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肯定还是必须警惕？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存在着分歧，褒贬不一。
今天，一百年过去以后，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石门民族学校走过的历程，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石门学校的重视和对它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充分的肯定。
一百年以来石门坎及其周围的地方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改变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下面两件大事出现。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学校，第二件大事是创制了苗族滇东北方言的文字——石门坎苗文。
一个受欺压，被奴役，生活贫困，知识贫乏、资金缺少的民族，能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在分布于滇黔川三省交界的威宁、昭通、彝良、威信、大关、永善、盐津、绥江、巧家、鲁甸、镇雄、高县、珙县、筠连等十多个县，在交通闭塞的苗寨山乡，建起了一百一十二所初级小学，五所高级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使大约三分之二的大花苗青壮年人脱离文盲；并且像幸运的婴儿那样，这些学校没有一个夭折，全部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后分批移交给了人民政府，其中八十五所被接收为国家正式的公立学校。“非斗靡而夸多”，这么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确确实实是我们地区那个时代的一件大事、好事。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的穷苗民，后来居然当起了老师，有的甚至给自己周围的民众、包括土司土目的子女，教起了汉字文言，这不是一件奇事吗？
带来以上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离不开外界的帮助和金钱的捐助。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是靠精神。
靠什么精神？
首先是以柏格理牧师为代表、从张道惠、王树德、李五李司提反、刘映三、钟焕然等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将思惠带给偏远高寒山区的贫困民众”这样一种拯救精神。由于他们是用心思来帮助一个弱势族群，而不是防范，是付出自己去拯救他人，而不是索取，所以取得了影响到后世的丰盛成果。
其次是苗族先辈们不甘于落后，要洗刷受欺凌的耻辱，争取那做人的起码尊严而去不懈奋斗的精神。他们距建校地点有几天路程的人也像办喜事一样地带上干粮不取报酬风餐露宿满腔热情地投入建校劳动；他们那种一旦有个学习场所就立即向老师请教的劲头；他们那种不分白天黑夜努力背诵绕口课文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更体会到这种精神的存在。那就是在我们石门光华小学，父子同校但儿子读高年级父亲读低年级的事情，虽不比比皆是，但确不时可见。为什么？因为收益好的年月父子同来上学，歉收的年头，子读父回家，等家庭渡过难关，为父的才来复读，这就拉开了父子的年级差距。这样的事情，使我看到那个年代苗族人一定要读书的坚定信念，“读书荣”渗进了人们的精神。
再有，取得一定知识后被分配任老师或学校负责人的苗族先辈们，他们在接受任务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被赋予使命和信任。他们深知报酬不多，但即使那点不多的报酬也已经优于众多常年辛苦农耕的同胞了。这种对教师低微收入的知足感，加上领悟到的使命感、责任感，使他们在资金缺少的情况下，坚持着学校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老师们廉洁奉公的精神，就像冬天的火炉暖人一样，温暖着这一所所建立在苗乡的穷学校。
第四，政教校齐心而产生的社区合作精神。正如大家已知的那样，石门光华小学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所以这样的宗旨，即“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被广泛接纳，换句话说，“一切为他人所做的事，应当同自己给自己做的一样”这种观念，不仅被传颂，而且被付诸行动。使得石门坎校区的大事要事，村寨、教会和学校各方面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不分彼此齐心协力，于是，学校的各种工作，就像一张完整的渔网，一拉就起。
归纳上述看法，我自己感觉得，我们地区那个年代一百多所山区民众学校能长生不灭，里面是靠“用心扶持、知辱奋进、廉洁奉公、精诚协作”的精神连结起来的，这中间有西方文化精髓的影响，更充满着我们中华文明的美德。从而使在艰苦年代所创办出的这些学校，确实放射着照耀中华的光芒。
今天，我们学校获得充分的政府资金投入，这是五十多年前石门光华小学、私立石门初级中学所望尘莫及的。我们贵州省、毕节专区、威宁县的各级党政首长曾多次视察过石门坎，提出重铸石门名校的重要指示，使我们非常受鼓舞。按我的愚想，今后，在现有基础上，只要继续用心扶持，坚持从弱势族群众挑选出像朱焕章校长那样的优秀人物去关爱教师管理学校，那么，重铸石门辉煌就肯定不仅是一种愿望，而应该是历历在目的现实。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