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石門坎走來的苗族先輩們

志在山區辦教育的王德釗

 趙國超

王德釗（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八二年），男，苗族，初中文化，彜良縣毛坪鄉發路村青樹林人。他先後就讀于毛坪青樹林小學、威甯石門光華小學和昭通明誠中學。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起，他先後在威信牛坡坎小學、四川珙縣王武寨小學、貴州威甯瓜拉小學、淩子河小學任教員。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他在昭通怡樂戲院任職員，次年參加敘昆鐵路、滇緬公路測繪。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他回家務農。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他任發路村農民協會分會主席兼任副村長。一九五一年起，他先後在毓賢小學、廟壩流三江小學、青樹林小學、倉盈小學、洛旺茶園坪頭小學、孔壩小學執教，長期在偏遠高寒山區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王德釗老師被調往離家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彜良洛旺茶園孔壩小學教書，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高寒山村，苗族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剛到孔壩時，學校沒有桌凳，他因陋就簡，到山上砍來一些樹杈放上木板當桌椅。房子破爛，他自己修補，營造出最起碼的上課條件。那些歲月，在文化和經濟落後的苗族山寨，發動學生入學是最大的難題。王老師便深入農戶一邊幫助他們幹活，一邊耐心地聯繫實際講清辦校讀書的意義，經過反復發動，終於有二十八名適齡兒童入學。他對學生極爲關心，除認真教學外，他還爲學生理髮，到距學校十多公里的炭山背煤來給學生作過冬取暖使用，有的學生年齡小，山路崎嶇，他就接送，時常背著學生往返於學校和學生家裏的路上。對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爲使其能堅持讀書，他從自己微薄的薪金中省出一部分來給他們買書本筆墨。在他的精心關照下，學生中沒有輟學現象發生。洛旺的苗族講川黔滇方言苗語，王老師講的是滇東北方言苗語，爲了教好學生，他努力學習川黔滇方言苗語，經過不懈努力他終於能用當地的苗語和同學們交流，用苗語解釋語文課本中出現的生字生詞，使學生的成績有了明顯提高。王老師白天上學校的課，晚上辦夜校，爲當地的青壯年掃除文盲。

王德釗老師勤奮好學，儘管他的工資不高，仍堅持訂閱許多報刊雜誌，努力提高自身思想覺悟和教學能力。他還自學醫學知識，準備了一些中草藥，無償地爲學生和校區群衆治療常見病。群衆有病找到他，不論深更半夜還是風雨冰雪，他都隨叫隨到。當地苗族群衆稱他是“政府的好幹部，人民的好教師。”一九六二年，他被調到另一所學校工作，但他一走，學生全部輟學回家去了，經過兩個月的動員，每天也只有四五個學生到校。無奈之下，洛旺區公所中心學校又只好把王老師調回孔壩。聽說王老師回校了，全部學生又才回校上課。

王德釗老師注重身教，他一向生活簡樸、吃苦耐勞、謙虛謹慎、奉公守紀。他家在遠離學校的農村，有四個孩子，生活生産都有不少困難。但他從未因家事請過假，更沒有缺過課，無私的在山區苗村奉獻了一生。一九六○年一月，王老師出席了昭通地區文教群英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和一九六四年七月，他被評爲洛旺區“五好教師”，一九六六年初，他被評爲積極分子出席了彜良縣第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德釗老師仍一如既往地履行著教師的職責，努力工作，使孔家壩這所地處偏遠山區的學校，不但沒有像城裏的學校那樣停課，反而學生入學鞏固率高達百分之九十。

一九七四年九月，王德釗老師年逾六十歲，他被調回毛坪青樹林小學。從一九五六年算起，王老師一直在偏遠的孔家壩小學工作了十八年。一九七五年王老師退休。一九八二年三月他在家鄉辭世，享年六十七歲。 

注：作者系一位彜良的苗族老師     二〇〇六年於角奎

本文部分摘錄於《彜良少數民族風采》和《昭通少數民族志》

默默作奉獻  笑看雛鷹飛

           ——記大哥楊忠德

 楊忠信

 在這小小的苗寨裏，一股清沏的泉水從山腳噴薄而出潺潺向北流去，永不再回頭。在這半坡上，星星點點的翠竹把幾座茅草房掩映在一片竹林之中。這裏居住著幾戶苗族人，稱爲小寨。這裏山高坡陡，寨小土瘦，一點不顯眼。但是，早在民國二年滇東北方言苗族第一批去成都讀中學的楊苒惠先生便從這裏走出去了。跟隨著他的腳步，一九三五年我大哥楊忠德再次從這裏去成都讀華西高中。一九四七年楊忠義還是從這個小寨步入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數理系。接著一批一批人才從這裏走向遠方，遍佈雲貴川三省。恰如這股清泉流向大海永不回頭。這裏主要記敍我大哥楊忠德的一些經歷和他從事的事業。

楊忠德校長在一九五九年（楊忠信提供）

楊忠德，苗族，一九一五年農曆三月生於雲南省彜良縣龍街鄉卓基村小寨一個貧寒的農家。原籍是貴州省威甯縣，先輩們幾經輾轉某生，於清朝末期才從彜良縣毛坪鄉獻雞村遷來這裏定居。時逢基督教剛傳入黔西北和滇東北苗族地區，在苗鄉創辦了一些學校，苗族子女紛紛入學讀書。一九二三年九月大哥楊忠德開始在彜良縣拖姑梅小學發蒙讀書。那時中國的教育是體罰式的教育，學生還沒有入學就知道老師會打學生。學生對老師有畏懼心理。老父親送他去學校，剛回到家裏，他也追趕著父親回到家裏了。家裏距離學校數十里，爬山涉水，虎豹出沒十分危險。反復幾次，讓父母很操心。但是，以後他很勤奮好學，學習成績很好，老師很喜歡，他再也不逃學了。一九二八年夏天完成了初級小學的學業，他考入威甯石門坎光華小學。這是一所基督教會創辦的完小，來自雲南昭通的幾位漢族老師在這裏執教，學校管理好，教學質量不錯。他在這裏每次考試都是前幾名。在學校裏他是品學兼優的學生。這一方面是自己的勤奮好學；一方面與嚴格的家庭教育分不開。他的祖父和父親一生辛勞，浪迹天涯，不論到哪里，都是租地主的地種，租重稅多，難以謀生。父親常對他說：“由於我們自己沒有土地，又沒有文化知識，搬到哪里都逃不出領主的掌心，要改變受欺壓的處境，只有進學校讀書學知識，要使自己的知識超過地主，這樣你們就可以擺脫壓迫和剝削。”這樣他立志讀書，不把神力看成萬靈藥方。高小畢業後，他成績優秀，被留校補習。一九三一年被吳性純醫生和幾位老先生推薦去雲南昭通明誠中學讀書。在讀書期間，他課餘特別喜歡踢足球。校外球隊常來校比賽，他和韓正明打後衛，即能傳小球，也能踢大腳，能攻善守，對方很難突破，稱他們兩人爲兩門小鋼炮。一九三四年初中畢業，因成績好留在該校附小任教。一九三五年秋考入成都華西高中，同時得到教會在經濟上的資助，使之完成高中學業。一九三七年暑期，他跟隨楊漢先一起到川南苗族地區從事苗族社會歷史調查。瞭解到川南珙縣一帶苗族歷史和社會風土人情及當時社會的不公與民族的不平等。一九三八年四月，成都報紙登載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的《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在蓉求學的苗族學生深受啓發。大家決定暑期回石門坎開展愛國抗日宣傳活動。由楊漢先起草《告石川聯區同胞書》並鉛印分發到石川聯區各地。楊忠德與南京、成都讀書的楊漢先、張超倫、王建明、李學高等一起回石門坎宣傳抗日救國活動。一九三八年高中畢業，經濟困難，只好回家。不久應聘去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並代理校長一年。一九四二年在雲南省彜良縣寸田壩國立西南師範學校附小任教導主任。一九四三年應朱煥章先生邀請回威甯石門坎參與創辦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同年九月學校正式挂牌上課，他任教導主任。這所學校籌辦之初是靠威寧、彜良兩縣幾戶彜族富豪籌糧支援創辦。幾年後糧、款都不落實，師生生活極端艱苦，但師生艱苦創業。同時學校向基督教教會求援，教會給予學校部分補助。學校得以維持正常教學秩序。但是並不風平浪靜，少數富豪子弟在學校並不認真讀書，他們都是小槍出小槍進，常滋事，甚至揚言老師再有知識也是我的佃戶，而不服管教。朱煥章校長、楊忠德、張斐然、陶開群等老師費盡心血好不容易維護了學校的安寧。一九四六年他又考入貴陽師範學院教育系就讀。兩年後經濟拮据，家屬子女又沒有著落，只好又回石門坎初級中學繼續兼任教導主任。一九三六年貴州省主席楊森來石門坎視察後，就派員常駐石門坎學校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這批人離開石門坎不久，一批年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又來到學校。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特別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學校領導成員，即要識時務，又不讓政治干擾學校工作。楊忠德極好配合校長朱煥章處理好教會、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等各方面的錯綜複雜關係，讓學校工作能有條不紊地進行，這在當時也是很難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了，但是，對於邊遠的威甯石門坎來說，從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年初都是社會還比較動亂的時期。地方匪霸常在這一帶騷擾，學校師生、家屬夜間常在野外度過，白天上課，夜間一些人放哨，一些人休息。一九五○年初外國教會人員撤離石門坎，朱煥章先生接任教會方面的事務，由楊忠德接任校長職務。但的確是赴任於危難之中，因爲這時教會給學校的津貼停止了，國家又還沒有接辦私立學校，學校處於絕望之中。是讓這所民族學校消失，還是讓這所衆懷所望的學校繼續生存與發展呢？學校消失就意味著邊遠少數民族子女失學，倒回沒有文化的境地。要讓學校延續下去，經費從何來？在這關鍵時刻，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楊忠德校長果斷召開一次擴大的校務會議，校董會成員，社會知名人士，學校領導和學生家長都參加會議。集中研究、討論石門坎中學存在的價值。經大家充分討論認爲過去我們所以落後就是因爲沒有自己的學校。學校是我們民族的生命線，只要大家團結起來，一人捐助一升包穀學校就可延續生命。原來的老校長朱煥章先生代表大家總結發言說：“你們年輕人要一心一意把學校辦好，別的工作可以暫時不管，這所中學是必須要辦的，只有辦起學校，我們的子女才有讀書進步的機會”。家長也說再苦再窮都要保住石門坎中小學。根據大家的意見，楊忠德校長團結學校教職工以窮辦法繼續辦起這所爲窮人子弟讀書方便的學校。他和朱煥章先生帶領部分師生去相距七十多里的天生橋和彜良縣拖姑梅，也就是兩位校長的家鄉和母校向群衆宣傳動員，有苗族群衆捐助部分糧食，校長和師生把這部分糧食背到學校，勉強維持了學校的運轉。同時，他又積極向上級寫報告，要求貴州省教育廳把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接辦爲公立學校，以便邊遠山區少數民族子女入學。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楊忠德校長在參加貴州省中等教育工作會時發言說：“這個半年已經有兩個月，老師吃一半野菜，學生多數是一天只吃一頓包穀菜稀飯，但學業一點不荒廢。”在他的積極努力下學校教學秩序井然，並且，從一九五二年上半年起政府對石門坎初級中學進行了部分經費補助，教師工資有所提高，學生生活有所改善，師生終於度過了難關。一九五二年春天，他參加西南少數民族參觀團去貴陽、重慶、成都、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參觀學習，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貴陽的天氣還是寒風刺骨，來自各地的少數民族代表都穿著薄薄的民族服裝。出發前貴州省民委特意發給每人一套棉衣、一雙膠鞋、一雙襪子、一條毛巾、一包牙膏牙刷。當時每個代表都高興、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二月二十六日到了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西南軍政委員會又給每個參觀團員發一雙皮鞋。代表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處都參觀訪問名校和重要廠礦。到了武漢後，代表們參觀了文化宮、海員俱樂部、武漢大學、中南民族學院、武昌造船廠；到北京參觀了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人民文化宮、頤和園等。在北京期間親自聆聽周恩來、朱德給參觀團全體成員作報告。在參觀團中參觀團的負責人組織大家學習黨的民族政策，開闊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認識，領略了祖國美好山河，目睹了祖國的偉大。當年六月他參加貴州省中學教師思想改造學習。這次是舊教育轉變到爲新中國新民民主主義教育服務的一次學習，對於思想轉變和服務方法、教育制度、教育體制的理解都是十分有意義的。學習剛結束，八月二十三日貴州省政府就行文接辦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改名爲貴州省威甯石門民族中學。繼續任命楊忠德爲校長。原校教師除張有倫老師調威甯中學任教導主任外，都全部回學校任教。省教育廳還加派吳應傑充任副校長、羅安謙任教導主任，另有三名教師。政府接辦了學校，經費充裕，師資力量增強了，兩位校長親密團結，榮辱與共，一直在這所學校合作了七年，把學校辦得生氣蓬勃，教學質量一年比一年提高，學生一年比一年多，迎來石門民族中學辦學的黃金時代。一九五二年威寧民族自治縣籌備委員會成立，楊忠德校長任籌備委員會委員，積極宣傳和參加自治縣籌備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自治縣成立後，他任縣人民委員會委員並任多屆縣政協委

楊忠德校長和吳應傑校長及其胞弟本文作者楊忠信老師

一九九二年在威甯龍街苗族花山節上（楊忠信提供）

員和常委，也任貴州省第三至第五屆政協委員。一九六○年他被調到威甯民族中學任副校長。一九六二年他再度被調回石門民族中學任校長。一九六五年調回威甯民族中學任副校長分管後勤工作，他工作踏踏實實，不僅指揮而且親自動手。當年開始一項工程，要從街上鋪設自來水管到學校，他親自扛著鋤頭帶領學生一鋤頭一鋤頭、一條溝一條溝地挖，親自把一根根水管鋪到學校。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受到種種不實衝擊與冤屈，手臂都被扭斷了。但他依然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必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於天下。他依舊做著自己該做的事。一九七三年威甯開辦威甯第二中學，他調任威寧二中副校長，分管教學工作兼上英語課。他在二中與校長團結協作同老師一道把二中辦得有聲有色，受到社會的好評。一九七六年他在威寧二中退休。在教育戰線上勤勤懇懇服務了四十多個春秋。

楊忠德校長出生于一個貧寒的苗族家庭。雖然苦難不都會導致偉大和成功。但苦難的家庭與艱苦生活確實磨煉了人的意志，造就了人的心靈。他的祖父不知經過多少苦難，從威寧多次搬遷最後才落腳到了小寨這地方。他的父親楊德春七、八歲時隨父親從彜良縣的毛坪鄉獻雞村遷入他出生的那個小寨。一九四三年爲逃避兵工糧稅只好半夜舉家搬遷到雲南省鹽津縣，一九四八年又逃入貴州省紫雲縣，最後死於異地他鄉。苦難的生活，社會不公平的烙印深深刻記在他的心靈裏，一九二九年石門坎舉行端午節運動會，各校師生，各地群衆都穿得花花綠綠來參加運動會，他自己不僅買不起新衣服，連平時穿的水草鞋都穿爛了，最後只好去拾別人丟了的一雙爛草鞋穿上，躲躲閃閃地在學生隊伍中，心裏十分難受。一九三三年他在昭通明誠中學讀書時，學校請縣黨部一個人來教 “三民主義”課，這人在臺上說：石門坎來的學生連漢語都聽不懂，還想聽什麽課？接著就問：“什麽叫次殖民地？”指定要苗族學生回答，雖然苗族學生有十多個人，但都不作聲，在氣憤之下，他起來回答：“次殖民地是比殖民地還低一等的殖民地。”那人還是斜著一雙鄙視的眼睛，不持可否。一九三七年他同楊漢先從成都來到川南苗鄉搞調查，一位苗族區長把他們介紹給一位從上邊下來的人，那人卻說：“他們這些人學問再高，頭腦還是很簡單的。”他只好強忍心中的不平。一九四七年他在貴陽讀書，有一天他在貴陽街上走，看見在街上的兵任意欺負少數民族民衆，他上前制止竟被那兵把他手膀打傷。這些人間的不平提醒了他，應該奮發向上，提高自己的科學文化知識，因爲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在長期教育工作中，他光明磊落，寬以待人，兢兢業業，一心撲在提高學生科學知識，造就山區少數民族人才工作上。作爲一個學校的領導，除了勤于培養人才外，還要善於推薦人才，爲畢業生找出路。這一點，他和前任老校長朱煥章都是一個思想，一個理念。一九三六年楊森來到石門坎，時任光華小學校長的朱煥章先生不失時機向楊森提出讓石門坎的學生去外地深造。楊森當場答應石門坎每年可以選一至二名畢業生去南京讀書。石門坎的苗族學生終於有了機會去南京深造。楊忠德繼任石門坎初級中學校長後，積極向畢業生尋求深造門路，一九五○年石門坎初級中學畢業生，部分進入畢節幹校學習參加工作，其餘全部推薦畢節師範學校深造。據原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的陶紹虎回憶，他初中畢業升學考後，一天，楊忠德校長喊他去校長家，對他說：“你去跟你媽媽商量，願不願讓你去北京讀書？如果家裏同意，你就立即準備起身去北京讀書。”當時他高興得邊走邊跳，馬上回家告訴他媽媽，並終於上北京讀書了。另外據原在貴州省宗教事務處任職的楊明光回憶：一九五○年貴州省委黨校招幹部訓練班，消息傳來，楊忠德校長對他說：“省委黨校招生，你去最適合。”楊明光同志終於進省委黨校學習，結業後分在省裏工作到退休。他一生感激不盡。對學生如此，對兄弟姐妹，對子女也都十分重視思想、品德、知識的灌輸。在家庭裏他是長子，也是這家人第一位有知識的人。他以身作則，哪怕自己孩子吃不飽穿不暖，他仍解囊資助這些弟弟去求學成才。在他們叔伯兄弟六人中，有三個大學生，一個高中生，一個初中生，一個高小生，解放後全部參加國家工作。在他的孩子中五個是具有大專學歷。這些與他的艱苦努力，與他教育思想分不開。

他爲人正直、光明磊落，寬以待人，很善於與人合作相處。不計較個人得失，這一點與他的老師、他的前任校長朱煥章先生極爲相似。不少苗族知識份子回到石門坎沒有服務幾年就往大城市謀生了。只有朱煥章先生和他是不戀城市優裕生活，獨以石門坎爲家，團結一群窮知識份子把精力奉獻給山區民族文化教育事業。這件事沒有一定的犧牲精神是辦不到的。他雖然不善於交際，但卻能與人爲善，和睦共事。從一九四三年石門坎初級中學開辦到一九五○年朱煥章校長離任，他們二位一直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著麻布衣服，連粗茶淡飯都吃不上，但卻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吸引了川黔滇邊區二十多個縣的學生來這裏入學。解放後他又和共產黨副校長親密無間肝膽相照，把學校辦得生龍活虎，迎來學校辦學的黃金時代。一位曾畢業于貴陽師範學院的四川籍教師，當他聽到分配自己去石門民族中學時，他想那裏可能是一個小城鎮，至少也有一條街。可是，當他來到石門民族中學時看到的是一個荒涼的偏坡，房子也沒有幾棟。心裏涼颼颼的，後悔不該來這裏。但他說：“來到學校，楊校長對我們很好，學生又樸實，我們慢慢也安心了”。大哥楊忠德無論到哪里，就與那裏領導和教師團結共事，得到老師的好評。一九七三年他調去威甯二中任副校長時，校長是一位年輕的新手，沒有管理和教學經驗，但他們互相取長補短，把這新學校辦得欣欣向榮。他用智慧、熱血和汗水爲威寧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譜寫了新的篇章。

楊忠德校長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和叔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每年教會在石門坎召開年會他們兄弟二人都往往被邀請參加會議。但是兄弟二人都意識到《聖經》和神靈只是人們精神的寄託，而不是醫治一切苦難和創傷的萬靈藥。也不把擺脫苦難寄希望於神的恩賜。他小時父親常講古時苗族三千男女飄洋過海去了東方，這些人去時說過：“等到蜘蛛網織滿天下，我們就回來了。”又用苗族故事告訴他：過去漢族和苗族化界分居，結果漢族用石頭壘積起來爲界，苗族則卷起草標爲界，但一把火燒來把苗家的草標化爲灰燼，而漢族石界依舊矗立著，於是漢族成爲土地的主人，而苗族就成爲佃戶了。他的叔父也向他說過：“天堂並不在天上，天堂就在人間，只看你去不去爭取。”父親和叔父便常用這些淺顯的話語鼓勵他們去尋求知識，去爭取人世間的天堂。他的青壯年時期都處在內患外辱的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正逼近南方，國內抓兵派款民不聊生。一九四一年他的叔父被抓去當兵，他只好連夜趕回家安慰叔母一家，恰好第二天一早叔父在縣裏驗兵沒有驗上連夜趕到家裏了。第二年叔父一家離鄉背井逃去了鹽津的山區。第三年他父親一家連夜又逃去鹽津。這一切喚起了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意識。抗日戰爭的怒火激起了他的愛國熱情，他毅然支援他的二弟投筆從戎參加八十二軍抗日。直到晚年老同事、老朋友聚集在一起所議論的、談吐的都是關於國家興亡，民族怎樣繁榮，並實踐於一生。

楊忠德校長還是一個社會活動的熱心人和民族文化的奉獻者。從四十年代起，他充分利用業餘時間從事苗族傳統文化的發掘和研究。抗日戰爭時期和石門坎的知識份子把許多抗戰歌曲譯成苗文推廣到苗族村寨傳唱。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和王明基、楊榮新、韓紹剛等對石門坎苗文進行改革和完善。五十年代他積極參與研究、學習、創新、推廣拉丁新苗文工作。退休以後，他充分利用有限的晚年全力從事編寫苗文課本、讀物、歌曲、翻譯整理苗族古歌、故事。與張斐然、朱曉光等編寫滇東北苗語方言《苗族故事》、《苗族古歌》，參與翻譯苗語電影《陳毅市長》、《不該發生的故事》等。晚年著力編寫了《苗漢詞典》書稿，撰寫了多篇關於苗族文化教育、語言、文字、藝術等的文章。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在威甯和雲南昭通共同舉辦苗文師資培訓班時，楊忠德校長親自授課。一九八二年他寫信給當時任縣政協主席朱佳仁、任縣委副書記王建德、任副縣長楊智光、任縣民委主任楊全忠，建議認真推廣雙語教學，他在信中說：“有志獻餘生，無心記功過。”這就是他一生的價值觀。由於他的不懈努力，凡有關苗族的問題和事業，領導往往徵求他的意見，他也樂意發表自己的見解。他退休後思想和筆一點沒有退休，給苗族留下了許多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産。晚年還榮獲“老有所爲精英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楊忠德校長病逝于威寧。他的一生正如他的靈堂裏撰寫的挽聯：“竭力殫精堪稱後生典範，嘔心瀝血永垂師表高風。”，也如他的同事給他的挽聯：“寬仁厚道顯育人楷模，高風亮節爲教工表率”。作爲一個從石門坎走出來的知識份子，石門坎的山山水水永遠向他微笑。

注：本文作者爲主人公的胞弟原威甯民族中學校長

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初稿     于貴州威寧

天池小學第一任校長熊真榮

楊洪美 

熊真榮於一九一六年三月生於雲南省威信縣田壩村寨上社一個苗族農民家裏。一九八○年八月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熊真榮的父親叫熊玉堂，是個勤勞、樸實、德高望重的苗族老人，熊真榮頭上還有三個哥哥和三個姐姐，他是最小的幼子，從小就很聽話，很受全家人的寵愛。他的三哥熊真學又是一個知書懂禮的人，父親和三哥很希望他成才，從小就教他讀書、識字。正在這個時候，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在牛坡坎辦起了小學（初小）。一九二九年他進牛坡坎小學讀書，一九三三年到石門坎讀高小，一九三五年考進昭通明誠中學。那時從威信到昭通都是步行，要走七天才能到達。他對我們講過：“你們讀書要吃得苦，才能成得器。”他常對我們講到去昭通讀書的艱苦情況，每次來回都把腳走腫，特別是冬天穿著草鞋在雪地裏走上幾天，腳全部被凍壞了。

熊真榮在學校讀書一向是很用功的，學習成績優異。初中畢業後考取成都華西學校讀高中，剛讀了一年高中，日本飛機轟炸成都，學校辦不成了，只得回家。

熊真榮失學回到家後一直在牛坡坎教書到解放，曾在牛坡坎民族小學任過校長。熊校長對學校的教育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嚴格要求。當時的牛坡坎小學是很有名的，威信縣內外的苗族、漢族、彜族都來牛坡坎求學，甚至四川也有不少人來牛坡坎讀書。

熊真榮早在昭通和成都讀書就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接著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及成都被日本帝國主義飛機轟炸，學校被拆散了，對熊真榮的思想影響很大。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爲更加憤恨。同時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因此在牛坡坎當校長，教書時用進步思想影響學生，宣傳抗日思想，教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等。

一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威信解放了。熊真榮興高采烈地帶領學生又歌又舞。帶頭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組織建立農會，他當農會主席，帶領群衆搞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把地主的財産沒收來分給貧苦農民。

熊真榮因工作積極，立場堅定，領導很器重他。威信縣人民政府第一任縣長馮憬行叫他到行政上工作。他說：“我還是要回學校教書。”領導同意他的意見。派他到當時的雙河鄉天池去創辦天池小學。

天池是個高寒山區，冬天陰雨連綿，從縣上到天池全是山路，要爬很高的山，羊腸小道從密林穿過，真難走。當時的熊真榮老師不怕苦，接受了任務二話不講，背起被子就走。過去的天池沒有小學。沒有學校就沒有學生。住在天池的大多數是苗族。幾千年來苗族沒有文化，過著貧窮落後的生活。政治思想上更是愚昧無知，生産生活都是很落後的。只知道種地吃飯，種麻穿衣，全鄉沒有一個中學生。人們也不知道讀書有什麽好處。熊真榮到天池後，宣傳群衆，組織群衆，依靠那裏的群衆，決定把地主的破舊房子做學校。以天池爲中心，周圍幾個鄉村（楠木、菜營、長彎、中營、石坎的岩橋背）都沒有學校，熊真榮一個人方圓幾十里，挨家挨戶做動員，宣傳辦教育的好處。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好，共產黨幫窮人辦學校。解放了，人人都要學文化等。經過這樣的艱苦工作，對人們的影響很大。窮家小戶的孩子都來報名讀書，學生來了沒有課桌，先動員群衆擡來大長桌和長板凳，學生就在這些不規範的桌凳上坐著寫字讀書。學生來的很多，設備和教師不夠，熊真榮常常同時教兩班或三班的課。一天教到黑，晚上已經精疲力竭，可是還要到各村社去開會，農村開會要大半夜才散，有時回到學校天已快亮了。長期邊教書邊參加搞中心工作。關心群衆的疾苦，得到當地幹部和群衆的支援，很快把地主的破爛房子改造成一間一間的教室。學生就能在教室裏安靜地學習。一九五四年送出第一批初小生到牛坡坎小學讀高小。一九五六年天池小學辦起了完全小學一至六年級。從一九五二年算起，熊真榮在天池小學任教整整二十個春秋。爲天池人民培養了一批一批人才。威信縣民族地區學校辦得好的要算天池小學。從天池小學讀過書的，大專生三十多人，中專生二十多人，高中生七十多人和一大批初中生。中青年中基本消除了文盲。

熊真榮老師幾十年如一日，對黨的工作勤勤懇懇，忠誠黨的教育事業，黨叫幹什麽就幹什麽。對黨的工作積極肯幹，任勞任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起先鋒模範作用。最主要的是他在成都讀書時受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從成都回威信的路上有個名字叫李健的一直送他到敘永。一路上跟他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分手的時候還約定了時間來威信找他。到約定之時熊真榮也曾到街上等了一天，李健這天一直沒來，不知情況有什麽變化。這件事一直壓在熊真榮老師的心底裏，直到老了，病重了才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大兒子熊信彪。解放後熊真榮老師聽共產黨的話，很快地成長起來。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囯共產黨。成爲一個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經過考驗轉正爲正式黨員。

熊真榮老師是我的啓蒙老師。一九五二年秋，天高氣爽的一天，早上喜鵲在枝頭上喳喳地叫，剛吃過早飯，一個身著蔭單布長衫的中年男子來到我家。這就是我的啓蒙老師熊真榮。他一坐下就跟我父母聊起來。接著他把眼光轉移到我身上說：“你家這小姑娘可以去讀書嘛，我是來你們天池教書的呀。”我爹楊大安接著說：“姑娘家讀什麽書呀！要是個男孩子早就讀書了呢。”我聽了感到臉上燒呼呼的。讀書，我能讀書嗎？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師認真地說：“現在解放了，男女都一樣，女孩子讀書還是很有用的呢，明天就去報名吧。”說完老師走了。晚上，我想了很多，翻來覆去睡不著。“要是我真的能上學讀書就好了。”這時我好像被雷鳴震醒一樣。“讀書，我一定要讀書，只有讀書才有路可走。”第二天一早我去報了名。從此我就進學校讀書了。

我長這麽大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人。不管說什麽，熊真榮總是滿腔熱情，笑眯眯的。他教學生很耐煩，我還記得我剛去讀書時寫不成字，他常把著我的手教我寫字。他講課很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那時老師少，一堂課的時間他要教兩個班的學生。下課了還跟學生一起活動，跳舞、打籃球等。一天到黑好像不會累一樣。晚上還要批改作業、備課到深夜。我今天能當上一位人民教師，除了黨的領導外，熊老師對我們的扶育我永遠不忘。

熊真榮老師在天池整整幹了二十年，在這二十年裏他從沒向領導提過要調回老家。他愛人在家種莊稼，一個人帶大七個孩子。他從來沒有請假回家幫過一天忙。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在國家困難時期他從來不叫苦，不向國家申請一分補助。就算家裏沒有飯吃了，要麽向鄰居借，要麽吃菜填肚子都可以。孩子病了他最多回家看一下，給點錢叫愛人背去找醫生看就可以了。他從來不因私事耽誤學校教學。回家都是星期六下午走，在家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地回校。從天池到熊真榮老師的家田壩寨上，來回要步行七八十里山路。路很難走，可是熊老師從沒叫過苦。

熊真榮老師一向生活儉樸。在學校裏自己背煤炭燒。自己煮飯吃。凡事先爲別人，後於自己。在住房方面，把好房子讓給其他老師住，自己住差的。星期六讓老師回家，他自己留著看守學校。老師們有事請假，他就幫他們代課，從不要一分報酬。熊老師一絲不苟，關心別人比關心自己還重。他愛校如家，愛校勝愛家。他愛天池人民勝過愛自己家鄉的親人。去天池小學教書的老師都先後一批一批地調走了，只有熊真榮老師還在那裏幹著。

一九七二年，熊校長已年近六十歲，身體也不太好了。一次學校改建教室，他上房去參加蓋房子，不小心從房上摔了下來，摔傷了。天池那個地方缺醫少藥，領導關心才把他調到牛坡坎小學來。他離開天池時，依依不捨。天池人民也捨不得他走。在牛坡坎小學，領導都叫他醫好病再說，他閑不住，硬要去上課。一九七九年熊真榮老師退休了，歡度晚年。一九八○年卻與世長辭。黨失去了一位好黨員，人民失去了一位好老師。他雖然與世長辭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鼓舞著我們。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學生威信縣一位教師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紮西供稿

倡導學生讀書做官的王建明

 棟永  自安   酈琴 

王建明先生一九一六年農曆七月出生在雲南省大關縣河東鄉（現天星鎮）涼風坳這個偏僻高寒貧窮山寨的一戶苗民家庭裏。其父親王正科早年在外求學，畢業以後在貴州威甯石門坎當傳教士兼光華小學教員，他深知知識對人生的重要性。一九二二年就送王建明到教會辦的涼風小學讀初小（即小學一至四年級），初小畢業後王正科先生把王建明接到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光華小學（教會學校）讀高小（即小學五至六年級）。王建明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學習成績優秀。一九二八年，十二歲的王建明以優異的成績被教會選送到雲南省昭通明誠中學讀初中。不久，四川軍閥入滇，把學校當軍營。王建明被迫輟學返家延師補習。一九三〇年，四川成都華西協合大學附中在雲南昭通招收三名津貼生，王建明再次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該校高中部就讀，畢業後教會原定保送他到山東齊魯大學神學院攻讀然後當牧師，然而他志不在神學而欲學醫，故毅然返回石門坎光華小學邊教書邊復習功課，以待時機。此間建明先生除了教學和復習外，積極參與校內外文體活動，他拉（彈）得一手好風琴，又是當時籃球、足球隊的主力，他參加的石門坎苗民足球隊特別的活躍，名聲傳得很遠。一九三四年，四川軍界首腦楊森調任貴州省省長，聞訊苗民足球隊有點本事，便率其衛隊前來挑戰，結果被這支苗民足球隊戰敗，尤以王建明的熟練球技和精彩射球讓楊省長讚歎不已，深感真正碰到了對手，省長著實欣賞王建明，意欲招他到省衛隊，但他執意求學，婉言謝絕。楊森愛其才，憐其志，遂推薦王建明到南京考大學。

一九三五年他祖父和父親變賣了家裏的牲畜，同時在家人和親友的資助下，湊到了三十七元鎳洋，王建明便立即度關山，涉江河，長途跋涉，歷經五十七天行程，餓了七天的肚子趕到了南京，報考後被錄取到南京中央政治大學教育系，圓了他上大學就讀的夢。是年其弟王建光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該校經濟系。一時雲南邊區偏僻山寨一戶苗家兄弟倆成了入京大學生的事，成了苗族人的美談。

一九三七年日寇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上海“八·一三”炮聲隆隆，日寇飛機轟炸南京，南京突告失陷，他們隨著中央政治大學在“九·一八”這天離開了南京輾轉南遷，從南京到江西廬山再到湘西芷江，一直處在動蕩之中。一九三八年六月，戰爭更加激烈，王建明先生就讀的這一屆學生已無法實習，學校決定將他們疏散到後方從事社會調查，成文後交作畢業論文。

王建明選取了苗民社會狀況的課題，沿貴州的貴陽、安順、水城、威甯，雲南的昭通、大關，四川的筠連、宜賓、珙縣這一帶走訪調查山區苗民的生活、生産情況，寫日記，作筆錄，邊整理邊分析，歷時三個多月，行程三千多里，日夜勞碌，含辛茹苦，撰寫了長達萬言的《西南苗民社會形態》調查。一九三九年十月抵達重慶後，向已遷到該地的校本部呈交，被評爲優秀畢業論文，並發表在《邊聲》雜誌上。

該文用翔實的資料和樸實的敍述，較爲全面地反映了西南苗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文化教育、政治背景、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和婚禮喪葬等情況，引起了學者和社會有識之士的關注。

文章還剖析了苗民當時的特殊問題，首先是土地問題。由於苗民長期受到土豪胥吏的欺壓盤剝，主要是沒有自耕自食的田地，所繳納的租稅又重，而土豪、土司、區保甲長則以敲詐苗民爲能事，以致苗民處於艱難困苦之中。苗人窮苦的原因皆源於無土地。

其次是教育問題，苗民所在地區除教會學校稍好點外，其餘山寨“校舍竟無一完者”，教師水平低下，更因薪俸難繼不願從業。即有幸入公立學校的苗家子弟，也常因學費高昂而輟學，苗民文化低下的狀況日甚一日。

再次是民族問題。雲貴地區歷史上形成的岐苗排苗現象根深蒂固，軍閥土豪更是恣意奴役，以致苗民多蟄居高寒邊遠山寨，長期處於封閉落後狀態。文章指出：“苗民素稱勤勞之民，終年耕作，不以爲苦。未明即起，日落未息，既如此，地位依然低下，仍處貧困之境。”該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苗民當時的真實生活狀況。

王建明先生和胞弟王建光先生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婁發文老師提供） 

王建明先生這個青年，才華橫溢，在學生中出類拔萃，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賞識。爲培植西南民族地區教師，教育部擬在昭通籌建國立西南師範學校以培養邊疆人才。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委派曹書田校長先期赴昭通籌建，七月份又委派王建明先生爲教導主任到昭通協助曹校長招生和設法儘快開學。他到昭通後，同曹校長一起四處尋找校舍，走訪社會名流，招聘教師，使學校如期開學。

學校借用李家祠作校舍，這個祠堂在昭通頗有名氣，占地之大之廣是昭通獨一無二的。整個祠堂有高牆圍繞，一進大門就是一條寬約兩米，長約二十米的走道，兩旁種滿了的花草，正廳很寬可容納二百多人，是學校開周會的地方。用漆漆得光亮的木板牆上刻有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字體是顔體，後來學校要求學生拓下來習練，因此整個學校幾乎清一色練習顔體字。大廳後面是一個大天井，足夠全校師生集合點名，天井兩側的房舍樓下作教室，樓上作宿舍和辦公室，大天井外還有兩個小天井也有同樣的房舍作爲教師和辦公樓。大院的後面有一個大花園，內有魚池、假山、涼亭，高大樹木散佈其間，水池外走廊環繞，人在其中散步、學習猶如置身仙境，最是愜意不過。花園後是運動場，學校在園裏修了兩個籃球場，一個排球場，二百多米跑道、沙坑、單雙杠、爬竿等應有盡有，真是理想不過的校園。是年夏末就開始招生，考場設在省立昭通中學，報考的學生相當踴躍，簡直無法知道有多少人參加報考，只感覺到整個校園都擠滿了學生。這一屆學生共錄取了一年制師範班五十名，四年制師範班五十名，另有五十名備取，由於報考人數太多，校方應地方政府請求，呈請教育部增加名額，在開學一月之後，又將備取的五十名全部招收入學，因此四年制師範班爲一百名。此外另設附屬小學，招收各年級學生各一班。由於該校是國立，學生的伙食由學校供給，還發棉大衣和制服，這對於貧困的西南各省民衆子弟而言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難怪報考學生如此之多。學校延請避戰內遷的學者，如徐耀周、楊蘇陸、陳家珪（女）、張義之、黃右前等出任教師。這些老師多是在江、浙一代多年從教，學有專長，學識淵博，且人品極佳的學者，這些老師即威嚴又慈祥，教學認真負責，深受學生歡迎。

王建明先生擔任教育概念、教育心理及博物（即生物），英文等課程。他教導學生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學而優則仕”的談論直言不諱。一位曾受教于王建明先生的苗族學生回憶道：王老師曾問他們，爲什麽要讀書？對老師的提問同學們回答不一。王老師直截了當地說，讀書就是要做官。他接著解釋道，“只有當了官，你才能在更深入更廣泛的領域上爲民衆辦事。一個想當官的學生，他學習必定努力，即使將來他當不了官，也離官職不遠。而一個只是爲了找條謀生的路或者爲了不被他人欺壓而來讀書的人，將來可能他的最低要求也達不到。你越是高要求自己，你就越會有能力去爲國家和民族服務。”回憶起王老師這段話的那位學生說：“讀書做官的這一看法，雖然後來受到許多人的批判，但王老師的這段論述，我認爲不錯，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它。”

國師實行軍事化管理，制度極嚴，除周日外，學生不得外出。學生就餐前要整隊唱歌，再順序走進食堂。晚自習有教師巡視，自習結束前用一段時間安排學生輪流作五分鐘演講，這對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極有成效。學校又特別注重學生的品德教育，訓話中少不了闡述做人做事的原則道理，由於教學效果明顯，又身處適宜讀書的美好環境，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此後，學校規模擴大，許多淪陷區避難而來的青年也紛紛入校學習。但是戰火不斷蔓延，昭通也時有日寇飛機轟炸，警報隨時長嘯，十分影響教學，爲避日機，學校遷至昭通城南外三十里的新民村，借民間一棟二層民房作校舍，校舍嚴重不足，學生每天還要輪流步行進城採買生活日用品，又沒有電燈，晚自習時每兩個學生共用一盞小煤油燈，一間教室二十多盞煤油燈，煙霧彌漫，每個學生都成了黑鼻孔。生活十分艱辛，條件非常簡陋，學校辦學陷於艱難的境地。好在教學不輟，學生學習積極性未減低。一九四一年春，學校商得昭通縣政府的同意，在距離城北三十五里的閘心鎮，劃撥得到一塊土地。王建明先生主動請纓，率高年級學生組成“工讀班”，開赴閘心鎮，擔起建立新校舍的繁重工作。他們住在極其簡陋的房子裏，上午授課，下午師生一起挑土築牆、平場地、修道路，還抽空到煤礦運煤以補柴火的不足。建校勞動中師生磨破了手、挑腫了肩，累得疲憊不堪，但沒有一句怨言，次日又精神百倍地投入教學與建校勞動。王建明先生和“工讀班”的師生爲建校貢獻了無比的血汗，經過幾個月的苦心經營，終於建起了屬於自己的學校，學校師生開始有計劃地美化綠化校園，全身心地投入了經營屬於自己的這片天地。

在先生的努力下，又在閘心鎮及彜良的奎香、寸田壩辦起了國師的實驗小學，作爲學生的實習園地，後來學生能學有成效，與實驗（附屬）小學的幫助是分不開的。當時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王建明先生功不可沒。

王建明先生善於書法，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學校公文，布告均出自他之手筆，學生常以之爲範。由於先生書法的影響，國師的學生都寫得一手好字。他還擅長樂器，與音樂教師配合，多次舉辦學校文藝活動，使校園充滿濃烈的藝術氛圍，顯得一派盎然生機。一個學校還應有校歌，在他的請求下，曹書田校長寫了昭通國立西南師範學校歌的歌詞，譜曲後全校傳唱，很有鼓動性和激勵性。歌詞是：

雲嶺蒼蒼，滇池泱泱，弦歌起兮教癢；莘莘學子，薈萃一堂，朝勤夕惕兮蔚爲棟梁。    

 八德正，四維張，作新民兮除文盲。集中意志，團結力量，光華復旦兮也無疆！

在昭通國師辦學期間，爲資助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和家鄉親戚，王建明先生多方籌款買下離昭通十余里路位於小龍洞的一個小煤礦，請了他的表兄楊學明和外侄楊萬回（四川珙縣人）來管理，招了十多名苗族工人來開採。由於工人吃苦耐勞，效益不錯。然而當地一些豪紳對王建明先生買了這個煤礦原本就耿耿於懷，加上看到生意紅火，頓時起了歹心，他們常唆使壞人來哄搶煤炭，更慘的是次年中期，土匪趁礦工下井採煤之際，將礦山物品洗劫一空。王建明先生不得不把礦山轉讓。他辦礦助學的打算終沒能如願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國師奉命南遷文山，但是先生心系山鄉，仍留昭通明誠中學教授英語、國文等課程。

從昭通西南國立師範學校創辦到南遷，歷時六年，這六年中爲邊疆地區培養了教師一千余人，這批教師學成回鄉後都成了當地教學的骨幹。這其間凝聚著建明先生的大量心血，他把青春年華奉獻給了邊疆教育。回首往事，這當是他人生中的一段閃光歷程。

一九四六年，建明先生應家鄉人士的約請辭去明誠中學教職，回到大關中學教授歷史、地理。而立之年，風華正茂，教學可謂遊刃有餘，深受學生的敬愛。

一九四六年底，他被選爲中國國民黨大關縣党部執行委員，兼中學區党部書記。時任縣党部書記長的朱治，後來知道系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朱治負責接管昆明巫家壩機場，任場長，與王建明先生私誼甚篤。時任縣長楊振海也有開明之風。當時大關教育界因地方士紳爲把持教育經費爭鬥激烈，代局長黃先生一籌莫展，中學也時辦時停。在朱、楊的推舉下，王建明先生出任大關縣教育局長。

大關雖說地域不廣，人口不多，但社會情況極爲複雜，官府與民衆的矛盾，地方派系之間的勾心鬥角都在演繹著，這種種的明爭暗鬥也滲透到教育內部。當地一些士紳還把校産和教育經費視爲肥肉，競相攫取，力圖把持，常拖欠教師的薪俸，把學校搞得烏煙瘴氣。

建明先生走馬上任，力圖對局面有所改變。首先推舉爲地方公允的飽學之士陳春培、周夢雲等出任中小學校長；其次，延請一些外地的有識之士到校任教。於是一些受命到大關隱蔽的中共地下黨員，如許南波（解放後在省委組織部工作）、孔樹凡等也被聘爲教師；再次，成立教育經費委員會，從士紳手中收回校産及經費管理權。經過一番努力，學校秩序恢復正常，校園內書聲琅琅，大關境內的中小學校園又呈現出前所有過的良好教學景象。

回到大關出任教育局局長後，王建明先生萌發了做生意的念頭，即與其弟王建光商議，共同購買了十三匹馬，從昭通馱運天麻、筇竹筍等土特産到宜賓，又由宜賓托運棉紗、食鹽等返回昭通，生意十分可觀，這支馬幫沿途濟貧助困、謙和待人，深受民衆的稱頌。當時鹽津灘頭鎮有一個地方實力人物叫江銀州，他的人馬經常在川滇交界的各個路段和灘頭鎮上，對過往客商發難，時時強取財物。王建明先生的馬幫很是顯眼，可是來往卻相當順利，因此當時大關、彜良兩縣到宜賓跑生意的不少商人，爲了路途暢通，少被江銀川的人馬攔劫，便紛紛委託王建明先生爲他們開具通行證。江銀川及其部下只要看到通行證是王建明先生的手迹，便一路放行。可見王建明先生當時聲譽之高。然而他在教育領域的情況就遠不及他的馬幫那麽順暢。

把教育經費從當地士紳手裏收回，嚴重觸犯了紳士們的利益，他們買通了殺手，欲暗算建明先生。得知消息後，王建明先生立即報告了縣政府，並申請建立一支自己的小衛隊。縣政府批准後，他在苗族同胞中挑選了七個身強力壯、比較機靈、槍法又好的青年組成護衛隊，王建修任隊長，王富強任副隊長，先生用他自己的薪水購買了手槍一支，二十響手槍兩支，步槍五支，從此王建明先生外出和夜間到縣政府開會，護衛隊都隨行保衛。後來永善縣、鹽津縣、彜良縣的苗族青年爲了躲避抓壯丁，紛紛前往投奔王建明先生，凡是前來投靠王先生的青年都必須自帶武器方編入護衛隊，不到一年他的護衛隊從七人發展到了一百三十多人。護衛隊員因經濟問題著裝無法統一，所以有穿中山裝的、有穿長衫子的，而多數隊員則穿苗族麻布服裝，因此社會上的人都稱他們爲“苗兵”。護衛隊實行軍事管理，每天早上出操，並進行軍事訓練，爲了提高護衛隊的軍事技能，王建明先生在永善縣唐家坪請來兩位苗族神槍手劉全、劉強，指導護衛隊的技術訓練，使全體護衛隊員在對四、五十米遠的目標射擊時，都做到百發百中。建明先生經常給護衛隊訓話，要求大家要自尊、自重、自立、自強，遵紀守法，視平民百姓如父母。因此護衛隊無論是外出執行公務或是上山打獵、習武都從不損壞民衆的東西。由於這些護衛隊員都來自高寒邊遠山區的苗寨，絕大多數都是漢文盲，建明先生委託護衛隊隊長王建修組織全體隊員在軍事訓練之余還要讀書習字。

王建明先生的護衛隊不斷地壯大，不但保證了自身的安全，還維護了縣城的社會治安。當時縣党部書記、縣長要下鄉或上昭通開會，都叫建明先生的護衛隊派隊員前往護衛。

一九四九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已解放，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爲了提高隊員的思想認識，建明先生經常給他們做形勢分析，並創作了一首苗族歌曲教大家唱。歌名是：Z? 'CÍ C³ L· T� 歌詞是：

Z? 'CÍ C³ L· NE³ T� , Y? 'M? IÌ' PÕ Q? J? L·. H? Q? NPÍ S? PÝ NA? G·, P?  X? KÏ Y? 'M? TÍ D· , K'× C× J? L· M? A? T'?, C© P? T? Z? E'? T· P?, E? KÏ P? Q? ND· L? Y? X?, Q? KÏ X¶ L? E� J? H? M?, Y? 'M? TÍ D· K'× C× M?.

一九四九年底，解放軍四十三師到昭通，王建明、王建光、王建修、楊學德前往昭通參加歡迎解放軍的活動並會見了張顯洋師長，要求參加解放軍。張師長對王建明先生說：“現在全國即將解放，你們回大關聽後安排。”在解放軍繼續前進，建明先生他們回到大關後，不久接到昭通行署專員安純三通知，說中共地下組織永昆支隊即將進駐大關，命令王建明帶其衛隊阻止他們進入。王建明先生既不能執行又不好反對，所以他叫護衛隊隊長提早把隊伍帶離大關縣城，到數公里外的高山草坪子回避。不幾天永昆支隊進入大關，有人告知必須控制王建明，以防不測。這樣永昆支隊便將在縣城的王先生扣留，三天後的一個夜間永昆支隊前往昭通時把王建明先生也帶走，隊伍行至接官亭，建明先生在永昆支隊的一個學生給他說：“老師我瞭解你，你是好人，快回去吧”，於是放走了他。王建明先生連夜趕回草坪子，立即就地解散護衛隊，隊員各自回家去了。

一九四八年，解放軍揮師南下，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省教育廳撥款銳減，而地方劣紳又製造事端，排擠驅逐外籍教師，重新把持校産，中小學教師薪俸難以爲繼，引發了學潮。王建明先生能理解教師和學生的情緒，多方奔走，多方籌措，總算爲教師發放了薪俸，使教學秩序得以穩定。但也就在此時，他奉來自上峰的指令，在縣黨部的授意下，擴大黨務，在青年學生不知道的情況下，將學生名冊分別填上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作爲集體加入黨團，向上邀功，請撥經費。此舉後來給那些青年學生帶來了長時期難以洗刷的政治陰影，以致許多人解放後多次受審而不明原委，直到撥亂反正後才還了清白。這樁事，建明先生不能爲歷史寬容，難辭其咎。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統攝區的地方武裝已是兵匪難分，不斷騷擾百姓。爲維護縣城秩序，先生從家鄉涼風坳選拔一些年輕苗民進城守護，先生能審時度勢，與開明士紳共商，議定派人與遊擊隊聯繫，於是年七月迎“鹽大永綏遊擊隊永昆支隊”入城駐防，先生將苗民衛隊所持三十支槍械全部交呈支隊，壯大了遊擊隊的力量。

不久，因昭通霸匪追擊，永昆支隊撤離縣城，先生又派員聯絡地下黨的週邊組織，由呂丕昌率領的“星火宣教隊”進駐大關，開展“反三征”（反徵兵、征糧、徵稅）活動，時稱“呂部”。該部後來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三師。

年底，雲南省主席盧漢通電起義，全省和平解放，先生衷心擁護。積極配合宣傳、教育工作。一九五〇年四月，大關新政權建立，先生參加了“擁政會”，發表了“歡迎解放軍，擁護新政權”的講話，表明了政治態度，嗣後，被任命爲大關縣人民政府教育科長。

歷史有時候會給人帶來誤解，特別是大動蕩、大變革時期。正當他接受新的任命，正欲一展才智之時，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他的人生遭受了毀滅性的突變。

解放之初，政局未定，匪亂猖獗。苗民深受其害。先生對匪類極爲痛恨，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的縣人民代表會上，他慷慨陳詞：“河東（天星）接近彜良，彜良散匪出沒無常，凡我苗民應同仇敵愾，絕不容一匪入境騷擾！”

之後，他得知其弟王建光（四川涼山烏角國立小學校長）因政局未定，學校無法上課，而回到涼風坳，遂向縣長請假回家，打算動員其弟到縣城來等候安排。五月十四日，彜良縣頑匪郭宗剛率匪衆洗劫法烏關，威脅大關縣涼風坳，先生即率苗民配合縣剿匪部隊追擊，匪衆不經一擊，倉皇逃竄。

五月十六日，先生派人抄小路向縣長報信：“彜良竄擾此方交界之匪，據查一百余人，土匪不分白天和夜晚輪流竄擾。日前（十四日）本保直追到彜良麻窩一帶，與匪接上火。此匪正準備入河東鄉搶劫，經我們追擊後，已向銅廠溝方向逃去。匪方揚言還將騷擾，故不得不防，須動員各處把住要口。本保追擊情況，葛同志（剿匪部隊連長）另有報告。”

匪衆狡猾異常，在縣府接到報告尚未及調兵防範之際，乘隙洗劫了天星場，解放軍到後迅及將其剿滅。五月十七日，匪患平定後，建明先生與其弟相約返縣城，途經撮箕河時，被土改工作隊以“匪衆殘餘”扣押。

先生于一九三九年由陳果夫在重慶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又是南京政治大學畢業，曾留國民政府教育部及南京政治大學工作，且社會活動能力強，特別引人注目。被扣後“大特務”、“中統特務”、“通匪搶劫”、“郭匪的搶劫總指揮”等似是而非的罪名一齊湧來。新舊政權交替時期，法制極不健全，在並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他竟被判極刑，英年殞命，時年三十六歲。

中囯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家人的多方奔走下，沈冤多年的王建明錯案，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大關縣法院判定：當年“王建明勾結並指揮匪首郭宗剛搶劫天星場”之事查無實據，宣告其無罪，承認其起義投誠人員身份。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共大關縣委決定恢復建明先生的政治名譽，按國家工作人員病故對待。歷史最終還了冤屈者以公正。

王建明先生這位從高寒山區走出的苗家弟子，奮發進取，學業有成，他的身上體現出苗家的樸實、豪爽、頑強、剛毅的性格。他立志國民教育，爲生於斯、長與斯的土地奉獻才華，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生死戀情。他從民國時代走來，受到時代染缸的熏浴，身上有著時代的烙印。政壇上，他在風風雨雨中度過了苦撐教育局面的五個年頭。在命運抉擇的大轉折時期，他審時度勢，棄舊圖新，順應時代潮流，轉變政治立場，歡迎解放軍，擁護共產黨，體現了一代知識份子的先知先覺，是明智之舉。在和平建國的大旗下，在新政權建立之時，他對未來滿懷希望，他在日記中寫到：“日夜思維，今已覺悟，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種種皆爲罪過。我願擁護人民政府政策，與苗族同胞一道，緊握勝利之手，朝著自由和平的大道前進！”充分表露出他心迹的袒露。

建明先生自幼勤奮苦練，學識淵博，二十二歲就大學畢業，二十三歲就肩負著興教的責任，開始了他從教、繼而從政的生涯。他憑著爲家鄉、爲民族教育的一腔熱情，盡他的才智，用他的辛勞，寫出了頗具傳奇色彩的短暫人生。知他悉他者，無一不深感惋惜。

建明先生刻苦、執著的求學精神，一絲不苟、任勞任怨的工作作風，愛憎分明、信念堅定的生活態度，會永遠激勵著他的子孫後代不斷進取、不斷前進！ 

附：         王建明先生年表 

1916年農曆7月  生於雲南省大關縣天星鄉（原河東鄉）涼風坳。

1922年——1926年  在涼風坳小學讀完小學初級部。

1926年  就讀于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光華小學高級部。

1928年  由教會選送就讀於雲南省昭通私立明誠中學初中部。

1929年  因四川軍閥占校爲營，輟學回石門坎家中補習。

1930年  報考四川華西協合大學附中在昭通招的津貼生，成績優秀，被錄入該校高中部就讀。

1933年  高中畢業，婉辭教會推薦就讀神學，回石門坎小學任教。

1934年  貴州省長楊森推薦其報考南京中央政治大學。

1935年  考入中央政治大學教育系。

1937年9月  抗日戰爭開始，隨校南遷，繼續學業。

1938年6月  學校安排社會調查，持學校介紹到貴陽、安順、水城、威寧、昭通、大關、筠連、宜賓等地作苗民生活情況調查，歷時三個月，完成長達萬言的調查報告《西南苗民社會形態》。

1938年10月  回到已遷重慶的校本部，呈交畢業論文，被評爲優等，畢業後留中央政治大學附中任教。

1939年 由陳果夫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

1939年7月  受教育部召見，被委派回昭通協助曹書田籌建國立西南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教授國文、英語、博學等課程。

1942年 率國師高年級師生組成“工讀班”，赴昭通閘心鎮爲國師興建新校。

1945年  抗戰勝利前夕，國師南遷文山，建明留明誠中學教授國文、英語、體育課程。

1946年  應朋友之請辭去明誠中學教職，授教于大關中學。年底被選爲中國國民黨大關縣党部執行委員，兼中學區党部書記。

1947年  出任國民政府大關縣教育局局長。

1949年12月  響應雲南省主席盧漢通電，起義投誠。

1950年2月  與地方士紳、縣參議員議定歡迎“鹽大永綏遊擊隊永昆支隊”入城，向該支隊呈獻槍械三十余支。

1950年3月  派張順清聯絡“星火宣教隊”進駐大關，開展“反三征”宣傳。

1950年4月  迎接解放軍入城，向接管代表交接政權手續，後被任命爲大關縣人民政府教育科長。

1950年5月8日  請假回涼風坳探親。

1950年5月14日  率苗民配合解放軍剿匪部隊，阻擊彜良散匪郭宗剛部騷擾法烏關。

1950年5月底  在返縣城途經撮箕河時被土改隊作爲“匪衆”扣押。

1952年8月13日  被處“反革命”罪，在天星場罹難。 

注：作者中兩位系大關縣著名教師，一位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〇〇六年撰于大關及昆明

忠誠審慎的吳耀庭先生

 耀 華 

按字輩，吳耀庭先生是我的長兄，按學識，他是我的師長，而且我年幼時的確是在他執教的學校，在他手下讀書。應同胞們的邀請，我根據吳耀庭老師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寫的自傳和自己掌握的史料介紹他的人生歷程。

吳耀庭老師祖籍雲南彜良，但他出生在雲南省威信縣牛坡坎。當基督教傳入雲貴川交界的苗族山村後，耀庭老師的父母到威信牛坡坎苗族地區佈道，所以他出生在威信。他出生的時間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他的父母都是苗族，父親是一位傳道員。

在他五歲的時候，父母回到彜良青樹林老家，這時他已能替父母分擔家務，帶領弟妹，牧放牲口。

一九二三年，他八歲這年，父母把他送去石門坎教會開辦的青樹林小學讀書，學校就設在本村，很方便，教授他的老師是王立山。一九二六年他從青樹林小學初級小學畢業。同年考入了貴州威甯石門私立光華小學高小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他在那裏讀了三年高小。那時學校的校長是吳性純醫師，教他的老師是王興中、李正文。學校的主要學科是國文、算術、地理、歷史四門，另一門課是修身。修身的主要課程是《大學》、《中庸》和《聖經》。要考進上一級學校，主要測試科目是國文和算術，但需修身及格才能錄取。在校學習時老師要求學生要很好地遵守基督教儀式，尊敬傳道員和教師。在高小學習時，他開始跟隨老師去苗族山寨傳道，教民衆識漢字，教苗族同胞習苗文。苗文讀本那時主要是宗教書籍。

一九二九年五月，耀庭先生考入基督教會西南教區建立的昭通宣道中學讀初中。這所中學在一九三〇年立案後改名爲昭通明誠中學。那時校長是廣清澤，老師有陸堂珍、馬向和、王四先生等。學生除上國民政府規定的初中教學課程外，晚上要留一定時間讀聖經，星期日要參加禮拜。

一九三二年，耀庭先生從昭通明誠中學初中畢業。因爲家庭經濟困難，他不能再升學。之後被教會分配到威甯石門坎私立光華小學教書。那時他才十六歲。一九三五年朱煥章先生接任該校校長。因爲紅軍長征途經雲貴，所以國民黨楊森的部隊進駐石門坎，在石門坎成立一個國民黨的支部。派一個名叫白敦厚的官員在那裏負責黨支部的事情。白號召大家加入國民黨。耀庭先生在學校教書，自然地成了白先生招納入党的對像。經白敦厚介紹，自己填了一份表並在其上蓋了手印就算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份，時任貴州省主席的楊森在威寧開辦了一個小學師資培訓班。告知石門坎私立光華小學派人參加，學校派了吳耀庭、王興忠、張文明、楊榮傳四位老師和張本良、張文光兩位同學前往報考。他們考取後，在那個師資培訓班學習了七十天。結業後，石門坎教會分配耀庭先生去威甯黑石頭的長海子小學教書，同時兼任鄉村戶口調查員。做戶口調查時間不長，一個月就完成了該鄉的人口統計。餘下時間就是教書，時而協助長海子教會張馬太傳教士主持星期日禮拜活動。

一九三七年，他被調到彜良咪咡溝小學任教。這是石門坎教會設在彜良的中心學校。校長是楊可荃先生。一九三八年春，梭壪地主羅贊周在其府內辦了一個私塾，他到咪咡溝小學來要教師，當時學校已經開學，每個老師的任務已經分配完畢，但是咪咡溝小學是在羅贊周家的地盤上，校長考慮到要照顧各方面的需求，於是便把耀庭先生分配去羅家教書。其實私塾裏面的學生不多，主要的學生是羅家的千斤羅澤玉。在那裏教了兩年，第三年羅先生仍要耀庭先生去執教，但是羅的妻子羅夏氏出言不遜，“苗子只會吃飯，不會辦事”的話常常挂在其嘴上，耀庭先生不能忍受這種無理言談，所以他回絕了羅家的邀請，回家務農。他回家半個月後，楊可荃校長便來邀請他返回咪咡溝小學任教。那時與他同時任教的還有張銀忠、張學良等老師。

一九四三年，楊可荃校長辭職，石門坎學校董事長李正幫牧師委託耀庭先生任咪咡溝小學代校長。當時的老師有馬會忠、李學愛、王正章、韓俊明等。

一九四六年底，石門坎聯區會後，李正幫牧師派耀庭先生去循道公會昭通神學校學習，時間爲一九四七年全年。時任校長是張現洲牧師，學員都是教會各支堂選去的。

一九四八年春，耀庭先生由石門坎年會會長及教會執事分配到彜良縣仙馬么店子小學當教師，並兼任仙馬教會傳教士。當時在彜良負責協調各教堂工作的是張鴻猷牧師，他住在咪咡溝。各校各教堂有什麽問題就去咪咡溝商量。耀庭先生擔任傳道員工作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十月。

耀庭老師回想起他從一九三二年起到一九五〇年這十八年的工作時，他有如下的記述：“當時我常與中國牧師和傳教士來往，協商教會和學校的一切工作，我的工作地點和任務都由教會中的牧師李正幫、張鴻猷、吳忠烈等直接分配。我在自己的工作區域多半與當地的長老執事聯繫及協商。在那個時期，我很少接觸當地的政府官員，也怕見他們。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在彜良教書的時間，我只去過三次彜良縣教育局，拜見教育局長宋司美，宋也只來看過一次咪咡溝小學。”

一九五〇年底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彜良縣教會學校的全體教師奉召到彜良縣城學習，這是彜良縣第一次師資訓練班，培訓時間是五十天。當時領導學習的是吳放生、高玉文。學習結束後，耀庭老師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到六月在咪咡溝小學教書，校長是李睿。一九五一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二月，耀庭先生被調到毛坪小學任教師，時任校長是徐發啓。一九五二年二月到三月他參加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學習。這年三月到七月他又被調到咪咡溝小學當教師，校長是楊榮傳。同年七月到八月他到縣裏參加土地改革學習，領導他們學習的是段全文。這年八月到十月他被分配去彜良四區猴街鄉當統計員。十一月他被調去毛坪小學任校長。

一九五三年十月，他被調到咪咡溝小學任校長，直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九月，耀庭老師參加了在昭通進行的小學老師整改學習。他是彜良縣調去學習的十多位教師之一，學習即將結束時，全體參加整改學習的教師在昭通北兵營集中，分辨好壞，分清敵我。當場從百餘名參加學習的教師中逮捕了十多名“暗藏在教師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壞人”。帶領他們學習的彜良縣文教科高玉文科長問他：“老吳，你怕不怕？”耀庭先生答道：“不怕。”此時高科長說：“你不老實。”吳老師說：“我們苗族從小就沒有參加過大的運動，也沒有捆過人。”高科長說：“對了，這就是你的老實話了，老吳，會後回去好好的搞工作。”耀庭老師認真地思考了自己的情況，他曾寫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調到彜良參加小學師資學習時，我感到害怕，怕什麽呢？就是自己是個苗族老師，國民黨員，同時又是基督教的傳道員，所以思想上很害怕。但是那時候張縣長、牛政委非常關心我們苗族老師，隨時同我們講話，解除大家的思想顧慮，還派文教科幹部高玉文來幫助大家。學習期滿後，我又被分配到咪咡溝小學教書，教師生活待遇比過去好多了。政府能按時解決教師的穿衣和吃飯問題，不像在教會主管學校的時候要三個月才發一次工資，年底才給包穀。”

耀庭老師同高科長早有接觸，他相信高科長同他的談話是推心置腹的，於是他帶著愉快心情回到咪咡溝小學。耀庭先生認爲“校長的知識水平及教學才能不一定都能超過教師”，所以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大家搞好教學，虛心聽取意見，這樣既能充實自己，更能展現他人。他尊重本校曾任過校長的李睿、楊榮傳兩位老師，認真與他們合作，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這段時期，他於一九五四年當選爲彜良縣人民代表。並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參加雲南民族參觀團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參觀團在祖國內地參觀學習了四個月。他們去了昆明、貴陽、南寧、杭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漢、重慶等大城市。耀庭先生見到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感受到了新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最讓他感動的是他們走到哪里，成千上萬的朋友親切地歡迎他們，領導接見他們，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他深深感受到了生活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裏，自己真是太幸福了。

關於發生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吳老師這樣記述：“黨一再教育和關懷我，可是自己有狹隘的民族思想，只看到本民族的一小點，對党不敬，曾發出了很多錯誤言論，但是黨依舊愛護我、關心我、挽救我，仍然給我工作，還給了較高的地位，讓我當上了縣人民委員。”

一九五七年三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耀庭老師被調去彜良縣拖姑梅省立民族小學任校長。這七年是他擔任公職的最後七年。由於他善待人事，他總能爭取到領導的重視和群衆的支援，由於他性情溫和，所以老師同學都誠心聽他。他的這種品行是一貫的，筆者從初小到高小都受教於他，從未見過他與教職工爭吵，也未見過他體罰學生。

耀庭老師在他的自傳裏寫道：他生性膽小，不願意會見官員。但是他任校長後，結識了彜良縣的縣長、縣委書記、文教科領導、各校校長，還有永善縣韓禮福副縣長、大關縣王盛邦副縣長、昭通縣張文波副縣長、本縣二、三、四區的王樹德、韓正剛、王進忠三位區長，二區區委陳書記和昭通統戰部朱德學等商討工作，彼此相助。

因爲耀庭老師有謹慎爲人、忠誠敬業、寬宏待人的性格，深受民衆的信任，他從一九五四年起當選爲彜良縣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縣民族委員會委員和縣人大委員。

一九六四年三月耀庭老師四十八歲時，因病退職回青樹林老家修養。在家鄉養病期間，他訂閱報紙，組織老年朋友學習，關心村寨的大事，盡其所能幫助鄰里鄉親，一直受到幹部和民衆的尊敬。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退職離開教育工作崗位二十五年後，吳耀庭老師病故于青樹林，享年七十三歲。 

注：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六日初稿於角奎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據楊體耀老師提供的主人公親筆自傳補充完稿

滇東北苗民的第一位高級畜牧師

          ——李學高先生簡介

 司  隸

             一份威寧送來的簡歷

李學高（一九一六年八月——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男，苗族，貴州省威甯縣龍街鎮營合村蘭巴通人，大學專科文化，畢節地區畜牧科學研究所高級畜牧師。

一九二五年，李學高到石門坎光華小學二分校陸家營小學上初小；一九二八年他轉到石門坎光華小學讀高小；一九三一年他考入雲南昭通明誠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後，留在明誠中學附小教書；一九三五年五月，經石門坎學校推薦，他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後改爲邊疆學校）高中部農林墾牧科讀書；一九三九年冬季，他考入重慶中央大學畜牧獸醫專修科讀書。一九四二年李學高從中央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貴陽農改所協助做細菌檢驗工作，參加在花溪、孟關、中曹司推廣榮昌白豬的養殖，他又在私營大生農場作飼養管理，隨後他還到貴陽市市政水利林牧公司牛奶場任技術組代理負責人；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奉調去西南獸醫防治處（先設址於湄潭，後遷到貴陽油炸街）配合中國農民銀行辦理耕牛貸款保險業務，五月又到遵義八裏水耕牛貸款保險技術室任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九五○年李學高在遵義、桐梓、綏陽、湄潭進行牛瘟免化疫苗預防注射工作；一九五一年他被調往興義畜牧獸醫站任防疫組畜牧醫師；一九五二年他由興義調遵義籌辦種牛場，任副場長；一九五四年他奉調到威寧縣種羊場任畜牧醫師；一九五七年調畢節地區農校任教；一九六三年任畢節地區畜牧科學研究所技術幹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經國家農牧漁業部批准爲高級畜牧師。一九八八年二月，李學高先生退休。

一九七八年，由他領導培育貴州半細毛羊的科研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獲得貴州省科學大會獎勵；同年，他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並獲貴州省和畢節地區科學大會獎勵；一九八○年三月他在推廣貴州半細毛羊的養殖工作中取得顯著成效，被貴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先進工作者”稱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榮幸與國家民委組織的參觀團赴新西蘭考察畜牧業生産。回國後，他爲威寧等地的圍欄種草養畜進行了大面積的實踐工作；一九八三年七月他榮獲國家民委、國家人事部和國家科協授予的“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做出貢獻”榮譽稱號；一九八七年他又榮獲貴州省科學大會授予的“爲科學技術工作作出重大貢獻者”獎勵。

一九七八年李學高當選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委員；一九八三年三月、一九八八年三月他兩次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出席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各次會議。

一個石門坎學子的講述

李學高老師是講滇東北方言的苗族最早的高級畜牧師，我在自己三十多歲時有幸同他見過一面，那是一九七六年夏秋之交，在我父親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接受管制、我岳父被歸入歷史反革命分子記錄在案，許多心系革新的同胞們像避疫病似地謹防接近我們時，他來我家造訪，這叫我們非常感動，地點在昆明。那時候雖然有時間可以親自向他請教，但我還沒有意識到要深入地向長輩們討教他們成長的過程和他們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及建議，現在想起來實在太遺憾。後來在多次與石門坎苗族先輩的接觸中，我逐漸瞭解到，對於李學高老師，我們在記住他是一位很成功的高級畜牧師的同時，至少還得記下他辦過的以下四件事：

一、        奪冠獎盃贈母校；

二、        籌劃在貴陽花溪置地建畜牧場；

三、        不買電器買草種；

四、        提議在中央民族學院創辦苗語師資培訓班。

一九四二年李學高老師從重慶中央大學畢業後他特地回了一次石門坎，將他曾在昭通各界體育運動會獲得的一項冠軍獎盃和在成都西南大專院校體育運動會上獲得的一萬米長跑冠軍獎盃，贈給了石門坎私立光華小學。這些獎盃是銀質的。有的前輩對他講，如此貴重的獎品最好你自己留下。他回答道：“沒有石門坎光華小學，就沒有我的今天，獎盃歸於母校我自己才心安。”雖然後來這些獎盃同石門坎的其他貴重資料及物件一樣，被後人遺失了。但李老師事成榮耀歸母校的品德，永遠值得我們苗家後代學習。

一九四九年初，隨著中國政局的巨大變動即將到來，在貴陽花溪一些擁有大片土地的家族有意賤價出售他們的地産，李學高老師買得了相當面積的一些荒山坡地。他打算在窮人翻身做了主人的時候，帶領威寧家鄉的窮苦苗胞在貴陽周圍的山區開展畜牧養殖，供應居民肉食，致富于苗族同胞。這是一種超前的想法，要是在今天，那麽這件事情肯定成功。只可惜那時許多農民還無地或少地，一九五一年以後在我們雲貴川地區，首先要解決農民數千年來迫切需要擁有自己的一份土地這一件根本大事。李老師審時度勢，最後把這些土地交給了當地人民政府。他著手置地建牧場的事沒有成功。但是，一個來自貧困民衆的學子，當他學成後首先採取措施，用其才智和財力去幫助自己的同胞改善生存條件，這種思想是應當提倡的。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勿以成敗論英雄。”我想這句話用在李老師經歷的這件事上是恰當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他有幸隨團去新西蘭考察畜牧業生産，他是大花苗知識份子中第一位到英語國家訪問的人。那時我們國內電視機、電冰箱這些産品還不豐富，許多出國的人會借機順便帶回一兩台。但是李老師去新西蘭沒有買回任何電器，他買回來的僅僅是新西蘭的優良牧草種子，人各有志，李老師的志在什麽地方？他的志不在自己而在事業。這件事值得我們苗族同胞好好記住。

一九八八年，李學高老師再次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同張榮先生等與會代表一起，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了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創辦苗語師資培訓班的提案。他們的呼聲受到政府的重視。一九九一年，一個按照他們提案要求而開設的班級終於在中央民族學院民語三系開課，這個班級叫苗族語言文學專業班。王維陽、楊建忠、龍建華三位講滇東北方言的苗族高中畢業生有幸成爲這個班的第一批學員。

這是包括李學高老師在內的全體苗族代表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這種關心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精神，定會被世人頌揚。

注：作者系主人公一位摯友之長子

二○○六年十一月于雲南大城

趙月林（中排左三）、黃桂英（中排左二）、張美玉（中排左一）三位老師和她們的石門女校學生在一九四九年,其中學生有朱玉冰、朱玉華、吳玉芳、張美琪、張美德、張美瓊、楊俊菁等十二位。（張美琪提供）

逆境不滅的陶開群

富國美子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陶開群老人收到貴州省人民政府頒發給他從事教育工作逾三十年的人民教師榮譽證書。在他退休離開石門坎學校五年後，在異地他鄉的一所山村學校，他接到這份禮物，真是感慨萬分。他從事的工作曾充滿艱辛，他走過的歷程曾充滿坎坷。但今天他的事業得到政府的重視，他的歷程得到政府的肯定，他心中充滿了喜悅。

一  出生和家境

陶開群先生原名陶開富，字潤之，苗名 K? AÍ. Qã X?、譯名耿忠.尤照。苗族。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他出生在雲南省彜良縣毛坪區虎丘鄉石頭寨，村寨的苗名叫'M? VÑ NE³。其父陶明元，是虎丘鄉簸箕寨'M? T¡ W?陶氏家族的第四代嫡系長子，受父命遷往石頭寨料理本家事務，是位勤勞樸實的農民；其母陶李氏，娘家住彜良縣小發路青樹林，是位善於紡織的苗家婦女；在六兄弟姐妹中，陶開群先生排行第四，有兩兄一姐兩妹。

二十世紀初葉，虎丘鄉地主羅樹先家每年秋天到石頭寨收取全寨地租後，總是把租糧用升斗量畢裝籮存放于陶先生家樓上的倉櫃裏。每年開春地主家需要多少，就派家丁帶人來背多少，斷斷續續地到來年秋收前背完。意想不到的怪事就出現在第一個年頭存放的租糧剛運完畢，地主管家就擡著賬本對其父說；“存放在你家的官糧已經背完，照數結算差了一石六斗，你家必須如數賠補。”他父親十分驚訝，據實申述說：“官家的東西，誰也不敢動，上了鎖的樓門，誰也進不去，官糧不會少。”地主管家不容申辯，開口便說：“租子是在你家折損的，既使你有天大的理由，也該你家賠。人落人家，貨落商家，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他父親問：“哪兩條路？”地主管家說：“一是如數賠還，二是按盜竊官糧吃官司。”在那時候的苗民你能到哪里去討公道呢？思前想後，爲保一家平安，只能忍氣吞聲倒貼給地主家一石六斗糧食。從此年復一年地敲詐盤剝……直到他的長兄陶開華一九一三年到石門光華小學讀了一年書，能與地主管家就租糧保管逐筆對帳登記，即糧食進出雙方有帳，每次變動逐項核對。從此再也沒有倒貼一斤糧食。這事使他們的父母從中悟到了：識字才不被欺騙，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懂得了這個道理，所以再苦再累再艱難他們都讓孩子去讀書。

二  五歲背書五年級考初中

陶開富先生的兩位長兄相繼從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光華小學畢業後受聘外出教書。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剛有五歲的他跟隨兩位長兄到貴州省威甯縣黑石頭長海子'M? Y? Q? T? 念書，一個學期就熟讀了兩個年級的《共和國文》，能背許多課文，在他七十歲高齡時還給孫子們背誦：“中華，我國之國名也。自我遠祖以來，居於斯，衣於斯，食於斯，世世相傳，以及與我。我爲中華之民，豈可不愛我國焉。”可見當時許多課文他已背得爛熟。因爲母親捨不得年幼的么兒長時間離家，兩位兄長才不得不領他回家。這次回來使他停學達七年。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上學期，他十二歲才正式到石門光華小學讀一年級。下學期又因學校附近有人患傷寒病，其父擔心他被感染，所以暫時讓他轉學到彜良青樹林小學寄宿于其二舅家繼續就讀。

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他從青樹林小學去他二哥一人執教的離家約三公里的小寨小學上二年級。其二哥是學校所在地小寨'M? T'Ï LÏ李署納家的贅婿。每逢農忙時節，因爲缺少人手，他二哥不得不停課去幫助岳父母搶種搶收。爲了不妨礙學生的學習，這一年的春播和秋收時節，他二哥白天下地勞動，晚上輔導他完成其功課後，同時又教他三年級次日的功課。吩咐他第二天包攬一、二、三、三個年級全部課程的教學。當時的教學主要是教學生讀書、背誦、習字和計算。這段時間，他白天當小小先生上課，晚上又要在兄長的嚴格指導下備好比自己高一年級的課，儼然承擔一個代課教師任務。這一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繁重教學工作讓他切身體會到了“苦”和“累”的含義。不過正是充當前後加起來近兩個月的做小小先生的鍛煉，使他在期末參加石門坎學區成都華西教育委員會的統一考試時，得心應手地完成了三年級試卷的所有答題並都獲得滿分。讓他刻骨銘心地懂得了每一項成功只會出現在付出艱辛努力之後。

民國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春，已十五歲的他到石門光華小學讀高小，幸會時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的滇東北苗族歷史上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吳性純醫師，得到了吳校長的親自教導。期盼早日成才的他剛讀完五年級就迫不及待地報名與六年級畢業班去昭通參加初中入學考試。開始未獲校長批准，但在他強烈要求下最終還是破例讓他去參加考試。行前吳校長叮囑：“記住，考不取的話，要繼續回校讀完六年級。”他爽快地答應“好”，其實他心中暗下決心非考取不可。

考試結束返校，帶隊的老師向校長彙報時說到：“考題中有一道‘寫出與雲南接壤的國家’的題目，這是小學課本上沒有的，所有考生中只有我校的陶開富一人圓滿答出。”最後他在兩百多名考生中，以總分排名第五被昭通明誠中學錄取。有同學問他，他是怎樣答出這道題的。他誠懇地說，自己只是平時喜歡駐足於地圖前，見多了就記住了。

考取初中令人高興，他的父母每年要賣一石四斗包穀即一千市斤包穀才夠他上學一年的開支。父母克服一切困難支撐他學習，直到他的長兄陶開華從昆明返鄉任國民黨彜良縣縣黨部副書記，承擔了他的學費後，他父母的負擔才有所減輕。陶開富深知，自己是靠父母和兄長的血汗供應才能上學的，因此學習特別認真。他的英文成績經常受到英籍老師尚德本牧師的讚賞，尚老師在班上誇他，說他的英文成績在班上比請老師做家教的學生還要好。

三  投筆從戎

民國二十三年即一九三四年，再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陶開富就將初中畢業了。就在這時，他的長兄接到摯友張光宗先生的來信，要他在自己的親屬中挑選身體健康、有文化的青年並親自送到昆明進軍校學習。

兄長把這一消息告知正在上學的弟弟陶開富， 陶開富認爲，爲使苗族人民擺脫壓迫和歧視，選擇從軍的道路是最好的，這個機會不能錯過。便毅然棄學跟著長兄去了昆明，那年他將滿十八歲。

在赴昆明途中，大哥對他講：“我們這次去昆明，不是爲做官，更不是爲發財，我們只是去見世面。世界很大，複雜的情況很多，我們一生一世會碰到許多意想不到的複雜局面。爲了民族、爲了家庭，我們要去學習如何應對出生入死的惡劣環境。”他的大哥教過書，又曾在威寧長海子、雲南武定一帶帶領苗民武裝打擊過土匪強盜。所以大哥的話，他很看重。這席話後來也竟成了鼓舞他在逆境中能站穩的一個重要支柱。

四  兩度軍校生

他們從昭通出發走了十二天到達昆明。找到張光宗先生，他們帶上張先生的親筆信去找景司令官，到設在昆明翠湖邊上的雲南省常備隊官長養成所學習。在這所學校他們遇到了朱有林、朱有成、龍澤光、潘蓮、潘老四等幾位苗族學員，他們是從昆明周邊鄰縣召來的。培訓三個月結束後，陶開富先生被分配到雲南補充二大隊（雲南整編師三團），任準尉特務長、排長。先後駐紮于蒙自和麗江。

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連長看出他聽話有文化，就替他出報名費，推薦他考軍校。不久便如願以償進入了仍然設在昆明翠湖邊上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學習。這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進攻我宛平縣城，炮擊盧溝橋，造成了盧溝橋事變。九月，軍校接到長官處指令：所有軍校學員全部提前畢業，立即各自爲其所屬本部在昆明領取給養及軍械，準備奔赴抗日前線。戰爭使他的軍校學習提早地結束了。

五  東進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底，陶開富所屬的部隊從麗江開到昆明。年長的營連級軍官一律退伍，由地方安置。他大哥的摯友張光宗去個舊任縣長，他大哥陶開華去個舊任警察局長。他的連長因年紀大且有腿傷，也安排退伍，由他接替連長職務。他的連隊屬國民革命軍六十軍一八四師一〇八五團三營十連。

十月十日雙十節辛亥革命紀念日那一天，部隊舉行了抗日誓師大會。十月十二日，重陽節那天，他們從昆明巫家壩機場的營地起身，開赴前線。這天，正是陶開富先生的二十一歲生日。

行軍第三天中午，連隊中有三個新近補充入伍的昆明籍士兵腳上起了不少泡，掉隊了，最後乾脆坐在地上，班長拉，他們不起來，排長扶，他們不肯走。陶開富去看時，他們說再這樣走就寧肯死了。幾乎所有連隊都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彙報到團部後，曾澤生團長命令：“凡是賴著不走的，不管什麽原因，就地槍決。”連長命令連隊停止前進，叫人把三個賴著不走的士兵架到隊前，按照團部命令，叫三個戰士出列執行對他們的槍決。這時，三個掉隊的士兵才認識到事態嚴重，跪下求連長饒命。陶開富問他們：“如果你們再賴著不走要怎麽辦？”他們說不敢了，如果再犯，任從處決。連長到團部替他們作了擔保，這三個士兵終於滿身大汗艱難地跟上部隊前進。一個農村來的戰士對連長講，他願意輪流給那三個士兵扛槍。陶開富說：“行軍才三天就要別人幫著扛槍，以後怎麽打仗呢？讓他們自己扛。”話是這樣說，但此後，每到宿營地，他都派人到老百姓家裏借來數口大鍋燒水，令全連戰士都用熱水燙腳，再找草藥煎煮給腳泡多的士兵擦腳。

五天以後（即出發後八天），他們連隊沒有士兵掉隊，沿途戰士們情緒高昂，他們唱著六十軍軍歌，六十軍軍歌的歌詞是：

我們來自雲南起義地方，走過崇山峻嶺開到抗日戰場。弟兄們用血肉爭取民族的解放，發揚我們護國靖國的榮光。不能讓敵人橫行在我們的國土，不能讓敵機在我們的領空翺翔。雲南是六十軍的故鄉，六十軍是保衛中華的武裝；雲南是六十軍的故鄉，六十軍是保衛中華的武裝。

陶開富先生又爲自己的連隊編了一首連隊戰歌，他們連隊的戰歌歌詞是：

我們來自雲貴高原，我們是三迤各族子弟兵。萬惡的日寇侵犯了我們的國土，我們奔赴抗日前線，不怕流血，不怕犧牲；不怕流血，不怕犧牲。前進，爲了我們的祖國；前進，爲了我們的人民。

他們連隊唱著這些戰歌，戰士們相互幫助，官兵之間相互告誡，終於在民國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全連無減員全部順利地到達了長沙。結束了爲時兩個月的長途行軍。

隊伍抵達常德就聽到了上海失守，中國最大的城市落入了日本人手裏，陶開富心裏很不是滋味。到達長沙後，聽到要參加首都南京保衛戰，到爲國奮戰的時候了，連隊群情激奮。火車呼嘯著在江漢平原上向東疾馳，大家決心誓死保衛首都。到了南昌，第一次遇到日機轟炸，五十架日軍飛機編隊向所有城市目標轟炸，許多難民被炸傷炸死，許多樓房被炸垮。中國軍隊的還擊很猛烈，但是竟然一架敵機也沒有擊中。裝備落後，技術差。無限的感慨湧上心頭。轟炸使他知道離前線不遠了。國民在傷亡，國土在淪陷，作爲軍人，他誓死不讓日本人前進一步。

火車行到浙江衢州，部隊接到命令停止前進。陶開富參加了團長招集的軍官會議，知道南京失陷。國家中樞所在地，國家心臟被敵人佔領了，而作爲保衛她的軍人卻還活著，這是恥辱。那一夜，他一直沒能合眼。

六  受訓武勝關  血戰臺兒莊

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在擬從杭州向北朝南京方向夾擊日軍的計劃失敗後，六十軍奉命原路返回。後來經武昌到達武勝關。武勝關是位於湖北和河南兩個省交界上的一個軍事要地，他們在那裏接受了德國教官爲時一個月的實戰講課。

六十多歲的德國教官斯達開親自握著機槍，“嗒嗒嗒”地向前方點射，命令受訓部隊從槍彈下匍匐滾翻前進。子彈嗖嗖地從頭上呼嘯飛過，跟實戰沒有兩樣。教官反復強調：“現代戰爭，進攻一方應以單兵行進爲主，輔以三人一組編隊前進，集團行進傷亡極大……”陶開富認爲這位德國教官講得很有道理。在他看來“把己顯露給隱蔽之敵等於送死”。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雲南六十軍接到進入臺兒莊陣地的命令。開始同日軍交火的那一天，在日軍大炮密集轟擊後不久，便看到前方的中國軍人如潮水樣敗退下來。在張沖師長的命令下滇軍奮不顧身沖上去，與日軍廝殺，奪回了潰軍丟棄後被日軍佔領了的陣地。

在臺兒莊堅守禹王山的戰鬥中，他們連隊深挖掩體工事，巧躲日機轟炸；正面抵禦，側面奇襲，擊退日軍多次反復的地面進攻。儘管連隊傷亡過半，但是他們是本團沒有後撤一步的少數幾個連隊之一，爲我方的軍事布設贏得一定的時間。

最慘烈的戰鬥無過於與日軍士兵拼刺刀。陶開富的連隊用三人一組背靠背地相互照應與日軍格鬥，肉搏時即拼刺刀也開槍。在這種刺射結合的攻擊下，武士道培育出來的日軍失去了陣腳，因爲他們拼刺刀就不射擊。陣亡士兵的屍體堆裏，敵中有我，我中有敵。

最無謂的犧牲是敵前的集團衝鋒。敵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我軍衝鋒的喊殺聲震耳欲聾，甚至掩蓋了槍彈的鳴響，真是一派勢不可擋的架勢。不過，只見在“嗒嗒”“嗒嗒”的敵方點射下，我方戰士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戰場上到處是戰友的遺體和死傷的戰馬，血流成河。退下來後，陶開富他們第一次打大仗的年輕軍官建議用德國教官指出的方法前進，但是遭到否決。原因是德國和日本是軸心國，不能聽德國人的。我方爲此付出了成排成連的犧牲。難道報國就不應避免無謂的犧牲嗎？

最令人憎惡的是搶民的潰軍。有一次陶開富連隊奉命跟隨張沖師長去阻止友軍潰逃行動。張師長出現在潰軍面前，通報軍階，傳達命令，叫他們立即返回戰區奪回陣地。這時騎在一頭毛驢身上的潰軍連長，聲稱他們是一一五師的，滇軍管不著。口中罵到“象你這樣的師長我見得多了”，一面罵一面向師長射擊。警衛員立即撲向師長進行保護，不幸中彈。不用什麽考慮，陶開富一槍把那個連長打下了驢，全連槍上堂對準潰軍。這是他們連第一次不得不把槍口對準中國自己的軍隊。潰軍終於放下從老百姓手中掠來的雞、搶來的糧，狼狽地不耐煩地回防。不保國反倒害民，這樣的軍隊最令人深惡痛絕。

七  突出重圍棄武返鄉

雲南六十軍是一支很忠誠且英勇的部隊。他們常常吸引住敵人配合著友軍作戰。他們經常要牽制成倍於已且瘋狂至極的日軍，掩護裝備比自己精良的另一部國軍撤退。開始陶開富他們以能掩護友軍而感到自豪。但多次這樣的場面，使他産生疑慮：似乎有人有意把滇軍往日本人的槍口上推。大敵當前中國軍隊之間還存在著你算計我、我提防你的局面，六十軍即要對付日軍的明搶，還得提防自己軍內的暗箭，太危險了。一次，爲了掩護友軍退卻，他的連隊幾乎全部覆沒。按軍隊數量，形式上我方超過日方數倍，但實際上形不成合力。中國方面一部分軍隊在拼死與日軍血戰，一部分軍隊卻暗保實力，不去迎敵，這樣做能打勝仗嗎？

由於有的國軍搶掠居民和難民，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滇軍很難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援助。他所在的滇軍陷入艱難困境之中。

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五月，雲南的六十軍陷入日軍的重重包圍。部隊斷炊，只能用戰死的軍馬充饑，用刺刀作炊具，用鋼盔作鍋竈維持生存，戰士們堅守陣地連續十多天泡在全是泥水的戰壕裏。到奉命突圍時，他們衣衫襤褸，頭髮長得似囚犯。個個已疲憊不堪。經過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激戰，滇軍終於沖出了層層包圍。

到達湖北宋埠休整時，全軍只剩下兩千五百多人，不足原來的十分之一。只剩下有一個團的兵力。陶開富屬編餘人員，分在副官處，管理團隊伙食。

仗能這樣打嗎？

他想起戰爭中他最可憐的難民、軍馬和小雞。

難民，爲不淪爲日本奴隸，背井離鄉，四散逃難，但又要被本國的潰軍搶掠、欺辱，可謂災難重重。

戰馬，牠們爲勝利曾馳騁疆場，但傷倒在野地後無人救援，牠們的頭顱不時擡起又倒下，偶爾發出淒慘的哀鳴，真是目不忍睹；也有的戰馬一動也不動地站立於陣亡戰士身邊，牠們嘶鳴向人求援，不管槍炮在周圍如何作響，牠們毫不在乎，只顧不時地用前蹄敲擊地面喚起主人的蘇醒。然而或是被敵奴役或是死亡的陰影籠罩在牠們身上，使人哀愁。

小雞，戰火中牠們的母親葬於人腹。牠們失去母愛，失去家園，失去食物，不顧危險本能地“唧唧唧”地叫著，一直跟在戰士們的後面跑。小小的生命眼看隨時都可能葬送於無情的戰火中，真叫人可憐。

難民、戰馬和小雞，他們對於戰爭的發起沒有任何責任，他們沒有任何罪過，可是付出的犧牲最大最慘。他們是戰場上最可憐的三種生命物。

他反復思考，作爲軍人要必須死得有價值。軍人不能掌握自己和自己部隊的命運也是很悲慘的。仗不能這樣打。

他最後決定離開部隊。他同自己的好友陳鴻業連長談了這個打算，陳先生講：“你先走吧，對於走，我也是遲早的事情。現在我幫不了你什麽，你手中的那點部隊伙食費就帶在路上用吧。”陶開富講：“伙食費是弟兄們的血汗錢，我不能拿走，也不忍心拿走。我一定得把它們留下。”之後，他把爲數三十塊大洋的團隊伙食錢交給了陳連長。在一天早上陳連長帶隊伍出發後，他登上事先安排在團峯湖邊等候的小船，啓程歸返遠在數千里之外的故鄉。

在返鄉途中，川軍一位不相識的下級軍官掩護他度過了緝查險關，湖南大學龍翔初教授資助他十塊大洋作返鄉路費，貴州銅仁一家有兒子在前線的大戶給了他禦寒的衣裳。他目睹敵機炸彈落在他座位上炸了那節車廂這一險情。他和同行的難友經受了瘧疾的摧殘，土匪的搶劫，地方保安軍的毆打，野狗的撕咬，疥瘡的侵染，饑寒的折磨。之後，他又送走兩個與他結伴而行不識字的患難軍人，一個到四川秀山，一個到雲南東川。歷時近半年，終於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底回到了離別五年的昭通。

八  君下之羔羊

到達昭通後，福滇醫院吳性純醫師第一個接待了這位形如乞丐體若病夫的學生，爲他治療途中染上的疥瘡和腿傷。他的侄兒陶紹堯給他帶來換洗的衣裳和生活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朱煥章先生專程走了七十華里路來昭通看望他。朱校長問陶先生將來的打算，在得悉他不再返隊伍後，朱校長邀請他去石門光華小學任教。朱校長還通告，儘管一九三九年他就要到昭通明誠中學任職，不再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但是對陶先生的這個安排不會改變。半個月後，陶先生的身體完全康復，他辭謝了恩師吳性純醫師，步行一天回到了生他育他的石頭寨，拜見了父母，會見了親友。

一九三九年初，春節快到了，他去彜良縣城角奎爲全家購置年貨。在角奎街上，他看到了彜良縣政府的一張公告，那是關於彜良縣抗日陣亡將士名單的公告。他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陶開富也在上面。他知道，這是陳鴻業連長爲了讓他返鄉後不遇到麻煩而給與的幫助。此時此刻，他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一同爲國難上前線的抗日陣亡戰友。作爲六十軍參加臺兒莊戰役不足十分之一的幸存者之一，他永遠不能忘記與他一起爲抗擊日寇而浴血奮戰的全部戰友。對於陣亡戰友，他更深切懷念，他希望自己的名字“陶開富”消融在戰友的亡靈中，自己將就作一支祭奠他們的羔羊和他們在一起……。從此他改名“開群”，群字當時寫爲“羣”，義爲君下之羔羊。在檔案裏，他填寫原名陶開富，現名陶開羣。

在檔案材料裏對自己這段歷史他還用了一個詞“開小差”，（一）作爲一名軍人，他清楚擅自離開部隊是什麽性質的事情。（二）儘管這是發生在他意識到部隊處於他所不能再提供幫助的境地，儘管事情是出現在雲南省主席命名張師長代理軍長，囑盧長官、安長官不要出席中央軍事會議，立即喬裝商人從上海經香港返回昆明之後，但他作爲一名軍人畢竟對自己離開部隊深感內疚。尤其是在看了彜良縣政府的抗日陣亡將士公告之後，他將要離開時，突然一個年紀和他相仿的年輕人來握住了他的手，說道：“兄弟，你太像陶開富了。”他靈機一動，隨口答道：“親兄弟嘛，怎麽不相似呢？”外表言談是很從容自然，但他內心卻難以抑制擅自離隊的痛苦。他希望在基督的牧養下作一隻悔罪的羔羊。這又是改名“開羣”的另一個原因。

九  文教與武教

陶開羣先生欲借從軍握有武裝以增強苗族自信自主能力的想法和做法破滅後。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春天，他遵從朱煥章校長的邀請到威甯石門光華小學任教。校董事會會長李正幫先生和新校長接見了他。也許是看到他是軍人出身，所以會見後，校長對他講：“你做學校訓育主任，同時任一班的班主任”。之後，校長又說：“你所接受的這個班級中有幾個是調皮出名的學生，希望你多關心給與調教。”陶老師回答校長道：“是，我一定盡心盡力。”

回到宿舍，他認真思考校長的要求，思考學生調皮的成因。“學生調皮不一定是壞事，有一點調皮沒有關係。關鍵是要看他是否說在理上，行在道上。有理的要加以鼓勵，無理的要及時勸阻。”他考慮“調皮搗蛋的學生無非是想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出來引起教師和同學對他的注意，他們十之八九爲聰明者”。

他與當年兩個“調皮鬼”的一些談話也許可以看出陶老師的施教行爲。這兩個學生來自較有名望的家庭，他們表現得無所畏懼，但是老師呼叫他們時又躲閃逃逸。不過幾次後，終於有了師生同席單獨交談的機會。

老師問：“一個學生誇口說他很勇敢，老師講的話可以不聽；不過老師找他面談，他就跑開不敢會老師。你看這個學生算不算勇敢？”這時師生相對而視，不約而同地笑了。

老師又問：“一個學生很勇敢，常欺負同學；另一個學生也很勇敢，見到同學被欺負時立即出來阻止。你看哪一種勇敢行爲好？”

老師再設問：“一個人很勇敢，他敢去搶別人的東西；另個人也很勇敢，他敢去制止搶人行爲。我們應該去學習哪一種勇敢行爲呢？”

多次反復的交往，縮短了師生間的心理距離。從單純地怕被老師打手心變成了信服。學生從與老師的交往中認識到僅僅不怕不等於勇敢，勇敢是維持秩序、伸張正義、扶持良幼的行爲。慢慢地他們聽從了教悔，發生了可喜的轉變。

當時校長指出以調皮著稱的兩個學生，後來一個大學畢業成了水利工作者；另一個上了衛生學校當了醫生，後來還擔任了一個縣的衛生行政幹部。他們回想起老師的教導，很有感觸：“若無先生當時的教誨，他們現在可能是另外的樣子”。

“學生調皮不可怕，怕的是爲師的不知道學生爲什麽調皮”。這是陶開群老師對頑皮學生的態度。

“文教”是改變學生不良表現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出於關愛，出於教育，只用“文教”不可能解決一切“調皮”現象，有時要用“武教”。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石門中學就有幾個學生因互有成見而動起了石塊棍棒，以致最後是刀槍。陶老師去處理就動以禁閉繩索和鄉丁，直至將肇事者開除。因爲這些學生已經是十九到二十歲出頭的年齡，完全有行爲認知能力了。這種“武教”是不得已而用之，爲師者本意也是望其學子變好。

陶老師在其教育學生的過程中，用過和顔悅色，也用過聲色俱厲。他認爲辦教育要有熱心腸，但只靠熱心腸辦不好教育。在對學生的行爲教育中，要獎與罰相輔，誇於責相佐。

十  見證石門初級中學的創辦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初，朱煥章校長調到昭通明誠中學任教導主任。見到長海子、咪咡溝、大坪子、拖姑梅和石門坎等地已經有完小小學，許多學習成績好的苗族學生考上初中因家境貧寒而無法入學，這個殘酷現實使他寢食不安。他深知家庭承擔不起子女在城市上學的費用已成爲苗族學生升入初中繼續學習的主要障礙。他萌發了要在石門坎建立一所初級中學的念頭，以便讓家庭貧困的苗族學子即使穿麻布衣服、吃洋芋苦蕎也可以上得起學。

從民國二十九年起，連續三年的三個寒假，朱校長都從昭通返回石門坎，先後在祖基河及石門坎召開會議，邀請石門坎教會教牧人員和學校教員與會。陶開群老師有幸每次都應邀參加。出席會議的還有王正剛、王興田、王興中、朱啓孝、朱盛德、吳性良、吳性純、李正文、李正品、李正邦、楊明開、楊明章、楊榮先、楊榮新、張文明、韓正明、韓紹綱等三十餘位熱心民族教育的人士。大家面對面地坐在燃有煤火的堂屋中央，共同就能否在石門坎建立一所初級中學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商討。第一次會議便決定：一、一定要在石門坎建立自己的一所初級中學；二、由教會各支堂向同胞們宣傳，負責組織建校募捐，苗族同胞能捐多少收多少；三、由朱煥章校長、吳性純醫師出面遊說社會各界人士，爭取得到廣泛的支援和資助。

經過朱校長、吳醫師他們多方面的遊說聯絡，特別是朱校長在其彜族同學中深刻解說，終於感動了一向關心民族教育又苦於有一些子女在昭通上學染上了不良習氣的彜族上層人士，他們於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六月，通過隴體芳先生和楊砥中先生轉告朱校長，他們願意參加校董事會，爲在偏遠的石門坎鄉村建一所初級中學貢獻力量。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陶開群先生到昭通辦理停辦西南國立師範學校寸田埧實驗小學的手續，事後特意到明誠中學朱校長府上拜訪。朱校長對陶先生登門拜訪非常高興，一邊沏茶，一邊急切地對他說：“你來得真巧。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苗族、彜族和基督教會三方已決定九月份在石門坎建立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初級中學。聽到你在昭通，我正好要請你幫助擬定整個初級中學所需的資金預算”。聽到醞釀準備三年後，石門初級中學即將誕生，陶老師很高興，當即接受了朱校長分配的任務。他親自走訪了昭通城內相關學校，詳細地收集整理了各種資料，幾天後，就把擬定出的預算方案交給了校長，按每班五十名學生三名教師計算，其所需的課桌費、教材費、教具購置費、辦公費、教師工資等等每年需要十萬元中央鈔。後來，這一預算方案被楊砥中董事長和朱校長採納，並按方案，由建校三方各出三分之一。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九月，貴州威甯、雲南彜良等山區廣大貧民百姓期盼已久的西南邊疆石門初級中學正式成立。彜族知名人士楊砥中先生任董事長，朱煥章先生任校長，楊忠德先生任教導主任，楊榮先先生任事務主任，駐石門坎的英籍牧師代上英文課。當時在石門光華小學任職的陶開群先生兼上初中國文。楊砥中董事長在學校成立暨開學典禮大會上提出“忠誠義勇刻苦勤勞”作爲本校校訓。首屆新生有八十六名。

初級中學成立不幾天，朱煥章校長爲學校創作了《石門初級中學校歌》，歌詞是：

昆侖山脈烏蒙東麓，石門側有一清泉，潺潺聲泱泱暢流；合江東下大江同源，交通力賴文華溝通。    八方天地亂紛紛，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種子方萌發，建設基礎更宜堅；忠誠義勇培爾志，刻苦勤勞健爾身；力到此疆樹邊黎，服膺主義臻大同。

完稿後，朱校長謙虛地把詞稿遞給坐在他身後一張桌子辦公的陶開群老師，請其修改。陶老師接過詞稿，誠懇地說：“校長創作的歌詞，我沒有修改的資格，不過我一定認真閱讀”。他逐字逐句閱讀，並仔細詢問一些詞的寓意，之後對校長說：“歌詞寫得很好，我沒有不同意見。待配上曲後，我一定教同學們唱會”。朱校長當即講：“我們借用華西大學校歌的曲即可”。於是，陶老師不僅用音樂課，而且還利用課餘時間帶領學生集體演唱。終於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這天，身著貧民麻布長衫，胸別三角形校徽的八十六名學生精神抖擻地登上舞臺，以高亢、雄偉、嘹亮、整齊的歌聲向中小學全體師生、周邊民衆正式演唱了《石門初級中學校歌》，從此，這首歌響徹在石門坎上空，激勵著每一屆莘莘學子，直到一九五二年。

十一  犯上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初，石門光華小學的教師有兩個月未領到工資。對於不能及時領到工資的事，只要說明原因，教師們是體諒學校難處的。但是這次拖欠工資是因爲時任校長將工資挪爲己用。經多次交涉仍無音訊。無可奈何之下，老師們暗中商議，托曾經從軍的陶老師爲大家討回公道。於是，在一次早上升旗儀式結束後，陶老師當著全體列隊師生的面，詢問校長爲什麽挪用了教師工資，時任校長矢口否認。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陶老師只好按事前商妥好了的辦法對校長進行了體罰，掀起了大波。

在石門光華小學這所尊師重教的地方，出現了教師體罰校長的犯上行爲；在石門光華小學這所以廉潔著稱的學校，出現了一個校長挪用公款的怪事。無疑對整個學區及教會都産生了相當大的震驚。

事後，陶老師因“犯上”被小學校董事會會長李正邦牧師宣佈停職半年。小學時任校長則憤然離開了學校。決定宣佈後，朱煥章校長立即找到陶老師。朱校長說：“作爲一個系統，中學校方也要遵重小學校董事會的決定，但是請陶老師不要離開石門坎。”校長安排陶老師家暫且搬去他的一個私人宅院住下，之後校長對陶老師講“待半年期滿你就到石門中學上任，不要再回小學。”就這樣，從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陶開群先生就一直在這所中學工作，經受人生磨練，直到退休。

十二  帶槍的老師

石門初級中學的辦學經費來得非常不易，學校除了把學生交來當學費的糧食分發給老師作爲報酬外，其餘的都要靠學校一定時候安排人親自去昭通楊砥中董事長家或彜良梭嘎隴體芳家取回銀元來發放。從昭通到石門坎的七十餘華里路程，山高谷深，荒涼崎嶇，不時有虎豹豺狼出沒，最危險的事是常有土匪攔路搶劫，想要把銀元平平安安地帶回學校，要克服許多困難，最重要的是防匪搶劫。陶開群老師從軍回來，他責無旁貸應當擔起護送學校經費的責任。每次他都帶上手槍同工友一道去取銀元。

爲免遭土匪的突然襲擊或包抄搶劫，他們每次去取錢返校途中，他總要吩咐同行的工友走在前面，與他拉開一定距離，只要相互能看得見對方就行。

一次途經荒無人煙的大洞梁子，前後目之所及看不見一個行人。突然間山梁一側傳出了吆喝聲，緊接著一群形迹可疑的人朝著他們快步而來。陶老師立即對工友說：“不要怕，別跑。你背著東西不緊不慢地跟著路走，我搶先去佔據前面有利地形，他們就不敢動你”。說完，他飛快跑到即看得到女姑鄉，又能看見隨行工友的制高點。這樣做之後，那一群人便三三兩兩分散離去了。後來工友問他，“剛才我們爲什麽要這樣做”。他說：“迹象表明來者不善，但在他們沒有行動之前，我們不能開槍。只有佔據有利地形，他們馬上會意識到我們已有防範。如果他們敢動你，我的槍就響，一、他們要付出血的代價；二、女姑鄉的鄉丁們也會按我們事先與他們的約定，增援我們。”工友對這個處理方法有了理解。

也許現在聽說當年的中學老師有槍支會感到有點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匪患成災的年代裏，正因爲有了持槍護送辦學經費的老師和忠誠負責的工友，才使得學校有限的、來之不易又遠在外地的教育資金，能夠安全地到達學校。

一九四九年，駐新寨的地主武裝對遊擊團在石門坎中學集訓極爲不滿，遊擊團走後，他們揚言：“要到石門坎殺‘朱’過年” ，對朱校長和學校發出威脅。朱校長爲了免除校災，不顧個人安危，決定親臨新寨與地主武裝談判。陶老師竭力勸阻，他對校長說：“地主家就那麽幾十個家丁，已不具備進攻石門坎的能力。再有他們的班長排長都是你的學生，他們不可能做出進攻學校的事，你去那裏若被軟禁，我們便不好行動。打吧，校長在裏面；不打吧，他們又不放你。所以校長去新寨談判無任何益處。”朱校長最後說：“E? L? E? H? M? T� L??”（那麽不去了麽?） 陶老師肯定地說：“H? M? T�！”（不去了）確實，後來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那個威脅最終未付諸行動。

十三  求教於領悟

一九四五年，朱煥章校長征得貴州師範學院齊盼雲院長的同意，選派楊忠德和陶開群兩位老師去貴陽師範學院進修兩年。陶老師因父親年邁多病，父母要求他不要遠離，不得不放棄了這次難得的進修機會。但卻毅然與校長和同事們一起分擔了楊老師前往貴陽進修後留下的課程。

有一天，朱校長對陶老師說：“初一、初二的英語都請你擔任，有沒有困難？”

陶老師答道：“我不懂國際音標，上初二的英語可能有一定困難。”

朱校長說：“學習國際音標的事我們可以去請邵牧師（英籍）幫忙。”

於是，陶老師主動登門向邵牧師請教。邵牧師十分歉意地說：“我不懂國際音標。在我們英國，只有受過師範教育的人才懂國際音標，也才能教國際音標。我向你推薦趙教師（趙月林老師），因爲她在英國學的就是師範專業，你可以去找她。”

第二天，他去拜訪趙教師，趙教師十分樂意地接受了他的請求，並說此事邵牧師昨天已經告訴了她。趙教師囑咐他每周三上午八點去她那裏上課。他每次都提前十多分鐘到達，每次到達時趙教師都還在學習，而讓他在客廳坐候。八點鍾一到便立即開始教學工作，一點不浪費時間。趙教師嚴格的作息時間和嚴謹勤奮的學習精神令他欽佩不已。

他求教於趙教師歷時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趙教師系統地向他講授了國際音標。他按照老師的要求做了許多英文作業。最難忘的一件事是下面這件。趙教師評閱《自我介紹》這篇作業後，十分認真地問他：“陶老師，威寧的‘寧’字你們中國人讀‘lin’嗎？”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是的。”趙老師說：“可是我們英國人讀‘ning’。”他回到家立即查字典，“寧”的正確讀音確確實實是“ning”。這時他才領悟：身爲中國人，講了幾十年的漢語，自以爲無錯，不再深究，以至糾正自己漢語發音錯誤的居然是一位外國人。慚愧啊慚愧！

“他們一字一句都認真研究，不懂就說不懂，從不裝懂。由於她的發問，才使我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們對中文的研究是如此深入，說話做事一絲不苟，值得我們學習。”陶老師事後這樣感歎。後來他在趙教師的嚴格要求下，熟讀了英文版《林肯自傳》，又聽趙教師詳細解釋。爲他後來的英語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十四  莫氣餒要奮進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底，朱煥章校長作爲中華民國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去南京開會。那時學校每次升旗後都要背誦總理遺囑，孫中山先生臨終前囑咐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在他逝世後二十一年召開了，而且自己的校長成爲代表親自出席，作爲石門中學的師生有理由爲此高興。朱校長從南京返回石門坎前，陶老師作了一首歌並領學生唱熟，迎接校長。一九八二年時隔三十五年後，當年作爲石中學生之一的韓紹昌先生，將歌詞寄給陶老師，請他譜上曲，留作紀念。足見朱校長去南京開會時師生們的重視程度。

不過作爲校長，又作爲親臨會議的代表，朱煥章先生十分清楚國共兩黨的情況及中國的國內形勢。回到石門坎，校長向老師們講述了他的感受。“ Z? T? Z? E'¡ P? H? T?, Z? A� Z? Zµ P? H? M?,

  NTß C© T¢ TÍ H? Y? WÔ', C? M� L? NT¶ E? L? E?.”提醒老師們要認真思慮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爲了鼓舞總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民衆，陶老師借苗族古歌中的一首詩，改編爲有以下內容的歌，教學生們唱，這首歌用苗語寫成，歌詞漢譯是：

高山深處臥猛虎，天空高處飛鷹鷂。弱小畜禽被吃盡，柔弱飛鳥遭滅光。可憐世間諸弱小，東藏西躲遇魔妖。失去家園衆生靈，無處不遭強者抄。

有朝一日成大器，學會強行與抗爭。來日羽毛豐滿時，必硬雙翅定能飛。莫要悲傷莫氣餒，奮發競技向前奔。虎凶虎暴有終日，群起圍擊莫讓謙。鷹鷂晦遇狂飆時，萬禽搏其淨藍天。

這首苗歌，一九八三年住威甯縣馬踏鄉的張美雲同胞還爲來訪者演唱過。並說明這首歌是她作姑娘在石門坎讀書時陶開群老師教的。歌的本意是教人們莫因處境艱難而氣餒，要奮進。

十五  參政

一九五〇年，陶開群先生十分榮幸地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在昆明召開的雲南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這次大會使他深切地感到人民當家、民主民治的時代已經到來。他對與會的一些大花苗同胞講：“我們沒有爲勝利的實現出過一兵一卒，納過一升一斗，也沒有捐獻過一分一厘。然而受到新政權的如此重視，同全省各族各界朋友一起共商國是，極其不尋常，非常榮幸”。回校後，他更加努力工作，決心以出色的成績來回報中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自己的器重和關懷。當時出席會議的雲南各民族代表很多，光就講滇東北方言的苗族，當時稱大花苗，便有六七位。這使他體會到民族平等的時代真正到來了，國家前途充滿了希望。 

陶開群老師一九五〇年在昆明（石畿提供）

十六  普通話培訓

一九五六年暑假，陶老師受學校委派到貴陽參加全省中學教師漢語普通話短期培訓。報名註冊登記時，他有意瀏覽了報到薄學歷欄，除“中學二字緊隨自己外，其他教師均爲大學或師範畢業學歷。他無不感慨地當即爲自己作了題爲《自勉》的小詩。

文憑壓人一張紙，刻苦勤奮求真知；大學初萌誰教授，魯班師傅拜何師。

培訓期間，他預習、聽講、復習都很認真。就連星期天他自己也在宿舍裏大聲朗讀範文，反復練習普通話的發音，細心領會普通話的變音規則。最終，他成了在兩個月裏掌握了全部學習內容的少數學員之一，被學校特意安排在全體學員大會上作學習經驗交流發言。他的這件事，還受到貴州省教育廳主辦的刊物《貴州教育》編輯部的專訪和報道。

一位來自石門坎偏遠山區學校的苗族教師，在全省教師普通話學習培訓中取得突出成績，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石門初級中學的光榮。

回到學校，他認真地用普通話講授語文，倡導學生用普通話會話，開始改變過去在石門中小學用雲貴方言講授國語的狀況。

十七  要做想當校長的教師

一九五二年石門初級中學由人民政府接收，變成了公立學校，教師有了固定的工資，困難學生有助學金，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又從省內其他中學選派最好的老師來石門坎協助教學，又添置了許多教學設備。學生仍然來自昭通、彜良、大關、永善、鎮雄、赫章、織金、紫雲及威寧各地，從應屆或歷屆高小畢業生中考錄入校。整個學校一片生機勃勃。

陶開群老師（戴帽者）一九五六年夏在貴陽參加全省中學語文教師

普通話培訓時，與同事一起接受《貴州教育》採訪（石畿提供）

新的時代、新的教學、新的標準要求教師必須不斷地學習，要比以往更加認真，要從學校整體出發，像校長一樣思考學校教育。基於這樣的認識，陶開群老師更加奮發地工作。有一回一位苗族老師問他，爲什麽他那樣認真備課、批改作業和不計時間地工作。他直言不諱地答道：“要當校長唄”。這句話雖然後來看出對方是誤解了，但他不改初衷：一個教師如果不會站在校長的角度，從學校教育的整體出發來考慮本學科教學，那就不是一個好老師。

“我是一個老師，但應像一個校長，對學校所有的事情都關心，都有熱情，不論爲學生做什麽事，都看做自己分內應盡的責任”。陶老師認爲，一個學校，想當校長的老師越多，這個學校的工作就會越好做，這個學校就會越辦越興旺。

十八  進言與領難

一九五八年初，威甯縣領導安排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縣城，向正在整頓黨內作風的中囯共產黨各級組織提建議、意見或批評，幫助共產黨的組織改進領導作風。

會議期間，陶開群先生談了一個他思慮的問題、一項建議和一條批評意見。

他思慮的問題是，他擔心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象他們這樣孩子多的居民，主糧可能不夠食用。當時多子女的居民比較普遍，所以他認爲自己的這些思慮也可能代表一部分居民的想法。他希望政府將多子女的居民糧食定量供應後主糧可能不完全足夠食用作爲一個實際問題加以考慮。

他建議的事是：石門坎地區苗族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産成果不如中水回族地區和威寧城郊的。除了區域優勢因素外，原因是苗族地區的貧雇農過去多半是喜打獵不善農事的人，他們對耕作知之甚少，要領導大夥幹好就不大可能。所以就苗族地區而言，他建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領導必須要由中農或下中農這部分人中的能者擔當，讓懂農耕的人領導農耕。

他的批評意見是，“三位蘇聯專家來幫我國探礦，路經石門坎時，伙夫、營養師、醫生、護士、服務員等達三百多人，擡滑竿、牽大馬、背東西的若干，前呼後擁。” 陶老師說：“蘇聯老大哥來幫助我們建設，不應該如此興師動衆，浪費人力、財力、物力。”

後來，他思慮的第一個問題，被認爲是反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他提出建議的第二個問題，被認爲是與讓貧雇農當家作主的政策路線唱反調；他提出批評的第三件事情，被認爲破壞中蘇關係。再加上石門中學的一位老師揭發他有當校長的野心、欲同共產黨爭權。根據以上四條，一九五八年三月陶開群先生被劃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在威寧縣教育系統宣佈對右派分子處理決定的那一天，陶開群先生和威寧一小的校長坐在一起。會議尚未開始時，校長的兒子來到他父親面前，校長含著眼淚將手錶、鋼筆這些當時從教人員看作寶貝的東西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孩子走後，陶先生對那位老師講：“校長，我們都是軍人出身，你我都不過出自真心，說了幾句不中聽的實在話，想必不會把我們怎麽樣。望校長寬心”。校長說：“不錯，你我都是軍人出身，而且都打過日本兵。但我和你不同，我在任排長時在鴨池河邊讓紅軍流過血有過人命。我想現在是到還賬的時候了。作爲軍人我不賴賬，只使連累了妻兒才傷感。”

公佈結果，陶開群先生受到開除留用降職降薪的處分；月工資從中教六級每月五十六元降至只發二十六元生活費。回到石門坎幾個月後，他初中畢業的大女兒和小學畢業的二兒子被明令不准升學；她家屬的居民戶口也遭到取消，也即是糧店不再供應生活口糧；被安置在學校附近的石門坎寨子務農。師母每天參加生産隊勞動，但敵對分子家屬不得享受同等的工分待遇。被迫無奈，師母不得不攜兒女返回彜良老家，用其脆弱的雙肩獨自擔當起養育年幼兒女的全部責任。一家人從此離居達二十二年。

十九  揹伕奇遇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學校安排陶先生背煤炭供學校食堂燃用。他穿上縫有許多補丁的衣服，與當地農民一樣，背上墊著墊背，揹一個口寬底窄形似喇叭的背籮，帶著一根約八十釐米長上端有牛角樣分叉的杵，每天到雨撒壪炭山背煤。

第一次去背煤之初，煤廠廠長不在。一位十七、八歲滿身煤黑只見兩隻眼睛閃閃發光的工人問他：“老人，你會寫字嗎？廠長交待，給學校背煤的人，每背一背都必須寫個條子留給我們作爲向學校結賬的憑據。”陶先生說：“請你提供紙筆吧”。小青年隨即跑到工棚拿來紙筆遞給他。他寫下背煤字據後恭恭敬敬地遞給大眼睛的小青年。小青年看了字據，驚奇地歎道：“寫得真好，我還沒有見過寫得這樣好的字”。小青年好奇地問他：“你是不是老師？”他答道：“我是勞動改造的”。小夥子很驚訝。在他裝好煤準備動身回校時，煤廠廠長回來了。廠長一看見陶先生便滿面笑容地對他說：“陶老師，怎麽會讓你來幹這種苦活呢？”他一看，原來煤廠廠長也是自己曾經教過的學生，便爽快地回答道：“我正在接受學校領導安排的勞動改造”。談了一會兒話應該走了，廠長十分熱情地請老師空身先行，他親自替老師把煤背出最費力的全部上坡路段後，才交給老師自己背著下坡向學校走去。

自那以後，陶先生每天去背煤，幾個年輕的挖煤工人都很誠懇地請他教他們學習寫字、練習記賬；並且都爭著幫他裝好煤，又替他背出那段上坡的路。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陶老師爲自己落難時還有人向他求教，又爲在這種時候碰上了知禮知恩的好弟子而感到欣慰。

一九八〇年陶老師退休離開石門坎回彜良老家，頂替其工作的小兒子陶紹飛征得校長同意，由領導安排張國祥師傅駕駛校用卡車把他留在學校的一副用了多年的石磨運去彜良。其子借此機會隨便買一車石門坎的優質煤運去給父母。汽車開到煤廠後，隨同去裝煤的王正琪老師告訴年長的廠長，這車煤要拉去彜良給當年的老陶老師用。廠長立即吩咐十來位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在地面上用鏟子向車廂送煤，一組在車廂上面邊裝邊踩，爲的是多裝一點給老師送去。裝了滿滿一車煤，他們不僅分文不收，還深情地對先生的小兒子說：“老陶老師的恩德我們無以回報，這車煤就送給老師和師母，感謝他們當年對我們的辛勤教育和真誠的關心”。學校卡車是載重量兩噸的南京牌汽車，張國祥師傅駕車駛至母洛河邊挂上一檔加大油門才爬出猴子岩的坡路。張師傅自言自語道：“車用盡了馬力才爬出這個坡，這車煤，不低於四噸”。真是情深禮重。

二十  農耕與放牧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間，陶開群先生的大多數時間是到學校位於沙鍋廠背後的校辦實驗農場或種地或放牧。對農耕及畜牧有興趣的學生，他總是找機會對他們進行作物栽培、家禽家畜餵養等一些實用生産技術的示範指示。

多少年以後，安順實驗中學副校長王文憲老師，他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教員，然而在鎮寧和紫雲他曾種過果樹、用材林，他曾餵養的家禽，他曾種植的莊稼，都被當地農民所誇。有人問他，爲什麽這些農牧技能他都會。他笑而答之：“這既是受祖父王丕承老人的影響，有的益于在石門初級中學讀書時陶開群老師的示範指導”。

石門坎集市以前是七天一場，光靠在集市時買菜是難以解決老師們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石門中學的大多數老師都在校園內開闢大小不等的一小塊土地來種蔬菜。陶老師也在廢棄的瓦礫堆裏開闢整理出幾平方米的地種菜。與其他老師同時種的菜相比，他種的菜要嫩綠些，要長得好些，食用口感很不錯。當時在石門中學任教的曾志賢老師覺得奇特，“陶老種菜的秘訣是什麽呢？”在一個月夜皎潔的晚上，他巧遇陶老師送清糞水去澆菜，一見面他就說：“陶老，你種的菜比誰的都好，我想向您請教種菜的訣竅”。陶老師告訴他：“菜是喜氮的表根植物，它對水肥需求較高，在其長出兩片子葉至收穫的生長期間，能保證三天一肥（易滲透被植物吸收的經過腐熟稀釋的有機肥，如人糞尿），七天一水，滿足它對營養和水分的需要，再就是除草捉蟲防病害。這樣長出來的菜就富有營養且可口，同時地也會越種越肥”。聽了這個介紹，曾老師也種出了自己滿意的蔬菜。

一九八九年，陶老師和師母在貴州省紫雲縣新馳學校教書時，他們種的包穀和蔬菜，比村子裏其他人家種的好得多。村支部書記楊華學先生對村民講：“這兩位老人不僅教孩子讀書，也在教我們種莊稼”。

二十一 患難中的情緣

這一小節，將通過四個小故事來講述患難時陶老師遇到的社會情緣和家庭親情。

（一） 陶老師被劃成右派分子那年，其初中畢業的長女和小學畢業的次子，儘管他們的成績均在應屆石門中小學畢業生中的前五名，但一律被取消參加升學考試的資格。

正在陶師母一籌莫展時，威甯縣中水區陳區長下鄉視察來到石門坎，走到陶老師家，知道了這種情況。他對陶師母講：“我認識陶老師，我們都是軍人出身。孩子不能升學後得給一條出路，總要吃飯嘛。他們成績好，我給學區負責人說一說，讓安排他們教書去。”陶師母感動得熱淚盈眶。是年八月，兩個孩子被安排在中水區出水農業中學和中水小學任教。

在階級路線及其分明的那個年代，陳區長是在迎著巨大的阻力、冒著極大的風險，爲陶老師一家辦了一件救他們出危難的大事情。陳區長這位共產黨員的恩德，陶老師一家永志不會忘懷。

（二） 學校老師是有假期休息的，但成右派以後，陶開群先生已不被認爲是老師。他沒有假期，在學校放假時，他必須留校完成領導分配的任務，即使年關也不能返鄉與家人團聚。

一年冬天，家鄉石頭寨的生産隊每戶分得兩斤豬肉過年，年前陶師母將肉煮熟，之後切下一半，領著小兒子帶上半塊肉走了一天路到石門坎去見陶老師。第二天，他們母子從石門坎返石頭寨前，才悄悄地將帶去的肉放在碗櫃中的一個大碗裏。小兒子在櫃中留下一個字條，上面寫道：“爸爸，我們留下一點小菜在櫃裏，請您自用。家裏也有，您別擔心。”

難得的一點肉，不多的幾個字。就這樣，一家人在患難中相互關心，互相體貼來度過。

（三）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陶先生的小女兒一個人去生産隊集體食堂打飯時，不幸被人潑開水燙傷。得知消息後，他向學校領導請得一天假，將自己身上所有的二十多塊錢帶上，連夜從石門坎趕回石頭寨，天亮到家。他對小女兒的醫治及家中的事情做了安排後，天黑，又走夜路回石門坎。夜行七、八十里的山路，電筒也買不起一把帶著，行走很艱難。但是爲了家庭，也爲了不違犯給假一天的規定，他按時天亮前趕到了石門坎學校。

（四）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學校教師不少假期要集中到縣城學習或開會。每次活動，陶老師也要隨去爲大會做挑水、撿菜、篩煤、燒火等勞務性工作。此時，他在該縣中水區學校教書的女兒也去學習。雖然大會有明確規定，要劃清界線，不許單獨與地富反壞右分子見面，但他的女兒還是去看了他。有一天晚上，學習討論的人員散去後，陶老師還在威寧一中食堂背後摸黑篩煤渣，揀出白天做飯未燒盡的煤炭塊，女兒心疼不已，偷偷跑去想幫自己的父親，女兒含著淚，一邊給他拍打身上的灰塵，一邊接過他手上的篩子，對父親說：“爸爸，我替您篩一下，您太累了。”陶老師從女兒手中搶回篩子，勸女兒迅速離開，以免再受牽連。但女兒還是堅持同他一起幹完了活。一面幹活，他一面給女兒講，“我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窮人的孩子，什麽樣的苦都吃過，這點勞動算不了什麽，不要難過。”“不過，我覺得這些事太委屈爸爸了。”女兒繼續說。陶老師講：“我是新舊社會都經歷了的人，我深知爲了讓窮苦人民過上好日子，共產黨人作出的犧牲最多，爸爸所接觸過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說話貼近民心，辦事合乎民意的人。所以我相信我的這次遭遇純屬偶然。你爸爸不感到委屈。當然一些人進行莫須有的上綱上線，我是氣憤的，不過他們畢竟是少數，我用不著去怨恨他們。”陶老師停了一下又說：“磨難對一個人來說並非是壞事，它能讓人堅強，磨練人的意志，鍛煉人的毅力。當你爸爸堅持完成一項勞動後，心裏特別舒服。我遺憾的僅僅是作爲一名教師，我熱愛教育事業，我愛課堂，我愛學生，但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空耗了年華。”要分別時，他叮囑女兒：“作爲我的孩子不允許懦弱，要堅強，心胸要寬闊，爲人要正直。小氣鬼是幹不成大事的，千萬千萬埋頭幹好自己的事。”陶老師的這段話，深深地教育著女兒，爲他女兒以後的生活、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十二  馬伕說馬

一九六七年以後，陶老師從已經進入學校領導層的工人手中接過割草喂馬的鐮刀。那匹黑馬是喂來爲學生拉磨磨面的，在他接手餵養前，那匹馬的身上只見骨頭不見肉，有人形容那黑馬像是要“見風倒”。

接下工人師傅交過來的鐮刀，天一亮他就去割鮮嫩的草，備齊整天的草料，讓馬吃飽。還不時把馬拉出來遛遛。幾個月以後，黑馬變得臀圓背平精神爽，瘦馬變成了駿馬。有人觸摸發現，馬背兩邊肌肉隆起，脊梁中間出現了一條溝。陶老師每天牽著馬走在去磨房的路上，圍觀的學生只能遠而視之，擔心被歡快蹦跳的馬蹄到。

幾個家中養有馬的學生請教他爲什麽能把“見風倒”喂得如此膘肥體壯又乖順。他說養馬要懂三件事。一、要把馬當成自己的朋友、夥伴，親近牠、梳理牠、關心牠。牠爲我們幹活，要喂飽牠。朋友爲我們幹活，哪里有不給牠吃飽的道理呢？二、人要自由，馬也需要人給牠一定的自由。要讓馬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舒展自己。三、馬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抗日時期，戰場上許多騎兵傷員是靠馬馱回來的；在日常生活中，沒有馬替人類馱負重擔，我們就得付出更多的辛勞和犧牲。如果沒有馬爲我們推磨，供上百人吃飯，這麽多的包穀要由一個人磨出來，天天如此，那麽不就要把人累壞嗎？馬是救命恩人，就要恩待牠，按牠的習慣，滿足牠的要求，比如添足夜草，給牠清潔飲水……。做到這三件事，人人都能養好馬。

看了馬伕做的，再聽馬伕講出來，這些學生相信這個“右派”不騙人。

二十三   建築物有罪嗎

陶開群老師在石門初級中學期間，曾住過石門坎學校的小磚房、大磚房、長房子、雙套間樓房等幾處地方。一九六七年後，他被安排住在與馬廄連成套間的土牆房子裏，內間住人，外間關馬。由於年久失修屋頂多處漏雨，椽檁斷裂，屋面凹陷，脊檁不得不用直徑二十釐米的松木從地面向上支撐。陶老師曾架起樓梯自己上屋頂修補撿漏，但遭到校方指責。於是他只能儘量地把床安放在一個自認爲較安全的位置。每逢雨天，他只得用一塊油布蓋在被子上面，再放幾口沙鍋砂罐在油布上，從不同方位接住雨水，由滴答滴答的滴水聲相伴過夜。即便是晴天也要未雨稠繆，在床上放著對準屋面漏雨位置的鍋罐，以防大雨突然降臨所帶來的滴漏。

說起這段經歷，陶老師說這比起他曾經歷過的硝煙彌漫的戰場就算不了什麽。只要別人不把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那麽不論安排自己做什麽事情，都是爲自己能生存而行，要樂觀地去對待。

這段期間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他眼睜睜地看著石門坎最一流的建築物——大磚房被人爲地讓火魔吞噬了一半；他無可奈何地目睹雄偉壯觀的大教堂變成室內見青天，四壁染炊煙的建築；他又無能爲力地看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成的學校游泳池牆倒垣塌……難道由於它們是外籍老師出資修建的就無須加以維護嗎？他撫摸著那些斷垣殘壁不得不仰天長歎：“蒼天啊！與石門坎中小學同輝煌一時的這些建築物何罪之有？”

二十四  適得其反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那個動蕩的年月，不言而喻，陶老師又成了攻擊對象，時間長、浪聲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對他來講，也不過是風吹耳邊過。有時他會風趣地自慰，說他是國民黨黨員，會用電臺，曾把帝國主義分子接到石門坎來，這些話倒是造反派的擡舉，把他的能力給誇大了。

那時候，他白天要完成分配給自己作爲勞動改造的任務，晚上需聽候革命者們的批鬥，夜深人靜時得趕快把造反派勒令寫出的悔罪檢查用工整的字寫出，天亮時貼於自己門上。悔罪書隔一星期要重炒更換一次。

出乎批鬥者們的意料，畢竟是窮鄉僻壤，沒有多少人對他交代的內容是否深刻感興趣。倒是他的書法讓不少學生感到了美的享受，一些個同學講，讀書這麽多年，還沒有見過寫得這樣工整清秀的字，有人竟暗自模仿。有點事與願違，應該說這是造反派們不願聽到的。

二十五  挑伕淚

一九七一年，從石門坎溝接水到石門中學食堂的木槽因使用年久壞朽腐爛，不能再使用了。學校領導因此安排陶開群老師每天挑水供學校食堂和學生洗漱使用。

石門坎溝到學校之間約一華里半的路程，其間第一段柵子門有長五十來米寬窄不一高低不平的陡峭石階上坡路。爲保證近三百名學生的生活用水，已經五十五歲的陶開群老師要起早貪黑，每天挑四十多擔水，艱難地往返行進在這條路上，其日總行程比每天挑著一擔水徒步到昭通還要長。

當時石門坎中學有幾個出名的造反派人士，他們除了用這些水洗碗、洗臉、洗腳以外，還要用來洗衣服，不僅如此，高興起來時他們還隨意舀水潑撒取樂。不乏同情心的同學實在不忍心看下去便好意相勸：“節約用水吧，這種做法已不再是解渴、做飯和洗漱用水，完完全全是糟蹋一位五十多歲老人的血汗與淚水”。可是這些造反派學生居然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讓他挑水勞動改造，他怎麽會知道無產階級勞苦大衆的苦呢？別說舀一點水潑撒，就是把整缸水倒丟再勒令他去挑來，也是應該的”。繼而警告道：“你們得站穩立場，不要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時一事的老實假像所迷惑”。

僅僅半年時間，陶老師磨通了六塊厚實的布肩墊，穿破六雙膠鞋，不平的石階撞爛了數擔那沈甸甸的松木水桶。

石門坎周圍沒有以杉木制做防腐性能較好的耐用水桶出售。陶老師不得不在學校放暑假期間向學校請了假，步行兩百多華里山路，經彜良角奎，過一段人稱狗鑽洞的天險地段，到大關天星場去買下了十擔杉木水桶。又買來防腐性能較好的土漆親手塗刷好之後，自個兒背著體積龐大的水桶，一步一步歷時四天走回石門坎。重復這日復一日，月複一月非其年齡所能勝任的繁重挑水勞動改造。

直到一九七三年陶老師因病全身浮腫無法穿鞋，下地艱難，學校領導才同意其外出就醫。也只有到這時，學校領導才積極著手重新架設引水槽。

誰開創了在石門中學叫一個年近六旬老人每天不斷地挑水供數百名歡蹦亂跳的學生使用之先例呢？不論這位開創者是否屬功臣，我們都希望不要再發生這類創舉。

二十六  敵掌夥

一九七三年陶開群老師的浮腫病好轉後，他被安排到學生食堂當炊事員又兼管理食堂帳務。說也奇怪，階級鬥爭這根弦一直繃得很緊的學校領導，竟然能放心一個被稱爲階級敵人的右派分子去執掌與學生生命攸關的食堂工作。這是爲什麽？也許他們也知道“此人定不會加害學生”。

陶老師把自己早年在滇軍服務時學習並掌握的團隊炊事技能全拿出來，不同的只是在滇軍做飯使用大米，在學校做飯使用玉米麵。他把篩去麩皮的包穀面和以適量水份，待玉米麵吸收水分後把面揉散均勻上甑。急火加溫使甑內的包穀面受熱氣蒸熏迅速膨脹，待完整受熱有六七成熟便將飯倒出，迅速揉散、撒水、攪拌均勻，放置幾分鐘讓初熟的飯吸水膨脹呈現鬆散顆粒，再次上甑急火薰蒸至熟透。這樣蒸出的玉米飯鬆軟可口味香。

他親自到市場上挑選蔬菜，但凡讓他看得上眼的蔬菜，多半都是曾經向他請教過種植技術的菜農。於是這些菜農就乾脆與他達成口頭協定，每天根據食堂用量他們親自把蔬菜送到學校。這樣一來，學生可以每天吃到新鮮蔬菜，陶老師也可以騰出時間去親自洗菜、切菜、配菜和烹飪。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他想儘量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吃上可口的飯菜。

他管伙食的這一時期，單身老師大多數用餐時間都到學生食堂和學生同吃一甑飯共嘗一鍋菜。學生們暗中說道，右派老師辦伙食，不但吃飽，而且吃得好，月月有結餘，伙食開支又還少。

二十七  看病不必戴“帽”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外出探親、訪友、就醫或公出，都得攜帶上駐地單位的證明，要不入住旅店、乘車、或欲在一個地方多住上一些日子，都會出現大問題。陶老師全身浮腫，去過學校所在行政區中水看過病住過醫院，後來又轉去昭通及昆明診治過。每次校方所提供的證明都慎重地在他的姓名前冠以“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八個字作定語。

只是他在中水區派出所工作的學生馬有麟先生看到後認爲不妥，外出看病用得著加上這種“帽子”嗎？從而另給他換了一個證明。每當談及他的學生在那個艱苦的年代爲他減去那八個重似泰山壓頂的字時，陶老師無不爲自己能有這樣助師於難的學生而熱淚盈眶。

二十八  僅是父母錯怪孩子

早在一九六〇年，威寧縣公安局就對陶開群老師被錯劃成右派給與了改正，但文告送到石門中學後似石沈大海。直到一九七七年，組織上著手調查他被錯劃成右派的平反落實工作，在聽取學校領導意見時，學校一位資深的領導才不得不講出一句誠實的話：“這個人不能摘掉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不然管不住”。

好在歷史是公正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在陶老師被迫棄教，被強制在學校做背伕、馬伕、挑伕、伙伕失去自由二十一年零九個月後，中共貴州省威寧縣委下發了（1979）63號文件，其標題是：“關於陶開群同志被劃爲右派的改正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九五八年六月陶開群同志是屬於被錯劃右派的人，給與開除留用察看之處分是錯誤的，應予撤銷”。蒙冤受屈的道路終於走到了盡頭。

平反後好心人誠懇地問他：“這二十多年，你被迫離開講臺，被派去幹學校裏最重最髒的活，你心中不怨嗎？”他說：“學校的工作，不論是什麽，都得有人做。別人不願去幹的我去幹，沒有什麽不可以。有文化的勞動者應該是安排什麽都要去做好”。當然，對於用工作來壓制、對自由作限制的做法，他是不贊成的，但他清楚事情的緣由。他說：“對於黨組織我沒有什麽怨言。父母也有冤枉孩子的時候，何況是建國不久，人口這麽多，事情這麽複雜呢？一些事情被錯處在所難免。不過改正了嘛。改正了，大家都高興。勿須怨人。獲得自由，可以理直氣壯地做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六十三歲重獲自由後，陶老師還希望能似春風風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中去了。他承擔了石門中學初中高中兩個畢業班下學期的英語課。在班主任及其他課任老師的支援下，他充分利用早晚自習和課餘時間帶領學生朗讀、記誦英語，做練習題，爲基礎較差的同學補課。課間休息的十分鐘，還有不少學生圍著請他解答問題，就連吃飯時間也有學生前來問訪。一次，有幾個學習成績較差的同學，相約來與老師談心。他們覺得成績不好，畢業後只能回鄉，山溝裏用不著英語了，有些灰心。陶老師爲他們講了一個在山溝裏也用得著英語的故事，鼓勵他們。那是他的一段親身經歷，抗日戰爭中期，他在寸田垻小學教書時，有一次一架小型飛機------戰鬥機被迫降落到了彜良縣奎香寸田垻的小垻子上。人們擔心是日軍飛機，大夥向四處逃去。飛行員下來後，他向奔跑的人們喊話，他喊什麽人們不知道。只是漸漸看出，他不是敵人，大家才小心翼翼地走近他。但他講什麽大家仍然不知道。過了一陣有人才醒悟，快去找學校的老師。陶老師趕到，知道了飛行員是美國人，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的飛機因爲汽油用完，不得不降落在這裏，他要同中國政府聯繫，他要去昭通，他要汽油。由於山區裏也有人知道英語，給這位美國飛行員解決了問題。是的，知識對於人類都是有用的。他鼓勵同學們一定要學好英語。學生常來造訪，有人擔心他過於辛苦，他卻感到很幸福。一個老師身邊常有學生圍伴，這是信任，這是希望，這是爲師者最高興看到的事情。儘管僅僅半個學期師生就將分別，但是畢業離校前這些山鄉的學生不少人用自己的雙手製作卡片，或畫上畫，或貼上剪紙，再寫上一句英語祝辭送給老師。退休幾年以後，陶老師還不時拿出一個小盒翻閱那些放在其中的小東西，回憶他和石門中學的同學最後相處的情景。

 二十九  秉性不改

陶開群老師重獲自由後，除了完成兩個畢業班英語教學外，他還愛記下一些老師或工友給他反映的事情，向校領導轉達並提供建議。他留下的下面這段殘缺的日記，還能看出他的個性。

“學生六個班，初中四個班，高中兩個班，共三百二十人”。

“教學質量不高”。

“學校職工：校長、支書、王建榮、王正琪、馬永超、王進銀、張鑒林、楊耀先、王明升、楊富光、張美瓊、陶開群、虎明忠、吳正光；共十四人。”

“代課教師：朱理國、周國忠、文德義、張正學。代課老師的思想問題：待遇低、工作重、寒暑假沒有工資，因此不安心工作。解決方法：（一）請校領導催促教導主任來校，加強對教師及教學的指導，給代課教師解決實際問題；（二）接受大專學校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以提高教學質量”。

“臨時工：王天才、楊華潔、王紹雄、馬理想、許秀剛。存在問題是工作繁重、工錢少、假期沒有工資。由此就出現了一些說法：工資多的多工作，工資少的就少工作。解決方法：請教育局給學校幾個固定工人的指標，解決他們的問題”。

“爲了方便工作，請給單身教職工辦一個食堂。存在的問題：沒有房子、沒有工人、沒有家具。要求領導考慮”。

“三百二十名學生，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住校，校舍都是破舊的老房子，不但擁擠，而且不安全。解決方法：請縣局領導視察學校，解決實際情況”。

“我校鄉居窵遠，來往客人住宿不便。請領導考慮撥一點經費和布票來制幾套公用被褥”。

“代課教師朱理國老師上體育課、鞋損較快。要求學校適當每學期給一雙球鞋的補助，建議從學校相應經費開支……”

真是稟性不改。二十年前曾讓他罹難的一個觀點----“一個教師應該從校長的角度來考慮自己的工作”這一認識，仍然是他重獲自由後的一個從教行爲。

不僅如此，他還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條路線得到啓示，認真考慮了從一九五八年秋季招生起到一九七八年下學期止，二十年間石門中學學生升學情況。從一九六一年以後，石門中學幾乎只有個別學生上了大學，一個中學十七年中上大學的學生僅爲個位數，原因在哪里，不值得認真思索嘛？

一、老師留不住。石門中學從一九四三年成立到一九七八年有三十五年，說來也巧，此間先後有三十五位教師駐校執教。許多老師滿懷激情來到這所邊遠山區學校，欲幹一番事業；外國人能辦到的我們也要辦到；他們想爲窮山僻壤的民衆盡一分知識文化人應盡之責任。一九五二年前，石門中學的老師幾乎是舉家住在石門坎。一九五八年後，老師和家人異地分居的較多。一些老師要求把家人遷來石門坎的願望能實現嗎？看來有許多困難。僅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學校不得不失去了許多教有所長、導有定向、育有良方的教師。

二、學生收不來。一九五八年後，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不再錄進石門中學，就連信仰基督教的貧雇農民子女也被告知：“你們的父母信教，不能再收錄上中學”。在石門坎這塊地方，以前不信仰基督教的有幾家？大量的苗族小學生因此上完小學後就被阻隔於中學之門外。陶開群老師還被管制之初就疾呼：“牧師的兒子可以當校長，基督徒的子女爲什麽就不能招收上中學呢？”

獲得自由後，他真誠地希望對上面提到的那兩個問題學校領導能撥亂反正。一、創造條件讓更多的好老師留在學校；二、廣範招生，讓更多優秀的高小畢業生進入中學。爲師善教，弟子勤學，何足擔心石門學生考不上大學、石門學校出不來人才呢？

石門坎是他的蒙學始地，石門坎是他從教四十年的地方。不論說他不好管理也罷、桀驁不馴也罷、稟性不改也罷，只要振拔石門教育的目的尚未實現，他就要盡自己所應所必所須所能。

三十  彌補痛失

一九七九年十月，陶開群老師被批准退休。學校領導安排他離開石門坎回彜良老家休養。

雖然退休了，但他覺得自己所肩負的使命尚未完成，他想把自己失去的二十一年光陰奪回來，白天想的晚上夢的都是上課。“退休只意味著自己想從事的工作才剛剛開始。石門坎不能去了，但邊遠的苗族山鄉多的是，肯定還有用得著自己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他暫時應聘先後去彜良縣毛坪中學、鉛鋅礦中學和拖姑梅中學教英語。

機會終於來了。一九八三年，安順地區紫雲縣火花區白石岩鄉新馳村委會邀請他去那裏執教，幫助他們拯救已經跌入低谷的學校。時年已經六十七的陶老師對處在困境中的新馳民辦學校，表現出來的不是悲觀而是勇氣，不是埋怨而是鼓勵。他與新馳民辦學校創建人王建國老師一起，迅速選賢，把一位德才兼備但受人排擠的才子潘興才先生，把知識青年王榮璽先生等一批苗族知識青年，通過考試選聘學校任教，配備一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民辦教師隊伍。經過周密地籌劃和具體的組織，老師招聘齊了，學生彙集來了，群山懷抱的新馳民辦小學又響起了朗朗讀書聲。陶開群老師這個外鄉人得到了村民們的信任，這位雲南人榮幸地被新馳村選區的選民推舉爲紫雲縣火花區白石岩鄉人民代表，在當地開創了異鄉人當選爲本鄉人民代表的先河。

一九八六年，由於織金縣珠藏中學教導主任張仁光老師的再三請求，陶老師去該校協助英語教學三年。

一九九〇年後，他仍回到紫雲縣新馳民辦學校執教，同時協助新馳村的領導，在新馳小學的基礎上創辦附設中學，並擔任英語教師，那時這種學校又稱“戴帽”初中。在他的幫助下，經過大家的努力，這所學校由民辦專爲公立，年輕教師通過了成爲正式教師的資格考試，小學六個年級齊全，初中已有了三個年級。本村和周邊的漢族、布依族、苗族的適齡兒童紛紛入學，有十幾位布依族和苗族初中生來自家距學校有一天路程的地方。

陶開群老師和新馳的幹部老師及來訪者.    前排右一朱明釗，右二楊明光，右三楊富益（楊雅各最小的胞弟），右四陶開群，右五楊華學，右六教育局負責人，右七王崇興（張慧真老師提供）

一九九三年《安順日報》社的記者遠道來校進行了採訪。是年十一月三日，該日報在附有照片的專欄裏，對陶老師七十六歲，年逾古稀，“不去他在城市裏住的子女身邊度晚年，反而樂於將他全部餘熱奉獻給苗鄉的孩子們”這一事迹，給與了報道。

一九九六年，陶老師已八十歲高齡，因身體狀況不佳，才依依不捨地告別了講臺。從一九八〇年算起，在退休後，陶老師所喜愛的學生和講臺又陪伴他度過了十五個春秋。

三十一  最後歲月

離開講臺後，陶老師又鼓勵和跟隨子女們去雲南江城、金平等邊疆地區創業，去看看他在自己初中入學考試時曾回答過的那些鄰國是怎樣與中國接壤。一九九八年他返回自己的故鄉石頭寨。

一九九八年底當他的病情很重時，他仍然很樂觀，在他的要求下，陶師母領著子女和孫兒們爲他唱他最愛聽的歌《KÌ NK? C© W? NTÎ》（我的家在天上）。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病很難再愈，又見到了所有的子女，便囑從事醫療工作的長子按時返回遠在千里之外的工作單位。

辭行前，陶老師囑咐兒子道：“現在科學很發達，但人類仍然有許多不能夠解開的謎。你不知其根源的事，千萬不要輕易認爲是迷信”。離別時，他還是用三十年前他與兒子兒媳第一次分別時同他們說的那句話叮囑他們：“H? MÏ SÁ WÕ C?, Mµ S¡ M? A? T'?不要回頭看，一心往前走”。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陶老師在自己一個兒子的懷裏，在其故鄉石頭寨那間小茅草房中安詳謝世。得知消息後，威甯石門民族學校校長吳善國老師和虎良華老師冒著嚴寒、在冰天雪地裏步行一天路程，趕到石頭寨參加了陶開群老師的葬禮。陶師母代表全家對他們表示了深切感謝。

陶開群老師一生從軍五年從教五十五年，享年八十三歲。他處逆不驚、教育不息的精神定將永存。

 二〇〇六年一月三十日初稿于雲南阿涅潦

爲民族平等而奮爭不息的張斐然

張楊  義玲  義柏  義娟

張斐然先生，曾用名孟俠，苗族，貴州省威寧縣黑土河愛華山三家寨人。他生於一九一六年農曆十二月六日，他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土地改革時家庭成份劃爲佃中農。

一九二七年，張斐然先生滿十歲以後，他去了石門坎，上英國傳教士創辦的石門坎光華小學。小學畢業後，一九三四年他考入昭通明誠中學。一九三七年初中畢業後，他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學附屬蒙藏學校讀高中，在讀高中的時候，在一九三八年經李學高先生介紹，他和班上的同學一起，集體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九三九年他又考入了中央政治大學邊政專修科。

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學讀書期間，因父親病重張斐然先生回家探視，他再次目睹了家鄉各族人民深受官僚買辦和地主土司的層層盤剝，又加上時逢特大旱災，父老鄉親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官兵土匪更加橫行鄉裏，魚肉百姓。張斐然先生開始明白：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要想得到自由、平等，必須要有自己的槍桿子。

一九四○年，張斐然先生寫信給在湖南任抗日救國軍軍長的歐百川將軍，要求其大力吸收苗族青年參軍，但歐百川回信說：“正值抗日期間軍隊擴充須經中央同意，此事以後再議……”

一九四一年，政大學生楊舉昌接到家鄉來信，信中說，家鄉又遇特大災荒，而租稅更重，苗族民衆實在無法生活下去了。楊將此信交與張斐然（因當時張多次領導學生鬧學潮，很有膽略和威信，被同學們尊爲大哥，有事都找他商量）。張斐然立即找幾位苗族同學商議如何解救苗族。有主張發展科學救苗族的，有主張發展文化教育救苗族的。只有張斐然說：“政治上不平等，幹什麽都救不了苗族。”他畫了一張蚩尤的像高高挂起，說：“苗族的子孫只有像祖先那樣，用武力才能爭得自由、平等。”並主張能從軍者，應設法去掌握槍桿子。爾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在政治大學任教育長的陳果夫，信的大意是：要求政府懲治欺壓苗族的地方官吏和地主土司，並設法改變苗族的生活條件。後來陳果夫給了他一本雜誌和一件西服，並回了信，信的內容是：有關國家大事只可徐徐而來，不可妄談改革，政大學生是國家棟梁，應聽校長（蔣介石）的話，好好讀書。張斐然從此更明白了國民黨救不了苗族。

一九四一年底，楊舉昌因家境十分困難，準備輟學回家。張斐然與之商定：與其屈死，不如戰死；楊回水城後立即發動苗族起義。張斐然自命爲“苗族農民起義軍軍長”，任命楊舉昌爲“苗族農民起義軍師長”。爲使起義成功，張先生寫了一封信叫楊先生交給王三排長（苗族首領，貴州水城人，名爲王炳安，本姓安名發科，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楊與王三排長商定好起義計劃後，楊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張斐然，大意是：“張軍長，起義計劃我們已籌措妥當，得到軍長命令後，我們立即舉事。”

一九四二年初，在收到楊舉昌先生的來信後，張斐然先生立即回信囑舉行起義，並蓋上他自己所刻好的“苗族農民起義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大印。這次起義聲勢浩大，國民黨水城縣縣長阮略領兵兩個團，配合當地地主武裝同時對付起義農民，征戰數月，起義軍退到水城納雍兩縣的邊界上死守，此時已彈盡糧絕，王三排長又病臥於山洞中，後被叛徒出賣而英勇就義。至此，苗族農民起義失敗了。

起義失敗後，張斐然先生曾寫詩一首，表達他爲爭取民族解放誓死鬥爭的決心。詩的內容如下：“曆盡辛酸志不移，埋頭何必求人知，胸羅十萬甲兵在，自有疆場用武時。”

一九四二年他從政大邊政專修科畢業後，到貴州省民政廳工作，正值黔東南六個縣的苗族起義被國民黨鎮壓下去之時，他被派去參加賑濟工作。在賑濟中，他耳聞目睹了執政當局對苗族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親自聽到苗民起義被血腥鎮壓下去的描述。他寫下了許多日記，記下了執政當局的罪行。對“打倒苗匪”等標語，他公開講：“苗族不是匪，他們是爲了爭得平等自由的生存權而被迫造反的。誰處在苗族的地位，誰都會這樣幹。”在賑濟隊裏，當局安插了許多特務，他的日記內容、言論被特務向當局作了回報。回到貴州省民政廳後，他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追查和迫害，不得不離開貴陽逃往重慶。

在重慶，張斐然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就和原政治大學的一位老師吳鑄人在重慶南溫泉合股開了一家豆腐店，一邊磨豆漿，一邊開展活動。在重慶他和王桂複（彜族，重慶兵工廠技師）商定成立了爲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政黨——西南民族自主黨，準備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該党共發展黨員數十人，其發展黨員的方法是：寫信與對方聯繫，如對方贊成該黨的宣言、正綱、政策等並回信答復，即視爲該黨黨員。王桂複任該党主任，他任副主任。黨員有龍雲、盧漢、李學高等數十人。同年，他以西南民族自主黨的名義在重慶發表了反對劉文輝出兵征剿涼山彜族的聲明。但該黨未有過大的集體活動。

在重慶這段時間，張斐然先生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閱讀了《國家與革命》、《蘇聯憲法》、英文版的《聯共（布）黨史》、《論民族問題》等，開始接受革命的理論。 

張斐然老師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照片（張義松提供）

一九四五年三月，張斐然應梁聚伍先生之約回貴陽，在貴州省省訓團任講師。一到貴陽他就爲發展壯大西南民族自主黨而奔走活動，並重新擬寫了正綱、政策、宣言；新的政綱政策和宣言經楊光文（中共地下黨員，黔東人）、施培仲的指點寫進了“實現共産主義”的條文。但他把這些宣言交給梁老先生看後，梁先生說：“你們要幹就要參加共產黨，何必又來組織這些落後的組織呢？”同時老先生又介紹他認識了顧希均（貴州獨山人，中共地下黨員，梁先生的女婿。）。以後又通過顧希均的介紹，他參加了“魯迅學習小組”（中共地下黨週邊組織），在這裏他又認識了董國民（又名董春泉，中共地下黨員，浙江省人），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他組織了“苗彜青年先鋒隊”以民族鬥爭的形式打擊國民黨，在中共地下黨員的培養教育下，張斐然從一個爭取民族解放的鬥士逐步成爲一個共産主義者。他跟顧希均說，現在他終於明白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苗族，並要求參加共產黨來幹一番事業。顧、董二人說：“很好，你還要利用你在少數民族中的影響和號召力，繼續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打擊國民黨，這樣更好開展黨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七月，貴州省主席楊森要在貴州推行其同化少數民族的“三大政策”，爲使少數民族不反抗，楊森先請在少數民族中有威望的知識份子座談，以便使其“三大政策”能自上而下地順利通過。這次所找的人中有張斐然和梁聚伍先生，目的是假借座談討論之名，強迫到會人員支援其推行同化政策。這三條反動的民族同化政策，一是不許少數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一律講漢語和使用漢字；二是各民族通婚；三是少數民族婦女一律穿褲子，不得穿裙子，一律剪發，不得留辮或綰髻。在表態會上李寰講完三大同化政策後，又提出要以威甯縣的石門坎作試點，要求張斐然等幾位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對該政策和試點問題給予支援。張斐然早已怒髮衝冠，還未待李寰說完，他就怒斥道：“關於文字問題，世界上最進步的文字是拼音文字，石門坎苗文是拼音文字，只要掌握了聲韻母，就連三歲的娃兒也會拼讀文章、書信，它比漢字還要先進，因此不能取消。至於苗族語言，它是苗族人民在生産勞動中，爲了表達彼此的思想感情和意願而産生的交流工具。如果把一個民族的語言取消了，勢必導致社會的動亂和崩潰。取消民族語言是用命令和刺刀也辦不到的。”當時李寰被駁得理屈詞窮。張斐然又繼續駁斥道：“政府想改變邊胞婦女服裝問題，這與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有直接關係，暫不考慮各民族的服飾習俗，不管任何人都知道穿什麽衣服最美觀、最暖和，連我也想穿裘皮大衣，不穿麻布。遺憾的是邊胞婦女們一年到頭流血流汗的勞動成果，都被寄生蟲吃了，她們只能終身穿單衣、麻布衣來擋風禦寒，“十八歲的姑娘沒褲子穿。”哪一個老爺不拿這句話來挖苦邊胞婦女而取笑呢？各民族都穿同樣的衣服的時代是會到來的，那就是到了誰也不養活誰，各人勞動所得各人享受的時候，不需要你們下命令，大家都會穿起摩登衣服來。至於通婚問題，它不僅受自然法則支配，也受社會法則的支配。現在的政治、經濟地位和文化教育程度，是通婚或不通婚的標準嗎？正是各民族間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才使得民族間通婚成爲你們擺在桌面上的問題。例如，我現在還未結婚，哪個官家老爺的姑娘願嫁給我呢？我家一年四季蓋墊的都是麥草，她們同我滾得來嗎？我家頓頓吃粗糧、野菜、蕨粑，她們吃得了嗎？而少數民族婦女，白天幹活，山上績麻、紡線、織布，終年都經受日曬雨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他願意與貧苦的邊胞女子結婚嗎？如果願意，邊胞女子嫁到他家，也只能被當成女僕使用而已。因此，通婚與否絕不是一道簡單的命令能解決的問題。

當張斐然說完後，主持會議的李寰和白敦厚已十分惱火，便威脅說：“今天討論的三個問題，是楊主席在貴州的施政方針，不能反對，只能善意地提建議。”張斐然怒斥道：“既然是討論民族問題，就應以平等的態度相待，若是要下級屈從上級，或是要邊胞民族根據其他民族的意圖說話，那就形成了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支配和壓迫，還有什麽平等可言？要我放棄民族尊嚴，用獻媚的態度去換一碗飯吃，是辦不到的。”由於會議出現僵局，白敦厚趕緊出來轉了個彎說：“大家休息吃飯，有些事以後再討論。”楊森派代表來推行“三大政策”的討論會就在邊胞代表的憤懣聲中尷尬收場。事後，張斐然把這次討論會的情況告訴了陸宗堂等貴州大學的邊胞學生，引起了轟動。陸宗堂串聯貴州大學的邊胞同學，公開寫信要求罷免白敦厚的官，又發了代電快郵，揭發白敦厚的官是秉承其主子意圖，壓迫、戲弄少數民族換來的。最後，白敦厚只好寫信認錯道歉，使楊森的反動同化政策未能執行。

在對敵鬥爭中，張斐然經常求教於顧希均、楊光文，顧、楊也堅決支援和幫助他的鬥爭。由於他在對敵鬥爭中，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他已深得邊胞民族的敬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貴陽市貴筑縣花溪鎮選舉縣參議員，布依族人士陳光裕當選。但該縣縣長胡哲先誣陷陳有貪汙罪並將其逮捕入獄。爲此引起了布依族人民的極大憤怒。布依族民衆派一青年到貴陽找張斐然先生，要求他到花溪鎮去以邊胞民族代表的身份與當局談判。張斐然先找到顧希均和楊光文，商量這次鬥爭應如何進行。顧、楊兩同志從革命利益出發，肯定了利用民族矛盾去動搖和打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基礎很有必要，並指出鬥爭中要講求策略，利用國民政府的法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去封住對方的嘴。目的是要通過鬥爭喚醒民衆，把邊胞民族團結起來，依靠廣大人民群衆，進行公開的鬥爭。爲使這次鬥爭能取得成功，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串聯部分貴州大學學生，公開聲援。貴大學生這邊由進步青年陸宗堂、韋德芹等七人組成代表共同參加，當地布依族民衆則部署了萬一發生武力對抗時參會民衆的應對方案。

經過一番策劃後，張斐然作爲全權代表直赴花溪鎮。在會上，他質問縣長胡哲先：“你們爲什麽把陳光裕逮捕下大獄？如果姓陳的有貪汙罪，那應該在公佈候選人名單時就提出其有罪的證據，取消參選資格。可是在陳光裕當選後才提出來，並捉下監，這是違反了選舉法。憲法規定：因犯罪嫌疑而拘捕時，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被拘捕者的犯罪原因送交其家裏，以便提出申訴。你們並未這樣辦，這是不合法的。同時你們還大罵什麽仲家子、老苗子，這是你們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你們剝奪姓陳的當選權，就是剝奪邊胞民族的選舉權。你們既然把邊胞民族劃出國家公民之外，這就是說家是你們分的，不過我們也樂意於分家。從現在起，各組織各的政府，邊胞民族中能當總統、省主席、縣長的大有人在，何必要捧他人當上帝而自己當奴隸呢？今後邊胞民族將不再有義務承擔你們政府所攤派的一切兵、工、糧、款。”胡哲先一看形勢不妙，知道自己難以抵擋這種來勢，就去喊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楊盛安來參加談判。這時陸宗堂和韋德芹已擬出了“一、胡哲先必須在《中央日報》、《貴州日報》上公開認錯道歉；二、今後不再向邊胞攤派兵工糧款；三、保證邊胞政治權利；四、釋放陳光裕並恢復其當選權……”等十一條談判條件。次日，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和省政府也派來秘書參加談判，他們一方面軟硬兼施，拖延簽字，企圖下毒手。另一方面以縣政府名義又請代表們吃飯。在“鴻門宴”上，張斐然和陸宗堂、韋德芹、龍正學、羅濟民、譚興榮、王運權等代表接連發起質詢。縣長胡哲先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他下令把保警兵調來圍住飯館和花溪鎮，實行戒嚴，妄圖威脅和鎮壓邊胞代表。但花溪鎮的布依族人民早已全部動員起來準備武力應付突然事變，他們從四面八方湧來，把貴筑縣的國民黨保警部隊圍在裏面，形成包圍和反包圍，雙方武力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執政當局一方見勢不妙，只好去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貴州大學校長張廷休出面調停。張廷休到花溪後，訓斥了胡哲先。他說：“爲了一個縣參議代表，你們竟然搞成這樣的局面。你們知道嗎，張斐然早已擬好了八國文字的獨立宣言，現在西藏、蒙古、新疆都已高度自治，如果西南再來一個高度自治，那麽中國還剩下多少。你們如何向中央交待？現在馬上放人，並先答應十一條要求，其他的事以後再作打算。”經過這次鬥爭，貴筑縣縣長胡哲先不得不公開認錯並撤回所有的保警兵。第三天，貴州省民政廳長譚克民命胡哲先恢復了陳光裕的縣參議員當選資格。轟動一時的“花溪事件”以反動當局的失敗邊胞民族鬥爭勝利而告終。

然而花溪事件後，國民黨當局認定這次事件一定有共產黨操縱。省民政廳廳長就說過：張斐然的所作所爲，已不是搞民族選舉問題，而是幹共產黨要幹的事了。因此當局對他恨之入骨，他們很快就派出一個姓楊的特務，對張斐然進行跟蹤監視，此人也是苗族，所以沒有引起張斐然的特別注意。但他回到寢室後發現他的日記、書籍及文稿等均被人翻過，他原以爲是來訪的朋友隨意翻閱，沒有警惕。第二天，顧希均、楊光文通知張斐然：“根據黨組織的安排，你必須馬上離開貴陽，現在你的處境十分危險，國民黨已派出特務要對你下手了。”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張斐然準備離筑返回威寧。臨行前，黨組織根據他的申請和他在對敵鬥爭中的表現，由顧希均、楊光文介紹，他正式加入了中囯共產黨，董春泉爲他的入黨監誓人。黨組織給他具體的任務是：回威甯開展農民運動，條件成熟後，舉行武裝暴動。黨組織爲其安排了回去的路線、路費等，並攜帶必要的宣傳材料（政治經濟調查大綱）。按黨的指示，他化裝成傳教士，走小路，走鄉串寨，經安順、水城等地繞道回到威寧。沿途所到之處，他都向當地苗族群衆宣傳革命思想，鼓動人民起來參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張斐然先生回到威甯。根據黨組織的指示，他首先設法競選威寧縣議會的參議員，以便利用合法身份接露國民黨的罪行，打擊地主、土司和貪官汙吏。同時在學校，公開宣傳馬列主義。一九四六年初，他組織學生排演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當時校方曾出面阻止說：這種戲是在宣傳共產黨，不能上演。但他毫無懼色地說：“苗族信國民黨信了這樣多年，現在連草鞋都穿不上，要讓苗族過上好日子，就得演這種戲。你們怕，就裝成不曉得，出了問題，用我的腦袋給他們砍。”就這樣，這出戲還是順利地上演了。廣大群衆看後，都受到深刻的教育。由於張斐然先生在學校裏宣傳、鼓動，石門坎這所教會學校，以後湧現出了許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學生。他們拿起槍，參加武裝鬥爭，爲新中國的誕生流血犧牲，英勇戰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九四七年初，高坎子大地主、鄉長王開學依仗武力，欺壓百姓，肆意捆打窮苦百姓，而且拒不接受張斐然提出的減租減息要求。張斐然便以參議員的身份對其警告，王反而變本加厲，殘害無辜，百姓無不叫苦。張斐然認爲這正是發動農民造反的時機，便號召農民立即組織武裝，對王開學實行武裝反抗，攻打了王的宅院，這一仗直打得王開學大敗而逃。之後，王開學到威寧縣政府控告說：張斐然是共產黨，專幫窮鬼說話、辦事，還膽敢組織村民攻打官家，真是造反了。這次農民武裝造反，驚動了國民黨威寧縣黨部，他們立刻派出一個排的兵力從龍街子下來，準備抓張斐然。該排武裝來到龍街後，住到盧嵩嵐家。當時盧嵩嵐是龍街鄉鄉長，但他很有正義感，也痛恨國民黨，因此對這些兵士說：“共產黨，我這裏有一個，吃了飯我帶你們去抓。”後來盧嵩嵐帶他們去抓了一個一字不識的鄉村地痞，給他們帶回去交差。第二次，國民黨軍隊又來了一個排，也同樣住到盧嵩嵐家，盧說：“你們要去石門坎抓共產黨，別說才去一個排，就是去個把連可能也是死的多活的少，不如擇機返回威寧，就說沒有找到共產黨，就此交差了事。”這一排兵也怕死，就從龍街慢慢悠悠地撤回了縣城。

一九四七年，張斐然已把當地的農民運動搞得火紅，很多農民知道，有事要找張參議。當時威寧縣的八、九區一帶的二五減租、退押逐漸發展到沒有一家地主敢抗拒的地步，只要農民說這是張參議叫辦的，地主土司也只好照辦。威甯的農民運動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實行減租退押到威甯解放，一直沒有停止過。由於張斐然在當地各族民衆中有很大的號召力，國民黨當局已不敢公開對他怎樣，但對其更加恨之入骨。國民黨省黨部再次派遣苗族特務楊某前來威寧，準備暗殺他。但威寧縣黨部有人秘密通知了他。張斐然立即離開威寧縣城，去了盧嵩嵐家。到了盧家後，盧嵩嵐說：“不要緊，這個特務算我的，我只要出幾個錢給地方土匪，叫他們在半路上幹掉他就沒事了。”同時，盧又故意派人把這些活傳到了省部派來行刺的楊某耳邊，楊聽到這些話後不敢去石門坎，幾天後便轉回貴陽去了。

由於農民運動風起雲湧，威脅到地主階級的統治。爲鎮壓農民運動，地主土司都暗中聯合起來，他們出錢出地懸賞張斐然的人頭。威甯九區大地主補塊家出了三百塊大洋和一塊地，派人暗殺他；雲爐鄉鄉長李國棟出大洋一千塊，派一個姓吳的家丁暗殺他。張斐然的親友也被出錢捉拿作人質，以誘捕張斐然。一九四八年初，由於國民黨當局和地主的迫害步步緊逼，張斐然不得不背井離鄉，帶著妻兒逃往昭通避難。敵人抓不到張斐然就去抓他的侄兒張有文，對其吊打，並叫親人作保才肯放人。爲抓住張斐然，當局已絞盡腦汁，但終因人民的掩護，才使得敵人的陰謀未能得逞。

一九四七年底，張斐然到雲南鹽津縣去活動武裝暴動工作，在墾荒區中心小學借給上百名師生講道爲名，做行政區劃演講報告。他在黑板上一面畫行政區域圖，一面講共產黨已攻佔了哪些地方，國民黨已敗退到哪里；同時講述共產黨毛主席的政治主張，鼓勵師生起來和國民黨作鬥爭。

同年，他又到雲南省大關縣去活動武器，找到王建明兄弟倆，跟他們講清當前中國局勢和共產黨的政策，要求他們順應歷史潮流，準備以武力支援人民的解放鬥爭。當時王家兩兄弟同意，只要貴州威寧一起事，他們就肯定出一個中隊的槍和人。

一九四八年底，張斐然召開了一次家族會議，他提出每家出一點錢，購買槍支彈藥，準備時機成熟就起義。但家族中的人意見不一致，爲了不影響今後的起義計劃，他決定不連累親友，自己先將家中唯一的一頭耕牛賣了，買了一百發子彈。

張斐然到威寧後，由於敵特的跟蹤和監視，爲了組織的安全，按照貴陽地下黨的指示，不進行書信聯繫。一九四八年底，黨組織已知道了他在威甯開展農運的情況，認爲武裝暴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便通知他：“黨將派楊光文同志到威甯來領導那裏的工作。”那次和楊光文同志從貴陽一起來的還有陸錦堂、安娥、廖承美三位黨內同志。不幸到畢節後，楊光文和廖承美被捕，楊光文被國民黨畢節行署警備司令劉鶴鳴殺害。這樣，張斐然回威寧後就一直未能與中共貴州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當時地下黨組織均爲單線聯繫，張斐然的聯繫人是楊光文先生，由於楊先生犧牲，張斐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能再同黨取得聯繫，便脫了黨。

一九四九年，陸宗堂先生和中共昭通地下黨取得聯繫，昭通地下黨派陸宗堂利用民族關係進入安純三指揮的國民黨昭通警備司令部。陸宗堂找到張斐然，叫他帶上十幾個進步青年學生，編爲教導隊，名義上是教警備隊的士兵學文化，實際上，等待時機成熟，策動起義。這時張斐然化名孟俠。同年八月，經陸宗堂介紹，張斐然又重新加入中囯共產黨。之後，經陸宗堂介紹，他又進到安純三部任少校參謀。不久，張斐然受“滇桂黔邊縱第六支隊”和昭通地下黨地委之命令回威寧組織革命武裝。回威甯後張斐然首先發動了黑土河、雲爐鄉、石門坎等地的農民暴動，這次參加暴動的窮苦群衆達數千人，但是由於他們各方面的準備工作跟不上，只將這部分人中的年輕人收編爲一個連，其餘者都先回家。這個連定名爲“威甯遊擊隊”，張斐然任指導員，禹志超任隊長。十月份，陸宗堂從昭通回威甯動員其舅父盧嵩嵐在灼樂多宣佈起義，並正式成立了“威寧遊擊團”，把原“威寧遊擊隊”編入該團爲第五連。張斐然任團政治部副主任兼五連連長。

一九四九年這一時期，威寧遊擊團已正式成立，但缺少槍支，特別是由農民起義組織起來的第五連，更是突出。這年恰逢石門坎推選保長。張斐然利用這一機會，說服大家一致推舉張仁賢爲保長。張仁賢上任不久（十一月份）便通知各村寨：凡保管雲爐鄉鄉長李國棟槍支的人家，儘快送槍支到石門坎打“火印”。只兩天時間，大多數執槍人都將槍送到了石門坎，剩下的少部分未送來的，張斐然派人去取來。這次行動共收到步槍三十二支、子彈二百餘發。

張斐然將槍支分發給會使用槍的自己人。石門坎中、小學的老師幾乎每人一支，剩下的部分槍支則藏在附近農民的房梁、床腳等處，以待轉移出去。但還未將槍支轉移走，李國棟便發現他的槍支易人。當時李只有一個班的武裝，要像對付有三十多支步槍的這幫人已是不可能，他又不敢將丟槍的事向其上司大官寨家報告，他跑到昭通求安純三支援，但安不願爲這件事出兵。李國棟惱羞成怒，出三千塊大洋買張斐然的人頭，以此報仇，但這時張斐然早已不知去向。

張斐然走前將保管槍支一事交由楊榮新和張文明負責。槍放在群衆家中時間一長，大家都深感不安，爲了保住這起槍支並使其不出任何問題，在一天夜裏，張斐然和另外三個人悄悄回到石門坎，將槍轉移到一個非常隱蔽的岩洞裏，這個岩洞曾有金錢豹出沒。由於敵人正在到處搜捕，張斐然也就留在山洞內。白天，由他的內弟楊華國一人在洞外以放牲口爲名監視山上的動靜，夜晚另派其他人在山上巡邏，飲食則由親人每天送去。十一月底，張斐然作出決定，安排李斐章和王興中興兩位連夜帶人來將這三十二支槍和二百發子彈移走，他們經石門坎的楊家溝、獅子洞，沿雲爐河上游逆流而上運出石門坎。天快亮時，運槍人員在河畔與敵人遭遇，雙方力量懸殊，正在激戰之時，蘭家丫口一帶的綠林武裝得知是張斐然被圍，便帶兵接應，給他們解了圍，並護送他們過了黑土河，甩掉敵人的追擊，終於將這批槍彈安全送到遊擊團團部。

一九五○年威寧遊擊團編爲野戰軍四十三師特務團，張斐然任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五一年，特務團整編後部分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出國）抗美援朝，部分成員轉業，威寧只留下一個營，張斐然任獨立營營長，同時在縣人民政府內任民委主任。在畢節軍分區參加組建各縣武裝部會議後，在返回威寧的途中，接到中央軍委命令，調他到中央軍政學院學習。學習結束後，張斐然先生被分配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工作，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一九五六年，他隨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語言文字調查隊赴西南工作，任第四工作隊隊長兼教員。在雲南調查期間，張斐然先生瞭解到，在雲南省尋甸縣農村，有一家農戶，因幹部虛報浮誇，百姓把糧食賣給國家後就沒有吃的了，丈夫活活地餓死，女主人走投無路而上吊身亡，丟下幾個孩子。事情淒慘。回到貴陽後，張斐然先生將這個情況向貴州省委作了彙報，並痛斥了那些爲升官竟虛報浮誇、置百姓死活于不顧的幹部。爲此，於一九五七年也成爲把他錯劃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的一條罪狀。劃爲右派後，安排他離京到畢節第二中學工作。一九六六年出現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蒙冤受害，被遣送回威寧縣新華公社林邊生産隊受監督進行勞動改造。

一九七八年十月，落實黨的政策，他又按通知回原單位畢節第二中學工作。一九七九年十月他退休返回威寧定居。這一時期他身體不好，但仍堅持與楊忠德校長共同收集整理《滇東北方言苗族古歌》、《苗族詩歌與故事》兩本書。

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五日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張斐然先生逝世于威寧縣醫院。

 注：原稿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由張夫人楊華芬老師率子女完成

本稿按張義柏老師（主人公的次子）安排于二〇〇六年改寫

趙月林張美玉兩位老師和石門坎女校的高年級和幼稚園女生在一九四九年，

其中高年級女生有王愛芝、張秀美等十一位，

幼稚園女生有王寶珍、朱玉芳、陶麗琴等八位。

（張美琪提供）

公而忘私的韓禮福

耀華  郅有富子

韓禮福，字義山，號廉夫，一九一七年出生於雲南省彜良奎香吉塘一個苗語稱爲 'M? Kµ NE?' 的村子。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在弟兄中是大哥。他幼年時家境貧寒，一家八口均需長年辛勤勞作方能度日。

一九三二年，他十五歲的時候，爲躲避鄉保長抓丁，受英國傳教士指引，到設於么店子的教會學校讀書，這時，他像在漆黑的深淵裏見到了一絲光亮從而拼命往亮處爬去一樣奮發讀書。在兩年內他跳級讀完了四年的初小課程，於一九三四年考入貴州省威甯縣私立石門坎光華小學高小。一九三六年，高小畢業後他考入了昭通明誠中學。一九三九年他二十二歲時，從明誠中學初中畢業。其後，他被教會分配去設於威寧、昭通、彜良、永善等縣的教會學校教書。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被西南教區派去成都華西神學院神學專科學習，一九四七年畢業，被教會聘爲試用牧師，分配在彜良縣的農村佈道。一九四八年，他又被教會派到永善茂林大坪子小學負責大坪子聯區的事務，這年他的妻兒也從彜良老家遷往大坪子。

在妻兒搬到大坪子來的這年，韓夫人做了一件叫韓老師極其佩服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在我們雲貴川交界的這一地區，國民黨政權已失去對政局的控制，但解放軍還沒有到來，世道很亂，匪盜猖獗。這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夜幕剛剛落下，有一隊人打著火把，向住在離大坪子村子稍遠一點的韓禮福老師家走來。看來，來者不善。韓老師立即取出步槍，把子彈押上膛，選好屋內的有利位置，靜靜地等待著……突然，一雙纖細的手抓住了槍柄，一個細小但威嚴的聲音響在他的耳邊：“ M? EÜ' E'ß D'? KÌ, X¶ KÌ LÍ Y?!.把槍給我，照我說的做！”原來是韓師母。

匪徒們確實是向著韓老師家走來的，當他們從敞開的大門進入時，只見坐在堂屋板凳上的韓老師全身顫抖，韓師母站在旁邊扶住他。她對來人講：“先生們，我家老韓膽小得很，請你們不要嚇唬他，家裏的東西雖不值錢，但是你們看上什麽只管拿去。”不到十分鐘，來人便把糧食、衣服、麻布、箱子等他們認爲有用的東西全拿走了。

當匪衆離開韓老師家即將翻越山梁時，突然在他們回路的前面傳來了幾聲槍響，接著抓賊的喊聲此起彼伏。匪徒們只好扔下搶來的東西，奪路而逃。被搶去了的東西又物歸原主。

原來這一切都是韓師母安排的。當她發現匪情後，立即派家人悄悄地離開學校，去村子裏請有獵槍的同胞們來幫忙在匪徒的回程路上設下埋伏，鳴槍嚇走他們，取回物品。一場可能發生在家裏或村子裏的流血衝突終於避免了。韓老師在危急時刻能聽從妻子安排，非同尋常，韓師母臨危不懼，難能可貴。他們倆，丈夫演得逼真，妻子安排周全，終於使這個家庭化險爲夷。

一九五○年，永善縣人民政府接管了教會學校，教師轉爲人民教師，這年韓禮福老師被分配到馬楠小學任教。一九五一年，他又奉調回大坪子小學任校長，那時大坪子小學還招收從昭通、彜良、大關和貴州威寧等縣去的苗族及其他民族學生到校讀書。在這期間，韓老師在辦好教育的同時，還注意鞏固和發展苗族紡織廠的經營。一九五三年，他還與在茂林區公所分管苗族工作的張惠德先生共同發起，成立苗族風俗研究會，他們選派有一定威信和文化水平較高的苗族幹部到苗族群衆中去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改革苗族農村中的一些陳規陋習，倡導發揚苗族優良傳統，解決苗族群衆內部的民事糾紛。一九五六年，有一段時間，一部分苗族同胞搬離家鄉，欲遷往外地。韓禮福老師受黨和政府的委託，親自到這部分苗胞中，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說明他們碰到的生活困難僅是暫時的。在他的勸導下，這部分同胞又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進行農業合作化生産。這年七月，韓老師調任永善縣文化科副科長，主持文化科的工作，也在這年十二月，他被任命爲永善縣副縣長，分管文化教育。一九五七年，永善縣的蓮峰、茂林、馬楠等地出現毀林開荒事件，他又親自到現場，說服群衆，制止了毀林現象。韓老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他也會盡力去協助辦好。

一九六三年三月，韓禮福老師在茂林'M? Y? Tß的三個孩子患了一種苗語稱爲H? PÕ,又叫J? E� W?的病，醫學稱之爲麻疹。對於這種病那時還沒有什麽特別有效的預防措施，並且如果發生在大一點的孩子或成年人身上，則病情很重。韓老師因工作忙，一直未能回家看望孩子們。四月，他在永善縣井底壩接到要他去昆明開會的通知。動身時，他又接到二兒子的死訊，但是爲了按時赴會，當韓老師乘坐的汽車經過茂林時，他也沒有下車去看望。在那個年代，我們國家的客運相對落後，載客汽車相對較少，從省會到專區，再從專區到縣城，每天只有一班車，一條線路每天通常只有一輛客車在行駛，並且路況不好，汽車也跑得慢。從永善縣城井底壩到昭通乘坐汽車要走兩天，從昭通到昆明則要走三天。並且各地州縣的負責人，那時幾乎沒有專車，他們下鄉時路近的大多靠步行，去路遠的地方只能搭乘班車。正因爲如此，韓老師若要趕上昆明的會期，路上就不能有一點耽擱。在昆明開會期間，他的二女兒和三兒子又相繼病故，對他的打擊真是接二連三，但當他從昆明返回永善時，爲了及時將會議精神和任務傳達（安排）下去，他也沒有能回家看望妻子和悼念兒女。這種爲國舍家、爲民舍家、公而忘私、多次經過家門而不入的風格，這種從禹開始延續下來的千年美德，也突出地表現在了韓禮福老師的身上，他的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稱頌。

一九六九年，在史無前例的那場運動到來時，以前在教會學校工作過、曾加入國民黨、又時任副縣長的韓禮福先生，因歷史問題和成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送去勞動改造。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二年六月，他到永善縣的細沙一個叫黃金的生産隊接受監督勞動，後被移交縣民政局管理。一九七八年十月，永善縣六十多戶苗族農民遷到一個叫三江口的林區，伐木開荒。自身還未結束審查、行動尚未完全自由並且疾病纏身的韓禮福，接受了中共永善縣委的要求，隨工作組前往出事地點，協助動員群衆停止墾荒、返回原地。在說服這些苗族同胞後，在歸途中，他拖著病體同群衆一道行走回來，路上他又用自己的錢爲回遷的民衆解決食宿費用。他這種關愛民衆勝過自己、關愛同胞似家人的精神，使回遷的苗族群衆很感動。透過這件事讓我們看到，縱使在別人另眼看待時，韓禮福先生仍然忠實而模範地履行著人民政府交給自己的任務。他這種寬以待人、忠於職守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落實政策時，韓禮福先生的名譽和職務得到恢復，他被調任永善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並被選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在恢復名譽、獲得自由可以行使公民權利三個月後，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六十二歲的韓禮福先生離開了人世，永遠安息於他生前選定好了的那塊地方。 

注：本文由主人公的同胞子女寫成

二○○六年在彜良初稿

二○○七年在昆明定稿

任過教師鈔胥又受過獄煉的張德全

義  祥

本文簡介張德全先生的人生。張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五日，名仁品，字德全，苗族，他是地地道道的石門坎本村人。下文內容來自張先生本人的回憶。

一、就學簡略

張先生幼年發蒙就讀于石門坎光華小學。到上三年級時，他的父親張文（教名張馬太）去天生橋教堂赴任，他便隨同前往，在天生橋小學讀完三四年級。初小畢業後他回故鄉石門坎參加升學考試，以後錄入石門光華小學高小部讀高小。

正當他考取高小，全家欣慰之時，不幸他的母親因病醫治無效，在天生橋病逝。遵從遺願，送回石門坎老家安葬。失去母親，使張德全的心情特別沈重，極度悲傷使他提不起學習興趣，在高小畢業統考時，他沒有通過。

在長輩的督促下，他複讀高小一年。這年正是吳性純醫師從華西大學畢業回石門坎任光華小學校長的一九三○年。吳校長兼任畢業班的英語課。平時大家看到校長用英語和王樹德牧師會話自如，同學們十分羡慕，敬佩，激起了大家的學習興趣，他決心要向吳醫生那樣學有成效報效家鄉。這樣他不僅英語成績好，其他學科的成績也有了明顯提高。

再次參加畢業考試時，他的英語成績列在第一名，其他科目的考試成績也屬高分。與一年前相比，他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的繼母爲他取得的成績由衷地高興，但又苦於如何才能讓他繼續上學的思慮。因爲這時他的父親遠在離家兩百多里路的永善大坪子傳教，還不知道他的考試結果，同時家庭經濟又很困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吳校長對他的繼母說：“內弟學習很好，不要耽誤他的讀書機會，我決定接濟他去明誠中學讀書，承擔他的生活費用。”吳醫生不僅爲他提供了生活費用，還爲他寫了免試入學的介紹信。這樣張德全未經入學考試就進入昭通明誠中學就讀。

在昭通明誠中學學習時，他與李學高、韓俊明、朱明義等在一個年級。能到中學讀書學習，在那個年代是很不容易的，所有該校的苗族同學都很認真學習，從來沒有哪一個曠過一節課，同時除了文化課外，他們還很注意體育鍛煉，長跑和足球是明誠中學的體育強項。

當時駐紮在昭通的安恩浦部隊也很喜愛足球運動，特別是這支部隊的特務連足球隊在昭通專區更是聞名遐邇，另外，在昭通省立中學，昭通商會等有足球勁旅。每逢隊際比賽，明誠中學足球隊總少不了李學高、楊忠德、韓正明、朱旭輝、朱明義、楊耀先和張德全他們這幾位同學，而且所有比賽從未出現過失誤。安恩浦部隊的特務連足球隊不得不佩服明誠中學足球隊。

張德全先生回憶，一九三三年雲南昭通舉辦第十一屆運動會，萬米賽跑上明誠中學朱旭輝榮獲一萬米長跑第一名，因爲是明誠中學的苗族學生，沒有政治背景，在領獎時被改判爲第二名。一九四○年進入四川成都高等學府學習的李學高，參加成都五大院校運動會時，又獲萬米長跑第一名。張德全認爲他們取得的成績使苗族學生感到驕傲受到鼓舞。那時他們大家都很注意身體鍛煉，保障了學業成績的提高。

轉眼間，初中三年的學習時間就快結束，張德全全身心地投入了畢業考試的準備。一九三四年六月考試結束，在他們這屆畢業生考試中，李學高名列第一，韓俊明名列第二，張德全名列第三。這屆明誠中學畢業考的前三名都是從山旮旯來的苗族學生，苗族同學們無比高興。張德全也以滿意的學業成績畢業了學校。回報了吳性純醫師和父母。

二、在雲南從教的經過

一九三四年七月，張德全從明誠中學初中畢業回家剛一個月，王丕承老先生來石門坎徵求他的意見，擬聘他去彜良縣落尾壩初級小學任教並兼任教會工作，經過認真考慮後他承諾了這個任務。那時落尾壩小學及教會的負責人是張順清，他在張順清的領導下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教師還有朱發亮、王惠民。他們四人擔當起落尾壩學校和教堂的全部工作。那時學校還兼管郵政代辦。

在學校附近，有一家彜族地主，主人名叫潘興邦，他也是一個基督徒，他訂有一份報紙，所以他常來學校領取，他和老師們都相熟，而且很熱心文化教育。學校對面有他家一塊平坦的荒地，適合開闢作足球場。學校領導經過認真考慮後，派張德全去登門拜訪潘先生，向他陳述學校缺乏體育場地的困難，他聽後慷慨地把屬於他家的那塊平地獻給了學校。學校用這塊地建起了體育場，每個星期天禮拜前後各地的信徒們都會進行足球比賽。學生們也有了寬敞的運動場所而更喜愛體育鍛煉。張德全先生也爲他親自辦理成功這件事，而感到非常高興。

在一次拜訪本校王惠民老師的時候，他看到了一本曾在落尾壩小學任教的陶開榮老師寫下的訴訟類文書，這是陶老師離校前寫給王老師作紀念的，張德全看到此抄本毛筆書法流利文學功底深厚，便激起了學習公文書寫的興趣，爲他後來的處世起到了良好的助理作用。

一九三五年初，在父母的授意下，張德全與天生橋一位王氏女子結婚，婚後雙雙去落尾壩小學生活工作。不料是年四月，張先生的新婚夫人突然患重病，經多方醫治無效病故於彜良落尾壩。時值大關涼風坳教會傳導員王正榮和學校王興田老師前往石門坎投宿落尾壩，他們是爲去歡送王樹德牧師回英國而路過的。次日安葬了夫人後，張德全強忍悲痛隨同兩位老師一道赴石門坎。他們到石門坎時各地歡送王樹德牧師回國的代表都已全部到齊。

妻子去世使張德全一直處於悲痛之中，爲了解除他見景生情的憂傷情緒，教會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調他離開落尾壩，去了大關縣天星場小學，當時王興田老師在天星場教會傳道。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半年，假期他返回了石門坎，在父母的關懷下，他又去威甯縣馬踏鄉松林小寨娶回一位新娘，這便是後來子女們的母親。

一九三六年二月，陰曆年底石門坎學區年會過後，張德全接到去彜良青樹林小學任教的通知。這所學校在彜良縣境內，歸咪咡溝學校領導，但他們都屬石門光華小學分校。是年彜良縣政府通知所有私立學校都需向縣府立案，獲取承認後方能開展教學。於是張德全秉承石門坎學校領導的旨意，去彜良縣城角奎，爲學校辦了立案手續。當時楊苛荃先生在咪咡溝小學任校長，張德全不僅從他那裏得到了爲校立案的指導，還從楊校長那裏學會了珠算，學到一些待人接物的知識。這又一次爲他後來作縣鄉文書打下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張德全被調去威信縣牛坡坎光華小學任教，牛坡坎小學是位於白苗（川黔滇方言苗族）地區的一所最大的石門光華小學的分校。到那裏去佈道和任教的人員，都由石門坎教會安排，在張德全之前，已安排過三十多位傳道員和教員去過那裏。牛坡坎距石門坎約五百華里路，是石門坎所轄較遠的學校之一。

牛坡坎小學教師的分工，也按石門坎年會決議執行，那時高小部主任是王正興，教師是熊信榜。張德全負責初小四個年級的複式教學。同校工作的老師還有熊真海、熊真榮等，後面這兩位老師是張德全在石門光華小學和明誠中學的同學。因此從生活到教學等各方面都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張德全的工作熱情很高，只是牛坡坎與四川毗鄰，氣候炎熱，他不適應那裏的氣候，得了一場大病，差點喪命。

牛坡坎光華小學下轄當時川聯區的十多所學校。暑假，張德全請熊真海老師帶領，去訪問了部分分校。熊老師家鄉就在牛坡坎，他還在發達小學任過教。他們由牛坡坎出發，走了兩天路到達五同岩小學。該校設於一位叫楊明武的苗族農家裏，楊先生是大關縣王建明先生的內親。從五同岩起。他們倆在楊先生的帶領下，去了分佈於長寧、珙縣等四川境內的川聯區學校。行程數百公里爲時二十餘天，張德全目睹了川南壯麗的山川和辛勤耕耘於這片山區的白苗同胞生活情況。

一九三八年，石門坎聯區教學年會，調張德全去威甯縣馬踏鄉陸家營小學任教，但當他瞭解同校的一位老師排外思想極其嚴重，所以他未受任，準備在家務農。沒過多久，朱煥章校長通知，要他和楊明彰去昭通郊外的教會學校任教。春節過後，他們兩人赴昭通北閘接受工作，楊明彰被分到北門外的學莊小學，張德全被分配去三岔路小學。工作一個學期後，因爲待遇偏低難於照顧家庭，所以到暑假他便辭職了。

張德全先生從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共在雲南地界上的石門坎光華小學分校任教四年整。

當回顧在雲南山區小學從教的這四年時，張德全談到一次使他終身難忘的運動會場面，那是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那年朱煥章從華西大學畢業，回石門坎就任光華小學校長，在成都上學的王建明、張超倫也回石門坎調查。是年彜良縣政府決定於十月十日舉行雙十節紀念運動會，邀請石門光華小學師生參加。張超倫在成都受過童子軍訓練，事前他對石門學生進行了隊形和操技訓練，朱校長帶信給石門校區相關學校，讓球技好的老師在十月九日前去彜良參加石門光華學校足球隊。張德全在該足球隊隊員之列。十月十日那天，石門坎學生穿著一色整齊的童子軍服，吹著號，擊著鼓，唱著歌整齊地走在彜良縣角奎鎮的大街上，精神抖擻地進入會場，許多居民沿街駐足觀看，童子軍們在場上的體操表演，激起觀衆們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石門足球隊的隊員，都是苗族足壇上有名氣的師生組成，在與彜良隊比賽時，不久他們便攻入兩個球，後來彜良隊雖然採取違規衝撞甚至踢人的動作，但也不能挽回失利局面。一所山區學校的足球隊戰勝了一個縣的足球代表隊，給角奎民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輾轉於威甯縣區鄉黨政機關間

一九三八年八月，原來在石門坎工作過的白敦厚從威甯給朱煥章一封信，叫朱煥章在石門坎一帶物色三十多名有小學畢業以上學歷的青年，去威寧參加“保甲整編學習”培訓，時間爲一個月，張德全和楊明彰奉通知帶隊前往。

期滿結業時，所有學員按四人一組，分配去縣屬各區開展整編保甲。組長由培訓組織者委任，組員由組長自行從全體學員中挑選，張德全被委任爲一名組長，他讓其他組長挑選確定組員後，他便將兩位其他組長未挑選到的苗族學員，無條件地接收到他的小組。這兩個人是吳孝芳（女，馬尾落人）、張雅福（彜良縣獻雞鄉人），他認爲別人看不起我們苗族，我們自己則不能嫌棄自己的同胞，應該接納他們去一起鍛煉。

張德全任組長的這個小組，被派去大街區兔街鄉，他們按時完成了整編任務回區公所後，縣政府又先後派他去輔處鄉和老鴉鄉，幫助那些沒有完成任務的小組。張德全帶領這組別人挑剩的人，成爲最先完成任務的小組之一，他們都感到很寬慰。在兔街和輔處兩個鄉時，爲利於任務的完成，他們就住在各保各甲的村子。

在輔處鄉負責整編時，張德全還根據楊榮先先生的介紹去訪問了住在離輔處鄉公所不遠的管佩生先生，管先生曾任過威甯縣長。這次拜訪使張德全感到管佩生很了不起，他健談好客，熱情，無官架子。張德全深感確實不虛此行。

一次縣黨部書記長顔明章對張德全說：“石門坎這批來參加受訓的學員是你帶來的吧！你好好工作，今後可以當個教官。” 這使張德全油然産生了想進入國民政府機關工作的念頭。他和這次參加保甲整編培訓的苗族青年，幾乎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且張德全的填表申請最終獲得了批准。

一九三九年石門光華小學安排張德全在天生橋小學任教，不久石門坎區黨部書記遊敬敷從威甯開會返回時，特地路過天生橋學校，給張德全頒發了中國國民黨黨證，並在那裏召開了黨員會議，成立了國民黨石門坎區党部天生橋第二區分部，任命張德全爲區分部書記。遊囑咐張辭去學校工作，立即去石門坎區黨部報到。張德全的這一個辭呈，使他離開石門坎學校教學工作達六年之久。

石門坎區黨部全稱“中國國民黨貴州省黨部直屬石門坎區黨部”，約建於一九三六年，它是受雙重領導，即直屬貴州省黨部指導，又接受威寧縣黨部的領導。那時的區黨部書記是遊敬敷，指導員是史蔭明，他們有時還兼任石門光華小學高小部的公民課教師。在石門坎區黨部工作過的苗族人有張文明、楊榮先、楊文高和張德全，張德全正式進入石門坎區黨部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威寧大官寨土目安晦生家補塊地主安祿宗家擬對佃戶加租加押，張德全、吳性良、王正國等聯名呈文稟告威寧縣政府和貴州省政府，通過國民政府迫使地主們取消了原先的計劃。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張德全奉調去貴陽，在貴州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党幹班受訓，同去的還有威甯縣龍街區大寨的韓紹綱。到貴陽後張德全報讀党幹班，韓紹綱報讀會計班，經過考試他們都被錄取入校。當時在貴陽的威甯苗族同胞有在貴陽國際經委會作醫療工作的王惠然，在省民政廳的張斐然，在省畜牧獸醫工作的李學高，還有去學習汽車駕駛的楊榮福。他們爲張、韓兩人被錄取入學而高興，共同設宴慶祝。後來韓紹綱在貴陽巧遇他在青岩鄉村師範學校的老師吳靜修，吳先生要去台江縣師範學校任校長，他囑韓與他同行去該校任教。於是韓紹綱放棄了參訓打算，隨師去了台江。

爲期三個月的培訓結束時，張德全在結業考核中，軍事測試成績優等，業務科考試成績名列第二十八名，這與入學時他是第八十八名的名次相比，有了明顯進步，在全班，他算是成績在中上等水平的，他對自己的成績感到滿意。

一九四三年三月，張德全回到威寧縣黨部，部裏的趙德廣、宮旭、管紹禹等負責人對他說，省黨部委任他爲幹事, 比原先縣黨部擬定他的職務是助理幹事，升了兩級。隨後縣黨部書記長薛士賢把省黨部的委任狀交給了張德全，要求他好好工作勿負衆望。此後不久，威甯商會通過薛士賢，又聘請張德全兼任該會秘書，負責處理來往函件，每月按規定付給張相應報酬。

張德全擔任國民黨威寧縣黨部幹事後，按縣黨部的動議進行了完善縣區分部的組織工作。其中完善後的石門坎區分部設置如下：區党部設于石門坎，下轄六個區分部。這六個區分部爲：石門坎第一區分部，天生橋第二區分部，愛華山第三區分部，陸家營第四區分部，羅葡甲第五區分部，切沖第六區分部。這些區分部黨員在民族成分上，百分之八十爲苗族，少數爲漢族和彜族。後來縣黨部書記薛士賢擬定在石門坎訓練部分區分部黨員，張德全從威甯返回石門坎負責訓練班的準備和各項事務性工作，訓練科目的講授由縣党部秘書馮正鵠擔任。訓練時間七天，所耗資費由縣党部完全承擔。

張德全在縣黨部工作不滿一年，除因距家一百四十華里不便照顧家人外，還因他看不慣相當一些縣區官員言行舉止，還有上峰往往不解決下級工作的困難，但做出成績上報時，全部都寫爲是上峰個人的努力，他深感自己不過是爲他人奔命而已。所以前思後想以後，同年八月他便寫了辭呈，十月份得到批准，他離開了威寧縣黨部。

一九四三年大官寨土目家的管事謝朝剛到石門坎所在地雲爐鄉任鄉長，謝是漢族人，家住彜良縣倉盈，他文化程度不高，動筆書寫困難，所以當他知道張德全辭去縣黨部工作回家後，便派人去張德全家中，講述他擬聘張德全去鄉公所擔任秘書和兼任設在雲爐河壩的“鄉保國民學校”教員的打算。雲爐河壩離石門坎近，可以公私兼顧，於是張德全答應了，那年臘月報到上任，早去晚歸，事情多時就食宿於鄉公所。同在雲爐鄉保國民學校任教的老師還有王崇武、李昌海兩位。

張到雲爐上任不久，他的兩位雙親先後臥病不起，過年後，他的繼母病情有所好轉，但他父親的病情卻有增無減，正月十二，他父親不幸辭世。當時張德全還忙於鄉上工作，未能親自盡孝，他非常遺憾不能最後聆聽先父的臨終遺囑。這事使他痛徹肺腑。

謝朝綱任鄉長約一年之後，威寧縣政府派來劉鐫峰替換了謝。劉是楊森舊屬四川籍。謝朝綱辦理移交手續後，張德全也同時辭去了鄉秘書，離開了鄉公所。

四、在貴州威甯的從教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張德全參加威寧縣保甲整編的事情結束，他回到石門坎，被石門坎聯區年會分配去天生橋小學任主任，同時參與臨近教堂陸家營、木槽、上海枯幾處的教會工作。當時的教會由傳道員王英和李正品負責。學校教員有張文欽、張文正（又名張本源）、朱心和、朱常義。

張德全在工作上得到上面各位教員的支援，生活上得到學校駐地民衆的幫助，他一家人煮飯用的柴禾全由親友們慷慨提供，他心情非常愉快。在“明確分工，各負其責”這一統一認識指導下，所有老師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這樣，在他主持天生橋小學工作的這兩年，升入石門坎光華小學高小的學生，較往年又有增加。

一九四五年，張德全被聘到石門光華小學任教。當時校長是韓紹綱，教導主任是王惠澤，教師有楊文高、溫欽芳、王忠文、楊華芳和張德全。除校長外每個老師各承擔一個級的班主任，張德全任五年級班主任。那時每個年級的學生都有四五十名，一個老師要兼任幾個科目的課，每日上課時數在五節以上，教學任務一點也不輕鬆，備課上課答疑改作業幾乎占去了每個教師的全部白天時間。

一九四七年，朱正良老師到石門小學任教，教師人數增加了一位，楊文高老師兼任事務主任。石門光華小學的老師都有一個相互關心精誠合作的特點，遇到某一位教師因故不能上課時，其他老師便主動靈活去頂班，從來不出現任何教師空堂現象。

張德全老師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都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這期間除了學校教學，他還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抽時間參加了楊榮新審定的《NA¢ T? X? L?》（《普天頌贊》）；一九四六年，他被派去協助王正剛老師向威甯教育科辦理了馬街初級小學的備案手續，馬街小學是石門光華小學的一個分校。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張德全先生兼任駐石門坎英籍牧師邵泰卿和石門坎女校創辦人趙月林老師的苗文教員；此間張德全還被選爲石門坎教會聯區議會書記，負責每年石門坎、牛坡坎、咪咡溝、長海子、大坪子五個聯區負責人在石門坎開會時的會議記錄。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張德全加入了威寧遊擊團，同時也在石門光華小學任教。此後到一九五一年，遊擊團委任楊榮先爲石門鄉長，張德全爲副鄉長兼文書。此時爲維護地方治安確保人民安全，遊擊團政治部主任張斐然和該團五連指導員禹志超到張德全家，共商遊擊團在石門坎片區的活動。張德全提出從本鄉兩個苗族保裏誘出雲爐鄉李國棟攤派給他們購買的槍支來武裝遊擊隊。方式是叫這兩個保的持槍人攜槍到設在石門坎新街子東面上排房子的鄉公所打烙印，藉故截取槍支。與此同時，張德全還參加了由附近村民和部分中小學教師組建的一至二十人左右的武裝。負責保護這段時間從昭通城東郊沙子坡、廣東河經石門坎去鎮雄的商旅，從而也使零星來往旅客感到安全。這是石門坎這二十人的武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做出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西南教區不復存在，教區聯區年會同時終止。但石門坎光華小學照常上課，教師工資時有時無，然而大家依然敬業盡職，堅持教學。

一九五二年，石門坎光華小學被威寧縣人民政府正式接收爲公立學校，學校經費由縣府支付，所有教員轉爲公辦教師。這年楊文高老師因身體不適辭去學校事務主任工作。學校指派張德全接受這項工作。暑期全縣中小學教師被派去參加土改運動，張也在其中。

一九五三年開年不久，張接到縣文教局派他去轎頂山小學任校長的調令。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的父親張文（又名張馬太）去過那所學校任教，張對那裏有著特殊的感情，很快他就攜家屬赴校就任。同年，原石門光華小學校長韓紹綱也調去威寧觀風海四十五戶民族小學任校長。在轎頂山小學任職的三年多中。第一年學校送了十多位畢業生進入石門民族中學學習，朱達義、張文德、朱明安、朱達道、張文光、朱達福、朱達志等，另有十多名該校畢業生由校方介紹進入縣郵電部門和畜牧場。以後各年又有不少學生絡繹不絕地進入石門民族中學和威甯中學等學校。

一九五七年，張德全奉調去威寧縣雲貴鄉水塘小學任教，這裏曾是他父親居住過的地方，算是其父輩們的第二故鄉。基督教剛傳入昭通威甯時，柏格理曾一度考察過這個地方，準備選爲建堂辦校地址，只是距離昭通較遠，煤炭儲量不及石門坎，有較大的局限，所以才被放棄。

水塘小學是一所完小，創建時間不長，校舍暫借當地一些廢舊房屋，所以參差不齊，破損嚴重。爲適應教育發展需要，亟待修繕現有的校舍和增建新教室。張德全同當地知名人士白虎山楊順成（又名楊慕福）交談，楊先生極爲支援，他說只需將計劃擬定，就由他負責組織完成全部工程。不久校舍如期竣工，裝修結束，交給了學校使用。也就在這時，張德全奉調回到石門坎待命。一九五八年開年，威寧縣教育局擬調張德全去威甯與宣威交界上的黑石頭瓦竹小學任教。他覺察這是一種印象調整，又由於離家遠，所以他向縣局提出自己上任的困難，後來縣局只好安排他在石門坎小學任教。這年暑期，威甯縣中小學教師和小學高年級學生全部參加本縣社會掃盲突擊工作，張德全帶領一個組到上級指定的野依鄉掃盲，歷時一個月，任務結束評比時，區鄉政府分別授給了他獎旗。截至授旗之日，張德全在山鄉從事教育工作達十五年。

五、獄煉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張德全奉調去白麽小學任教。到校開初，在“一切服從總路線”的口號下，在白麽，到處是“超英趕美”大煉鋼鐵的運動。區委派了一位姓阮的區委委員統領運動。經過校方與區委領導反復交涉，後來鄉政府允許師生回校開課，一天，張德全帶上有學生名單的冊子去石門坎購書時，阮委員也與他同道而往。他們走到石門鄉政府所在地石房子的週邊牆腳時，阮委員對張德全說：“張老師，我們一起去鄉政府商量點事情後你再回家吧！”張德全只好隨聲附和，可是突然心裏一亮，意識到自己“落網”了。進入鄉政府裏時，阮委員已經不知去向。迎面而來的是鄭義鄉長和幾位年青人，他們把張德全推進一間房子，並鎖上了大門。掃視房間，只見房內還有一個人，原來是楊榮新先生，他坐在一個牆角裏，他們相互對視了一下，但都沒有向對方打招呼。

天黑後，一個提著手槍的王姓公安特派員押著他們兩個去原石門坎女校趙教師住過的房子，關進一個房間，這裏與張楊兩人的住家近在咫尺，不久張德全的一個外侄邵龍告訴張德全的長子，叫他送飯和行李去。張的兒子送東西去時，見到房間外有石門坎中小學的五六個老師在談話，看得出他們是被召來看守張楊二人以測試其忠誠。

第二天，公安特派員把張楊二人帶回石房子，出於對白麽小學應盡的責任，張德全把他帶來的購書名冊和書款交給了來鄉政府辦事的石門小學陶紹榮老師，托他通知白麽小學的朱國武老師來石門坎領回教科書。

第三天，幾個鄉的上萬人集中在人工開闢出來的石門坎大操場（足球場）開鬥爭會，除張德全、楊榮新被押入會場外，還有王崇武、陶自改、楊文高和王本聰四個人也被先後押入會場，與他們一起接受批判。會後張德全、楊榮新、王崇武三人被押回石房子。

第四天下午一時許，張、楊、王三人被押往昭通。楊榮新年邁，身體帶病，面容憔悴，行動緩慢。當他們走到了遠離人戶的猴子岩埡口時，押送人員中一個姓韓的青年人對他們拳打腳踢辱駡不停。走到昭通已是午夜時分，他們不僅疲勞，甚至餓壞了。可是無人過問吃飯的事，一直忍受到次日清晨，真是難得的一次人生苦旅。

押送他們去威寧的那一天，封閉的囚車駛過昭通元寶山時，楊榮新先生眼淚盈眶，他對張德全說：“老表，我們這一去就再也見不到昭通了。”他心情難過到了極點。張德全只好安慰他說“我們不僅要回來見昭通，而且還要多次來往於昭通。”到威寧後，他們分別關押在三間牢房。幾天後，王建章、王正綱、朱正祥也進了威寧監獄，此時這所監獄的牢房只有六個苗族人。他們當中有人歎道：“五十年前苗族人有了自己的學校，五十年後苗族人終於有了自己的監獄。”也有人打趣道：“過去我們接受的是校練，現在接受的是獄煉，它們對於人生來說都是極其寶貴的磨煉。”

一九五八年十月，他們三人被押往畢節，同時押去的還有四方井的安啓雲牧師。到畢節後張德全關入一間拘留室，其他三位押入大牢。次日晨，在罪犯集中學習時，張德全幸運地見到了楊榮先、楊志誠和水城苗胞楊昌舉。這是上帝安排他與楊榮先最後見了一次面。

這年秋後，張、楊、王他們三個從石門坎押解去的人，又被帶回威寧。張德全懷親思鄉心切，他站在鐵窗旁掃視馬路上穿梭來往的人群，有幸見到了行進中的同宗兄弟張仁賢，仁賢是要去大方縣參觀學習而途經威寧的。不久仁賢從大方縣郵局給張德全彙來了一些錢，這使他終身難忘。押回威寧幾個星期後監獄管理人員通知張德全去推磨，在他行走到有停屍房字樣的房門時，無意識地往房間裏瞟了一眼，看見裏面有一件破爛的苗族花衣覆蓋著一個人，他心裏一驚，近前一看，停放著的是楊榮新的遺體。他身上好一點的衣服不見了，雙腳也是赤裸著。張德全的眼淚再也抑制不住，淚珠簌簌往下落。他在那裏肅立片刻，向這位來自石門坎的長者默哀，向楊先生的遺體最後告別。

張德全他們這批犯人再次從威甯押解去畢節，之後到達大方縣硫磺礦，在那裏他第一次聽到對自己的宣判，他犯歷史反革命罪，服刑十年，就地接受勞動改造。一九六○年冬，他所在的中隊由大方縣調去黔西勞改農場。由於生活環境穩定，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刑期，因而思想也比較安定。

一九六八年，張德全十年服刑勞改期滿，管理當局宣佈，獲釋人員可以回家也可以安排在農場就業。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社會鬥爭激烈，經過再三考慮，他選擇了留場就業的路子。不久，批准他留場就業十年，每月享有十八元的工資。

六、返回故里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張德全辦完所有手續，月底正式離開黔西縣高家井農場，返回了離別二十一年的石門坎。回家後他被生産隊安排去放羊，從評工記分

張德全老師一九九六年與來訪者談話（朱玉芳提供）

中分獲口糧。後來，在中國解散生産隊，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張德全也從集體那裏分得屬於自己承包的土地，從事自由的農耕。

一九九四年，有四位學者去石門坎拜訪張先生，其中一位問道：“你對自己被判刑十年這件事有什麽想法？”張先生講，“我在國民黨執政時從事過上峰安排的事，時代變遷自己應該接受適應新社會的改造。我對自己被判有罪服刑十年沒有怨言。唯一遺憾的是由於我被判刑而使子女失去了升學的機會，這是我深感對不起子女的地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政府終於宣佈一九五八年將張德全定爲歷史反革命分子並判刑十年是錯誤的。張先生終於在他暮年之時，重獲社會的公正對待。

二○○○年七月，張德全在石門坎辭世，享年八十三歲。

 注：作者系主人公之長子

二○○七年五月一日從石門坎寄達昆明

一九五〇年朱煥章聯區長和他的同事邵泰卿（英籍後右三）、朱瑞光（前左二）、張志誠（前左一）、鍾煥然（前右二）、吳忠烈（前右一）、張鴻猷（前左三）、楊榮新（後右二）、楊明開（後左一）、李正邦（前右三）、張夏禹（後右一）等先生在石門坎

（Rev.R.Keith Parsons和 Rev.P.Kenneth Parsons提供）

尋幸福展轉雲貴 覓真理投身革命

              ——記楊清明先生

 赤澈台杜 

簡歷 

楊清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七日），男，苗族，貴州省威甯縣龍街天橋大老林人（'M? C£ Z? TÕ CÕ）。共產黨員，昭通縣第七屆政協委員，昭通市第一、二屆政協委員。

一九三四年，楊清明十七歲那年，他隨父親去雲南省武定縣參加當地剿匪遊擊隊和保商隊維護地方治安，之後又到昆明一家糕餅鋪當過學徒。一九四二年返回貴州威寧，之後，他在石門坎教會學校及西南國立師範學校寸田壩附小當過校工。一九四七年受中共邊縱地下黨員錢烈、張斐然的開導，使他認識到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窮人才能有幸福日子過。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年，他在永昆支隊威寧遊擊團五連二排四班任班長。轉到地方後，他曾先後在多個部門工作過。其間於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昭通專區郵電局做鄉郵投遞，他長期攜帶郵包往返於昭通至鎮雄、永善、大關等縣，這期間，他於一九五四年加入了中囯共產黨。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他奉調到昭通縣委會合作部，到大寨子鄉

離休前的楊清明先生（楊世武提供）

搞農業大豐收試驗。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他被調到昭通農水科水利指揮部工作，長期在昭通轄區內的鳳霞、永豐、土城、守望等鄉鎮進行測量施工。一九六一年他被調到昭通縣畜牧局工作直到一九八○年退休。

坎坷人生 

楊清明的人生歷程是坎坷的，幼年時他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舊中國，十三歲以前就顛沛流離于威甯龍街區金家屋基、天橋、石街路外祖父、大祖父家。五歲他就替大祖父家去給地主家當夫。六歲他到石街路外祖父家放牧。十三歲他到天橋爲大祖父家放牧，爲了養好祖父、外祖父的牲畜，他常常到坡地上、溝箐裏去割草，幾年後留在他稚嫩小手上的刀傷不計其數。一九三三年大祖父去世後，他才回到父母身邊。是年秋，地主的管事韓委來到他家對他父親楊愛說：“你家種的地有一半比你堂弟家的好得多，所以今後你要給地主家當兩次夫，繳納兩次款，你堂弟家出一次夫。如果你不願意，就把你家的地調給你堂弟家種。”楊清明的父親聽後，不同意地主的意見。韓委就叫他拿五十塊小板（當時的錢幣名稱）去地主家說清原因，楊愛也不同意。地主聽了管事的彙報後很生氣。幾天後，大老林寨子的馬愛福來到楊愛家說：“你堂弟在黑姑區喝酒，他們商議說‘如果這些辦法都搞不下你來，那只有把你打死。’”聽了馬愛福的話後，楊愛不敢在家裏住了。活生生的人生欺壓和艱苦的生存環境，深深地銘刻在楊清明幼小的心靈。同年他父親楊愛就同本村的王光義一起逃到雲南武定乾壩。到了乾壩，楊愛瞭解到有一支“滇中苗族剿匪保商大隊”，而且隊長朱有林和朱有成都是苗族人，他們爲政府爲民族肩負著匡扶正義、掃除匪患、保一方平安的歷史任務，他便加入到這支隊伍。一九三四年四月，楊愛從武定又回到威甯天橋，同年五月他帶領本村的張本文、王光耀和兒子楊清明又一同去了雲南祿豐和武定幹壩。當時因爲商家過路的人數和次數不多，張本文就到昆明找事做去了。他們三人就到李德昌家做農活以維持生計。直到十月份楊愛、王光耀和楊清明三人才正式加入朱有林的保商隊。兩年後，一九三六年三月楊清明被調往黑井保商隊，同年六月羅次縣三區區長張林肖要去江溢縣當縣長，他請朱有林派保商隊護送，當時包括朱有林、楊清明在內一共去了十五個人，兩個月後有十三個人返回武定，留下朱有林和楊清明，九月份朱有林也返回了幹壩家中，留下楊清明一人。十月份楊清明患傷寒病，無錢醫治，他就請人寫信給朱有林。朱有林便派李開華（彜族）去帶他回黑井保商隊。一九三七年經從彜良到昆明的張壽德和從威甯來的王禮新介紹，楊清明到昆明北門街聖書公會打短工。一九三八年一平浪建設鹽廠，朱有林被任命爲滇西鹽務局保衛大隊大隊長，因人手不夠，受朱有林的邀請，楊清明便離開聖書公會去了一平浪參加朱有林的保衛隊。之後不久，朱有林、王兆非兩位又介紹楊清明到昆明正義路永康商店學做糕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楊清明獲悉他父親楊愛在家鄉病重，他便請假離開昆明回貴州威甯老家天生橋，此後再沒有回到滇中。

一九四三年一月楊清明到昭通雲興街在吳性純醫生家開的一個店裏做糕點。九個月後因物價高漲，原材料緊缺，糕點店關閉。之後經楊榮傳老師介紹，楊清明先後到石門小學和昭通西南國立師範學校附屬彜良奎鄉寸田壩小學當校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九四六年他又回到家鄉天生橋。一九四七年他被保長韓委抓了壯丁送到威甯司營區當衛兵，七天後他便從營區逃脫出來，到吉利鋪麥子地他叔父楊馬可家避難。

經過十幾年的輾轉探尋，楊清明學到了不少社會知識，看到了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他決心去找一條光明的人生道路，萌發了要自由就得奮鬥學知識的膚淺認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正逢中共地下黨在他家鄉開展打土豪抗租抗息宣傳。通過地下黨員的宣傳，他開始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特別銘記在他心中的一句話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各民族人民自己”。這個思想成了後來推動他走向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燈。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參加了中囯共產黨領導的永昆支隊六支隊威寧遊擊團，從此投身于爲窮人翻身解放而戰鬥的隊伍。

幾個小故事 

抗租

楊清明自從與父親去雲南武定祿豐一帶參加保商隊後，學到了不少社會知識，知道了受壓迫和被剝削不是命運所致，而是階級壓迫造成。要想獲得人民的翻身和自由就要有文化知識、明事理，有鬥爭精神。他認識到這一切後，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年的時間，他家一直不給地主家交租，他的反抗精神和鬥爭精神，使得地主對他沒有辦法。這在當時的社會，大多數窮苦百姓是很難做到的，更何況是一個苗族青年。

學藝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楊清明在昆明正義路永康商店學藝期間，他吃苦耐勞、勤奮好學，加之聰明能幹，短時期內，他就能做好幾種西式糕點。老闆也很器重他，把倉庫鑰匙交給他，叫他管理整個店的貨物，並願意把女兒嫁給他。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苗族放牛娃出身，又不識文化，不配做人家的女婿，便婉言謝絕了老闆的一片好心。

苦學語言  記錄民間文學

封建統治時期苗族是一個被別人奴役、失去人身自由的民族，它失去自己的文字已數千年。楊清明青年時代就生活在那樣一個時期。他是一個文字盲，不懂漢文，也不懂苗文。一九四三年在他到石門坎學校和奎鄉寸田壩小學當校工後，他向老師們學習漢字才第一次能夠寫出自己的名字。一九五○年在郵電局工作期間，他深深地認識到光有熱情和好的工作作風不行，還得有文化知識。因爲郵電工作每天都與信件打交道，但自己只認得很少的字，很多地名人名都不知道，因不識字而帶來的困難迫使他下定決心必須學好漢語文。因而，已是中年的楊清明爲了搞好郵電工作，硬是靠堅強的毅力把自己的漢語水平提高到一個初中生的水平。

苗文也是楊清明學習的一門功課。他在青年時期，輾轉於雲貴兩省苗族地區時，常聽到一些老人講述苗族故事、吟唱苗族古歌、史詩，而且很多詞語比漢語表達得更形象、深刻和婉轉。但那時他不識苗文，就只好默記在心裏，然而他覺得光靠心記是不能把這些東西完全記下來的，爲了保存這些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産他便向懂苗文的老人和自己的妻子學習（他的妻子朱蘭英在教會學校學過苗文），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他不但能閱讀親友們用苗文寫來的書信，而且還能用苗文記錄下自己用心記下來的苗族古歌和故事，使一些瀕臨失傳的文化得以保存下來，留給後人。

掌握苗語有用處

楊清明在祿豐保商隊期間，一次他與李開華（彜族）去背鹽，在返回住地的途中，遇到一個土匪攔截，叫他們兩個把鹽用作買路錢，他們只好將背架靠在路坎上歇息與攔截者交涉。這時李開華用苗語對楊清明說：“X? Q�, T£ Eß Y? E?  Z? X· KÏ D� T? T�?”“小楊，你的身體是否恢復到能跑動了（因爲楊清明患傷寒病剛愈不久）？”楊清明答道：“D� T? T�.”“能跑動了。”聽了這話，李開華便說：“Y? L? C? E? , Eß BÐ A� CÕ E¡ SÍ I'Ó NT? M?, Y? NP� G? KÌ X� L· L? Eß.”“那麽，你把東西留下先往前面走，等一回我會趕上你的。”楊清明放下背鹽的背具，空著手往回家的路走去了。土匪聽不懂苗語，他當初見是兩人還不敢輕易動手，等楊清明走後，土匪放鬆了警惕。李開華見楊清明已走得差不多遠了，他便從身後的背架中摸出一塊鹽砣，使勁地砸在正埋頭拾取物品的土匪頭上，李開華乘土匪昏倒了的時候，立即背上他倆的鹽追上了楊清明。通過這件事的啓示，楊清明常給子女及後輩們說：“掌握苗語，在關鍵的時候很有用。”

打狼

一九八○年昭通甯邊鄉發生了狼群傷害牲畜事件，當地政府無法消除狼害，便貼出告示向社會求援“誰能打死這些狼，每打死一隻獎勵人民幣五十元。”（當時五十元相當於一個科級幹部一個月的工資），那年楊清明剛好退休，他知道這個消息後，就主動請求爲當地人民除掉狼害。當時正值臘月，在昭通這個季節裏氣溫特別低，有時氣溫會降到零下幾度。甯邊鄉地處昭通東北部海拔二千九百米左右。恰巧那時大雪封山，但楊清明是一位飽經風霜的漢子，他沒有因大雪而退卻。這時也正是狼群饑餓的時候，對人的威脅也極大，然而楊清明並沒有膽怯。他帶上自製的狩獵炸彈，背上炒麵，披上一件卸寒的羊毛披氈，在高山荒野裏一呆就是兩個星期，等他從山上下來後便滿載而歸，共打死狼七隻，爲當地的人民除了狼害。事後當地政府按承諾要兌現獎金給他，但他婉言謝絕了。他說：“我打狼不是爲了錢，而是爲大家清除狼害。”後來政府獎勵給他一支獵槍。他的這個事迹還被《雲南日報》、《昭通報》登載宣傳。

治羊疾

楊清明在昭通大山包羊場工作時，由於牧草和營養的原因，一部分羊患上脫肛症。大學畢業的獸醫用了很多方法都未能治好羊的疾病。楊清明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便突發奇想叫醫務人員把羊的後腿吊起來，挂在樹上，結果所有的患脫肛症的羊都恢復了正常。獸醫們都驚訝於他的這項治羊疾的妙方。

搞綠化

一九八○年楊清明退休後，他攜夫人移居到昭通市郊守望鄉團山，無償地爲昭通市水電局看管炸藥倉庫。在他們夫婦的看管下，這些危險的爆炸物品沒有出現丟失或被盜現象，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倉庫的周圍空地種上了桃、李、梨、椿等樹木百餘棵，開墾了兩畝多的荒山地。他們用自己的勤勞和資金爲炸藥倉庫的綠化作了貢獻，但從來沒有向水電局要過一分錢。

買地

新中國成立以前，苗族人特別是講滇東北方言的苗族人大多都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由於沒有自己的耕地，從事農業生産的人們就談不上溫飽。楊清明從小就深切地感受到沒有自己土地而帶來的艱難，他覺得農民只要有了土地就有了幸福。於是他在昭通糕餅廠工作時就通過自己的辛勤勞作，積攢到一些錢，便在昭通飛機場旁邊購得一些土地。他買到這些土地後因家庭離昭通遠，所以一直沒有耕種，土地也一直荒著；他買地只是想等將來有時間了可以自己耕種。但後來這些土地還是交公了。儘管如此，當初他認爲“土地等於幸福，有土地等於有自由”的意識並爲此毅然省吃儉用攢錢買了土地，爲後人能過上幸福生活打下一定基礎的這個舉動是值得欽佩的。

保護苗族文化

一九九八年，楊清明的一位石門坎老同事的兒子千里之外去拜訪了他，他向來訪的這個後生講述了許多關於苗語的事，其中包括對各種牲畜處於不同發育時段的稱呼。如“T? G?”指未成熟的牝牛，“T? E'É”是指未配種的仔豬，“E'à JÀ”是指去了勢的山羊，“E'à M?”是指種山羊，“L? HÐ ”是牛王；他也向造訪者講了“E'? Kµ”這個詞的含義，在兩親家的稱呼中“E'?”和“Kµ”是有區別的，“ E'? ”指女方家，“ Kµ”指男方家；他還向來訪者介紹了苗族史歌中的許多辭彙，他說史歌中不少關鍵字彙是用“Y? DÑ LÍ”或“Y? D� LÍ ”傳述的，帶有多種含義，要仔細領會才能體會其實意。他還向造訪者介紹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們曾到他家裏翻查“四舊物品”，要從他家裏拿走《聖經》和《H? T'» NT? E'?》，他對他們說，那是他留下作批判材料用的，如果拿去銷毀了，他就找不到可批判的東西了。於是紅衛兵們就信以爲真，才使那兩本在當時認爲是禁書的重要書籍得以在他那裏被保存下來。而《H? T'» NT? E'?》對於研究苗文是十分有用的參考書。他又給來訪者看了他用苗文寫下來的許多苗族詩歌和故事……當時已經八十多歲高齡的楊清明老人，他還饒有興趣地不間斷地向來訪者談論一天半的苗族語言文字問題，足見楊清明老人對傳承苗族文化的關心和熱愛。

饒有風趣的婚姻

一九四三年底，楊清明在昆明正義路永康糕餅鋪當學徒，幹得正有興趣的時候，他接到了一封家書，說是父親病重，叫他速返貴州威甯天生橋，好讓父親能見上一面。辭別老闆，他匆匆趕回家鄉。跨入家門看到母親後，他的第一句話就問父親病情怎麽樣。他媽媽告訴他說：“你父親好著那，他放牲口去了，晚上就回來。”原來父親是擔心他的婚事，以病重爲藉口把他叫回家給他介紹對像。父親給他找的對像是一位叫朱蘭英的姑娘，這位姑娘上完初級小學，能識字也懂苗文。沒有托媒說親，也沒有對歌傳情，在親友們的撮合下，兩個年輕人見面了。楊清明當時已經二十五歲了，但他還不想結婚，還想到昆明去好好地學好這門手藝。他便對姑娘說，他還要外出幾年，怕耽誤了她的青春。姑娘說，不論他外出多少年她都可以等。他說自己長得不英俊個頭也不高，姑娘說她什麽都不嫌棄。姑娘的話不多，他們見面時楊清明問一句她答一句，不問話時她只是低著頭站著……父母終於說話了：“人家姑娘有文化、懂禮貌、人勤快，你還嫌什麽？”結果，楊清明只好打消了返回昆明學藝的念頭，在他的故鄉成了家。

結束語 

在楊清明三十年的革命工作中，他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起到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作用，工作中組織安排他到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從不叫苦叫累，僅在畜牧局工作的二十年時間中，他多數時間工作在條件比較艱苦的高寒山區和二半山區的場站，如守邊、大山包、桃樹井、錦屏這些地方。他終年與牲畜打交道，工作上既嚴格要求職工，更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生活上他處處爲職工著想，積極帶領職工學習國家方針政策、學習種畜的飼養管理知識，教育職工要以場站爲家，他還帶領職工開荒種地，改善生活和增加場站收入。爲了讓場站的職工能與家人團聚，他連續八年在場站值班沒有回家同家人過上一個春節。

楊清明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他愛憎分明，一身正氣，他終生勤勞樸實，不計個人得失；在榮譽面前他從不驕傲自滿。他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曾多次受到省、地、市的表彰和獎勵。他那種艱苦樸素、勤勤懇懇、積極工作的好作風、好傳統值得我們學習。

 注：本文作者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〇〇七年三月七日于昆明

威信縣苗族早期的一位大學生熊真海

楊洪美 

雲南省政協委員、威信縣第一屆政協副主席、牛坡坎小學校長熊真海，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民國六年九月初八）出生在威信縣紮西鎮田壩牛坡坎一個貧苦苗族農民家裏。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逝世。熊真海的父親熊玉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又是個熱心爲教會辦學的骨幹。他把自己的園地無私奉獻給光華小學作校基。他是學校董事會執事，參加管理學校，熊真海的母親姓李，是個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熊真海排行第二，人稱他二哥，由於熊真海生長的時代，正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宣傳新思想，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時代。加之外國基督教在牛坡坎辦學。這些對熊真海立志讀書成才不能不是一個影響和鼓勵。熊真海之父親熊玉興爲了送子讀書，把祖上留下來的土地幾乎典當光，家人過著貧苦的生活。這使熊真海從小就養成能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精神。學校就辦在他家門坎腳下，熊真海剛滿六歲就開始發蒙讀書。他讀書非常努力、勤奮。初小畢業後牛坡坎沒有高小，當時教會學校辦的高小在貴州省威甯縣的石門坎，從威信縣牛坡坎到威甯的石門坎足有六百多華里山路。全靠人兩腳跋涉，十四歲的熊真海爲了讀書，邁開了自己的雙腳到遙遠的石門坎去，腳上穿著草鞋連走了六七天，腿走腫了，腳磨破了，咬著牙關不叫一聲。熊真海在石門坎只讀書一個學期，因家庭困難，家裏拿不出錢作路費，就此被迫輟學在家勞動。一九三三年九月牛坡坎辦起了高小，熊真海又才在牛坡坎繼續讀高小。一九三四年九月熊真海同熊信榜、熊真榮、陶正榮等人考入外國人辦的昭通私立明誠中學讀書。成爲我縣苗族第一代中學生。在昭通讀書期間，他非常艱苦，腳穿草鞋，身穿麻布衣，教會津貼費不夠用，經常沒有飯吃。每次放假來回腰無半文。在路上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有時燒幾個洋芋也過一頓。別人吃午飯，熊真海只能在一旁看。沒有錢住旅店，只有到人家戶投宿，睡在廄樓上，忍饑挨餓。

一九三七年初中畢業後，熊真海開始了教師生涯，在教會學校邊教書邊傳道。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他先後在川聯區教會學校牛坡坎、發達、五童岩、茨竹壩、石甲子等處任過教。由於他教書認真負責、忠誠信教、傳道。教會於一九四一年選送他到昭通神學校學習。一九四六年又選送到四川成都華西神學院讀書。成爲威信縣苗族的第一代大學生。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從華西神學院畢業後，任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川聯區區長。主要從事教會學校的管理工作。並兼任牛坡坎光華中心小學校長。一九四八年八月熊真海與四川省筠連縣苗族女教師艾新秀結婚。成爲苗族自由戀愛結婚的新式婚姻家庭。給威信苗族樹立了榜樣。

一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威信縣解放了。這對於熊真海來說是一個大的轉捩點。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接管了私立牛坡坎光華中心小學，改爲威信縣牛坡坎民族中心小學校（後改爲威信縣田壩民族小學）。任命熊真海爲第一任校長。爲了充實力量，增派了教師，落實了經費、設備，使牛坡坎學校得到了發展，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到一九六九年間，熊真海一直是該校校長。熊真海除了教育工作之外，黨和政府還常讓他參加和擔任各種社會工作。一九五一年熊真海任田壩鄉第八保農會主席。領導農民搞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一九五三年參加全縣土地改革復查工作。一九五四年參加全區小學教師思想改造復查工作。通過各種社會活動和政治運動的鍛煉，使熊真海思想覺悟從根本上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堅決擁護中囯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根據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動。響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號召，積極投入黨的教育事業，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知識才能用於培養祖國的下一代。使牛坡坎小學得到了新生，學校走上了正規化、制度化的軌道。

一九五六年熊真海被推選爲雲南省政協委員，一直連任到一九八五年因病爲止。一九六○年由於田壩小學被評爲全省先進單位，熊真海以先進代表的身份，出席省教育先代會，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獎勵和表彰。一九六○年他又被選爲威信縣人民委員會委員，參加管理黨和政府的工作，他認真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成了搞好民族工作和統戰工作的骨幹。

熊真海積極要求進步。熱愛祖國，熱愛中囯共產黨。他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們窮人的今天，也就沒有我們少數民族的今天。我是民主人士，我仍然永遠熱愛共產黨，爲黨的教育事業貢獻一切，做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熊真海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一心撲在工作上，他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學校爲工農開門。解放初期全縣少數民族的子女，都來牛坡坎小學讀書。學校很快發展到三四百人，在管理方面，他嚴格要求，在德、智、體、美各方面都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要求教師備好課、講好課、輔導好學生，認真批改作業。要求學生尊敬師長，遵守紀律，團結友愛，向雷鋒同志學習，多做好事。熊真海辦事從來都是很認真的，凡事都有佈置有檢查。經常深入各班級，對老師們要求很嚴格，好的就表揚，差的錯的就直接了當提出批評和幫助。對老師也非常關心，經常問寒問暖，安排好每個老師的工作和生活。老師在他的領導下工作總覺得有奔頭，一旦調離還捨不得走。

爲了加強對學校學生的教育，除要求老師們認真工作外，還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對學校工作加以管理監督。建立家長管理委員會，每個學期都要召開一至兩次家長座談會。充分聽取社會和家長的意見。把學校辦好。在管理上，學校每個學期都訂有工作計劃。各班、各教研組、各科任教師都有自己的教學工作計劃，安排好每個學期的行事周曆，使學校工作做得有條有理，按章行事，做到有勞有逸，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在教學上，他以身作則，帶頭搞好學校一切工作，課外和老師一起活動。河裏漲大水的時候，他與老師一起到河邊接送學生，一馬當先把學生一個個地抱過河。在國家困難時期他從沒叫過苦，帶著老師們上山開荒種菜改善生活，星期日還要到幾十里以外的墨黑煤廠去背炭。每一次大家分頭搞家訪時。他都主動去最遠最難走的地方。他一心撲在工作上，幾十年如一日。

熊真海嚴格要求自己，黨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黨叫幹什麽就幹什麽。直到病倒在床上還在問學校工作怎麽安排了？口口聲聲對人說：“我要趕快把病治好重返工作崗位”。

熊真海自擔任政協委員以來，在思想上與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積極參加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做安定團結工作。爲我縣政協工作做出了貢獻。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同胞威信縣的一位教師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扎西供稿

無盡的思念

—— 回憶王建光 

婁發文 

一、我的身世 

一九二二年冬月，我出生在貴州省安順市城郊的一個布依族家庭。我們的寨子叫門口寨，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景色很美。寨子離城約四公里，只有二十多戶人家，全姓婁。我出生時，家裏相當富裕，有不少田地。我有三個母親，韋氏母親死得早，沒有兒女；吳氏母親生有二男二女；我的生母李氏母親生有五個女孩，我是老四。我們兄妹十人中只有兩個哥哥，還有一個最大的姐姐是從伯父家過繼來的。我排行第九。小時候，我不愛做針線活，倒喜歡和小夥伴們上山放牛爬樹，下河嬉水撈魚。冬天，寨門前的河面結冰很厚，我們就在上面打陀螺。大家都說我像個男孩。我雖然頑皮，卻也有些乖巧活潑，所以從小就深得父母寵愛和姊妹喜歡，幾位出嫁的姐姐常常輪流接我到他們家“做客”。在那個男尊女卑的年代，姐妹中我是唯一能和兩位哥哥一起得到讀書機會的女孩，也是寨子中唯一能進城讀書的女孩，只不過，我讀書時已經十二歲，而且不會說漢話。

我入讀的學校叫第一女校，校長是胡堅，記得第一天到校時，秦元明老師就剪掉了我的長辮子，並給我起了個學名，就是我現在用了一輩子的名字。第一次上課，我聽不懂那位女老師的漢話，就悄悄跑出教室去玩，爲此挨了那位老師狠狠的兩大板子。我們家城裏沒有親人，是找人家戶寄宿搭夥，每月交一斗上好的米（約合四十斤）和兩塊大洋的菜金。小學六年，換了五家人家，雖然有種種的不便和困難，但我還是堅持把學業繼續下去。漢話也漸漸地由不懂到熟練，所以，後來的學習就輕鬆多了。

一九四○年，我順利地讀完小學，拿到了畢業證，正準備繼續報考初中時，二哥的一位姓廖的同學由貴陽捎來一份重慶邊疆學校的招生簡章，上面說該校初中部擬在貴州招收五名少數民族學生。家裏幾位有見識的哥哥、姐夫都勸我去報考這所學校，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和當時在安順縣女中讀初二的韓達珍一起，由家族中的婁發學大哥送到貴陽去報考。到了貴陽，發學大哥還請當時在貴陽大廈大學任教的楊漢先老師給我們輔導。我有幸被錄取，韓達珍卻落選了。一個女孩子要遠離家鄉，孤身一人到那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去讀書，我有些害怕，不想去讀。這時恰巧有位仡佬族的男生體檢不合格，留出了缺額，我就去找楊漢先老師幫忙，讓韓達珍補了缺額。有了個伴，我才放心下來。回家拿行李，二哥婁發旺親自把我們送到貴陽，啓程離筑那天，二哥和楊漢先趕來送別，楊漢先老師囑咐說：“到了學校，若有什麽困難，可去找一個叫王建光的人幫助。”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王建光的名字。

二、邊校結緣 

邊疆學校原名蒙藏學校，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後改爲政治大學）的附屬中學。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中央政治學校遷往重慶，始改名邊疆學校，仍爲政大附中。所以，其校長、教育長都由政大校長蔣介石，教育長陳果夫兼任，規格真可以說是高得嚇人。邊校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少數民族。校址在距重慶南溫泉約十五里的界石場。據說是原來日本人的一個大紗廠，校址很寬。學校有大學專修班，高中及其預備班，初中及其預備班。女生人數很少。學生享受全公費，除了衣、食、住以外，每月還發幾塊零用錢。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統一著軍裝，衣服按季節換發，管理非常嚴格。

進校不久，一個叫王進文的苗族學生因病亡故，西南的同學給他開追悼會，政大來了個穿西裝的人，看去溫文爾雅，他上臺發言，希望大家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努力學習，鍛煉身體，將來改變自己民族的落後面貌。會後我問別人，才知道他就是楊漢先老師在貴陽時向我們介紹提到的王建光。

王建光先生一九四二年在重慶（婁發文老師提供）

一九四一年春天，邊校和政大合併在小溫泉政大校園舉行春季運動會，運動會期間，食宿均在政大。我們學校選我參加壘球、標槍、一百米短跑三項比賽，女生就我一個。我拿了壘球、標槍兩項獎。頒獎那天，陳果夫教育長先進來站到講臺上，他帶個小手口痰盂，校長蔣介石接著走上講臺，校長一來，整個禮堂靜悄悄的，就像沒有人一樣。獎品還未拿進來，他開始給大家講話，浙江口音特別重，能夠有機會這樣近距離地接觸到一國之尊，我很好奇，從頭到腳仔細看著他，他一身軍裝，光著頭，精神特別好。講話不到十分鐘，突然想起了空襲警報。我們在校方指揮下，全體師生一動不動，直到等蔣、陳兩位先生先退出會場後，我們方按順序撤離。我因站在第一排，所以最後離開禮堂。我們被領到一片桔林裏，這時緊急警報正響，接著就聽到轟轟的敵機聲。在桔林裏，我碰到了王建光，他還問我怕不怕。

這天日軍的投彈沒有炸到學校，倒是有幾顆炸彈落在陳果夫教育長的防空洞口，他的防空洞正好挖在河邊，炸彈把河邊裏的幾條木船炸翻了。警報解除後，王建光請我到他們宿舍坐坐。那時他已在政大兼任講師，住的是集體宿舍。我去小坐一會後，他又送我返回學校。他雖然比我大幾歲，又是老師，但初次接觸中，我發現他的學生味還很濃，人也很單純，忠厚老實，是位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們彼此也還談得來。

從那以後，王建光便常到邊校來找我玩。隨著往來增多，我對他的情況也有了更多的瞭解，漸漸得知他的身世。他是雲南大關縣人，苗族，一九一八年生。他的家鄉涼風坳是一個隱藏在高山深谷中的很偏僻的苗族村寨。他的父親王正科曾在石門坎讀過幾年書，是位基督教傳教士，能讀會寫，懂苗文，教過書，對教育很重視，相信讀書能夠擺脫愚昧和貧窮。所以，親自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建明、建光送到離家幾百里的石門坎光華小學讀書。石門坎位於與雲南相鄰的貴州省威寧縣，一九○五年英籍傳教士柏格理先生在這裏創辦了一所專爲苗族同胞服務的光華教會學校，以後隨著前來求學的苗族子弟的增多，學校規模不斷擴大，以至於成爲飲譽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苗族文化區，在黔、滇、川一帶的苗胞中影響極大。王建光的胞兄王建明，後來還專門寫過一篇題爲《現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石門坎介紹》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康藏前鋒》上。

王建光與王建明在石門坎讀完小學後，又先後考入雲南昭通明誠中學，成都華西協和高中就讀。王建明自明誠畢業後，校方安排他到武昌的神學院學習，他不願意，就耽誤了幾年，所以才在一九三五年與王建光一起，經由當時的川軍將領楊森呈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批准，被推薦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學學習。兄弟倆能夠同時進入一所中央直屬的高等學校就讀，這不僅在苗族同胞中，就是在全國也極爲少見。一九三九年，兄弟倆順利完成了學業。王建明畢業後，初被留在教育部任事，又被派往昭通籌辦國立西南師範學校，此後就一直留在雲南，從事地方教育工作。解放前曾任大關縣教育局局長。王建光畢業後，也被留在教育部。當年即隨教育部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到川、黔、滇、桂四省考察。考察中，他耳聞目睹少數民族教育的落後，心靈受到極大震動，深感加強民族教育的重要，由此萌發了他的“教育救國”的理想。同時，他對苗族的教育狀況也極爲關注，悉心研究苗族文字，曾編有《苗族字典》印行，並在《邊聲》月刊上發表過《苗族的文字》一文。一九四○年，王建光在中央教育部任辦事員兼邊疆司編輯，一九四一年後兼任中央政治大學講師。我與他的相識和交往正是在這段時間。那時日本飛機對重慶狂轟濫炸，有時一個星期都不會解除警報，人們稱之爲疲勞轟炸。建光兩頭上班，經常往來於政大（在南溫泉）與教育部（在青木關）之間，可以說是在冒著戰火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從邊疆學校畢業，準備繼續報考高中。恰在這時，建光受到教育部委派，要到西北地區去創辦民族學校。“七、七事變”以後，日寇大舉進攻中國，國難當頭，國土淪喪，國民政府被迫遷到西南一隅的重慶，方始逐漸認識到開發民智，加強邊疆少數民族復興事業的重要，於是制定了加強邊疆各省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以促平等的教育計劃，由中央教育部負責實施。王建光作爲一個有才華的苗族青年，有幸被選中，派往位於川、甘、青、康四省交界的果洛地區去創辦直屬教育部的國立果洛學校，並任校長。行前，按部令他與受令調赴邊疆的各位校長一起到中央訓練團集中學習。學習結束後，由蔣介石先生親自召見談話，蔣並給他們贈送了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陳果夫先生也在小溫泉自己的家中設宴爲他們餞行。這時我與王建光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就在他動身前訂了婚。

王建光校長婁發文老師在重慶的訂婚照           王建光校長婁發文老師在蘭州

（婁發文老師提供）                           （婁發文老師提供）

建光聘請了邊校高中畢業的楊耀先（苗族）和邊校大專畢業的張斐然（苗族）等作爲師資一同赴西北辦學（張後來因病未去成）。他們啓程那天，我與一幫朋友前去送行。在車站，我看到他們大家很熱鬧，一個個笑嘻嘻的，很開心，又都是熟悉的人，幾個邊校大專班和高中部的校友跟我開玩笑說：“上車吧！和我們一起去。”我真的上車了。車票已賣完，都是直達寶雞的終點票，建光感到爲難，可我坐在車上不下來，他只好出雙倍的價補了一張票，沒有座位，我就和他擠坐在一個位子上。就這樣，陰差陽錯，我什麽行李也沒帶，就去了西北。

三、走進果洛遊牧區 

一九四三年盛夏，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建光滿懷著他要發展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夢想，帶領我們，頂著烈日，冒著風沙，向荒涼落後待開發的處女地奔去。

一踏上行程，我們才深深懂得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苦難。沿途除了經常要躲避敵機的轟炸外，還見到不少逃難的百姓。我們走走停停，不時要給開往前線的軍隊讓路。從重慶出發時，天氣熱得如同火爐，到了劍閣，更是熱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大家都疲憊不堪，只想就近在街邊的哪家旅館歇下來，好好睡一覺。王建光卻堅持一定要到位於半坡上的一家旅社住宿。當晚，一場暴雨，引起山洪暴發，滾滾的洪水沖掉了劍閣半條街的房屋。第二天，大家看到此景，被嚇得目瞪口呆，有人說是王校長懂得天象，才救了我們一車人的命。大家都對建光的先見之明感歎不已，也感激不盡。

車快到寶雞時，敵機把一座必經的大橋炸斷了，我們只好停下來，等了好久，才改乘輪渡過河，到達寶雞時已是晚上十點過鍾。在到寶雞途中，同車有位要回安徽去的先生，帶著他的兩個孩子和一位挺著大肚子的太太。路上停車時，太太從暖瓶裏倒水給孩子喝，還不等她把瓶蓋蓋上，汽車一開動，滾燙的開水倒出來潑在他先生的腿上，因爲天熱，他先生只是穿了條西裝短褲，頓時，只見大塊肉皮剝落下來，痛得那位先生直冒汗水。到達寶雞，建光招呼我們大家幫他們家背行李，牽小孩，建光扶著那位先生慢慢走，直到幫他們找到旅店，請來醫生才離去。

在寶雞，我們換乘火車前往西安，再由西安取道平涼，進入寧夏，翻過六盤山到達蘭州。這一路我們坐的是敞篷汽車。黃土高原上，風沙極大，塵土飛揚，到蘭州下車時，我們一個個灰塵滿臉，唯見一雙眼睛眨動，加上托運的行李又丟掉了一些，大家都很惱火，情緒很大，建光安慰我們說：“在重慶沒被炸死，路上沒出車禍，我們夠幸運的了，還氣什麽！”

那時的果洛，從現在的地圖上看，包括了現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部分，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以及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全部。是一大片所謂的三省不管地區，不僅各省的行政權力，就是中央政府的權力也被阻隔在外，藏民們只知道他們的紅布（頭目）、活佛，根本不知天外還有個什麽國民政府。

要進入果洛，得取道離蘭州數百公里的河州地區（今臨夏市），還要得到住在拉卜楞（夏河）的地方頭目和活佛的支援。所以，在蘭州時，王建光要我陪他去拜訪駐紮在蘭州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建光將中央的有關公文交呈朱後，朱提筆給住在拉卜楞的藏族地方頭目黃正清先生寫了一封信。當時擔任甘肅省主席的是貴州人谷正倫，建光提出是否需要再去拜訪谷時，朱將軍說不必，只要把他的信交給黃正清就行。辦完了公事，我們就在蘭州採辦些必要物資，包括行李、冬衣等。建光還抽出時間，到政大駐蘭州的同學會去拜訪。從蘭州到拉卜楞（夏河縣）沒有車路，只能騎馬和驢子。沿途關卡盤查很緊，爲此耽誤了不少時間。渡過一條大河之後就要爬山，山很陡，光禿禿的，騎在馬背上往下看，叫人心驚膽顫。我們走了三天才到河州。

過了河州，道路更難走。途經一段據說是當年唐僧的取經路，幾十華里荒無人煙，還常有土匪行劫。走在路上，誰都不敢大聲說話。就這樣，在馬背上又顛了三天，才到達拉卜楞。下馬後，個個喊腰酸背疼，半天都邁不開腿。

拉卜楞是藏胞的聚居地，當地人把它稱爲小北京，有很大的喇嘛寺，其規模據說僅次於拉薩的布達拉宮。這裏的制度是政教合一，頭目黃正清，是漢名，人們都稱他黃司令。他的一位弟弟是寺院的大佛爺，還有兩個妹夫都是果洛地區不同部落的頭人。建光在這裏先後拜訪了黃和他的佛爺弟弟，將朱紹良的親筆信和有關公文呈遞給他們，並向他們講述了中央要在這裏幫助藏民辦學，發展民族教育的道理，得到他們的贊同和支援。拜見之後，建光帶領我們全體老師還和藏民一起跳藏族民間舞蹈，溝通民族感情。

果洛地區不通郵，不通公路，甚至連國民政府發行的國幣也不流通。我們需在拉卜楞將紙幣全部兌換成銀元，此外，還要採購足夠我們吃半年的糌粑。這些東西再加上辦學用的器具、課本、帳篷，以及我們的行李等等，都需要用犛牛馱運。幸好開明的黃正清先生對辦學很支援，他給我們找了向導、翻譯，還無償地派了一支由犛牛和馬組成的運送隊伍，浩浩蕩蕩地送我們進入果洛地區。

四、果洛辦學 

進入果洛，入眼的皆是滿目的荒涼，看不到任何莊稼，滿山遍野全是草。這裏是草地，沼澤多，河流也多。沼澤深處，往往彌漫著陰森森的濃霧，要太陽升起來時，才看得清漂浮著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草垛，草垛之間全是黑色的泥潭，一不小心，就會連人帶馬陷下去。河流則彎來繞去，一天不知要淌多少次河。這里海拔高，空氣稀薄，就是騎在馬上也有呼吸不暢的感覺，有時還流鼻血。一路上，除了偶爾看到的狼群和野羊外，就是皚皚的雪峰和茫茫的草地，真可以說是人迹罕至，荒涼一片。

半路上燒開水，吃糌粑的情景是令人難忘的。藏民們用牛糞作燃料，還要用他們特製的打火筒打氣，才能把水燒開，由於海拔高，水不到一百度就開了。藏民用的碗和削肉吃的小刀都是自帶的。我們沒有碗，也燒不燃火，只好請他們幫忙。他們吃完自己的糌粑後，用幹牛糞擦一下碗，再拌糌粑給我們吃，這樣的衛生條件和那股膻腥的酥油味，別說吃，聞到就讓人想吐。

我們冒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向茫茫無際的草地深處挺進。經過幾天的艱苦跋涉，終於來到一個叫做康色爾的部落。根據事先的瞭解，我們的辦學地點就選在這裏，不僅因爲這是一個大部落，人口相對集中，還因爲這個部落的頭人，就是黃正清先生的一位妹夫，把學校建在這裏，容易得到頭人的支援。

在康色爾，牧民們的生活狀況簡直叫人吃驚。整個部落除了紅布（頭目）家住蒙古包外，牧民們住的全是用犛牛毛編織起來的織物做成的帳篷。牧民們常年吃糌粑，喝奶茶，燒牛糞，常年吃不到蔬菜，肉類只吃牛羊肉，不吃魚，也不吃雞和蛋。儘管他們也很少有肉吃，很多牧民在胸前都挂有一個裝塊鹽的小布袋，遇到吃肉時才拿出來舔一下。一家人席地而睡，有的用當地一種叫蘇努的小柴作鋪墊，被蓋就是自己穿的老羊皮衣服。沒有廁所，只能露天擇地大小便。牧民幫頭目家放養牲口，他們的馬、牛、羊均無圈關，集中在一定地方由狗看守，狗很兇猛，出門方便均需帶一根特製的打狗棒。冬天很冷，鼻涕流出來都會結冰。牧民常年很少洗臉，說怕風把臉吹開裂。

康色爾的頭人因爲黃正清的關係，很支援我們在這裏辦學。他把我們安排在部落中央，以免受到狼群的侵害。一切安頓就緒後，建光又去找當地寺院裏的佛爺，並順利地得到他們允許，然後，就和大家一起做牧民的動員工作。這步工作難度很大，首先整個大部落裏還分散有很多小部落，小部落的頭目叫龍布，地位次於紅布，他們住的距離又較遠，我們分頭去找這些小頭人，還要挨家挨戶地動員牧民。翻譯不夠，建光就請牧民集中起來座談，講讀書的好處，向他們介紹西南地區苗民的讀書情況，並以自身的經歷作例子，經過一個多月的動員和努力，康色爾國立果洛學校終於辦起來了。開學那天，來了大大小小年齡不等的三十多個學生，而且多數是女生。由於有語言障礙，老師講課時要全靠翻譯，講一句譯一句。長此以往顯然是不行的。建光就叫老師們和學生互學語言，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老師們掌握了一些常用的藏語，教學上就順利多了。除了教學上的困難，還有氣候、環境和生活習俗的巨大差異。老師們大多來自內地，不適應這裏的高原氣候，經常出現頭暈、嘔吐等，再加上長期吃糌粑和牛羊肉，沒有蔬菜吃，時間一久，很多老師出現了便秘，有的甚至要用灌腸器灌腸才能排便。一些老師思想動搖，想離開牧區，建光一方面積極想辦法爲大家治療，一方面用石門坎的例子激勵大家，穩住大家的情緒。他說：“當年那些外國人不遠萬里來貴州威甯石門坎傳教辦學，他們的條件同樣很困難，他們能堅持下來，難道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還不能堅持下去？”在他的鼓勵下，老師們克服了畏難情緒，再沒有提出離開的話。待一切走上正軌後，建光留一些老師在康色爾上課，自己則帶著幾位老師趕到另一個叫康根的部落，準備在那裏再辦一所分校。

那天，我們隨建光一起前往康根。但走到天黑都還見不到康根的帳房，一行人只好決定露宿一晚。夜色中，整個草地靜悄悄的，星光下不時傳來陣陣的狼嚎聲，聽得使人毛骨悚然。大家輪流站崗，清早起來，被子覆上了一層厚厚的雪。第二天，我們又走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到達康根。這裏的紅布（頭人）是黃正清的妹夫，他見過世面，懂漢語，性格開朗，對我們辦學的事情一口答應。他的住地是在一個終年積雪的冰山腳下，山下有個海子，海子周圍開滿了各色鮮花，他讓向導帶著我們去觀賞這難得的雪原風光，真可以說是美不勝收。隨後建光又帶我們趕往阿壩去拜見寺院的佛爺，同樣得到佛爺的支援。回來後大家立即投入緊張的籌建動員工作中。很快就建起了這所名爲果洛學校康根分校的藏民學校。雖然學生沒有康色爾的多，但在荒涼的草地深處，終於燃起了現代教育的火種。多年之後，每每回想起自己這段隨建光一起辦學的經歷，自己都激動不已，深感欣慰。

果洛有牧區，牧民們遂水草而居，部落需要不斷遷徙，學校也得隨著遷徙，而每次遷徙都很麻煩，除了搬運困難，路途艱險之外，還常常在途中損失東西。因此，每次遷徙都很令人頭痛。

果洛地區不通郵，也沒有像樣的集市，教師們的往來信件，教育部的公文，及至平時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老師們要寄錢回家等等，都需要到拉布楞辦理，來往一趟很不容易，而這一類的苦差，照例都由建光來承擔。除此，他還經常往返康色爾、康根兩地的教學點。

一九四五年夏天，建光返重慶教育部述職，我因病同回重慶治療。我們八月十二日抵重慶，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建光返果洛學校，我留在重慶讀高一。一九四六年夏天，果洛學校已經有了藏族老師，建光才奉命撤出。回到重慶時，建光和楊耀先老師還說：“離開果洛，離開藏胞，離開那塊曾經辛苦工作了三年的地方，真還有些戀戀不捨。”他們說，“在返回拉布楞的途中，回望皚皚雪峰和綠色草地，想起藏民的樸實憨厚，眼前浮現孩子們求知的神情，大家都不免有些黯然”。

五、雷波辦學 

這時教育部已遷回南京，我決定回安順繼續讀書，建光對是否赴南京教育部繼續工作有些猶豫。正在此時，原在石門坎擔任校長的朱煥章先生到重慶活動一名苗族國大代表名額，建光利用自己的人事關係，幫助朱煥章落實了名額後，待我考完學期考試，便與楊耀先老師我們三人同到貴州安順我的家。我在安中（現在的安順一中）插班讀高二。建光應朱校長的邀請，到石門坎中學任教務主任，並兼任貴州省政府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在任職途中，他順道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他的母親差點都認不出他了。

一九四六年，朱煥章校長要到南京開國民代表大會，特意請建光作爲他的秘書同赴南京。在南京，建光向中央教育部遞交了一份呈文，建議在涼山地區辦一所民族學校，很快得到教育部批准，並任命他爲校長。學校辦在四川省雷波縣的彜族聚居區烏角，名叫國立涼山學校。建光在雷波把學校順利辦成後，就趕到安順來和我成婚，這已經是一九四八年了。我高中畢業去考貴州大學，沒有考完就收到了建光要來安順舉行婚禮的電報。自一九四三年訂婚後，五年過去，我已經二十六歲，建光三十歲，不能再推遲了。我們的婚禮在城裏舉行，我的老校長黃國權，班主任吳曉耕老師，還有韓雲波先生等很多安順的知名人士和我們全班同學都參加了我的婚禮。我兩位哥哥還在鄉下家中辦酒席另請了三天客。建光知道我二哥是師範畢業，當過教師和鄉村學校校長，就聘請他到涼山小學任教導主任。這樣，婚後三天，我們一行三人就匆匆踏上了去雷波的路。

王建光校長婁發文老師在安順的新婚照（婁發文老師提供） 

雷波當年也不通車，我們由重慶乘船到宜賓，就沿金沙江逆流而上，兩岸是峰巒重疊的群山和數不清的溝壑，我們坐著滑竿整天在密林中穿行，不時越過一條條深溝，深溝上往往搭著一塊僅能容身的木橋，令人膽顫心驚。山谷裏靜悄悄的，只有江水的咆哮和驚濤，與果洛草地相比，又是一番景象，顯得險峻、雄奇，透著一種荒寂的蒼涼。

雷波縣的烏角鎮是涼山彜族聚居較多的地方，學校就在烏角街上一座空闊的廟宇裏。我們到校的時候，學校已經開學。學生來源有彜族、苗族和部分漢族，而以彜族最多，學校有三個老師，連我們共有六人。和我同去果洛的楊耀先老師已先期來到這裏，還有一位叫李文忠的苗族老師及一位當地老師。彜族學生中，來自烏角附近懂點漢語，遠處來的就不懂。苗族學生多來自雲南大關、永善和彜良各地，多半懂漢話。學生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有，人數不足時用複式教學。遠處來的學生享受全公費，出供給食宿外，每個學生還發一套童軍制服，條件待遇不錯，所以周邊的學生都紛紛湧來，遠處來的就住校。烏角土地肥沃，大多是半坡上土司家的，種地的多是白彜，黑彜身份高，一般都不種地。彜漢關係比較緊張，常發生械鬥。彜族人吃飯用的是一種叫做馬匙的小木瓢，不用筷子。他們崇拜火，人死了用火葬。婚嫁時，新媳婦用布裹住全身，由夫家請人背走。我們到半坡土司家做客時，他家女主人總是坐在上位，據說這是他們的規矩，這一點倒是跟很多歧視婦女的民族不同。不管黑彜白彜，家裏都很乾淨，對人也很熱情。

跟果洛一樣，涼山國立小學的經費也是由中央教育部直接撥給，建光說這是國立的好處，避免了辦學經費常被地方挪用、侵吞的弊病。建光是一校之長，平時除有兼課外，主要精力都放在學校的管理上。烏角不通郵，也不通公路，中央撥的款只彙到雷波縣城。從烏角到雷波有十多華里，全靠步行。取款、寄信和往來的公函都由他一人承擔，他從不嫌麻煩，每次都親自前往。然而，好景不長，正在學校漸有起色，規模呈現擴大之勢時，國民黨在戰爭中一敗塗地，逃離大陸，學校的經費隨之斷絕，師生生活難以爲繼，加之局勢波動，人心不穩，土匪又四處騷擾，學校不得不宣佈停課。建光含淚送走了師生，將善後事宜處理完畢後，才與我一起帶著不滿半歲的孩子，滿含遺憾與留戀地告別了學校，回到雲南大關涼風坳老家。此時已是一九四九年底，新的政權已經宣告成立，歷史變遷的大幕就要拉開了。說實話，離開自己親手辦成的學校和朝夕相處的學生，我們的心裏萬分難過，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等待著我們的又將是一種怎樣殘酷的命運！

王建光校長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四川雷波（婁發文老師提供）

            六、橫禍臨門 

我們一路風塵，回到涼風坳老家。他的父母自然極爲高興，全家沈浸在歡聚的喜悅裏。建光已有好些年沒有回家，消息一傳開，四面八方的親友、相鄰，不管遠近，紛紛湧來看望我們。家裏面人來人往，一片歡聲笑語，幾乎天天都擠滿了人，待到一切都安靜下來，我們便過起了耕田種地的日子，天天都到坡上去犁地，種蕎、種洋芋，我們還租了白家坪一大片地和備牛場的一片地種包穀。在田間地頭的勞作之餘，他時常跟我說，希望局勢穩定下來後能夠重返教育第一線，繼續爲少數民族教育服務，爲自己民族的文化發展、文化建設盡一份力。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一九五○年的五六月份，我們回來已經半年了。王建明請探親假回家看我們種莊稼的情況，還和我們割蕎子。這時，看似穩定的局勢，其實匪患猖獗。一天，我們正在薅洋芋，突然有位苗胞來報信說看見一幫匪徒從風岩溝那邊過來。我家房後面是一條彜良通往天星場的路，我們聞訊後全家往森林深處躲藏，接連幾天不敢回家。附近的苗民住戶還親耳聽到土匪路過時大聲喊話：“苗子些，如果你們敢攔截，回來把你們的房子全燒光”。這幫土匪當天搶了天星場。這段時間，搞得四處風聲很緊，擾得民不安生。王建明勸建光跟他一起到大關去，以謀求一個新的工作機會，爲新政權的建設服務。本來，王建明在一九四九年前一直擔任大關縣的教育局長，雲南解放時，響應雲南省長盧漢起義投誠，被人民政府重新任命爲縣教育科長，他不甘願自己學有所長的弟弟被埋沒，就這樣在田間地頭打發日子，約弟弟一道赴大關聽候安排工作。      一九五○年六月十六日，兄弟倆離開老家趕往大關。我家到大關縣城，得走兩天的路程，當晚在天星場撮箕河的一家旅店住宿，打算第二天繼續趕路，誰知就是這一晚，兩兄弟被莫名其妙地抓走了。其罪名據說是“勾結土匪搶天星場”，這真是家門不幸，天降橫禍啊！而這所謂的“罪名”，也是在後來對王建明、王建光平反時才知道的。在當時，別說我們所有的親屬，就是他們兄弟倆也莫名其妙。記得我曾背著孩子去探望他們，他們兄弟還坐在一起下象棋，我問是怎麽回事，他們說不知道，我又去問時任縣長的朱君和，他說得很輕巧，說沒什麽，過幾天問清楚了就會放人。從當時關押他們的情況看，兩人關在一起，還允許家屬去探望，樣子似乎也不嚴重。誰知道關了一年後，王建明竟被判槍決，建光則被判以十五年徒刑，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很多年後，我們才知道，兄弟倆其實是被人誣告陷害的。

順便說說，建光兄弟倆是當時苗族同胞中少有的受過高等教育，又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苗族青年，在苗胞中有一定影響，並廣受愛戴。尤其是王建明，長期在大關工作，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們兄弟被捕後，在苗胞中震動很大，許多苗胞紛紛聯名，到縣城去保釋他們，但是大家都說由於一個也姓王的苗族人誣陷了他們，所以保釋未獲允許。

建光兄弟倆被捕後，我成了家裏的主要勞動力，又要種莊稼，又要帶孩子，還要時常給關在城裏的他們兄弟倆送吃的，日子過得太艱難了。那時從家到大關不通車路，夏天天星場還有渡船，過大灣子的河就是簡單的溜索，帶著還吃奶的孩子過這種溜索太可怕了，但一個月得送一次他兩兄弟的口糧。這年收莊稼，說什麽減租退押，命我們把全部包穀用八匹馬馱到昭通交給解放軍。

一九五一年土改，我家不知怎麽的被劃爲地主，孩子的爺爺被抓去關押在鄉政府，此時，我們要給被關押在兩地的他們父子三人送口糧，家裏已經沒有糧食可送了，只好把馬低價賣了來買包穀，不僅如此，緊接著就連我們的行動也失去了自由，去哪里都要有農會的批條。最後竟至連家產也沒收光了。那段日子，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叫人實在是走投無路了。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每一想到那段日子，我都禁不住會悲從中來，想都不敢多想。

家裏實在找不到吃的，我只好去把原來托人家代放的山羊趕回來，結果又叫交了社。原來和我們家在的王文學全家人及王文章走了，王建澤參軍抗美援朝去了，老張死了，家裏剩下的是七個小孩和他們的奶奶、建光的嫂子和我。這年奶奶活活的氣死了，嫂子的最小一個女孩也餓死了。莊稼收來除了給建光他們送口糧外，我們只能用少量的包穀摻和著樹葉吃，還去挖蕨根來添著吃。

一九五二年搞互助組，不准我們參加。我開始自己犁地種蕎子和包穀。八月十三日，王建明含冤被槍決在天星場。那天一大早，王有才的愛人告訴我說王建明押到天星場來了，情況有點不對。我當即趕到天星場看守所去看他，看管人員去喊，他才起來，穿著一件破襯衣，用根細草繩作褲帶，我問：“你的衣服呢？”他說：“他們脫去了。”我問：“送你來幹啥？”他說：“不知道。”我問：“建光呢？”他說：“不知道。”我問：“提審過你們嗎？”他說：“從來沒有人問過。”可憐的建明兄，臨死都不知道自己爲什麽送命。我飛速跑回家叫爺爺、嫂子和建明的大兒子小毛，大家趕到天星場時王建明正被押送刑場。八月十七日，建光被判刑送會澤勞改。一家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留下的是年邁的爺爺、多病的嫂子和六個尚不知事的小孩。家中財産蕩然無存，一片淒涼。這時復查成分，又說我家連富農都達不到，只能劃爲中農。但什麽都晚了，餓死的人不會復活，受過的苦難也無法消除。眼看在涼風坳實在活不下去了，我只得狠心一搏，下決心外出找個工作謀生，這樣就到彜良縣拖姑梅小學當起了老師，並於一九五四年帶著幼小的孩子返回安順，到安順五小教書。

到安順後，我與建光仍保持著較頻繁的通信聯繫，有時每月一封，有時是兩封，他寫信只能用明信片，大多很短幾句話。我們兩地相思，數著日子過。我除寄點錢給他外，還寄給在涼風坳的爺爺，餘下的就是我和孩子的生活費。一九五七年，我自己千里迢迢到會澤去探望建光，可因手續不全，未見著。回來後又一天天熬著漫長的日子。到了一九五九年，眼看熬過了漫長的九年，聽說又減了兩年刑，正盼著幾年後的相見。沒想到，五月裏突然收到一封我郵去會澤後被退回來的信，急忙一看，信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此人已死，原件退回”，晴天霹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覺得這不會是真的，是別人故意騙我的，直到很久很久，我才不能不被迫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建光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死的，那年他才四十一歲。

七、無盡的思念 

一九八八年，冤死多年的王建明錯案，在家人的多方奔走下，經大關縣法院重新審理予以糾正。法院宣佈撤消原判，爲王建明平了反，恢復了名譽。

一九九四年，本與王建明同案卻因檔案無著而被無理推遲重審的王建光錯案，同樣在家人的奔走與促動下，經法院宣佈予以撤消和糾正。三十多年前屈死在服刑地的建光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說實話，拿到那一紙判決時，我心裏真是悲喜交集，百感叢生。對於建光和付出了慘痛代價的我們一家來說，這張輕飄飄的判決有什麽用？別說人死不能複生，就是對於我們活著的人，這遲來的公正又有什麽意義？該付出的我們都付出了，不該付出的我們也付出了。我們自己的大半生光陰，女兒一生最寶貴的年華和前程，以及我們一家在歧視與屈辱中的苦苦掙紮和煎熬，所有這一切，又豈是一張輕飄飄的平反昭雪就能彌補的？那一場掩隱在這張判決背後的無妄之災，兩個大男人活生生的生命，以及由此所引出的我們一家數代幾十口人的慘痛經歷，難道就這樣地被消抹得乾乾淨淨無影無蹤？正是想到這些，我又感到了這份判決的沈重，感到了它所包含的特殊分量，因爲它所承載的，實際上是我們王氏家族幾代人幾十口人在數十年間流淌出來的血和淚！儘管它來得太遲，但畢竟這是我們在苦苦等待中盼來的清白。是歷史還來的公道啊！所以，我對這份判決又不能不格外地珍視。

歷史畢竟是公正的，當年建光汲汲於邊疆少數民族的教育，爲了他“教育救國”的夢想，甚至不惜放棄在大城市裏舒適的生活和飛黃騰達的前程，遠赴貧困的荒原和邊遠的小鎮，爲貧苦人辦學，爲邊疆少數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揮灑自己的熱血和汗水，這樣的眼光和志氣、精神和品格，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很罕見的，值得大力提倡的。歷史證明，建光當年的選擇不但沒有錯，而且，是有利於民族、國家，有利於邊疆文化建設的。他不僅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優秀青年，出類拔萃的苗族知識份子，而且更是一位早就關注並致力於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先驅者、開拓者。

由於歷史原因，建光辦學的時間並不長，果洛三年加雷波一年，合起來也就只有四年，但他的影響是深遠的。建光在這短短的幾年裏培養出來的學生，解放後都成長爲民族地區的重要幹部和工作骨幹，有的甚至擔任了相當級別的領導職務。他們當中，更有不少人成爲民族教育的重要力量，堅守在教育戰線，爲培養更年輕一代的學生而努力著、奮鬥著。他們中也有不少人，懷著對建光的熱愛，時常到我家來探望我、關心我。我想，有了這樣的結果，有了這樣一批批前赴後繼，堅持在民族教育的園地裏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的後來者，九泉之下的建光也應該感到欣慰吧！

建光，你瞑目吧！

你的心血沒有白費。你永遠活在我、活在那些懷念著你的同事和學生的心裏！

婁發文

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淚書於安順

我的大哥——張超倫

 張美琪

我的大哥張超倫，是貴州省最早的苗族醫學博士之一。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生在石門坎一戶張姓貧苦的苗胞家庭，父親是小學教師，母親務農。他六歲開始入學，在柏格理牧師創辦的石門坎光華小學讀書，自幼好學，從不逃學貪玩。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家庭非常貧困，全家靠包穀洋芋渡過饑寒交迫的苦日子。假期他回家常跟隨父母做很多農活，背煤、背水、砍柴、積肥、栽種包穀、薅刨洋芋、打豬草、放牲口，應做盡做。

一九二九年以優秀生資格畢業於循道公會柏格理創辦的石門地區唯一完小——石門光華小學，隨即考入雲南省昭通宣道中學讀初中，初二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略我東三省，大哥勇敢地同學校師生們到街上張貼“反對日本侵略”、“抵制日貨”之類的標語。

一九三二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五個教會在成都聯合辦的華西高級中學高中部理科就讀。當時日本侵略繼續擴大，之後“七．七事變”、“八．一三事件”發生，日本轟炸成都等地接連不斷出現，我大哥多次參加抗日救國宣傳和救護抗日傷員的愛國活動。

一九三五年保持優異成績考上本校——華西大學醫學院牙科醫學系，學制爲七年。那時面臨國難家窮雙重困難造成的壓力，大哥面臨失學危險，幸得英國傳教士王樹德（William H.Hudspeth）的資助及學校獎學金，課外自己打工，當翻譯、打字等勤工儉學來維持就讀。大哥勤奮學習，刻苦鑽研，畢業時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張超倫先生在成都華西大學就讀照（張美琪提供）

一九四三年畢業不久，他不幸患了肺結核。這種病在當時還沒有很有效的治療藥物，但在回到石門坎後，在家人的精心護理及他自己認真而樂觀地對待下，肺結核病終於奇迹般地痊愈了。

一九四五年大哥去雲南省昭通專區福滇醫院當醫生。一九四七年夏到貴陽，在貴州省衛生處防疫大隊工作，常駐貴筑縣（花溪）衛生院，開展鄉村衛生試驗，全面開展醫療預防和衛生保健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任貴州省衛生處專員。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八三年貴州成立農工民主黨後，他被推選爲主任委員和常委，後任農工民主黨貴州省委名譽主任委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貴陽山城解放了，大哥思想進步，積極投身革命洪流，四處奔走宣傳，同舊政權殘餘勢力作頑強鬥爭，受到黨和人民的愛戴，一九五一年得到有毛澤東、周恩來簽名章的委任狀，任貴州省衛生廳廳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還有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他去首都開會時曾與中央領導毛主席、劉委員長、周總理、朱總司令等領袖人物合過影，他把這些照片如金似寶地珍存下來。

一九五三年起，任中華醫學會貴州省分會會長，直到一九八三年改選離任。

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間，大哥被造反派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挨批鬥，被抄家，遣送到“五七”幹校和“羊艾農場”勞動改造，一九七七年幸存恢復工作，到貴州省政協任專職常委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一九八九年春至一九九八年任政協貴州省委員會副主席、貴州省人民政府委員。

張超倫先生及其表弟李德瑄先生二〇〇七年在黃果樹（李德瑄提供）

大哥的這些業績，被中華醫學會授予突出貢獻獎，被收入江澤民總書記題寫書名的《中華魂——中國百業領導英才大典》，這本大典的編委專門贈送給他的一塊金色榮譽匾寫道：“您爲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已被載入《中華魂——中國百業領導英才大典》。

如今，大哥雖已年過八旬，但身心健康，每天早晨起來做些保健活動。他關心國家大事，常喜歡看電視裏的新聞和體育欄目，常訂閱醫學報刊和《參考消息》。

我爲有這樣的大哥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高興。願大哥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二○○六年三月二日從貴州威寧寄來

教育文化經濟實業挑于肩的王建國

 王文憲 

王建國先生是滇東北方言苗族人（大花苗），祖籍貴州省威甯縣原八區新華鄉（今黑土河鄉）愛華村。其祖父王道元是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創始人之一。父親王明基是滇東北方言苗族中知名度較高的歷史人物。

公元一九二○年王建國先生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由於祖父和父親均是二十世紀初葉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傳道員，王建國先生從小跟隨父親流動傳教讀書。一九三○年其父開始在石門坎傳教辦實業。王建國先生跟隨父親到石門坎光華小學就讀。小學畢業考入雲南省昭通明誠初級中學，一九三八年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只因患結核性胸膜炎未能深造，回到農村家中務農養病。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因躲避抓丁，隨其堂兄王保祥到昆明城郊呈貢的國立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其堂兄王保祥是該校的總務主任。王建國先生剛到該校服務一年，王保祥因患炭疽病不治身亡。由於無靠山，王建國先生便返回家鄉石門坎，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時值苗族人中共地下黨員張斐然在石門中學以教書爲名，實爲開展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受張斐然進步思想影響，王建國先生在校積極宣傳進步思想，鼓勵窮苦的苗族學子，要爲推翻土目地主的統治而鬥爭。引起在校讀書的土目地主子女的不滿，他們持槍威脅進步教師。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在張斐然的介紹下，王建國先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到威甯縣政府建設科隱避工作。在威甯縣政府建設科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裏，王建國先生每天帶領工人植樹和護理從威甯到畢節、到宣威公路兩邊的行道樹。那時英籍傳教士張道惠的大兒子張紹喬正在威寧。由於是同年生，又是在石門坎的朋友，因此張紹喬請王建國先生幫助，將一套完整的苗族古歌、故事傳說、苗族神崇拜及風俗等資料（即王建國先生之父王明基先生收集整理的一套資料）翻譯注釋。這套資料後來張紹喬帶回英國保存下來，並於二十世紀末製成電腦軟體供後人研究，彌補了一九六二年在愛華山的一次火災將其父親收集整理的這套寶貴的苗族文化資料毀盡的損失，爲苗族留下寶貴的史料。

公元一九四七年底，原住在貴陽烏當的苗族一、二十戶遷居紫雲縣，住在爛木沖。爲了不讓子女成文盲，在寨老李萬明、吳學明的要求下，請求石門坎派教師前去支援開辦學校。當時在貴陽深造的楊忠德先生替爛木沖的苗胞帶信到石門坎，並向朱煥章校長反映，決定派木槽的朱盛德到爛木沖支援開辦學校。但朱盛德因要找錢供正在昆明天南中學讀高中的兒子朱明賢（後改名叫孟達）讀書，不能到爛木沖支教。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忠德先生又去找石門坎推廣部負責人王明基反映。王明基先生考慮到爲了尋找一個適宜發展農業同時發展手工業的基地，便找自己的大女婿石門坎平民醫院朱明義護士商量，決定先派自己的親人去支援辦學，同時進一步考察那裏的情況，爲今後遷到那裏去發展推廣部業務作準備。王明基先生答應楊忠德先生，同意派王建國先生（王明基先生的大兒子）和朱明安先生（朱明義之弟）去支援紫雲縣爛木沖的苗胞開辦學校。就這樣，最後以朱煥章校長的名義派遣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去爛木衝開辦學校。

公元一九四八年陰曆正月十二，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由楊忠德先生帶路從石門坎啓程。由於路途遙遠不敢多帶錢上路，只帶夠在路上開支的錢，恐怕路上遇土匪失落。從石門坎到威寧縣城走了三天。第四天剛過鴨子塘與昆明車路分走水城岔路口碰見設卡要收保商費，持槍的保丁正在盤查過路人，王建國他三人不理睬走過了卡哨，有個保丁尾追他三人喊站住，來勢洶洶跑到王建國先生跟前盯著先生看，話也不說。王建國先生以爲此人要先打人後才要錢。殊不知此人看了又看王建國先生後說：“我以爲是什麽人，你是縣政府的公務員老王嘛，對不起。”道歉之後放王建國先生他們三人上路。當天到艾家坪住宿。第五天他們三人經過葡萄箐小街時，遇彜族地方民團攔住檢查，他三人拿朱煥章的證明給檢查的人看後放他們上路，一直走到德烏住宿於一家開客店的。次日清早店主人的小孩把一茶杯撞落在地下打爛。店主人認爲這是不祥預兆不肯讓他們三人上路，留他們住了一天。第七天一清早動身沿大路走進水城城裏，把早餐買吃了剛要出城門洞，碰上威甯派來小河邊打匪的兵，守在那裏搜查，喊住王建國先生他們三人，解開行李包看並問要去什麽地方，他們說明要去貴陽讀書，才放他們上路，當天宿於猴兒關。第八天從猴兒關出發到岩腳住一夜。第九天宿於普定馬場。第十天到達普定住一夜。第十一天經安順吃中飯去住大西橋。第十二天從大西橋到清鎮。第十三天到達貴陽還早，他們在貴陽買東西之後由楊忠德先生帶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到烏當高寨田楊華學家住下，楊忠德先生便回學校讀書去了。原住在烏當的二十多戶苗胞在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來到之前已遷往紫雲爛木沖，剩下楊華學的母親帶著失去父親的四個可憐的小孩。這樣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只好落腳於他家。那時在貴陽農業改進所給李學高喂牛的李學靈也時常去楊華學家。要從貴陽去紫雲已無路費，王建國和朱明安二位先生向在貴陽工作的楊漢先先生借錢，但楊先生也愛莫能助。由於無法籌措路費，王建國和朱明安二位先生只好住在楊華學家共二十一天。在這二十一天中，楊華學的母親和李學靈每天晚上趁天黑去偷砍當地人的板栗樹枝來鋸成小節小節劈開烘乾，拿到貴陽去賣，幫助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湊得二萬多元金元卷。陽歷三月二十七日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離開貴陽去紫雲。經花溪、石板哨、平壩馬場、廣順、擺所、板當、狗場，到達紫雲縣城共四天行程。從紫雲縣城去牛毛坡休息一天。四月三日到達目的地爛木沖，受到苗胞們的熱烈歡迎。四月四日正式開課。當時沒有教室，借私人的茅草房作教室，沒有黑板和紙筆，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教學生用小木條在泥地上學寫字。爛木沖小學便正式創立。當時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不計酬辦義學，王建國先生吃住在吳學明家，朱明安先生吃住在寨老李萬明家，學生共二十八名。王建國先生邊教書邊周遊考察瞭解當地風土人情及環境情況。到秋收結束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返回石門坎。背有數斤大米和棉花作標本去給王明基先生看。由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石門坎發生大地震，災情嚴重。王明基先生決定遷一部分苗族同胞去紫雲。於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由王建國先生和朱明安先生引路帶領朱明義、李正明、朱學理、陶自改、王明友等共四十六戶到紫雲。到達安順時正值聖誕節，安順漢族信仰基督教的陳芝生醫生留大家與他家過節，並宴請這四十六戶大大小小。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到達爛木沖。王建國先生這次也把家屬（愛人和兒子）一併遷來，只留父母和弟妹在石門坎。王建國先生繼續擔任學校的教學工作。臨近解放，兵荒馬亂，土匪橫行。一九四九年陰曆五月四日端午節的前晚上，因土匪來偷馬，臨近匪徒的朱明安先生前去阻止，不幸遇害身亡。這樣爛木沖小學的全部工作就落在王建國先生一人肩上。一九五○年紫雲解放。王建國先生除完成學校工作外，還要配合解放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許多工作，經常參加縣人民代表會。一九五○年底，王建國先生又回到石門坎接父母和弟妹，一九五一年初全家老小來到爛木沖。之後去甘坪寨開荒種地。由於當初來考察時未瞭解到當地疾病情況，使前來的這近百戶人患惡性瘧疾，死了不少人，有的全家罹難。因此，王建國先生一家老少又於一九五三年春遷回威甯愛華山。

公元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王建國先生帶著父母、弟妹和妻室兒女離開甘坪寨，步行二十二天回到自己的家鄉威甯愛華山。到了當地辦好手續，分好機動土地，修好住房才開始種糧食維持生活。是年秋調王建國先生到龍街區去參加普選、查戶口的培訓班學習，後分先生去大街區的牛吃水一片作戶口登記工作。十月中旬才回家中收糧食。此時黑土河區需要一位供銷社營業員，黑土河區申政委和區長朱佳仁（建國先生的學生）親自到愛華山來請王建國先生去供銷社工作。爲了支援國家人才需要，王建國先生于十一月四日到區供銷社正式營業。由於先生認真負責，待顧客熱情，服務態度好，使供銷社銷售貨物盈利大增。先生創造性地工作，佔領各鄉場市場，既爲國家創收，又爲群衆服務好，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受到區領導的讚揚，群衆也十分滿意。

公元一九五四年秋，王建國先生調去石門坎供銷社，與朱明道調煥工作地點。即朱明道先生調到區供銷社來，而王建國先生換到石門坎供銷社去。王建國先生在石門坎供銷社仍然踏實工作。在當地收購鉛鋅，經昭通轉運到赫章媽姑合金廠，並在省外互相調換物資交流，進貨物到區轄各分社。積極配合政府對私營企業改造。

公元一九五七年四月因工作需要王建國先生被調往省城貴陽，於四月七日到新成立的單位——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報到，安排在推行科工作，主要負責滇東北方言標準語音（石門坎語音）花苗語的新文字創造和推行試點工作。王建國先生作領導機關的代表與韓紹剛先生一起主編了《苗族農民識字課本》。當時在花溪民族學院培訓的朱明道、馬學成等同學也參加了課本編寫，這些同學畢業後由王建國先生把他們分配到畢節先進鄉和威甯石門坎去承擔新苗文的試點和推行工作。王建國先生爲適應工作需要於當年九月到貴州民族學院民語專業學習，畢業獲專科文憑。回省語委後王建國先生和李璧先生協作翻譯苗族古歌故事交作家協會出版。這是滇東北方言苗族古歌故事首次由權威出版機構正式出版發行。

公元一九五九年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機構撤銷後，原從各地調到省語委的人員原則上回到原調出來的單位或回原縣安排工作。願意留在貴陽安排工作的也可留筑安排。王建國先生沒有再回威寧。一九五八年貴州工學院剛建校，行政人員尚缺。王建國先生于一九六○年三月八日被安排到貴州工學院後勤處的膳食科工作，負責全校師生的糧油保管。當時貴州工學院院長是秦天臻。一九六○年國家處於困難時期，餓死不少人。爲了減輕國家財力負擔，加強農業第一線，多産糧食解決困難，國家號召機關幹部吃財政飯的人員辭職回農村。王建國先生也因父母年邁多病，妻室兒女在家鄉困難無力顧及，便響應國家的號召，申請回鄉務農。申請獲准後，他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回到自己的故鄉威甯愛華山。

王建國先生回到愛華山後先後擔任愛華山小學民辦教師和新華鄉民辦衛生員，爲當地群衆的文教衛生事業做奉獻。特別是先生精通草藥，他用自己的勞動從山上找來不少草藥，爲病患者解除痛苦，深受人民群衆歡迎。由於王建國先生的老父老母於一九六二年遷居紫雲，加之其大兒子王文憲大學畢業分配到與紫雲縣鄰近的鎮寧自治縣從事教育工作，王建國先生又于一九七四年再次遷回他親自創辦的爛木沖小學所在地的新馳村。這時先生已年過花甲，但仍然熱心服務於群衆，先後擔任爛木沖小學代課教師和村衛生員十二年。

公元一九八二年王建國先生應邀參加在威寧舉行的滇東北方言苗族文字及苗語課本編輯討論會，先生在會上作了專題講座。一九八六年二月，先生應邀赴貴陽參加省民族語文工作經驗交流會，會上先生與著名語言學專家馬學良、嚴學窘等進行了交談。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先生再次應邀參加在威寧舉行的苗族文學集成討論會。此後先生受雲南省尋甸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陸興鳳的邀請，先後到雲貴兩省的貴陽、織金、大方、畢節、赫章、威甯、宣威、曲靖、尋甸、昆明等地收集滇東北方言苗族古歌、故事，並整理出書《西部苗族古歌》（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西部苗族古歌》的出版發行，王建國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王建國先生提供的資料最多；二是書中注釋均以先生的意見爲准；三是苗文部分翻譯和校對全部由先生承擔完成。遺憾的是王建國先生沒有等到該書出版而先作古了。該書的主編陸興鳳先生在出書後寄了一本給王建國先生之子王文憲，並寫信特別對王建國先生對該書的出版所起的作用作了說明。現將此信附於後。《西部苗族古歌》的出版凝聚著王建國先生的心血。這是王建國先生古稀之年也是先生離世之前留給後人的紀念遺物。

王建國先生一生奔波積勞成疾，身患重病，久拖不治，公元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四日病情惡化，醫治無效，逝世於紫雲縣新馳村甘坪寨，享年七十二歲。

王建國先生一生爲人善良厚道，做事踏實，樂於助人。學習認真，精益求精。素性謙虛，平易近人，從不居功驕傲，奉獻多而索取少。他在滇東北方言苗族中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二○○六年二月於中國貴州安順

 附：陸興鳳先生給王建國先生之子王文憲的信之內容：

 文憲同志：

近來你全家好吧！

最近《西部苗族古歌》出版了，樣本書你父親有一本，就送來給你。稿費由出書單位按比例處理，他們會直接寄給你。

這本書你父親的貢獻比較大，全部苗文資料都經他校正，解釋也以他爲主。在後記的說明裏，因爲我們在昆明研究時，時間較緊，沒有把你父親的作用寫清，這是個憾事。但他所提供的資料都挂有名，雲貴交界的主要老歌手都提到了，想來苗族社會人士會供認的，我們心也落了。即此祝

安康。                            

                             陸興鳳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原注：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收到稿費三佰貳拾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