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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石门坎——文集

石门坎: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

程 洁


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

记者:作为长江证券创始人,国内资本市场第一批潮头人物,您由从事资本市场实践的经济界人士转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关注人文科学、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学者。如今,石门坎项目又是缘何而起呢?

陈浩武:我大概从2002年以后就离开了商业市场,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问题。当时我主要研究晏阳初、梁漱溟所做的农村改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探寻社会改造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我之前长期做经济研究,研究使我发现,通过经济方面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其实大多与人文精神有关,与人的道德、信仰有关,比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分配有失公平等等。这些问题将我从经济学领域逐步引导到人文精神领域。

一次在去深圳出差的过程中,我遇到《深圳商报》的几位记者。在吃饭时,他们谈到贵州石门坎的项目,谈到伯格理。他们谈的内容深深打动了我,石门坎和伯格理的故事,正好触动了我心中的情结。他们所说的石门坎和伯格理,不像晏阳初和梁漱溟那样,在一个既定的伦理框架之下,通过输入财富和资源来改造农村,而是通过提供信仰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层面的改造来改变社区。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2011年,我正好在贵州参加联合国生态大会,就借此机会去了石门坎,进行现场调查。在与当地支教的一些志愿者的交流中,我受到了很大震撼。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契合我对精神文化方面的关注与思考,石门坎的确是一个通过精神信仰和文化来改变社区的范例,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当地的交通条件和教学条件非常困难,每当看到那个地方惊人的贫穷落后,我就开始想,自己能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带来现代文明和希望的圣人和苗王  

记者:在一般人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当时石门坎那样闭塞不发达的地方,文化应该会相对保守,人们对外来文化可能会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那么,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群的?

陈浩武:伯格理在没有去石门坎之前,是花苗人主动找到了他。这些花苗人怀着信任的心情来昭通找到了伯格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再后来上百个人一起走到了昭通,这才使伯格理了解到花苗人非常需要他。

伯格理到了石门坎以后,对花苗人非常尊重,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与他们同甘共苦,努力学习花苗的语言,尽量多与花苗人沟通,他还穿上花苗人的服饰,并且帮助花苗人治病,为其提供卫生知识,教他们认字,赢得了花苗人的极度好感。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花苗人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伯格理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愿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发明了花苗文字,花苗文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苗族人受教育的方式。伯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用花苗文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整个乌蒙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扫盲活动,使整个大花苗族开始努力识字,掌握新知识。他对社会的改变从这两点开始:第一,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第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这两种东西被根深蒂固在苗族的社区当中,从而使这个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千多年来,实际上只有伯格理和他带去的现代文明,第一次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处于社会底层的苗人,这一点十分关键。
挖掘它现实的救赎意义

记者:世易时移,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文化多元,道德困惑,在现在的石门坎,伯格理还被熟知吗?

陈浩武:当然被熟知。伯格理在石门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影响的痕迹所在。

首先,伯格理所发明的花苗文字依然在使用。第二,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创办了一百多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大学生、高中生在内的苗族知识分子。他们对苗族的建设和苗族自身文化的研究和探寻作出了贡献。第三,精神信仰一直在世代传承,有大量丰富的信仰痕迹遗留在这里,在山区还有很多会讲英语的老人。

石门坎整个文化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总共22个县,他们都在使用花苗文,并且,在石门坎伯格理墓地的周围,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几百座苗人的墓地。人们对伯格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他们认为伯格理就是他们的苗王,是为其带来现代文明和希望的圣人。

记者:石门坎因此而成为云贵高地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一个文化标本,您认为石门坎这个标本具有几重意义?对今天又有怎样的启示?
  
  陈浩武:石门坎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鲜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改变社区的标本。

石门坎在伯格理未去之前,无论是从生产力的标准还是文明和价值的标准来看,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一个苗寨能够从1数到10的不超过2个人,他们连最简单的运算都不能进行。据说苗民如果要赶集,要卖鸡蛋、买食盐,进行简单的换算,必须带上能计算的老人,即使这个老人生病,也要将其抬到市场上去,可以想像当时的整个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是伯格理通过教育,把这里建成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他们不仅仅在世俗层面的生活水准、生产力水准和教育水准上得以提高,而且在精神信念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1905年他们建起了第一座小学,在这里最早实现了男女同校。更重要的是,在倡导教育的同时,他把精神层面的东西带到这里,深刻影响了苗族。

当今社会正面临道德价值危机。从石门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精神、信念可以改变社会。因此,今天来发掘和整理石门坎这个范例,就是为了挖掘它现实的救赎意义。

尝试利用现代技术来推动教育公平 

记者:你们关注石门坎这个项目已经有四年了,这一公益项目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凝聚了多少成员参与其中?这个团队通过怎样一种方式推广公益?

陈浩武:同伯格理当年一样,我们在石门坎的公益活动,也是从教育入手,主要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

2011年,我们建立了“石门坎后援团”,主要是发动我几十年来一起工作的同事和亲近的朋友。大家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希望能够做一些公益,实现教育公平,为石门坎山区的儿童提供一些教育资源。因此,后援团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大学中招募志愿者,去石门坎支教。我们作为后援部队,为志愿者们提供后台支持。开始我们只打算招募30名后援团成员。随着这件事逐渐深入人心,发展得越来越大,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达到了150人左右。后援团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武汉、贵阳建立了分站,我们称之为“石门坎后援团xx站”。现在正在筹建“石门坎后援团昆明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石门坎后援团,为石门坎做一些公益事业。

后援团发展了两三年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申报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在今年5月份被正式批准,在深圳注册,所以全称是“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基金会的目标也是针对苗族的儿童教育,推崇和贯彻公平教育的理念。

基金会成立后,我们正在尝试运用现代的通讯技术比如网络,来推动“慕课”这种形式。我们现在和北京的友成基金会进行战略合作,把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在线教育传送到威宁地区和石门坎地区,让当地的苗族儿童能享受到和北京一样的课程,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来推动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尝试。另外,我们也在和上海的百特基金会进行战略合作,即针对石门坎威宁地区的教师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正式训练。今年夏季,我们已经和百特基金联手在威宁地区做了一次50人左右的教师培训,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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