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离开石门坎已有40天了，但一个多月来，石门坎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石门坎位于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交界处。到石门坎之前，我的同事告诉我石门坎是贫困的贵州省中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但走进石门坎感受的贫困程度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90%的石门坎人是黑牙齿（氟中毒），一般的老年人都患有关节病（氟中毒）；90%以上的农户依然是人畜同居，80%的人口饮水困难，70%的农户住的是低矮且人畜混居的茅草屋；烤土豆和玉米面依然是90%农民的主食；女孩子入学人数不到男孩子的三分之一......石门坎乡14000人，信用社存款81万元，其中乐施会援助的项目资金51万元,人均存款不到22元。
　　
　　但是，打开1920年石门坎的照片，你会发现，80多年前的石门坎比现在的石门坎繁荣和美丽：欧式的建筑群是村民们的公共场所，大型运动场与游泳池曾容纳全国一百个运动队。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石门坎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科技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
　　
　　在90年前，如果你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写上"中国石门坎"，邮差就能将你的信件准确的送达。石门坎如此出名，因为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人开创了石门坎的繁盛时代。
　　
　　一张牛皮立足石门坎
　　
　　101年前(190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穿上中国服装、戴上假辫子从云南的"昭通布道所"来到了石门坎。相传，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教堂和学校。办教堂和学校需要土地，石门坎的地都是威宁大官寨的大头目安慧生的。手里并没有钱的柏格理决定去找安慧生"买"地。在苗族长老们的指引下，柏格理跋涉数十里，来到大官寨拜访安慧生。柏格理说明来意，安慧生以为来了一个大买家，热情有嘉。安慧生和柏格理很是有缘，两人一见如故。酒足饭饱后的安慧生问柏格理要多少地，柏格理神秘而又认真的回答仅要一张牛皮大的一块地。财大气粗的安慧生觉得这洋人有意思，传教办学只要苗族妇女裙子大小的地，当即表示送柏格理牛皮大的一块地。有备而来的柏格理为了这牛皮大小的地还和安慧生签了一份协议。柏格理回到石门坎，用化学药品把一张牛皮进行处理，将牛皮分成丝，牛毛结成线，用绳子丈量皮丝和毛线的长度，再用绳子围圈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天的石门坎乡政府所在地。
　　
　　从改变灶头与纺织机开始
　　
　　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们通过改变苗民的生活开始进入他们的社区。在石门坎成立了实业推广部。当时的推广成果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石门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建灶升火。在柏格理来之前，苗人升火做饭是三块石头垒成灶，这样既浪费木材又污染环境，柏格理挖土建灶，既省材又清洁，至今石门坎人还普遍使用柏格理式的土灶。实业推广部对苗族的手式纺麻机进行改造，改为手脚并用，提高效率50倍以上。在改造麻纺机的基础上，对当地的纺毛机进行了改进，效率也大大提高。今天的石门坎，依然还有人用着当年的纺织技术。技术推广部还建立了试验农场，成功的引进了玉米、土豆（当地人今天还依然叫洋芋）、棉花、小麦、青稞和良种猪，还有新的技术。试验农场培养了大量的推广员，带着种子和技术回到自己的寨子帮助村民改进生产生活。品种和技术推广，使贫穷的石门坎地区由最穷的地方变成了相对富裕的地方。
　　
　　点滴的改变是长远的，享受了生活的新乐趣的石门坎人开始接受老外的努力。
　　
　　在这样的基础上，柏格理才能进行文化的变革。
　　
　　教育愿意回乡的人才
　　
　　1905年，柏格理动员信教的人出力出钱，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首先建起了教堂和学校，教苗人讲汉语，扫文盲，学数数，学算术。柏格理则跟当地的苗人学苗语。最大的学生46岁，最小的学生8岁。学校建立之初，学生们不但享受免费的教育，贫困的学生还可以得到赈济盐。
　　
　　柏格理传教传到哪里，学校就建到那里，1905--1949年的45年间，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王树德、高志华等人，在苗族地区总共建了54所学校，川黔滇的苗族子女都到石门坎读书，石门坎成了最大的教育基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培养出了3个博士、1个硕士和100多本科大学生，高中和初中生众多。为了既尊重当地人的传统，又保证妇女受教育的权利，石门坎还建立了光华女子学校。石门坎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谢绝当官发财的诱惑，坚定的回到石门坎，或是教书或是行医或是从事技术推广与普及，继续柏格理的事业。硕士朱焕章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创办石门坎中学（今天的石门坎民族中学），1949年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博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毅然回到石门坎为苗人行医，后任贵州省卫生厅长。在这些博士硕士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返顾的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
　　
　　创造苗文,改变婚俗
　　
　　柏格理向杨雅阁、张武、钟焕然（汉族）学会苗语后，和他们一起研究创造苗族文字。1909年，以汉字和英文字母为基础创造的苗文字（老苗文）产生了，只要有汉字和英语基础，老苗文简单易学。1910年，石门坎的学校增设苗文课和英语课，每周两节苗文课，三节英语课，念完初小，学生就可以用苗文写作，用英文讲话（1949年后，贵州毕节地区的大批英语教师都出自石门坎）。1912年，柏格理和杨雅阁等人，用苗文翻译了《圣经》，后和杨雅阁一起东渡日本印刷数本。苗文《圣经》面世后，邻近几个省的苗族地区都送人来石门坎学习苗文，苗文迅速传往云、贵、川等省苗族地区，成为苗族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工具。解放后，政府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造，产生了新苗文，但多年来，石门坎的苗人不愿学新苗文，现在又恢复了老苗文。
　　
　　在柏格理之前，苗族人一般是15岁结婚，并且婚姻半径小，近亲结婚比较严重。柏格理要求信徒和他的学生，男婚不低于20岁，女婚不低于18岁。双方要自由恋爱、自愿才能结婚，并且要在教会办理结婚手续才能结婚。举行结婚仪式时，男女双方都要通读苗语识字课本。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原来苗族只有姓而无字辈（其他地区的苗名采用子父联名制来区分字辈，他们自己可以上朔十几辈，），柏格理号召用字辈，这样就（让外人）容易搞清是否是近亲。柏格理等人还倡导苗人和其他民族通婚，石门坎生活着十多个民族，现在苗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已比较普遍。在我到过的其他省的苗族地区，苗人和异族通婚却是相当的少见。
　　
　　开石门、办麻风病院、孤儿院和战争避难所
　　
　　在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和石门坎人民的努力下，石门坎逐步成为方圆几省苗人的教育文化中心、人才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
　　
　　为了方便和外界的交往，柏格理等人带领当地人民用铁钎铁锤戳开了石门，开辟了石门通往昭通、毕节等地的通道，不仅缩短了30多里的路程，而且改人行道为马道，石门坎从此有了通往外界的马帮。石门坎与外界的交流也从此活跃起来。
　　
　　在旧中国，麻风病人是最受歧视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火烧麻风病人的事件。柏格理等人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地建立了麻风病院，由麻风病人自己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安排专门的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技术推广部免费提供衣被等生活物品，当时共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现在石门坎的麻风村就是当年的麻风病院。
　　
　　由于战乱，来石门坎的孤儿越来越多，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石门坎孤儿院，高峰时期收养130个孤儿，这些孤儿不仅生活无忧，还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
　　
　　抗日战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大批的难民来到了相对安定和富足的石门坎，石门坎人民建立了战争避难所，大批难民与石门坎人民一同劳动，一道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9 .18事变以后，有800多石门坎苗族青年参加抗日战争。时间已经过去久远，今天的石门坎却依然还留有难民学习和生活的痕迹。
　　
　　农民运动会
　　
　　贵州省军阀杨森是一个足球迷，他的部队有一支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1923年，杨森听说石门坎的足球水平如何不得了，一时兴起，亲自带领足球队到石门坎比赛。石门坎中学球队应战杨森的球队，结果杨森输两场赢一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一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出自石门坎的球员。50年代，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
　　
　　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柏格理及其追随者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促进全民强身健体。柏格理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等。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歌舞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给优胜者物质和精神的奖励。
　　
　　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奇不已，也引起了当时贵州省省长的关注。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看。
　　
　　昔日的足球场已经不复存在了，惟有那修在半山间的干枯得滴水不见、完全倒塌的游泳池，还依稀见证当年全民体育运动的辉煌和曾经有过的绿水青山。
　　
　　薪尽火传
　　
　　1915年，柏格理先生因伤寒病逝于石门坎。当年，石门坎地区大范围流行伤寒病，石门坎收治了许多的伤寒病人，柏格理先生的夫人带领有限的医护人员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需要很多的志愿者参加救援。柏格理先生在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带领志愿者深入病区为群众发药、转运病人，由于长时间奔波在一线，不幸感染伤寒，加上劳累过度，溘然长逝。根据柏格理先生的愿望，人们将他葬在了石门坎。方圆数十公里的数万民众参加了柏格里先生的葬礼。
　　
　　1938年，柏格理的第二任追随者高志华先生，从英国筹款返回石门坎经云南昭通的途中，不幸被土匪劫杀。石门坎人得知高先生遇害，举乡悲痛。石门坎派出数路人马四处寻找高先生的遗体，沿途数万人恭迎高志华先生回石门坎。
　　
　　时间转眼过了50年，1988年，澳大利亚人费利波先生来到石门坎，担任西方某知名ngo驻中国西南的项目官员，开展社区扶贫与发展工作，1989年六四风波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费利波先生接到撤退的指令而没有执行。后费利波先生辞去原有工作而加盟香港乐施会，继续石门坎的扶贫与发展事业，奔走于石门的穷山僻壤之间。1994年，香港乐施会项目官员费利波因患脑瘤，延误治疗，救治无效。费利波先生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石门坎人民，按照费利波先生的愿望，他的骨灰的一部分也葬在了石门坎。
　　
　　1948年的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石门坎美丽的欧式建筑群只剩下了高志华先生一天也没有住过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恐怕是今天石门坎最值钱的建筑（现在是石门坎乡乡政府的办公楼）。昔日茂密的森林如今已光头透顶；当年修建的游泳池已经常年没有滴水；再也不见当年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的身影；昔日足球之乡的孩子们却已经不知道足球的模样；只有在大理石基础上重建的三层楼高的新民族中学依然见证着昔日石门坎教育的厚实与辉煌??
　　
　　但是直到今天，石门坎人依然没有忘记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每到清明节，十里八乡的人民不约而同的来到他们的墓前，敬上一把野花、一束树枝、一吊白纸、一柱清香、一捧泥土、一个鞠躬，寄托无限的哀思。三位外国前辈永远的留在了石门坎。他们是石门坎扶贫与发展工作的"三位代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又是一个清明节，5点半钟我就醒来了。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给在石门坎扶贫的同事们打电话，请他们代我向长眠在那里的三位做农村扶贫与发展工作的外国前辈献花，寄托我对他们的思念和崇敬。
　　
　　我在石门坎的日子，两次久久的坐在"三位代表"的墓旁，我想倾听他们的教诲，还有他们见证石门坎百年变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却只有昆虫发出的蜘蜘的幽婉的叫声。
　　
　　三座墓碑，就是三个与贫困作战的永远的战士！三座墓碑，就像三面镜子照着来石门坎的每一位发展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