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昆明,为了贵州石门坎一个苗族山寨里的六岁汉族孩子陈明勇。
三个多月前在贵州最偏远的一个山寨里我发现了这个孩子,那时他躺在肮脏的破布上,下肢不能动弹,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腐烂,浑身是大小便,父亲把孩子抱起来,用一块军绿色的破布给孩子擦了擦同样颜色的大便,之后又不小心的染到了自己的裤子上,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继续抱着孩子,用混杂不清的贵州话向我讲述他们的遭遇,大部分的话我都听不懂,大概知道孩子是一年前病的,妈妈在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就跑了。我尝试找当地的弟兄帮忙试图把孩子运送出去,得到拒绝后,我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感觉孩子如果没有外部的干预,一定是会死在里面,但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之后便离开了。
今天我又到了昆明,还是为了这个孩子,但这次不是我一个人了,广州的两位弟兄柳先生、高先生正在来昆明的路上,北京的一个虞姊妹也在来昆明的路上,天津、成都的凤凰姊妹和林弟兄也在来的路上,都是为了这个孩子。晚上我和广州的两位弟兄在昆明机场见了面,我们一起住在机场附近的宾馆。
2009.3.9
早上八点我和广州的两位弟兄在机场附近的宾馆吃早餐,我们订的是十点昆明到昭通的飞机,票在广州的高弟兄手上,是他订的票,当时我并不知道具体起飞时间,只是想跟着他们就好。北京的虞姊妹昨天也到了昆明,住在另一个地方,她发短信告诉我,她正在打的往飞机场赶来,但路上堵车了,我有点担心她赶不上我们同一趟的飞机,便为她简短的祷告。广州的两个弟兄一直在用他们的语言聊天,九点多钟了他们还是不慌不忙,吃完早餐后我在宾馆大厅等他们从房间出来,感觉时间有点紧了,但因为他们是长辈,也不好催促,想票在他们手上他们一定会掌握时间,我便在宾馆大厅里一会焦急一会耐心的等他们出来,期间忍不住还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们,等他们出来后,我们从宾馆走到机场检票处只花了三分钟左右,当高先生把三张票给检票员时,检票员对我们说已经停止检票,我们迟到了七分钟,不能登机了,还在聊天的两位广州弟兄这才猛然醒过来,后悔不已,北京的虞姊妹又发信来,她已经登机了,我们三个住在飞机场的人却因为迟到登不了机。广州的柳先生说,他第一次是1984年坐飞机,25年来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事。
我们后悔遗憾不已。
原计划我们四人今天中午坐飞机到昭通后立刻再坐车到贵州的石门坎乡,第二天我们四人步行进孩子的村把孩子抬出来,而天津的凤凰姊妹、成都的林弟兄和晓艳今晚才从成都坐火车到昭通,第二天他们三人再坐车到石门坎乡后等我们四人抬孩子出来,他们三人不用进孩子的村寨。
飞机迟到了我们三人只有包一辆轿车从昆明到昭通,但这样以来我们今天只有在昭通住一晚上了,明天早上和天津的凤凰姊妹、成都的林弟兄和晓艳一起去孩子的村寨,当在火车上的三个弟兄姊妹听说我们误了飞机后,都十分的高兴,因为他们想和我们一起进孩子的村寨,不希望只在石门坎乡等我们抬孩子出来。
晚上我们七人全部顺利到达昭通,广州的两位长辈弟兄见到有这麽多年轻人一起去十分高兴,似乎忘了早上错过飞机的事了。
2009.3.10
早上包了两辆小面包车,三个多小时我们到达到贵州的石门坎乡新中小学,这所学校正是广州的弟兄帮助援建的。学校的校长卞老师一家招待我们吃了中饭后我们就步行出发去石门坎最远的一个村寨——七里冲。
下午六点,在走了五个多小时的山路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七里冲那个孩子的家,进了家门,孩子还是像三个多月以前那样在贵州最远的村寨里默默的躺在地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伸着,靠近炉子取暖,看见我来,似乎认识,微微的笑了一下,又保持严肃的表情,我看了看他下肢的伤口,右半边屁股几乎烂掉了,上次来时,右半边屁股还没有伤口,以前的伤口现在又都加重了,其他来的几个弟兄姊妹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贫穷的地方和这样可怜的孩子,大家都很沉重,天津的凤凰姊妹是护士,她带来了护士全套装备,林弟兄是四川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他们俩戴上帽子、口罩、手套,准备为孩子清洗伤口,开始工作前我们一起祷告,刚开口祷告不久,我就控制不了感情了,泪水涌出来,有难过、有自责,难过孩子的遭遇;自责自己三个月前没有信心把孩子抬出来,导致现在他右半边屁股都烂掉了… …
凤凰姊妹麻利的为孩子擦洗、换衣服、清洗伤口、包扎,一看就是个经验老到的护士,尽管她有几年没有干护士这个行业了,四川大学医学院的林弟兄为凤凰姊妹打下手帮忙,总在电视里看见护士为医生递刀子递剪子,第一次见到一个医生给护士端盘子递酒精的。当看见凤凰姊妹和林弟兄配合把孩子下肢腐烂的死肉慢慢的剪切下来时,我明白这不是我们几个非医疗专业的人能干的,更明白了为什么我和广州的两个弟兄住在飞机场却赶丢了飞机,如果按原计划,我们四人到孩子的村寨抬孩子出来,凤凰姊妹、林弟兄和晓艳不到孩子家的村寨来,他们在新中小学等我们,但现在看他们两个医护人员不来我们四个人真是很难为孩子清洗包扎伤口… …
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的伤口被白色的纱布包裹好了,准备明天把他抬出山。晚上我们在寨子的苗族组长杨弟兄家吃饭,几个苗族弟兄姊妹把自己家的鸡和火腿拿来,这都是他们过年才吃的东西。
今天在路上边走边准备了和他们分享的内容,因为知道当地的山民对话语十分的渴慕,上次在这住了三天,每个晚上他们都要求我讲,讲了三次,由于我自身缺少装备,也没有准备,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晚饭后已经十点半了,想他们可能会安排我们休息,这次就不会让我们讲了,谁知杨弟兄突然对我说,虽然太晚了,但他还是要去叫寨子里的弟兄姊妹来,难得七里冲这个寨子来了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一起分享,说完就出门去叫弟兄姊妹们了,陆陆续续杨弟兄家来了近二十个拿着手电筒的苗族弟兄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认识我,看见我又来了,一进门就和我用力的握手,那种感情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我们六个弟兄姊妹轮流分享,第一个是我,这次多少有点准备,比较有信心,讲的题目是《好撒玛利亚人》,在向围坐在炉子边的苗族弟兄姊妹慢慢的把这段文读了一遍后,感觉非常明白要讲的信息,也是给我自己的挑战:面对受伤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到底是选择像看见了却装做没有看见,或是选择看见了却无动于衷,还是像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开始我一直坐着讲,但讲到中途,感觉必须站起来讲,但站起来还是不够劲,感觉我要走到每一个人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讲。
有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义人”好像一伙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善俱乐部的成员,自以为义,却像那些人一样装作没看见或无动于衷,相反那些被自义的人看不起的人却做了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从弟兄姊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们被这样的话语扎了心。其他五个弟兄姊妹的分享也让许多人感动的流泪,最后我们以祷告结束了今天的聚会,虽然已凌晨转钟,我们来的六个人已经十分的疲惫不堪,但这样的聚会却让每一个人心里得到满足、力量和温暖。
接下来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这些从大城市里来的人怎样在贵州最西北、最贫困的苗族村寨里,在满是各样动物的茅草房里睡一觉了,我们六人分散在不同的弟兄姊妹家睡觉,他们把最好最干净的床和被子给我们盖,但还是有姊妹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2009.3.11
早上我们又来到孩子陈明勇的家,准备抬他出山,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云南省昭通市入院治疗。我这次从家出来的前一天,母亲赶制了一个担架布,当地的弟兄砍了两个木棒就成了一副很好的担架,孩子一直在哭,让每个人心里都很难过,山民们送了我们很远,在一个村口,他们一起唱歌和我们挥手告别,走了好远他们还在唱。
来时步行了五个多小时山路,由于抬这个孩子,回去可能要走七八个小时,请了三个村民帮助抬孩子,还有两匹马帮我们驮行李,我们轮流抬着孩子,心里十分有信心,想象着如果昭通医院不让我们进去,也要想办法把孩子从医院房顶上把他抬进去。
走了三个多小时山路后马上要翻一座更大的山时,当地村民告诉我们不远处有一条汽车可以走的小路,通过电话和新中学校的卞老师联系,她安排了一辆汽车来接我们,筋疲力尽的我们都十分高兴,下午四点我们顺利的回到了新中学校。
吃了晚餐,把孩子和他的父亲安排休息后,我和四川大学医学院的林弟兄与新中学校的几个老师聊天,冮老师突然进来对我们说,我们抬出来的那个孩子很有可能是麻风病,另外一个老师曾经在一个为麻风病人服务的组织工作过,他也说孩子很有可能是麻风病。这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们中间炸开了,大家都很紧张。石门坎地区的确有麻风病的病史,到现在这里还有一个麻风病村,那里住着14个已经康复的麻风病人,三个月前我也曾去访问过,但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可能会得麻风病。
我们立刻叫醒已经睡觉了的两位广州长辈弟兄,大家商量对策,凤凰姊妹、林弟兄和我是靠近孩子最近的人,我们都很紧张,凤凰姊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床上准备把U盘插到电脑上,当听到这个消息,因为走神儿竟然插错了地方。之后我们用卞老师的无线电脑上网查找关于麻风病的病理特征和应对方法,我一直默不作声,虽然很紧张,但不太相信病传染给我们… …
睡觉前大家一起祷告,这次来的一位四川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晓艳,因为这件事也为我们祷告。
2009.3.12
今天按计划准备送孩子到昭通医院,大家本能的不愿靠近父子两人,和昨天关爱孩子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都远远地站着,害怕被麻风病毒传染。凤凰姊妹戴上口罩和手套为孩子清理一下又被脓水湿透的纱布,我也戴着手套和两层口罩谨慎的帮凤凰姊妹打下手,结束后凤凰姊妹把她穿的衣服脱下丢掉,并嘱咐卞老师要把刚刚清理的东西和衣服烧掉,卞老师惊恐的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包了两辆小面包车,凤凰姊妹、我还有父子俩坐一辆车,其他六人坐另外一辆车上,凤凰姊妹害怕司机猜疑孩子是传染病而拒载,决定不戴口罩开着窗户坐在副驾驶上,我戴着两层口罩坐第二排,父子俩坐最后一排。
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后到达昭通,我们直接开到昭通疾病控制中心,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竟然出差,也没有人来管,我们只有去昭通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接诊检查后,排除了麻风病的可能,却开始怀疑是艾滋病的症状,后来查血后又排除,大家才松了一个气。由于孩子伤势严重,住院部的外科医生不愿意收治,建议我们转院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我们一行八人商量并祷告后,广州的柳先生建议还是要在昭通先治疗,暂时不去昆明。
下午孩子住进了病房,等待进一步的病情确诊。四川大学医学院的林弟兄和新闻学院的晓艳先坐晚上九点的火车回成都了。晚上和广州的两个弟兄住一起谈了未来希望在石门坎做的医疗工作,这几天我也从这两位长辈弟兄身上看到他们沉着冷静的处事作风,并教导我做事不凭自己的能力。
我们已经尽自己的能力把孩子抬出来,并送进了医院,我们还不知道孩子具体得的是什么病,孩子的未来会怎么办… …
2009.3.13
广州的两位弟兄今天离开昭通,他们来之前就订好了今天回广州的机票。只剩下凤凰姊妹、北京的虞姊妹和我,昭通教会的黄长老和当地的弟兄姊妹来照顾孩子,我们为父子俩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2009.3.14
今天天津的凤凰姊妹、北京的虞姊妹离开昭通,晚上在昭通教会黄长老请我们在她家吃的饭,凤凰姊妹分享了她以前的艰难生活,在最艰难没有人帮助她的时候正是一个姊妹帮助了她。
2009.3.15
只剩我一人在这里等待孩子的检查结果。孩子和他的父亲是第一次到城市里来,许多东西都没有见过,甚至连楼房也没有上过,来了几天,把他带下楼,他就不能自己找回来,电梯没有坐过,更不会用了,我带他从四楼坐电梯到一楼,当电梯门打开时,他被眼前变了的景物搞的半天不知所措,芝麻开门,飞到一楼了!
给孩子的父亲切了一片西瓜让他吃,他拿着西瓜却看着我,我以为他讲客气,就让他先吃,可他还是看着我,我切了一片自己吃,他看着我吃他才开始吃,原来我才明白,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吃西瓜,如果我连西瓜皮一起吃了,他也会照样这么做,牛奶、龙眼父子俩都没有吃过,香蕉以为是烤着吃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缺少见识的人,耐心的教他怎么用自来水洗碗、拖地、用洗衣粉洗衣服、用牙膏刷牙。父子俩来到从没有来过的城市里,这几天一下子接收了大量的信息,父亲有点昏了头,不停的和我说,让我不要离开,离开他就没有办法了,六岁的明勇显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他父亲强,经常提醒父亲注意吊瓶里快用完的药水,并自己调节开关控制点滴的速度,十分的聪明。只是由于长期的瘫痪在家,比较依赖父亲,不愿父亲离开一步,性格也十分任性,任何人都不能碰他插着针头的手,不吃的东西坚决不吃,不然就大哭大叫,但穿着白衣的医生护士他却十分害怕,特别是给他打针的护士,十分听她们的话,几次我们让他吃东西,他哭闹着坚决不吃,但穿着白衣的护士来了他就马上吃。
晚上北京的司弟兄来电话,他把我传给他孩子的图片传给他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从图片判断可能是脊髓炎,司弟兄十分关心孩子,几次来电话表示要在医疗费上帮助孩子。
2009.3.16
黄长老和昭通的弟兄姊妹每天都来照顾孩子,今天我带孩子的父亲去医院的澡堂洗澡,由于不识字,他差点走进女浴室,更本搞不清冷水和热水开关配合调节冷热的关系,当我把水给他打开时,紧张的缩成一团,他从来没有洗过淋浴澡。
晚上和孩子的父亲聊天,艰难的听着他浑浊的口音,和他谈到信仰时,由于他的寨子里大部分都是苗族基督徒,虽然他以前不信,但他知道基督的信仰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009.3.17
本来排到24号才能做核磁共振扫描检查,今天黄长老带我去拜访昭通第一人民医院的党委副书记,知道我们从外地来帮助一个贫困孩子,便帮我们安排在今天做检查,因为党委副书记的安排,孩子的主治医师也十分重视,亲自跑来全程陪护孩子的检查,核磁共振扫描检查后又做了CT扫描检查,终于初步查出了孩子的病因:由于孩子一年多前摔伤,导致脊椎T1-T5结受损,造成下肢瘫痪,又长期躺卧在肮脏的地上,使得下肢长了14处褥疮。
晚餐和黄长老一起吃饭,什么话都不想说,心里一直在想:孩子的将来太难了,要想站起来太难了… …
2009.3.18
还要等医院骨科专家的会诊结果,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晚上和病房里的一个医生聊天,他曾经做过许多年的乡村医生,我问他以他的意见,怎样解决中国村一级的医疗问题时,他笑了笑,摇摇头,没有办法,难得在大医院里碰见一个曾经做过乡村医生的医生,我便非要他以他的经验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哪怕想象一个办法来解决也好,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人来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很感动,似乎也唤起了他的一丝美好的幻想,他想了一想,对我说:“国家出台政策,医学生毕业后由国家派到各大医院住院实习三至五年,然后再派到基层农村工作几年,才允许给他们资格应聘大医院工作岗位和自己开诊所的资格,或是希望那些有爱心、有奉献精神的医生在那里扎下根来!”说完后他似乎立刻又觉得自己的意见十分不现实。
谈到这个孩子可能的医疗费用时,医生说如果做脊椎手术,大概7-10万,我心里盘算了半天… …
2009.3.19
今天要离开昭通了,但骨科主任一直在开会,我还没有拿到最终的诊断结果,下午和黄长老一起等骨科主任,她也是黄长老的同学,刚开完会我们就在门口拿着核磁共振和CT片子拦住她,让她立刻诊断,她仔细看了片子后,十分肯定的说他们的医院做不了这个手术,必须转院到昆明或成都,建议最好到成都的华西医院,华西医院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但费用可能要6-10万。
晚上在医院和孩子告别,孩子一直不说话,但明白我要离开了,挥手和我告别,和孩子的父亲嘱咐了许多事,他十分不愿我走,这几天有点依赖我的心态,害怕我走了许多事他都不会做,和他一起祷告,告诉他下个月还要来。
晚上坐火车离开了昭通,回想这十一天的经历,现在更大的难处放在了我的面前,要花这么多的钱来治疗这个孩子,能否筹到这么多钱是一个问题,即使筹到,也很有可能治不好这个孩子,即使治好这个孩子,孩子未来怎么办呢?哪里康复?哪里读书?哪里生活呢?想太多,心里就有声音出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值不值得?有多大价值呢?
这几天一直在想一部二战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列兵瑞恩有三个哥哥,但三个哥哥都在两天内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全部牺牲,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接到三张阵亡通知书后,为了不让英雄母亲最后一个儿子牺牲,派约翰·米勒中尉率领一支八人小分队深入敌后,营救身陷敌占区的列兵瑞恩,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小分队中包括约翰·米勒中尉在内有三人牺牲。三个人换一个人,这次行动值不值的呢?行动小分队中的士兵一路上也有这种情绪:值不值得?对于这些参与行动的士兵本人来说,这是一次似乎不值得的军事行动,但陆军最高指挥官还是下达了命令:拯救大兵瑞恩。
举手望天!我们已经奉命前往山寨,抬出了这个要死掉的孩子,而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完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