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延续百年的文化记忆
六江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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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民族的历史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
他们只能算作一个较小的群体 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 上帝又一次选择了弱者 ——伯格理 山野里的赞美诗 2006年9月3日，星期天，50岁的吴爱珍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简单的地梳洗后，她提起扫帚，将自己守护的教堂打理的干干净净，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静静地等待着。 10点半左右，开始有人向教堂走来，他们有的腋下夹着两本书，有的背着尚处哺乳期的婴孩，有的互相交谈着什么，三三两两的人群进入教堂后，有人开始捧着书本阅读，有人开始安抚哭泣的婴孩，而有人则延续着刚才交谈的话题，后到的人往往一声不吭地找个位置坐下，而先来的人们则集体向后望望，点头示意。随着来人的增多，寂静的教堂逐渐热闹起来。 他们全都是吴爱珍的教友，来自附近方圆几十里的10多个苗族村寨，妇女们穿着白色的百褶裙款款而来，简朴的教堂顿时增添了缤纷的色彩。 11点，人们已经挤满了这座教堂的一大半空间，这时一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走上前台，他不发一言，手里翻动着一本小册子。突然，他上身一抖，右手一挥，熙攘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随即跟随男子的手势，集体唱和起来。 这是每个星期天在石门坎教堂响起的澄澈纯真声音，虽然我不太听的明白歌词，然而舒缓的节奏让我明白，连绵不断的歌声都是献给主的赞美诗。 而歌曲的演绎者，却是生活在中国西南最贫穷的乌蒙山区的苗族山民。 这足以让人大吃一惊，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偏僻山乡，是何以与西方文明的信仰联系在一起？ 然而更让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情景，已经在石门坎上演了整整一个世纪。 吴爱珍守护的这座教堂位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乡，我在40公里的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抵达了这个位于贵州西部之西的偏僻山乡。眼前的石门坎，与我的想象着实有些差距：石灰外墙的水泥房屋沿着山势起伏，几百米的街道全是泥石和垃圾。起风的时候，尘埃四起，垃圾飞扬。 山风中的石门坎，多少有些萧瑟悲凉的味道。 而在一百年前，这里却是川滇黔边区的文化圣地，是先进知识的汇聚之地和外传中心。其中的渊源，与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努力不可分割。 1887年，英格兰牧师伯格理（Rev. Samual Pollard，1864—1915），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他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安庆等地学习汉语汉文，易洋服，以一副中国人的打扮，最终深入到了内陆腹地的昭通。 起初，伯格理在“昭通布道所”传教。直到1904年的一天，布道所来了几位行束鄙陋的苗族猎人。伯格理问其来历，得知他们来自38公里之外的石门坎，是偶尔听闻“一个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的羔羊”传言，寻至此地。苗人的淳朴厚道深深打动了伯格理，使之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苗人知识缺乏、备受欺凌的状态更深深地刺痛了伯格理。 伯格理于是决定前往威宁的石门坎传教布道。 现在的石门坎属于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然而在上个世纪解放之前，它没有这样明晰的行政区划，而是统治滇黔交界的彝族土目安荣的属地。 1905年3月5日，伯格理走进了土目安荣的家，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安荣终于答应在石门坎给伯格理八十亩的土地。 3月31日，伯格理带着契约书来到了石门坎，并开始在这块荒凉的山坡上择址建房。牧师们在作了祷告后，教堂开始动工。当时随同伯格理而来的还有傅正中、李司提反、钟焕然等人，他们带来了泥水工和建筑队。而更重要的是，伯格理们的行为得到了当地苗民的大力支持，他们捐助了资金，并参与了大部分的建筑劳务。 1905年10月底，石门坎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堂落成。苗民们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接受了洗礼，他们希望在伯格理那里寻找到一条结束苦难和歧视，获得尊重的途径。 我在石门的街上打听着那座教堂的下落，起码也想看看遗址所在，然而没有人再记得上个世纪初那个点燃石门辉煌岁月的教堂的具体位置。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吴爱珍守护的那座新建的教堂。 教堂是2004年在澳门牧师的资助下修建，如果不是屋顶的十字架和“石门坎基督福音会”的标识，外裹红砖的建筑甚至更像一间厂房。我走进屋内，红色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标语和巨大的十字架夺目而来，几排长椅整齐地排列在基督耶稣画像的注视下，阳光透过欧式的窗户斜斜地洒来，简朴而素雅的石门坎教堂一时光辉四起。 在教堂听着苗民诚挚的赞歌，我问起前排87岁的张满秀（音）老太太，何以懂得那些在我看来是奇怪符号组合的苗文圣经？老太太似乎没听清楚我的问题，便探过身子，大声地问我在说什么？这下可惊动了所有的人，歌声嘎然而止，所有的目光一时全都向我投射过来。我尴尬地笑笑，老太太也回报以咧嘴一笑。倒是旁边的人替她回答说，汉字我们不认识，这些苗文在学校也不教授，我们都是在家里跟上辈人学的。 尽管在今天，这些苗族妇女因为不识汉字而可能会被定义为“文盲”，然而他们对民族文字口传心授的方式，让我看到了伯格理当初推行语言教育的烙印至今还在。 当1905年，伯格理以新修的教堂为基础，开始进行传教活动的时候，他发现语言交流成为了首要障碍。于是，伯格理开始拜苗族信徒杨雅各为师，学习苗话，并穿上了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人同吃同住，生活全盘“苗化”。 很快，伯格理便精通了当地的语言。1906年，伯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反以及苗族信徒张武、杨雅各等人，认真研究苗族语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一套拼音文字。文字分元音和辅音，辅音在前元音在后进行拼读。 尽管现在看来，这套文字不够科学完整，但是作为有史以来为苗族创立的第一套文字，伯格理的功勋值得彪炳。 伯格理创制的苗文简单易学，很快流传开来。牧师们用这套文字翻译了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而以它为基础编写的《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等教材，很快成为学校普及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 在此期间，伯格理从苗族信徒中选择了十二人接受洗礼，并派他们分赴各村寨负责施洗工作。以传教为平台，福音所至之处，大大推动了文字的普及和传播。 从此，伯格理的传教行为与对苗民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石门坎创立的苗文传遍了整个乌蒙山区，苗族同胞们用它来通信、记录故事和传说。使得苗族同胞文化水平飞速提升，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当时摆脱了因为文化落后而遭受的歧视和冷遇。 至今，这套现今被称为“老苗文”，英语世界以伯格理的名字命名为“坡拉字母”（The Pollard Script）的文字，还在六盘水境内的苗族村寨流传。 从教堂出来，已经下午三点。我寻着伯格理 “哪里有教堂，哪里有学校” 的初衷，向牧师们当年办学的所在地走去。顺着山路转到现今石门街道的下方，一片青翠的华山松林展露出来，为沉闷的景色增添了轻快的节奏。石门中学的现任校长陈杰已站在林间等待多时，他告诉我，这片松林是当年伯格理和牧师们所栽种，经过将近百年的风雨，已经蔚然成林。 我跟随这位面庞黝黑的彝族汉子在石门学校参观，陈校长在为我指点介绍伯格理当年办学的遗迹，自己也仿佛沉浸在往昔岁月的荣光之中。 从1905年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开始，教会的资源就同时成为学校的设施。1906年，伯格理和苗族同胞共同修建的教会学校开始招收学员，学校的经费由“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负担，学生每学期交纳五至七升包谷的学费，家庭困难的教徒，也可减免。既能学到文化，又能免受欺侮，于是，附近苗族家庭纷纷送子女入学。 在当时，石门坎的这所教会学校采取了十分超前的教育管理模式。它首创男女同校授课的先例，这在尚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简直不可想象。也许正是石门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使之竟成为了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地，这比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的规定早了整整6年。 石门坎的学校借助教会的声誉得到苗民的接受，而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学校在正式招生后，教会又陆续修建了39间大小不一的房屋，以供前来礼拜的人住宿，同时也成为老师和学生的宿舍。 当年的建筑大多已经坍塌废弃，不见了踪影。我在乡政府看到了尚存的一栋建筑，青石砖墙，中式屋顶加上欧式外观，两层的小楼中西合璧，朴素典雅。至今还伫立在石门坎山间的这栋小楼，在解放后成为了乡政府的办公地点。而在小楼面前，我仿佛也感受到了当年学校在乌蒙山乡开展文化传播的盛况。 到了1912年，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石门坎教会学校改名为“光华小学”，除了基本的教学设施，学校还修建了游泳池、足球场，并辅之以孤儿院、药房、麻风病院供水设施等慈善事业，并建立了垦殖事业部，专门研究推广农耕技术。1915年，光华学校本部的学生已经将近400人，此外，还有若干的分校遍布周边。 光华小学的功能，已经超出了教学的范畴，短短数年间，它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了帮助苗族和川滇黔边区十余个县的少数民族扫盲，它所推进的现代教育还使石门坎从偏远的山乡一跃成为西南苗疆的最高文化区，先进文化的势能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毗邻地区，令国外基督教会的报纸叹为“海外天国”。 外来思想的传入与本地文化相结合，从文字的创立到学校设立，从孤儿院的收容到农业技术的推广，伯格理和牧师们与当地苗民共同演绎了一出文化交融，创造新生的传奇。 陈校长带着我，穿过野花烂漫的土径，我看到了两座白色石料砌成的墓地，这是伯格理和高志华两位牧师最后的安身之所。在1915年一次流行伤寒中，51岁的伯格理没能幸免，他的魂灵进入了天国，而他的学生，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的朱焕章成为了其最优秀的继承者。这位著名的苗族教育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在石门坎从事平民教育实践。他编写了针对苗民的平民夜读课本，普及新文化，还向苗民传授生产技术以及卫生、商业知识，建立农技推广站，进行实业培训，培养出大量苗族本土的文化人士。这与同时期的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和四川新都的平民教育行动遥相呼应，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家进行的著名农村改良运动。（下表为解放前石门坎光华小学历任苗族主要负责人） 直到今天，光华小学仍然是石门坎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记忆。 如今的石门坎，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校园的建设，牧师和教师们当年住过的小屋都在维修。11月初，石门坎学校100年校庆即将隆重举行，学校和当地政府都希望借助这次校庆，邀请到老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为石门坎的重新振兴出谋划策。 然而在陈校长的眼里，石门学校的现状却不像我们见面时的那片松林般茁壮。现在的石门坎，有着许多现实困境。曾经桃李广布川、滇、黔的石门面临着师资薄弱、生源急剧萎缩，而本地学生普遍辍学的尴尬。事实上，石门坎教育的过去无形中给现在的人造成了压力，而时代的巨大变迁，后人已经无法重复当年的轨迹。当年石门教育的辉煌终究是外力嵌入的结果，它的根基并不牢固，偏僻落后的石门，在外部资源撤离的情况下，教育的相对衰退无法避免。 所幸的是，最近几年，石门坎深厚的文化底蕴再次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的各界人士纷纷慕名而来，人们在感慨过去的同时也在期待石门教育的再次振兴。 作为中学的校长，陈杰在努力地进行着石门坎中学的重振，他告诉我，面对存在的辍学打工现实，他希望的仍然是改变许多家庭读书无用的理念，让家长和学生看到长远的未来，而学校能在教学中起到为学生的升学就业广开门路，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作用。 新来的“特岗教师”则为石门中学的教育引入了一些新风，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报名参加了针对偏远农村教师岗位的招考，来到了石门。尽管他们之前对石门并不了解，但是拥有参与石门教育振兴的理想主义激情，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希望继承伯格理当年的精神”。 这些正是陈校长所希望的。但是在他眼里，石门教育的未来，终究需要政府主导下，多方面的配合。 我在想，现在的教学内容已经不再像伯格理们当年那样，更多地与当地文化、生产实践相结合，也许这是当地人对教育的参与并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当我准备离开石门的时候，87岁的张满秀仍然在教堂里虔诚地聆听着长老的讲演，老人的心中时常沐浴着主的光辉，而她20岁的孙子早几年便没有读书，赋闲在家，却也不再做礼拜了。 汽车再次在40公里的山路上颠簸3个小时，我走出了大山中的石门坎，寄托着许多人记忆与荣耀的石门坎，希望它的复兴，不是遥远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