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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 程 洁 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 记者：作为长江证券创始人,国内资本市场第一批潮头人物，您由从事资本市场实践的经济界人士转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关注人文科学、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学者。如今，石门坎项目又是缘何而起呢？ 陈浩武：我大概从2002年以后就离开了商业市场，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问题。当时我主要研究晏阳初、梁漱溟所做的农村改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探寻社会改造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我之前长期做经济研究，研究使我发现，通过经济方面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其实大多与人文精神有关，与人的道德、信仰有关，比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分配有失公平等等。这些问题将我从经济学领域逐步引导到人文精神领域。 一次在去深圳出差的过程中，我遇到《深圳商报》的几位记者。在吃饭时，他们谈到贵州石门坎的项目，谈到伯格理。他们谈的内容深深打动了我，石门坎和伯格理的故事，正好触动了我心中的情结。他们所说的石门坎和伯格理，不像晏阳初和梁漱溟那样，在一个既定的伦理框架之下，通过输入财富和资源来改造农村，而是通过提供信仰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层面的改造来改变社区。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2011年，我正好在贵州参加联合国生态大会，就借此机会去了石门坎，进行现场调查。在与当地支教的一些志愿者的交流中，我受到了很大震撼。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契合我对精神文化方面的关注与思考，石门坎的确是一个通过精神信仰和文化来改变社区的范例，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当地的交通条件和教学条件非常困难，每当看到那个地方惊人的贫穷落后，我就开始想，自己能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带来现代文明和希望的圣人和苗王 记者：在一般人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当时石门坎那样闭塞不发达的地方，文化应该会相对保守，人们对外来文化可能会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那么，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群的？ 陈浩武：伯格理在没有去石门坎之前，是花苗人主动找到了他。这些花苗人怀着信任的心情来昭通找到了伯格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再后来上百个人一起走到了昭通，这才使伯格理了解到花苗人非常需要他。 伯格理到了石门坎以后，对花苗人非常尊重，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与他们同甘共苦，努力学习花苗的语言，尽量多与花苗人沟通，他还穿上花苗人的服饰，并且帮助花苗人治病，为其提供卫生知识，教他们认字，赢得了花苗人的极度好感。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花苗人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伯格理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愿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发明了花苗文字，花苗文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苗族人受教育的方式。伯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用花苗文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整个乌蒙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扫盲活动，使整个大花苗族开始努力识字，掌握新知识。他对社会的改变从这两点开始：第一，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第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这两种东西被根深蒂固在苗族的社区当中，从而使这个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千多年来，实际上只有伯格理和他带去的现代文明，第一次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处于社会底层的苗人，这一点十分关键。 记者：世易时移，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文化多元，道德困惑，在现在的石门坎，伯格理还被熟知吗？ 陈浩武：当然被熟知。伯格理在石门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影响的痕迹所在。 首先，伯格理所发明的花苗文字依然在使用。第二，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创办了一百多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大学生、高中生在内的苗族知识分子。他们对苗族的建设和苗族自身文化的研究和探寻作出了贡献。第三，精神信仰一直在世代传承，有大量丰富的信仰痕迹遗留在这里，在山区还有很多会讲英语的老人。 石门坎整个文化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总共22个县，他们都在使用花苗文，并且，在石门坎伯格理墓地的周围，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几百座苗人的墓地。人们对伯格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他们认为伯格理就是他们的苗王，是为其带来现代文明和希望的圣人。 记者：石门坎因此而成为云贵高地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一个文化标本，您认为石门坎这个标本具有几重意义？对今天又有怎样的启示？ 石门坎在伯格理未去之前，无论是从生产力的标准还是文明和价值的标准来看，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一个苗寨能够从1数到10的不超过2个人，他们连最简单的运算都不能进行。据说苗民如果要赶集，要卖鸡蛋、买食盐，进行简单的换算，必须带上能计算的老人，即使这个老人生病，也要将其抬到市场上去，可以想像当时的整个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是伯格理通过教育，把这里建成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他们不仅仅在世俗层面的生活水准、生产力水准和教育水准上得以提高，而且在精神信念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1905年他们建起了第一座小学，在这里最早实现了男女同校。更重要的是，在倡导教育的同时，他把精神层面的东西带到这里，深刻影响了苗族。 当今社会正面临道德价值危机。从石门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精神、信念可以改变社会。因此，今天来发掘和整理石门坎这个范例，就是为了挖掘它现实的救赎意义。 尝试利用现代技术来推动教育公平 记者：你们关注石门坎这个项目已经有四年了，这一公益项目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凝聚了多少成员参与其中？这个团队通过怎样一种方式推广公益？ 陈浩武：同伯格理当年一样，我们在石门坎的公益活动，也是从教育入手，主要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 2011年，我们建立了“石门坎后援团”，主要是发动我几十年来一起工作的同事和亲近的朋友。大家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希望能够做一些公益，实现教育公平，为石门坎山区的儿童提供一些教育资源。因此，后援团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大学中招募志愿者，去石门坎支教。我们作为后援部队，为志愿者们提供后台支持。开始我们只打算招募30名后援团成员。随着这件事逐渐深入人心，发展得越来越大，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达到了150人左右。后援团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武汉、贵阳建立了分站，我们称之为“石门坎后援团xx站”。现在正在筹建“石门坎后援团昆明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石门坎后援团，为石门坎做一些公益事业。 后援团发展了两三年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申报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在今年5月份被正式批准，在深圳注册，所以全称是“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基金会的目标也是针对苗族的儿童教育，推崇和贯彻公平教育的理念。 基金会成立后，我们正在尝试运用现代的通讯技术比如网络，来推动“慕课”这种形式。我们现在和北京的友成基金会进行战略合作，把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在线教育传送到威宁地区和石门坎地区，让当地的苗族儿童能享受到和北京一样的课程，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来推动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尝试。另外，我们也在和上海的百特基金会进行战略合作，即针对石门坎威宁地区的教师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正式训练。今年夏季，我们已经和百特基金联手在威宁地区做了一次50人左右的教师培训，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