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东南回来以后，一直就无法安心下来，有一些东西实在是应该写下来的，可惜我却总是感觉没有准备好，甚至也没有沉淀下来。我再次提起“居心勿静”这四个字，似乎这么久以来努力去学和做的宁静致远就没有成功过，除了个人性格的原因外，有没有时代的“鬼打墙”在迷惑我。
也许，过于急切的表达欲望往往会损害意义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说话的欲求，我宁愿去论坛灌水－－当然－－我个人感觉这有如泼妇骂街。但话说回来，虽然“得意忘言”是一个不错的境界，但是，如果不言说的话，这种“意”“义”能采取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呢？既然没有，那就不如不要讨论了吧，否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想来人类真是种奇怪的动物，总是玩命儿的自己挤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居生物链顶端多年，变成了地球生物圈里面的独孤求败。如果真有某种语言像七肢桶的“七文”，那它就是专门为我这样好高骛远的人准备的，只可惜，也许我们的上帝也不曾有这个方向的智慧。特德·蒋的想象力总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我这里，这种amazing和敬意是持久的。而这样的天才，我祈愿他和他的想象力都长命百岁。
恰巧在昨晚，我得到一本书，内容是一个贵州作家写威宁石门坎。早晨粗略的翻了一遍，感觉总是有些突兀。石门坎这个地方，因为100年前伯格理的不懈努力而广为人知。但是，在100年后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现状是令人忧虑的。这些年，跑去石门坎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自然不乏怀着善意和良心的人，但令我困惑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贫穷。如果从历史环境的角度去考虑，石门坎在战乱频仍和新一次的闭关锁国中被重新边缘化，以致于它现在的处境是如此的自然。实际上，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乡村比石门坎还要艰难。有时候，我不无刻毒的想，石门坎俨然是一些人心中的圣地，去这样的地方，除了朝圣之外，是否也是为了沾取一点圣灵的气息，好让自己也神圣起来呢。又或者，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里面活动，自己也能获得他处无法得到的“出镜率”呢。我们似乎从不缺乏“吃大户”的小聪明，文化上面的趋炎附势一般被称作附庸风雅，有四处求名人字画的，有四处请托名家权威作序的，即便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杀手锏，好一点的在墙头石壁上题些打油诗或者顺口溜，差一点的，直接就歪歪扭扭的刻上“王小二到此一游”。动物世界里面的雄性动物有四处小便划分地盘的习惯，大约人类是文明一些，不好意思直接掏出来划地为牢，于是就换一种风雅点的玩法。文化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糟心，化得好就是麝兰之室，化不好就是鲍鱼之肆。
我深深地晓得我的偏执，但是，当这些可以言说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调动自己的资源，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石门坎的时候，石门坎是否真是被描述出来的样子？我并非怀疑这些心怀善意的人的努力，我只是担心，如果没有石门坎自己的声音加入进来，这些众声喧哗的表达仍然显得不够完整和更接近真实。这不仅是对石门坎的担忧，也是对所有乡村的担忧。关于前面所提到的书，我的第一感觉是显得过于刻意，以致于我宁愿把它当做一本普通的游记来读。从现代性发轫的角度去看，无论是100年前的伯格理和稍后的高志华，还是今天往来不断的各色人等，首先他们都是作为“他者”闯入石门坎的，即便是两位深深融入当地生活的牧师，因为“传教士”身份的异质性文化特征，也不得不始终作为一种他者。只不过这两位可敬的“他者”与当地人水乳交融，成为了当地居民的“自己人”，以致于后来者往往只见相得，不见疏离。100余年来，当地归化基督教的居民们不会想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上帝恩慈所及的这片苦寒之地，会因为不同的视角而产生不同的特殊意义。石门坎也因此而备受关注，它成为风景，成为圣地，成为文化典范，成为官方一度不愿提及的敏感区域；但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乡村，虽然，这里的贫困和闭塞又是如此的普通。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但是，这里的信众大约不会想到，在自己看起来如此自然的信仰基督教，通过一些人的目光折射出来，会有如此异样的拔高或贬低。这种事情，大概也是伯格理始料未及的。回到前面的书，作者说他很累，我也觉得累。在书中似乎我只见到为写作这本书而行走的一群，以及被时时刻刻记挂的伯格理们，唯独我没有看见石门坎的人与生活,没有看见那些工作在这里的人与生活。破败与贫困固然是生活，但不是唯一的生活，除了展示这些以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其他的表达。倘若怀着成心去看待事物，我们的视野会被遮蔽很多。而在这个时候，石门坎的历史确实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无论后来者想如何的还原和逼近真实，她毕竟曾经面目全非。
在当下，比石门坎处境更艰难的乡村比比皆是，这么些年来，一窝蜂朝石门坎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让我不禁浮想联翩，设若这些力量都能够好生用在石门坎的发展和振兴上面，石门坎大约就不会还是现在这般模样吧。原本能够整合利用的资源，在此却有些像寓言中拉车的那些动物，石门坎以如此大的名头引来各种资源，到现在却仍然在做零和博弈的牺牲品。要破解这种困局，政府和民间实在太需要换个思路了。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石门坎一下子能获得3000万的拨款，但这样的待遇，对于中国的乡村发展是没有多大借鉴意义的。老祖宗都说救急不救穷，不从根本上下功夫，100年后我们还是一样的糟糕。
也许，过于急切的表达欲望往往会损害意义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说话的欲求，我宁愿去论坛灌水－－当然－－我个人感觉这有如泼妇骂街。但话说回来，虽然“得意忘言”是一个不错的境界，但是，如果不言说的话，这种“意”“义”能采取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呢？既然没有，那就不如不要讨论了吧，否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想来人类真是种奇怪的动物，总是玩命儿的自己挤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居生物链顶端多年，变成了地球生物圈里面的独孤求败。如果真有某种语言像七肢桶的“七文”，那它就是专门为我这样好高骛远的人准备的，只可惜，也许我们的上帝也不曾有这个方向的智慧。特德·蒋的想象力总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我这里，这种amazing和敬意是持久的。而这样的天才，我祈愿他和他的想象力都长命百岁。
恰巧在昨晚，我得到一本书，内容是一个贵州作家写威宁石门坎。早晨粗略的翻了一遍，感觉总是有些突兀。石门坎这个地方，因为100年前伯格理的不懈努力而广为人知。但是，在100年后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现状是令人忧虑的。这些年，跑去石门坎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自然不乏怀着善意和良心的人，但令我困惑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贫穷。如果从历史环境的角度去考虑，石门坎在战乱频仍和新一次的闭关锁国中被重新边缘化，以致于它现在的处境是如此的自然。实际上，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乡村比石门坎还要艰难。有时候，我不无刻毒的想，石门坎俨然是一些人心中的圣地，去这样的地方，除了朝圣之外，是否也是为了沾取一点圣灵的气息，好让自己也神圣起来呢。又或者，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里面活动，自己也能获得他处无法得到的“出镜率”呢。我们似乎从不缺乏“吃大户”的小聪明，文化上面的趋炎附势一般被称作附庸风雅，有四处求名人字画的，有四处请托名家权威作序的，即便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杀手锏，好一点的在墙头石壁上题些打油诗或者顺口溜，差一点的，直接就歪歪扭扭的刻上“王小二到此一游”。动物世界里面的雄性动物有四处小便划分地盘的习惯，大约人类是文明一些，不好意思直接掏出来划地为牢，于是就换一种风雅点的玩法。文化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糟心，化得好就是麝兰之室，化不好就是鲍鱼之肆。
我深深地晓得我的偏执，但是，当这些可以言说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调动自己的资源，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石门坎的时候，石门坎是否真是被描述出来的样子？我并非怀疑这些心怀善意的人的努力，我只是担心，如果没有石门坎自己的声音加入进来，这些众声喧哗的表达仍然显得不够完整和更接近真实。这不仅是对石门坎的担忧，也是对所有乡村的担忧。关于前面所提到的书，我的第一感觉是显得过于刻意，以致于我宁愿把它当做一本普通的游记来读。从现代性发轫的角度去看，无论是100年前的伯格理和稍后的高志华，还是今天往来不断的各色人等，首先他们都是作为“他者”闯入石门坎的，即便是两位深深融入当地生活的牧师，因为“传教士”身份的异质性文化特征，也不得不始终作为一种他者。只不过这两位可敬的“他者”与当地人水乳交融，成为了当地居民的“自己人”，以致于后来者往往只见相得，不见疏离。100余年来，当地归化基督教的居民们不会想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上帝恩慈所及的这片苦寒之地，会因为不同的视角而产生不同的特殊意义。石门坎也因此而备受关注，它成为风景，成为圣地，成为文化典范，成为官方一度不愿提及的敏感区域；但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乡村，虽然，这里的贫困和闭塞又是如此的普通。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但是，这里的信众大约不会想到，在自己看起来如此自然的信仰基督教，通过一些人的目光折射出来，会有如此异样的拔高或贬低。这种事情，大概也是伯格理始料未及的。回到前面的书，作者说他很累，我也觉得累。在书中似乎我只见到为写作这本书而行走的一群，以及被时时刻刻记挂的伯格理们，唯独我没有看见石门坎的人与生活,没有看见那些工作在这里的人与生活。破败与贫困固然是生活，但不是唯一的生活，除了展示这些以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其他的表达。倘若怀着成心去看待事物，我们的视野会被遮蔽很多。而在这个时候，石门坎的历史确实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无论后来者想如何的还原和逼近真实，她毕竟曾经面目全非。
在当下，比石门坎处境更艰难的乡村比比皆是，这么些年来，一窝蜂朝石门坎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让我不禁浮想联翩，设若这些力量都能够好生用在石门坎的发展和振兴上面，石门坎大约就不会还是现在这般模样吧。原本能够整合利用的资源，在此却有些像寓言中拉车的那些动物，石门坎以如此大的名头引来各种资源，到现在却仍然在做零和博弈的牺牲品。要破解这种困局，政府和民间实在太需要换个思路了。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石门坎一下子能获得3000万的拨款，但这样的待遇，对于中国的乡村发展是没有多大借鉴意义的。老祖宗都说救急不救穷，不从根本上下功夫，100年后我们还是一样的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