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可长也得短说。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1888年3月8日抵达昭通的。他与其他外籍传教士一样，拎着铜锣，走街串巷，游行“步道”。围观者虽多，但信仰者却无。

不久，他结识了住在附近三官庙的昭通李氏家族。由于柏格理的人品与学识，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终于得到了李氏家族长兄李国钧秀才的赞誉与信仼，并于1898年入教，教名李约翰。随之，其弟妹们也入了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约翰、五弟李国镇(教名李司提反)和七妹李多迦。柏格理先后送李国钧去武汉华中神学院学习，送李国镇去成都华西大学学习，通过英籍传教士苏穆才的介绍李多迦也去英国留学。

他们学成后返回昭通都成了柏格理的得力助手：李约翰随柏理在滇北川南地区传教布道，又负责昭通教会工作，同时还担任教会学校的中文主任教师，又动员了一些亲朋入教。

2004年4月苗民来访柏格理后，于秋天柏格理带他首次访问奎香与石门坎地区，作了初步考察与交涉。

1905年春，柏格理带汉族传道士李国镇(李司提反。他还担任柏格理的翻译)、钟焕然、傅正中、王玉洁与工匠等人到石门坎建堂设校。从此，石门坎便成为滇、川、黔地区苗民信教与读书的中心，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石门坎教堂与光华小学建起来了。要求入教的苗民越来越多，要求读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于是，柏格理决定向四周发展。但面临的难题之一是教师与传道士不足。柏格理又数次调李约翰来石门坎，除在小学兼课外，他着重培训小学教师与布道人员。柏格理心里明白，苗区教会与学校的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本民族自已的力量。而在开拓期，借用昭通汉族的力量是免不了的。所以他在开拓期间利用昭通教会与他个人的影响，先后从昭通调来为石门坎服务的汉族、回族、彝族知识分子有十六人之多。用现在的话说，他为了苗族的事业有更好的发展，硬件与软件两手同时抓。这正是柏格理的明智之处。

在光华小学中物色培养基础较好的人才准备毕业后送昭通明诚中学。明诚中学毕业后条件好的再送入教会大学深造，或者回石门坎苗区任教。不到十年，一批苗族教师与传道员便培养出来。到1913年来自昭通的教师与传道员便陆续返回昭通了。只有李司提反还与柏格理在一起，接受柏格理委派，初步审查凡是要求入教的人。只有经过他的认可才可入教。

此外，柏格理还带李司提反等到外地传教与建学校。如咪咡沟教堂，就是李司提反负责，另有两位苗族传教员张约翰与托马斯去建成的。柏格理看了有800人同时在教堂里领受到上帝的圣餐的照片，心里很高兴，说它在中国西部也许是规模最大的。

传教与办学单一用汉语对苗民来说很困难。柏格理便想到用拉丁文创制一套苗文。于是，他把此任务交给了精通英语的李司提反与懂得苗族服装上花纹图案意义与发音的苗族老人杨雅各以及张约翰，让他们几人苦干数月，同共创制了苗文与翻译了《圣经》……。苗文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有了它无论传教或学习都方便多了。这是柏格理等人的一大贡献，影响所及，在长时期内(直到今天)，在广大民族地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爷爷李国钧(李约翰)、五爷爷李国镇(李司提反)，为办理教会与学校事务，或为受欺压的苗民打抱不平，还常协助柏格理前往官府及汉、彝地主土司衙门交涉，常遇到艰险之事，死神多次与他们擦肩而过。但他们心中有主，又有柏格理精神的感召，他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多以胜利成功而返。

李国钧爷爷还应苗家人邀请，为他们撰写了《苗族信教史碑》，也称《苗族溯源碑》，用简明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与信仰福音的历史。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去世，爷爷李国钧又以沉痛的心情，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充满激情地赞颂了他造福于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

柏格理去世后，李国镇亦返回昭通。1919年他与英国牧师何永学同去昆明开辟新教区，但因教派冲突一时未能如愿。他便只身返回昭通，行止嵩明附近失踪，便再无信息。教会为他举行了葬礼。张道惠说他是“光辉的榜样、忠实的追随者、最优秀的布道员和教会的知名人士”。李司提反短暂的一生为完成主的使命而献身！但他的精神却永存！

随后，英籍传教士易理藩又带李国钧、梁发褀(我爷爷的妹夫)来到昆明交涉，1922年终于开工建筑新教堂--锡安圣堂。

我们只能粗略地概述到此。

总结一句话，是柏格理用上帝的精神把我们两位爷爷李国钧、李国镇造就成为忠心侍主、忠心于主的使命的优秀教徒。在长期的服务中，他们与柏格理成为亲密的同事、得力的助手、贴心的兄弟！我们后辈为此而骄傲自豪，决心学习他们的精神，走主指引的道路！

以马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