提供材料和进行验收的方式，资助80%的项目农户建起小水窖。2006年乐施会项目撤走后，当地政府借鉴乐施会模式，建设了上千小水窖。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打电话给即将离任的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要他“一定要去石门看一看，给石门一些帮助”。钱运录来到石门之后，在高志华和柏格里墓地呆了20分钟；众人下山时，他又一人返回，在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才缓缓离去。这位拜谒柏格里墓地的最高级别官员，给石门乡带来3000万拨款，用于改善道路、学校和政府办公条件，以及卫生院、贫困村和历史文物保护。
精神的源泉
经过运动摧折和长久的失声，石门坎人没有忘本。1995年，石门坎重新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外国人可以正常进入此地。
1995年到访的英国访问团，带来张继乔牧师兄弟用老苗文撰写的书信：“现在我们两个都老了，但想念你们的心没有变……我们也算一半苗族人。”不断到访的外国朋友，活化了父亲苍老的记忆。多年来，张国辉接待的新访客不断关注这个精神社区，使他在复述父亲之外，有了自己的“著作权”。
1998年，中国社科院学者沈红第一次来到这里。她是作家沈从文的孙女，也是苗人。她成立了一个贫困社区教育支持网络，把从世界各地募集的助学款汇到石门坎，而张国辉长年为网络核实资料。沈红发起摄制的纪录片《走出麻风村》，促成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捐款改善当年传教士所建的“麻风村”痊愈者的居住、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人子女完成义务教育。
沈红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吸引来了杭州的教师、OCEF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志工斯嘉。2007年起，她带来的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项目，现已在威宁县资助贫困中小学生上百名；毕节市范围内，一些新的乡村学校正在建设：对一些地区孤儿的调查和牵线资助也在进行……
2007年，斯嘉认识了前乐施会威宁办公室工作人员管毓红，管志愿接下OCEF助学金发放和受助人资料核实的工作。乐施会撤离后，她与石门坎扶贫工作无法一刀两断：义务地做起了乐施会社区基金监督；她也在乐施会前项目社区新寨，促成社区发展协会，希望让村民在养殖项目上联合起来，并且鼓励新寨管委会去推动同一村另两组，用个人捐款与村民集资做起了社区基金。为了香港曙光慈善机构在这里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管毓红成为该机构西南办公室经理，她正实验性地把石门坎的小额贷款经验引入云南省大关县，让石门坎农民去手把手做教员。
关注石门坎，让曾经在这里停留、工作、记录的人，建立了一种非组织化的特殊联系。
2008年，石门坎雪灾受灾严重。管毓红从乐施会成功申请到32万元救灾款，用于大米赈灾；而赈灾报告和图片在朋友圈子里的流传，通过斯嘉再次吸引到香港救世军38万资金，以化肥发放的方式救助石门坎灾民。
影像工作者杨波在网络上建设起一个网络资料库———“走近石门坎”。他说，只想为云贵之间最贫困的大花苗创立一个平台，解决文化歧视的问题。8月开始，这个平台支持、管毓红和斯嘉都参与筹备的老苗文培训正式开班，朱焕章的四女婿陶绍虎医生亲自授课。
张坦则正在执行一个“百年记录”的口述历史计划，为石门坎留下真切的历史记忆。他说，石门坎要发展，需要卞淑美那样扎根下来的人。
谁都认识卞淑美，石门坎唯一骑摩托的女人。深圳市民在石门坎捐建了一所小学，让附近两个苗寨的孩子不用走上几里路去读书；东北小学教师卞淑美来到这里任校长。她借鉴柏格里汉苗双语、小班制教学，如今学校低年级学生的语文成绩，比石门乡的平均分高整整30分。卞淑美认为在石门坎的“流放”是自己最重要的成长，不过代价不菲：在发现有学生患了结核病之后，她联系结核病防治中心在学校和寨子里做了一次排查，最后发现十几人感染，包括自己8岁的女儿。
卞淑美正与一些支教组织联系“新教育试验”，这个计划意图以建设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来影响学校和社区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氛围。
2008年，张坦牵线，所有关注石门坎的人们捐资、参与，把朱焕章的灵柩，迁回故乡的大山中，时值朱校长105年诞辰和石门初级中学建校65周年。石门坎的今日与昔日，终于开始连成一个圈。
张坦说，来过石门坎的人们，之所以能够与这里保持长久的联系，不断在精神和行动上付出，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精神的社区，“对于我，它将是21世纪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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