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石门坎”这个名字，是在贵州省大方县的大水乡（2004年感动中国的大学生徐本禹所支教的地方）,在跟徐本禹的伯乐——沈义勇书记交谈的时候，他说在徐老师离开贵州之前，我一定要带他去一趟石门坎——一个窝在山旮旯里的苗寨，因为一百年前有个叫柏格里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并办出了一流的教育，使原本“结绳刻木”记事的苗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不仅扫除了文盲、还造就了一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当时的中英文报刊将石门坎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地”“西南苗族最高的文化区”………而且还听说当年在贵州省担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他来到贵州的第二天与各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的见面会上，竟娓娓谈起石门坎和柏格里……

作为一个支教者，在贫困地区支教的这一年中，我深知在落后地区传播教育新理念的艰难，有时翻山越岭到偏远落后的教学点，展示新课标的课例和讲座，但当地的校长和部分老师却不以为然，他们看重的是扶贫款……而这个一百年前的传教士，没有揣来多少资金，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面对的又都是文盲的苗民，他是如何成功传教、成功地传播文化的呢？

带着这种种的疑问，我踏上了前往石门坎的路——

在去之前，我们翻阅了一些关于石门坎和柏格里的资料，知道他曾经在云南的昭通市、威宁县的大街乡和羊街乡等地传过教，而且这些地方至今仍保留着教堂，据说那里八、九十岁的老教徒还会讲英语……

巡着柏格里的足迹，我们从赫章出发先到威宁县，在威宁县教会龙牧师的引领下，在大街乡找到了一个当年在石门坎就读的99岁老人——杨志成，谈起在石门坎度过的童年时光，老人露出孩子般的纯真，谈到自己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要报考医科，主考官对应试者进行英文口语水平测试，老人用纯正的英语演绎了当时的问答情景，让我们惊讶不已！他说，学校采用双语（苗语和汉语）教学（这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最早采用双语教学的学校——摘自《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那时学校的科目十分丰富，除了英文外还有算术、音乐、卫生、体育……最让他自豪的是当小号手，每当升旗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以及一些大型的集会，就少不了他们的鼓号队，说着竟哼起吹小号的乐谱来，此外他还很骄傲地说，学校有两个足球场，他们的足球队常和滇东北的彝良、黔西北的威宁等邻县的学校进行比赛，每次都夺魁，团体操、游泳、赛马、射箭都是学校的强项……这就是一百年前的石门坎吗？这就是地处西南荒野的石门坎吗？我越来越迫切想去看看当年这个有“海外天国”、 “香港第二”之称的石门坎！

离开威宁坐火车到昆明的昭通市，在昭通的教堂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位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93岁的周巧珍老人，她的父亲周汉章曾随柏格里牧师传教，自己六姐妹都在教会学校毕业，在谈到柏格里牧师时，她充满了感激，她说：“柏牧师跟共产党一样都是我们的救星，柏牧师让我们有书读，（柏格里在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共产党让我们有饭吃，我热爱毛主席也热爱耶稣”我惊异于这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但是她却说得那么真诚!谈到柏格里在石门坎最后的日子时，她说:“ 1915年秋，石门坎流行伤寒病，教会的很多学生都病倒，家长、亲友都纷纷外出躲避瘟疫，但是柏牧师坚持留下来照顾那些患伤寒的学生，不幸被传染病故，当时是他的父亲和几个教徒把柏牧师抬到学校后山埋葬的，来送葬的人从山下排到山上，各各都痛哭流涕，可是在“文革”时，柏牧师的墓被毁坏了，听说现在又重修了，我很想回去，去看看柏牧师的墓地、看看他当年创办的光华小学、麻风病院和孤儿院……”

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这偏僻的山区传教，一住就是一辈子，最后把自己的尸骨也埋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而他的名字也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的苗民心中，被人称为“苗族之父”，是怎样的人格魅力让他如此不朽呢？

我们离开昭通坐车到中水镇。从中水到石门坎，只不过四十五公里的路程，但要包车去，有些司机却开出500元的天价，说是路难走，好在碰上大晴天，要是下雨给多少钱也不去！分明是敲竹竿！但隐约感觉到路途的艰难！经过一翻寻找，最后我们包了一辆非营业的小面包车前往。

汽车在气势磅礴的群山中颠簸、盘旋，让人有一种开到天上去的感觉，风景很美——朗朗的青山、洁净的蓝天、团簇的白云，但从车窗远远看去，一座座披着薄薄绿衣的大山都有一道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司机说这些都是山民们用脚踩出来的通出大山的羊肠小道，柏格里当年就是沿着这样的小路走进石门坎的，在《柏格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道路情况极坏，狭窄而崎岖，对于可怜的马来说太艰辛了，在一个险要的地方，它滑倒在地，几乎把我摔出去……整日都行进在陡峭的小道上，一连走了九十里路……”行程的艰难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慕名已久的石门坎！然而这个小乡镇不仅没有想象中的繁华，甚至可以用“冷清”来形容，适逢赶集，但往来的人并不多，摆卖的东西也很少，可见平时更冷清。乡政府办公的地方倒挺特别，是一幢很有外国风情的老房子，木制的楼梯，房内保留着欧味十足的壁炉，据说是当年传教士的住所。随后我们在基督教会谢会长的引领下，参观了石门坎的教堂——一所普通的平房，丝毫看不到古朴宏伟的影子，现在只有200多名教徒。连谢会长也是前两年才到这里的，所以对石门坎的历史了解不多，她把我们介绍给一个资深的苗族教徒——王国光，王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了教会的遗址，我看到当年的游泳池现在已经废置，长满了荒草、而曾经走出西南第一支足球队的足球场也变成了玉米地，只依稀看到一小块平整的草坪，当年的教堂已在1948年7月的一场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孤儿院也只剩下残垣断壁，听说当时还有牧场和大花园……但都被岁月淹没，而今渺无痕迹。当年的繁荣不复存在——一个气数已尽的石门坎！我感慨世事的轮回和兴衰的变迁……

王教徒给我们看了一份手抄的石门坎历史，在泛黄的本子里，我看到柏格里当年在石门坎的生活：“1904年柏格里来到石门坎，他到苗寨去，身着苗服、说苗语和苗民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住麦草堆……”“1905年计划修建学校，却没有得到英国教会的支持，只好到处宣传，历尽艰辛，筹集了资金， 1906年学校终于修好了，正式招生开学，这是乌蒙山区破天荒的第一所苗民学校，也是威宁县独一无二的新式教育学校。但是由于苗族没有文字，用汉语、汉文传教影响工作的进度，于是在1906年他又提出创建苗文的方案，开始试图用拉丁字母来编写，但因为不能完善表达苗话所特有的发音规律而告败，第二次是研究党居仁在葛布教会创制的一套苗文，但也失败了，最后，用苗族服饰上的某些图案和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文字母，他把这套文字的方案送到伦敦请语言学家审查，得到专家的认可，称为“格柜文字”，为了推广这种文字，1908年他又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一起合编了苗文扫盲课本，还办苗文短期培训班……他用十年的时间将《圣经》翻译成苗文……柏牧师还走村串寨为苗民治病，他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用“种牛痘”防疫的人，因为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就选一部分教徒进行培训，扩大工作的范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历史，我被他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和勇于探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柏格里的影响下，其他的传道人员都有这种精神，他们每月只有微薄的工资，有些甚至是义工，但都夙兴夜寐，跋山涉水、传道授业……有这样的工作干劲，事业何愁不兴？

对比之下，今天山区的教育之所以落后，除了客观原因外，的确还有很多更加深层的主观因素。在来贵州支教的一年中，我了解到在一些偏远的教学点，由于条件艰苦，分不进老师，即便分进去了也留不住，而且在我们的支教队伍中，也不乏“形式主义”者，我听说当地有一个县城的教师被派去乡下支教半年，他不想去，“聪明”的脑子想出了一个“妙计”——每月出120元让所在学校校长帮他请一个人代课，每个月再给校长50元的保密费……而有些发达地区来支教的老师也只是运来一些报废的电脑、幻灯机就算为山区教育做出“贡献”了……对比之下，柏格里以及他的传教队伍那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的确难能可贵！石门坎已经成为废墟，但是它曾经的繁荣折射出来的精神却如此熠熠生辉，永世不灭！

“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疾长眠……” 站在柏格里的墓前，默默念着柏牧师的墓志铭，对这位本应视为“文化侵略者”的西方传教士，我肃然起敬， “怎么可以为一个文化侵略者唱赞美诗呢？”我也曾矛盾地问自己。也许在柏格里来之前，是带着政府赋予的文化侵略意图，然而看看他曾在这荒山野岭所做的一切，就绝对不是一句“笼络人心”所能够做到的，再说有谁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去“笼络人心”？再看看百年后今天他的影响——他所创造的苗文至今仍旧被延用，在西南贫困地区，面对“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攻坚这样的难题，在信教的苗族地区却迎刃而解，还出现了“读书热”，而在其他地方，很多夜校的扫盲班都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苗族大街乡中心校的朱校长说：“因为苗民们要看《圣经》，唱圣歌，所以必须认字……”这是文化侵略还是文化的传播？

石门坎之行，留给我很多的启迪、很多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