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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門坎走來的苗族先輩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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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宗盛 艾新秀，一九二○年二月（民國九年正月）生，一九九二年元月逝世。四川省筠連縣邱家山火石埂鍋臘老屋基人。父親是個貧苦農民，叫艾細成，母親叫陶興媛，爲人勤奮、純樸、耿直。在那黑暗的舊社會，受盡了壓迫和折磨，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家裏除了父母和她三人外，還有個弟弟叫艾新華。 艾新秀生長的時代，正是“五四”運動，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囯共產黨，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新時代。這對艾新秀立志讀書，走“知識救國”的道路頗有影響。艾新秀的父母深知，苗族之所以受苦，主要是沒有文化，要改變這一狀況，只有讀書。要讀書，像艾細成這樣一貧如洗的農民，錢從哪里來？ 這時正逢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傳教士到雲、貴、川三省苗族邊區傳教，宣傳博愛、平等、自由，宣傳基督教的意義，講“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上帝派他到世上拯救一切受苦受難的人，凡是信奉上帝，耶穌就會幫助”。並在民族地區辦學校、辦醫院、辦一切慈善事業。對當時處於落後狀態的苗族，不能不是一個吸引。艾細成夫婦信奉了基督教。艾新秀姐弟二人也有了機會入學。 艾新秀十歲才開始發蒙。到離家百多里遠的地方，雲南鹽津縣長岩方初小去讀書。這對苗族的女孩子艾新秀來說，是來之不易的。艾新秀讀書非常勤奮、努力。剛讀到三年級，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父親就去世了，家裏剩下母子三人，幸好舅舅陶德珍幫助，把艾新秀帶到鎮雄縣牛場區的一個鄉村小學去讀書。由於這樣，更加激發了艾新秀的堅定信心，奮發圖強。一九三六年她初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考上昭通美友美會女子小學。一九三八年高小畢業，又以優異成績考入私立昭通明誠中學，成爲川滇黔邊區苗族女子第一代中學生。這在當時該地區漢族來說，也是少有的。此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艾新秀除了讀書之外，還受到學生運動的影響，學了不少革命歌曲，知道抗日救國的道理，思想有一定提高。一九四一年中學畢業，由於家庭困難，弟弟也要讀書，艾新秀輟學了。開始她教師職業生涯，成爲當地苗族的第一位女教師。 一九四一年秋，艾新秀由教會安排在四川珙縣梧桐岩小學教書。一九四二年在昭通神學院讀書，一九四三年在貴州威甯石門坎小學女子部教書並做婦女工作，鼓動婦女自求解放。一九四五年在四川珙縣麻園小學教書。一九四七年到威信縣牛坡坎小學任教，與熊真海結婚後，一直在該校教書到一九八一年退休，從教四十年。是威信縣第一代女教師，爲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艾新秀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師表教書育人，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人民極端熱情。始終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把學生視爲自己子女。常用自己立志讀書、刻苦學習成才的體會教育學生。她對學生嚴格要求，耐心教育，管教管導。教學工作耐心細緻，認真負責。常備課批改作業到深夜。艾新秀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她常說：“要學生做到的，首先自己應該做到。”她就是這樣做學生的表率。由於她像園丁樣的辛勤耕耘，經她教過的學生，不少成爲各級黨政機關幹部，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大、中、小學的教師，專家，學者，在各條戰線上爲人民服務。正因爲如此，艾老師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的好評，在艾老師的追悼會上，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對艾老師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艾老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平凡而偉大，不愧爲桃李滿天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她的子女，個個成才，參加了工作。有兩個大學生，三個高中生，一個初中生。這在威信苗族中是少有的。 艾新秀熱愛党，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她臨死之前，還對自己的兒女說：“要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要送孩子讀書。”艾老師出生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從小就飽受了舊社會的階級苦、民族恨。當她在六歲那年，端陽節的那天，官僚地霸的狗腿子，把她家的房子圍住，以其莫須有的罪名，把她父親捆走，送到縣城，關了二十多天，這在艾新秀幼小的心靈上，深深地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她說：“要是沒有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哪有我們窮人的今天。過去信教是爲了讀書，今天已經有書讀了，教就可以不信了，還是信共產黨好，信社會主義好。”解放後，他和熊真海就自覺地不信宗教。這是艾新秀從信教到不信教的轉變，從有神論到無神論的轉變。 艾新秀熱愛自己的民族，爲了讓她所教育的對像成爲有用之才，在抗日戰爭時期常常教學生唱革命歌曲，進步歌曲。解放後教唱歌頌黨、歌頌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的歌曲。並用苗文翻譯和編寫苗歌教學生和群衆演唱，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如她用苗文譯編和教唱了《十字街頭歌》、《到敵人後方去》、《木蘭從軍》、《在太行山上》、《畢業歌》、《苗家苦》、《苦媳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敬愛的毛主席》、《東方紅》、《立志讀書》等。這些對苗族青少年頗有教育。她充分發揮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長，組織學校的文娛體育活動，參加縣上演出，得到群衆的好評。她還利用小學的美工課，教苗族女生畫圖案，製作苗族服裝。她教育苗族學生說：“我們要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我們的民族，我們讀出書來才有用處，才會受到國家和民族的歡迎。”艾老師還經常穿戴苗族服裝，和群衆打成一片。 艾新秀的成功是很艱苦的。除了經濟上的困難之外，還要吃很多苦。她自讀書就離開了家鄉，離開了爹娘，到百多里、幾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求學。穿的吃的都不如人。就走路來說，一天要走七、八十華里，走到最後，腳紅腫、開裂、生凍瘡，連步都無法邁。如果沒有志氣，是不會去吃這種苦的。據生前她說，有一次放寒假回家過春節，在彜良的小草壩旅店住。那時的旅店無被子，床上墊的是草，床下有個豬，天冷，豬把床上的草扯完，她就這樣在那裏住了一夜。艾新秀深有體會地說：“沒有苦，就沒有甜。要先苦後甜。要有志氣，才不怕苦。沒有志氣就不能成功。”艾老師說：“一個人要經得住考驗，很多人與她同過學，由於經不起磨練和考驗，所以失敗了。特別是女子，一定要經得住各種考驗。怕苦的人是成不了才的。” 艾新秀有高尚的道德修養。爲人正直，對人誠懇，辦事公道，助人爲樂，說話文明，待人禮貌，艱苦奮鬥，勤儉持家，賢妻良母。在人民群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注：作者系威信縣的一位苗族教師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紮西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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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父朱明道 朱開福 先父朱明道出生在石門坎東北面一個叫歹尾的山村。村子位於貴州威甯與雲南彜良的交界地。距離石門坎二十五華里。是一個相對偏僻的苗族彜族雜居村寨，現已改名爲元星組。 千百年來，這一地區苗族民衆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自一九○五年英國傳教士柏格理到石門坎創辦了學校，該地區的苗族民衆文化落後狀況才開始有所改變。學校的創辦點燃了石門坎民衆的求知之火，使石門坎及其鄰近地區在這以後出現了一個文化振興的高峰時期。許多飽嘗了沒有文化痛苦的青年男女，相繼到石門坎光華小學上學讀書。石門坎光華小學聲譽召感雲貴川三省鄰邊的山村小鎮，在那裏彙集了不少有志青年。先父就是在一九二○年三月這樣一個轟轟烈烈辦學熱潮的年代裏誕生的。在我爺爺的精心撫育下，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先父沒有辜負爺爺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順利完成了在石門坎光華小學的全部學業，並且考入了昭通明誠中學。 對知識如饑似渴的先父，沒有因爲自己取得一點點成績而驕傲自滿，相反隨著知識的不斷增長，使他更加確信了沒有文化知識和愚昧落後是民族的恥辱。同時，由於家庭比較困難，促使他更堅定了求學的信心和毅力。昭通明誠中學三年的學習加深了他對獲取知識的渴望，並使他懂得民族振興在於教育。一九三九年，先父完成明誠中學初中全部學業並順利畢業。一九四○年考入重慶國立邊疆蒙藏學校。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先父才到重慶讀了一年書就患上了肺結核，不得不休學回家。病癒後因爲家庭兄弟姊妹多，經濟拮据，他的父母再也沒有能力讓他去重慶複學深造。一九四一年他受聘到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導主任直至一九四三年。同年父親與母親王美馨結爲伉儷。 一九四四年國民政府頻繁抓兵，手段也殘忍無比。當時的兵役實行的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父親他們兄弟四人至少要抽一個去當兵。爲了逃避被抓爲壯丁。先父先母隨我爺爺朱本仁遠離家鄉遷往雲南省鹽津縣神佛山生基坪。爺爺在那裏傳教，先父在那裏教書。在生基坪先母因產後大出血，年僅二十三歲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因當時他們生活於偏遠高寒、原始森林密布的山區，醫療條件極差，尋醫取藥非常困難。 在鹽津生基坪，先父除了敬業于學校教育以外。還在爺爺生病不能去傳教時代替他去傳教。在神佛山生基坪一帶的苗族同胞中，當時還沒有與先父有同等學力資質的青年。而這種情況早已被當地的保商大隊長王啓頭詳細地向國民黨鹽津縣黨部作了彙報。這樣未經先父同意，在先父不知情的情況下，他自己便被吸收爲國民黨黨員。並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又莫名其妙地收到國民黨鹽津縣黨部委任他爲“墾荒區分部書記”的委任狀。但區內黨員有多少？何名何姓？先父一概不得而知，因而事情顯得有點荒唐。我爺爺和父親考慮到這可能是國民政府“以苗治苗”一廂情願的一種手段。到了九月，爺爺和先父爲了躲避鹽津縣黨部給予的“國民黨員”及委任的“區分部書記”名號，又從雲南省鹽津縣遷回原籍貴州威寧。在石門坎推廣部從事林業種植和紡織技術指導。那時候石門坎推廣部的工人們已經能夠用毛線織出“人字尼”毛衣了。
朱明道老師在重慶蒙藏學校讀書時（朱開福提供） 一九五三年石門坎辦起了供銷合作社，先父又調到供銷社工作。一九五六年先父又被調去黑土河供銷社。同年九月，先父被派到貴州民族學院學習。 一九五七年九月，先父在貴州民族學院學習結束後，被分配到畢節地區行署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任滇東北方言苗族語文推行委員會組長。一九五八年由王明基、吳善誠老師和先父三人在石門坎進行苗族語文推行試點工作。年底，他們接到畢節地區民委通知，叫他們去行署彙報工作，當他們到達畢節時接到的是傳達上級“民族宗教肅反通知”。到了畢節，畢節地區民委和行署也沒有下達任何書面通知或文件，就讓先父離開工作崗位，這又是一次莫名其妙的事情。 事後一兩年，我們才得知了事情的原因。那是因爲組織上得知先父“曾兩次加入國民黨”、“任區分部書記”和進行所謂的“反共宣傳”。原來先父他們在重慶邊疆學校全體師生合影也被視爲加入國民黨的證據。十多年前先父竭力避讓的“區分部書記”這一莫須有的職務在一九五八年的運動中終於加在了他的頭上。 這對於出生在共和國初期，長在紅旗下的我來說，確實無法理解，甚至有時候會感到茫然。石門坎光華小學剛培養出這麽幾個微不足道的苗族知識份子，竟會引起這麽多連鎖反應。 先父雖然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錘擊，但是他仍然沒有忘記民族復興的希望在於教育。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聘請到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一九六○年，他被調到黑土河鄉新華小學和愛華小學任教。一九六一年先父被辭退回家務農。 一九六二年底，我伯父朱明義把我們全家接往紫雲縣新馳村甘坪寨居住。先父在甘坪寨專門從事林木栽培。爲了引進其他地方的用材林和黑木林的優良品種，他多次去貴州省農業科學院果樹園藝場等地請教林果業方面的專家，解決了果木落果及病蟲害防治等問題。使甘坪寨以及整個新馳村的林業生産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年間，甘坪寨生産隊的橘子、柑子收入占了全隊經濟收入的二分之一。如今甘坪寨滿山生長著成片的黃松、杉木、楓樹，這些都是先父他們辛勤耕作的碩果。歷史和青山不會忘記他們。 先父的歷史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政府“落實政策”的書面結論。僅是口頭通知之後便辭退了工作。但是他堅信，自己的歷史是清白的，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一九八○年，年過六旬的老父親，由於留戀養育了他的故土，便離開紫雲縣新馳村甘坪寨重返故鄉石門坎，後他又多次參與威寧苗族語言文字研討和普及苗文等民族文化公益事業活動。 一九八二年臘月二十八日，先父因病含恨別世，享年六十三歲。 先父的一生是平凡的，但是他走到哪里就把知識傳授到哪里，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貢獻給了民族的繁榮和發展。父親爲促進苗族的繁榮與進步一生奮鬥的精神永存青史。 二○○六年九月八日寫于紫雲甘坪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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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韓紹綱老師 韓慶安 韓紹綱老師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威甯縣龍街鎮大寨村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一九三一年在天生橋（今龍街鎮天橋管理區）教會小學念初小。一九三四年考入石門坎教會高級小學。在此期間，由於學習成績優異，演講能力出衆，被選送到貴陽青岩學校進入初中。後在本校續讀中師。一九三九年畢業離校回家。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年二月，在省立小學（龍街鎮發拉河）擔任教師工作。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省立小學（龍街）擔任教導主任。一九四二年三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省立小學（龍街鎮馬踏管理區）大瓦房任教導主任。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在台江縣師訓所任教。一九四四年三月至八月，因生病回家休養。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在石門小學任校長。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調四十五戶民族小學任校長。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調威甯民族中學任教。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一年九月調貴州省民族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貴州民族出版社）、省民間文學工作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調龍街中學任教師、教導主任。一九七九年退休。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病逝於家中，終年六十二歲。逝世前是威甯縣政協委員。
任石門坎光華小學校長時的韓紹綱老師（韓慶安提供） 韓紹綱自二十四、五歲起，身體就一直不好，這對於一個大半輩子站在講臺上的人來說，擔子定是極爲沈重的。他不得不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有時甚至達到站不了就坐著講課的地步。真可謂“毀滅了自己，照亮了別人”。 他熱愛教育事業，且對工作非常認真、踏實。對所教學科認真鑽研，認真備課，直到熟悉教材。給學生上課，多數時間不帶教材進課堂，都能熟練地給學生上課，且學生還很容易接受。凡是他教過的學生，無不爲之讚歎。他熟悉的教材不僅一兩科。在他擔任教導主任和校長期間，若遇有老師因病因事誤課時。他都接過來。可以這樣說，他是當時能勝任這樣多學科教學的老師之一。 他不僅鑽研教材，熟悉教材，而且對學生也非常關心。特別是家庭困難的學生。從我們收存的他留下的少量日記中看到，有的學生生了病，送到醫院治療，他還給醫生打電話打聲招呼，出院回家後，還及時趕到學生家裏看望。有的給買膠鞋（六十年代），有的給買文具用品，有的學習不夠認真，他找個別談心等。總之，關心學生，愛護學生是他在教育生涯中一貫的工作作風。 除了教書，他的業餘愛好是音樂創作及文學藝術。在解放前夕，他編寫了大量進步的苗語歌曲，如《珍惜好時光》等。還用苗語翻譯了不少革命歌曲，如《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等。有的還譯成彜語。分別送到苗族、彜族集聚的村寨，深受廣大苗族、彜族人民的喜愛。當時，他編寫翻譯的這些歌，在整個滇東北、黔西北一帶苗族地區廣爲傳唱。就是到了今天，很多苗族村寨的青年們都還會唱，可見其作品的生命力。 在省語委和民間文學工作組任職期間，他更是忘我地工作，曾連續兩年被評爲該機關積極分子、學習標兵。他參與研究苗族文字改革，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別是在民間文學工作組時，他們不畏艱難，走村串寨，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但收穫也不小。 他從小就受到苗族民間口頭文學的熏陶，加之長期在農村從事教育工作，有機會接觸各族群衆，爲他這一段搜集苗族民間口頭文學奠定了基礎。在此期間，他搜集翻譯整理了大量的苗族民間故事約三十萬字。民歌約二十萬字。分別刊載於《苗族民間故事》、《貴州民間文學資料》第十一集、第十二集、第十六集、第二十九集等。 他工作勤奮，作風嚴謹。在搜集中，對不懂的地方，他絕不馬馬虎虎、大砍大刪，胡亂糟蹋。從發表了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忠實記錄和認真搜集整理的態度。他的作品講出來好聽，讀起來上口，所以能夠廣爲流傳。 他爲搶救苗族民間口頭文學，使滇東北、黔西北一帶苗族存于人們口頭文學的寶貴文化財富得以保存，爲苗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韓紹綱去世後，爲了緬懷他的一生，部分苗族老前輩編寫了一些懷念他的歌曲，這些歌和他本人編譯的歌一樣，至今，仍然悠揚、淒慘、激揚地回蕩在滇東北、黔西北一帶苗族村寨。 讓我們用懷念他的歌的一句詞來做此次回憶的結束語吧！ “E'? Qß H? Qµ F?, D» E'? Cß L· P�. 可惜不是鐵，再將他來鑄。” 回憶：韓紹昌 韓紹文 執筆： 韓慶安 二○○六年八月 于貴州省威甯縣龍街大寨 附：由於時間較長了，加之種種原因，及主人公留下被我們收存的資料極爲有限，故不能作較詳細的介紹。還望有關知情的老前輩給予原諒及指教。謝謝！
一九五五年在畢節的苗族幹部和師生 前排從右到左：朱曉光、朱明亮、陶開群、楊耀先、朱澤明。 後排從右到左：朱明源、一位在石門坎工作過的同胞，張建明。 （石畿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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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有昌 陸興鳳，男，苗族，大學文化，尋甸縣七星鄉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出生在嵩明縣白邑鄉三轉彎村，父親馬有明。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馬有明帶著家人、牲畜、簡單的家具，搬遷到尋甸縣七星鄉必寨村張姓富戶的地盤上，始建窩子田村。 一九三○年，九歲的陸興鳳跟隨同齡的苗童，進入小湯姑讀小學（苗族辦的教會學校，現屬馬龍縣馬過河鎮）。畢業後，升入苗族彜族聯辦的設在高山叢林的光明高級小學（又名朵馬戛高級小學，現已搬遷），本人好學、勤奮、學習成績優秀。而後，不畏路途遙遠，家庭困難，踏進了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初級中學。在學校，他不但學習成績優秀，而且也是體育愛好者，特別喜歡籃球、足球、游泳，在那裏，鍛煉出了強壯的身體。 石門坎中學畢業後，回到尋甸，任尋甸縣大壩塘小學教師（苗族辦的教會學校），由於他教書認真，又能和其他教師搞好團結，所以學生的成績都很好，在尋甸，這所學校的聲譽很好，遠近的苗族、彜族子弟都紛紛到這所學校來讀書，這所學校畢業的學生，解放後不少人成了當地幹部中的骨幹。 爲不斷的進取，陸興鳳邊教書，邊勤奮地攻讀各種課程，於一九四五年考取重慶國立邊疆師範專科學校，一九四八年畢業回尋甸，任光明高級小學國語兼英語教師、校長。 一九五○年，他改從教爲從政，任尋甸縣鍾靈下鄉解放委員會文教助理。 一九五三年，他任尋甸縣人民委員會教育科副科長。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在雲南省中學教師進修學校進修，取得大學專科畢業證書，同年在第一屆第二次尋甸縣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爲縣人民委員會委員。 陸興鳳熱愛文學、藝術，勇於搜集和挖掘民族文化，在和許多苗族藝人的交往中，搜集、整理、編寫了很多苗族民間故事、詩歌、諺語、習俗，在弘毅、周成、王弘道的指導、合作下，纂寫了六百行的苗族敍事詩《紅昭與饒覺昔哪》，刊登在雲南省《邊疆文藝》上。當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後情不自禁，作品的選用更增強了他創作的信心。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陸興鳳連選連任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尋甸回族自治縣副縣長，分管農業。在此期間，他堅持用工作之餘，又創作了一千二百行的苗族敍事長詩《召蒡儉與高帕施》，於一九六四年發表刊載《北京民間文學》。《紅昭與饒覺昔哪》和《召蒡儉與高帕施》兩部長詩的發表，在當時尋甸縣文化界引起不小震動，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陸興鳳是副縣長，也是當時的“當權派”，是打倒的對象，因而大禍臨頭。經造反派批鬥後，先叫他去政府菜園種菜，一九六九年，隨“當權派”一起到了尋甸縣的“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改造。妻子、兒女由於他的問題受到株連，也於一九六七年強制由城鎮居民遷往七星公社窩子田村變爲農村人口。 到“五七”幹校後，陸興鳳分在木工組，參與幹校宿舍的工程建設，雖然是監督勞動改造，環境艱苦，白天勞動，晚上還要被批鬥，但他的意志很堅強，他幹一行，鑽一行，認真地向老木匠師傅學習木工技術，經三、四年的埋頭苦幹，他完全掌握了豎高架房子、製作木箱、木櫃的技術，爲後來在家鄉窩子田村自己建蓋房子、改變居住條件打下基礎。 幹校宿舍建蓋結束後，他又去養牛兼管果園。牛病了，請來獸醫，他又跟獸醫學習獸醫藥方，還常根據牲畜和人體大同小異的生理特性，對照苗族民間藥方醫治人的風濕病，效果較好。他還能治療多種疑難雜症疾病，他撰寫的《苗族醫藥》，刊載在尋甸政協辦的《尋甸文史資料》上。 陸興鳳經政治風風雨雨的鍛煉，深深地認識到，一個人或一個家庭，要在社會中立足，只有狠抓生産的發展，創造出財富，有了堅實的基礎，才能站穩腳跟。於是他積多年從事農業生産管理的經驗，把發展生産的注意力放到兒女和窩子田的發展上，根據當時的形勢，一九六八年把正在讀大學、高中、初中、小學的五個兒女都全部撤回農村，鼓勵兒女們：“不要去參加派別活動枉度人生，要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創造財富。”並動員窩子田村的人，大力發展經濟林木，飼養家禽，選用良種，精耕細作，千方百計提高糧食産量和經濟收入。在他的支援和鼓勵下，窩子田村開始搞科學種田，發展經濟林木，改造住房條件等基礎設施建設。經十幾年的努力，在各級黨委、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援幫助下，窩子田村調整了産業結構，實現了科學種田，改變了村容村貌。現在窩子田村的面貌煥然一新：村前村後綠樹成蔭，桃李芳香；村中道路全部打成水泥路面；建有混凝土籃球場、文化室、廣播電視室、公厠；自來水接到家門口；戶戶建有沼氣池；房屋已逐步進行外裝修內粉刷，窩子田村正闊步邁向文明富裕和諧的新農村。一九八四年被尋甸縣委、縣政府評爲“精神文明村”；一九九九年尋甸劃歸昆明市後，評爲昆明市“精神文明村”；二○○三年晉升爲雲南省“精神文明村”。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後，陸興鳳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重新走上了政壇。一九八○年尋甸縣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選他爲尋甸回族彜族自治縣人民政府副縣長；一九八四年在尋甸縣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尋甸回族彜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退休。 陸興鳳的一生，是忙碌和清貧的一生，但他念念不忘民族文化的拯救和挖掘，一九五六年，他榮幸地參加了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在貴陽召開的苗族文字研究會；一九八四年，根據國家民委《關於搶救少數民族古籍》的文件精神，在尋甸縣文化局的邀請下，主持組織了本縣和鄰縣的部分苗族老藝人，在縣文化局講述、傳唱苗族民間故事、詩歌、古歌，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退休後，爲更廣泛地搶救苗族文化遺産，不辭辛勞、年邁、路途遙遠，自費走遍雲南昆明的西山、安寧、富民、祿勸、嵩明、馬龍、昭通等縣市和貴州的畢節、安順、貴陽等地區的廣大苗鄉，收集了大量的苗族民間故事、古歌、習俗，並整理編寫譯成漢文。文字上得到雲南大學楊光漢教授、曲靖地區文化局唐君純、高文翔、尹國春，尋甸縣文化局馬能俊、呂稼祥等專家、領導的指導、把關。經濟上得到省民委、原曲靖地委書記孟繼堯、原尋甸縣縣長馬堯選的支援，這樣他編寫的文學作品才得以收編于《雲南苗族民間故事集成》、《西部苗族古歌》、《尋甸苗族故事卷》。 陸興鳳在參加民間故事、詩歌等的搜集整理編寫的過程中，由於成績突出，先後被聘爲中國民族研究會雲南省分會董事，雲南省苗族民間故事集成副主編。他榮獲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纂先進工作者曲靖地區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民間文學收集整理獎、曲靖地區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文學創作編輯獎、“甘爲苗族民間文化傳‘火種’老有所爲”獎。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陸興鳳因疲勞過度，腦血栓突發，在尋甸縣城倒地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兒女將他葬于窩子田村山林中，立碑“政德今猶在，清名終古流”爲記。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寫于雲南尋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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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芬 從山村到城市 在貴州省赫章縣可樂區一個名叫葛布的苗族山村裏，住著一位名叫張文新的苗族老人，他是當地一家地主的佃農，全家七八口人靠租種地主的一些坡地維持生計。老人生有三個兒子，長子取名張鵬一，次子名叫張有仁，他們年長，都已成家並自立了門戶。老大張鵬一因有點文化，又能說會算所以當過兩年保長；老二張有仁從小一心一意務農，是個地道的農民。唯有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出世的小兒子張有倫年幼未成家，父母一心想供他讀出書來。 葛布雖然是個貧困的山區，但一九○四年英國基督教內地會在這裏建立了教堂，兩年後又以教堂爲校舍，開辦了一所教會學校志華小學。張有倫在父母的扶持下，於一九三○年九月進入這所小學讀書，那年張有倫八歲。但不久，志華小學高小部停辦了，張有倫初小畢業後只好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到離葛布較近的威寧縣立第一小學念高小。兩年後高小畢業，成績也不錯，而且毛筆字還寫得很好，父母見兒子讀書很成器，決心省吃儉用，甚至變賣牲口，也要讓他繼續升學。當時，威甯尚無正規中學，父親就于一九三六年八月，把他送到距威寧有一百多公里路程的雲南昭通明誠中學去上初中。 一九三九年七月，張有倫初中畢業，和其他有志青年學生一樣，他多麽希望能升入高一級學校繼續學習啊。然而父母爲了讓他到昭通升學已經花掉了大量的財産，已無力再支援他到更遠的大城市去求學。除非得到教會和學校的推薦和保送，便可到國民政府開辦的公費學校去繼續讀書。於是，張有倫向葛布教會提出了升學申請，但葛布教會屬於內地會，該教會辦學校只是爲了培養神職人員，一般教民只要求能識字，能讀《聖經》，會唱讚美詩即可，沒有廣泛培養各類高一級人才的打算，何況張有倫申請就讀的不是神學院校。因此，當他向葛布教會提出升學申請時，教會的苗族牧師楊志誠說：“這件事我一個人做不了主，還得請示英國牧師。”於是，楊牧師把張有倫要求升學一事向英籍牧師彙報後，牧師說：“張有倫小學畢業時把《聖經》挾在腋下；初中畢業後，他把《聖經》藏在背後；將來他大學畢業時，肯定會把《聖經》踩在腳下。不能讓他去，不能讓他去。”就這樣，張有倫的申請未得到葛布教會的批准。無奈，他只好鼓足勇氣向石門坎教會和學校提出申請。石門坎教會屬基督教循道公會，非常注重人才培養，只要畢業學生成績良好，都極力推薦去內地參加高一級學校升學考試，或保送到國立公費學校去讀書。因此，石門坎教會很快便同意了張有倫的請求，並由時任明誠中學教導主任的石門坎苗族教員朱煥章先生以教會名義和學校負責人身份，推薦並保送他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到重慶國立蒙藏學校去上高中，就這樣，張有倫離開山村，去了大城市。
艱苦勤奮的學習生活 蒙藏學校是國民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附屬的一所公費中學，分初中和高中兩部，它的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校邊疆黨務班。自國民黨黨校改爲中央政治學校後，邊疆黨務班就改爲蒙藏學校。因此，蒙藏學校校長由蔣介石擔任，學生穿軍服，系皮帶，打綁腿，按軍隊建制編爲大隊、中隊和分隊進行管理、訓練和教學。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南京淪陷後，中央政治學校和附屬蒙藏學校都撤離了南京，先輾轉于安徽九華山和湖南芷江，最後遷到了四川重慶。政治學校大學部設在重慶南溫泉，而中學部蒙藏學校則辦在重慶介石場。一九四○年，蒙藏學校改爲國立邊疆學校，轉交給國民政府中央教育部管理，校長是王衍康。因此，蔣介石下手諭指示，今後邊疆苗彜學生不再享受公費學校和優待金待遇。更名後的邊疆學校就在離重慶二十公里遠的介石場辦學。 由於學校取消了公費和優待金待遇，來自西南邊疆的苗彜學生，尤其是苗族學生失去了經費來源，他們只能自己設法一邊打工，一邊上學。張有倫也因此而找到一份幫人抄寫文章的工作，一邊上學，一邊打工掙錢貼補生活。由於生活條件差，又不適應重慶炎熱的氣候環境，他先後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和瘧疾。因無錢到醫院看病，只好自己找來一些草藥，煎熬藥湯服用，拖了許久，病才漸漸痊愈，因此不僅耽誤了不少課程，而且還險些送了命。就這樣，張有倫勉強支撐著虛弱的身體，一邊打工糊口，一邊上學讀書。三年的高中課程他卻用了四年時間，好不容易才完成了全部學業，並於一九四三年七月高中畢業。 上高中期間，由於政府決定不再招收邊疆苗彜學生進入公費學校讀書，但新疆和蒙藏學生卻因有人在中央政府工作，而未經考試也照常可入公費學校上學。這件事激起了苗彜學生的不滿，他們認爲之所以這樣，是由於自己民族的地位低下，沒有人在政府幫助說話而受到歧視和排擠。爲了提高自己民族的政治地位，不少苗彜學生都在學校加入了國民黨，張有倫也於一九四一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這期間，他聽過一些國民黨要員的報告，也參加過小組討論會，但因未擔任什麽職務，所以沒有開展更多的其他活動。 畢業後的學生，學校不再負責伙食，所以張有倫高中畢業並參加了升學考試後，就離開了邊疆學校，自行到社會上打工謀生，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然而，對於一個遠離家鄉和親人的窮學生來說，在當時人口密集、局勢動蕩的重慶，要想租到一個勉強能棲身立足的小房間是相當困難的。幸好這時，他得知重慶軍政部裏有一個班的自願兵，他們都是貴州安順普定縣的苗族，正駐紮在重慶菜園壩看管那裏的營房。張有倫便去菜園壩找到這些苗族同胞，班長楊仕奉是普定苗族，副班長是貴州興義黃草壩人。因爲班長和副班長每月都領有一兩名空額，因此，班長對張有倫說：“我還有兩個空缺，你就在這裏吃住，但我們的工作不用你做，你儘管去辦自己的事，若連長、排長來檢查，你只要到外面去遊玩一會兒，避一避就行了。”就這樣，張有倫在貴州老鄉的幫助下，穿著軍裝，當了一名“自願兵”，食宿在菜園壩的兵營裏，暫解了燃眉之急。況且，還可以在外面打工掙點錢。 張有倫在兵營裏一住就是兩個月，但還是不見通知書下來，他開始有些著急，但他又冷靜下來想，才意識到肯定是因爲自己考試成績不好而落榜了。如果是這樣，那麽可供自己選擇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卷起背包回家去；另一條是留下來繼續努力。經過幾個晝夜的苦苦思索，最後他終於選擇了第二條路。理由既簡單又充分，首先是在自己葛布的家鄉，甚至在整個赫章縣境內，能走出大山到城市來讀書的苗族學生，至今也只有自己一個，若半途而廢，豈不辜負了老師的教育培養和父老鄉親們的期望；其次是自己在重慶讀書的這幾年中，年邁多病的父母都已經相繼去世了，回去也只有依靠兩位長兄，不能再給他們增添負擔。因此，他決定留在重慶，憑自己的能力，再努一把力。於是，一九四三年十月，張有倫用打工掙得的錢作爲學費，到四川江津國立大學先修班復習了一年的高中課程，並再次參加了升學考試。 考試以後，張有倫仍然回到菜園壩的兵營裏，與那些真誠友好的老鄉兵共同生活，和他們一起進行軍事訓練，搞營房清潔衛生，管理營房，成了一名真正的自願兵。這使他在困難和無著落的情況下，能有一個溫暖的落腳點。這段難忘的軍旅生活，使他深深感受到了友誼的可貴，也真正明白了“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句話的真諦。張有倫在兵營裏當了幾個月的自願兵，但學校的錄取情況仍然沒有任何消息。他覺得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因此，他決定離開菜園壩去找一份相對較爲穩定的工作。於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他被招聘到重慶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搞錄事工作。由於他能書寫一手工整流利的毛筆字，因此，錄事工作幹得很順利，也得到了領導的認可和同事們的贊許。但他在法院才工作了幾個月，就意外地接到了中央政治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專業就是政治經濟系。這份盼望已久卻遲到了的通知書，使他驚喜萬分。他捧著這張即將讓自己從新開始新學業，甚至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通知書，心情激動得不禁流下辛酸的眼淚，因爲這不僅是自己正確選擇和不懈努力的結果，也是菜園壩兵營裏那些真誠幫助自己的同胞們的一份功勞。 通知書是接到了，但時值抗日戰爭後期，局勢不穩定，學校無法招收新生開學上課。因此，新錄取的學生都先在重慶南溫泉進行軍訓，張有倫也在這裏參加了幾個月的軍事訓練。這期間，石門坎中學的朱煥章校長來重慶和豐銀行找楊砥中董事長，商談石門中學的辦學經費問題。事後，朱校長到南溫泉看望了張有倫和正在那裏工作的苗族青年張斐然，經過一個中午的交談，張斐然就辭去了政治學校職工合作社的工作，隨朱校長回到石門坎，並擔任了石門中學教導主任的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政治大學和邊疆學校由重慶又遷回南京，張有倫也於一九四六年初到了南京，並在政治大學繼續讀書。
南京見聞和經歷 張有倫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上了一個學期課程，國民黨中央就單方籌劃，並準備於一九四六年底在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 有一天，張有倫和其他政治大學及邊疆學校的苗族學生都接到一個通知，要他們會見一個人。原來要會見的是貴州省畢節地區的彜族國大代表楊砥中，帶著一位穿戴講究的女士，乘坐小車來到學校，要與同學們見面會談。席間，楊砥中讓大家都用苗語交談，但那位女子一句苗語也聽不懂，更不會講一句苗話而無法進行對話。楊砥中見狀，似乎明白了什麽，但卻什麽也沒說，和學生告別後帶著女子乘車走了。張有倫當時也在這些學生當中。 事後大家才知道，那位女士就是曾駐石門坎的國民黨特派員白敦厚的後妻陳文瑾，她受白敦厚指使，冒充威甯苗族代表，到南京報到並準備參加國代會而被楊砥中查實。從學校回去後，楊砥中立即上書行政院，經行政院院長孫科閱批後，撤銷了陳文瑾的代表資格。並由行政院急電給貴州省主席楊森，讓他急促苗族國大代表朱煥章速赴寧與會。 一九四七年石門中學畢業的學生中，由於學校推薦和保送了五名學生到南京國立邊疆學校五年制師範專修科學習。由於所籌措的路費不足，在行至漢口時，錢糧所剩無幾，大家只好忍饑挨餓一路前行。當一行人抵達南京時，邊疆學校招考已逾期，學生們未能參加考試和錄取，學校不管伙食。此時張有倫已是政治學校的老生，比較瞭解各方面情況，就由他去借支這五名未入學的家鄉學生從十月二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共兩個多月的伙食費。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新疆、西藏、蒙古保送新生來邊疆學校上學時，趁機將這五名學生也一併呈報至蒙藏委員會轉教育部批准，才得以入學就讀，並在學校搭夥。
浪漫而節省的婚姻 張有倫在南京讀書時是一名頗有志向的青年學生，但他畢竟已是一個近二十五歲的大夥子。因此，他除了對自己的理想、前途想得多以外，也對自己的婚姻有所考慮。他的婚姻應該說是家長認可和子女自由戀愛相結合，在當時也算是開通和浪漫的。 張有倫早年在昭通明誠中學讀初中時，朱煥章是他的老師，因在該校的苗族學生很少，所以，苗族師生之間接觸交流較多，互相都比較瞭解，相處也十分融洽，甚至親如父子。和對其他苗族學生一樣，張有倫初中畢業時，朱煥章也以教會學校名義推薦和保送他到重慶國立蒙藏學校上學。 這次，正任石門坎中學校長的朱煥章先生和秘書王建光老師到南京來參加國代會，又再次見到了張有倫和他的同學。張有倫經過多年的學校教育和磨煉，加上此時他正在攻讀大學二年級課程，顯得成熟了許多，甚至也可以算是一名有一定學識和社會經驗的青年。而朱校長卻有一個初中畢業後留在家中協助母親操持家務和農活的長女朱玉美，也正是青春年華。於是，在朱校長的認可和支援下，張有倫當即給朱玉美寫了一封信，請朱校長親自帶回石門坎並轉交給她，從而開始了他們之間那段浪漫的戀愛史。此後，張有倫就經常與朱玉美互通信件，雖然他們互相都沒見過面，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交往，雙方都産生了感情。張有倫儘管還是個沒有經濟收入的窮學生，但總覺得應該向女友表示心意，於是他用省下來的一點錢，專程從南京買了一些小禮物如小手帕、毛巾和皮鞋等寄回石門坎送給女友，這在當時還真是實惠而浪漫的。女友收到這些千里迢迢寄來的禮物時心裏十分高興，特別是那雙黑亮的皮鞋，更令她欣喜若狂，因爲自己長這麽大還沒穿過一雙皮鞋。她迫不及待地脫下草鞋，洗乾淨腳，想試一試新鞋，誰知左穿右試，鞋還是又寬又長，很不合適，原來這是一雙男鞋。她想，大姑娘穿一雙男鞋出門，自己不舒服不說，別人見了還要笑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只好悄悄地收藏起來。 張有倫上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享受的是公費待遇，因此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之中，並順利完成了四年的大學學業，於一九四九年七月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 張有倫大學畢業了，但他卻是既高興又傷心。八九年的艱辛和努力終於有了結果，自己學到的知識可以回報給家鄉和同胞，爲他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的心是多麽激動。但一想到養育了自己，盼望兒子成才並辛勞一生的父母，卻早早離開了人世，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大學畢業了，更沒能看到這張光彩的學位照片，張有倫又增加了幾分傷感。他決定先回家鄉葛布，探望親友，祭奠兩位老人。
一九四八年張有倫老師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學畢業時的學位照（張之江提供） 張有倫回到葛布後不久，就接到了石門坎教會學校的聘請通知，要他到石門坎中學去教書，這是他第二次接到的令人驚喜的通知書，但這次是他所期望和預料之中的一張通知書。於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張友倫和他的大哥張鵬一一起，用馬馱著簡單的衣物和用品，興致勃勃地趕了兩天路來到石門坎，開始了他人生中又一新的征程。 石門坎，這個久負盛名並位於威寧西北邊界高寒荒野之中的一隅之地，曾吸引了無數文人志士到這裏來參與開拓、營造和奉獻。如今，張友倫自己也將成爲這支隊伍中的一員，他既激動也很自豪。加上他們兄弟二人一到石門坎，就直接來到未來的岳父朱煥章校長的家中，受到了校長全家人的熱情歡迎和真誠地接待。張有倫見到校長這個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既陌生又親切，感覺就像又回到自己的家一樣溫暖。 張有倫到石門坎不久，岳父朱校長就爲他和自己的女兒舉辦了一場既合理又簡單節省的婚禮。因爲張有倫已經沒有父母，而朱校長卻失去了小兒子。因此，他就作爲上門女婿，自己沒花分文，女方不要彩禮，雙方只經過牧師在教堂裏爲他們舉行結婚儀式，並由岳父邀請石門坎教會的幾位長者到家中吃飯坐談共同爲他倆證婚，就算是結婚了。婚後，張有倫成爲校長家一員和朱校長一家一起生活。
在石門坎的歲月 在張有倫剛到中學報到學校尚未安排工作的一段時間裏，他見岳父朱校長整天工作很忙，就主動幫助他餵養馬匹和批改成摞的學生作業。 一九四九年十月，學校正式安排他擔任政治和英語兩門課的教學工作。雖然他對教學還很陌生，但有學校領導的信任，有老教師的幫助和學生讀書熱情地激勵，使他對自己所任課程充滿了勇氣和信心。不久，各項工作就步入了正軌，從而開始了他的教師職業生涯。 張有倫老師在石門坎雖然只生活和工作了三年時間，但那時正值社會變遷，新舊制度交替之際，鬥爭激烈，匪患猖獗，局勢動蕩，辦學存在許多困難。不過，他全力以赴地同學校教員們一起克服各種困難，一邊保衛學校，一邊自籌資金修建校舍，堅持正常的教學工作。 張老師在石門坎中學任教的頭一年，是專職的任課教師。後兩年，他除了上課以外還擔任教導主任工作。作爲一所山區中學的老師，他知道自己做的正是扶助貧困山區民衆，回報國家和民族的工作。因此，他熱愛自己的學校，也非常珍惜這個工作崗位，不論是教書還是教學活動的安排和管理，他都不遺餘力地投身到其中。政治課是他的專業，課堂上他能充分挖掘潛力，理論結合實際，把課上得生動有趣。然而英語不是他的專長，爲了教好這門課，他在自己掌握的英語知識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教材、加強口語和朗讀練習，還虛心向老教師請教，共同探討單詞的發音規律和句子及語法的結構特點。除了白天上正課以外，他還經常在晚飯後提著汽燈或墨石燈到教室察看學生上晚自習的情況，輔導學生功課。他還特別重視早自習學生的英語課文朗讀練習，經常帶領學生在早自習朗讀課文。 張有倫老師從小到大，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磨練，他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學到大學，從內地會到循道公會，從葛布到石門坎，從文盲到教師，一路走來多不容易啊！沒有衆多老師、前輩和友人的教育培養和支援幫助，就沒有他的今天。因此，他對學校領導非常尊重，服從工作安排，用努力工作和誠懇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建議的實際行動支援朱煥章和楊忠德校長的工作。對教職員工，他同樣尊重他們，並以禮貌和坦誠相待，團結協作共同搞好各項工作。 沒有石門坎教會和學校的支援和幫助，張友倫也不可能到內地去升學進而接受高等教育。今天，他有幸又來到石門坎工作，內心充滿著感激、謝意和報答之情。因此，除了學校教學工作以外，他也非常熱心于石門坎教會及民族文化的其他社會活動。 一九四九年底，張有倫老師參加了石門坎苗文（The Pollard Script）的改革工作。文字改革小組的負責人是朱煥章校長和王丕承先生，成員有張志誠、楊忠德、楊榮先、楊榮新、陶開群、韓紹綱和張有倫。經過改革後的苗文，既容易讀准，又便於書寫。石門坎教會和學校還利用寒暑假，舉辦了兩期苗文培訓班，來參加培訓的學員，除周邊縣區以外，還有來自千里之外的貴州織金、紫雲，雲南的武定、羅次和尋甸等地，每期學習十天左右，由王丕承、楊榮新和韓紹綱三位老師分別講授。由於這套文字大家都有基礎，所以學員們很快便掌握了。張有倫老師經過參加這次文字改革工作，也更深入地瞭解和掌握了石門坎苗文的讀寫規律。 從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年初，石門坎經歷了一場以武裝對抗國民黨統治的活動。石門中學的教員張斐然老師，爲了配合西南解放戰事的需要，在石門坎及周邊地區苗族聚居的鄉村,組織、發動群衆，並在石門坎成立了一支由數十人組成的遊擊隊。朱煥章校長不僅支援師生和民衆參加遊擊隊，他還以校長身份爲遊擊隊提供住所和訓練場地，掩護他們進行活動。遊擊隊後來編入了威寧遊擊團，並於一九五○年元月中旬參加人民解放軍共同作戰，殲滅了逃到雲南彜良角奎（今彜良縣城）的四川中央軍張侗森殘部。遊擊團在回師途中，火燒了雲爐鄉鄉長李國棟在簸箕寨的住房。李國棟在新寨家中聞訊後，倉惶繞道避開石門坎而逃到了昭通。遊擊團追到新寨時，家中只留下幾個守門的家丁。因此，李國棟與石門坎學校結下了仇恨。 李國棟對石門坎教會和學校，特別是石門中學的張斐然和朱煥章等人恨之入骨，他在昭通發出話來說，要回石門坎殺“朱”過年。遊擊團撤走後，他迫不及待地回到新寨，一面四處揚言：“今年人家宰豬過年，可我要殺人過年。”一面多次派遣他的家丁持槍到石門坎學校來進行刺探，甚至還派武裝人員直接隨意出入朱校長家中，巡視朱校長家的住房及周圍地形環境，對他進行威脅和監視，使石門坎和學校完全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之中。爲了石門坎和學校的安全，村民和學校教員大部分都按要求備有槍支彈藥以防不測，並輪流巡查守夜。張有倫老師也配了一支槍，雖然他在部隊和軍訓中曾進行過訓練，對槍械不算陌生，但談不上精通和熟練。因此，在使用槍支時，難免出現差錯。一天晚上，他在擦拭手槍和安裝子彈時，誤動了扳機走了火，子彈“嘭”的一聲飛了出來，並射向妻子坐著績麻的凳子下，幸虧子彈只打穿了她裙子的一個角落，卻把全家人都驚呆了。從此，他再也不敢在房間裏擺弄武器。儘管隊員們加強了巡防，但人們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在一個沈靜的深夜，有數人來到石門坎，並包圍了朱校長的住房。但似乎爲了不驚動周圍住戶，他們既不開槍也不砸門，而是用鐵棍拼命撬門，但門已被張老師和朱校長用大木頭從屋內橫豎抵牢，門被撬裂了幾塊，但始終未能撬開。無奈，撬門者只好悄悄撤走。這一夜的動作似乎人不知鬼不覺，實際上哪怕只是輕微的響動，也早被屋裏非常警惕的人們察覺甚至是聽得清清楚楚。顯然，這些人企圖趁夜深人困，偷偷抓捕朱校長。因此，從那以後，張老師和朱校長每晚都要持槍外出巡查，還經常宿於野外或山崖洞穴之中以防不測。 在這段時間裏，不僅政治鬥爭激烈，而且盜匪也十分猖獗，石門坎的人隨時處於高度警惕之中，以防萬一。 有一天，石門坎上寨的李福元大師奉學校委託，到昭通取回學校和麻風院的經費，他一回到石門坎，就立即將款如數交給了學校。當天夜裏十二點左右，張有倫老師和岳父朱校長一起將這些錢藏到了學校旁邊的深溝裏。兩人剛爬上陡坡，走到學校游泳池附近時，就聽到了由上寨傳來雜亂的犬吠聲和李大師的求救呼叫聲。他們頓時明白，一定是匪徒們聞訊跟蹤而來搶劫李大師家。情況緊急，不容遲疑，兩人簡單商量後便分頭行動。朱校長跑到村子和學校通知村民和教員，並立即回家取槍與他們一道趕到上寨；而張老師則跑到近處的中學男生宿舍叫上一部分學生，大家有的扛著鋤頭，有的拿著鐮刀棍棒，一路呐喊著追了上去。 當天夜裏，十多個匪徒破門而入，抓住李大師逼他交出錢來。但李大師不但沒有交錢，反而頑強抵抗。匪徒見威逼無效，便把他捆綁起來，然後進行漫無目標的抄家搶劫。待村子和學校的人們一路呐喊著趕到李大師家住房前面的林地時，土匪才倉惶逃走。但李大師家的不少衣物用品已被劫走，待織的麻線也被拖出幾十米遠。人們毫不鬆勁，在黑夜中把土匪一直追到幾里之外的雨撒壪附近，其中一個匪徒還被擊斃在雨撒壪附近的山溝裏，其餘匪徒慌亂地自顧逃命而去。後因分贓不均，死者家屬向政府告發，不久，匪首便被依法緝拿歸案。從此，石門坎再也沒有被土匪騷擾過。 一九五○年初，隨著威寧和昭通的和平解放，石門坎教會的英籍牧師及眷屬先後離開中國回國。朱煥章和楊忠德兩位校長就搬到了原英籍牧師的住房——大磚房居住，楊校長家住在西邊的屋子裏，朱校長家住在東邊的屋子裏。不久，由石門坎初級中學畢業後升入昆明天南中學讀書並已高中畢業的一位苗族學生，因時逢解放昆明的戰事，無路費返回家鄉。作爲中學教導主任的張有倫老師得知此事後。便主動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二十元錢，加上岳父朱校長的三十二元，由昭通彙到昆明天南中學，給這位學生做路費返回了石門坎。 一九四八年石門坎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在這次地震中學校校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其中石門中學有一幢樓上爲學生宿舍，樓下作爲食堂的房子受損較重，屋頂漏雨，牆壁開裂搖搖欲墜，成了一幢危房。 一九五○年下半年，已離任校長的朱煥章先生，準備用自己多年積蓄下來的五百元錢，來幫助學校重修這幢房子。可是，在徵求意見的教師大會上，有少數教員和領導有異議，欲把款項移作他用。 在意見不一致的清況下，張有倫作爲學校領導的一員，主動承擔起負責修建新校舍的工作。最後，由學校的員工吳正光負責木工。又在外面請來民工，他們拆除危房，建了新校舍。這項工程共花去七百元錢，其中五百元由朱煥章先生支付，其餘二百元從中學經費中開支。新校舍的建成爲食不蔽雨睡不安寧的學生和工友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一九五○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連隊由貴陽開到石門坎，並駐紮在石門坎街場東南角的草坪上。部隊駐紮了四個月，但從未到過石門坎校區，也不接觸石門坎教會人員和學校教師。因此，石門坎的人們對部隊駐紮的目的和情況都不十分瞭解。 一天傍晚，有兩名解放軍戰士突然來到石門坎，並找到大磚房。當時，張有倫老師正在家門外舂煤炭，一名戰士問道：“請問，朱校長家住在哪里？”張老師回答：“就在這裏，我帶你們去。”說著，就領著兩人進了家。正在屋裏的朱校長見有客人來，便立即起身相迎。身材高大的戰士一見朱校長就高興地問候道：“朱校長，您好!”朱校長連忙讓座並招呼道：“請坐，請坐。” 大家在火塘邊坐定後，剛才問話的戰士才作了自我介紹，並與朱校長親切地交談起來。張有倫就趕快燒開水、泡茶招待客人，然後也禮貌地坐下來聽他們說話。原來，這位容貌端莊、身體魁梧，講一口流利的北方話的戰士，就是駐紮在街場邊的那個解放軍連隊的高連長。高連長毫不掩飾但卻真誠爽朗地介紹說，他們在外面聽到一些有關朱煥章校長的傳言，覺得他是一個比土目地主、土豪劣紳都還令人恐懼的危險人物。因此，上級差派這個連隊到石門坎來，目的是調查朱校長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活動中有無壓迫、剝削、民族歧視和血債等問題。連隊在石門坎住了四個月，現已接到上級通知，準備回貴陽去了，因此，今晚特來拜訪朱校長。 部隊的高連長到石門坎來拜訪朱校長，並獨自在校長家中住了一天兩夜。張老師除了上課外，都陪在他們身邊，一起參觀學校校舍、教學樓、球場、游泳池、蘋果園及磚房的大花園，大家一邊參觀一邊談論。朱校長還請來苗族廚師李福元大師，特地從街場買來鮮肉和蔬菜，自己家也磨了新包穀面，殺雞、煮臘肉，做苗家可口的飯菜來招待高連長。晚上，朱校長和高連長還不知疲倦地一直交談到深夜。 張老師聽了高連長與朱校長的交談，更進一步瞭解到了岳父朱校長的工作和爲人，以及民衆對他的公正評價。同時，也深切地領略到了中囯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人處事的嚴肅認真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張有倫不但和妻子恩愛和睦，而且他把岳父岳母當作自己的父母，把小姨妹們作爲自己的姊妹加以尊重和愛待。許多長兄應該做的事，特別是養馬和建造住房之類的活，他都主動與岳父一起承擔並圓滿完成。同樣，岳父岳母也把他當成自己的親生兒子看待，在許多場合，特別是一些社會交往或有危險的時候，岳父朱校長總是把他帶在身邊，一方面兩人同行好有個伴，遇事也可以互相商量；另一方面也讓他更多地接觸社會，瞭解各方面情況。此時，岳父常常會把自己的身世和一些社會經歷告訴他，並徵求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張有倫與岳父及老師們在一起相處共事，學到了不少父輩們的優良品質和待人處事的道理和方法。特別是石門坎人對辦學校搞教育的執著追求和敬業精神深深打動了他。 一九五一年初，張有倫和岳父朱校長一起騎馬到威寧兔街轎頂山，參加在那裏舉行的朱姓家族會。與會者有不少是來自葛布教會轄區的苗族長老和代表。會議中，當大家談論到有關子女文化教育的問題時，朱校長趁機提出了一個令衆人爲難的問題，他說要提高本民族自身的文化素質，關鍵是提高學校教育水平。然而，石門坎中學開辦已經有七年，但葛布這一帶的高小畢業生幾乎沒有一個到石門坎去上初中，這是一個缺憾，希望大家克服各種困難，把自己高小畢業的子女送到石門坎中學去讀書。對於此事不少父老和學生家長卻有疑慮，他們擔心孩子到不同教派的石門坎去上學，會受到當地的群衆和學校老師的冷落和歧視。對此，朱校長誠懇地對大家說，由於相互溝通太少，大家對情況不夠瞭解，産生一些誤會和顧慮是難免的。石門坎教會雖然屬於循道公會，但那裏的人們對辦學校搞教育非常重視，他們尊重老師，支援學校工作，更不會出現對學生不尊重或不禮貌的做法。他還以老校長身份向大家保證，學校要求老師對自己的學生必須一視同仁。因此，學校和老師們絕對不會冷落和歧視這些孩子，請大家放心。而張老師更是真心誠意地以自己爲例，用真切的事實和充分的理由告訴同胞們，大家的疑慮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必要。 經過這次會議，大松、葛布方面的同胞才逐漸打消了顧慮。結果，一九五一年三月，石門坎中學破例招收了一個春季班，來報考並入學的學生有七十多名，他們多數是葛布教會學校的往屆畢業學生。從此，葛布教會轄區每年都有學生到石門坎中學來讀書，其中還有幾名苗族女學生。 一九五一年二月，根據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威甯縣政府委派張有倫和楊榮新兩位老師到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去做苗文翻譯工作，主要是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翻譯成苗文，以供苗民學習和貫徹執行。從二月到十一月共十個月的翻譯工作中，他們用改革後的石門坎苗文，逐字逐句地把《共同綱領》翻譯了出來。這期間，西南軍政首長非常關心苗文翻譯工作，曾多次到工作地點來看望他們。有時，首長也打電話到民委來，詢問文字翻譯情況。有一次，首長打電話叫張有倫到他的辦公室（原抗戰時期設在重慶的總統府）去，首長笑容滿面地對張有倫說：“成都華西大學內有兩位苗族大學生吳性純和朱煥章的塑像，他們都是石門坎人，你認識他們嗎？”張有倫回答：“怎麽不認識呢？他們都是我的老師。”首長聽後非常高興，又對張有倫說，翻譯工作結束後，讓他到北京中央黨校去學習，兩個月學習結束後就分配工作。但張有倫報告首長說，他十分感謝首長的關心，但因他已接到通知，自己被調到威寧初級中學去擔任教導主任，因此可能沒有時間到北京參加學習了。 苗文翻譯工作行將結束時，歐百川將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二師師長，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後任貴州省副省長）來看了譯稿，十分高興，他說：“苗族終於有了一套可以自己使用的文字，很了不起。”可惜當時還沒有這套文字的印刷字模，所以苗文版《共同綱領》未能流傳於世。
走上新崗位 一九五二年八月，石門坎中學全體教師到貴陽參加思想改造學習。學習期間，老師們聽報告，學習文件，進行討論。同時，每位教員都結合個人的具體情況，寫出認識、體會和檢查、總結材料。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大家對在新中國的新制度和新形勢下，人民教師應該具備的新教育思想、新教學目的、新教學方法等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提高。十月中旬學習結束後，教師們于當月下旬回到石門坎。同時，省政府也由畢節、黔西選派了吳應傑、羅安謙、龍布公、甘功名、劉亞忠、馮明祥、熊學賢七位有教學經驗的漢族彜族年輕教師來石門坎中學，充實師資力量。十月底，石門中學全體學生返校。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學開學，並宣佈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從即日起由人民政府接管，並更改校名爲“貴州省威甯石門民族中學”，楊忠德任校長，吳應傑任學校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羅安謙任教導主任。從而開始了石門坎初級中學教育的新時期。 張有倫也同時被調到威寧初級中學擔任教導主任。其妻小也隨他一起離開石門坎遷到威寧居住、生活。 張有倫深知他作爲一所山村中學的苗族老師，被調到縣城中學來任教，這無疑是人民政府和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也是一個極好的學習、鍛煉和提高的機會。因此，他一到威甯中學就以空前的積極性和認真負責的態度投入到新的工作環境之中。他除了完成教導主任的日常工作外，還兼上政治、英語等課程。而且當時學校沒有黨員，按縣委要求，張有倫老師和劉傳谷校長每個周三和周五的下午，都要到縣委辦公室去參加縣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共同召開的政治學習。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張老師和劉校長到縣委辦公室參加政治學習結束後，縣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對張有倫老師說：“請你留一下，我們來研究一個問題。”大家坐下後，縣委書記便說：“今年縣委擬從石門坎小學抽調一名相當於高中文化程度的教師，保送到貴陽師範學院兩年制的專修科學習，兩年學習畢業後仍回石門民族中學教書。縣委原先擬調四十五戶的韓紹剛老師去，但考慮到他年紀較大，身體又不太好，所以請你在石門坎小學找一位身體和各方面條件較好的年輕教師，暑期後由縣裏保送到貴陽師範學院去學習。”張老師聽完蔣書記的一席話，經再三考慮後說：“石門坎小學的老師中，目前符合條件的不多，我看推薦王惠澤老師去學習較爲合適。”結果，王惠澤老師暑假後便到貴陽師範學院去讀書了。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威甯縣委選派張有倫老師到貴陽去進修，由於進修需要幾年時間，考慮到家庭的實際情況，他決定帶著妻兒一起到貴陽，這樣既便於學習，也可以相互照顧。於是，妻子帶著幾個孩子先去貴陽，並在貴陽市北街租了一間住房，而張老師則等待著辦妥各種手續再隨後而去。可是，當他在畢節體檢時，醫生發現他的肺部有些問題，而最終未能去參加進修，只好又把妻小接回威寧。 一九五五年底，正在貴州省教育廳工作的朱煥章校長在貴陽參加政府機關的肅反運動中，不幸辭世了。噩耗很快傳到他的家鄉威寧。張老師一家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都非常震驚和傷心，特別是妻子朱玉美因失去了父親而悲痛萬分。時任威甯縣副縣長的陸堂珍先生，得知消息後親自趕到張有倫老師家中探望和安慰，並幾天吃住在他家，共敘衷腸，安撫張有倫全家。大家共同回憶了許多朱煥章校長不平常的往事，陸縣長還爲朱校長重復口述了他親自撰寫的悼詞。儘管家庭中充滿憂傷，自己身體也不好，但張有倫除了多方體貼和不斷安慰妻子以外，還頑強地照常工作著。在劉傳谷校長和教導主任張有倫老師的默契配合及全體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學校呈現欣欣向榮的面貌。 一九五六年九月，威甯初級中學增設高中部並更校名爲威甯民族中學，張有倫老師也被人民政府任命爲威甯民族中學副校長，並一直工作到一九五八年三月。
不幸的遭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張有倫參加威寧機關和學校的整風學習，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誤的情況下，就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了降職降薪處分。一九五八年九月，張有倫被下放到威甯縣金鍾小學當老師，直到一九六○年九月，這兩年中，威甯民族中學已經沒有張有倫老師妻小的住房，而金鍾小學也無法安排家屬食宿，妻子只好帶著四個孩子借住在威甯威昭路一位姓方的教員家的一間小房子裏。由於精神壓力大，思想負擔重，又過於憂傷，加上食宿條件不好，生活差，張有倫的妻子和年僅半歲的小女兒都患了肺結核病，不久，女兒就夭折了。 一九五九年，張有倫的右派分子帽子就已經被摘掉了，但一九六○年十月，他還是被遣返回葛布老家接受群衆監督勞動改造。此時，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農民的土地和牲畜都入了社，只留有房前屋後少量供給農戶種植蔬菜的自留地。張有倫帶著妻兒回到了葛布時，連蔬菜地也沒有了。兩個大人參加社裏的生産勞動，憑工分（每天參加勞動所評得的分值）在集體食堂打飯吃，三個尚不具備勞動能力的小孩卻沒有足夠的口糧。這樣，妻子只好每天在野外爲生産隊放豬時，靠採摘些野果充饑，而把自己那份工分所得的飯留給孩子們。由於饑餓和極度缺乏營養，她除了患有肺結核以外，又患了嚴重的婦科病，身體一天天消瘦下去，最後虛弱得皮包骨頭，最終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在葛布去世，時年僅三十歲。妻子的病逝，如同家中的半堵牆突然倒塌一樣，家庭的重擔一下子全部壓到了他一人的肩上，使他虛弱的身體和近乎崩潰的精神難以支撐，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自己失去了愛妻，三個年幼的孩子沒有了母親，張有倫悲痛萬分，這是他一生中最傷心也最艱難的時期。幸好兩位長兄就住在附近，儘管他們從經濟上和生活上也無法給予他更多的幫助，但還是讓他感到有所依靠和安慰。 儘管家庭如此不幸，生活也非常困難，但張有倫始終相信人民政府會辦事公正和實事求是，自己的問題一定能搞清楚。他憑著這種堅定信念，頑強地帶著三個孩子，既當爹又當娘，艱難地繼續在葛布又努力勞動了一年半的時間。 一九六二年九月，張有倫接到了一個通知，這是一份畢節地委通過威寧縣委下發的文件，讓他回威甯民族中學繼續擔任教學工作。這是他第三次接到的令他十分激動的通知書，他捧著這張苦苦等待了幾年，而終於盼來的通知書，悲喜交加地痛哭了一場。 張有倫幾經波折後，終於又回到了自己所熱愛且曾在那裏工作過多年的學校——威甯民族中學，他心情十分激動，但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沒能等到這一天的到來，他傷心至極。
跌倒了再爬起來 張有倫從葛布回到威甯時，縣委一位負責人對他說：“一九五八年整風運動中，由於沒有調查清楚，處理上有出入，希望你回到威寧後不要再去根究往事，放下思想包袱，積極地把學校教學工作做好。”張有倫聽了縣委領導的這一番話，非常感動也心悅誠服。因爲，他是懂道理和通達的人，對自己在運動中的經歷，工作的變更，甚至是家庭的不幸，他都以諒解、寬容和積極的態度去對待。他認爲，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難免會有差錯；國家正處在三年的困難時期，自己的問題和困難只是國家和民族大問題中的微小部分，不應該沈迷於無休止的追根究底和無謂的憂傷之中。就這樣，他逐漸地把一切深深地藏在了心底，再也不對任何人提起往事，而重新開始了學校的教學工作。 爲了照顧幾個孩子，也便於自己的教學工作，張有倫聽從了親友們的勸導，與威寧農村一位孤苦伶仃的苗家女子再婚，並一起在威寧居住生活。妻子也是一位勤勞善良的苗族婦女，她把丈夫前妻的三個孩子視同自己的兒女一樣關心和愛護，對丈夫也非常尊重和體貼，他們也養育了兩個孩子。“文革”的十年動亂中，張有倫老師的右派分子帽子再次被造訪派戴到了他的頭上，並認爲張有倫和朱煥章是一丘之貉，在批鬥中，他被造反派從二樓推倒滾到一樓，頭部和腰部受了撞傷。還被造反派押解著回到石門坎，威逼他挖掘出朱煥章的“金銀財寶”。由於右派分子沒有上課和教育學生的資格，他被勒令到學校食堂去趕馬車。在一次拉運蔬菜等貨物的途中，由於體力不支頭暈目眩他從馬車上滾了下來，再次受傷。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時，才意識到自己又跌倒了。 張有倫老師經過幾次波折，精力和體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學校複課後，他又堅強地站了起來，克服種種困難，忍著病痛，重新站到了生物課的講壇上。雖然他早已不擔任學校領導工作，但對教育事業的執著追求和本能的責任感，使他不能忘記勤奮求學的孩子們。他常常會在學生上晚自習的時候，不知不覺地走到教室裏，看看他們復習功課和做作業的情況。學生若有問題，不論是政治、英語還是生物等方面的疑問，他都會爲他們做耐心細緻的解答。 張有倫老師就這樣先後頑強地在學校堅持教學工作三十多年，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退休爲止。他曾先後擔任石門坎初級中學、威寧初級中學、威甯民族中學教師、教導主任、副校長。榮獲貴州省人民政府頒發的“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榮譽證書。
晚年生活 張有倫老師退休後，離開了學校的教學工作，在家陪伴妻子，共同喂豬、養雞，安度晚年。但在他休閒之時仍時常惦記民族文化教育的問題，在自己也不寬裕的情況下，還讓一些從家鄉農村來的苗族孩子住在他家，支援他們在威甯的學校上學讀書；有時也與威寧縣的有關人士共同研究苗文，搜集整理前輩們的資料；有時也動筆做一些筆記，寫一些文章。在他所寫文章中的自述和評論部分，有這樣一段話：“人生在世，道路漫長，矛盾無處不在。應知天地寬，何處無風雲？應知山水長，到處有不平。人生在世幾十年，很難一帆風順。由於人們的經歷、習慣、興趣和知識水平有差異，對於同一個問題，認識的角度和觀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是正常現象，所以産生委屈也是很自然的。有時是自己受委屈，有時也會去委屈別人。受到委屈的要自我解脫，解脫的辦法莫過於心底無私天地寬。如果目光短淺，對個人利益看得過重，就會心胸狹窄，遇到時機就捏造事端，委屈他人。只有熱愛生活，顧全大局，珍惜事業、情誼，才能心胸開闊。人間是非，讓時間來作證。即‘真理是時間的兒女’”。 這就是張有倫老師的處世哲學，他正是以這種心態和精神來對待周圍的事和物，從而頑強樂觀地度過了自己的漫漫人生。 當初在葛布的英國牧師說：“張有倫大學畢業後，肯定要把《聖經》踩在腳下。”然而，張有倫的成長離不開教會，離不開《聖經》。他大學畢業時，他並沒有把《聖經》踩在腳下，而只是把《聖經》收藏了起來。如今，他退休了，他又把《聖經》拿了出來，星期天與妻子一起到威寧的基督教堂去做禮拜。閒暇時就閱讀《聖經》，研究《聖經》，爲國祈禱，爲民祝福。 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張有倫老師因病在威甯民族中學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兩位親人 二○○七年二月寫于威甯、昆明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席石門光華小學百年華誕慶典的來賓和校友合照 （張兆和老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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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們的父親張本仁 張美秀 張玉華 我們的父親張本仁生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一日，苗族，貴州省威寧縣哲覺鎮淪河村人，中專文化，中共黨員。 幼年時，家庭生活極度困苦，由於民族歧視，社會地位低下，土地貧瘠生産力低下，耕地嚴重不足，家庭兄弟姐妹衆多的原因，必須靠租種地主的土地來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在這樣困苦的情況下，封建統治者及其走狗依然經常闖進苗族村舍搶奪牲畜、糧食、財物、欺壓婦女、隨意打罵苗族群衆，使得苗族民衆睡不脫衣，一有響動，全村寨的人就逃進深山躲藏，過著悲慘的生活。 受紅軍長征經過當地的革命影響，已成家生子的父親不堪長期的欺壓，於一九四二年春毅然走出深山老林，到離家四十華里的大橋讀書，又到淪河讀書。 一九四四年他不畏五百里遠的路程，從緊靠雲南宣威、會澤的哲覺，穿草鞋、背乾糧，爬山涉水走四天路程到石門坎求學，從哲覺到昭通四百里，從昭通到石門坎一百里，那種求學不畏艱辛的堅強毅力和精神，是我們作爲子女永遠牢記和學習的榜樣。 父親從石門坎讀書回家後，就到盆河小學教書。
任威甯縣副縣長時的張本仁先生（張美秀提供） 父親一九五○年十月參加國家徵稅工作，在這期間他從威寧走三百五十華里路到畢節地區第五期幹校學習。 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威寧縣委會工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威寧供銷社工作，一九五三年四月任威甯縣牛棚區供銷社主任。一九五五年七月在貴陽供銷合作社幹校學習，一九五六年任威甯縣中水區委書記，那時的區委設在黑土河，工作中出差全是靠腳走路，確實很艱苦，但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苦”字。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當選爲威寧縣第二屆人民政府副縣長，並連任三、四、五屆副縣長，一九五七年三月當選爲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到北京參觀、學習，受到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接見，並合影留念，遺憾的是在十年浩劫中，受到造反派衝擊，這些珍貴的歷史照片被收走而遺失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一九六○年，父親到西南民族學院進修，一九六七年三月任威寧縣生産指揮部負責人，一九七三年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一九八一年七月當選爲威寧縣第八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九八五年七月退休。 父親從政三十五年來，一生傲骨、兩袖清風，他唯一的遺産就是一套價值二千三百元面積爲五十五平方米的公改住房，而留給我們子女的便是不可磨滅的精神財富。讓我們後代永遠銘記他不畏艱難困苦、遠走他鄉求學、腳踏實地地工作、不爲名、不爲利、一心爲人民服務的可貴品質，銘記他長期教育子女艱苦樸素、爲人踏實、誠懇、善良的優秀品德。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父親因病殞于六盤水市礦務局醫院，享年七十三歲。 二○○六年九月四日于貴州畢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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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 毅 在從石門坎學校走出來的苗族前輩中，有一位是由軍校畢業隨軍服務後又當了醫生的。這位前輩是朱明亮（抓閃）先生。朱明亮醫生一九二三年即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生在貴州省威寧縣黑土河半坡村，苗語將那個村子稱爲'M? T'? XÑ。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年間，他先後在基督教會開辦的威甯縣陸家營小學、天生橋小學和石門坎光華小學讀完初小及高小。 高小畢業後，他考入昭通西南國立師範學校。在國立師範學校上學時，正值我國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到該校招生。朱明亮先生毅然報考並被錄取進入軍校，那年是一九四二年，進入軍校後他又取了一個名字，叫抓閃。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他從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該校前身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分配到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服務，初任少尉排長。
在重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上學時的朱明亮先生（朱開毅提供） 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出現偉大歷史轉折時期，他在國民黨軍隊一方服務。 一九四九年，在他的部隊接到撤離大陸去臺灣的命令後，朱明亮先生認真地作了思考：撤出大陸就再也回不來了，將要看不到父母和親友了；同時作爲窮苦苗民的一員，他也深知，窮人所盼望的世道即將來臨，爲什麽不留下來盡自己的一份能力呢？於是他同自己的下屬商量後，他們投奔了人民解放軍。 到達人民解放軍後，解放軍首長問他將來的打算，願不願意留在軍隊裏繼續服務。朱明亮先生回答：從軍校出來後就是連年地打仗，他已經打膩了打夠了，不想再留在部隊裏了。之後，他被送去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防疫班培訓，任一中隊副隊長。從此開始了他防治疾病保護人民健康的新工作。一九五二年他在防疫班學習的任務完成。 一九五三年，朱明亮醫生偕新婚不久出生在昭通的愛妻李開芳女士回到石門坎，在石門坎醫院從事醫療工作，爲哺育過他成長的家鄉父老鄉親服務。 一九五四年，他被任命爲威寧縣防疫站代理站長。一九五五年，他任威寧縣牛棚、中水、龍街中心醫院院長。一九五七年，任中水區衛生所所長。 一九五九年，他辭去中水區衛生所所長職務，只作一般醫務工作。他的家屬不在保留居民戶口，朱師母領著他們年幼的子女回到威寧黑土河半坡參加農業生産勞動。他們是響應支援農業生産的號召回鄉的，不過也有人把他們當成被遣散的“國軍家屬”，難免受人冷眼。然而朱師母領著最大但還不滿十歲的孩子，靠自己雙手建起住房、犁地種植、績麻織布、喂豬養雞……過起雖然艱難但不失骨氣的生活。朱師母這位在昭通長大的女性（漢族），還在不太長的時間學會了苗語。直到一九七九年朱醫生家屬的居民戶口才得以恢復，一家人不再分兩地居住。 一九六二年，他從中水區衛生所調去威寧縣防疫站，任一般防疫幹部。 一九八○年，朱明亮醫師調任石門坎醫院副院長，一九八六年退休。
朱明亮醫生在一九五一年（朱開毅提供） 朱明亮醫師在從事醫療防疫工作的同時，還熱心於其他爲社會服務的工作。他曾擔任過威甯縣政協委員，昭通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成都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 一九九六年，朱明亮先生——這位威甯苗家第一個從事農村疾病預防工作的醫師，在自己的家鄉辭世，享年七十三歲。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親人 二○○六年八月于雲南昭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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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玉其 威寧西北鄉， 鄰毗昭陽， 看石門高敞， 光華校旗樹黔疆。 你知道吧！這優雅壯麗的詞句是我啓蒙學校的校歌始句。如今離開母校已六十多年光景，但回想童年真是思緒萬千，永遠忘不掉。我記憶很深的軼事是讀石門坎女校低中年級時教我們的苗族老師——張美玉、吳忠美兩位老師的師表行爲。她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給我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他們教我講衛生、懂禮貌、會勞動、愛讀書、學生活…… 下面我將記敍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張老師。張美玉老師于一九二三年秋、莊稼已收完的一天，出生在石門坎一戶張姓的苗族貧農家裏。當時家庭貧困，姊妹較多，作爲大姐的她，就勤勤懇懇地在家裏幫父母做家務，照看弟妹。她長到十歲已是家庭的半個勞動力。父母疼愛女兒，一九三五年秋，收成較往年好，生活較有保障了，他們便送自己的大女兒跟寨子裏的娃娃一起去附近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牧師創建的石門光華小學校讀書。她勤學好問，奮發念書，能說會唱，成績優異，六年後按期從高小畢業。那時石門坎還沒有中學校，這樣一九四一年被基督教會選送去昭通明誠中學上學，她在該校第十六屆讀初中，生活全靠獎學金。 一九四三年夏，她考取昭通西南國立師範學校，雖然家裏貧窮，無力扶持再讀，可是父母見女兒有出息，就狠下決心，把家裏餵養的獨母馬連帶小馬駒賣掉，加上平時母親幫人家做針線活積攢下微薄的錢支援女兒就讀國師。
在昭通國立西南師範學校上學時的張美玉老師（張美琪提供） 一九四五年她從昭通國師畢業回家，被一位英國女教師——趙月林老師請到她自己創辦的石門坎女校和幼稚園任教。創辦石門坎女校和幼稚園的趙月林老師當時大家都稱她爲趙教師。 每當張老師上唱歌課,我們學生們總在想，要是她能連續上半天課那多好啊。因爲老師的歌聲好似留聲機播放的那樣悅耳動聽。所教的兒歌有：“小紅鬼，真辣躁，扛起槍桿去放哨，白天黑夜都去放，吃得苦耐得勞，膽子大，精神好。保衛國家立功勞，立功勞!”和“嗒、嗒、嗒，聽那軍號嗒嗒。啊！快上馬。我們這一隊，大中華的小娃娃，別了爸爸，別了媽媽，去保國家。”在老師領著大家用下面的曲子練調時，教室裏的氣氛很熱烈，我們目不轉睛地看著老師那張張得圓圓大大的嘴，一起舒緩而有節奏地唱：
——真是有趣極了。我們快畢業女校時，老師大姐又教我們唱《畢業歌》。可我們那時年幼蒙昧，只覺得唱歌好玩、好聽，至於歌的內容函義就一問三不知了。 記得張老師曾給我們班講述一個故事：她在讀國師時的一個端午節，大家正興高采烈地玩著一種叫“遊百病”的遊戲，忽然天空出現轟鳴聲，震耳欲聾。擡頭看，已清楚地見到機翼上標有日本國旗的七架飛機，低空圍著昭通城牆飛，轉到飛機場那邊，投下了炸彈。有一顆炸彈正落到一架牛車上，車夫和牛當即被炸死了，嚇得全城人心慌慌，不顧一切地四處躲藏。誰也沒料到，事隔不久，在地裏的包穀脹包時，又飛來同樣的飛機三十六架。密布的飛機使得昭通的上空呈現出黑鴉鴉的一片，許多百姓又被嚇得魂不附體，不少人犯傻了，不知道要怎樣藏身。老師大姐勇猛敏捷地帶領女同學們一溜煙沖進包穀林中隱避。幸好這天飛機尚未投彈，不然後果不堪設想。我們聽老師講完這個故事，膽戰心驚，真如身臨其境之感。個個敬佩從險境中走過來的老師，都感到在這樣好的老師的教育下，更應該認真把書讀好，長大也當個老師。 一九四九年春，趙教師要回英國去了，就把女校一切工作都移交給張老師，由張老師接管並主持石門坎女校的全部工作。同年冬天，已經二十六歲的老師大姐要去昆明結婚，石門坎女校只好並入石門光華小學。張老師便跟隨馬幫步行去了昆明。 解放後，才聽說張老師大姐去昆明也聯繫上了同行，她在昆明市西山區普坪小學任教，按個人特長，學校安排她上音樂課兼任體育和美術課。她平生熱愛孩子，忠誠小學教育。一九七八年退休。 隨著時光流逝，待我長大些，已遠離啓蒙老師，這時才如夢初醒，回味啓蒙老師所教的兒歌，才領會到它們竟然是革命歌曲；所講的故事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事實。由此可知，這位老師大姐是個進步好青年，令我懷念不已。 一九八一年冬，我的啓蒙老師患腦溢血這一種重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于昆明。原任學校協助其遺屬把她葬于滇池睡美人——西山中。 尊敬的老師大姐，您放心地在西山睡美人的懷抱中安息吧！您那美妙動聽的歌聲，將繼續鼓舞您的學生及他們的後人去追尋那美好的未來。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胞妹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于貴州威寧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兩位香港同胞和石門坎校友巡訪學校故地時在 石門坎溝的“石門”前合影（張兆和老師、張慧真老師提供） 第一排從左往右：張兆和、朱玉芳、朱玉華、張慧真、朱明星 第二排從左往右：陶紹虎、楊明光、張義波、朱玉冰、朱玉珍、李文金 坐于高處石階者：韓 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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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的父親 張崇俊 我的父親張恩德，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生在雲南彜良奎香仙馬，一個充滿神奇而又美麗的小山村。 幼年時的父親，因爲受到祖父們的影響。深刻地認識到，只有讀書，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才能擺脫愚昧、受人欺辱的困境。六歲時即進入彜良縣奎香仙馬么店子小學讀書，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到石門坎光華小學讀書。在此期間因病曾休學一年。一九三七年九月進入昭通明誠中學讀書，又因家庭經濟困難而休學一年。中學畢業後再轉到教會所辦的神學校就讀了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到石門光華小學任教，一九四三年九月進入昭通國立西南師範就讀。一九四六年畢業後，先到彜良縣發路中心國民學校任教導主任。後又轉任彜良寸田壩中心國民學校教導主任。一九四八年三月應朱煥章校長之聘，到威甯私立石門中學教書任班主任。而私立石門中學亦在一九五二年被人民政府正式接管，更名爲威甯石門民族中學。從此，父親的命運便與石門民族中學相連在一起，直至一九八九年退休，一九九二年離開石門回到彜良仙馬。四十多年的青春、熱血、理想、信念、汗水、遺憾……全部留在了石門坎這塊苗族文化“復興聖地”的泥土中。 父親到私立石門中學擔任班主任後。所授課程，主要爲數學、歷史、植物、農基等。每周十四課時。在此期間，還同學校教職員一道積極從事石門坎苗文的改革工作，把四角標音的舊苗文，改成齊腳標音的新苗文。用其編寫歷史小故事，苗族傳統文化、詩歌、生活小常識等。教學質量獲得了明顯的提高。 一九五○年，父親和楊忠德校長，張有倫教導主任接到畢節專員公署的通知，一起去畢節，他們受到畢節專員公署孟自明專員的親切接待。在一起吃飯時，孟專員鼓勵他們要好好參加學習，有什麽困難都可以向專署反映。 同年三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昭通。在石門學校的組織下，他同學校的師生及石門坎的人民群衆一起到昭通，熱烈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師進駐昭通。 一九五一年四月，父親出席了昭通召開的少數民族代表大會。會上少數民族代表就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教育，同昭通的李專員、張專員和其他領導，進行了坦誠的交流和討論。在這一年，貴州省教育廳派人視察了石門中學，同時撥出專款，暫時解決學校師生員工們的生活困難問題。 一九五二年八月，父親到貴陽參加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通過聽報告和參與討論，思想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堅定了只有中囯共產黨才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堅定了只有中囯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中國各族人民走向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明天的信念。 一九五二年十月，國家正式接管威甯私立石門中學，更名爲威甯石門民族中學。貴州省教育廳直管。當時，教育廳給石門中學送了一台收音機，一套鑼鼓，三副幕布。隨後又調了五位外地教師到石門中學充實師資力量。這五位老師中有兩人是中囯共產黨黨員。至此，党的領導在威甯石門民族中學得到了落實。這些外地調來的老師，不僅要完成提高教學質量的任務，還要協助本地教師解決教學中存在的疑難問題，指導制定教學計劃，寫教案，探討如何提高課堂講課質量等等。學校的教職員工在楊忠德、吳應傑的領導和帶動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互相幫助、團結一致、共同提高、熬更守夜，用他們的心血和辛勤勞動，培養出了一批批具有初中文化知識的新人。現在不少受到過他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回憶起吳應傑、糜崇敏、張洪仙等老師到石門民族中學後，首先學的是苗語、講的是苗語，上課時也是用苗語作輔導。羅安謙教導主任在大雪大淩的嚴寒裏，手提裝上理化儀器的木籃到教室裏腳凍手僵地爲同學們做實驗。大家無不感慨萬分。 一九五四年七月，父親到貴陽參加省工會召開的工會工作會議。根據會議的安排、佈置，威甯縣建立了縣工會，威甯石門民族中學也建立了工會小組，組長爲張恩德。 石門民族中學工會小組成立後，配合學校行政領導，組織教職工學習各項方針、政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一九五五年到黑土河宣傳組織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方針、政策。開展建立黑土河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三月，雲南省大關縣高橋男女老少四十餘人，因不明真相，誤信謠言，舉家搬遷，路經石門。學校工會配合區、鄉兩級政府向他們作工作，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糧站撥出糧食，學校教職工又爲他們磨包穀面、挑水、做飯。促膝談心，晚上把自家的行李全部拿出來給他們蓋。這些上當受騙群衆在石門坎住了兩天後，昭通地委派人專程到了石門坎，配合當地政府與學校開展工作。最後一位年近七十歲，頭髮全白了的老婦，痛哭流涕地說：“我們的牛羊關在圈裏，所有的糧食鎖在屋裏。壞人說只要拔幾根牛毛、馬毛、山羊毛、綿羊毛、豬毛帶走。糧食也只要帶走幾顆包穀、麥子、豆子到苗族的老家後，帶去的毛就會變成各種牲畜，糧食也會樣樣有。在這裏兩天，聽了你們的講話，才認得是我們上了壞人的當，受了壞人的騙。不知我們關在圈裏的豬、牛、羊、馬現在咋個樣了。”講到這裏在場的人都流下了眼淚，上當受騙的群衆紛紛表示，不再相信那些騙人的鬼話。要立即趕回大關高橋自己的家，聽從當地政府的領導，搞好農業生産。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工會又配合學校領導，組織了一百五十多名師生員工，從石門坎步行三天到威寧，又由威甯到四區（龍場區），開展掃盲工作。龍場區委又根據各鄉的實際情況，把一百五十餘人分編爲若干個工作組分赴各個鄉。白天師生們和社員一起勞動，晚上在教室裏教社員們認字、寫字、讀書、學唱革命歌曲。親如一家，師生中有人病了，周圍的社員都要想方設法爲其尋醫找藥。還把家中僅有的一點糖、米、油、雞蛋拿出來給生病的師生補充營養。掃盲工作結束，師生員工回到石門，又立刻投入到大煉鋼鐵的運動中去了。
張恩德老師在集會上（張崇俊提供） 一九五八年三月，父親被批准加入中囯共產黨，成爲這一組織的一個成員。十月又獲威寧縣人民政府掃盲先進個人獎。一九六○年三月調入威甯縣民族中學任教導主任，兼上高二農業基礎知識課程。一九六一年四月參加了當時國家民委組織的全國少數民族五一觀禮團，到北京參加五一觀禮。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等党和國家領導的接見，並與之合影留念。其照片爲一長軸，寬約二十公分，長約七十公分。這一被視爲最最珍貴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抄家時，作爲罪證，強行抄走，最後不知所終。 一九六一年九月父親奉調，回到威甯石門民族中學，任石門民族中學副校長兼教導主任（石門中學校領導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未有過正職）同時擔任初一、初二的歷史課程。這時的父親既是領導，又是老師，不僅要上好所任課程的課。更重要的是，如何帶領全校教職工，齊心合力，完成學校教學工作任務。因此，在學校的管理工作中首先抓了以下幾點。 搞好民族團結：石門民族中學的教職工中有回族、漢族、彜族、苗族。學生中有漢族、彜族、布依族、白族、苗族。要完成學校的教學任務，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沒有一個團結的、和諧的教書育人的環境是不行的。因此，每個學期開學伊始，都要有目的地組織學校師生員工學習黨的民族政策，強調搞好民族團結的重要性。要求人人做到不利於民族團結的話不說，不利於民族團結的事不做。互相尊重各民族的生活和風俗習慣。發現有不利於民族團結的言語和行爲，首先多做調查瞭解，傾聽師生員工的心聲，再找有關人員作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學校每周安排兩個小時，組織教職員工學習黨的方針、政策、政治時事。校長定期向學生作時事報告。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聽取教職員工對學校工作的批評和建議，改進學校領導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勇於承擔責任，千方百計爭取在艱苦的環境中，做到人人心情舒暢，圍繞教書育人這一共同目標，做好各自分內的事。 圍繞提高教學質量，開展學校工作。學校工作主要是教書育人。一個學校辦的好與壞，其評判標準也就是教出的學生的學習質量。但學習質量與教學質量的好與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如何提高教師的業務素質，就成了必須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 鼓勵、支援自學成才，學校專門撥出一定比例的經費，訂各科教學刊物，及其相關的參考書籍，辦好圖書室，給師生們的業餘學習，提供精神食糧。只要有學習機會，不論長期或短期，都儘量讓老師們輪流離職進修。 組織各個教研組開展教學研究工作。教研組每兩周開展一次活動，每個學期組織開展二至三次教學觀摩活動，以期達到取長補短，提高授課質量。爲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每個學期數理教研組都要組織學生開展一次數學競賽，野外目測、實測等活動。語文教研組則組織學生們開展詩歌朗誦、書法比賽、故事會比賽等活動。 組織開展各種文體活動：石門學校從建校時，就比較注重學生的文體活動。每周開設有體育課和音樂課，每天清晨起床洗臉刷牙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早操。這一優良傳統僅在十年文革中間斷過。 足球運動在石門坎是個強項，這項運動在一九一○年時就在學校裏普及，一九三六年曾與國民黨楊森所部的足球隊進行比賽，並以一球獲勝。一九八二年在畢節地區少年足球賽中又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間，學校每個學期都要組織舉辦一次文藝晚會，一次歌詠比賽會。每到端午時還必須爲老百姓專門舉行文體表演。通過這些活動，活躍了學校的氣氛，使歡歌笑語隨時飄蕩在學校的每個角落。緩解了學生在學習上的心理壓力，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 開展勤工儉學，改善學校師生員工生活。學校原有十多畝土地，雖然土壤貧瘠，氣候條件惡劣，但只要做到科學種植，加強田間管理，一年收個幾千斤洋芋和蔬菜是沒有問題的。爲此，學校採取措施把土地承包給各個班級，收穫的産品可作價給學校食堂。也可按市價出售給教職工。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屬班集體管理使用。百分之二十屬學校統一調配。安排食堂用其泔水，自己飼養一部分豬，逢年過節宰了給學生改善生活。 這一時期，由於大環境的相對穩定，學校的管理也能落到實處，教學質量也在穩中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每年的初中畢業生，均保持在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升入高中或中專等學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父親被定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受了無數次批鬥和非人的折磨，白天接受批鬥，晚上是無休止的寫檢查，這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是他的家常便飯。隨著造反派的奪權鬧革命和造反派之間觀點的不一致，文鬥逐漸演變爲武鬥，什麽“噴氣式”、“直升機式”等名目繁多的刑罰統統用於走資派和老一輩的信過教並一直在學校工作著的老師們的身上。 記得有一次，早上八點剛過，父親就被幾個紅衛兵帶走，中午沒有回家吃飯，下午六點過後仍不見回家吃飯，晚上十一點左右，在睡夢中的我被一陣陣在風雨交加聲中夾雜著的微弱的、嘶啞的“開門”、“開門”聲驚醒。匆匆爬起來，跑去開了大門，只見父親渾身水淋淋，趴在地上，左手捏著一支水筆，一本毛主席語錄，向右側伸出擡著右手臂，兩腿一伸一縮，慢慢地、慢慢地向大門匍匐移動，移動，移啊，移啊……然而此時的門檻，卻似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他已無法爬進屋裏來了。 第二天，父親再也爬不起來了，渾身發燒，右肘關節被扭脫位，周身青一塊、紫一塊，大小便都已無法自理，十三歲的我跑去請示校革委負責人，可否去請個醫生來瞧一瞧，得到的答復是“不准，這是他自找的，與革命造反派沒有半點關係。”父親就這樣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天，這期間服用過的藥，是一位好心的醫生，在半夜時分，偷偷地跑來看了他一眼，給他留下的幾顆止痛片。 一九七二年三月到一九七七年七月，父親複任石門中學校革委第二副主任。同時負責教授初一、初二的歷史和政治課程。這一時期，雖然大的動亂已基本結束，但極左的思潮干擾仍然存在。石門坎的多數群衆，學校的教職員工（除外地調來的）解放前都是由教會學校出來的，留校的教職工也好，在外地工作的也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被列爲審幹對像，每個人的頭上都還頂著幾頂形形色色的政治帽子，巨大的政治壓力使他們無法擡起頭。但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幾十年形成的職業自豪感，前輩先人嘔心瀝血辦教育的精神激勵著他們，鼓舞著他們。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地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經過近兩年多一點的艱苦工作，至一九七三年學校的秩序開始正常了，教學工作有了起色。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四人幫”一夥的倒行逆施，又把剛剛恢復的正常的教學秩序破壞殆盡，學校的教職員工們又處在了一片迷茫之中。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十年內亂作了科學的結論，党的知識份子政策得到貫徹落實，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多年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民族中學經費逐年增加，儀器設備逐步得到補充，師資力量得到了充實。此時，原爲校革委第二副主任的父親被組織任命爲石門民族中學校長，並在這一崗位一直工作到一九八八年退居二線爲止。 這一時期，學校堅持貫徹執行黨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校內各項工作得到了加強。文革以前校內好的傳統得到了恢復，歌聲、笑聲又飄蕩在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百年老校又一次散發出了其青春活力。
張恩德校長和他的同事們在一九七九年（張崇俊、陶紹飛提供） 父親的一生有四十七個春秋是在石門坎度過的。他曾經自己這樣總結過自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前思想單純，無顧慮，只知工作學習；一九五七年寒假集中全縣教師到縣學習，反右後，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期時，就有點膽小怕危，工作中有點小手小腳，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三年受到各種衝擊，戴上各種大小不同的帽子，思想上感到這次徹底完了，都怪讀錯了書，當錯了這個校長，灰心喪氣。一九七一年恢復工作到一九七三年又有雄心壯志，要團結教職工們好好地搞好學校工作。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水區集中教師學習“馬正府公社”事件，四人幫倒行逆施，教師這一職業受到歧視，思想上又産生了困惑，直到一九七八年後思想上的包袱才逐漸放了下來。”這就是一代人的經歷，也就是個人榮辱與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真實寫照。 二〇〇六年撰於昭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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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歷 楊明光 我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生在貴州省威甯縣龍街鎮團結村松林小寨的一戶貧寒農民家庭。松林小寨地瘠民貧，是有名的窮地方，祖祖輩輩在土目安八斤（安祥宗之父）的領地當佃戶，祖輩沒有受教育的條件，不識文字。一年四季，三分之一的時間爲土目地主做苦役，生活極端困苦，餵養的好牛好馬，特別是好馬常常被土目霸走。爲了擺脫痛苦，六歲時父母送我到距家十多里的陸家營小學寄宿在慈心的朱明定（石門鄉歹尾人）老師家發蒙讀書。每星期六下午，父母來接我回家，星期天又送我回學校。我初小畢業以後，統考升入石門坎光華小學高小就讀，第一學期班上同學一百零一名，坐滿了高小部最大的大教室，窮學校教師少照顧不過來，一學年結束後，考升高小二年級時，我們只有四十二人升級，留級的太多，學校又將他們組織爲一個班。 高小畢業後，我考入昭通明誠中學，那時農村到城市讀中學頗不容易，我是父母、叔父母、大姐夫三家人扶持才能上學的。畢業後家庭經濟困難我無力升學，只好步入社會，在教會年議會牧者們的器重下先後分配到石門坎、天生橋、咪咡溝小學執教近六年，教書實際上是自己教自己，學做人。那時教會學校工資待遇微薄，教師生活難以維持，還得靠家庭供給食糧，那麽我圖什麽而去教書呢？我設身處地深思，農村文化教育落後，特別是本民族文化低落，我有責任去幫助窮苦農民子弟，讓他們到學校讀書擺脫文盲痛苦，爲提高民族素質我情願過執教的艱苦生活。 解放後，一九五一年初，我得到朱煥章、楊忠德二位校長關照和推薦，被威寧縣人民政府介紹到貴州民族學院學習，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工作，一九五二年我光榮地加入中囯共產黨，我是第一個留在省裏大機關工作，參加黨組織較早的石門人。在民院學習期間，我自知文化淺薄，學習機遇極好，因而認真刻苦學習以便獲得好成績。每次集會，老師常常叫我回答問題，同路來學習的朱正榮（苗族）說：“老師們非常重視你，常常叫你回答問題，你對答如流，畢業後有望留在省裏工作。”他的這句話在我們畢業時終於兌現了。 一九五六年我榮幸被提拔爲縣級幹部任幹事。父母養我身，共產黨救了我，沒有中囯共產黨，我這個不稱職的小學教師怎能走上革命道路、怎能進入大機關爲人民公僕、服務人民、服務社會呢？我一生永遠不忘我的恩師朱煥章校長和楊忠德校長以及衆親友的支援。有了党、有了恩師和親友的大力支持才有我的今天。 在領導機關工作，實踐鍛煉少，組織上爲了培養我，把我分配在農村中心工作部工作，這樣參加農村基層工作鍛煉自己的機會多。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我參加省委工作隊到德江縣行溪鄉搞秋徴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解放初期，爲堵住奸商套購糧食、囤積居奇，我們去發動農民向國家出售糧食，工作難度大。通過反復交待政策，耐心教育才完成任務。一九五四年八月至十一月，我參加貴州省民委工作組到威寧宣傳民族政策，籌建威寧自治縣，我們走到石門鄉大丫口，工作組負責人打招呼說：“看到石門坎小臺灣了，隱患多，情況複雜，說話得注意啊！”我是搞統一戰線工作的人，我對這句話不服，但爲顧大局，不予反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是統戰工作的方針政策，而敵視石門坎是黨的政策不容許的。在威寧我參加自治縣籌備工作到十一月，建成自治縣後，我們返回貴陽。 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我被抽調參加省委工作隊到畢節，分配在畢節市郊茶亭、翠屏兩鄉工作，我們工作隊幫助農民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即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爲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任務艱巨。特別是後期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十分棘手，我與鄉幹部密切配合，依靠群衆完成了任務，工作總結時獲得口頭表揚。 一九五七年機關整風反右運動，我對運動對像的批判做到實事求是，我覺得不能無中生有傷害同志，當時甯左勿右的思潮盛行，許多人打擊別人是爲提高自己，我敢於堅持真理，不怕戴帽子。我認爲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無論何時都應該實事求是。 一九六○年八至十二月，我參加省僑務處到廣東湛江接待被印尼排華而回國的歸僑，起先接回一批農工商華僑到貴陽，安排到望謨華僑農場，之後又接待一批歸僑中的初中畢業生，送到貴陽後，安排他們在貴大、貴醫、六中入學就讀。此事情是遵照中僑委指示而進行的，在湛江，我們得到湛江市僑務處大力支持協助，因而完成接待任務沒有出問題。 一九六一年二至七月，我被調去參加省工作隊到翁安宣傳人民公社條例和整社工作。那時生活標準低，農民群衆思想抵觸大，對集體食堂沒有信心。我參加面上調查工作，調查後我認真寫出真實情況，總結時獲得工作隊口頭表揚。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翌年七月，我被調去參加省四清工作隊，我們到興義縣泥氹、達力公社，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工作隊。紀律嚴明，和群衆同生活，工作中充分相信群衆、依靠群衆，對四不清現象自清自查，對大小隊幹部，我們做到正確對待，注意運動要緊密結合生産，沒有傷害群衆和大小隊幹部。工作結束我獲得表揚，離別時，群衆依依不捨送行。 上述工作，給我最大啓迪和教育是：凡事要成功離不開群衆，充分相信群衆、依靠群衆，不能帶框框套套搞群衆工作，對人對事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經得起歷史考驗。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機關單位被砸爛，我和所有幹部進“五七幹校”學習。之後恢復單位了，統戰部調我去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後爲宗教局）任副處級宗教志辦公室主任。工作順手、痛快。宗教工作是群衆工作也就是做人的工作。我經常下鄉到各地、州、市、縣，和基層單位同志以及信教群衆打交道，宣傳黨的宗教政策，正確對待信教群衆。按照中央統戰部文件精神：要把“文革”中群衆地下的宗教活動引導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重點開放一部分教堂。省裏計劃先從威寧突破。因此我和兩位同志到威甯，配合威寧縣統戰部、公安局分頭到板底、大松去宣傳政策。我負責大松片區，經過三四個月的努力，威寧縣開放了大松教堂（苗族）和板底教堂（彜族），信教群衆非常高興。大松一帶不少人如今還記憶猶新，都說我爲他們辦了一件大事，讓他們過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我對他們說：“這是黨的政策好，我僅僅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 在鎮寧、紫雲、安順、六枝、水城、織金、普定、普安、盤縣、赫章、納雍、畢節、遵義、銅仁、黔東南等地縣市，凡有信教群衆的地方都有我的足迹。我結識了不少的人，尤其是鎮寧、六枝、水城三個縣，信教群衆所在的鄉、村、組每一個角落我都走遍，去把混亂的宗教活動糾正過來。鎮寧縣不少地方排外思想嚴重，公開說，信教的苗族佔據了他們的地方，因而要把所佔據的耕地奪回來。相當一部分人採取野蠻手段，強行挖苗民的墳墓，搶擄苗家財務，砍伐苗族房前屋後的樹木，任意去苗家庭院捉雞，到苗家菜園拔菜。受害民衆多次向縣府報告均無結果。我曾多次和鄉村領導人商討解決亦無結果，後來我爲他們出主意，叫他們向國務院、國家民委遞報告，之後省地相關部門才督促鎮寧縣認真解決。從此那裏的苗族群衆才得安寧。知道鎮寧排外事件得到妥善解決後，織金、普定的信教與非信教苗族群衆都對我說：“感謝你，石門坎來的老師，你爲鎮寧受迫害的苗族同胞做了好事，使我們得到安居。”我答道那是黨的政策不是我的力量。 我下鄉多，和群衆接觸廣泛，不論是信教的或不信教的群衆，也不論是苗族還是其他民族的朋友，他們經常到省裏我們單位的辦公室找我反映問題，有時我不在辦公室，接待的人推說我下鄉去了。他們又問我家住在哪里？接待者說“我們不清楚。”事後來訪者對我說：“找你的人太多，我們到你家去免不了要吃要住，長期後你家支援不住”。我想，來訪的朋友們多慮了，我老伴健在時，她很支援我工作，對我說：“人家有事才找上門來，要體貼他們的困難，來了吃幾餐、住兩宿有什麽關係，應該替人家解決問題。”有時遇到家境很困難的，我和老伴還給來人路費讓他們愉快返回。作爲我來說，我是農村人，又是國家幹部，雖然工資少，但有來源，不像農村人。所以我給農村來的訪問者解決一點食宿和返程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一九八六年正月十五，我到六枝九層山宣傳政策，拜老農爲師，求告歷史資料，正值那裏用水困難，照明用電未解決，我爲他們向六枝特區有關部門寫報告，不久特區爲他們解決了。有的人到貴陽來我家表示感謝，我說不用謝，我是應該爲你們出點主意。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住在水城縣蟠龍鄉二道岩的馬愛輝被爛壩派出所以盜電纜線爲由拘捕，關押一百一十七天，他還受到吊打。他不服，來找我替他寫起訴書，爲他辦好後，隨他而來的母親感謝我說：“還是石門坎的老師好，爲我們解難。”我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不用謝。”他們沒有到過石門坎，而知道我是來自石門坎，願意爲他們辦實事，說明石門坎名聲影響之大，我們在外面工作的，要多爲人民辦實事，榮耀石門坎。我退休後，不時還接到農村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來電話問安。 我有幸得到黨的培養和提拔，幾十年吃共產黨的飯，穿人民的衣。回顧往事，我有些工作沒有做好，歉疚於心。爲了彌補過去工作的不足，如今我仍在各個方面努力，每天堅持鍛煉，保持旺盛精力，繼續以筆耕耘。人生事業無終止，不論老年還是少年都要發展自己。我要扎扎實實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活到老學到老。一個共產黨員要終身爲共産主義奮鬥到底。 現在是學習型時代，不學習要被時代淘汰。我除了寫東西外，每天看書，讀報少不了，不看書不寫東西我會感到不舒服。學習和寫東西是我的好夥伴。我並沒有孤獨、寂寞，我心情豁達，始終保持平常心，人是會老的，然而精神是可以青春永駐的。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貴州貴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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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滇東北苗族最後一位華西大學學生楊忠義 楊忠信 成都華西大學是當年苗族青年學子向往的理想地和追求的高等學府。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五○年的二十多年裏，滇東北方言苗族有吳性純、王霄漢、楊漢先、朱煥章、張超倫、吳善祥、楊忠義七位學子先後考入了成都華西大學。學醫的三位（其中一位沒有畢業），學教育的二人，學社會歷史的一人，學數理的一人。其中有兩位醫學博士，有四位學士學位。這些學子共同特點是家境貧寒，靠艱苦勤奮，刻苦攻讀，拼搏成才。而每位學子都有著一段坎坷的曲折史。這裏介紹的是滇東北方言苗族考入成都華西大學的最後一位學子楊忠義。其他幾位是貴州威甯籍，楊忠義卻是雲南省彜良籍，他跨進華西大學的校門似乎更是坎坷曲折得多。 楊忠義，苗族，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生於雲南省彜良縣龍街鄉卓基村小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父親年年租種領主家的土地，雖然終年勤苦耕耘，卻過著苦難的生活。一九○五年基督教傳入威甯石門坎。在石門坎創辦了教堂和學校。父親楊德春便有機會讀兩年書，父親和叔父都是虔誠的教徒。多年的苦難生活，使他們懂得一個樸素的道理，就是要擺脫受壓迫和貧困只有讓兒女讀書認字。一九三一年三月父親把他送到離家十多里的彜良縣拖姑梅小學讀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屬威甯石門坎光華小學第四分校。一九三四年七月他在這裏畢業了初級小學。同年八月考入石門坎光華小學讀高級小學。兩年之後順利完成了高小學習。一九三七年九月考取雲南省昭通明誠中學，這也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中學。在這裏讀書的苗族和彜族學生很多。這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昭通雖遠在抗日後方卻也是日本飛機轟炸的範圍。學生對日本侵略野心義憤填膺。一九四○年七月他初中畢業了，由於家庭無力支援他升學，九月應聘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這時抗日戰爭的怒火已在全國燃燒。真是中國之大已無法容納一張書桌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他毅然棄教從軍。在雲南省蒙自第六十軍軍部服務。這個軍有不少苗族彜族有知識的青年官兵。五月份已準備提爲副官，因突然手臂受傷，只好回家養傷，到了七月份有人從昭通回來說，日本飛機已轟炸昭通，不僅轟炸昭通就連小小的石門坎也沒有逃出敵機的轟炸，只是炸彈落騙了沒有炸著石門坎。這時他巴不得立即重返部隊上前線抗日。但是，當他看到農村抓兵派款，民不聊生的慘景，他卻不得不打消了重返部隊的念頭。他覺得應該重新思考、選擇人生的道路。農村的每個季節，農戶都要無償給領主服勞役。他父親本來體弱多病，但每到春天，天剛亮就仍然必須趕著牛、扛著犁走一二十里路去爲領主耕地。當天都黑了才在地裏收工，有時來到半路不是牛滾岩，就是人落溝掉坎。到了秋收自己的莊稼熟在地裏，卻要先去幫領主家收穫完了才回來收自己的。每年正月，從初一到十五，各寨子都要上山打獵，把一隻活的野物拿去向地主家拜年。往往爲了打獵而使人死狗傷。拜年那天，領主招待去拜年的佃戶吃一頓飯，那頓飯就吃在地下，一點點殘湯剩水，還不如領主家的豬狗食。農民生活雖如此，政府卻無情地抓兵派款。青壯年農民白天不敢在地裏耕種，夜間不敢在家夜宿，只好躲在山洞裏或在樹林中過夜。一天他去耕地，突然被鄉丁圍住了，幸好拔腿就跑，終於躲脫了一場劫難。他想即使上前線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中國農民依然要過著制度黑暗、封建領主壓迫剝削、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日子。他父親常說：“我們自己沒有土地，祖祖輩輩租種地主家的土地，租重夫役多，一切命運都掌握在領主的掌心裏，你們只有書讀得比地主家高了，才不受地主家壓迫和剝削。”這個簡單樸素的道理，深深打動了他的心靈。他決定尋求讀書的機會。一九四二年十月，家裏把耕牛賣了，他去到重慶青木關戰區學生指導農墾班讀高中。這是抗日戰爭高峰，日軍飛機轟炸重慶，學校不得安寧，校址經常變化。他便輾轉于重慶山城，爲完成高中學業而奔波。在戰區農墾班唯讀了半年，一九四三年四月他又到四川江津縣白沙國立第十七中學讀書。一九四四年八月又轉江津縣國立第九中學高三分校就讀。一九四五年六月高中畢業。從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爲了考大學，又只好輾轉于重慶和成都，邊打工，邊自學，籌集考大學的費用。一個農民家庭，哪怕傾家蕩產也無法支付一個在大城市裏讀書的人的費用。他來到重慶以後，便買了一根扁擔，一根繩子。每天下課以後，就走向碼頭，當挑夫。找點伙食費和文具費。這根扁擔和繩子便伴隨了他七八年。但勞動之餘便拼命學習。以後他回憶這段生活時，他說：“在重慶和成都七八年，爲了讀書求學，我什麽事都做了，什麽苦頭都吃盡了，只是沒有搶人和當乞丐，因爲讀書求學之心不死。”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在重慶南岸介石場邊疆學校借住，邊打工邊自學。同年三月至六月在重慶和豐銀行當練習生。七月至十月又去成都西壩打工自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又回重慶西較場軍校總機室打工自學。一九四七年八月他終於考取了成都華西大學數理系，圓了他的大學夢。 他出生于西南邊遠貧窮的少數民族家庭。又經歷坎坷的道路，處在國難當頭的年代。他不僅考慮學科學知識和國家民主富強，還考慮喚醒民族的覺醒，爭取民族的解放。在校期間接受進步思想，接近革命青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週邊組織，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一九四九年底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成都的時候，他給家裏的第一封信，就是告訴家裏：“解放軍進駐成都，軍紀很好，對待群衆很好，老百姓很歡迎，家裏不必擔心、害怕。”他看見光明和希望。於是，一九五○年三月他毅然走出課堂，去川西西南革命大學學習，參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二年又到四川省委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業在四川綿陽專區稅務局工作，以後參加成都市工作組對成都搬運公司進行社會改革。一九五三年隨著國家建設的發展，需要大批知識份子擴充到教育戰線。他又被派往重慶建築工程學校任教。一九五八年二月又調到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任教。以後一直在這裏擔任高中數學教師直到退休。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參加教學工作的楊忠義老師（楊忠信提供） 一九五三年他回到重慶，這裏是十年前他奔波求學的地方。他思緒萬千，他想起了一九三九年他還在雲南昭通讀書的時候母親得病去世了。一九四九年底，當他大學還沒有畢業的時候，父親又重病死於異鄉——貴州省紫雲縣大水井。父母親的死他都沒有辦法見一眼，真是忠孝不能兩全。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份子，往往把新舊中國作對比，更倍感新中國的光明可愛，更加倍爲新中國社會主義效勞。他把一屆一屆畢業生送上大學或工作崗位，受到學生愛戴。他尊敬領導，服從安排，勇於挑重擔。被評爲重慶市中區優秀教師，先進生産者出席重慶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又是重慶市政協委員，享受老幹部待遇。可惜晚年得了腦血栓病，長期受病魔的折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病故于重慶，享年六十八歲。楊忠義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獻給了教育事業，他去世後學校給他的挽聯是：橫幅：“一生奉獻”，左幅是：“不求叱吒誨人不倦數十載”，右幅是：“執著追求莘莘學子成良才”。一九七一年畢業的全體學生送給他的花圈寫著：“沈痛悼念恩師楊忠義”，在他去世後也有學生遠道趕來送他一程。學校的悼詞，學生的花圈代表著他爲人的品質和奉獻的精神。 從石門坎走出來的知識份子，無論走出多遠，無論他從事什麽職業，無論他職務高低。每個人都有回石門坎母校爲石門坎的建設增磚添瓦的念頭。楊忠義年輕時曾在石門坎服務。以後又踏上了教育部門，他多次念起要回石門坎服務。但由於體制上、行政區劃及其他問題終沒有成行，這是他一生的遺憾。我們從石門坎走出來的知識份子，就是退休以後仍然議論著、念著回石門坎母校服務，但受到教育體制的限制，都無法再回母校效力，只不過是望洋興歎。 注：作者系主人公之弟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威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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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琴芬 黃太光，男，苗族，出生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中共黨員，一九四九年九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第六支隊威寧遊擊團，任五連三排排長；一九四九年十月，經介紹在得勝坡宣誓加入中囯共產黨，後被納入威甯警衛營，任二連二排排長；歷任畢節地區軍分區參謀、二塘武裝部副部長，威甯縣九區（龍街區）區公所副區長、威甯縣八區（中水區）區公所副區長，金鍾區糧管所所長，支鐵中隊中隊長、伐木場副場長。 沒有人不熱愛自己的生命，沒有人不熱愛自己的生活。當生命遭遇挫折，當生活遭遇磨難，有人退縮、有人消極、有人一笑而過，而有人卻奮力抗爭。出生于雲南鎮雄一個貧苦家庭的黃太光，當他還是一個有著天真爛漫幻想的孩子時，他的父親因不堪地主老財們無休止的壓榨和剝削而不幸過世。家裏的頂梁柱倒塌了，天仿佛要塌了下來，全家人沒有了往日的依靠。沒有了寬厚而結實的肩膀。但年幼的黃太光沒有退縮也沒有逃避，他選擇了向命運挑戰，與舊制度抗爭。從此，他不再是一個漫山遍野跑的野孩子，而成爲了一個擔負起養家糊口重擔的男子漢。一九三七年經小學老師介紹，黃太光的母親帶著黃太光擔著黃太光的兩個小妹徒步從雲南鎮雄走了三天三夜前往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黃太光便就讀于石門坎小學。在石門坎小學就讀期間，他半工半讀，起早貪黑，勤勤懇懇，爲了讓母親及兩個妹妹能吃上一塊餅，他風裏來雨裏去，勞作于泥裏水裏，有時幾天幾夜不睡覺不休息地拼命打工掙錢。他就像一部永不停止的機器一樣，不停地勞累做工，就是爲了換取一口飯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石門坎鄉每家每戶門前的路他曾走過了千萬遍，河裏井裏的水他跳過千萬擔，他深知只有自己不停地努力工作，家裏人才能得以較好地生存。由於黃太光長期受地主壓迫，他深知要過上好日子，不當地主、不當老財、不當剝削者，只有參加紅軍鬧革命，才能讓窮人見光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第六支隊威甯遊擊團成立，黃太光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堅決地參加了遊擊團。在團裏，他服從命令，聽從團隊的安排，經常外出偵察敵情，收集各種情報，摸排匪情，爲完成清匪反霸的任務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老老實實做人，扎扎實實做事是黃太光的工作和生活信條。黃太光在部隊裏總是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無論颳風下雨，還是酷暑嚴寒，他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奉獻著自己最大的力量。作爲一個共產黨員，他時常鞭策自己，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有一年，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天，寒風裹夾著米粒般的霜雪象發瘋似地使勁往人們身上砸，大雪瘋狂而肆無忌憚地下了幾天。寒風也一陣又一陣地肆虐著山野，刮到人們臉上如刀割般刺痛。可是，爲了完成黨和組織交給的任務，即使風雪再大再猛，山路再滑再陡，他也依然挺著他那瘦小的身軀，披著他那件十分陳舊還打滿補丁披在身上幾乎不能禦寒的大衣帶頭進山伐木。 黃太光在工作中服從上級調配，從無任何怨言，黨讓他往哪里走他就到哪兒。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能愛崗敬業、忠於職守、把榮譽和生的希望讓給別人，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他總是說自己擔點困難和危險無所謂，只要別人能很好地生活、解決溫飽問題就是他最大的安慰與快樂。他在參加伐木的工作中，關心伐木工人，常對工人們噓寒問暖，他把伐木工人們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每一次工人們要進山伐木前，他都會一個挨著一個叮囑：“伐木時要小心謹慎，注意安全。”晚上工人們入睡後，他還要親自去工房看看工人們才能安心回家休息。 黃太光雖然在平凡的崗位上幹著平凡的工作，但他卻有著不平凡的精神，他像一頭拓荒的牛，長年默默地耕耘著，從不在自己取得的成績上沾沾自喜，自滿自足。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人民，獻給了黨，他以不平凡的精神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 注：本文作者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〇〇七年二月七日于貴州威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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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一生 李睿 源流 我是雲南省彜良縣洛澤河鎮發路村青樹林人。青樹林這個地方苗語稱爲 'M? L�，它是一個苗族村寨。寨裏住著三戶李姓苗家，兩家源自威甯陸家營，另一家是我家。據祖輩們講，我們原來住在彜良毛坪龍潭大苗寨，因我高祖父到發路幹田壩上門，我家才住於此。這樣算來，我是李家在青樹林定居後的第五代人。 我的高祖父叫什麽名字或有無漢文名字，已無法查考。我的曾祖父叫李朝，他是高祖父的長子。我祖父叫李葉，他有子女六人，五男一女。我的父輩們有五弟兄，我家是長房，我父親叫李德華，二叔李德光，三叔早逝，四叔李德明，么叔李德亮。 一九○五年，基督教會柏格理牧師在威甯石門坎建立了教堂，創辦了窮苦苗鄉的第一所學校。不幾年，青樹林也建起了學校。學校辦在家門口了，哪有不讀書的道理呢？先父李德華被祖父送進學校，成了我們青樹林李家的第一代讀書人。到我們青樹林小學任教的第一位老師是柏格理從石門坎派來的，人們稱他爲李五先生，到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位老師還有兩個名字，一個名字叫李國鎮，另一個名字叫李司提反。他從昭通來到我們山鄉，教我們苗族人識字學哲理。 我的父親名德華，字耀忠，他在青樹林小學讀完初小後又去石門坎光華小學讀高小。那時他們學的是文言，所以在語文功底上比我們紮實的多。父親從石門坎高級小學畢業後，被教會派去威甯愛華山、天生橋、陸家營等石門分校工作。後來教會發展到威信、鎮雄等縣的川滇方言苗族地區，那時我們稱他們爲白苗或川苗，我們自己則稱花苗或大花苗。不久我父親被派往威信牛坡坎，長方岩等校任教，他學得了一口流利的白苗話（現在稱川黔滇方言苗語），教書時他用當地苗語進行講解，深得苗胞民衆和學生的歡迎。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時日，只仿佛記得父親說過，我是鼠年年末出生。後來我以此推算，鼠年是甲子年，即一九二四年，甲子年是農曆紀年，其年末是臘月，這年臘月是西元一九二五年一月。於是我便認定一九二五年元月是自己的出生年月，至於它是某日就不管了。 我出生在什麽地方？小時候我也不知道。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偶然機會，我在昭通碰到了從威甯愛華山來的一位姓王、一位姓張的熟人。姓王的同胞約我說：“走，跟我們去愛華山看一看你的出生地。”我才知道我出生於愛華山。
求學時代 我不知道自己在幾歲開始讀書，估計是在我六歲時的一九三一年。父親是識字人，學校辦在大門口，他不會讓我遲入學。 那時學校雖然不是春季始業，但是過了正月十五，家長們便陸續把孩子送進學校，秋季則少有新生入學。爲什麽呢？那時民衆對老師很是尊敬，在農村，春節剛過，農民家裏多少還有一些年貨，送新生上學，同時送幾塊糍粑、毛稗粑、小米粑或十個雞蛋，或一封桃片糕，或一筒紅糖不等給老師，家長心裏好像比較寬慰。秋季入學，作爲農民，沒有東西送給老師，自己有些難爲情。所以春季送新生入學多，秋季送孩子新入學的人家少。我是春季入學，要多讀半年書。 讀初小時，我的老師有王必信、王必光、王榮昌等。那時我年紀小，做什麽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許多事情印象不深。不過也有記得很牢固的，如王榮昌老師給我們講過的中國人口總數，那時中國的人口數爲三億七千七百六十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七人。我讀完四年級，該去石門坎參加升高小的考試了，但是年紀小，父親沒有叫我去考，反而叫我重讀一年。本來我春季作爲新生入學就多讀了半年，再推遲一年參加升學考，這樣一來我在初小就讀了五年半。 王必信、王榮昌教我的時間較長，並且他們教的很認真。王必光老師教我的時間不長，次數也不多。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考入石門坎光華小學總校讀高小，一九三九年畢業。直到現在我也回憶不起爲什麽我會讀三年高小。論學習，我承認我的成績不好，但也不算差。我記得學期或學年考試結束出榜，在全班八、九十人中，有一次排名十一，一次排名居四，可以說成績還是居前。我上高小時，父親也被從威信調到石門坎擔任英籍王樹德牧師的苗語教師，所以我讀了三年高小或許是先父之意。 我父親從舊制高小畢業，他的語文功底比我們厚實，他講漢語流利，談吐不俗。他說我們苗族人說漢語，要注意音明調准，特別要留心，不要把“周、中”讀成“朱”，把“外”說成“衛”，把“壞”讀成“會”，把“甩”說成“水”。由於父親提示，我一直注意類似的漢語辭彙讀音。 使我深感自豪的是，我讀高小時朱煥章、楊漢先、王崇高三位大學生給我們上過課，其中朱煥章還任過校長。王崇高老師教我們國文，他的字寫得不好，但對學生習字要求十分嚴格。他說：“正因爲我的字寫得不好，所以要求你們把字寫好；字是一個讀書人的臉，你有多大學問，人家不知道，但只要看你寫的字，就能看出你這個人。” 儘管我上學知道了許多事理，但我那時讀書毫無自覺意識，完全是秉承家長意志。高小畢業後要怎麽辦，自己也無主見。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國立西南師範學校在昭通創辦，學校的創辦人之一王建明老師是我的表叔，學校招生對象遍及漢回彜苗各族邊疆民衆學生，讀師範的學生學校供應伙食。我父親從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考慮，讓我報考該校。怎樣考，考試過程怎麽樣？我都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張榜時有兩榜，一榜是“正取生”，另一榜是“備取生”。那時我真太幼稚，“正取”、“備取”指的是什麽，我一點也不曉得。不過揆度其意，“正取”肯定指被錄取。我看到正取榜有自己的名字，心也就定下來了。 在石門坎讀書時，我的表叔陶開群老師給了我許多幫助，我考上昭通國師後，他又給我縫製了一件藍布長衫。進了國師又獲表叔王建明老師督促關照，使我完成了全部學業。那時幼稚，什麽都沒有想到。現在回憶起來，真是感激不盡。 昭通國立西南師範學校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新辦的一所學校。建校初期，借昭通城內李氏宗廟作校舍，一段時間後遷入城南距離城區二十五華里的新民村上課，學校在昭通北郊二十五華里的閘上修建新的校舍竣工後，全體師生便遷入了新校址。我們是建校後召入的第一批新生，我讀的是簡師，學制四年。 學校設在新民村時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幾個同學進城，走到城內時突然聽到警報聲。不久，日本飛機出現在昭通上空，接著俯衝掃射，行走在西門外大街的人群到處奔跑躲避，但轟炸還是造成了市民死傷。敵機共有三十六架。後見報載，說是日本飛機空襲我國另一座城市後返航經過昭通上空，才出現上述情況。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患了一場病，去昭通福滇醫院住院治療，口服的藥物裏有魚肝油。那時的魚肝油不像現在的劑型，太難吃了。一周後病情不見好轉，我便決定休學回家，找草藥治療。回到家後，人們說我患的是“水盅”病，可能是每學期往返學校的途中喝生水不當造成的。我的病史是這樣：起初只是身體疲乏，沒有精神，入冬後病勢逐漸加重。表現爲，傍晚時分，腹部微微作痛，漸漸地越痛越厲害，無法忍受；硬撐到雞叫時分，腹痛逐漸緩解直至消失，白天如常人一般；第二天傍晚，又開始上述那樣的發作，每晚如此。回到家後，聽說威甯鐵匠塘有一位草醫能治這個病，於是我父親前往那裏拜會了那位苗醫。他給我父親帶回來一個單方，藥名叫小棕包，是一些細根，形似棕樹根，因此取名叫“棕包”。家人將藥切細，我在疾病發作前半小時用水沖服。服藥後半小時左右我便出現嘔吐，嘔出紅黑藍綠各色相間的液體小半桶。每天下午服一次，連服半個月，直到嘔出的是食物了，才停止服藥。此後，我的身體才逐漸康復。這種藥我們苗族人稱其爲 Y? X? F?，意思是吃了這種藥，毒液就會像水一樣倒出來。這個單方真神，若不是靠它，我的命肯定已赴黃泉。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回校複學，插入三年級就讀，這時學校已在昭通閘上。我們三年級同四年級只有一牆之隔，在教室外窗戶之間的牆面上各設置了各班出壁報的版面。我們三年級的牆報刊名叫《浪峰》。不知是什麽原因，四年級的同學來我班逼著我們取消這個刊名。後來我們班便創辦了刊名爲《奔流》的壁報，也不知怎麽的，又一次激怒了四年級老大哥，他們在自己的班刊上聲稱：“我若行動，你會像奔牛一樣逃走。”壁報出刊後的那個星期六下午，我們三年級全班同學到離校不遠稱作龍洞的地方去商量對策。我們回校時，四年級同學躲在校門背後手持棍棒，在他們的班主任雷振球帶領下，毆打我班進校的同學。雷振球是學校的軍事教官，聽說曾在總統侍從室任過職。他站在臨近校門的教室前，拿著手槍直指校門，聲嘶力竭地叫喊著。我見到他氣勢洶洶，但聽不清他在叫什麽。我們班先進校門的同學被打後，其餘的同學便迅速跑向其他地方，之後再分散潛回學校。事情的根源，聽說源于我們班的牆報刊過思想內容有些激進的文章。後來不知道校方怎麽處理，只知道我們的班主任許南波老師辭職離開了學校。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從昭通國立西南師範學校畢業離開學校，四年制簡師我讀了五年。
執教初始 從國師畢業後，我沒有去找事做，而是回家幫助父母搞農活。先前，我父親已辭去了傳教和教書的工作，返回家鄉。他利用在威信教書的時機，向一位白苗同胞——楊恒山老先生學習織布技術，調離威信時，他買了兩台織布機帶回家，一台送友，一台自用。他用這台織機免費爲臨近的苗胞們織布，這台織機織布速度比當時我們地方的矮織機高出十倍。父親在家織布，犁冬地的任務就落到了我身上，同時我也利用農閒之時學習織布，不時上機操作，讓父親稍事休息。 一九四五年春，咪咡溝小學校長吳耀庭老師邀我去咪咡溝小學教書。從此，我走上了在山區小學執教的道路。 我原名文忠，到校任教後，我覺得文忠二字不好，給人一種老好怕事的印象。後來我從“敬直”、“湧泉”和“睿”這三組字中，選定“睿”做自己的名字，從這時開始，我便叫李睿。 吳校長叫我擔任咪咡溝小學教導主任，這是對我的信任，也是對我的母校國立師範學校的敬重。我決意不讓校長失望，不給母校丟臉，我盡自己所能去做工作，不過，真是“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惑。”真正教起書來我才感到自己所知的簡直太少了。這時我才體會到我的前任李學宏爲什麽要離職去讀書。李學宏是貴州威寧人，他是我高小時的同班同學，我們一起考入國師，我因病休學一年，所以他在我前面一年畢業。那時讀師範的，要教滿三年書才准再去升學，看來李學宏更覺知識的重要，所以教了一年書就辭職上學去了。我接任後一面工作，也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再入學深造。以前在校讀書我沒有考慮什麽重要的事情，踏入了社會後，我才逐漸地自覺地有意識地去思索去考慮。逼著自己深入學習的時期終於來了。 我是學師範的，到學校任教後，我知道自己一生的職業就是教書，從此立下志願，一定要教好我的學生。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們學校全體師生興高采烈地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不過在抗戰勝利年鄉保甲長還是頻繁地拉兵派款。一天早上，王恩友同學急匆匆地來校告訴我：“老師，王恩州被保長抓成壯丁要當兵去了。”思考了一會，我對同學說：“別怕,我寫個條子，你立即帶去給保長他們看。”我記得條子是這樣寫的：“查我校學生王恩州昨晚放學回家，今日不見來校上課，據雲……”接著又寫了一些讀書救國的道理。王恩友送去條子後，不日王恩州終於又能來校上學了。解放後，有一次我遇到王恩友，他向我提起這件往事，問我是否還記得。我對他講：“這件事我印象很深，沒有忘記。” 我到咪咡溝小學教書時剛滿二十歲。一年後吳校長調離學校，韓俊明老師接任校長，我還是任教導主任。 一九四六年，南京國民政府要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爲使我們苗族在政治上能有一席之地，咪咡溝教堂王正榮先生說，貴州威寧苗族準備推舉朱煥章作候選代表，我們雲南彜良大關也應提出自己的代表候選人。最後彜良提出王建光，大關縣提出王建明。於是這年春天，我們咪咡溝小學全體教師課餘時間幾乎都投入到選舉工作。有的製作木刻板，印製選民冊；有的下鄉登記選民名字。王正榮先生是傳道員，有較多的自由支配時間，他就承接與縣區相關部門聯繫交涉的事情。忙了很長時間，最後獲悉威甯石門坎初級中學朱煥章校長當選爲正式國民大會代表。 咪咡溝小學是石門坎光華小學的一個分校，一九四七年端午節在石門坎開大運動會，我和全校老師一起帶領學生參加。陰曆五月初四這一天，我們將到石門坎時，忽然聽到鑼鼓喧天，拐過山梁，大家便看到東道主學生分兩行立于路的兩旁。我們一出現，他們的數對銅號即吹響莊嚴的敬禮號，其調爲： 5 1 1 1 5 1︱ 5 1 3 3 1 3︱ 1 3 5 5 3 1 5 ︱ 3 1 5 5 5 5︱ 5 1 1 5 1︱5 1 3 3 1 3︱ 1 3 5 5 3 1 5︱ 3 1 5 3 5 1︱ 1 1 1- -‖ 清脆的號聲響徹山巒。我校師生通過東道主夾道迎賓的隊伍後，走到即將進入校區時，立即分列于路的兩旁，在老師的口令下，向東道主師生表示敬禮，夾道目送他們進校。這時，又是一陣號角齊鳴、鑼鼓喧天，場面十分熱烈。 端午節運動會那天，在大會總指揮的號令下，十多所學校的五、六百學生在身著一色白制服的儀仗隊帶領下，繞場三周，隨著整齊的步伐，同學們高唱運動會會歌，會歌歌詞和曲如下： 5 1 1 1 1 ︱ 2 3 2 5 5 5 ︱ 5 2 2 2 2 ︱ 盛 會 開 今 朝， 運 動 體 育 好。 場 中 國 旗 飄， 3 4 3 1 1 1︱ 1 1 7 6 5 ︱ 1 1 7 6 5 ︱ 看 客 像 湧 潮。 體 操 身 姿 嬌， 球 場 健 兒 跳， 1 1 7 6 2 ︱ 2 2 6 7 5 ︱ 5 5 6 7 1 ︱ 賽 道 比 快 跑， 鉛 球 向 遠 抛， 標 槍 空 中 嘯， 1 2 1 2 3 ︱ 1 5 5 5 5︱ 1 6 6 6 6 ︱ 拔 河 使 巧 招。 得 勝 不 驕 傲， 失 敗 不 懊 惱， 6 6 7 1 2 ︱ 7 1 1 1 1 ︱ 1 - 0 0 ‖ 再 來 賽 跳 高， 努 力 奪 錦 標。 入場式結束後，各校團體操表演開始。每個學校的學生身著統一的服裝上場，有行棍棒操的，有做徒手操的，有打拳的，有疊羅漢的，有唱著歌換佇列操步的……因爲團體操是學校風範的體現，所以每個學校都極認真地準備，表演效果令觀衆驚歎不已。 團體操表演後，便有賽跑、跳高、跳遠、賽馬、射箭、績麻、薅包穀等比賽，最後是足球賽。真是觀衆向湧潮。那時石門坎的運動會真是重在參與，優勝者的獎品要麽是一塊毛巾，要麽是一把牙刷，或是一支毛筆，也許是一支鉛筆。分校的學生團體操參加者，通常領到一支鉛筆作紀念。運動會期間的夜晚有營火晚會，在熊熊的火堆旁，各校師生相互拉歌，表演文藝節目，一片歡聲笑語。 上面是我在咪咡溝小學任教時碰到的幾件事。我在咪咡溝小學一共工作了三年。
涼山之行 一九四八年春，王建光先生從中央教育部爭取到爲邊疆民族辦學的資金。他要在四川涼山彜族地區建立一所國立小學，地址選在雷波烏角。 王建光是我的一位表叔，他托人帶信給我，叫我與他一同去涼山教書。當時雖然我已是二十三歲的人，但是除了走兩天路去昭通讀書外，還沒出過遠門。聽說去涼山，就想起老人們提及那個地方時講到的情景：涼山人打著光腳還走如飛，吃半生半熟的肉，勿需肚子飽，只求牙齒夠；又聽說那邊有做人買賣的……聽起來夠嚇人。要去那裏教書，我心裏多少有幾分恐懼。不過畢竟我已是二十多歲的人了，況且是表叔之邀，所以決定前往。 過了老年，大概是正月十三、四吧，我和同寨的一位表叔王建雲在我們的兩位父親陪同下，啓程去大關天星場涼風坳王校長家。第一天傍晚到達彜良龍安落尾壩安歇，第二天下午便到達涼風坳。 原先我以爲建雲表叔要同建光表叔和我一起去雷波。會集到涼風坳後，我才知道，他是被建光校長介紹去四川犍爲國立清溪職業學校讀書的。這樣建雲叔我倆只好分道揚鑣。 在建光校長家休息幾天後，我們便同幾位永善苗胞啓程前往雷波。我們從涼風坳出發，一路下坡，過了洛澤河、大關河便一直爬坡，傍晚到達大關上高橋火草坪，在同族人李學浩家借宿。火草坪位於大關永善兩縣交界上，海拔在二千米以上，只出產蕎麥洋芋。李學浩是我的一位叔叔。李叔家很好客，吃了晚飯，他們還撮來蕎子磨成面，再烙出有四層的蕎粑粑給我們宵夜。烙出四層餅這種方法，我第一次在那裏看到。他們把用水拌勻的蕎面倒進鍋裏燙烙，待熟後翻過來，在烙好的這一面又倒上稀蕎面。反復三次便烙出了有四層的蕎餅，這種餅既脆又可口。與此同時，主人家還將蕎面揉成團捏成餅，埋入火塘內的木炭灰裏，爲我們預備第二天路上食用的乾糧。第二天從火草坪出發後，我們一直走到天黑還不歇息。那天天氣很好，明月當空，但是誰也無暇欣賞美麗的夜色，大家只知道埋頭趕路，沒有人說話。據說那一帶地方常有強盜攔路搶劫，還有虎豹出沒傷人。不過，我們不擔心這些，因爲與我們隨行的幾位永善苗胞正背著獵槍護送我們，這是王校長早就安排好的。大約晚上十點，我們到達了宿營地永善縣的唐家坪。到了唐家坪，我想起我們在山林中穿行而過的四小時夜路。還真有三分後怕。我真欽佩建光表叔的安排。 第三天，我們途經杉木林，下到井底壩，渡過金沙江，徑直往上爬，終於到達了我要與之相伴的新工作地點——烏角國立涼山小學。 烏角是涼山地區彜族同胞聚居的一塊地方。學校初建，借用當地一座空廟宇作校舍，學生除了本地彜族漢族同胞外，還有從永善、大關、彜良三縣過江去讀書的苗族青少年。學生人數不算很多，但各個年級的都有，我們只好將學生編成多級複式班進行教學。 三個民族的同學在一起讀書，語言不同，漢語程度不一，因此校長經常告誡教師們，要注意瞭解各個民族學生的特點，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教學，不要滿堂灌，不要同要求。他要我們學習涼山彜語，幫助占學生大多數的彜族少年學好功課。王校長用外國傳教士來到貴州威甯石門坎，用他們學到的漢語和苗語用於課堂講解來做例子，激勵大家學好彜語。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老師們都儘量去彜族同學家裏訪問，向彜胞學語言。我也在那時學到了一些簡單的彜族生活用句。不過，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現在只記得“安以”和“木拔”這兩個表示“豬”和“馬”的詞，但哪一個詞示“豬”，哪一個詞示“馬”，我已分不清了。 烏角小學的學生除近的走讀外，大多數同學都在學校寄宿。那時沒有電燈，晚上也只有少量油燈照明，學生無法上夜自習。我們就在睡前教學生唱歌，多數時間是教師教，有時用留聲機帶。雷波地方地處偏僻，交通閉塞，去一趟宜賓買書來回要半個多月，所以幾乎沒有任何教學參考資料。教師教歌，只有將自己在學生時代學到的歌用來教同學們唱，大家唱歌的積極性很高，而且音調唱的也很准。由於沒有音樂教材，所以雖然已是抗戰勝利多年，但我也只有選一些抗日歌曲來教學生。我教學生下面一首兒童歌曲：“小日本呀你莫怪，我的大刀本來快，你不來呀我不宰，我的大刀要餓壞；你若來了把你宰，試試我的大刀快不快，快不快！”同學們對這首歌很感興趣，於是我又叫他們學習二部輪唱。真是不錯，各唱各的一段，居然涇渭分明，歌聲嘹亮整齊。後來我又逐步教唱一些較長的成人歌曲，如《在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等。歌唱好了，全校師生乾脆組成歌詠隊，我們想把它“拉出去”。報名組隊時我們不挑選，來者不拒。排練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帶上三十個年齡大一點的同學，穿上清一色童軍制服，去雷波縣城表演。整齊的隊伍、統一的著裝、嘹亮的歌聲，給縣政府的要員和城裏的居民帶去了好的印象，一些聽衆讚揚道：“他們真不愧是國立學校的學生。” 我們小學的老師，有的還被聘去雷波中學代課，我們學校教師除了校長是大學生，其餘的只是師範生。小學老師被聘去中學代課，可以看出當時雷波縣境內也很缺乏教師，文化水平還是很低。烏角小學剛剛建立，要說他取得了什麽成績，那還爲時過早。不過教師認真教書，同學也認真學習，這是不假。 前面說過，國立涼山小學有三個民族的學生，同樣，教師也來自三個民族，他們中間有布依族、苗族和漢族。那時正值解放戰爭，國民政府施政區物價飛漲，一天幾個市。涼山地方使用銀子，有九兩五一錠或十兩五一錠的。學校經費一撥下來，校長就立即發放教師的工資，讓大家馬上去兌換成銀錠存放著，不然過個把月，厚厚的一疊國幣也可能會買不到什麽東西。雖然存在不穩定的因素，但從校長到工友大家都團結一致、親密無間。就連看守廟的雷老，當地人稱他爲雷龕師，與學校的關係也很好。在生活上，除了走讀生外，其餘師生同舀一甑飯，同吃一桌菜，真可謂同吃同住同教同學。 烏角地方缺煤，而且雖有高山峽谷，但山上多是光禿禿的，只長草少長樹。能作燃料的樹木都是各家各戶私有。王校長便利用晚飯後的時間，帶領住校師生上山割草來給食堂燒飯。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燒草做飯的事。草易燃，不經燒，費事多，不過王校長說比起他和婁老師在西北牧區教書時燒牛糞做飯的情況，這裏有草燒，條件好多了。有時彜胞背柴來賣，我們便買下幾捆。後來爲長遠計，學校與當地彜胞協商，買下他們分散的林木，交替伐來使用。學校有了柴山，燃料問題基本上得到瞭解決。 建校初始建光校長對學校裏裏外外的事都要應酬；一定時間後又得去宜賓辦理公務，如領取學校辦學經費等。他很忙但仍然擔任課堂教學，直接向學生傳授知識。王校長不僅關心學生，也注意提高老師。他說有好的老師才會有好的學生。在烏角小學，只有我的學歷較低。校長還親自教我寫毛筆字、彈風琴、放留聲機，更主要的是教會我刻寫蠟紙和寫漢字仿宋體，從而使我在以後的工作中，多了一項使用的基本技能。 一個學年過去後，寒假我從烏角回彜良青樹林老家過年，打算正月十五過後，再返烏角國立涼山小學。
二進咪咡溝 一九四九年春，學校開學在即，正當我準備啓程去烏角未成行之前，楊榮先老師被石門坎教會派到咪咡溝小學任校長，他來我家叫我跟他去該校任教。他也是我的一位表叔，表叔之邀，好意難卻，我只好舍遠就近，重返咪咡溝。殊不知，這一決定竟成了我這一生駐足於彜良的起始年月。 我在咪咡溝小學工作一年後，迎來了一九五○年。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角奎鎮，建立了彜良縣人民政府。寒假後，一九五一年春，按通知，全縣各校教師集中到縣城角奎學習一個月，之後教師們基本上各自回原校工作。我校原來的校長和教導主任是貴州威寧人，寒假回家後未能參加學習，因此領導上安排我任咪咡溝小學校長。說實在話，我是個寡言少語不善社交的人，不是當領導的料。不過我個性格內向，不便辭謝領導的任命，所以還是硬著頭皮接受了這一任務。 由於我擔任過幾年的教導主任，又先後在四位校長手下工作，有他們的治校方法作借鑒，所以工作不算很困難。不過具體做了什麽重要的事，我已記不得了。我只記得一件事，是這年暑假將結束時，我從家裏去學校，在洛澤河一個叫閻王橋的渡口，巧遇我校學生易發銀和另一個同學，他倆要去石門坎中學讀書。適逢洛澤河漲水，激流不時淹過橋面。橋位於兩個巨石的夾縫之間，由三根小木棒搭成。寬不過一尺，湧浪翻過橋面伴著河水的咆哮聲，給人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兩個同學站在與我相對的另一頭猶豫不決。我觀察了片刻，試了試橋棒的穩定情況，又用棍測出橋面水流深度沒有過膝，之後我踏上橋面，叉開雙腿，身略後傾，依次扶兩個同學過了河。當我也渡過橋後，回頭看看洶湧咆哮的河水，還真後怕，若稍有閃失，那麽我們師生其中兩個就將捲入激流，沖向東海了。
受任於省立第二民族小學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受彜良龍街窩元苗族人民的推舉，楊芝老人（小梭嘎人）、王正興（窩元小寨人）、和李德華、王惠賢（均爲青樹林人）四人作代表，前往昭通，在昭通專員公署會見雲南省人民政府張沖副主席，請求省府和專署在彜良縣拖姑梅建立一所民族小學。他們的要求得到省府和專署的重視，這樣，一九五二年，雲南省第二省立民族小學在彜良拖姑梅正式成立。王正興先生任第一任校長，我被調去該校任教導主任。校長委任陶紹堯老師爲事務主任。 在省立第二民族小學工作時，有三件事我印象極其深刻。 第一件事是政府對學校非常重視，撥來專款；生源不受行政區劃限制，只要是少數民族學生，達到分數線就錄取；遠道學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國家供給，住宿領公用棉被使用；部分貧困學生還領到棉衣棉褲。老師的工資待遇也較之他們在教會學校任職時有了明顯提高。師生充滿了很高的教學熱情。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學校開會陶紹堯老師當司儀，不知怎的，他在領唱國歌時，竟鬼使神差地起成“三民主義”來，全場師生愕然，陶本人也意識到犯了嚴重錯誤，立即表示歉意，並複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件事對全校師生以致社會上震動很大。不久他被公安局派人帶走了，後來被判刑入獄。 第三件事是，一天晚上，我因發燒周身酸痛沒有去學校辦公，那時，晚上七點至九點老師還要去辦公室工作。半夜，突然外面人聲嘈雜，又聽人喊辦公室著火了。我爬起來試著去救火，但頭重腳輕倒在床邊去不了。後來聽參加滅火的師生們講，火勢從教師辦公室出來竄上了房頂。當學校師生和在拖姑梅附近找礦的彜良縣鉛鋅礦職工趕到時，辦公室所有物品已燒毀無遺。辦公室底層儲放的國家公糧其上層全部被燒焦，位置在底部的也已無法食用了。這是我校建立以來第一次出現的火災。災後調查疑爲辦公室內不滅的煙頭引燃大火釀成災害。嫌疑落到有抽煙習慣的老師身上。陳肇高老師自感問題嚴重，他不幸引咎自盡。人既死了，事情也就沒有再往下調查。 在省立第二民族小學建校初期，不少六年級的畢業同學還到石門民族中學升初中
調回設在老家的學校 我在拖姑梅省立民族小學工作了六年，一九五八年，我奉調回到設在我老家青樹林的學校——青樹林小學擔任負責人，那時正值大躍進年代。“大躍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三面紅旗之一，各行各業轟轟烈烈地開展奪紅旗拔白旗的競賽活動，學校也不例外。前面說過，我性格內向，對學校工作成效不誇大也不縮小，這樣每次去毛坪區上開會，所彙報的統計數位都比別的學校低，於是總是扛著白旗返校。後來我與老師們商量，我們學校也實行各行各業支援農業。我校計劃燒五萬斤石灰，積十萬斤肥，學校食堂開始喂豬。教師除了上課和吃飯時間外，幾乎其餘時間就積肥和燒石灰。挖窯、備石、拉煤、壘料、點火、守窯，師生們忙得氣喘汗流。一次窯頂燒塌。大家半夜起來，一些人和泥漿，一些人敷窯頂，忙了大半夜，也不覺得困。後來區上又召集中心學校開會，我們終於被拔去白旗，扛回了紅旗。不過我也沒有感到有什麽榮耀，因爲這種獎品含金量不高。 在大躍進年代，在我們學校責任區內最值得回憶的事是“掃除文盲”這件工作。我們學校將責任區村子裏十八歲以上至四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村民逐個登記造冊，編班教學。每年全面審查一次，年滿四十六歲才除名，只要到十八歲還不識字的就要入冊編班學習。每年每個學員都要逐個地認寫常用漢字達上級規定的數位才算通過。那時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工作也列入公社生産隊的工作範圍，學校負責人要在生産大隊黨支部安排農業生産的同時，向大隊彙報掃盲進展，聽候指示。有一次遇上下大雪，雪深超過足背，生産大隊傍晚通知我去大隊部開會，當我走到發路大隊部時，又說會址改在倉盈。夜間我從發路往倉盈趕路，很冷，那時我們地方還時有虎豹出沒，存在一定危險。但想到必須再擴大我們學校掃除文盲的成績時，我將雪淩大、有虎豹等危險都置之度外，心裏總是熱乎乎的。這次會議，次日三點過鍾才結束。 大躍進年代，青樹林小學的老師們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就是把掃除青壯年文盲當一件大事來抓，並且卓有成效。
三進咪咡溝 一九六○年，我被調到彜良縣蕎山安樂小學，不到一年，又調我去咪咡溝小學。這次調動是我第三次進入咪咡溝教書。在大躍進年代，學生學到不少生産技能，但也有一些學生由於老師不能事事在場加以調教，結果自由散漫，玩性很大。有一次放晚飯學，值日老師向學生強調了加強組織紀律的事情，剛一解散，一位姓宋的同學便大聲喊：“走！打撲克去囉。”當時在場的戴西倫老師和我都十分生氣，怎麽會有這樣不聽招呼的學生呢？我把這個學生帶到辦公室，給他講了剛才老師講話的用意，要大家放學後快回家，幫助家長做點事，自己也早些復習功課，所以公開大喊去打牌不好。最後我說：“你今晚就在我這裏吃飯、睡覺，明天早飯也在這裏吃，你只管上學就是。”教育一個，影響一群，以後學生在學校打撲克的現象隨即減少了。 在我們學校有的同學接受能力差，讀書寫字吃力。星期天我便去一些這樣的同學家中訪問，查找原因。有一次我去一位耿同學家，我拿出第二冊語文，翻開他們正在上的課文教他。領讀五遍後，我問他會不會讀，他說不會。我又教他兩遍，還是不會念。那次家訪，我教耿同學讀了二十多遍課文，最終他還是不會自己讀。我一面教他一面思考，接受能力低的同學我們要怎樣做才能使他們趕上全班同學呢？看來我們教師不改變教學方法是不會取得好效果的。後來我同科任老師們探討，得出這樣的結論：“對這樣的同學，我們首先要使他們不畏懼老師，不害怕讀書；他們的任何進步，哪怕是極其微小的也要及時給予表揚和肯定，幫助他們消除膽怯心理，建立起學習的興趣。”慢慢地，接受能力差的同學也有了許多良好的表現。
執教在毛坪 咪咡溝小學離我的家鄉青樹林有一百多華里路遠。我帶著八歲的大兒子、六歲的大女兒在校讀書，從家裏到學校要走一整天，遇到大雨渡河漲水要繞道縣城角奎時，至少要花兩天時間；另外家裏的父母已是七十有餘的老人，於是我申請調回離家較近的學校。在領導的關照下，一九六二年我被調到離家只有小半天路的毛坪小學，一干就是十六年，即到一九七八年。 我在毛坪經歷了四件值得記憶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該校之時，正逢我們國家因大面積農田受災，而國家處在困難時期。爲解決家庭困難，每年縣教育行政部門都要給教職工評一次福利補助，但我不申請補助。不是我家裏沒有困難，而是想到自己大小是一個學校的負責人，不能與教師們去爭這些補助。對待提薪我也是這樣，那時增資提薪的名額是按比例分配，不是人人有份。如果我們當領導的去同普通教師爭，那麽群衆還敢說話嗎？由於基礎工資低，我退休後退休費也少些，但我無怨。做一個不與群衆爭福利待遇的基層領導，我認爲值得。 第二件事是一九六四年春，彜良縣領導叫我去昆明，到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政治學校學習，儘管才是半年，到七月份便結束，但聽到了許多新鮮的知識，增加了自己的見解能力。 第三件事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那場運動裏，我不是共產黨內的人，但也是學校第二號“當權派”，理所當然地成了革命對象。我被打倒，離開了教學崗位，“造反派”叫我去管理教師伙食。我管帳時該上賬的一分也不落下，不該上賬的一分錢也不記上。在批判我的會上有人說，李睿這個傢夥一分一文都算完算盡。我卻暗想，這恰是我的優點。“文革”結束，縣文教局重新任命我爲毛坪小學教導主任，不過在一次學校工作總結時，我對在本校任教的毛坪區黨委委員漆老師被疑爲“四人幫”的爪牙，從而帶到縣上，後查無實據又讓回本校執教這件事，寫上了漆老師受了“委屈”兩個字，爲這兩個字出現在上交的學校工作總結報告上，我便被帶到縣招待所隔離審查了一段時間。明擺著是查無實據，怎麽就不能用“委屈”兩個字呢？這使我感到，“左”的思潮不是一下子能夠消除的。 第四件事是一九七四年毛坪小學辦起了附設初中班，校長要我當班主任教語文。天哪!我這個初師生怎麽能擔得起呢？但我是教導主任，校長的安排我都推三卸四，我又怎麽去向老師們說明呢?三年時間過去後，這個班的五十多名同學參加了中考，有一半的同學被錄取上了高中和中等專業學校。雖然成績不是很滿意，但是第一屆初中畢業生能有這樣的水平，我們全校老師都感到大家的努力沒有白費。
最後的教程 一九七八年，我奉調去彜良縣教育局工作。一九七九年我被派到縣教育局開辦的教師進修學校去招收第一批學員並擔任語文課教學。我住在縣委招待所裏，白天上課，晚上備課和編纂講義，還要刻寫和印刷。半年過後，第一批學員學習結束，我不敢講成績如何，只有學員們說好或不好才能作數。 一九八○年彜良縣民族中學在拖姑梅成立，我又被分配去該校工作。因爲校舍還未建成，所以中學也在拖姑梅小學的教室上課，任課教師也統一由小學校長分配。爲保證教學質量，我堅持只任小學課不任初中課。 這期間，政協雲南省第五屆會議召開，我被選爲第五屆省政協委員赴昆明開會，返回彜良後又參與籌辦政協彜良縣委的工作，並且我又被選爲縣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任期滿後，我覺得自己不善交際，不適宜在政治場合上抛頭露面，遂辭去以上兩項職務，專搞我的教學工作。 到了民族中學招收第三屆學生時，新的中學校舍已經竣工，學生也增多了，按照學校領導的安排，我離開小學到中學任第三屆學生的班主任及上該班的語文課。民族中學錄取的新生多半是其他中學錄取完畢剩餘的報考生，我們第三屆錄入的學生考分最高的一個是祿太中，總分一百二十多，平均每一科六十多分， 中考時，我們彜良民族中學第一屆畢業生有四人升入高一級學校，第二屆有五人，到了我們第三屆，四十八名同學中有十二名考取高中。同別的初級中學相比，我們學校考取高一級學校的學生不多，但初中入學時只錄取高分考生的那些學校也有初中畢業後未被錄入高一級學校的，而入學時全部是其他學校挑選後剩下的民族中學學生，初中畢業後也有相當數量的同學考上了高一級學校。不能不說明民族中學的教學是有成效的。 送走了彜良民族中學第三屆畢業生後，我也結束了自己的教師生涯，退休離開了教育崗位。一九八七年春，我回到老家青樹林開始我的晚年生活。
晚年時光 我教了四十一年書，本想回家後什麽也不做了。但是因老伴還分得有承包的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誰又願意把命根子丟掉呢？我們倆老只好把家務農活全部承擔下來，從挖地、挑糞、運肥、栽種、薅鋤、收割到家畜餵養等等，每天忙個不停。 我們讀初中的小兒子看到父母這般辛苦，一狠心棄學回家，接下了我們倆老農耕的重擔，兒子棄學回家，做父母的怎能忍心呢？但土地不種也不行，那是命根子呀。 一天老伴至屋後的莊稼地裏巡視，不幸摔傷了腿。從此，我就陪著杵著雙拐的老伴度日。 回到家裏，由於職業的習慣，我也不時過問寨子裏孩子的上學情況。有一年青樹林同時有兩個苗族女學生被錄進縣民族中學的希望班上學，她們續下了繼吳崇秀、張恩愛之後青樹林這個苗族村寨女孩子又考上初中的記錄。當聽到他們家中困難較大，提供上學的經費不足時，我便掏了一點錢給了他們的家長。這點錢是杯水車薪，對於解決他們的困難起不了什麽大的作用，僅是表達我們對他們學好功課的一種鼓勵。 耄耋之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在未知的中國》這本書，感慨很深。外國人都能把發生在我們地區的事寫出來，難道我們就不應寫一寫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嗎？於是我動筆寫下了《雲貴邊區苗族的文化教育聖地——石門坎》和兩篇關於苗族文字的文章。 九十年多前，苗族人在青樹林建立了自己一所小學，但在一九九八年九月，這所小學的五六年級學生被通知並入發路小學。二○○三年九月，所有低年級的學生也全部並入了該校。即將有一百年校齡的青樹林小學就此壽終正寢。爲了討回學校要回學校的基地，爭取少數民族學生就地就近受教育的權利，我同青樹林的鄉親們捲入了一場行政訴訟的漩渦，事情到現在還沒有什麽結論。我希望我們青樹林能夠在這場漩渦中站立得住。但願這場行政風波過後，我真的可以安度晚年。 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寫於彜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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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我的父親朱明科 朱祥熙 在石門坎光華小學百年華誕的喜慶日子裏，二○○五年十一月，我參與了各地專家、學者、部分校友首次聯誼會的組織工作。二○○六年十一月，我榮幸地受到威寧縣委、縣政府的邀請，參加了石門坎民族學校百年校慶。在石門坎這個中國西南部的一個小鎮上，百年來曾經讓世人矚目的文化活力和創造力，養育了一大批苗族知識份子。當我踏進滇黔接壤之地，置身於茫茫雲霧的群山之中，遐想著那團團似歷史煙雲般的晨霧掩映的石門坎，那種敬仰，那種深情，無不讓我感慨萬千，心潮澎湃。此時此地的我已情不自禁地回顧著“光華校旗樹黔疆”，“爲中華之光”獻身的那一代苗族先輩，腦海中浮現出了同是出自光華小學的父親的些許往事。
參加人民解放事業的進步青年 我父親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貴州省威甯縣龍街荒涼的上海枯村，苗語的村名 'M? Y? EÝ K'? ，意爲“爲躲避匪患靠得住的深溝野林”。父親最早在上海枯小學上初小，一九四○年七月畢業于石門坎高級小學，一九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就讀于昭通明誠中學，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初，因擔當土司夫役而被剝奪了學籍後在上海枯小學教書。一九四九年五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在神學院讀書。一個曾在光華小學受過教育，深受地主、土目奴役剝削之苦的苗族年輕人，我的父親朱明科很快便參加到中囯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歷史潮流中。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據威甯縣龍街區龍河鄉陸耀堂先生及安國亮先生的回憶：一九四六年，中共貴州省地下黨員顧希鈞、楊光文派陸宗堂、張斐然到威寧縣山區進行週邊組織活動，以反對楊森對少數民族的‘同化政策’和反對土目地主的所謂‘換佃、加租、加押’及實行二五減租，在陸宗堂、張斐然的領導下，我父親于一九四七年參與組織海龍（第三保）人民群衆進行武裝反對土目的鬥爭，我父親在武裝鬥爭中任指導員並負責政治思想動員工作，祿治忠任連長兼一排排長，陸耀堂任聯絡員，安國亮擔任隊伍的後勤工作，安吉祥任二排排長，安國成任三排排長。這支武裝爲一個連三個排的兵力，部隊進行武裝鬥爭的主要力量是以自己連隊爲主力，兼發動海弩梁子各族群衆組織自衛武裝進行反抗鬥爭。該連隊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在木那梁子一戰，擊傷土目保安大隊大隊長張柄順，擊斃匪徒劉東友等數十人，我方也以楊洪有烈士陣亡，卯自清戰士負傷取得了初戰勝利。後來部隊一直領導那裏的人民進行鬥爭，堅持三年不交租，直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後來連長祿治忠率領部分人員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滇黔邊區縱隊威寧遊擊團，解放後祿治忠所在的部隊參加了抗美援朝開赴朝鮮戰場。一九五一年春，在陸宗堂、張斐然的組織指揮下，參加由雲南昭通地委組織的反帝愛國遊行大會，我父親帶領海弩梁子苗族苗老三、朱德興兩個蘆笙手及潘信良、潘有福、王國祥、潘美才（女）、楊秀芳（女）等二十六人到昭通參加了這次遊行大會，表達了苗族人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霸行，支援抗美援朝的決心。
安寧縣一等優秀教師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我父親充分發揮了他的才智，積極參加了農會查田評産，積極參加清匪反霸，組織人民群衆努力發展生産，向人民政府送交愛國糧食。正當父親得到當地黨組織的培養使用時，一九五一年底，雲南省安寧縣祿裱小松棵的潘榮昌、朱文新等人持安寧縣人民政府公函、證明和通行證來到上海枯，熱情邀請並準備聘用我父親到安寧縣滑石板教書。我父親雖難離故土，但還是接受了聘請，於一九五二年舉家遷到了安寧縣滑石板。離開上海枯村的當天，全村人哭送著即將遠行的親人，道別的哭送聲感天動地，挽留惜別之情難於言表，你一言我一語的婉言惜別情景一直延續到太陽偏西，父親才依依不捨地出了村子上了路。當時還有近二十戶苗族人也隨我父親舉家一起遷來安寧縣（現居住於草鋪鎮天井山、石坪村、水井灣等），我父親到達安寧縣小松棵村後，帶著在上海枯小學教書所積累的教學經驗和滿腔的辦學熱情，依靠石門坎學校培養起來的那種“自信、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白手起家，利用小松棵村一家村民的破房子，用石塊搭起木板當課桌，用木頭當凳子辦起了一所簡易學校。後來，在群衆的幫助下，在一片松林中劈出一塊場地，建起了滑石板第一所土木草頂結構的公辦小學。他採用苗漢雙語教學，根據學生接受程度組織複式班教學，儘管高年級才有一兩名學生，他也照樣盡力教好。父親的教育方法生動活潑，引導學生積極向上，教室裏的黑板上方懸挂著毛主席像，書寫有一副對聯，上聯是：“聽毛主席的話”，下聯是：“走共產黨的路”。學校辦學因陋就簡，他砍來栗樹樹幹做成籃球架，從山中采來粗藤子做籃圈，還用木材自製木單杠、木雙杠及磨推杆等簡陋的體育器材，組織學生開展體育活動；帶領學生勤工儉學；父親還用苗文創作歌曲，用苗語翻譯進步歌曲及新中國成立後的許多革命歌曲，教學生及周圍的苗族群衆演唱，文化活動開展得豐富多彩；他也積極配合政府開展清匪反霸工作，組建基層隊伍，密切與當地人民群衆的聯繫，共同建設新家園；動員苗族群衆從山箐中挖出了一條長兩公里的引水溝，這條溝穿過灌木叢，繞過山箐，橫過陡坡一直通到村子旁，成爲安寧縣苗族村寨第一項人畜飲水工程。我父親的這些工作得到了苗族民衆的一致認可。由於他出色的表現，一九五四年七月，父親光榮地加入了中囯共產黨。 當時來滑石板學校讀書的學生小的只有六七歲，大的已二十來歲，學生中除有來自小松棵、梨樹箐、鍋底塘、滑石板村的以外，還有來自需走一天路程的現爲青龍鎮的海廟村，北沖的紅坡村，祿豐縣羊老哨的芹菜塘等地的住校讀書學生。至今父親教過的一些學生仍念念不忘那所雖簡陋但曾經朝氣蓬勃的滑石板小學。我曾記得，我們家中還擺放過一張父親的光榮照片，照片是父親佩戴著一朵幾乎遮擋了整個胸脯的大紅花的全身照，上面寫著：“安寧縣人民小學優秀教師”。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日，由時任安寧縣委書記的董家昌親自批示並蓋上了自己的印章，安寧縣文教科評選出的優秀小學教育工作者的先進事迹上對我父親的先進事迹作了這樣的批示：“這些先進事迹值得全縣教師學習，我們同意（朱明科）爲全縣壹等優秀教師，給予獎勵”。一個從威寧上海枯那塊不起眼之地來到昆明郊區的苗族教師朱明科，在一九五五年底被昆明市人民政府潘朔端市長提拔任命爲安寧縣文教科副科長，主持文教科工作。在我父親的任命書上用藍色印油蓋著潘朔端市長的印章。從此，我父親在政府沒有配備教育科科長和其他副科長的情況下一直主持縣教育科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底。孰知我父親的人一直都還尊稱他爲“朱科長”。
獻身於民族文化 我父親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立志獻身於民族文化教育，其中也爲苗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他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創作苗劇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父親根據苗族民間故事編寫了苗族歌舞劇《ND? NA'¹ ND· 'M? E'Á NX'» GÏ NX� 》，漢語音譯爲《道丕與卯蚩彩娥奏》，漢語劇名爲《馬童蘭和劉九妹》，因時間久遠，現已無從查考，不知爲何起此劇名，又是誰起的這個劇名。一九五九年縣裏抽調了一批苗族青年男女去排練演出該劇。主角是天井山村的苗族朱美英與朱有才姐弟倆，參加過演出的還有小松棵村的潘文清、潘建美、梨樹箐村的楊愛英，鍋底塘村的龍美，西山區硯臺村的張樹祥等。歌劇中所用的音樂主旋律是我父親下鄉到草鋪權甫收集到苗族民歌調改編而成的。 該劇於一九五九年在苗族村演出，並在安寧縣劇場公演時，受到觀衆的一致好評。該劇目當年還參加了昆明市少數民族文藝會演。一九五九年，在電影《五朵金花》拍攝期間，國家文化部在雲南省下關市召開了一次全國文化工作會，我父親應邀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受到了夏衍部長的接見。據我父親回憶，八十年代，雲南文化部門在編寫歸納劇種時，將此劇定爲苗劇。該劇相關材料及一九六○年父親組織苗族老藝人潘榮昌、朱子明等老師記錄收集、整理的苗族“創造天地歌”、“洪水泛濫歌”、“狩獵歌”、“生産歌”、“祭祀歌”、“故事歌”、“戰事歌”、“遷徙歌”、“山歌”、“座堂歌”、“結親歌”等具有濃厚苗族文化特色的民間文化資料在文革中被毀壞遺失。
朱明科老師和他的文藝隊在一九五九年（朱祥熙提供） 舉辦苗族蘆笙音樂舞蹈學習班 解放前，我父親當小學教員時就創作過一些苗族歌曲，文革前後他又陸續創作了許多苗族歌曲，還經過石坪村朱光復老師等刻印了多個版本三百餘冊苗族歌曲油印本，這些歌曲與昭通地區和威寧縣的其他苗族先輩們創作的歌曲一直在苗族村寨傳唱不衰。由於父親特別喜愛蘆笙音樂，所以他還經常到安寧縣內外爲苗族群衆傳授苗族蘆笙舞蹈，與苗族群衆探討蘆笙舞蹈表演上的繼承和創新，利用蘆笙樂曲的精華編創蘆笙歌舞。同時他還在交流的過程中收集了大量的蘆笙曲譜。一九八一年四月，父親受武定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的邀請，到插甸公社長嶺崗村舉辦“武定縣首屆苗族蘆笙舞蹈音樂學習班”，武定縣人大常委王盛福副主任，縣委統戰部龍運澤副部長等自始至終親自組織和安排好學習班教員及學員的學習和生活，這屆學習班學員共一百二十餘人，大部分來自武定縣的苗族村寨，少數來自祿勸縣的苗族。我父親不辭辛苦，不懼烈日，終日和學員們一起同甘共苦，傳授蘆笙技藝，臉被太陽炙烤得脫了幾層皮，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學員們個個變成黑臉面。人們爲他的這種熱衷於民族文化的精神感動不已。五月一日，學習班舉行了對外彙報演出，離培訓地二三十公里外的縣城及苗族村寨中的幹部職工和苗族群衆五千餘人來到長嶺崗觀看演出。武定縣委書記李瑚還到場祝賀並講話，武定縣團委書記何宗貴及插甸公社黨委書記也到場觀看演出並講了話，我父親代表學習班的教員講了話。彙報演出上學習班演出了我父親創作的“苗族苦難史”及“苗族蘆笙音樂組曲”等曲目，演出獲得極大成功。一些年長苗族觀衆觀看後高興得流下熱淚，當時已年近八旬的龍正興說：“想不到我有生之年還有幸看到這樣動人心弦的苗族蘆笙歌舞”。演出結束後，學員及當地村民揮淚送別我父親及同去的王興蘭、王興成（石坪村）、龍樹剛、朱華章（水井灣人）和我等安寧苗族教員，武定縣委、縣政府、縣人大常委向安寧縣委、縣政府、縣人大寫了感謝信。一九八二年二月，武定縣又再一次邀請我父親到灑普山舉辦“武定縣第二屆苗族蘆笙舞蹈音樂學習班”，並於二月二十五日對外彙報演出，同樣獲得熱情的讚譽。
朱明科老師一九八一年在武定（朱祥熙提供） 一九八一年八月，由安寧縣草鋪公社主辦，在權甫天井山舉辦了“安寧縣苗族文字、蘆笙舞蹈學習班”，蘆笙舞蹈音樂主要由我父親及幾位經過培訓的骨幹任教員，苗文教學由西山區團結公社臥龍崗村韓興智老師教授。安寧大多數苗族村寨都有學員參加學習，西山區團結及谷律公社個別苗族村寨也有學員來參加學習，學員有一百八十人。 那一期苗文學習班學員有五十人，把一個教室坐得滿滿的，學員中有農村青年也有城鎮機關幹部職工，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學員們的苗文水平達到了預期目標，並通過了結業考試，現在安寧高級職業中學任教的張文才老師便是其中的一名學員，他還考了一百分，在所有學員中名列第一。 文藝培訓上，還邀請了父親在武定縣舉辦的首屆學習班中的優秀學員來做示範。學習班開辦期間，獲悉安寧舉辦苗文、苗族蘆笙舞蹈音樂培訓後，時任省政協副主席的項朝宗老先生特地前來看望了學員；昭通地區民委主任張榮等苗族幹部也親自來到天井山觀摩培訓。學習結束後，還組織了彙報演出。彙報演出的組織工作由韓朝美負責藝術指導，我當時還在溫泉公社工作，我也有幸參加了彙報演出的準備工作，我用業餘時間抽空教演員們學唱彙報演出的一些歌曲及參與組織彙報演出，彙報演出的行政、後勤則由草鋪公社幹部潘建華同志負責。九月二日彙報演出當天，安寧縣委書記吳俊南到演出現場祝賀並講話，昆明市有關負責同志到場指導並講了話。這次演出是經過總結武定縣學習班彙報演出的經驗後，歌舞表演中增添了昭通地區及威寧縣的苗族音樂及舞蹈的部分內容，整場表演水平及演出效果都較以往有所提高，充分體現了苗族文化藝術內涵。 父親通過參與三次大型培訓班的教學，將安寧苗族蘆笙歌舞內容、音樂特色、舞蹈技藝、表現形式等都從雜亂無章的民間表演傳承提升到了比較規範的集中培訓，並形成一套嚴謹的教學章法和教學模式，特別是苗族歌舞培訓體現了以蘆笙歌舞爲主題的學習培訓。這次演出的兩套八組蘆笙歌舞的改編及藝術指導都由父親完成，舞蹈動作編排則是學員和教員們集體努力的成果。學習培訓中的蘆笙歌舞則是對千百年來苗族傳統蘆笙舞蹈音樂技藝的一種傳承和發展。怎樣繼承和發展苗族蘆笙舞蹈音樂，開辦學習班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嘗試。演出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讓苗族蘆笙歌舞增加了新的內涵和形式，這些培訓工作對苗族蘆笙舞蹈、音樂的繼承和發展的思路無疑是清晰的。通過這三次大型的培訓學習，將苗族歌舞演出水平加以提高並普及到廣大苗族村寨。粉碎“四人幫”後，八十年代的苗族文化藝術跨進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年代。學習班中編排的蘆笙歌舞入場式、敬酒舞等舞蹈，廣爲流傳，並被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後人所傳承下來，爲發掘、繼承和發展苗族蘆笙舞蹈音樂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後來，父親又著力在安寧市草鋪鎮石坪村培養訓練了一批青少年蘆笙繼承人，以該村苗族蘆笙隊爲中堅力量的代表隊多次代表安寧市參加昆明市及雲南省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進行表演，都獲得獎項，如今該村的蘆笙隊仍然是安寧市苗族蘆笙表演和傳承的骨幹隊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安寧市苗族村基本上村村都有文藝隊，民族文化藝術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內容更加豐富多彩。
一生致力於收集研究苗族蘆笙音樂 我祖母是貴州省威甯縣牛棚區人，雖不是蘆笙手卻諳熟蘆笙音樂，父親自幼受祖母的熏陶，酷愛苗族蘆笙音樂。爲搶救苗族傳統蘆笙音樂和舞蹈，父親從一九三五年起到一九八五年，用了五十餘年的時間，搜集整理苗族蘆笙音樂。一九九一年六月，他終於寫成了五冊共六百五十五頁的《苗族古代蘆笙組曲集》，共收入十二套二十組六十三節。並爲這十二套訂名爲：一、序曲（探路曲、淵源曲）；二、祝願舞曲；三、醞釀舞曲；四、群舞曲；五、敬請舞曲；六、團圓舞曲；七、敬酒舞曲；八、破陣曲；九、盼雞鳴舞曲；十、雞鳴舞曲；十一、天明曲；十二、結親舞曲。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他遍訪了許多苗族蘆笙藝人。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先後訪問並聆聽了貴州省威甯縣龍街上海枯村蘆笙手潘常，朱馬太、朱撒文，歌手朱撒陸；李家院子楊明德的父親，禾麻林蘆笙手朱德新等老藝人們的演奏及口頭演唱並作了記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五年，以他爲主收集了安寧縣水井灣村的蘆笙手（原威甯縣牛棚區人）朱正益、朱明學、朱高明、朱明清等的演奏及口頭講述並作了記錄。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七年，他還先後訪問了威甯縣龍街區小寨蘆笙手吳興華、王惠明，天生橋蘆笙手王路佳等演唱及講述並作了記錄。另外，父親也走訪學習過雲南一些縣市的苗族蘆笙手。在研究苗族蘆笙話譜上，我父親曾說：“由於所收集的苗族蘆笙手是一代代人師承下來的話譜，傳承人無法記載、記述和注解話譜的內容及含義。因此，祖先傳下來的話譜，有些至今無法破解其含義”。這是他收集研究苗族蘆笙舞蹈和音樂過程中的一個遺憾。在《組曲集》編寫刻印過程中，一些對搶救苗族蘆笙文化懷著拳拳之心的苗族前輩都傾注了十分的熱情，整理和研究工作還得到了韓興智、楊體耀、李德新、朱有才等苗族有識之士的熱情幫助才得以順利完成。 在收集整理《苗族古代蘆笙組曲集》過程中，由於出版經費的困難，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昆明報》還刊登了題爲“朱明科和《苗族古代蘆笙組曲集》”的報道文章，文章寫到：“初稿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教授王德光審閱後認爲，目前苗族蘆笙組曲已知收到的一些資料只是一些選曲、價值不大。但雲南安寧縣朱明科收集整理的《組曲集》是一部內容較完整、系統的苗族蘆笙樂曲集，屬國內僅有的一部蘆笙曲集子。”一九九五年四月，由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白太陽》一書中，在“人物春秋”部分中有一篇題爲《生活會發現他嗎？》的文章中講述道：“一九六四年，省文化廳組織工作組到安寧縣收集民間文學，朱明科講述了蘆笙組曲的第六、第七組曲，工作組的顧先知老師作了記錄，但可惜的是文革中所收集的資料及工作組顧先知老師記錄的資料被損毀遺失。一九八五年四月，法國全國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南部及印支半島人類研究所主任雅克勒穆瓦納不遠萬里來到雲南並找到朱明科，饒有興趣地聆聽了《組曲集》的演奏，觀賞了石坪村的蘆笙歌舞音樂表演，高興地說：‘看了你們村裏的舞蹈音樂表演，將我一下帶到中國遙遠的漢朝和唐宋時期，很有價值。’願出資一萬元購買並帶到法國出版。年底，美國加州柏克菜大學的青年研究院路易莎也來到這個小山村，她看後說：‘我到過有苗族的許多國家，這部《組曲集》是首次聽到的很全面、很有價值、很寶貴的蘆笙曲集。’願出資兩萬元購買。但都被朱明科婉言謝絕了。”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在苗族同胞的幫助下，在雲南民族出版社編輯同志的努力下，由雲南民族出版社以拉丁文苗語版《安寧苗族阿作蘆笙曲話譜集》予以出版。雖因出版技術的限制，難於表現收集者的初衷和意圖，但父親用五十餘年的心血完成的圖書能正式出版，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慰。《話譜集》出版後，我父親將所得到的樣書全部免費贈送給了喜愛它的人們。 父親爲收集整理苗族蘆笙器樂曲耗費了他後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一生中要說有什麽遺憾的話，那就是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苗族蘆笙手離我們而去，至今還未認真對苗族蘆笙開展搶救性工作和進行專題的研究。希望他的《話譜集》能爲此後致力於苗族蘆笙文化研究的人們提供一些啓示和參考。 從石門坎走來的那一代苗族先輩們是苗族文化先驅的忠實代表，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他們也是國家建設的棟梁之材。但也因具有出自石門坎的歷史，文革及文革前長期受到左的影響，由於歷史的原因，父親和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幹部一樣，晚年在職務、生活待遇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爲民族文化貢獻著自己的光和熱，這正是石門坎光華學校賦予他們那一代人的精神的最好體現。一九九九年三月，父親遭遇重大傷感刺激，於二十六日突然于祿豐縣城與世長辭。在悼念當天，安寧市苗族村寨的幹部群衆代表及在省、市工作的一些苗族幹部職工二百五十人前來悼念他，獲悉訃告的昭通地區、威寧縣等地的一些幹部、專家、學者都紛紛發來唁函、唁電表示深切哀悼，悼念中廣大苗族民衆評價父親是：“一生爲民族文化藝術艱辛勞作”，“一生爲發掘、整理民族文化獻身”，“光輝照千秋”。這就是對他一生最好的真實寫照和評價。 安寧市委統戰部：朱祥熙 二○○七年三月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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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 楊忠誠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出生於現在稱爲彜良縣龍街苗族彜族鄉卓基苗族村小寨單一苗族組的這個村子。我啓蒙就讀于拖姑梅小學。一九三九年春，正當我將初小畢業時，我的母親突然離世，使我成了孤兒，父親仍然堅持扶我繼續讀書。這年七月，設在彜良縣境內的教會學校初小四年級畢業生全部集中到咪咡溝小學會考，考生共有九十七名，考畢，我獲第三名。之後我到石門坎光華小學讀高小，一九四一年我高小畢業。當年石門光華小學選派王國昌、朱明道、楊漢文、吳忠美、楊華芬和我共六個同學去報考昭通明誠中學優待生。結果我們四個男同學獲取優待生資格。儘管獲取優待生資格入學，但只免學費雜費書本費，生活費仍是自理。那年我二哥尚在明誠中學上學，大哥忠德一下子負擔不起兩個弟弟的上學開支，所以他說：“你已考取，但今年經濟困難，暫時不去讀，待後再另找學校去讀吧！”這樣高小畢業後，我休學了兩年。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這兩年，抗日戰爭相當激烈，國民政府抓兵派款非常頻繁。我才是十五六歲的小青年，但鄉保長們已對我相當眼紅，時時盯著。那時不少青年，白天在地裏幹活或在坡上放牛，官爺們會差個把心腹拌成商人來同你談論買牛賣馬的事，待你不注意，一大幫打手便一擁而上，把人抓去當壯丁。所以在那種日子裏，白天我在地裏幹活一直要做到天黑之後才去躲藏于樹林或岩洞，由姐妹們按事先約定好的地點送來食物。但這種做法也不能長期進行，始終擔心被鄉保長的人發現。後來我和弟弟忠志躲到了拖姑梅我們舅爺王開富家。去了七天後，一天，我姐姐忠秀气喘吁吁地跑來說：“兩個弟弟，別躲了，父親已被人抓走了。”我們含淚跑回家後，才發現是把我叔父抓走了，鄉保長們抓不到年輕的，就把老人抓去。在那個年代，年三十除夕夜我們都不能與家人團聚，只有岩洞才是較安全的臥榻之地。 一九四三年秋，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初級中學在石門坎創辦，我去報考。朱煥章校長說：“你前年已經考取，這次不用再考，直接來讀就是。”到石門中學上學，我的生活及學習開支全部是大哥忠德供給。草鞋自己打來穿，但衣服儘是單衣而且披筋挂鈕的。有一次我們在室外燒火烘手，因天氣太冷，我轉過身來烤背後，突然衣服的布筋著火，轟的一聲響起，幸虧旁邊的同學發現，他們七手八腳地幫我把衣襟上的火搓熄。燒爛了衣服，上課時很冷，常是全身發抖，但我仍一心一意專心學習，我不希望失去寶貴的學習機會。我是石門中學第一屆第一班學生，我在班上任過班會幹部，我們學生幹部常常要配合老師搞好各項活動、團結同學、互幫互學，體育和文藝活動老師都放手讓同學們去組織進行。聖誕節當夕，我帶領我們班的文藝隊拌作天使，于深夜到學校周圍的寨子高唱“聽啊！天使高聲唱”等歌曲，在萬籟俱寂的夜空中，在石門坎周圍的山巒深谷裏，響起陣陣的歌聲，還真是別有風味。在初中學習的這個階段，朱煥章校長和陶開群老師是我最敬佩的兩位老師，他們平易近人且教學有方。我在上初小四年級時，楊可荃校長教會了我用珠算進行加減乘除和初步認識五線譜，但高小階段後休學了兩年，我把五線譜忘了。到了中學，我用課餘時間向陶老師學五線譜，經過再次學習，我的線譜知識較爲穩固了。正當我致力於學業的時候，不料，鄉保長們連年邁並患有嚴重哮喘病的父親都不放過，抓兵派款的重壓又臨到我們家。沒有法子，我這個未滿十八歲的小青年，只得棄學去擔起家庭的重擔，協助父親帶領全家搬遷去鹽津縣 NW? NTÍ T?。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從鹽津返回石門坎探望大哥大嫂，行至大關縣境，被土匪捆綁，搶走我身上帶做路費的五千元國幣，搶人者還揚言道，他們是龍二公子的人。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爲防途中不測，我野宿夜行了七夜才到達石門坎見到大哥忠德和大嫂。 一九四六年春，我被聘到鹽津縣墾荒區生基坪中心完小任教。可以說我離開學習的大門走進教育的大門，從學生變成老師，一切得從頭學起，我虛心向老師們學習，安心而積極地工作，開始我擔任訓育主任。一九四七年我們送走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一九四八年又送走第二屆畢業生。當時同學們家境都很貧窮，無力到鹽津中學深造，只有少數同學到石門初級中學就讀。通過同學們的奮發努力，後來去石門坎讀初中的張德明、陶文才、張斐立等六位同學上了大學，並從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在生基坪小學我資助過的楊有明、楊有美兩姊妹學成後，楊有明在宜賓專區醫院工作，楊有美去了內蒙古工作。看到從自己任教的學校奠基最後成器成才的學子，我感到很高興。 一九四八年底，爲了生計，我們又不遠千里從雲南鹽津生基坪遷移到貴州紫雲大水井。一九四九年，我在大水井辦了一所保國民學校，使該村的兒童能就地上學，家長們很高興。但因新到一個地方，水土不服，又有疾病流行，遷去的當年，我家就損失了四個人，真是慘絕人寰。 一九五○年春，我攜繼母和小弟忠倫返回石門坎，繼母和小弟住在大哥忠德家，同路去石門坎讀書的忠信弟和楊新光住在石門學生宿舍，愛妻教美我倆去岩彎投靠岳父岳母度日。那時正值時代交替時期，土匪惡霸猖獗，我們寨子又被衆匪搶劫一空，只得野芋野菜充饑度日半年。這年年底，石門坎教會年度議會開過後，地點委辦會分配我去永善縣馬楠小學教書。 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到達馬楠小學，到校不久，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教會學校，我成了人民教師。那年在馬楠小學教書的只有韓理福老師和我，而學生由原來的五十多名猛增到九十餘名，教學工作相當繁重，韓老師和我研究後，由我執筆上書到區政府，要求在區上工作的王煥文同志改行來校任教。韓老師是學校負責人，他放手讓我把教學管起來，從教師分工、課程安排、學生入學註冊到學生的生活起居，都交由我親自抓。馬楠小學是昭通第一所高寒山區學校，馬鈴薯是當地的主産農作物，住校學生上頓下頓吃的都是洋芋，沒有蔬菜。在我的建議下，我們三個老師也參加學生伙食團，老師們沒有太多的食品給同學，但由於老師加入，每頓飯總會有帶鹽的辣椒湯供師生共同享用。而僅僅是這樣一點小的改變，也讓學生和家長們充滿感激之情。 馬楠小學以前稱杉木林小學，是石門坎學區海拔最高的一所初級小學，只有一至四年級。初小畢業的學生大部分不能再上學。僅有少數同學能去茂林大坪子小學讀高小。馬楠距大坪子一百五十華里路，要走兩天，還要自帶伙食。馬楠不出玉米，凡外出讀書的學生，家長都得馱上洋芋去三十里外的市場換成玉米，帶回家來磨成玉米麵再給學生送去，確實太不方便。一九五一年秋，我把本屆和往屆的馬楠初小畢業生集中起來辦高小，使已失學幾載的學生又重新進校學習，學生和家長很高興。後來我們補寫報告到永善縣文教科，縣文教科不僅批復同意我們辦高小，而且還將學校命名爲永善縣馬楠民族小學。我們的學生從九十多人猛增到一百七十餘人。海拔三千米的馬楠辦起了一所完小，我們心中有說不完的高興。一九五三年夏末，我們送出二十多名高小畢業生，其中二分之一考入了永善中學。 我在馬楠任教的這段時期，我們全縣小學教師還調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土改運動在永善縣分上半縣下半縣兩批進行，每批我都擔任轄四個鄉的土改工作點的統計組長。以後，我又參加進村入寨宣傳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動員群衆參加全國第一次普選及進行選民登記。一九五二年土改後期，領導上曾調我去塘壩教書，但去了不久，又將我調回馬楠，據說是馬楠的家長和學生捨不得我調離，他們派代表去縣文教科要求，於是領導又將我調回馬楠，我很感激學生和家長對我的信任。在馬楠教書時，我資助過一個孤兒（女同學）讀書，她從一年級讀到五年級，上完五年級後，她被政府招去參加了工作。看到自己資助的學生已經成才，我心中充滿喜悅。 一九五四年，我被正式拔擢爲馬楠小學教導主任，我感到責任更重大了，我充滿信心地配合年邁的校長分擔了部分學校的行政工作。一九五六年，校長調縣任職，我又兼任校長，工作很繁重，但是有老師們和馬楠人民的幫助，我總是感到很愉快。 一九五七年，我奉調去設在永善縣興隆鄉的省立民族小學任教導主任，該校生源廣，學生來自雲貴川三省交界區的八個縣。那時從四川涼山來的同學還腰插小尖刀，他們有上河下河之分，有時因丁丁點點小事不順心便會打群架，所以老師要時刻注意學生的舉動，幫助他們改善團隊關係。學校提倡五愛精神，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提倡師生友愛、民族團結。通過知識傳授和關心疏導，逐漸地全校各民族同學能和睦相處，團結學習。不少同學學有所成，從該校畢業的張海友學成後回校任校長，張忠德學成後回校任教導主任。 一九五八年，領導上派我去昭通師範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這年秋末，整風反右的後期，我因歷史問題和言論失當，受撤職降級處分。所謂歷史問題是我十七歲在鹽津生基坪時被人把名字報爲加入了國民黨的人。至於言論失當是這樣，一九五七年永善有一部分苗族人要遷去雷波，他們走到金沙江邊，永善縣張縣長去勸他們返鄉無效，縣長便寫了通行條給這部分群衆帶走。對這件事，我在發言中說到：“勸不聽就算了，張縣長不必開條子給他們。”其二，那時正值推廣苗語文時期，滇東北方言苗文在貴陽已辦了第一批師資培訓班，之後，又決定在畢節辦第二批。對此我發言說：“就講滇東北方言的苗族區域而論，在畢節辦培訓班位置較偏僻了，最好在威寧辦，地點較適中。”我的這些言論，經分析後認爲是攻擊党攻擊領導，確定爲反黨壞分子言論。於是我被撤職降級監督工作。 一九五九年，我們永善縣農村勞動力被調去煉鋼鐵，學校師生成了秋收主力軍，我組織了省立小學三年級以上的九十名同學，把興隆全鄉的糧食收進倉。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我又組織學生去馬楠、石雕等高寒山區幫助社員挖洋芋。在這段時間，我們只有利用勞動休息間隙輪流給學生上課。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每到暑期，我們教師要去協助人民公社的每個生産隊做試算分配，秋收後又要去做預算分配。在做這些工作時，我很高興能把我分配去像馬楠、石雕那樣的高寒山區，並且我還感到欣慰的是在別的老師完成一個隊的測算任務時，我已經完成了兩三個隊的測算工作。 一九六二年春，我們永善縣有一次教師甄別活動，在我看來是一件明勸退暗清洗的工作。這年剛從教師隊伍調到組織部任職的鮮玉東先生出面找我，叫我寫申請退職回家搞農業勞動，考慮了三天，最後我用一張有巴掌大的紙寫了一個違心的申請。立馬批復，准予退職。發了一百九十元錢給我，就算打發了。人民政府接管學校後，我一直從事學校教育工作，不論在哪里，我與群衆關係好、感情深，在共產黨教育下，我的思想認識有所提高，我認爲自己是積極踏實努力工作的。突然政治上受迫害被另外看待，經濟上被克扣，從一個教師變成一個什麽也不是的人，我真不知道這究竟是爲什麽？
楊忠誠老師（前右三）和他的同胞們二〇〇四年在彜良（石畿提供） 回鄉生産十七年，我和家人又過上了半年野菜半年糧的生活，十七年間子女們不知道人間還有肉食。一九七七年，我的長女楊敏銳與世絕別，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孩子們的媽媽又跟著離世，對我來說真慘。 鄧小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後，拔亂反正，實事求是對待歷史，平反了一切冤假錯案。一九七九年，經過多次申請，我終於獲得了平反。平反書上明確指出：“歷史問題早在一九五四年自覺交待清楚，不予定罪。言論問題是屬公民行使其權利，應予平反，消除影響。”但不恢復工作，我堅持申訴，指明我被清退還鄉的真實經過。到一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永善縣委再次復議，恢復了我的工作。我回到了永善縣馬楠小學執教，到校復工之後，一次地方政府招工，有幾位知識青年來找我輔導功課，他們後來所考的數學內容恰好是我輔導過他們的那些部分，同學們高興極了。我一恢復工作，學校就安排我擔任六年級畢業班的課。我丟開教學工作十七年了，很多知識已經忘卻或生疏，我只能虛心向同事們請教，用功去鑽研。後來這班畢業生有三分之一考取了永善第三中學。 一九八一年春季學期結束，我申請調回彜良縣，以便照顧家人。八月份，我被調到設在拖姑梅的彜良民族中學。我只是一個小學教師，到中學任教是濫竽充數，但是既然黨和政府把自己放到了這個崗位來了，就得努力鑽研學科，不辱使命。還好，我擔任的課程是史地和生物，這些學科對我來說不是大問題，基本能勝任。說來也奇怪，我指導學生復習的生物課內容，全縣初中會考時竟都碰到了。一九八四年，學校領導叫我任史地教研組組長和音樂教師。初中的史地課年年都由省裏出題統考，我校往屆統考最高分是三十一點五分。我擔任教研組長後，自己仍然親自授課，並注意同科任教師銜接好工作，大家相互配合，結果一九八五年統考下來，本校史地最高分是六十一點九，均分也有所提高。一九八六年，學校領導安排我帶畢業班去彜良縣城角奎參加升學考試，我注意要求同學們認真復習，規律生活、大膽應考、勿違考紀。我已五十開外的人了，每天早晨照樣早起帶領同學晨操，考試下來大家都覺得滿意。我擔任音樂課教學後，組織學生參加彜良縣每屆花山節文藝匯演，每次都有節目獲獎。一九八六年，我申請加入中囯共產黨的請求得到學校黨支部的批准，從此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 一九九○年，我從彜良民族中學退休返回老家龍街卓基小寨。我們小寨讀書外出工作的人不少，但由於山巒崎嶇，交通閉塞，經濟仍不發達。我退休後，儘量同村委會和本村中心學校聯繫，同在外地工作的卓基同胞接洽，爲改變家鄉的面貌而出資出力。在大家的努力下，小寨通了公路，本村中心小學也從只辦五年制改爲六年制，家長們一家出一張桌子解決了學校缺課桌的問題，我自己也爲使本村小學變爲完小，前後捐資五百元人民幣。 我回鄉後，積極參加區鄉政府組織的各項活動，出席過一次人代會和兩次黨代會，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我還被評爲所在鄉的優秀共產黨員，榮獲黨委頒發的榮譽證書和獎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也曾當選爲永善縣第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我這一生除了學校教學工作和農業生産勞動外，還參加了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的苗語文教科書編寫及授課，參加苗族《西部民間文學作品選》的審稿，參與滇東北方言苗語《苗漢詞典》的撰寫和審稿。我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繼續學習，鑽研科學，勿因年邁而失志，要將餘熱獻社會。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完稿于彜良卓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