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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的救赎 章伟升
他是为了进入中国最偏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贵州石门坎考察，但车队因浓雾而迷失在深山里。山路夹在高耸直立的峭壁与深渊之间，没有护栏，“稍微偏一点，就掉下去了，几百米啊，根本看不到底。” 还有一次，前往石门坎时遇到山体滑坡，差点车毁人亡。“那个石头有房子那么高，就那么倒下来了。”陈浩武对《中国慈善家》说，“危险随时会有，非常危险。”
石门坎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乌蒙山区，因生存条件恶劣而被称为“拉屎都不生蛆”的地方，至今还存有人畜混居的情况，长期患有眼疾、黑齿病、关节病的村民很是常见。由于地处深山，六月份的气温还处于近零下十度，当地的孩子却要凌晨4点起床，爬三个小时的山路上学。因为当地的喀斯特地貌难以蓄水，极度缺水的当地人长期不洗澡，陈浩武带去的志愿者给孩子们理发时因味道实在难闻而呕吐。两名支教的志愿者曾爬上学校的后山，花费很大精力刨了一个小坑蓄水，每天用细管子把水引入学校的水池，“那个量就跟小孩拉尿的量差不多。” 但这片“蛮荒之地”，却是陈浩武心目中的圣地，被他视为云贵高原上的耶路撒冷。因为这里曾经是整个“西南苗族的文化高地”，一百年前发生过一场影响周边22个县、数百万人口的乡村改造运动，而其核心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伯格里（Samuel Pollard）。 1905年，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伯格里来到石门坎传播现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不仅为原本没有文字的苗族人发明了花苗文，还建造游泳池、足球场、西式医院、邮电局，创办了120多所学校，并在1928年就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博士，这里举办的运动会参加人数一度达到10万。源自石门坎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影响力远至云南、四川。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汉人每万人中有0.215个大学生，而在乌蒙山区，每万人中有1个大学生，比汉人高出近5倍。短短几十年，石门坎的名声之旺以致于从欧洲寄来的包裹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被送到。
2010年，陈浩武偶然注意到了石门坎。一直致力研究农村社会改造，又在关注社会救赎和精神信仰的他，很快就发现石门坎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新范式。 在陈浩武的比较研究中，伯格里到来前的两千多年，石门坎是被主体文明抛弃的“化外之地”，无论是土司、土目的彝族文化，还是儒家的汉文化，都没有平等地对待这个“生番”民族，没有财产、没有文化、没有社会地位和个人权利的苗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伯格里用基督教文明平等对待了这个民族，他在石门坎治病救人、普及教育、用苗文传播《圣经》，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当发生流行病时，他还把药留给了儿童，自己却不治身亡。 在伯格里之后，高志华、费立波、汴淑美等基督徒志愿者为改变苗族境遇，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乌蒙山区。陈浩武深受触动，并把每一次石门坎之行视为朝圣之旅。他不放过每一个宣讲石门坎故事的机会，并希望把石门坎作为社会救赎的标本和故事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示给更多人看，因为他认为当下中国需要救赎公共领域和秩序，只有恢复信仰和敬畏、构建中国人的心灵底线才是出路。 与在既定的儒家文明框架下，通过增加物质、技术来进行乡村改造的晏阳初、梁漱溟模式相比，伯格里通过植入教育与宗教信仰来改变化外之地的方式更有效，这是陈浩武对石门坎模式的思考。而在理性思考的另一面，是他对石门坎发展的建设性公益行动。
上世纪30年代就培养出医学博士、被称为西南地区文化高地的石门坎，1988年的调查显示：贫困率98%，文盲率88%，小儿辍学率78%，又回到了几近蛮荒的状态。 2011年，曾创办湖北证券公司的陈浩武成立“石门坎后援团”，发动老同事和老朋友每人出资一万元，为在石门坎普及教育、提升文化募集资金和资源，并在大学中招募有信仰的志愿者前往石门坎支教。经过三年的发展，后援团已在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等城市设立分站，规模远超预期。2012年，陈浩武、王小山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募捐，三天之内便为卞淑美任校长的新中小学筹集了一个价值十多万元的图书馆。 在后援团的基础上，2014年5月，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得以成立，目标就是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 为了使基金会可持续发展，陈浩武改变了依靠募捐的运营模式，代之以具有公益价值的商业项目来获得经费。2013年，他与航空公司、旅游公司合作发起“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项目，由刘军宁等知名学者带领对历史、宗教和哲学感兴趣的游客游览罗马、埃及、以色列等世界文明重地，获利分成部分尽数捐入石门坎基金会，陈浩武称之为“用公益养公益”。 石门坎基金会成立之初，便与友成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广MOOC项目，将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在线教育传送到石门坎及其附近的威宁地区，之后将在云南开展。 陈浩武介绍，目前石门坎基金会已经形成图书馆、电化教学室、苗语合唱团、儿童免费午餐、教师培训等项目，在MOOC项目投入最多，仅在深山中架设宽带和电线杆这一项任务便殊为不易。 2015年对于石门坎是个很特殊的年份：伯格里创立的光华小学建校110周年，伯格里去世100周年，以及朱焕章去世60周年。因此，石门坎基金会正在筹开隆重的伯格里追思会，资助重新翻译伯格里的传记，并邀请知名纪录片导演李政才担任导演，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石门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变迁。 此外，石门坎基金会还与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计划在2015年组织一批有基督教信仰的企业家做一次石门坎之行。在陈浩武看来，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是需要救赎的对象，因为对财富的追求需要保持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伦理框架之内，如果发展的道理突破了发展的伦理，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石门坎产煤，煤老板跟乡政府的关系搞好了就可以肆意挖煤，当地的老百姓在窑洞里背一天煤就十块钱，结果是当地的路、空气、仅存的水源全破坏了，得好处的人都拍屁股走了，剩下受害的这一方百姓。”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一直仿佛生活在梦境之中，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和‘罪犯’这个概念联系起来。”10年之后，陈浩武才在一封公开信中回忆了自己刚入狱时的心迹，他说做梦都没有想到，对自己一生奋斗的报答竟然是监狱。 在1980年代，陈浩武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1991，陈浩武创立湖北证券（2000年更名为“长江证券”）并出任董事长，与“中国证券界三大教父”管金生、张国庆、阚治东等人成为证券市场第一批弄潮儿。 湖北证券在陈浩武主政的十年里，员工数量、营业面积、盈利能力、资产总量都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增长，其中资产总额增长了600倍。用陈浩武的话说，1998年左右，仅1000名员工的湖北证券，年利润超过了拥有10万工人的武汉钢铁。然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突然身陷囹圄。 2000年，陈浩武因“个人经济问题”被湖北省纪委“双规”。两年后，他被判受贿罪，但鉴于“有立功表现”而“免于处罚”。从此，这位商场上的风云人物开始淡出江湖，几乎绝口不提资本市场上的“刀光剑影”。 在外界看来，陈浩武与中国证券业其他开创者一样，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铺路石与牺牲品。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陈浩武表示早就预料到会有悲剧性结局，当初投身商海就带有流血、牺牲、用自身躯体为时代探路的悲情色彩，犹如1980年代知名的四通公司，企业名称就是英文stone（石头）的音译。“当初我不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下海的，而是希望30年以后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关切的。” 在狱中的那段岁月，自小喜欢历史的陈浩武大量阅读释迦牟尼、康德、洛克、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书籍，开始关注曾国藩的思想轨迹，庄子的书更是翻烂了一本又一本，并完成了从儒到道的精神转变。他说其实儒家和道家都承认天下有无道之时，但是儒家主张天下无道时君子要杀身成仁、弘扬道统，而老庄哲学则主张学会放下，把保存自己放在首位。 如今，陈浩武回首往事，心中坦然，不再为曾经遭受的委屈与不公耿耿于怀：“长江证券20周年的时候请我回去了一次，员工好像都很兴奋，等我走了以后他们都在关注我的博客和微博，就看陈总20年回来以后会发表什么评论，结果一天没有，五天没有，十天没有，一个月没有，他们觉得陈总真的放下了。” 退隐著学，从宗教、信仰两个维度研究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用公益延续当初的理想主义，是陈浩武往后的人生归宿，石门坎便是他心中的寄托。他说，自从认识了人生无常之后，尽管精神轨迹转变了，但对社会表达关切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我在证券公司十年的时间，支持的公益事业可以说是无数。无论我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显赫还是普通人，在对社会的关切、悲悯这一点上，从来没变过。以前我们在证券公司有条件做，现在没有条件，但我们自己依然努力去做。” |
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当时车轮稍微偏一点，一定连人带车跌落看不见底的悬崖，摔得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