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是贵州毕节最穷的乡,80年前的石门坎却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科技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
 

过去,从石门坎乡政府到新寨村,以前要走5个小时,现在步行只要1小时30分,开车仅要40分钟;新营—乡政府以前的山间小道需要步行2小时,现在只需四、五十分钟,开车10余分钟;新寨到苏科寨过去需要步行1小时,现在5分钟就可以坐着车出来了。3条五米宽合计26公里长的公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如果用现代流行的招标方式来修这3条公路,至少需要200万元。可是,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的人们只用了不到7万元的资金修成了这3条公路,并且从竣工的那一天起,这3条路就有了若干支义务护路队。

一 路是这样修的

我把这件事讲给北京的朋友听的时候,大多不敢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市场化、货币化的思路来发展乡村,7万元1公里路也修不成。但7万元修成26公里公路是真实的,这就是石门坎贫困的村民和乐施会社区发展工作者的智慧。

石门坎的社区发展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村寨,了解村民的需求。需求会提出很多,但修路是各个村社的各类人群的共同需求。修路这样的事,一般是政府来修。政府修路一般采取招标的办法,1公里路不会少于8——10万元,由于投资巨大,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村民修路的愿望就只有年复一年的等待下去。有没有用少钱办大事的办法呢?这样的先例不是没有过,人民公社时期有过。现在,因为政府再也组织不起村民了,所以政府改革了,学来了据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方法——货币化招标修路。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尝试将农民组织化,在相关村社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发展工作者将各个相关村社发展委员会成员组织起来,选举成立修路管理小组。管理小组讨论修路的方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初步的共识。再由各个村社的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具体的施工细则和各个村社成员的具体任务及其完成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活动,修路的方案基本形成。然后由乐施会出钱,社区发展委员会买炸药、雷管、铁锤、钢钎、碎石机、推车等材料和工具,请政府安排技术员指导(由乐施会出资给补贴),由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投工投劳。修路管理小组负责整个修路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展工作者是社区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的协作者。

从2001年年底开始,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村民一道,用了两年的农闲时间,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风餐露宿,终于于2003年年底修成了连接3个村的5米宽26公里长的碎石公路。路修好后,村民非常珍惜,各个社区发展委员会成立了护路队,分组讨论制定了护路责任制,并在全体村民大会上进行了表决,26公里公路从此有了稳定的维护队。

二 修路的启事

1, 农村蕴藏着无穷的建设力量。

当我走在这条平坦的山寨公路上时,电影《红旗渠》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万千。80年代,我乡镇当书记的时候,领导过农民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但进入90年代,组织农民义务兴修水利等工程的壮举再也没有了。政府组织不起来了,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工作者们却再现了《红旗渠》的一幕。

在中国的农村,每天闲置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可是中国的农村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劳动力去干,中国的农民也渴望组织起来改造山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们难道还有比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的闲置更大的浪费吗?我们难道还有比利用几亿劳动力更重要的资源开发吗?市场化、货币化的扶贫是中国要走的扶贫道路理吗?谁找到了配置中国数亿闲置的劳动力,谁就找到了中国新乡村建设的道路。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石门坎人民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方向。

2,农民组织配置农村劳动力比市场和政府更有效。

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政府把农村劳动力配置不起来,市场更配置不了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的最有效的途经是什么?农民组织配置农村劳动力。农村很多的工程,为什么只对资本家招标?党支部、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等农民组织为什么不可以参与招标。过去,党支部、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5000元钱可以修1公里石子路,现在,资本家10万元修1公里,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就不给农民的组织干呢?这样,农民的闲置劳动力不就可以换钱看病读书了吗?农民的组织不就有能力应对大资本和大市场了吗?农民的权益不就有能力维护了吗?

假如权力和资本不相信农民组织配置使用扶贫资源的能力,可不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同样的扶贫资源给政府扶贫、给资本家、给农民组织,看谁扶贫的效果好!

3,还权于民,让农民做主。

石门坎的人民为什么能创造7万元修26公里路的奇迹呢?因为村民是修路的主人;路修成之后为什么有护路队呢?因为村民是路的主人;村民们掌握着乐施会给的7万元钱,每花出去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每花一分钱大伙都明明白白;修路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譬如占地问题、拆迁问题等等,村民都表现的非常大度开明和通情达理,因为这是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对不起那些捐款的人。

我们国家每年用于扶贫济困的各种资金不少于400亿元,全国贫困人口不到3000万人,人均1300多元。这400亿的资金有多少是由这3000万贫困人掌握使用的呢?这3000万人每年得到了1300元的扶贫资源吗?如果他们每人每年自己只掌握使用300元,我想也许会做出很多很大的事情来。

我们应该把分配、掌控、使用扶贫资源的权利交给贫困的人民。一方面让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是穷人的钱就直接配置到穷人的社区或人头,不要权力配置扶贫资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层层截留扶贫资源的丑恶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某些部门和政府拿穷人当人质的丑恶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要让贫困村的村民组织起来,自己决定和掌控扶贫资源的使用,而不是国家干部决定和掌控使用,在扶贫的工作中,国家干部只能是协作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农村蕴藏的巨大力量,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权力和资本对穷人的合谋。

第三代领导人曾经对世界庄严的承诺:决不把贫困带入21世纪!进入21世纪已经有几年了,贫困的人口去年还增加了80万人。在今年的扶贫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发出动员令:2010年要消灭贫困!每一次的豪言壮语都让人热血沸腾,如果能够调动起中国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建设新乡村的热火朝天的干劲那就好了。

200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