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石门坎——石门文集——從石門坎走來的苗族先輩們

從石門坎走來的苗族先輩們 　 大花苗口傳文化的傑出傳承者——楊芝   耀華  馮濤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封應中央民族學院王輔世教授的要求而發出的信函，從貴陽寄到了昆明，邀請正在出席雲南省政治協商會議的楊芝先生，去貴陽參加苗族語言文字問題討論會。那時楊芝先生已經八十一歲，這樣一位高齡老人被邀請出席全國性的第一次關於苗族語文的討論會，具有很特別的意義。 楊芝是一位什麽樣的人物呢？由他傳唱的苗族詩歌很多，但留給後人關於他一生的活動情況的文字記載卻很少，遠遠不及他詩歌的一角。現在將我們掌握的材料匯總寫於後，作爲對楊老先生的紀念。   一、經歷  清光緒二年（一八七五年），楊芝出生在昭通府彜良龍街一個叫小梭嘎的地方，那個村子苗語稱作 'M? XÃ E°。一八八九年楊芝十四歲那年，他的父親不幸病逝。爲了幫助母親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他便外出受雇于人，辛勞打工換取錢物。他在幫助別人幹活的過程中，留意學習雇主家和同伴們的語言，他遇到哪一個民族的人，就努力學習哪一個民族的語言並努力用他們的語言與對方交談，這樣久而久之，他所接觸的人都很喜歡他。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貴州威甯石門坎建立了基督教堂，同時創辦了學校，已到而立之年的楊芝充滿激情地去到石門坎讀書。由於他學習極爲發奮，取得了令老師感到驚奇的成績，於是僅讀兩年書，石門坎教會就派他到苗族或彜族村寨去建教堂辦學校。起初，他在彜良奎香寸田壩一帶，一面傳教一面教書，三年以後，由於他通曉苗、彜、漢三種語言，社交能力強，所以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石門坎教會派他去雲南尋甸綠蔭塘彜族地區佈道和創辦學校，這一地區苗語稱之爲 K´ T?。一九一七年，教會把他從尋甸調去永善水磨建校教書。由於受尋甸彜族葛潑同胞的再三請求，基督教會又在一九一九年將他調回尋甸，此後他又先後去昆明周圍的苗族彜族村寨、武定灑普山及東川大雪山等地傳教辦學。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年至古稀，他才返鄉務農，此時他前後在尋甸彜族和苗族地區工作已超過三十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楊芝先生被選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八年，楊芝先生逝世于他的居住地廖家坪。  完成教會分配的任務後從尋甸返回彜良老家的楊芝（楊澤江、楊體耀提供） 二、史歌的化身  楊芝是近代史歌的化身、苗族先輩中最優秀的人才之一。他被英籍牧師柏格理稱爲“苗族精英”，另一位英國傳教士王樹德在《石門坎與花苗》一書中，對楊芝作了很形象地描述，稱“他是一位少見的男子，在他的手中幾乎能完成任何事情，他身材瘦小，身高僅五英尺（一點五二米或四尺六寸），臉上佈滿深色的皺紋，于人群中可謂其貌不揚，但他卻是我在中國所幸遇的最傑出的少數民族人士之一。”見過楊芝先生的苗族學生形容他：“楊芝先生的雙眼炯炯有神，似能一眼把人看穿；他笑聲爽朗、語言風趣，從言談舉止中明晰地透出他的聰慧。” 的確，楊芝從小就是一個極爲聰明伶俐的孩子，他愛聽父親唱古歌，而且只要父親唱過的他都能出奇地記得很牢。他父親過世後，在受雇於他人、多方謀生的十五年間，他利用晚上空閒時間不間斷地去拜訪苗族老歌手，學唱保存在他們腦海中的古歌。就這樣，楊芝一靠天資二憑用功，終於把豐富的苗族古歌和苗族歷史故事融進了自己的記憶中。苗族古歌分類不少，有遷徙歌、故事歌、攀親歌、敬老歌、祭祀歌和盤歌等等，內容非常豐富，而楊芝幾乎沒有不會的。於是他成了人們尊敬的歌手，不論是青少年們請他教歌授藝，還是村民們約他唱歌講故事，他總是有求必應，一夜一夜地教授人們唱歌，一宿一宿地講述評說，成年累月反反復複地進行，終於使楊芝的苗語說唱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他還用流暢的漢語或彜語向聽衆中的其他民族朋友介紹他吟唱的詩歌和講述的故事。柏格理牧師曾說，他聽楊芝唱古歌、講故事常常到了入迷的程度，他收集的苗族古詩歌大部分來自楊芝的親口唱述。一位早年就讀於東方語言專科學校的歸國華僑——夏楊（甄經）先生在滇東北工作時，深受楊芝演唱的花苗口傳文學的影響，他三十年孜孜不倦地將其譯成最早的漢文版本《苗族古歌》。一九五四年，楊芝到彜良縣縣城角奎開會，時任中囯共產黨彜良縣委副書記的王檢成先生見到楊芝，問他：“老人家，人們都說您很懂得苗族古歌和歷史故事，您能說一點、唱一點來給我聽嗎？”楊芝說：“書記是要我講真故事還是假故事？”王副書記說：“當然是要您講真故事。”楊芝說：“講真故事難免會有些地方傷及漢族老大哥，但書記叫我講，我就只好講了。”楊芝繼而說道：“我們苗族的歷史是一部苦難的血淚史，自始祖蚩尤戰敗，苗族累遭異族干戈驅使，被迫到處遷徙，最後逃到西南雲貴高原來躲藏，已經上千年了。”說完，他用傳統曲調唱了《K? VÍ Q� L? K? Cµ Q� L? Dµ KÏ NT? NEÁ格悟爺老格諾爺老的軍隊》、《K? E'Á Q� L? TÍ E? 格赤爺老時代》、《K? Y? J? 'M? PÔ L· X· C· T? NK?十二姓苗胞逃難到水西》三首苗族史歌。楊芝老人唱完後，照例用漢語爲大家作了解釋。王副書記聽畢，說到：“老人家，您說的唱的都不錯，看來您確實是苗族史詩的集成者。” 三、膽識和救贖  楊芝膽識過人，應變能力很強。他在尋甸傳教和教書時，常遇到壞人騷擾，在村舍裏夜宿不安全，他便在夜幕將降臨時和村民一起禱告後，帶領大家走到山林中歇息，他們以大地爲床、星空爲被，一起度過危險的日子。楊芝先生還向他的同事們講述他去尋甸履職的路上所碰到的一件奇事，雖然事情最終逢凶化吉，但開始的時候，他的處境可謂是命懸一線。他行走在迤車汛至會澤的一個地方，被一群土匪逮住，匪徒認爲他是一個和他們交過手的民團首領，所以要將他交給匪首，爲他們死去的同伴報仇。到了匪首那裏，楊芝一再申辯他不是什麽民團首領，他是從石門坎去尋甸而路過那裏的傳道員。“你從哪里來？”土匪頭目聽到石門坎三個字後驚奇地反問他。楊芝斬釘截鐵地答道：“從石門坎來。”“你有什麽憑據？”幸好，楊芝身上帶有一張石門坎英國牧師的名片，他把名片遞給審訊者。“就是外國人蓋了幾個福音堂的那個地方嗎？”楊芝答到：“正是。”那個首領相信了他的解釋，立刻爲他松了綁，並且隨後還交還給他被搶奪了的錢物。原來在那個首領沒當土匪以前，他曾夜宿過石門坎，石門坎人給了他良好的印象，他認爲從那裏來的人是值得信賴的。楊芝最後對同事們說：“W'? NT� M?, C© 'CÍ Y?, SÜ T'¡ T'Ñ XÑ Y? TÏ E® C³ L? E?, KÌ TÍ IÏ IÏ   NTß X·: C? KÏ NTÎ V» D'? Cß A� Z· KÏ E? NE» NXÔ , NP� DÁ KÌ, E'? Y? E�   K'? NK? KÏ P? H? L? P· L· V? Qã KÌ E¢ J� , C? T? X� Y? L? C?.”漢語大意是：“老師們，就在那一天，我比以往更加充分地意識到，上帝發揮他神奇的力量，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拯救了我的生命。” 四、風趣的老爺爺  楊芝又是一個思維敏捷、語言幽默風趣的人。一九五二年昭通軍分區派一個班的部隊去到梭嘎剿匪，隊伍路過廖家坪，來找楊芝瞭解情況。閒談之中，班長問楊芝：“老爺爺，你有文化還明白不少道理，爲什麽要去信教？”楊芝風趣地答道：“那些當兵守國家大門的沒有守好，讓洋人進來傳教，我不信教要怎麽辦呢？”小班長無言對答，在場的人無意間大笑起來。  五、神醫  楊芝做什麽都很內行，他也是一個醫術很高明的民間醫生，年輕時他除向歌手學習唱歌外，還向民間醫生學醫，他去外地傳教教書時，又不斷地向當地的中草醫生學習，交流草藥的應用知識，掌握了許多民間治病技能。他給民衆治病，不分親疏、不分民族、不分貧富，只要有人找到，他都盡一切可能給予治療，而且分文不收。許多民間疑難病症，經他指點方法或給藥就會治癒。村民們驚奇於他的醫技，稱他爲“神醫”。 他從尋甸返鄉務農時，不僅勤勞而且還特別重視農業技術的研究和推廣。所以一九五三年他被推舉爲彜良縣勞動模範，出席了在昭通舉行的地區勞動模範會議。  六、旱苗逢甘露  楊芝出身貧寒，幼年喪父，靠幫人打短工度日，養成了一種堅強的性格。清末時期他吃過苦中苦，因此當得到進入石門坎教堂學習文化的機會時，他就像久旱的禾苗遇甘露那樣，拼命地汲取知識養分，不知疲倦地讀書，以致才華出衆，使得有權有勢的地主土目也看重他的才幹。他租佃其土地的地主曾請他去當管事，但他不願做轄制百姓的事，才對地主說：“我只想做一個好傳教士、好老師，而不是一個管家。”謝絕了土目家的聘請。 楊芝樂於接受進步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非常擁護爲窮苦人民擺脫剝削壓迫而前赴後繼去鬥爭的中囯共產黨，他盡自己所能協助人民政府的幹部做好工作，他慶倖自己有生之年趕上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在建國初期，社會還存在動蕩因素的時候，他利用自己在彜良民衆中的威望，出面勸說一些擁有武裝的地主、民團順應時勢，不要與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作對，適時地阻止了吳有春率領的民團準備參與攻打解放軍的行動。 新中國成立後，他更加重視民衆教育。一九五二年，他借雲南省張沖副省長視察昭通的時機，向張沖先生反映民衆要求政府投資辦學的呼聲，使得後來在彜良縣拖姑梅創辦了該地區有史以來的省立民族小學，有力地推動了彜良縣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 一九五六年，在彜良縣境內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苗族群衆長距離搬家的現象。楊芝先生仔細查明真相後，及時說服搬遷的民衆，使得那些苗族同胞欲遷往外地的風波很快得到平息。  七、巧教  楊芝老先生一向關心苗族青年學生的進步和發展。王國憲老師曾回憶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們幾個在昆明民族師範學校讀書的苗族同學相約去拜訪來省城開會的楊老先生，剛到楊老先生的住處，有位女同學有點怕羞，躲在別人後面。楊老先生見狀後鼓勵她大膽向前，他說：“我一個乾老頭子有什麽可怕的，你們將來要去接觸更多的人物，躲躲閃閃怎麽能去完成任務呢？”那位同學很快消除了顧慮，坐到了老人的身邊。而另一個在他們稍後才到的同學則表現得正好相反，他在昆明衛校讀書，他到楊老先生住處後，昂著頭背著手，走來走去，像個大員似的。楊老先生對他說：“在老人面前要有禮貌，我和你爺爺是一輩，我不與你計較。但是你們將來要同各式各樣的人往來，你到人家那裏去不講禮貌，你不禮貌待人，別人會禮貌待你嗎？互相不講禮貌，事情就會辦不成功的。”聽了老先生的話，他們大家都深受教育，那位小年輕人也站到一旁，那天他較少像以前那樣說大話了。楊芝老人還特別關心苗族語言的使用，同學們與楊老先生交談時大多數人都使用苗語，只有一位出生在昭通並在昭通長大的女同學，用一口地道的昭通方言漢語同楊老先生談話，楊老先生問她：“你是不是苗族學生？”她回答：“是的。”“爲什麽不講苗語？”“我不會講。”“你父親是誰？”那位同學向老人通報了她父親的名字。楊老先生說：“哦，是他呀，我知道嘛，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不過我這個朋友爲什麽不教他的孩子講苗語呢？我回昭通後得好好去批評他。”這位只講漢語的同學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明白了楊老先生講話的用意，自己不好好學苗語，給父母臉上抹了黑。從那次會面後，這位在昭通城裏長大的同學，認真地向同胞們學習苗語。幾年以後，她不僅能講一口流利的苗語，而且其掌握的苗語詞彙還超過在苗族村寨長大的同胞。王國憲老師說，楊芝老人的直率和巧妙的教育方式，讓他終身難忘。  八、表率引領  楊芝先生教人有方，教子有道。他的長子楊旭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畢業于成都護士學校，以後一直在威寧教會醫療機構服務，負責過Rev.Keith Parsons先生的保健。一九五二年之後，他在彜良縣拖姑梅民族醫院工作。他繼承了他父親的醫療技能，也熟記了許多口傳的苗族史歌。楊芝先生從尋甸返鄉從事農耕後，成了彜良縣勞動模範。在他的表率作用影響下，他的小女兒楊旭美也成了勞動模範，她在家鄉務農作出了突出的成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她應邀去北京出席全國勞動模範表彰大會，同時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雖然在一九六六年出現的十年動亂中，國家領導人接見他們的照片被造反派抄家拿去銷毀了，但楊芝的小女兒楊旭美承接先輩思想的德行，真可謂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寫照。  九、“楊芝彜文”  前面提到過，一九○七年起，會講彜語的楊芝被石門坎教會派到彜良、永善兩縣苗彜兩個民族民衆聚居的山鄉傳教辦學，一九○九年以後，他在尋甸、祿勸建校佈道。此間，在同尋甸白彜、祿勸黑彜同胞的交往中，人們發現，楊芝不僅著彜裝說彜語，而且對兩種彜語詞彙的記憶力十分驚人。這是什麽原因？首先他年輕時便會講彜語，像地道的彜族人；其次，他用石門坎苗文的字母來拼寫彜語記於本子，這樣時時可以翻閱復習，從而出現超乎旁人的學習效果。彜族同胞發

楊芝曾參與用The Pollard script翻譯的彜語《新約全書》內容 楊芝曾參與用The Pollard script翻譯的彜語《新約全書》封面 現後，請求楊芝先生也教給他們這種記錄語言的方法。於是，漸漸地，在彜族教牧人員和楊芝的共同努力下，用The Pollard Script（石門坎苗文字母）拼寫彜語的文字出現了。這種文字被用來翻譯出版了白彜語和黑彜語兩套《新約全書》。彜族同胞們親切地把這種文字稱爲“楊芝彜文”。這套文字，對於有志學習彜語的苗族人士來說，今天仍然有著極其實用的價值。楊芝先生真不愧爲交流和傳播民族文化的先驅。 十、一部再也取不回的“苗語詞典” 楊芝先生傳唱下來的苗族史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被錄製成磁帶保存著，後來不同程度地丟失了一些。不過具有顯著民族性的東西，更具有世界性。夏楊先生花了三十年時間，不懈努力，同吳忠烈牧師合作，翻譯出版了楊芝傳唱的史詩；Rev· Keith Parsons和Rev· Kenneth Parsons兄弟堅持畢生研究苗族文化，把楊芝等老一輩歌手們傳唱的苗族古歌翻譯成英文。七十多年來，相當多的苗族知識份子一直在收集整理苗族的口傳文化。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後，一九九二年，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楊光漢教授和陸興鳳先生主編的《西部苗族古歌》；一九九八年，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苗青教授主編的《西部民間文學作品選》。在這些著作中，楊芝先生傳承下來的大花苗史歌幾乎都被收錄進去了。楊芝培養出來的歌手們也一直傳唱著這些詩歌，雖然他們不能達到楊芝的水平，不能像他那樣全面而富有特色，但楊芝從其先輩們傳承下來的苗族優秀傳統文化，他的後輩同胞們會讓它進一步發揚光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王德光副研究員說過：“楊芝先生肚裏裝著唯一一部注釋最準確的苗語詞典。”這本詞典我們取不出來了。楊芝先生的逝去是苗族口頭傳承文化不可彌補的損失。讓我們大家用自己對苗族文化的悉心研究，去共同一點一滴地填充楊芝先生逝後滇東北方言苗族的文化空缺吧！  注：本文初稿參考了《彜良縣少數民族風采》周朝雲先生的文章。完稿得益于王國憲、王德光、王維陽、吳耀明、陶愛賢、楊忠信、楊體耀諸位同胞提供的資料。最後還查閱了《昭通少數民族志》和《彜良苗族大花苗楊姓家族集會資料》。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耀華初稿於雲南彜良角奎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馮濤定稿于雲南大城

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一位創始人 ——王道元先生事略   王文憲   王道元先生，滇東北方言苗族（大花苗），貴州省威甯縣中水區新華鄉（今黑土河鄉）愛華村人，是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創始人之一。 公元一八七七年，王道元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輩佃種威寧八大土目之一——牛棚子大地主祿禎祥的土地。這家大土目，家財萬貫，租谷千石，管事、頭人數十，奴僕成群。王道元先生從小跟隨父母在這家大土目大地主定下的“地租”、“羊租”、“豬租”、“馬租”、“雞租”等聞所未聞的野蠻剝削下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 公元一九○四年，王道元先生二十七歲，那年夏天，威寧苗族地區傳說有人去安順見到洋人，他們對窮苦的苗族很好，還教讀書、信教。不久又有不少苗族男女從威甯的龍街、大街一帶成群結隊經過愛華山去昭通。據說昭通也有一位洋人對待苗族十分友善，教苗族讀書識字，還給苗族傳福音聖道。王道元先生考慮到苗族祖祖輩輩受苦受壓，根本原因是不識字無文化。於是他毅然丟下妻室兒女，前去昭通進教求學于英籍傳教士柏格理。 公元一九○四年秋，去昭通聽道求學的苗族與日俱增。柏格理于當年九月至十二月在昭通小龍洞舉辦教牧人員培訓班，爲他深入苗區傳教辦學及建立教會作人才準備。由於王道元先生讀書信教虔誠，被柏格理選派參加培訓班學習。學習四川華西協和文教工作部成都石印銅字體版本《勸世文》和《新約全書》的四福音。在幾個月的學習中，王道元先生非常認真，他如饑似渴地刻苦鑽研，勤奮學習，經常手不釋卷，連走路也劫讀，晚間自學到深夜兩三點鍾。學習結業，王道元先生取得優秀成績，他和其他學員數十人被柏格理派回各自家鄉村寨宣道。柏格理正式給王道元先生取名“王道元”（此前王道元先生無漢名）。王道元先生回到自己的家鄉串寨宣講福音並教他學到的《勸世文》給鄉親父老，他所到之處，總是隨時都有一群男女老少圍著，聽他講道。 公元一九○五年陰曆正月十六的那天，柏格理從昭通來到愛華山王道元先生家，約他一道到苗族地方尋找建立教堂和學校的基地。十七，柏格理在王道元家休息一天，給王道元先生的大兒子（當時七歲）取名叫“王明”。十八，由王道元先生帶路去牛棚子大土目祿禎祥家，十九，在牛棚子家休息一天。二十那天，從牛棚子出發去找另一家土目安榮之家，二十一，安榮之留柏格理和王道元先生等休息一天，並殺一隻大山羊款待他們。柏格理向安榮之索要修建教堂和學校基地，安榮之答應送石門坎獅子洞溝下面給柏格理。二十二，王道元先生又領著柏格理等來到“卯年俊”（地名，苗語漢譯音，在今赫章威寧交界的大街與可樂之間），柏格理問王道元先生說：“教堂學校修建在這裏行不行？”王道元先生回答：“這裏離昭通遠，又有兩條河相隔，夏天雨季河水漲，有急事要去昭通與柏牧師聯繫不方便。”這樣，柏格理放棄了在“卯年俊”建教堂和學校的想法。二十三那天，王道元先生領著柏格理等來到安榮之許諾過的石門坎，有意來找張武的父親和潘顯兩個老人，住在石門坎的偏坡寨。柏格理派人喊來梭嘎的王勝魔和木槽的王德道來一道商量。王道元先生先發表意見，他認爲石門坎比看過的哪里都好，這裏煤炭豐富，水也方便，又是昭通通往鎮雄入川的郵路必經之地，同時也是滇、黔、川三省交界處廣大苗族居住地的中心。因此教堂和學校修建在這裏比較適合。在場的其他苗族人士都同意王道元先生的意見。於是柏格理採納了王道元先生的建議，決定在石門坎建立苗族基督教會第一個教堂和學校。柏格理派人請來安榮之，安榮之問柏格理需要多大面積，柏格理說：“只要一張牛皮大的地。”安榮之滿口答應，但在場的人不理解一張牛皮的地是何意。柏格理買來一頭公牛，殺來款待安榮之和在場的苗族同胞，並把牛皮割成很細的線條，用這牛皮線條在選中的偏坡上圍一圈，一共有十多畝地，安榮之伸了伸舌頭，但無話可說。 確定在石門坎修建教堂和學校後，柏格理從昭通請漢族木匠劉四師傅來修建房子，又帶漢族教師王老太爺來負責籌買，管理糧食，叫王勝魔先生負責看守並做飯供修建教堂和學校的人們吃，叫王道元先生負責組織苗族青壯年男子到距石門坎數十里的“卯阿朗往果突”（地名，苗語漢譯音，在今雲貴鄉——原新民鄉境）伐木，並運送到石門坎來修建教堂學校。一九○五年陰曆一月找到石門坎，二月開始建了一間很長的土牆房，三月開始喊四面八方的苗族人來讀書信教。請來昭通漢族老師李國鎮負責給苗族成年男女教書講道，又請昭通漢族老師李國清（鈞）（李四）來教小孩讀書。那年王道元先生帶他七歲的大兒子王明來石門坎讀書，寄宿在石門坎上寨親戚潘顯家，李國清（鈞）老師給王明改學名爲“王明基”。 隨著石門坎教堂和學校房屋的陸續竣工，到石門坎來讀書聽道的苗族群衆也越來越多。柏格理爲了有效地在滇黔川邊廣大苗區推行宗教和文化傳播，決定成立苗族教會。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在石門坎，有英籍牧師張道會和漢族老師李司提反等協助，從成百上千的信徒中挑選了十一位被認爲是信仰虔誠、組織能力強、威信很高的苗族成年男女接受了洗禮。他們是（九男二女）：王道元、朱彼德、王西拉、張約翰、朱多馬、王德道、王勝魔、潘顯、朱高漢（女）、王基甸、張英（女）（摘自楊雅各手稿）。王道元的小兒子王明也同時受洗，因此首批受洗人員共十二人，王道元先生是這十二人中的第一個。這十一位首批受洗人員授命爲苗族首批傳道員，由他們組成苗族第一個基督教會，負責今後教徒的施洗及教會教務管理工作。柏格理在苗區建立的基督教會就這樣正式誕生了。 接著柏格理派郭秀峰（澳人）帶領王道元、王西拉、王德道、朱多馬、王勝魔一道去雲南武定（當時叫武定州）的灑普山一帶苗區傳教。後王道元先生同郭秀峰回到石門坎跟隨柏格理去金沙江對岸涼山彜族地區傳教。到萬石坪（今金陽縣）時彜族土司用生牛肉招待他們，王道元先生回來講給家鄉父老聽，大家對那裏吃生牛肉的飲食習慣十分驚奇。 公元一九○六年春，柏格理牧師又派王道元先生和郭秀峰先生到威甯哲覺的長海子、雲南尋甸、武定灑普山、永善大坪子等許多苗區籌辦教會和學校。是年夏天王道元先生回到石門坎，柏格理又派他去創辦彜良縣的咪咡溝教會和學校。在修建簡易教堂過程中，時值雨季，築土牆的教堂多次被雨水沖跨，經過多番努力，最終才把一個小教堂築牢。教堂修好後，王道元先生積極向周圍苗族村寨宣傳，動員苗族群衆入教和到咪咡溝來讀書。咪咡溝教會從此興旺起來，在苗族地區的聲望僅次於石門坎。年底王道元先生奉調回石門坎維持教會工作。王道元先生回石門坎後，咪咡溝信教群衆再三要求他回咪咡溝主持教會工作。爲滿足咪咡溝苗族衆父老的請求，王道元先生又于一九○七年春回到咪咡溝。他帶去的兩個傳道人員韓升高（威甯龍街大寨人）和張無野（威甯龍街阿督院子人）流動串寨傳教時，感染了“傷寒症”，歸來臥床不起。那時人們提到“傷寒症”，如談虎色變一般，不敢接近病人。爲了不使病源擴散感染他人，王道元先生自己親自精心護理，在韓、張二人脫了險，僅體力尚未恢復時，他自己卻已被病魔纏身。終因醫療條件所限，王道元先生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病逝，時年僅三十歲。王道元先生病逝的噩耗傳出，咪咡溝教會衆父老、衆信徒和石門坎教會、學校教職員工以及四面八方的苗族衆信徒無不痛惜流淚，許多人泣不成聲，衆口齊曰：“我們失去了一位爲民族、爲教會、爲學校做出顯著貢獻有聲望的年輕得力傳道員，他離世太早，許多工作還等待他去處理！”，悲痛欲絕。爲了緬懷王道元先生，石門坎教會、學校以及咪咡溝衆父老、衆信徒捐資爲他樹碑立傳，在他墓前立有苗漢兩種文字的墓碑： 漢文碑文： 王道元先生墓誌序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聖人，賢人之儔，曠百世而相感，閱千秋而追念者，道生則然，德生則然也，夫莫爲之。前雖莫弗，影莫爲之，後雖聖弗傳。道元先生系貴州威甯人氏，生平正直慈善，酷好福音聖道，進教于柏牧。設教時，派傳聖道於咪咡溝各分會，維時三十有餘歲，爲因扶持疾病傳染捐軀。公一生熱心宣道，愛人如己；誕有三子一女，賢嗣長明基，光前跨竈，鳳毛齊美。公雖歿而同事顯賢，建碑表揚梗概而潛德幽光，庶不與草木同朽雲，大爲序。 志曰：人無千年也可永傳世，有賢者足震人寰。 宣道同善芳名不刊 公生於公元一八七七年光緒丁丑年吉月吉日 壽終於公元一九○七年宣統丁未年三月二十二日 昭通府學廩生              劉應璧  撰 昭通宣道初級中學畢業生    王心忠  敬書 愚弟                      楊子雲  敬銘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同事等共建立 CÍ KÏ EÑ NE© W'? E? Uë T? Q£ P?Y?'M?Y?T'?C©T?X?NTÎ,H?P?NTÎV»K�E?.T?W'?NT�A�L·W'?P?Y?'M?K�E?,UëT?Q£ SÍPßND·W'?NT�A�A?'M?S?P'ÍJ?ND·X·X'?W´'W'?Y?'M?.NDÎWÕW'?NT�UëT?Q£B¹M?C©  'M?CáLÍ,M?Y?LÕKÏND·NE?ZµW'?M?Z?,T?I'­MµAÍL·E?Cß,BÐNA¢T?ND·C?TÍNX'»S�.CßY?X'ÃCÖS¡J´X»Y?NTÎV»CÍM?A?T'?.W'?E?UëT?Q£H?C©L�T� ,Y?V¡CßCÍC©SÁ, Y?L?C?,W'?NT�,W'?E?IÌ'PÕH?ND·T�TÍXÀ'E�X'ÁY?VÑC?E¡K·L?NT?EÑNE©. M?D?CáJ³ (1877)H?NE©Y?F?ND·Y?'CÍ A¶D?Q�J³Q�F?CÕ'CÍ (1907J³XÁF?C?NK?Y?) 1922J³F?Y?L?LÍ10F?24'M?L?C?W'?NT�W'?E?IÌ'PÕH?ND·E� 公元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以石門坎全體苗族信徒暨石門坎全體學生落腳立的《石門坎教會溯源碑》（苗文碑）中，也將王道元先生的事迹銘刻於上。在《苗族信教史歌》中也唱到王道元先生對選址于石門坎建立教堂和學校所作的貢獻。此歌在滇東北方言苗族中廣爲流傳。現將此歌附於後。 由王道元先生參加奠基的石門坎教會和學校，在他繼承者們的努力下，發展成爲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使滇東北方言苗族人民由一個目不識丁受苦受壓的民族變爲具有現代科學文化的民族。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獲得徹底翻身解放，王道元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必定含笑。 明年（二○○七年）是王道元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筆者系王道元先生之曾孫，在退休之年，特從王道元先生之子筆者的祖父王明基先生的親筆遺迹中挑選有關王道元先生的史料，以《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創始人王道元先生事略》爲題，將王道元先生爲使滇東北方言苗族人民擺脫苦難與英國友人柏格理並肩奮鬥近三年的短暫人生事略公開發表，作爲對先祖的紀念。 二○○六年二月於中國貴州安順

第一位與基督僕人結緣的石門坎苗族先輩  ——記曾祖父楊雅各   文英   楊瓊           身世  我的曾祖父楊雅各於清光緒八年十月生於滇東北和黔西北交界的一戶大花苗苗族家庭中。苗族的先祖由中原遷到威甯時，先到鹽倉一帶。後因逃荒躲難，多次遷移，最後遷到滇黔交界烏蒙山區的薄刀嶺山腳下，住在村名叫雨撒壪的地方。雨撒壪離石門坎約三華里，村裏苗漢雜居，故我曾祖父年幼時已略知漢語，但不識漢文。當時即便是漢族人，附近的各村寨都沒有識漢文的。因爲交通閉塞，土地貧瘠，生活十分艱苦，無人能上學。 這個地方的苗族人都是彜族土目、地主的佃農，領主名叫安如福，村中的土地均屬安家所有。 曾祖父楊雅各十二三歲就學會吹蘆笙，十四五歲就善於演奏，於是他經常參加苗族各種需要有聲樂的集會，如婚、喪、祭祀等。 苗族這類集會都離不開歌手、笙手、說史人。先祖因參加這種場合很多，除了吹奏蘆笙這個本行外，他對苗族的歷史、民間歌謠等也知道一些。正因爲如此，曾祖父一生對教會、學校、民族傳統文化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礴刀嶺下雲罩霧繞，一年多數日子細雨濛濛，故謂“雨撒”。山岩下村子上有一塊平地，稱之爲“壪”，這個村子由此得名“雨撒壪”。這是楊雅各先生的故鄉（石畿提供） 與基督僕人結緣  一九○四年，曾祖父已二十二歲。那年夏天，石門坎附近的苗族親友相傳，有洋人到安順傳基督教，他們對苗族人很友善，威寧的苗族有人去看了，有的人還入了教，說得很神秘。到了秋天又有人說，在離雨撒壪七十多華里的雲南昭通就有傳教的，一時附近的村寨都大爲震動。世界上真的有對苗族人很友善的人嗎？於是附近兩個苗族青年來與曾祖父相約，一道親自去昭通試探情況。舊時的中國，封建勢力強大，苗民經常受欺負，匪患又猖獗。一九○四年八月一日即農曆六月二十日，王樹福、楊福清和曾祖父三人商量後，喬裝成賣豬的商販，王樹福、楊福清每人背兩隻小豬，曾祖父力氣小只背一隻小豬，他們繞道從發地山上走，經過母洛河、小老包，把豬賣了以後，去昭通探察情況。當他們三人到達教堂學校時，看見從威甯牛吃水一帶來的幾個苗族同胞已先于他們到了那裏。但是，柏格理先生沒有在家，教堂裏只有李二先生在，李二先生接待了他們，李二先生是住在昭通城的漢族老師。 他們回來後就將看到的情況告訴了附近的親友。到農曆八月，他們三人又去了一趟昭通，因爲出現了一些很不利於苗族人的謠言，所以他們只有秘密地尋訪，他們經常是三更半夜出發，走到半路才天亮。那些歲月裏，社會動蕩不安，匪患嚴重，野獸出沒，常有歹人或野獸傷人性命。那天楊福清走在前面，王樹福和曾祖父走在後面，相距一兩丈遠，走著走著突然有一隻野雞從楊福清面前驚飛而出，楊福清被嚇得毛骨悚然，他轉頭問曾祖父：“雅各，我們三人是去好還是不去好呢？”王樹福立在路中兩眼發呆。三人猶豫了好一會兒，之後曾祖父才鼓起勇氣對他們兩位說：“既然已經來了，我們還是下決心去吧，或許不至於有什麽危險。” 到了昭通，他們三位在昭通城外借宿，住在唐家客棧。次日早上，他們吃了飯後裝作外出遊玩的樣子，只是曾祖父的肩上背著裝有一隻大公雞的大口袋，他們慢慢悠悠地走到了教堂門前。他們進去時教堂裏一個人也沒有，一會兒李二先生出來，領著他們三人到客廳坐下，他立即去通知柏格理牧師。片刻後柏牧師出來了，在與他們的交談中他總是笑容慈祥。他接下了他們三人送的公雞，之後他進到另一間屋子裏取來六本《聖經》，給他們三人每人兩本，並說要他們三人在昭通一起讀書。回到客棧後，他們告訴店主，他們要回家了。之後，他們三人又暗地回到禮拜堂來，在那裏讀書和休息了一天。因爲行前他們甚至沒有告訴家人自己的去向，到昭通後柏牧師對他們的招待又盛情難卻，所以見到了柏牧師後的第三天，他們只好偷偷回了家。 到了秋收時節，他們聽說柏格理牧師領著牛吃水那邊的朋友，從昭通到威寧的大官寨、松林寨等地訪問，去過相當多的村寨，之後來到石門坎住了一夜，最後才又回到昭通。 是年臘月，曾祖父他們約著許多人去昭通，這次去的人較多。柏格理見了他們後很高興，順便問楊雅各說：“你爲什麽上次離開時不給我說一聲？”接著又說：“這次你不要回去了，我要你和我住在一處。”此時，李司提反先生再次告訴我曾祖父說：“柏牧師要你住在這裏了。”曾祖父便說：“我動身來昭通時沒有給父母和妻子說清楚，請讓我回家告知父母之後再來。”於是在離聖誕節還有幾天的時候，曾祖父從昭通回到了石門坎雨撒壪的家中，安頓好家裏的事務後，一九○五年元月初，曾祖父楊雅各去了昭通，他在柏牧師那裏教授苗語近一個月。此後，曾祖父便一直跟在柏格理牧師身旁，與柏牧師這位基督的僕人結下了緣。 Rev.Harry Parsons攝， 一九〇八年楊雅各和他的父母在雨灑壪（斯嘉老師提供）   爲修建教堂和學校奔走  甲辰年歲末，曾祖父從昭通回雨撒壪過年。乙巳年一九○五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柏牧師讓王道元來雨撒壪通知曾祖父，說：“牧師叫你跟我明天一同去昭通，有事商議；並且要和家裏講清楚，這次外出的時間要長一些。” 第二天清晨，王道元和曾祖父早早地就起程去昭通，中午時分他們便到達目的地。他們兩人立即去柏牧師的住處。柏牧師見他倆天還這麽早就已經到來很是高興，他說：“事情很急，我若不等你們倆，昨天便走了。”第二天，柏牧師、夏先生和曾祖父他們八位苗族青年背著行李，先從昭通到涼水井，又去牛棚子大土目祿禎祥家，向土目家討索一塊建蓋教堂和學校的土地。祿家主人不同意給土地，但留他們住了一天。以後柏牧師又領他們去仙馬腳，又從仙馬腳去大官寨找安榮之，向安榮之交涉教會學校選址的事情。開始柏牧師索要離安家約有一百里遠的一個地勢較平的苗寨作爲建立教堂和學校的地點，但安家人不同意。安家人只同意給在石門坎周圍的一塊地方。柏牧師問楊雅各：“石門坎那地方怎麽樣？”曾祖父回答：“石門坎地方不平。”柏牧師說：“地不平不要，我們要平地。” 在安榮之家，殺羊款待他們三天，並同意給一塊地來建教堂和學校，只是對於具體地點，是要的不給，給的不要。據說柏牧師先前討要的那塊地不遠處有一個水塘和一個銀礦洞，安家才不同意給那個地方，以爲那水塘會有龍，那銀礦洞裏面會有許多金子和銀子。當初曾祖父他們也有這樣的想法，曾祖父曾經說那時他也還很愚笨，對選址沒有任何主見。 柏牧師選出夏先生、王道元和曾祖父他們三人後，請王老太爺領著其餘的人住在安家，他們四人要去一個苗語叫'M? Cß E?,'M? Cß K�的地方，後來聽說那個地方叫做簡角寨或是梘角寨。視察了'M? Cß E?,'M? Cß K�那個地方後，柏牧師又採納了王道元的建議，放棄了那個地方。 他們返回大官寨安家，主人說：“石門坎坡陡不行，那麽獅子洞地平，可不可以？”話已說到這個份上，柏牧師領著大家離開安家，他們走了三天才抵達雲爐河壩，要去看獅子洞那塊地。事前柏牧師已從曾祖父他們的口中知道獅子洞確實有一塊平地。他們爬出朱家麻窩時，曾祖父指獅子山給大家看。王老太爺說：“這個地方可以，因爲獅子山好。”柏牧師卻說：“不好。”意思是房子應該修在較高的地方，容易看到。他說：“獅子掉進山谷裏去了，不恰當。”原來獅子洞這個地方是在兩條河水交彙的山谷中，地勢低，不利於展開。 看完獅子洞的地勢後，他們爬上山去夜宿于石門坎。次日晨柏牧師領著王道元、張武等許多人一同去村子背後察看，見到一塊地勢好的土地，但其上有彜族人的祖墳，不能用。回到寨子後，柏牧師便說：“教堂和學校我們就修在村子下面那些坡地上。”地點確定後，王老太爺建議讓楊雅各去請內地會楊所羅巴伯來商議修房子的事，柏牧師說：“這事還先得去信給安順黨居仁牧師商議清楚才能動工。”不久安順方面來信，雙方商議以切沖山嶺到羅布甲一帶爲界，內地會在靠葛布的一側傳教，柏牧師所率的宣道組織在另一側傳教。於是建堂建校的事就不再請內地會人士參加。 曾祖父他們分頭去本佈道區的村村寨寨，通知苗族村寨的代表人物集中到石門坎，開會商議修建禮拜堂和學校之事。所通知到的人都來了，聽完大家發言之後，王老太爺、李五先生、夏士元老師、柏牧師和曾祖父他們商訂，苗家每人樂捐銅錢一百文，基督教會方面由母會另行決定捐款數，苗族民衆有力出力，有技出技，共同修建石門坎禮拜堂和學校。 各地苗族同胞自帶盤纏彙集到石門坎。王老太爺和曾祖父兩人抱著一隻公雞作爲見面禮去大官寨安榮之家商量買木料之事，安榮之同意他們砍伐梘角寨、木槽那一帶的木料使用，那一帶地方苗語稱爲'M? Y? A� V�, 'M? Kµ TÌ'。建房過程中出現需要交涉的事時，曾祖父就跟隨王老太爺去處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就建起了一幢教堂（兼作學校學堂），兩幢配套房。從此石門坎就建起了教堂和學校。   第一次公務  石門坎建起了教會和學校的建築物之後，柏牧師叫朱彼得和曾祖父他們兩人去周邊的苗族村寨邀請苗家兒女來讀書，後來王道元先生又加入到他們行列中，他們三人共帶了一千元銅錢出去。曾祖父說這是苗族人自己第一次外出辦自己的大事，以往他們很膽小，特別怕人，到任何地方去都需要一位漢族先生引領。他們從昭通啓程，第一天宿海角山，這是王道元的家鄉，進入威寧境內之後，他們又先後去了大坪子、天生橋、上海枯等地。和上海枯的苗胞們談了讀書上學的事以後，王道元便回家去了。朱彼得和曾祖父又到大寨等五個苗寨去宣講，到達羅布甲李清西家後，他們兩位便要進入彜良地界進行宣傳。他倆先到牛場，然後去文裏和拖姑梅，他們在拖姑梅住了七天後，便去核桃坪，住在王孝家，在那一帶的苗族村寨裏拜訪宣傳七天後，他們倆回到舊府，然後抵達昭通。柏牧師見朱彼得和曾祖父他們安全回來時就鼓掌歡迎。曾祖父他們第一次接受的公務勝利結束。   同柏格理創制苗文  曾祖父自從與柏格理牧師接觸後，便隨柏牧師一起外出傳道。曾祖父被柏牧師指定爲他的苗語老師。柏牧師除了睡覺外不分白天黑夜地努力學習苗語，就連行路時都要求曾祖父給他講述苗語。曾祖父很想回家，但柏牧師不允許，所以他只有整天整天地教柏牧師講苗語。 一段時間以後，柏牧師創造出了一種苗文，但是曾祖父他們一點也看不懂，柏格理也覺得這種文字不能使用，便放棄了。柏牧師和他身邊的人都在思考爲苗族人創制文字的事應如何進行。柏牧師、李司提反和我的曾祖父他們三人在禮拜堂商量了一個多月，又採納了一些苗族同胞的意見，之後便試創出了使用至今的這套苗文。這時傳來了在葛布開展工作的黨居仁牧師用羅馬字母也創制了一套苗文，所以曾祖父他們創制的這套苗文其使用的事被耽擱了下來。收到黨牧師用羅馬字母寫的苗文後，柏格理一方面將這兩套文字送到英國母會，徵求語言學家的意見，另一方面，他也著手研究葛布的文字。 一段時間之後，從英國母會傳來了消息，語言學家對柏格理提交的苗文創制方案很支持。這樣，他們創制出的文字得到試行推廣的機會。柏牧師、李司提反和曾祖父他們積極努力，每天都有發展。他們開始用苗文翻譯《馬可福音》，不久之後又譯出了《馬太福音》。 在因戰爭遷徙而丟失自己文字上千年以後，苗族人終於再次擁有了自己的文字。   傳道途中的奇遇  一九一二年二月，曾祖父與兩位苗族傳道員一起從石門坎去雲南東川雪山苗族地區傳教，不曾料想，曾祖父在東川遇到一個友好的軍官，他名叫馬金長，可能是回族。他向曾祖父講述了許多革命道理，當時正是辛亥革命年間。曾祖父受到馬金長的影響，所以也曾把自己的名寫成雅國，期盼國家美好，人民生活幸福。 在東川雪山傳道的時候，曾祖父接到通知，要他們三人前去昆明，迎接去英國度假返回中國的柏格理牧師夫人和從石門坎去國界接夫人的柏牧師，說柏牧師夫婦正由越南乘火車前往昆明。不過他們三人趕到昆明時才得知柏牧師他們尚在河口。因爲正值辛亥革命，交通不暢。之後，他們三人又奉旨返回石門坎。在返鄉途中，他們遇上盜匪搶劫，在這次與土匪的遭遇中，一個匪徒用刺刀紮在曾祖父的胸上，但卻沒有傷著他。因爲當天曾祖父恰巧在衣服的上衣裏袋裝著一本小《聖經》，歹徒刺來的刀尖正好被小《聖經》擋住了，所以未傷及身體。曾祖父他們一行回到石門坎後述及此事，許多傳道員都認爲這真是萬幸，是上帝保佑，不然就一命嗚呼了。 數日後，柏牧師夫婦擇路回到石門坎，大家爲他們平安到達高興。   送出第一批到外地求學的石門學子  一九一四年正月初，曾祖父和幾位苗族同胞隨同王樹德牧師送幾個苗族學生去成都華西協和中學讀書，這是石門坎苗族學生去外地成功求學的第一批。一九一一年秋，石門坎教會曾經送了幾個學生去北京清華學校，但因學校停辦，只好半途回返。一九一四年送去成都的這一批學生，四年後畢業回到石門坎，有的當校長，有的當老師，成績不錯。   到川苗地區傳教  一九一四年五月，曾祖父和兩位苗族傳道員在王樹德牧師的帶領下去川苗地區傳教。川苗也稱白苗，是現在講苗語川黔滇方言的苗族，他們的話與滇東北方言的大花苗語言差異不太大。曾祖父到雲南的鎮雄、威信這些地方很快就學會講川苗的話，不久便回石門坎。 過了一兩年，曾祖父就和其他苗族佈道員進入四川南部的珙縣、高縣、筠連等地傳教、辦學，因爲語言相近，加上曾祖父先前又學會了他們的語言，這使得他們在與這些地區的苗族群衆交流起來比較親切，想法容易理解，情感容易溝通，所以傳教的效果也好。   去東川、尋甸佈道  一九一五年，曾祖父楊雅各去雲南東川、尋甸交界地區的郭地傳教，郭地是彜族聚居地區。當時那裏的彜族民衆生活處境與苗族差不多，相似的處境使他們也産生了與苗族民衆共同的需求，工作逐步有了起色。但不幸的是這年陰曆八月，從石門坎傳來柏格理牧師在石門坎病故的噩耗，曾祖父像失去親人那樣悲痛到了極點，他及時返回石門坎向摯友作最後告別。過了一段時間，石門坎民衆就送柏牧師的妻子回了英國。之後，從英國休假回來後到東川傳道、辦學的張道惠牧師和夫人，又被重新派回石門坎主持教會工作。 一九一六年初，曾祖父在石門坎參加學校和教會年會時，他提議：“雲南出兵護國，我們石門坎應捐款相助。”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議，之後募捐了一千多元送到雲南護國軍。這個數目雖微不足道，但對當時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窮苦苗族民衆來說，已經是盡到了最大的努力。   爲苗文版福音書的印刷做準備  柏格理病逝後，楊雅各失去了一位共同探討苗族文字最具權威的人士。他只有同幾位苗族佈道員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改進和充實該套苗文，並再一次核對了準備用苗文印刷的福音書苗語譯文，以便儘快印刷發行。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這項工作取得了明顯進展。 文字改進和譯文核對基本完成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曾祖父與王樹德牧師啓程去昆明辦理護照等相關事宜，擬經越南轉道香港，又經香港去上海，在上海印刷苗文版的福音書。到上海後，他們即與印刷廠聯繫，上海印刷廠的答復是不能印刷。看來若要在上海印刷，則將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資金，不得已王樹德牧師便提議去日本設法解決這些書的印刷事宜。   東洋之行  上海不能印刷苗文版的福音書後，王牧師提出去日本解決，這是出於以下考慮，當時日本的工業相對發達，印刷工藝也會更先進一些。於是曾祖父和王牧師便從上海乘輪船啓程去日本，他們先到達長崎後再去了橫濱。橫濱是離日本首都東京不遠的城市，經聯繫橫濱的印刷廠後，他們表示可以印刷苗文版的福音書，但必須重新製作字模，所以印刷時間將要推遲。於是王樹德提出他們倆可以趁印刷廠製作字模的這段時間去東京博物館和皇城參觀。 通過參觀，曾祖父看到四五千年以前的日本人生活也很艱苦，人的衣著也很原始，特別是婦女的衣著裝飾、紡織工具和紡織工藝都和中國的苗族差不多。在遊覽時他又見到因忍受不了俄國皇帝的壓迫而逃亡到日本的俄國難民，他們在日本的生活也十分淒慘。 一切安排妥當，不久王樹德牧師便從日本回英國度假，因王牧師度假是在離開石門坎前就已確定了的，故他將楊雅各在日本的食宿安排好後便先期回國了。 一九一七年春，經過兩三個月鑄制字模並排版後，橫濱印刷廠便開始印製苗文版福音書的校對稿。得到校對稿後曾祖父便悉心校對，校對工作是一項很繁瑣的工作，要逐頁逐行逐字地查校，而且要反復幾次。這次印刷的是《新約全書》裏的所有篇章。 曾祖父在日本期間因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除了到印刷廠校對書稿外，他不能去其他地方活動。異國他鄉的生活使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家鄉，於是他就創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思念我的家鄉》，歌詞是： KÌ T? Y? W'? C© L? T?, NTß X· Qã NK? C© E? A?. KÌ Eß Y? 'CÍ TÓ XÁ J³ , KÌ C© Y? 'M· TÓ XÁ E?. L? T? L? L'? C© NK? V?,H? TÑ Qã T? NK? K'? NA?. 'CÍ Tß 'Mµ Tß CÍ Y? T� , SÁ D? Qã NK? L? A· H?. Qã Y? WÕ T? T? E'? Z?, M? VÑ NT? T'¡ NWÕ NX? E±, D» M? C� C? Q� NE? F?, X'? Z� Eª Q? H? X� S?. 漢語譯意爲： 我來做客在他鄉，想起家鄉在遠方，我過一天如三春，我度一夜似三冬。 住於他方大瓦房，怎如自己茅草棚，何時辦完工務事，回到家鄉笑開顔。 自己家鄉好地方，它著森林草木旺，又有雀鳥在上飛，樣樣所需都齊全。 這樣，曾祖父用自己創作的這一首歌安慰自己，艱難地熬過了半年時間。印刷廠全部印製工作結束後，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勘校，直到書稿付印後他才乘輪船返回上海，這已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了。當時的中國正值張勳復辟時期，從上海轉乘輪船去香港的檢查十分嚴格，行船十分稀少。曾祖父由香港到了河內，再從河內轉到雲南河口。河口是國界要塞，對過境人員檢查更加嚴格，曾祖父到河口就被警察扣下。他的護照被警察收走，並將其送到昆明復查，確認確有此人此事之後才又送回河口，這樣前後又用了半個月時間。警察把護照還給曾祖父後，他才被允許進入雲南境內，直至到了昆明又回到石門坎，他那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這次曾祖父楊雅各去日本辦理印刷苗文書籍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風波，但他認爲爲了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自己去接受這些磨練是很值得的。曾祖父的這種創業精神值得我們子孫後代永遠銘記。曾祖父也因此成了滇東北苗族跨出國門的第一人。 一九一六年，楊雅各的出國護照相片（張慧真老師提供）   賑災  一九一八年，貴州威甯及雲南彜良一帶糧食大減産。一九一九年，這一帶的苗族村寨遭受到了嚴重的饑荒，大多數苗族家庭都無法維持生活，先後約有七八百人到石門坎來求助。曾祖父參加並負責賑濟災民的工作。這個任務十分繁重，一方面要準備食品救濟生者，另一方面要安葬死者，因爲很多人已經十多天沒有吃過飯，到石門坎能夠有飯吃了，一些人便忘了勸告，本能地飽餐了一頓。半天後，有些人便不幸被撐死了，這時又得立即找棺木找地方找人去掩埋，多的時候一天要安葬三個人。到最後棺木用完了就用薄木板，薄木板用完了就用竹籮筐，以致後來就只有合衣而葬了，真是淒慘之極。 石門坎教會的這次救災使用以工代賑的形式進行的，這樣既幫助災民渡過難關，他們修建了商場的房子、麻風病院，又在猴子岩及母洛河山坡上鑿開山崖砌出石坎，修通了去昭通的路，路面寬到足夠馬幫經過。這些工作能夠實施，是由於張道惠牧師從教會募資、曾祖父楊雅各參與組織及苗族全體佈道員和廣大民衆盡力協助的結果。   見證石門坎早期建築物的落成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糧食收成略有好轉，在石門坎度饑荒的人們逐漸返回家鄉生産自救，留下的人不多了，這些人小部分住在石門坎教堂周圍做小工，一部分住在商場坡下自謀生活。一九二二年，曾祖父又組織他們修建了石門坎藥房，即後來的石門坎平民醫院用房。一九二三年，又建成了位於石門坎對面山坡上的麻瘋病院和在雨撒壪的孤兒院。一九二六年，張道惠牧師全家返回英國度假，石門坎教會、學校及福利設施的房舍建築也已基本完工了。 此時曾祖父不由自主地想起石門坎二十年來的變化。一九○五年，各地苗胞從不同地方自帶乾糧來到石門坎，就連遠在長海子、灑雨河那樣要走上數天路程的地方，也有人來了。他們有的到遠鄉搬運木料，有的挖坡平整地基，有的燒磚制瓦，有的擡石塊拉石條，有的背煤燒石灰……硬是靠原始的勞動工具建起了禮拜堂和學校，後又修建了學生宿舍，建了運動場、游泳池，此後各地苗族民衆子女求學的聲浪波及滇、黔、川交界區的山鄉，也傳到了遙遠的中國內地，甚至傳到國外。雲南武定的苗族子女信教了讀書了，東川雪山的苗族子女也信了教讀了書……這一切成效，無不包含了曾祖父他們那一代人所經歷的千辛萬苦，他們投身上帝交給的事業，完成了所計劃的任務。   晚年  一九三六年以後，在石門坎的年長的英國牧師先後回國或調走了，派來的年輕人既不懂漢語更不懂苗語，這時與曾祖父一起工作的佈道員都幾乎辭去了教會的工作。曾祖父也因年老體弱提出辭職請求，但是教會沒有同意，他只有堅持工作著。一九四一年春，曾祖父患上了哮喘病，再次提出辭去在教會所擔負的工作。一九四二年春，教會同意他辭職回家，回家後教會有要事討論時便派員來雨撒壪請他去參加。曾祖父在石門坎教會工作了二十年，加上在川苗地區、雲南東川和尋甸等地方傳教的十六年，他在基督教會工作了三十六個年頭。 一九四四年，曾祖父同時患了膽道蛔蟲症和哮喘病，身體狀態每況愈下。但是石門坎沒有正式的醫院，他雖然去石門坎藥房取來一些藥服用了，但效果不是很好。 一九四五年春，曾祖父的病情突然加重，祖母也恰好不在家，無人照管，二月底便辭世於雨撒壪，終年六十二歲。當時石門坎教會爲他舉行了追悼會，一位從武昌神學院畢業後在石門坎工作的牧師致了悼詞，他在致辭中說道：“雅各先生升天了。”爺爺的答詞只是：“謝謝你們。”爺爺還說：“人既有生就必有死，請親朋好友不必悲傷。”   無悔無怨  曾祖父楊雅各雖然離開人間六十多年了，但他那種在艱苦歲月裏充滿追求、增進信心、爲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盡心盡力的精神；他參與創建石門坎學校、教會和創制苗文的業績，將永遠閃耀在子孫後代的心中。 二十世紀中葉，曾有一度因爲我曾祖父是基督徒，又同柏格理牧師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的孫輩參軍入伍和升學都受到限制。但是不管怎麽樣，他們對自己有這樣一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苗族文化事業的曾祖父而感到無怨無悔。 現在我們國家在中囯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全國各項事業，努力建設現代和諧社會，今天的石門坎也發生了令人歡欣鼓舞的變化。我們一定要學習苗族先輩們對待事業的態度，在各級政府的指導和支援下，把石門坎建設得更加美好！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于石門坎

滇東北苗族第一位女教師吳萍安   吳耀華 吳萍安是我的姑母，我家住彜良縣奎鄉仙馬村坪子上。一八八七年姑母出生在坪子上這個高寒而貧困的苗族小村子裏，祖父吳平是苗族首批去貴州赫章葛布找黨居仁尋求基督教福音的老人之一，“吳平”這個名字還是党居仁給取的，苗族在信教前可以說大多數都有姓無名。祖父去葛布找到黨居仁時，黨居仁問其姓名及居住地址，祖父回答：“本人姓吳但沒有名字，家住雲南省彜良一個叫坪子上的苗族村子裏。”於是黨居仁說：“那今後你就叫吳平。”祖父是一個很熱心於教會和學校工作的老人，他膝下養育了二男四女，萍安姑母在子女中排行第三。          大花苗近代第一位女教師吳萍安老師（吳耀華提供）  一九○五年貴州石門坎光華小學創辦。那時大伯和二姑已成婚自立門戶，而萍安姑正九歲，祖父深知苗家苦難深重根源就是沒有文化，於是決心撫養三女兒讀書，一九一一年七月，祖父背起包穀面、炒麵和蕎粑粑，帶萍安姑去一百多里外的石門坎光華小學讀書，姑母很理解體諒父母的苦心故而在校刻苦攻讀，一九一五年以優異成績如期高小畢業，是光華小學首屆畢業生，當年畢業的女生只有四人，而姑母成績居首，畢業後便留任光華小學人女生部教學，數年後姑母與姑父王必信結了婚。教會就派他們到威寧的長海子和今楚雄地區的灑普山苗區佈道教學，約一九三五年後才調回家鄉彜良，分別在青樹林、拖姑梅、虎丘蘆茅寨等校執教。論學識姑父、姑母不相上下，但回彜良後，由於兒女拖累，姑母大多在家操持家務而不再教學，但每逢姑父有事外出，姑母便拿起教科書和粉筆登臺授課，深受學生的歡迎和贊許。 姑父、姑母生育了五個孩子，長女王雅玲石門高小畢業後，考入重慶讀高中上大專，只因爲她學習特別好而遭致同學嫉妒乃至憎恨，故借請吃飯投毒將其害死，芳年只二十來歲。二女兒王建美初中畢業與石門中學戴老師（漢族）完婚後去了重慶，後病故。一九四四年左右，姑父也在拖姑梅病逝。不久長子王建良也因兩個姐姐和父親病逝受到很大的刺激，出現了精神分裂症，不得不辭去教書職務，隨其叔父王必易上昆明求醫。一日叔侄倆在昆明城內遭遇日本飛機狂轟濫炸，混亂之中各自逃散，從此下落不明。僅十餘年姑母就失去了四個親人，特別是姑父的去世，撒下姑母和兩個年幼的兒子王建清、王建德，姑母承受著無限的精神打擊、極度的思想痛苦、急聚的經濟壓力。但她不愧是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女性，仍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撐起一個破碎的家。那時正值抗戰中期、兵荒馬亂之年，姑母憑她一貫吃苦耐勞的精神氣質，種地維持著一家三口清淡的日子。轉眼間兩個娃娃已到入學的年齡，但哪里有錢送他們上學？姑母決定自己在家教授娃娃，她訂購了教科書，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屋子裏擺下一張四方桌當起了老師教授自己的孩子。他們母子白天勞動，早晚休息時間上課，夜間兩個孩子就在小桐油燈下做作業，她既教孩子勞動生産，也上好知識文化課，還教他們怎樣做人。那個時代，也未見國民政府頒佈什麽教育方針，可是姑母的很重視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教育，以至後來兩個孩子都成長爲同齡人中出類拔萃的人才。這在我們苗族的家庭教育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王建清表兄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在姑母的教育下，他學完高小課程，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吧，教會在咪咡溝招收苗族師範生，凡具有高小文化的苗族青年都去應試，他雖沒有入學念過高小，但老師們都知道他已由姑母授完高小課程，故准予報名應考。結果他竟以超群的成績擊敗了數十名考生榮獲第一名。招考教師無不稱讚姑母教子有方。可惜學校由昭通遷往文山建辦，經濟拮据迫使表兄放棄了入學機會。表兄王建清口齒伶俐，計算嫺熟，字也寫得特別好，在當時的苗族同齡人中其才華是數一數二的。以至後來參加了革命工作，成爲區（鄉）領導幹部。王建德是姑母子女中最小的一個，天資聰明的他在姑母的家庭教育教學下，在一九四九年參加咪咡溝高小升學考試中，仍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一九五一年高小畢業考入石門中學，一九五四年考入畢節師範。畢業後分回威寧縣教書。他歷任小學校長，威甯縣教育局局長，威甯縣委常務副書記，威甯縣人大常委主任等職。 王建清和王建德兄弟倆都沒有進過小學，僅由姑母帶領在家邊勞動邊學習，而兄弟倆在參加不同層次的升學考試中都獲第一名，使得姑母教學有方的名聲隨之傳遍四方。於是不少私塾學校紛紛登門聘請去她教書，她分別在徐家寨子、簸迤等地教私塾。凡授教于她的學生，日後都誇讚老人的文化底子深厚、教學很有方。 姑母僅高小畢業，但學識很淵博，五十年代，我的兄長吳耀明在四川重慶讀大學，我在昆明讀中師，這期間，我們都曾與姑母書信來往，通信中我們給她的信中出現的錯別字她都要一一改正。在受益匪淺的同時也讓作爲師範生的我們羞愧得無地自容。每逢假期回家不免要去看望她老人家，她總會提些問題考考我們。因爲姑母文言文底子深厚，與她說話有時我們還聽不懂。曾有一位漢族先生聽說姑母很有學識，便專程登門拜訪。一見面，姑母便問：“先生貴姓？”答：“姓易。”又問：“家居貴處？”答：“毛坪。”又問：“贵庚幾何？”先生就無從對答，姑母問他多大年紀了，先生不知其意自然就答不上而顯得十分尷尬。 姑母是石門光華小學首屆畢業生，她不僅是我們家第一個有文化的人，也是我們大花苗有史以來第一個文才出衆的婦女，同時是滇東北方言苗族第一位手持教鞭走上講臺的女教師。我們晚輩爲能有幸直接受到她的教育和言行的熏陶感到無限幸福，爲有這樣一位老人而無比自豪。                                                           二〇〇六年 撰 寫于雲南彜良角奎

羅沛然——羅田家第一個讀書識漢字的人   黃  坤   羅沛然，字作雲，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一月誕生於威甯縣黑石頭鄉乾河溝一個貧困佃戶家庭裏。是苗姓“卯潔勒（漢語意譯爲有稻田和平地耕種居住的阿卯苗家人，翻譯爲漢語，簡稱‘羅田’家）”家族中第一個入讀石門坎光華小學的人。他父親羅成喜，因其右腿摔傷以至腳跛，故族人中都稱他爲跛腳老爺，養育子女七個，羅沛然排行第四。 民國初年，文人志士徐松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苗蠻總察》一文中說：“威甯大花苗作爲整個（中國）苗族中的一個支系，是一個受壓迫最深的部落，是一個生活上尤爲痛苦的部落。”羅田家也不例外，世代是佃戶，居無定所，衣食難顧，能念書識字就更不敢想了。清光緒二十二年（一九○六年）秋，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在長海子創辦興華小學第四分校並開始招生，羅沛然有幸成爲當地首批被招入該校上學的苗族學生。他入學時已十八歲，當時每個學生每學期交五至七升包穀作學費（低年級交五升，高年級交七升。），作爲教師和膳夫的部分補貼及學生晚自習的燈油費。羅沛然因家庭困難，故而得以減免學費。他在家裏的兄弟幾人中身材相對魁梧、比較聰慧，學習刻苦，上學時沒有大名（苗族小孩在幼年時父母會用苗語爲其取乳名，或長、幼間按輩分稱呼），羅沛然這個名字還是與柏格理先生一起創辦石門坎教會學校的昭通漢族人鍾煥然牧師以《四書》中“天由然作雲，沛然作雨”的名句爲他取的。羅沛然念完四年初小，才離開母校到石門坎光華小學上高小。當時國民政府規定小學學制爲初級小學四學年，高級小學爲三學年。初小、高小畢業生考試題均由成都華西教育協會、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苗疆部教育委員會統一出題，各分校初小四年級以上畢業生，則全部集中于石門坎光華中心學校統考，試卷由華西教育協會評定，成績合格者方頒發畢業證書。羅沛然的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他們班裏的學生成績優秀的僅四人，他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人有出身於長海子的一戶貧窮的苗族農家的王英，他被柏格理稱爲“勇敢先生”，他酷愛學習，能背誦《四書五經》等，是漢語文水平較高的苗族先輩之一，作爲教師、巡迴佈道員，竭誠爲教會學校服務了近三十年，曾率領他的一百五十餘名苗族學生在彜良縣城角奎的運動會上獲了過較好的成績；第二位是韓傑，出生於一八九五年，是羅沛然的同鄉，高小畢業後就被派到尋甸縣鳳儀鄉綠蔭塘雞街鄉、新哨等地的小學任教，是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創始人之一，是一位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宗教、教育人士，一九二○年同王有道在富民縣羅免鄉、尋甸縣柿花箐分別創辦私立時雨小學（後擴建爲富民縣第四中心完小）、柿花箐民樂聯小（柿花箐民族小學前身），這些學校培養出了如王宏道等數十餘名有一定成就的當地知識份子；第三位是張仁，他們三人是光華小學第二屆畢業生。對於廣大的貧困苗族民衆來說，能有子女讀書識字，這與苗族民衆的生存有著一種超強關係，包含著一種超越掌握文字符號本身的重要社會訴求，與生存於社會底層的廣大苗族民衆爲謀求翻身、自由、解放的政治訴求一脈相承。 羅沛然高小畢業後，即由石門光華學校派到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三（一九○七）年的興華小學第五分校（龍井小學）任教。在舊社會，民族歧視嚴重，但自他到興華小學任教後，當地權貴都不敢再小看苗族人了。他在教學中認真負責，待人厚道，教學嚴謹，不落俗套，反對因循守舊，善於交際和團結人，在當地贏得了相當高的聲望。他因身材魁梧，力量過人，愛好打獵，自己還用岩桑樹製作了兩張弓弩，當時在當地很少有人有此臂力能拉弓上箭，他用自己裝有鐵箭鏃的弩箭射出，可穿透五釐米厚的木板。一九一八年秋，其七弟羅惠然（一九三二年，搬遷到宜良縣小塘子後，因患傷寒病故。）和大侄羅皓明離開家鄉乾河溝，到百里之外的龍井，在羅沛然任教的興華小學讀書，他常常語重心長地教導弟弟、侄子，要牢記家庭所經歷的貧困和痛苦，只有努力學習和刻苦攻讀，日後才能爲民族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才能有出路。任教五六年後，羅沛然用自己的積蓄在距離龍井不遠的六嘎梁子向彜族地主佃租部分土地耕種，並建蓋有三間瓦房，這成了羅田家族有史以來第一幢瓦房。教學之餘他專心務農和管理家務，想以此結束他們家世居草棚、茅屋、東遷西逃的狀況。不料安定的生活好景不長，才過了六七年，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軍閥混戰，滇軍中的散兵遊勇勾結土匪搶劫鄉民，其中就有滇黔川邊縣區出名的劉姓殘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臘月（農曆十二月），與羅沛然家相鄰的一個村寨遭殘兵的洗劫，他擔心匪徒會過來搶劫本村，便朝天鳴放兩響火藥槍，以示警告。過了幾天，被搶村裏通匪的人即將此事密告匪首，於是衆多土匪出動將他家房屋團團圍住，當時他的五弟羅沛霖也在他家，兄弟二人逃出不遠，羅沛然就被土匪攆上將其殘忍殺害，他五弟腹部中彈也當即身亡，兄弟倆的靈柩停放在龍井家裏的堂屋中一直未得到安葬，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房屋倒塌，兄弟倆的遺骨才被自然掩埋。事後，威寧縣當局擒獲兇手並將其槍決示衆。 羅沛然老師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冬遇害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其膝下留有二子。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春，羅沛然的遺孀帶著兒子從威甯搬到尋甸縣易隆（今塘子鎮）鄉乾海子（今乾海子火車站）村附近。幾年後，其長子羅惠明遷到（今楚雄州）武定縣，次子羅哲明曾隨堂哥羅皓明在（四川）西康省會理、昭覺（今涼山州）縣念書多年，現其後裔仍居住在（楚雄州）祿豐縣。    注：作者系雲南尋甸文化工作者，一位熱心民族研究的彜族同胞 二〇〇六年撰于尋甸 Photo:Rev. Harry Parsons Shimenkan 1906 Ahmao students and Rev. Samuel Pollard outside the first house . This was the first school in Shimenkan .It was also where Rev. Samuel Pollard and Rev .& Mrs.Harry Parsons lived and where they taught children , men and women to read , and give medical help . 'M? L? C? 1906 J± Y? 'M? TÍ E? NT ?ND· W'? NT� A� C© LÍ NK? KÏ SÍ PÝ SÍ SÃ X'· T� Y? Vº W? . Cß L? Q· LÍ NK? E? NT? T'Ï B? KÏ X'· D? 'M? L? C? Y?. Cß L? Q· W'? NT� A� ND· W'?  NT� 'M? NA× NK? ND? W'µ E'? C©, C© W'µ Y? W'? NT� M? W'? G? Q? , Y? P¶ Y? Q� M?E? NT? , T'¡ ND· CÖ E� M? K'µ Mµ NX� . 柏格理牧師（第二排右一著錦衣）一九〇六年和他的石門坎學生在一起

父親張志誠——從放牧娃成長爲教師的道路   張美琪  我的父親張志誠，是上個世紀初威寧縣境內苗族首批小學教師成員之一。他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出生在貴州省威甯縣黑石頭彩雞村一戶張姓的原始的苗胞農家裏。從他記事起，就跟隨父母過著當牛做馬的痛苦生活，佃種財主土地，所收糧食，秋收交租後餘糧不夠糊口。吃的下等包穀、洋芋搭野菜，穿的是自家織的粗麻布衣和草鞋，住的是山岩洞或簡陋的小草棚。每天只知道隨牲口“日出而牧，日落而歸”，無從知道尋求光明。 混到十多歲時，好不容易才聽到傳說：“有個英國傳教士柏格理，來到石門坎辦基督教會，扶持貧民百姓，要辦學招收貧民子弟學文化、長知識，改變貧窮落後面貌。”這真是“一唱雄雞天下白”，我爺爺奶奶毫不例外，也積極地像其他貧民百姓一樣，歡天喜地地，如饑似渴地背著乾包穀炒麵、蕎面、蕎粑，翻山越嶺，步行數百里，把自己的子女絡繹不絕地送往石門坎求教、求學、求救。從雲貴川邊界彙集的愚昧孩子們，就被教會無條件地吸收在這位英國傳教士柏格理所創辦的石門坎光華小學校入學了；他們和睦相處，互敬互愛，艱苦樸素，勤學苦練；學制六至七年，起先分初、中、高三等，後來分初高兩等，待升到高等小學畢業時，我父親的成績優異，口才流利，是忠實信徒，家裏窮得無能扶持他外出繼續深造，就被留校任教。 張志誠老師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時（張美琪提供） 解放前，父親先後在石門坎、尋甸、淪河、咪咡溝等校任小學教師，禮拜天爲信徒傳道。 解放後，歷任威寧縣一、二、三屆政協委員。他擁護中囯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聯繫群衆，勤勞誠樸。 一九六一年七月到威寧縣開政協會時，因其肺癌嚴重，醫治無效，逝世於醫院病房。公葬在威甯毛家山，享年七十三歲。 敬愛的父親大人，您老在九泉下安息吧！如今，石門光華小學校的學生已是桃李滿天下，在上帝的引導下，按新時代的感召，他們誓把祖國變成天堂。  傻四女兒：張美琪  撰稿              二○○六年三月十日于貴州威寧

 

朱有林朱有成陶開華一九三四年和他們的軍中同胞在昆明

前排左起：朱有成、朱有林、陶開華，後排左起：陶開榮(左一)、龍澤光（左三）、潘蓮（左四）、陶開富（左五）、潘老四（右一）。石畿提供。

 

哈茲佩斯筆下的王英   邊疆   王英先生是石門坎建校後的第二屆入校生。他的成長過程和工作作風，在William H. Hudspeth著的《石門坎與花苗》這本書中作了簡短而精彩的描述。請允許我摘錄W.H.Hudspeth（王樹德）先生的那段文章，作爲對王英先生的紀念。 William . H. Hudspeth先生把王英稱爲“勇敢的先生”。“號稱‘勇敢先生’的王英，一位把爲耶穌基督做事視作榮耀，工作起來置他的妻小於不顧的男子。他深深體會到耶穌用自己的受難和死去救贖人類的意義，因此在佈道時，他喜歡公開讚揚福音，話語中伴隨著堅定的信念，臉上就像閃爍著六月的晨光。” “四十六年前，王英出生在長海子的一戶貧窮人家。在他長到五歲的時候，就像所有的苗家子弟一樣，不管陰天晴天，每日趕著牲畜外出放牧，於十二歲之前，他就學會了射彎弩，其箭法的準確與熟練，頗似《舊約》中以投擲石子聞名的大衛，而他們都是在同一所“學校”即放牧中練就出自己的技藝。王英的媽媽是一位很有點不尋常的婦女，因爲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並堅持要她的孩子們像說他們本民族的苗語一樣說好漢語。這樣，王英長大後，就像運用自己的母語那樣可以輕鬆地講出兩種語言。“ “鄰近有一所規模不大的漢語學堂，漢人孩子在那裏學讀書和寫字。王英時常同這些學童玩耍，基於一種自然的求知欲，他說服他們教他讀他們的漢語書、寫漢文字；通過這種方式，他學會背誦兩本著名漢語經典著作《三字經》和《大學》。在這種非同尋常的途徑中，少年王英的心不斷被求知的欲望所激勵，恰逢其時，他聽到有個‘白人’老師前來尋找苗族人，就步行九天找到這位老師。結果導致了他的洗禮和他的人生之夢的實現——能夠讀書，因爲在長海子建成了一座傳教團的學校。他自己是大喜過望，雖然年齡尚不足十六歲，卻夜以繼日地努力，使自己的學業達到相當好的水準。現在，他的能力與一般的漢族文人不相上下。他的老師曾告訴我，多次於晚上將近九點半的時候，看見這個孩子的燈還亮著，就過去給他吹滅，可是僅僅過了一小會兒，即料想老師業已歇息之後，又發現那盞小小的菜油燈再次被點著，確實，每到考試臨近的時候，他的小油燈經常通宵發出微光。在學校期間，王英已經能夠背誦《馬太福音》全文。” “他竭誠地爲我們的教會服務了二十八年，有時是小學教師，有時是巡迴的佈道員；還經常兼這兩種職務。他從沒有讓我們下去解決問題，他的巡迴區極少使外國傳教士感到擔憂。王英自身具有強烈的情感，已經成長爲他本民族的一名傳教士。” “記得多年之前，我在漢族城鎮角奎即雙星，那裏正在舉辦運動會。當大家觀看學校的操練表演時，嘹亮的軍號聲響了起來，我們轉過身去，看見王英率領苗族學生來到了。他們有一百五十名學生，只有勇敢的先生這麽一位老師，當天天黑前，該城的政府官員向我透露，表現最出色的就是這位老師所帶領的學生。關於王英，我總喜歡聯想起他被各種年齡兒童所簇擁的形象，當時他正在教他們唱歌。事情發生在一個叫茅坪的苗族村寨，我們在那裏過夜。在一座常見的苗族式村舍中，像罐頭盒裏的沙丁魚似的緊緊地擠滿了人，晚禮拜持續到十點鍾。然而群衆仍舊徘徊不願離去，我們又教給他們一首新的讚美詩，但于十一點時分，我實在精疲力竭，就吩咐他們離去，即在這間屋中，我裹上自己的毛毯睡覺了。約在十二點與淩晨一點之間我醒過來，發現王英仍在教孩子們，他們實在不願意離開他！這就是王英。” 王英先生字俊傑，一八九○年出生在貴州威甯黑石頭長海子，那個地方苗語稱作 'M? Y? Q? T?。他在私立石門光華小學教過書，任過石門坎聯區會計，一九三二年以後，基督教會又派他去川南苗族地區教書和傳道。他到雲南彜良工作後，很少有機會回自己的故鄉長海子去了。一九六○年，王英先生在彜良青樹林逝世，享年七十一歲。                                          二○○六年十一月於彜良角奎   注：本文摘錄部分來自東人達教授和東旻老師翻譯由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在未知的中國》這本書。 王英先生的小兒子王毓祥老師提供了其他資料。

我的祖父王正科   王國英   祖父，名諱正科，一八九一年出生在彜良縣毛坪鄉石丫村沙壩小寨。小寨地處高寒山區，土地貧瘠，糧食産量甚低，生活在那裏的苗族人處境十分困難。曾祖父（名諱敬仁）共有六姊妹，其排行第五，由於人多地少，每年收下來的糧食很難維持全家人的生活。 曾祖父成家立業後，養育了祖父、麽祖父和姑奶奶共三姊妹。爲了養家糊口，曾祖父（王敬仁）除了耕種自己的土地外，還租種了一顔姓地主的土地，但由於地租太重，交了租子後糧食不夠吃，曾祖父便利用農閒時間上山打獵來維持生計。 曾祖父雖沒有文化，但很有遠見，他意識到要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況，唯一的出路就是培養下一代讀書學知識，當祖父七歲時，曾祖父就把他送到離家不遠的一家私塾上學。 一九○○年，曾祖父與寨子裏的幾個人到離家八十多裏的大關縣天星鎮涼風坳打獵。這裏有一塊位於山頂上的約一平方公里的小平壩，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群山環繞，舉目眺望，所及之地是一片片茂密的森林。由於這里海拔高故而氣溫低，長年只出產包穀、洋芋、蕎麥等農作物，加之人煙稀少，土匪猖獗，野獸成群。當地老百姓種的莊稼不是收穫後被土匪搶走就是還在地裏就被野獸糟蹋損壞。與曾祖父一起到涼風坳打獵的幾個苗族獵手用弓弩和獵狗獵獲了不少野獸，同時也嚇跑了周邊的土匪，涼風坳一天比一天平靜了下來。居住在這裏的一蘇姓地主爲了利用苗族先輩們狩獵練就的射弩本領阻擋土匪和野獸的騷擾、糟蹋，有意把這片土地低價賣給曾祖父他們，曾祖父便邀約了十一戶苗族人以六十兩白銀買下了這片土地。從此，這片綠色世界就成了苗族人的棲身地之一。一九○三年，曾祖父攜家眷從彜良小寨遷到涼風坳定居。 當時涼風坳沒有學校，曾祖父爲了使祖父能繼續上學，一九○六年，曾祖父就把祖父送往離涼風坳兩百多里的彜良縣咪咡溝小學上初級小學，從涼風坳到咪咡溝小學要跋山涉水，步行三天才能到達，第一天他們走到彜良縣龍安鄉的羅尾壩，第二天住新場鄉小寨，第三天才到咪咡溝小學。由於咪咡溝學校只辦有初小，一九○九年曾祖父又把祖父送去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光華小學讀高小，到光華小學讀書就更加艱辛了，從涼風坳到石門坎需要步行四天的行程，第一天住羅尾壩，第二天住彜良毛坪的青樹林，第三天住距離石門坎還有近十多公里的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歹尾，第四天才能到石門光華小學。由於路程遙遠，途中有時還會遇上土匪攔路搶劫，每逢假期學生們都要大人接送，學生和家長在路途中都非常辛苦。祖父在咪咡溝小學和石門坎光華小學求學的六年中，親自感受和目睹了長輩們送子女上學的艱辛，因而他在校期間學習很用心，決心以優異的成績報答父輩對自己的養育之恩。 一九一○年，祖父高小畢業後，曾祖父再也沒有能力送他到高一級學校深造，後來教會安排祖父在光華小學任教，在光華小學任教期間，祖父工作認真負責，深受學校師生的敬重。後來，祖父又被教會派往尋甸縣葛鋪彜族地區教書傳教。祖父在光華小學工作時認識了祖母李明，後來他們結成了伉儷，祖母也就隨同祖父前往尋甸照顧祖父的居食。一九一八年，教會又調祖父到彜良縣虎丘小學任教，第二年又調到咪咡溝小學工作。 王正科老師、王師母和他們的大孩子（婁發文老師提供） 一九二一年，石門坎聯區準備在昭通威信縣牛坡坎建一所教會學校，因爲祖父懂得川黔滇方言苗語，加之他多年的工作表現，自然成了最佳人選。祖父被石門坎聯區任命爲川南傳教部部長，直接將其從咪咡溝小學派往威信縣籌建牛坡坎教會學校，並擔任該校校長，同時負責雲南、四川十多所教會學校的教學工作和經費管理。這些學校大多都是建在苗族聚居地區，祖父也就經常深入到鹽津縣魯班山小學，四川省筠連縣鍋廠小學、獨家小學、岩山壩小學，新文縣腰帶小學，珙縣王均小學、王武寨小學、油炸房小學、五同岩小學、么鋪小學、大岩口小學幫助指導和瞭解辦學經費的使用情況。每到一處，他都要走訪學生家長，聽取學生家長對辦學的意見，從而使這些學校都辦得有聲有色。祖父在二十多年的教育教學工作中，總是盡心盡責，爲民族教育嘔心瀝血，爲山區的苗族培養了不少的知識份子。 祖父爲人謙和，仗義執言，不畏強權。在舊社會，很多窮苦人遭受地主、保甲長的敲詐勒索和抓兵派款時，他都會爲其書寫公函、訴狀，並親自出面爲他們打官司或抗役抗款。深受窮苦民衆的敬仰。 祖父母共生育了十二個子女，但由於當時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極差，有十個孩子都因病得不到治療而先後夭折，只剩下父親王建明和叔父王建光兄弟倆，祖父也決心像曾祖父培養他自己那樣把他們兄弟倆培養成才。他在工作期間，不抽煙、不飲酒（教會有規定：教徒不允許抽煙、飲酒），除了簡單的生活開支外，剩餘的錢全都用於維持家庭生活和繳納父親、叔父的書費學費，使他們兄弟倆最終加上自己的不斷努力而先後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並先後畢業於該學校。 一九二一年，祖父調威信縣牛坡坎後，因曾祖父和曾祖母已年邁不能操勞家務，祖父就叫祖母留在涼風坳幫助二位老人操持家務並照顧兩位老人的生活。但是，因早先祖母在生孩子時，由於家裏人手少，還在月子裏就不得不拖著虛弱的身體下地勞動，故而使祖母患了一場嚴重的婦科病，病好以後，祖母的腰就再也直不起來了，她只能這樣一直彎著腰生活。有一個假期，祖父回涼風坳見家裏缺少勞動力，就請了家族中的兩個孤兒王建理、王建發來家裏幫忙，並供他倆吃住。不幾年他倆就長大成人了，祖父又給他們倆找了對象並爲他倆操辦了婚事，還讓他們分家出去單獨生活，之後祖父再去找了王建澤、王銀章和王文學一家四口人來幫祖母種莊稼，爲了這個家，祖父操碎了心。 一九三九年後，父親王建明、叔父王建光相繼畢業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並在該校和教育部供職，而且有了相對穩定又較可觀的經濟收入，全家的生活暫時沒有了後顧之憂，有幾次父親回家都勸說祖父辭去工作回家幫助祖母料理家務，祖父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沒有拒絕兩個兒子的相勸，於一九四○年向石門坎聯區提出書面辭呈，經批准後祖父回到涼風坳安度晚年。但好景不長，一九五一年父親和三叔被捕入獄，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父親蒙冤在大關縣天星場被處極刑。叔父被判十五年徒刑送會澤五星勞改農場勞改，並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病故於該勞改農場。從此，家裏不但斷了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給予祖父祖母精神上以沈重打擊。祖母因此一病不起，成天茶飯不思，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在思念兩個入獄兒子的悲痛中去世。由於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地方政府在執行黨的政策時出現偏差，把我們家的成分從自食其力的普通苗族農民劃成了地主，後又改成富農，最後才變成了中農。那一段時間，祖父、母親和三嬸經常被叫去接受革命群衆的批鬥，家中所有值錢的財物被沒收。看到這種情況，一直和我們家一起生活的王文章、王建澤、王文學伯伯也因害怕受到牽連而不得不從我家裏搬了出去，而與我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五十多歲孤寡老人張表伯被迫上吊自盡，從此，家裏就只剩下已六十多歲的祖父、母親、三嬸及到我家幫三嬸帶孩子的年僅十一歲的堂姐及我們五姊妹。既使是這樣，祖父仍然不顧年老瘦弱的身體苦苦支撐著這個家，六十多歲了一年四季還得下地勞動，放養牲口。六十一歲的那年，祖父還與三嬸趕著馬馱著糧食徒步二百多里路到昭通交公糧。爲了這個家，祖父強忍喪子之痛、喪妻之苦而默默勞作著。一九五二年後，我的弟弟妹妹都先後上了學，家裏不但缺少了勞力，還加重了經濟負擔，開學沒有錢交書費學費時，祖父就去找親戚朋友借來交，然後他再去砍柴或燒炭賣掙錢來還。祖父還經常給我們講述他和父輩們求學之艱辛歷程來教育我們姊妹。有一件事使我終身難忘，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我有幸被聘去天星黃蓮小學教書，當時我還未滿十八歲，又是第一次離開家，該學校地處邊遠高寒山區，氣候惡劣，加之人生地不熟，我思想上有些動搖了。上了一個星期的課就跑回涼風坳給祖父說：“我不想再去那裏工作了。”祖父嚴厲地對我說：“萬丈高樓平地起，哪里會有好日子等你去享福！我從教二十多年都是這樣走南闖北過來的。”祖父的諄諄教誨堅定了我克服困難的決心，就這樣，我在那個工作、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的環境一干就是二十一個春秋，一九七九年八月，組織上才把我調到天星鄉中心學校工作。 在衆人面前，祖父總是表現出一個堂堂男子漢的氣度，可是當只有他一個人的時候，從不抽煙和飲酒的祖父也抽起了煙、喝起悶酒，祖父以前比較胖，沒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正科老師在大關故鄉（婁發文老師提供） 兩年他的大肚子就沒有了，頭髮也逐漸變得花白，走路時頭也擡不起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 一九六六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那天是星期六，上完早課後，我和王天明老師、王定明爺爺一起去羅漢壩打野雞，從黃蓮小學起程時還是晴空萬里，中午一點十分我們一到羅漢壩就濃霧滾滾，什麽東西都看不見，我們三人就到原來羅漢壩勞改農場關羊的畜圈裏燒火取暖，想等一下看雲霧是否會散開。結果一直等到下午二點半，濃霧非但沒有散開，反而越來越厚，王天明和王定明便回了黃蓮，我則回涼風坳家裏去看看，我與他們分手半小時後走到羅漢壩勞改農場場部對面時，因大霧總是辨不清方向，我越走越急，開始時快走，後來是小跑，只覺得走了很久跑了很遠的路了，到下午約五點，突然間雲霧一下子散開，我也一下子清醒過來，我停下來仔細一看，還沒走出羅漢壩林場。原來我這幾個小時一直圍著一個直徑三百多米的小山包轉了一百多圈，這一百多圈的路已超出到家的路程。我心想，羅漢壩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是再也熟悉不過的了，今天爲什麽會這樣糊裏糊塗找不著回涼風坳的路？也許是上帝在故意爲難我，八點我終於回到涼風坳家裏，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和祖父見面。 等我趕到涼風坳時天已經黑了，一進屋母親就告訴我，祖父病重已臥床幾天了。我問母親他們爲什麽不帶口信去叫我，母親告訴我說祖父爲了不影響我的工作，才不讓他們去學校告訴我。我急忙走到祖父的床前詢問他的病情，祖父睜開眼睛用低沈的聲音對我說：“小毛（我的小名），你回來了，我恐怕好不起了，你要好好地工作，要照顧好這個家。你明天去天星場給我買幾丈布來幫我縫幾件衣服。”第二天一早我去天星場買好布料又急忙返回涼風坳，可是我還是回來晚了，祖父在我還未到家的一個小時前就離開了人世，我跪在祖父的遺體旁放聲大哭，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祖父爲了我們全家人的生活而辛勞的音容笑貌，他對我們的諄諄教導一同湧上心頭，往事一幕幕地浮現在腦海中，催人淚下。祖父從此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祖父七十五歲的音容笑貌永遠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一場重病和精神上沈重打擊無情地奪去了祖父的生命。一生爲了苗族的文化教育，爲了苗族的振興，含辛茹苦培養出了兩個苗族大學生的王正科先生與世長辭了。祖父，我們永遠懷念您。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于昆明

滇中剿匪遊擊隊大隊長朱有林   朱新文、龍學林、袁鳳濤   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在滇中七縣的山區，活躍著一隻民辦官助的剿匪和保商隊伍，他們由當地的苗族人組成。他們擊斃過成百近千的匪徒，瓦解了成建制的股匪，自己卻幾乎沒有戰鬥減員，他們沒有固定的補給，各自穿上自家的衣服，帶上自製的乾糧上陣，卻叫不把官府放在眼裏的匪首們聞風喪膽；他們沒有固定的營地，然而只要一支號角吹響，鄰近隊伍就會立即彙集到出事地點，如似天兵。 帶領這支隊伍的是一位肄業于武定灑普山私立小學、後代人尊稱他爲Y? Q� L? V?的朱有林先生。 一九二○年以前，灑普山小學是由從貴州威甯石門坎來的柏格理牧師、漢族老師和苗族先輩創立和扶持的學校，那時他屬於石門光華小學最遠的分校，而朱有林先生就曾就讀於那裏。   頑皮的童年  朱有林，字茂之，苗族。 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朱有林出生在雲南府武定貓街七排的乾壩村，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他成人後又被人稱作三哥。那時中國處在由封建王朝統治的時代，苗民生活極其艱苦，他們到處漂泊、遷徙，沒有一個世代固定的居所。幼年的朱有林到八九歲時還沒有穿上褲子，整天和村子裏的小夥伴在一起玩。這個村子的孩子中數他的年歲大一點，他便成了孩子頭。他非常調皮，可全村的孩子都很喜歡他，都聽他的話。 朱有林十歲那年的一天下午，村裏有一位既會打鐵也喜歡打獵的潘姓老人扛著一支火藥槍，從孩子們中間走過，小娃娃們都停住了玩耍，有的呆望，有的發問：“爺爺，你要去哪里？”老人隨口答到：“我要去山上打麂子，你們想不想跟我去？”朱有林只是笑笑，沒有作聲。可是等到老人走遠後，他就對小夥伴們說：“你們在村裏玩著，不要跟著我，我要和爺爺打麂子去了。”說完就一路小跑跟在老人後面追去。只是他沒有直接跟上，總是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只要能看得見老人就行了。走了兩公里左右，老人還沒有發現他。這時老人看到離他不遠的地方，有一頭大角麂子正在低頭吃草，於是老人瞄準麂子開了槍，接連三槍都沒有打中，每次槍響麂子就地跳了兩下後，照舊吃著它的青草。老人心裏正納悶，無意中回頭看一下，察覺沒穿褲子的小朱有林在不遠的地方看著他。老人向他招手叫他走近。朱有林到達老人身邊後，老人把裝好子彈的槍遞給朱有林，教他瞄準麂子放槍。由於年紀小，力氣不夠，擡不起槍，朱有林就把槍靠在旁邊的一棵小樹上瞄準。他撥動火繩點上火，槍響後麂子倒下了。老人高興地拍著他的肩膀，連連稱讚他“好樣的！好樣的！”。小朱有林此時心跳得很厲害，但也笑得合不攏嘴，不知道是害怕還是高興。老人割下一根藤子，把獵物背回家裏，之後分了一半給朱有林，並親自送他回家，老人在朱有林父母面前稱讚朱有林的本事。此後，朱有林愛上了打獵。可是他家裏僅有一支不好使的舊槍，他非常想要一支好槍，他跟父親說了幾次，但父親都沒有給他買。 一九○五年的一天，正值乾壩村附近的小豬街趕集。冷水溝有一個人扛著一支槍來趕街，這個人經常來朱有林家歇腳，那天近午時，這位熟人又來他家了。大人們放牛的放牛，到地裏幹活的幹活，只有朱有林一人在家看門。當他看到來人手中那支槍時，羡慕得目不轉睛地盯著看，得到允許可以摸槍時，他拿著就捨不得放下。於是他大膽地問那人：“你的槍能不能賣？”那人問他：“你想買嗎？”他回答說：“要買，你要多少錢？”那人說：“我要二十塊錢。”朱有林說：“我沒有錢，只有包穀，你要不要？”那人說：“可以。”“要多少包穀？”答：“要三斗五升。”“給你三斗可以嗎？”最後朱有林以三斗包穀換得了這支槍。他父母的半囤籮包穀就這樣被他換出去了。朱有林把槍藏在牛圈樓上，第二天他早早地便扛上新到手的槍打獵去了。一連三四天他都不敢回家，他在山上打到一支大角麂子背到冷水溝去換飯吃，這樣在外面呆了五六天。最後被本村砍柴賣的人發現，告訴了他的父母，他的父親才去把他接回家，回家後父母也沒有責備他。   爲民請命  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在離乾壩村有五六華里路遠的地方有一條箐，本地人叫它做馬纓花箐，箐邊的山岩上有一個深洞，便於藏匿。有一天來了一股土匪，住進洞裏，一連好幾天，他們不來村子打劫，但他們一走，官兵就到，硬要說是苗民通匪，藉故趕走村裏的牛羊馬匹。所以村裏的老人和一些年輕人聚集商量，看要怎樣做才能避免這些人禍。最後決定派幾個老人和一些膽子大的青年組成請願隊，帶上全村各家各戶準備的禮物：雞、肉、酒、錢去求土匪趕快離開。所求有兩條：一、請他們不要住在乾壩附近的箐裏；二、請他們以後繞路走，不要經過這個地方。 請願隊由五個人組成，兩個老人、兩個中年人和一個少年。那個少年就是朱有林。第二天早飯後，請願隊帶著群衆湊來的禮物出發了。開始個個爭著往前走，但快到匪巢時，隊中的老人和中年人藉故解溲相繼往後縮。抱著一隻大紅毛公雞的朱有林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頭。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只顧朝前走去。快到土匪的一哨卡時，站崗的土匪喊道：“站住！幹什麽的？”朱有林回答：“有事求見大老闆。”又問：“有什麽事？”答：“見到大老闆，小的才敢說！”當時朱有林回頭看，其他人還隔著他一大截，他只得喊了一聲：“趕快點來嘛！”此時站崗的哨兵發現來的人抱的抱、背的背、提的提，都是些吃的東西，看樣子沒有惡意，才大聲地通知二哨卡說：“老箐人有事求見團長，開門。”朱有林朝前一直走到二哨卡。同前面一樣的盤問過後，站二哨的人叫來一個和朱有林歲數大致一樣的孩子，對小孩說：“把他們領去見團長。”朱有林跟在那個小土匪後邊進洞後，看到三五成群坐滿了人，到處是人堆。雖然和他一起來的夥伴還沒有跟上來，他也不管了，直跟著那個小土匪一直往前走，走到一個岩洞前，那個小孩叫他稍候，等報告了團長再來叫他。朱有林回頭看了看和他一起來的那幾個人，他們還是沒有跟上來。 過了一會兒，小土匪叫他去見團長。朱有林便跟隨小土匪進去了，看見那個團長正在岩洞中抽大煙，洞裏煙霧騰騰，朱有林雙膝一彎“撲通”地跪在地上說：“小的有罪，求見大老闆，請大老闆開恩。”匪團長擡頭一看，見是一個手裏抱著只大公雞的小孩跪在地上，就說：“有什麽事起來說吧！”朱有林還是跪著說：“我們有件難言之事，請大老闆開恩。”這時，那位稱爲團長的人走到朱有林面前，雙手拉著朱有林的手說：“起來！起來！有什麽難爲情的事情講吧！”他站起來立在一旁，此時他的四位夥伴才到來，只是他們的腿像篩糠一樣的直哆嗦，話也說不出來。朱有林只好替大人們說話：“我們是乾壩村裏的苗族人，這裏土寡地瘦生活非常困難，你們在這裏住沒有防礙我們什麽，但是你們走後，保安團來了，就說我們私通你們，那時我們就要遭殃，所以我們來求大老闆，希望你們能網開一面，撤離這個地方，救我們於水火之中。第二件事是以後請你們繞道其他地方走，不要從我們這裏經過。只是這兩件事，請求大老闆開恩。”最後那位團長說：“我們這次因有其他原因不得不到此，只暫住幾天，很快我們就走了。你們有困難，目前我們是幫不了，三年後我們還會回來，那時再報答你們吧！”沒過幾天，那幫人馬真的就走了。   與地主的家人理論  一九○九年朱有林十四歲，雖然住在山區，但是也經常看到別人欺負苗族人，因此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就痛恨那些恃強淩弱的人，同情那些無力反抗者。是年八月份，有一天，七排山下大戶陽家的幾個婦女來乾壩村找豬食草，那天，天下著濛濛細雨。她們找滿背豬食草的背籮後，依仗著自己是地主家的人，就進乾壩村裏摘梨吃。她們爬上梨樹不是摘而是使勁搖動樹枝，使樹上那些成熟的沒成熟的梨統統掉了下來。朱有林的母親看了這種場景，也不敢責怪她們，只勸她們說：“天下雨，樹很滑，恐怕你們失足掉下來傷著腳，不好受，你們不要爬上去搖了。”當時那幾位婦女沒說什麽就走了。可是第二天一早，陽家來了三個男人到朱有林家，對他們說：“昨天你們給我家的人使了什麽法？她們回家就病倒了。現在要你們抱幾隻雞去替她們趕鬼，如果不去，我們要把她們三個送到你們這裏，等她們病好了，你們還要送她們回家。”朱有林的母親對他們說：“昨天，因爲下雨，樹枝很滑，我怕她們從樹上掉下來，所以叫她們不要上樹，在地上摘梨吃就行了，其他沒有說什麽。或許下雨天她們被淋濕受寒生病，我們哪里有什麽法力叫她們生病呢？至於你們要的雞，我們沒有，即使有雞，也不該拿給你們。”朱有林的父母說了多少好話，來人都不聽，硬要把朱有林的母親帶走。當時十四歲的朱有林一直站在一邊聽著，於是他便撲通跪在來人面前，說：“求求你們幾位，你們有什麽話、有什麽事就對我說算了，因爲昨天的話是我說的，跟我父母無關。如果你們一定要帶人回去，那麽只能我跟你們去。” 陽家的幾個人根本不把站在旁邊的這個孩子放在眼裏，恐嚇他說：“好吧！既然什麽都是你做的，那就跟我們走吧！”他們嘴裏這麽說，可是腳卻沒有動。朱有林最後對他們說：“走吧！你們不走，我可是要朝前走了。”他講完就出門朝著通往七排的路走了。 陽家的幾個人看見這小娃娃確實走了，他們只好跟著出來。到陽家後，朱有林根本看不到床鋪上有病人躺著。於是他說：“怎麽講，到哪里去說理？”陽家人說：“到區上去講。”朱有林毫不讓步地說：“到區上講就去區上講，走吧！”陽家的人原本只想詐詐他，哪知朱有林真的朝貓街區政府的方向走去了，這樣只得派兩個人追了上去。朱有林一面走一面往後看，發現有兩個人跟著他來，走到一個拐彎處，他迅速躲好。那兩個跟在他後面的陽家人追了一段路沒有發現他的蹤影，便折頭回去了。朱有林考慮事情可能不會輕易就此了結，因此他看到那兩個人回去後，他仍然一直往前走。那天天氣很冷，他的手凍得發紫。畢竟是小孩，他一面走一面哭，一直走到舊村。碰巧遇到區長的父親要到田裏看水。因爲區長的父親經常經過乾壩村，他認識朱有林，見他一面哭一面走，就問他要到哪里去。朱有林把陽家和他們家之間的事告訴了區長的父親。老人對朱有林說：“你不必去貓街找區長了，我把你說的話轉告他就行了。走，到我家烤烤火，烤暖和後再回家去。”於是朱有林就跟著區長的父親去他家烤火還吃了飯，飯後區長的父親對朱有林說：“我送你回去。”他們走到七排，區長的父親領朱有林去羅次縣縣長的父親家，恰好，羅次縣縣長的父親也在家烤火。區長的父親把上述情況告訴了縣長的父親，然後叫朱有林回家去了。陽家人找岔子的這件事以後就無聲無息了。   武定縣長找朱有林談剿匪  一九一七年朱有林到武定灑普山教會私立小學讀書，那時他已結婚。這所學校起初是柏格理牧師帶著幾位漢族老師和苗族傳道員從貴州威甯石門坎來創辦的。爲人父方啓讀來之不易，因而他學習很努力。同時，他生性喜歡打獵，這樣下午放學後，有時他還要帶上槍進山打獵，並且把獵獲的野味分給老師們享用，所以老師也很喜歡他。只是入學一段時間後，他經常看到外籍老師郭秀峰在他的寓所利用留聲機播放音樂給女學生們娛樂，而竟不讓一個男生進去，使他極其憤怒。有一天老師又播放音樂給女學生聽時，朱有林撿起一塊石頭扔向老師的玻璃窗，玻璃被擊成碎片。這一舉動招致學校以“異端悖逆”開除了朱有林的學籍。秉性剛強的朱有林對輟學沒有什麽後悔。此後，他在農閒時便上山打獵，時間一長他也就練得一手好槍法，不管怎樣狡猾的野獸都沒能逃脫他的槍彈，同時也鍛煉了他十分強健的身體和奔跑能力，不論跑上坡還是跳下坎他都感到輕便自如。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滇中地區匪患四起，在武定和元謀交界的蠻得梁子住著號稱千人的楊天鳳股匪。他們中的主要骨幹是些舊軍人，他們到處燒殺搶劫。這一年的下半年，匪首楊天鳳寫了兩封信送給武定縣葛延春縣長，叫他七天內將他們所要的米、豬肉、酒和錢銀如數送到，否則他們就要進入縣城鏟草不留根。縣長很著急，派地方保安團幾次進剿，但每次都慘敗而回。 一位在灑普山教書的老師跟葛縣長很熟悉，有一天縣長與他談到土匪出現及進剿失利的事。這位老師對縣長說：“如果能找到一些神槍手去攻打，說不定會贏。”縣長聽後笑了笑，他長歎道：“到哪里去找這些神槍手呢？在我們整個縣裏恐怕也難找到幾個。”老師說：“在我們學校裏有一個叫朱有林的學生，他的槍法很好。每天放學後他都要上山打獵，隨時都能把野獸背回來，我們吃過他獵獲的不少野物。像他這樣的人，多有兩個還怕打不贏嗎？況且，就我所知在苗族人中槍法好的人還真的不止一兩個。”縣長聽後很感興趣，他問老師：“他現在還在學校嗎？”答：“不在了。”又問：“他有多大歲數？”答：“有二十多歲。”葛縣長說：“哪天你找他談談，看他能不能找幾個人組成一支隊伍去攻打土匪。” 以後這位老師專程找到朱有林，對他說：“現在匪患猖獗，你能不能找幾個像你一樣槍打得准的人，縣長要把你們組織在一起去打土匪。你看能行嗎？”朱有林聽後回答：“我找找看。” 幾個月過後的一個趕集的日子，朱有林到武定去趕街，那位給他放過話的老師也去縣城。老師見到朱有林後便去了縣長那裏，把朱有林在集市上的消息告訴他。縣長托老師找到朱有林並且帶他來縣府。朱有林問：“叫我去做什麽？”老師說：“就是前幾個月我給你說的那件事，成不成，你去給縣長回個話。”朱有林只好同老師去縣衙會縣長。見面後，葛縣長問朱有林：“這件事能不能辦到？”朱有林回答說：“這件事很重要，要等我回去跟老人們商量，如果他們同意，我才能回答縣長，如果他們不贊成，那麽我也沒有辦法。”因爲在苗民中，老人說話才算數，每辦一件大事都必須征得他們的同意。他回來後跟村裏的老人們說了縣長對他說的話，老人們說：“土匪只搶有錢人，他們不搶我們苗族人的東西，我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打土匪的事與我們苗族人無關，不要爲擺放人家的鍋砸了自家的竈。”老人們不同意，苗民組織起來去打土匪這件事就被擱置了下來。   匪逼苗擊  清末時期的“匪”多爲官逼民反的窮人，他們不搶不擾貧苦的苗民。但民國初年的匪多爲落草爲寇的舊官軍，他們無惡不作。 一九二四年，在武定縣貓街區迤納廠的大平子村有幾戶苗族人，村裏的婦女不管是去背水還是去放牧，都不時會遭到土匪的侮辱強暴；一些地方的苗民遭搶劫後房屋還被土匪放火燒光；住在乾壩村的苗民朱有德的兒子和兒媳在外出做活計時，被土匪綁架，把男人綁在樹上，把女人搶走，男人第二天被人發現得以獲救，而女人在被搶走後的第三天才自己逃了回來。土匪這一樁樁喪盡天良的惡行，激起了廣大苗民的極大憤恨，看來土匪不再放過一貧如洗的苗族人了。 於是，一九二五年農曆正月十六日，被激怒了的武定、羅次兩縣的苗族青年聯合到武定縣政府請願，陳述了幾個苗族村寨遭到土匪搶劫和蹂躪的慘況，並請求政府採取措施。 正月十九日，武定縣政府同意發給苗民槍支和彈藥，但要求朱有林把人員集中帶到武定。由於千百年來苗族人有與人爲善儘量不與人結仇的習性，同時，也因膽小怕事，不少的人擔心攻打土匪會連累自己。所以請願時都振振有辭，報名時卻寥寥無幾，最後在正月二十日同朱有林去領槍的只有八個人。然而他們領到槍彈後，政府也沒有安排他們的食宿。 二十一日，他們在武定街上閑遊，那天恰好是武定趕街天，他們碰到一個熟人，他也是苗族，他問朱有林他們來幹什麽，他們說他們是來領槍去剿匪的。當知道他們尚無住所後，這位熟人很熱情地對他們說：“既然你們吃住的地方都沒有，就跟我去幾天再說，我那裏靠大路，常有土匪過往。吃飯的問題我來解決，不要你們擔心。”就這樣，他們就跟著這個熱心人去了武定的上乾河村暫住。 二十二日，這些無所事事的人吃過早飯在曬場上玩，有的玩老虎抱蛋，有的閒談。約莫下午四點鍾的時候，有三個漢族青年慌慌張張地路過那裏，看見他們這些玩耍的人中，有人在擦槍。那三位漢族青年便問：“你們在這裏幹什麽？”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我們在玩。”有的回答：“我們是來打土匪的。”聽到這話，那三個人便說：“你們既然是來打土匪的，怎麽還有心思在這裏玩而不趕快去打土匪？”他們就問那三個人：“土匪在哪里？”那三個人說：“土匪在馬場箐營盤山下的那條箐裏。我們是背大板的，他們搶了我們的東西，還吃了我們的晌午飯。”於是兩個夥伴跑進屋去對朱有林說：“剛才有三個漢族青年說，在馬場箐那邊出現了土匪，還搶走了他們的許多東西，怎麽樣，去不去看一下？”朱有林說：“叫在外面的人都進來商量一下，打不打由大家決定。”外面的人進來後，有的說：“我們人少，算了，不打了。”有的說：“既然是來打土匪的，我們就去看一下，能打就打，如果不能打，就別惹人家。”其實大家心裏都感到害怕。朱有林當即講：“既然大家贊成去看一看，那麽必然要有計劃，要按計劃去行事。首先是要有一個領頭的，選誰做頭領？要大家決定。”大家不約而同地叫朱有林當頭領。朱有林說：“你們大家信任我，那就聽我說吧。我們分作兩個小組，一個小組到前邊堵，另一個小組在後面追，但只能緊緊的跟隨，等到前邊堵截的小組開槍了，後面追匪的一組才能開槍。每組三槍三槍地連起來打，槍響後要注意觀察，如果土匪慌亂，就抓住戰機密集速射，如果他們不慌不忙，有秩序地撤退，我們就不要打了，各組分散隱蔽，等土匪撤走後，我們再原地集中。”計劃妥當後他們便出發，進到伏擊地點分散開後，阻擊組的槍聲一響，追擊組的同伴也立即開槍，兩個組幾乎是同時開火。傲慢且毫無準備的土匪被突如其來的槍聲弄得暈頭轉向，他們在慌亂中丟下馬匹和贓物，只顧四處逃竄。剿匪隊員們沖到土匪的臨時營地時，只見地上躺著幾具屍體，遍地是丟棄的東西，有的馬匹掙脫繮繩跑了，有的還拴在原處。來不及逃跑的土匪嚇得呆若木雞，跪在地上，磕頭求饒。 第一次剿匪朱有林他們就擊斃匪徒六人，活捉五人，繳獲十一支槍。二十一匹騾馬，數百件鑼鍋及食品。 二十三日，在政府發槍給苗民的第四天，朱有林和他的同伴將所繳獲的物品、馬匹、斃匪證據和俘虜一併交到武定縣政府，葛縣長查驗後很滿意。八個苗族人，打散一股匪，消息很快傳遍了武定縣城。在山區的苗鄉中，消息不脛而走。戰鬥當天刺竹箐一位放牛的苗族老人目睹了苗族剿匪隊員們對土匪作戰時就如同攆山（打獵）一樣，匪徒們亂作一團，只顧奔跑。他把牛趕回家後，馬上走村串戶，將所見的情況一一告知苗民，他還動員本村青年參加剿匪隊。 同年二月四日，朱有林和他的同伴又在白石岩搗毀了一股土匪，擊斃了匪徒幾十人，繳獲槍支彈藥和物品上百件。 三月十四日，在馬場箐擊斃匪首王佐臣，在其身上搜出兩張委任狀，一張是軍閥張開儒頒發的，另一張是龍明義頒發的。 經過三次有效的剿匪戰鬥，苗族人認識到只要團結起來，自己也有制服土匪的能力，增強了制勝的信心，同時也發現了能帶領大家剿匪的首領。對縣區鄉政府來說，剿匪隊要冠以什麽名稱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因爲這些勝仗都是苗族人出戰而取得的，所以大部分士紳提議稱隊名爲“剿匪苗隊”。聽了大家的議薦後，葛延春縣長笑著說：“這種稱呼不恰當，隊伍前面冠以民族稱謂不可以。”最後葛縣長將隊伍命名爲“武定縣剿匪遊擊隊”。不過因爲領隊及成員全部是苗族人，所以通常人們也自然地稱之爲“苗族剿匪隊”。   武定剿匪遊擊隊的跨縣行動  一九二五年六月，范石生與唐繼堯兩派軍隊在雲南混戰，羅次縣一個叫張文藝的軍官於七月十四日支援范石生伐唐，他控制了羅次縣兩個團防中隊，並招納土匪頭目何加勳到羅次縣城，張自命爲第二路討唐軍總司令，準備從羅次出兵討伐唐繼堯。不料，范石生在滇南開化縣慘敗。唐繼堯乘機揮戈向西將羅次的小軍閥張文藝擊潰。張文藝在羅次失敗後逃到武定獅山，而匪首何加勳則乘機在武定、羅次兩縣大肆搶劫燒殺，成百上千戶的百姓慘遭人禍。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羅次縣各界紛紛要求縣長效仿武定，組織苗民剿匪。經過多次派人聯繫交涉，最後羅次縣長召見了朱有林和朱有成兄弟倆，請他們出席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旬召開的羅次縣縣政會議，研究剿匪事宜。 朱有林在會上說：“匪害不分地界，消除在羅次的匪患對包括苗族在內的各地民衆都有好處，我們當盡力相助，只是存在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一是要武定、羅次兩縣協調好。假若隊員們來羅次剿匪，武定又出現匪情，縣政府喊不到他們，這時就需要羅次方面協調；二是苗民剿匪隊員都是青壯年勞力，出來剿匪後家裏的農活將有所耽誤，所以希望政府能減輕租稅，給予一些補償；三是儘管一些官員和紳士提議安置剿匪隊常駐縣城，但隊員家中有許多農事離不開他們，他們多是一家的主心骨，主要是民而不是兵，因此不能常駐縣城；四是苗族剿匪隊是一支用苗語指揮和傳遞命令的隊伍，他們聽從政府的調遣，但隊伍是集中還是分散、是進還是退、人員是增還是減這些事情要由隊裏自己決定。” 經過幾次討論，四個月後，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羅次縣政府決定，羅次縣境內的苗民地租予以減免、縣區鄉保甲的稅捐也予以減免；政府允許從繳獲的戰利品中取出一些用以補充隊員的所需。 很快，朱有林先生爲羅次縣組織了四隻苗族剿匪中隊，他們是潘正明任隊長的大箐中隊、由龍信真任隊長的擺夷龍潭中隊、由張學成任隊長的大河壩中隊和由張正富任隊長的尖山中隊。 羅次縣政府組織苗民剿匪遊擊隊跨縣剿匪的做法，不久也擴展到滇中其他縣份。民國十五年，雲南省政府正式委任朱有林先生爲滇中苗族剿匪大隊少校大隊長。在雲南中部北部這片地區，就出現了政府按匪情調遣、苗族人自己組織指揮的跨縣區的剿匪隊伍。這是一支不靠軍法管理而靠使命結合、不靠等級服從而靠平等相處自願組織起來、完全沒有政治企圖的苗族武裝。它是滇中民衆用以打擊土匪和保一方平安的可靠力量。   朱有林剿匪隊和基督教會  參加剿匪遊擊隊的苗族隊員幾乎都是基督徒。大隊長朱有林熱心教會事務，在古東坡這個苗寨建立教堂時，他特地買了五斗米送去。每次隊伍出征，所有隊員都要用苗語高唱“基督精兵歌”，這是他們的戰歌，苗文歌詞是：     P? X'? LÕ Q? M? T£ ,  Q? Y? Y? LÍ S¡. E? TÏ C© T'? I'Ó P?, M? NWÕ M? NA? E?. X? KÏ X¶ EÈ A? T'? , X? KÏ EÈ TÍ ND·. X'? LÕ Q? T� A� Z·, NT? TÍ P? A� T£ .P? X'? LÕ Q? M? T£ , Q? Y? Y? LÍ S¡. E? TÏ C© T'? I'Ó P?,M? NWÕ M? NA? E?. 漢語意譯爲：“我們團結一心，奮力向前進。基督在前引領，神聖又榮耀。所有跟隨主的人，屬於主的人，務當竭盡全力，同魔鬼征戰。我們團結一心，奮勇向前進，基督引領我們神聖又榮光。” 隊伍建立初期，教會指出，星期天信徒要參加禮拜，不應去剿匪。朱有林提出，匪患如似撒但，他們出沒無常，這樣遇到緊急情況，星期天剿匪應該是合乎教義的。不過起先仍不爲教會所認可。 一九二六年秋，武定縣環州滔穀基督教會舉行感恩節時，外籍牧師和教堂全部財物被土匪洗劫一空。不久，他們又向灑普山教會發出威脅的口信，要教會把即將進行的感恩禮拜當天所收到的一切錢物如數留下給他們，否則他們將鏟草不留根。 一封從灑普山教堂緊急發出的苗文求援書信直接由專人送到了朱有林先生手中，只是土匪將洗劫灑普山教會的消息被嚴格地封鎖著。 感恩節那天，各地的苗胞踴躍地帶上辛勞而獲的成果彙集到灑普山。晌午時分，各方的教友都到齊後，在距離教堂幾公里遠的大道上，也出現了嘈雜的吆喝聲，一隊身著黑衣寬褲頭纏大裹頭的人馬向著教堂漫不經心地走來，他們完全表現出一派主宰大地的勢頭。勿庸懷疑，他們就是向教會發出威脅的那股土匪。隊伍越來越近，一個個的人，閃亮的大刀、烏黑的槍管、銀色的扭扣已歷歷在目，教會負責人懸著的那顆心，已經提到嗓子眼上了…… 突然，一聲清脆的槍聲從山谷中傳來，騎在高頭大馬上的匪首當即跌落在地。幾乎是不約而同，幾十聲槍響也隨即而出，那隊人馬被撂倒了大半，完全失去了原來的派勢。一個小頭目，搶佔了一塊高地大聲叫喊道：“死苗子，有本事的就給老子站出來！”話音剛落，一顆子彈便從他的左耳進右耳出……大約半小時後，灑普山教堂周圍的槍聲由近而遠、由密而疏，苗族剿匪隊的信徒們又像追逐獵物那樣，蹲在樹叢中，像那跳躍奔逃的匪徒們射擊。高傲的匪群最終沒有能夠看到灑普山教堂一眼，便不得不去紫葛鳥地領受那永火的煎熬。 就這樣，那位被灑普山教會學校開除的學生，在教會危難的時候，帶著他的隊伍，用巧妙的伏擊，消除了即將降臨到教會和學校的災難。 從此，各地股匪再也不敢小看基督教會，剿匪隊員們也取得了可以不受時限地清除匪患的權柄。   朱有林剿匪遊擊隊的九次戰例  滇中苗族剿匪隊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八年時間，與大小股匪作戰達三百二十次，涉及滇中七縣範圍。下面簡略介紹其中九例戰事。   老青山引蛇出洞 一九二七年，有一股八十多人的土匪，在富民縣與羅次縣交界處的老青山一帶駐紮，經常騷擾附近村寨，使得兩縣的百姓不得安寧。有一天探報傳來土匪在石板溝東北山頭上。剿匪隊即將攻擊任務分配如下：乾壩中隊繞過石板溝埋伏在溝對面的山上；大箐中隊和尖山中隊由馬漢林和潘明、楊明書率領從廣地山繞至乾海子直接攻打。接火後，由於土匪佔據有利地形，加之火力太猛，剿匪隊三次攻擊都沒有得手。再一次激烈的交火後，突然，大箐中隊不見了，尖山中隊也在土匪近逼下開始朝畢祖方向逃跑。土匪不知是計，立即傾巢出動追擊剿匪隊，當土匪被引入伏擊圈後，尖山中隊立即從正面返回，同各中隊一起夾擊，土匪只得棄屍丟贓落荒而逃。   蠻得梁子的爭鬥 一九二八年，在一個叫蠻得梁子的地方，駐著楊天鳳匪衆，號稱一千多人馬。他們經常到元謀、武定兩縣騷擾，到處攔路搶劫。爲了剿滅這股匪，雲南省政府派兵到武定縣進剿，並要求苗族剿匪隊配合行動。由於保安團不熟悉地形，他們就把苗族剿匪隊推上第一線。苗族剿匪隊首戰就擊敗了其中一股有二百多人的匪隊，擊斃二十一人，繳獲槍支二十三支，騾馬八匹，銀子一馱，食品炊具數十件。由於保安團在二線防守，沒有跟土匪發生接觸，也就沒有獲得什麽戰利品。因此，當晚保安團派了一名連長帶著二十多個士兵來到剿匪隊駐地，命令苗族剿匪隊把全部戰利品交給他們。朱有林對那個連長講，土匪手中還有許多槍支、騾馬和錢財，保安團可以自己去拿，被朱有林頂了回去。接著第二次又派了二十五個人來強行把剿匪隊的戰利品全部搶走。在爭一口鑼鍋時，一個保安團的人竟然開槍打死了一位苗族隊員，爲顧全剿匪大局，苗族剿匪隊強忍了憤怒。第二天再與土匪接觸時，爲了使保安團有戰利品收穫，同時也要叫他們嘗嘗槍殺苗兵的後果，隊員們聽從朱有林的安排，首先向土匪進攻，交火後按預定方向“敗退”，土匪發現剿匪隊敗走，就立即發起猛烈反攻，並與毫無防備的保安團交上了火，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混戰，保安團死亡二十三人，多人受傷。當天晚上保安團傳令朱有林到保安團團部開會，誣陷剿匪隊通匪，使他們遭受重大傷亡。爲避免不必要的犧牲，苗族剿匪隊連夜撤離蠻得梁子回到高橋那個地方後便立即解散。朱有林和朱有成則連夜趕往武定，把蠻得梁子的戰況、戰利品被保安團搶走以及剿匪隊員被害的詳情一一報告縣長。 第二天，保安團撤回武定縣城，誣告剿匪隊通匪。葛縣長直截了當地回答：“你們保安團圖財害命，反誣苗民。今後武定的剿匪任務由苗民負責，你們保安團不必再插手。” 蠻得梁子爭鬥，苗族剿匪隊出現了第一次無謂的犧牲，它使朱有林認識了保安團的另一個面目——土匪好打，保安團難纏。   乾壩阻擊戰——誓死保家 一九二八年冬臘月，苗民們大部分串親戚去了，當時朱有林也到羅次去了兩天。土匪探知這個情況，妄圖乘機報復。於是他們從白沙、大古城一帶搶劫回來，便決定襲擊乾壩。說來也巧，那天天未亮，就有人從七排送信來說：“陽團長股匪要路過你們村，要把你們燒成灰，快快準備。”幸好事前朱有林趕了回來，他聽到消息後，一面派人去看守路口，一面通知隊員做好準備。放哨的人去了一個多小時就跑來報告說：“土匪已來到出水井，正在那裏休息，人數大約有三百人。”當時在家的隊員只有七人。怎麽辦呢？朱有林派幾位老人馬上分頭去通知鄰近的小分隊前來增援，而他們幾個隊員則見機行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各自分散隱蔽牽制住土匪，不讓他們進村。同時緊急告訴村裏的男女老少，趕快趕著牲口撤出村子。 安排完畢，他們七個隊員聚在一起禱告，請求上主保佑和幫助。然後，他們就出村向土匪停留的方向前去，走到設伏地點後，朱有林說：“你們在這裏等著，我先去看一看，等到我的槍響，土匪開始亂時，你們再開火。”當時大約上午八點，朱有林悄悄地摸到距土匪約五十米的地方，他看見土匪三五成群還在休息，坐的坐、站的站，有的說話、有的養神、有的駡街。朱有林選好目標後連開三槍，土匪大叫：“長尾巴噴筒噴了。”隨之，四面也響起了槍聲，土匪們還摸不清楚子彈是從什麽方向射來的，就出現幾具屍首了。於是他們急忙朝槍聲稀疏的方向沖去。由於剿匪隊員少，便採取且戰且退的戰術。土匪見狀，就重新組織力量進逼追趕，迫使隊員們一退再退達兩公里。這時已能看得見乾壩村了，只看到村子裏行動遲緩的人家，還在人喊馬叫、扶老攜幼地往山上爬。就在離村子一公里的路上，朱有林在一處叫白木樹箐的麻櫟樹叢裏躲好。這時一大群土匪出現在他面前，他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地默默數著，心想待匪兵距他十多米時再舉槍對準最前面的那個射擊，可是由於距離太近，心中有些慌亂，只扣著扳機護圈沒有碰到扳機，所以槍沒有響，這時土匪離他只有三四步遠了。他索性跳了出來順著一條小路往後面跑。但他跑去的地方恰恰是一大塊已經翻犁過的地，毫無遮攔，他在上面跑，目標十分明顯。土匪們一面大叫：“抓活的。”一面拼命地朝他開槍。子彈在他身邊亂飛，打得到處是飛濺起來的黃土，他的衣服褲子有許多處被子彈打穿，幸運的是身體一點也沒有傷著。他追上了夥伴，夥伴問他：“怎麽樣？受傷了沒有？”他說：“沒有，只是把我跑累了。”他給同伴們說：“你們注意警戒，我在這裏休息一下。”他剛坐到石頭上喘氣，對面的槍聲又響了，子彈正擊中他坐的那塊石頭，彈頭濺起的石渣打在他的下身，太危險了。他順勢倒下，繞到一塊大石頭後面躲避，群匪漸漸逼近了。匪團長陽三騎著一匹大騾子，頭上戴著大套頭，胸前的銀扣子閃閃發光，嘴裏罵著，在衆匪的簇擁下沖了過來。藏身在石頭後的朱有林看得真切，他舉槍瞄準了陽三，隨著槍聲響起，陽三滾落馬下，匪徒們驚呼：“不好了，團長失落了！”朱有林立即從大石頭後面撤離，趕上了在離村子一百米遠的地方設防的同伴，決定在那裏固守，做到人在村子在。而此時在那裏固守的只有四人，其他三個隊員則隱藏於村子的其他地方，警防從其他方向來犯的土匪。一些土匪嘴裏叼著尖刀，手裏拿著火把，一些匪兵則手裏掄著大刀，嘴裏喊著“燒窩窩”，反復向村裏沖了三次，但都沒能成功。在土匪發起第三次衝鋒時，朱有林他們四個人都看到在他們的左前方有三位全身穿著白衣的人與他們並肩作戰，但戰鬥結束後，又找不到穿白衣的人在哪里。第三次衝鋒失敗後，失去了大頭目的匪徒開始潰退。乾壩村的幾個剿匪隊員一直尾隨追去，直追到小豬街營盤山的長嶺崗。這時貓街乾沙溝和羅次尖山的剿匪隊也趕到了，大家一起把土匪追到了七排山的對面。在追擊中，朱有林一直沖在最前面，較他年長的尖山中隊隊長緊跟其後，當朱有林向躲在樹後向他開槍的匪徒射擊時，子彈殼爆裂，火藥噴到他的眼睛裏，在他停下來揉眼睛時，馬漢林沖了上去，土匪朝他開了一槍。朱有林跑到時發現馬漢林的左臂負傷了。朱有林急切地問馬漢林：“怎麽樣？”馬回答說：“傷著皮肉，沒傷著骨頭，不要緊。”這時朱有林下令說：“現在都撤回去，不要再追了，又不是要追回來吃肉。”大家這才停止追擊返回了乾壩村。 這次乾壩保衛戰，擊斃土匪三十余人，沒有什麽繳獲，可是保住了整個村子及村民的生命財産。   大箐保衛戰——一次成功的反偷襲 一九二九年冬，一天清晨，大箐中隊的中隊長潘明正和隊員龍開興兩個人要去羅次縣城背彈藥，剛走到村外坡頭時，就看見一大隊人正往村子方向爬來，他倆便大聲發問：“你們是什麽人？”正往上爬的人回答說：“是你爹！”接著槍就響了，子彈朝他們倆射來。他倆也隨即開槍還擊，但因寡不敵衆，只好往後撤。土匪發現前面只有兩個人，便一窩蜂往上沖，直把他倆壓到一個岩洞裏去，他倆依託岩石的掩護，打倒最前面的幾個匪徒，匪衆才減緩前進的速度。槍聲驚醒了大箐村的村民，有一位老人開門出來看，大聲問：“出什麽事？”話音剛落，他還沒弄清楚發生什麽事情，腿上就中了一槍。 很快，村子裏的其他九個隊員馬上各自找好地點，分散對土匪展開阻擊，兩個小時過去了，土匪也未能進村一步。此時各處隊友也相繼趕到，在剿匪隊的火力還擊下，土匪終於撤退了。隊員們開始追擊，從背陰箐、長田、羊舊關、百花山、鍋底塘、刺竹箐，一直把土匪追到五臺山。這次戰鬥共擊斃土匪十三人，剿匪隊有兩人受傷。   潛入五臺山剿匪的一次偵剿 一九三○年，李鳳美股匪佔據祿豐縣中村五臺山，這支揚言擁有兩千兵馬的匪幫給祿豐縣縣長寫了一封信，要縣長七天內給他們送去粉棵子（大米）兩石、薑片子（豬肉）三百斤、火煉子（白酒）三馱、長冠子（雞）五挑、千里馬（草鞋）五百雙。如果七天內送不到，他們就下來圍攻縣城，到時將鏟草不留根。爲此，五展甸的張官彜族剿匪隊和祿豐縣鄉團隊全部出動，圍了三天，可是那些土匪像沒事兒一樣，連槍都不還，還對圍攻的團隊唱起調子，根本不把圍剿他們的鄉丁團隊放在眼裏。祿豐縣長派人帶“雞毛信架火塘”到中心井，要求苗族剿匪隊火速出發，幫助剿匪。 朱有林帶著六十多人趕到五臺山。爲了摸清敵情，朱有林他們準備深入匪穴。他們把平時掌握的土匪黑話，如“開天門”、“開光”、“跑龍背”等反復練習直到對答如流，然後喬裝改扮，頭裹大包頭、身套大披氈……裝扮得完全跟土匪一樣，只在左前臂綁上一條不顯眼的信號標誌帶，他們便潛入匪窟。匪徒問：“幹什麽的？”他們就回答：“開門的。”就這樣用各種匪徒們的黑話對付過崗哨的盤問後，他們進入到土匪營區中心。在那裏他們看到東一塘、西一塘的大火在燃燒著，衆匪們有的抽大煙，有的唱調子，有的猜拳劃令，有的講故事，有的賭錢，有的閒逛，裏面簡直就像趕集一樣。他們穿梭在群匪中，弄清了匪首，並在每個頭目的身邊派一名自己的隊員，大家按事先的計劃，由盯到最後一個匪首的朱大隊長先開槍，其他隊員聽到槍聲後立即將子彈射向自己跟蹤的頭目。結果在極短的時間內土匪窩裏的大小頭目先後倒地。這時有人大叫“什麽事”？匪群亂作一團，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麽事情，等到發現死了的人都是當“官”的，到處尋找刺客時，那些苗族偵剿隊員早就溜走了。 就在朱有林的小股隊伍攪亂了匪穴的當天夜裏，苗族剿匪隊立即進入土匪出動必經之路設下埋伏。第二天，失去頭目的衆匪徒像蛇一樣排成長隊傾巢出動。土匪進入伏擊圈後遭到剿匪隊從四面八方發起的攻擊，戰鬥從早上一直進行到太陽偏西才結束，共擊斃土匪一百二十人，活捉三十二人，繳獲槍支三十余支、長刀六把、騾馬八十多匹、花錢兩馱、食品及什物數百件。李鳳美股匪自此消失，僅其殘部潰散各地。   戰績輝煌的武定吆鷹圍殲 武定吆鷹有一股七百多人的土匪，他們是蠻得梁子楊天鳳殘部的一部分。一天，苗族剿匪遊擊隊在吆鷹與土匪展開了一場激戰，戰鬥從早上六點多鍾打響，到下午三點結束，九個小時的激戰共擊斃匪徒二百八十三人。戰後從被打死的土匪中割下其右耳抵人頭數，共二百八十二隻，一人爲匪首，取首級上繳。戰利品清點時共繳獲槍支六十一支、冰糖六馱、豬肉四馱、大米十二馱、騾馬一百三十餘匹。   一次解救人質的舍資九盤嶺追擊 一天，一股三百多人的股匪從大理搶劫回來，路過一平浪大羊圈，他們綁架朱有林的女婿韓開會帶路。韓的妻子朱美秀跑到一平浪找她父親報信。朱有林立即打電話到元永井，命令朱明亮召集長工隊裏的苗族剿匪隊員，在一個小時之內趕到一平浪。當隊員們趕到一平浪時，土匪走到了九盤嶺，隊員們急行軍追上土匪。在設法解救出人質後，他們在芹菜溝與土匪展開了激戰，經過四個小時的戰鬥，擊斃土匪三十五人；繳獲騾馬八十匹，布匹六十馱。戰鬥結束後，大隊部從繳獲的布匹中給每個參戰的隊員縫製了一套棉布衣。 這次戰鬥發生在苗族剿匪隊改編爲保商隊以後，但也是朱大隊長指揮的戰事，也是苗族保商隊發起的一次值得稱道的剿匪戰鬥。   己一匪十人數懸殊的小鋪子圍殲戰 有一股三百余人的土匪，爲首的綽號叫青竹標營長，他們在羅鍋地石棺材小鋪子一帶搶劫雞鴨販子。在探准匪徒營地後，苗族剿匪隊三十二人深夜潛入匪巢周圍。戰鬥從黎明前開始，直進行到中午，共擊斃土匪七十二人，繳獲槍支五十一支，騾馬八十匹，大雞四十多挑，大米十二馱。   發生在青蓮寺的突襲 武定縣五展甸張官彜族剿匪隊、祿豐鄉丁團隊和保安團把一股土匪逼近了姚陵鄉的青蓮寺裏，匪徒們被圍在寺裏三天，土匪不敢出來，圍攻者也不敢進去。正在進退兩難之時，有人提議派人到乾壩去請朱有林，請他想一想辦法。朱有林對來人講：“你們有那麽多人，還想不出辦法來，我一個人能有什麽辦法呢？”來人一再懇請朱大隊長前往，朱有林只得叫他們先走一步，然後他帶上村裏的十幾個隊員緊急出發了。到達青蓮寺附近，朱有林把隊員安排好才去找鄉丁、保丁的頭頭，問他們有什麽打算。他們見朱有林來到，就問他：“你帶了多少隊員來？”朱有林回答說：“十來個人。”他們說：“爲什麽只帶十幾個人來？”朱有林答道：“你們不是叫我趕快來嗎？我的隊員分散在各個村莊，來不及通知。現在來幾個算幾個了。”然後朱大隊長慎重地對鄉丁、保丁的頭頭們講：“現在分工，你們人多，就把守好寺院週邊的路口。我們人少就負責把土匪趕出來。請你們務必把守好從廟門出來的通道，一個土匪都不要放炮。”行動時間定在第二天淩晨四五點鍾。當時正值臘月隆冬時節，通往廟門只有一條道，其他三面都是水，有兩三尺深的秧田地和水塘，由於天氣寒冷，水面上結起一層薄冰。就在這種情況下，十幾個苗族隊員竟然脫去長褲，帶上武器，不聲不響地從齊腰深的水裏淌過去，摸到廟後邊的涵洞，悄悄地從涵洞鑽到廟中的院子裏。從裏往外看，大廟的門緊關著，還用大木頭頂死。寺廟院子裏到處睡著土匪，有的發出拉風箱似的鼾聲，有幾個在右邊耳房裏燒火做飯。匪徒們萬萬沒有想到死神已經降臨到他們頭上。 朱有林把幾個隊員安排在土匪看不到的暗處警戒，派幾個同伴對付煮飯的匪徒，餘下的人和他處理廟堂裏和院子裏的土匪。安排好後，朱有林舉槍對準廟堂裏熟睡的土匪連開三槍。土匪們在夢中聽到槍聲，睜開眼睛還摸不清發生了什麽事情，就已倒下了十幾個。“保安團打進來了！”被驚醒的土匪不顧戒命，慌忙打開大門，沒命地像洪水一樣沖出大門。只可惜由於週邊的鄉保丁門防守不嚴，被土匪突破沖了出去。 這次戰鬥只持續了半個小時左右便結束了，擊斃土匪二十七人，獲得很多戰利品。戰鬥開始前，團丁們根本看不起只有十幾個人的苗族剿匪隊，可就是這十幾個剿匪隊員，利用自己的智謀和不畏艱難險阻的氣質把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朱有林率領的苗族剿匪隊這種以少勝多，把危難不利的處境變成有利於己的戰鬥行動，獲得了地方行政官員及保安團的敬佩。   一次非受請不可的晚宴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一股有二百多人的土匪在羅次的貓街、馬街一帶搶劫大戶以後，逃到可裏背後的大山。羅次縣政府發了雞毛信到乾壩給朱有林先生，要他率領隊伍參加保安團和地方鄉丁圍剿這股土匪。保安團從安寧滑石板方向出發向九頭山靠攏，地方鄉丁則從楊莊往山上移動。苗族剿匪隊分爲三個組，一組從沙龍運動到可裏村，第二組從大德往大黑山進逼，第三組從沙朗甸梭箐往大黑山靠攏。可是幾路武裝搜了兩天都沒有發現一個土匪。原來土匪早已探知政府的這次行動，於是他們躲進秘密的山洞裏去了。第三天剿匪隊伍奉命回撤，撤在後面的苗族隊員發現了土匪，馬上向土匪開火。剛接上火時是土匪把隊員們壓到可裏村背後，先撤的苗族隊員聽到槍聲馬上返回增援，才把土匪壓了回去。其後保安團和鄉丁們也返回夾擊，經過幾反幾複的較量，最終把土匪打散。擊斃幾十人，活捉三人。苗族隊員們把活捉到的三個土匪押回村子交給保安團。 苗族隊員則就近駐紮在村子的公房裏。隔公房不遠處有一戶人家，有一個老奶奶、兩個小孩和年齡在二十七八歲的女主人。 當晚十一點左右，有人來找朱有林，說有要事找朱大隊長。問他有什麽事，來人不肯說明原因，只說主人家有事，特請朱大隊長去一下。朱有林對一位中隊長說：“走，我們兩個去看一下，到底是什麽事。” 朱有林他們兩個跟著來人到達主人家時，被一位婦人請到樓上，並把早已準備好的飯菜端到桌子上來。婦人對他倆說：“這兩天你們辛苦了，我們做頓便飯請大隊長隨便吃一下。”他倆當即感到這頓飯不是可以隨便吃的，一定是有來頭，就問：“你們家有什麽事就請說吧！我們能幫助的一定相助。”她說：“沒有什麽要緊事，你們吃飯吧！”朱有林問她：“你家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說：“沒有在家。”朱有林說：“如果沒有什麽要緊事，我們兩個就走了。”那位婦人拉住他倆不鬆手，說：“吃了飯再說。”看來這頓飯是不吃不行了，他倆只得坐下來。吃完飯以後，那婦人突然雙膝撲通地跪在地上，兩眼淚汪汪地說：“我有一件小事，你們能不能幫幫我？”朱有林問她：“一件什麽事？”她說：“你們這次來是爲大家好，可是我那個不聽話的人，過去我勸過他很多次，但他就是不聽，偏要跟人家去，現在他……”朱有林急切地問：“他現在在哪里？怎麽樣了？”那位婦人答到：“他現在被你們抓住了，就關在保安團住的地方。”“他叫什麽名字？”她把丈夫的名字告訴了朱大隊長。後來朱大隊長又問她：“他多大歲數？面貌特徵如何，你能不能保證他以後不再參加土匪作亂？”女主人一一作了答復，最後她說：“請大隊長放心，我一定叫我那個人知道再犯將是什麽後果。” 朱有林他們倆回來後，派人到保安團駐處去提人，連夜審問。朱有林發現此人還老實忠厚且腿已帶傷。審問後，朱有林千叮萬囑下邊的人把被提審的人押回保安團。剛送走十來分鐘，槍響了，最後聽說那人跑掉了。天還沒有亮，大地黑黢黢的，到哪里去找人呢？大隊長只有把兩個押送犯人的人叫來批評了一頓……明眼人知道，這是朱大隊長有意安排苗族隊員把人放跑了，打槍和訓斥部下僅是事後虛張聲勢以掩保安團的耳目而已。 朱有林率領的剿匪遊擊隊歷來不殺放下武器的土匪，即便是匪首也只交給政府處置。 在滇中各縣，朱有林隊長的乾親家很多。這些乾親家多半由兩種人組成，一種是在他們受到匪患侵襲時，朱有林的隊伍及時爲他們驅除匪患、挽回損失的人家；另一種是脅從爲匪或窮而隨匪之後，被朱大隊長的隊伍俘虜、教育釋放而心存感激的人。 出於對土匪罪孽的憤恨，剛開始剿匪時，許多隊員真想一槍或一刀把俘虜處死。但朱有林告訴他的隊員、同伴和同胞說：“當你舉起槍要射倒已經放下武器的人或當你揮著刀要砍向已向你投降的人時，你要認真想一想，要是他的父母看到、要是他的妻子在場、要是他的子女也在旁邊，他們會怎樣看你、他們會怎樣想呢？如果你執意孤行，那時你便不再是人，而是喪盡天良的惡魔。” 對於那些爲人子爲人夫爲人父的俘虜，朱大隊長一貫有憐憫之心，只要不是匪首，又無命案且願真正悔改的，剿匪隊總是教育後予以釋放。不少對隊員們的行爲表示折服的被釋土匪，便來認朱大隊長作乾親家。剿匪次數愈多，大隊長的乾親家也愈多。原來的冤家對頭最後是結緣不結仇，原先的匪徒變成了良民，這是朱有林先生的另一業績。   剿匪遊擊隊的建制和補給  滇中七縣苗族剿匪遊擊隊是對自己的使命有所察覺和領悟並付之行爲的人自願結合在一起且上下平等的治安隊伍。他們前後共發展爲一個大隊十四個中隊。他們沒有特定的徵召年限和服務時間，如馬漢林中隊長參加剿匪時其年齡已接近四十歲。因爲受村落人數的限制，所以各中隊人數也不等。苗族剿匪隊的建制名稱、負責人及所屬縣份分別爲： 大隊長朱有林少校，大隊師爺朱有成上尉，大隊事務長潘有正。 乾壩直屬中隊，隊長朱有林（兼），屬武定縣； 關坡中隊，隊長潘福義，副隊長龍有道，屬武定縣； 松包林中隊，隊長楊再督，屬武定縣； 大龍潭中隊，隊長馬成勳，屬武定縣； 擺夷龍潭中隊，隊長龍信真，屬羅次縣； 大河壩中隊，隊長張學成，屬羅次縣； 大箐中隊，隊長潘明，副隊長楊明書，屬羅次縣； 尖山中隊，隊長張正富，屬羅次縣； 胖子團中隊，隊長潘富侯，屬祿豐縣； 尖山中隊，隊長馬漢林又名翰林，屬祿豐縣； 大窩塘中隊，隊長張多滿，屬富民縣； 十里坡中隊，隊長楊有明，副隊長張德富，屬富民縣； 旋窩塘中隊，隊長馬有江，屬祿勸縣； 大水井中隊，隊長張德輝，屬尋甸縣； 龍嘴石中隊，隊長張怡福，屬嵩明縣。 滇中七縣苗族剿匪遊擊隊是一支亦農亦兵的分散隊伍，即使政府委任的大隊長和師爺也沒有薪餉。他們的槍支彈藥由政府發給，政府也從他們繳獲的戰利品中拿出一部分補充他們的給養。但是參加戰事時的糧餉基本上要自己解決。爲了供應剿匪青壯年男人們的食物，村寨裏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相互幫助，把農活幹完。那時種植技術落後、肥料也不足，全年的糧食收穫不足以支付全家人的糧食需要，不少婦女兒童還要到幾十華里路遠的其他村寨民衆耕種的田地去拾取別人收割後散落在地中的穀物，用拾得的蠶豆、麥子等製成炒麵參與食用。剿匪隊員們每個人都是帶著父母妻兒所辛苦磨出的炒麵出征。 苗族隊員們不論在家生産還是出征剿匪都穿著麻布長衫，白色的長衣成了剿匪隊員重要的標誌，但也因爲這種裝束遭到土匪的嘲笑。土匪只要見到苗族剿匪隊，就大叫：“長尾巴來了，趕快跑！”“爛苗子，爛長尾巴。”但是這種裝束也給土匪以震懾，只要看見“長尾巴”他們就得趕快跑，否則小命不保。剿匪隊的這種著裝，又極大地長了自己的威風。   漢族民衆中關於朱有林的傳說  經過八年三百二十多次的大小戰鬥，苗族剿匪遊擊隊皆以少勝多，大樹了苗族在滇中七縣各族人民中的威望。漢族民衆中對朱有林的贊許達到了神化的程度。 在滇中幾縣的漢族老人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朱有林奔跑如飛，老豺狗跑得那樣快，都被他活捉過，何況是土匪呢？”真有這樣的事嗎？有。在朱有林年輕的時候，到處都有狼出沒，被狼吃掉的人和牲畜不少。有一次朱有林上山打獵，正與一隻母狼相遇，他一槍把狼打倒，他放下槍走向狼倒下的地方時，因爲沒有擊中要害，狼爬起來跑了，他只得奮力追趕，終於徒手抓住了狼。後來競相傳爲朱有林奔跑賽過野狗徒手打死豺狼。 另一個傳說是朱有林不是凡人，是下凡的天上白虎星，所以土匪的子彈可以打穿他的衣服褲子卻傷不著他的一點皮肉。聽說有一次趕街天，朱有林在一個山丫口上放哨，他持槍在一棵大杉樹下坐著，不少趕集回家的人還同他談過話。可是稍後一些的人說，在那棵杉樹下他們看見一隻大老虎睡著，所以就繞道回家。最後一批路過那裏的人說，那裏沒有虎，坐著的是朱有林。前後三批人，各說各所見，大不相同，你說稀奇不稀奇。 又一個故事說，有一次一個外地人趕上行進中的苗族剿匪隊，走著走著，他竟驚奇地叫道，走在隊伍前面的馬背上坐著一隻白虎。但隊員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大隊長騎在馬上。 再一個故事是，一次，一位漢族婦人來家拜訪朱有林，在院壩正忙著的朱夫人對來人講，朱有林就在屋內，請她自己進去。當那位婦女進屋後，竟尖叫著跳出門外，說她見屋內有一隻白虎躺臥在床上。朱夫人不信，進屋看，只有朱有林坐在屋內，而來訪者終因怕虎不敢進屋而告辭。 這些傳說的故事真有那麽神嗎？作爲朱有林先生的後人和同胞，筆者只能感謝這些傳說的創制者。   臨危不亂  一九三○年三月，在元謀和武定交接的涼山一帶，苗族剿匪隊跟蹤楊天鳳股匪三天三夜後，突然土匪去向不明。於是朱有林叫部隊休息，他自個兒單槍匹馬在深山密林中偵察。他一面順著一條小箐往山下走，一面低頭觀察各種可能出現的腳印。因林中潮濕，人踩在落葉上沒有響聲。突然他聽到樹枝的折斷聲，他注目一看發現幾個人正迎他而來，距離他不到十公尺遠，原來碰上了土匪，匪徒們只顧往上爬也沒有注意到他。雙方隔得太近，已經來不及搬動自己的槍了，他只得回頭往上跑。這時匪徒也發現了他，幾個土匪拔出大刀，朝他追來，嘴裏叫著“抓長尾巴！抓長尾巴!”在這樣緊急的情況下，枯枝爛葉也好像是有意和他作對，他上爬三步下滑兩步，眼看土匪的長刀只距他一兩米了。在這一關鍵時刻，他索性把槍往後一甩，斜背在背上，兩手抓住樹枝藤條，雙腳使勁一蹬，像猿猴一樣，從一棵樹蕩到另一棵樹上，把土匪甩開，儘管還聽得見土匪的叫喊，但他終於讓土匪看不見自己了。他乘機選好地形，把子彈壓進槍膛，只等土匪追來。或許土匪認爲他們人多而苗兵就一個人，肯定早就跑遠了，從而放鬆了警惕。而正在這時，朱有林的槍口早已瞄準走在最前面的匪徒，等他們走進有效射擊距離時，他扣動了扳機，最前面的土匪應聲倒下，接著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最後一顆子彈又使第五個土匪倒地。這時後面的土匪儘管口裏不斷叫駡，但追趕的速度減慢了。朱有林用最快的速度壓上子彈，又連續打倒了視野中的兩個土匪。 山林又恢復了寂靜。 突然，他聽到身後有樹枝響動，回頭一看，見三個土匪正偷偷地貓著腰直向他撲來，其中一名像個小頭目。說時遲，那時快，兩聲槍響後前面的兩個匪徒倒下了。上膛的子彈已經打完，剩下那個似小頭目的人像輸光了的賭徒，叫著罵著直朝他奔來。土匪是個彪形大漢，頭裹青布包頭，腰系寬布帶，腿紮布綁腿，幾步就沖到朱有林面前，看來對方是執意要來“抓活的”了。槍已經不能發揮作用。朱有林索性徒手與土匪搏鬥。真是十大九不輸，土匪憑藉自己身高力大抓住朱有林的腰帶，把他舉到頭上，欲將他摔翻在地。恰在這時，朱有林看到土匪的綁腿上插著一把匕首，他使勁伸手將其拔出，迅速刺進匪徒的腰部。土匪抓舉朱有林的手慢慢地松下來，罵了一句“爛苗子”便倒下了。   民國二十三年的苗民募兵  一九三三年冬，朱有林接到羅次縣政府通知，叫他前往昆明，去雲南省常備隊官長養成所受訓。一九三四年受訓結束後朱有林受到上峰召見，告訴他省政府計劃組建兩個以苗族士兵爲主的團隊，由苗族人任團長，聽命於政府負責維護地方治安，所需要的兵員由受過訓練的苗族士官分別去滇中各縣苗族村寨招募。募兵員由雲南省民政廳委任，徵兵命令也由省政府發到滇中各縣，由各縣政府督辦。 這件事，起初擔任過剿匪遊擊隊負責人的朱有林、朱有成、陶開華三人有兩種不同意見。朱師爺認爲“招募苗兵來組團的事可能是一次對苗民無益的陰謀，最好找出理由巧妙避開，使其不了了之。”陶開華先生則認爲“政府此次計劃也許于苗民有利，有一支具備團營建制的苗兵隊伍，由政府提供給養，雖然聽政府調遣，但也可以由苗族人自行指揮，這有利於振興民族精神，消除民族災難；另外既然征募苗兵已是政府命令，不去執行不好，若不執行，政府會認爲苗民另有二心；再則，即使有不利於苗民及其當事人的陰謀，我們也要去學習怎樣應對，苗族人不論在哪里都處於劣勢之地位，自己不去學習應付的技能，那就極難生存和發展，所以即使冒死也值得去一試。” 朱有林認真考慮他身邊這兩個讀書人的意見，一個是師爺，另一個是參謀，他們的意見不一致，但都各有各的道理。最後他採納了陶開華先生的意見。大膽廣泛地利用作爲省府募兵員的身份到滇中七縣招募苗族青年當兵。但是那時滇中七縣苗族總人口不多，生活條件也差，徵兵的標準從身高五尺降到身高四尺五，還是招不滿計劃人數。最後在七個縣的範圍之內募到苗族青年五百多人入伍，白苗和大花苗兩個支系的苗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子弟參加。 新兵隊伍由苗族募兵員們帶領，從七縣步行到昆明巫家壩集中。這些新兵和他們的募兵員帶著美好的夢想來到省城。但是他們到後不久，事情發生了急劇變化，朱有林被革去新兵指揮官的職務，去擔任沒有任何兵權的保安大隊副官。全部苗兵則交給雲南保安團補充第三大隊，分散編入各個連隊。一段時間後，他們被調往蒙自。由於這些苗族新兵大多數沒有文化。而教官對這些不識漢字又聽不懂漢語的苗兵十分苛刻，任意打罵、捆吊、禁閉、在飯食中參沙子。渴望自由的苗兵們不得不大量逃亡。朱有林自知上當受騙，爲此藉故請假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回家，並且不再歸隊。後來他被大隊通緝，爲了躲避追捕，他在親友們的幫助下躲進深山。他從蒙自逃回以後，他主持招募去的苗兵幾乎逃亡殆盡，最後只剩不足原招募人數十分之一的苗兵留在部隊。 因爲受到募兵事件的影響，朱有林先生遭到滇中七縣部分苗族人的非議。不過這件事不是朱有林先生的過錯。 有人曾經指出：苗族剿匪遊擊隊這支衣著不整、居住分散、給養不足的隊伍，在八年內，在自己幾乎不失一兵一卒的情況下，把政府保安團望而生畏的土匪逐步剿除了。一旦它給養充足、組織嚴密、整齊劃一那將是一股什麽力量呢？它還于政府有利嗎？任何以維持政治統治爲目的的人，都不可能不考慮，國民政府的要員們自然就更不例外。 朱有林剿匪隊這支苗族武裝力量，國民政府不可能坐視其壯大。它的槍法可以利用，它的組織不能保存。於是就用“明提升暗降職、明集中暗解散”的手段，使朱有林走到統領權、指揮權傍落的境地。 我們非常同情在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間因募兵而喪失親人的苗民家庭。但是一個聰明的苗族人不應該去埋怨自己的領路人千慮也未能逃脫的那一失。   在一平浪的歲月  一九三六年二月，羅次縣更換了縣長，董廣布出任新縣長之職。新官可以不理舊賬，董縣長解除了對朱有林先生的通緝，他幾次派人與朱有林聯繫，請他出山。其後朱有林受滇軍將領張沖先生之請、應一平浪鹽礦經理王少山之約，帶一部分苗兵到一平浪鹽礦擔負武裝護衛。他除了負責保護和維修從元永井到一平浪的移鹵就煤的工程設施外，還帶領他的人到山上挖路，修通了從鹽場到煤場的牛車路。一九三八年二月鹽礦正式委任朱有林爲一平浪鹽礦武裝長工隊大隊長，下屬有三個中隊，每個中隊四十人，合計一百二十人，其中一個中隊全部是苗兵。 在移鹵就煤的初期，以沙矣舊地霸爲首的地方勢力，組織“自衛隊”經常截取鹽水，使鹽場原料供應不足。朱有林受命組織武裝長工隊以後，他用武裝護衛阻止了對輸鹽水管道的破壞。地方勢力懾于朱有林的威望和苗兵的英勇，便隱匿於暗處，不敢在行破壞。自此鹽水管道暢通無阻。朱有林帶領他的長工隊保護了滇西礦業局移鹵就煤這一長約四十華里的關鍵工程，保證了鹽礦的發展。爲此，他後來被雲南省政府授予中校軍銜，這一軍銜由當時負責一平浪滇西企業局的張沖先生授予。 在一平浪任職期間，朱有林的苗兵，還奉命參加保商，打擊沿路搶劫的土匪，維護了過往客商的利益。 在長工隊的工作很有成效的時候，不料隊員中一位從貴州威甯遠道而來的苗族戰士犯了事，他與一位漢族有夫之婦私通。該婦人的丈夫舉告到朱有林大隊長，大隊長聽完來人的陳述後，對來人講，這種事情是雙方同謀所爲，當事者所屬雙方各自嚴格管教自家人，勸阻不再犯就行了，不便特別懲處某一方的人。不過該男子憑仗其兄爲當地保長，不服朱大隊長的勸告，硬要彈壓當事人雙方。勸解無效後，那個保商隊員表明自己即敢做就敢當，願爲該婦女赴死。當男當事者爲自己的行爲而喪命後，輪到處理女方，此時該婦之夫食言，不願同樣處理他的女人。朱有林極其憤怒，他對那個婦女的丈夫說：“你言而無信。我要你將死亡的苗兵運回他的故鄉貴州威寧安葬，否則長工隊將以命抵命，決不饒你。”該男子說路途遙遠，他實在無力辦到，跪求朱大隊長體諒開恩。最後該男子只得按朱大隊長的告誡，在長工隊的監視下，將死亡的苗兵厚葬於該戶人家的祖墳墓地。其後，朱大隊長警告那個男子管好自家的人，將來她如果再有勾引長工隊軍士的舉動，大隊長將在哪里發現就在哪里處決。風浪算平靜下來了，不過死者卻成了自朱有林帶領隊伍以來第二個無謂犧牲的士兵，他心中感到很憂傷。而第一次不得不下令對自己的兄弟開槍，更是在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傷痛。 在一平浪這座小鎮裏，朱有林大隊長和朱師爺一起去個舊接回他們那位中劇毒的結拜兄弟陶開華先生，照顧護理，直到最後爲他送終。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在他們三人的身上，我們看到苗族先輩中那種真誠的兄弟情誼。 在一平浪期間，朱大隊長與他人合作開設客棧和店鋪，首創了滇中苗民開辦商業的先例。他的妻子袁福秀女士在距一平浪街約五十公尺的半坡上自建一個茶煙商店，做點小本商業經營。 一九四二年，長工隊中一個中隊長疏忽大意，丟了一支槍，朱有林爲他承擔了責任，他自己因此被免除大隊長職務。此後，他專門負責上山看守一平浪林場，過上較爲清閒的生活。   耐人尋味的幾個行動  一九四九年底，盧漢將軍宣佈雲南省脫離國民黨政權，擁護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歡迎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不久駐紮雲南的國民黨第八、第二十六軍進攻昆明，在昆明守軍擊退他們的進攻後，朱有林接到在滇西活動的共產黨遊擊隊要求，請他協助遊擊隊堵截中央軍向滇西的流竄。朱有林答復他們，他可以組織原屬苗族保商隊的兩百名苗兵聽候調遣。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一平浪地區，出現了原地方勢力和原一平浪稅井隊組織的武裝暴亂。事前暴亂組織者請求朱有林參加，他講自己年紀大了，耳朵又背，他不參加了。然而又出席了兩次秘密會議。另外，在明知使用目的的情況下，他拿出十五發子彈借給了參加稅井隊的一個苗兵。不過在事件發生後，他又暗中通知七名苗族士兵，叫他們攜持武器，迅速離開叛亂隊伍。 事態平息後，因爲他出席過兩次叛亂者的會議，被政府拘捕關押，前後長達一年半。   一個可以攜槍的囚犯  一九五二年，朱有林在雲南姚安一所監獄中服刑。一九五三年春節將近，一天上午兩位監獄看守人員喊朱有林去辦公室，坐定後，一位看守人員說道：“朱大隊長，年關快到了，你去打幾隻麂子給我們，怎麽樣？”“用石頭打我打不到，我不去。”正說著，另一位看守人員遞給他一支槍和五發子彈。 朱有林背著槍，揣著五發子彈向山林進發。 說來也湊巧，老天似乎有意成全朱有林。走了約一小時的山路後，他在一個陡坡上發現了獵物，三隻麂子正在岩上吃青草。他選擇一塊隱蔽的樹叢蹲下，第一槍響後，一隻麂子滾下了山岩，其他兩隻只是擡頭看了一下，又若無其事地繼續吃青草，第二隻滾下山岩後，第三隻也只擡頭看了一下，沒有跑開。可憐沒有任何警覺的三隻麂子，在不到幾分鐘的時間內便倒在了彈無虛發的一位在押犯人的槍下。 攜槍外出將近三個小時後，朱有林把槍和剩下的兩發子彈交到看守人員的手中，然後說道：“我老了，背不動，你們自己去取吧。”他把停放獵物的地方告訴看守後，反問看守人員：“你們拿槍彈給我，不怕我用來對付你們嗎？”看守人員笑著回答：“誰個不知道你朱大隊長只打土匪不打好人呢？” 對話看似非常輕鬆，充滿著自信和互信。然而從理論上講，這等於把武器交給敵對者。看守把武器交給被監禁者這是犯忌的事，這個犯忌的事居然發生在被囚者朱有林先生身上，這難道不是一件令人尋味的奇事嗎？從一支槍兩發子彈三隻麂子如數交出的事實，人們不僅看到苗族人這位前輩一流的槍法，更主要的是看到他待人坦誠和與世無爭的美好心靈。   中校兵油子  朱有林先生的一生經歷三個時代，清末、民國和共和。因爲時代不同，人們對他和他的家庭分別冠以不同的稱呼及表達。一是中校兵油子，二是交租的地主，三是無耕地的富農。 中校兵油子 民國年間，朱有林先生因爲得到武定縣葛延春縣長的賞識，組織起協助政府清除匪患、維護地方安寧的剿匪隊伍，先後被政府委任爲滇中苗族剿匪遊擊隊少校大隊長和一平浪鹽礦武裝長工大隊中校大隊長。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劃分成分時他在服刑中，出獄後，他的個人成分被定爲“兵油子”，他就成了一位中校級的兵油子。 交租的地主 大約在民國十九年，朱有林的隊伍有一次奉命去武定一個叫迤納廠的地方剿匪，行至半路，在一片幾天前他們曾跟一股土匪交過手的山林裏，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來，繼而出現便意。他只好讓隊伍繼續行進，他自己則找一個隱蔽的地方先去方便。在他解決了問題，起身整理著裝的時候晃眼看到不遠的樹叢下有一個像黑色布包的東西，他走進一看，果然是一個紮著口子的小黑布袋。他揀起來時感覺是沈甸甸的，隨便用手在袋外一摸，似乎袋內裝的是一些錢幣。爲了追上遠去的隊伍，他把小袋裝進腰帶，系好衣服，就一路小跑追趕隊伍去了。 剿匪任務結束回到家中，他解衣休息，才想起自己的腰帶裏還裹著的那個小布袋。他解開小袋細看，原來裏面裝的全是銀元。 朱大隊長用這些銀元建了一棟設有樓屋的瓦房，屋外置有粗大的木柱，樓層和屋頂預置了防火的石板，安置了風火牆，牆體的一些地方還預設了能夠從屋裏向外射擊的槍眼。 朱有林先生一九三六年去一平浪以後，他建起的這幢瓦房就由他的長子朱文光先生一家居住。朱文光先生也一直耕種著他父母租佃的土地，他們分別租種兩家大戶的土地，一戶住在羅次縣彰保，另一戶住武定縣七排，住七排的這家大戶姓歐陽。他們租種的土地以旱地居多，在乾壩的小壩子裏有幾塊田，但都是雷響田，有的地方叫望天水田，沒有水源，要到雨季借天雨積水犁耙才能種上水稻，雨水遲來就只能種旱地作物了。他們每年向兩家大戶交的租一樣多，都是向每家交四十升包穀。那時一升包穀有七斤，四十升包穀二百八十市斤。全年要上交兩家大戶的地租共五百六十市斤。人背加上馬馱，走一趟就可以交完一家大戶的地租。 雖然沒有土地，但住著一幢有樓屋而且設有槍眼的瓦房，這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進行土地改革時，朱有林先生的長子家被劃爲地主，房屋被沒收。我們農村的事情是多樣性的，在其他地方有收租的地主，在苗家山寨卻有交租的地主。 無耕地的富農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朱有林一家放棄了在一平浪的住處，搬到一平浪沙矣舊一個叫橫溝的村寨居住，他們一家三口就在這個新遷入的農村參加了土改分地，分得了耕種的土地。家庭成分被定爲富農。他們在橫溝生活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才又遷回故鄉武定縣乾壩。   兄弟眼中的三哥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一個從貴州威甯石門坎來的中年人到祿豐縣一個名叫瓦波羅的山寨，訪問了朱有林先生的堂弟朱有成老人。老人是自始至終同朱有林先生一起剿過匪的兄弟。因朱有林在同胞兄弟中排行第三，又較年長，所以朱有成老人稱他爲三哥。 朱有成老人向造訪者談了他的兩點感受： “三哥是我們整個隊伍的魂。不知道是爲什麽，他不在隊伍中，大家就有點兒害怕，心中感到空空的，遇事時辦法不多。但只要聽說他要跟大家一起去執行任務，哪怕沒有看到他，我們大夥兒也精神抖擻神氣十足。只要三哥一沖向匪徒，我們就根本不怕對方射來的子彈，追趕土匪就像是圍追野兔。說來也奇怪，我們跟隨三哥一起衝鋒的戰士，還從來沒有受過重大傷害。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看待他，但就我們苗族剿匪隊員來講，我們覺得有三哥在場隊伍就有了魂，不論遇到什麽困難都會想出對付的辦法。” “一次我們接到保安團的通知，說他們已經探明一股土匪的行蹤，叫第二天十點左右，我們隱蔽在黑箐方向配合他們行動。保安團歷來跟我們意見不合，這次他們通報的匪情是真的還是假的呢？不好判斷。三哥通知大家，隊伍第二天天不亮就要趕到距黑箐幾華里路的周圍，摸清情況。我們按計劃到達偵察地點靜靜地觀察到天麻麻亮時，發現從不遠的大道上有一個人朝我們埋伏的方向走來，逐漸看清來人還斜挎著一支盒子槍，衣著像保安隊的。三哥馬上叫兩個機靈的弟兄到跟前，叫他們一定要抓住陌生來人。來人被抓住了，他確實是保安隊的人。三哥問他從什麽地方來，來人支支吾吾，看來他不想回答問題。突然三哥聲色俱厲，叫弟兄們扒掉被俘者的衣裳，拖到溝邊用亂石砸死。這時被俘者才跪下磕頭求饒。原來他是保安隊的傳令兵，長官派他去和土匪頭目聯絡，說今天要在黑箐岔河演一出戲給苗兵看。很清楚，兵匪雙方要聯手打擊我們了。怎麽辦呢？三哥說現在是到讓保安隊好好認識我們是怎樣一支隊伍的時候了。三哥押著傳令兵，叫大家從樹林中隱蔽進入土匪來襲擊我們必經的地方。三哥對保安隊傳令兵說：‘只有取到匪首的頭你才能保住性命，如果你撒謊，苗兵能夠跑脫土匪的追擊，可是你的命就保不住了。’看來傳令兵沒有撒謊，天大亮後匪首騎著馬領著匪衆急速而來。一陣槍響之後，土匪扔下被打死的人順原路逃回。三哥叫我們不要追，立即取下匪首首級和割下被擊斃的匪徒右耳，隱蔽回撤……當我們將保安隊傳令兵和斃匪的證據擺到保安隊眼前後，保安隊的頭目已經無話可說。三哥的機智使我們的隊伍避免了一次近在眼前的大難。” 朱有成老人的這一席話，使造訪者深深體會到朱有林大隊長是一位有勇有謀有膽識的苗民首領。   晚年的朱有林先生  一九五四年四月，朱有林先生服刑期滿出獄，一平浪已經沒有他棲身的地方。他去了沙矣舊一個叫橫溝的村莊，事前妻子和小女兒已經搬去那裏。他們這戶無地的人家階級成分被劃爲富農，並從土地改革中第一次分到屬於自己的土地。 一九六○年，朱有林先生帶著小女兒朱玉仙遷回自己的故鄉武定縣乾壩村。一九六五年他的妻子袁福秀女士接受完教育改造後，也直接去了乾壩，全家團聚，相安度日。 回乾壩村居住後，一次，朱有林先生收到過原一平浪滇西企業局負責人張沖先生寄給他的信，請他去昆明和北京敍舊和休息一些日子，但他執意哪里也不去了。因爲朱有林先生晚年失聰，即使耳邊再響起密集的槍聲他也聽不到了，如果身邊出現奮激的呐喊他也無動於衷。很多時代新詞語他不知道了，開口啓齒與常人不大相同，有很多難言之處。 在妻子女兒的關照陪伴下，他過得很愉快，雖然食品較少，生活比較單調平淡，但身無雜事纏，過得很舒心。 一九八三年十月初九，朱有林先生在武定縣乾壩辭世，享年九十一歲。其後，他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安息于武定乾壩的山巒中。 一位曾在石門坎中學工作到退休的苗族老師指出，朱大隊長是大花苗遷入水西地界後，第一位領導苗民巧妙而成功地抵禦匪患而自己幾乎沒有重大損失的苗族首領。    附：  一、三份寫於紙張的字  （一）朱有林先生入獄後，楚雄專署寫給雲南省公安廳的報告內容：“該犯解放前雖屢任僞職，在苗族內罪惡民憤不大，解放後積極支持‘四·二五’叛亂，有罪惡，但又號召七人回來投誠，亦有立功表現，系苗族內知名上層人物，故應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二）楚雄專署審批領導小組領導人批示：“判處教育釋放，應報地委、省廳批准後執行。” （三）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雲南省公安廳對楚雄專署公安處請示報告的批復內容：“你處呈批之鹽興縣案犯朱有林經省委批准判處：教育釋放，但須使其認罪伏法，並於回家後嚴格控制。特此批復請立即執行。”   二、一篇刻在石碑的文  朱有林墓誌 公乃老祖祖朱公之三子文光文德之生父新文新武富民之祖也雅配武定梅子箐袁公有正之二女生有二男一女後納沙矣舊袁公開亮之大女爲妾生有二女長子文光次子文德大女美秀二女玉美三女玉仙俱各婚配公一九一七年進讀於灑普山教會學堂不久失學一九二五年任武定縣剿匪遊擊大隊隊長一九二六年任滇中七縣剿匪大隊隊長一九三七年龍雲徵召苗兵團委任公爲苗兵團少校團長一九四一年張沖委任公爲滇西企業局長工大隊長兼保商大隊長解放後一九五一年任廣通縣人民代表公一生爲廣大民族利益而奮鬥終身 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 歿於公元一九八三年十月初九 孝男  文光  文德 孝女  美秀  玉美  玉仙 孝媳  吳張  張羅氏 孝婿  韓開會  周有林  楊增福 孫    新文  新武  富民 繼孫  王學華 重孫  紹華  才高  才英  才學  紹榮  馬衛華 敬立   三、兩首來自摯友的詩  重訪                               憶別情 朱門人壽陶年豐，                   三五戎別夢依稀， 有緣千里開門紅，                   八二重逢天未齏， 林成松茂群峰翠，                   四七不長多離奇， 歲寒三友笑殘冬。                   一堂抵掌今勝昔。   耿忠尤照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三日于有成老友府上即席書情   注：作者一位系主人公之長孫一位系苗族幹部另一位系主人公摯友之子 二〇〇四年四月初稿于祿豐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定稿于昆明

一生爲民無怨無悔的韓傑   韓朝美  我的爺爺韓傑是爲了民衆的興旺而辛勤耕耘一生的苗族先輩中的一員，雖然爺爺沒有機會從石門坎光華小學畢業後到外地繼續深造，但他堅定“教育才有出路”的信念。他憂慮民衆的興亡，爲苗族的教育事業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爺爺一生致力於民衆的教育事業。他不惜犧牲個人家庭的利益，以學校爲家，視學生如子女。他用自己的行動，畢生致力於辦學校。幫助和鼓勵苗族窮苦人家的孩子學文化；他創作歌曲，呼喚民衆奮起直追。他對自己的教育事業熱情、執著，從不言棄。爺爺和苗族的先輩們爲了民族的崛起而前赴後繼，名垂青史，功利千秋。 關於我爺爺韓傑的生平和事迹，是我從整理我父親韓興智的遺著《韓傑家史》中得來。我衷心地感謝我的父親，多年來，父親關心民族的繁榮和發展，堅持長期記錄、積累、整理，才使我們這些晚輩對自己的家庭、民族的歷史進程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認識，從中受到教育和啓發，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堅定了爲民族的發展繁榮而不懈努力的意志。 感謝先輩們留給我們巨大的精神財富。 我從父親的文字記錄中，整理出爺爺的生平事迹，就是爲讓我們大家共同去緬懷韓傑先生不爲人知的心路歷程，下面我將以一個講述人的身份，爲廣大讀者講述我的爺爺。   一、讀書與就業  一九○○年，韓傑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因病去世，留下妻子和五個孩子。一九○六年，基督教會建蓋了石門坎光華學校以後，又修建了長海子小學，有一位漢族老師鍾煥然到那裏任教。那時韓傑十一歲，他母親和兄妹用柔弱的臂膀艱難地春種秋收以此維持著全家人的生活，並供他上學。每天韓傑赤腳往返於長海子沼澤溝邊的小道上。吃的是苦菜蕎粑和野草糊糊。尤其是寒冬臘月，冰霜雪凍，也只得穿著破草鞋和舊衣爛裳生活。他深知家境貧寒，無所依靠，遂發奮苦讀，四年之後，被鍾煥然先生送往石門坎光華小學讀書。 一九一一年，他十七歲時畢業于石門光華小學的高小。與此同時，柏格理牧師派遣他到雲南尋甸六音堂葛潑地區辦學。到了一九一五年韓傑先生二十歲時，被調回石門坎光華小學教書。同年完婚後又調往彜良青樹林任教，一九一九年又被調往尋甸縣新哨的一個彜族村寨任教。一同前往的還有張有福傳道員。一九二一年間，尋甸地方土匪猖獗，教會裏英籍巴牧師也被他們抓去作人質，學校經費沒著落，被迫停課，韓傑很是著急，心情沈重。幸好大水井的苗族群衆見此情景，遂請他去大水井開辦學校，同胞們答應負責其家庭生活。事後又有柿花箐王有道前去與之辦學和成立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又爲了解決經費問題，他們賒來商號的貨物進行銷售來籌措資金。但因後來對代銷貨物所獲利潤的處理存在不同的方式，韓傑主管銷售的那個月，其售貨收入用於還本後，餘利交學校使用，另一位老師的售貨收入只用於還本，不交餘利給學校。由於意見不同，又不宜強求一致，於是韓傑決定退出，以成立中華基督教愛救會爲名，四處奔波，與各方洽談開展當地苗族的文化教育事宜，爲自己另外創建學校積極準備。   二、艱難的創業  韓傑辦學心切，急於求成，奢望先得到家庭成員的理解和支援，他經常在晚上把妻子兒女集中起來學唱歌，學體操，宣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平等、自由”觀念，希望他們能成爲自己的助手。由於居住在回族地區，所以他們全家還爲了尊重當地民族習俗而禁吃豬肉。由於他對辦學執著到幾乎忘了一切，所以有人說他像個“瘋子”，但他不計較人們怎樣說自己是，在得不到家人的支援之後，乾脆離家遊說，到處籌措辦學經費去了。 有一天，韓傑帶上張明新和另外一個青年，他自己扛把鋤頭，準備到昆明找工作。路過西洋塘對面的大路，有一條寬丈餘的大溝，他退後幾步再向前衝刺縱身一跳就越過了溝，其他兩個青年無法跳過，只得繞路跟上他。他們走了沒多遠，又遇見約一米長的大蛇，他一鋤挖斷蛇頭，大聲說：“好了，撒但被我征服了，我們走吧！”兩位年輕人又慌忙跟上他。他們剛走出沒多遠，遇到做客回來的一位老爺爺，老爺爺問道：“老師，你們要到什麽地方去？”韓傑笑嘻嘻地說：“我們要到昆明去找工作，籌措一點辦學經費。”只見老爺爺正言厲色地說：“老師，帶領他倆回去吧！你等模樣不是去找工作做，而是去兜禍的。走，走，走，回去吧！”於是一行三人只好跟著老爺爺回去了。 這一段時間，是韓傑一生中最痛苦，最艱難的日子。不久以後，有一次他和他大哥、二哥又談起辦學之事，他很生氣地說：“你們個個都說我瘋了，不准我到處走，辦學的經費哪里來啊？如果我能出去辦學，三年之後我一定能到上海去一次。”他大哥哈哈大笑。他二哥言談十分中肯地說：“老三，莫說到上海去，我們是怕你到下海去，我們難以找到你啊！” 話雖這麽說，韓傑還是不肯放棄。不久，他帶上他的二兒子（韓興才），爺兒倆背著書到處遊說。韓傑心想，即使籌集不到經費，只要哪里願意請他去當老師也行啊！他倆在羅次、富民兩縣走村串寨逗留了很多天，還到過富民石板溝馬房韓靜貞他堂哥家，到過羅次尖山韓陸明、袁德明家，他倆更多地走遍了沒有熟人的苗族村寨。所到之處，沒有人理解，沒有人支援，讓他傷心至極。韓傑的精神幾乎崩潰了。他傷心，他哀歎：“我的苗族同胞啊，你們要沈睡到什麽時候？”   三、他終於成功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一天，當他倆再次轉到羅次、富民等地的親友家族時，終於得到族人的認可和支援。經商量，決定由富民者北石板溝馬房袁家村韓靜貞、袁學好兩兄弟及附近老人箐馬場等親友承擔韓傑在此創建學校的費用，並決定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四日（農曆四月十六日、十七日）兩天派人到尋甸大水井把韓傑全家遷到富民大龍潭。參加這一次搬遷的主要人員有韓靜貞、袁學好、韓陸明、袁德明、袁德柱等五弟兄以及附近親友共十五人。 韓傑老師盼望的大喜日子，終於到來了。這一天，前面一人背著一塊大黑板帶路，其餘的人員分別背著他家的行李。韓老師眉開眼笑，帶著他們全家，個個興高采烈地行走在山間小道上，只有他二兒子因事先已帶到大龍潭就留在那裏。當天他們趕到了祿勸宜格普度河岸邊才宿營。是晚正逢月蝕，不知不覺中月光暗淡了下來，突然間只聽得兩岸漢族村子鑼鼓叮咚，喊聲不斷。不久月光復明，全隊歡喜雀躍，大家又開始談天說地。 第二天，他們早早出發，經過大黑山、大窩塘、畢祖、乾龍潭，下午四時左右，全隊人馬終於平安到達了袁家村。這時已有很多人在那裏做好晚飯等待他們了。雙方見了面，歡喜無比，就像久別重逢的親人。韓先生更是興奮得幾天幾夜都睡不著。半個月之後，借了他大哥韓靜貞家一間房子作教室，馬上招收了十幾名學生，支起黑板，開始上課讀《三字經》。因爲那裏有一股清澈見底的龍潭水，韓先生就把那裏改名爲大龍潭，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一九二九年初，爲了印刷詩歌冊子和籌集一些買粉筆和紙張的經費，韓傑步行到昆明求助於基督教會的謝牧師。謝牧師因經費有限遂又介紹韓傑去北門街找安息會美籍牧師米樂爾牧師詢問。米牧師甚爲喜悅，答應幫助他們印刷，條件是要改從安息日會的教儀。韓傑先生目的在於獲得資金來辦學，於是就接受基督教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教規，並成爲了安息日會在苗族地區的創始人之一。不久，韓傑在昆明認識了也皈依安息日會並回去傳道、辦學的龍昌德。 韓傑老師和夫人韓張心愛女士在昆明 （朱祥熙提供）   四、南京行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誠如韓先生所言，他和龍昌德同時作爲雲南區會方面的苗族教員和安息日會創始人之一，被派往上海、南京橋頭鎮中華三育神學院參加了暑期教員訓練班培訓，他們二人由昆明出發，乘火車去法屬安南（今越南）海防，再乘輪船轉道香港再到上海，又轉至南京。參加培訓期間，他們參觀了當時的南京城區，並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他倆在學習上極爲刻苦，三個月後結業時他倆的考分名列前茅，當他們二人從上海回到昆明時，四面八方的教友、親友、家族、村民都雲集於大龍潭，買米殺牛，兩百多男女老幼爭先恐後地趕到岔河對門山頭，翻過糯支的山埡口列隊歡迎他們歸來。韓傑身穿白緞長衫，滿面笑容，走在前面，後面緊跟著的是到昆明接他的堂弟袁學好。他們倆頻頻向鄉親們招手致意，歡迎人群的歌聲一首接一首。這種難忘的場面可惜最理解最疼愛韓傑的二哥在他去上海期間因病去世而未能親眼見到。他的大哥韓炳則喜出望外，不斷地用手擦自己的淚水，不停地說：“啊！我的三弟真的從上海回來了啊！真的回來了！” 韓傑和龍昌德先生事後還共同創作了一首歌曲《南京城—A? Cë Eì L?》。由韓傑作詞，龍昌德作曲。主要內容是根據二人南京行的經過、見聞、感慨來表達了苗族同胞要團結，要積極向上才有希望的思想。此歌曾長期廣泛傳唱於滇中苗族群衆之中。   五、從不言棄  一九三五年初，雲貴地區的苗族，特別是滇東北苗族被大量徵召入伍。滇中七縣的苗族同胞感到天昏地暗，叫苦連天。大家東奔西跑，互相詢問，好似沒了主心骨。子弟已被徵調抓捕的家屬前來請求韓老師書函訴苦，而每函均爲生效，故而引起所徵調苗兵之數不足。於是富民縣政府募兵委員會當即派兩名差役抓之入獄。幸有其堂弟袁學好跑到昆明北門街告知安息日會米樂爾牧師，又到縣教育局口報事由，而後米牧師來函，縣教育局白局長親自過問追查，十日之後方得獲釋。出獄之日，各地教友、親友前去列隊迎接。韓先生身挂紅布花球，額頭發光，滿面春風，他不住地和兩旁歡迎的人群握手道謝，群衆則盡情唱歌反復禮拜，以感謝上帝的幫助和安排。 第三天，前來參加歡迎韓傑儀式的龍昌德邀請韓傑到紅土山他家那裏去，以慰心懷，於是其堂弟袁學好也跟隨前往。哪知當他倆訪問回來，清早從馬場趕到大龍潭山頭之時，只見全村煙霧彌漫。他堂弟跑到村邊大聲道：“是何等人想謀害吾兄不成，還毀我村舍？”他氣得怒不可遏。衆人曰：“無人而爲，乃是爾等老父因蜜蜂分家落于房後用火收蜂不慎，火星落于房上，乃從你家房頭起火而造成此災矣！”聽罷，不好再發火，一聲不響，只呆呆地站著看那些在大風中飄來飄去的灰燼，慢慢地走到自己家中被煙熏黑了的牆壁前，無聲無息地查看著。韓傑先生走近其堂弟，對他說：“算了吧，火把那些不好的髒的全部燒光了，我們再來重新建設吧！”他堂弟回過頭來說：“有兄在此，我什麽也不怕。是的，我們再來建設就是了。” 韓傑堂弟家作爲教室的房子在一小時之內全部化爲灰燼之後，學校被迫停課。但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就相繼得到各地教會教友的支援，韓傑又函告於官府以及得到雲南區會的資助，之後請木匠，請馬幫，馱瓦匹，砍木料，鄉親們則出勞力，經過一個月的辛勤勞作，兩棟高大的新瓦房（教學樓和禮堂），又出現在大龍潭村子的東面。這時，學生複課了，而且新生源源不斷，教友也不斷增加，教堂又向外地擴大了不少。大龍潭小學和教堂，欣欣向榮，書聲、歌聲此起彼伏。   六、神奇之事  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路過富民、羅次，群衆相互告曰：“請爲避之”。可是韓傑先生一本正經地說：“僅我一個貧寒教師何懼者哉！爾等外出躲避，由我在家看守。”他整天在學校裏埋頭書寫文章，而全村各家各戶半夜殺雞煮飯，吃飽喝足後，第二天天一亮就帶上乾糧躲進深山箐溝裏去了。中午，偶有膽大之人跑回來看他，說：“紅軍已經到羅次城那邊去了。現在槍聲正響，老人箐下邊的彎道上，紅軍三三兩兩扛著樹葉已走過去了。”說話中，還聽得見國民黨的偵察機從昆明向武定羅次方向飛行偵察，嗡嗡作響的飛機，就像烏鴉在天空慢慢盤旋一樣，只是聲音卻很嚇人，從來沒聽過見過飛機轟鳴聲的人，都被嚇得雙腿酸軟，神不由己，似乎天昏地暗，大地頃刻間即將消失一樣，一連幾天都這樣。人們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一個月前的一天，漫山遍野的蝴蝶一對對，一群群，蜻蜓也同樣一群群從相似的方向飛過。莫不是預示這個有史以來的有名的紅軍將從這裏路過！？人人聯想到這些近來發生的事，心中憂慮重重，提心吊膽，但是嘴裏不敢多說什麽。有幾個心中之慮實在忍不住的人，悄悄問是怎麽回事，是好事還是壞事。韓先生答曰：“我也覺得神奇，但看紅軍待民之舉，一定是好人，不會錯矣。窮人有希望了！”話雖這麽說，大家心中都沒個底，疑惑不解，還是提心吊膽的過了好些天，人們才慢慢地安靜了下來。   七、心系民衆，碩果累累  到了一九三六年，經韓傑老師親手創辦的教會和學校有富民縣的大龍潭、馬場，尋甸縣的西波田、則魯，祿勸縣的羊槽、六塊、三支鍋，武定縣的大平子、松包林，羅次縣的尖山，祿豐縣的天心堂、大風丫口等十二所學校和教堂。經他培養念完高小畢業後又當老師的有袁德仙、張德英、袁開道、潘福成、潘光德等十五六個。他之所以取得這麽好的成就，主要是因爲： 一、教學嚴謹，爲人師表。 二、漢語古文根基紮實，書寫地契、公函公平合理，有理有節，而且所應之事效果好，解除民衆冤屈不少。 三、言而有信，爲人和善，樂於助人，人心所向。 例如一九三一年前後，武定大平子苗族王衣、王堂等兄弟外出打獵並挖茯苓，捉住一隻小野狗（豺狗），他倆帶著獵物在回宿於一個漢族村子，當即被一些無賴之徒詐騙了一石六斗米，一百六十元錢，三丈六尺紅布挂彩，並限期交納，否則後果將由苗衆承擔。苗民無奈，聽聞石板溝大龍潭有一韓傑老師善書公函呈文，爲民解冤。於是差人前來領之而往。韓老師到達後，不顧勞累遂於主人家小豬廄樓上簡陋的床頭邊書函上訴至武定九廠區公所和縣府。不日，上面勒令地方保甲長查清了此案，苗族獵戶擺脫了糾纏。爲此，該全村感恩不盡。 一次，松包林苗族子弟被征入伍，前來求助。韓先生亦根據其家境及兄弟情況，及時呈書募兵委員會上訴而解除對其之徵召。 又一次，西波田苗民被地主加租加押抽地，迫使苗民棄其好地而背井離鄉，鄉民也遣人來請韓先生書函呈報官府而免遭抽地。凡此種種，滇中七縣苗族人皆無所不知，因而對他倍加敬仰。在他創辦大龍潭神學社六周年的慶歌會上，主事人就簡明地向民衆講述了韓傑的這些事迹。 一九三七年以後，由於其二兒子韓興才於重慶初中畢業回鄉並擔任大龍潭學校校長，入學學生倍增，官府也更加重視。富民縣文教局爲了保障該校師生正常教學秩序，將韓先生創辦的學校以“私立時雨小學”的校名登記備案於縣教育局。此事立即遭到教會牧師的反對，並且取消了韓傑先生在大龍潭學校的職務和工薪。但韓先生屹然自養、自立、自傳，把初小的教學擔當起來。他對老師說：“我把學校向政府備了案，挂了‘私立時雨小學’的牌子，是受到政府保護的，是合法的，別人不要我就算了。”韓先生帶領學生們開荒種地，增加收入以補助學校開支，減輕學生的負擔。 一九三九年夏，雲南區會不得不收回前令，要求韓傑先生返回安息會。韓先生提出：“大龍潭小學對政府的教育用“私立時雨小學”，對教會則用“大龍潭兒童生活團”之名舉行活動，學生畢業後必須允許他自由進入國家辦的學校繼續升學等，作爲返回條件，區會欣然應允。 一九四○年的暑期，富民縣教育局舉辦了暑期教員訓練班。韓傑先生的二兒子和三兒子代表時雨小學的教員參加，學習結束舉行了會考，他二人成績名列前茅，在當時縣內的教師中傳爲佳話。韓傑知道後很高興，他說：“你倆讓我想起當年南京行的榮耀情景。我們苗族在中華各民族中乃是很聰慧的，只可惜我們苗族民衆很貧困罷了，可憐啊，可憐我苗族。” 一九四一年，富民縣政府舉辦了學生運動會。時雨小學代表隊競賽成績優異，榮獲“民族之光”的獎旗。 一九四三年春，韓傑又在時雨小學主持滇中苗族小學生體育運動會。學校周圍的內地會、自立會和安息會三十多所教會小學一千二百餘名師生參加了運動會。每個代表隊入場時都有軍號手二人奏號爲前導，齊步入場，東道主小學也吹起軍號、樂號列隊迎接。開幕式上三十餘對軍號齊奏當時的敬禮號，嘹亮的號聲在石板溝地區方圓十里的上空回蕩。使得主席臺上安息會雲南區會的外籍牧師讚歎不已，到場觀看的苗族群衆更是振奮不已。 一九四六年三月大龍潭時雨小學升格。“大龍潭兒童生活團”更名爲“滇中區兒童生活團”。轄富民縣馬場，武定縣大坪子、松包林初級小學；祿勸縣大松園初高級小學和六塊、羊槽初小；羅次紅土山、祿豐天心堂、尖山三個初小及尋甸西波田初小等。每年年末皆集中於大龍潭時雨小學或昆明北門街區會內培訓。至此，安息會和學校在苗族地區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大龍潭小學經歷了二十四個不尋常的年頭，共畢業了十一屆學生後由富民縣人民政府接收。一九五三年時雨小學光榮地被命名爲富民縣第四中心小學。 韓傑先生除了以教學爲主，還經常參加家庭生産勞動。除此而外，他還長期堅持寫作。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了《花苗史略》書稿，共計十三章兩萬餘漢語古文的史迹資料，全部用毛筆小楷書寫。不僅如此，他還創作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歌曲，以此喚起民衆的覺醒，奮起直追。例如《苗族，趕快起來》裏寫道：  X'¡ E¦ P? A? J³ , Y? 'M? NE× K� E?,TÓ C? E? NT? P? ND'» NA¢ T? CÍ Fµ. TÓ C? Y? 'M? Q? P? T�. X� D� X¶ L? WÕ. C? C? Y? 'M? IÌ' PÕ Q? J? L·, Q? J? L·. W'? L? MÍ X¶ L? Y? WÕ, IÌ' PÕ D'? Zµ H? NP� H? W� M? A? T'?.漢語譯意 爲“一九○四年，苗族信基督，從此讀書知道世界大事件。從此苗族變了新樣，會跟著別人向前跑，苗族苗族快醒來，團結友愛一條心，勇往直前不回頭。”）另外一首的歌詞是：“起來，趕快起來，全體苗族同胞們，無論是男女老幼，不管你來自何方，大家都要學文化，苗族才會有希望。” 在創作的同時，韓傑還翻譯了大量的書籍和詩歌。 一九四二年，雲南區會在安寧長坡新莊租得李芳七、八間舊房，創建了雲南三育研究社，實行工讀制。所謂“三育”即靈育、智育和體育。以教會教規教義及其歷史爲靈育；以國家出版的教科書、文化知識爲智育；體育設農場、縫紉、奶場和印刷四個生産部門。 從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先後擔任過印刷室主任的是張宗傑和韓興智，韓興智還兼負責印刷技術和校對。苗文翻譯和編輯工作則由韓傑先生承擔。在學校學習並從事苗文排版印刷的苗族學生有馬世明、王福昌、韓德先、張興德、張朝富、張志光、龍複明、張德福等。參與印刷的還有墨江等地教會來的彭天錫、彭天恩、徐懷昌、白世寬、陶發生等景頗族、佤族學生，以及貴州畢節來的胡金華、龍運蓮等學生。 雖然三育研究社先後搬遷過幾次，但在安寧辦社期間，印刷部爲我苗族同胞學習自己的文字立下了汗馬功勞。從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印刷社排印過的苗文（柏格理苗文）由三十二開本《聖道綱要》、《使徒行傳》各一千冊，《頌贊詩歌》三十二開本二千五百冊。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間，因各地教會苗族教友日益增多，苗文書籍需求量隨之增加。因此，又印刷了《頌贊詩歌》第三版四千冊，《聖道綱要》一千冊，並且複印了尋甸縣柿花箐王宏道收集整理的唯一的《苗族古詩》三十二開本一千冊。 印刷這些苗文書籍所用的苗文鉛字兩副四號，分別是一九四一年由美籍牧師汪和仁從上海買來，及一九四八年由美籍牧師郝維廉從上海買來。 雲南三育研究社在安寧期間開展的苗文書籍印刷，不僅在安寧，就是在全省範圍內也屬於創舉。因爲它是我們苗族歷史上第一次由苗族自己掌握印刷技術用自己的文字印刷出版自己文化書籍的起點，它改變了原來木刻、油印、石印的技術缺陷，爲後來省內苗文鉛字排版印刷積累了很好的經驗，也爲普及和推廣苗族文化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一九五二年十月，雲南三育研究社由雲南省教育廳正式接收。教職員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排，有的分配到大專院校或中小學繼續工作。學生有的保送到醫學院、雲南民族學院及師範學校繼續學習。而韓傑先生的三兒子韓興智和印刷室全部財産一併劃歸雲南民族學院。   八、奮鬥不止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因韓傑先生的二兒子韓興才和三兒子韓興智兩家調去雲南三育研究社，韓傑就回大龍潭幫助妻子料理家務，但仍時常抽空到學校查看。昆明和平解放以後，韓傑先生毅然辭去教會職務，到冷水溝開荒種地，重新開發這個被人們遺棄的山頭。 冷水溝，即西山區明朗的硯臺村。在一九二六年間就有潘正道等十七八戶苗族先後在那裏居住，並在一九三六年開辦了教會和學校，學生二十餘人。抗戰期間，駐紮在高嶢和安寧的國民黨軍隊每日都會到冷水溝抓雞打狗拉羊，群衆無奈於這種兵禍，只得四處奔逃于安寧、祿豐等地。因此，在解放前夕韓傑先生決定再次開墾冷水溝的時候，那裏已是一片荒涼，野狗成群，野豬和豹子隨時可見，人們就把這裏叫作“野豬窩山”，在那裏一起開荒的只有張馬可一家和韓先生。他的全部財産就是一把鋤頭、一把柴刀、一個支鍋的三腳、一口小鍋、一隻碗和一雙筷子。 韓先生在那裏天天上山開荒，腳開裂了他就用自己采的小白芨擦拭傷口，手起泡了他用破布包著，唯獨褲腳破爛呈荊荊條條他無法解決。因爲妻子不在身邊，又沒有多餘的衣物，褲腳荊條與泥土混合凝結成小泥坨坨，就像婦女錦衣上挂的銀鈴一樣，但他毫無怨言，他仍堅持和張馬可二人去找明朗魯塔農會商量，請他們上山走一走看一看。張家出羊，先生出米和油鹽，大家共同吃了一頓飯，隨後即達成協定，得以耕種冷水溝。一九五一年土改時，韓先生把冷水溝改名爲硯臺村，這個地名一直用到現在。此時，政府號召大種棵松，韓先生便帶領張馬可、王禮德、馬新民、張光理等五六家人在村子背後的小山坡上種起了棵松。他心裏充滿希望，對大家說：“這個雜木林山包，我們種上這些棵松，二三十年以後，就可以長成林並砍來使用了。下面這塊平地留著今後我們建蓋一所學校，讓每天書聲朗朗。苗族群衆到學校聚會的時候，青年男女要如同金雀銀鴿，日夜歌舞升平，如同彩蝶翩飛、鴛鴦戲水，令人難捨難分……”在後人的努力之下，終於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西山區第四屆民族體育運動會在硯臺舉行，韓傑先生的遺願實現了。 一九五三年，韓傑先生把自己親手開墾並經過土改分給他的土地交給其大兒子韓興德一家耕種，他自己毅然回到大龍潭和夫人一起過著清貧的生活。   九、晚年的歲月  韓傑先生一生爲了讓更多的苗族孩子能上學，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學校裏度過，夫妻總是聚少離多，雙方都很勞累。到了晚年，終於能安心地在一起生活、勞動了。 韓傑的妻子韓張心愛（威甯黑石頭張氏之女），精通苗文，但是不識漢文，一生爲家庭婦女，負責家庭生活。她爲了協助丈夫撫養好八個兒女而默默無聞，辛勤勞作，肩負家庭重擔而無怨無悔。特別是在富民大龍潭期間，爲了解決家庭的照明問題，她經常一人步行一天的路程到羊槽的山上砍背松明，她的女兒也經常到大窩塘、畢祖等處接她。她還經常帶領子女去老人箐等處砍燒柴。保證了全家隨時都有燒柴用。煤油則留給丈夫帶到學校去給學生自習或補課用。他家不吃豬肉，不過韓師母還是養了一些豬和雞賣來增加家庭經濟收入。韓先生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在生活方面，從不遷就他們，而對他的學生的關心則無微不至。在安寧三育研究社時，有一天晚飯後，他帶著夫人和小女兒去散步，路遇裁縫師傅，他就打聽縫一套小姑娘的衣服需多少錢，小女兒心中暗喜，誰知韓先生只是問個行情。又走了一段路，他竟和一個貧窮的苗族學生打起了招呼，並且馬上脫下外衣披在那個學生身上。事後他的小女兒把這事告知她三哥，並感到很委屈。她三哥安慰她說：“父親歷來如此，他對學生比我們子女更重要，我們要理解他，其實他心中一樣愛著我們。” 韓師母一生默默無聞，整天除了勞碌於家務農活外，還得偷閒績麻紡線織布。她有一手靈巧的針線活兒，八個兒女所穿的麻布衣服裙子全是她一手一絲一線織就縫製。她還教會了五姐妹織錦衣的技巧。由於師母無私的奉獻，她的子女從小從沒挨過餓受過凍而生活得很快樂。 一九五八年，韓傑夫婦所有子女均已成家離開父母，但因生活艱苦，韓傑先生已帶病在身。一九五九年他去信給住在硯臺山的大兒子：“我帶病在身，體弱無力，如有糧食，請帶回一嘗而瞑目。”不久，因身體浮腫，無力醫治，於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農曆六月二十三日甲辰之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歲。葬於大龍潭村後面先前買來的荒地之中。 韓傑先生爲人謙和，見義勇爲，樂於助人，是滇中七縣苗族人心目中的一位良師益友。他一生爲民書函訴冤，解民疾苦，深得群衆敬重。他執教嚴謹，以身作則，爲人師表。先生薪俸雖少，但學生的書紙筆墨和燈油長期爲其施捨，總希望能得以培養出更多有知識的苗族子弟，這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爲此，一九八八年省、市、縣各級政府繼修地方誌時，昆明市、西山區、富民縣等地方民族志中，韓傑先生皆被列爲苗族名望人物之一。 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年，韓傑先生和韓師母共同在大龍潭經歷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各種運動。雖然受了很多苦，但都無怨無悔。韓先生去世後，爲了小女兒，爲了帶病的二兒子，韓師母一直堅持住在大龍潭，頂風冒雨，呵護著兒女的身心。到了一九六五年她已年邁無力，才離開大龍潭跟隨大女兒和二女兒兩家住於小風口。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農曆正月二十三日韓師母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四歲，葬於小風口。 韓傑夫婦的小兒子韓興智老師在寫家史時深情地敍述道：“先母一生默默無聞，維護家庭之成長壯大，任勞任怨，只求家父一生事業成功、兒女成人，不求福祿享受。她奉獻了自己的一生，辛苦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如果沒有先母的無私奉獻、堅強支撐，韓家的一切成就的取得是萬不可能的。”師母知恩曉報的兒女們常說：“媽媽的辛勞應當永遠記入我們的家史”。 一位深究滇東北苗族近代百年史的學人認爲，韓傑老師和韓師母的事迹，不僅應當記入他們的家史，還應當記入近代苗族發展史。因爲他們一生不間斷地慷慨施與，所以才使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昆明周邊的貧困苗鄉，出現了數以十計的苗民學校。有一次，這位學人同韓傑老師在雲南省富民縣教育系統工作的曾孫交談時，他有意地發問道：“你我現在能獨自地去那些偏遠山區辦出一所學校麽？”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笑了。的的確確，韓傑和他的夫人在他們的時代創造了一種奇迹，現代人也未必能與他們相比。    注：本篇內容摘自韓興智老師一九九二年五月完稿的《韓傑家史》 作者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撰寫于昆明

石門光華小學第一任校長——楊可荃   楊智勇  一八九六年的中國還處在封建皇族的統治下，但是整個世界的格局已處在巨變的醞釀中。就在這一年的二月八日，楊可荃（又名楊苒蕙）誕生在雲南省昭通府彜良縣龍街鄉一個名叫卓基小寨只有三、四戶人家的苗族［滇東北方言（下同）］小山村裏。在那個苦難的歲月裏，苦難深重的苗族人民無論外面的世界怎麽變化，對新生命的誕生都要慶賀的：人類在艱難的進化過程中總要有新生的力量來接替持續發展和進步的工作。來慶祝的親友們誰也沒有料到，這個還在哇哇哭啼的小小嬰兒，將會成爲他們這支苗族有史以來第一所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裏，人們往往只是祈求平安，沒有人會再奢求更多的事。可是人類進化和發展的規律決定了：一切現象都是暫時的，默默無聞的老百姓或是名揚天下的偉人，都必須在這個進化鏈的運作中發揮做爲個體的作用。在楊可荃誕生的同時，一個將對這支苗族起到轉折性改變的人——柏格理，也正向著他們命運的交彙點運動著。 苗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代遭受統治階級非人的剝削壓迫和殘害。他們的文字以及記載著他們文化和歷史進程的書籍都在幾千年的戰亂和遷徙中無奈地遺失了，苗族先民們更是在刀耕火種的生産方式中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雖然生活條件如此惡劣，可樂觀堅強的苗族人民並沒有放棄對自由的追求、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們用舞蹈、古歌、故事的方式記錄下了自己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變遷，並且以言傳身教的方式代代相傳。由於幾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絕對地封殺了苗族人民同外界的接觸，也因此造成了苗族幾千年來不僅沒有自己的文字，也沒有學習漢文的機會。只是爲了要和團團圍在苗族區域外更爲廣闊的世界交換生活必需品，他們必須學會說講漢語言才方便與外界溝通。楊可荃的父親是一個製作蘆笙的匠人，方圓幾十里地的苗族同胞都稱呼他楊銅匠，由於經常走鄉串寨與人打交道，有了一定的見識和閱曆，他非常清楚不識字的害處。楊可荃有一個哥哥四個姐姐，雖然日子過得非常清苦，他們仍然在這個視野開闊風景秀麗的小山村裏愉快地度過了他們的童年。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日，塞繆爾.柏格理誕生在英國的康沃爾.卡梅歐福特，他的父母和親友也不曾想到這個小小嬰兒長大後會去到一個遙遠的國家傳教，並在那個國家西南部一處窮山僻壤成就了一番高尚的事業。一八八六年柏格理參加了基督教新教的英國衛理公會（即循道會）在我國的傳教活動。一八九二年傳教團由雲南昆明移駐昭通府，一九○四年一群被遺棄在主體民族社會外的人們找到了同樣被當地主體族群排斥的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柏格理在昭通府的傳教工作非常艱難而且進展緩慢）。面對這個原始蒙昧、落後貧窮的龐大群體；面對著這個古老滄桑，即將消亡、即將被歷史遺忘的民族；面對一張張懇切而又焦急的面孔，柏格理內心洶湧澎湃，翻騰著一股莫名地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在遠離故鄉數千英里的中國西部偏僻而又貧窮的山區裏傳教多年卻收效甚微，使柏格理幾乎陷入了絕望。苗族人民的到來和渴求，讓他感覺到這幾年來艱辛的努力、痛苦的等待，似乎都只是爲了這個重要時刻的來臨——成千上萬的苗族群衆急切地盼望著柏格理能到他們中間去傳授上帝的福音。對於居住在崇山峻嶺中過著與世隔絕的苗族人民和居住在昭通府內成效甚微的傳教士柏格理來說，這次不尋常的會面就是他們彼此命運中一個意義非凡的轉捩點。這次會面不僅成就了柏格理的神聖使命，也從此改變了苗族這個支系中許多人的命運。時間過去整整一百年了，我們已經無法去考證最初尋找柏格理的那批先民們是基於怎樣的一種心理考慮，又是克服了多少來自外界和內心的障礙才找到了柏格理？但是可以肯定，那必定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最初的耳聞，長時間的觀察、瞭解，相互之間的質疑、爭論……今天，我們在緬懷柏格理先生的同時也由衷地感謝那批勇敢的苗族先民：因爲他們大膽的想法和勇敢的行爲不僅僅幫助了陷入困窘中的柏格理，更是在滇東北這支苗族生存和延續的道路上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我們今天必須客觀辯證地來看待這段歷史：沒有苗族這片貧瘠待墾的土壤，柏格理這位上帝的使者所帶來的種子就無法得以生根開花結果。正是由於這片貧瘠土壤的引領，才使得上帝的使者——柏格理，能得以在此耕耘、播種，並最終成就了他這個使者神聖的使命。如果沒有柏格理的出現，柏格理沒有一個神職人員真正的敬業精神，就不會有這段歷史發生，苗族人民們也將在黑暗中茫然無助地繼續摔打五十多年，那套柏氏苗族文字不用說就可能永遠不會出世了。正是由於柏格理和這支苗族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發展，才有了這段永遠令人緬懷的歷史。 一九○五年，在雲南昭通和貴州威寧苗族區域尋訪的柏格理，經過多次的努力，終於從一個彜族地主手中取到了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這塊土地的使用權，決定在這塊土地上建造基督教堂，向貧困的苗族人民和更多渴望得到上帝福音的群衆傳播基督教福音。爲了傳教的順利進行，也基於在傳教過程中柏格理看到了苗族人民渴求文化知識的迫切心情，柏格理決定在此地建立一個面向苗族人民和信教群衆的教育場所，並將其命名爲“光華學校”。那時，昭通的鍾煥然、李約翰、李司提反（李五）等漢族信徒也追隨柏格理前往偏避的石門坎，擔任起“光華學校”的第一批漢語言教師。滇東北方言的苗族幾千年來有了第一所學校，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同時也是天大的一件憾事！——喜事是：幾千年來的禁錮被解除了，苗族兒女們終於有了求學上進的機會和場所；憾事是那個年代，在中華民族自己的國土上，苗族人民能有這樣的求學就讀的機會和場所，必須得到和依賴於國外宗教勢力的護佑。我們不論及教會的最終目的，我們只論及他們的行爲以及這種行爲帶給苗族的是怎樣的一種影響？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的國人們對待苗族是怎樣的一種態度怎樣的一種行爲，他們給予和他們同樣古老同樣悠久的苗族的是怎樣的一種影響呢？兩相對照，我們不得不深表遺憾，不得不爲那些標榜自己就是“東方文明古國”文明代表的人們感到遺憾：他們自始至終都未能理解“文明”爲何物。 無論怎樣，在當時相當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誰會來干涉苗族人民讀書上學的事了。苗族人民爭先恐後前來就學，令柏格理震驚的是：許多二、三十歲的漢子也與七八歲的孩子們擠在一起專心而又認真地聽老師講課，柏格理這裏不光光是感動了，而且從心底第一次深刻地體會到了基督教教義的真正精髓所在——拯救萬民於黑暗的水火中。宗教家畢竟不是政治家，他們只能用宗教的力量去改良人們的靈魂，不能像政治家那樣用革命去改變世界。柏格理於其時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自己一生的價值所在後，自始至終就奮鬥並獻身於他自己選擇的這個事業裏——用基督的力量造福於苦難的苗族人民。他們從石門光華學校中抽調並選送了一批批優秀的苗族青年去更高等的教會學校深造，待他們學成歸來後便都成爲了苗族後繼教育的骨幹。楊可荃就是其中第一批被選送的苗族學生，也是第一批回來執教的第一代苗族教師，出於石門教區對學校教育成效的考慮，又指令他擔任石門光華學校的第一任校長。柏格理成就了一位神職人員或是一個正常人都難以做到的事業：他在成就了自己使命的同時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至少他讓身處在最黑暗角落裏的苗族人民看到了遠在天國的上帝的一縷福光，可重要的是：他的到來以及他的所作所爲讓苗族人民看到了人性的一絲光明——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歧視苗族，還有人在關愛、在幫助他們！柏格理對苗族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爲這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制了一套文字：自從把傳教的重心轉向苗族區域後，柏格理就努力學習苗族的語言，爲了傳教方便和聖經的普及，他萌生了爲這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制一套文字的想法。經過長期的思考和研製，根據多次失敗的教訓，柏格理提出了創制苗文新方案的設想：能表達苗語的發音規律，每字筆畫不超過五畫。基於這個原則，又得到張約翰（苗族）的建議，決定用苗族服飾上的某些花紋和圖案共同組成苗文字母。這套文字研製成功後，教會編印了《苗文基礎》、《苗族原始讀本》等教材，開始在教會和學校推廣。柏格理又在楊雅各（苗族）的幫助下，用這套文字翻譯了苗文《聖經》，在整個教區加大了這套文字的推廣和普及力度。時至今日，雖然另有一套拼音版的苗文問世，可苗族人民卻更加喜愛更加鍾情於這套陪伴了他們近百年的柏氏苗文。 一九○六年的一天淩晨，十歲的楊可荃在睡夢中被父親叫醒，在夜色迷蒙中跟隨父親走出了家門，這一走就是一整天的路程，他走進了石門坎光華學校的大門，成了幾千年來第一批走進學堂讀書的衆多苗家子弟之一，看到許多已是幾個孩子父母的成年人都在如饑似渴地認真學習，楊可荃幼小的心裏不僅爲之震顫，而且更堅定了他努力學習的決心。因爲他知道自己能來到這裏讀書實屬不易，家裏的哥哥、姐姐們誰不想來讀書呢？在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清楚，到這裏讀書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他們更清楚不識字給生活帶來的諸多不便。楊可荃學習刻苦，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五年裏，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由於積極認真、成績優異的緣故，一九一一年楊可荃、楊榮輝和王定安三人被教會選送到北京清華學校去深造。英國傳教士王樹德負責把他們三人送抵北京，當他們一行經過長途跋涉趕到四川敘府（宜賓）時，不幸接到學校停辦的電報，無奈之下只好折身重返石門坎。 一九一三年，楊可荃再次被教會選送到四川成都華西學校深造，這次一同被選送的同學有王愛福、王快學和王鳳鳴三人。鍾煥然老師和楊雅各先生負責這次行程，他們從石門坎步行到四川成都，緊趕慢趕地也足足走了一個月。因爲交通不便，路途中又隱藏著許多不安全的社會因素，所以楊可荃他們四人到了華西學校後就必須待到畢業才能回家。楊可荃十分清楚能到這裏來讀書學習實在是苗族人民幾千年來獨一無二的幸事，不只是爲了自己，更是爲了石門坎的教育、爲了苗族的前途和命運而讀書。爲了不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不辜負石門教會的重托，楊可荃學習刻苦，他如癡如醉地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裏。在成都華西學校裏楊可荃接觸到了在石門光華學校裏不能修習到的許多學科，諸多的完全陌生的知識吸引著求知欲旺盛的楊可荃：國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體育、美術、音樂等學科都令楊可荃眼花潦亂欣喜若狂。他非常珍惜這次機會，忘情於求知欲得以實現的喜悅中。在課餘時間裏楊可荃閱讀了大量的能找到的各種書籍，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等名著都是陪他渡過大多數課餘時間的夥伴。楊可荃並非單純地只知讀書，他非常清楚身體的重要性，所以他沒有忽視體育。他非常喜愛足球運動，常常在踢球時忘了吃飯。同時，音樂課也很讓他著迷，經過努力他完全掌握了五線譜和鋼琴的彈奏法。四年時間轉眼就快要過去了，在這四年裏他們四人的生活及學習費用全由教會墊付著，大家都希望能夠學以致用，能爲基督教教義的傳播和民族教育貢獻力量。 一九一七年，經過四年寒窗苦讀，楊可荃以優秀的成績從華西學校畢業了，回到石門坎後，他們才知曉：致力開創並奉獻了全身心力于石門坎基督福音的傳播和文化教育的關鍵人物——柏格理牧師，已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六日在石門坎去世了。楊可荃他們非常悲痛，每一位來過石門坎的苗族同胞都不會忘記苗族人民在這短短十年來的種種變化，以及因爲這種變化而帶來的各種惠益。楊可荃忍住悲痛，爲了復興石門光華學校的教學和管理工作，他接受了教會的委託：擔任石門光華學校第一任校長。 苗族同胞們幾千年來一直都過著自由散漫沒有紀律約束的生活，爲了不辜負教會的重托，也爲了能徹底扭轉同胞們散漫的生活風氣，楊可荃上任初就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即嚴明的紀律、嚴謹的教學和嚴肅的態度。他希望通過嚴格的管理能刹住石門學校內一些老師的自由散漫之風，可這一來就使得很多人一時之間適應不了他的這種管理方法，都不理解他爲什麽要跟大家過不去。楊可荃在課堂上對學生是嚴厲得近乎刻薄過分，在課後對學生們卻又是有如父母般的關懷和愛護，學生們對他是又怕又愛。對老師他就不光是在學校裏嚴格要求他們，在生活中更是嚴令他們做到爲人師表。有人勸他：“你又何必這麽做呢？惹得大家不高興不說，還弄得誰都不舒服，你自己不是更累。不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誰都不得罪。”可楊可荃深知：苗族要擺脫貧窮、落後和受欺壓的困境，首先要徹底改變幾千年來養成的自由散漫之風；有了好的風氣，才能有好的學習環境；在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裏就學，才能有好的學習收成。只有掌握了科學文化知識，苗族人民才能逐漸改變被動挨打、受欺壓、落後貧窮的苦難日子。所以，楊可荃並沒有人云亦云的改變自己的做法，因爲他相信：多數人是希望改變命運希望越變越好。只有少數人是害怕被改變，因爲他們鼠目寸光、安於現狀，他們就只看到個人的一點恩怨得失，而看不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在這些人的心裏只有自我的私欲，他們根本不會顧及民族大義。所以，他不光自己率先做到，還嚴格要求每一位教師都要做到一絲不苟、嚴肅認真。他認爲：“學生不好壞一個，教師不好壞一幫。”一個學生學不好，只能害到自己；但一個教師教不好，那可是要危害一片的。所以，楊可荃對教師的管理就比對學生的要求來得更嚴，絲毫不顧及一些人的情面，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可他依然我行我素，一些人又怕他又恨他，可是短時間內又拿他沒辦法，都想找個機會讓他離開校長這個位子。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方，以及任何一個人，都在其本質的發展過程中充滿著矛盾性和統一性。人們只有在和正與邪、善與惡、進與退、強與弱、盛與衰、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等等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事物做鬥爭的過程中，才能對客觀事物有正確的認識及覺悟，才能把個人或群體的思想統一到一個高度、統一到一個共同的出發點上來，才能求得更好地進步和發展。但是，這個與矛盾做鬥爭的過程是個非常困難、非常艱辛、又是非常漫長的一個過程：有時彼占上風，有時此占上風，有時又是彼此都分不清的狀態，這種情況下就要看誰熬得起耐得住、分得清辨得明，看誰能經受住時間和歷史的考驗了。  楊可荃老師、楊師母與他們最小的內弟和長子（楊體耀提供） 石門坎與它西南部的昭通府之間僅一山之隔，路程約三十五公里遠。然而，這兩地的氣候條件卻截然不同，昭通地處高原平壩，四面重山環繞，晴多雨少較爲暖和乾燥；石門坎坐落在雲南昭通與貴州威寧交界處的大山間一處峽穀上，此地盛産無煙煤且地下水甚爲豐富。東北面向昭通的彜良縣, 西北背靠薄刀嶺猴子岩，正是南下冷空氣和北上暖濕氣流的交彙地，每一年的春夏秋三季，雨多晴少較爲濕潤。可是整個冬季卻異常寒冷，石門坎的東北面異常空曠，沒有大山可做屏障，又處在峽穀的頂上，寒冷刺骨的北風在此要肆虐整個冬季。這裏地下水豐富較濕潤，所以石門坎的冬天，冰雪多結冰期也長，生存環境非常的惡劣。可是樂觀好強的苗族人民卻用歌聲和笑語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種種陰雲。是的，在苦難的歲月裏、在惡劣的環境和艱難困苦的逆境中，外界的一切不如意已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了，不把內心的沮喪和痛苦宣泄出來，再強壯的人都會被壓趴的。宣泄的方法有多種，有的向人傾述、有的痛哭、有的借酒發瘋……苗族人民愛唱歌、愛跳舞，他們就是用歡歌笑語的方式驅散了所有的痛苦和不如意事。只有那些在苦難中昇華了苦難的人們，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強者，只有他們才配做生活的主人。一個在任何的境遇、任何的艱難困苦中都還能歌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柏格理和他的夫人在此見證了這支苦難深重、倍受殘害、受盡無情剝削與壓迫的民族身上那些令人驚歎的樂觀精神，他們與衆多的苗族人民們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年時間，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生活怡然自得，他們也是樂觀和勇敢的，在他們身上不也湧現出了多麽可貴的人性光輝嗎！楊可荃在石門光華學校執教時曾就那裏的冬天創作過一首兒歌，並在石門地區廣爲流傳，歌詞大意是這樣的：“早晨起來看，冰雪白皚皚，恰似冰糖樣。大家都把板凳騎，滑來滑去快如飛，突然摔一交，大家樂得笑哈哈。”短短的一首歌使我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期歡快熱鬧的滑雪場景。很多時候，能讓人們永遠牢記、永遠刻骨銘心的事，恰恰是那些曾經的苦難，正是在苦難的歲月中我們才得以茁壯成長並最終成熟起來。正如鳳凰涅槃，只有經過苦難之火的洗禮，才能獲得真正的力量。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雲南省尋甸縣功山鄉朵瑪嘎的教會學校向石門坎教會申請，希望能給他們增派兩名教師。在那些怨恨楊可荃的人們的唆使下，石門教會派遣楊可荃跟隨楊芝先生赴尋甸功山朵瑪嘎教區學校任教。楊可荃壯志未酬，雖很無奈卻也豁然，他清楚地認識到：許多事都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就能扭轉的，由其是幾千年的陋習更非一朝一夕就能輕易更改。楊可荃坦然地收拾好行李隨楊芝先生一同前往尋甸。楊芝年長楊可荃二十一歲，倆人同是彜良縣龍街人，又是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先後到石門光華學校讀書的。由於楊芝能講苗、彜、漢三種語言，所以僅讀到二年級，教會就安排他傳教了，這時楊芝已在尋甸傳教多年。他們走的時候正是初冬時節，當時匪患嚴重沿途很不安全，一路上只能與那些擁有槍支來往經商的馬幫結伴同行才能安全抵達目的地。楊可荃這一去就在尋甸教了四年書，並深得彜族同胞們的喜愛和尊敬，不過對於楊可荃來說，那也是倍受煎熬的四年：日子雖說過得輕鬆愉快，可他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挂念著家鄉的父老鄉親，不在思慮著本民族的教育和復興。隨著石門教會在學校教學方面的需要，楊可荃又被調回了石門坎。 楊可荃被調回石門坎後，曾被派往原屬威寧縣的葛布教過幾年書。隨後的二十年時間裏，楊可荃曾在彜良縣毛坪鄉咪咡溝小學教書，他也是咪咡溝小學的第一任校長。那個時候的教師是沒有工資的，教師們的生活來源全靠每一位學生交上來的學費才得以維持，當時的學費就是每一個學生一個學年（兩個學期）交三十公斤左右的包穀而已。學生多的時候，交來的糧食勉強能維持教師們的生計；學生少的時候，每一位教師都得自己從家裏帶糧食，才能維持正常的教學工作。所以，那個年代在那個地方做教師是一個非常清苦的職業，若是沒有捨己爲人的獻身精神，是幹不了、也做不好的。 楊可荃治學嚴謹，教學成果突出。當時以石門坎教區爲中心的教會學校中只有石門坎設有高小部，其他的分校都只辦初小部，初小升高小的學生都必須到石門坎參加統考才按成績錄取。每年楊可荃率咪咡溝小學初小畢業班的學生們到石門坎參加統考，咪咡溝小學的考試成績都是所有學校中最好的。後來，咪咡溝小學設立了高小部，附近的學校到咪咡溝來參加統考，可是第一、二名還是出在咪咡溝小學裏。那個時候人們對排名次非常重視：哪年哪個學校考了第一，誰又考了第一名。這些消息都是人們津津樂道、樂於傳播的事。誰考了第一，他本人光榮家長光榮，教師光榮學校光榮，連帶那個地方也光榮了。 楊可荃教了二、三十年書，可謂桃李滿天下。三、四十年代的讀書人，成了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骨幹，有一些人還成了社會的棟梁。解放後，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國家極其需要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基層幹部，那時彜良縣的縣長、縣委書記等諸多基層骨幹，都曾是楊可荃的學生。儘管他穿著破爛，但是無論走到那裏，無論哪個民族，男女老幼，幹部或百姓，都會熱情地尊稱他：楊校長！ 四十年代初，有一次國民政府的縣大隊要去奎香，走到咪咡溝時天色已晚，他們要去學校借宿，俗語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可是楊可荃堅決地回絕他們說：“學校就是學校，不是兵營。學校有學校的管理，兵營有兵營的制度，咱們是互不干擾、互不侵犯。”硬是不給住宿，儼然把那些國民黨兵拒之門外。三十年代中期，彜良縣毛坪鄉貓貓山一個姓羅的地主請楊可荃去當家庭教師，教他子女學英語。在當時那個黑暗的社會裏，做地主的家庭教師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事。楊可荃本不情願去，可想了又想，還是答應了羅地主。當時，很多人不理解楊可荃爲什麽這麽做，楊可荃嚴肅地對他們說：“從本意上來說，我是不願意去的。可是，這些地主本來就是以白眼看待我們窮人，壓根看起我們苗族人。我不答應他，他就會認爲我膽怯害怕，沒本事，從此會更看不起我們苗族人，更欺壓我們窮人。我去，不是貪圖他那點待遇，而是要讓他見識我們窮人、我們苗族人的智慧和本事。”楊可荃知道沒有多少人能理解他的話，可他還是毅然走進了羅地主的家門。 那個時候，不光羅地主想看楊可荃的本事，那些不理解他的同胞，也在等著看熱鬧。第一天上課的時間早過了，等在課堂上的楊可荃久不見羅姓子女到來，就明白了羅地主的用意，他覺得很可笑：羅地主聘請他來執教自己的子女，卻忘了他是一個以“嚴”治學的人。當羅地主的子女懶懶散散地走進學堂後，楊可荃沒多說什麽，只是叫他們靠牆站好，用戒尺挨個地懲罰。羅地主在外面看見了，又是心痛兒女又是敬佩楊可荃，從此對楊可荃是另眼相待，對他的生活待遇也做了最好的安排。窮苦的苗族人民在地主眼中的地位從此有所改變，至少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目中無人蠻橫無理地對待苗族群衆了，在態度上和緩得多了。 以羅地主莊園爲中心，方圓十幾里內有很多苗族村寨，如：樹木棵、銅廠溝、簸箕寨、石頭寨、蘆茅寨等。楊可荃是一個喜歡交友且又善長交談的人。每個星期天，在羅地主家中閑著無事，他就去附近的苗族村寨找老人們玩耍暢談。羅地主要備人馬接送，楊可荃是善長騎馬的，所以只要了馬，謝絕了讓人陪的安排。一個人騎在馬上可以隨心所欲而行，更少了許多羈絆。一個星期一個寨子，不知不覺三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幾十年來，他的這些事被附近村寨的老人們傳爲佳話，提起當年的事，他們都感到無比自豪和驕傲。的確，雖然在那個年代，楊可荃不能靠一個人的力量獨自去改變或扭轉土豪劣紳們對待窮苦老百姓的專橫態度和欺壓風氣。然而，正是從他身上，土豪劣紳們看到了他們從來就看不起的窮鬼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在改變，而且越變越強，不得不讓他們刮目相看。由此，土豪劣紳們也不得不改變他們對待苗族人民的態度，都儘量親切些，語氣都儘量和善些。所以，苗族的老人們都因爲楊可荃的這番作爲能有這樣的成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四十年代中期，楊可荃去昭通看望在昭通明誠中學讀書的大兒子楊體福時，除了鼓勵他努力學習外，還特意叮囑大兒子和另一個苗族學生張銀忠一件事：“只需自己努力向學，不必每考都爭第一。你們就算全懂全會，也要藏拙，故意作錯一些題丟一些分。”看著兩個孩子眼中充滿疑問，楊可荃沈痛地告訴他們，二十年前，苗族女孩王雅麗就是因爲在成都華西學校上校時，因爲學習成績特別優異而招人忌恨，被人暗中下毒害死在成都。身在那個年代，苗族在其他人眼中是個低劣的民族，沒有人願意被這個“低劣”的民族給比下去，可是他們憑自己的實力又比不過，只有採用卑劣的暗害手段去達到他們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楊可荃鄭重地告誡兩個晚輩：在這個黑暗而又不平等的社會裏讀書學習、工作和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懂得自保的策略！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學以致用，才能爲自己的家庭、爲民族作貢獻。聽著老師和老校長的語重心長，張銀忠不覺回憶起一件往事：那是小學時候的一個假期，他因爲對打珠算很感興趣，就鼓起勇氣去到楊可荃家裏，請求楊可荃教他有關珠算方面的知識。他不曾想到楊可荃欣然應允，更想不到的是，在楊可荃深入淺出的講解下，他跟楊可荃的兩個兒子楊體福、楊體榮僅用了幾天時間就完全掌握了珠算的加、減、乘、除法，楊可荃還額外教了他們五線譜知識，經過幾天的練習後他們幾個人就能應用複雜的四聲部和聲來進行合唱了。雖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可那的確是非常輕鬆快樂的日子。想到這，他又結合自己出來讀書的經歷，感覺真是這樣的：對於苗族子弟們能出來讀書，人們雖然不說什麽，卻從眼光中透出來自骨子裏的歧視。在一個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不開明的社會裏，不光統治者們洋洋得意地自認爲高人一等，就連那些奴性十足的平民們都抱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去看待比自己還窮困潦倒的人群，在比自己還貧窮的人們面前，想當然地他們也是高人一等啦！這就是人類劣根性——一種在完全意識形態上還末進化，還殘留著的一些動物本能特性的行爲。“弱肉強食”是自然的規律，“欺善怕惡”是人的行爲。人是高級動物，從生理心理學和行爲心理學的角度來剖析人的這種行爲時，我們不禁黯然神傷：人的潛意識中仍然殘留著一些動物本能特性的資訊，這些資訊就是載入在我們生命之鏈的遺傳基因“DNA”中。也就是說，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要受到“弱肉強食”這條自然規律的制約，都要受到從遠古遺傳至今的動物本能的影響。這些現象在短時間內是無法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的。人類只能盡力著眼於改善大環境中的主流方向，做爲個人這種小環境來說，只能靠自我的覺悟和抑制去克服和戰勝這些動物本能行爲的陰暗心理了。 石門光華學校選送出外進修和深造的苗族學子們，有在成都因遭人嫉恨被人毒殺的王雅麗、石門光華學校的第一任校長楊可荃、第三任校長吳性純（苗族歷史上第一個醫學博士。一九二九年畢業回鄉創辦了“平民醫院”，後任職於昭通人民醫院。）、第四任校長朱煥章、第五任校長楊漢先、另一位醫學博士張超倫（貴州省首任衛生廳廳長。）以及王建明和王建光兄弟倆，還有許許多多的苗族學子們在此就不——細舉了。在苗族能進校求學這短短三、四十年時間裏，靠著教會的資助，憑藉自身的刻苦努力，短時間內湧現出許多的優秀人才，這說明瞭什麽？這只能說明：那些把苗族說成“食古不化，愚頑蠢笨”的人們是在何等地誤導大衆，是懷著怎樣險惡的用心！被愚弄的大衆根本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他們又怎能明白事情的真象呢！是的，他們是比苗族優越，這個優越性也是他們自以爲高人一等的主要原因。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他們自以爲高苗族一等呢？說穿了，就是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這兩個方面讓他們充滿了優越感，令他們自以爲高苗族一等或幾等！確實，苗族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怎能跟他們相比，天堂本來就不等同於地獄！寫到這，猛然想起一件真實的事：一個女孩正在看電視，新聞節目中正播放著這樣一條海外報道，報道中說‘最近，非洲的一些國家又有災民死於饑餓…’，看到這裏，小女孩不解地問媽媽：“他們怎麽不吃飯呢？”小女孩是因爲年幼，她只能對她身邊的環境起感應，她無法瞭解非洲的地理狀況，更無法理解：這些人爲什麽會餓死？她的理解力還未能成長到理解這些複雜問題的程度，問出這樣幼稚的問題，是因爲她本來就幼稚。可是在我們身邊像這小女孩般幼稚的成年人還少嗎？身處地獄的人可以想像天堂的美好，可是身在天堂的人又怎能明瞭身處地獄者的疾苦呢！苗族人民正是憑藉自己勤勞勇敢的精神，主觀能動地集合群體的智慧和力量，充分發揮各自的才能，才在生存環境險惡、生活條件低劣的崇山峻嶺中頑強地存活了下來。這種頑強拼搏的精神已經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每一個人的心中，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們能在相同的學習環境中脫穎而出。正是因爲這種優秀才使得苗族一個優秀的青春女孩王雅麗被人下毒謀害了，也是因爲這種優秀，給苗族引來了更多的惡語中傷。這些又怎能嚇唬住從深山野嶺中拼搏而出的苗族人民們呢？滿目滄桑、飽經風雨的苗族人民在追尋美好生活的征途中，已見慣了這些手法，聽慣了這些惡語中傷。爲了明天的幸福美好，苗族早已經準備好了要在今天就付出代價。 楊可荃雖然是教學管理和教育工作中的行家裏手，可是在當時那個黑暗而腐敗的社會裏，他有力無處使，有才無處施。無奈之下他四十六歲那年就棄教回家務農了。他回家以後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來開荒，擴大耕種面積。他很講究深耕細作和施肥，懂得農作物輪作和套種的方法；做農活也像教書一樣細緻認真而且管理嚴格：如犁地、鋤草、薅秧等都要嚴格把好質量關。他著手改良農作物和家畜，放牧養畜方面都要去遠處尋找良種配種；糧食也是經常到很遠的地方去換種來種。在那時的農村，沒有任何醫療條件可言，大小疾病全都用草醫草藥醫治。在幾十年的社會實踐中，楊可荃積累了幾十種草藥單方，一般的常見病自己就可以治療。他很開通，並沒有將這些藥方藏起來秘而不宣，而是廣爲告知給親朋好友、鄉裏近鄰。因爲大家生活都很困難，有個病痛什麽的也請不起醫生，抓不起藥，有治病的方子，大家就免去了許多苦惱。而且，他還不厭其煩地告知大夥這些藥長的什麽樣，生長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采藥最好，入藥的是那個部分等等。 楊可荃一生多才多藝，從成都華西學校畢業回到石門坎教書後，他並沒有忘記在華西學校學到的各門知識，課餘時間他帶領同學們開展各種體育運動，假期他給感興趣的學生傳授各種知識或是教會他們一些生産和生活技能。楊可荃不光喜愛唱歌喜歡教歌，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創作了不少歌曲，可惜多數已失落了，只留存著他回家務農後創作的幾首。他作的歌曲都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具有很強的時代氣息，四十年代初創作的一首《種糧人》的歌詞中這樣寫到： “布穀鳥”齊歡唱，冬去春來暖洋洋。放下機杼和針線，人們開始耕種忙。不圖安逸和富貴，只盼秋天多打糧。日夜操勞不停閑，肩挑背扛不嫌髒。清明過後忙撒秧，頭頂烈日和雨狂。就怕莊稼花不揚，來年生活鬧饑荒。” 那個年代，農村的生産勞動是沒有什麽複雜的環節和科學性可講，人們只是按照幾千年來諳熟的常規來安排生産勞動，除了自己多辛勞外，莊稼收成的好壞大多要看一年的天氣情況來說了。風調雨順的那年，莊稼就有好收成；遇上乾旱或澇災的一年，別講什麽收成了，僅僅剩下的那點糧食，有時連交租都不夠。農民們要看收成的情況來計劃一年的生活，不光承受著統治階級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還得提防著被抓壯丁的危險。四十年代中期，那一年正遇上天氣乾旱，莊稼收成不好，偏又逢鄉保瘋狂地四處抓壯丁，楊可荃的堂哥楊德春和堂弟楊德義兩家即交不了租，又怕兒子被抓去當壯丁，便商量著要搬去雲南昭通與四川省宜賓 交界的鹽津縣避難。時已至數九天，就在一個風雪交加寒冷刺骨的下午，得知堂哥和堂弟兩家當夜裏就要出發時，楊可荃和自己的兩個兒子楊體福、楊體榮圍坐在火塘邊悲傷地作了一首《逃壯丁和苛捐雜稅歌》，待父子三人唱熟時已是深夜了，一家人連夜趕去爲他們兩家送行。楊可荃拉著堂哥和堂弟的手悲傷地唱著分別的歌，他們低沈而衰婉的歌聲使得本就難捨難分的人們不禁失聲痛哭。歌詞是這樣唱的： “窮苦百姓啊，天災人禍多，苛捐雜稅又壯丁，抓了父輩抓兒輩，日子怎麽過？扶老攜幼去避難，坡陡路又滑。冰雪齊腰深啊，北風刺骨寒。嬰兒哭來老人病，四野眼茫茫。沿途怎覓食啊，何處得安身？他鄉無親友啊，路險要慢行。窮人生計多艱險，辛苦勞累有誰憐？東方欲曉天更黑啊，春天將至寒更甚。待到春光明媚時，我們來相會。” 歌詞中流露出痛恨社會黑暗的悲憤之情，以及萬般無奈與手足離散的悲痛心情，更寄託了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還有一首頌揚老百姓的功德和勉勵學生們學習的歌，是這樣寫的： “日出和日落，從早到天黑。挖極細耕，撒種勤薅草。常年累月不停閑，風吹雨淋和日曬，都是爲了蒼生。天明朗朗讀，入夜靜靜思。好學多習練，善問討教勤。拿出鐵棍磨針功，增長見識和才幹，也要爲蒼生。” 歌中隱喻：天下一切有關的事物，都必然要依賴老百姓的勞作才能有所作爲，沒有老百姓的辛勤勞作就沒有衣食的保障，人們若是整天都在爲衣食發愁，哪還能有什麽建功立業的雄心呢？歌中還延伸出這樣一個道理：讀書人不應僅僅只是埋頭苦學，更應懂得和體諒老百姓的疾苦，增長見識和才幹後，就算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也要用學到的知識來回報贍養了我們的老百姓。他是多麽希望老百姓們都能過上好日子啊，他更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努力學習，去造福天下的老百姓。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到達西南邊境，國民黨那些未能及時逃離的殘部和土匪大肆燒殺搶掠，殘害百姓。每天都有村寨被搶劫焚毀，人員被殘害殺死，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寧。那時，人們都趕著牲畜到樹林裏或岩洞中去躲避匪患，成天成夜不敢回村寨。二月十五日的深夜，晴空萬裏，皎潔的月光照耀著整個人間。在外躲避多日的鄉親們回到了村寨，躺在自家的床上，緊繃了多日的神經，一下子就鬆馳了，人們睡得從未有過的香甜，一陣陣狂亂的狗叫聲並沒有吵醒沈睡的人們。楊可荃睡在自家豬圈的樓上，他一聽狗咬得很凶就明白土匪來了。他一翻身奔下樓去，邊跑邊大聲喊叫，讓鄉親們快醒來，以防被匪徒放火燒房堵在屋裏燒死。當時他們的小村寨雖然只有幾戶人家，可是，一家與一家卻相隔很遠。他明明可以跑脫的，卻爲了喚醒鄉親們，不惜暴露他自己。由於楊可荃大聲喊叫，引來了一個年輕力壯的土匪追趕，那天夜裏他沒能跑脫，遭到土匪的捆打，還險些被匪徒們放火燒死。後來人們說起那晚的事，都非常感激他，因爲如果那天晚上第一個醒來的人不是楊可荃而是另一個人的話，誰都不敢像楊可荃那樣做，那麽，後果真是無法想象。 楊可荃是個有膽量有見識和處事非常機警的人。身在那個動蕩不堪的年代，爲了不耽擱第二天的教學或是趕上家裏農活，楊可荃經常一個人在漆黑的夜裏奔波著――從學校到教會，從教會到學校；從家裏到學校，從學校到家。那個年代的人們不光懼怕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還非常恐懼傳說中在黑夜裏出沒的各種鬼怪，在夜裏出沒的豺狼虎豹更使人們不敢在夜裏遠行或離開自己的家太遠。但楊可荃爲了趕時間，得經常一個人走夜路，然而從未出過事，所以，許多人們不得不敬佩楊可荃。 一九五〇年底，楊可荃被選爲雲南省第一屆少數民族參觀團成員到省會昆明學習，參觀團住進了雲南省軍區大院。楊可荃可說是見證了晚清政府的衰亡和親身經歷了國民政府從建立走向滅亡的整個過程的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楊可荃有幸與其他代表一起親眼目睹了新興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態度和生活作風，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威武之師關心人民、愛護人民群衆、紀律嚴明、官民平等，對待老百姓和藹可親時，代表們無不衷心讚揚。當時雲南省的第一任主席是陳賡將軍，他親自接見了每位代表並作了熱情的講話。政府在他們參觀學習結束時給每位代表發了一份紀念品，當楊可荃穿著政府給他的新棉衣回到家裏時，他感慨萬分地向家人和親友們這樣說：“教了三、四十年書，在外漂泊了四十多年，從未見過國民黨的縣長，也未曾穿過如此嶄新的棉衣褲。可是這次去參觀，政府不光管吃管住，雲南省最大的官－－陳賡主席親自接見我們，這位陳賡主席還是位令日本鬼子和蔣介石都害怕的著名將軍，可是他對我們可親熱了，問寒問暖仔細詢問我們生産上的、生活上的困難，臨走時還發紀念品，我真有幸在有生之年，能送走兩個腐朽沒落的舊政權，迎來了一個真正爲老百姓造福謀利的新政府。”許多人由此都對新政府有了更深的認識。一九五一年，縣政府籌建彜良縣第一中學時，準備聘請楊可荃去做代數和幾何兩門學科的教學工作。可惜，因當時楊可荃家中缺少勞力，所以他沒能去成。但是隨之而來的一九五二年，一場關係老百姓生死攸關的運動 －－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楊可荃被鄉上抽去參加土改工作。土改後，農民第一次得了土地，第一次擁有了對土地的使用權，人們的生産積極性熱情高漲，這一年的春節，許多人家有生以來過了第一個歡樂年。老百姓幾千年來第一次當家作主了，第一次有了土地，也是第一次自由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人們對給了他們新生活的共產黨、毛主席滿懷著感激之情。 一九五三年，楊可荃被選爲縣人大代表。在參加會議之間，縣委宣傳部門前擺放著一架舊的腳踏風琴，當時來來往往的幹部和代表們很多，卻沒有誰去擺弄它。楊可荃見了這情景，回想，有四十多年沒碰過這東西了，物引興致，他把披在身上的破羊皮襖往旁邊一放，坐下去試彈了一陣，這下許多人都停下腳步圍上前來觀望，不一會兒，一陣悠揚的四聲部和絃響了起來，這下可把大家驚呆了。宣傳部長經過打聽才知道，這個衣著破破爛爛的老農民居然是縣裏包括縣長在內許多幹部的老師、老校長。楊可荃並沒有因爲這些特殊關係而自擡身價，搞特殊化。相反，他衷心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積極參政議政，對自己熟悉的教育和農業工作提了許多的寶貴意見。並閱讀了大量的黨史文獻和能找到的毛主席著作。一九五五年以後，楊可荃很希望讀到關於毛主席自傳類方面的書，當時僅有李潤著的《青年毛澤東》。他的小兒子當時還在彜良縣一中學習，回家時買了一本帶給他。楊可荃非常認真仔細地反反復複地讀完了這本書，他非常感慨，非常激動說：“毛主席真的很偉大很了不起，雖然他也是農民的兒子，可是他卻領導著中囯共產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了完全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國。人民當家作主了，老百姓揚眉吐氣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日子一天比一天紅火。老百姓也可以選代表參政議政，可以參與國家大事的商討和決策了。這些全是共產黨、毛主席的功勞，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就沒有我們老百姓的今天啊！” 一九五七年，楊可荃老師在彜良縣城角奎（楊體耀提供） 楊可荃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卓基小寨家中，享年六十六歲。彌留之際叫守護在身邊的二女婿扶起來，給在外讀書的小兒子寫了遺囑：“人活著，總不能老把一些閒言碎語拿來自尋煩惱……不要總是惦念家裏，全國解放十年多了，到處都在搞建設。你們被派到哪里，那裏就是你們的家。要拿出自己當家作主的精神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能這樣做就很好了……”。他是苗族滇東北方言支系中第一代有文化知識的人，第一代教師，石門光華學校的第一任校長。他一生都在從事教育工作，非常清楚文化知識的重要性，可是那個年代，做爲他也只能儘量讓自己的孩子全都能讀上書，並且希望兒子們能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能考出去，到更高的學府去深造，而且，能永遠走出山村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楊可荃沒有力量去改變整個苗族的命運，他只能盡自己所學，對他的學生傾囊相授。他知道用高壓的手段去強迫他人改變是行不通的，誰也沒有權力強令他人改變，只有用正確的方法去引導和影響他們。是的，楊可荃只能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去影響他的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受楊可荃的影響，他的三個兒子讀書學習都非常用功和努力。如今，楊可荃的兒孫們早已離開生養他們的小山村，進了大城市，有九人已在昆明市安家落戶。楊可荃的一個外孫是西南民族大學的教授，兒孫中有五個從大中專畢業，四個重孫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當中有醫生、教師、幹部等等，他們工作和奮鬥在各自的崗位上，在祖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著各自的聰明才智，並且都在爲本民族的興旺和強大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已經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整個的中國大地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正以日新月異的變化令世界震驚。雖然我們的綜合國力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可是自從中囯共產黨帶領著全國人民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天起，中華民族就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了。回顧國家和民族這一百年來走過的風風雨雨，其中難免有悲傷和痛苦，難免有犧牲和眼淚，更難免有錯誤、有不得不走的彎路，可最終我們都挺起腰走過來了。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並不只是爲了懷古，而是爲了能更好地看清歷史瞭解歷史，並牢記歷史的教訓，讓我們能更快捷更準確地踏上未來的征程。牢記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讓我們少犯主觀上的錯誤，讓我們能依據客觀的實際情況去正確地瞭解和處理具體的事物。也讓我們能以民族大義爲重，在民族發展進步的大局下去審視自己內心深處那些微小可笑的欲念和渴望。今天的苗族人民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苗族的子民們更是走出了窮山僻壤去到大江南北的各大中小城市就業求學，許多優秀的苗族兒女更是考進了衆多的高等院校深造學習。縱然如此，我們仍然深深地認識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整體素質和綜合實力都很低，與其他民族相比我們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遠遠落後，在精神生活方面更是存在很大的一片空白。 苗族人民從幾千年的禁錮中一下子進入了這樣的一個現代化氣息很濃的時代，中間存在的不光光是文化歷史這樣一個巨大落差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在我們尊崇的民族自尊心的後面埋藏著我們難以察覺的深深的自卑感，它深深地埋藏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左右著我們的思想左右著我們的情緒。就如同那些長期被關押在低矮狹窄小屋裏的人們容易患一種叫幽閉空間恐懼症的精神類疾病一樣，長期被壓迫被隔離的人群也容易患一種名爲人際關係恐懼症的精神類疾病。這種疾病的危害性不大，可它卻影響著我們同族群外的人們做有益的、正常的交流。我們不能像《紅樓夢》中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那般只顧沈迷於眼前的花紅柳綠，也不能學那雖具反叛心理卻只顧影自憐的林黛玉。我們今天在這裏回顧往昔那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懷念那些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愛戴的先輩們，就是爲了汲取他們身上那些振奮人心的智慧和力量，能爲民族的振興和騰飛獻策出力。 我們苗族不僅僅是一個能歌善舞、聰明智慧的民族，更是一個善良而勇敢的民族，在中囯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得以掙脫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對我們的禁錮，回到了中華民族自由團結的大家庭中來。新的一個世紀已經拉開它隆重的序幕，石門光華學校一百年華誕也即將來臨，我們期望著民族復興那一天能早日到來，我們也將傾盡自己微薄之力於民族復興之大業。在此，謹以此文深深地表達我們對柏格理先生和包括楊可荃等在內的苗族先輩們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的精神和意志、不會忘記他們的教誨。爲了民族的美好明天，爲了民族的復興和壯大，我們將不遺餘力地努力拼搏！   此文根據楊體耀的回憶，由楊智勇執筆整理撰寫。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親屬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日于昆明东川

朱煥章先生（後排正中）一九三五年與他的幾位同期同學在成都華西大學的畢業合影（楊有德老師提供）

苗文《新約全書》一九三六年版校譯者——楊榮新                           弘  顓  楊榮新先生，字昆玉， 清光緒年間，一八九六年生於威寧州石門坎，大花苗人。在私立石門光華小學畢業後，到昭通宣道中學上了一年學，以後到成都讀了三年師範。返回石門坎後，先後到雲南鎮雄豬鬃海、核桃灣等白苗地區教書；以後又去了赫章葛布教書。     在苗族地區，基督教內地會同循道公會出現分歧後，楊先生藉口資金不到位 而從葛布返回了石門坎。 一九三二年，受王樹德牧師即Rev. William H. Hudspeth 的囑托，他去昭通， 重新校譯苗文《新約全書》。該書一九三六年送到上海由聖書公會印發出版。     後來楊榮新先生到天生橋小學教書，在此間他曾被土匪抓走，王樹德牧師用了四個銀錠才將他贖回。以後他又擔任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西南教區石門坎教會總會計，所以大家都稱呼他楊會計。 從一九三二年起，楊先生花了二十年時間，從十多位苗族民間藝人那裏，收集整理出二十餘首大花苗敍事史詩。 這些敍事史詩的苗文標題及其漢語意譯如下： 1NK?KÏXÃNTÎT?E¦T?K?E� (1), Q�EÀ  I'Í; 創造天地萬物之歌，楊芝 唱。 2NK?KÏXÃNTÎT?E¦T?K?E� (2), T'?XÂK¹ I'Í;創造天地萬物之歌，陶自改 唱。 3NTÎNE?PßNK?KÏXÃNTÎT?E¦T?K?E�, T'?XÂK¹ I'Í;                                NTÎNE?Pß造天造地造的歌，陶自該 唱。 4Y?FµXÀNA?M?NK? (1), Q�EÀ  I'Í; 洪水滔天之歌（大水沒過眉），楊芝 唱。 5Y?FµXÀNA?M?NK? (2), E�Mï I'Í;  洪水滔天之歌（大水沒過眉），張明 唱。 6Y?FµXÀNA?M?NK? (3), Y?T»L?'M?XÏMÏ I'Í;                洪水滔天之歌（大水沒過眉），住在'M?XÏMÏ的外婆 唱。 7EÈJÁL?TÍE?E®C³KÏC©D?VÑNE?, Q�EÀ  I'Í; EÈJÁL?時代，生活在D?VÑNE?的歲月 楊芝 唱。 8Q�SÁEÈXÃL?NK?KÏY?W?, Pè'J¡ I'Í;   Q�SÁEÈXÃL?率領耕種的歌  潘顯 唱。 9EÈJÁL�NK?(1),  E�Mï I'Í;  贊EÈJÁL�的歌（1），張明 唱。 10EÈJÁL�NK?(2), E�Mï I'Í;  贊EÈJÁL�的歌（2），張明 唱。 11X¡W?L?TÍE?E®C³KÏC©T¢B?T'», Q�EÀ I'Í;                       X¡W?L?時代，生活在T¢B?T'»的歲月，楊芝 唱。 12W?NTÎCE?T?Y? NA¢T?GÏNX»J?NE?NTÎNE?T?NK? (1), Q�EÀ I'Í; W?NTÎCE?T?Y?和NA¢T?GÏNX»J?測天量地的歌（1）， 楊芝 唱。 13 W?NTÎCE?T?Y? NA¢T?GÏNX»J?NE?NTÎNE?T?NK? (2), Q�EÀ I'Í; W?NTÎCE?T?Y? 和NA¢T?GÏNX»J?測天量地的歌（2）， 楊芝 唱。 14K?XÁQ�L? Q�E©L?W?'TÍE?,E®C¯KÏC©ND�P?X?',Q�Q?K· I'Í; K?XÁQ�L?和Q�E©L?W?'時代，生活在粟子平原的年月，楊雅各 唱。 15K?Q?Q�L?TÍE?,E®C¯KÏC©L?YÍL?NA?, Q�EÀ I'Í; K?Q?Q�L?時代，生活在以鎢城、河城為中心的年月，楊芝 唱。 16 K?Q?Q�L? K?E'ÁQ�L?TÍE?,E®C³KÏC©L?Yµ L?KÍ; K?Q?Q�L?和K?E'ÁQ�L?時代，生活在以幄城、金城為中心的年月。 17Y?'M?XÁLÕTÍT?E'?C©, Q�EÀ I'Í;    三位苗族能人的領域，楊芝 唱。 18K?VÍQ�L? K?CµQ�L?TÍE?(1), Q�EÀ  I'Í; K?VÍQ�L?和K?CµQ�L?時代（1），楊芝 唱。 191K?VÍQ�L? K?CµQ�L?TÍE?(2), Q�EÀ  I'Í; K?VÍQ�L?和K?CµQ�L?時代（2），楊芝 唱。     192K?VÍQ�L? K?CµQ�L?DµKÏNT?NEÁ, Q�EÀ  I'Í;                               K?VÍQ�L?和K?CµQ�L?禦敵的軍隊，楊芝 唱。 20K?E'ÁQ�L?TÍE?, Q�EÀ  I'Í;    格赤爺老時代，楊芝 唱。 21W?S?'M?PßTÍE?, Q�EÀ  I'Í;    W?S?'M?Pß時代，楊芝 唱。 22NK?KÏE'?T?E'?KÏA¶L�, Q�EÀ  I'Í;  痛惜失去的家園，楊芝。 唱 23Y?'M?Y?L?A�CÕKÏA¶L�, Q�EÀ  I'Í;  被丟失了的苗族器物，楊芝 唱。 24Q�P?L?PßND·PµPÏP?E®C³------GÏNX?ND·ND?EªJÁC�NK?,  E�Mï I'Í; Q�P?L?Pß和PµPÏP?的年月------娥贊和島覺士男之歌  張明 唱。 25K?NXÝX¡L?T? X¡L?C·SÁK?XßL?,  T'?XÂK¹ I'Í;           發生在K?NXÝX¡L?T?和X¡L?C·SÁK?XßL?身邊的事，陶自改 唱。 26Q�EªL?T?CÍ------E®C³KÏC©G?Q?JÁLÕT?D»H?Y?G?Q?JÁLÕT?, T'?XÂK¹ I'Í; Q�EªL?T?引領的事-----生活在G?Q?JÁLÕT?的年月，陶自改 唱。 27Y?'M?L·NE³PßC·T?, Q�GºJì I'Í;   大花苗來到水西， 楊愛新 唱。 28Y?'M?L·NE³S?C·T?, Q�GºJì I'Í;   大花苗來到烏蒙， 楊愛新 唱。 29Y?'M?X¶M?EÈL·NE³S?C·T?, L?GºKñ I'Í; 大花苗隨出嫁的領主小姐來到烏蒙，李愛光 唱。 30Y?'M?Y?WÕT?L·NEÁM?L?T?, EÌEæMï I  苗族的故鄉在直米隸地，朱正明 唱。 楊榮新先生又據史傳，記錄了苗族三種棺葬形式:一土葬，二懸葬，三穴葬。 一九四三年九月，楊先生受朱煥章校長邀請，擔任剛剛成立的私立石門初級中學教務主任。 一九五〇年，他參加了石門坎苗文的改革工作。在石門坎教授苗文（筆者是當時曾有幸旁聽過楊老師講課的兒童之一）。 一九五二年依據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楊先生與威寧中學張友倫副校長一起，到重慶用石門坎苗文，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最後去翻譯該文檔的各族人士都完成了任務，歐百川將軍到重慶看到苗文譯稿後很是高興，他說，這是很適合苗族人使用的文字。然，並非大家都這樣認為。後來在用不用苗文譯稿印書這件事，傳來一位首長的聲音：“他們講不同的話，就難管理了。如果再使用不同的文字，就更難管理了。”聽了這句話，楊榮新先生心裏很難受，他不得不謝絕邀請，不去參加西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為翻譯完稿舉辦的慶功宴會。 一九五六年楊先生參加了在貴陽召開的苗族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之後去北京中央民語委工作。 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央民語委領導幹部對他說，他已數年沒能回家，囑其回家看看。回到家鄉石門坎七天後，他被捕入獄。有道稱：他是帝國主義者安插在石門坎的一顆定時炸彈。 楊先生被逮捕後，縣公安局持檢察院搜查證抄了他的家。抄出三千多冊書籍，其中包括各類石印本字典，英文詞典、英漢詞典、珍貴的筆記本等；抄出苗族古戰將鎧甲一付，兩箱陶瓷古董、紫檀木靠椅兩把、公債一千多元及一些碎銀、照像機、幻燈機幻燈片、手風琴、書桌、書櫃等。這些被公安局抄出的財物中，主要是書籍，便堆在楊先生家門前當即當眾燒毀。 在從石門坎押往昭通，從昭通押往威寧，從威寧押往畢節，又從畢節押回威寧入監。在威寧關押一段時間後。楊榮新先生不幸去世，他躺在監獄一間寫有“停屍房”字樣的房間裏，光著腳，身上好一點的衣服不見了，僅蓋著一件苗族舊花衣服。 儘管楊先生的遺體最後回到了他的故鄉石門坎。但是，為什麼要抓他入監？他為什麼會在獄中死亡？相關人士向威寧縣公安部門詢問了數十年，至今沒有回答。 楊榮新老師一生關心大花苗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他離開石門坎要去北京時，他把自己收集到並已整理好了的前面已提到過的大花苗史詩，工整地抄寫於一本精裝的日記本上，交給他的第三個兒子楊華澤同學保管。一九五七年石門坎初級中學的那屆苗族畢業生張建明同學，考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附屬中學高中部（民國時代稱蒙藏學校）。出發前，楊華澤同學慎重地請張建明同學帶走史詩抄本。這本抄本雖然被北京一所研究單位的學者借去看後礙於歸還，但事後張建明同學設法轉抄到的全部資料現在仍然存在苗族民間。 現在我們於後面附上楊榮新老師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二年先後為他收集整理出的苗族史詩所寫的兩篇前言和我們所作的漢語譯文，來略表我們對這位石門坎苗族前輩的紀念。 (一)   Y?'M?NK?P?T?LÍKÏSÍH? Y?M?Y?Kµ,NT?M?Y?E?,TÕCÕM?E�,D»M?TÍT?,ND·TÍP?T�.D´NTßP?Y?'M?,TÓKÏT?NTÍC?Q?M·L·L�,P?E?X'¡J³ CÍX·C?C?,H?M?NT?KÏS?E¡,LÍMÍD'?S¡NE©,Y?P?T?H? ,Y?NK?I'ÍW'ÑY?WÕTÕCÕT?.C¢J³L?T�,P?H?ND'»,NE©H? Z?,I'ÍH?NX? .M?Y?C£P�CÍKÏE'±L�, ND·CÍKÏH?,BÐL?KÏE±.P?C?T�L?C?,C©Y?X'¡E¦P?XÁE³Y?J³C©MÍT?L?, D»XÔ'K·Y?Q�L?M?,M?Y?L?CÍKÏE'±L�I'ÍT�L·,H?KÏND'»D»S?E¡Y?EÑNE©. C�NK?C?Y?T�L·,H?QµKÏQ?XÝF?Y?F?M?D´M?Q? .S¡NTßKÏQ?P?Y?L?CÍND·Y?L?LÍT?,K·P?H?T?A¶P?E�J? T?P?T�P?KÓ,ND·LÍKÏH?S�,K·Y?WÕTÍE?M?T?E?EÑT?E?NE©. Y?T'?Y?L?M?Y?L·LÍH?KÏP?E'?F?CÍ.Y?KÏT�KÏY?NK?I'Í,Y?P?T?H?S� ,D»Y?P?E'?F?NE©CÍC?.P?X¶L?C? T?C�NK?C?KÏNXÁ Y?'M?NK?P?T?F?P?E'?Y?KµCÍ. Y?X'¡E¦P?A?E³E¦J³ LÍQ?F?S¡Y? Q�QóJì  C© 'M?Y?EÝK'? S?     花苗故事詩前言 水有源，樹有根，人有種，又有能人、智人。回想我們民族，自從橫渡長江之後，幾千年至今的事，沒有書將其記載，只能用心記、做故事講、編歌唱，講給後人聽。年代長久後，瞭解不祥、記敍不准、說唱不全，有許多往事和前輩講述過的教訓，丟失了很多。看到這一點，於是在一九三二年，我於昭通，再次請老一輩們，將史詩唱出來、解釋清楚，又筆錄寫下作紀念。 這本史詩收集出來，不是鼓動年輕人們重效往輩行動。目的僅是希望大家瞭解往事記住教訓，使之不要遺忘民族智慧。 以前，先輩們有一句話談到結繩記事，因為除了編歌唱、作故事講以外，還用繩打結來記事。這樣，我們將本詩集的名字定為：“大花苗結繩記事以來的史詩”。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  楊榮新 在  天生橋  寫 (二) Y?'M?F?P?E'?Y?E?Y?KµCÍKÏE'±L�T'?B?LÏ Y?M?Y?Kµ,NT?M?Y?E?,TÕCÕM?E�,D»M?TÍT?,ND·TÍP?T�.P?Y?'M?CÍKÏC?C?T?EÑ NE©C?,KÏD'?E ÈJÁL?CÍKÏC©D?VÑNE?PßY?Kµ,X·A?Q�EªL?T?T'¡Q�X?'TÍE?,KÏL·NE³S?C·J?M× MÍXßL?T?T'¡P?E®C³ C?,TÏNT?NDÎWÕIÌ'P×CÍKÏY?L?M?W'µH?T�L·Y?TÍD'?NK?ND·P?T?NE©E¡T?T�.Y?'M?NT?E?D'?W?NTÎ NE?T?Y?T'¡NA¢T?GÏNX»J?Pß,T'»W�E?NE©CÍL· ,X·GÏNX?E®C³T?H?M?T�.D»M?KÏD'?F?Y?P?E'?L·NE©CÍT'¡.Y?WÕL·Y?C£P�CÍKÏY?S¡NE©E¡,H?NX?KÏ E±T�.KÌC?T�Z�CÍC?KÏY¹Q?X¸.Y?L?C?,KÌD'?Y?X'¡E¦P?XÁE³Y?J³Pß,S?X·Y?X'¡E¦P?PÕE³Y?J³,P?ND�M?C?NK?J±E®C³Y?L£Y?T�KÏNX?. T?NK?C?KÏT?W'?NT�Q�EÀ,Q�Q?K·,T'?XÂK¹,Pè'J¡,E�Mï,EÌEæMï,Q�GºJì,L?GºKñ,  T'¡Y?T»L?'M?XÏMÏ,CßX?NP?C?Y?L?M?I'ÍE¡S?T�L·,D»T?W'?NT�U�MïE?NP�M?T?NT? NK?C?TÏNT?NDÎWÕB¹K·M?Z�E¡.KÌD»NXÀK·NX?T'¡,M?CßY?T�NT?L·,K·P?T?E?EÑNE©.C�NT?C?NXÁKÏ,Y?M'?F?P?E'?Y?E?Y?KµCÍKÏE'±L�. Y?C�NT?C?S¡NTßQ?NP�IÌ'PÕK·T?P?Y?'M?CÍKÏE'±L�T?.C�NK?C?M?C?NK?Y?Xµ,B¹Y?Z�L·IÌ'PÕM?XÁE³Y?Xµ. Y?X'¡E¦P?PÕE³Y?J³LÍK?F?C?NK?XÁ Q�QóJì C© 'M?L?C?   《大花苗結繩記事以來的史詩》前言 水有源，樹有根，人有種，又有能者、智者。我們苗族可以用作記憶的這些事，是從住在積石山的起始爺開始，經能爺和切爺時代，至先輩們來到烏蒙威寧昭通轄地及今天。前前後後歷史往事都是用詩歌和故事代代相傳記下來。 文字記錄則從W?NTÎNE?T?Y?和NA¢T?GÏNX»J?開始，到GÏNX?時代就中止了。以後便只有用唱說加上結繩之法來進行記事。這樣越史遺事多忘卻的現象處處可見，而民族的歷史智慧是極其重要的，於是從一九三二年起到一九五二年，長達二十年的時間，我們收集寫錄了民族的史詩和歷史傳說。 這件事得到以下前輩和老師的支持及參與，他們是楊芝、楊雅各、陶自改、潘顯、張明、朱正明、楊愛新、李愛光和家住於'M?XÏMÏ的外祖母。我們就是按照這麼多前輩和老師所唱的記錄下來。後來又得到王明基老師幫助，將前前後後記錄下來的詩文分類整理。我又作了補充。現在制出書來作紀念。書名就叫： Y?M'?F?P?E'?Y?E?Y?KµCÍKÏE'±L� 本書製作出來，目的僅是希望大家瞭解往事記住教訓。 本書收集的史詩有二十一類三十一首。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楊榮新　　于石門坎 以上是楊榮新老師六十多年前所寫的兩篇前言。   最後請允許筆者用楊榮新老師在一九三六年寫出的一首苗文詩來做本文的結語。 NTÎP?X?NTÎX�E�', W?Y?NA?L?E¢Z?E�. CâT?NX?X�E¢L?HÐNW´J?S�, Y?'M?TÍT?NX?X�A'?NA¢T?Z?W'?K·C?T'ßX�. 　 二〇一三年八月在滇東宣威寫出

烏蒙苗民的第一位博士                     ——我們所認識的吳性純醫師   王召   石畿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的一個秋天，阿爺茂固Y? Q� 'M? AÍ帶著他十三歲的二兒子去貴州威甯石門坎，向設在那裏的一所基督教會學校報名上學。從雲南昭通來的李國鎮司提反老師給他起名性純，加上苗姓，全名吳性純。這位十三歲才入校蒙學始讀的孩子，後來成了滇東北苗族有史以來的第一位現代醫學博士。   一、簡歷 吳性純先生，字靜修，號成齋。 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一月。苗族。 貴州省威甯縣石門鄉蘇科寨人，村寨苗語名叫'M? SÁ K´'. 一九一一年他進入石門坎教會小學讀書，是年十月十日爆發了以推翻帝制爲目的的武昌起義，建立了民國，之後學校啓名私立石門光華小學。吳性純先生用跳級學習的方式先後完成了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的學業。 一九二一年，他考進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這所學校是由英、美等西方國家五個基督教會出資興辦的，學制七年。畢業後，他自己再多增加一年臨床實習，所以在華西大學醫學院學習時間共八年。他的學習費用由教會資助，另外，他還利用假期打工來獲取一定的生活用費。一九二九年，他從學校畢業，獲牛津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他返回故鄉，在石門坎當鄉村醫生，開辦石門坎平民醫院，同時兼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他是石門光華小學第一位具備大學畢業學歷的苗族校長。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在雲南昭通福滇醫院任醫師。 一九四○年，他參與籌建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初級中學的活動，負責遊說當地的社會各界人士。後來成爲該校的董事會成員。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他先後在昭通懷遠街和雲新街租房開設“建華醫藥房”，設診開業。 一九五○後，他受聶光庭院長的邀請，重返昭通福滇醫院（後改爲昭通專區人民醫院）工作，任內科主治醫師。他和聶院長是華西大學醫學院的同學。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他又兼任昭通護士學校（福滇醫院護士學校）代校長。 他曾任過昭通市第一屆、第二屆政協委員，第三屆政協常委。 一九六五年病休離開醫療崗位。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昭通專區醫院病逝。同年同月，他被送往故鄉蘇科寨，長眠於'M? ND� Kµ JÑ家鄉山巒的懷抱中。   二、協定 一九二一年吳性純先生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昭通宣道中學，同時考取華西大學醫學院。對於這樣優秀的從貧困山區來的苗族學生，教會願意資助他上學。然而對教會和苗族民衆來講，這畢竟是第一次。以前教會送去外地上學的苗族學生只是高小生，現在送的是中學畢業生，且去上大學，他還能回來爲這個地區的民衆服務嗎？爲慎重起見，教會提出要吳先生簽下協定，同意畢業後返回石門坎爲教會服務十年，才能提供資助。對他來說，簽協定要回來，不簽協定也要回來。上大學前他已同石門坎張武先生的女兒張愛德女士結了婚，他能捨棄自己的愛妻嗎？還有，他家鄉苦難的同胞需要人來幫助，貧困的苗民要體面地步入現代文明眼前的困難堆積如山，自己學成後能不回來嗎？他記得上學的第一天李五老師給他起名，要他做一個清澈照人的苗家學子。“老師引導了我們，我們也理應去引導別人。”他爽快地在協定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入學後，爲盡可能好地完成學業，上大學的八年時間，他僅回過一次家。 的的確確，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生存憂患的吳先生，大學畢業後便立即返回石門坎，履行了自己服務民衆的諾言。   三、打工 吳性純先生二十三歲才踏進大學校門，來得不易。爲了保證有足夠的資金以完成學業，他不僅依靠教會的資助，還利用假期離校打工。這期間最有意義的活動，是去四川自貢自流井鹽稅稽核所，教一位名爲迪協理的俄羅斯人學苗語，這份工作是經朋友介紹而獲得的。迪協理是一位通曉很多民族語言的學者，五十余歲還未結婚。每年寒暑假，他都請吳先生去教他苗語，除了付路費及伙食費外，每教滿一個月，他還給吳先生七十塊四川大板（一種銀幣）。這樣，吳性純先生上大學期間，從基督教會和自己打工收入兩處獲得資金，經濟上沒有特別的困難，從而順利地完成了學業。 一九二九年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畢業時的吳性純博士 （吳紅源提供）   四、平民醫院 P? 'M? NK? K'µ NX� 一九○五年，柏格理夫人Emma Hainge（埃瑪·韓素音，又譯海孝貞）開始把西藥及西醫護理技術帶到石門坎，其後張道惠夫人Annie Bryant（安妮·布萊恩特）又繼續上述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他們回國，前後二十一年。這些年石門坎一直有著教會藥房免費提供的醫療服務，雖然它是再初級不過的，但是很重要，它使很多病人得到了救治，更主要的是使苗民開始知道要改善環境衛生，同外部世界有了初步的接觸，拓寬了眼界。然而，那時石門坎沒有醫生，需要進一步診治的病例，要去昭通，存在著許多不便。 一九二九年，吳性純先生畢業返回石門坎，使石門坎藥房第一次有了苗族醫生，並使把藥房提升爲有診治能力的小醫院成了可能。英國友人William·H·Hudspeth（王樹德）先生對這個醫院的建立，作了如下的描述：“吳博士獨創地根據三種語言，把他的醫院首字母縮略詞設計爲‘P.M’，代表著如下的名稱：苗語Pi-Miao Hospital,意爲‘我們苗族的醫院’；漢語Ping  Min Hospital,意爲‘平民醫院’；英語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意爲‘柏格理追思醫院’。醫院一直被視作懷念柏格理而建立。”吳醫師非常清楚，在一九一五年石門坎流行傷寒的時候，是以柏格理夫婦爲代表的外國友人們，救治了數以百計的在校學生和村民，雖然當時還沒有特效的治療藥品，但在他們的指導和護理下，人們得到了及時的救治，改善衛生狀況，注意合理膳食，盡可能地增強機體抵抗力，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員發病及病員死亡。在“四千年莫與問津”、“誰肯是攜”的地方，在九死一生的大病流行的時候，有這樣的一些英國人救助了大家，誰不爲之感動並進而效仿呢？ 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吳醫師的努力下，僅有三人的小醫院出現在了石門坎。 在這個醫院裏，吳醫生開展了牛痘苗的接種；收治痢疾、麻疹病人；爲腹部受槍傷的士兵施行手術；用竹管作氣管切開後的導氣管，解救過喉頭水腫導致呼吸困難的病人；他不知疲倦地爲搶救難産的婦女奔波于崎嶇的山路上，即使深夜也一往無前；他也爲難於啓齒的梅毒病人解除了痛苦……在吳醫生開辦平民醫院十幾年以後，一位石門坎的婦女在與女伴的交談中，曾情不自禁的對同伴講述自己如下的心裏話。她說，她很不好意思見到吳醫生，因爲想到吳醫生給她處理過分娩的事情時，她就感到很害羞；但是她永遠不會忘記，吳醫生在她難産時，使她兒子順利地來到世上，也使她幸運地闖過了鬼門關。她真正地感覺到苗族人民有了自己的天使。   五、力爭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在石門坎服務的這段時間，吳醫生在進行醫院診療工作的同時，又兼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他怎樣組織和領導學校教學的？我們沒有掌握相關的資料，不過我們知道在他任校長期間，對以下幾件事是做得突出並影響到後來的石門坎學校和周圍的民衆。 一、一九二九年他接任校長後，竭力與王樹德牧師一起，向西南教區舉薦，讓朱煥章先生去華西大學深造，朱先生當時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在吳校長和王牧師的力爭下，朱先生終於得到教會的資助，去成都上了大學。爲以後石門坎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作了重要的人才準備。 二、一九三一年，他又向教會推薦李正文先生進武昌中南神學院學習。李先生是第一位正式從神學院培養出來的石門坎地區苗族牧師。吳校長的意圖是希望通過他的學習，能使苗民進一步瞭解西方文化的概況，便於學習別人先進的東西。 三、作爲醫師又作爲校長，吳性純先生有了適宜的身份，他加強了學校的衛生和體育教育，改善校園環境。在他的要求下，學生上體育課時不能缺席，不能跑動也要站在操場上觀看；星期六下午進行全校大掃除；每于節慶前，要把石門坎村子及學校的道路修理平整一次；使溝渠通暢，飲水池清潔、環境乾淨；露天游泳池石縫沒有一根雜草……。每年初學校全體師生一起用石灰水把全部校舍重新粉刷一遍。那時不論人們何時去石門坎，學校的房舍總是皎潔悅目，遠眺石門坎，即便是愚笨的人都會感覺得出那是一塊文明的天地。 四、在他任校長期間，他發覺石門光華小學教師和石門坎教會教牧人員的工資低於昭通和四方井同類人員的。他多次向西南教區奮爭，甚至在公衆場合下用英語同外籍教師們爭辯，以求實現同樣的工作能得到同樣的待遇。 五、一九一七年以後，葛布教會小學聘請石門坎的老師去那裏教書助學，石門坎和葛布兩個教會和學校有來往和聯繫。但葛布學校的畢業生一直不被准許升入初中以上的學校。吳性純先生任石門光華小學校長後，多次要求葛布教會改變不讓小學畢業生再升入高一級學校的限制，但每次都受到該教會外籍牧師的阻撓。最後吳校長發了火，他給葛布教會送去了下面這樣一封信：“同胞們，讓你們那裏的外國人回他們家去，喝他們的牛奶，吃他們的麵包，不要管苗族人的事。苗族人不需要阻止我們子女升學的外國牧師。”   六、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 一九三九年，吳醫生在昭通爲他的長子長媳舉辦了一次婚宴，那時他的長子剛從大學畢業並且在雲南省教育廳任職。殺了二十頭豬，每桌十三個菜，預計請客八十桌，來客總數超過一百桌，可謂氣派。雲南省主席龍雲在昭通的家人也來賀喜，真是熱鬧非凡。那時吳醫師到福滇醫院任職已經五年，他同龍家認識並結識成乾親家也有兩年多了。 爲什麽要同龍家結爲乾親家？事過數十年，苗民中有不同的說法。這裏筆者介紹一種未曾提到過，但確實是很真實的說法，因爲它出自吳醫師器重的學生和摯友之口。 事情先得從一九三六年石門坎發生了一次大變化說起。 一九三六年，楊森統帥的那部分國民黨軍隊圍追紅軍後進駐昭通，隨後就去查看了石門坎，石門坎距離昭通只有七十華里。他認爲石門坎那塊荒蕪之地出現了叫國民政府不能安心的變化。隨後，國民黨中央、貴州省政府對石門坎採取了近乎“直轄”的措施，成立了石門坎設治局；倡導同化，推行苗人漢裝，取締苗文；雖然立在石門坎的《苗族信教史》碑文在一九一六年就刻有“我們苗族實實際際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民族，我們住在中國自古至今已經數千年。”可是二十年後，一九三六年，身爲國民政府要員的楊森將軍卻硬說，苗族民衆認爲自己是英國人，把石門坎的一切變化都視爲帶有反國家的性質。於是壓制石門坎發展的一些官員相繼而來。 作爲苗族一個先覺的知識份子，吳性純醫師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來問自己。同是信仰基督教，蔣宋家族在上海南京所做的是爲國，爲什麽苗族在石門坎山區做了就要視爲叛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督教會學校可以發展，爲什麽石門坎的學校就要被視爲異端？吳醫師察覺到，政府不過是借防外教侵入之名，行壓制苗民之實。 查苗族被迫遷徙進入水西（貴州鴨池河以西），到彜族管轄的領地後，最初就受到領主的善待，後來，誠然存在過夫役、賦稅、納貢等不合理現象，但沒有了對苗族的殺戮、征討和追剿，苗族人多多少少可以有一個進行狩獵、放牧及農耕的生存空間。基督教傳入石門坎後，苗族知識份子和彜族知識份子之間的交往密切了，不論是佃農出身的學生，還是作爲土司子女的同學，相互間能平等相處相助。同史上能容納苗族先輩和現在能平等待我的彜胞聯合，有什麽不好呢？孫中山先生說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雖然這句話指的是在國際範疇上的民族，但若存在民族壓迫現象，那麽在一國之內也適用。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西南，苗族的知識份子在烏蒙山區要想有一番作爲，必須聯合誰呢？道路可以有幾種，只是一九三六年發生在石門坎的事情使吳醫師深感在鞏固和拓寬民族生存發展空間的事業上，一定要聯合平等對待苗族的彜族上層人士，特別是他們當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七、樂施 民國年間，雲南永善馬楠山區一個染上了梅毒的王姓病人，走了四天路來到昭通，住在東門外汪建春先生家開設的旅店，慕名到福滇醫院請吳醫師診治。病人在注射了一支針水後即感症狀大減。因爲帶的錢很少，注射這一針後，他打算第二天啓程回家。吳醫師晚上去旅店探訪，瞭解了這個情況，及時告訴病人，僅注射一次藥物不能治癒。他挽留病人繼續在昭通治療，並用自己的工資支付了患者的醫藥費。完全恢復健康並回到家鄉的這位苗胞，二十多年後幸會吳醫師的親屬，他深情地講，他永世不忘吳醫師的救治之恩。 吳醫師在石門坎貧民醫院行醫時，施行手術治好一個腹部受槍彈傷的士兵，士兵的長官感激不盡，另贈吳醫師一百塊大洋以示感謝。在推辭無效後，他收下了這筆錢，全部用作了醫院的發展金。 在吳醫師自己于昭通開設建華醫藥房行醫時，很多就醫貧困病人的醫藥費常常得到減免，其中不少是從威寧、彜良、永善、大關遠道而來的苗胞。由於來診的窮苦病人多，吳醫師的醫藥房盈利不多。有人說吳醫師經營不善，不過他堅持認爲：吾盡吾能，行醫不是經商，救命遠勝於盈利。   八、置産 吳醫師在他一生中購置得以下資産。 他在昭通城郊一個稱爲江西墳的地方，購得一畝多的耕地，用來種植蔬菜。 他在昭通東門外春廠東正街一一四號至一一八號建有房屋，是用土坯砌牆的土木結構瓦房。一一七號和一一八號房有一個樓層，供自家居住。一一四至一一六號這三個門牌的房子都是小平房，有一兩間租給別人做商鋪。 因爲置有這點産業，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時，吳師母張愛德被劃爲地主。東正街上的五間房子和城郊的一畝多耕地被沒收。吳醫師因被聘在昭通福滇醫院行醫，被當作幹部對待，沒有劃分階級成份。 吳醫師的資産很小，不過在石門坎苗民中，他是第一個在城鎮有自己産業的人。   九、吊繩與鐵鏈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國家進行了一次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吳醫師受到審查。他上大學時自己簽字、表明畢業後要回到石門坎爲教會和苗族民衆服務十年的協定，被認爲是賣身投靠帝國主義。他與龍雲結成乾親家，被認爲與官僚地主、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繫，進而懷疑他替龍家藏匿銀錠…… 吳醫師對這些指控全部給予否認，結果他被單獨看管和捆吊。有一次吳師母去送飯，看管人員對她講，吳醫師正在休息，叫他把飯菜放下，到時他們自然會轉交。其實這些對話吳醫師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他雙臂被反綁，正在吊於內間的房梁上，並非“休息”。只是爲了不讓妻兒痛苦，也不屈從他人，因此他一直強忍刑罰造成的疼痛，不發出任何聲響。 在審訊的人從他口中實在掏不出“他替龍家藏匿銀錠”的招供後，審訊者想出了一條毒計。於是，一條燒得通紅的鐵鏈橫在了吳醫師前面的地板上，一個聲音對他說：“跪到鐵鏈上去，你如果真是沒有給龍家藏匿銀錠的話，鐵鏈是不會燙壞你的雙膝的!”問題很清楚，事情到達招與不招都要叫他帶上殘疾的地步了。幸好，老天不滅善，審訊的人中也有或心存憐憫或心藏感恩的人士，他們急忙拉住吳醫師，又向施令者求情，希望免行這次體罰。在這部分人的苦苦哀求下，逼吳醫師跪熾熱鐵鏈的事最後才被取消。 終因查無實據刑無招供，吳醫師又被放回昭通專區醫院，繼續行醫到一九六五年。   十、對摯友子女的一次叮囑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歲的時候，吳醫師的雙臂雙手麻木疼痛使不出力量，不能檢查病人，就連握筆書寫都感到十分困難。他不得不告病離開昭通專區人民醫院，在家長期病休。一九六六年吳師母病逝，她失去了自己最親密的伴侶。但是這些痛楚沒有使他灰心，他依舊堅強地挺立著，給年輕的醫生口授醫療體會，爲勤學的後生講授英語，聽故鄉來的同胞敘敍家常…… 一九七三年夏的一天，他逝去十八年的摯友斗光先生的一個女兒和女婿途經昭通，特地去拜訪了他。那是一個晴天的下午，在昭通專區醫院職工宿舍的一個小平房的院壩裏，吳醫師同兩位來訪後生親切地無拘束地進行了交談。雖然兩個來訪後生只是兒時在石門坎見過吳醫師，除了打招呼稱他伯伯之外，那時沒有說過太多的話。但相距二十多年，他們成人後，吳醫師像同他們的父輩相聚一樣，坦誠地把他積存在心中的話吐露給他們。他們談的內容很多。但有三件事，拜訪的兩位後生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一，他們在交談中一直使用苗語。吳醫師很高興，他說：“你們離開石門坎到遠離故鄉的地方學習和工作很長時間了，但是你們的苗語還講得不錯，我很高興。”之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不過僅僅能講苗語，算不上苗族的知識份子，你們要通曉自己民族的文字，瞭解本民族的文化，還能教育不識苗文的人，你們才可以說，自己也是一個苗族的知識份子。我希望你們做到。”這部分話題行將結束時，吳醫師再次強調：“D'? Zµ Q? Y? 'M? NT? Y? 'M? Z� Z¡ T£ Hµ. " 二，“T£ M? NE× KÏ M? NTÎ V» E« （你們相信有上帝嗎）？”還沒等拜訪後生回答，吳醫師就接著講：“ KÌ C? M? T£ E« （在我看來，確實有）。”他舉了一個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福滇醫院行醫時，一個深夜，他在昭通城裏處理完一個病人的治療後返院，醫院在城的東郊，在經過東門外一個小巷時，在昏暗的路燈光照下，他發現有人站在巷子的牆頭上，在他心泛疑惑之刹那，一塊磚頭便向他襲來，很奇怪，他沒有本能地躲閃，反倒手一伸，接住了磚塊，又不慌不忙地把磚放於地上。接連飛來三塊磚，他都輕鬆地如上處置。之後，牆上的人影消失了，巷子前面出現了亡命地奔跑離他而去的人。 這件事他處理得那樣得心應手，身上竟一點傷也沒有。要說他心無恐懼，是真的，但他沒有練過任何武術功夫，哪里來的這種能耐？他百思終獲其解。“NTÎ V» NP� KÌ（上帝助我）。”“ M? NTÎ V» T£ Hµ（確實有上帝）。”這就是他的結論。 三，苗族是一個很容易知足的民族。他說，在從宣威經威寧到昭通這條公路開通的初期，有一次他乘車走在這條路上，遇到塌方，幾個苗族民工被派來清除泥土，他下車前去與他們交談。同胞們見到他，高興極了。他們講，這條路一開工，他們就參加修建，自帶乾糧和工具，風餐露宿，非常辛苦。那時他們常想，自己築路這樣辛苦，但將來會不會有苗族人坐車從這條路上經過呢？今天見到坐車的人也有苗族，他們就滿足了，似乎他們自己也一同享受到了築路的成果。 吳醫師講，每當回想起同胞們那勞苦的身影、期待的眼神和滿足的微笑時，他感到自己的責任很重。他希望來訪的兩位後生要努力幫助自己那純樸的同胞。“Q? NP� Y? 'M? T£ Hµ.” 拜訪結束後，探訪者一直回味著吳醫師的談話，同時也體會到，吳醫師是希望通過他們，在適當的時候，把他的內心話傳達給同胞們。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吳性純大夫在自家房門前的照片（吳紅源 提供）   十一、苗後之鑒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吳性純醫師——這顆茫茫夜空中給苗家人重新找回自信及尊嚴的明星，隕落了。 在屬於個人的生命史上，吳性純博士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時段：在鄉村做幼兒和牧童十三年，在校求學十八年，爲烏蒙貧困山區民衆服務三十六年，寂靜的晚年十四載。 雖然生在今天的人們距吳醫師生活的年代相距已遠，但是，“以銅爲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鑒，可以知興亡”。我們希望追述吳醫師純潔如水的一生，能提醒我們大家正視歷史、珍惜今天，去爲烏蒙山區美好的未來竭盡自己的努力。   注：作者系主人公的學生及摯友之子女 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大城

滇東北方言苗族歷史人物王明基先生事略                 王文憲  王明基先生，原名王明，字丕承，滇東北方言苗族（大花苗），貴州省威甯縣原八區新華鄉（今黑土河鄉）愛華村人。其父王道元是滇黔川邊苗族基督教會創始人之一。王明基先生是雲貴兩省毗鄰的滇東北方言苗族中，享有較高威望的歷史人物。 愛華山，原名“海垮山”（又稱“海角山”）。“愛華山”是王明基先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他愛國之情取的名字。因此，我們應當時常緬懷熱愛祖國的典範王明基先生。      王明基先生一九四〇年在成都      和   一九四二年在石門坎（王文憲提供）  公元一八九八年王明基先生出生在一個貧困農民家庭，祖輩佃種威寧縣八大土目之一——牛棚子大地主祿禎祥的土地。王明基先生從小跟隨父母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 公元一九○五年正月十六日，英籍傳教士柏格理從昭通來到王明基先生家，給他取名“王明”（此前王明基先生無漢名），當時王明基先生才七歲。此次柏格理專程來到他家，目的是要邀約王明基先生的父親王道元一道在苗族地區尋找建立教堂和學校的地基。不久在石門坎建成了教堂和學校，他的父親王道元回家來帶他去石門坎讀書。由於父親日夜跟隨柏格理爲建立苗族教會和學校，奔忙於雲貴川三省廣大苗族地區，只好讓王明基先生寄宿在石門坎上寨的親戚潘顯老人家。他的老師李國清（鈞）給他改學名爲“王明基”。 公元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王明基先生的父親因護理傷寒症病人而被感染，在雲南省彜良縣的咪咡溝逝世。噩耗傳到石門坎，九歲的王明基只好哭著回愛華山，從此輟學在家跟母親務農，那時正值柏格理回英國。一九一○年柏格理回到石門坎，知道王明基先生因父親病逝而輟學回家去了，柏格理便派人去愛華山喊王明基先生回到石門坎繼續讀書，費用由柏格理私人資助。王明基先生平時認真刻苦學習，每學期期末考試，成績均名列前茅。小學畢業會考，成績名列第一。由於王明基先生家境貧寒，衣著襤褸，頒獎喊到第一名上臺領獎時，他光著腳丫裸著兩支肩膀走向台前，有人便說：“恐怕喊錯人了，不是他吧？”王明基先生的老師當場作證說：“王明基就是他，不會錯！”他雙手接過明晃晃的大洋瓷盆（那時中國還不能生産，故人們稱之爲洋瓷盆）。柏格理牧師目睹王明基先生一是孤兒家境貧寒，二是品學兼優，因而繼續資助他讀初中。不久柏格理病故，資助中斷，王明基先生未讀完初中又輟學了。這時王明基先生已十七歲。 公元一九一九年，王明基先生被派到彜良縣屬落尾壩（'M? L? IÓ ND�）小學任教，留夫人李愛在家勞動和照顧老母親。是年長子不幸病逝，家裏來信促回，正值七月河水猛漲，轉回途中在簸箕寨回不了家，待河水消了後才回家處理後事返校，延誤了點時間。落尾壩教會執事王仁民幸災樂禍，並誣告到石門坎張道惠牧師那裏，胡說王明基先生沒有在落尾壩任教，張道惠也不作調查，便扣發了工資大洋半元。王明基先生想不通，但考慮到自己剛走入社會，吃點虧算了，便賭氣回家務農去了。 公元一九二○年，基督教石川聯區教會年會，又派王明基先生去威甯縣屬切沖小學任教兼教會傳道。王明基先生除平時一心撲在教學工作和處理教會事務外，還爲當地受欺壓的群衆打官司。切沖王定國之兒媳被三道河（七裏河）一戶未信教的拐走，這戶人惡人先告狀，他們控告王定國，叫他到大官寨大土目家麽店子麽店子斷處，然而處理不公，使被告者不服。三道河這家人又反控告到威寧縣衙門。王明基先生在王定國的邀請下，去威寧縣衙門奉陪。在衙門面前，先生毫無懼色，並依實揭穿對方的罪行，說得頭頭是道，官府聽了，只好下令叫三道河這戶賠償王家的一切損失，結果拐走人的那戶人家最終人才兩空。贏了官司而歸，王定國對王明基先生感激涕零。     又有，一九二三年冬月初五，切沖（'M? Y? C£）陶玉的後妻被卯戈蔔（'M? K· P'Ï ）楊大衛挑唆逃到他家去了。受害者請切沖教會王明基先生斷處，明基先生以理處之。楊大衛不服，反誣告明基先生和教會執事王定國、張全方到威寧縣衙門。大官寨土目得知，便積極爲楊大衛出謀劃策。王明基先生又趕赴威寧縣衙門。由於此案比較複雜，先生爲此案住威寧縣城兩個月，經過幾次唇槍舌戰較量，爲陶玉、王定國等打贏了官司。臘月二十五日他由威寧回家途中，在響水不幸被土匪捆綁了半天，夜晚逃脫連夜趕回切沖。切沖教會和受害者家屬爲明基先生打贏官司歸來予以“挂紅”，特別殺了一隻大綿羊款待慶賀。王明基先生自量，處在工作順心受人讚譽之時，早日離開爲好，加之年關將至，必須回家團聚，于臘月二十八日安全回到愛華山。不久，切沖教會執事王忠，實在捨不得王明基先生離開切沖，親自到愛華山拜謁了王明基先生，後參加石門坎教會年會，他代表切沖教會再三請求王明基先生返回切沖。但石門坎教會不同意，王明基先生也不願意再去切沖了。年會便派王明基先生去川南苗族地區（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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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去了，受害者請咪咡溝教會傳道張金樹斷處。陶興建不服，反控告張金樹到貓貓山大土目羅譚叔家和彜良縣衙門。王明基先生再次奉請陪審，在審訊中，王明基先生引經據典，據實批駁了陶興建的犯罪實事，使陶當場啞口無言。法官判陶興建限期歸還被拐婦女，賠償受害者一切經濟損失。官員讚揚王明基先生是“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非凡人才。幾次贏官司而歸，教會許多傳道、執事、信徒們爲此贊口不絕地說：“王明基先生爲民申辯，在官府面前不畏懼，以理服人，一次又一次打贏了官司，是我們苗家難得的人才。”獲得了廣大信教群衆和社會有識之士的敬佩。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兵荒馬亂，土目地主互爭地盤，擄掠殘殺之際，殃及苗族村寨百姓。有一年，一次土匪突然竄入愛華山行劫，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王明基先生想的是全村老幼安全，從容地迅速指揮全村老幼跑出村外去箐林躲避，又組織一些青年人佯裝逃跑，引開土匪，趁土匪不備，進行猛烈還擊，把土匪打得雞飛狗跳。然而先生在此期間，由於離村較晚，跑在後面，土匪向他連開數槍，子彈從他身邊呼嘯而過，臂部被土匪槍彈擦傷流血。他說：“這點不算什麽，只是破皮流血。我擔心的是全村老幼跑出來沒有。”王明基先生不顧個人安危顧全老幼安全，深受村民稱讚。        公元一九三○年石門坎教會年會決定從么店子調王明基先生回石門坎任教會傳道。是年三月派遣王明基先生帶領龍井（'M? TÏ MÏ）教會的人去永善縣杉木林、龔家坪、洋芋坪等地看望由龍井遷徙到那裏的人，瞭解他們居住和生活情況。到了馬楠，見到遷去那裏的人不少，但無一所學校，先生便召集大家開會，決定開創杉木林小學和教堂，解決了小孩讀書困難，得到當地群衆讚譽。 不久石門坎教會又派王明基先生帶領雨灑壪知名人士陶自改老人去石門坎教會各堂口巡視，瞭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經濟生活。王明基先生以傳教爲名，實質上是向信教群衆和非信教群衆宣傳愛祖國、愛科學的教育。號召大家改變不衛生的陋習，積極送子女到學校讀書。否則就無法擺脫土目地主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激發大家要有膽識，才有能力和封建地主作鬥爭。 滇東北方言苗族，都是處於土目地主統治下的佃農，過的是農奴生活。由於地處高寒，土地瘠薄，氣候惡劣，自然條件差，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真是饑寒交迫。爲了擺脫困境，尋找自然條件好，土地肥沃的地方安居樂業，有不少人遷到雲南武定縣的灑普山、尋甸、大關、永善、鹽津各地一些偏僻地方去謀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據悉西康天地壩有一片遼闊好地方，可以安排很多人去謀生。但必須得到雲南龍雲的贊助始生效。石門坎教會洞悉王明基先生是有膽識的人，便於一九三一年正月十五日派他帶領威甯石門坎墳山的王力，彜良縣屬小寨（ 'M? J?）楊公子和小梭嘎（'M? XÃ E°）的楊懷祿及愛華山的王德等由石門坎啓程步行前往昭通。第二天到新街就宿，第三天到達龍老太爺（龍雲）家，休息一天，爲了安全，龍老太爺還派武裝自衛隊護送王明基先生等到新廠溝，渡過金沙江到倉房宿一夜。從倉房繼續往前走一天便到達目的地西康天地壩。經過幾天的就地考察，大家基本上看中了這個地方，回來和龍純祖（龍三公子）說明土地好可謀生，在龍家休息了四、五天。 回石門坎後，王明基先生向教會和石門坎光華小學教職工作了詳細彙報，大家認爲那裏可以作爲今後繁衍之地，只不過路程太遙遠，遷去後往返不方便。暫且可以由少數人去試生活一下，行了再多去人，不行就作罷。大家認爲那塊地方通過各方面關係才聯繫上，不容易，決定派少數人去試一試。王明基先生對此慎重地說：“爲了窮苦的苗家有個好地方安身生活，只要有人去，我願再次引領前往。”於是過了不久，王明基先生又帶上其二弟王明星和木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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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基（前右）、李學高（前左）、張超倫（後右）、王德椿（後左）四位先生 一九四〇年在成都（王文憲提供） 王明基先生時刻都在爲廣大受苦受壓的苗族同胞求生存發展而思索。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中共地下黨員張斐然爲求解放、爭自由民主在貴陽與國民黨貴州省主席、大軍閥楊森作針鋒相對的鬥爭，楊森下令捉拿張斐然。爲了避免國民黨特務暗害，在地下黨員顧希均的安排下，張斐然於一九四六年六月離開貴陽回到自己的家鄉石門坎。王明基先生將他掩護了下來，讓他以在石門中學任教爲名，照常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王明基先生還給了張斐然不少的物質資助，爲他開展工作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直到威甯遊擊團建立後，王明基先生仍繼續支援張斐然的革命活動。 王明基先生對滇東北方言苗族古歌、故事、傳說很有研究。他利用在教會擔任十多年巡視員之機，拜訪了各地苗族老藝人老歌手，並用苗文記錄下來，收集苗族神話故事、古歌、傳說、神崇拜等史料，爲搶救苗族文化遺産作了重要貢獻。特別是苗族遷徙古歌是無價之寶。在收集苗族這些重要史料的苗族人士中，王明基先生收集得最早，也收集得最多最全面，因此貢獻也最大。 公元一九○六年柏格理、李司提反、張約翰、楊雅國等創造了苗族文字。以後王明基先生對苗文的改革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公元一九五○年春，以朱煥章先生和王明基先生爲首，由張志誠、張友倫、陶開群、楊忠德、楊榮新、楊榮先、韓紹綱七位先生參加的苗文改革委員會，對苗文進行了一次較爲全面的改革。如發音字母的補充、聲調的配置、標準語音的確定等，均作了新規定，使苗文從初創走向成熟。爲促進苗族的進步和發展，以利同世界交流，王明基先生經過多年潛心研究，並與英國友人張繼喬牧師合作，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編纂完成了《苗英詞典》稿。後經張繼喬帶回英國，並於二十世紀末製成電腦軟件，供後人使用。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爲了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政治、經濟、文教衛生等事業，促進少數民族的繁榮，國務院於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貴陽召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討論會，王明基先生應邀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先生的發言內容全文刊載于當年十一月下旬的貴州報上。由於王明基先生對苗族（特別是滇東北方言苗族）語言文字的研究造詣較高，一九五七年三月被聘請到貴陽負責主持滇東北方言新苗文的創造工作，同時受聘的楊榮新先生和他一道負責此項工作。從王明基先生的日記可以反映出，爲了完成新苗文的創造工作，王明基先生隨時和貴州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保持聯繫，凡有困難和問題都及時向這些領導彙報和請示。在王明基先生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下，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創造出了新苗文。並編纂《滇東北方言苗語詞典》，使之出書（樣本）問世。新苗文創造出來後，王明基先生親自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石門坎坐鎮指導新苗文實驗班的教學工作。當時楊榮新、楊漢嵩、吳善成、朱明道等參加了此項新苗文的實驗工作。爲了使各方面的苗族人士能有機會參加實驗班的學習培訓，多半利用晚上開展教學。當時參加學習培訓的學員有農民，有機關幹部，有教師和學生，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的小孩。實驗班辦了若干期，成效顯著。後來受“左”的路線影響，認爲原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可以保留使用，原來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就不再創造和推行新文字了，因爲最終各民族都要走向以漢語爲語言文字的大同。這樣一九五九年底王明基先生向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遞交了辭呈，告老還鄉，回到愛華山務農。王明基先生對滇東北方言苗族的語言文字工作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後，王明基先生作爲無黨派民主人士時常參加省、地、縣政協會議，積極爲建設新中國獻計獻策。一九六二年遷居紫雲縣新馳村。他積極指導該村幹部群衆發展林果業，栽了成片優質松杉、蘋果、柑桔等。後來這些林果業成了集體經濟的支柱。人們時刻懷念明基先生。先生因積勞成疾，由於農村醫療條件所限，終因醫治無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歲。 王明基先生爲探索真理，追求進步，爲民族的利益奔波，不顧個人安危奮鬥一生。他爲人正派，深受社會讚譽。先生一生素性謙虛，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入情入理，秉公辦事，從不炫耀自己。無論在舊中國的大風大浪中，還是在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均持有正確的態度，實事求是，從不人云亦云。堅持原則，對不公正的事，敢於挺身而出。如一九五七年他剛到貴陽參加苗族文字工作時，正值朱煥章先生遇難不久，貴州省肅反辦公室兩位同志找他談談對朱煥章的死有何看法，先生便直言不諱的回答說：“如果朱煥章是壞人的話，那麽世界上就再找不到一個好人。”先生一生熱愛祖國，擁護中囯共產黨的領導，積極爲民族的教育事業默默無聞作貢獻。他是雲貴兩省毗鄰的滇東北方言苗族中享有較高聲望的歷史人物。 明年（二○○七年）是王明基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筆者系王明基先生之孫，在退休之年，特從王明基先生的親筆遺迹中挑選出先生的史料，並參考有關專家學者的論著及記錄，以《滇東北方言苗族歷史人物王明基先生事略》爲題，將王明基先生爲滇東北方言苗族人民求生存，求發展奮鬥一生的事略公開發表，以此作爲對先祖的紀念。 二○○六年二月 於中國貴州安順

既執筆也握槍的石門學子陶開華                 ——追述我的伯父  邵  甫 我的大伯陶開華是我們家的第一個讀書人，他僅讀完小學。現在看來不算什麽有文化的人，但在八十多年前，讀了六年書的人，也算是有學問的人了。 我們的祖籍在雲南省彜良縣毛坪區虎丘鄉簸箕寨。我們是苗族，大伯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大伯到貴州省威甯縣石門私立光華小學讀書，那時他已十四歲。讀書一年後，他便能和地主家的管賬先生登記和核對本家替官家保管的租糧出入帳。以前爺爺奶奶不僅無償地替地主家也即是鄉長家看管他們從寨子裏收來置於我們家倉櫃裏的租糧。到運走存糧的事完畢後，還要莫名其妙地照管賬先生的算盤打出的數位，賠付“損失”了的糧食。大伯讀一年書後，租糧進出數量他一筆一筆地與地主家管賬先生核對，糧食進出數額此後就再也沒有不一致的情況出現了。別人施展伎倆從中盤剝的事情終於未再出現。 大伯初步有了文化，就使爺爺奶奶擺脫了被人愚弄欺詐的境況。這事給了我祖輩們很重要的啓示：P? 'M? L? NE'� PÔ A? Y? NP× J? NA?, W? Q? XÀ,E? Q? XÀ , P? NT? P? KÓ IÏ Q? XÀ. 這句話譯成漢語就是說：苗家人要擺脫艱難困苦，耕重要，牧重要，掌握文化知識是首要。 爲了熟練珠算，大伯經常把算盤置於自己的頭頂，然後撥三盤清、九盤清，一直練到沒有錯，速度也滿意了他才罷手。 在石門光華小學讀書期間，大伯還拜託從昭通來石門坎教書的劉映三老師爲我們簸箕寨陶氏苗家創立了家譜字輩。他們定下；“仕正文明開，紹光照雲海，自立建新春，華宇樹俊才。”爲我們這宗陶姓苗家的字輩。這件事讓我看到，從入學開始，大伯就不僅要改變我們有姓無名、有宗難尋的狀況，而且更主要地是要加強我們同外部世界的聯繫。 從石門光華小學高小部畢業後，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大伯被石門坎學區基督教會分配去貴州省威甯縣黑石頭長海子小學教書，那個地方我們苗語稱作'M? Y? Q? T?. 在長海子小學教書時，大伯看到匪患猖獗，匪幫們經常來搶掠。苗家在山上牧放的牛羊，被一群一群地搶走。本來就爲人奴受人使饑寒交迫的人們，怎能又經得起這種更進一步把自己推向絕路的劫難呢？不得已，大伯一面教書，一面鼓勵同胞們用弓弩和刀槍來反擊匪患。在那個年代，“苗子敢反抗”，太使匪首震驚。爲了消滅苗族防匪武裝，有一次群匪來圍攻學校駐地，在對峙中，伯父一槍射出後，來勢洶洶的匪衆不知不覺地悄悄撤走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後來才知道，大伯射出的那一顆子彈，竟然從匪首的槍口進入了其槍膛。這次巧合，使匪首暗暗驚歎遇到了強手，因而不再圍攻而暗地撤走了。並且以後學校周圍的苗寨也太平了一段時間。 一面教書一面勵武，這樣做不太符合教會對他的要求。但是爲了苗族人的基本生存，伯父還是設法平衡了學校教學與武裝防匪這兩件事。因爲他認爲：“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絕不向撒但屈服的，而匪患就是現行的撒但。所以同他們的抗爭是基督教義允許的。”只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即民國十七年，有一次匪衆知道我大伯不在學校，便夜襲了村子，放火把學校燒了。所幸只是同胞們提前躲進叢林中而避免了人員傷亡。事情自然地被認爲是大伯組織苗民武裝防匪所致，所以他被免除教師職務辭退離校。好在大伯隻身一人在校，收起書寫的筆墨，揣著護身的手槍，說走就走，不幾天，他就回到了雲南省彜良縣石頭寨老家。 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滇中苗族在武定縣乾壩村建立了一所小學，他們派人到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請求石門坎教會派教師去乾壩小學教書。起先，石門坎負責人講，現在派不出教師，要等年底學區年會召開時，才能調整出教師以利派遣。過了一陣，教會負責人若有所悟，對著乾壩學校的使者說：“教師…現在看來…還有一個，不過由於他會使槍，既教書又剿匪，給教會惹出了亂子，所以被辭退回老家去了。不知道這樣的老師你們要不要？”乾壩小學的使者喜出望外，立即回答：“要，要！我們正要會教書又會打仗的老師。”就這樣，這年大伯受邀去了離家有上千里遠的雲南省武定縣乾壩小學教書。這所學校是滇中七縣苗族剿匪隊朱有成師爺、朱有林大隊長兩位籌建的苗族私立學校。大伯在那個地方既當老師，也參加剿匪；既教小學生，也教成年的剿匪隊員。七十年後，公元二○○○年，家住雲南省祿豐縣路溪鄉尖山村 'M? K? L¢ 的韓富然老人和家住祿豐縣仁興鎮大箐村'M? W'µ X×的潘同高老人，回憶起我大伯在剿匪隊教他們寫應用文的場景時，還興奮不已，他們對七十年前應用文的書寫格式還記得很清楚。 到雲南武定乾壩後，大伯同朱有林、朱有成兩位剿匪隊首領結拜成了親兄弟，又結識了一位漢族朋友張光宗先生，張先生當時是從政從軍的人士，祖籍在雲南羅次。張先生曾在龍雲剛步入軍界時給過有力的幫助，所以他的一些建議，在龍雲成爲省主席後的雲南軍政界也會起一定作用。 民國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我大伯離開了武定縣乾壩小學，返回彜良縣任國民黨彜良縣黨部副書記，那時書記是冷惠然先生。大伯返鄉後，儘量協助爺爺奶奶解決家庭困難、扶持親友上學。 一九三四年的一個下午，一個穿著講究、頭戴晴雨帽的中年男子快步走到了我們在石頭寨的老家，見到此人，我當時才幾歲的堂兄紹勳急忙躲在她三姐的背後，對其姐姐說：“Y? V? T? T�（漢人來了）。”三姐笑著對他說：“這是我們的父親，是爸爸回家來了。”一九二九年離家去武定，又從武定返回彜良，這五年時間，大伯極少回家。難怪他最小的兒子把他當成了生人。不過這次回來也不是要住下，而是來告別。他急匆匆地向家人交待，他有要事要離開彜良去昆明，這一去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回來，將給家裏帶來許多不便。只是爲了苗族爲了家庭的未來，他必須走。父母沒有阻攔，妻兒也沒有絆纏。大伯匆匆返家，又匆匆離開了。 原來大伯接到摯友張光宗先生的信，要他在自己的親屬中挑選年輕、有文化並且身體健康的人，親自帶領去昆明進軍校。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國內動蕩，有災荒瘟疫，有軍閥混戰，有反抗壓迫剝削的鬥爭，有人民革命，有外國列強入侵，也有匪患橫行……在威寧長海子及武定乾壩的經歷，使大伯意識到，要改變自己民族受壓迫被歧視受奴役被剝削的處境，需要執筆也需要握槍，沒有文化要受人欺淩，沒有武裝要被人宰割。所以一接到朋友的信，他就立即通知了我二伯陶開榮、我父親陶開富和我的另一位遠方伯父陶仕倫。他們幾位除大伯已是三十六歲而且已經成婚以外，其他三位最小的才十八歲，另外兩位也才二十餘歲。他們分別從彜良和威寧彙集昭通，走了十二天才到達昆明。途中作爲兄長的大伯強調道：“這次我們去昆明，不是去做官，也不是去發財，而是去見世面，經受鍛煉，開闊眼界，去探索拯救苗族出苦難的道路。” 他們到昆明拜會張光宗先生後，便帶著介紹信找到景司令官，去設於翠湖邊上的講武堂進雲南省常備隊官長養成所學習。在這個學校，他們會到了另一位來學習的昭通同鄉，他叫昌天福，是位漢族同胞。也在這個學校，大伯遇上了從昆明周邊鄰縣來的苗族學員，他們之中除朱有林、朱有成兩位大伯的結拜兄弟外，還有龍澤光、潘老四和潘蓮三位年輕人。 大伯他們在雲南省常備隊官長養成所學習的時間不長，前後才三個月，除了學習軍事條例以外，另一門主要課程就是各種槍械的構造、裝卸及使用。學習期間，一位法國教官（從法國經越南到雲南來避難的一個法軍上士），在蒙住雙眼的情況下，熟練地把從手槍到機槍的各種輕武器進行拆裝，這個教學活動給大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欲做一個每戰必勝的軍人，一定要學會熟練地使用各種武器。” 學習結束後，他們奉命擔任募兵員，分頭去昆明鄰縣招募新兵。 大伯他們招募的新兵對象是苗族青年。因爲滇中民辦官助的苗族剿匪隊伍，從民國十四年到二十一年的八年中，平定了滇中七縣數股持槍匪幫，安定了一方，解除了民衆的一大憂患。這些匪幫有數十人一股數百人一股不等，其中有兩股匪徒人數上千。政府軍、保安團多次征剿，收效很少。但在形似“烏合之衆”的苗族剿匪隊手中，匪首們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便相繼落了網。這不得不使政府看到了苗族兵士能吃苦，花錢少，槍法好，行動快，不通匪，易調遣。於是雲南省的軍政要員便産生了建立一支以苗民爲主體、以團爲建制的新兵隊伍，聽命於政府協助穩定雲南地方。所以募兵任務就全部落到了大伯他們這批苗族募兵員身上。 然而要在昆明周圍七縣總人口不超過三萬的苗族民衆中徵集到一兩個團的兵力是很困難的。兵員身高從五尺降到四尺五，最終也只招募到勉強夠組建兩個營的新兵。但是就人口比例而論，新招入伍的苗族士兵占其總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別的民族，況且這些青年入伍，不靠派、不是抓、不用拉，僅僅是靠青年們知道募兵的苗族人也要同他們一起戰鬥，靠相互間的信任。到出發的日子，他們各自從不同的村寨彙集到縣城，又在一兩個募兵員的帶領下，從不同的縣份步行到昆明巫家壩。入伍的新兵高高興興自願走來，這在中國舊制軍隊中是少見的。 原先，雲南省政府首腦計劃組建一支由苗族人指揮、聽命於政府、以苗族士兵爲主的團隊，但是以後情況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這樣一支由窮人子弟組成、有自己獨特語言的武裝，能聽命於國民政府嗎？紅軍長征經過雲南，已叫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要員傷透了腦筋，而雲南這次苗兵的招募和組建，也碰巧和紅軍的出現發生在同一個年代，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結論就是不能讓這些苗兵變成反政府武裝。最後，所有入伍的苗族士兵，全部分散編入雲南省相關的隊伍。大伯他們這些募兵員，也由於建制的取消，不再具有對新入伍兵士的指揮權。 政事是複雜的。不管解散苗族士兵班排連營的建制是陰謀還是陽謀，大伯還是繼續留在雲南省補充一大隊的一個連隊裏任職，也即是後來的雲南省整編十三團。先後駐防昆明巫家壩、蒙自和麗江。 民國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爆發了，十月初，大伯隨他的部隊從麗江調回昆明，準備開赴抗日前線。部隊在昆明整編，按命令年老體弱傷殘的連以上軍官一律退伍，由地方政府安置。大伯和他的摯友張光宗先生都因年長離開了部隊。張先生先去文山後又到個舊任縣長，我大伯也隨其先後在那兩個縣的警察局任職。 在個舊警察局任職期間，大伯在一次禁毒行動中，接到省局一位上級的電話，叫他無條件放行兩輛正在個舊受檢是否藏匿鴉片的載貨汽車，大伯照命令執行了。事後，雲南省禁毒委員會追查下來，認爲我大伯失職，當即撤銷了其禁毒委員的職務，交由縣政府處理。這是大伯第二次受到的黨政紀律處分，第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三年接到張先生的信後，他不假而別，受到國民黨有關黨部對他擅離職守的處分。 官場是錯綜複雜的。大伯沒有産生受到冤屈的想法，毅然走進了監獄接受禁閉。這時張光宗縣長的夫人對張先生說：“從羅次一道來的，只有陶兄弟和你在一起了，你把他下了獄，以後還要不要人幫助呢？”張先生說：“這是風頭，不做不行，這樣做正是幫他度難關。不要顧什麽有面子無面子，生活上我自然會叮囑給他相應的關照。”半個月風頭過去後，大伯仍舊回到個舊警察局任原職，只是不再當禁毒委員了。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張光宗先生辭去個舊縣縣長職務，準備告老還鄉。事前他對我大伯講：“兄弟，個舊這裏不是你我能住的地方，走了吧，一道回羅次去另辟生計。”但是大伯沒有聽張先生的忠告，那時他才四十歲，精力正旺，在警察局工作也還得心應手；再說他在個舊一個錫礦上也有一點股份；另外，想取得一定的實權以助民族振興的願望還遠沒有實現，所以他不想離開。 正如摯友言，大難在眼前。在送張先生夫婦離開個舊後，我大伯深知他已經沒有什麽背景了，現在只有自己一人去面對世道和提防暗藏的殺機。在各種社交應酬中，儘管大伯非常留心，但是千慮也難逃一失。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他已感覺到體力越來越差，消瘦越來越明顯，不能勝任警察局繁忙的工作了。他知道被人算計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的結拜弟兄朱有林朱有成兩位先生將他從個舊接到祿豐縣一平浪鹽礦去醫治和護理，大伯一位有豐富苗醫經驗的親屬王正祥先生專門從貴州去給他治病，但也無濟於事了。 不久，朱有林朱有成兩位先生共同署名，向我二伯發出了大伯病逝的電報。二伯和堯兄立即從彜良動身前往一平浪，我父親向石門光華小學預支了自己半年的工資三十塊小板，給二伯和堯兄作路費。七天過去了，眼看大伯的靈柩不能再停於屋裏了。朱大隊長和朱師爺兩位先生商量後對衆親友說：“開華我們是結拜兄弟，我們就是一家人。可能老家方面的親人一時到不了，不必等了，我們就送他上山。” 大伯的遺體送上山的那一天，當墓穴挖好即將放入靈柩時，二伯和堯兄終於趕到了。他們最後見了大伯一面，各方的親友們都得到了安慰。 大伯四十一歲就離我們而去，但是他那根據自己所處時代的特點、採取適宜的奮鬥方式來尋求民族自立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就如他的一個侄孫婿李韶後來講到的那樣：“做一件事不在於是否成功，而在於是否盡到了自己所能盡的一切努力。”大伯爲爭取民族的自強自立，以身探路，一生尋求，盡到了他當時能盡到的一切努力，他完全有理由得到最大的寬慰。 二○○六年 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