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基督教史料

会泽基督教史料编录：会泽基督教会姚昆 150 2515 9957 qq254437216

基督教在会泽办学的历史

原东风小学校长钟毓兰

一.源起：基督教是1864年传入我国的，传入云南1883年，先从浙江.天津.河北.湖南.湖北.四川.最后才到云南。原名大英圣道公会，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创立，在国际间凡是以卫斯理的神学思想为基础的教会，统称卫斯理宗，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组织“牛津团契”，主张认真研读圣经，严格宗教生活，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并付诸行动。因此成员们被称为循规蹈矩者，中文称循道宗。

二.初期阶段：1883年由英国牧师索理仁和一位姓樊的牧师从上海顺长江经四川重庆沿陆路至昭通。1885年，又派柏格理牧师，邵慕廉牧师，苏慕才女教师来昭通，他们都先在上海学好中国语言后才分到内地，柏格理到昭通后即向在彝族.苗族中传播福音，苏慕才教师来昭通后在聚贤街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邵慕廉牧师1886年来到会泽，他毕业于牛津大学，道德文章均称上乘，到会泽后凭其渊博的学识结识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并为一些准备留日的公费生补习英语，如唐继尧.李佩衡等，都接受过他的教育，后经会泽教育界人士的介绍，在丰乐街以永租的形式向彭姓谋得一片民房，占地约三亩（今学校东面原城墙处）。以后昭通又派易理籓（英籍）.李约翰（华人举人）协助建造礼拜堂，礼拜堂是老式，中有隔板，男女分坐。教会的招牌是大英圣道公会。学校名：成都华西分校男女两级小学校，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准缠足。有罗老师（定一之母）先后教授了不少少女同胞，每学期试题都由华西寄来。学校还设助学金，先后有梁发琪、

晏煜昌、梁小川、吴开阳、杨建烈、王国章等，王国章解放后曾任武定县教育局长多年，晏煜昌和其父晏克臣（会泽武举）曾在南华.楚雄.姚安.牟定大姚开设教堂传福音，兴实业，行医教学。1980年才被儿子晏福德接去美国定居，他毕业于华中大学，后去美国深造，获化学博士学位，对石油化工颇有研究，文革后曾回国讲学，也到过昆明。

三.中期阶段：1934年建造现在的礼拜堂，后有新建两层楼校舍一所，右边有西牧师住宅，对面街有华牧住宅一院，由于杨建烈牧师德高望重，本着基督的宗旨育人传道，不但礼拜堂坐满了人，连晚礼拜（今礼拜堂前及右边一排房子）也容纳不下。礼拜堂名“恩泽圣堂”，学校改成“兴华小学”，统称英国循道公会，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是最兴旺最繁荣的时期，有三方面原因如下：

①基督教会培养了很多人才，如梁发琪（其）牧师的六个儿子读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杨建烈牧师也有三个儿女大学毕业，晏煜昌的儿子晏德福，在美国获三个博士（化学.医学.哲学）头衔。罗述义是教会送往上海虹口盲哑学校学习，回来后在昆明为盲哑人的教育事业做出不少贡献。在旧社会，会泽基督教会培养出这么多大学生是多么不容易呀！以兴华小学来说，在会泽也是首屈一指的，从这里出去的人，不知有多少正在为社会努力啊！

②社会的支持：1931年英国牧师邵慕廉（1925年死于英国），年老退修回国后在英国逝世，当信息传来时，会泽教育界人士聚集在会泽中学大礼堂，悬挂了他的遗像，进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追悼外国人恐怕是第一次，说明当时的社会是积极的支持。

③办慈善事业:开办小型医院。基督教的宗旨是，拯救人的灵魂；（办医院）再医治人的肉体。在礼拜堂右边两间平房每星期二.五开设门诊就诊人数不下一百人，当时都是免费，这对一般贫苦劳动人民来说，还是挽回了不少生命啊！会泽医院的诞生是起源于基督教会。

临近解放时有曾德华、罗定一、蒋世高等进步教师把教会办得很红火，政府部门有的领导还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

四.教会最后阶段:1950年，许多人说会泽没有基督教，可能是指这个时期，教会只是告一段落，而学校还有一部分资金在昭通，因此政府委派我出来要把学校办好，政府才接收。当时不但要完全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而且还要比别人更积极地参加社会的各项活动，如扫盲、科学、文艺、抗美援朝宣传等，我校负责的地区:北街、中河、华泥、扯嘎，每天都有带领学生前去，一直要夜间三点左右才回得来。汉阳部队驻校不准学生住校，远道学生只有领着去住大庙，土主寺.江西庙都住过，而且学生的学业耽误了，“误人子弟”的罪名担当不起，因此一周曾上过三十多节课，工资每人每月只八元人民币。又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学校，特务学校，谁也不敢来，谁也不愿来。虽如此困难还是把学校办好了交给了政府。

基督教会没有了、完了，因为基督教以博爱为宗旨把上帝的爱洒满人间，全世界都种下了爱，随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已经在祖国多地不断茁壮地成长，并且更加繁荣了！

（补充材料）

我是1934年春来会泽教书的，以往的西国牧师有邵牧师，马建中牧师，还有易理籓牧师，中国牧师有梁发琪（其）、吴旭初、王边成、梁小川。1934年时只有杨建烈牧师兼任校长，西国牧师有顾维德他的师母开始办一诊所，每日义诊不下百余人，由于杨建烈牧师的认真负责，在当时会泽的学校算是首屈一指，教会来说也算发展到了最高峰。1935年杨建烈死后，由陈ⅩⅩ、许ⅩⅩ二人主持，先还是兢兢业业地办好学校和教会，可是后来徐ⅩⅩ作了安纯三的附庸，被判处无期徒刑。陈ⅩⅩ由于不务正业，在礼拜堂开电影院被教会调下昭通，由曾德华、罗定一、蒋世高等进步教师主持学校和教会，当时的学校和教会还不错。到了解放，陈由昭通回来重振旗鼓，把所有旧人员统统换了另组人马，我也是一个，教会所办学校停办几个月，大检查开始，陈和校长田锡方.伊伯农.曾德福等被镇压，杨绍奎、梁小川、詹景谦、胡德明等被捕，当时学校还有部分资金在昭通，政府指派我负责，所以只好忍辱负重的接下担子，把它办好交给政府，兴华改成东风。

附记：

此文为建国前东风小学的前身兴华小学原女校长钟毓兰1993年为政协所办《会泽文史资料》所撰的专稿，因该文是作者亲历，其后有关基督教办学有关史料均取材于此，它是东风小学创校之初及其后办学弥足珍贵的史料，此次刊登，保持了原文的风格，个别地方作了修订。

东川府教会学校的院子里，洗衣的孩子们（由逝世于昭通的传教士格兰丁的丈夫丁乐梅拍摄于1909年）

东川府，受传教士影响的花苗人（由逝世于昭通的传教士格兰丁的丈夫丁乐梅拍摄于1909年）

苗族李正文传道期间一家人在会泽

基督教与礼拜堂

卞伯泽

1989年前，现钟屏镇丰乐街东风小学内，还保存着一幢中西式的房子——礼拜堂，该房坐北朝南，占地约一百平方米。建国前，这里是会泽基督教活动的场所，会泽第一次电影放映也在这里举行。除礼拜堂外，当时还建有“洋”牧师宿舍、学生教室，是一所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教堂及教会学校。

基督教进入云南，是马嘉理事件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西南的门禁被英国人打开。1877年，基督教的传教士祝名杨、巴子成和麦加底分别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1881年在成都建立传教点，1883年，又在云南大理和昆明建立传教点。在西南传教的原名大英圣道公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由英国人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创立，在国际间凡是以卫斯理宗教思想为基础的教会，统称卫斯理宗。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组织的“牛津团契”，主张认真研经祈祷，严格宗教生活，遵循基督的道德规范，并付诸行动，因此成员被称为循规蹈矩者。中文这一派别为卫理宗，循道宗或循道公会。和循道公会一道的还有一个教派，称内地会。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在宗教思想和传教方式上都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别。会泽的基督教属于循道公会，内地会只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建立传教点。

1883年，循道公会在成都成立“华西大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循道公会派英籍牧师柏格理、邵慕廉牧师及苏慕才女教师进入昭通，创办西南教区。柏格理来到昭通后，据《昭通教会史》载，“柏牧师经过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乡市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横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南教区派邵慕廉牧师到会泽传教，邵慕廉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到会泽后凭其渊博的学识，结识了会泽的一些教育界人士，其后并为一些留日的公费生补习英语，如唐继尧、李佩珩等。后经会泽教育界人士介绍，在丰乐街以永租的献身向彭姓购的一片民房，占地约三亩。其后，西南教区又派易理藩（英籍）、李约翰（华人）来帮助建房，建大英圣道公会圣堂及学校一所。礼拜堂为老式，中有隔板，男女分坐，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准缠足的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其后，邵慕廉病死在会泽（一说死于英国）。接替他的英籍牧师顾德维在大门西内侧创办“华兴药房’,开会泽西医的先河，每星期二、五开设门诊，实行免费。次年，建造礼拜堂，新建两层楼校舍，改圣道公会为循道公会，教堂更名为“恩泽圣堂”,学校全称为英国循道公会会泽兴华小学，当时教堂的隶属关系是：

循道公会总会远东委员会：设伦敦泰尔奔25号。

中华循道公会全国议会：设武汉。

西南教区：设昭通。

西南教区各联区16个，其分布情况为：昭通、威宁、会泽、昆明、嵩明、寻甸、彝、大关、永善、盐津、巧家、镇雄等。当时西南教区的教堂有100多个。

1938年，顾德维夫妇回国，药房由中国传教士杨旭光接管，于1946年关闭。

基督教在会泽传教时期，教徒不上百人，但分布面较广，除县城外，在驾车湾、迤车汛等地都曾发展过教徒，其中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1946年外国籍牧师返国后，由中国牧师主持教务。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后，停止活动。1987年，县人民政府批准金钟乡盈仓村基督教活动点的登记申请，允许其宗教活动，承认其合法性。

会泽基督教西方宗教的一个教派——循道公会，该教在宗教思想上要求教徒努力完善基督徒的品格，通过艰苦的工作创造美好的生活；在社会观上，肯定“此岸”，强调对社会的改良，强调自身的信仰，才能达到上帝创造的“彼岸”；在传教方式上，要求教牧传教。这一切，对于我们研究当时西方文化传入会泽的早期形态以及它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有意义的，对于现在指导基督教开展宗教工作，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新华药房

《会泽卫生志》

民国二十年（1931）会泽基督教循道公会恩泽圣堂建“新华药房”，创建人为英籍牧师顾维德。

建国前医疗卫生机构

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会泽共有中医药堂20家，从业人员40人。到1949年减至13家，从业人员20余人。当时较为有名的是雷姓万元堂﹑罗姓同仁堂﹑李姓大生堂﹑丁姓德生堂﹑徐姓双合堂﹑张姓五福堂﹑陆姓寿春堂﹑茅姓中和堂和孟姓复安堂等。在民国二十年（1931）建的恩泽圣堂新华药房，为会泽第一个西医机构，属会泽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只有一名医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停办。民国三十年（1941）建的滇北矿务局职工医院，在会泽首次开展外科手术，民国三十七年（1948）停办。而政府在会泽首次举办的医疗机构是民国三十年（1941）建于陕西庙的会泽县卫生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1949年停办。

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天主教灵医会在会泽建立的嘉美禄医院，除门诊外，还设住院部，时有病床28张，有基本的医疗设备，首次在会泽制输液剂，医护人员均为意大利籍。1952年2月，由会泽县人民政府接管。

抗日战争中期，会泽开始出现西医药诊所。到建国前夕，先后开过18家诊所，从业人员18人，较为有名的是产科苏婉惠﹑杨姓好生药房﹑苏姓广锡昌药店和钱姓滇北诊所等。

恩泽圣堂新华药房

英国循道总会在会泽传布基督教，于清光绪十六年（1891）九月派英国牧师邵慕廉和白XX（不详）来中国后到会泽创建了云南会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恩泽圣堂，俗称“耶稣堂”。后因其传教布道的需要和为扩大教会在会泽的影响，该堂先后设立了学校和西医药房等附属机构。

新华药房就是由会泽基督教循道公会恩泽圣堂所创立的教会，附属慈善医疗机构，由英国牧师顾维德夫妇创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设于现会泽县丰乐街东风小学内，经费由英国循道总公会拨给。因其药品较少，且经费受限，所以诊治对象主要局限于教堂所属人员和附属机构人员以及其教友。而一般老百姓知其存在者较少，向其求诊者更为稀少，每日门诊多则10人左右，少则几乎无人就诊。对其内部所属人员及其教友一律免费治疗。对外就诊者则按“有钱者全费，困难者减免，无钱者免费”的收费原则对待。整个新华药房全年的经费开支，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六日，县政府第一科的《基督教概况调查》资料载：“药房系慈善性质，由顾维德负责，年需经费三千余元（旧币·滇币）。”当时西药价值昂贵，享受其全免费医疗的对象约有百人左右，除去此类人员的医疗费用外，经费已所剩无几，外部能享受到减免优惠治疗的人数极为有限。

顾维德夫妇均懂医术，其夫人为专业护士。他初到会泽时，为其自身保健的需要随身备有为数较少的西药品，当教友患有疾病，即将其备用药品用以治疗。至此，在会泽开创了西医西药的先例。药房工作主要由其夫人一人承担，其治疗手段仍以西药片剂为主，兼作少量肌肉注射﹑小伤换药等，偶尔也开展种痘预防工作。其诊断方面的水平不详，据传当时新华药房配有1台显微镜。

民国二十七年（1938），顾维德夫妇离开会泽回国，药房工作即由西医师杨旭光接管，业务方面没有发展。民国三十三年（1944），药房又由西医师付加恩接管。此后，因为教会经费入不敷出，药品补偿困难，业务工作难于开展，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停业，历时工15年。

据所查资料考证，恩泽圣堂新华药房属会泽县第一家西医药机构，其所开展的预防种痘工作，也属会泽先例。

百年回眸爱满人间（1）

东风小学的创建及建国前的剪影

这是一个蛰伏了百年的期待。这是一所遮天蔽日的泼树遮掩了百年的老校。2008年，当一个曾被外国人嗤之以鼻的国家首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刻，边陲会泽县城的一所学校却迎来了她的百年校庆。是神话?还是现实？

历史的沧桑变得那么独具情味，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于一个蛮荒憿外的县城来说，犹如在现代化的街道中，走来了一为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的老祖母，历史的瞬间一下变得厚重了。如果我们顺着历史的时空隧道去探索这所学校的百年沧桑时，你不能不为这所学校的历史所倾倒。会泽县东风小学，这所位于县城东北角的学校，在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缩小办学的规模，县教育局将丰乐街的翠屏小学与丰乐小学合而为一更名为“翠丰小学”。如果我们分头去追寻这两所学校的办学历史，创校之初，就显得那么不同凡响。

一所进士及留日学生创办的学校

翠丰小学，它是中国新旧教育制度交接及过渡的产物，它是会泽人心目中的骄子。

历史的镜头将聚焦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踌躇满志的会泽籍士子刘胜堂从日本留学返回会泽，这位已步入中年的洋学生，当他回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故土时，改革的豪情的确使他壮怀激烈，新式的西装内跳动着的是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刘胜堂，字克升，会泽县钟屏人。他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刘昭銮为前清举人。刘胜堂出生之时，大清帝国已由鼎盛走向衰败，各种矛盾交错，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时的会泽，汤丹厂的回族马二花揭竿而起，现新街乡的回族杨文兴也起而响应。同治元年，太平军途经会泽。刘胜堂就是伴随着这一个帝国动荡的年月而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年的。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刘盛堂在乡试中中举，到京城应试，中了进士。当时他仅29岁，后被派往广东。任开平县知县，任上因其秉公办事被解职回籍。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清政府变法维新的改革中，云南巡府林绍年决定选派云南士子赴日留学，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当时“巡府林绍年为选派速成师范学生并续遣三批学生出洋游学片”：

维新学，原以储才教育，端在师范。滇处边迹，民智未开，延聘教习，尤极不易，自上年开办学堂，虽中西兼授，而教习乏人，一切教法程度，亦未尽合成，各府厅州县，万难遍及，若不亟图培植师范，穷无以宏造就而裨学业······兹选得进士刘胜堂等为四十一名······均属学裕品端有志上进者，定为出洋速成师范学生，庶毕业归来，足以分派，并以刘胜堂等六名，兼允考察学务，其由滇起程者计，刘胜堂为二十三名，应需学费路费每名各给银六百两，均由拟发各府直隶厅州中学堂津贴银两项下暂拨支用。

清朝晚期清王朝深感列强欺辱的教训，在全国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于是“废科举·兴学堂”，效法日本而对旧教育实行改革，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以及八股文为本的封建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厅、州、县，将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顾中、西学之学校，开始了对旧教育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晓谕各省，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书院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并增设蒙学堂。至同年十二月，令张白熙为管学大臣，拟定学堂章程，分为六级：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会泽县城创办了第一所公立小学堂，分高级.初级两级。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中学堂。私塾、义学改为乡、村等小学堂或蒙学堂后，随之而出现的是师资问题，科举制度所培养的学究士子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刘胜堂为被选派前往日本留学，是根据形式学堂教师的需要而派选的“速成师范学生”，回国后担任新式学堂的教师，除此之外，刘胜堂还兼任考察日本学务的职责。

扶桑的樱花等待着这位南蛮之地的学子的到来。

刘胜堂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选派到日本，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回国的。三年的时间，他除了完成学业及考察学务外，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学生的同盟会；筹款购置了经纬仪.人体解剖模型等，为回国后开办新式学堂作准备；详细记录了留日期间的所见所闻，形成了一本似“留日札记”的见闻录。笔者年轻时曾听会泽的贤达董敬缄说过此事，董老还讲了书中的一个情节，即克升先生留日期间跟随日本友人到沐浴室洗澡，当时，日本友人曾叫一日本小姐给克升先生擦背，此举，克升先生感到十分不自然，甚至十分尴尬。这一情节也记入了克升先生的留日札记中。可惜此书已经失传，无法找到。可以看到，克升先生是云南第一位放眼看世界的人。

克升先生留日回国后，曾出任过昆明贡院的督学。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返回会泽，这位进士出身有接受西方理念熏陶的士子，返乡以后，表现出一种对世俗传统叛逆的精神，他的所作所为，在晚清的会泽县城激起了轩然大波，使人振聋发聩。

首先，他率先剪掉了辫子，剃一光头，当时，离辛亥革命还有三年，可以说他是云南最早剪掉辫子的人，一条辫子就是一个王朝的象征，表现了他彻底与那个王朝决裂的信心和勇气。这一举动，被当时会泽人戏谑为“刘大和尚”。

其次，他把留学期间筹款购回的经纬仪，动植物标本和人体解剖模型，陈列于县高等小学内，人体的裸体模型，地球是圆的理念，第一次出现于这个县城。

第三，他向传统的礼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首先倡导妇女不准缠足，并从他家中的妇女做起，率先解小脚，留天足，带领两校学生，推到了城隍庙的泥菩萨。刘克升的离经叛道，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势力，在涤荡着那个王朝最后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克升先生返回后最大的举动，是翠屏小学的前身~爱国小学的创建。返乡后不久，他深感当时会泽县城于旧日考棚（现职业中学处）开办的公立学堂及公立女子小学堂已经不能适应新学制的要求，于是自筹经费，于家中（现卖鱼街处）“迎晖堂”处创办“爱国小学堂”，聘请管教一人，教员6人，开设7个班，共招收青年及儿童一百人。并亲自兼任校长一职。会泽的新式小学，始于清光绪三十年，处于清朝末年的形式教育，课程内容讲，增添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些课程内容，以初等小学为例，所设置的课程为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乐歌、体操。这一改革，除了聘请不到适应这种教育的教师外，也拿不出一套适应这种教育的教材，才从日本留学而开办新式学校爱国小学堂的刘克升先生，不辱使命，即着手为自己的爱国小学堂编写教材《云南地志》。

《云南地志》分上、中、下三册，扉页印有“光绪戊申之季冬月出版”，即出版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二月。共65个页码，4万余字，舆图23幅插入书中，全书除例言外，共有13个部分，分别为疆域、地势、山脉一、山脉二、水源一、水源二、天气、物产、人民、建置、区划、土司、边防。《物产》一章，含矿产，植物、动物、工艺、商品。《人民》一章，有户口、种族、性情、风俗、语言五个部分。《建置》中有沿革、城池、兵制、财赋、学校、邮传、铁道等部分。《区划》分别介绍了云南20个府、厅、州、县的情况.《土司》一章，简介了云南、丽江、大理、东川等19个地方少数民族习俗及土司的情况。

《云南地志》系作者日本留学返乡后为自己创办的爱国小学堂编纂。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刘克升先生在留日期间，大和民族因明治维新而带来的强盛，深感自己祖国的内忧外患，所以他编纂的这本乡土教材，是作者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从全国的角度来审势云南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体现出来的是那一时代留日学生的思想倾向。今天，当我们抚摸和翻阅这套宣纸石印的精美书籍时，字里行间跳动着的是这位学子热爱桑梓，热爱故土那份感情：

东川之石榴、宝珠梨及蔗糖、橘柚、其珍味又兼江南、西蜀之美。顺宁之鸡血藤、普洱之鹿衒草，又为中国所无，嗟乎吾滇物产，即以植物而论，亦可驰誉全球，寸土黄金，何忍弃之。

云南欲富，非矿不可，今民智未开，矿学尚未萌芽，而五府一州一厅，复送外人，过此以往，未识吾滇人之生活能换回否。

云南人性情豪爽，好勇善战至妇女亦能驰马操戈······承此民气，使得淬励扶持，进以国民教育，以之卫国保种，何逐日本之不如。

丰富的物产，中华的复兴使这位士子热血澎湃。作为爱国小学堂的乡土教材《云南地志》，由于他鲜明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特点，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地理科目的乡土教材的范畴，是我们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解当时云南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研究这一批留日学生思想状况及这些思想对云南的影响的珍贵史料。作为东风小学的师生，对于有这样的创始人和这样高水平的教科书而感到自豪。它将成为这座学校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于会泽教育乃至云南教育之林。

爱国小学堂在迎晖堂开办不久以后，到宣统元年（1909年），由刘克升先生倡议，经楚.黔两省会馆同意，将其迁入南岳宫开办，并由楚黔两省出资，招收新生，当时有管教2人，教员7人，设6个班，学生150名。到1912年，学堂改称为“私立楚黔中心小学校”。到1949年，钟屏镇第一中心小学并入该校，称“翠屏小学”。结束了“爱国小学堂”及“楚黔小学”的办学历史。

百年回眸爱满人间（2）

一所英国人创办的学校

丰乐小学，它的前身为兴华小学，创办之初称“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这所英国人于会泽创立的学校，它是西方宗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产物，深深印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特点。

历史的镜头将要对准逝去的岁月。我们将要拂去那尘封的历史。

进入19世纪，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了殖民运动和传教运动的对外扩张。在西方，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而英.美却是基督教国家。远在17世纪，天主教就进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到1801年云贵川三省共有天主教徒4万人，两名法国传教士，16名中国神父。光绪初年，天主教捷足先登，进入会泽，法国古神父在县城今人民医院购置地产建天主堂，发展教徒百余人，继而在丰乐街开办一所育婴堂，接着又在今娜姑镇白雾街建圣若瑟堂。到19世纪，基督教开始进入云南，1877年，基督教的传教士祝名扬，巴子成和麦加底分别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1981年，在成都建立传教点，1883年，又在云南大理和昆明建立传教点。在西南地区传教的基督教原名大英圣道公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创立，在国际间凡是以卫斯理宗教思想为基础的教会统称卫斯理宗，中文这一派别为卫理宗，循道宗或循道公会。和循道公会一道的还有一个教派，称内地会，两个教派都属于福音派。

东风小学的前身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就是循道公会创立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传播基督福音，还办诊所，放电影，搞演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正是循道公会以“入世”为己任参与社会活动这一宗教理念的真实反映。

1885年，循道公会在伦敦设循道公会总会。1887年，循道公会派英国人柏格理、邵慕廉牧师、苏幕才女教师进入昭通，创办西南教区。

透过云、贵、川的历史风云，我们将看到一群英国传教士的身影，柏格理一行的来到，犹如一颗融宗教与文化的新星，闪烁于云贵川接壤处的上空。

柏格理，这位把整个一生都献给西南地区虔诚的基督徒，这位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创始人，1864年生于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22岁时，志愿申请加入传教团体来到中国。柏格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他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其志向是要得着“一个民族的皈依”，所以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生于死搏斗的传奇色彩，以51岁的生命殉道于威宁石门坎，真可谓创造力基督教史上的人间奇迹，获得了循道公会“世界五大使徒”的称号。

处于清朝末年的云贵川三省地界之地，当时的贫穷、落后、愚昧，生存条件的险恶，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昭通教会史》载：“柏牧师经过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乡市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横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在整个传教中，柏格理等传教士，或遭刺杀，或遭瘟疫，或被殴打，经常险象还生，抱着一种百折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1904年，柏格理决定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苗族聚居区威宁石门坎开办教会和建造教堂，经过数年的努力，遵循循道公会的改革社会为己任的办教宗旨，以石门坎为中心，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建立联区16个，会泽于东风小学处的基督教会属于所属联区之一，堂所121所，信徒5万余人，几乎覆盖了云贵川整个结合部。十年时间，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联区，除创办中小学校百十余所，中等学校5所外，还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文化扫盲运动。创办了“推广布厂”，购置了纺机。创办“良种推广站”,并于各村寨推广植树，开办“公益均”刺激苗区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创造了苗族拼音文字，即老苗文，有声母，韵母，拼写方法。引进西方医学，在昭通成了滇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创办了第一家西医医院，推广新法接生，运用“种牛痘”预防天花，提倡“天足”，反对裹小脚，还在石门坎建立了麻风医院。

柏格理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外国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誉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教育区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国外基督教人士誉其为“海外天国”。同样，柏格理在西南地区的传教，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这就是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了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乡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两个苗族博士，两个彝族博士，培养出中央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级以上干部100名。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的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胡锦涛对柏格理以及整个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工作的评价，一反传统的外国传教士“文化侵略”的论点，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如果柏格理在伊甸园或天国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柏格理的传教，遍布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会泽兴华小学的成立，跟他这20多年的传教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经过多年的采访，因历史的久远，兴华小学早年的学生已经作古，柏格理于清朝末年在会泽建立教堂及创建学校的事迹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加之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及政治洗礼，一些虔诚的基督徒落得十分悲惨的结局，在老百姓中谈及西方宗教是那样的讳莫如深，谈虎色变。柏格理早年在会泽创办学校的情况，成了会泽历史的碎片，无法拼接。近些年来，柏格理得传奇人生及献身精神几乎是炼狱的石门坎所出现的文化奇迹，西方与东方，本土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成了人们追求和研究的课题。2008年4月16日中央电视台以《在天那边》为题，正面介绍了柏格理在西南地区传教情况，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柏格理早年于西南地区活动的日记及著述《在未知的中国》一书，已由东人达教授翻译正式出版，从这70多万字的著述中，我们找到了柏格理于会泽传播基督福音及创办学校的蛛丝马迹。

在《在未知的中国》一书中，由英国人埃奥特，甘铎理编辑《柏格理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柏格理和英国另外一个传教士邵慕廉到达中国的上海，此时的柏格理，正值风华正茂，仅22岁。在此之前，基督教两位传教士万斯通与索恩已捷足先登，到了云南的昭通及会泽，1885年（光绪十一年），万斯通、索恩抵达云南先后在昭通昆明开设了布道点，但没有人皈依。他们在会泽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1886年，在昭通建立第二个传教点；其后，又在昆明建立第三个传教点。

1888年（光绪十四年）柏格理和邵慕廉结束了汉语的学习，该穿中国服装，安上假辫子，经泸州，水富，大关到达昭通。

1889年（光绪十五年），柏格理和邵慕廉由昭通经会泽到达昆明。

1890年（光绪十六年）,柏格理在昆明，1月16日的日记记载“万斯通病得很重”这段时间，万斯通都在会泽传教，但还没多久，因环境的险恶及疾病，他就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而返回故乡。3月14日，柏格理由昆明返回昭通时，途经会泽，《柏格理日记》是这样记载的：3月10日，到达功山。3月14日，日出之前，已经走出了20里路。中午时分进入会泽城，到街上赶最佳销售时间，谁知吆喝了一阵后，竟经历了一场危险。当时，我被突然袭来的旧日感觉所折磨，却发现自己躺在泥污的地上，我试图想回忆梦见了什么，出了一身大汗，回去后即休息了。

可见，柏格理这次在会泽的传教，当他敲着小铜锣，讲诉耶稣的故事时，旧病复发，昏了过去。

1891年（光绪十八年）4月1日《日记》是这样记载的:“由于万斯通先生及其夫人的努力，会泽传教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可见万斯通夫妇已由英国返回会泽。

同年7月，柏格理到会泽旅行传教并返回昆明。

1892年1月24日在会泽的全体会议中决定：放弃昆明，将仅有的能力放在乌蒙山区工作，同时决定：柏牧师和雷母伯斯往乌蒙山区开展传教布道及建堂建校工作。

1892年（光绪十八年），柏格理等传教士在会泽召开全体成员，参加的人有万斯通、柏格理、邵慕廉、雷姆伯斯，会议的结果是：放弃昆明，“我们仅有足够的力量在昭通和会泽开展工作”，柏格理和雷姆伯斯在昭通，万斯通和邵慕廉在会泽开展工作。

1893年（光绪十九年），柏格理因病移居会泽，在传教点上，柏格理和邵慕廉对调，柏格理负责会泽方面的传教工作，邵慕廉负责昭通的传教工作，其《柏格理日记》记载，他于12月31日和妻子埃玛一同到达会泽，柏格理和妻子在会泽期间，生活是平静的，“上帝授我于宁静之中，他的精神会教育和引导我比以往更加纯正地前进。”他在1894年1月11日的《日记》记载：“此次的平静与昭通大不相同，在传教所，每日我布道的平均数字大约为四十个人，姐妹们则于下午挨家挨户去访问”。

1月29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感谢上帝，这里的事物变得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向进客厅的客人鞠躬，以及礼仪隆重地迎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愿上帝使我更加有礼貌和文雅。真正的基督徒也必须是一个文雅、高尚的人”。

有意思的是，柏格理和妻子就是在在一年，于会泽县城今东风小学原地处，出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一点柏格理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以下记载：3月19日，从5点到11点，当个头挺大的一个漂亮男孩刚降临人世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哭大叫起来。愿上帝给我们智慧，以哺育和培养这个小生命。

一个外国人，为了信仰，在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于异国之乡生下自己的孩子，他已经和这个地方融为一体了。

柏格理1884年在会泽期间，还到过娜姑.者海.矿山，参观了矿山的矿厂，县城的铸币厂，也到水城村进行传教。对于这些地区，都有十分生动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到了本年的10月17日，柏格理于会泽召开会议，其记录为：柏格理服侍的期限由一年改为八年，将重新开展在昆明的工作，在会泽筹建一个教堂，设备和建筑费用总数为一百英镑，到这次会议为止，统计的数字为：整个西南教区，已有两个中国佣人，一座教堂，三个传教场所，86名主日学校小学生，还有共三位汉族教徒。

关于兴华小学建立的时间《柏格理日记》没有记载，但由张绍乔及张继乔所著的《张道惠夫妇在石门（1904\1926）》有这样一则记载：

张道惠牧师于1902年来到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起初是作为圣经基督传教公会的一名传教士，后来加入到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在学习汉语期间，张道惠牧师曾经在昭通和东川工作过……张道惠夫妇与柏格理牧师共同主持石门坎工作，1908年初柏格理前去度假，他于1910年1月返回……柏格理返回石门坎后（1910年）张道惠夫妇开始休假。他们离去期间，王树德牧师被派往石门坎协助工作。张道惠夫妇度假归来，很失望的发现石门坎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于是被派往东川。张道惠先生和一位年轻的汉族同工梁发其牧师一道，共同主持东川城内的学校与教会。

会泽基督教早期的活动及其教会的成立以及兴华小学成了的情况，建国前会泽的地方县志是没有记载的，80年代所修的的《会泽县志》，关于清末基督教在会泽的活动情况，虽经大量的采访，因种种原因，也语焉不详，至今兴华小学成了的时间，记载为“民国八年（1919），基督教会出资，在县城丰乐街耶稣堂办起兴华小学，共6个班，学生190人”。应该说关于这所学校成了时间的界定，是不准确的。以上所引的《柏格理日记》是柏格理于这一地区传教时的忠实记录，通过这些亲历亲闻得日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基督教在会泽的传教，开始与1885年（光绪十一年）由万斯通和索恩完成，其后当柏格理第一次在会泽县城传播基督福音后，把会泽纳入西南教区的范畴，成为了西南教区十六个联区之一的东川联区。其后，会泽的教会工作，由万斯通和邵慕廉负责。当时，经会泽教育界人士介绍，在丰乐街以永租的献身向彭姓购的一片民房，占地约三亩。

二.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基督教于会泽的传教因柏格理移居会泽负责会泽的传教工作大有起色，当时，于县城今东风小学校址处建盖传教所，每日参加的人平均约为40人。到1893年底还准备建教堂一座。

三.循道公会是一个强调“教育传教”的宗派，而传教士柏格理因其贫寒失学的经历，特别热衷于办学，他认为“教育是打开传教这把锁的有效钥匙。”他提出了“那里有教堂，那里就有学校”的传教策略。实际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礼拜堂。光绪十九年，循道公会准备于今东风小学原址上建盖一座小教堂，应该说，教堂建起后，按循道公会传教的理念，建立教会学校，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前文所引《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的记载是：到柏格理1910年返回威宁石门坎时，张道惠夫妇即被派往东川于梁发其牧师一道，“共同主持东川城内的学校与教会”。毋庸讳言，所谓的“主持东川城内的学校与教会”有力地说明了，远在1910年（宣统二年）之前，基督教循道公会也于今东风小学校址上建盖了会泽第一所教会学校，这所学校建校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光绪三十四年爱国小学堂的建校时间，据建国前曾任兴华小学校长的钟毓兰女士回忆，这所学校当时称“大英圣道公会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丰乐小学的前身大英圣道公会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级翠屏小学的前身爱国小学堂的建校时间几乎同步。这是历史的偶然吗？还是历史的必然？西方的办学理念和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在彩云之南的一座古老县城沉淀和交融了。

灵壁山麓，在祭孔的绕梁余音中，在三月不知肉味的洞经音乐中，又多了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就是基督教的“赞美诗”飘荡在灵壁山的上空，显得那么不同凡响。灵壁山麓，在会馆寺庙林立的中国传统建筑之旁，又多了一幢西方哥特式的大门及平面为十字形的教堂，他是那么的鹤立鸡群。

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这所处于清朝末年中国教育改革大潮及西方基督教布道传教的学校，于清末民初屹立于边陲会泽县城，它的出现，将给这个地方带来什么呢？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思想，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西方的文明将随着这所学校和教堂传入这个“蛮荒檄外”之地:

校名及隶属关系：基督教会泽传教点及所办学校，称“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期间由邵慕廉，张道惠牧师具体负责。民国初年以树立师生的国家意识学校正式取名为“兴华小学”。礼拜堂改名为“恩泽会堂”，统称“英国循道公会”。1925年前，考试由基督教成都华西教育委员会统一出题，寄到学校，学生考完后，又寄到华西教育委员会统一评卷，华西教育委员会总部设于四川成都。

从教会的情况看，会泽“恩泽圣堂”属西南教区16个联区之一，其隶属关系为：

循道公会总会～设伦敦泰尔奔25号。

中华循道公会全国议会～设武汉。

西南教区～设昭通。

下属16个联区，分别为昆明联区，昭通联区，寻甸联区，会泽联区等。

基督教超越了当时中国行政区的范围，把学校办到了西南三省的边僻之地，从主观上讲，是基督福音对西南地区的广传，客观上讲，加速了这些地方教育的发展。

学制及课程设置：“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是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及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深入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它必须适应这时的改革，另一方面，它必须按基督教的理念办学。学校开办不久，中华民国成了，学校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小学四学年，高级小学三学年。秋季招生。起初初小的教材是启蒙读物，如《绘图蒙学》，高年级设有古文释义，百家姓，算术，书法，图画，音乐，圣经课。自辛亥革命后，学校使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新学制共和国国文课本教学。20世纪20至30年代，国文改为国语，高年级加上说话（国音字母），体育，音乐。因为是教会学校，学校开有修身课，宣传基督教义，主要讲圣经，每周1～2节，除此之外，每周还增加1～2节英语课，每周星期四及星期天，参加教会的礼拜活动，学生每参加一次活动，都能得到教会所发给的绘有基督故事的明信片一张。晚上做完礼拜后，学校的校工手提汽灯，负责护送。当时由于距县城两公里的水城村有基督教的一个传教点，学校也带领学生到此处参加活动，当时称之为“做庄稼礼拜”。笔者童年时，常听外婆说到耶稣堂每逢星期天晚上做完礼拜校工护送学生回家时的情景，每到一家，在汽灯的照耀下，高呼“你家的小姐（公子）回家了”，在这古城区，该是多么美的情景。

师资：兴华小学校长，教师的构成情况，前期以英国牧师为主，后期中国牧师取代了外国牧师，以中国籍为主。其校长教师的学历及办学思想，在当时的云南乃至中国，应该是第一流的。

英国循道公会牧师除传教外，也担当一定的课程教学，据有关资料统计，他们分别为：

柏格理：也译作，塞缪尔·波拉德，1864年生于英格兰南海岸一贫苦的工人家庭，1879年在牛津地区的会考中获得优异成绩，22岁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会泽兴华小学的创建者，1915年殉道于贵州威宁石门坎。年仅51岁。

邵慕廉：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886年与柏格理一同来到中国，光绪中期，到会泽传教，凭其渊博的学识结识了会泽的一些教育界人士，后经教育界人士的介绍，在丰乐街以永租的形式租得一片民房，占地约三亩，建盖了教堂及学校，1925年逝于英国。

万斯通：进入云南较早的英国传教士，1885年前于会泽传播基督福音，后主要负责会泽的教会及学校工作。

张道惠：英国人，1902年来到云南，后来加入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曾在昭通和会泽工作过。

苏幕才：女，英国人，曾于会泽县城传教，1907年到昭通任美以美会小学校长。1951年出境。

埃玛·韩素音：英国人，柏格理夫人，曾于会泽教会诊所工作过。

易理藩：英国人，教区主席，1951年离开。曾由昭通派往会泽协助建盖礼拜堂和学校。

顾德维：英国人，牧师。

马建中：英国人，1930年到昭通，教区主席，俗称“马利主”，与昭通县县长王伯锐是干亲家。曾是会泽基督教堂的牧师。

中国籍的牧师和教师有：

李约翰：又名李国钧，男，汉族，1874年生，昭通人，华中协和神学院毕业，李多加之兄。曾参与协助建盖礼拜堂和建校工作。

梁发其：汉族，又名梁福臣，1884年生，会泽人。

梁小川：汉族，又名梁绍昌，会泽人，金陵神学院毕业，牧师。

晏煜昌：会泽人，毕业于华中大学，曾去美国深造，获化学博士学位，对石油化工颇有研究，文革后曾回国讲学。

王国章：先于兴华小学任教，建国后曾任武定县教育局长。解放前病死。

朱开阳：1900年生，会泽人，曾于兴华小学任教，1945年病逝。

杨建烈：又名杨正兴，会泽人，华中协和神学院毕业，明诚中学校长。曾于兴华小学任教，1934年兼任校长，1935年逝世。

吴旭初：会泽人，牧师，吴惠蓉之父，钟焕然之妹夫。

王道成：又名刘开友，会泽人，牧师。1899年生，解放前病死．李多加之姐夫。

徐天才：又名徐济民，会泽人，汉族，1909年生，华中协和神学院毕业。

陈师博：又名陈开文，汉族，会泽人，牧师，华西大学文科和华西协和神学院毕业。20世纪30年代任校长。

杨正兴：又名杨建业，汉族，会泽人，华中协和神学院毕业，曾任昭通明诚中学校长。

钟毓兰：女，昭通人，武汉神学院毕业，建国前曾任兴华小学校长，1999年逝世。

罗定一：建国前曾任兴华小学教师，后为《会泽县志》副主编，政协二，三，四届常委，2007年逝世。其母为该校最早的会泽籍女教师。

蒋世高：1925年生，兴华小学学生，1945年至1949年在兴华小学任教。建国后，被评为高级农艺师，1986年被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曾德华：字，国梁，又名曾僧，1924年5月18日生于会泽，建国前兴华小学教师，后到昆明洱家湾小学任校长，从该校退休后，教授学生中国山水画。1997年4月13日病故昆明。

百年回眸爱满人间（3）

西方科学及文化的传播

东风小学的前身爱国小学堂及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从创建始，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之地，爱国小学堂的创始人刘胜堂，从建校始，就致力于西方文化及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90年代的县城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可最终这种文化还是被古城人民所接受。

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创始人柏格理，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西南地区的工作及布道期间，就开始把西方科学文化及现代教育引入这一地区，鉴于当地烟毒盛行和病不延医的陋习，他兼行医生，“俨然是个牧师而兼医生。”他还利用各种场所介绍日蚀月蚀、水文地理等一般科普知识，并与夫人海孝贞创组“天足会”，在滇黔川边首倡放小脚。他反对中国的八股教学为，于1893年改教会原办的私塾为“中西学堂”(后改名宣道中学、明诚中学，现为昭通二中)，最先在当地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他还认为妇女也应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创办中西学堂的同时，创办了“女子识字班夜校”（1903年改名为女子学校），开当地女子读书先河。由他与夫人亲自教授的两校学生，到昆明高考往往名列前茅，女校毕业生更成为以后各县女校的师资。

柏格理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央民族大学胡绍华在为《未知的中国》是写的序言中说：“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毗临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成功的创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创立及开办找到十分生动的范例。

男女同校：中国的新式教育，是西方运用科学传入我国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后的产物，对女孩子的入学问题，一直到1907年所颁布的《女子小学章程》才有明确的规定，女子小学分初等，高等两级，修业各四年，与男校分设，不得混合，此为我国女子教育之始。会泽县城的女子小学，创办于清朝末年，沿袭到民国末年，其地址为老滇剧团的剧场处。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先生任临时的政府的教育总长时，除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外，在女孩子入学问题上，首次倡导男女同校，这对全国而言，的确是开时代之风尚，成为了那个时代倡导民主的最强音。可“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创办之初的1908（光绪三十四年）就在县城首次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并实行男女同校的办学原则，故学校冠以“男女两级小学校”，学校除招收男孩子外，也招收女孩子，成为了我国近代在全国为数不多的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学校之一，比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男女同校早了整整四年。西方民主，平等之光，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照耀了清末的县城，比“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民主”早了十一年。历史的瞬间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当我们百年回首这一瞬间时，却感到了它深远的历史价值。2006年，笔者曾到台湾探亲，在台湾海峡的彼岸，出生于台湾的小妹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大陆49年达到台湾的同龄老人中，20年代曾就读于兴华小学的母亲却鹤立鸡群，他老人家比起那些裹过小脚，识字不多的同龄女老人来说，不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凭着一双大脚和简单的英语对话，走南闯北，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的确少见。由于他的重视，弟兄姐妹都学有所成。小妹认为，处于边陲的云南会泽比起全国来，教育就这样先进吗？她的疑窦，倒使我一下豁然了。我的母亲，正是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倡导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到这所学校学习的，是旧时较早接受民主之光的女孩子，由于她所接受的教育不但奠定了她一生的道路，也给一个家庭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是我们所不能觉察的。

只有跨越时空，才能发现教育深远的影响。

双语教学：基督教传教之初，正值晚清选派留日学生，当时会泽县的唐继尧，李佩衡等人将赴日留学。英国的传教士柏格理，邵慕廉等发挥了他们的优势，给这部分留日学生补习英语，会泽人从此事懂得了英语的重要。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成了以后，于县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除汉语外，还开设英语教学，每周1～2节，到高年级时增设为四节，先有第一流的英国牧师担任，到临近建国前改由中国籍教师担任，这所小学开设英语课的做法，可谓开曲靖市教育之先河。

科学知识：柏格理于会泽开办的这所教会学校，是按国际间现代教育的思想进行，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手段也随着传教士而进入这所学校，如哥白尼关于地球是圆的及日食月食等现代天文知识通过地球仪首先在这所学校传播，西方关于音乐五线谱正式在音乐课中开设，现代先进医学及卫生常识通过卫生课在学生中普及，种牛痘预防天花，疾病是因细菌进入人体而引起的等科学常识第一次由这所学校辐射到县城，西方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文化在清末民初的暮霭中穿行。

文体活动：笔者童年常听外婆跟我说，每到冬天，柏牧师和巴牧师总是带着穿得十分稀少的小孩，在雪中行走，以此锻炼增强孩子适应外界的能力。我这位外婆，如果健在的话，她将是107岁的老人了，老人家的亲闻亲见，应该是十分真实的，它说明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东西方由于观念不同，所采取的方法的差异。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开办后，按现代教育的理念，开展了多方面的体育和文艺活动，他们认为，文体活动，不单是教学的一部分，也是教会用于改良旧习俗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学校的体育课，一些现代体育项目进入了乌蒙山区的县城，如团体操，田径，爬山，篮球等，学校还建了篮球场，这在民国初年的县城，是其他学校没有或不能开展的。这所学校文体活动开展得最火爆的，是它的文艺演出，到20年代初，由于“恩泽圣堂”的建盖教堂除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外，也进行演出活动及播放电影。笔者的母亲是19世纪20年代末进入这所学校的，老人家每当回忆起她童年时代的学校演出时，经常眉飞色舞，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最使老人难以忘怀的是在一部大型外国歌剧中，她的同学扮演葡萄仙子，她扮演“老鹊雀”，老人家也因此在同学中多了一个雅名。老人家常说，她们当时的演出，是“整本整本”的，可见当时学校的演出活动，已经是大型的歌剧了。恩泽圣堂舞台的演出最有意思的是外国牧师中国籍教师的演出活动，据说学校有一次搞活动，学校的中国老师决定演出滇剧“战长沙”，剧中的主角如关羽曹操由中国教师担任，跑龙套的配角则由英国牧师扮演，演出时，不同肤色的演员，不同声腔的角色，高鼻子，蓝眼睛，黑头发的人同台献艺，其景，其情是何等的融洽于和谐，所产生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中西合璧的活动，在县城传为佳话，流传至今。这其中，不但说明了学校搞的如火如荼的文艺活动，也折射了英国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中西文化，就这样在这所学校的教堂融合了。到30年代，会泽的基督教把西方的电影引入会泽，恩泽圣堂成为了会泽最早放映电影之地，银幕上的人会来回走动，成了县城的热门话题。笔者在童年时曾有幸跟谁外婆到恩泽圣堂看过一次电影，夜幕中，漆黑的恩泽圣堂唯有一束光亮，银幕上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只不过是将门推开后，过一会才听到吱嘎的响声，人张大嘴巴说话，过一会儿，才听到说话的声音。可见我当时看的影片是无声电影，声音是另外配置的，故显得不是那么协调。有意思的是，第二天邻居问外婆：“唐大娘，昨晚耶稣堂看电影，好看不好看？”外婆当时的回答，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好看，人在布上会动，你说奇不奇怪？只是太春了。”“春”为会泽方言，这里指当时所上映的外国片子一些接吻的镜头，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色情”多了一些。片子中的一些拥抱接吻镜头，对于一位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女老人来说，当时是难以接受的。西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就是通过这所学校无声无息地进入到这座县城。西方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也就通过这所基督教堂及学校在影响着古城的人民。

开办诊所：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布道，除了开办学校外，他们还把西方先进的医学及卫生常识引入了这一地区。处于清末民初的乌蒙山区，即便是汉族居住的会泽县城，除几家中药店和流动的江湖郎中外，都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柏格理和邵慕廉初到滇东北时，数次差点被病魔夺去生命。柏格理在昭通传教期间，因妻子韩素音本身从事护士工作，于是在昭通的住所给人治病，成为了滇东北第一家不挂牌的西医诊所。柏格理也在下乡传教的过程中开始行医：

一路上，柏格理始终随身携带一口药箱，各种各样的疾患病痛在那些小村寨中甚为普遍，那里发热病盛行，但在云南府集市上，能够得到的那种所谓药品，乡里人则难以获得。有时他一次发药之多竟高达200份。

除给人治病外，柏格理到威宁石门坎后，创办卫生学校，为当地苗彝少数民族培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还为苗族彝族同胞培养了四名医学博士。

会泽基督教开办西医诊所，柏格理1893年同妻子移居会泽县城就作过准备。到十三年代，英国牧师顾德维在会泽传教，兼任兴华小学的教师，在此期间，他的师母于恩泽圣堂的右边两间平房里开办了会泽第一家西医诊所，这间基督教的附属诊所，为每星期二、五开设门诊，实行免费治疗，每日义诊不下百余人。这对民国时期县城的劳苦大众来说，无疑是上帝洒下的甘露。这间诊所，成为了会泽西医的滥觞。

柏格理等传教士在会泽的所作所为，若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的。柏格理的这些事迹，也正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几经淹没，或遭批判，但历史的真实终归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作省委书记时，清楚地了解了柏格理等传教士在云贵川的作为，充分地肯定及高度的赞扬了基督教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伟大贡献。这对于我们理解以柏格理为代表的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工作将大有裨益。

不该结语的结语

百年沧桑，风雨兼程，泼树为证。

爱国小学堂及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历史将要成为这座城市的美好的记忆了，当我们百年回眸时，不能不为刘胜堂及柏格理两位创始人所倾倒，单就两位创始人而言，其学识、操守、胆识、那种用于奉献，乐于敬业，敢为人先，博大爱心的精神形成了这所学校“拼搏、敢先、敬业、挚爱”的校魂，激励着一百年来的诲人不倦的师长及莘莘学子。

百年沧桑，风雨兼程，泼树为证。

学校创办之初及其后的岁月，这所学校给我们留下了若干个第一。

全省乃至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学校。

编写了云南最早的乡土教材《云南地志》

曲靖市开办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校。

曲靖市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小学。

曲靖市第一家教会学校开办的免费诊所。

百年沧桑，风雨兼程，泼树为证。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的传教布道及现代学校的创立，不但是基督教传教史上辉煌的篇章，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大成功的创举，以柏格理为代表的循道公会在会泽开办的学校以及这所学校的一切活动，它的意义和价值已超越了教育，跨出了校门，超越了校园，对于传统文化浓厚的县城产生了影响。清末民处，在县城灵壁山的上空，飘荡着的不仅是道家的洞泾音乐，彝族的海腔，汉族的小唱灯，它还增加了一种音符，这种音符来自伊甸园，来自基督教的赞美诗，它从基督教所开办的兴华小学中的恩泽圣堂传出，显得那么不同凡响，别具一格。此时的古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政治文化与宗教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原生态文化与先进文化第一次在古城的上空碰撞、融合。会泽古城以它宽阔的胸怀及宽广的包容性，容纳了大洋彼岸的这种文化，在相生相容中，美美与共，交相辉映。最后使外来文化赋予了本土文化的内涵，使传统文化增添了现代文化的元素，使原生态文化注入了先进文化的基因，真正成为了“会泽百家，润泽千载”的洋洋大观和谐的会泽文化。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柏格理为代表的循道公会于黔、滇、川交界处的传教工作，创造了基督教传教史上的奇迹，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柏格理也因此获得了基督教循道公会“世届五大使徒”的称号。近些年来，柏格理的传奇人生以及他献身的石门坎，成了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界研究机创作的热门话题，大批的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及外国人涌入石门坎，沈从文先生的女儿沈红说：“石门坎现象代表一种绝地求生的另类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谈柏格理时也提出了贫困落后的地区“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人人们已经是站在更高的哲学高度，来研究十分具有辩证唯物哲学意蕴的地方。从中找出贫穷落后地区超常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经验。石门坎以引起国内外，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柏格理成为了西方知名度最高最有影响的人物。有鉴于此，贵州省政府决定抓住这一契机，把柏格理和石门坎作为最佳的旅游资源，吸引海内外游客。会泽东风小学作为柏格理创建、生活及工作过的地方，若借这一十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进行宣传，也一定会走出大山，走向中国和世界，在国内外增加知名度，产生影响，这对会泽基督教及会泽的旅游业，将是多么大的贡献。

百年的历史将要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新的一个百年的曙光已照耀着这所希望的教会学校。

梁绍全在“第二届苗族福音聚会
暨柏格理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尊贵的来自美国的柏格理牧师的孙子孙媳曾孙曾孙女；

主内兄弟姊妹们；先生们、女士们：

很高兴受邀参加这次第二届苗族福音聚会暨柏格理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凡读过《在未知的中国》一书的的人都知道柏格理、邰慕廉牧师等来中国西部传教，曾遇到过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在长江中，在冷酷的倾天滩遇险；在与可怕疾病“天花”作斗争中；甚至被抓、被打。他们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是在上帝的召唤下而去中国西部的传教士，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淹死的”。最神奇的是有一次柏格理被六十名全副武装的男子抓去，企图用毒打让他致死，当时，棍棒如雨点一般落在他身上，柏格理根本没有想过，在受到如此惨重的伤害之后，居然还会活过来。就在柏格理期盼尽快死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包围着柏格理的人群里，突然站出了一位身穿白色羊皮上衣的男子，他走到柏格理身边，俯下身来，张开双臂，用他的身体掩盖住柏格理，把自己夹在柏格理和棍棒之间，这个不知姓名的人拯救了柏格理。

在柏格理的《苗族纪实》中，柏格理写道；“至少是在十年之前，云南还被认为是全中国最艰难的传教地域，甚至今天在该省的主要城市里，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工作，教会成员的总人数却不足三十名。”“在圣经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十七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云南及其姊妹省份贵州，十年前总共仅有一百名教会成员，现在却大约有一万人之眾；以往基督教的追随者不足千人，现在则有十万名。

塞谬尔柏格理牧师于1915年9月15日在云南石门坎不幸死于伤寒，距今整整一百年。今天的石门坎、今天苗族同胞的生活比起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传教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可以告慰柏格理牧师在天之灵的。

我的父亲梁發祺（字福臣），云南会泽人。其父曾当过盐税官，后来因故被贬官才回到会泽，靠变卖家产度日。父亲还很小时，其父母就先后去世，他从小与其姐姐相依为命。父亲七、八岁时天天到教会学校去，等待学生课后买他的糖集沙林果。后来遇到柏格理牧师，见其聪颖，受到赏识，遂送他上学，直到上了宣道中学神学班，在柏格理牧师的栽培下，最后当上了一名昭通循道公会的牧师。母亲的大哥李约翰曾当了秀才，后来也当了牧师；母亲的五哥李司提反，也读了宣道中学神学班，也当了牧师。父亲和母亲在昭通结婚。父亲一辈子就在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昭通、会泽、昆明、寻甸、以车汛等地巡回传教，父亲在1940—1944年曾担任过西南教区的联区长（前任联区长是大舅父李约翰牧师），住在昭通循道公会礼拜堂的隔壁。他们每年大部时间都在外传教，每年冬天才回家一次，过完春节又要到新区去传教。平时，一个人生活很寂寞，而且什么都得自己做，不仅要自己做饭，就是袜子破了也得自己补。父亲有一个手风琴，他总是自己拉着手风琴，大声唱赞美诗，把人吸引到书铺中，等人坐满了才开始读圣经。讲解基督的博爱；讲解耶稣为拯救世人被钉十字架，后来复活、升天的事迹；讲耶稣论福；耶稣论爱仇敌；耶稣论施舍；耶稣论祷告；耶稣论天上的财宝，劝人为善，劝人信仰基督教。父亲很喜欢牧师工作，从不为名利所动摇。因其父曾当过盐税官被贬，所以他常教导其子女“永远也不要当官”。他当了基督教牧师后，亲友欲助之，每当问及月薪若干时。他总说“何必问薪金之多少，够吃而已”。和他小学同坐一条板凳的唐继尧后来当上了云南省总督甚至全国海陆空大元帅，他曾劝父亲从政，父亲说：“已把一生献给基督教事业了”，绝不肯改变其初衷。父亲的妹夫是唐继尧手下的秘书长，也曾数次劝父亲棄宗教职业而去从政，也被父亲多次谢绝了，最后，我们这位陈三姑父曾直言不讳地说父亲是“抽猴子爬树，猴子还会爬树；可抽狗爬树，狗连树都不会爬！”，指责父亲不识抬举。父亲把对神的信仰、把基督教的传教事业置于高于一切之上，真正能”棄天下如敝履，薄将相而不为”，确是难能可贵，真算得上是“神合用的仆人”。

我们家客厅顶上，常挂有一包草药，叫做法罗海，不太好闻，呈树枝状，是父亲用以治胃病的药，每当胃痛，只用一寸长的法罗海，嚼碎，用温开水度下，一会儿就不痛了，非常灵。有一次，一个乡下信徒因胃痛而死了，其家人来请父亲去做祷告，父亲带上法罗海，摸了摸停放在门板上的人，觉得还有热气，遂叫其家人赶紧把法罗海熬成汤药，用汤匙撬开嘴，顺口角浸药水下肚，接着，父亲又为这病人恳切祷告，求神救助这病人。过了一会，病人居然缓解，睁开眼又活了过来。全家人真是喜出望外，感谢神恩也感谢父亲。除了法罗海，还有治牙痛的“苦雀麦”，父亲用纸包好，连同法罗海经常带在身上，救治病人。

父亲英语很好，能讲一口流利的伦敦音。他不管到哪里传教，总要带着刻有“知识宝库”几个大字的书柜，其中，除了好几本一套的《辞源》外，还带有郑易理的《英华大词典》、《英文泰西文学》（Western Literature ）、《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espeare ）、《迭更司文学故事述略》（Serries From Dickens）等等。父亲常常喜欢学习、喜欢阅读英文书籍，所以他的英语很棒。父亲曾在会泽县中学兼职教过英语，还替私人（包括从事考古和担任中学文史教员的姐夫张希鲁在内）补习过英语，父亲也曾教过我们弟兄姊妹的英语，教哥哥姐姐们用的是《法程》。我上小学時教我用的是《英语一千个单词》（English One Thousand Words）。父亲曾当过翻译，当时曾有朝鲜的革命党人、越南的志士仁人路过会泽时，曾来访问过父亲。静生生物团采集标本路过时，正是圣诞节，还买了一箱橘子送给我们。冯玉祥是信基督教的将军，芦泰坤是他的部下，芦路过会泽时，也曾来拜访过父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记得在箭道里有好多新来的壮丁在操练，穿的还是便衣，一开始走起步来，常出左手左脚。后来，很快就换上军装背上枪开赴前线了。据说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而且大部都牺牲了。住在隔壁的在抗日战争中被炸弹震聋、丧失记忆、而且神经有些失常的彭营长，回昭通还带了个比他小一、二十岁的姑娘做媳妇。举行婚礼那天，他穿上长袍、马褂、戴着洋毡帽，披红戴花，抱着他的新娘子同骑在一匹马上，他把新娘子还剃了光头，穿上男孩子衣服，把街上的人逗得哭笑不得，街坊邻居也都痛恨这场战争，害了好端端的一家人。哥哥们都很关心二次大战的发展，那时，订不起报，只得天天晚饭后去西门去看贴在城墙上的大字报，我也很喜欢随着他们去看。我还清楚记得，十岁时，我曾站在昭通街头上，做“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的演讲，讲稿是老师写的。那时，提起鬼子对中国百姓的烧、杀、抢掠，无不痛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长城谣》、《歌八百壮士》、《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等一大批抗日战争歌曲都是为我们所熟悉所爱唱的。

大概是1942年前后，父亲在寻甸传教时，一架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因雾大，闯岩坠落在寻甸山岩上，飞行员被农民营救后送到寻甸县政府。因语言不通，飞行员无精打采地躺在铺有干草的地上，已经好几天了。父亲被请去和那飞行员讲了几句英语后，飞行员立即活跃开了，经过和飞行员充分交谈，了解情况和与政府联系后，政府派汽车由父亲陪同把那飞行员专程送到昆明飞虎队。飞虎队的美国女兵，抱着父亲亲吻，直唤father(教父)，感谢父亲。父亲还受到陈纳德将军的接见。记得父亲那年冬天回家还带回不少巧克力糖和压缩饼干，都是飞虎队送给他的。父亲也算为抗日战争尽过力。

1944年，我上初二时，日本鬼子快要打到贵州独山，眼看中国似乎就要亡了。在昭通女子中学大操场上，全昭通的学生聚会。会场上悬挂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巨型对联，我们听了动员，都很激动，要去报名参军，但年纪太小，人家不要。可成都来信说，四哥、五哥都报名参加远征军去了。先是四哥报的名，五哥是去送四哥去的。但因有的人报了名没有来，所以，五哥干脆顶替别人，也和四哥一起当了远征军，记得，昭通日报社曾到我家来要过四、五哥从国外寄回的信，并登载在昭通日报上。那时，真羡慕他们，从寄来的穿着美式军装、带着钢盔的照片，真是飒爽英姿，无比英俊（可惜这些照片连同我刚上初中时的童子军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怕引起麻烦，都烧掉了）。他们的来信常常报道印缅战场情况，他们的信有时是用中文，也有不少次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参加的是孙立人将军领导的新一军38师干部教导总队通讯队。他们到过印度、缅甸，参观过八莫大会战的战场。后来，他们还参加过武力接收梧州、广州、秦皇岛、四平等。后来，回到各自的大学，继续学习，他们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算是作出了贡献。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但愿战争不再，和平永远和我们相伴。

由于父亲常常在外传教，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操持，这麽一大家人，十口之家，一天三餐吃什么饭，做什么菜，她要操心，要亲手去做，一家人一年要穿的衣服、鞋袜，她得操心，她得去做。她是无私奉献，以苦为荣，从不向困难低头的楷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总是从早干到晚，从不休息，为了抚育、教养好子女，她真是辛苦了一辈子，她从来只知奉献不求索取，她从来都认为生儿养女不是为了给自己养老送终，不求什么回报。母亲对人从来没有等级观念。无论贫富都同等对待，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今天纪念柏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有着特别的意义。柏格理牧师已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熟悉。上一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他还在当贵州省委书记时，他在干部大会上曾讲过“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故事“，他曾用柏格理牧师的精神鼓励大家，更好地为贵州服务。这篇文章还被登载在2005年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刊物《前进》上。柏格理牧师热爱石门坎、热爱苗族同胞也热爱彝族同胞、汉族同胞；他热爱中国，就像热爱他自己的祖国一样。

感谢柏格理、邰慕廉、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张继乔等所著，并由东人达教授等翻译、编辑出版的《在未知的中国》。我是在2003年在北京三联书店第一次见到。当我翻开书最初映入眼帘的是位于昭通城外”三官庙“三位无畏的姑娘一节，一看就知道说的是我妈李丽、我妈的姐姐李北蒂和我妈的妹妹李多迦，再翻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梁發褀；有很多处写到五舅舅李司提反；大舅舅李约翰；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立即买回家，一口气把全书读了一遍，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学习，并立即向北京的王满恩表姐、在昆明的梁绍义二哥推荐，他们都立即购买阅读。很可惜我父亲、大舅舅、五舅舅以及大多中国传教士没有留下多少他们传教中的故事。我建议基督教会、书刊杂志社、教会网站应该多多注意收集、挖掘。就像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写到的：”所谓在中国的成功的传教士的很高荣誉都给于了外国传教士们。现在却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像李司提反先生等当地传教士的帮助，许多一直在进行的事务将永远不会被展开。他们的确应该受到我们深深的感激。”他们和外国传教士一样应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会后，柏格理牧师的曾孙、亲戚就要回去了，与会的先生、女士们、朋友们，也要返回各自的岗位，

但愿上帝祝福你们并与你们同在！

梁绍全 2015年8月30日

注：梁绍全老人（李约翰和李司提反妹妹的儿子，86岁）与夫人唐汉云（84岁）现居河北高碑店，基督徒，离休前兼为中海油高级工程师。二位老人热切期望能够赶到石门坎来见柏格理后人，并参加昆明柏格理百年纪念活动和二届苗族福音聚会，但实在因路途遥远时间紧迫，非常遗憾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嘱斯嘉转交发言稿并译与柏格理后人．联系方式：梁绍全 lsq1929@126.com

2005年访问加拿大多伦多期间参加教会圣诗班。左一梁绍全，左二梁绍全女儿梁红；右一女婿刁因凡。拍摄：梁绍全妻子唐汉云。

柏格理日记在会泽

第五章在会泽

1893年是在昭通的饥荒时期中来临的，柏格理他们尽全力进行灾荒救济。到年底，柏格理已经显得精疲力竭。下一年，在返回英国度他们的第一个休假之前，他们移居会泽。贯穿其初期传教生涯的是，他一直不懈地去挽救那些吞食大剂量鸦片以自杀的人的生命。这种自杀的发生率相当高，几年来，他的出诊率达每周二次，应召去抢救他们。其他传教士在别的地方，也有与他近似的平均病率记载。

1893年1月25日。依然非常冷。有许多因饥饿而死亡的人。

3月5日。如果有关礼拜日的规则能有所放松。我们的一位汉人朋友答应可以加入教会。

3月6日。地方政府在北门外建成了一个场所，以收容贫民。为数众多的人纷纷进去。每人一天可以得到10文钱，但是不准外出。所以常有人因饥饿而死。某日就有26人死亡。

3月8日。我在城门处传教。那里站着一大群赌徒。有个缴获正在诳骗一位男孩子。我把孩子引开，还训斥了行骗的男子。就在随后的一刹那，我看见一个贼偷了一位妇女的东西正在跑开。我揪住了他，但是他的衣服已经朽烂，留在我手中的只是一把破布。

3月9日。房东中的某人又来这里，就这座房子的事找麻烦。他威胁明天要带30个乞丐来，并让他们住进我们的屋子。晚上有许多人参加礼拜，看来他们并没有放弃活动的意思。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愿天主帮助我们。

3月10日。房东家的一些人来了。他们声言，就是至死也不离开这里。

3月15日。在返回住处时，我看见一个正在最后喘息的男孩子，他是在饥饿之中大量进食致死的，没有人前去相助。

3月19日。廖先生今晚又来了。我听说他在从事奴隶贸易。雷姆伯斯由会泽到来的途中，看见60多个姑娘被带往昆明，而这还不在每批的平均数以上。晚礼拜时，廖先生在场，我在宣讲中谈到了奴隶贸易，希望他能够领会。

3月23日。当地人就某件事情起誓的一种方式是，说他们要去城隍菩萨那里亲口对他讲！例如：A说B欠了他20两银子。B否认此事，并且提议为了验证，由A亲口去对城隍菩萨讲他说过的话。于是，A表示收回他的话。因据说某人如果以这种方式在神的面前说谎话，回家之后就会死去。

4月4日。于10点钟时，我动身前往会泽。在一轮火热的太阳下赶路。行15里后，我感到疼痛再次袭来，非常不适。后来稍好一点。我不知道什么是这些痛苦的终结，难道它们要送我“回老家”吗？虽然我还想生活和工作很长时间，但如果上帝愿意，我将由他来安排。我感到相当沮丧。

4月17日。安全返回昭通。在路上，我遇见许多年轻姑娘被带往昆明去卖。可怜的小家伙们。当我到家后才发现，盗贼已经挖穿房屋的墙壁，进入我的书房，偷走了六千文钱。
4月28日。这一带仍旧持续着大饥荒。今天我去了寿福寺，那里有三至四千饥民，每日由龙维云先生提供饭食。他们搭了些约四英尺高的棚子，低矮的草顶，各面敞开，人们挤作一团。他们每日两餐。这些百姓看起来非常可怜。一日总有二三十个人死亡，每两位装在一个棺材里下葬。老人们说。他们从未记得昭通遭受过如此苦难。

4月29日。我感到非常压抑。这些天来，我一直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无法满意。但愿从耶稣那里得到更多，他的爱和纯洁。

5月18日。据说，现在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0人。雷姆伯斯和我外出去看这次饥荒的坟场。一片恐怖的场景使我们愕然凝视：许多新起的坟墓紧紧挤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在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设想有这样的景象。他们告诉我，有无数的人埋在那里。我可靠地计算了一下，一个月之内有两千人被葬入此处。我们开始走过这巨大的坟场，以近乎空前仓促的速度尽快行走。情景越来越坏，于是我们尽全力奔跑起来。啊，悲哀的昭通！愿上帝怜悯这些人。

5月29日。今天，一位百岁高龄的老女士带着其他三位老妇人前来讨一些药。我给了她药，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有关耶稣的简单故事。当我对她讲到某些要点的时候，她就用她的手杖捅其他妇女中的一位，说：“你帮我记着点，我怕我给忘掉了。”愿上帝拯救这位亲爱的老人家，我很愿意同她讲话。

6月14日。听说近来在这条街上已经死了24个人。每当一个人死去，就买来大量纸钱烧掉。其目的是收买所有挡在死者灵魂道路上的鬼怪。以后下葬时，他们还要烧更多的纸钱，以买到死者灵魂的通行权。

6月19日。我恳求上帝，能使我免于他人的暗骂，永远免于说自己兄弟的坏话，也阻止我参与不重要的谈话。想起来，我们的交谈中有相当多的轻浮之处。愿上帝原谅我，并使我在各方面更加纯正。

6月20日。本月的天气一直很冷。谈不上有什么蚊子和跳蚤。

（春夏两季，他们把大量时间用于在该城建设一座房屋，此举处于他们租用房子的房主给找了那么多麻烦。当时，他却没有去买原料，没有去和石匠、木匠及砌砖工筹划算账，他专心于接见来访者，访问各村寨，主持每晚在传教所举行的礼拜。于9月3日、礼拜日，他们在外面露天旷野中，为首批的两个人进行了洗礼。

在这个时候，全省所有教派的传教士共有17个人。

他于10月24日开始为小教堂奠基，并在12月21日落成启用。同时，因为疟疾和过度劳累，柏格理一直在患病。这就决定他必须从无休止的活动中解脱出来，以得到休息，12月28日，他们移居到环境安静的会泽。）

12月29日。当接近江底时，我们发觉一位主要地方官员和他三百名随从的队伍迎面过来。他们订下了所有的客店，于是，我们住进一个巨大的骡马店。店里的几座马厩足以容得下一百匹马，而幸运的是那晚没有马帮住进。我们住在一座极高大的建筑物里，如果用来传教，倒是个理想场所。女士们的床设在一个挨着神像的角落里，我就在附近。搬运工们只好躺在门旁边的稻草垫子上，如此安排，使我们感到很愉快。小张竟睡在一个马槽里。

12月30日。今天，小张在路上病得很厉害。他出事的原因是吃了大量骡子肝脏。我认为：他的胃脏倒是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呕出来。

12月31日。抵达会泽。傍晚，我们走到街上，招来一大群人。令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人们很乐意听我们讲话。以这种方式结束本年，真是件好事情。感谢上帝在本年度里给我提供的所有传教机会。我希望下一年仍旧更加光明。埃玛和我在一起，使今年一直很美满，比以往好多了，在这方面，她帮助我工作，并竭尽她的全力让我健康、如意，感谢上帝！

1894年

今年，让我为了一个目的而生活，即增加上帝的荣耀。经历了昭通的匆忙经营以后，在会泽的一年将会是平静的。上帝授我于宁静之中，他的精神会教育和引导我比以往更加纯正地前进。

1月11日。此处的平静与昭通大不相同。在传教所，每日听我布道的平均数字大约为四十个人。姐妹们则于下午挨门挨户去访问。（两位女士传教人员加入了他们——译者注。）

1月12日。今天，是我的皈依纪念日。就自己看来，十九年来的进步是何等之少！我捧起以往在家里时的日记，真是羞于拿目前的铁石心肠与我当时的怜悯之心相比较。在祈祷时，我常常发觉自己处于严重的不良状态中，在我思想的任何一处都没有文雅的席位。愿上帝帮助我，原谅我。

1月15日。外出到一个村寨。那里居民很少，而且他们非常害怕我们。

1月29日。感谢上帝，这里的事务变得多了起来。在此地，向进客厅的客人们鞠躬，以及礼仪隆重地迎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愿上帝使我更加有礼貌和文雅。真正的基督徒也必须是一个文雅、高尚的人。

一种狂欢的风气经常压抑着我。于是，我时时希望更加清醒，也更加珍重自己。

3月19日。从5点到11点，当个头挺大的一个漂亮男孩刚降临人世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哭大叫起来。愿上帝给我们指挥，以哺育和培养这个小生命。

3月30日。王大乐前来看我：说想要我先供给他一些租用他房子契约所规定的银两。他要养活十几口人，而他们的稻米已经吃完。我有心帮助这位老人，但是真不知该如何去做。如何使社会的基督教在中国产生作用，是一个我未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我付给王先生一些豌豆和蚕豆，他将在庄稼收获后再还给我。

4月3日。一个烧伤了手指的很小的孩子被送到我这里。其母曾把一些油膏敷在他的手上，以后当他在街上玩耍的时候，有一只鹰或鸢飞下来吞食了他手上的油膏，那撒裂的肉令人毛骨悚然。

4月20日。今天是我30岁生日。

5月8日。王大科和我出发去那姑。我们从会泽平原下行，走过可爱的峡谷，最后又爬上一座大山，在我们脚下二千英尺处，就是那姑平原了。那些颜色不同的农田恰似一条有各种点缀的棉被。代表着成熟的金黄色仅属凤毛麟角，正在成熟的小麦呈现出黄绿色，块块蚕豆和豌豆是一片深绿，一些犁过的农田则翻上来红色的土壤，而处处都交织着河渠和小路，组成了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图画。那姑镇就位于慈善的山脚下，想必有六万人生活在那里。晚上，我们住进一座狭窄的充满臭气的小客店，吃了米饭和煮萝卜。随后，我们就上街去传教。

5月9日。移进了一所条件较好的客店，就在新修缮的庙宇对面。其后，我动身去10里之外的一座集市。路，引我沿着一条上源通过从中凿穿的山丘的渠边行进，这项工程花费了几万两白银，是为把河水引到这个平原上来。在平原的另一尽头，水由一个相似的隧道通过群山被引了出去。

在集市上黑乎乎的铁匠铺里，一个小伙子友好地送茶水给我。茶后，我出去向一大群人传教，他们听得聚精会神。

晚上，我返回那姑，与几位同住在我房间里的旅伴谈话。

5月10日。在集市上宣讲两次，其后返回住处。

（由于高烧，卧床四天。）

6月8日。回到昭通，愿环境的变换对我的身体能有所好处。新建的小教堂情况很好，每次礼拜都有数百人参加。

在那里的两个礼拜，我被喊出去抢救了六个服鸦片自杀的病例。

6月30日。回到会泽！温家已经拉倒了他们的神像——“用一只手，不费吹灰之力！”

7月30日。在好天气中开始了往南边的旅行。走了20里之后，大雨倾盆而降。傍晚时分，一条溪流横在路前，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在涨水之前安全地抵达了客店。四位走在我们后面的男子手拉穿过那条河流。有一个落水，而其他人也被拖倒。他们四人都淹死了。

7月31日。到了车海平原，继而又抵达矿山。我们逗留在张先生的“神采工场”。并受到了非常细致的检查。那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开采量很大的矿产。两个主要矿井口就靠近市集中心。我站着看那希望男子上来。他们除了用一块布缠盖着生殖器外，全身裸露。当下去采银时，他们要在地下面行走三个小时，而上来时则需要三小时以上。据推测，到达尽头大约有七英里。此处还有采集铅和铜的矿井。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子们走下黑暗的长斜坡，返回时，在他们的背上背着装有矿石的袋子。

如果人们发现有任何小的天然矿块躺在附近，就可以把它们捡起来。他们一天劳动所得大约合三便士，这是指往返银矿矿井一次，也是下到离表层较近的铅或铜矿井三次的工资。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与他们在下井途中的“发现”比起来，是极不相称的。
他们说，甚至在隆冬，从矿井出来的人也是全身裸露，就在露天之中回家，但他们并不会伤风感冒。

8月1日。我很快就卖完了书，如果还有，我们尚能售出更多。今天，我参观了一个铸造铜钱的造币厂。整个工序都非常粗糙。首先，在制币的木模上擦上沙子，然后在每一个模箱的沙上打下一百个钱币的印记。大约是个这样的箱子一个个地被摞好，再把熔化的铜水倒进去。铜币出模时都附在当中的一根铜棍上，它是由倒进铜水时的槽所凝成，所以要用钳子把钱夹落。他们把大量的钱币收拢堆起来，再进一步加工当中的钱眼，之后，把它们放进盛着沙的大铁盆中，用脚踩，以把钱摩擦圆滑。

8月2日。一大早就离开去车海。在路上，我们偶然碰见了由八匹马合骡子拉的两轮运货车。又看到带有轮辐的车轮和坐在前面装置上的车夫，不由产生了一种既陌生又宽广的感觉。我们必须骑马穿过一条河，水深达到马的腹部；一位同行者的马走错了地方，偶尔被没入水中。

在集市上我宣讲十一次——听众约有二千人次。

8月3日。重返家中，分外愉快。夜里，群狼围绕着城市嚎叫。

8月30日。我在水城（位于会泽平原上的一个村寨——译者注）放了幻灯。我们就在寺庙的神像之间放映。灿烂的图像出现在墙上。大约有百名群众前来观看。而我们对于有机会在这样的场所宣扬耶稣，则感到非常兴奋。之后，我同一位老教师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们在楼上歇息，跳蚤和蚊子简直让人感到可怕。勉强得以小睡片刻。经历了一夜的搏斗后，天刚刚破晓，我就冲向了城市。

8月31日。今天，我首次照相。我冲出了胶卷，进而试着把它洗出来，但太阳整天没有出来，照片缺乏足够暴光亮度。真不知怎样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9月21日。水城的赵夫人除去了她的那些神像。两天后，她前来向我们哭诉了她的悲惨经历。村民们把她的所有家具都抛到大路上，还锁住了门，并在门前堆积大量石头以阻止她重新入内。她的一个患病发烧的女儿只好躺在外面，没有人能够把她抱进屋里。我只好再去那个村寨，用了三天时间，试着说服每一个人都言归于好。

10月17日。在这里的龙王庙，当大规模祈祷进行时，他们使用了能够发自口中的所有乱糟糟的语言；据说声音越乱，就越灵验。王老先生正在试图戒除鸦片烟；昨晚二点钟，我被喊去看他，当时他感到痛苦异常。对他来说，戒烟并非一件玩笑事。

（之后，他回到集中，以图满足其烟瘾。我们则始终没有给他任何鸦片，却给了他很好的护理。

（会泽区域会议的记录：邰慕廉和其他人自昭通到来。

同意我们的薪水为每年40至50英镑，若需要，可以部分付往家中。

在洗礼之前，要求入教者至少须被察看六个月。

我们的服务期限由十年给为八年。

将重新开展在昆明的工作。

在会泽筹建一个小教堂。设备和建筑费用的总数不超过一百英镑。

统计：我们有两个中国佣人，一座小教堂，三个传教场所，86名主日学校小学生，还有共三位汉族教徒。）

12月2日。（在昭通，携柏格理妇人及婴儿返回英国的途中。）于先生和尹先生带着妻子和小孩，那来了他们的神像和一个雕刻精致的祖宗牌位，以及一个希望对抚养子女有所帮助的纸“长生”。

佣人起初不让尹先生他们进来，当时他的妻子显得很紧张，他告诉佣人，是老师希望他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考虑的。

可怜的伙伴处于一种严肃状态。他走上前对邰慕廉讲。“我干了什么？我现在真正相信，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让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些神像烧了吧。”

这些东西被环放在院子中央，一大群人站着围观。神像正摆在中心位置。我站在火旁。斧子、锯和鹤嘴锄搁在一边。我们进行祈祷，唱了赞美歌并读了经文；其后，邰慕廉举起斧头，说：“以上帝的名义，我做这件事。”接着，我们和两个佣人一起把火燃起来。看着熊熊火焰，我们都在那里待了一小时许。

12月3日。开始了我们返回英国的漫长旅行。

(1895～1896年，回英国之行——休假——转回云南。)

会泽基督教建国前房产情况

一.现东风小学校所使地均为原教会教产，其中包括：

（1）原兴华小学校址，教学楼两栋，教师办公室两间（在办公室后），教工居室两间，学生宿舍楼一栋，操场一块，球场一块，菜园一处，原明巧宫。

（2）能容纳300人左右教堂一栋。

（3）学校对面有民房三院（由东向西）第一院较宽，其它两院较小。

（4）中式楼房一栋，平房数间，属教会牧师居住。

以上位于丰乐街东面，占地约8亩。原丰乐街26，27，28号；现在50，52，54号。

二．西内街堂琅街口东侧，有平房一路，原教会传福音之所，称之福音堂。原西内街40号，现59号，约占地97平方米。

情况介绍人：陈灵羔2005年8月20日

会泽基督教循道公会财产目录

〈一〉丰乐街恩泽圣堂房产一所（包括西牧住宅及兴华校舍）。计大小礼拜堂，会议室共六间。西牧住宅大小平屋楼房共十二间。现汉阳部队借用。兴华小学社礼堂，会议室等十三间。

〈二〉丰乐街明巧宫地基一块，现画给学校园圃试验应用。

〈三〉丰乐街袁子义卖出房屋，计前后两院及小园地一块。前院房屋五间，画给学校教职员宿舍，后院楼房共九间，为中牧住宅。现两院均为汉阳部队借用。

〈四〉丰乐街徐彩臣卖出房屋二路。一路计大小房社五间。现租给贫寒坐户，一路计大小楼房十二间。买时原拟日后盖医院用，现租给住户及贫寒教友住坐。于伪民国廿九年所买，买价计当时伪币九千元。

〈五〉南门外教会坟山墓地一型，为教友死后送葬之地。

以上五柱，谦入教会工给不之，对契沁登记卖目在买年月等通过情形，不大详志乃需要时传送函待意昭通教区详覆。

此致

会泽人民政府委员会

代理负责人：詹景谦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

古代会泽历史上的老外

1994年，会泽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这意味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会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凡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都可以进入这一地区考察观光旅游，洽谈业务。在历史上，因矿业的兴旺，很多外国人都到过会泽，大多数是进行考察和宗教活动。

清同治六年（1867），法国水营拉副将到滇“游历”，由昆明启程，兴致东川府，因病身故，由属员等运柩回国。

清同治十二年（1873），以茹伯尔为首的“安南考察团”受法国政府的派遣，到东川考察地质矿产。

清光绪十三年（1885），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里邵慕廉在会泽境内传教。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里昂商会组织“支那商会考察团”到四川地区考察，途经东川府时，矿工师杜克对东川矿产进行考察，把东川的矿产列为专章，写入考察报告。

清宣统元年（1909），法国教育部派戴普拉等人云南考察矿产，曾到东川府一些矿山进行调查，将东川铜矿绘入其1：20万的《云南省地图册》。

民国二年（1913），日本技师，理工学士山口义胜应官商合办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聘请，到东川县矿山进行地址调查，著有《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

民国九年（1920），美国宾福士，卓柏麦歇两人在东川县各属矿山调查20天，著《东川各矿山调查报告》。

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联署礼聘荷兰水利专家蒲得利主持查勘金沙江下游航运，于5月10日，于“会（泽）巧（家）交界的老君滩遇难，国联派到中国的顾问穆和及荷兰政府代表万和佛到出事地点调查，6月24日，云南各界追悼蒲得利，龙云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其后，蒲得里夫人运梓回国。

民国三十三年，美军后勤部国外经济调查局派地址，采矿专家呼雷，拉夫诺夫，布斯等到会泽矿区经行地址矿产调查。

以上这些外国人，虽然到会泽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十分难得的是，他们大多数都给我们留下了那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当时会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邵慕廉和日本的山本义胜。

邵慕廉和伯格里，英国人，受英国差会派遣到云南滇东北地区传教，他们以昭通为据点，开始于会泽，昆明，昭通，贵州威宁等地传教，其后，邵慕廉受西南教区的派遣，到会泽传教，创立了会泽基督教圣教公会，共19年的时间，最后死于会泽，本文就是前期的传教做简要的介绍。

邵慕廉全名是弗兰克·邵慕廉，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柏格里，原名塞缪尔·波拉德，英格兰人。1887年老人受英差会派遣到中国传教，一月，他们乘船到达中国上海，换上中国服装，戴上假发辫，在一所专门培训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学校学习汉文。毕业后，乘船沿江而上，经武汉到达重庆，由重庆徒步22日于1888年10月达到昭通。当时他们仅24岁。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到了一个十分偏僻而又陌生的地方传教，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昭通教会史》载:“柏牧师经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乡市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横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他们“手提一面铜锣，不断鸣锣吸引群众，活像玩猴戏的江湖艺人。待群众聚拢围观时，他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汉语宣讲教义，讲耶稣的事。但围观的人对耶稣这种陌生的洋教并不感兴趣，只有处于好奇心来看看这个白皮肤.蓝眼睛.高鼻梁.假发辫的洋人。两个传教人，几乎昭通.会泽的主要村镇进行传教，但毫无效果。除了当地人的好奇和歧视外，他们还要遭受疾病，暗杀，仇视等威胁。过了不久邵幕廉染上了天花，伯格里记载当时的情景是：“一天，弗兰克从西门返回，感到身体极为不舒剧烈的头痛使他感到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第二天，情况更糟。在这一西部城市，我俩是举目无亲的，孤零零的英国人。离此最近的医生也在千里之外。”伯格里只能翻书对照，担当了医生和护士，在他的精心护理下，邵幕廉神奇的活了过来。

两个传教士，白天上街传教，晚上研究传教方式，他们通过给穷人治病，为少数民族打抱不平，并利用当时十分先进的望远镜，照相机，幻灯放映机等先进手段，进行宗教和和西方科学文化的宣传，终于接近了当时的下层人民，在昭通和会泽站稳了脚开始在穷苦人民和少数民族中传教。伯格里最终选择了贵州威宁得石门坎，建了教堂，学校，医院，并为苗族同胞创立了苗文，受到了苗族同胞的欢迎，最后应护理感染上伤寒病的学生而受感染，于1915年9月16日死于石门坎，时年51岁，邵慕廉于1888年到会泽传教，于今东风小学建立教堂，开办学校，并为唐继尧等赴日留学生补习英语，于1925年死于会泽（一说是死于英国），成为了基督教循道会在会泽的创始人。

两位英国人，不畏艰险，到当时十分落后的滇东北进行宗教活动，最后献身于宗教事业并死于异国他乡，不论其出发点如何，他们的“爱教精神”特别是把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带到这些地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都是应该肯定的。十分难的的是，伯格里在传教的过程中，记载了滇东北一带大量的山川风物，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极有参考价值。下面一段，是他在金沙江传教时写下的题为《在鲜为人知的中国》的一段，让我们看一看这位英国人眼里的滇东北的地理环境吧！

就地形而言，这是我在中国西部所见中最为险恶之地，人们一闻此名，便不寒而栗。凡翻越过滑沙坡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途中之险，狭窄的道路绕悬崖峭壁蜿蜒伸展，路面有时甚至不足一英尺之宽。陡峭的山崖之下，是奔腾咆哮的激流，路边无任何保护之物。往前爬行时，陡滑的山壁活似要翻倒在行人身上一般，就像是一个与悬崖之下那变化莫测的江水互相勾结的魔鬼，企图把行人拉向毁灭的深渊。快到坡前时，有一过路行人为鼓起我们的勇气，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传说。其中有一传说叙述了一户人家在翻越滑沙坡时所发生之事：滑坡时，一个12岁的男孩走在前头，其母背着一个婴儿跟在后面，男孩的父亲挑着担子走在最后。男孩不慎失足跌下悬崖，母亲在一声惊恐的尖叫后因失去重心也随其子同罗渊底，父亲见状丧魂落魄，也跟着跌于崖下汹涌波涛之中，仅数秒之际，这一家庭便全部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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