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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石门坎——石门文集

精神之旅——流浪石门坎

龙 芳


站在石门坎福音堂前的我

很多年了,我时不时做一个相同的梦:梦见自己独自徘徊在一处陌生的丘陵地带,看不清来路和去处,那种孤苦无依的感觉刻骨铭心。

这些年,我几次从贵州西北角路过,每一次都是热热闹闹有人陪同着。我看到石门坎就在不远处放着淡淡的光芒。石门坎这样的地方,如果去了,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我想像我的祖辈们一样,身披粗麻布衣裳、脚穿草鞋,背着一小袋燕麦炒面安静地走过浓雾弥漫的山林、走过古驿道……有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我:“去呀,去寻找那些灵魂!”

我喜欢雨雾迷蒙的石门坎。在这样的天气里,仿佛更能去感知那些灵魂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批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我特意绕道昭通彝良,先去苏科寨然后前往石门坎。那天天气很好,到达石门坎已是黄昏。我看着夕阳下一幢幢很“洋气”的三层小楼反而有些陌生。我轻声告诉它:“姑啰叨。”(我回来了)第二天,石门坎显露出它真实的面目:阴冷、潮湿,肆意飘荡的雨雾令人沮丧。这样的石门坎更契合我的心境,它懂得我。清晨,我换上干净的麻布衣裳,背着荞麦粑粑出发。

现在的石门坎表面看上去很“洋气”啊。一部分苗族同胞把商铺出租给外地人经营

冷雨中的石门坎空空荡荡,偶尔碰到一个当地人,好心的问我:“请问你是哪个单位来的?”我微笑:“谢谢,我是自己来的。”当我踏上通往牧师墓地的台阶时,脚步沉重,思绪如潮,风雨裹挟着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所有关于石门坎的记述,如同一幕幕黑白电影镜头,在我眼前无声地播映。踩着前辈们的脚印,我肃立于两个伟大的灵魂面前。深感自己弱小单薄的同时,有一股暖流经由全身给予我力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在心里默念。是的,我就是那千千万万子粒中的一粒。

雨中的伯格理牧师和高志华牧师墓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的人们前来悼念

我生长的地方距离石门坎七百多公里。一百多年前祖辈从黔西北迁徙到滇中,依靠租种地主的贫瘠山地求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家族里陆续涌现出牧师、公职人员、教授和旅居海外的人士。甚至,我还有一位令人尊敬、坚守信仰的长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马丁·路德金并肩而立。“北有石门坎,西有洒普山。”外公是滇中“卯大菁”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曾在洒普山总教堂任职。外公既是传道员,更是一位擅长制作竹木生活用品的能工巧匠。当年,“卯大菁”教会所得土地极其有限,外公毅然献出自己辛劳所得的一小块土地用于扩建教堂和学校。那块地实在太小了,外公又拿出家里唯一一头猪换来相邻的土地才达成心愿。村里有人笑话这件事,说外公“憨”。要知道,在那个经常饿死人的年代,一小块土地和一头猪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伯格理牧师“一张牛皮”的传说故事,常常让我联想外公的这头猪。外公外婆家里经常收留那些来自远处读书、穷得什么都没有的学生,几个烧洋芋就是他们最好的美味。“我想拿草绳把太阳栓起,太阳不落山,才好多干点活计。”步入中年的外婆学会了伯格理老苗文,从此,悲苦的日子过得容易些了。晚年的外婆总是乐呵呵的抱着一本老苗文版《圣经》。相对生存极限边沿,一个灵性饥渴的族群更悲惨。我母亲是滇中第一位到外省求学的苗族女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成年的母亲跟着姑爹走了两天山路到昆明,又从昆明的“三一圣堂”出发,整整8天后才到达重庆神学院。对于身处社会最底层、倍受欺凌的苗族人来说,这不但是一条获得社会认同的出路,也意味着能有口饭吃。父亲是洒普山小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药剂师,职业生涯里资助过很多远道求医的贫苦苗家人。因为读书,父母才有了到城市工作的机会。我出生在城市里,接受主流教育,看着外国童话、听着《梅花三弄》长大。雾锁石门的年代,家族的惨痛遭遇让参加工作以后才真正接触外界的父母远离宗教信仰。父母都是憨厚的山里人,我能体会当时还很年轻的他们面对险恶时局的无助与迷茫。二十年在历史长河里简直不值一提,石门坎就在二十年时间里改变了一个族群和几代人的命运,更是无数各民族家族命运的缩影。

参观焕然一新的原“光华小学”时,几位苗族小学生指着一幢黄色教学楼告诉我:“石碑就在那下面!”“溯源碑”所在的位置非常低调,反而更聚灵气。“裂开泉石,牍启心门” ……面对“溯源碑”,我唯有深深致敬,向这段震慑心灵的历史致敬、向超越民族和宗教的大爱致敬。轻抚“溯源碑”上的石门坎老苗文,我再次惊叹这种世上最神奇、最有故事的文字:它是汉族、苗族、苏格兰人三种民族先贤智慧的结晶。虽然老苗文和与之相关的人们都历经磨难,它仍不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每次搬家,母亲总是在所有打好的包上写一些神秘的文字。母亲说:“这样写,别人就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松扬之谱。”这是描述当年石门坎贫苦大众踊跃读书的感人场景。上课铃声响过,我站在新铺的塑胶跑道上屏息聆听:这朗朗书声就是对先贤最好的告慰。在“游泳池”边,巧遇张国辉老师正在接待慕名远到的客人。张老师对石门坎的一草一木如数家珍,客人们不时感慨唏嘘。我默默在一旁目送他们离去,空寂的山谷回荡着暗流涌动的声响。

 站在石门乡民族中学崭新的球场上,深深怀念苗家的教育家朱焕章老师

张国辉老师正在给远方的客人们解读蜡染麻布裙的寓意

 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游泳池,却出现在乌蒙山深处的“化外之地”。张国辉老师无数次地带着客人们来到这里。我刚巧拍到张老师走下台阶的瞬间

 曾经斑驳破旧的“长房子”粉刷一新,显得古雅幽静。我在台阶上轻轻搁下一把野花,生怕惊醒了生死壮烈的那一幕。清新质朴的花儿,也作为心中的敬意,献给守护长房子的人们。渴了,我到山菁的同胞家里讨口水喝;饿了,我坐在“无名树”下吃荞麦粑粑。浓雾里,从深山走出来4个人,他们就是一百年前长途跋涉800公里去寻找爱与希望的张摩西等四位同胞。他们穿着麻布衣裳、身背燕麦炒面,面容憔悴地从我身边走过。像那个梦中的我一样,他们走走停停,看不清来路和去处。终于,他们朝着昭通城方向走去。“卡堆,卡比跟堆!”(老师,教我们读书!)这个在黑暗里沉默了几千年的族群,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向外界——一位白皮肤蓝眼睛的苏格兰人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个历史瞬间定格在我脑海中,他们四位无异于出生入死的民族英雄。我灵魂深处也竖着一块碑,铭刻先祖寻求光明之路。

雨停了,“古驿道”寂静孤独,荒草凄凄。我把耳朵贴近巨大的石门,渐渐地,像是听到很多人正朝这里走过来。当歌声和欢笑声越来越近了,我看见很多同胞穿着他们最好的麻布衣裳,背着燕麦炒面从台阶上走下来,朝着福音堂的方向走去。我想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去亲临那些快乐神圣的时光。“仔茂!赖日!朵孤喽!”(哥哥!姐姐!等我啊!)忽然,一切归于宁静,只剩下我和石门默默相对。它是见证了波澜壮阔的老者,沉默不语。我坐下休息,裹紧披肩依靠着它。

波澜壮阔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山谷里

 

 石门坎的残垣断壁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叹息着

 

 我爱这些当年师生们栽种的松树。它们见证历史、经历风雨,依然挺拔俊秀

我又想到自己。小时候,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回老家,因为老家既偏远又贫瘠。我不明白自己的老家为什么会在这种“不像是人在的地方”。十六七岁时,我的理想是远离落后的大西南。我到大城市求学,又留在沿海地区。我染了头发,听北欧摇滚乐和弗拉门戈,看法国新浪潮导演的作品。从小,家族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热衷于各种公益活动,与人为善。我到处寻找自己,过着一个城里人“精致”的生活。然而,无论在哪里、做什么,我身上都有这个古老族群深深的印记,比如强烈的自尊心、缺乏安全感、热烈与阴郁交织的性格以及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我骨子里那股桀骜不驯的“憨气”, 使得我并不是“很机灵”的人。内心的诸多困惑,我最终在自己民族的文化里寻到了根源与出路。人总是这样的:走得越远,离回家的路越近。我如同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独自骑着一匹老马,驮着可怜的一点儿行李回家。

那天晚上我投宿在同胞朱大哥家,听他讲石门坎的过去、现在和未知的将来。说到我们各自所亲历的、看到的、听到的苗族内部很多真实状况时,大家又沉默了。夜深人静,我出门沿着石门坎新修的路面散步。路灯下,书里的情景跃然眼前。“见到几个穿蓑衣,披花披肩、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询问旁人。”这是安顺的党居仁牧师第一次见到我们这个族群时的记述。“在街上,孩子们扔石子打这位男人,但他却一语未发。”这是伯格理牧师早期见到苗族人在城里的情形。“化外之地”的“化外之人”以这样悲惨的状况出现在“文明世界”里。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我都锥心的痛。这个曾经忠勇骄傲的战士,在漫长的几千年流浪岁月里看不到希望,最终放弃了意志龟缩在乌蒙山深处变得麻木、羸弱。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自我封闭,这样的封闭留下很多让人泄气甚至绝望的后遗症。

“他们聚起来,伤感的和我道别。”照片来自《徒步穿越中国》一书。作者丁格尔是伯格理的朋友。我很心疼照片里的女孩子们。她们羞涩纯真,连镜头都不敢看。我禁不住去想象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前排戴大草帽的是伯格理

 

一百多年前黔西北偏远地区的苗寨。丁格尔和伯格理在这里和他们度过了两天愉快的时光。我们苗族人天性单纯平和,情感浪漫细腻,懂得感恩

一个母亲和孩子们。这样的照片总是让所有的语言和文字显得苍白无力。只希望我们苗族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既是最晚接触外界的苗族族群,也极少为外界所了解。我们从来没有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更没有展示和表达自己的机会。至今,我们仍然是一个比较沉默的族群。她就是我们又老又穷又丑的母亲,有时难免遭人嫌弃,可谁能从心底里不爱自己的母亲呢!每次面对外界甚至不同地域的同胞对我们为何甘于为奴、放弃本民族信仰转而信奉“西方宗教”的疑问,我心里纵然五味杂陈、千言万语,却只有一句话:“ 请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从“化外之地”走出来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还在尝试着去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还在跌跌撞撞地学习怎样和外界打交道,我们需要好几代人不停的努力。这几十年间,有很多默默奉献、令人敬佩的苗家前辈,也有来自其它民族同胞们的鼎力帮助。对石门坎而言,更多的是无名英雄。文化界人士冲破迷雾,叩响石门,为石门坎著书立传,哪怕身陷囹圄。沈红老师(“老师”是我们苗族人心目中最崇敬的称呼)二十年前就一直行走在这条荆棘丛生又充满希望的路上。抛开学术和头衔,沈红老师灵魂深处散发着的纯真的力量深深影响了许多人。“……我们信仰人道主义。”“走近石门坎”公益组织发起人斯嘉老师淡淡的一句话,在我们苗家人心里沉甸甸。学养深厚、贯通中西的北大教授陈浩武老师不但身体力行,同时吸引了一群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著名学者、业界精英、爱心人士成立了“石门坎后援团”。 “石门坎精神是什么?尽心尽力尽责做实事,爱人如己。”“石门坎后援团”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包括沈红老师、陈浩武老师在内的很多外界人士都是因为极其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石门坎,深为震撼,并为之奔走呼吁。多年来,在那些关注和坚守石门坎公益教育事业的人们的不懈努力下,今天的石门坎真正成为了一处“乌蒙山深处的桃花源”。 此时此刻,一个精诚的团队正在为《百年石门坎》的纪录片拍摄废寝忘食。感恩这段历史,使我们这个最“落后”的族群觉醒自我、拥有许多个“第一”;让“化外之人”与世界链接、并和这么多优秀的人们站在一起。石门坎终有一天将云开雾散,漫山遍野摇曳着美丽的荞麦花。石门坎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

斯嘉老师(前排右一)和老朋友们重逢于石门坎

“石门坎后援团”的老师们瞻仰王志明牧师墓
左起:罗丹、石峥嵘、潘学文、陈浩武、黄亚童、李克玲、刘兆丰、邓解围

20159月,斯嘉老师与伯格理牧师的孙子、曾孙在黔西北

石门坎巨大石门前的“石门坎后援团”团员们

伯格理后人与苗族专家学者们欢聚贵阳
前排左起:张晓老师、伯格理牧师的孙子史蒂文•波拉得、曾孙布莱克、扬培德老师。后排左起:潘学文老师、安红老师和杨世武老师

作为寻常百姓,勤奋快乐有尊严的生活着,就是爱国爱族的最好体现。每个普通人微小的改变,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过,在生死之间、在吃饭以外,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哪怕微不足道,生活因此改变。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得找到生命中最深处的感动,找到生命的源动力。世间最可贵最强大的是灵魂,而灵魂的依附和营养是信仰。就像石门坎这个真实故事里的人们,就像“圣徒”原本可以苟且偷生,仍然选择成为“圣徒”。作为苗族人,我一回头就看到先辈的眼睛。现在常说:“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自觉”的“自”就是自己、自我。“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携持?”这曾是祖先内心发出的呐喊。身处这样的时代,怎能总是等着“输血”?我们自己“造血”才是真正的出路。张摩西等四位同胞的事迹告诉我们:归根到底,只能靠自己。我们苗族从来不缺悲苦的历史和曾经璀璨的文化,可是不能沉醉其间,更不能自弃。既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去把握自己的明天。今天生存在祖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苗族人,都是那些不屈不挠先辈们的后代。张国辉老师的父亲张文明老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创作了这样的励志歌曲《打铁要本身硬》:“谁要帮助你?谁要拯救你?知识会帮助你,文化会拯救你。兄弟们。姐妹们,要努力奋进,为了民族的生存!”。对石门坎精神,除了铭记与仰望,我们最需要实实在在学习前辈们“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石门坎奇迹无时无刻不在活生生地昭示着:一个民族有了精神信仰,才有文明、有文化,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真正改变。石门坎不仅是我们的,更是世界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公龙新得(左)和姨外公王志明牧师(右)共同服务于洒普山总教堂

   50年前,外公是“卯大菁”的教会长老。今天,表弟龙恩文( 王志明牧师的外孙)是这里的教会长老

当我在武定下长冲拍摄这座纪念王志明牧师的教堂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乌云滚滚

即将到来的1229日是王志明牧师的忌日。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4年了。母亲对这位姨父生前的印象是:亲切、干净又永远忙碌

在石门乡“流浪”的日子里,我碰到刚从苏科寨“调研”回来的朱秀芬大姐。一问才知道朱大姐竟然还是沈红老师课题组的组员。朱大姐就是我身边最接地气的学习榜样。这位经历坎坷的山区妇女,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一个愚昧无知的弱女子,哪怕是在自己的族群里也是要受人欺负。朱大姐凭一句:“人活着就要争口气!”这样既朴实又有筋骨的话,不但在阻挠和贫寒交加中挣扎着读完了高中、自发组织参与民族文化活动,热心肠的朱大姐还获得威宁县“女能人”和“最美慈母”的荣誉。她是一位有故事的大姐。不止于爱与恨,行动才有意义。 

朱秀芬大姐和三苗网创始人石茂名老师。当年石老师到威宁偏远苗族地区助力公益教育事业

十多年前在黔西北做调研的张晓老师(右)和朱秀芬大姐(左)

朱秀芬大姐(前排右二)自发组建的苗族文艺队

今年夏天,朱大姐(中)和沈红老师(右)在黔西北苗族地区做调研

离开石门坎那天,天刚亮我就朝昭通城的方向走去。虽然这条五十多公里的山路现在已经全程柏油路面,可是因为沟壑纵横,走起来很费体力。这样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搭车。傍晚时分,我终于站在山坡上遥望热闹的昭通城。那一刻,我仿佛又和一百多年前衣衫褴褛的同胞站在一起。我坚持用“流浪”这个词,一点也不矫情。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流浪”就是为了寻找幸福的生活。我穿着粗麻布衣裳,祖先才认得我。而用“流浪”的方式,只想跟紧他们的脚步。一个民族该有一处或是几处文化圣地,石门坎就是我心中的圣地。

天刚亮,我朝着昭通城方向走去,最后看了一眼“卯岭南”(苗族对石门坎地区的称呼)

穿过山坡下面这片茂密的苹果林,就到昭通城了。每当我站在山坡看着远处富饶开阔的平原,总能触碰到祖先深埋心头几千年的愿望,那是一种对希望、对文明、对安宁日子的深切期盼!

我常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棕色的眼睛、典型的“苗瑤脸型”和微卷的黑头发。我知道,我的血液里静静地躺着许多古老神秘的信息,它们将伴随我的一生。

贵州籍的青年设计师敖谦创作了一组表现石门坎文化的作品。这是其中一帧精妙的设计:用石门坎老苗文以一种极富现代色彩的排列组合,生动呈现伯格理那幅著名的肖像


走近石门坎——石门文集——精神之旅——流浪石门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