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  第一辑

Series of l00 Books on Chinese Miao Studies for 21st Century

贵州石门坎

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东旻、朱群慧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顾问：

王朝文，原中共中央委员、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民委主任委员。

龙大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滕久明，中共中央纪委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刘媛媛，(女)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歌唱家。

吴明钟，国家水利部农电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东亮，中央统战部七局副局长。

雷国权，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北京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李明天，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

总策划：朱群慧

主  编：乐黛云朱群慧(常务)东旻(常务)

执行主编：杨时兰凌宇徐新建潘应玖龙黔石石亚洲张俊豪陈立鹏石德富(常务)

执行副主编：李云兵吴晓东熊光红麻勇斌谭善祥古文凤吴曙光吴一文刘芳贾仲益龙子建杨昌国

法律顾问：顾先平

编委：

乐黛云  钟哲明  钟良明  凌宇  伍新福  吴明钟  雷国权  龙黔石  杨时兰

朱群慧  东旻石  德富米  根孝  吴晓萍  顾先平  石亚洲  贾仲益  陈立鹏

吴晓东  东人达  朱慧珍  熊光红  苗青  田万振  胡绍华  吴一文  龙文玉

龙子建  吴荣臻  李云兵  徐新建  谭善祥  古文凤  张永祥  刘芳  郭锐

熊玉有  雷安平  杨培德  吴雪梅  王万荣  李维金  麻勇斌  罗贤美  龙永文

石维斌  姚祖喜  龙海清  杨昌国  过竹李洪启  邓均  朱羽  吴曙光

雷翔  杨正  文燕宝  周翔

专家审定委员：

乐黛云(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钟哲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钟良明(北京交通大学外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明钟(国家水利部农电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龙黔石(北京华夏神龙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胡绍华(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文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朱羽(满族，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助理)

李洪启(汉族，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业务》周刊主编)

朱群慧(《消费日报》专刊副主编，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东旻(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石维斌(国家民委《中国民族》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唐建荣(贵州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

张俊豪(教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米根孝(汉族，国家民委《中国民族报》主任记者)

吴雪梅(女，历史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恩施州苗学会副秘书长)

顾先平(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人达(汉族，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主任，教授)

石德富(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秘书长)

谭善祥(湖南省苗学会副秘书长，《南长城》杂志主编，副研究员)

刘芳(女，法学博士，云南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副教授)

郭锐(佤族，法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李云兵(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吴发恩(数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贾仲益(民族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古文凤(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云南省苗学会秘书长)

朱慧珍(女，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杨培德(贵州省文联编审，贵州省苗学会执行会长)

吴晓萍(女，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贵州省苗学会常务副会长)

姚祖喜(数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伍新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南省苗学会原会长)

过竹(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西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罗义群(贵州凯里学院副院长、教授，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陈立鹏(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熊光红(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云南省民族学会苗学会副秘书长)

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苗学会副会长)

潘应玖(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教授)

雷安平(湘潭大学苗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熊玉有(云南省民语委译审，云南省民族学会苗学会副会长)

邓光华(贵州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邓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罗康隆(人类学博士，湖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雷翔(湖北民族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龙海清(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湖南省苗学会副会长)

麻勇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苗学会秘书长)

曹翠云(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永祥(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翁家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贵州省苗学会原副会长)

吴荣臻(湖南吉首大学副研究员，湖南省苗学会秘书长)

石亚洲(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

龙子建(湖北民族学院原副院长、副教授，湖北恩施州苗学会副会长)

吴德坤(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田万振(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教授，湖北恩施州苗学会秘书长)

杨再彪(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石建中(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麻树兰(女，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麻福昌(贵阳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

苗青(贵州民族学院副教授)

石朝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杨昌国(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潘年英(侗族，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周  翔(女，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编委会

2005年6月于北京

“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出版说明

Series of l 00 Books on Chinese Miao Studies for 21 st CenturY

一、主持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

协作单位：  贵州省苗学会

湖南省苗学会

云南省文山州苗学会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苗学会

湘潭大学苗族文化研究所

二、出版范围：

经济、教育、历史、文学、音乐、建筑、服饰、语言、文字、医药、饮食、军事、哲学、工艺、风俗、地理、美术、人物、天文、宗教、历法、舞蹈、考古、科技、养殖、农业等各方面。

三、出版形式：

1、再版已公开出版过的专著、编著、文集；

2、过去已成书但一直没有出版过的专著、编著、文集；

3、专家学者个人或集体论文集；

4、个人新完成的专著或编著；

5、二人以上共同完成的专著或编著；

6、其他民族和国外人士研究苗学成果(包括论文集、专著、编著)

四、学术著作要求(包括论文集、专著、编著)：

  1、严谨、客观，符合科学规律；

  2、参考和引用他人著作须注明出处，注释一律按国家标准；

  3、具有开拓性、创见性、科学性；

  4、成果须达到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水平。

五、文学艺术作品要求(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等)

1、题材新颖，感染力强；

2、视眼开阔，具有艺术生命力：

3、形式多样、内容健康；

4、具有教育、审美、鉴赏等意义；

5、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各层面；

6、作品须达到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水平。

六、作品出版规划：

  1、本文库属于公益性事业；

  2、本文库从2005年6月1日起，计划到2011年12月30日全部出齐，历

时6年：

  3、本文库分为l0辑，每辑l0部，总共100部；

  4、本文库是千百年来中国苗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编委会

2005年6月于北京

编者简介：

  东旻，女，生于河北邢台市南河县。大学本科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硕士和博士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要成果有：论文《苗族的历史文化传承》，译著《在未知的中国》等。

Dong Min was born in Nanhe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She graduated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She studies for her Master and Doctor degree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in the major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ies．Her ma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Mia0”on“Journal of Historiograhpy”：translation work‘‘In Unknown China'’etc．

朱群慧，《消费日报》专刊副主编，兼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研究员。生于云南彝良县。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参与编写《中国民族百科全书》、《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等：独立选编25卷“当代苗族作家丛书”等。

Zhu Qunhui，executive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column of“Consumption Daily”，and concurrenfly the researcher of Miao Study Institute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e graduam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got his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His ma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theses“On Chinese Miao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etc；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of“China Nationalities Encyclopaedia”，“China Minority Literature Chronicle of the 20th Century”；and independently selected 25 volumes of“Contemporary Miao Wnters’Series”etc．

总 序

“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以下简称“百部苗学文库”)是千百年来中国苗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百部苗学文库由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主持，贵州省苗学会、湖南省苗学会、云南省文山州苗学会、湘潭大学苗族文化研究所、湖北省恩施州苗学会等学术研究单位参与合作组织出版。

百部苗学文库封页设计主要内涵为：封面上部分采用全国相对运用最广泛的苗文作为背景；左上角为本文库标识，即“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字样和全国苗族最著名的乐器芦笙；封面下半部分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其文字说明如同“雕”在大海上，象征苗族文化源远流长，期盼国内外专家学者去研究，翱翔于其中；封底古色书卷将每一辑书名“刻”在上面，背景由我国绘画大师、北京华夏神龙艺术研究院院长龙黔石先生石刻“百部苗学文库”，用意为期盼苗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苗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苗族历史、经济、教育、语言、文学、医药、农业、科技、音乐、文字、哲学、建筑、风俗、宗教、军事、历法、考古、美术、工艺、人物、服饰、饮食、天文、舞蹈、地理等，是一门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于国内学术界，虽然以苗族经济、教育、语言、文学、服饰、建筑等等为研究对象由来已久，但最早出现“苗学”二字，那才是1988年的事——以当年在贵州民族学院成立的“贵州省苗学研究会”(后更名为贵州省苗学会)为标志。

目前，我国苗族人口有l000万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894万)，在56个民族中排列第五位(汉壮满回苗)，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重庆、广西、湖北、四川、广东、海南、浙江、江苏、福建、河北、新疆、安徽、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其中，贵州省苗族人口最多，几乎占全国苗族人口总数的一半；其次是湖南省，有200多万苗族；再其次是云南省，有ll0多万苗族。另外，在东南亚各国总共有200多万苗族；美国有30多万苗族；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共有5万余苗族。国外的所有苗族大约300年前从云南迁徙而去。

苗族历史悠久，现今的国内苗族，90％以上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即贵州全省、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四川东南部。据苗族口碑史料以及汉文献记载，苗族先民最早发源于我国黄河中下游广阔的中原地区，传说远古时代部落领袖蚩尤即是苗族的先祖，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与华夏族领袖黄帝和炎帝属于同时代齐名的英雄人物。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千百年来苗族先民不断向我国西南地区迁徙，从而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

在我国汉学、苗学、彝学、藏学、壮学、土家学、蒙古学、满学、侗学、哈尼学、布依学等同类学科中，汉学、藏学、蒙古学、满学、彝学最为发达，这5个学科无论是在研究队伍上还是在科研成果上，均属于前5强。如藏学，不仅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而且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室、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四川外国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四川藏学书院、云南省迪庆州藏学研究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藏学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等一系列实力雄厚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如蒙古学，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国家级)、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如彝学，也有研究队伍强大的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等。以上有些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可以直接向全国招收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如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等。

至于苗学，在全国范围内，除中央民族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招收过苗语方向的大专、本科班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湘潭大学苗族文化研究所、贵阳医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招收过相关于“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外，其他教学单位和研究机构再也没有设立苗学招收学生，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向汉学、藏学、蒙古学等前5强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壮大科研队伍，加大研究力度，出版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苗学著作，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鉴于此，在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的领衔下，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良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立鹏、国家水利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明钟、中国科学院教授杨文衡、北京华夏神龙艺术研究院院长龙黔石、原中共中央委员王朝文、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歌唱家刘嫒媛、消费日报专刊副主编兼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群慧、中央民族大学 东旻博士、石德富博士等70余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百部苗学文库”编委会，并由朱群慧担任总策划以及与潘应玖副教授、 东旻博士、石德富博士等具体负责“百部苗学文库”的日常工作，计划用6年时间(2005年至2011)精心打造l00部苗学著作。

苗族文化丰富发达、博大精深、立体多元、纵横交叉，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深远影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些苗语词汇融于汉语，被汉语借用，极大的丰富了汉语词汇量，反之，苗语也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丰富了自己的词汇量；而流传沿袭至今的苗族服饰，其款式之多，内容之丰富，位居56个民族之首；近百年来的苗族作家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汉族作家群在内，是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群之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沈从文、朱湘、覃子豪、田名瑜、熊希龄、乐黛云、李敖、姜穆、侯钰鑫、凌宇、肖仁福、向本贵、邓宏顺、向启军、何小竹、吴恩泽、贺晓彤(女)、石定、龙潜、伍略、赵朝龙、李必雨、第代着冬、石太瑞、李顺骅、太阿、柳丛梦、王月圣、杨明渊、谢家贵等。其中，沈从文和李敖被国内国际公认为世界级作家。以上苗族作家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苗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的专家学者主要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伍新福研究员，湖南吉首大学杨廷硕教授、罗康隆博士、刘锋博士、杨再彪教授、吴荣臻副谚i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凌宇教授、吴曙光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辅世教授(汉族)、王慧琴研究员(女，汉族)、王春德研究员、李云兵博士、吴晓东副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石

宗仁编审，J。西社会科学院过竹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陈其光教授(汉族)、张永祥教授、曹翠云副教授(女，汉族)、石建中副教授、麻树兰副教授(女)、石如金副教授、向日征教授、石德寓博士、吴德坤副教授、李炳泽副教授、罗安源教授(土家族)、 东旻博士(汉族)，重庆三峡学院东人达教授(汉族)，深圳大学游建西教授，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石朝江研究员、麻勇斌研究员、张晓研究员(女)，云南省委党校副教授刘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汉族)，云南民族大学熊光红副教授，云南大学杨光汉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古文风副研究员(女)，云南省民语委熊玉有译审，云南师范大学陈斌教授(汉族)，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龙海清，贵州民族学院李锦平教授、吴晓萍教授(女)，贵州凯里学院罗义群教授，消费日报专刊副主编朱群慧，贵州日报经济二部副主任吴一文，湘潭大学雷安平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朱慧珍教授(女)，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翁家烈研究员、龙伯亚副研究员，湖南科技大学杨昌国教授、潘年英教授(侗族)，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刘范弟教授(汉族)，贵州省文联杨培德编审、苏晓星编审(彝族)，贵州大学田玉隆副教授、杨志强博士、南京大学杨渝东博士等等，他们都有一定的学术论文发表或学术专著出版。尽管如此，有待研究的苗学课题还非常多，如苗族经济研究、教育研究、音乐研究、作家文学研究、贫困状况研究等等类似“纳斯卡线条”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那样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百部苗学文库编委会将倾其全力，筹集资金，支持出版苗学研究的相关课题，尽可能填补苗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朱群慧

2005年9月于北京

前言

石门坎是编者从小就听说并且向往的地方：石门坎在国内国外都很有名；那里曾经有个柏牧师(柏格理)；早在1949年以前，石门坎的那所学校就为当地少数民族培养出许多人才，包括医学博士。

1905年的石门坎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高路险，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然而，正是在这异乎寻常的艰苦环境中，成立于l905年11月5日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基本上没有政府与外来投资，主要依靠当地各民族群众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以石门坎为中心，之后成立的小学均称为“光华小学某分校”，据不完全统计，至l920年，仅滇东北、黔西北就建有小学34所，到1949年，黔滇川边民族杂居的乡村建有小学80余所，初级中学1所。“使滇黔JIl 3省上万名青少年接受了规范的初等教育，使数万名当地群众完成了扫盲教育，为苗族、彝族培养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东人达：《近代民族教育的一项创21世纪中国白部苗学文库(第一辑)

————————————————————————————————

举——滇黔川边石门坎教育体系评述》，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光阴荏苒，2005年11月，“石门坎光华小学’’部分老校友重返母校，不胜唏嘘!为了纪念“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l00周年，为了寄托对母校的深挚情怀，在老校友朱艾光先生的倡导下，有了选编出版此书的计划。朱先生把一些老校友写的文稿邮到北京，由我们编辑校对并安排出版事宜。鉴于老校友的文稿数量较少，为了从整体上反映各界对石门坎光华小学教育体系的研究情况，经过认真地搜集整理，编者进行了大量增补。

国内外学术界对石门坎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有专门以石门坎为主题的论文与专著；有涉及到石门坎的论文与专著；还有以石门坎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其成果十分丰富。

《贵州究为主线，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之前研究石门坎教育的部分论文；第二部分为l950年以后学术界关于石门坎教育的研究成果；第三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以石门坎教育研

部分是专著节选；第四部分是石门坎校友的回忆性文章及他们为“石门坎光华小学”l00周年校庆而专门写就的文章、诗歌、歌曲等。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很遗憾地未能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收录到书中，如秦和平先生、张慧真女士等人的许多著述，因此，在本书的末尾，编者将相关的关石门坎研究资料整理存目，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印刷经费由英国林肯大学教授Alison Lewis女士资助7000兀人民币；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高级农艺师苤垄墟先生资助1000元人民币；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第一中学高级教师奎焦堕先生资助l000元人民币；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堑盟堂先生资助l000元人民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条件所限，未能联系到书中所收录文章的所有作者，若有不到之处，请与编者联系以处理相关事宜。

谨以此书献给为石门坎工作过的前辈们!献给所有关心与热爱石门坎

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第一辑)

第一编1949年以前

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

王建明

序  言

  编者马君裕恒很久就叫我叙述点苗族的情况，在本刊发表，贡献给读者。我当时是十分的高兴，叫我有了这样说话的机会，所以满口是答应了马同志的。茁民真情的自述，今天算是第一次。才智浅薄，对政治我是没有具备很丰富的常识来了解它，经济我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国家大事，世界潮流我更茫然无知，社会经验自然谈不上了，脑子里的字，数起来，不会比别人多的。可是今日西南苗族里，能够出来，有我这样机会好的人，是再指不出几个的，所以发表苗民情形，可不可我有相当的决定权，能不能是我的责任，也许读者要认为我太白骄自得，但是当中实有许多阻碍，叫我心虚“不可”叙出，“不能”写出，过去许多内地的青年同志，对于“苗民”总是认为一种野蛮可憎的异人，对于苗民的提问，总是表示着一种游戏讥讽的态度。我十余年的时候在内地读书，没有一个认出我是苗族学生(除我的老师外)，这自然我是无异乎谁个，中华民族的特征，我是具备得有的，因此也就不知不觉快活无恼地过了这多年没有受谁个的玩弄，这使我自慰欢欣，可是我却成了一个欺哄人的罪者，现今内地人士有时对苗族的态度与观念，老是尚保存着旧的恶的，这不尽怪责他们，我自己也是培植这种贻误的执荷者。有许多同学是这样地问过我：“云南、贵州的苗子，你看过吗?”我答：“没有。”不幸生为苗族的我，只可是这样答复了他们，读者代为我想吧!假使你处到我这个地位，他是要怎样的对付他们呢?人情一面，不外我这方法好些吧!

本刊是消灭这一切旧观念的大本营，同志们是边疆民众的安慰者，所以放胆地要开始诚实答复一般对于苗民的疑问者，我先前的欺讹罪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了。可是问题很多，作者对于发表苗民的各项问题程序尚于计议之中，大而抽象的问题留在以后再讲，现在讲的就是“现在苗族最高文化区一一石门坎”。石门坎，简称“石门”，并非一个大学校，中学校，专门研究机关……乃是这样的一个：

(一)石门坎的降生——石门坎，位当黔西威宁与滇东昭通接交，缘三十余年前，有英籍传教者党姓一牧师，入黔西安顺一带传教，先是汉族受洗归与，继因深入高山狩猎，行经苗民数猎家，地当该县小地名“等等”。因疲倦不能行，入苗户休息，彼苗家者，初以异状奇人，甚畏之，该党牧者乃取经而出(传教者出入必携经书)，宽授基督教理，

因而感化，有苗民四人者遂被提入安顺县教会学校就学，此后该牧由是亦知黔西威宁一带，尚有多数苗民，但感化力有所不逮，暂绝前进，时适另有英籍一牧者柏格理，来滇东昭通传教(距今石门极近，仅七十里)，彼党牧乃命威宁一带苗民改往昭通受道，苗民受此惠音，男女日中络绎不绝于石昭(石门坎至昭通)途者千千，后因往返困难，该柏牧者乃离昭入威宁苗民境，创设教堂，传教兴学。乌蒙屏境，围以高山，阴森荡荡，流泉淳淳，三五瓦屋，点缀其内，石门遂降生于焉。

1910年石门坎举行规模盛大的运动会(柏格理摄Phot0：Samuel Pollard)。

(二)石门坎的幼年时期——石门教堂成立，学校遂兴，时每星期日至堂作礼拜者，不下千余(盖当时凡百里内之苗民均往彼处作礼拜)，学生则四百有余，有人满之患，不数年乃大兴土木，增广房地，遍设教堂学校(每距七八十里一所)，苗民奉教者因分别往听，石门本堂乃暇时增学，该柏牧者乃聘有昭通汉族一秀才者刘映三老先生，住持学校，以四书为重，此老先生乃苗族智识之增进者，可谓卅余年来苗族文化复兴之领袖，卅年中效劳苗族，三年不返，是苗族有史以来被逐后，汉族同情之先进贤人，余父为其学生，余亦为其学生，苗族今日所以尚有一线光明者，先生之力焉!五年前，力衰退休，自是遂得疾不起矣。柏牧者，为人亲霭，颇受苗人之爱戴，善宣善教，功绩甚大，民五年，染疴石门，延医不治而终，苗民均宗为圣者。

(三)石门坎之成长时期——现在——自柏牧逝世后，遂有英籍一牧师王惠民继职，此牧师亦不落柏后，教会日兴，教育日盛，乃于滇东昭通创办汉苗夷基督教会中学校一所，资助苗民生优秀者十余名入内受教，此等苗生，勤于攻读，遂有五名考获教会奖金，遣往蜀蓉华西大学校就业。彼苗生等成绩亦不落人后，但因气候不宜，先后天者三名，越数年，复派数名之蜀原校继学，溃功复兴，先后造成苗族医学博士一名，教育学士一名，此两学者，均为现今苗族最高领袖人物。

卅余年来，总论英牧经营成绩结果，教堂学校及其他建筑，计石门本堂者，教堂一所，两级小学校各一所，坐屋卅余问，学生三百余名，内中女生五十余名，英籍牧师一名，学校校长一名(系蜀蓉华西大学毕业教育学士)，职员十余，邻近复设有医院一，孤儿院一，癞子院一。分设于滇黔川交界苗民区域之各教堂者共复计三十五所，每所相距百里上下，横亘七八百里，所属与焉。号石门本部，余谓分堂或分校，但所谓总部者，仅以两级小学称于苗民文化区而已，奚足举日!因经济之拮据，中学之设匪易事也，虽有昭通中学为塾，但近因生活程度增高，苗民生活苦寒，能至昭通升小学者，十分之一，爰告略情于后，石门苗化

之区，计七八百里，教徒一万六千左右，小学毕业者一千五百名(均三十年中总数，两级小学合计)，内有女生百二十l余名，初中——毕业生廿余名(中仅有女生一名)，肄业生十八名(中有女生三名)，高中——毕业生四名(余在内)肄业生三名，高等师范一名毕业一名，大学——毕业者二名，肄业者二名(但余可不说)，此外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此为两年前作者就学蜀蓉之际，苗族旅蓉者三五人共同寻材求料，集以适苗民情况者编纂一部“苗民夜课读本”，而作者等乃募金积款，颇得各机关同学之赞助，本作成，今苗民教育，余等乃以此步工作为基础。现己分发各处，姑无论教徒与非教徒，均须念读。

(四)现今苗族入内地升学人数与经费来源——计成都七人，贵阳六人，武汉两人，南京两人，共十七人为西南苗族入内地升学之总数，数小易读，免读者之拨指，致经费来源，成都，武汉九人，均由教会奖金，自身分文不逮补助，余之贵阳南京九人始系公费。苗民自史以来，享承政府之经费教育者，始于余也，余前无一曾享受，以致人才缺乏而今教育之落后，尤以苗族来京者亦始白余，虽余不才，但苗族中困于不能拔步瞻仰京城，沾受我政府之教化，伊等亦深望我致情述意于诸人士，因时有限，苗民各种问题，容后续陈，有情于我者，有兴研究苗民情形者，余随时必倾诚以告，及此罢笔，读者谅之。

(原载《康藏前锋》第4卷第3期，l936年11月。)

苗民的文字

王建光

苗是一种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古今中外一般学者均如此论断，这种学理在科学立场上已有它相当的根据，似乎我们再没有强辩的余地了。可是事实与理论未免相差过远，所以不得不在此补充并加以解说。笔者虽属苗人，然并非要在舆论上替苗人辩护曲直是非，在中国古书里或新近学术杂志上记载关于苗族事迹的，已给诸学者作了铁也似的证据了。因此仅能就笔者素来所知及今年暑期旅行西南苗疆重加研究考察所得，略书梗概，以饷读者。

A page from the First A Hhmao Hymn Book

1908．(1908年用苗文翻译的赞美诗)

(一)苗民文字的源流：苗民的文字出名问世仅有三十余年，可是它的渊源已远在二三千年以前了，根据苗族诗歌故事的历史传说有云：“苗人原来仍有文字，惜所有文字均遭遗失，冈蚩尤与轩辕于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河时，舟船均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防渡江时被水湿透，欲免此患，惟有渡江时书本置于头顶，众如是行之，及至长江时，争先抢渡欲以保馀生，不幸渡至江中水势凶猛，人均淹没过多，书籍什九已失，至无法保存，继后始有人设法将其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资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花裙中之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之意味”。这是一个传说，可惜没有书籍记载来作我们的证明，这是研究苗人文字的一件憾事。不单是文字一项给我们为难，就是苗人全部历史也感觉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们要从事去研究苗人的工作，专凭抄袭书本而忽略了民族的传说，也是不很妥当的事。其实研究苗人的历史、文学、民族特性等等的学术，除了书本的原来记载及用科学的方法考究外，还应该在他的故事诗歌及艺术上去研求。上面的话虽然系传说，似乎亦不能把他忽略，因此我们不能武断的说他是无文字的民族。

(二)新近苗人文字的产生地：现在石门坎苗区流行的文字产生地，是在贵州省极西的威宁县属石门坎。石门坎的出名问世的历史距今也不过三十馀年，白前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入苗区域以后，时有滇东黔西川南等地的苗人在该地建筑教堂，创办基督教会并设立学校那时才诞生今日代表西南苗人文化中心的石门坎。而苗文因为诞生于有石门坎教会之后，所以年来到过该地的学者们，都有关于该地历史及苗人文化事迹的记载，其共同的记载都说苗文是由“英人伯格里所作”。然此说法，却与事实不符，这种荒谬的记载，不独是留给滇东北、黔西、川南一带苗人的一件不好印象，也是整个苗人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大损失，因为各

作者所站的立场不同，认识互异，少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历史的精确眼光去推测事实的真相，兼之能够了解边疆民族心理的作者真是太为缺乏。

(三)新近苗人文字的创造者：晚近关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都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的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于英人伯格里氏的创造。”这类的话未免过于武断，事实未必是这样的简单。原来苗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彳i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笔者囊时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以证，他将花衣花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然余视之，一体过简，字意难于表达事物，而仅描画物形，仍难记事畅达，殊属未善，余感此缺点，乃终日孜孜研求，欲觅另法以补斯缺。昔有基督教传入吾等苗胞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里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请教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韵读法，承李柏二氏乐而教之，语日：“英文字者取拼音读法；中文者，由象形文字起源演化而来也。余闻此说，屡研究苗文，于是遂将苗族昔时之象形字体，加以音韵及仿效英文字之拼音结构读法，多方请教于李柏二氏，后乃邀约吾苗族先进，如杨雅各、王胜莫及杨芝诸先生共同研求创造，始产生有今日之苗族文字也。”

上面这一段话，是由张岳汉先生口传的记录，由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断定，无疑的，苗族文字的创始者是苗人。至由英人柏氏创作的说法，或许是作者未曾下点工夫去作个详细研究记录的缘故。

(四)苗文字母的沿革：现在已流行的文字，都是本着不违反苗人历史传说为原则，仍采用苗人历史事迹及日常生活必需用具之形象作字母，可是它的音韵及字的构造，大多是近似罗马字的结构拼音读法，字母的数目大小共计六十六个(大字母即声母，小字母即韵母，因为声母与韵母字体有些相似，而仅有大小之别，兹为避免声母韵母混淆起见，故不日声母与韵母而日大小字母)，大字母(即声母)的字形大部分是象形，而小字母(即韵母)则多属新创，今举数例略解释其字原历。

“y”字，中国古代为农业社会，苗族当然亦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他们的歌谣故事中还有不少农业生活的传说，所以摹仿农业社会中所用的农具样式作为苗文字体，即如声母中的“y”字，并非英文字母的“Y”字，原来是犁耙形“1=r”，为记述耕牛犁田的用具，本应书作“争”形，但因此字为声母中的无音字母，当韵母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代表独立的意思时，便须与此字并合书写，所以为减除繁杂起见，就把他减为“y”了，所代表的意义比较深刻，所以就列在声母中的开头字母。

王建光与夫人娄发文(布依族)

“V”、“八”，并非英文字母中的“U”字，乃挂放耕牛肩上犁田的农具，俗名“牛加担”，它的形状如“八”，改写为“八”“V”，苗语父亲的“父”为“V”字作其声母，由上二端的意义，我们很可以想见苗族原来对于农业概念深刻的一般了。

“]”、“L”、“]”、“L”等字，其本形如“J”，为生活用具之一，即将玉蜀黍等作物在磨石中磨成细面粉所用的手耙。“T”字，虽取形于打杵，但采取此形作声母还含有深刻的意义，苗族男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好汉，同时住居高原的人，交通自然极感不便，所以对于运输工作惟有靠人力背负了，为预防背负重物进行于途中无休息处时，则打杵棍为缺少不了的用具，然而这类工作大都在于男子，所以苗语中“儿子”的儿字，为“T”字作声母的，如“Th”是，“十”字，并非国文字中的“十”字，苗族衣服都是全仰赖于妇女织缝，此形为纺绩线子时所必需的用具(其中用如纱厂中之纺纱车，但其形略异)，所以苗语中的“女”字，为“十”字作其声母，如“『卡”是。

(原载《边声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作者简介：王建光(1918--1959)苗族，云南大关县人。早年在威

宁石门坎小学、昭通明城中学就读。l936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

1939年毕业后留民国教育部工作，兼中央政治大学讲师。

石门坎的苗民教育

陈国钧

关于苗夷教育的设施，是贵州教育中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较晚，近几年来虽在积极推进中，但事实上限于人力，财力等的不足，仍未收到显著的成效，所以苗夷教育在贵州，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若再不能切实办理下去，那么我弃人取，一般侵略者必会乘混水好捉鱼，便可大施其文化侵略的伎俩，像这类事例有许多，单说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工作，就有四十年历史，诚使我们警惕!他们假口于传道办学的方法和努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尤足为我们推行苗夷教育的师法。按石门坎是一著名的苗区，并且是外人在西南传教最具成就和最大努力的根据地，显然是一个最堪注目的所在。凡关心苗族夷教育者，莫不都想一知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内幕，现在，笔者根据所得的材料，愿作下面概括的叙述，裨便研究苗夷教育者，有进一步的探讨和改进。

石门坎属贵州威宁县第七区，位贵州和云南的交界处，距威宁县城二百四十华里，离昭通七十五华里，算是云贵间一大孔道，人佚伏背负，牛马装驮，经岁络绎于途，该处地位不大，周围崇山峻岭，形势险要，住民纯系一种花苗，俗又呼作大花苗，这地方原是个荒地僻壤，过去很少为当局所注意，但在二十世纪苗夷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系首屈一指。

时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九零三年，正值清廷朝政日非，有个英国籍的教士，名柏格理远渡重洋由海防到云南昭通一带传教，但信者寥寥，并有许多反教的，不得不改换地方，他夹了本圣经复偷跑到冷落的石门坎来，向当地的花苗传耶稣教，花苗们看着碧眼黄毛的异种人，目为怪物，大都畏缩不前，柏氏虽碰了不少钉子，也曾遭受几次毒打，但他并不灰心，那时的官家多媚外人的，他便利用当地的安土司的势力，施起高压手段，于是花苗们就觉他赫赫可畏了，同时他又改着苗装，学习苗话，与花苗一堆吃饭睡觉，生活全般苗化，并竭力交攀安土司和花苗领袖，常送些新奇物件给小孩妇女们，他这样曲于周旋的目的，无非在引诱花苗信奉耶稣教，花苗本来笃信鬼神，怎禁得住他威逼利诱的功

夫，就很容易地堕入谷中了。不久，当地的花苗个个变成他忠实的信徒，犹如潮水般涌起而不可阻遏，石门坎教会的势力就一天一天的扩张，同时石门坎也就名闻遐迩，英文教会报上常标题为“海外天国”，可见外人如何地夸耀!谁也想不到那地方后来会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地区。

柏氏是石门坎教会的开山始祖，辛勤地撒F了宗教的种子，以待日后生长，不意到民十二年患虎列拉㈨而死了。但他死后，又有王素德、张遗惠、高志华、顾华文、慕博里等西人教二t来继承他一直到现在。

当柏氏到石门坎数年后，因他与安土司交好，就向安土司商借了石门坎地方，并筹巨资建立了教堂和学校等，逐年的增建，现在已有三十多幢西式房屋，内有大礼拜堂、学校、医院、救济院(包括孤儿院，麻风院)等；大礼拜堂，是他们中心活动的场合，学校、医院、救济院是他们推广或辅导事业的所在，在这几处就可以施展他们的麻醉工作，借以传教，此外就没有再好的妙计了。他们要办学校的意思，并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巍兰寨教逝教育”，学校是知识的集团，一方面便于大批地注射儿童的宗教麻醛盎咿他方面又可借儿童的力量来传播到各个家庭，若是在学校里毕业后宗教色彩极浓厚的，就可被送到中级学校或大学读书，制造成一个十足的宗教信徒。教会和学校是打成一片的，教员就是播道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地在谈讲神学。

石门坎教会有一个最高的指导机关，名“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这个教区包括石川、井宁、昭运，东川和昆明五个分教区，每区设一区长，主管一切事务，石川分教区辖境最大，就以石门坎为发号施令地，被领导的教堂有四十多所，教徒四五万人，花苗居多，他们都特别受到教会许多优待，如：求学免费，治病免费，远处来做礼拜的供给食宿，毕业生帮同传教津贴月薪，成绩优良的资送中学或大学或送出国外留学等；不过有个类似卖身契约定下来，苗民学成之后必须要在教区内服务二三卜年，几乎一生的光阴都消磨掉，但受恩不能不报，也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①“虎拉列”，即沙门氏菌伤寒病的旧称。(新注)

石门坎教会办的苗民学校，有计划地推广，常有所谓五年六年的计划大纲发表，据最近的统计，共有五十二所，初级班占最大多数，教员约七十余人，学生总共在一千人左右，每年缴费约数万元，纯苗“循道公会”负担，石门坎当地的小学为校本部，有高级初级男女两部，该校名“华光小学”，其他各校名“华光小学第×分校”，华光小学初由当地一位举人刘映三任校长，历时二十五时，到民国九年刘氏逝世，由其高才子弟得大学医科博士吴性纯兼任校长，民二十四年就有当地花苗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归来，吴君辞职，朱君继任校长，最近有花苗杨汉先也由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归来，朱君因劳苦成疾辞职休养，乃由杨君继任校长，目前教会已达到“以苗教苗”的目的，苗民中人才辈出，计有大学毕业生五名，高中毕业生十余名，初中生百余名，小学生三千余名，已特别制造了这么一大批传教者，大可以毋庸操心，所以教士们，除了到那儿视察游玩之外，现在已不必再留在石门坎工作了。

再有，柏格理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时候，就以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了一种拼花苗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六十六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俱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选择了整套用这种符号的教科书，便在各学校中教苗民儿童研读。按文字和语言，都是民族同化的要素，大凡灭绝或离间种族者，必先从语文做起，像柏格理特创一种文字来教苗民，也就可知他的用心所在了。

由上面的叙述，我们可知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成就，对这种外人在苗区做的文化侵略的工作，我们亟应设法防止，同时从前的侵略者，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他们自身亦该觉悟，所以我们处此大时代，正是纠正过去失策从事教育建设的绝好机会，亟盼我们贤明当局切实办理苗民教育，以挽回失却了的教育权!

(本文原载《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作者简介：陈国钧(1915一)汉族，浙江诸暨县人。历任上海大夏

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第二部分l950年以后

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

谭佛佑

石门坎，这个在我国出版的任何一分中国政区图和全国分省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名字，有谁想过，它在本世纪初，竟会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康藏前锋》四卷三期，一九二五年)这里苗族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西南“实系首屈一指”0(《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一九四二年)国外基督教会的英文报纸也把该地誉为“海外天国”，(《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文拟从本世纪初石门坎的教会苗民教育情况，作一简要述评，这对我们今天要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石门坎——贵州省威宁县偏僻落后的苗民小山村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子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西北走云南昭通市城区三十余公里，东北距彝良县城六十余公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距威宁县城一百四十二公里。石门坎系黔西北高寒山区的偏僻山寨，四处皆山，万壑千仞，嵬嵬险峻，且山高雾浓，终日不散，海拔约二干六百米。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交通闲塞，一九七五年才通公路(现公路仍很简陋，很少有汽车行驶)，经济文化极度落后。

本世纪初，该地住着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是花苗，亦称大花苗，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间确个别汉、布依、蔡等民族与苗杂处。解放后土改时所划成分，该地区苗族没有一家地主，连中农都少。

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在这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自古来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和懂得什么叫科学文化，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己己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注一)中写道；“我们好象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

二、柏格里在石门坎兴办苗民学校

一八八七年，有英籍(英格兰人)基督教传教：l：柏格里(S．POLLARD另有译为波拉德，l864—1915)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航抵上海，溯江西上经武汉达四川泸州，改乘马到云南昭通，布道传教，但信者寥寥，一九零四年七月。贵州威宁羊街地区的四位苗族同胞因得安顺地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指点，到昭通找柏格里。桕格里见其行束鄙陋，打扮怪异，问其来历，得知为人诚恳厚道，且文化落后，知识浅簿，即决计到威宁苗区传教布道。此时，柏格里也得党居仁书信，望柏格里能去威宁，柏格里遂于一九零四年底赴威宁了解情况，一九零五年初，并以利诱和洋人的权势，不仅得到威宁当地官府的支持，而且骗得当地彝族土目安荣之在煤水较为方便的狮子洞的一块地盘，(注二)约八十余亩，．送建教堂、堂校。二十年后墨i至：毽塑丛院：养老院，医院、遣…疯病院、邮政代办所。在基建活动中，苗族同胞积极支持，为主要劳动力。

柏格里在石门坎一九零五年兴建学校，一九零六年开始，招收苗族子弟入学，男女均收，同校授课。初仅设一初小班，逐步发展扩大，至一九一二年，己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一九一二年规定小学始有男女合校的话，那么石门坎教会苗民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该校后又建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不仅如此，一九一零年教会所属的圣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还设立专管苗族地区教育事亚的专门机构——教育委员会。该会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中心本部，有计划地向石门坎周围的支堂推广、扩大，发展苗族地

区的教育事业，其它各支堂的学校为“光华小学第×分校”。一九一五年，石门坎本部己有学生近四百人。是年，石门坎地区伤寒流行，很多学生都受感染，柏格里和妻子对病者精心护理治疗i使很多学生免于死亡。在照护学生时，柏格里亦受感染，旋即痘逝。学校继由王树德、张道惠、高志华等西人传教士主持，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计各教区小学已有五十余所，教员七十余人，学生二千有奇。一九四一年，石门坎开始筹办中学，一九四三年名为边疆民族中学，此中学一直办到解放。(注三)在此之前，小学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到昭通升入宣道中学(后改名明诚中学)(亦为教会所办)，继而还可到四川成都升入华西大学或南京边疆蒙藏学校(抗战时迁重庆)亦或其他大专院校深造。

学校经费均由“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负担。此外，学生每人每期交五——七升包谷的学费(低年级五升，高年级七升)，作为教师和膳夫的部分补贴以及学生晚自习的灯油费，家境困难的教徒，也可减免。

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在柏格里十年辛苦开拓经营及后继者的努力下，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有部分肄业)共约三十余人。每的还得搏士掌位。中学、申专毕业～一、二百人，小学毕业数于人。在二个自古来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培养出这样多殉蓖囊基知识分王，丕能丕说是教育史土的查迹，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卫生或科学事业服务，为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而贡献力量。很多人，至今仍在我党，政、学校或科研机关任

职。(注四)

柏格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深入边疆苗区、布道办学，决非易事，可说历尽艰辛。七年，柏格里一到中国，他吸取先前…‘些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等地学汉语汉文，易洋服，一付中国人的打扮，及到威宁石门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胞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_苗化。”。他很尊重苗族同胞，待之以礼，和蔼可亲，路遇苗胞，总先让道，口称“得罪”。苗区闲塞，会汉话者很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杨汉先之父～两贰：擎；j碴话_一百菱黑覆形影不离_孺踬P’精通苗族语言”。他常用西洋的简单的日用品，施舍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慈善”事业，如免费蠹病发药，他的妻子就在当地主持医院，同时也在学校兼课。(柏妻系昆明护士学校毕业，英籍，名韩素珍)很快便和苗胞在生活上，感情上得到融洽，得到苗胞的好感，为立根苗区打下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柏格里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族同胞撑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极度贫穷的地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交织着民族歧视，笼罩在每一个苗族同胞的信任，从当时的实际出垄：二些措施在=定程度上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二。薅堑民族压堕塑蠛祝朐具体终法。，触以注厶和教会的势型h，=赢面太力宣传教会堤睁墼真不受歧视和欺压扣另焉方面，且遇囊族士且和封建团绅欺压鱼肉苗族同胞时，他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和保护点或写信或亲到官府，迫胁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团坤的暴行。(注五)这样柏格里更是深缝苗照的笪堡独塞敦，苗胞也都愿意把子弟送入学校读书，学生人数大大增加。

   一九零八年柏格里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兴建学校，惨遭反教者的毒打，几乎丧命，随即回英养息。柏格里并不因此灰心气馁L二心』蜀想着石门垫堇区星建校兴学之事。他向国人募捐，说要在中国苗区兴建学校，得一叫阿斯多。’的老人，损赠两千余金镑。一九一一年柏格里回到石门坎，将学校扩建一新。

柏格里从一九零五笔到五口乏坠：奠年堕死，传教办学计十一年，柏格里死后，苗胞上千人为之送葬，并捐资为他修建坟墓，可见苗族同胞对柏格里的感情至深。

三、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的主要教学活动

柏格里在右门坎建起学校后，要进行教学活动，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正如苗族同胞在《溯源碑》中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多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么都难。”柏格里本人除认真学习苗语外，他极力想为苗族创立文字，用苗文进行教学。一九零五年，柏格里汇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额提厦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曩避：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巍苗族创立孑基本哥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坡拉字母”。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辅音在前元音在后进行拼读。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放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同时大力加以推广流行。一九零八年，柏格里回国期间，由张道惠主持学校工作。先后办了两期苗文训练班，也兼学汉文，每期数月，受训人数达四百余人。

也不讳言，柏格里创造苗文，最根本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胀传播宗教神学，柏格里就用焦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柏格里死后，杨雅各等人又译了《新约全书》，这些译书遍及云、贵、川交境苗族，亦可见宗教神学的影响。

苗文创立后，学校每周上两小时苗文课，后来取消了。柏格里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姐《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多采用简单的问答式，简明易懂；苗胞容易接受。如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答：是圆的，问：地球上有几大洲?答：有七大洲。问：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答要喝沸水。问：苗族是什么样的民族?答：是中国古老的民族，问：苗族古代是由哪里来的?答：是从黄河流域来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内容在学校教学中只是辅助性的。三十年代，石门坎学校的苗族教师又用苗文编写了一些苗族诗歌、故事等，给学生课外阅读．此外，还刊行苗文报纸，定期出版，半月一期，供苗族师生阅览。这一切当时不仅在学校，而且推广到社会，用以对一般的苗族同胞进行教育。

学校教学，仍以汉文为主。关于教材，清末时低年级教启蒙读物：《绘图蒙学》，看图识字，以字代词，连词成句。如第一课识字：一·，二、六，人……；连词一，一+个，一个人，……高年级读《古文释义》为主。每篇都要求背诵，老师也作讲解。也学算术，柏格里的妻子就任过算术教师。还学音乐，唱苗语歌，美术、手工，体育课有足球、体操、徒手操、田径等内容。三年级以上还加上生理卫生常识课。从这些教学内容看，虽系清末，但基本上是新教育的内容。除了它的宗教特点外，我们也不可否认它也有一定的民族教育的特点。辛亥革命后，教材改用国民政府统一的课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除规定的课程外，学校也进行时事教育，订有上海出版的报纸供师生阅览。第一次世显太越期间，有关大战的新闻图片，石门坎这样偏僻的山区也能看到。

石门坎学校的教学活动，最初参杂着宗教宣传。每周上二、三节神学课，主要讲圣经。高年级学生一周要求背诵一两小段，不能背的要受批评，学生住校，低年级学生是否参加做礼拜，不作严格要求。但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就鼓励参加一周二次的晚礼拜。

学校教师有的亦即布道员，教学和传教互相搀杂。学校的宗教气氛不少。柏格里初到石门坎建校兴学，当时苗胞中虽有信徒，但还不能承担教学任务。为解决教师问题，柏格里特从昭通聘请了清末举人、汉族人士刘映三担任石门坎学校校长，由有文化的汉族布道员钟焕然等任教师。刘、钟等人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不计报酬，卓有成牧，由昭通聘到石门坎的汉族教师先后约十五人。一九一二年，石门坎学校已有苗族镜业数拍鳖里迭定搔伍遘j量塞逐造，时由青年牧师王树德护送王定安和杨荣辉去北京清华学堂深造，离石门坎至四川宜宾，说“学校停办”，便决计回来，一九了三年又派杨苒惠等四人去成都进入华西中学。这是石门坎地区苗族同胞出省读书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中学毕业后都回到石门坎(有的未毕业)扬苒惠在石门坎当了二校长，其柰弱晋老筛。从此，虿门掾黉攮兢族凰糗查了本隧的考师。不仅如此，还弃I茸旗女老师，在石门坎和王定安同狂的女同学吴萍安，毕业后即留石门坎学校任教。以后石门坎学校几乎都是从这里毕业出去深造而又回到石门坎的苗旌知识分王担任教师麴j囊长，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教师。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科获博士学位的吴性纯继任石门坎学校校长。一九三五年，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回到石门坎，一九三六年吴性纯辞职，由朱焕章仕校长。一九三八年杨汉先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系，回到石门坎继朱任校长，杨任不久，朱又继任。柏格里在石门坎“以苗教苗”的办学目的达到了。

四、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的几点看法

要对石门坎教会所办的苗民敢育进行客观的评论，首先必须搞清楚：列遽国主义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兴学施教，是否可以象对待历史上不同社会中统治者兴学施教一样，’历史主义地，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是否可以同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是说有没有“精华”可取?有没有值得肯定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就无所谓“评论”而只能是全盘否定的“批判”。从现在出版的权威性的有关著作看，对教会在中国办学，找不到一点一分为二评价的影子，更看不到丝毫的肯定之处。笔者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对待历史。不过，胨景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还是有这样一段话，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我们也不否认在传教士中也有一些真才实学、真心诚意地来到中国想帮助我国的文化教育工作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却有很大的唆尉力去反抗压迫、歧视和争取平等的精神力量。加之柏格里借助宗教的势力和洋人在中国的特权，耷行动土真持工苴族同胞。使苗族同胞多少也争得一点权利，至步再丽爵他们的特殊压迫有所收敛。(参见注四)

(二)石门坎地区的苗族素来文化落后，迷信成风。他们都是自然神的信奉者。山石、土地、风火、雷电、巫鬼……什么都信，即都是多兀十申论者。搞迷信活动时}—要蕉蠹本量财物，浪费无数精力有的甚至苗胞多元的自然史，舱信衄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简单，无须花费财物。这便免臻了在祭神、驱鬼时常有的杀猪宰羊打牛的浪费和时问精力的消耗。许多迷信活动如“喝仙水”等，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就很少参加。甚至连葬俗也有所改变。从这些具体的事实来看，对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育，并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反动。它的客观效果还是应予正确估计。

(三)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育，也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苗族固有的流传久远的健康的民族活动。苗旗没有文字，他靠1的史诗、故事诗等都靠口头说唱流传下来。流传的方式又多借助于节日活动或婚丧喜庆时的尽情放歌说唱。这些有益的活动，却遭到教会禁止，至硬评’多苗族古歌濒于浞灭。本世纪二十年代中，一些己有文化知谈的苗族进步青年对此进行了抵制，提出一定要抢救口头流传的苗族文化和历史。因此，咏唱苗歌的活动终于得到恢复。不过由于历经二十来年的禁锢，许多苗族老歌手因时间的流逝而去世，苗族文化受到一定损失．这是宗教神学教育所犯下的破坏苗族文化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教育，毫无疑问是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苗族同胞的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今天我们总结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情况，这点必须予以深刻的批判。柏格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起着对苗族同胞进行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作用。但是，基督神学对于苗族同咆和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仍有它的许多特殊性：、

(一)基督教宣扬人生平等的观念，就能深得当时深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的苗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柏格里常说：“基督教博爱，视人类皆如天父子女，视万族皆如兄弟，不论贫富智愚，皆以礼相待，祈上帝终免其罪。”这些话，当然纯属宗教的欺骗，但对当时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却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苗胞去反抗压迫、歧视和争取平等的精神力量。加之柏格里借助宗教的势力和洋人在中国的特权，在行动上支持了苗族同胞反抗彝族土目和官绅恶势力对他们的压迫。使苗族同胞多少也争得一点权利，至少恶势力对他们的特殊压迫有所收敛。(参见注四)

(二)石门坎地区的苗族素来文化落后，迷信成风。他们都是自然神的信奉者。山石、土地、风火、雷电、巫鬼……什么都信，即都是多元神论者。搞迷信活动时，要花去大量财物，浪费无数精力，有的甚至要倾家荡产。基督神学的教育开展后，苗胞多元的自然神的信仰被一元神的上帝所取代，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简单，无须花费财物。这便免除了在祭神、驱鬼时常有的杀猪宰羊打牛的浪费和时问精力的消耗。许多迷信活动如“喝仙水”等，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就很少参加。甚至连葬俗也有所改变。从这些具体的事实来看，对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育，并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反动。它的客观效果还是应予正确估计。

(三)石门坎学校的宗教神学教育，也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苗族固有的流传久远的健康的民族活动。苗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史诗、故事诗等都靠口头说唱流传下来。流传的方式又多借助于节日活动或婚丧喜庆时的尽情放歌说唱。这些有益的活动，却遭到教会禁止，至使许多苗族古歌濒于泯灭。本世纪二十年代中，一些己有文化知识的苗族进步青年对此进行了抵制，提出一定要抢救口头流传的苗族文化和历史。因此，咏唱苗歌的活动终于得到恢复。不过由于历经二十来年的禁锢，许多苗族老歌手因时间的流逝而去世，苗族文化受到一定损失．这是宗教神学教育所犯下的破坏苗族文化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三、创苗族文字和苗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只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交际，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使用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民党统治时期，强行推行民族同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当然是例行逆施的反动。今天我们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要发展繁荣本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只能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创造使用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何等重要。

苗族自古以来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都靠口传。本世纪初，柏格里到威宁石门坎传教办学后，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不仅常用苗语说话和教学，特别是创造了苗族文字。正如前所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举。应该承认，柏格里创造苗文和用苗语教学，决不是为了真正发展苗族文化，也决不能与我们今天提倡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义同日而语，目的也大相径庭。不过，柏格里能在本世纪初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还用该文字编写了苗文课本，课外卖物，发行苗文小报，传播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也逐步学会了应用自己的文字作为交际的工具，如通信，记帐，写日记，记录本民族的诗歌、故事等，对传播发展苗族文化，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此点，不论解放前，后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注五)

第四、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成果。看一个学校教育活动的成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由教育的对象来决定。石门坎学校教育的对象，在当时和全国的情况相比较，更有其特殊性。他们主要是处于非常闭塞而文化极度落后的地区的少数民族——苗族同胞。(也问有个别其他民族)他们非常渴望享受教育的权利，认为读书有了文化，就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在旧社会，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教育的“福音”，那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不过，通过学校的教育，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从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而一下于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为谁服务的问题。从毕业予石门坎学校而到外省深造的苗族知识分子看，据笔者目前多方了解，还没有谁真正死心踏地地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尽忠效力，反转来欺压苗族同胞。倒是绝大多数都能回到石门坎，发展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本民族的子弟，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他们在石门坎任教，收入微薄，工作条件羞。生活艰苦，但大都乐观、积极，工作勤恳，认真负责，对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以本地民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来发展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作法，确实见效。这种方法，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在其他地区的也多以从事医务或教育，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注六)，解放后，很多人都在党、政、文教、卫生，科研单位担任要职。(参见注四)

此外，苗族同胞在受一定的文化教育而有了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不仅没有成为宗教神学的奴仆，相反，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反面，竟成了宗教神学的叛逆，如前所述，他们为了保存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敢于起来和宗教势力作斗争，本世纪三十年代，当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渗入石门坎并和教会勾结迫害苗族师生时，毕业于石门坎学校在南京和成都求学的苗族青年联名写信给石门坎母校的教师和学生，号召并支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六月，由在成都华西大学学习的苗族青年杨汉先提议并执笔以“石川联区旅京、蓉同学”的名义，印发《告石川联区同胞书》，大意是：“值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团结抗日，我们苗族更要奋力前进，以求达到自决自治之目的。我们坚决反对凌辱我苗族妇女，摧残我苗族文化．教会主持人要伸张正义，不可为虎作伥，纵容坏人。”(参看注三)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跟人开玩笑，您想要走入这个房间，它却要把你引入另一个房间。教会在石门坎办学，想要把广大苗族同胞教育成宗教的驯服工具和奴仆的目的，并未达到，事实却走向了他们的主观愿望的反面。对于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来说，倒是从无知到有知，从愚昧到开化聪慧，从只知任人宰割到懂得反抗斗争，从受凌辱歧视到知道要争取民族平等，求得解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石门坎学校教育的客观效果，而且影响深远。

还有石门坎学校教育对当地苗区的社会风俗习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苗区同胞生活素来清苦，卫生习惯极差，不洗脸，不理发，吃无桌凳，寝无卧具，居室人畜不分。在受学校教育后，这些不卫生的习惯已基本改变。对疾病已基本懂得求助于预防和医药，如种牛痘，包敷外伤，有病求医吃药。他们一般己不再相信疾病源于鬼神作祟，生病后请巫祭鬼的活动日渐减少。从一九零九年起，苗族同胞家中的神器也逐渐取消，跳神祭山等迷信活动也有所收敛，巫师的市场大不如前。苗族男女青年的婚配习俗也有较大改变。苗族系对偶婚配，但仍保留着一定的群婚残余。婚姻稳定，婚后女于未生孩子之前不“住家”，即不常住男方家，男女均可再行择偶，因之常造成家庭纠纷。对此，柏格里提出男女结婚的年龄，、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婚后女方必须常住在男方家，不得随意回去。随着苗族青年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群婚残余的危害，遂步有所认识，对柏格里的提意也愿意接受。故此，在婚配问题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苗族同胞生性诚朴、勤劳、勇敢，历来喜善骑马射箭。自从受学校教育后，逐渐学习了一些新的体育活动，  如足球。篮球，田径中的赛跑、跳高、跳远……由于石门放学校有运动场，当地苗族学生接受这些运动较早，具有良好的基础，对后来影响很大。解放前，石门坎地区赴四川学习的苗族青年，大都是出名的长跑能手。五十年代贵州毕节专区的足球代表队，队员基本以石门坎地区的苗族青年为主体。这正是石门坎教会苗民学校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五、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与民族友好。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同胞在本世纪初，不仅深受彝族土目和封建统治者的剥削，而且深受其他民族压迫与歧视。自教会在石门坎地区办学对苗族同胞进行教育后，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倒当地的封建势力，也不可能使苗族同胞完全摆脱受压迫和剥削的境地，但一定程度上如前所述的在政治上为苗族同胞撑腰，多少制止了当地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的嚣张，也使苗族同胞多少争得一点权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广大苗族同胞受了教育，认识了汉字，有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织，对于封建势力的欺压蒙骗，更容易识破其“庐山真面目”而敢于起来与之斗争。他们懂得本民族的尊严，积极争取民族平等。他们强烈要求解放自己。正是这样，有文化的苗族知识分子成了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中坚。如果他们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没有文化科学知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切，当然不是教会的主观愿望，但人们的认识，社会的实践以及民族的意识，绝对不会由教会的主观愿望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宗教教育而决定而转移。相反，在一定的情况下，宗教反而会被利用。这就给我们进一步说明：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决非都成正比，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必须承认此点，那我们面对石门坎教会办学的事实，还有什么不能认识清楚而给予恰当的评价呢?

在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同时，柏格里的宗教教育又成了汉族同胞同苗族同胞结成友好的纽带。柏格里办学伊始，不可能“以苗教苗”，他先后聘请和任用了十多个汉族老师和布道员。他们在苗区一边教学，一边传教，由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和苗族同胞交往频繁，对苗胞不仅不会歧视，相反还在各方面支持他们，播助他们与彝族土目和封建团绅斗争，和他们一起反对民族压迫和轻视。(注七)因此，汉族老师和苗族同胞结下了一定的友谊，且得到苗族同胞的爱戴和信任，同时汉族的一些文明、卫生的习俗也为苗胞所接受。这当然也不是传教士、布道员的主观愿望，他们不可能想到要增进民族的友谊和团结，但客观的效果确实如此，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予承认呢?

对于教会在我国办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本文所涉及，笔者也决非能全面囊括，只不过就以上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例，来说明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作为教育史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教育史研究的园地里，应占一席之地，至于一棒子打死的作法的时代，应该结束了!笔者决不讳言。由于资料缺乏，加之笔者理论水平及学识均很鄙陋，文中一定有很多缺点错误，在此愿诚恳地接受各界的批评。

注释：

一、《溯源碑》，石门坎学校立有石碑二决，用苗，汉文字刻成。主要记叙柏格里到该地传教办学和苗族的简单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文革”  中，二碑均遭劫难。一九七九年张斐然先生到石门坎，得苗文碑残石，并将断续苗文译成汉文。本文所引即此。一九八一年八月。笔者亲自到石门坎学校，得见汉文碑头，“溯源”二字尚清晰。

二、柏格里到石门坎，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答应以金购买，并说只购“一张牛皮”之地，安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柏将牛皮割为细线，围量地皮，计八十余亩。安见柏势大，只得忍气，权作罢论，安之子安惠生不服，到威宁告官，未得结果。

三、石门坎地区学校三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后因国民党军阀杨森势力渗入，勾结教会。杨的亲信白敦厚侮辱奸污苗族女师生，迫害苗族同胞，同时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学校渐失苗胞的支持，另彝族土目亦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相勾结。再，匪患不断。加之旧社会苗族学生出路也成问题。所以学校日渐衰落，一九四八年大地震，学校建筑损失惨重。解放后，石门坎中、小学均由人民政府接管。现学校己建二层新教学楼。原中、小学的老房子仅各剩一幢，现均作宿舍。

四、l904年苗族同胞信教者日多，或说：洋人同苗族密谋造反，当地团绅李士林借此鱼肉苗胞。柏格里闻讯，责令威宁知县邓循卿出示：“苗族信教，原属正道，并无异谋，不得干涉，稍有违者，以法严惩。”并将李士林绑架到官，叩头求饶，才得赦宥。1906年苗族教徒朱彼得被补块土目毒打，肋骨骨折，投入土牢。朱当也被牛棚子土目毒打。柏格里亲自带人前去讲理，救出二人，并精心给予治创。如此情况，尚有多起。

五、云南大学教授江应梁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沦述过：“这种文字(指柏格里所创造之老苗文，笔者。)在苗胞区域里流行，非常普遍广大，……在昭通接近贵州威宁的石门坎教堂里，且有苗文报纸的印行。苗胞中的青年，不识这种文字的已经很少了。在云南的南部文山、开远一带，这种文字的流行也极广。”(见《西南边疆民族论丛论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民国三十四年一月，重庆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惠琴同志说：“……根据这种文字(老苗文，笔者。)翻译了基督教苗经及许多赞美诗．这种文字也被苗族基督教徒应用于互相问的通信以及记载苗族的诗歌故事等。”(见《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集，贵州民族研究所编，l980年5月。)

六、张斐然毕业于石门坎学校。l949年与朱晓光(现威宁人武部科长)在昭通地下党的领导下，于八月底在威宁中水区黑姑乡武装起义。后整编成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第五连。该连三分之一的战士都是苗族青年。

七、石门坎地区苗胞和土目扯皮打官司，汉族老师总站在苗族一边，支持苗胞，1912年柏格里带杨雅各等几个苗胞和汉族老师夏士元到威宁，苗胞受汉族路人辱骂，夏即抓住骂者到官评理。第二天官府贴出告示，不准欺侮苗胞。此后苗胞进城的多了起来。(原载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转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l期。)

作者简介：谭佛佑，贵州教育学院教授，l939年7月生于甘肃兰州。曾在中小学任教长达22年。l981年10月调入贵州教育学院；1999年获全国曾宪梓高等师范优秀教师奖。

基督教循道公会传人威宁地区史略

杨明光

一、基督教循道公会的传入

基督教循道公会系英国“差会”，属于基督教卫斯理宗。其创始人为英国约翰·卫斯理(iohwesley，1703—1791)原是英国教安格里康教(AnqLLcun CnvbcH)的教徒，因采用露天传教办法，与安格里康教教规不合，被守旧教徒排斥，遂于1738年正式脱离安格里康教成立新教。卫斯理原为英国圣公会牧师，在传教的过程中，他深感到诸如圣公会等的传统说教不能应付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由是改变传教内容，竭力宣传社会的改良，主张教徒要热诚、笃信、深修和厚爱，循规蹈距地作人做事，故被称为“循道派”(Methodist Church，Enqish)意思为“循规蹈矩的角色”。总会设于英国伦敦。它是英国国教的一个教派，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派之一。该会在中国先分为男女二部，男部称为偕我会，女部称为美以美会，1931年，二会合并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

自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即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1851年起，陆续派遗传教士从广州扩展到湖南、湖北、浙江以及华北、西南各地。在全国成立了武汉华中湖北、湖南教区，天津华北教区，广州华南教区，华东浙江温州、宁波教区，云南昭通西南教区，共七个教区。

1888年(清光绪九年)英国樊姓，索姓二传教士由上海顺长江，经四川宜宾，先到昭通传入基督敦，是滇东北破天荒创设教会的开始。当时仅有昭通、会泽、昆明三处设有教堂。开始租赁房屋设教堂，谁都不愿意租给，无法传教，后经清官吏出面，才在昭通城内学院街租得民房作为教堂。樊、索二人虽然身着中国服装，能讲几句中国话，但常常受到当地一些汉族歧视，到处呼喊“洋鬼子”，并向他俩投掷石子、瓦块，嘲笑，他俩置若罔闻。传教时愿听者甚少。昭通第一个信仰基督教受洗礼的是姓马的一位老太婆，相继参加信教的还是一些老太婆、老妈妈。后来有张华堂、鄢雨沛(汉族)二人协助教会工作后，才逐渐有人信教。

1886年，英传教士索仁里(Thomed)到云南昭通传教。不久，1887年1月，英传教士柏格理又名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1—1915年)，原名撒母耳，英格兰人，邰慕廉  (Frank Dymond)以及医生林树德等前来，l888年lo月抵达昭通建立教堂。从此即在滇、黔、川交界处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苗、彝族地区传教活动。1912年正式成立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办事处设于云南昭通。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范围包括：云南迤东各县的大部地区，四川省的高县、珙县，筠连(三县为苗族聚居地区)，贵州的威宁。此会重视创办学校，曾办有～一百多所小学，两所初级中学，三所完全中学，一所护士学校。

二、组织机构及其分布情况

1931年以前，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组织有“共和年会”，分为四部三科。年会会长柏格理。苗疆部(苗族地区石门坎所辖)部长柏格理兼任，东川部(云南会泽)部长易理藩(英国人)；昭通部(云南昭通)部长维廉(英国人，原邰慕廉)；东粟部(威宁四方井彝族地区

教会)部长美能易(英国人)。理学科科长苏茂才(英国人)，宣道科及医务科科长维廉兼任。由以上人员共同掌管教区的工作。到了1920年后又增没昆明部。以后组织更加严密，有教区办事处常务委员会，下设十四个委办：教区差会委办，执行委办，神学委办，妇女委办，经济委办，产业委办，教育委办，宗教教育委办，接济委办，医药委办，文教委办，推广委办，查帐委办以及地点委办等。

1931年循道公会改组以后，仿照其他地区教会组织建设，以信教人数多寡分设为教区、联区、堂区(堂口)三级制。如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永善、威信几个邻近的县的苗，彝族地区教会的联区组织为：石川联区和井宁联区。石川联区包括威宁县的石门坎、长海子，彝良县的咪咀沟，永善县的大坪子等四联区以及川北苗族地区教会，威信县的牛坡坎，王武寨联区。共辖五十三个堂口。每年“年会”，以上联区属各堂区都要集中到石门坎开会，石门坎就成为苗族的中心地区。井宁联区，包括威宁县的四方并和威宁城关属的彝族和部分汉族地区教会。四方井是开会的集中地，成了彝族的中心地区。各个联区辖许多堂

区(堂口)，归联区统帅。

截至解放时，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建立十六个联区：石门坎联区，长海子联区，大桥联区，四方井联区，四十五户联区，大街子联区，威宁联区以及云南省属的昆明联区，嵩明联区，寻甸联区，会泽联区，昭通联区，大坪子联区，咪咀沟联匡，牛坡坎联区，王武寨联区，辖一百一十六个教堂。

石门坎联区(苗族地区)设于威宁县中水区石门乡石门坎。曾先后任联区长有：王树德又名王惠民(英人，任期1933--1934年)，穆博理(英人，任期1935--1939年)，邵泰卿(英人，任期1940--1948年)，朱焕章(苗族，兼任1949--1951年)。所辖堂区(堂口)：石门坎，爱

华山、木槽、大寨、天生桥、陆家营、罗布甲、马街、简角寨等。

长海子联区(苗族地区)设于威宁县黑石区贝古乡长海子。联区长：张洪猷(苗族，任期1939—1941年)，李正邦(苗族、任期1942--1949年)。所辖堂区(堂口)：长海子、凌子河、切冲、龙井、上海枯，牛街子等。’‘

大桥联区(彝族地区)设于威宁县小海区大桥。联区长：安朝宗(彝族，任期l935--1943年)，唐必贤(彝族，任期1943--1946年)。所辖堂区(堂口)：大桥、色居乐、得姑鲁，哲觉、坝口等。

四方井联区(彝族地区)设于威宁县龙街区四方井乡四方并。联区长：陆寿珍(彝族，任期1933--1942年)，安启云(彝族，任期1942，1949年)。所辖堂区(堂口)：四方井、锅底凼、狗街子、勺乐多、海戛等。

四十五户联区(彝族地区)设于威宁县观风海乡四十五户。联区长：金秉衡(彝族，任期1935--1942年)、王仕泉(彝族，任期1942--1946年)以及安朝云。所辖堂区(堂口)：四十五户，果河凹、哈喇河、起模戛等。

大街子联区(彝族地区)设于威宁县大街区大街乡大街。联区长：聂文光(彝族，任期1935--1942年)、余世清(彝族，任期1942--1949年)。所辖堂区(堂口)：大街、砂厂、觉乐块，拉八寅、白岩脚等。

威宁联区(汉、彝族杂居区)设于威宁城内。联区长；安启云(彝族，任期l935—1942年)、王仕泉(彝族，任期1945--1949年)。所辖堂区(堂口)，威宁城关、卯大路、瓜拉、色木戛、三道河等。

云南省属的大坪子联区(苗族地区)设于永善县大坪子。联区长：钟焕燃(汉族，任期1942—1945年)、吴忠烈(苗族，任期1945一l949年)。所辖堂区(堂口)：大坪子、老棚子、老鹰岩、唐家坪、三锅庄，龙门阵、红沙地、杉木林、燕子岩、桷子场、十八坪、五堆石、龙树、谭家坪等。

咪呵沟联区(苗族地区)设于彝良县毛坪区咪珥沟。联区长：李正邦(苗族，任期1938--1941年)、张洪猷(苗族，任期1942--1949年)。所辖堂区(堂口)：咪呵沟、青树林、簸箕寨、大苗寨、麻窝凼、大火地、天星场、落尾坝、么店子、核桃湾、拖姑梅、铜厂一沟、生基坪、中寨等。

云南属的还有昆明、嵩明、寻甸，会泽、昭通、牛坡坎、王武寨联区，它们所属堂区(堂口)不再列出。

历任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长的据不完全掌握有：党寿宣(英人)、柏格理(英人)、于有德(英人)，朱光绪(华人)等。

石门坎联区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石门坎联区(石门坎教会)由下属堂区(堂口)组成。即：

石门坎堂口：l904年，杨雅国，张武(均系苗族)创办，苗、彝、汉各族信徒一千三百多人。

天生桥堂口：l906年，朱有明，王道(均系苗族)创办，信徒一千三百多人。

陆家营堂口：l907年，王启义，李柱(均系苗族)创办。信徒一千六百多人。

罗布甲堂口：l908年，李飞、李扬(均系苗族)创办。各族信徒一千零一十多人。

爱华山堂口：l907年，王道源，王宗耀(均系苗族)创办，各族信徒三百八十多人。

简角寨堂口：l906年，陶土、陶汤(均系苗族)创办。各族信徒四百三十多人。

马街堂口：建立较晚，l948年，安登云(彝族)、韩理源(苗族)创办。各族信徒二百九十多人。

大寨堂口：1945年由天生桥堂口划分出来，系韩理源，韩仁源(苗族)创办。各族信徒一千二百多人。

石门坎堂口是石门坎联区所在地，各方面机构建设较多，教会办有石门坎药房：l904年建立。开始建立由英人传教士代管。1930年吴性纯(苗族)四川华西大学毕业回来改名为“平民医院”，医务护理人员全部是苗族。l934年吴性纯调昭通福滇医院后缺乏人才又恢复为药房，杨忠明护士(苗族)负责。1941年至l948年，朱明义护士(苗族)负

责。l949--1952年李德美护士(女，苗族)负责。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为了适应当地群众和石门坎所在单位看病需要，将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医院。

麻疯病院，1919年，杨雅国、张武与英传教士张道惠和钟焕然(汉族)创办。周汉章(汉族)管理员具体负责。解放后1950年以后张夏禹(苗族)为管理员。病院所需医药；全部由石门坎药房负责，病人三十余人，本地病人没有，全部是外地送来的病人。

种子试验处又名推广部：1942年王明基(苗族)、冯家棂(汉族)创建。任务是，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试验和手工纺毛线织成布等制作品。从各堂口吸收青年男女十余人边学边试验，向各地堂口推广。

1904年至l949年，四十五年间，先后到石门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有十一人：

柏格理l904_1915年。

张道惠1911——l926年。

王树德1911——1936年。

易理藩1925——l931年。住昭通，不住石门坎。

高志华1924——l938年。l938年3月5日被杀死。

顾德维1925——l931年。

穆博理1935——l939年。

石崇德1038——l949年。

邵泰卿1941——1948年。

赵月林(女)1946——l949年。

张继桥(又名张安德烈)1947——l948年。

1938年高志华被土匪李开柱杀死于石门坎后，外籍传教士很少住于石门坎而长住于昭通。上述所列1936年至l949年，仅是外籍传教士由昭通来石门坎断断续续的时间而已。

关于高志华被杀的问题。高志华两次到石门坎。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l936年至l938年，断断续续住石门坎。1936年3月5日夜间，夜深人静，石门坎遭受土匪李开柱率领七十余匪徒抢劫，高志华被杀。笔者当时在那里(石门坎光华小学)读高小一年级。农村学校师生贫困，无力购置灯油，夜间照明十分困难。三月五日是星期六，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石门坎背后山韭菜坪(距校十余华里)去伐野生枯槁毛竹为夜晚照明之用。来回行程三十余华里，弄得人人精疲力竭。晚饭后入眠，正当人们熟睡进入梦乡，忽而听到刺耳的枪声、嘶杀声，一片叫喊声。这时师生宿舍全被土匪包围。笔者住于高小第五间宿舍，十多名同学全部住于楼上，在楼板上就寝。闻枪声后，个个惊慌失措。只有同室的刘文轩同学大个子，在这紧急时刻冒险由窗口跳下逃跑，被土匪发现开枪追逐，他跑得凶脱险而去。其余的同学，见势不妙，不敢再跳下来了，个个面面相觑。几秒钟时间后，五个匪徒破门冲上楼来：首先将同学们童军训练用的小棕绳，把一个个双手扭朝背后似犯人的紧紧捆扎起来，有的同学叫喊：轻点，痛啊：只有刘文章同学我俩，因年小幸免未被捆绑。同学们被捆住以后，匪徒楼上楼下翻箱倒柜，七手八脚劫走不少衣物，匆促逃出。我和刘文章同学赶快解开被捆同学的手跑下楼出外，见到隔壁第四间宿舍起火了。其因是土匪破门入室，同学们把楼梯拉上楼去，土匪上不去，怒火了就把当天同学们砍伐来的枯竹条点着火把，顺手扔进室内枯槁竹堆，燃起了熊熊大火，烧通了楼板，烟雾满室，火焰封住楼梯口，当时楼上的同学无奈，逼得只好往独一窗口跳下。先跳下来的脱险跑了，后跳下来的被土匪发现，土匪扑过来，守住窗脚，跳下来一个杀一个。不少同学被杀伤。其中两个被杀伤势最严重。杨大德同学的两大腿被杀成了重伤，鲜血直流，不能动弹，令人可怕，朱学高同学是最后一个跳下来的，既被大火烧焦头发，跳下来又遭土匪惨杀成重伤，叫喊痛声十分凄惨，不久便死去。同学们无一不同情流泪。杨大德同学，第二天拂晓立即抬到昭通福滇医院抢救，三个多星期治愈始回校参加学习，这是同学们遭受到土匪抢劫和被杀的惨情。此外，王毓成老师的爱人陶X X被土匪开枪击中头部，鲜血直流，幸好只伤头皮，后经治疗脱险未死。外籍传教士高志华住于长房子，土匪窜入其室，未劫获什么钱物，竞从床上拉出，用刺刀杀入胸部，由五丈多高的石坎推下，死尸摆在坎下大路，身着汗衫和短裤，满身鲜血漓淋。

由于石门坎被土匪抢劫，高志华被杀，学校停课一星期。复课后年大的同学和老师夜间轮流守夜，人心惶恐不安。后来学校报告威宁县政府，不久派来陶永忠率领一个班持武器常住石门坎公益场，维护那里的社会治安，保卫石门坎。石门坎光华学校师生从此不再守夜放哨而安心教学和读书。

三、基督教传入苗彝族地区经过和影响

1887年柏格理、邰慕廉二传教士到上海，换上中国服装到安徽省安庆学习中国语文半年，熟悉中国民情，安上假辫(清朝制度，男子蓄长发结辫)到昭通租赁东门内集贤街一房为礼拜堂，进行传教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通谕全国各地要“保护外籍传教士传教活动”。柏格理借此大肆开展传教活动，经常与昭通城里上层人士接触往来，取得支持之后，信教人数有所增加，但多数为汉族知识界人士。李国钧、李国镇弟兄二人是昭通知识界首先信仰基督教。他们有的是借此向柏格理学习英语，数理化，柏格理也乘此向他们学习汉语汉文。柏格理结交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在苗族地区建堂办学的得力助手。

1908年，威宁天生桥，石门坎一带闻讯，迁居郎岱(今六枝特区懒龙桥)的苗族回来报信，说安顺城里有洋人教苗族读书了，对苗族亲如弟兄。后来又听说威宁兴隆厂、牛吃水一带的苗族罗大以理等的确到了安顺会见党居仁牧师，还带回给昭通柏格理牧师的信。此时信而有征，这对苗族震动很大，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1904年7月12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阴历五月二十九日)苗族教徒罗大以理、罗彼得、张朝相、张朝书等四人持党居仁的信函到昭通，未找到柏格理之前首先碰上钟焕然(汉族，学生)和钟一起的人便问：“你们来于什么?”他们回答：“来找柏牧师念书。”又问：“苗族从来没有听到过能念书的，你们咋会念得起书嘛!”罗大以理从怀里取出两本书(基督教的《颂主圣诗》和《真理入门》)并把去安顺会见党居仁信教求道情况以及党居仁的吩咐叙述以后，钟焕然便带领去会见柏格理。他们同样把去安顺的情况重述一遍，柏格理热情接待，并留住了两天，对他们宣传基督教福音，柏格理告诉他们说：“回去给苗族同胞讲，让他们来我这里信教。”于是他们回来后，把去安顺、昭通受到党居仁、柏格理热情接待的情况向苗族进行讲述。从此苗族喜出望外，奔跑昭通找柏格理信教。开始时仅三、四十人，月余后去者越众，每日不下百余人。柏格理和教会工作人员为此惊骇起来。见到他们长途跋涉，自带干粮，夜宿无被褥，不需床榻就地而卧，晓行夜宿。他们非常渴望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来求道信教的人拥挤不堪，有的寝于楼上，有的宿于楼下，由于人多楼枕压垮打伤人。

为此，昭通城里传出：洋人起心谋害苗家了，劝阻苗家不要去信教。但是他们仍然照样来。川流不息，来往络绎不绝，行途经过不进人户吃住，更不宿旅店，背着干粮在村寨水井边歇歇吃了就走。顿时传出族要造反了，他们到昭通教堂投靠洋人背药来放入群众饮用水井里，人饮了就要去信教，不去信教的：药一旦发了就要死。”造成汉族人人紧张，个个白危。致使有的汉族村寨水井派人守住，不让过路苗族饮水。此谣言刮起后，果然十余日少有苗族跑昭通。但一些勇敢者照样去昭通，因而途中有被扣留、捆绑的，有被殴打成重伤折回去的，有被拦劫杀伤的．这种遭遇甚至连从未去过昭通信教而在家里的苗族，也同样遭到当地土豪劣绅和地主的残酷迫害，用非法酷刑拷问吊打质问为什么要信教?于是汉族老师王玉洁挺身而出，据此上书昭通、威宁清官府，并把在途中遭受殴伤被杀的人送去验明。昭通官府立即出告示，禁止造谣生事诬害苗族群众。可是谣言紧张的威宁更是残害苗族，因此，柏格理、王玉洁、钟焕然三人星夜兼程赶到威宁城，报告州官(清朝设州，民国三年时改为县)请求出具布告禁止造谣传讹，说明苗族纯属信教并非放毒害人，于是威宁州官立即张贴布告并派员护送柏格理等人协同他们平息谣风。于1904年8月1日由威宁州启程到羊街张贴布告，并向赶场的群众大张旗鼓宣传不要听信谣言、讹传，不乱说苗族放毒药。若谣风再起，政府察明当即查办不误。团首李士林家拴苗族的事，经告发后，李急于把人放逐回家。曾受迫害的苗族来到柏格理面前诉讼遭受土目、地主非法刑拷毒打之苦，柏向他们作了安慰，并斥责地主、土目不再妄为，叫承认错误不再犯。他们所经之地，谣言顿息，迫害苗家之事始告终结。

柏格理、王玉洁、钟焕然等从昭通到威宁，进入数十村寨，到达地主、土目家二十余处，终于把谣风平息下去了。因此从未信教的苗、彝族也相继来信仰基督教了。过去害怕“洋人”的人，见到柏格理和蔼态度，不憎嫌苗家污垢肮脏、衣服楼褴，尤为感戴。因此，村连村户连户相集而来皈依基督教。

柏格理根据平息谣风所到苗族地区村寨，得知在昭通、彝良、威宁三县边沿结合部。必须建立一所较大为三县信教群众集中方便的教堂。因此，日夜苦思冥想，寻找一个比较适中之地。开始拟在威宁属罗布甲(云贵乡)、陆家营(马踏乡)、水塘子(新民乡)、天生桥(天桥乡)等地择其一为建堂处所，但因这些地方去昭通隔有河流，雨季河水陡涨，无法渡过，山大坡陡交通极不便，几个地点皆不理想。

柏格理为了寻找适中之地建立教堂，便和杨雅国(苗族，传道)、王道源(苗族，传道)以及王玉洁(汉族，教师)等奔走各土目地主之门，往返多次，费时数月，终于l904年冬月得到威宁县属大街区新街乡大官寨彝族大地主土目安荣之捐送石门坎偏坡山地八十见方(八十余亩)之地建立教堂。此地距昭通城七十余华里，煤藏量大，用水方便，为昭通、彝良、威宁三县苗族地区较适中之地，也是昭通至镇雄必经的大道。

1905年春，柏格理从昭通率领王玉洁、傅正中、李司提反刘中五和钟焕然(均系汉族教师)来石门坎办理建堂设校工作，也从昭通雇请泥水、木、石、瓦匠工人随同到石门坎建筑房屋。刚到时大家挤住于苗族矮小狭窄人畜同居的茅屋，柏格理也不言二语，怡然自得住下。并决定由王玉沽担任建筑财务会计并协助当地苗族筹建工程购置材料。李司提反偕同杨雅国、张约翰(苗族)担任翻译，编辑苗文诗歌和苗文。傅正忠偕同刘中五到村寨传教和处理临时性事务。钟焕然负责组织汉字班教学和新制苗文字母拼音教学的准备工作。苗族信教群众为此赞口不绝，积极参与建堂办学，出钱出力帮助筑墙盖屋，扛木料割草。从春到夏，草创了一幢长五间的礼拜堂，并建成一幢长三问的学校和教职工厨房、宿舍。另外，又建成为远处来联系工作栖息之茅舍数问和集会议事的会议室。

由于初创茅舍不敷住宿，每到星期日齐集做礼拜的人过多，常常在露天举行，后来决定凡距石门坎百里以外的地方，不到石门坎来参加礼拜可以就地设立分堂。如威宁黑石区贝古乡长海子、彝良县眯弭沟、永善县大坪子等处都各自先后成立分堂。扩建分堂急需的传道人员，便从昭通请来王鸿基、李国清二先生来石门坎帮助训练。为了适应石门坎教会集会人多之需要，于l907年又兴建石门坎大礼拜堂，此堂使用到1948年地震倒坍后未修复。

由于各地建立不少分堂和学校，苗族信仰基督教的、学文化的人越来越众，因此又引起所在地的大地主、土目统治者的恐惧、嫉恨。认为苗族热衷于信教、积极读书，勤奋学习，一旦掌握文化知识，就不可能再受其统治，反而要起来造反。于是千方百计用各种非法手段威胁、利诱，设置种种障碍，阻挠苗族信教，读书。阻止无效，就加紧奴役加租、加押金(苗族多为其佃户)，借故敲诈勒索，甚至逮捕捆绑吊打。1906、1907年问受迫害最严重。1906年11月13日威宁县龙街区马踏乡补块土目官八老爷安祥宗之父将朱彼得(苗族，传道)捕去酷刑吊打折断肋骨。山南土目将陆家营苗族全寨牲畜掳光撵走；大官寨土目安晦生逮捕切冲寨马忠(苗族，教徒)关押；龙街子土目安寿峰逮捕木槽苗家关押；牛棚子土目禄桢祥绑驾酷刑毒打朱当(苗族，教徒)以及彝良县猫猫山土目罗家绑驾铜厂沟朱提(苗族，教徒)，被打得口鼻流血。还有威信扎西汉族仇视苗族信徒，将杨兴云(苗族，教徒)打死，为此打了三、四年官司才停止。因此，有的苗族逃往远方谋生，有的被地主，土目拨去耕地，用尽一切刑法迫害苗族信教群众。在此情况下，柏格理又再次亲身前往各地的地主、土目交涉后受害者才被释放。苗族信仰基督教是处于受尽地主、土目以及地方官吏的双重残酷压迫剥削下，不得不信教寻找精神奇托的。许多苗族老人说：“苗族是在苦难中谁也不管的社会里信教。苗族并非认识到信教能得救，而信的是势力，谁势力大，谁同情就信谁。”

柏格理是不是真正同情、关心黔西北威宁苗族地区受压迫、剥削、贫困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积极建堂办学，设医院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呢?不是这样。他积极建堂办学是从宗教道德观念出发。为的是要使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使基督教巩固发展下去。1903年冬月，柏格理偕同龙勇泉(彝族)、龙绍舟(龙云)到凉山彝族地区宣传“基督福音”，受到热情接待，彝族希望柏格理去江外(金沙江以外)传教改善他们内部年年打冤家的关系。柏格理曾说：“凉山彝族地区不是用武力解决矛盾，必须用宗教道德真诚的爱心感化他们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可见他是有一番决心要去凉山彝族地区扎根传教的，后因威宁一带苗族找上了柏格理，他目标又转移到苗族地区扎根传教。柏格理生前知道基督教要巩固发展下去，必须重视办教育事业，他常说：“宣传基督福音，首先最重要的是培养各种人材，要培养人材，就要办好学校。”当时石门坎附近皆荒芜不毛之地，建房用材极为困难，只得跑到隔两条河流爬坡下坎，距石门坎三十余华里的崎岖羊肠小道的简角寨土目安怀茂家购买了一片成材松林为建筑教堂学校用村。

1905年下半年开始动工修建石门坎教堂和学校，由于急需，工人们日夜赶修，先建成初等小学教室以及部分教职工，学生宿舍。苗族信教群众对建校培养自身子弟，情绪很高，建校劲头大。他们积极出钱出粮出力，从一、二百里遥远路程背运粮食到石门坎。老人们说：“为了争取时间，两天并一天，一天往返一百六、七斗‘华里不觉劳累。空身返回时，三步并两步飞快地你追我赶，途中路人顾不及让路。汗流浃背湿透衣裳没怨言。石门坎学校是苗族人民用当牛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成的学校。”校舍建成后，指挥修建的王玉洁老师(汉族)给学校命名‘光华学校”。地址在石门坎，故名“石门坎光华学校”学校建成后教学课本是按照当时政府教育部审定通用的统一课本。继后，1908年春，连续建成彝良县属咪呵沟、威宁县属天生桥小学，以后连年建成其他各支堂的学校。外籍传教土办学目的是培养教会接班人为教会服务，不是为学校而办教会而是为教会办学校；不是为提高苗族文化，是为巩固发展基督教而办学校。

柏格理为了扎根苗族地区传教，首先请杨雅国(传道)教他学苗语，拜杨为老师，柏刻苦学习。对苗语比较熟练，经常身着苗族服装深入苗族村寨同苗族同吃同住，为苗族人民传教，博得群众赞尝。为了办好石门坎光华学校，他经常和苗族传道杨雅国、张武等商量，决定到昭通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汉族教师协助教学工作。到石门坎协助教学工作的有：王玉洁、夏士元、钟焕然、李司提反、李四先生、刘映三、刘四先生、马才富(回)、王开阳(昭通名书法家)、杨正隆、侯锦堂、傅章正、张中普、郭明德、胡开英(女)等。学生来源，开始只是石门坎一带苗族和其他民族，后来学校办得很有起色了，来自威宁、彝良、昭通、镇雄、大关、永善、寻甸等县的各族信教。非信教群众子弟都纷纷到石门坎光华学校读书。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子弟入学，其待遇所不同的是缴纳学费时有区别，即，初小部，信教群众子弟，每生一一个学期五升包谷(合35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生七升包谷(合49市斤)；高小部：信教群众子弟，每生一个学期七升包谷(合49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生一斗包谷(合70市斤)。每年学生人数不下三、四百人，笔者1938年在该校读高小一年级时，高小一年级一级一班就有191人。学校经常备有长短号七、八只，大、小锣鼓各两套。每年召开“端阳学生运动会”，队伍整齐，锣鼓喧天，国旗、校旗、彩旗迎风飘扬，十分壮观。学校自开办到1949年四斗‘三年中，在该校念书毕业的数千人。成绩优异者，到昭通明诚中学、昭通师范继而到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或南京边疆学校及其他大专院校深造。教会选送去外地神学院造就的有四批七人，即：第一批李正文1931年到武汉华中神学院，第二批张洪献、李正邦i934年至1937年到武汉华中朴学院，第三批吴忠烈、杨明清l940、年到湖南醴陵神学院，第四批韩理福、杨明开1946年到成都华西神学院。他们中李正文、张洪献、李正邦、吴忠烈、杨明清五人是取得牧师资格。

苗族信教群众，大多数不懂汉语，学习汉语很吃力，对发展基督教不利。伯格理又会同汉族、苗族教师商议，必须有苗族文字才便于学汉语文，因此柏格理就同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苗族老师杨雅国、张武等共同研究创制苗族文字方案，柏格理先试制出一套模式行不通不能用，后来再次开会研究结合苗族发音规律，采集苗族服饰一些花纹图案以及外国一些拼音形体字研究创制出大小字母简易拼音文字。声母是：J L—r+(  )  [  ]1丁一V八s 3△纠Y R等。韵母是：一0u八731 Ji q一)b。召n。～等。有了这种简易文字，苗族用以学习汉语文就比较容易了。于是把基督教《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书译为苗文，后来逐步把《新约全书》全部译为苗文。

1915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学生因患恶性伤寒病，柏格理和爱人韩孝贞以及王树德(英，传教士)去侍候。柏染上伤寒病，1915年9月16日病死于石门坎，年五十一岁。柏格理死后，继承柏的工作是张道惠(英，传教士)和王树德(英，传教士)。

1916年底王树德传教士带领杨雅国(苗族，传道)出国东渡到日本横滨印刷苗文《新旧约全书》工作．这种苗文《圣经》，曾流行于黔西北威宁一带苗族地区以及云南滇东北苗族信教群众和非信教群众。苗族人民用它来作为学习汉语文的注音和记载老人传下来的古诗、故事也用于日常书信往来。我省苗族西部方言，纳雍，赫章部分苗族也用来拼写本方言苗文。

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威宁，滇东北苗族地区，对苗族文化影响极大：从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到积极送子女到校学习掌握文化，也促进了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因此，凡是该地出外工作的各族有知识的人都是由教会学校出来。基督教的传入，对文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基督教的传入也冲击了苗族固有的良好的文化，把有益于民族健康的文娱如芦笙舞、甚至于古诗都视为有损于民族的习俗，不分青红皂白曾一度加以废除。所以，在威宁滇东北苗族地区善歌善舞的一些青年男女置于消沉境地，这是基督教的危害性。幸亏早觉察到其危害和影响，做了挽救工作，使健康的文化不至遗弃。

柏格理不仅在苗族地区传教，还在威宁属彝族地区建堂传教。柏格理看到彝族有发展基督教之势，便于l910年上书英国差会称：“彝族众多不下数万人，且散居各县，大多掌握土地权，为苗族之地主，不易受佃奴苗族的同化。原属于强有力之民族，虽经蒙古人一度征服，然而在中国西南部，仍保护统治权。今值福音传入，该族无专门人材负担，恳求派员来华并接济经费，以资创办该族会堂。”于是差会准许柏格理的要求．自1911年东粟部(威宁四方井)成立后到l949年，三十八年问彝族地区教会以四方井为中心发展教堂，后来彝族各地教会组织逐步建立起来，后又发展到威宁城为中心形成彝族地区基督教传播中心地。共辖二十三个教堂。据说，曾扩展到云南宣威也建立有教堂。

四方井和石门坎一样，英国传教士出于传播基督教，派遣传教士到彝族地区传教办学。  曾先后到威宁、四方井传教的英国传教士有八名；

  米弄一1912—1917年。

  何永学1918—1922年．

  邰慕廉  1922--1926年．

  高志华1926—1937年。

  尹里凡  1926--1932年．

  马建忠  1932--1935年。

  唐友德1939—1948年．

  张绍桥1947一l949年。

  彝族地区教会培养为牧师的有：王天铨、安泽勋、余世清、安启云、王仕泉、陆寿珍、  聂文焕、安文明、安朝宗，金秉衡、聂文光。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苗、彝族地区传教，办学四十余年，特别是教会办的学校从未间断。然而信教群众二十年代以后日趋减少，其原因是中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增加，反帝的浪朝日益兴起。教会再没有势力为苗、彝族出力，信仰基督教的思想逐渐淡薄。解放初期威宁石门坎教堂还有人信教做礼拜，后来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四方井彝族地区几乎没有入信教了。其原因：一是老教牧人员已死亡；二是该教会中的一些中、上层人士曾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对那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和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时扩大挫伤了一些人；三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多。因此，该教基本上没有人信仰了，包括云南属永善大坪子和彝良属咪呵沟联区辖各堂口皆如此。尽管现在威宁县属牛棚区一部分村寨，中水区石门乡团结村、云炉乡年丰村、黑土乡一些汉族地区以及龙街区马踏、云贵、新民、天桥、龙街乡一些村寨也有插花性的部分苗、汉、彝族信仰基督教，但是他们信仰的都是基督教内地会了。原届教会办的所有小学，解放后统由政府教育部门接收为公办学校，原教师也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附：l、石门坎教会“溯源”碑文

  2、苗族信教史碑文(苗文译汉语文)

  3、苗族信教史老苗文

  4、柏格理墓碑文。

  注：上述碑文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错漏之处请知情或存有资料同志予以纠正是谢。

石门坎教会“溯源”碑文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芝圃于莽中，五百劫始为说法。则亦无有乎尔，然而岂谓是哉?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之莠骄骄，慨草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惕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还来旧雨，霈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涸而复起，苗则槁而勃兴。始亚当克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它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亚伯拉罕之子孙，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靡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凡以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伫见户诵家泣，于妇解颐扬之谱。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鸩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问而天上。彝族引领汉族皈依。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满兰，敬勒贵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特修纪念，赞以粹言。

赞日、

灵宫活石

畏绊脚石

屋角首石

裂开泉石

是遮身石

是匠弃石

奠基盘石

点头顽石

圣道法门

守生命门

天上城门

牖启心门

是出死门

是羊入门

奏开金门

进步窄门

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

民国县知事留Et法政员  陈宗华菊圃敬书中华民国三年八月  一九一四年石门全体学生敬立苗族信教史碑文(苗文译汉文)

苗族信教史刻于此碑。苗族信教以前，没有开化愚昧无知，没有土地耕种，向彝族地主佃地耕种，年年向彝族地主纳重额租子。害怕其他民族辱凌，生活、穿着十分困苦。胆小怕事。有陋习，男女青年“宿夜室”、“踩月”，打老牛祭祖，祭山，祭树神；生活浪漫，酗酒成性。别族歧视、嘲笑，自己还不知道。幸有上帝差遣柏格理牧师到苗族地区传耶稣福音，指教我们走出一条生路。苗族自古以来生于中国，是中国人。祖辈有古诗详细记述。由于没文化不识字，变成落后，到处流浪生存无着，谁也不问津。一九零三年听说安顺有党居仁牧师传基督福音，苗族人亲自去安顺领教求道。党牧师说来此信教路程遥远，你们应到昭通找柏格理牧师，当找上柏格理牧师，他高兴说，回去向四方苗族同胞说，可以到昭通来信教，他们回来向苗族村寨宣传后，从此苗族去昭通信教的人，日益增多，人山人海，礼拜堂容不F。柏格理只得带领汉族老师李司提反和苗族传道士王道源、杨雅国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相当费力，因为苗族没有文化已四千余年。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幸有柏格理、李五先生(李司提反)、杨雅国等创制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困难。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理见此情此景，于一九零八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宣传讲述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办一所较大的学校。后来有一位名阿司多的老人听了很受感动，乐意捐助金镑两千元。为此，苗族赞日：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老人家。战胜黑暗，重见光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一九一六年八月十目柏格理墓志铭

柏格理的坟墓在石门坎山上，墓门顶上有个“十”字架，横额为“人杰地灵”，竖文“返故乡”。墓门右侧有对联：“漫云松柏埋幽径，共仰明星上象台。”左侧有联：“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土诚为上帝忠臣。”中间是“大英帝国柏牧师讳格理之墓”。

墓碑文前，“柏格理生于一八六四年(前清同治三年)，死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死时五十一岁。一九零四年到石门坎苗族地区活动，总计在中国活动二十七年。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懔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理，字明星，能操多种方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然，无限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胆寒而悲心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风瘴雨蛮烟发会荒冷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土人爱而称之日：“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若尽知名，先生和气迎人，即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若弗忍去诸怀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日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见于今，心悦诚服，有加无已，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濒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颊，且泣日：“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也，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尚何排斥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殷，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殚精擘画，苗人呼之日：“堪德”(克垒切)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者也，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病长眠，就山窀穸，今年石部集款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日：“唯我先生，辟开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中华基督教会宣道使者后学员李约翰拜撰

民国县知事留目法科毕业学士  陈  书

苗族信教史老苗文碑文

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

王兴中  杨明光

石门坎光华小学位于威宁县西北角，中水区韭菜坪山麓石门坎乡石门坎。西北毗连云南昭通，彝良县界。座北向南，四面环山，后面有三十余户苗族石门坎村民组与学校为邻，右上方石门坎溪沟而上三里许即雨洒湾苗汉合居村寨。村右沿坡而上行径大湾有三十六个婉蜒曲折转湾，因而得名“三十六湾”，再前进就到薄刀岭。岭高拔海约二千三百多米。立于山顶四目远眺，二，三百里地域可摄入眼底，晴天向北而望，一片波浪起伏的云海把彝良县辖区掩盖于云海之底。俯瞰脚下，便是石门坎光华小学。石门坎周围蕴藏着丰富煤矿和铅锌矿。学校四周青松郁郁葱葱。

一．学校建立经过

石门坎光华小学是伴随着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石门坎教会的创立而建立起来的。一九零五年筹建到一九零年正式招生。开始办初等小学堂，招收发蒙儿童入学，后遂扩办高等小学堂。高等学堂设于石门坎。石门坎这个地方，教会和学校建立以前，系一片不毛的荒芜冷落寂寞偏坡地，仅有数户苗族农民在那里耕种。石门坎一带地处交通闭塞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苗族人民受着封建地主，土目残酷压迫剥削，经济，文化更落后，他们在贫困主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政治上没有地位，因此非常渴望有文化。建堂办校以后石门坎竟成了当地苗族文化中心区。石门坎西侧溪沟“石门坎沟”与大道交口处有一段隘路，行人来往不便，于是教会雇请石工开凿岩壁加宽路面，砌石阶而上，隘口设有栅门，因而得名“石门坎”。“光华”系校名，建校后取此名。地名、校名连在一起合称“石门坎光华小学”。基督教循道公会重视办学校，除在石门坎设光华小学初、高等两级学堂外，其余分散于威宁县境和川、滇邻县的有三十多所初等学堂。这些初等小学毕业生送往石门坎高等小学就读。

封建王朝官府不顾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石门坎之前，威宁以及邻县没有一所正规学堂。威宁城关-4,是一九一七年建立，农村仅有一些私塾。基督教传入石门坎后，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正规学校。教会确定在石门坎设堂办学，便指派王玉洁老师(汉族，昭通人，又名王老太爷)全权指挥建筑工程，他从昭通请了建筑师和石工、木工以及瓦匠工在石门坎海子湾建立砖瓦厂。附近周围，当时一片荒坡，建筑用材困难，只得到距石门坎三十余华里的简角寨土目安家购买了一片成材松林，由简角寨苗族负责护林和砍伐解板，各处教徒义务工搬运并捐助粮食．教徒们在修建校舍运送粮食时，非常积极，近在几十里，远在一、二百里的村寨把捐助粮运到石门坎。老人们说：“为了早日建成学校，二天往返一百六十七十里不觉劳累。”他们对修建校舍培养自己子弟，怀着极大的期望，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建筑是苗族人民用干百年当牛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结成的。儿孙要努力学习，成材摆脱文盲痛苦。苗家如饥似渴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心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首先修建工作人员住房及工棚，校舍修建多了，这些住室改为女生宿舍。礼拜堂建成后，不久又落成初等小学教室及部分宿舍。一九零六年秋开始招生，第一班是初发蒙学生，而不是学龄儿童，是具有劳动力能自理生活的青少年人。边学苗文边学汉字，有：杨雅国、张武、张约翰、王胜模，王经，张夏禹、王道源、朱裎、朱彼得、王银头、张慈、朱约翰、张德救、张马太、王西拉、杨秀、杨信、张高，王成宗、黄司提反、熊马可等。

高等小学教室及许多师生宿舍，是陆续修建起来的。学校修建竣工后，指挥修建的王玉洁老师(汉族)给学校取名“光华学校”。光华高等小学教室的修建是柏格理(英传教士)被地主苏赫保毒打重伤，一九零八年回国治疗向英国基督教会宣传募捐，有一个名叫阿司多的捐助金镑两千元用以建立起来的。校基由于斜坡花工极大，平整后，后坎高二丈许。屋基筑起高台，四面以大石块、石条镶成牢固基脚；前台高一米多，后台高近半米。台上砌土筑墙。中部为大教室，可容一百二十多人。两面各分两问小教室，每室能容四十多人。各室设有壁炉、烟囱以备冬天取暖之用。课室黑板，桌凳完整齐全，门窗设置比较完善，光线很好。室顶为天花板。在当地是一座独一无二的雄伟建筑。

基督教循道公会自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二零年问不仅在威宁县石门坎，长海子联区办有一十五所初级小学，后来还扩展至JIl南、云南邻近县亦办有三十余所小学。这些学校是隶属石门坎光华小学分校。所谓分校是：各学校的教科书购置、课程安排以及毕业生统考等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办理。但“分校”这名称，当时并不公开。这些分校是：

威宁石门坎联区：(1)石门坎光华小学(完小)，也是中心学校。一九零五年建立。建校后，长期以来未设校长只设主任。即：初小部主任，高小部主任。一九一七年以后正式设校长制。历任校长：杨苒惠(又名杨可荃)成都华西旧制中学毕业，任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一零年，高初两级小学只设主任。张洪猷为高小部主任，张志诚为初小部主任。到一九二九年复设校长。校长是王霄汉，成都华西大学医科肄业，任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吴性纯，成都华西大学医科毕业，任期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杨汉先，成都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任期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朱焕章，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任期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李正邦，昭通宣道中学旧制中学毕业，任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王德椿，贵阳师范学校毕业，任期～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韩绍纲，贵阳师院肄业，任期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二年。

(2)天生桥小学：一九零七年建立。(3)陆家营小学；一九零七年八月建立。(4)罗布甲小学：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建立。(5)爱华山小学，一九二七年建立。(6)木槽小学：一九二七年建立。(7)简角寨小学：一九零八年建立。(8)大寨小学：一九四五年建立。(9)马街小学：一九四七年建立。

长海子联区(现威宁黑石头区属)：长海子小学，硅子河小学，切冲小学，上海枯小学，牛街子小学以及龙井小学。

云南彝良县：眯嚼沟完全小学，拖姑梅小学，大苗寨小学，核桃湾小学，铜厂沟小学，大火地小学，青树林小学、么店子小学，芦茅寨小学，落尾坝小学，三家寨小学。

永善县：大坪子小学、老鹰岩小学，杉木林(马楠)小举，小堡子小学，狗脚湾小学。

昭通县：麻窝凼(放马坝)小学。

鲁旬县：龙树小学。

盐津县：神佛山(生基坪)小学。

石门坎中学系一九四三年八月朱焕章，杨砥中(彝族)创建．不久，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经费上有所补助，后来竟变成教会学校。是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生就近深造方便；也是为解决家境贫寒的苗族子弟到外地升学困难而设的学校。

上述学校，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为国家办的公办学校，其教师，全部也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二、学校教学

办学目的：外籍传教士为了巩固和发展基督教，使更多的人信仰基督，培养接班人为教会服务的需要，因此建堂力、学形影不离，建堂到哪里，办学也就到哪里，积极兴办学校。不是为学校而办教会，是为教会而办学校。然而苗族则是、由于历史形成长期受阶级剥削、压迫，没有文化的痛苦，迫切需要文化，在此情况下，哪里有学校就积极送子女到哪里就读。因而他们之间对办学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有着共同的愿望。自一九零五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办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十四年问从未停办过。就以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三年当地出现大荒年，影响学生人数下降，但学校也照常维持下去。学校从未停办的原因，不是教会给教师薪津待遇高，相反教师待遇极其低微。每月所享受的待遇，只能解决彗时食盐昂贵的钱。老师吃饭问题，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学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学生少，老师吃饭得靠家庭中劳动所得粮食来维持。教师尽管享受低微待遇，但是有保障，从未间断或克扣。因此，在教会办的学校任教老师能安心教学工作，每学期能按时开学上课，所以学生也愿意来校学习。

苗族素有古文化，只凭死背口传(古诗)，而不知书不识字，骤然转向要读书认字，接受新文化知识是个转折点，也是苗族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根据教会发展需要和当时苗族社会条件：(1)教会急需传道人员；(2)少年儿童大部分都不懂汉语害怕入学读书；(3)对送子女入学读书的益处宣传工作一时跟不上。因此，对首批发蒙入学的学生条件要求不高，年龄不限。从十多岁到二、三十岁均可。学校老师自学校开始创建到一九一三年都是由昭通聘请文化高的汉族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孜孜不倦。如王西拉，年已近半百，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但他和青少年同学共同拼比学习，不久掌握了不少汉字，圣经能畅通无阻地流利读下去。他学习非常用功，学校为鼓励其学习，特意赠送他一副眼镜。他没有参加学习前，索性好饮过量酒，是当地有名的酒鬼，并相信“端公”拨弄鬼术治病骗人。可是通过学习以后，彻底革赊酗酒恶习，并主动不信鬼神。特别严格要求自己儿孙一定要学好文化掌握科学知识。因此他的两个男孙都是旧制中学毕业，后来成了当地有名的教师。一个女孙是高小毕业。他(她)们在校学习成绩都是优等生。又如张马太，由于在学习上，废寝忘食攻读，别人休息，自己拼命学习，他对古文四书、五经认真自学，很熟练，运用自如。书写毛笔字非常流利，符合书法规律要求。

第一批学生，着重培养教会布道员。根据当时各地要求成立教会的需要，不少毕业生被分配到云南会泽、寻甸、武定酒普山和镇雄、威信，永善以及川南筠连、珙县等苗族地区教充任布道员兼小学教师。

学校开始招生，只限于入教苗族青少年入学，后来由于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校风好，老师教学认真，教材内容新颖，学生成绩好，闻名一时，邻近的彝良、永善、大关、镇雄、昭通信教和非信教的各族子女纷纷到校报名读书，许多私塾学生被吸引，涌入石门坎光华小学。甚至于大地主纨裤子弟也到“洋学堂”来读书。如彝良县梭戛大地主陇鼎承长子陇廷耀(后来为云南省民政厅长)次子陇廷芳(后来是大学毕业)都送到这所教会学校与王必信、王崇高、吴性纯、张洪猷、王明基等苗族同学同窗就学。学生人数，每年都是二、三百人。

学制和教学课程：学制，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小学四学年；高级小学三学年。秋季招生。课程：以汉语文为主。初小；关于教材，开始学的是启蒙读物，如《绘图蒙学》看图识字。以字代词，连词成句。如第一课识字：一、二、六、八：连词：一、一个，一个人；高年级有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算术，书法、图画、音乐。《圣经》和苗文课，每星期各二节，有时没有开课。此外，还加上“四书”、“五经”。到一九一一年以后，改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新学制共和国文课本。二十至三十年代，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国文改为国语，算术。新时代国语、算术、三民主义教科书，后改用复兴国语、算术教科书，副科有图画，体育。高小：赊国语，算术外，又加上说话(国音字母)、历史、地理，自然、社会、公民教科书，以及图画，体育，音乐。《圣经》课不是主科，一个星期两节课，苗文～个星期只一节课。到一九三六年圣经课全部废除。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初、高两级毕业生考题曾经由成都华西教育协会统一出题。各分校初小四年级毕业生按规定，全部集中石门坎中心学校统考，试卷由华西教育协会评定，合格给予毕业证书。一九二六年新学制后改由石门坎光华小学自己组织办理考试了。一九二五年以前信教群众子弟学生点名参加星期天礼拜，后来改为自由参filial拜了。

学生入学待遇：学校自开办以来，不分民族、信教非信教子弟兼收。在于缴纳学费时有区别。初小：信教群众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学费包谷五升(合35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学费包谷七升(合49市斤)。相差二升(合l4斤)。高小：信教群众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学费包谷七升(合49市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学费包谷壹斗(合70市斤)。相差三升(合21市斤)。至于学生用的课本，纸张、笔墨，信教与非信教子弟一视同仁，全部一律自理。

从昭通聘请到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的汉族教师，首先是李司提反(李五先生)、钟焕然、王玉洁、夏士元，随后又有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胡开英(女)刘映三、张中普、李四先生(李司提反之哥)，刘四(刘映三之弟)，杨正隆、王开阳(王四先生)、侯锦堂等。杨正隆是未婚青年，最年轻，体育教师，带学生上操时呼口令，声音宏亮，最有精神。王开阳老师是昭通有名的书法家，不少学生请他书写字帖留念。

三、学校教育的发展

一九一三年已培养出第一批苗族教师，但只能适应初级小学要求。教会为了培养能胜任高级小学教师，便选拔成绩好的到外地升入中学。第一批，一九一一年选送杨荣辉、杨苒惠(杨可荃)，王定安去北京清华中学读书。英传教士王树德带领他们到四川叙府(宜宾)适逢辛亥革命学校停办，只得返回。一九一三年又选送王爱福、王快学、王富民，王霄汉四人以及第一批的杨苒惠共五人到成都华西中学四年毕业(旧中)。一九一三年后，有了苗族教师、布道员，汉族老师大多数返回昭通，仅留下钟焕然、李司提反、刘映三。一九一一年，昭通建立了宣道中学，苗族小学毕业生不再往远地输送了。成绩好的就送往昭通就读。教会给予资助(补助学杂费)的第一批，一九一六年选送到昭通宣道中学的有：吴性纯、张洪猷二人；第二批是一九一九年有：王心田、安朝品(彝族)二人；第三批是一九二一年有：朱焕章、王德椿二人：第四批是一九二二年李正文一人；第五批是李正邦一人。他们都是宣道中学旧制四年制毕业。第六批是一九二五年王兴中一人；第七批是一九二八年吴忠烈一人：第八批为杨忠德一人。以后是杨耀先、韩理福、张德富、陶慕潜，最后一个是李德碹。

教会选送至成都华西旧中的五名学生，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陆续毕业返回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杨苒惠任校长，王富民任教师。王爱福任彝良咪咀沟小学分校教师，王快学没有工作就病逝了。王霄汉继续升华西大学。一九二零年吴性纯毕业于昭通宜道中学后又被选送去成都华西大学，一九二八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石门坎，不久积极向英传教士王树德多次提出苗族需要教育工作人才，后又选送朱焕章去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但朱并未享受教会资助而是王树德个人的钱。

以上是教会四十余年资助培养出来的大、中学生二十一人，但毕业后他们并非都到教会学校任教、在教会任传道，不少人毕业后远走高飞。比如吴性纯是苗族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工作(任校长)仅三年时问识破英传教士不是为苗族排忧解难而是为自己饭碗。英籍传教士王树德与安晦生大地主打得火热，地主向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而要求增款为石门坎修建学校未予解决，气愤之下和王树德大吵一场后便离开石门坎去昭通福滇医院工作，他常说：“洋人不是救苗家。有肉有米自己吃，何必崇拜高鼻子洋菩萨，凡事要靠自己努力。”王富民只在石门坎光华学校任教两年就回家隐居当农民。从此许多人识破外籍传教士阴谋。循道公会教会就冷落了，信教人越来越少了。

然而先后自费到昭通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考入就读毕业的苗族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人，考入各地师范就读的有四十多人；考入各地政府办的大专院校学生三十余人。以上这些远远超过教会培养出来的人。

学校教育，赊按照教育部审定课本进行教学外，学校还重视对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如田径、球类活动，特别是足球，开展的比较广泛。足球不仅成为学校体育课之一，农村中不少村寨也各自组织活动。二九一零年以来，以学校为主体一年一度的五月端阳体育运动会，经常举行。内容：学生团体操、足球、拔河、歌咏比赛：社会上参加的内容：妇女穿针、绩麻、穿裙、文化测验比赛等。三十年代两次大运动会：一九三二年第二十一届运动会报请威宁县雷新民县长莅临指导。所有分校齐集石门坎参加。内容：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镖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把凳拳等。观众参观了赞赏不绝，县长看了感到惊诧。因威宁县城小学从未开展这样的运动会。从此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县、省、中央对石门坎的重视。一九三四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规模更大，参加单位除所属各分校外，还有威宁四方井(彝族)小学、彝良县城关小学以及社会上约万余人。内容：

除田径、篮足球、跳高、跳远、撑竿跳高、学生团体操表演外、还有射击、赛马、爬山运动。比赛时，学校对学校，农民对农民。学生队伍整齐，锣鼓声、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通过几次运动会，促使了威宁、彝良县城学校也照样举办了运动会。邀请石门坎光华小学参加，足球每次夺魁。一九三六年杨森部队到石门坎，他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光华小学师生联合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结果石门坎胜了一个。杨森说：“我部队所到之处从未有对手：讵知石门坎还有对手”。表示惊讶。

石门坎光华小学培养出来，参加抗日战争八名，为国捐躯的爱国无名英雄六名。为母校争荣誉的体坛健儿7人。如朱旭辉，昭通明诚中学读书时一九三三年参加昭通全县体育运动会万米赛跑荣获第一名获得银杯一枚置放于石门坎。一九三四年昭通地区十一个县体育运动大会，李学高昭通明诚中学读书．参加万米赛跑荣获第二名。李学高还于一九四零年春于四川成都中央政治大学读书，参加四川五个大学体育运动大会万米赛跑荣获第一名。李学高同志现在毕节地区牧科所，畜牧技师，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成绩显著曾荣获国务院奖状。

四、为苗族排忧解难的汉族教师

汉族教师为拯救苗族人民，在清末，随教会到石门坎偏僻山区和苗族人民过着艰苦生活，昭通到石门坎交通梗阻，道路崎岖，途中时有盗匪出没抢劫，他们为苗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荒破草，不顾生命安危而奔波贡献力量。为了发动苗族人民子弟入学宣传工作，不辞劳累，日夜出入于每个苗族村寨。协助创办学校，苦口婆心教育苗族子弟识字，让苗族人民摆脱历史上形成的不识字当奴隶做牛马的痛苦。使苗族人民走上文化康庄大道，以他们的行动填平了历史上苗、汉民族间的鸿沟。他们在为苗族受阶级压迫、剥削痛苦写书告状，甚至亲自跑到昭通，威宁官府面前陈述，请求申张正义解决苗族受压迫问题。因此有人把汉族老师说成是帝国主义走狗，爪牙。可是他们不顾一切讥讽、诬蔑，照样为苗族真心诚意排忧解难。迄今苗族人民念念不忘。最突出的是刘映三、钟焕然、李司提反三位老师：

(1)刘映三老师刘映三是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之日起，一直安家落户于石门坎，一心一意为这所学校教育事业服务．一人独自住于石门坎，小孩很少到过石门坎。寒暑假很少回昭通探亲。年事已高，然而日常生活完全自理，+从未使唤一个仆役。自己理发，洗衣，种莱、烧火煮饭。他在菜地上种上的玉米，勤于经营管理，成熟时包大，颗粒饱满以此教导学生说：“庄稼不负辛苦人，这些包谷薅锄七道。只要辛勤耕耘，庄稼不会亏人。”勖勉学生认真学习。石门坎煤炭价廉、方便，烧煤非常节俭。煤炉小，点滴不浪费。教育学生节约用煤说：  “用煤要考虑子孙后代，不能只顾我们眼前方便，不得浪费。”坐凳常垫一块红园毛毡。天气暖时，手持粉笔盒、痰盂缸、腋下挟鸡毛帚，慢步进入教室上课，寒冷时，几十个学生到他住室围坐细心听课。他讲历史战斗故事，搂起袖口，手舞足蹈，有声有色，启发学生热爱祖国。个个听得入耳。他常用一块手提小黑板写上课文中重要词句提示学生注意。常用一句古语对学生说：“清官清到底，不要钱不要米；要钱好收拾，要米背不起。”教导学生从小做起要廉洁奉公守法。

刘老帅是秀才，从未要秀才架子，对老师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对同学耐心教导。使学生乐于接近，学生对课文中疑难问题也顾意请教他。陆家营分校教师张信爱被匪杀害墓碑文和咪呵沟教会布道员工道源病故墓碑文都是刘老师精心撰写的。他为教会、学校拟的公文稿件不知凡几。凡是由他手中教出来的学生无一不敬佩称赞他教学认真。生活简朴，诚恳待人，虚怀若谷的形象，始终刻印在每个学生脑海永不忘。

刘老师不信鬼神，其住室没有神龛，祖先牌位，门上没贴什么门神没买过香烛。不信教，也不反对、歧视信教人。～生倾注为落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献身，是值得尊敬的老师。遗憾的是，没人为他丰功伟绩竖碑立传。

(2)钟焕然老师：钟焕然是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建开荒破草积极出力的一员。为了搞好苗族地区教育工作，首先学会苗语。用苗语辅导学生教学。对苗族学生建立了浓厚情谊。他不仅对学校教学认真负责：况且常用苗语同苗族群众促膝谈心交朋友，和苗族群众十分亲热。因此一些苗族群众不能讲汉语的，也能用苗语向钟老师反映。在苗族群众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阶级感情。距离石门坎百余里的长海子和咪呵沟等分校都有他教学的足迹。

钟老师生活一向艰苦朴素，他一生中，一半时间在石门坎苗族地区为教育事业服务。和苗族人民群众过着简陋生活。哪里有时难，他就到哪里协助解决问题。跋山涉水在所不辞。一心扑在苗族文化教育事业。在衰老之年，还由昭通重返石门坎，协助石门坎中学教学工作直到退休后才回昭通。

(3)李司提反老师：李司提反和钟焕然同时来石门坎光华小学创立学校。为开辟石门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他为了扶持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配合苗族杨雅国老师等呕心沥血，日夜苦思创建苗文，排除苗族学习汉语文的困难，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教学工作。他对苗族语言运用自如，同苗族群众打成一片。在苗族群众和学生中享有较高声望。可惜他去昆明返回昭通途中失踪，无法查询。时为一九一七年。

综上所述。苗族群众感慨地说：“在落后的石门坎苗族地区，如果没有汉族老师来为苗族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出力流汗，不知还要落后几世纪。有了汉族老师来了，落后的苗族才有文化、才真正站起来。应当，歌颂赞美汉族老师。”又说：“苗族有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汉族老师，而不是外国牧师。这是最公道的了。”

  (原载贵州宗教志编写办公室编：((贵州宗教史料选辑第二期》，1987年3月。)

试评柏格理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

东人达

一、柏格理其人及评价问题

塞缪尔·柏格理，亦译作“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格兰人，出身下层社会的一个宗教世家。“少懔家箴共承天命”(《柏格理墓志铭》)——从小就受到了“福音”、“圣光”的熏陶。经其主动申请，他作为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差遣员”，于l887年东渡中国。

柏格理先在云南省昭通传教十五年，但收效甚微，总共仅有信徒三十人左右。1904年7月l2日，经安顺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贵州省威宁苗族同胞找到柏格理学道，而后人数目渐增多。

1904年秋天，柏格理开始到威宁苗族山区进行传教活动，次年，大官寨CA'-小海区松山)土目安荣之捐出石门坎方圆六里的一块地皮，他遂组织苗族群众兴建了礼拜堂、学校、住宅及医院。柏格理布道时不计艰辛，穿苗服草鞋、习苗语，与苗胞同吃同住，他反对对苗族的歧视。还舍医舍药，深得苗族同胞信任。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向邻近滇东、黔西，川南的苗、彝等族群众宣传基督教义，广收信徒。到l915年，他已成为“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的负责人，所辖支堂约五十个，拥有信徒六万之众。

同时，还兴办了教育事业。至1912年，石门坎的教会学堂即“光华小学”已发展为高级、初级男女两部；l915年，光华小学已有学生四百人左右，设有教室、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该教区石门坎以外的数十个分堂都附设有光华小学的分校。

由于苗族同胞“读汉文相当费力”(苗文《溯源碑》)，柏格理到石门坎以后，在汉族人李司提反、苗族人杨雅各等的帮助下，经过数月苦心研究，创造了现在被称为“滇东北方言区的老苗文”。柏格理利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柏格理夫妻悉心照料患病师生。不意操劳之中他本人亦被传染，旋即去世，终年五十一岁。柏格理去世以后，被教会人士称之为“人杰地灵”、“明星’，更有甚者，在三十年代还出版了以《苗族救星》为名的柏格理传记及其他读物。

对于如此高的评价，不要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无法同意，就是柏格理本人在九泉之下有灵，恐怕也不会接受。他是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的忠实信徒，路德认为信徒只要凭着虔诚的信仰就可以得救，而教士并不是人与上帝之问的中介。那么，柏格理又怎么肯去充当“救星”——“中介’的角色呢?

笔者认为，此论有两大致命的无法立足之处：其一是忽视了石门坎营建活动的主体和内因——中国苗、汉等族人民的作用；其二是柏格理虽苦心经营，却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该地广大苗族群众的悲惨命运。

柏格理的历史归宿与局限性恰如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所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①，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就石门坎的宗教和教育史为专题，各界同仁及有关的当事者纷纷撰文，可谓谈之亦多，述之已详了。

这些文章多为史实性的回忆或综述，偶有涉及柏格理及其活动的评价问题的，都要先冠以“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文化侵略”、“精神奴役”和“精神鸦片”之类的总前提。而这个笼统的总前提已足以为柏格理定论了，即：要么是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要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干了某些与其反动动机，效果相反事情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

笔者不同意这种简单作法与定论。诚然，这是一个涉及到近代末期宗教、民族的复杂问题。但是，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不应该有什么不能涉足的“禁区”和无法评论的难题。

探索该题目时，要在两点：一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再告诫，在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一定要把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实践标准去评判历史。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在查阅了有关资料、文物及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后，认为：柏格理在英国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掠夺的浪潮中来到中国，但是作为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富有基督式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个人，他在滇、黔、川交界苗民地区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他在使当地人民由原始的多神崇拜进化为信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方面，在使当地人民的世俗生活由愚昧不开化状态以超常速度跨入近代文明行列上，都扮演了开创者与指导者的角色。柏格理的这些历史活动，起到了积极和进步的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特定的历史环境

在整整一百年以前，年方二十三岁的柏格理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当时的世界，由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和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不断扩大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

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个过程，即马克思、思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这就是柏格理之类传教士东渡重洋的社会动力与物质基础。若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向东方封建帝国侵略扩张的前提，“洋教士”绝对不可能深入到中国西南边陲之地。然而，这种“前提”必然给柏格理的一切活动带来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1887年的英国是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殖民强国。它和任何其他资本丰义国家一样，都尚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当时，第一国际已经解散，英国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但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尚未在英国得到真正的广‘泛传播。

在西方，史学家称l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清教徒”起义。正是因为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胜利后掌权的资产阶级更加注重利用宗教工具加强统治。身为素以宗教宽容著称的中国人，我们可能要大感惊讶于l个历史事实——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才允许不信奉国教者有充分的公民权。

既没有更新的先进思想，又笼罩着浓厚的来世还可复生的宗教气氛，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柏格理只能怀抱《圣经》而来。

转而再看一下中国的情况。西方资产阶级的开拓扩张，同样给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老大帝国”带来了深远影Ⅱ向。l853年，马克思在评价太平天国革命时曾说：誓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机构，而到l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_．『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叫

封建帝国的解体，饱含了民众的痛苦与灾难，也包括了、东方巨龙的觉醒。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柏格理在中国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无产阶级虽已产生，但尚没有壮大到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地步。在当时华夏知识阶层的武库里，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说还是一件新式武器。

瓦德西所统帅的八国联军，无疑是侵略者和打家劫舍的强盗，那些为虎作伥的“教民”，无疑是走狗和民族败类。

然而，在华尔的洋枪队帮助清军剿杀太平天国的同时，革命军队的行列中也有象呤俐那样热情投身革命，俘获敌舰、至死也要在墓碑上刻下“太平军战士”字样的“洋兄弟”们；在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大举进犯之日，在上海也还有同情与帮助中国革命者的内山完造；二万五千里长征见证的“第二个外国人”一一曾偶然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急需的贵州地图的黄平县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被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将军称之为“朋友”。②

以上事例，对于辩证地评价柏格理的活动，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总体的宏观必然性，也存在着个体的偶然性和局部的特殊性。简单的根据大的历史分期笼统地给～代人画脸谱、搞“凡是”，恐怕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9卷，第lll—112页。

②【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49—357页，解放

军出版社，1986年版。

三、由原始的多神崇拜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

许多年来，我们只是注意到了进入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一面，至使不少人一提起宗教问题就谈虎色变、不敢涉及。其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宗教自有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自有其进步与反动的两方面作用。

在人类发展史上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水平低下，成员脱离群体即意味着成员的死亡，群体涣解即意味着群体的灭亡，氏族靠着牢固的血缘纽带将其成员维系在一起。在那个“万物有灵”的时代，血缘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在原始宗教上的反映就是“图腾”(音源于北美印第安人语，意为“他的氏族”)崇拜：它在维系人的群体及氏族的巩固繁荣上起到了有力的积极作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又分别为分裂成相对立的各阶级、阶层所利用。概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宣传来巩固统治、麻醉人民，当然，也包括被推翻的统治者利用宗教进行反动的复辟活动。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利用宗教形式进行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其三为古代、近代劳动者利用宗教唤起组织民众，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革命斗争。以上三种情况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作为总概念的宗教，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精灵崇拜与巫术、  曰益人性化的多神、超出众神的主神各阶段，以至与民族国家集权统治的产生相适应，又出现了含有唯一世界主宰者的一神教。

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现代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科学理论，有了更锐利的战斗武器．公开宣战的时代已经来临，宗教终于完成了其全部史命开始消亡了。当然，这种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㈣基督教早期历史的这种特点给《圣经》打下了深刻烙印，使它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容易被下层劳苦群众所接受。当然，整个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状态的西南苗族亦在其列。

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基督教成了教皇、国王，诸侯、贵族等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溯源寻宗，石门坎教会《溯源碑》有：“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字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的第一次大决战①在决战中，路德教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化的新教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至于柏格理所处时代的路德教，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掌权后在政治上必然的反动时期，但毕竟是重新注入了“平等”思想的较为自由的新宗教了。

黔西、滇东、』ll南的苗族是一个晚到的民族，在他们被历代统治阶级的剿杀所迫向着深山野岭～迁再迁来到此地的时候，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是汉族地主阶级，掌握着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权的是彝族土司土目：他们只能处于一种绝对的农奴式的政治，经济、人身依附关系，饱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这种情况，严重地桎梏了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

众知周知，在世界各民族的进化过程中，制陶手工业的发达是母系民族公社繁荣的一大标志；而一般说来，在原始公社解体并向国家的演进中，要经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人阶层的产生三次社会大分工。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苗族老人的追忆，本世纪初的苗族社会，种植上仍以刀耕火种的“锄农业”为主，本民族没有制陶工艺或其他专门化的手：亡业，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苗族同胞l916年8月】0日所立于石门坎的苗文《溯源碑》以摧人泪下的凄怆语调讲述了他们的历史及当时的情况：“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国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与苗族人民政治上受压迫歧视、经济上极端贫困、文化上愚昧落后相呼应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蒙昧状态。然而，他们所崇拜的万物——山石、草木、野兽和所实行的巫术，对自己起不到任何精神安慰和启发思想的意义。这就为更高级宗教的传入大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在咸丰九年即1859年，爆发了由威宁骨董山陶新春首难的川、滇、黔边界的苗民起义，义军曾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并正式打出了太平天国旗号。陶新春战败就义以后，起义军余部于1870年攻克过威宁州城。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巳通过太平军与拜上帝会，把“天父”、“天兄”和农民的平等思想播种于苗民的心中。

当时，周围其他民族不屑于把自己的宗教传给苗族，苗族处于自身的状态和自尊也不屑于效仿他族的佛、道、儒和伊斯兰教。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的陈析，不无几分道理：“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之莠骄骄，慨苗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惕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㈣还来旧雨，霈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

在回顾分析了本地苗族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后，就不难理解当其他地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孟儒学与佛、道教等)与近代传入的西洋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当从自山黑水到黄河、长江之滨的“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当柏格理的传教活动在汉族地区遭到顽强抵制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其走后的1910年，昭通人民即发起了正式的反洋教斗争)，基督教会却在黔，滇、川交界的苗族民众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当时当世的文献一一石门坎苗文《溯源碑》记载：“到了l903年，听说安顺有传教士在那里教传，有些苗族就跑里到那里。传教士(James R．Adam，中译为党居仁或亚当，英国卫理公会内地传教会传教士——笔者)说：你们来这里很远，到昭通去找柏格理。这些人回来了。不久有两个苗族到了昭通，找到了柏格理。柏格理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两个回去，传信到苗族村寨。苗族各村寨听到信息之后，互相邀约成帮到r昭通。人多礼拜堂容不下，柏格理带了汉族老币李斯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阁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此即基

督教传入的伊始，至今在苗族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龙年(1904年)得道”的说法。．

内地人民自1861年始延续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  一般都是由传教士直接参与了政治军事侵略活动，强霸地产房产、占良田以收租、广收社会上的“顽钝无耻之徒”入教，无理干涉地方政务、挑拨民族关系以分裂国家等原因所激发。这些事情，在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发生。

在进行了考察、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石门坎教会的早期营建活动确乎异于内地，并具有如下独特之处：

其一，创建时期的宾主位置。从苗族的史诗和传说中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文字以记事，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基督教是没有国界的世界性宗教，也是当时苗族群众所需要的，可带来基督“福音”的恰又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这种位置如何摆呢?

由中国人作词谱曲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中唱到：“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意渡重洋”；“好男儿当自强”，“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惜阴大禹寸晷无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外国人是“客”，自己是主人，要“自强”、要“为中华之光”。

1926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的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可谓傲骨凛然，他常说：“勿以肉招待洋人，不应太自卑。”在笔者走访石门乡某寨1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请他回忆当年在光华小学读书印象最深的课文时，老人眼含热泪激动地背诵：“美哉美哉，中华民族；太平洋边，亚细亚东。”

在石门坎开创活动中的苗、汉中坚人物的心中摆正了主宾关系，他们追求真谛，自强不息，并以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因为如此．在护国军北上讨袁时，他们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捐银支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行救亡宣传；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包括最早和柏格理同来石门坎的杨雅各)自发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

国民党官吏和当地土豪“加租加押”、“缴纳烟土税”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传入该地区后，在石门坎学校师生中，又有以后来成为威宁游击团政治部主任张斐然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冲破了宗教牢笼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其二，中国民众白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有关文献及中、外当事人记述，营建所占用的土地是中国人(彝族土目安荣之)自己所捐献。例如，英国牧师克拉克在他1911年出版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里，根据柏格理本人所写的文章谈道：“在距昭通两天路程的一个叫侯佐的地方是安先生的住地，他是那一地区最大、最有影响也是最好的诺苏(诺苏，意为：“彝族”——笔者)地主。波拉德在威宁回来的途中曾拜访了这位先生并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领地中有六十个苗民村寨，他不喜欢他的佃户中有那么多人去昭通，他担心他们去那里会学得过多。因而在他的属地中，他向传教士们馈赠了一块能开辟为一个传教所的土地。“‘在观看了几个地方之后，距昭通约二十英里，在贵州省境内的石门坎最后被选中并定为传教所的地址，安先生还给了他们那一寨子附近的十英亩土地。”④十英亩折算市制为六十点七亩，与中国文献所记赠地六十亩的说法相符。于此尚有柏格理骗取地盘的说法，即当地有些群众传为柏格理要求购买“一张牛皮”之地，安荣之认为微不足道，就许以赠送；柏格理将牛皮割为细线量地，结果达八十余亩；笔者认为此说：一没有文字记载证实，二与柏格理一生为人不符，三当时没有将一张牛皮割为长达十二公里细线的能力，故不可取。至于安荣之儿子安惠生为地皮告官乃事后教会势力日渐强大时发生，事出有因，当作别论。

同样，营建活动大兴土木所用的人力、财物也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所出。就石门坎的兴建而言，克拉克记为“在此修起了一座教堂，资金全系苗民募捐。”《苗族救星》一书则叙述：“苗民不但热心信道，而且极肯牺牲，尽量捐助。他们来聚会时，每人带一一百缗钱，这样集腋成裘，一年之问，竞有一千串。此外他们又牺牲时间，派工服役，或挑土、或和泥、或做瓦，或砌墙、或砍树、或填地。大家和衷共济，欢天喜地的工作。”在石门乡的苗寨中，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全民出动，一献料、献财、献力搞兴建的史话。

柏格理所辖石川联区其他支堂的最初兴建，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中国人自建的方式。

苗文《溯源碑》记载：“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理见此情此境，于1903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宣传讲述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建一所较大的学校。”根据这则史料可以断定，至少在1908年以前，主要是苗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进行营建活动。

柏格理传教后期在石门坎进行了一次学校扩建，其资金系他在英国进行的私人性募捐所得，如仅一老人阿斯多就捐银两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石门坎的教育事业上，也还有汉族人士的捐赠。

其三，柏格理——担荷人间苦难的形象。盖棺论定，就以其本时代的道德标准而言，在近代末期这个特殊舞台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戏剧性地再现了耶稣公正、仁爱、尽责的主张和爱人如己、喜欢儿童，关心病痛者等德行，再现了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包括挨打、遭监禁以至最后以身殉道的第一个“传福音给万邦”的实践者圣徒保罗的形象。勿庸讳言，在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问以后，他的事迹仍在石门坎及周围地区流传，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为这里的人民做过一些好事。

倡导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是柏格理在传教活动中的一大特点。他在布道时经常宣传人类都是天父的子女，不论任何种族与贫富智愚都是兄弟。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象其他传教士只在来世或天堂里许愿，而把这种平等的主张付诸于人间。是进行麻醉或精神安慰，还是在进行改良的分水岭亦在于此。

柏格理以平等的态度与苗族民众相处，并为保护苗民免受歧视和欺压时常出面同官府、土司、团绅进行斗争。例如；l904年秋，威宁苗族群众蜂涌赶至昭通求道，引起昭通及沿途居民疑忌，所谓苗民到洋人处拿药投毒或要策划大屠杀的谣言大起，地方团绅趁机捕捉、关押，拷打苗胞，柏格理闻讯后率汉族布道员径赴威宁县府告状，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中止了这场迫害行动。又如l906年，因滇东、黔西苗族群众信教者日多，引起各地苗区土目的仇视，他们对苗民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掠夺；又是柏格理和汉族布道员交涉官府，各县出布告查禁方得平息，其问柏格理曾亲临土牢，救出被关押的苗胞。．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灌输。以及现实生活中柏格理局部斗争胜利的范例，无疑对苗族人民认识自身的力量，争取民族平等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柏格理在传教活动中表现出的另一特点，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忘我的殉道精神。他放弃了每餐七道莱的优裕西方生活，在中国西南边远贫困的高寒山区工作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问，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柏格理曾在昭通碰壁十五年，也曾于l907年春天在云南水善县大坪子遭仇教者绑架和酷刑几乎送了命；由于石门坎附近封建土目的仇视，他曾经遭到毒打，住宅、财物也被焚烧一空，这些都没有动摇他酌意志。他经常和苗族群众同吃洋芋、燕麦、包谷饭，同居茅草栅．；垄：苗族学生染上常人惟恐避之而不及的伤寒症后，他和他志同道合的夫人韩素珍一起，不惮死亡的威胁，煮粥送药，亲临日夜守护；柏格理则终于以身殉职，后来，有上千苗胞为之送葬，可谓事出有因。

马克思在评价我们南邻印度的农奴式自然公社与自然崇拜在英国殖民主义作用下崩溃的情况时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主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说可以看出这种迷信多么糟践人。”W

正是基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在1904—1915年这段时间里，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边苗民完成了由原始的多神教向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的飞跃性过渡，实现了由向鸡山、猴山和大树等的崇拜转而信奉人型的耶稣。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进步性的转变。柏格理及其苗族，汉族同事们，在这一过渡中，起到了启发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四、“建设使命”的使者

当英殖民主义者开始用大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它对亚洲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征服已有了约一个世纪的历史，因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所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两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④这被马克思称为：“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至少于明、清两代，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历时数百年，却无法冲破强大顽固的封建母体的禁锢以求得发展。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分散”与“促进’的作用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其中包括加速了整个旧中国掘墓人一无产阶级的诞生。

到十九世纪九一卜年代，法国已将我国西南划归为其势力范围。而在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中，激起中国人民反抗即形成所谓“教案”者，涉及法国人的为最多。如1861年贵少I,1凯里群众与官绅反对法国天主教的斗争曾惊动了全国。’

作为西南一隅之地的黔、滇、川边远苗族山区，却在平静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皈依上帝的运动。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里没有可供掠夺的白银、物产与矿产，又不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或战略交通要地。而恰恰相反，此地的开发经营倒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财力。

由于千百年封建农奴式的种族歧视思想影响，当时世俗的看法认为苗族是落后、不开化和没有影响力的弱小民族。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来者，柏格里及其活动的“破坏性”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当地社会民族歧视的封建意识的破坏；对原始多神教的破坏；对苗民旧有习俗的破坏。这些祖传物的丧失，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什么痛苦或灾难。

所有这些，都赋予了柏格理一-9中特殊色彩，一种与同时代带着流血与野蛮性入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

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的著名诗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裴多菲‘，带领同仇敌忾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军战士，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宣誓，永远不做奴隶。而塞缪尔·柏格理大约也是遵照他心中上帝的指示，走遍了风障雨蛮的金沙江畔之地，于着一件又一件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建设”性范畴而言，他的活动大约有：

建教堂，收信徒：柏格理给克拉克的一封信中曾提供了一组确切数字：“1909年12月的统计数字为——苗：3004名成年教会成员：699名青少年成员，300名走读学生，2000名主日学生(仅礼拜日上课的儿童宗教班级——笔者)。诺苏：28名教会成员，80名走读学生。究竟有多少信教者我不大清楚，对此没有统计数字。我认为一万人不会估计过高……”④而到了l915年柏格理逝世时，石门坎和四川联合教区的支堂己广布于贵州威宁，云南的东川、会泽、昭通、彝良、大关、威信、永善，四川的筠连、珙县等县份。另外，柏格理和澳大利亚人尼科尔斯曾于l906年跋山涉水到达昆明西北的武定，开辟了另一个以洒普山为中心的苗族教区。

办学校：柏格理很重视教育事业．其所到之处，都是教堂与学校同时开业。光华小学实行男女生均招收、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为上万名苗、彝等族群众接受初等教育，为苗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创造老苗文：本民族文字的产生，结束了苗胞结绳刻木记事、代代以口相传历史的时代；这种文字广泛流行于滇东、黔西及川南某些地方的苗族地区，其中亦包括基督教内地会的信徒。1945年，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实行反动的“同化”政策，要取消少数民族文字；苗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派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才得以保住自己使用文字的权利；通过苗文的“创立”与“取消”、“保住”二件大事件，何谓顺应历史潮流，何谓倒行逆旅，足巳泾渭分明。

翻译苗文《圣经》：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柏格理等人以苗文译《圣经》一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曾将《圣经》译成德文，恩格斯说：“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②路德“着手将《圣经》译成德文，此举为德国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⑨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论。由此及彼，难道苗文《圣经》的翻译与出版，除了它必然的消极面之外，就没有起到“平民武器”与“发展语言”的作用吗?

提倡文明习俗；柏格理和汉族神职教师在苗族区极力改革由历史原因给群众造成的落后习惯，提倡合理婚龄和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利用餐桌餐具吃饭、洗脸洗澡洗衣服、人畜分屋居住，使用厕所、取消耗财物费时间的多神祭祀、有病求医不请巫师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加速了苗区的文明化进程。现在，柏格理时期的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两个位于石门民族中学校园内长方型阶梯式男、女游泳池兼澡塘依然如故，象无语的证人一样对我们展示著当年的历史。

其他如创办医疗所、孤儿院，筹建麻疯病院、救济麻疯病人，推广织布技术等，也有他的一分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柏格理在世时(1914年8月)所立的石门坎教会《溯源碑》记有“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虽无更多的文字资料，仅此己可知在石门坎的创建活动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了方针。立教会《溯源碑》时，正值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在积极准备复辟帝制；关于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流亡日本，于1914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在此全国性白色恐怖中，柏格理的石门坎教会纲领性碑刻中仍大书“民生主义”，是一件饶有寓意的事情。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柏格理在与中国质朴的下层民众长期相处之中，受到了教育，在潜移默化之中，原来他所崇敬的“偶象上帝”已转变成或部分转变成了“理性上帝”。正是因为有这个转变，他才能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民族、民众取得共同语言，他才能接受与理解中国近代最革命的资产阶级纲领，而他这个“建设使命”的角色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

五、结语——研究中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引用了马克思、思格斯关于印度的一些论述。笔者认为，在本题目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封建农奴式的原始村落；有种族之间及民族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有原始的多神崇拜，与印度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当时中国或占中国绝对优势的内地的情况与印度相同。英殖民主义给印度社会的影响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非本文之旨，则当别论。

石门坎教会地区的特殊性。应该注意到，就柏格理在该地传教的时期而言，这里的贫困落后、民族歧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薄弱、外国人在该地只有输入而没有掠夺(其实也无可供掠夺之物)等，在全中国属于极为少见之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应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即：既看到大的历史背景，也坚持以客观实践效果评判历史人物。只有这样，爿‘能体现出阶级性(党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国苗、汉各族民众在石门营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与积极作用。这对于如何认识石门坎的历史和石门坎的人民，对于滇东，黔西和川南数十万苗族同胞的思想解放，都至关重要。因非本文专题，故在此没有充分展开。

要加紧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这类边远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在于加强造血机能，在于科技水平与商品意识。而这些又只有通过教育途径去实现，加强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史为鉴，办好边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文字性史料的缺乏，由于本人学识所限，探讨中的粗疏以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此管见之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我们对这块数十年前所谓“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研究。(原载《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1月)

滇东北方言区老苗文的创制及改革情况

杨忠德

有关苗族滇东北方言老苗文的创制，我曾在《威宁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就其它的作用写过一点情况，为了使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它的历史，现将这一文字的符号来源和改革情况撰写出来，以供参考。

一、关于创制老苗文的说法

苗语老苗文的符号来源，有多种说法，有说是“用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创造了一种拼读花苗语言文字的符号。大小字母六十六个”(陈国钧著《石门坎的苗民教育》一文)。有说“遂由英人柏格理牧师拼造字母以教苗人，其数共三十九个”(童振藻著《黔苗近况述要及调整纲要》一文)。钟焕然老先生则说；“据说他们(苗族)的文字就是妇女绣在花衣上的花纹标志，可是时代久了，已失去它的作用了”(昭通最早来石门坎帮助传教办学的汉族人员)。王建光则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的一种苗文符号，其字母来源于英人柏格理的创造，这类说法太近于武断。事实未必这样简单，原来苗族文字的创造者，不是柏格理，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约翰先生”。(王建光、云南大关县人)王建光采访了张约翰老先生后说：“曩时笔者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明证，将花衣花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杨荣新、王明基两位苗族老先生在搜集整理苗族古歌时，也发表过苗族古时有文字的见解。并说苗族占时的文字记载于《毕鸡蛮志》(苗语名：《a7 maov a7 t6j ntoey7))这部书里。在这里，我认为柏格理等人创制苗文时，多采用了威廉恩·穆博士一八四七年设计的凸起的符号。，

二、古时苗族书画的传说及威廉恩·穆

一八四七年设计凸起的符号

1．在则嘎老(Zieb GhakLaol，人名)时代，有弟兄俩，哥名叫高度查地奥(Ghaos Ndux Nzhal DitAot)，弟名叫连地无在少(Ndliex DibNgUS Zaik Shaob)。他们知识渊博，能读能写，他们用掌握的知识测量天地，以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来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并划一年为四季，一季为三个月。同时，又推算出了三年一润的历法。据王明基、杨荣新两位老先生整理记录F来的资料记载，这两弟兄所用的文字符号

  2．在婆布罢(bob bul bak)时，她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娥赞。这个小孩后来长成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苗族古歌是这样描述她的：

Nis Bob Buk Bal qeuk Ngus Nzab bas draat shib

ndlieb．qeuk ndeud gibrieb traot Ngus Nzab jOX draot

shib ndlied jeux…一Ngus Nzab jOX niyut zib Vcb mas

saot ndliex dib jax dib gaof zhangd draot ndlab jiet．

Ngus Nzab qeuk niyul ab dial ndeud nciek liel lol

saot．mas saot Ngus Nzab lab jid rangf ral jid raot

nguox traot Ndraos fob shik Nangk jOX jOX dib…．．

译文大意是：婆布罢把女儿抱在怀里，教她读书认字。娥赞拿来三块石板，写上世界万物的名称。娥赞善于绘画，画了自己两张像交给丈夫挂在地的两边，以便让丈夫无论往哪边犁都能见到自己。

根据杨荣新、王明基两位老先生整理古歌时的记载，娥赞用的文字符号是这样 以上符号是杨、王两位老先生整理苗族古歌时记下的，其中的一些符号在大方县志上也有记载：“大定土著，以苗族为最古，而文字缺如，ILl志亦不载，盖无书可稽也。兹得法教士费亚氏《法苗文法》一书，谨节录之，以供参考。”重振藻在《黔苗近况述要及调整纲要》一文中也

提到这些符号。

  3．苗族花衣花裙上的符号

  我们只要留心观察，花衣花裙上的图案常出现以下这些符号：

  花裙上的符号：  JJ工h叫，t 7『『私

  花衣上的符号：  W勿／x办／十)。(

  不难看出，以上这两种符号都无不留下占时苗族文字符号的痕迹。

  4．威廉思·穆博士一八四七年设计的凸起的符号：

  A  B  C  D  E  F  G王{

  八  b  C  3  厂r  l O

  I J K L M N O p

  j  J<L]f＼j@二

  ◇  R  S  T U V W  X

  >＼／一U V n>

  Y  Z

  j Z

三、一九零五年创制的苗文及其变革

基督教传入滇东北苗族地区后，为了便于传教，柏格理和汉族传道员李司提反向苗族老人张约翰等学会苗语后，同他们一道研究创制了老苗文。根据杨荣新、王明基两位老先生的记载，他们查看了花衣花裙上的花纹和娥赞时的符号后，模仿创制了一些符号，如：

花衣花纹：  』J l“=u n每r W乏)(m一

仿带0符号：  ．』T]C-广V了+A一

娥赞时用的符号：  n寸o z口爹西叫毒

仿  制  符  号：  n p o x Jl 9‘u否

一九零六年，张约翰到云南武定传教时，又与澳籍传教士郭秀峰研究创制了较完整的符号。其中声母二十一个，韵母十四个(后两个是以后才添上去的)。

声再壬：  l．0彳斗《≥譬S￡  3芝了l r  l V^，k A o

韵母：  鸬**◇o 0≥《≯if嚣}嚣71 r

从以上这些符号看，笔者认为老苗文的创制是以拉丁字母为主，以苗族记事的古老符号为辅创制出来的。在拼读法上，柏格理起了主导作用。

这套字母的拼读，是以位于声母四角上的小字母表示音节的调质的。由于苗族的鼻音浊音较多，当时这套字母还拼不出带鼻音和浊音吐气等音节，同时借词也拼不准，有时用一个韵母作一个音节，给识别它的声调带来了困难。后来杨荣新、杨荣辉等用“Y”作为这一类音的声母。如Y“(一)、Y一(二)等。

一九三二年，为了重新翻译《新约全书》的需要，杨荣新、杨荣辉、王明基、张鸿猷等又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在声母上添了“R”，并以“C”附于一rr’+T【=13丁△等声母的左边表示鼻音，如d CT(+(t([(3(，忿它们分别读作：  黼p轴￡默s释≮稳坳nk Ng llltl'。为了拼读借词，  添制了乙n606已9等及复合韵母n no FlU nC m nl舢n‘n毒U  Ul等。通过这次改革，使老苗文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清音吐气以“，”标于声母右上角，但浊音吐

气仍未解决，懂苗语的人就根据上下文去领会它的意义。改革后，杨荣新用了三年时间在昭通译出了(《1“T’CT‘[。》)《新约全书》，并由他带译稿去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现在只要我们翻看一下当今教会用的(《1“T’CTq。》)，就能观其这套文字的全貌了。

一九四九年，石门坎中小学教师韩绍纲、杨忠德、张友伦、王明基、杨荣新等又将这套文字作了如下改革：

(1)．以“·”代表浊音，以“”代表浊送气音。

(2)．以∽co c lll a P代表声调符号。

(3)．写法依声母、韵母、调号的次序，韵母调号统一写在声母的右下角。

(4)．以  。1。(啪)，。p。(妒)．。c’(n)、。盯。(玎】  作声母。写法如：

老苗文：

现在苗文：Raot niob syuk hnub dax，

Raot byut syuk hnub deuf．

汉译：心情舒畅似曰升，精神愉快似日出。

全国解放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五一年杨荣新、张友伦去重庆用这次改革后的文字翻译了《政协纲领》等文件。这是苗族有文字以来第一次翻印国家的正式文件。这次改革的文字，能用的人很少。

一九五二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批语文专家和语文工作者，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之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指示中央民委和各省民委，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对有文字但又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字加以改革。苗族滇东北方言的文字就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改革后的声母是五十五个，韵母是二十一个，调号是八个。字母称为Ab Jangb Ndeud，声母称为Shangb Bhul，韵母称为ShangbJid，声调称为Shangb Rangf。现将它们分别附如下列各表：

附注：

1．声母j q nq nj X只能与i行韵母e Y U拚读。

2．韵母i Y接声母Z C nz nc S r后面时，分别读成f_1】和f气1；接在声母dr tr ndr ntr nr zh ch nzh nch sh后面时，分别读成fzl和f训。

3．i行韵母除i外不能与声母Y拚读。

4．韵母e与声母Y相拚时，读作【e】。

5．1调和k凋，F调和S调的调值虽然相同，但声母的性质不同；1调和f凋的声母带浊送气成分；k调和S调的声母不带浊送气成分。(以上各表录自五九年贵阳语委会编印的《滇东北苗文改革方案草案》)

解放前老苗文的创制和改革，从来未得到当时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相反地还受到限制和阻挠。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府非常关心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为有文字但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改革了文字，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滇东北方言老苗文通过这次改苹后，解决了过去几次改革中未解决的问题。它对促进威宁苗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现在又为一些苗族学生占绝大多数的小学提供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只要加以引导，它对促进威宁苗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原载((威宁文史资料》第3辑，l 988年12月。)

基督教对苗族文化教育的影响

张恩耀

本世纪初叶，黔西北、滇东北等地的苗族文化生活还很落后，人们几乎都是文盲。正如民国二十年(公元l931年)四月《贵州苗民概况》所述：“苗族识字甚少，犹保持上古结绳记事之遗风，遇事暗中以草记之，简单事件扫久尚能忆及。如买卖田产，则取木片或木块，上刻单数、双数纹迹，从中剖之，买主卖主各持一片，即古时‘符节’之类。”l903年，基督教开始传入黔西、滇东北苗族地区以后，英国传教士和汉族布道员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苗族没有知书识字的人，会讲汉语的人不多，给传教带来很大阻力。为改变这个状况，英国传教士和汉族布道员决定在苗族村寨开办教会学校。办教会学校的宗旨是：培养苗族传教人员和提高苗族接受基督教的能力，提高传教的效率。本文试就内地会葛布教区、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基督教对苗族文化教育的影响作一概述。

一、内地会葛布教区文化教育概况

在内地会葛布教区范围W，过去除有个别彝、汉地主自办私塾外，苗、彝、汉穷苦农民的子女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当时参加负责葛布教会事务的苗族，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信教后才识了几个字，连《圣经》都念不通，办理教会事务就更感吃力。因此，葛布教会于1906年开办了葛布教会学校，招收苗、彝两族子女入学。该校为初级小学，校名为志华小学。

苗、彝贫苦农民长期感受无文化之苦，所以这所学校一开办，他们便欢欣鼓舞，争相入学。有些成年人也和蒙童一道去发蒙。一时远近的苗族、彝族子弟都到葛布读书，学生拥挤，教室、宿舍(寄宿制)难以容纳。为此，从1906年至l913年葛布教区所属各支堂也开办了初级小学，学校数目逐步增加，学生人数也随之逐渐增多。不少学生初小毕业后，迫切要求升入高小，因此葛布志华小学于l913年增办高级小学，①参见《民旅研究》1988年第l期， 至1914年高小生达60人。葛布教会在此基础上，拟在葛布办一所初级中学，但因内地会牧师党居仁触电死亡，经费来源被阻，未办成。直至40年代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在石门坎办了～所初级中学后，才有部分学生长途跋涉到石门坎读中学。

葛布教区教会学校的教员，最先都是由安顺等城镇聘请来的汉族知识分子。现还为人所知的有：娄云波、黄志之、潘正元、孙佳丹、鲁士杰、陈桂英、鲁绍忠等。这些汉族教员远离城镇到地处险峻、交通闭塞、生洁艰苦的苗族村寨传播文化知识，实为不易，因而深受苗族爱戴。l917年后，葛布教会为了在教会学校开设苗文课、普及苗文，从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聘来了杨荣先、朱本仁、朱果仁、韩理源、张马太等苗族教师，分别在葛布、兴隆厂、倮那乌、大松树、轿顶山等学校任教。之后，原有的汉族教员才撤走，由苗族教员逐步代取。

到40年代，内地会葛布教区相继办了初小、高小、女子学校共_卜’佘所；《圣经》学校、瞽盲学校各一所。初小毕业生近千人，高小毕业生上百人。由于内地会在发展苗族教育上，只以能识字、读《圣经》为目的，不注意对苗族子女的深造，因此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很少。但《新约全书》、《赞美诗》全用循道公会编译的苗文版，十分注意用苗文在信教群众中扫盲，在信教群众中基本扫除了文盲，为接受汉族文化、接受新事物打下了基础。这些教育虽属初等，但对于文化处于十分落后状态的苗族来说，第一次接触到数学、汉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生理卫生、文艺体育等科学文化知识，对促进他们的发展是有益的，从而在近代苗族历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内地会牧师党居仁，因在黔西北苗族中传播基督教和办教会学校获得成功而闻名。

二、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文化教育概况

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④的苗族文化生活，在1906年之前，还滞留在“远古”，人们几乎都是文盲。长期的封闭、落后状态、造成了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正如1915年石门坎立的一块《溯源碑》中写的：“我们好象未开化的人一样。”由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地位，被剥夺了受教育、掌握文化的权利，使得连一个汉字都不识，会讲点汉语的就算能人。英国传教士和汉族布道员进入这个地区传教后，找苗民布道苗民听不懂，更没有能读《圣经》的。他们为了提高苗族接受基督教的能力，培养苗族的传教人员，于l906年开办了石门坎教会学校，动员苗族子女入学(其中有少数彝族、汉族子女)。该校为完全小学(有初小、高小)，男女生同堂上课，校名为光华小学。

石门坎光华小学的任课教员，有的是从昭通城来石门坎传教的汉族布道员，有的是从昭通城聘来专门任教的汉族知识分子。英国牧师柏格里及夫人海孝贞(医务员)分别担任英语和数学课的教学。这些教员到石门坎任教后，发现苗族诚实，求知欲望很高，学生勤奋学习，接受能力强，激起了他们的教学热情，并逐步和学生及其家长建立了感情，彼此互相信任，教学效果十分显著。

l911年，石门坎光华小学第一批高小生毕业。是年秋，循道公会决定选成绩优秀的杨荣辉、王定安、杨苒会三人到北京清华学校深造。由于这些学生第一次出远门求学(也是此地苗族第一批入内地城市上学者)，特由钟焕然(汉)、杨雅各(苗)二位老师护送。行至四川宜宾，时逢清王朝覆灭，道路不通，转回石门坎。1913年，又决定选派王爱福、王快学、杨苒会、王凤鸣等四人到成都华西中学读书。这四名学生在华西中学用功学习，成绩较好，受到该校教师的好评。他们学习四年毕业，返回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这是第一批由内地学校培养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苗族教员。1914年，又选派了吴性纯、王霄汉到成都华西中学读书。吴性纯成绩优秀，后进入华西大学医学院学习，192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吴性纯是滇东北方言的穷苦苗族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和第一个博士，他为苗族增添了光彩，成了苗族青年仿效的榜样。吴性纯返回故乡后，一直在黔西北和滇东北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

1906年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开办第一所苗民小学以后，又相继在石门坎教区所属各联区开办完全小学，在支堂开办初级小学。教会办的小学遍及苗族主要村寨，苗族子女能就近入学，兼之学校用双语教学，适应苗族特点，故儿童入学率较高。

随着苗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于l910年设立了专门管理苗族地区教育的机构——教育委员会。该机构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在各联区、各支堂建立教会学校，派遣教员，发展各地的教育事业。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为办好这些学校，每年暑假在石门坎轮训教员，交流办学经验。各教会学校还设立了校董会，由教牧人员和热爱教育事业的苗族长老组成，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学校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集资集力维修校舍，动员苗族子女入学，评定优秀学生和推荐优秀学生到高一级学校深造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也比较完备。

到40年代，石门坎教区教会学校有：初级中学l所(石门坎边疆民族中学)，中心完全小学20所，初级小学百余所。从本世纪初到40年代，石门坎教区曾先后选送优秀学生到昭通、昆明、贵阳、成都、重庆、武汉、南京等城市上中学、大学。获博士学位的2人(吴性纯、张超伦)，大学及专科毕业生30余人(其中有获硕士、学士学位的)，高中及中专毕业生100余人，初中毕业生500余人，小学毕业生数千人。不少人才脱颖而出，在文化教育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里竟成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w，在当时的西南山区“实属首屈一指”㈤，“苗族中既如此注重领袖人才的造诣，料想他们将来对改进本民族生活，提高本民族文化，定有决心与毅力，吾人翘首企望，不胜欣喜”@。苗族白此改变了封闭、落后、蒙昧的状况，从古代民族进到了近代民族，这是苗族在近代的一个巨变。在苗族地区的教会学校，就其社会效益而论，是有利而无害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派员白敦厚在其所著《石门坎的苗胞生活》中承认：“现信教的较文明进步，花苗同胞在苗族中性格纯朴聪明，智慧文化最高。然而，经济生活极为穷苦。过去历朝漠视未设学校，近四十年来成绩斐然可观，遐迩驰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民政厅视察员田东屏等人，在1940年的《威宁县调查报告》中也承认：“自清末，英籍牧师柏格里、党居仁来石门坎及葛布立堂设校，苗、彝民族多入其教，其教育感化，勤于畜牧、农业，衣服装饰多改旧观。……其重文化、匀礼义、留学省内外者，亦不乏人，文化为威宁全县之冠。”国民党贵州省教育厅在1938年的《视察威宁报告》中称：“白清末，英籍牧师白格里来石门坎立教堂、设学校，苗、彝民族多入其教，受其教育感化，勤于畜牧、农业，衣服装俗多改lft观，民族性最纯，多皆自食其力，不为盗，不为乞丐，少吸烟，诚系难能可贵者也。”这些教会学校传授汉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体育、音乐、美术等科学知识，把东西方文化直接传播到了苗族地区，促进了苗族文化科学的进步。授课教员水平较高，学生成绩较好，社会效益也好。循道公会牧师柏格里，因在黔西北、滇东北苗族中传播基督教和办教会学校获得成功而闻名。

石门坎教区教会学校还十分注意在学生中开展文艺体育活动。教区、联区所在地的学校设有篮球场、足球场，支堂所在地的学校设有篮球场。所以篮球、排球、足球等球类运动遍及各学校、村寨；歌咏活动也遍及各学校、村寨，使偏僻的山寨充满了活力，增强了青年身心健康。这里的足球颇负盛名。每年农历五月五日过“花山节”时，除传统节目外，增加了许多体育比赛项目和歌舞比赛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引人瞩目。此外，随着卫生知识的增长，苗族学会了理发，男子剪去了长辫，留着平头和分头；男女老幼常洗脸、洗头、洗脚、换洗衣服；吃饭用桌子和碗筷，饮用开水；家家户户设立了厕所，人畜分居；改变了过去又脏又臭的面貌。有病求医吃药，利件痘和打预防针，因而到三、四十年代，天花、伤寒等危害最大的疾病己减少；原始群婚制的残余被根除，性病绝迹。西方人和汉族好的生活习俗被苗族接受了，他们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在促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Ⅲ。

进入石门坎教区的汉族教牧人员深入苗族山寨办学，以基督教(新教)特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权、人道思想，为苗族奠定了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苗族，并对苗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当地苗族人民的崇敬，改善了苗族与汉族的关系。’

1920年以后，苗族知识分子崛起，苗族教员逐步接替汉族教员在各教会学校任教，只有少数汉族教员继续留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和边疆民族中学任教。l926年后，基督教在苗族地区开始走向衰落，对处于偏僻地区的教会控制不严，苗族教牧人员因得以主要精力发展教育，使苗族文化教育事业日趋发展。

石门坎教区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从l906年至l911年，采用的是1902年的壬寅学制和在此基础上改定的1904年的癸卯学制(即采用西方近代教育的一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的办学指导方针相结合的形式)。从1912年至l919年，基本上是按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办学。“五四”运动后，各学校完全废除了读四书五经，全部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l919年至l922年，主要依照国民政府l922年按美国教育制度模式制定的教育制度，一律使用国民政府编的教材。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圣经》只是高年级的副课。

循道公公和内地会这两个教派，为了争夺日后在苗族地区传教的有利地位，提高本教派的声誉，竟相兴办教会学校，鼓励苗族去学文化知识。他们的主要动因，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在苗族中站稳脚跟。他们要造就的是苗族的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因为这些苗族“可以做大多数外国人不能做到的事”∞，只有本地本民族的传教士才能“透彻地了解他们的同胞，知道达到他们心灵的途径”㈤。但由于内地会不注重文化教育，更不注重高层次人才培养，因而在文化教育上，循道公会在苗族中成就最大，声誉最高。

三、苗文的创制和运用所起的作用

苗文的创制和运用，对苗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龚作用。

在内地会葛布教区，由于信仰基督教的苗族群众汉语、汉文水平很低，难以领会《圣经》和《赞美诗》的含义。为便于领会，党居仁和苗族张雅各、张马可等人用拉丁文将《圣经》、《赞美诗》译成苗语。但由于拉丁文拼音、书写和英文相似，文盲初学者十分困难，因而未形成正式文字推行。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创制出苗文以后，才采用了这套苗文。

在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柏格里和汉族布道员在传教中，也遇到了内地会葛布教区同样的困难。为提高苗族信教群众对《圣经》、《赞美诗》的理解，柏格里用英文字母创制了一种苗文，但出台后，除柏格里本人外，连汉族布道员都弄不懂，因而无法推行。此文曾被称为柏格里苗文。经过商议，成立了创制苗文小组，由苗族杨雅各、张武、王胜模和汉族知识分于李司提凡等人参加，柏格里主持研制。创制苗文的原则是易写、易记、易懂。为此，他们把一些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中的一些花纹符号相融合作为声母，韵母基本上采用了拉丁字母。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相拼为一个音节。一个字的笔画最多不超过五笔。这套苗文创制出来后，又根据苗族特点，拟定了形象教学法。试行中，苗族确实感到易学易记易写，没有上过学的人，只要学半个月就可以掌握，适合于不懂汉语汉文的人，故为广大苗族群众欢迎。从此，贫苦苗民结束了结绳、刻木记事的原始方法。此文字不是柏格里一人创造的，未被命名为“柏格里苗文”。此文字按当时的时代而论，并不低劣，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至今仍为操滇东北方言的苗族使用，其生命力早已为人所共知。

在推行苗文过程中，柏格里和苗、汉族教牧人员利用这种苗文翻详《圣经》、《赞美诗》，编印苗文课本在群众中传授。如编印的《苗文原始读本》采用简平的问答式，简明扼要，十分好懂。石门坎教师还用苗文创办了《半月刊》，用它来向苗族传播知识，向苗族介绍国内外的情况，介绍国内外先进民族的好风尚，宣传读书、讲卫生的好处，提倡改变苗族的陈规陋习等等。通过这些教育，苗族群众才真正知道“我们苗族的的确确是中国人”④，要进步必须学文化、学知识。因而在苗族中形成了尊重老师，重视文化知识的风气，许多苗族农民再穷再苦，也要支持子女到学校读书，谁家的子女文化高，就受人尊重。

由于《圣经》、《赞美诗》及编印的科普读物都用苗文，再加上各山寨办夜校用苗文扫盲，到三、四十年代信教群众已普遍懂苗文，普遍能识字、能写信、能记帐，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跨入了有文化有知识的近代民族行列。江应梁教授在40年代有如下评述：“这种文字在苗胞区域里派行，非常普遍广大”，“在昭通接近贵州戚宁的石门坎教堂里，且有苗文报纸的印行。苗胞中的青年，不识这种文字的己经很少了。在云南的南部文山、开远一带，这种文字的流行也极广。”

1913年，《新约全书》在柏格里的指导下，由苗族、汉族教牧人员共同编译成了苗文版。l916年底，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雅各带着译本到日本横滨去印刷出版，并由杨雅各在横滨负责校订。1917年冬印刷完毕，运回昭通发行。第二版于30年代初，由杨荣新(苗)等人在第一版的基础在昭通修订，由上海圣公会出版，运回昭通发行。把《新约全书》这样一部巨著全部编译成苗文出版，在近代苗族文化史上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它不仅使苗族信教群众感到《圣经》通俗易懂了，而且也使他们易于了解西方古代社会，学习西方文化了，也使他们的语言词汇丰富了。苗文译本《新约全书》语言词汇之丰富令人吃惊，译者们跳出了苗族原有词汇的范围，吸收了汉民族和西方的词汇，大大丰富了苗族词汇，在语言学上也是一大进步。

在近代，苗族从无知到有知，从愚昧到开化，与教会学校的教育、苗文的创制和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证明，“从外国采用一种有用的思想，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象中国文化那样借用了外来的花样因而激起创造的努力者，往往产生惊人的结果”。“只有不长进的民族才不肯向人家学!”心苗族由于吸收了西方和汉族先进文化，使他们的思想意识、经济生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在发展苗族文化教育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成效不一。循道公会认为，提高苗族文化知识，使他们与外界接触，开阔视野，才能忠于教会。内地会则认为，提高了苗族文化知识，会影响他们忠于教会。因而在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范围，出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地会葛布教区范围，连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很少。

四、苗族的觉醒

从1913起，相继到内地大中城市中学、大学上学的苗族青年逐步增多，由于他们有机会和汉族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博览群书，并受到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觉醒。l915年，蔡愕将军率领滇军(云南护国军)赴川讨衰，路过昭通，苗族知识青年动员苗族群众捐赠给滇军银元lO00两。l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昭通学生掀起抗议日、英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运动，在昭通宣道中学读书的王心忠等苗族学生参加了这一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石门坎学校的师生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恨。逢赶场日，全校师生列队到场坝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井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毕节、昭通地区，发表了告各族人民书，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拥护红军。苗族知识分子拥护红军主张，朱启孝在红军的影响下，写了一首诗：昭通威宁妖魔鬼怪多，遭其鱼肉有冤无处申，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把妖魔鬼怪打翻。抗日战争爆发后，苗族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救国，积极参军参战，如张仁义(军医)、陶开群(下级军宫)等在卢汉的滇军服役，先后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有的知识青年如杨汉松等，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企图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统治。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配合解放军解放贵州、云南，l946年初，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苗族青年张斐然和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彝族青年陆宗堂，奉昭通地下党的指示，以石门坎中学为中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秘密筹集枪支弹药，争取彝、苗上层人士的支持。1949年初，陆、张奉昭通地下党的指示，由张斐然从石门中学带了60余名学生编入昭通安纯三(彝族，师长兼昭通专员)部教导队受训。是年8月，陆、张奉命将教导队开赴贵』·I'1威宁农村组建游击团，陆宗堂任团政委、张斐然任政治部主任。游击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是彝、苗贫苦农民的子弟和知识青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堵击国民党溃军，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黔西北、滇东北立下了战功。解放后，不少苗族知识分子成了各级党政军和教育、卫生、科技战线的骨干。历史的辫证法又一次证实，基督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而办教育，结果却培养了否定自己的对立面。(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l 989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恩耀(1936—1997)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副

教授。苗族，云南彝良县人。20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就读于中央民族大

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威宁石门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边远落后的苗族山寨探索开发苗族地区的途径

杨正伟

今日的石门坎是昨日石门坎的发展，不了解昨天的石门坎，就不了解今天的石门坎。同样，离开了昨天和今天的石门坎，就不会迎来明日的石门坎。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研究开发民族落后地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沦意义，已被许多同仁所关注。1986年笔者在参加省委扶贫工作队赴威宁石门坎工作期间，也趁这个东风，进行了有关民族社会经济的考察。也许因为自己是苗族的缘固，在实际的调查中，我对石门坎苗族人民的生活现状、经济发展始终怀有某种感情上的关注。我想，石门坎苗族，在苗族地区有其典型性，它或许就是苗族落后地区的缩影。研究它的开发问题，或许也是整个苗族地区的开发问题。因此，现将部分调查材料和一些零星感受，提供给一切关心苗族振兴的同胞们。

昨天：苗族史上的奇迹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西北部，地处云南、四川l、贵州三省交界，东南距威宁县城l40公里；东．北距云南彝良县60多公里；西北距昭通40多公里。系黔西北高寒偏僻：川疑的苗民nl寨，川滇黔间一大孔道。海拔最高2676米，最低l440米，平均2440米左右。该地四周皆是崇山峻岭，有所谓“抬头见天是白天，弯腰望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眼前要半天”，形势非常险要，时有狼、熊、野猪等野兽出没。春秋时分，整日云雾缭绕；冬季雪厚尺许，异常寒冷。就这样一一个荒僻壤常被世人忘却的小角落，有谁想到，它在本世纪初，竟会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④?就连英文教会报上也称之为“海外天国”，

“显然是一一个最堪注目的所在”④，许多外国邮件和汇款都直寄“中国石门坎”，这不能不说是苗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石门坎的苗族，属滇东北方言，俗称大花苗。约在宋、元时期迁到威宁。据有关史料考证，这支苗民迁徙到贵少I'1后，先从比懦(今大方、黔西境内)迁到骚诺(今威宁境内)。按民间“苗族搬到乌撒(今威宁)以三十几代”的推算，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其迁徙路线大致为：盐仓一新龙场一卡保河谷(今马踏乡)一石门坎。到了这里以后，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穷山恶水的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由于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发展比较缓慢，苗民生活极端贫困。长期以来，‘他们住的是叉叉房，吃的是洋芋、野果，文化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目、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终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正如苗文溯源碑㈤所载：“我们好象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我们苗族没有见到书四千多年了”，“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文化侵略”，使石门坎苗族人民“因祸得福”。

自从1905年初，英籍传教士柏格里(S．Pollard，又译波拉德，英格兰人，l964—1915年)到石门坎以后，这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地方是个荒地僻壤，过去很少为当局所注意，但在二十世纪苗夷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系首屈一指”@。

“当柏氏到石门坎数年后，因他与安土司交好，就向安土司借了石门坎地方，并筹巨资建立了教堂和学校等，逐年的增建，现在已有三十多幢西式房屋，内有大礼拜堂，学校，医院，救济院(包括孤儿院，麻疯院)等……’

“石门坎教会办的苗民学校，有计划地推广，常有所谓五年六年的计划大纲发表，据最近的统计：共有52所，初级班占最大多数，教员约70余人，学生总共有2000人左右，每年缴费约数万元，纯由‘循道公会’负担，石门坎当地的小学为校本部，有高级初级男女两部，该校名‘华光小学’，其他各校名‘华光小学第×分校；华光小学初由当地一位举人刘映三任校长，历时25时，到民国九年刘氏逝世，由其高材子弟的大学医科博士吴性纯任校长，民国二十四年就有当地花苗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归来，吴君辞职，朱君继任校长，最近有花苗杨汉先也由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归来，朱君因劳苦成疾辞职休养，乃由杨君继任校长。目前教会已达到‘以苗养苗’的目的，苗民中人材辈出，计有大学毕业生五名，高中毕业生十余名，初中生百余名，小学生三千余名。@”

“柏格里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的时候，就以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了一种拼花苗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六十六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具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编译了整套用这种符号的教科书，便各学校中教育苗民儿童研读”④。

“石门苗化之区，计七八百里，教徒一万六千左右，……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此为两年前作者就学蜀蓉之际，苗族旅蓉者三五人共同寻求材料，集以适苗民情况者编纂一部‘苗民夜读课本’，……姑无论教徒非教徒，均须念读”④……。

这些记载，虽然残缺不全，甚至有许多片面之处，但均可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昨天”石门坎苗民的情况。

总是，昨天石门坎的苗民，与光华学校的教育始终联系在一起。而光华学校从1905年开始，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先后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时期，共四十多年，它曾随石门坎教会的兴衰而兴衰。国民党出于对苗族子弟进行大汉族主义同化教育的需要，也曾插足干预，“省主席”杨森亲自视察石门坎，并派人与教会争权夺利、狼狈为奸。其后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冲击下，风风雨雨，已摇摇欲坠。直至解放后，l951年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教会学校，当地苗胞才真正翻了身，作了主人。．

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就把“只知有教会，不知有政府”，+擘帝国主义的走狗’i等罪名硬套在石门坎苗胞(特别是苗族知识分子)的头上，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包袱和灾难。今天是“实事求是”的时代，我们必须客观地评价石门坎苗族人民“昨天”的这一段历史，为当前的苗族地区建设提供某些依据。

1、正确认识石门坎苗胞信教的问题

石门坎苗胞信仰基督教的原因，除了当时的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石门坎苗胞，长期生活在高寒山区，刀耕火种，无力抵抗强大的自然力，生活得不到保障，素来文化落后，迷信成风。信仰基督教，一方面有了“精神寄托”，一方面减轻信仰多神崇拜时消耗的巨大财物。另外，由于石门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历代统治者对苗胞“无人问津”，身受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治地位极其低下，因而企图从基督教中，寻求摆脱苦难之路。事实上，柏格里也借助洋人的特权和教会的力量，支持苗胞反抗地方恶势力对他们的压迫，政治上在某种程度给苗胞撑腰，大造“读书就能得救”、“读书就不会被别族欺侮”的主张，支持苗族子弟入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定深得苗民的拥护。

2、柏格里的传教办学精神，值得借鉴

一个从繁华都市过来的外国人，能深入中国边疆坚持办学传教达27年，决非易事，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1887年，他一到中国上海等地，就学汉语文，一付中国人的打扮。1905年到了“与世隔绝”的石门坎，又与苗胞打成一片，毫无抱怨当地简陋的生活环境和较原始的生活习惯，仍与苗族同吃同住，同穿麻衣草鞋，待人和蔼，没有资产阶级老爷的派势。亲自组织兴建学校、宿舍、礼堂、场坝、运动场，创造苗文，培养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正如柏格里墓志铭所载：“一片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牖栉比，差别有天地。”直到1915年，石门坎许多师生传染伤寒病，其他健康的师生都纷纷离开，病人亲属都不敢前来服侍，柏格里及夫人海孝贞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护理这些师生。后来柏格里被传染，于同年九月病逝。他死了以后，上千个苗胞为他送葬，修建坟墓，立下墓碑，可见苗胞对他的感情之深。而他在石门坎坚持办学传教十一年中，走满苗乡，动员苗族子弟入学，历尽艰辛。在为苗胞“撑腰”的过程中，几遭当地土目、反教者毒打，住宅被烧，但他一直兢兢业业，充满信心，甚至在生命垂危的关头，仍无动摇。虽然他是在为宗教卖力，但这种艰苦创业、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

3、正确评价基督教在石门坎苗区的社会作用

传教士在石门坎办学传教，无疑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奴役。但从客观上，对石门坎苗族人民的发展进步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就其社会效果而论，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作用。积极方面有：(1)传播科学的生产方式。石门坎的传教士来了以后，就有了“试办小规模农场”、“辅导小学施于生产训练”、“推广站”等，进行科学种植，推广良畜，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局面。(2)带来西方文明。传教士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必然要带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督教传入前，石门坎苗胞文化落后，迷信盛行，甚至存在“吃平伙饭”、“宿寨房”、“姑娘房”等原始群婚制的残余，自从1907年柏格里提出“改革苗族风俗习惯”的方案后，便规定“男子年龄须满22岁(实际执行中为20岁)，女子则应满20岁(实际执行中为18岁)，并有自给的能力及基金，并各须有相当的知识，至低应读完低课读本全部，女子更须二年的家政训练所毕业后始具完婚资格”④。在生活习惯上，基本上革除了过去那种人畜共屋，不洗脸、不理发的陋习。用现代医药代替了过去的求菩萨神。用体育、文娱活动替代过去的“喝闷酒”、“耍花山”、“打老牛”等等，推动了石门苗区对陋习的改革。(3)把苗胞从浪费财物、精力的多神崇拜，进入到一神崇拜，无论从当时苗胞的经济条件，还是从宗教发展史看，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4)苗胞从教会学校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后，懂得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敢于起来反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5)苗族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文字，柏格里到石门坎以后，与当地苗胞一起，创造苗文，编写苗文课本、读物，办苗文小报，进行双语(苗、汉、英)教学，这是一个创举。苗胞掌握本民族文字后，对于传播发展苗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其到了巨大作用。消极方面主要有：(1)基督教成了苗民的精神鸦片，削弱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2)破坏了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3)基督教各教派的矛盾，教徒与非教徒的矛盾，引起了们苗族内部的分裂。l这些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

4、正确对待石门坎教会培养出来的苗族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办的学校，只招统治者的子弟入校，对边疆苗胞从不问津。石门坎教会学校在柏格里和其他后继者的努力下，先后四十多年，在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一人读过书，“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数上百位的数字∽’的偏僻苗寨，培养出大专毕业(部分肄业)生三十余人(有的还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中学和中转毕业生二百余人，小学毕业数千人。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和苗族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能回到石门坎，为建设家乡，教育本民族子弟，振兴民族文化尽到自己的责任。有的还拿起笔、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很少真正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解放以后，他们很多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或成了建设四化的业务骨干。但在文革时期，这批苗族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三中全会以后已陆续平反，今天仍是建设苗乡、建设四化的力量。、

今天：令人震惊的现实“昨天”作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石门坎，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使今天的石门坎真正复兴。相反地，出现了昨天和今天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随时间的推移，其后果已越来越突出。它不仅导致石门坎的经济生产发展缓慢，民族文化素质下降，而且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也是惊人的。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正以成倍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石门坎的经济却徘徊在解放初的水平。这种落后的越落后，先进的越先进的“马太效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动。请看l986年笔者在石门坎调查到的部分材料。、

1、生活状况

据1986年1月5日统计，石门坎乡总面积96986亩，其中耕地面积11965亩，草地面积36556亩，灌木材面积29556亩，用林材面积7000亩，荒山面积ll909亩。7个村，37个小组，981户，4823人。就这么一点土地，就这么一些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这样一直死死地把自己捆在这块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他们一年四季，早出晚归，抛撒着辛勤的汗水，然而，瘦薄的土地却不给他们带来响应的报酬。就这样，年复一年，他们的心灵被扭曲了，靠国家救济成为习惯，维艰度

这家苗族得到艾莉森教授的帮助，其母亲感激不尽(东旻摄)。

日成为常规，商品生产与他们绝缘。特别是“浮夸风”时期，许多群众不仅买布的钱没有，就连买盐的钱也缺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上级政府的救济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里起步太晚，基础较差，贫困还象魔鬼死死缠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现分述如下：

(1)衣。石门坎群众的衣裤40％以上都依靠国家补助，5％的人还穿自织的麻衣麻裤。他们一年四季几乎都是那么破烂不堪的一身，很少有更换的。走亲访友轮流穿衣，七、八岁的小孩光着身子的现象，到处可见。

(2)食。这里是高寒L且区，没有稻田，食粮以包谷、洋芋为主。1985年全乡包谷总产量572400斤，人均ll8．6斤；洋芋总产1780400斤，人均+369斤；大豆总产71700今，人均l4．8斤；其他杂粮总产46200斤，人均9．7斤。这里的粮食生产从来都是低而不稳，加上牲畜饲料需要量大，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10％的农户从春季过后就缺粮了，六月份后，80％的农户都得靠救济维持生活。他们一目两餐，吃法非常简单，将洋芋放在火边烤半生不熟后，用竹片或木条括掉灰尘，即边吹边食，多不用菜。

(3)住。这里的群众基本上都是按族别、家族聚寨而居，苗族一般都住在山颠或半山腰上，他们的房屋，98％都是用泥土冲墙，多为一个长方形，用“人”字形的木架搭在上面，盖上小竹子、松针或杂草而成。大都矮小狭窄，分割两三间，用杂木、竹条编一层楼，上下居住。由于气候寒冷，场遇风灾，这些房屋多无窗子，加上一年四季煤火不熄，又无烟囱，人畜临近，进屋关门后就是漆黑一团，臭气难闻。据统计，l0％的极贫困户，人畜都在一间，一般情况，人住一两问，畜住一问，但人畜都是一道门进出，楼上住人，楼下住畜，可谓人畜共居。35％的农户没有床，大多睡在杂木编的楼板上，盖垫用的多是荞草、麻布或自己用羊毛赶织的“毯子”，85％的被子都是国家补助，而全乡平均十人左右才有一床“被子”。如荣和村新民组王进明家，一家五口人共用一床烂被子，他说，这床被子是1971年他去参加修湘黔铁路时背来的。锅场村村长杨通文家，也是一家四口共用一床“被子”，他说，这床被子是1956年他去参加抗美援朝回来发的。荣和村副村长张玉康家，一家五口，人畜共住一间房子。1971年从部队带来的被子已烂，现无床无被。家里老人在火边过夜，其他4人睡在楼上草堆里。类似情况不少。

(4)家用器具。这里除部分汉族姑娘从娘家带来的碗柜(约六七十元)稍好一点外，其余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食用方面平均每户有二三个土碗，l个沙锅，l个甑子，一些木勺，两户一张吃饭桌；日常用具平均每户有两根凳子，一对水桶，5户1个石磨，三分之一的苗族户有织布架；生产用具除镰刀、斧头、板锄、铧口等少量铁器外，多数是竹器、木器和石器。另外，他们在生产上使用的动力主要是黄牛，但据1986年元月六目的统计，全乡只喂有黄牛938头，每户平均还不足一头。

(5)经济收入。石门坎群众的商品意识较差，加上自然环境局限，经济来源很少。除了自己耕种的养育、包谷，多数没有余款。据统计，l985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1132605元，人均234．7元。其中：人均总收入200元以下的有698户，占总户数的71％；人均300．500元的有237户，占24％；人均500．1，000元的有46户，占5％。个别的农户连煤油灯也点不起、盐巴也吃不上，其他的经济收入就无从谈起了。就全部家具而言，全乡不超过100元的农户约占55，不超过30元的农户约占l0％，最富的不超过300元，还有不足l0元的极贫困户。1985年全乡没有一户到信用社存款，而贷款就达四万多元。

2、人畜饮水状况

长期以来，石门坎50％的群众，世世代代都为人畜引水发愁。他们每天几乎都用三分之一的时问为吃水到处奔波，有的甚至不顾野兽出。没，深更半夜到井边等水。牲畜吃水也非常困难，从每年十月初到第二年的五月底为断水时节，在这期问，每户人家只得减少喂养牲畜20％，一到忙种季节，人们要到六、七里远的地方背水掺粪，才能下种，严重地影响了粮、牧生产。当地群众流传有民谣：“人畜引水贵如油，提起水桶眼泪流”，这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具体情况见下表：

3、教育状况

石门坎的教育非常落后，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不仅四五十岁的旧文盲没有消除，一二十岁的新文盲仍大量出现。据l986年4月初统计，全乡只有高中生9人，占总人口的0．18％；初中生93人(包括在校生20人)，占总人口的l．98％；小学生320人(包括在校生150人)，占总人口的6．6％：文盲达91．36％；失学儿童达88％(全乡适学龄儿童485人，能上学的只有55人)。就石门民族学校校舍而言，由于多年失修，危房太多，目前除几栋稍好外，其余都破烂不堪，教职学工宿舍，经常漏雨，有些房子已不能住人。上级拨给的教育经费虽逐年有所增加，但由于工人数增加了(全校教职工共36人，工人或不能上课的教工共13人，占36．1％)，工资、旅差费、休假费、烤火费、洗脸费、科技津贴等等开支都有增加，教育经费几乎都用在教工人头经费上，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微乎其微。民办学校的情景更糟，有的教室是把私人的牛圈修整成的，四五个学生共一张课桌，甚至站起上课。就师资力量来说，石门民校上课的教师只占63．9％，素质较差，全校27名教师，有16人参加教材过关考试，只有3个合格，有的只考得几分。民办教师几次参加考试，竞没有一个合格。很多教师都不安心本职工作，学校的五个领导干部都书面或口头要求调动或改行。六、歧视年代全乡先后办的八所民办学校，现以垮台七所，营坪村民校虽然巩固下来，但无人领导管理，教师找不到工作联系点，已有垮台的趋势。

4、卫生状况

石门坎的卫生条件极差，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环境所迫；一方面由于自身长期养成的不良积习，人们易于得病，死亡率较高。。1985年全乡死亡50多人，1986年死亡更多，因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这个乡年年都完成了“计划生育任务”。

(1)由于自然条件差，缺乏水源，加上长期养成的生活陋习，人们发病率高。据统讨+，这里60％的人不习惯洗脸；50％的人一年四季不洗过一次衣服；80％的人一生中不洗过一次澡。加上穷山恶水，人畜共居，饮食不洁等等，人们易于得病。如荣和村中寨组的“痱骨症”，实在使人吃惊。这里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痱骨症”就象魔鬼一样死死缠在他们世时代代的人身上。人们只要进入四十上下(有的只到二十左右)，全身就会或轻或重地出现异常。据改组组长王德昌讲，开始只是脚底麻木，经常抽筋，后随年龄的增长，麻木部位逐渐上升，直致全身僵硬，然后又漫漫瘫痪，动弹不得，很快就会死亡。由于缺医少药，得病无法医治，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是45岁。目前，这里还居住着43户、204个同胞，现已有20％的人患上了此病，有的瘫痪在床，等待死亡。天真活泼的儿童虽然还没有什么预兆，可病魔还是一天一天地向他们靠近。对此，笔者无不思绪万千，心绞涕落!希望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去做些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上报各级政府，以拯救自己的同胞。

(2)由于经济落后，缺乏钱，有病无法医治。石门坎有线属医院l所(有8个医生)，乡医院l所(3个医生)，当群众生病，没有经济来源，多用土方草药治疗j家里很穷的，只好躺在屋里，等待命运的安排。1986年3月17日，笔者到石门坎调查，路过邱玉华家，进门一看，他和自己六岁的小孩都重病在床，不断呻吟。他家旁边就是医院，我问他为何不去治疗，他说，父子生病已近半月，现吃饭都很成问题，哪有钱求医。类似情况不少。

用不着再罗列这些现象和数据了，这只能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而导致这里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自然条件差，致富条件尚未具备。

(1)环境恶劣。这里山高地少，土地瘦薄；气候寒冷，云雾缭绕；严重缺水，常有风灾，严重影响了农、牧生产。加上群众无力购买肥料，多是广种薄收，…·般包谷亩产只有150斤左右，有的还不足七八十斤。故有民谣；“山高雾大小雨多，庄稼种遍好几坡，到了秋收心要凉，种一坡来收一锅”，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2)地处偏僻，信息闭塞。石门坎距威宁县城l40公里，距区公所42公里，可谓“与世隔绝”。因此，既缺乏城市的辐射力，又没有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效应。这就导致了当地群众见识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状况。据统计，全乡95％的农民一生中没有到过威宁县城；75％的农民没有到国区公所；5％的人没有到过乡政府所在地。至于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相当一部分只知道白天出工，晚上收工，什么商品生产、市场需要与他们无缘。

(3)交通不便。运输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交通闭塞，必然会限制货物的流通与周转，阻碍商品生产的发展。石门坎虽然通了公路，但由于山高坡陡，位置边远，路况差，运距长，车子流量少，造成石门的东西运不出来，外边的东西运不进去，恶性循环，极大地滞缓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2、人的素质差。

劳动者的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被许多同仁所认识。“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正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但“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堆。w”因此，经济落后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素质差。石门坎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广大劳动者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素质，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1)文化水平低，科技人员奇缺。前面已述，石门坎的文盲率达91．3％，不仅旧文盲多，而且新文盲仍大量产生a这种文盲充斥，使他们普遍缺乏科技知识，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刀耕火种，不选种，不施肥，播下种子后就万事大吉，任其生长，大量果树白生自灭。如上“多子多富”的观念，生得多又无法教育培养，科技人员奇缺，能工巧匠稀少，严重地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分工分业的深化。

(2)商品观念薄弱。石门坎的农民，世时代代都是种包谷、洋芋，很少种经济作物。据统计，l985年全乡油料总产量5000斤，人均l．1斤；烤烟700斤，人均0．4斤；辣椒3900斤，人均0．8斤；向日葵4200斤，人均0．82斤。产生[生产]结构不合理。农忙过后，剩余劳力较多，但都不愿寻找门路抓经济收入。他们或者安于现状，无致富意识；或者缺乏专长，想富无门路；或者有优势没利用，可养畜的地方不养，可挖煤的地方不挖。特别是很多苗族同胞，至今还认为经商是羞耻之事。只等家里没油盐钱了，才抬些水果、鸡蛋、蜂糖等到市场卖，但遇到熟人就你抓一把，我拿一把，剩下的已寥寥无几。许多家的水果、蔬菜，宁愿让其腐烂，也不拿到市场出售。笔者曾问过他们，回答是：“男子汉大丈夫，抬这些东西到街上东窜西窜，害羞得很。”因此，整个石门坎街子，摆小摊的尽是云南昭通、彝良的小商，而当地群众只把鸡蛋等物品廉价卖给这些人，任他们起倒手赚钱。

(3)依赖思想特别突出。由于这里环境恶劣，人的素质差，当地部分农民的心灵被扭曲了，靠国家救济成了习惯，依赖思想强。有的人抱着“穷就穷到底，国家才救济”的观念，宁愿睡在家里，不去认真耕作；宁愿将衣服撕烂，就来申请补助；宁愿将剩下的包谷抬去换酒喝，就来伸手要救济。部分苗胞家里无粮了，就躺在家里等乡村干部来调查。有人想照顾他们到省城去做临工，他们不愿去；乡政府修房子，照顾他们每天给3．5元工资，他们不愿干。就是上级有关部门无偿支持钢管，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运到乡政府后，还要乡、村干部一家一户去请，并答应开他们的工钱，才肯抬到村里。面对这样的素质，致富从何谈起?

(4)干部素质低。村、乡干部文化水平低，工作缺乏主动性，上级布置什么就抓什么。他们很少出过家乡，见【世】面少，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商品意识、经济观念淡薄，难以领导群众致富。工作上，胆小怕事，责任不明，缺乏长远规划，办事效力低。生活上，家庭负担重，经常回家干农活，各自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到处奔波，考虑全乡工作少。从各村党支部来看，l986年初全乡7个村，共有正副书记8人，其中文盲6人，初中文化l人，小学文化l人，平均年龄五十岁，最大的已到63岁。他们或者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或者一字不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或者得过且过，缺乏责任心；或者依仗权势，以权谋私等，致使村支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失去先锋带头作用。

3、商品经济的社会发育不成熟。

(1)社会发育不良，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规模的商品交换环境。石门坎长期以来就很落后，二十世纪初还有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五十年代就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缺乏商品经济的培育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动。解放以后，又经历了许多挫折，很难找到这里发展商品经济的“后发优势”。

(2)缺乏城市的带动，农民进入市场经商困难重重。石门坎离城市较远，群众买一点生活必需品也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如果要经商除缺乏资金投入外，更主要的是无法掌握货源信息和运输渠道，很难受到城市经济辐射力的推动。

 (3)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不需要甚至排斥商品交换。

4、上级支持不够。

援助，是帮助边远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但光是资金的援助，缺乏政策、智力的特殊援助，就不可能使贫穷地区真正走上富裕之路。但长期以来，上级在政策、智力上对石门坎的照顾还不够。

(1)扶贫资金的使用，督促检查不力。解放以来，人民政府援助石门坎的资金不算少，但这些钱如何花，很少过问。如1986年中旬，上级有关部门援助石门坎解决种羊经费24000元，指定要具体落实到24户农民手中，平均每户l000元，非要自己购买种羊，有的农户家里一缺劳力，二缺圈房、草场，只好将自己原有的种羊卖出。又重新买新的羊子，到了十一月中旬，上级有关部门就来检查落实情况，乡政府为了让他们看到羊子，就下令将草原村的羊子赶到公路边上来(约四、五里远)，有的群众不来，他们就决定今后不再给救济。类似情况不少。

(2)各种税收多，农民负担重。这里群众的经济收入很低，但各种税收很多。比如群众挖煤，工具本来就很原始，加上交通闭塞，多是廉价出售，收入较低。但要上工商管理费、维检费、养路费、区乡提成费。农民种地，要收农业税。杀猪宰羊，要交屠宰税，拿到市场出售要交交易费、管理费、临商税。学生要交学杂费、民办教师补贴费。农民要交村、组干部提成费。这些税收、提成，在其他发达地区，不算什么负担，可在这里却无力支付。需要有特殊的政策照顾。

(3)有的领导还把石门坎工作当成惩罚干部的“充军”点，严重挫伤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明天：探索生存发展之路

昨天的石门坎已成为历史，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令人震惊的现实。除了寻求发展之路，我们别无选择。而昨天的某些经验教训和今天的这些现状特点，都是我们寻找出路的依据和出发点。

虽然石门坎地处边远，环境恶劣，基础较差，农产不丰，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只要找到突破口，脱贫致富就有希望。

1、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抓住龙头资源。

苗族贫困地区一般自然资源都较丰富，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物质条件。只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抓好·一些投资少要求简单，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实现由“资源型”向”商品型”转化，苗族经济就会振兴。

在石门坎，主要的“龙头”资源优势是煤。全乡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储藏量大，煤层厚，质量好，发热量高。近几年来，这里的乡镇企业也是以煤厂为主，但多是农民个人承包，投资少，设备差(锄头挖，撮箕背)，缺乏管理，销路困难。据统计，1985年100个民工，利用农闲时间，就能挖出近两万吨的煤，煤的产值占全乡工业产值的98％以上。办好煤厂是振兴石门坎经济的基础。只要上级有关部门拨下投资重点扶持，重新整顿现有煤窑，采用较现代化的设备，就能挖出大量的煤。再与云南昭通、鲁地[甸]、彝良等临近的缺煤地区签定合同，打开销路市场，沉睡的煤就可以变成商品，然后又将那边的粮食、化肥运来。这样良性循环，就能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2、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促进苗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石门坎荒山面积大，光是草地面积就有36556亩，占全乡总面积的37．69％，适宜发展牧畜业。这几年来，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0％左右。抓好畜牧业，是这里致富的“一大拳头”。其突破口是：第  ，在政府的扶持下，大力引进优良种畜，特别是绵羊良种，提高羊毛生长率；第二，加强草地的建设和管理，尽快在退耕地上种草；第三，大力宣传和推广科学养畜技术，做好冬、春季节的饲养和管理；第四，修建水池，逐步解决牲畜吃水问题；第五，扶持和发展养牧业专业户、重点户，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第六，在适当时间内，建立一个小型冷冻厂，面向昭通地区，打开市场销路。

3、重视教育，大力培养乡土人才。

今天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国内外的资料早已证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的高低与生产力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苗族地区的资源开发，离不开智力的开发。石门坎落后，最关键的是缺乏人才。这里的能工巧匠、种植能手实在太少。其原因都与忽视文化教育有关。因此，加强这里的智力开发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发展教育的紧迫性，增强“庄稼误一季，人才误一世”的观念，动员群众让其子女到学校读书，千方百计让他们意识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其次，要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养成“尊师重教”的风气。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没有好的教师，其他条件再好也办不好教育。在苗族贫困地区和石门坎的学校中，中年骨干大量外流，青年教师基础较差，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不愿分来。造成了越是边远落后的地区，公办教师越派不去，民办学校就越多，群众的负担就越重。因此，在这些贫困地区要采取特殊的政策，稳定师资队伍。在政治上，各级组织要关心这些教师的成长，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在生活上，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如住房、农转非、子女升学、家属就业以及离退休等。对那些在这些边远贫困山区工作的教师，要实行划区域定奖金制度，成绩显著者可评功授奖，乃至树碑立传，以鼓励更多的人献身于这些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再次，要从职业教育入手，举行各种形式的职业班、培训班，给当地回乡知识青年、农民传授使用技术，让他们掌握～些实际本领，拓宽致富门路。

4、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水、电、交通困难。

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大多都与石门坎一样居住在高山峻岭，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严重缺水，影响了粮牧生产；缺乏电源，生产加工不能进行，产品价值不能增值；交通闭塞，给当地商品生产带来困难。因此，努力改善饮水、交通、供电条件，是促进石门坎脱贫致富的基础和前提。

5、更新观念，增强商品意识。

石门坎和其他苗族贫困地区～样，人们的小农意识特别突出，商品观念非常薄弱。因此，要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更新观念。在精神上，要帮助他们消除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引导他们冲破千百年来那种封闭自首和经营单一的状况，让他们打开寨门，迎接外界商品经济的嵌入，逐步迈进商品生产的门槛。在具体措施上，首先要大力宣传党的富民政策，传授有关商品经济知识，组织他们认真讨论，找出自己贫困的原因，选好突破口，帮助他们从单一抓农业生产的圈子中走进商品生产的领域。其次，加强横向联系，开拓视野，增强群众的经济竞争意识。再次大力扶持重点户，树立各种勤劳致富典型，运用典型示范的办法，依靠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群众奋发图强，去掉等待和依赖思想。总之，要真正改变石门坎和整个苗族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大力扶助；另一方面要靠本地、本民族同胞自己的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自我“造血功能”，变“输血”为“造血”，增强内部活力。我们始终相信，未来属于勤劳勇敢的人民。(原载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编：《苗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

历史上石门坎苗族教育反思

颜勇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省西北部。境内苗族人口约有50000余人，石门坎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本世纪初，威宁石门坎苗族教育“实系首屈一指”∞，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罾，威宁石门坎因此而被国外基督教报纸誉为“海外天国”@。很明显，当时教会在此创办学校、兴办教育，主观上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同化动机，但在客观事实上却发展了这一地区的苗族教育，并使之成为苗族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反思总结这个时期石门坎苗族教育，对我们今天发展苗族教育及其他少数民族教育，具有其正反方面的意义。

一、石门坎苗族教育的历史概述

石门坎属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七区，地处贵州和云南两省交界处。距威宁县城120公里，离云南昭通仅37公里。上世纪末，“这里居住着300余户人家，95％以上系苗族的一支大花苗。清光绪l3年(1887年)，英籍基督教传教士柏格里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怀着“用圣经征服中国”之目的，到云南昭通传教布道，但信者无几。后得一牧师党居仁指点，乃离开昭通，前往石门坎，创设教堂，传道兴学。石门坎苗族教育遂兴。

清光绪31年(1905年)，柏格里在石门坎修建第一所学校，于次年正式招收苗族子弟上学。并一反中国教育史上的传统，男女均收，同校授课。办学之初仅设立一初小班，以后逐步发展，至中华民国初年，已扩展成为高级与初级男女两部，成为历史上苗族第一所完全小学，并命名为“光华小学”，学制六年。学校的教育体制完全英化，学校设有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为了进一步达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同化的目的，1910年柏格里所属的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还专门设立了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管理机构一教育委员会。此会以后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本部中心，有计划向其周围教区推广、扩大，客观上发展了这一地区苗族教育事业。据载，这一时期，“每星期日至教堂作礼拜者，不下千余，学生则四百有余，有人满之患，不数年乃大兴土木，增广房地，遍设教堂学校(每距七八十里一所)”0)0其他教区发展的学校皆命名为“光华小学第X分校”。石门坎本部设校长l人，教务主任l人，训育主任1人，事务主任l人，会计主任l人，医务主任l人。各分校则设主任1人，教员l人。各分校主任和教员均听石门坎校木部校长指挥，以推行各校校务。各分校毕业生通过定期会考，成绩合格者，升入学校本部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其成绩优良者，由校方资助升入昭通中学。初中毕业后，成绩复优良者，则由全体苗人资送省外高中就学，以至于大学。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柏格里不幸染病身亡，其职由另一英籍牧师王惠民继任，在其努力下，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威宁苗族教育不断发展。到本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是威宁苗族教育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各教区小学有50余所，教员70余人，学生2000余人。1941年，在石门坎筹办的“边疆民族中学”一直办到1949年。

石门坎苗族教会学校在其办学者的努力开拓下，为这一地区苗族培养了不少知识分子，前后为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华西大学、藏蒙大学输送了30余名学生，有的还获得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生达200余人，小学毕业生达数千余人。此外，当时威宁20000余苗族中，2／3的人能草读千字课本4册。如此巨大的教育成绩，于一个未开化的民族来说㈤，确实是一个奇迹。

二、办学目的的反思

我们很难想象，怀有极大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会派遣所谓上帝的使者，来一个“没有见书四千多年”⑨的未开化地方办学，既然来了，其目的就不难想象了。办学只是他们“用圣经征服中国”的一种手段罢了。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达到“以苗教苗”的目的。“他们要办学的意思，并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为‘宗教而教育”④。这在40年代的人就已清楚地看出，足见柏格里等办学目的之显然。柏格里远渡重洋，先到海防，次到昭通一带传教，但应者无几，四处碰壁，且当地人反教情绪日涨，最后不得不到僻远的石门坎苗区传教。但也并不顺利，几遭毒打，差点送命。但他没有灰心，利用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势，向当地权势者施加压力，在石门坎站稳脚跟。接着他又着苗装、习苗语，生活上全部苗化，笼络苗族感情，利用苗族当时崇信鬼神的心理传教布道，使得当地一些苗族群众信了洋教。但从此他也认识到，要在苗族中顺利传道，并非所有外籍教士都有他的毅力与恒心，唯一的办法是在苗族中培养传教士，“以苗教苗”。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在苗族中，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传教人材。这就是柏格里兴学的目的一为“宗教而教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柏格里筹措巨资在石门坎广修教堂、学校、医院、救济院等。这里，是他们施展麻醉工作的绝好地方。特别是学校，这里汇集了大批苗族儿童，一方面儿童容易接受新的文化，便于他们注射宗教麻醉药，另外，又可借儿童的力量把宗教教义传播到各个家庭。教会和学校融为一体，牧师就成教师。当地苗族特别受到教会优待，如求学治病免费，毕业帮同传教，津贴月薪，成绩优良者资送中学、大学甚或出国留学，但要有个极似卖身契的规定，苗民学成之后，必须在教会内服务20～30年，这是一个人生命的黄金时代。

推行同化、灭绝种族的政策。到抗日战争结束，石门坎地区苗族“差不多百分之五六十已经为英人所化，此诚为我民族团结之一大阻力”②。英国教会在威宁石门坎等苗族地区推行的用文化同化、灭绝种族的政策主要有二：其一是，柏格里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之初，就用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一种拼写花苗语言的文字符号，大小字共有66个，应用便利，只需几个月就能写读。在教学中，以这种文字编译整套教科书作为教材，教苗族儿童研读。所以陈国钧在《石门坎苗胞教育》一文中指出，“按文字和语言，都是民族同化的要素，大凡要灭绝或离间种族者，必先从语文做起，象柏格里特创一种文字来教苗民，也就可知他的用心所在了”。其二，主要表现在，规定区内50岁以下，l0岁以上的教会学友能念圣经，并普及于区内的每一个角落，还计划在5年内将新旧约译为苗文，以便苗民研读。对于儿童则专门编出苗文圣经短句，或编苗夷圣歌，以便灌输宗教思想，并有计划地编出苗文字典、英苗字典，输送大英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威宁石门坎教公教育苗族的成就，就是英侵略者在威宁石门坎等苗区的文化侵略、同化的成就。这是我们在反思中所要特别清醒地认识的。

争夺、控制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权。威宁苗族教育，以石门坎为中心，在清末就有正式的西式教育了。但整个教育的控制权，完全为教会所操纵。究其原因，邱纪凤在《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中指出：“这是吾国政府向来不注意他们(苗胞一引者注)的结果”。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威宁设立省立威宁小学，又在昭通设立国立西南师范，用以培植苗族教育师资。然而国民党政府同清政府一样腐败无能，使得办学毫无成效，致使教会教育势力依然如故，这一地区苗族教育主权仍然牢固地掌握在教会手里。教育权非但没有挽回，教会利用国民党政府为当地办学失败作为反面教材广为宣传国民党的腐败，使当地苗胞更加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加深了对教会学校的亲近。

三、办学方法的反思

前人在总结石门坎教育之所以成就时指出，“全在教会能从苗胞的生活入手，处处应其需要而授之”。我们认为，这个总结是很恰当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在此地区发展苗族教育，乃至于在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都仍有借鉴之处。

(一)感情上同苗族同胞联络。前面我们已经叙述到，柏格里意识到自己同当地苗胞的差别，容易引起隔阂，所以他到石门坎后，为取得苗胞信任，第一件事就是生活全部“苗化”。他穿粗麻布制作的苗族服装和草鞋，和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对苗族同胞以礼相待，和蔼可亲，路遇苗胞，总是主动让道，并口称得罪。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他又拜杨汉先先生之父杨雅各为师，学习苗语，并很快精通。经常送一些西洋日用品给苗族妇女儿童，同时还免费给苗族同胞治病发药。这样柏格里很快同苗族同胞在生活上和感情上融为一体，颇得苗胞的好感和亲近，苗族同胞都愿把自己的子弟送入教会学校。

(二)在政治生活中，柏格里不但自己平等对待每一个苗胞，而且在遇地方剥削势力过份欺压苗族同胞时，他勇于挺身而出，与之进行抗争，保护苗族同胞利益。同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要求官府制止当地剥削势力的过份暴力。柏格里的这些做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极端贫困，民族歧视和压迫到达顶点的威宁苗族同胞，无疑是“救世之举”。因此，柏格里更加深得苗族同胞的信任和崇敬，再加上教会宣传保障教友不受欺压歧视，于是入教进学者人数大增。

(三)“伊等教育，首重生活，苗胞大部分清贫，数百年所以不感教育之需要，乃在其生活未渗入教育也。今教士能从生活上予以教育，故学生日益增多。”∞当时的苗族同胞由于受到剥削阶级的超经济的压迫与剥削，故而苗民家境十分贫困。很难想象，家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其父母还有能力拿出钱财送子女入学受教育。在这种情形下，教会知其所难，给予苗族同胞免费求学上优待。并旦使其在毕业后有事可做，不致于失业。这就使苗族同胞人人向往读书。另外，在教育中，还注意结合生活实际对苗族同胞一些落后的生活习俗加以改进。如，衣着方面，改良栽麻及纺织技术，使苗族同胞都能有适当的衣穿。食的方面，改良种子，改良家畜，增加副业收入，使之有饭吃。住的方面，改革人畜同居，修窗等，讲究卫生。行的方面，实行模范村制度，如5年后成绩特别优良者，予以奖励。在此5年内本村寨到他村寨之道路，由各村寨自动修筑。风俗方面，取消不良生活风俗习惯。总之，教会学校努力增强教育的实用性，真正做到“从生活上予以教育”。

(四)宗教与教育合二：为一。陈国钧在40年代研究石门坎苗族教育时就指出：“他们(柏格里等——引者注)假口传道办学的方法和努力，不能不令人叹服”。的确办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客观上这种“传道办学”的方法，确是当时该地苗族教育成功的重要法宝。当时苗族几乎全部信教，且很虔诚，把教经译作教材，宜可谓一举两得，苗民们在教士的传教中受到了文化教育，在学习文化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宗教的影响，二者互相促进。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科目大部分为宗教”，使得“其教育势力日益扩大”，这就不足为怪了。每周上2～3节神学课，主要讲《圣经》。高年级学生一周要求背诵l～2段《圣经》内容，能背者，可获得一定的精神物质奖励，不能背诵者要受到体罚，被打手心。学生住校，低年级学生可根据自愿决定是否参加礼拜，但16岁以上学生则必须每天参加礼拜。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学习宗教文化，使宗教与教育的结合达到了顶点。

四、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反思

威宁石门砍苗族教会学校之所以成功，也与其教学方法与内容的得当分不开的。其教学的内容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知识性、实用性强。如柏格里创造苗文以后，学校每周上两个学时的苗文课。另外，柏格里还亲自主持翻译和编写了一些课本，诸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知识。如，问：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答日：要喝沸水。闯：地球上有几大洲?答日：七大洲。问：地球是方的或是圆的?答曰：圆的。等等。这些教学内容当然是辅助性的，与神学内容相比较，只占很少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由于知识性、科学性强，且简明易懂，苗族学生易于接受，用于指导生活是很有实用价值的。30年代，石门坎学校的苗族教师又用苗文编写了一些苗族诗歌、故事等，给学生课外阅读。此外，还刊行苗文报纸，定期出版，半月一期，供苗族师生阅读。

教会学校的教学币语仍以汉语文为主。教材，低年级的启蒙读物有：《绘图启蒙学》、《看图识字》等。采用看图识字，以字代词、连词成旬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例如，课本的第一课识字篇为：一、二、人等，连词为：一，一个，一个人等，循序渐进，十分适合儿童心理。至于高年级则以《古文释义》为主。每篇都要求背诵，待背熟之后，老师再作讲解，这样印象就更加深刻，领会也自然更加透彻。另外，也学习一些西式新教育的内容，如算术、音乐(以歌唱苗语歌为主)、美术、手工、体育(主要以足球、体操、田径为主)。从三年级起，结合学生生理特点，加上生理卫生课。至民国时期，学校教材改用国民政府统一的课本，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规定课。另外，学校还进行有关的时事教育，订有上海出版的报纸供师生阅读。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清末民国初年，教会学校教学办法和教学内容比较独特，而且易于推行。当时教会学校的苗族教育除具有浓郁的宗教特点外，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西式新教育特点。这一特色就是充分注意结合当地苗族学生生产、生活、历史、心理的实际，编排课程，使之学用结合，易于接受。其特色具体反映如下：

(一)教会学校教材的编写原则。根据苗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其适用价值，教会学校编制教材遵循以下原则：①能启发生活改进的；②适合本地自然、人文环境的；③能了解人生与自然、社会关系的；④能增强美育、体育的；⑤能改进农村社会生活的。

(二)课程的安排原则。当时威宁地区苗族几乎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不但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歧视而十分落后，没有发展起来。

师资问题的反思

我们认为，柏格甄减宁苗族地区传教，深知“以苗教苗”才是教会势力在苗族地区日炽的关键。但在教育问题上他又何尝不是如此认为的。宗教与教育合二为一，是柏格里及其继承者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办学的一大特色，而其根本手段则是“以苗教苗”。他们的要求不但是牧师即是教师，既要能传播上帝的福音，又要能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他们培养的、愿意为教会学校服务的本地人、苗族。只有这样才符金教师、牧垣、苗人三位一体的要求，才台竣 ‘以苗教苗”。当然，我们认为，如前所述这绝非为教育而教育，而是为宗教而教育。主观上，柏格里等认为，苗族教育越发达，他们的信徒就越多，为宗教而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客观效果上却并非如此。

柏格里办学之初，苗族村寨里虽有教徒，但文化水平极低，远不足担当教学的重任。所以柏格里专门到云南昭通聘请了清末举人刘映三等5位汉族老师来石门坎教书，并顺便帮办教会事务。从1912年始，石门坎已有苗族学生毕业，于是柏格里分别选派学习成绩优异的王安定、杨荣辉、杨再惠、王爱福等4人入成都华西中学就读，学成归来后，杨再惠当了校长，其余均当了教师。从此石门坎苗族同胞第一次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教师。不但如此，石门坎苗族同胞还有自己的女教师，与杨安定同班的女生吴萍安，毕业后留在石门坎学校任教，成为石门坎苗族同胞的第一位女教师。以后数十年来，石门坎学校的教师几乎都是从这里毕业后外出深造回来的苗族同胞担任。其中著名者，如1924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科并获博士学位的吴性纯曾任石门坎学校校长；1935年，朱焕章由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回到石门坎继吴性纯任校长；l938年，杨汉先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回石门坎又继朱焕章任校长。这些苗族教师在石门坎学校都尽心尽力、勤奋工作。由此石门坎教会学校成绩斐然。柏格里的“以苗教苗”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是，苗族教师努力工作的愿望与柏格里的主观想法并不一样，他们“夙兴夜寐”、“无怠无荒”，只是为苗族努力谋前途谋幸福。所以管承泽在《贵州石门坎苗民的见闻与感想》一文中说：石门坎教会学校“教员薪傣之少，说起来都没有人相信，每月镍币二干五百元(约合国币5元)只足以维持生活，……这里在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十，一年也只有国币一百二十元之谱，一个丘八上士都是f九元二(每月——引者注)。一个大学生的待遇还赶不上一个丘八，七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照理钱少不足以使人努力与奋进，然而他们并没有计较金钱的多少，并没有丝毫的拜金”①。

六、结语

通过对石门坎教会苗族教育的反思，我们认为：应当充分区别外国传教士办学的主观动机和石门坎苗族教育发展的客观效果；重新认识石门坎教育发展的动力所在；肯定石门坎苗族教育中的民语教学法，肯定石门坎苗族教育普遍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

首先，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很显然，柏格里在石门坎办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其目的不过是在于培养和造就服从于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奴才。但我们也不否认，柏格里的“苗化”及他致力推行的慈善事业，对于当时处于经济上极端贫困、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石门坎苗族同胞来讲，无疑是“救世”之举。但我们又认为，柏格里的这些举措是根本无法与我们党和政府长期以来致力坚持的提高苗族人民经济文化水平的一系列政策相比拟的。前者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文化上侵略和奴役苗族同胞。而后者，则是为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繁荣，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不容混淆。但是在客观效果上，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苗族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又与柏格里等传教士的办学目的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大多成了柏格里等传教士办学宗旨的叛逆。一些人在解放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些人在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工作，积极投身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外国传教士办学目的——文化侵略性与奴役性与客观效果的区别。因为中外历史上剥削阶级为自己培养掘墓人的事实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传教士办学目的的文化奴役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充分肯定其客观效果，肯定苗族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及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积极作用。

其次，我们认为应该重新讨论石门坎教会学校成绩斐然的主要动力原因。我们不否认柏格里等传教士对石门坎地区苗族教育的发展个人所做出的成绩，但我们又认为，他们的这些贡献与我国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所作的贡献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动机也是不一致的。回顾前面所述，石门坎教会学校建校之初，学校的教学与行政事务工作主要是刘映三等汉族教师承担的。所以苗族人民十分怀念和崇敬他们。苗族学者王建明之说便可见一斑：“昭通汉族一秀才者刘映三老先生，主持学校，以四书为重，此老先生乃苗族智识之增进者，可谓三十年来苗族文化复兴之领袖，三十年中效劳苗族，三年不返，是苗族有史以来被逐后，汉族同情之先进之人，……苗族今日所以尚有一线光明者，先生之力焉!”出了巨大责献；是他们在我国苗族教育史上翻开了灿烂辉煌的一页：是他们培养了一大批苗族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不能把石门坎苗族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归功于外国传教士。所以我们今天说石门坎教会学校创造了苗族教育史上的奇迹，并不是为外国传教士脸上贴金，粉饰他们的文化侵略目的，而是充分肯定我国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为苗族同胞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再次，是石门坎教会学校首创“双语文”教学法。如前所述，柏格里之所以创造苗族文字，完全是帝国主义民族同化政策之需要，但是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去甚远。我们不要怕承认当时的苗族文字是柏格里创造的，而关键是要看其客观上的效果怎样。每周两课时的苗语文教学与汉族语文教学同时进行，使苗族学生在短时期内就能读懂苗文课本、小报及其他课外读物，然后又可利用从中获取的知识，增快对用汉语文传授的知识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石门坎教会学校之所以成绩卓著，这不能不算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对于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后，石门坎教会学校，由于广大教师抱着“为本家(苗族)努力谋前途幸福”的愿望，普遍提高了广大苗族同胞的文化水平。王建民所言：  “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一“Fig,草读千字课本四册”便是极好的证明。此外，还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苗族知识分子，如杨汉先，张超伦等。这在一个充满民族歧视与压迫的社会里，在一个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的民族里，简直是一个奇迹，但奇迹还是被中国汉族、苗族知识分子创造了。

教育与民族认同： 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

张慧真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西南边地的角力

在苗族不同区域的近现代社会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基督教在滇黔川边地的大花苗中的传播和其深远的影响。叫石门坎(Shimenkan or Stone Gateway)即为整个虔依运动的中心，它位于贵州省会贵阳市以西二百四十里(编者按：应为300千米左右)外的威宁县，接近贵州和云南的边境通道。石门坎地处乌蒙山区，其山峰高达海拔三千至六干Ⅱ尺。一直以来均是偏远落后的高寒山区，不通公路，只靠穿越高山、森林和延绵山坡的小径，维持与数十里外城镇的交通。居住在石门坎的苗族，称为“大花苗”或“花苗”。他们拥有浅棕色的皮肤，身材较为矮小；属蒙藏语系的苗瑶分支(编者按：我国学术界认为苗语属汉藏语系)。20世纪初石门坎是中国西南面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花苗则是苗族中最受压迫和奴役的部族，社会地位亦最低，清末时就受到汉族和当地彝族的双重压迫。他们在文化上亦是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和文化知识，绝大多数是文盲。然而，这样一个位于滇黔川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却在清末因为英国的东来和柏格理的西南传教，而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虔依运动。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在云南省昭通县首次遇到从山上下来的苗人，后来决定迁到乌蒙山上，向当地的大花苗传教。此后十年柏格理以石门坎为据点，推行一连串的改革：创制苗文，并以此翻译圣经的新约全书及编写课本教材。同时，建立学校、医院及改革社会风俗。苗族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自己能看和写的文字，而这种“老苗文”(Old Miaoscript or Pollard script)带动了石门坎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在20年代，他们拥有第一批的小学毕业生，然后是中学和大学毕业生。30年代中，培养出第一批完成五个教育阶段的苗族学生：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第一代的石门坎知识分子，很多回到当地从事教育工作或任苗族传教士。从1905年到l925年，八成以上当地的花苗已成为基督徒；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门坎基督徒的数目超过一万人以上。贵州的石门坎，不但成为30年代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时的～个民族教育范例，它更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及外国人口中的“海外天国”。

另一方面，踏进20世纪的中国，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清末一连串改革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权统治；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出现，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立宪政府。然而，在这个革命的风潮中，中国仍然面对来自列强的压迫：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租界的存在。这使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在政治和法律上，均无法完全独立自主，它最明显表现在对外向空间的主权维系上。

在帝国模式下，所谓的“民族”(min—zu)，只是文化上的一个模糊概念和弹性的地域身份，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由于帝国对边地族群一直奉行一种问接的管治模式；因此，边地族群对具体“本土”的归属感和对抽象“国家”的忠诚，并无冲突。然而，当传统帝国时期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被民国政府以国家直接管治和民族同化政策取代时，边地上的族群，便成为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吸纳和编收的对象了，其表现出的特质为：

1．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并非直达全国，它只控制有限的土地，需要依靠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维持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2．因此，国民政府需要向文化和种族上有异的少数族群推广其政权，以加强族群对政府的认受性，以强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基础。

3．在少数族群内部，开始以共同的历史、种族、语言和文化来加强对族群的认同，并藉此重构族群的内在界线，以抗衡国家的吸纳和收编政策。

在吸纳边地民族进入国家的队伍时，国民政府先要取得有关“民族”概念的阐释权。因此，民国初年不少学者就“民族”一词，进行讨论和研究。当时，学者就曾以为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族”词义的含混、中国历史发展对此词的狭隘理解及近世西方思想对此词涵义的影响。在不同诠释下，“中华民族”的论述成为统摄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概念，“中国人”则被视为同一“种族”。孙中山指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以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因此，民国初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或“大中华民族”概念，其实是一种融合多元族群和种族的政治手段。在这个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和少数族群存在着复杂的角力关系。同时，国民政府这种积极介入族群身份建构的态度，亦与西南边地刚建立的结合基督教形式和苗族内容的花苗族群认同，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30年代在石门坎展开的教育文化改革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国家”与“花苗”在族群认同上的角力战，这场角力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建构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

民国时期的“边疆”一词，实带有三种涵义：

1．地理边疆：指地理空间的概念，如新疆、云南为陆疆，海南岛、台湾为海疆；它随国势盛衰而伸缩不定。㈤

2．政治边疆：指与中央相对的政治制度或组织，如蒙古之盟旗制度，川、滇的土司及部落制度。吲

3．文化边疆：指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的地区，如蒙古人、湘黔苗族等。同时，文化边疆亦为教育的对象；教育快速发展，文化边疆亦日益缩小，至国家教育普及的时候，文化边疆便不复存在。

在中国境内，有仅为地理的边疆，亦有仅为政治的边疆，又有三者复合的边地；贵州的石门坎花苗地区，便集地理、政治和文化边疆于一身。然而，正如前述这些处于山区的边远之地，对遥远的政治中心，只有模糊或甚至一无概念：㈨

“彼等(西南少数民族)既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为何物，对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在长期抗战中，国家须尽量发挥其国力，对此千万的西南民族，应从速施以训练，加紧民族团结，统一民族意志，增强民族抗战力量。且开发边地资源，亦须与边民取得密切联络，消除民族偏见、互相合作。唯有普及边民教育，可以促进全民休戚相关精神与生活协作。”

这时国民政府积极提倡民族主义，一方面因为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需要；同时，亦要从外国列强手中，争取边疆族群对国家的忠诚，来加强民族国家的认受性。l923年元旦国民政府宣言中提及：

“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④

因此，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宣扬民族平等，以达致国族团结的边疆政策。自从30年代初“九-A事件”后，国民政府开始联合中国境内各民族，并下令各省政府，推行边胞民族教育，以期实现“促进平等，共赴国难”的目的。1935年国民政府五全大会提出“重边政、弘教化”的宣言，以巩固国家并达成民族统一。1941年国民政府五届八中全会综合历届大会重要决议，编定“边疆施政纲要”，并提出对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的意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30年代前的注意力较集中在西北，对于西南边疆，只有很少的关注。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转急，国民政府需退守西南。在政治形势和国家中心南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这片边地，更积极推行边疆教育。当时边疆教育的目的，为“唤起边民对于其自身在中华民族中地位之自觉，而能完成其中华民族中之使命，以助国家之发展”及“各民族在中国统治下有平等之权利与义务，则凡境内诸民族均宜互助互信，以建设一完美的民国”。“’

在落实西南边疆教育方面，l934年蒋介石曾驻驿贵州省，并入黔东南大塘苗区抚慰，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应提出十万元，为夷教育经费”的指示。②l936年四川军阀杨森驻安顺，提出“同化”的建议，规定各师旅团营连部，在安驻地附近有苗族夷族10家以上者，驻扎时间在10月以上者，均须实施短期同化教育。从此，苗民教育才

在贵州被列为正式的教育工作。当时国民政府亦曾提出所谓的“整顿苗荒意见书”，但实效却不大。⑨当时一些有关边疆教育的讨论，便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提出推行边疆教育的方法。其中曹树勋在《边疆教育新论》中的讨论，颇能反映当时对此问题的论述取向。

曹树勋指出从积极方面来说，边疆教育的目的是以教育的力量，改进各民族的文化，并撷取其文化精华，汇总为中华民族文化，以统整文化和融和国族。在推行方面乃以教育分析文化的功能，代替长期以来的风俗，如在滇缅边境以猎猴头代替人头；又以教育为熔炉，将各宗族的优良点如忠诚、淳朴等，作为施教的内容和目的，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之一。从消极方面来说，目的是消除民族问的隔阂、误会、偏见，减少民族文化融和的阻力。在推行上的主要措施为禁止“名词”的误用，以确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而“民族”一词的运用，亦只限于此；又禁用歧视称谓，如称苗民为“苗子”，以除去藐视之心；亦

禁止援引不正确的历史、故事、神话等。

曹树勋的观点明显地从同化的角度，以教育为手段，将其他非汉文化吸纳进入中华民族的主体内。这种观点与30年代国民政府的民族教育同出一辙，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树立共信的目的和发生互信作用，以加速文化的统整和国族的融和。当时在西南地区全面实行国民党同化政策的官员主要是贵州省军阀杨森，他以强制性的手段，在贵州积极推行同化边胞政策，并企图以当时苗族著名的“苗族文化复兴地”——石门坎为民族教育的模例。

三、杨森时期同化边胞的教育政策

  杨森原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陕边防司令，l933年因红军进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被任命为四川剿共军第四路军总指挥。l935年3月红军西移，川南形势紧张，蒋介石急调杨森从川北前往川南。l936年调往云南昭通，继又移到西昌及川滇边区驻防，6月全部由原驻地经云南会泽宣威进入贵州的毕节、黔西，被任命为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驻贵阳南京路宏雅楼。㈤1937年冬淞沪战役后，ll月底杨森撤至南京。1941年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辞职，蒋介石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在贵州执政三年多，曾大事建设，如建路、学校、公园、体育馆等；但又有浓重的军阀作风，如不重法纪、独断专行和贩卖鸦片。⑨杨森主政贵州期间，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为积极推行边胞同化政策。

首先，30年代国民政府强调国家主义，当时的各地军阀亦注重地方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杨森等人并不情愿让自己地区内的属民，受制于外国教会势力。其次，一个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外的教会组织系统，妨碍国家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很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石门坎地区苗族教育的成就，使国民政府想通过控制当地教会来达到坐享其成、坐收美名的目的。最后，基督教传教运动对苗族民族白觉意识的激发和对本士教育的倡导，极不利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在苗族地区推行其“车同轨、书同文”，并使少数民族达到所谓“开化”目标的同化政策，更不利于对苗族实施控制和压迫。

对杨森而言，“边胞”的涵义是“广义的系指国内各宗支族而言，西南的苗族夷族，自然也包括在内”④，而所谓“同化”则指：@

“‘共同进化’，就是说，凡我中华国族，都要明白优胜劣败，强食弱肉的道理，强者要扶助者，智识高者要扶助智识低者，彼此互相帮忙，大家只要同心同意，一齐向好的方向走，凡是坏的，落伍的，我们一切都要避免，都要革除，进步的，我们一切都要学习，都要接受。”

因此，杨森大力倡导苗汉同源的思想，指出白种人和黑种人有明显的肤色分别；但苗人边胞与汉人，从人类学或社会学各方面研究，也没有不同之处。同时，苗胞亦习用中国文字，故苗、汉本为一源，两者分别最大为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但这些差异并不比广州人与北平人的差异大，并由此证明汉、苗在种族上本为同源；而在中华民族同源说下，各族间应团结合作，以建立富强康乐的中华民国。杨森更进一步建构了大中华民族大同运动的理论体系：⑧

  1．永保自由领土。

  2．发扬平等精神：清除阶级、门阀、男女界限及种族等观念，任何宗支族，一律平等，并享受宪法上赋予的一切权利。

3．实现大一统学说：中华民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中华国族)、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一个党团(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并以坚强的国民信念，实现孔子大一统的理想。

4．提倡尚同风气：在思想方面确立一种信仰(即孔子大同学说，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在行动方面则统一中华文字，推行中华国语，划一服装(按蒋介石规定推行的短服)。

5．发挥团体力量。

6．促进共同进化：全国各宗支族，因僻处边远，尚处于原始或半开化生活中，应以方法补救，以达成同化的目的：…为改良衣食住行，以提高生活水准；二为普及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准；三为发扬武德，以加强国民教育；四为文化交流，以镕合成中华文化；五为奖励通婚，以混同血统，适合优生学理论；六为沟通习俗，以采共同优点；七为提倡体育，以增进民族健康；八为破除迷信，以节省时间金钱；九为崇尚美育，以启高尚优美思想；十为利用科学征服自然，以发展蕴藏，便利交通，巩固边防。

杨森推行边胞同化政策时，得到不少国民党政府要员的帮助，其中最重要是l935年蒋介石及宋美龄驻节贵阳时，曾亲到花溪的苗族把火寨，访问大塘苗族陈伯光一家。蒋介石回贵阳后，便积极推广边胞教育，并筹款创办青岩国师及各县苗夷省立小学。同年国民党元老中央常务监察委员吴稚晖和贵州省党部中央特派委员李次温，亦到访花溪的大水塘苗寨，赠苗族男性盐巴一斤，妇女衣服一束。此事为杨森政府定下了以后对苗族等族群的政策基调：宣抚和教育同化的双元政策。l936年杨森下电推行“边胞同化政策”：

“查西南苗夷杂处，种族分类，号称一百种左右，语言、生活、服装、习尚皆堪自为风流，既无国家民族之观念。适足启邻邦觊觎之野心，滇黔边之苗胞，滇省南之夷族，广西之瑶人，川边之藏番，广土众民，监教莫及；亡羊补牢，道在同化，职前在黔石门坎曾派员参加英人所办之苗塾学校，并保送苗胞二人入中央军校；嗣复派员到宁远昭觉寺等处宣化夷民。现到安顺，任职司令部附设苗人同化学校二所，实施同化教育，注意改着服装，汉苗通婚及婚丧语言等事。学生达二百余人，进行颇为顺利，至一切费用统由各级官佐捐薪支给。并制定军队施同化苗夷计划，己令职军各部凡驻地接近苗夷，须实施短期苗夷同化教育，凡此设施，皆本救国保民之大职，谋政府怀泵之补苴，款款之之余，伏乞鉴察，并饬转令滇黔川桂各部，对于同化苗夷工作，咸皆注意，倘能共体斯旨，则三数年后，不难完成民族统一。”

在同化教育的推行过程中，整个同化政策先从生活的改革运动开始。杨森在《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5)一书中，指出如能在生活上同化“边胞”，则外表的改变会使“边胞”逐渐同化于汉人之中：

“除遵蒋主席手令内政部订颁之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并颁行劝导黔民改良服装住宅图说外；曾通饬各县查报土著民族之生活风习，附以照片；藉觇对照改装前后之得失，及推行移风易俗之进度，以收观摩之效，以作改进之资。积之日久，资料渐丰，因特发凡起例；令边胞文化研究会，详加裒辑，成为《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一书……使中外人士之读斯书者，了然子中华国族；同出一源，虽服装容有歧异，而肤貌并无区别。只有～+切相同，自然表里无二。”

其实，生活和外表上的同化政策，目的是改变边区族群的外貌和传统生活方式。在推行上，它包括了以下几方面：服装、言语和住屋。在服装方面，杨森相信“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他认为边区族群所穿的衣服，是千百年前的旧样，如男子长帕缠头，女子穿百褶裙及配带笨重首饰，已不合时宜。杨森指出抗战争时期，全国皆兵，长服并不适用，故应配合世界潮流，放弃袍褂，改穿短服。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杨森提倡穿着短衣，凡是男子，无论中山服、便服或短服，只要形式不是长服，便不拘任何质料缝制。女子以旗袍并重，意义是以渐进方式，淘汰长服。

在说话方面，杨森提倡说普通话和书写汉字，以便表达意思和沟通。在食的方面，杨森指贵州边区生活仍有少部分与原始民族无异，用手攫食，冷食生食，习以为常。故他提出同化政策要设法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生产，改良牧畜，多添兽类肉食，先求吃好。然后，学习卫生，不饮生水，不吃生物，不用手抓饭，不吃虫鼠爬过的东西。

在房屋方面，过往边远族群多人和牲口杂处一堆，屎尿熏天，污秽不堪。他在《贵州边胞风习写真》(1945)一书中，指出改良住宅的办法：要空气新鲜，阳光充足，臭气不闻，人畜隔离。住区方面要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文化易于输入，货物易于转运。

第二方面为推行边胞教育和文化运动。1936年杨森驻安顺时，曾创办中华学校，保送边胞学生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就学或派往重庆参观学校及工厂。l945年后，竭力充实榕江师范和炉山师范，特别加强边胞等教育外，更于省地方政干部训练团中，设立边胞训练班，招集优秀边胞三百余人施以训练，毕业后分发回籍，担任地方行政工作。

有关推行边胞文化运动方面，他在威宁石门坎一带派专员担任教导宣传及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设立苗民文化促进会，以推行边胞文化。在贵州省政府F置设“边胞文化研究会”及出版《边铎旬刊》。这些书籍，皆旨在宣传国民政府的边疆同化政策及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如当时出版的“边疆文化丛书”，开宗明义的三项宗旨便是：(1)弘扬三民主义。(2)恪遵总裁训示，即开发边疆。(3)促进国族团结。Ⅲ在《边铎旬刊》的“发刊词”中，亦载有该刊物的出版目的：(1)唤起国人注意边陲。(2)促进边胞共同进化。(3)确认国族一元化理论。(4)倡导中国化运动。(5)发扬平等精神。(6)加强边地工作。

1945年10月成立的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杨森提出三项工作目的：

1．加强化导工作：强迫并优待边胞子弟入学；倡导边汉通婚；奖拔边胞优秀青年升学参政；改良边胞语言，努力推行国语运动；宽增边胞教育经费；改良边胞衣食住行，提高生活水平准；沟通风习文化，实行破除迷信。

2．杜绝外国在边民中散布荒谬言论，其方法为：普及边胞教育，讲解国族文化；阐扬国族同源理论，打倒民族先决之妄解；促进共同进化，铲除高度自治之谬说；灌输大同进化观念，唤起亲爱精诚l习结合作之意识。

3．完成建设工作：贵州省一千一百万人口，边民占其中六分之，要动员和集中其力量，建设新贵州。

“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则在文化、经济、政治三方面。在文化方面，主要是阐扬国族同源理论、促进共同进化运动，并提高边民的文化水准。其方法为提倡各族文化的共通优点，补救其私落的弱点；普及国文国语，沟通情愫泯除畛域；破除迷信，革除不良风俗习惯；提倡边胞入学，发展教育；奖励研究边疆问题，调查边胞实际生活。在经济方面，则为增进边民福利。因边地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应采因地制宜办法，实施区域分工与统筹，并就原有基础，以技术助其改进。同时，贵州省蕴藏甚丰，应积极努力开采，唯须各族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政治方面，以一本国策扶助边胞，实现三民主义及大同进化的理论，这需提高支族间合作互助的精神原动力，并彻底消除各族间一切不平等观念及土司制度。

如果从实效的角度来看，这种同化制度，为强制性措施，当时的成效并不大。杨森所办的苗人同化教育，更引起苗族群众的反感。按民国年问陈国钧的调查，苗族因为传统的信念，对现代的学校心存疑惑：“苗夷子弟及其父母不乐入校读书，其理由据苗夷白答：读书后恐强迫改易原来装束，尤其是剪发，谓剪发去，其人必被虎吃。”①同时，在云南大关师范毕业的205人中，从事苗族教育仅21人；威宁乐耕乡省立小学，不到数年便倒闭。而国民政府每年拨发此数省的苗民教育经费，达数当以万计；但九--／k事件后七年，各地苗族地区的小学竟均残破不完善，如黔西威宁龙街子地方虽设小学一所，但为时亦仅两年，各项设备，尚极简单，不足以应付苗族教育的需求。张永国的研究指出同化教育是个失败：“学校存在时间不长，入校苗生不多，效果极差”。

最后，杨森在推行同化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监控和宣传的措施；前者为设立党的地方组织，后者则是鼓励苗汉通婚。1936年杨森驻防云南贵州边区昭通时，曾率领军部参副人员，球队及卫队六十余人前往贵州威宁石门坎的村寨和学校参观，并由所率球队与学校师生进行篮球比赛。杨森对这次探访印象甚深，他对外国人自清末以来深入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办学校设医院，致使苗族对之异常崇敬的情况，感触良多。其中他最大的感喟是当地族群，并无“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民国24年，乘本席(杨森)驻节贵州曾去威宁县属之石门坎，其地因外国牧师三十年的经营，颇形繁荣，一日前往游览，地方土人在欢迎会席上致欢迎词竟称：我们外国人，从未见过中国官长，今日杨将军来，实为来此地第一大官长。本人当时听得这几句话，非常难过，明明是中国人竟自称为外国人，可知未臻统一团体之境，又威宁土人，亦有忘却其自己所居的住地为中国领土者，云南昭通，也有同样情况。”

因此，他与石门坎学校校长朱焕章商讨后，派两名青年军官常驻学校协助办学和发展体育活动，每月由军部汇给驻校军官薪饷和津贴。这就是后来石门坎边区党部的成立前因，当时留下来的是白敦厚和管承泽。白敦厚30年代毕业于华西大学，为杨森军中的一名政治指导员；据杨森说他对民族学研究有兴趣，1936年到访石门坎后自愿留下。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在石门坎的支部，并监察和控制着教会和学校的工作。从此，石门坎成为杨森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模例；而边区党部的成立，亦使石门坎正式被纳入国家机制的直接管辖中。

另一方面，杨森又提倡苗汉通婚，他试图通过血缘的融合，拉近两族的距离。杨森认为几千年来苗汉不通婚姻，为隔膜的最大原因。30年代其部下白敦厚两次娶苗族妇女为妻，杨森以此广作宣传，作为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白敦厚1936年留在石门坎，1938年与当地的苗族女师王毓华结婚。杨森曾嘉奖两人的婚姻，并以此宣传苗汉通婚。8年后王毓华病逝，葬黔灵山省训园，杨森更亲赐题表二百字，并载于他撰的《贵州边胞风俗写真》一书中。

王毓华去世后，白敦厚又娶一苗族妇女为妻。有趣的地方是，白敦厚这次结婚的对象，刚好为l935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到访过的大塘苗族陈伯光的女儿陈为瑾。白、陈订婚时，七十多岁的陈父，便追述苗族的发展，并肯定苗汉同源说和苗族的宣化历史。当时，杨森及数十个省府重要官员亲到把火寨恭贺，杨森更亲自主持证婚仪式。㈤据白敦厚后来在《边铎旬刊》中记载，宋美龄初见陈为瑾便非常喜欢，并笑谓欲抱回做女儿。l946年蒋介石再到贵州，白敦厚便托杨森转告婚讯；蒋介石与宋美龄更亲题照片，寄与他们。同时，又把陈为瑾所住的苗村火寨改名为中正村。白敦厚第二次的通婚，再次成为西南同化政策的宣传工具。

总的来说，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贵州推行同化政策，他们先藉扶助苗族宗教上层和教会教育等手段，来拉近教会与政府问的关系。杨忠德(1986)指出l945年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后，便强行同化政篪。着力推行，三大同化政策：(1)少数民族一律不准用自己的文字，要用汉字；(2)少数民族应当同汉族通婚，汉族也应与少数民族通婚；(3)少数民族妇女一律穿裤子，不得穿裙子；一律剪发，不许留辫或挽髻等。苗视为之种族灭绝政策，而同化政策的试点就在威宁。④因此，当时国民政府，欲以民族主义的旗帜，团结大小民族于“中华民族”之内，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的“同化政策”，一·方面以文化的手段来收编偏远的少数族群，一方面以政治机制加强监控。在这种形势下，石门坎教会和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便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关注。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便决定加强对石门坎苗区的监控。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合流”政策，目的是促使民族融和；即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下，建构一个同源的民族体系，将汉、满、回、壮建构为同一个祖先的后嗣，以此确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同源认受性。在国民党这种“合流”政策下，20年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边胞”；而这个称谓，把非汉族的“边胞”强行拉进国家体系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大家庭的一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族群差异

便被压抑下来；民国时期进行有关苗族的研究和苗语的推行，便是中央标准化论述的结果。当时国民政府更积极推行“边胞文化改革运动”，以加强本土民族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杨森三、四十年代推行的大中华同化政策，不但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要少数民族一律说汉话，妇女改穿汉族妇女服装，更把少数民族一律做到汉族化。但这只为短暂性的政治措施，成效亦不显著。

四、从苗蛮到边胞：花苗族群认同的国家论述

假若“民族”(nationality)的认同理念来自B．Anderson(1999)所谓的“想象的政治群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经验及阐述；那么，任何对“中国现代性”的寻觅，务必根植于‘一种固有的、局限的，亦即想象的中国身份上。那么，在近代的历史过程中，30年代国民政府对花苗族群实施的边疆教育政策，对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提供了什么的启迪?

总的来说，20世纪初出现现代的民族主义以“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形态出现，当时国民党选择以“超民族”理想的方式，来建立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孙中山便以共同的肤色、文化和文化敌人，作为建构同一民族的基础——以种族(白种人、黄种人)、文明(欧洲、亚洲)、地域(西方、东方)。在“超民族主义”的论述下，种族、文明和地域成为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主要论述导向。同样，在国内的民族关系中，国民党主要通过建立他者(others)和动员民众对国难的想象来构造一套合适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边界产生了变化。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是一个模糊的、较遥远的参照概念架构而已。因此，这个架构是弹性的；同时，人们对本土的归属感与对国家的忠诚问并无冲突。但在国民党建构新的民族国家时，  1个强化的边界取代了过去历史上的流动边界(shifting boundary)。这种内向空间的加强，目的是强调边界内所有族群的同构型，和减少彼此的分歧，以建构一一个看似相同的团体——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抗衡外向空间的入侵。因此，边界的划分(地域上和民族上)，主要是用以识别“中国人”(我者)与“非中国人”(他者)的分别。当时的汉民族主义是反满清的；因此，边界内的“他者”为“满清”，边界外的“他者”则为“西方列强”。这是一种强大的中央主义者和弱小的种族主义者，即以同化来达致民族的同质化；而所谓“中国”，则成为了历史的中介者，被赋了不同的论述意义。这种历史的发展痕迹，清楚呈现在30年代石门坎花苗的“苗夷”到“边胞”的称谓改变上；当时，他／她们面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巨大收编力量。

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和“民族”等观念为一种弹性的地域和空间认同；换言之，弱势国家、强势文化的状况，并通过儒家文化进行同化和推行帝国的统治。这时边疆上的族群只为‘种地域性的身份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所谓“苗蛮”、“苗夷”等称谓，是一种对边缘族群的污名化过程。

虽然中央政权一直宣称拥有边地族群的主权；但却从未真正作出直接的统治；因此，边地族群如石门坎的花苗便一直生活在多元、重叠、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满族、汉族和彝族等统治权力的体系。因此，国民党时期所指“中国人”则是一个极其牢固的政治性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在政治上来说，对身份的想象，必须通过排除他者而建立，即通过排斥异己行为而界定身份的同一性。故此，国家需要确定统治对象的界限和内容，以建构其“主权”——国族身份认同的想象秩序。这样的“国家主权”才能使人民有所归属，继而认同他／她们划定疆界内的集体性身份，并区别于其他外在的“身份”，甚至与之隔绝。

E．Gellner(1969)指出：

“民族主义并非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在民族尚未出现之处予以创造。”

20世纪初的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一群共同种族、共同地域的社群来建构民族国家；因此，新的民族乃从旧的论述中衍生。当时国民政府在建构现代国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过程中，将一些非汉族群(non—Han ethnic group)不断拉进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以便进行标准化和同一化的族群整编工作。因此，国民党时期的“边胞”称谓，只是汉族主导的政治性同化卷标。

石门坎学校创建日期考证

东旻

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贵州省威宁卅石门坎，在中国信徒及苗族、彝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下，创建教堂，并开办了~光华小学，使位于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贫穷落后的苗族山村，成为了当时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必；被英国各界人士称为“海外天国”，“显然是一个最堪注目的所在”④；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的民族教育体系的业绩，至今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

岁月沧桑，一个世纪转眼就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石门坎学校的创建时问，分别出现了l904年说、1905年说、1906年说等几种不同说法，至于具体的月份、日期，更是无从定论。在石门坎建校100周年之际，笔者特意根据新发掘的外籍当事人的日记、记载，进行了考证，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石门坎学校的创建背景

根据柏格理《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的记录可知，l883年，后来合并入英国循道公会的圣经基督教教会派出2名传教士万斯通和索恩(索里仁)启程前来中国。他们抵达云南后，相继在昭通、昆明开辟布道场所。

圣经基督教教会的第2批来华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 lard)与邰慕廉(Franci s J．Dymond)于1887年1月离开英国，27日从荷兰南部城市提尔堡，搭乘舟山号轮船启程，又改乘白夏瓦号轮船，3月14日抵达上海吴淞。他们先到内地会设在安庆的传教士汉语学校学习。11月12日，柏格理、邰慕廉与在上海刚举行完婚礼的万斯通夫妇，乘轮船前往武汉，在汉口改乘帆船，逆长江而上，1888年1月7日到达重庆。在重庆稍事休整后，柏格理与邰慕廉取道四川l泸州去云南昭通，万斯通夫妇则径直前往昆明。

  这砦出身子英国下层劳动者家庭与少数族群的年轻传教士，前期把城市的士、农、工、商当作传教对象，但是遭到文化底蕴深厚的汉族居民的强烈抵制，虽然经过20年的努力，信教者却寥寥无几。不过，他们秉承基督教循道宗开办学校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据柏格理在其日记中的记载，l897年年初，传教士在昭通创办了新式教育学校，开始招收男、女学生，当地居民反应强烈，纷纷送子女入学。刚开学时，男校学生9名，女校2名，但数日之内，学生人数就超过了l00名。

汉族城镇传教策略的失败使柏格理开始把目标转向黔滇川边的少数民族地区。l904年7月12日，四位苗族人带着贵州安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推荐信，来到昭通寻访柏格理，受到热情接待，从此苗族求道者如潮水般涌来，此即“龙年得道”之说。

二、石门坎建校时间的3种说法

为了让山里苗族人避免长途跋涉而继续保持宗教热情，免除传教团自身由于人满为患而招致火灾、疾病的威胁，柏格理决定离开城市，到乡村少数民族中去开辟传教点。由此，引出了石门坎宗教与教育中心的创建。

目前，关于石门坎学校的具体创建时间存在着多种说法。如：

①1904年说

韩军学先生在其专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中认为：“鉴于苗族信徒人数的快速增加，柏格理决定在苗族聚居区开办教会，于l904年冬在地处滇黔两省交界处贵州一侧的威宁县石门坎，建起了这一地区苗族教会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传教士们通过创制推广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苗族传教人员，推动了教会向临近苗族地区的快速发展。”。

②1905年说

伍新福、龙伯亚两位先生在《苗族史》中记载：“基督教圣道公会建立的苗族学校，l905年在威宁石门坎开办，取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从云南昭通先后聘请汉族教师王玉洁、夏士元、钟焕然、李司提文等十五人任教。从此，这个学校就成了滇黔川三省边区苗民教育的中心，也是当时全国苗族地区最大的新式学校，三省边区各县苗民子弟多来此地入学。”。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上记载：“1905年春，柏率昭通汉族教师王玉洁、傅正忠、李司提反、钟焕然、刘申五达石门坎，与王道元、杨雅各一起，以教会投资和民助办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年底建成石门坎教会和学校。”。

  ⑧1906年说

  杨汉先先生在《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中认为：“1906年开始修建石门坎教会学校光华小学，修成后即招生读书。”

②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在介绍石门坎民族学校时云：“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基督教传教士、英籍人柏格里到这里传教，次年兴建教堂和学校。三十二年开始招初小1班，男女同堂上课，以后连续招生。”㈢

三、石门坎学校开办于l 905年11月5日

笔者认为，“l905年说”所主张的年份是正确的。但是，学校开办的具体月、日却不详，兹根据学校主要创办者柏格理等人的当时亲笔记载，石门坎学校的建成时间应为l905年11月5日。

  其具体经过如下：

  1904年9月，柏格理前往贵州威宁进行考察，其间拜访了大官寨土目安荣之，并与之建立了初步的友谊，为获得石门坎的土地奠定了基础。

1905年春，柏格理开始寻找为山里苗族人建立教堂的地基。几经周折，柏格理得到了一个叫做石门坎的地方：“3月29日。当我们同姓安的地主会谈的时候，他颇有收回以前许诺的意思，真是让我们忧心忡忡。经过长时间争辩，他终于答应在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给我们六百平方英尺的土地。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或访问过的地方。他还送给我一匹凉山马。这样，我们共得到了l0英亩土地和一匹小马。传教士们出发去各个苗寨。而两天以后，我带着我们珍贵的契约离开了。行30英里后，我到达石门坎，并开始挑选我们的建房地基。”

得到土地以后，柏格理与苗族信徒们即开始准备修建教堂。然而，柏格理所在的传教社团根本就没有苗族工作经费，于是，苗族群众自发捐助了100万文钱，并承担了修建教堂的绝大部分劳役，“到l905年11月，第一批建筑物物落成，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㈢经过反复考虑，柏格理决定在刚建成的石门坎教堂举行第l次洗礼，“11月5日。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是个辉煌酶日子。天开始降雪和落雨。道路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又滑又脏，异常，难行。群众昨天就来了……尽管下着雨和雪，今天，这里还是有二千个苗族人。如果天气晴朗，恐怕会有四千之众。”@

1905年11月5日，是苗族教育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石门坎小教堂同时还是一所学校。“首先它是一所走读学校，很快又变成了寄读学校，所有学生都由自己负担伙食。为了办学校的目的，教堂的长板凳制成两种规格。较高和较宽的长板凳作为白天的课桌，较矮和较窄的供学校儿童上课时坐。窗户乃昭通传教团驻地遗弃已久的旧窗户，经修补后安上。上面总共镶有四块玻璃，记不清还贴有多少小格的窗户纸。”④

由此，“石门坎光华小学”诞生了，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l个教育体系即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以石门坎为中心，以后成立的小学均称为“光华小学某分校”。据不完全统计，至l920年，仅滇东北、黔西北就建有小学34所；到1949年，黔滇川边民族杂居的乡村建有循道公会的小学80余所，初级中学1所。

1943年秋，在光华小学早期毕业生朱焕章的努力下，“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开始招生。白1914年起，石门坎学校就开始送学生到成都、南京等地深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培养出一批包括博士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这些人成为了国家党政机关、学校、研究单位的骨干。

四、l 920年开办的石门坎孤儿院学校

1918年，威宁一带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次年发生大饥荒。饥饿与疾病导致了许多孩子的父母双亡，由于食物十分短缺，这些孤儿的亲戚、邻居都不愿意收养他们。张道惠夫妇是与柏格理一同营建石门坎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去世后长期坚持在石门坎工作。“有一次，张道惠先生看见一群人在安葬一名不幸于分娩时死去的妇女。由于无人愿意收养才出生的孤儿，人们正要把他和刚死去的母亲一起埋葬。张道惠先生上前阻止。删后来，他将这个汉人遗孤托付给石门坎的一户人家收养。

当然，要想解决饥荒后所有幸存孤儿的问题，就得另辟途径。在张道惠夫妇的斡旋下，英格兰南部威特岛循道公会一所主日学校的师生，取消了一次集体短途旅行，将节省下来的钱交给张道惠夫妇，用于在石门坎建立一所孤儿院。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不平等的货币兑换率，这笔钱到中国兑换后数目已相当可观。

1920年，石门坎的孤儿院落成，由当地人王富勤(音译)夫妇负责管理，于是，被遗弃的孩子们不但有了栖身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接受了正常的学校教育，并且在教学之余，还掌握了耕种技术，使孤儿院完全可以自给。

石门坎孤儿院及其学校的创办，比较好地解决了饥荒后遗留下的社会问题，虽然时间已经将它湮没，但毕竟在石门坎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一个特色，值得‘提。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东旻(1976一)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兼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研究员。①张绍乔、张继乔：《在未知的中国．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802页。

苗族人民的教育家朱焕章

朱群慧

朱焕章，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著名教育家。苗族，&-t-1903年，贵州威宁县人。1929年入华西大学预科部学习；l931年升入华西大学教育系深造，在大学期间，组织编写《滇黔苗

民夜读课本》；1935年大学本科毕业时得到蒋介石赏识，留他在成都绥靖公署工作，但朱焕章毅然回贵州成宁石门坎从事苗族教育。l939年e,lcr南昭通明城中学任教导主任。l943年创办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并任校长，为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l946年作为全国苗族仅有的2名代表之一(另一名是湖南湘西苗族著名教育家、学者石启贵)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挽留朱焕章在南京工作，但他还是又回到了贵州石门坎全力为苗族的教育事业努力_T-作。1954年奉调贵州省教育厅任职，不久，因各种政治压力所致，l955年12月12日自缢于贵阳，年仅52岁

苗族教育家朱焕章(东人达教授提供)

20世纪中叶，倾其全力一生为苗族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教育家中，最有影响的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朱焕章和湘黔Jil鄂交界地区的石启贵，他们有许多相同的特点：都是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都是我国苗族最早大学毕业的高级人才之一；都是致力于苗族教育事业；都是1946年全国苗族仅有的二名国大代表；都是五十年代政治肃反被迫离开人世；都是改革开发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朱焕章作为20世纪中叶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族最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事隔几十年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在他们的论文或专著上用大量的篇幅对朱焕章的坎坷经历和重要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张坦先生的《“窄门”前的石门坎》(199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深圳大学游建西教授(苗族)的《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996年作者以这本专著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张慧真的《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基督教族群的个案研究》(1999年作者以这本专著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的《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200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重庆三峡学院东人达教授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2003年作者以这本专著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社科研究成果大奖)，苗族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的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红博士(苗族)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2006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等等。而半个世纪以后，作为来自朱焕章家乡的我(本书编著者之一朱群慧)怀揣着无数个梦想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专业，经过数年的高等教育，我越来越钦佩朱焕章为苗族教育贡献一生的崇高精神，并做诗一首以表敬意：“清末民国卷狂浪，／鸿波涌击石门坎；／奋起高翔借西风，／失字千年重补憾。／枯水山寒劈荆棘，／雄杰焕章有一巅；／千里纵横万民聚，／乌蒙辉煌惊世界。”

1903年8月，朱焕章出生于云贵高原之屋脊贵州威宁县一个苗寨，其成长过程多灾多难，8个月时生父去世，母亲改嫁到威宁县龙街天桥乡金家湾予朱姓佃农；l906年3岁时继父又去世，l907年母亲再次改嫁到银泉乡大老林马姓家；而朱焕章则跟随祖父朱拿鸿留在金家湾子生活，由于祖父家境贫寒，仅靠食野菜以及非常有限的粮食度日；6岁二山放牧、砍柴，编草鞋；1918年秋祖父母送他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高小没有毕业祖父母接着先后辞世，只好又跟叔父朱兰福过生活。朱焕章很小的时候，对家人一个又一个离世悲伤无尽，对整个苗族的困苦难过有加，真是应了古人那旬流传千年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朱焕章后来大学毕业后回石门坎任教时，把这种孤苦贫困雕刻为歌：

寒风刺骨似针札雪下纷纷不停歇

孤儿眼泪流滴滴娘去世谁来待养

年幼就丢邻弃舍到处流浪忍饥寒

浪游他屋前篱后吃苦贫寒谁知晓

1923年，具有高学历硕士学位的英籍牧师王树德(w．Hudsepth)到石门坎传教，非常欣赏朱焕章的才华，便资助朱焕章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读书。1926年初中毕业，回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1929年8月几位关心苗族前途的老前辈和中国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医生，联名要求教会资助朱焕章去华西大学深造。由于当时新旧学制交替，朱焕章是旧学制中学四年毕业，所学功课不足，所以先在华西大学读了两年预科后才正式就读于华西大学教育系。1932年7月朱焕章与张超伦、王建明、杨汉先等在成都深造的苗族大学生针对苗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商讨如何发展苗族教育，朱焕章还利用课余时间编写了一套《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又称《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这套课本印刷出来以后，送到黔西北、滇东北和川南苗族群众手里，苗族群众高兴万分，各村寨自觉组织起来，用松柴照明，开展夜读活动，促成了20世纪三十年代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民教育运动。

朱焕章一生有两次机会与蒋介石会面：一次是三十年代在成都华西大学毕业典礼上；一次是四十年代在南京国大代表会议期间。1935年7月朱焕章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被选为应届毕业生代表在全校毕业典礼上发言。当时蒋介石也到华西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为毕业生祝贺，并赞扬朱焕章的发言：“说话通俗，道理深奥。”典礼结束后蒋介石接见朱焕章，留他在成都绥靖公署工作，但为了苗族的教育事业，朱焕章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表示将毅然回到贵州石门坎办教育，培养苗族人才。蒋介石没有强留朱焕章，还赠送一头荷兰牛，以资鼓励。至今，原华西大学礼堂内，立有教育家朱焕章的塑像，这说明本民族以外，各民族对朱焕章也怀有无限的崇敬。

1935年，朱焕章终于学业有成，义无返顾回到贵州石门坎从事苗族教育，并任光华小学校长。第二年，贵州省主席杨森(后为民国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带众多人马到石门坎查访，其部队与石门坎足球队比赛，结果石队以l：0胜杨队!杨森对此惊讶不已，他没有想不到自己这支久经沙场、从来没有败过的足球队，竟输在偏远山区的小学足球队。当时，杨森还委派国民党官员白敦厚和管承泽留在石门坎，表面做民族研究工作，实质上是策划党部组织的筹备工作。l939年朱焕章应华西大学同学陆堂珍邀请，到云南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任职期间，朱焕章发现只有少数苗族学生有条件来该校读书，他深深地知道，贫困的广大苗族学生要上得起中学，只有将中学办在苗区。同年他开始募捐筹款，并游说当地社会上层人士，得到富人杨砥中的大力帮助，而且联合跨省的几家富人组成学校董事会，由杨砥中任董事长，朱焕章任校长。1943年朱焕章离开云南昭通明诚中学，回贵州石门坎

创办“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并一直担任校长到l950年7月。l943年9月石门坎中学正式开学，首届86名学生兴高采烈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一中国西南第一所以培养苗族学生为主体的中学终于诞生了。

  朱焕章之所以得到苗族人民的深切爱戴，之所以得到苗族人民的深切怀念，是因为朱焕章一生忧国忧民，一生倾其全力为苗族的教育事业而奋斗。他还在大学深造的时候，

就在自己所编写的《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序言里写道：“在云贵两省交界的地

朱焕章(后排中)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东人达教授提供)

方，有十多万生活极苦，文化最低落的苗民；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更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们就是用尽了群众的财力，也不能供给三、四个人同时去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在这二十年内，有机会来享受大学生活的前后只有三、四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特殊的机会，是我四十多万同胞做梦也想不到的，近年来更因天灾人祸，甚至连入小学的机会他们也没有了。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给他们找一个小小的机会，教他们识字，减轻他们作为文盲的痛苦。……因此，我就大胆台起头来，望着这目标，……向着责任的所在地前进。”当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在石门坎崛起以后，云贵川三省交界纵横千里，盼望读书已久的广大苗族子弟纷纷前来报名入学。以石门坎光华小学和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为教育中心，一时间，包括远至四川南部，云南省城昆明，贵州中部等地区的各民族学生也闻讯前往石门坎上学。这样，朱焕章与他的同代人在这里创造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神话，使苗族成为当时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教育最高、人才最多的民族，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如1929年和l943年分别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吴性纯和张超伦(历任贵州省卫生厅厅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党中央常委，属于部级高级领导)；1937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后历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杨汉先(属于部级高级领导)；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后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斐然；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德光等等。五十年后，中国佤族第一个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郭锐先生无不感慨的说：“我到昆明以后听一些老人说，他们年轻时就背上盘缠，步行去贵州威宁石门坎上学求知。可见，当时贵州威宁石门坎的教育影响是非常大啊!”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只承认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其他民族包括苗族在内民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为了争取苗族的社会地位，1946年苗族人民力推朱焕章为国大代表，希望他能代表苗族人民争取民族的合法权益。同年10月27日南京政府同意由朱焕章但任国大代表，出发前，各地教会和学校前来欢送朱焕章，苗族作曲家韩绍纲为之兴奋的创作歌曲《欢送歌》一并送行，据参加过欢送仪式的老人讲，当时场面之盛大、场面之隆重，今人是想象不到的。ll月6日，在秘书王建光(苗族，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曾在民国教育部工作兼中央政治大学讲师)的陪同下，从石门坎步行到威宁县城，乘汽车到贵阳，再改乘飞机到南京。在南京国民大会期间，朱焕章被推选为宪政促进会考察委员、西南教育委员、驻京代表，并由政府拨发月薪200万元(折合人民币约二百元)。大会期间蒋介石再次接见朱焕章，并亲自留他在南京工作。然而朱焕章还是坚持要回贵州石门坎从事自己的苗族教育工作。l946年l2月他和王建光顺利回到石门坎，受到苗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20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土地改革时，朱焕章在石门坎分到几亩地，并在砟子门北地建屋，但只住了二年。当时，解放军第十五军第四师进军昭通，昭通和平解放。朱焕章带领师生以墙报、专刊，夺文作者朱群慧到贵阳黔灵山寻找朱焕章的踪迹。文娱宣传庆祝全国解放。l954年朱焕章奉调贵州省教育厅工作，历任中教科副科长、民族教育科副科长。朱焕章调省城贵阳，正是全国肃反运动时期，不久，朱焕章不但受审查，而且被抄家。1955年l2月12日，苗族人民的优秀教育家朱焕章因各种压力所致，最后在贵阳黔灵山上白尽身亡，预示着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一个辉煌的苗族教育时代基本结束。二十六年后，即1981年贵州省教育厅正式下文，为朱焕章平反昭雪。

朱焕章辞世四五十年后，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族人民不仅非常怀念石门坎的黄金时代，而且更加怀念朱焕章；不仅本民族的志士仁人纷纷撰文纪念朱焕章的感人事迹，而且其他民族的专家教授也纷纷著书

  立说对朱焕章的杰出贡献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者简介：朱群慧(1975一)苗族，云南彝良县人。《消费日报》专刊副主编，兼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部分：专著节选

石门坎与花苗

王树德著、东人达译

第六章苗家学校和学者

中国西部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故事。我们只能采用非同寻常的方法去观察它，因为它是一场体现上帝精神的运动的记录，其内涵如此丰富和绚丽，就好似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所激起的层层波纹，虽然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它的影响却更为广泛与深远。每当有各种困难出现，人们就坦然站起来应对。在我们的第4座小教堂里，我们讨论过教会的成长与逐步扩展问题，然而在苗族中推行基督教，并非仅为宣讲福音这一项内容。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断地建立学校与培训骨干。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中，福音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教会的历史亦不例外。一旦把诵读者聚拢来，我们就要开始勉力维持这种局面。在上千年的时光里，儒学、佛教与道教未能对苗族产生影响，而当福音的曙光从天而降的时候，他们即出现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潮。最初几年里，学校于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古老教育体系原则的指导，而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坚固的旧传统终于被粉碎，我们也就有可能改进培养标准与拓宽课程设置面。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在教学中给予宗教教育以明确的地位，虽然这在近些年变成了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相信终会找到某些解决的办法。自多年以来，我们的学校就采取了与华西教育联合会的要求相一致的做法，从l927年之后，当国家管理教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即表示欢迎政府的指导，并成为被认可的完全的宗教与教育团体。作为身在异国国土上的客人，我们愿意接受政府可能给我们的教育所施加的无论什么限制，不过基于我们的传统，为了源自耶稣基督所必须的充分心灵需要，我们将尽己所能去满足之。

柏格理等著，东人达、东旻翻译的71万字《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1914年，从保证我们的苗族籍教师能受到良好训练的观点出发，柏格理送出了苗族学生到四川省会成都的一所第一流水平的中学就读，从那一年起，我们缩紧了我们教会与私人的财力，以送其他学生出去。此项实验并非绝对成功，尽管有几个失败的事例，然而行动的总体却持续着向上的势头。我们教师培训系统的支柱一直是我们在汉族城市昭通开设的中学，而在教育事业中最优秀的中坚力量则是从成都返回的学生。自l915年以来，在我们的初级小学中，有绝对不少于500至900名享受津贴的学生，再考虑到所使用的极端微薄的经费，似乎并不值得一书。“树的好坏从它的果子分辨得出来，”心我们的主说；因此，我们将介绍3个从我们学校修业完毕的男孩子，请您来审查他们。

临近l929年底，我们之中的两个人在行于石门坎与昭通之间的时候，遭到强盗的袭击，被抢去许多财物。如果使用点篇幅描述一下该事件的情节，想会增加良好的可读性，但若了解到不止一个苗族教师所遭受的某些经历时，我们的冒险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就以在我们之后没有几个礼拜就出了事的杨昆友为例。这位有点瘦弱的教师负责主持带初级小学的事务。虽然周围区域都被坏人所控制，杨老师依然日复～日地继续着他的教学。某一天清晨，“强盗来了”的恐怖喊声响起，由于他急于把他的学生安全安置起来，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找个藏身之地。他被抓获，双手反绑在背后，给带到这帮强盗扎营的住所。第二天，两个强盗把他捆绑起来，予以折磨。他们准备把他吊到横梁上，想一直吊到他痛苦难耐，答应出一大笔银两的赎金为止。“于是我开始祷告，虽然以前我从未做过祈祷，”后来在回忆他的经历时，杨这样说。就在他们把他捆牢，就要向顶梁上拉的时候，其中一个强盗暴病发作，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他的神灵在保护他，”生病的强盗哭喊着，诚如您所希望的那样解释这件事，对杨先生的松绑取代了正在进行的拷打，他被带到强盗首领那里，首领请他看座，要他讲一些关于福音的事情。随后，首领还要求这位老师唱一首福音赞美歌。“仁者之怒必会荣耀于您，”恰如赞美诗篇《大卫王》所言。杨昆友向那位首领讲述了耶稣为苗家所做的事情，后来为他唱了赞美歌。强盗首领从杨昆友的语气情感中察觉到福音并不适于像他那类人，几天之后，杨先生终于被释放，当他向我叙述这场经历的时候，言辞中不仅没有悲痛与憎恨，还颇为他曾经得以向一个恶人宣讲福音而感到快乐。

我们的一些苗族教师就是以这种素质造就而成。作为我们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也是为了圆一个希望之梦，我们于1921年向成都派出2名青年，目的是让他们接受西方医学体系的培训；他们不是进入中学，而是直接上大学。在英国，朋友们的尝试已经证明了此种冒险行动的可能性。两位年轻人离开石门坎的那天早晨，每一个人都十分激动与兴奋，此消息传遍村寨农舍的时候，这2个男孩子对于苗家人而言，简直就成为他们民族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许多祈祷者祝愿他们一路平安，还有的则祈望他们顺利通过离家期间的几年漫长学业。我们现在看到其中的一位吴性纯，已经成长起来。他的家就在石门坎附近，当我们开始在此处营建的时候，这个男孩子还从来没有拿过书本。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牧童；他的书本就是大山和树林，从中练就了锐利而精确的目光；他能够比外国传教士快得多的看到一条狼或察觉一支飞过的野鸡。当10岁的他来到我们石门坎学校，被起名“性纯”，就此开始他的学业。最初，学校的训练令人感到厌烦与困难，但是性纯以他具有的毅力和勇气，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成为被选送进修医学的男孩之一。他去成都时正值进入人生的第28个台阶，虽然业已成家，但是在3年之后，他才有时间回家过了一个假期。经过8年的刻苦攻读。性纯大学毕业，于1929年返回在石门坎的我们之中；以往目不识丁的牧童现在成为一名医师，他就是吴性纯博士。“性纯”意为“隋愿的心”，而名如其人，吴博士为我们所有苗族人所知晓，也为他们所强烈地热爱。同样，为了苗家人的利益，他也情愿去做任何事情。

“情愿的心”的返回，使我们在石门坎的营建中再取得另外一个进步成为可能。即我们能够开设一座施诊施药的小医院。盼望了多年的开业典礼终于到来，我们聚集在医院的走廊上，出席的一群代表唱起“哦，上帝，在过去的岁月里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感到奇异般的温暖。吴博士强烈呼吁他自己的同胞给予他们支持，而最精彩的发言之一出自“情愿的心”的地主，一位著名的大官寨土目，他声称除了福音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力量可以使如此荒僻的村寨产生一座医院；确实如他所言，这是《圣经》主张的具体表现形式。吴博士独创性地根据3种语言，把他的医院首字母缩略词设计为“P．M”，代表以下名称：苗语：Pi—Miao Hospital，意为“我们苗族的医院”；汉语：Ping Min Hospital，意为“平民医院”；英语：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意为“柏格理追思医院”。医院一直被视作为怀念柏格理而建立。

某个夜晚，一位意外枪伤了自己腹部的汉族士兵被抬进这座小小的施诊医院。医院里没有手术台，没有汽灯或电灯，也没有另一位医生帮助施行麻醉术；医疗设备可谓简陋之极；但“情愿的心”毅然承担起拯救这个男子生命的重任，尽管手术风险很大，士兵终于活了过来。若干天后，那个警卫员身份受伤士兵的上司军官，携100元大洋前来面谢“隋愿的心”，并说：“如果这件事就是宣讲《圣经》的征兆，请往我驻扎的城镇布道。”那100元大洋即被转为医院基金。在另一个场合中，“情愿的心”遇上一位严重的气管炎病例。吴博士来不及回家去取医疗器械，就用他随身携带的一把医用柳叶刀，再把一段短竹管当作切开术的导气管，当场进行了手术。这位汉族青年的生命得到挽救，一些日子之后，我们瞧见青年迁着一只山羊来到医院，以感谢对他的救命之恩。还有一次是“情愿的心”正在吃晚饭，有个农民前来寻求帮助。农民的妻子身患重病；此时医师是否肯前往?“情愿的心”放下手中盛着包谷饭的饭碗，从餐桌旁站起来，点亮一盏防风的马灯，即刻准备与农民上路，虽然这意味着要在坎坷黑暗的山路上步行20英里，但“情愿的心”欣然前往。到次日早晨，他帮助一个小男孩降临人世，并保住母亲的性命。至此，难道您还会惊讶于我们为“情愿的心”的骄傲更甚于对他的语言表述?他同样为苗族、诺苏与汉族所热爱；不过唉呀，在1934年，由于令人苦恼的人手不足问题，他被调往昭通，而直到目前为止，石门坎施诊医院竟没有一位医生。

1931年，依据传教团的期望，我们派出一位我们的中学毕业生李正文，去将近l000英里之外的武昌神学院，他与汉族学生并肩学习了3年。他使他的导师，以及我们湖北教区的中国与欧洲的兄弟们从内心感到高兴，并对他予以高度评价。李正文现在是工作于石门坎的一名见习生；预期到l938年，他将被任命为循道公会的牧师。现在，还有另外两名苗族见习生正在就读于这所远方的神学院中。

1936年，杨森少将率领一支四川l军队追赶共产党人，途经我们的一些苗族站点，到达昭通。在听到关于基督教会为苗家做的这许多事情之后，他专程访问了石门坎，以亲自看个究竟。他对这里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电告蒋介石将军，要求南京政府给苗族2个公费教育生名额。我们得到了蒋先生的答复抄本，现在已有2位苗族学生进入南京大学。

去年，我们的一位苗族人朱焕章先生，毕业于华西大学人文学科专业㈨。一个老c．E．汤普金斯博士从四川寄来的信中有如下内容：“今天是例行的毕业典礼日，回想仅仅在几年前，它还只是‘桩简单而奇异的事务!这次有42名大学毕业生，在他们之中就有你们那位姓朱的男生，关于发生在他身上的情节肯定会使这封信令人鼓舞。在领取毕业证书与穿起学位服的时候，有一位男生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时坐在我身边的人未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但我注意到他看起来像是个苗族人。在随后进行的典礼一卜，要有一位从他们当中推选出来的代表整体的发言人，而发言人还是这个男生。他以端庄、诚挚的举止，进行了一次关于崇高理想的非正式演讲。此时我也确实获知发言人就是你们的姓朱的男生。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汉族青年推选一位少数民族的人代表他们在这么隆重的日子里讲话!

“在下面的招待会上，朱参加了全体男生的齐声合唱，稍后我也做了自我介绍。如果知道有一位最高规格的基督教领导人也在传教士之中，想您亦会异常兴奋。若您当时在这里，必定要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蒋介石大元帅与蒋夫人当时就在观礼台上，并发表演讲，就在大家为朱而热烈欢呼的时候，斯帕特灵博士告诉了蒋将军起因何在，使他为之深深感动。他表示对于部落‘问题’具有特别兴趣。”

至1935年，我们使苗家子弟完成了中国政府教育所规定的五个阶段——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与大学。这些阶段我们都通过了。

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故事。32年之前，苗家还是一群受欺压、愚昧、沉醉及不规范的人。耶稣基督进入了这个迷途部落的生活之中，给予他们以精神上的恒心。耶稣给他们送来书籍，造就了对上帝的渴望；现在大量苗族人能够读书认字。耶稣使沉醉的人清醒；他们土制的威士忌酒已被倒掉，并不见再有买卖。耶稣使不规范的人纯洁化；姑娘们自己动手拆除了受外人非议的宿寨房，小伙子们则烧毁了他们用于同姑娘们谈情说爱的芦笙。对于基督教而言，在苗族人中持续的例证，是一条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他给予了人们一种精神境界；果敢自立取代了相当畏缩的任人支配；知识、清醒取代了愚昧、酒醉，心中纯净的洁白纪念碑支配着许多人。从黑暗的大地．L苗族人已经举日向上，看到了天国的光明。

  (选自((在未知的中国》，王树德著，1937年伦敦版。译者将六位英国作者的作品翻译成汉文后合编为《在未知的中国》<采用王树德原书名)，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成果之一。)

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第七章从“结绳刻木”到“文化圣地"

张坦

“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

  本世纪初，乌蒙山区苗族的文化状态，我们可以从口碑文献中得见一斑。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说：

威宁苗族教育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威宁苗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阶段，文化比较落后，全县苗族只有两家有子弟在村里私塾读书，被苗族称为“读书家”，

后人称“读书爷爷”。杨汉先《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始末》说：

威宁苗族在封建农奴主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下，过着十分悲惨贫困的生活，这就带来了文化上的极其落后状况。居住在偏僻的高寒山区的苗族，几与外界隔绝，多数不通汉语，苗族无文字，也不识汉文，整个威宁苗族中没有知识分子。在《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一文中，他又提到：苗族在数字计算上是很幼稚的。赶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胜任。由于不熟悉汉语，数字计算Y,-4氐，所以一个村寨只有几个人可以赶场，逢场时，这几个人就为全村寨包揽购买东西了。直到二十世纪初，未受基督教影响的一些村寨，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够数上百位的数字。民国《威宁县志》称；生苗晦盲否塞，蠢如豕鹿，习俗特殊，或崇拜禽兽以为种，毁伤肌肤以为饰，食肉衣皮而不知耕作，穴居野处而不能营造，殆未脱野蛮社会气象。《大定县志·风土志》称：花苗性朴实，力耕作，有名无姓，不知甲子，惟知十二辰配肖纪年。月El皆用之，星周之外，则渺不能知矣。杨万选《贵州苗族考》云：苗族情况……觉 浑噩，不识不知，未出初民时代。吾国最古民族之流风遗俗，可由之以窥全影。石门坎苗文的《苗族信教史碑》也自称：苗族没有文化已四千余年，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

由此可见，本世纪初乌蒙山区苗族完全处于一种原始民族的蒙昧状态，除了那两名“读书爷爷”(相当于初小生)，全体苗族都是“文盲”，而且其中还有大部分是汉语的“语盲”，数字的“数卣”。这就是基督教传入前，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循道公会是一个强调“教育传教”的宗派，而传教士柏格理因其贫寒失学的亲身经历，特别热衷于兴学，他认为“教育是打开传教这把锁的有效钥匙”，昭通地区的新学堂，女学堂，中等学校都由他而发轫。面对乌蒙山区苗族的文化状况，他提出了“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著名政策，以教会为依托创办学校。

1905年，柏格理偕同汉族传教人员在石门坎修建教堂的同时，也开始修建学校。在修建学校的同时，又让朱被得、杨雅各、王道元等信徒游说各寨，宣传“读书识字不会被别族欺侮”。当时拍格理到苗区去传教未得到循道公会的承认，办学校更没有经费来源。但是，由于柏格理的宣传，苗族对办学校也表现了一种宗教热情，他们积极地投入修建：

老人们说：“为了早日建成学校，一天往返一百六七十里不觉劳累”。他们对修建校舍培养自己子弟怀着极大的期望，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建筑，是苗族人民用千百年当牛当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结成的，儿孙要努力学习成材，摆脱文盲痛苦”。苗族

   如饥似渴地需要文化知识的心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

   1906年，修好了教学楼和两幢厢房，正式招生开学。这是乌蒙山区破天荒的第一所茁民学校，也是当时威宁县独一无二的新式教育的学校。

首班的学生二十多人，全部是青壮年苗族，主要的培养目的是造就“以苗传苗”的传道员。这二十多个苗族最早的学生是：杨雅各、张武、张约翰、王胜模、王经、张夏禹、王道元、朱提、朱彼得、王银头、张慈、朱约翰、张德救、张马太、王西拉、杨秀、杨信、张高、王成宗、黄司提反、熊马可等。教师为昭通名士王玉洁，教材为《绘图蒙学》等启蒙书，学科有看图识字、连词成句、算术、音乐、图画等。

由于要求读书的苗族青少年一天天增多，这个简陋的“识字班”一类的学校，已不能适应需要。而且，由于这所学校的吸引力，邻近彝良、永善、大关、镇雄、昭通的其他民族子弟也被吸引，不少私塾学生退出私塾来此报名，如彝良县梭戛的彝族大地主陇鼎丞的长子陇廷耀(后为云南省民政厅长)、次子陇廷芳(后大学毕业)都来这里与苗族子弟一起读书。l908年，被苏黑保打伤回国治疗的柏格理便向循道公会汇报了苗区传教和办学的情况，争取得到循道公会的津贴。同时，在社会上泛发动募捐。有一个名叫阿司多的老人，被苗族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热心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乐捐了二千英镑。柏格理用这笔款修建了可容200人同时上课，有壁炉、烟囱、课桌、黑板的宽敞教学楼，这在当时是那一带独一无二的雄伟建筑。为了纪念这件事，苗族信徒勒石立碑，其中说：

苗族赞日：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的老人家。战胜黑暗，重见光明。特立此碑以示纪念。。

1909年，学校开始得到循道公会的津贴，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学校”。这一时期，除石门坎小学建设了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设施，使“一片寒地，极端经营，竞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外，在咪珥沟、长海子、大坪、拖姑煤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一批简易的乡村小学。1910年，选拔了一批学生在石门坎举办师资训练班，用以充任各分校教师，这是循道公会苗区教育中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措施。由此之|后，逐渐实现了“以苗教苗”。同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成立，会址即设在石门坎小学内。石门坎不但成为苗区传教的大本营，也成为苗区教育的大本营。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石门坎教会学校因“光复中华”之意正式取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其他乡村小学也分别编为“光华小学第×分校”。l912年，光华小学办成有高小部的完小，分男女二部，是西南地区最早的男女合校之一。教会还用法律手段强制苗族青少年读书，规定至低初小毕业才准结婚。l919年，当地出现大饥荒，死人无数，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但当时统计的学生人数(包括各个分校在校生)仍然有1867名。

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学校学生数(1919年)

1943年，石门坎和彝族上层人士杨砥中在石门坎合办“石门坎边疆民族中学”(初级中学)，1946年改名为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云贵川三省20个县都有学生在这里读书。l952年，该校在校初中生4个班共12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ll5人，教职员工l3人。政府于同年9月接办后改名为贵州省石门民族中学。

1950年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由教区教育委办会节制)；中级卫校一所(由教区医药委办节制)；神学校l所(由教区神学委办节制)。除天南中学、恩光中学在昆明外，其余学校均分布在苗彝民族聚居地区。这些主要为苗族学生的学校是：威宁县崇实中学、石门坎初级中学、昭通明诚中学、昭通福滇医院护士学校、昭通教区神学校、石门坎光华小学、石门坎联区天生桥小学、陆家背小学、罗布甲小学、爱华山小学、木槽小学、简角寨小学、大寨小学、马街小学、长海子联区长海子小学、磺子河小学、切冲小学、上海枯小学、牛街子小学、龙井小学、彝良县咪呵沟小学、拖姑煤小学、大苗寨小学、核桃湾小学、铜厂沟小学、大火地小学、青树林小学、幺店子小学、芦茅寨小学、落尾坎小学、三家寨小学、永善县大坪子小学、老鹰岩小学、杉木林小学、小堡子小学、狗脚湾小学；昭通县麻窝凼小学；鲁甸县龙树小学；盐津县神佛山小学等。在这些教会学校中，苗族学生的读书热情最高，学习最用功，人数也多于其他民族的学生。1953年毕节地区统计，当时威宁县政府接办的28所教会小学中，有学生2739名，其中苗族学生l032名，彝族学生808名。从本世纪初到l949年，乌蒙山区2／3的苗族皆能草读《平民夜课读本》∞四册，达到扫盲标准，高初小毕业生数千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苗族子弟200余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苗族子弟30余人，其中还有2人获得了博土学位。苗族人口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数远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也远远超过汉族。威宁舅苗族仅占总人口6％，解放初统计，威宁全县小学在校生10，066人，苗族学生l，431人，占全县学生总数14％。小学教师252人，其中苗族教师58人，占教师总数22％。苗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远远超过当地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汉族约占20～30％，苗族为50％)。钟焕然在其《西南各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五十年史》中评论基督教的苗区教育活动时说：

回忆石门坎少数民族从l 904年皈依基督教迄今不过五十年，而他们的发展能够一日千里地进化，要不是柏格理牧师这样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牺牲、建设、培植，决不会得到这样高的文化水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仅五十余年，而他们的人才辈出，已超过了当地汉族的文化之上，这是我目睹身历的事实，并非夸大其辞。现在一般青年不知道他们老一辈所遭遇的环境，就象希伯莱人在法老王的虐待下一样，幸亏上帝差遣他的仆人撒母耳(柏格理英文名)象摩西来领导以色列人一样的领导苗族。若不是这样，那我们必须等到解放后才能摆脱大地主们的压迫桎梏，且看当地的汉族，最近有谁当了县长科长呢?甚至区乡干部都不容易选到有文化的(担任)。不仅石门坎苗族的文化提高，凡属信仰基督教的汉族、彝族，保保族、川苗族、小花苗以至傈僳族、拉戛族等，现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级机关、各学校、各部门服务社会，工作的人很多，都是我会信徒之子女。有一家有子女8人，毕业于大学的占7个，这在过去必须是资产阶级、大地主家庭才能做到，而这些人都是中农家庭成长的，这说明基督教会是重视文化的。

1906--1949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办教育43年，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当时的中、英文报刊上，将石门坎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光华小学

石门坎光华小学既是苗族地区教育的发祥地，又是各地初级小学的中心本部，还是教会选拔人才外出深造的基地。光华小学在苗族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校的经费来源：学校开办之初，教育经费全由柏格理及全体苗族信徒筹措，1909年后，每年由循道公会提供办学经费约小板1000元左右。之后，随教育系统的扩大而逐年增加。1946年为(法币)17，688，800元，占石门坎教会总经费27，351，240元的65％强。1949年，又增至(银元)54，452元，占教会总经费77，486元的70％强。

石门坎办学之初，学生不但不交纳学费，还对学生发赈济盐W来鼓励读书。教会还规定每一联区挑选一名学生获教会奖学金(数额为每季法币45元)。但在苗族读书观念巩固以后，学校便开始收学费，学费数额为：初小教徒子弟交包谷5升②，教外子弟交7升。高小教徒子弟交7升，教外子弟交1斗。学生课本、纸张、笔墨、文具全部自理。从此，学费也成为石门坎学校的经费来源之一。

此外，光华小学因其名声也经常得到一些社会人士和教会人土的捐助。

学制：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小学四学年，高级小学三学年。1925年前，考试由基督教华西教育委员会统一出题和评卷，l925年后，改由光华小学自办考试。到解放时止，共毕业高小生l6届计数百人，初小生数千人。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继续升入中学就读的，往往成为优秀生，可见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

师资：学校教师早期由汉族先生担任，在苗族学生毕业后，又从中培养出苗族教师。二十年代以后，苗族教师已成为光华小学的主要师资力量。此外，一些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也参加教学。如柏格理教授过英语，他的夫人海孝贞教授过音乐和卫生。

到石门坎光华小学帮助苗族学生提高文化的汉、回族教师有：王玉洁(昭通著名塾师)、马才富(回族)、夏士元、钟焕然等十多人。

  著名的苗族老师有：

  杨苒惠(第一任校长)、张洪猷(高小部主任)、张志诚(初小部主任、张超伦之父)、王霄汉(二任校长)、吴性纯(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第四任校长)、杨汉先(第五任校长，杨雅各之于)、李正邦(第六任校长)、王德椿(第七任校长)、韩绍纲(第八任校长)。①乌蒙山区由于交通不便，食盐极珍贵，所谓斗米斤盐，贫苦的苗族人民往往淡食，为此患“大脖子病”的不在少数。②每升为7市斤，因苗族群众很少有现金，故用包谷代替。

教会发给教师的薪津极薄，平均只有法币30—35元∞，仅够买食盐。吃饭则全部靠学生交纳的学费——包谷解决。有些学生少的分校，教师口粮还得依靠家庭补贴。这些教师之所以能够忍耐石门坎这样艰苦的条件和极低的报酬，其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虔诚的信仰。

课程开设：1911年后，学校从识字班性质走向正规化，采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新学制共和国国文课本，除普通学校的课程外，光华小学还增设有《圣经》课，每周二节；苗文课，每周二节；说话课(即国音字母，便于苗族学生学习汉语)，每周二节；此外，还有三民主义教育课和公民课。

双语文教学：石门坎教学方法中最有特色的便是实行苗、汉语双语文教学。柏格理与汉、苗族传道员一起创制的“柏格理苗文”成功后，首先便在教学中推行。柏格理提出；“对不懂汉话的苗童，只能用本民族教师”㈤的主张，在低年级中全部由苗族教师任教，并用这套苗文编写出《苗族原始读本》一类教材(包括的内容有苗族传统文化、古史传说、诗歌以及科普、生活小知识、基督教常识)，以苗文促汉文，进行双语文教学，收效极大。柏格理作为双语文教学的先驱人物，他提出的苗文教学原则，暗合了l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双语文教学专家会议的主张。该会议总结中指出：“母语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继承文化的最好工具”，“是消灭文盲与愚昧，与歧视和贫困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根据周庆生同志的研究，光华小学是中国最早进行双语文教学的学校。他在《中国双语教育的发展与问题》一文中说：“从目前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所教会学校(指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二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

学生生活：由于苗族大多家庭贫困，苗族学生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他们无油无盐，三升包谷要吃一个月。学校则请工人来帮他们煮饭，燃料也由学校供应。学生们五、六人一组，在上课前将包谷面送到伙房，伙房煮好后等学生下课来食用，这样就不致影响学习。学校还购买了学校周围的土地，分配给各组学生种植蔬菜，以解决他们的吃菜问题。晚自习使用的汽灯由学校置备，但灯油却要学生们自备。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里，学生学习自觉性极高，除生病以外，很少有人会旷课和不参加早、晚自习。课后和礼拜天，在学校周围的树林中，也随处可见到手捧书本，朗朗读书的学生。

文体活动：光华小学的体育课不单是教学的一个部分，也是教会用于改良旧习俗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学校的体育课，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得以传入乌蒙山区并普及，特别是足球更受欢迎。在光华小学附近，就辟有大小两个足球场。除学校外，各村寨也都组织有球队。每年，在威宁、’彝良等滇东北和黔西北邻县的学生运动会上，石门坎光华小学的球队每次都夺魁。1936年，杨森所部的足球队与光华小学师生联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光华小学队以一球获胜。杨森大惊说：“我部队所到之处从未有对手，讵知石门坎还有对手。”

除足球外，其他体育项目还有团体操、游泳、田径、爬山、赛马和射箭等。石门坎这个高山苗寨上砌有一个游泳池，这可能是西南各省农村中第一个人工游泳池。1933年昭通地区运动会，光华小学学生朱旭辉获一万米长跑第一名；1934年昭通地区11县运动会，光华小学学生李学高又获一万米长跑第二名；l940年李学高在成都中央政治大学边疆蒙藏学校读书时，还获得四川大学生运动会一万米长跑第～名。

光华小学还以五月端午耍花L【I举行的“同乐会”为中心。举行“文艺调演”和“运动会”。王兴中、杨明光回忆说：

1940年以来，以学校为主体，一年一度的五月端阳体育运动会，经常举行。内容有：学生团体操、足球、拔河、歌咏比赛；社会上参加的内容有：妇女穿针、齐麻、穿裙、文化测验比赛等。三十年代两次大运动会：l 932年第21届运动会报请威宁县雷新民县长莅名指导。所有分校齐集石门坎参加。内容：学生团体操、跑步、跳高、跳远、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镖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二路弹腿，板凳拳等。观众参观了赞赏不绝，县长看了感到惊讶。因威宁县城小学也从未开展这样的运动会。从此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县、省、中央对石门坎的注视。1934年第23届运动会规模更大，参加单位除所属各分校外，还有威宁四方井(彝族)小学，彝良县城关小学以及社会上约万余人。内容：除田径、篮球、足球、学生团体操外，还有射箭、赛马、爬山运动。比赛时，学校对学校，农民对农民。学生队伍整齐，锣鼓声声，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④在24届运动会上，撑竿跳高的成绩还令人吃惊地达到4．5米。

(选自((窄门前的石门坎》，张坦著，24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l 992年10月出版。该书系“西南研究书系，，之一。)

作者简介：张坦(1953一)汉族，学者。l983年于贵州l大学本科毕业。曾在贵州省宗教局工作。后任成都某公司董事长。王兴中、杨明光《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载《贵州宗教史料选辑》第2辑。

第四节  国民政府对石门坎新式教育的担忧与控制

游建西

石门坎的新式教育从清末至民国抗战前夕，形势和规模都在发展，而影响也日愈增大，这种影响不仅惊动贵少I'1省政府，同时也惊动了国民政府。传教士们通过辛勤的“传教”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知识文化的苗族人，就单纯从教育而言，已完全达到“以苗教苗”的目的，苗族通过接受、吸纳新教文化，使自身文化得到进步，以一种更新的文化面貌站立于社会之中，但是苗族社会文化的这种进步没有得到“政府”的完全认同，贵州省政府和国民政府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新教的文化传播和苗族的文化更新。了解政府的态度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石门坎新式教育的成功和成功带来的曲折与艰难。

民国25年(1936年)，贵州省政府将石门坎教会学校作为“重要案件”派员前往石门坎视察，并写出调查报告。兹后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和民政厅长曹经沅根据视察后的调查报告，共同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该地毗连滇界，居民多系大花苗，计共l0万余人，向有英人在该地设循道公会，宣传教义，笼络愚民，复遍设学校，实行同化政策，又因威地土目∞土豪势力甚大，社会机构仍停滞于部落时代，英人偶为苗民援助，以减少土目土豪之压迫，一般民(众)遂为所感，每日唱诗歌，读圣经，不知有县政府，更不知有国家，加之英人白白格理深入苗寨，改英文为苗文，该花苗只自认为苗文，老幼男女皆能诵习。三十年来，英人将该地形势，矿产及其它一切，均已详查无遗，、纤悉毕至，认为香港第二。该地苗民受英人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彼等对于政府人员反加疑虑，及经宣扬政府德意，并宣示今后政府对于苗民将予以特别重视，该苗民等始改变其疑虑态度等情。该员复携有苗童王聪灵、韩绍刚二人来省，由教育厅送入省立青岩乡村师范肄业；并于该县办有短期小学，复定于下年度在该县设立四年制苗民初级小学一所；该县苗族学生杨汉先在四川华西协和大学肄业，本省特予每年补助费贰佰元以资奖励……

①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l990年第l期第2页。

②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档案史料》，l990年第l期第3页。

会”(以下简称边委)常委成员李璜、沈重宇、张为炯等三人牵头组成调查组，对石门坎一案进行了重新核实，事后“边委调查组”以“边委”的名义向蒋介石呈报了“调查报告”和“经营石门坎的办法原则”。“调查报告”对新教的传教和办学，提出了更深一层负面的看法。报告认为：“外人30余年来，阳藉传教之名，阴寓侵略之计。”④报告以这种认识作为基调，重点总结了四大问题，并提出看法和建议。报告说：“详核该省政府所呈英教士经营该地经过情形，其侵略阴谋显而易见者：(一)为抚循苗族，结以小惠小信，使其生心向外。(二)为垄断地办经济，测绘矿山要阿诸图。(三)为以石门坎为中心，用45里路作半径，广设苗民学校。(四)为制造苗族文字，诱致远近苗族诵习，造成特殊文化。就中，前三项为普通情形，凡有教会之地，大抵皆然，本无足怪。惟第四一项，用意最深，关系最大，请试讨论之。查民族同化之要素，第一为文字语言，……故凡灭绝人之种族者，必先灭绝其语文：离问人之种族者，必先离问其语文。反之，……统一其种族者，必先统一其语文，这一定之势也。……查自清初以来，政府对于苗教事宜，已常为最大之努力，故苗民在西南诸族中最为接近汉化，……虽然保有其原来语言，然幸尚无独立文字，其根不深，其执不固，只须广设学校，不难于十年内外，悉使同化，……今英教士突于石门坎地方，妄创苗文，……如其合理而成熟，推行无阻，浸假由石门坎传演，遍及邻疆，则散漫苗民，藉文字而团结，在文化上屹立异。……本会窃以为应当特别注意，能禁止则禁止之，否则逐渐取缔之。”

边调组的“调查呈文”显然又比贵州省政府向蒋介石汇报的呈文，在调子上升了级，首先认为新教的传教和办学，是意在侵略的行为：其次认为造苗文是灭绝人之种族，问离人之种族，在政治上分裂国家、种族大一统的行为。边调组的第一个认识，当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围传教行为的通常认识，这种认识在一定的时间场合下是对的，但在有些场合下会让人想到有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维护“野心革命”㈣的意味，而且不加分别地将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与文化交流、文化传播行为搅合在一起批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特别具有批判力，但实际上却难于掩饰骨子里的落后、卑下、内心虚弱等情绪。其第二个认识无非是历史上传统主流文化遗下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及维持封建政治秩序的东西。所以“调查呈文”在后段列举了清朝对苗族实行同化的努力，这说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封建王朝关于儒文化在秩序学说方面的文化糟粕。梁漱溟曾经将历代封建王朝在“治世”方面的经验总结为一个“安”字。而这个“安”字的理论支撑，就是儒家强调的修、齐、治、平的那一套。所谓“同化”、“一统”，也都是求一个“安”字，而这个“安”字有文化一元独霸的意味、思想控制的意味和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意味等等。对这个“安”字的解释权和发挥权在中央国民政府，不在地方，更不在少数民族手上。因此说穿了，民国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一样，是用换汤不换药的“治世”方法。而这一点也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问题上所主张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④的思想。“边调组”基于上述这些看法，拿出了经营贵州威宁县石门坎地方办法原则，全文如下：㈢

  甲、文化方面

   一、由川、黔、滇省府，严查该地附近一带教会学校是否悉已遵章立案并遵章教授，如有违章情形，随时加以取缔。

二、由贵州省府查取外国传教士所制苗文课本，咨请教育部审查，如不合法，即予禁用；即令合法，亦应筹逐渐取缔之办法。

三、查滇、黔两省，对于二卜四年度之苗民教育本有相当计划，应饬再于该项计划中，特别注意推行注音办法，期以注音字母替代该教士所制之苗文，而使苗民由注音以通汉字，逐渐成为整个汉化，此项办法，并须饬由四川省府通令沿边各县，一体照办。

四、凡川、滇、黔三省沿边有苗民各县之学校，均应附设苗生优待学额，其优待办法由各该省自行酌定。

五、凡苗校教师，须采取英教士化装入寨，学习苗语，接近苗民，遇事有扶助之精神与办法。

六、苗校教师，于化苗工作特著成效者，应由各该省府呈报中央特别奖励。

七、呈请中央，仿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特订苗族学生留学国内各

级学校优待办法。

乙、关于政治方面

一、设一类似设治局或化苗局等之特种机关于石门坎，针对外力侵略情形，专司化苗及开辟各项事业。

二、此项特种机关直隶省府，其主持人员以县长待遇，严其选格，假以事权，并预定若干年计划，宽其时限，而责其成功。

三、设立石门坎农民银行，救济佃苗，并开发地方实业。

四、查照法令，取缔外人违约购买土地置产事宜。

办法和基调都是严厉的，不仅针对贵州省一省，还波及到四川、云南两省，同时都要求各省政府亲自落实办理。由于这件事发生在贵州，贵州省政府根据“上边”的意思，自是出力最多，因此很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省政府组织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等四个厅，拿出了较详细的“治理石门坎”方案计划。该方案包括政治、文化、建设和经济四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在威宁县石门坎建一个“石门坎设治局”，㈢该局直接隶属省政府管理，享有相当一个县的管理全权，并制定一定的行政管理区域、局机构组织、人员经费等。

贵州省的方案计划出来以后，随即上报给蒋介石，蒋于同年l2月及次年2月针对贵州省的实施方案，作了具体的指令和训令。㈢

蒋介石的指令和训令完全同意贵州的“方案”。当然蒋的同意并非完全是个人的意见，在蒋同意之前，“经营石门坎方案”经由内政部、财政部、行政院讨论过，并且都提出了宏观上与微观上的处理意见。而这些意见也都基本上同意贵州省政府的方案，其中只作了对局机构名称，经费支出归属部行的技术性处理意见。最后以“行政院训令”㈤的形式将“方案”通过，不过将“石门坎设治局”的名称改为“石门设治局”，而且在所需行政费和事业费问题上，贵州省政府希望由“国库”支拨，行政院指示由贵州省政府开支。

随着国民政府有关各部门的指示下达，至民国26年(1937年)2月底，贵州省政府遵照上司的意见将原方案的“石门坎设治局”，改为“石门设治局”。叫该项治理石门坎的事：白便全部转由这一机构去落实办理。

国民政府和贵州省政府的担忧和控制意图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上下往来的各种“明文”之中，政府的考虑没有去管苗族过去苦难的事实，同清政府一样，也是从苗族可能造成的危害来考虑问题的，当然还加上了西方文化的危害。因此各种“明文”只字不提新教几十年来办学使苗族走出原始蒙昧，文化得以更新等“文明”传播行为。这就很容易让人在看过这些史料后产生抑制不住的感慨。旧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根本就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也是不顾少数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的。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与否，必须执于政府的掌控之中，才有被承认的价值，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屹然立异”的发展，对政府而言，会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产物。

从政府插手干预石门坎教会学校开始，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学校处于停顿的状态，教材和课程设置都要等政府来改，这期间由石门坎学校培养出来的几个优秀人物朱焕章、杨汉先等人，只能上上下下地又跑县城，又跑省城，希望政府能宽待教会与学校。民国26年(1937年)9月“石门没治局”配合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共同拟出了“开化贵州威宁县苗族意见书”。固“意见书”对如何治理石门坎提出了“开化期”和“同化期”两个重要时段。其主要精神是强调苗族要汉化，对学校的教育规定认为“必须禁用外人编造之苗文而读中国书，说中国话。其办法第一步求全苗民能说中国话，第二步求全苗民能认识中国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F，教会和学校作了让步，传教士和苗族教师只能回避以阿族母语创造出来的文字教书。如此一来不仅苗文未得到发展，就连正常教学也受影响。“设治局”接管石门坎的教育之后，表面看上去学校还在，学生也在读书，但教学质量大不如前，有资料显示从“设治局”l937年接管石门坎直到l949年全国解放这l2年问未出一个大学生，曾经一度在传教士和苗族奴隶手上辉煌过的石门坎“高原文化明珠”，其光华逐渐逝去，苗族巫文化同新教文化的接触、吸纳也只成为历史和故事留在人们心里，国民政府的所谓“开化”、“同化”与满清的苗疆义学社学又何其相似。

当然，若从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和防止民族分化的角度来讲，似乎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在“担忧和控制”上的思想出发点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这一条估计也成为“上下”齐心协力处理石门坎案件的道德支撑力。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很大程度的袭用了封建文化中在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等方面的“治世”办法。因此国民政府虽有积极一面的思考，但当落实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时，就跳不出“旧法”的窠臼，正所谓“换汤不换药”。这一方面可让我们看到封建旧文化的强大惯性，另～方面也可看到国民政府面对西方文化和民族进步，在政治上的保守、自相矛盾又因循守旧的态度。

(选自《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895—1945)》，游建西著，16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l997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游建西(1955一)苗族，生于贵阳。本科就读于贵州财经学院。l993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研究生，l99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第二节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的办学与社会改良

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循道公会教育体系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它在近代民族教育史上颇有特色，最早的男女合校与双语教学、山区乡村学校的正规化与现代化、成功的大规模大众扫盲教育、从整体的目不识丁到医学博士的出现，都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

而相应的社会改良活动与公益事业，也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一、循道公会的教会教育

1、近代末期滇黔川边民族教育情况

近代末期滇黔川边各民族人民深受土目、地主、官府压迫和剥削的情况，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有所介绍。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官员管承泽，对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之低下，也曾大发感慨，称之为“地狱中的边民”：

“边陲地方的人民，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国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说什么专制政治、民主政治、法西斯蒂，他们是不会懂的。只晓得穿衣、吃饭，是他们的唯一无二的事情。而中央的政教莫及，不论是苗夷回汉皆在不劳而获颐指气使的‘土目’、‘官家’的宰制之下，什么鸡租、牛租、马租、羊租、人租哪!一年之内还要帮官家作工一百余天，无工钱，没饭吃。和平自由的空气决莫有呼吸过一点点。他们的生活比欧洲黑暗时代的农奴的生活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明清封建中央政府规定，凡土司应袭之子弟，都必须进过府、州、县各级官学，未经在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得承袭官位。于是，彝族土司、土目阶层，纷纷读儒书、学汉字。清末，已有威宁彝族金殿光等考上举人。但这仅限于彝族社会上层，广大的彝族群众并没有读书的权力。

处于社会底层的苗族、彝族劳动群众，只是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方式以口授、家庭、社会教育为主。一般由长辈特别是父母，向子女传授普通礼仪、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家规家法、民族历史等。小家庭之外的较大规模传授活动，往往在祭祖、丧葬等场合进行。经过这种口授方式的教育后，文盲还是文盲，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四川宜宾、泸州南部数县的苗族，由于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方面也进步一些。清末民初，川南一些苗族村寨已经开始兴办私塾学堂，为苗族培养了一批能识文断字的人才。而清嘉庆、同治年问，珙县苗族王明书、王明标等人先后考上秀才，名孚地方。

而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情况则大不相同。

“二十世纪初叶，苗族文化还停留在古代，人们几乎都是文盲。”∞

苗族的“西方文化和汉文化教育始于l904年，据调查，在此之前的威宁县(含今赫章县)仅有四家苗族子弟读过书，一家是今云贵乡李家村民组李正邦的前辈人，  当地苗族称其为‘读书家’；  一家是黑石头区张家村子的张姓老人，因给土目当管家，其子与土目子弟陪读，被群众称为‘读书爷爷’；一家是今赫章县可乐区铁匠张朝相，被父拜寄给汉族，因而受教于汉族请的私塾先生，作陪读生；一家是陶贵才。”②

柏格理在追述l904年接待到昭通寻访的苗族人时说：“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不识数，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钱一本的《圣经》时，他们无法数出所需要的钱数，就干脆捧出一把给传教士，要求他数出应付的数目。他们几乎都能正确数到20或30，但是如果超出这些数，他们中不少人就容易出差错了。”㈢

因此，黔滇交界的苗族要求读书的欲望十分强烈。在寻访循道公会传教士时，他们对基督教并不甚了解，据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记载，他们时常把耶酥称为“爱酥”、“雅梭”，甚至把传教士当成耶酥。但是，1904年7月，首批寻访者到昭通找到柏格理后，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迫切地希望立即开始认字读书。

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1年之后，从1905年12月6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柏格理已经意识到办学对于传教的重要性：“在一个地方，我发现一年前还挺热心的苗族人现在却失去了他们的激情，倒退了回去。看来很清楚，如果在这些人之中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教堂和学校。”

这符合卫斯理宗采用灵活手段传播福音的要求：“作为一名在中国魄传教士，看起来倒很象我们的主应需要而产生的化身。在所有事物之中，都似乎成为耶稣的使徒。主降到了我们的水平，从我们的立场看待事物，理解我们的业务。”

“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以赢得中国人的尊重。我绝对不能做任何让他们感到厌恶的事情。在这种限度之内，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许多传教士就是因为要显示他们自己在风度上不能偏离英国人的标准，却完全不能为中国式的观点和看法所理解，才失去了他们的机会。”④

滇黔川边各民族广大群众对于近代化教育的需求，以及封建中央王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空白，为基督教传教士利用兴办教育的手段向该地区渗透，洞开了方便之门。

2、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教育体系

  (1)石门坎光华小学

  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团，于l897年初，就在昭通城开办了男校、女校2所小学。

1905年石门坎小教堂落成，滇黔川边的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因此诞生。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光华小学”，  再连上校址的地名，  全称是“石门坎光华小学”。以后，随着各地每增加l个支堂，也就随之增加1座学校，并名为“光华小学某分校”，渐渐形成了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石门坎也就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

石门坎光华学校学校第8批苗族毕业生王建明，当时曾撰文总结了该校前30多年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校长、教师、管理、经费、学生等诸方面的情况。从中可知，以这所学校为中心的光华教育体系，在艰苦的办学环境中，基本上是由我国各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支撑着，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石门坎教育已经颇有成果，成为西南民族教育的典范。

“它诞生的历史，虽然很短；且在中国地理地位上，状为一般地理学者所忽略，但在二十世纪苗人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当首屈一指。其诞生的时候，距今仅三十余年，即清光绪末年，有英籍柏格里牧师，至滇、黔传教，苗族闻风，纷纷求教兴学，兼以安顺杨庆安先生的宣传。促使向学者日增，因此苗民集资千万，修筑校舍，不数年，石门坎苗族学生竟有七八百名之多，实极一时之盛。教职员中有清季举人，最著名者为刘映三先生，其人主办石门坎苗族学校，先后凡廿五年，苗中人才为其培植成功者，至今计大学五名，高中十余名，初中六十余名，小学当在千名以上，民十九年先生逝世后，由其高才子弟大学医科博士吴性纯兼任石门坎学校校长。至民国廿四年，有朱焕章系大学教育系毕业，吴君辞职，朱君继任校长。近有杨汉先在大学社会系毕业，朱君因劳苦成疾，辞职休养，由杨君继任校长。学生人数当在三百名左右。

“石门坎的教育势力范围，计滇黔境界二十七所分校，川境十五分校，共计四十二分校。但石门坎校本部因限于经济关系，仅有两级小学及女子小学，至高小毕业不能升学他方者，即由校本部教职员附设初中班代为教授，其余能升学者，多至滇属昭通明诚中学。至各分校，除滇属威信县牛坡坎设有两级小学外，余皆为初级小学。每校学生，平均四十名，教职员二名。学校经费及教职员薪金，半由各地苗民筹集，半由循道公会补助，教职员年薪，平均每人为三十元至三十五元法币，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至其行政系统，亦与内地无甚区别。除校董会外，石门坎本部设校长一人，教务主任一人，训育主任一人，事务主任一人，会计主任一人，医务主任一人。各分校则设主任一人，教员一人。各分校主任及教员，均昕石门坎校本部校长之指挥，以推行各校校务，各分校小学毕业生，每届毕业期间，则呈报石门坎校本部定期参加会考，及格者升学校本部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其成绩优良者，由校资助升学昭通中学，俟初中毕业后成绩复优良者则由全体苗人资送省外高中升学以至于大学，至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则由全体苗民视其能力之大小授以职权处理苗民之各种事务。”④

1906年，光华小学开始招生，学生边学苗文边学汉字。首班学生是具有劳动与生活自理能力的苗族青少年与壮年人，有：杨雅国(各)、张武、张约翰、王胜模、王经、张夏禹、王道源、朱提、朱彼得、王银头、张慈、朱约翰、张德救、张马太、王西拉、杨秀、杨信、张高、王成宗、黄司提反、熊马可、朱多马、王才富、王仁明等。

学生们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其中年龄最大的王西拉，年近半百，但和青少年同学一样孜孜不倦，不久便能流畅地读汉文《圣经》，他还要求自己的儿孙学好文化，后来他的2个孙儿都是旧制中学毕业的当地有名气的教师，l个孙女是高小毕业生。

1906—1910年的这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应当时各地群众要求成立教会的需要，除为周边苗族、彝族教会服务者外，不少人被分配到滇北的会泽、寻甸、武定酒普山，滇东北的镇雄、威信、永善，以及川南的筠连、珙县等苗族地区，担任教会布道员兼小学教师。

根据一些回忆文献与档案资料，现将石门坎学校部分历届毕业生名单予以介绍。主要是石门坎光华小学的毕业生，从l946年起，还包括石门坎私立初级中学的毕业生。

191卜1915年的第二批毕业生有：王英、杨荣辉、张志诚、王声闻、王正科、王安定、韩杰、吴萍安(女)、王爱福、王勤学、王快学、王安石、王聪慧、张西旺、罗沛然、朱本仁、王富民、王霄汉、杨苒惠、王常春、朱朗清、朱正品，等等。

1916—1918年的第三批毕业生有：朱亮成、朱洪昌、王英豪、吴永清、王离高(又名王必信)、王义芳、王风鸣、韩理源、王有录、王应芳、张金全、王明基、陶开华、杨锦芳、张惠连、王明章，等等。

1919—1926年的第四批毕业生有：吴性纯、王崇高、李正清、张洪猷、张留芳、张信爱、朱启孝、吴树冬、李文明，等等。

1927—1935年的第五批毕业生有：朱焕章、王聪智、王荣昌、张洪发、杨荣新、张文明、王德春、张友才、李正文、吴性良、王心田、王正荣、陶开荣、朱启义，等等。

1936-1938年的第六批毕业生有：杨汉先、陶名堂、李德华、张安烈、王兴忠、潘耀德、李正邦，等等。

1939年的第七批毕业生有：朱常义、杨华邦、朱盛德、朱心仁、吴忠、朱明定、朱定国，等等。

1940年的第八批毕业生有：王建明、张超伦、王天福、杨宗德、王建勋、杨明清、王明镜、朱文光、杨明开、张仁光、王明友、王进福、王贤惠、王正兴、杨忠德，等等。

l941年的第九批毕业生有：朱旭辉、韩全忠、杨文高、吴有芳、陶仕伦、张宗义、张仁安、朱明义、王德钊、韩正明、张晏武、王正国、

陶昌贤、王荣昌、朱明光、安文举、王永明、朱成就，等等。

1942年的第十批毕业生有：张然、王建光、王保祥、杨耀先、朱仁英、吴耀庭、王崇武、张友安、陶开群、张学祥、张文德、王建祥、朱文科、李学高、张德全、王毓珍、朱仁杰，等等。

1943年的第十一批毕业生有：朱正祥、杨明光、杨汉嵩(又名韩绍昌)、杨忠义、安德生、朱兴华、朱光仁、陶辉灵、王绍华、王毓秀(女)、张秀珍(女)、王建国、韩理福、朱晓光、张恩德，等等。

1944年的第十二批毕业生有：张国相、陶秀英、朱文清、朱明道、李寿安、李国兴、刘文芝、陶仕昌、张文文、王正章、王聪灵、韩绍刚、张义学、张德富、李学宏、杨荣传，等等。

1945年的第十三批毕业生有：王忠久、李贵芳(女)、王美馨(女)、张国美(女)、王美义(女)、杨华芬(女)、陶华英(女)、陶美碧(女)、陶美德(女)、吴忠美(女)、姬鑫美(女)、王惠珍(女)、王建章、杨汉文、朱明定，等等。

1946年的第十四批毕业生有：朱元章、朱元方、杨怀德、杨德剑、王明道、朱建英(女)、王教美(女)、潘秀美(女)、吴美珍(女)、杨忠成、王慧泽、王建良、吴善智、张美玉(那)、李德忠，等等。

1947年的第十五批毕业生有：朱兴明、张雅各、朱正良、张富明、韩正光、杨富才、陶树林、张文波，等等。

1948年的第一卜六批毕业生有：朱佳仁、王德光、朱爱光、杨正明、朱明先、潘光明、朱明贤，等等。Ⅲ

由于原始档案资料无存，加上年代久远，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名单就难免发生舛误之处。如：朱焕章l923年即考入昭通宣道中学，不可能1927年才光华小学毕业；据杨明光先生亲自回忆，他于l938年光华小学高小毕业，而并非是l941年；上述仅仅是部分毕业生，  例如1947年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毕业生中的4名优待生候选人李德逭、张志新、张建良、  张有德就没有录入。虽然如此，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了。

学校开始招生时，只限于入教的苗族青少年入学。后来由于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校风好，老师施教认真，教材内容新颖，学生成绩优秀，闻名一时。邻近的彝良、永善、大关、镇雄、昭通等地，信教和不信教的彝族、汉族子女纷纷来报名读书，许多私塾学生也被吸引，转入光华小学。甚至一些土目、地主家的子弟也来这所“洋学堂”就读，如彝良县梭戛大地主陇鼎承的2个儿子陇廷耀、陇廷芳，就是在石门坎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陇廷耀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陇廷芳大学毕业。伴随着入学的浪潮，学校规模达到200—300人。

当时学制，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小学4学年，高级小学3学年，秋季招生。  开设的课程，以汉语文为主。初小学《绘图蒙学》等启蒙读物。高年级有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算术、书法、图画、音乐等；每星期有《圣经》和苗文课各2节；  此外，还加上《四书》、《五经》。l911年以后，改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新学制共和国文课本。20-30年代，将文言文改为语体文，以国语、算术为主课，陆续开设三民主义、图画、体育、说话(国音字母)、历史、地理、自然、社会、公民等课程。苗文每星期l节课，《圣经》每星期2节课，到1936年将圣经课废除。原来规定，教徒子弟点名参加星期天礼拜，1925年以后，改为学生自由参加礼拜。

1918—1925年，初级、高级毕业生考题，都经由成都华西教育协会统一出题。各分校初小四年级毕业生，则全部集中石门坎中心学校统考，试卷由华西教育协会评定，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l926年实行新学制后，改由石门坎光华小学自己组织考试。

光华小学自开办以来，对于要求入学者，不分民族、信教非信教子弟都接收。但在缴纳学费时，则有所区别。初小：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5升(35斤)；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包谷7升(49斤)。高小：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7升；非信教群众子弟，每人缴纳包谷l斗(70斤)。至于学生用的课本、纸张、笔墨等，信教与非信教子弟一律全部自理。

在国内的相关资料中，记载光华小学的运动会首创于1910年。但根据柏格理等传教士的记录，它始于石门坎教会与学校建立之初，当时就注意结合苗族重大的节庆日端午节，来开展包括新式与传统项目的体育运动。l906年，柏格理曾记：“6月26日。2500人出席了在石门坎的节日——游戏和比赛。还有许多人进行洗礼。人人都欢欣愉快。”W

因此，光华小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学生体育与音乐活动的开展。推广田径、球类活动，特别是足球比较广泛，它不仅成为学校体育课科目之一，农村中不少村寨也受到影响，各自组织足球活动。学校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运动会，比赛项目有团体操、足球、拔河与歌咏比赛；还设有周围村民参赛的内容，如妇女穿针、绩麻、穿裙、文化测验等。民国21年第21届运动会，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亲临指导，各分校代表队聚集石门坎参赛，  项目有团体操、田径、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国术十二路弹腿操、板凳拳。民国23年第23届运动会，规模更大，除各分校外，还邀请四方井小学、彝良县城关小学及社会人士，观众达万余人，竞赛项目增加射击、爬山、赛马。光华小学通过在周边从未有过的运动会，对威宁与彝良县城的学校产生了影响，各校也开始照样举办运动会，并邀请石门坎光华小学参加。l936年，在川l滇黔所向无敌的川l军杨森部足球队，到石门坎与光华小学师生联合队进行比赛，结果告负，令杨森大感惊讶。

关于光华学校的经费来源，笔者将在第七章要专门论及，初期的学校的建设与开办费用，都是由苗族群众筹集，仅第l年就捐献了i00万文钱。柏格理1908年回国度假，争取到阿辛顿基金的使用，为光华小学进行了大扩建。

张坦先生《“窄门”前的石门坎》中的统计数字是：“学校开办之初，教育经费全由柏格理及全体苗族信徒筹措，1909年后，每年由循道公会提供办学经费约小板l 000元左右。之后，随教育系统的扩大而逐年增加。1946年为(法币)17，688，800元，占石门坎教会总经费27，351，240元的65％强。1949年，又增至(银元)54，452元，占教会

总经费77，486元的70％强。”…

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但是，需要说明，这里的教会或循道公会是指中国各民族群众的教会，而不是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团。柏格理开创民族地区的传教工作时，传教团没有该项目及项目经费。而到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恰如甘铎理所抱怨：

“那些部落人的亦即传教的组织和传教士们的真实情况如何了。他们的实际财力要远远小于柏格理时代传教士们所拥有的。他到云南时精打细算的一年全部开支是60英镑，而到了抗战以后就无法再像这样限定传教工作的财政。当然，这种情况全部归咎于战争和由它引发的通货膨胀。柏格理能够为苗族教堂的窗户提供玻璃，为他们的礼拜式提供油灯和为初期的苗族教会印刷数千本书籍，但是这样的事情到了抗战结束时，以我们之力已绝对无法做到。”

可以说，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民族地区的学校，经费基本上都是出自中国人。这种情况，在石门坎以外的分校，体现得更为清楚。。

(2)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教育体系

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建后，随着教会向四方的迅速扩展，学校数量也不断增加。到l920年，循道公会在黔西北、滇东北拥有教会小学所。这些学校凡是苗族教会开办的，均隶属于石门坎光华小学，谓之分校。各分学校的教科书购置、课程安排、毕业生统考等，都由石门坎光华小学统一办理。

循道公会学校的分布情况大致为：

贵州威宁石门坎联区学校9所：石门坎光华小学(完小)、天生桥小学、陆家营小学、罗布甲小学、爱华山小学、木槽小学、简角寨小学、大寨小学、马街小学。

贵州威宁长海子联区学校6所：长海子小学、纶子河小学、切冲小学、．上海枯小学、牛街子小学、龙井小学。

贵』、H威宁的循道公会井宁教区彝族教会开办学校23所：四方井小学(崇德小学)、海戛小学、狗街小学(真光小学)、烁乐多小学(明德小学)、锅底岩小学、  威宁崇实小学、  威宁崇实中学、三道河小学、色木戛小学、朱戛小学、卯大路小学、大街小学(翠英小学)、沙厂小学、脚落块小学、白岩脚小学、哲觉小学、四十五户小学、哈拉河小学、揪摸戛小学、果河凹小学、大桥小学、得姑鲁小学、色居乐小学、坝口小学。

云南彝良县学校11所：咪嚼沟完全小学、拖姑梅小学、大苗寨小学、核桃湾小学、铜厂沟小学、大火地小学、青树林小学、么店子小学、芦茅寨小学、落尾坝小学、三家寨小学。

云南永善县学校5所：大坪子小学、老鹰岩小学、杉木林(马楠)小学、小堡子小学、狗脚湾小学。

云南昭通县学校1所：麻窝凼(放马坝)小学。

云南鲁旬县学校1所：龙树小学。

云南盐津县学校1所：神佛山(生基坪)小学。

以后，循道公会办学向川南扩展，如在珙县开办了5所光华小学分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国基督教在贵州威宁石门坎苗区办光华小学，成立中华基督教西南教区循道公会，教会学校由此向川、滇推进。民国16年始在珙县的平天水(今罗渡乡曹门村)、油榨坪(今洛表乡金光村)、麻元(今王家乡麻元村)、五同岩(今玉和乡五同村)、大岩口(今陈胜乡建设村)先后办有五所光华学校，以‘教校合…^’的方式在珙县苗族地区办学历经20余年，培养苗族小学生500余人。”目前尚无川南其他各县循道公会小学数目统计数字，但前面引用王建明《西南苗民社会形态》一文中，提到四川境内共有l5所分校。

关于滇东北区域西南方向的彝族葛泼分支教会开办的学校，仅根据1915年张道惠《云南的葛泼人》一文提供的数字，当时已经有了8所小学。

根据“1950年调查，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其中有中学5所，小学96所(由教区教育委办会节制)，中级卫校一所(庙教区医药药委办节制)，神学校l所(由教区神学委办节制)。除天南中学、思光中学在昆明外，其余学校均分布在苗彝民族聚居地区。②

(3)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

随着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教育体系的形成，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有了提高，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意识到只有读书学知识，才能有办法摆脱贫困和疾苦。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求学读书的高潮，贵州的威宁、赫章、水城、织金、普定、紫云，云南的彝良、永善、昭通等县都有学生来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其中成批的女孩子也拥入学校。而办有完小的石门坎光华学校与及其分校学生的不断毕业，为满足家境贫寒学生的深造要求，在山中乡村创办中学的需要成为现实的紧迫问题。

同时，早期光华小学毕业并派到外地读书的朱焕章等人，也学有所成，返回滇黔川边，立志为家乡作一番贡献，为乡村民族中学的开办奠定了专业人才基础。

1935年，朱焕章华西大学毕业，回石门坎任光华小学校长，他呼吁、要求教会拨钱在石门坎办中学，但未得到应允。1939年，朱焕章去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当他看到没有几个苗族学生有能力到昭通读书时，就更增加了他在石门坎创办中学的决心，并开始与各方面联系求助。

朱焕章先与光华小学的彝族校友、浙江大学毕业的陇体(廷)芳磋商。陇体芳又介绍朱焕章与毕节著名彝族人杨砥中结识。杨砥中欣然答应担当召集人，与有经济实力的彝良县陇、安、杨、罗，及威宁县的安家等彝族望族协商，同意组成董事会，集资支持在石门坎开办中学。在教会参与下组成董事会，杨砥中任董事长，朱焕章任校长，办学经费由教会、校董事、学费收入和苗族捐助各出l／3。确定1943年秋季招生，由董事长将该校命名为“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l946年，校名改为“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

1943年秋季，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开始启动，招生86名。因为学校经费来源都是口头协议，当时境况非常艰难，而杨砥中后来去重庆谋事，校董事会的钱、粮捐助也没了保证。1945—1946年期间，学校最为困难，收学生的一点学费和教会的那点钱，只能按照教职员工家庭人口多少分配，以维持生活，教师同学生一样，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秕，夜无被盖，寒冬无棉衣。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认真履行教学与育人的职责，毫无松懈与退缩之意。  先后到该校任教的有：朱焕章、杨忠德、王建光、张斐然(中共地下党员)、张友伦、杨荣先、陶开群、吴善祥、杨耀先、张恩德、钱烈(中共地下党员)、安平(中共地下党员)、陶仕伦、钟焕然、朱佳仁等。

学校的教材和学制都按当时教育部规定执行，还制定了具体的学习制度、作息时问。规定月终考试和学期考试，早晚自习，中午习大字，每周作文l次，起床、息灯、集合、升降旗和上下课，统一按照号音活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除生病外，没有缺课现象。星期天和课后，在学校周围，随时可见到手捧书本的学生。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尽可能介绍去外地深造。如：介绍王德光、韩绍清、潘光明等去南京蒙藏学校，他们在南京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转学到北京大学等名校读书；介绍朱佳仁、朱爱光去昆明天南中学；介绍杨学清去榕江师范；介绍王建全、韩绍德、陶才兴等去昭通福滇医院学护士。当时，朱焕章还提出，准备设法与新华社联系，送学生去抗大，但因实施难度大而无法进行。

学校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校风，坚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并结合时政，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救国宣传。石门坎中学恰逢抗日战争时期开办，虽地处西南边远的民族地区，但石门坎中小学师生同仇敌忾，爱国热情高涨，经常排练抗日救国歌剧，前往乡场向各族群众演出，在学生和群众中教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还把部分歌曲译成苗文，在苗族村寨传唱，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石门坎学校为主，召开了上千人的庆祝胜利大会。1949年，就有数十名青年学生随同张斐然去昭通陆宗堂等办的教导队受训，学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后来他们中不少人成为我党革命武装威宁游击团的干部与战士。

石门坎中学从l943年开办到l952年秋季，共招收了l0个班(其中有i个班为春季班)，共约400多学生，其中苗族230多名、彝族90多人、汉族80多名、回族3名。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约100多名，其中参加基层党政工作的40多人，包含区级以上干部16人、县委副书记3人、公安厅处长2人、地区民委主任l人、副县级3人、县人大副主任l人、部队连级l人；参加教育工作的40多人：参加医务工作的18人；其它农业水利等工作的l6人。这100多人中有23人为大专毕业。

该校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生就近深造，为解决家境贫寒的各民族子弟到外地升学的困难，而成功地把中学办到了山寨。先后有滇黔川3省20个县的学生在这里读书。1952年，学校有初中4个班，共l2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ll5人。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接办后，改名为贵州省石门民族中学，原学校教师全部转为国家正式教师。二、循道公会教会学校与教育特点评述

作为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大背景下，向滇黔川边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办学校与教育，目的是为了传教，其局限性与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内地会的一些学校表现的更为明显。

①“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参考：杨忠德：《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其教学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第二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宁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l2月印刷；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宗教事务科、宗教志编写领导小组编：《威宁县宗教志(初稿)．基督教．教会学校》，1988年l2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苗族篇．教育卫生》，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但是，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光华学校教育体系，由于引进近代教育的传教士出身于英国的劳动阶级与少数民族族群，更由于中国苗族、彝族、汉族的知识分子自始至终地发挥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就具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主体作用、最早的双语教学、清末的近代化男女合校、推广近现代体育、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坚持把民族地区的学校办到山寨、大众教育，等等。

1、主体作用的发挥

石门坎学校的建设，土地系彝族土目捐赠，资金与劳动力全出自苗族群众，就连传教士居住的“五镑小屋”，也是苗族信徒建成。这就成为石门坎模式，在其他各地基本都用这种方法建起了学校。

彝族人的经济实力较强，四方井、四十五户等学校的建设，以及教师等，全部由本族承担。

石门坎光华学校开办的前l0年，主要是刘映三等汉族与回族老师承担教学任务，驻石门坎的柏格理等英国传教士，只是兼少量数学、英语等课程。自1917年以后，新培养出来的杨苒惠、王富民等苗族老师走上教学岗位，并逐渐成为石门坎学校教师队伍的主体。

而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及运作，几乎已经完全是中国苗族、彝族人士努力的结果。苗族知识分子在学校的建立、教学、管理与坚持上，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彝族知名人士，包括石门坎周边的土目、地主，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云南彝良的彝族土目梭嘎陇家、猫猫山罗家和新寨安家，在学校最困难的时期，捐助了大量的粮食，以作为学校的经费粮，中学师生曾若干次去这些地主家中背粮。

云南威信牛坡坎完小，是白苗支系的教育中心。这里校舍建设、日常教学与管理，都是由苗族人自己负责，教学严谨，学生优秀。在实地调查时，威信县民委熊宗盛先生告诉笔者，他小时侯在牛坡坎学校读书时，每年仅能见到i次从石门坎来视察的外国传教士。

云南永善县的大坪子小学，是循道公会开办的最早山村苗族小学之解放前办校40多年，都是由苗族、汉族老师执教与管理。严格要求，管理规范，一直坚持了汉语、苗语、英语教学。1950年人民政府开办永善县第一所中学，进行入学考试，全县i00人参考，大坪子小学7名毕业生参加，5人被录取，被公认为全县最优秀的小学。

越到后期，外国传教士的目光越集中在昭通、威宁等城市的教会与学校。广大乡村的教会学校就更加中国化、本土化，是否参加礼拜由学生自便，《圣经》讲授课被取消，新民主主义思想普遍传播，促使具有进步思想的大批学生冲破宗教牢笼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

2、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先驱

对于不懂汉语的苗族、彝族学生而言，母语是初级学校教育的最好手段。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办后，根据柏格理的意见，由苗族教师担任低年级课程，并用新创制的老苗文编写出《苗族原始读本》等教材，用母语向学生讲授苗族历史、文化、科普与生活常识，基督教入门等内容，随着年级的升高，再渗透进汉语教学，以苗文促汉文，效果很好。

从1904年7月开始的对昭通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团的寻访高潮中，柏格理已经在试验使用汉语加苗语对寻访者授课，并开始着手创造苗文。

1905年以后，在早期长驻石门坎的英国传教士中，柏格理、张道惠、张道惠夫人布莱恩，都可以熟练地运用苗语进行教学。尤其是柏格理能够流畅地使用汉语、苗语，当然还有英语进行交流。在光华学校，他们是进行双语教学的外籍教师，能做到这一步，可谓难能可贵。

石门坎光华小学推行双语教学的典范是2位汉族老师。钟焕然、李司提反都是学校的创办者，到这里之后，与苗族群众打成一片，很快就学会了苗语。他们在课堂上可以自如地用苗语辅导学生，在探讨运用老苗文排除苗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方面，收效明显。

后来，另有在彝良县某分校任教的苗族老师王英，通晓苗语与汉语。在会泽彝族支系葛泼人中任教20多年的杨芝，熟练地掌握了彝语。他们都可以流畅地使用2种语言施教。

1917年，内地会从石门坎聘来5名苗族教师，分别到葛布、新龙场、倮那乌、大松树、轿顶山等学校推行双语教学。

因此，石门坎光华小学是清朝末期在我国民族地区首先实行双语教学的正规学校，在近代民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民族地区近现代化教育的典范

比起内地会来，“循道公会办的学校更多，影响更大。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川l黔滇3省边区。从1904年起，英国牧师柏格理先后到昭通、威宁传教，次年在石门坎苗区建教堂，以此为中心，向滇黔边境各县苗区发展教会组织，建立众多教堂和学校，成了20世纪前期全国苗族文化教育最发达地区。”

光华小学于“l906年男女兼收，同校授课，这是我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的学校(按：我国男女合校是蔡元培当教育部长时的1912年开始的)。’①

“石门坎的学校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完全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威宁与角奎的官员的看法也都如此，他们向地方绅士提出，这所学校应是被效仿学习的样板。学校建筑地理位置好、透光、通风，加之诸如课桌、图表、教学仪器等设备，都是表明传教士优秀工作的一种实在证据。一一位非常富裕的土目已经把他的儿子送到这里，并愿意为他的特权而付出高额学费。于是就发生了一位年轻土目与一‘个苗族孩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事。在几年之前，此类事情是不敢想象的。”②

该校开展的新式体育运动，如球类、田径、团体操、游泳、爬山，及民族传统的赛马、射箭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l918年由英籍张道惠牧师主持，以工代赈，建成2个高质量的室内游泳池，从此学校在男生、女生中开设了游泳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同时，还避免了当地每年发洪水淹死小孩的悲剧。详情可见张绍乔、张继乔的《在未知的中国·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1904—1926)》。今天，光华小学早期的其他建筑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2个位于石门民族中学校园内长方型阶梯式男、女游泳池依然如故，象无语的证人一样，向我们展示着当年的历史。这应该是西南乡村学校中最早的人工游泳池。

石门坎光华小学这个近现代正规教育的典范，不仅有力地影响到周边正在纷纷兴办的新式学校，同时它本身就是由几十所学校组成的有机运作系统，在滇黔川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以紧邻石门坎的云南省彝良县为例，1915年，全县开办公立、私立、教会小学共30所，有41个班级，l 438名在校生，47名中国教员，2名外籍教员。其中：公立与私立学l9所，有26个班级，811名在校生，27名中国教员：教会小学ll所，有15个班级，627名在校生，l8名中国教员，2名外籍教员。在教会小学中：苗族小学8所，有9个班级，448名在校生，11名中国教员，2名外籍教员。请看相关的2个统计表。①

民国4年彝良县公、私立学校统计表

4、注重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培养

与内地会不同，循道公会的办学思想比较开放，在自己的学生中择优选拔，送出去到高等学校培养，是其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并一直坚持付诸实际。可见王树德的记述：

“1914年，从保证我们的苗族籍教师能受到良好训练的观点出发，柏格理送出苗族学生到四川省会成都的一所第一流水平的中学就读，从那一年起，我们缩紧了我们教会与私人的财力，以送其他学生出去。此项实验并非绝对成功，尽管有几个失败的事例，然而行动的总体却持续者向上的势头。我们教师培训系统的支柱：二亘墨堡堑]查汉族城市昭通五设的中学，而在教育事业中最优秀的中坚力量则是从成都返回的学生。”Ⅲ

“我们的一些苗族教师就是以这种素质造就而成。作为我们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也是为了圆一个希望之梦，我们于l921年向成都派出2名青年，目的是让他们接受西方医学体系的培训；他们不是进入中学，而是直接上大学。在英国，朋友们的尝试已经证明了此种冒险行动的可能性。两位年轻人离开石门坎的那天早晨，每一个人都十分激动与兴奋，此消息传遍村寨农舍的时候，这2个男孩子对于苗家人而言，简直就成为他们民族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许多祈祷者祝愿他们一路平安，还有的则祈望他们顺利通过离家期间的几年漫长学业。我们现在看到其中的一位吴性纯，已经成长起来。”@

“到l935年，我们使苗家子弟完成了中国政府所规定的5个阶段……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与大学。这些阶段我们都通过了。”

1911年，柏格理、张道惠、易理番、王树德等议定，由王树德带领3位优秀学生杨荣辉、杨苒惠(杨可荃)、王定安去北京清华中学读书，途中收到电报，该校停办，只得返回。

1913又选王爱福、王快学、王风鸣、王霄汉及杨苒惠，由钟焕然、杨雅各送往成都华西中学读书。4年后学成返回，杨苒惠与王风鸣就留在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

当昭通建立宣道中学后，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始就近送优秀毕业生前往就读。从1916年以后，先后选送到宣道中学的有：吴性纯、张洪猷、王心田、安朝品(彝族)、朱焕章、王德椿、李正文、李正邦、王兴中、吴忠烈、杨忠德、杨耀先、韩理福、张德富、陶慕潜、李德碹。其中朱焕章没有享受教会资助，而是王树德个人捐助的学费。

中学毕业后，吴性纯被选送到成都华西大学攻读，l92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送朱焕章、李正文等人去读大学。

被选送的苗族学生，都得到了本村寨、本民族群众的捐资助学。

循道公会这种比较开放的教育方针，适应了滇黔川边少数民族迫切希望改变在文化教育方面落后的局面的需要，适应了受过初等教育的苗族、彝族有志之士进一步提高的要求，因此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无论在高层次人才上，还是民族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上，都居于当地各民族的前列。

就苗族而言，“石门坎小学和中学是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族学校教育的中心，几十年来培养了不少苗族知识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止，由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有数千之众。到石门坎中学和其他中学有数百人，由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升入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的学生约30多人。每万苗族人口平均有5名大学生。吴性纯、张超伦还得了华西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中专生百余人。”u

这些苗族大学生，解放后成为党政机关、学校、研究单位的骨干。朱焕章在贵州省教育厅民族教育科任副科长；李学高是高级畜牧师、全国人大代表；张超伦为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处长和卫生厅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汉先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兼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

“解放初期，威宁全县小学在校生人数为一万零六十六人，苗族学生一千四百三十二人，占全县学生总数14％。教师二百五十二人，苗族教师五十八人，占教师总数的22％。按人口比例，苗族师生人数不仅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而且还多于汉族。”。

同时，彝族的公立、私立与教会民族教育也很有成效。如威宁县：“民国时期，不少彝族子女入崇实中学、石门中学、昭通明诚中学、昭通国立师范等学校求学，有的到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京等地高等院校深造。据了解，l949年底前，全县彝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0余人，聂光廷、陆堂恩获华西大学和美国纽约州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王正文赴曰留学，系威宁彝族第一个留学生。受过中等教育的200余人，其中，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或肄业的50多人。受过小学教育的数千入。”

 “1951年，威宁初级中学设4个班，学生136名，其中彝族学生59人，占43．8％。全县两所中学共188名学生，其中彝族学生63名，占33．51％。”②

5、大众教育

在推行教育方面，循道公会实际上形成了全民教育的局面与系统。这个系统由正规学校、主曰学校与教会学习活动组成。

家庭有条件的即送子女进全日制的正规学校学习。无法负担学费、住校生活食用，或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就可以让子女在附近教堂的主日学校读书，只在礼拜日上课，以达到扫盲的目的。

教会中全民性的学习，始自1904年苗族探寻者访问昭通传教团。从《苗族纪实》、《石门坎与花苗》、《柏格理日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可知，来访者至9达照通后，所擞的嘉情就是每企人都买l本汉文本基督教入门读焦豇堇达毫读盘～以后，在教堂建立前的画“瑷王■茬艇i垂蔓以后年复一年的礼拜式结束后的活动中，读书活动长期坚持了下来。

1905年10月24曰，柏格理在石门坎记下了这样一个事例：“750个人出席了这里的几场礼拜式。一些男子、妇女和儿童是走了二天的路才来到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整夜就睡在旷野里。我与之谈话的一位苗族人学读书的欲望竟如此之强烈，他已经雇了一位汉族人，请他在自己家中吃饭，并为他杀了一只家禽，还用自家的耕牛为那位汉人犁地。这样，先生就有充足的时间全力教他念书。”。

石门坎小学的建成，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到l905年11月，第一批建筑物落成，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上苗族人首次拥有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许多村寨等不及建成一座学校，就由每户村民摊钱，以这笔费用在当地雇无论哪个粗识文字的人，成为他们的老师。在一个地方，他们砍倒一片神圣的小树林的树木，此处原先是他们实行精灵崇拜和混乱聚会的场所，使用这些木材建造一所学校兼小教堂。”

  在推行苗族大众化的教材方面，先有柏格理与苗族教师编写的《苗

族原始读本》，而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朱焕章编写的《滇黔苗民夜读课

本》了。

1929年至l935年，朱焕章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l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作为毕业生代表，在蒋介石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作了精彩发言，详见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

“在大学的几年里，朱焕章与其他在蓉的苗族青年张超伦、王建明、杨汉先等以关心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针对石门坎现状，商讨办学、办教育的问题。为了使苗族人民摆脱无知愚昧，摆脱贫困，朱焕章利用课余编印了一套《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又称《西南边区平民干字课》)，一共四册，全部是石印本，这部书印出后，分别送到威宁、滇东北和川

南苗族群众手里。群众高兴极了，各村寨自觉组织起来，用松柴照明，开展夜校读书活动。”。

朱焕章在《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序言里，饮水思源，回顾了自己在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的本民族同胞全力支持F，才有幸进入大学校门的经历；讲述了苗族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没有文化所遭受的痛苦；并以满腔的真情，阐述了他编写这本普及读物，提高苗族群众文化水平的目的：

“在云贵两省交界的地方，有十多万生活极苦、文化最低落的苗民；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更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们就是用尽了群众的财力，也不能供给三、四个人同时去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在这二十年内，有机会来享受大学生活的前后只有三、四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特殊的机会，是我们那十多万同胞做梦也想不到的，近年来更因天灾人祸，甚至连入小学的机会他们也没有了。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给他们找一个小小的机会，教他们识字，减轻他们作为文盲的痛苦。”。w

《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内容广泛，思想进步。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方面的内容：

爱国主义：课本中有《爱国歌》：“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山河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平民歌》中又言：“我四万万同胞，职业虽不同，人格皆平等。国家兴亡，大家有责任”。

平民教育：第一一册十四课写道：“我是农夫我应当读书，你是工匠你应当读书，他是商人他应当读书。学读书学写字，不再做瞎子来做新民”。作者选用了许多古代穷人勤奋学习的故事，以启发和鼓励苗族群众刻苦读书，如：孟母三迁与断机教子、隋朝李密牛角挂书等。

平等思想：“不问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人格是平等的。”“不问天资的智愚，不问境遇的好坏，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是社会的平等。不问宗教、种族，不分贫富贵贱，都受法律同样的保护，这是法律的平等”。第二册第十一课：“朋友们，美国有释放奴隶的林肯，中国就没有组织释放奴隶的人么”。

讲究卫生：  “早起要刷牙，饭前要洗手，  出门要洗脸，衣服用具要干净”。“不要用病人用过的东西，不吃病人吃过的饮食，不同病人住”。

其他：《滇黔苗民夜读课本》中，还有关于人生哲理、自力更生、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诚实相处、发展生产、选择优良品种、提高生产技术、学做生意、写信、写借条、写收据等方面的内容。

在前面第二章第一一节中所引当年苗族学者王建明的《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中，曾提到：“此外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可见这本扫盲简易教材，无论对教徒或非教徒，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苗族的大众教育，不仅仅只起到读书认字的作用，还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爱国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柏格理于l910年曾记下这样一件事：“帮我背行李的男子是一位衣服蓝缕、外观贫穷不堪的苗族人。由于只看外貌，我对他产生了小小的偏见。谁知，转而他竟显示出是一位杰出的伙伴。一路上，他向我问了许多有关世界性的问题——美国、欧洲、俄国、印度；显而易见，他知道相当多的东西。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山爱国主义意识又成为进步的基础：“苗族自迁入黔西北山区以来，头脑里只知道土司土目是最高神圣者，却不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更不知国家是什么?长年累月，口朝黄土背朝天地为领主们当牛马，一直没有什么权力过问政治或参与政治活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怎能谈得上爱国保家呢?基督教传入后，办起了学校，苗族人民经过读书，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方知道有中国，并且懂得中国就是自己的国家，从而才肯定‘我们苗族的的确确是中国人’(《石门坎苗文碑》)。据老人们讲，民国成立时，苗族读书的人很少，一般群众对什么是国家、帝制、民国等名词概念，是弄不清楚的。经过汉族老师们的解释和宣传，初步领略到国家政治、民族团结的不可分割性。”

三、社会改良与公益事业

1、社会改良

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8月所立的石门坎教会汉文《溯源碑》上，赫然刻有这样的字句：“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

由此可知，在石门坎的创建活动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了方针。立教会《溯源碑》时，正值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在积极准备复辟帝制；关于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流亡日本，于l914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在此全国性白色恐怖中，柏格理等人在石f-Jt'2教会纲领性的碑刻中仍大书“民生主义”，是一件饶有寓意的事情。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柏格理等出身于英国劳动阶层与少数民族族群的传教士，在与中国各族质朴的下层民众长期相处之中，受到了教育，在潜移默化之中，原来他所崇敬的“偶象上帝”已转变成或部分转变成了“理性上帝”。正是因为有这个转变，他才能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民族、民众取得共同语言，他才能理解与接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与汉族、苗族布道员，而后是少数民族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社会改良与文明习俗，极力改革由历史原因给当地群众造成的落后习惯。

如：规定男20岁、女l8岁的合理婚龄与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利用餐桌、餐具吃饭；经常洗脸、洗澡、洗衣服；人畜分屋居住；使用厕所；取消耗财物费时间的多神祭祀；有病医不请巫师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加速了民族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这些改良措施，还大大减轻了群众的精神与物质负担。“苗族不但对奴隶主、封建领主必须俯首顺从，就是对自然界的一切也必须磕头跪倒，他们随时随地在敬鬼求神，精神负担实在太重。基督教来了，‘要人只信一个上帝，上帝可以制服一切’，于是苗族从房里、门上、屋檐下，把各种各样的鬼神以至于老祖宗的保命物，全部抛出门外烧了，此后，便不需要经常的杀鸡、杀羊、杀猪、打老牛的一套了。这样一来，苗族感到物质和精神的负担都大大减轻，人人都欢喜。”④此外，新的婚姻改革规定的落实，还使原来沉重的结婚财礼负担，也大为减轻，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

在推广新型社会文化活动方面，柏格理的一个成功创举，就是将新的文体活动，纳入苗族的传统节庆端阳节。当初次下到苗寨，与布道员一同亲手拆毁原始婚俗残余“宿寨房”的时候，柏格理即意识到：

“中止过去遗留的不规矩远没有拆毁那些棚舍一样容易施实。它是一个需要通过花费时间来克服的弱点。它的象征虽然去了，但仍存在一种悄悄滑往旧日方向的习性，这类习性一直存在到被其他事物充分取代为止。结果是学校和教堂成为集会的场所，并给年轻人带来了一种新生活，然而在最初几年里，当旧习俗被扫除之后，却在某些方面留下了空白。柏格理一直注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关怀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面临的首批紧迫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新的事物以取代古老的部落节庆。他们的传统宗教长期处于任其自然与发展停滞状态，没有多少庆典和礼节，年度的最重要节日发生在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它倒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民族意义，因为他们处于一个不友好的世界中，为其他种族及一种含有敌意的文化所包围，对于普遍处于艰辛生活之中的人们而言，它起到了保持民族意识的作用。”

1905年，当石门坎的教堂还没有落成的时候，“柏格理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在第一年度的时间内，他抓住他们古老节日的时机，组织了一些更好的新式活动。参加活动的群众比以往更多，各村寨充满了一种预期的新气氛与激动情绪。由教会安排的宴席取代了无度的饮酒，群众的礼拜取代了夜间的狂欢，他们集体听布道、唱圣歌，直到暮色降临。”w

1936年7月，教会制定了“石川教区五年运动计划”。该计划决定推行宗教事业、教育事业、生活改进、风俗改进、慈善事业。

在风俗改进中，涉及到的所谓“不良的风俗习惯”，耍花山、吹芦笙也被列入其中。还提出改装，取缔花衣、花裙，模仿汉人服装。有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连传唱山歌、古歌、故事歌也被禁止。这些过激的做法，苗族群众是不赞成的，也违背了柏格理等传教士的意愿。

早在1892年4月，柏格理就曾把l位苗族人请到昭通传教团驻地，看了他的芦笙舞表演，还买了几把芦笙珍藏。l904年，当苗族寻访者去昭通的时候，柏格理曾身着大花苗服装，吹奏着芦笙，与苗族客人合影，照片就刊登在1919年伦敦版的《苗族纪实》里。在柏格理的日记与著作中，不止一次由衷地称赞苗族的传统服饰。甘铎理则如此评价类似教会1936年计划的过激行为：

“在急速和忽然的改变中，他们部落生活中的一些无害处的特色随同那些更为不受欢迎的因素一块儿被清除，想起来或许多少有些不幸。在进行对以往遗存的彻底扫除的时候，他们也彻底扫除了一些应该好好保留的东西。遗憾的是，他们的放纵与舞蹈和音乐紧密联系；为了杜绝不规矩行为发生的场所与机会，他们废止了传统的音乐及舞蹈。可能是他们的改革热情使他们采取了过度的行为；而通常革除比挽回要容易一些，或许他们无法把没有害处的成分从讨厌的事物中分开。不管怎么说，与邪恶行为有联系的部落的芦笙和舞蹈，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失去了。”

“凡是听过他们的乐曲和看到他们的古老舞蹈的人，莫不感到他们失去了某些最为珍贵的东西。”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苗族群众的自发抵制下，传统的民族服饰与芦笙被保存下来。早期苗族知识分子与景仰苗族文化的传教士，也在积极地抢救以口相传的历史与文学，从20世纪30—50年代，再到20世纪末，先后有王明基、杨荣新、吴忠烈、杨芝、陶自改、杨荣新、杨麦新、张明等苗族学者，以及英籍的张绍乔、张继乔兄弟，前后历时70年，搜集、整理西部苗族古歌160余首，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F来，可见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2、公益事业

  (1)防灾与赈灾

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黔川边民族聚居区域，大多是贫瘠、寒冷的山坡地，农业生产落后，自然灾害频繁。解放前，各族群众度日艰辛，夏秋季节尚可，冬春两季往往发生粮荒，饥饿会夺去许多人的生命。

目睹这种情况以后，有心的圣经基督教教会长驻石门坎的传教士开始琢磨一些防灾的办法。

“张道惠夫妇对农作物都很有研究，——张道惠夫人原来是一。位农夫的女儿，——1906年，他们把洋芋引入这一地区。三年过后，他们已经能够把洋芋作为种子散发给众人。洋芋种植在苗族村寨中迅速传播，由于洋芋可以在包谷和其他谷物成熟之前挖掘收获，因此，确实有不少人从饥饿线上被救了下来。在本地人积极有力的支持下，张道惠夫妇还引进一些蔬菜，提高了大家的生活水平。”Ⅲ此外，张道惠还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从英国带回数百根从若干种水果树上剪下的枝条，把它们嫁接到当地野生树干上，培植出数量丰富且味道鲜美的水果。

1915年柏格理去世，石门坎教会处于低谷阶段，只有信念坚定的布道员的与少数几位传教士在支撑着局面。1918年粮食歉收，次年发生严重饥荒；l922年收成再次歉收，次年又发生大饥荒。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应付饥饿的常用办法是，离开村寨，住进山下搭在小河边的草棚里，每天都在挖掘一种常见的蕨类植物的根部，把蕨根捣碎，浸入水桶中一段时间，再把水倒出，搜集桶底沉淀的淀粉，熬成稀粥，以勉强维持生命。

面对如此紧急的局面，“张道惠先生呼吁救济款以缓解灾情。他设法从尚有收获的地区购进包谷，还是在布道员的帮助下，把粮食散发到成百』二千户饥民手中。虽然如此，饥民得到的食物毕竟有限，仅仅能够维持活命。与此同时，张道惠先生以粮食为工钱，雇用一些民工替他干活。报酬按日计算，每天收工时付给。”。

利用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了从石门坎往昭通的环绕猴子崖的一段道路、石门坎乡场的房屋与道路、光华小学的室内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医院等等。到播种季节，还买来粮种，分发给苗族人。

这些赈灾活动，给老百姓留F深刻记忆。在国内的一些的相关资料中，也有所记载。

  (2)药房与医院

  石门坎药房是教会最早建立的慈善事业机构之一。l905年开始建立教堂、学校，同时也创办了药房。

药房最初就设在苗族人建造的供传教士居住的“五镑小屋”中。传教士用餐的“桌子的另一端经常放着满盛着药品的瓶子。虽然蓖麻油和硼酸、凡士林和紫药水明显摆在面前，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食欲。放置这些瓶子是因为一天到晚都有病人前来求助。不论在哪里我们都热心提供帮助，尽可能给予他们急救。并将需要大夫的病例送进城里，萨温医生和莉莲·格兰丁医生在昭通随时准备收治每一位患者。有时我们这里许多病入蜂拥而来。我知道曾经在一天之内处理过多达100名病号，我也知道帕森斯(张道惠——译者)夫人为了不断前来求医的人流而累得疲乏不堪。”…

1905-1926年，药房由传教士管理。柏格理夫人韩素音原是昆明教会医院的护士，自然负责药房和治理病员工作。张道惠夫人布莱恩也长期参与医疗与药物的发放。往往礼拜式之后，有不少人到药房求医求药，她们就一一接待。在发放药品时，把粉末状药物包在纸包内，将蓖麻油之类的液态药品，倒进半个鸡蛋壳内盛好，送到病人手中，病人再小心翼翼地带回家。这段时间，医疗与药物都是免费发放，当地群众对此至今仍念念不忘。

张道惠夫妇回国后，苗族的医护人员已经培养出来，药房逐渐改为中方人员管理。

1929年，在华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吴性纯返回石门坎，就使药房升格成一所施诊施药的小型医院成为可能。“吴博士独创性地根据3种语言，把他的医院首字母缩略词设计为‘P．M．’，代表以下名称：苗语：Pi-Miao Hospital，意为‘我们苗族的医院’；汉语：Ping Min Hospital，意为‘平民医院’；英语：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意为‘柏格理追思医院，。医院一直被视作为为怀念柏格理而建立。”。吴性纯在医院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开展难度与风险很大的外科手术，抢救了受伤士兵的生命。他还在出诊中，仅用一把医用柳叶刀、一段替代导气管的竹筒，为一个严重的汉族气管炎病人实施了气管切开插管术，避免了因窒息导致死亡的危险。他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令苗族、彝族、汉族群众交口称赞。

1934年，吴性纯被调往昭通福滇医院工作。由于专业人员缺乏，医院又恢复为药房，由苗族护士杨忠明负责。

1941年以后，由苗族护士朱明义负责管理药房。

1949年至l952年，由苗族女护士李德美负责管理。

石门坎药房、医院建立后，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先进的医疗条件，患者均到这里求治，减轻了病痛。并逐渐改变着以往他们不讲究卫生、有病求神的不良习惯。

(3)麻风病院

1921年开办的石门坎麻风病院，是循道公会的慈善事业项目之一。

石门坎教堂建成之后，柏格理就举家迁到这里传教。在此期间，他耳闻某些地方慑于麻风病的传染，竟把患者诱去残酷枪杀、活埋或烧死。柏格理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立即在海外报纸上报道，发表评论，呼吁救助，引起强烈反响。世界麻风病病总会发电询问石门坎一带的麻风病消息，柏格理就据实回复当地麻风病流传和患者的全面情况。因此，世界麻风病会总会立即汇款到石门坎教会。委托柏格理救济患者，并建立麻风病院。但是，因为选址问题无法解决，遂将这笔款购买粮食、布匹，发放给麻风病患者。柏格理于1915年9月去世，建立麻风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

直至l919年，英籍传教士张道惠、汉族教师钟焕然、苗族布道员杨雅各、张武，继续为创办麻风病院而努力。张道惠向传教团申请了资金。终于，钟老师与他的彝族学生安如福谈妥，购买了安如福的石门坎对面的一·片荒地。此地产煤，有水源，地质构造理想，适宜于建造麻风病院。

1920年，开始动工修建，次年麻风病院竣工。当即着手接收55位病人入院。病人有男、女、老、幼，他们在这里可以吃饱、穿暖，并接受治疗。由汉族管理员周汉章具体管理。

1923年，当地发生大饥荒。张道惠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集中当地饥民，进一步扩建了麻风病院。

先后参与治疗麻风病人的还有苗族、英国医护人员。其中有位英籍女护士，对病人的治疗、手术认真负责，丝毫没有嫌弃之意，常常把自己的围裙垫在地上，跪下为病人打针、换药、抱扎患处，使病人很受感动。l926年，石门坎麻风病院有了正式的医生。

麻风病院内建有小教堂，供信徒进行礼拜之用。

它是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收治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患者。入院后，病人得到治疗，有人护理、管教，生活有保障，减少了痛苦。不少患者病愈后，再与亲人团聚。此举还隔离了病人，减少了传染源，也消除了以往对患者的不人道行为。

1950年后，苗族人张夏禹为管理员。、1952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麻风病院，对病院建筑进一步修缮，充实了医疗设备。病人的生活起居更有了保证。所需医药由石门坎医院负责供给。

(4)孤儿院

当时，频繁的疾病与饥荒，时常导致一些孩子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于食物的短缺，他们的亲戚也不愿收留这些孩子。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道惠牧师向国内发出呼吁。为此，1920年英格兰南部威特岛上的一所主日学校的师生决定，取消了学校为他们举办的一次短途旅行，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张道惠，委托他建立孤儿院。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兑换率极不合理，这点钱在英国数目很小，到中国却比较可观。

建成后的孤儿院坐落在距石门坎学校附近山泉不远的山坡上，周围的土地足以开垦出一个小农场。开办后就收留了20多名孤儿。由热心的王富勤夫妇负责管理，孩子们在这里受到正常的小学教育，还进行勤工俭学劳动，学会了农耕技术。孤儿院做到了完全自给。

(5)种子试验站(推广部)

1920年以后，石门坎教区设置有推广委办。

1942年，成立种子试验站，又名推广部。由送出去到专业学校进修过的苗族人王明基、汉族人冯家棂负责。其任务是，培育各种农作物

良种并进行推广，培养手工毛纺织技术人员，再向各下属教会推广。

到该站参与试验和学习技术的，为来自教会所辖各教堂的男女青年。推广站对于当地

织布技术的改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述公益事业的举办，目的是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与教会的巩固。但是，从实际效应上，也解决了当地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并带来了近现代科技文化信息，对人们形成良好的现代意识与习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笔者在云南省威信县进行课题调查时，曾询问该县第‘个苗族本科大学毕业生，他是如何产生了要上大学的念头时，对方的回答却令人出乎意料。当他还是牛坡坎小学的学生时，有一次外籍传教士来巡视，小学生自然是乐于围观洋人而不倦。他看到满脸胡须的外国“老牧师”，在用奇怪的洋剃刀鼓捣了片刻后，竟然变成了～个容光焕发年轻人。传教士刮完脸后，随手将用过的刀片取下丢掉。这位苗族小学生捡起那比纸还要薄的奇怪的刀，想知道它是否比自己的砍柴刀还要锋利，就用手指轻轻一拭，竟被划得鲜血直流。由此，他认为外面的世界一定更精彩，一定要亲自去看看这个世界，这种动力最终驱使他成为走出深山的大学生。一个废弃的刮脸刀片的作用尚且如此，那成体系的公益设施的影响力更可想而知。

就石门坎教育与改良事业来看，一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忽略了实用技能的培养，实业开发与推广的力度太小。导致的结果是，众多的佃户子弟虽然接受了初级教育，苗族、彝族产生了大学生，但是他们的贫穷依然如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有待于社会生产资料与政权归属的彻底变革，不过就当时当地的这项事业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第四部分老校友纪念文章

苗族山村的百年小学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乡以南的新林社，有个苗族山村大坪子，位于永善与昭通两县的交界地。这里有一所小学，是永善县苗族聚居地建校最早的小学。它于20世纪初由基督教教会创办，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直到现在。

大坪子小学是我的母校，在离开它50年之后，2000年农历五月初五，我因到马楠乡参观一年一度的苗家花山节，也恰逢“六一”儿童节，就有幸又借机回到大坪子看望。与当年相比，大坪子小学有了较大的变化，学生比当年增加了许多，人数达到近百名，学生来自几个民族，有苗族、汉族老师任教，整个学校显得更具生机。所没有改变的是，母校依然保持着过去艰苦奋斗与朴实的学风。看到几位住校生下课后忙着烧火做饭的身影，笔者不由得又回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情景。

一说起大坪子苗族村、大坪子小学，人们可能会认为这里是平坝。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坐东向西，地势狭窄，土地贫瘠，只住有20多户苗家的山村。属于只出产包谷、洋芋、荞麦的高寒山地。由于山地坡度大，生态环境恶劣，种得多，收成却很低。家庭养殖必不可少，靠喂养牛、马、猪、羊、鸡等增加一点收入，但由于条件限制，家畜饲养数量很少。虽然祖祖辈辈～年四季辛苦耕耘，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苦。至今这里仍然不通公路，也没有电，除了农业，人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多数村民生活还很贫困。

勤劳简朴的大坪子苗家，是l9世纪以前从外地逃难到此的。他们一代又一代，艰苦拓业，历经沧桑，其中包括这所苗家小学艰苦而光辉的历史。父老乡亲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使它成为硕果累累的文化知识的摇篮。

解放前的大坪子小学，在云南、贵州交界地带颇负盛名。建校后的几十年里，均由苗族老师任教，招收苗家子女读书。它是一所六年制的学校，学生来自永善、昭通各地山区。

回顾大坪子小学的办学经历，可谓道路曲折，留下了令人无法忘记的苦难。20世纪初，大坪子小学以教会学校的名分才得以创建，虽然有外国人支持的背景，还是让当地的汉族地主恶霸红了眼。他们借故生枝，率领帮凶闯进大坪子，对村民抢劫残害，大家只好四处逃难，入侵者还放火烧了学校的房屋，一度使学生无法上课。1949年，昭通的龙三、安纯三的保安部队，前往永善县去攻打彝族大地主龙奎垣，路经茂林乡(解放前名为“新店街”)时，这帮匪性十足的士兵看见3个苗家女孩，起了坏心。女孩们发觉后，快步向街北面的山上跑。

追上，就丧心病狂地开了枪。结果，把大坪子小学5年级的13岁女生张美德打死在山坡上。当大坪子小学校长、苗族牧师吴忠烈听到枪声赶到后，为时已晚。张校长立即去找部队的头目交涉，但对方借口公务在身，不能停留，许下待返回后再追究处理的空话。天黑以后，大家只有把张美德抬回学校停放。停灵3天，从她尸体上流出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泥土。把她送往村北公共墓地山上安葬的那一天，全校师生和上百村民，都哭声阵阵，一派凄惨场景。无故枪杀张美德的元凶，始终没有受到国法的惩处，在万恶的旧社会，苗家人真是有冤无处伸。

当年，从马楠山、墨汉等山区到茂林大坪子读书，须步行2—3天，要走过许多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涉过河流。云雾多，雨水大，道路难行。林海茫茫几十里，是野兽生活的家园，行人要随时防备虎豹的袭击。国民党统治年代的社会不安宁，匪患猖獗，所以更令人提心吊胆的还是土匪拦路抢劫。但是，苗家子女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走这些坎坷的路。同学们长途跋涉来大坪子读书，在学校吃的，是靠自己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人背马驮送来，已经在家中加工好的包谷荞麦面。往往l或2个月家里送1次粮，有时还带一点肥油猪肉来。盐巴、辣子则自己上街去买，间或也买点做菜的洋芋。山村的苗家经济十分窘迫，父母给的那点钱一般只够买学习用的笔墨纸张。住校生都是

1日2餐，自己煮饭。吃得很简单，包谷荞麦饭，一碗清水盐巴辣子汤为菜，没有条件吃好，不饿肚子就行了。煮饭用的柴火由各自想办法，功课很忙，学生只有利用星期天上山去找。一背柴够烧l个星期，因吃得随便，并不费柴火。住房都是村上无偿提供，还给准备了l对公用水桶。路远的学生也有个别的住在大坪子的亲戚家。离家半天路程的学生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都是自己回家去背吃的，星期六下课后，赶夜路回家，星期天再匆匆忙忙回学校，夜深了才赶到是经常事。走读生离学校较远的，都是早出晚归。他们天未亮就起床，带上简易的午饭就出发，要走l一2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学校。无论男生、女生，午饭一般是洋芋、荞粑粑、包谷饭不一，没有菜，即用冷水下饭。吃完午饭，就又忙于功课、作业。因路上往返占去不少时间，不抓紧就完不成当天的学业。不仅学生读书很辛苦，

家中父母为了子女能学到文化知识，也总是苦死苦活的。

学校管理相当正规，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每天早上8点，值班老师就开始清点学生到校情况。然后，开始分级、分班上课。上课前，老师先抽测学生头天功课复习和作业完成情况，以便促进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在当时一般小学不开设英语课的情况下，大坪子小学的英语教学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学校每周还有苗语课、音乐课。因此在该校毕业的学生，都通晓汉语、苗文，还具备英语的初级知识。

苗族同胞以能歌善舞著称，大坪子的师生、村民，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不会唱歌的，唱起汉语、苗语歌曲来都流畅无阻。夜晚灯光之下，人们的赞美歌歌声，此起彼伏。作为永善苗族的文化中心，大坪子民风淳朴，社会风气正，秩序良好。

解放后，永善县第一所中学于1950年创建。前来报考的学生有l00多名，大坪子小学去了7人。其他考生都穿戴整齐，意气扬扬，而几位苗族学生均身着麻布衣裤，脚穿草鞋，一派寒酸的衣着，往往引来周围看不起的目光。但是，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时，7个苗族考生中有5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其中1人还名列全县考生的第3名。这下令人们对大坪子小学刮目相看，称赞该校老师的教学质量高。

解放前，小学毕业生即便成绩再好，他们中的多数都没有进一步升学的机会，因为父母没有经济力量支持子女继续读书。他们只有含泪回家，像父兄那样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以求生存。毕业生中，个别人能够读完中学的，也算到顶了，若想读大学，就只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孙。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在贫穷的大山里很让人羡慕，教会都会安排他们到苗家山寨担任小学老师。就这样，山村里办起一所所学校，有了本民族的老师，一个原本没有文化的民族，现在子孙后代也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了。

高寒山区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很多苗家妇女一生辛苦劳作，连进城市看看的机会都有。自办了学校以后，不仅男孩子能上学，女孩子也有读书的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传入滇东北苦难的苗族大山，英国传教士拉了大花苗一把。解放前夕的l949年，永善县有了小学文化程度的苗家妇女代表。但根本改变苗族命运的还是解放后，共产党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不少苗家妇女与男性一样，走上了国家各条战线的工作岗位。因为她们在学校学到了文化知识与一定的专业技术，有能力担当老师、医生与管理工作。由于翻身解放后条件改善，苗家也出现了大中专知识份子。如：大坪子村的马亮光、马亮明兄弟3人，刘光西、刘光明兄弟4人，都取得了中专、大专学历，他们分别在政府机关、司法部门与学校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干部。

在苗族山村大坪子小学近百年的历史中，凝聚着父老村民和历届在该校任教老师们的心血。正是他们的有力支持，无私奉献，才使这所学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培育出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让他们学到了文化知识，让他们明白了效忠于民族与国家的道理。社会在发展，中国在前进，我们对大坪子小学的未来，更充满了信心。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建

朱玉芳

1939年初，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的朱焕章，应朋友之邀，前往昭通明诚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工作。他原想自己在明诚中学任教，可以争取有更多的苗族学生到这所学校来上学。然而，由于广大苗民家庭经济困难，无力送子女进城上初中，因而光华小学及周围学校高小毕业的学生，还是没有几个能到明诚中学来读书。对此，朱焕章心里十分难过，他虽然已经就职于明诚中学，但依然惦念着乡亲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深深体会到，要让更多的山里小学毕业生有机会上初中，除非在苗族山寨办一所中学。那时，朱焕章虽然人在昭通，但心里却一直惦念着石门坎。

当年放寒假后，朱焕章由昭通回到石门坎，邀请了石门坎教会负责人和学校教员，到祖基河自己的家里聚会，商谈在石门坎办中学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王正刚、王兴田、王兴中、朱启孝、朱盛德、吴性良、吴性纯、李正品、李正帮、杨明开、杨明章、杨荣先、杨荣新、杨浩然、陶开群、张文明、韩正明、韩绍纲等30人左右。大家认为，教会曾在石门坎办过中学，宣道中学当初就办在石门坎，因办理各种事务不方便，创办l年后即迁往昭通，未能坚持下来。但这件事不等于说我们自己不能在石门坎办中学，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要争取广大民众和社会力量的支持，群策群力办成一所私立初级中学。会上大家一致决定：

①开展广泛性的群众募捐活动。苗族同胞能出粮一升出一升，能出粮一斗出一斗，尽力而为，任意捐献。由教会各支堂负责人发动和组织这项活动。

②由朱焕章负责出面游说其他各民族社会上层人士，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资助。其他与会者在会议后，各自回原地，分头开展工作。

1940年寒假，朱焕章又回到石门坎，召集原先参加过祖基河会议的人员，在石门坎吴性纯医生家开会，当时到会的有20多人。在会上，大家各自汇报了开展工作的情况，并研究了一些有关的问题。

朱焕章在昭通，与彝族知名人士陇体芳来往较多，他就想在石门坎办中学一事和陇体芳进行交谈。陇体芳对朱焕章的想法表示赞许和支持。陇体芳的姐夫、毕节彝族上层人士杨砥中也经常去昭通。

1941年，陇体芳介绍朱焕章与杨砥中认识，朱焕章又把自己想在石门坎办中学的愿望告诉了杨砥中，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杨砥中听了朱焕章的打算，也考虑到让自己的民族子弟到城里来读书，有一部分人已染上当时社会的不良习气，因此认为在山区办一所中学是件好事。于是，他同意提供帮助。是年6月，杨砥中到石门坎考察，并参加了石门坎教会和学校举办的端午节运动会，亲眼目睹了运动会的盛况。他还惊奇地发现，石门坎人对办教育的热情非常高，农家子女踊跃进学校读书学习，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学校工作。这里又远离城市，环境幽静，是一个理想的办学校址。

杨砥中返回昭通后，便出面组织、协同云南彝良县梭嘎的陇庭耀(陇体芳之父)、奎香寸田坝的杨筑明、毛坪猫猫山的罗泽均家、彝良安家及贵州威宁县龙街安耀忠等集资，成立筹办中学的董事会。董事会会长为杨砥中，梁聚伍、吴性纯、陆宗棠、张斐然、陇体芳等为董事。商议由朱焕章出任校长，校址选在石门坎。董事会和教会各承担办学经费的

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由学费收入和苗族群众的募捐填补。

1941年寒假，朱焕章照常回到石门坎，召集有关人员在吴医生家中开会，到会的仍然有20多人。朱焕章在会上把筹备进展向大家作了汇报，但董事会和教会的经费何时能兑现，学校何时能办起来，都还难以确定。考虑到光华小学和几所分校即将毕业的一批学生，不能让孩子们荒废学业，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在开办中学之前，由光华小学负责，先办个特班。

就这样，l942年秋，石门坎光华小学办起了特班。招收各地小学毕业生106人，由光华小学教师戴岭情和朱明道，专门负责该班学生的教学和生活。但因各方面条件差，师资不足，特班工作十分艰难。因此朱焕章专程由昭通回到石门坎，看望特班师生，鼓励他们要树信心，立志气，艰苦奋发，克服困难，把特班坚持办下去。但是，除了声援以外，他却无法提供切实的帮助。朱焕章心里非常清楚，特班就如同一个没娘的孩子，别说健康成长，就是生存都十分困难。这就更增加了他尽快开办石门坎中学的决心。

1943年7月，陶开群到昭通办事，事办完后，于7月20日到明诚中学拜访朱焕章。朱焕章告诉陶开群，他已经下定决心在石门坎开办中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学，并请陶帮助把开办所需费用做个预算。测算下来，开办石门坎中学所需桌椅、教材、教具及教员基本生活费，以l个班50名学生，每班3名教师，加上校长在内，每年约需10万元中央钞。朱焕章即把预算报告交给了杨砥中，杨审查后表示同意，并嘱咐朱焕章9月正式上任。

当年7月底，朱焕章辞去明诚中学教导主任后，急速回石门坎做开办中学的准备工作。首先需要立刻解决教室和师资问题。朱焕章经过与石门坎教会及光华小学负责人认真研究和商议后，大家决定把光华小学高小部的教室给中学作为教学楼。这是1幢有2层的楼房，楼下东西两边共有4间教室，可作学生上课和教师办公之用；中间有1个大厅，可作大教室及校内集会会场；楼上空间可作储藏室、油印室之用，总体可容3个班200多名学生同时上课。师生住房、体育场地及其他辅助设施，均与小学共用。关于师资问题，经朱焕章与老一辈们共同商议后，决定聘杨忠德和杨荣先到中学参加筹备和教学工作，不足的师资，暂时由光

华小学教员协助代课。就这样，在校董事会和教会的经费都尚未到位的情况下，石门坎教会、光华小学及中学的教员们，大家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不久，开办中学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1943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首届招生86名。在石门坎中学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上，校董事会成员、石门坎教会和光华小学的负责人都到会祝贺。董事长杨砥中郑重宣布：一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校’业已成立，朱焕章任校长，校训是‘忠诚、义勇、刻苦、勤劳”’。从此，滇东北、黔西北苗族人民有了自己盼望已久的初级中学。

石门坎中学按照当时中央教育部规定，学制为3年，秋季招生。开设的课程有：公民、国文、数学(算术、代数、几何)、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动物、植物)、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劳作、图画、音乐和体育。

石门坎中学开办的第一年，只有初中一年级1个班，学生86名，3位教员。其中朱焕章任校长，杨忠德任教导主任，杨荣先任事务员，他们既是学校负责人，也是任课教师。要把初一各门课程都开齐，老师显然不够，光华小学校长王德椿和教员陶开群先后到中学代过课，而英语课则由英籍牧师邵泰卿代上。

以后，学生年级逐渐增加，到1945年，中学已经有了3个年级3个班，200多名学生。为了不断充实教师队伍，凡是在外地大中专院校上学的青年学生，毕业后，经学校和老一辈们的认真商议，就正式招聘到中学来担任教学工作。除原有的3名教员外，被先后聘到石门坎中学任教的教师还有：陶开群、张永生、陶仕伦、张斐然、杨耀先、钱烈、钟焕然、安锦会、张有伦、吴善祥、张恩德和朱佳仁。在这些教师中，除少数人因为其他工作需要或特殊情况离开学校外，大多数都一直坚持在石门坎中学的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执教，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为止。

在石门坎开办的这所中学，除了有一支能献身于山区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外，还有极其广泛的生源。

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建，是一批有志的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和热心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们的共同志向，也是滇东北和黔西北广大苗族群众的迫切愿望。因此，“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校”的牌子在石门坎一挂出，位于威宁边远山中的这个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很快便名扬四面八方。各地苗族群众热情很高，他们就是缩衣节食，也要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石门坎中学来读书。如彝良、大关、镇雄、盐津、永善、威宁、赫章、织金、普定、安顺、紫云、水城、禄劝、楚雄等10多个县区，都有学生到石门坎中学来读书。尤其云南禄劝和楚雄的学生，路途遥远，途中还盗匪猖獗，但为了求学，他们不顾一切，人背马驮，要

走半个月才能到达石门坎。而且更可喜的是，一批各民族的女孩子也走进了中学的教室。

石门坎中学开办之初，校董事会会长杨砥中不定期来学校视察，给学校提供了一定的经费。几家担任董事的彝族上层人士，则捐献粮食支持学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会长杨砥中要去重庆开设银行。临行前，他通知学校，需要钱就去找他的太太。但是，后来学校3次派人去梭嘎找杨太太，都未取到钱。年底，朱焕章亲自到重庆，与杨砥中会长商谈学校经费事宜，可是杨砥中说，银行才开办，手头没有钱，支付学校经费有困难。最后，学校找到陇体芳董事，他说，现钱没有，但粮食是有的，需要的话就来家里背。这样，学校在无法给教员发工资的情况下，只能将彝族董事捐的粮食和学生交的学费粮，按家庭人口的多少，发给教职工维持生活。

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1946年初，学校委派杨荣先和王正兴两位老师，带着2张豹皮到贵阳，送给省教育厅付启学厅长，要求教育厅为石门坎中学立案，以争取政府拨款经费，支持学校办学。但付厅长只将学校校名改为“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校”，发给学校5本教学规程书，就算立了案。教育厅并没有因此给学校拨款，国家的教育经费还是没有。

石门坎中学的学生，多数为家境贫寒的苗民子女，因为没有钱交纳学费，就可以用包谷代替。学校没有严格规定时间，家长何时有了粮食，何时交到学校。所以，学校没有多余的存粮，教员家庭的生活亦不稳定。

从1945年到l947年，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董事会的经费来源断绝，教职员工几个月的时间也拿不到l个月的工资数额。学生的学费粮也常常接济不上，库房里不多的包谷，总是不论校长、教员或校工，都按各家庭的实际情况，相互调剂着，以维护大家的最低生活水平。为了帮助教员减轻生活负担，学校把教会划归中学的土地分给各位教员家庭，各自种植一些粮食、蔬菜和亚麻；教员们又自己动手，建起一个茅草木桩猪厩，让家属自己喂猪，以解决部分生活和穿衣问题。教员们通常都吃淡菜蘸辣椒下包谷饭，-N青黄不接的季节，就常常是瓜儿和洋芋当饭，油盐很少。全体教员及家属，都身着自制的麻布衣裙，穿草鞋，

夜无被盖，冬无棉衣，仅凭几件苗家自制的毛毡和披毡过夜和过冬。为减轻教员的经济负担，学校还定期组织师生登上海拔近3000米高的薄刀岭砍茅竹，青竹扎扫把，干竹当亮杆，以解决搞卫生和夜行照明问题。为了让教职工及家属吃饱饭，学校还多次组织师生到梭嘎陇家、猫猫山罗家和新寨安家去背学校的经费粮。

1946年下半年，朱焕章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向教会汇报，教会决定从1947年开始拨经费给学校办学。当年年底，朱焕章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会后，他绕道上海拜见他的英籍老师王树德牧师，和他谈了教会和学校困难的情况。结果，王牧师从自己私人的存款中，拨出3万美金，通过西南教区转给石门坎中学办学。但教区将款项分给全教区学校使用，这样，石门坎中学实际上才得到5000美金。虽然如此，石门坎中学的困难处境也大有缓解。

1947年，石门坎及周边一带发生灾荒，粮食歉收，学费粮交不上来，教师们各自的零星片地也无济于事。大家粮食不够，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只好挖野菜、摘树叶和舂蕨粉添补，吃野菜饭和野菜耙度日。就连当校长的朱焕章，也利用假日和妻儿一起上山找野菜、采树叶、挖蕨根。可是，教员们吃了野菜和粘性很大的蕨耙，消化不良，加上油盐极少，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尽管生活这样困难，老师们都本着“和舟共济，渡过难关”的决心和精神，互相关心，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坚持上好每一堂课。办学以来，除了因1948年石门坎大地震的破坏，中断过1个月的教学外，就是在大灾荒之年，学校也没有停过1天的课。

石门坎中学的学生全部住校，统一管理。每天按号音、钟声和铃声起床、升旗、上课、活动、自习和就寝，各项教学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学生生活自理，每天由校工用五六膛炭火，为自愿组合的学生小组分别煮饭，下课以后，学生回宿舍各自做菜。课余时种菜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上山背煤炭、洗衣服。每间宿舍烧1膛炭火，供学生取暖和煮饭菜。开学时，学生从家中背来三五升包谷面、荞面和炒面，大约维持几个星期或1个多月，吃完后，自己利用假日回家去背或由家长定期送到学校。学生以红豆、洋芋和千菜为菜，肉油很少。不少学生衣衫单薄，夜里盖一床毛毡就睡觉，冬天披一件披毡就过冬。许多男生还利用休息

时问，自己编草鞋和藤鞋。

在当时，石门坎初级中学可算是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苗族地区的最高学府。许多学生远道而来，深知能在这所学校读书极不容易，因此，他们十分珍惜时问。尽管生活艰苦，也毫不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大家读书都很用功，不论平时或考试期间，每到傍晚，在校园周围的树权上、球场边、坎下、地头，随处可见捧着书本的学生，不时可听到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有的学生假日到沟里或坡上洗衣晒衣时，还带上书本，在野外复习。

学生都自觉遵守纪律，除生病请假休息外，没有旷课现象，也不抽烟或打架。  他们尊敬师长，很有礼貌，去办公室或老师家，进门前要先说一声“报告”，老师答应后才入内；凡路遇老师，都要立正路旁，待老师还礼走后才起步。这是当时石门坎光华小学和私立中学特有的一种作风。

石门坎中学除了进行课堂教学，把书本知识教给学生外，还特别注重开展各种文娱、体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如：老师带学生到果园里学习操作植物嫁接方法；制作矿石、动物和植物标本；开辟花园，用草皮铺植“天下为公”字样，移植风杨、棕榈、柏杨和柏枝等树种，以美化和绿化校园；春天，学校组织师生到薄刀岭登山砍茅竹，到韭菜坪远足旅游；秋天，到天生桥和拖姑梅等苗族聚居的山乡参观、访问，为当地群众演出文娱节目、搞图片展览，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冬天，到石门坎麻风病院为病友进行慰问演出；每年夏天，都要与教会和小学共同举办和参加石门坎地区端午节运动会；教会和学校建房，中学师生就到野鹰梁

子和法地的伐木场搬运圆木；学校最困难时期，师生还多次到梭嘎陇家、猫猫山罗家和新寨安家去背粮食；甚至有一次，苍盈的土目安祖碛请石门坎教会和学校部分人员吃饭，朱焕章校长干脆把中学的全体师生，一起领着前往“作客”。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多次轰炸贵阳、昆明和昭通等西南边陲城市。石门坎学校师生对目寇的侵略行径和嚣张气焰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教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流亡三步曲》等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救国歌剧。每到街子天，学校就组织师生到街场进行演讲、演出，对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使石门坎及周围地区各族人民，对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等大事广为知晓。抗日战争胜利后，还以石门坎学校为主，召开了干人大会，庆祝抗战胜利。

解放后，l951年抗美援朝，石门坎中学利用壁报、黑板报和街头演出等方式，向民众作宣传。师生们还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当石门坎一带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开赴前线的那一天，教会、学校和周边群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并把志愿军新战士送出了三四里路。

可以无愧地说，爱国家、为民族、艰苦奋斗、勤奋工作和学习，是石门坎中学的一贯作风和传统。

石门坎初级中学，从1943年开办到l952年人民政府接管的9年中，共招收400多名学生，其中苗族学生200多名，彝族学生90多名，汉族学生80多名，回族学生3名，实现了为贫困山区各民族青少年升入初中提供机会的办学目的。

忆母校——石门坎光华小学

朱艾光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西北角，离县城l42公里，距云南省昭通市42公里，是一交

通闭塞、贫穷落后的苗族小山村。l905年建立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时至今日已快100年了如今仍然向人们奉献着，她像一朵美丽的山茶花，飘香四海。使每一位关心她、热爱她的人感到欣慰和咱豪。

20世纪初，滇黔川毗邻地区的民族教育从石门坎起步，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成就。是什么力量促使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呢?笔者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回忆。第一、请进来，送出去，培养自己所需人才。建校之始，学校从昭通聘请了十多位汉族、回族老师，乃至营建施工的土、外聘老师中，有清末老秀才，名书法家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其中，刘映三先生在石门坎一为初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随着学生与分校不断增加，就开始把优秀青年送到外地读书，学成后再回母校服务。接受过石门坎学校毕业生的有：昭通宣道中学、师范学校、护士学校，贵阳青岩师范，南京边疆学校等。随之便是成都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武昌神学院等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前的45年问，受过大专教育的30多人，其中2人还获得博士学位。知名专家学者如吴性纯、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王建民、杨忠德、吴善祥、吴忠烈等都回到石门坎任教。朱焕章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谢绝了成都、贵阳方面的就职邀请，毅然回到养育他的家乡，

甘心于粗茶淡饭，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民族教育事业。此外，石门坎学校还培养出了苗家第一代女知识份子，如李德美、张美玉、吴忠美、杨华芬等。1946年经朱焕章、杨忠德联系，可望到四川犍为农校或泸州印染技校就读的陶兴才2人，在前往途中因故返回时，都为失去这次机会而痛哭不止。当时，即便出去“打工”，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方能适应外面的社会环境。解放前，从石门坎学校毕业的苗族青年，在昆明做工的先后不下20人。他们之中有的人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参加了“边纵”。

从1951年以后，石门坎中学的毕业生，除直接考入大专院校外，人民政府也保送一些优秀青年继续深造；或实行政策倾斜，毕节师范、威宁师范、民族中学、卫校每年都接受一定名额的定向培养生，造就了长期坚持山区工作的骨干力量。  “请进来，送出去”，是结合当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学生基础差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少数民族素质的一项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

第二，全体教职工艰苦奋斗，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

光华小学建校伊始，石门坎是一片荒坡，虎狼出没。然而，苗家决心开办学堂的春雷震撼石门，响彻山谷，四方回荡。人们从20～30公里外自动聚会于石门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创建砖瓦厂，在20度的坡地上开挖地基，从l5公里外的剪角寨采运木料；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排排师生住房、教室、平民医院、篮球场、足球场、露天游泳池、用木渡槽引水的自来水池，绿化校园，植树造林，仅公共厕所就修了10多座。可谓“极端经营，竟至崇牖栉比”。

到20世纪30年代，学校已经初具规模，由开拓者们带领师生营造的几片华山松也日渐成材。记得两任校长都曾带领师生到学校对面的野鹰岩梁子伐木；或爬过“三十六弯”，翻越薄刀岭，再下到法地游猎并运回木料。午休时，朱焕章校长私人出钱，向彝族兄弟买得l斗洋芋，就地烧熟后请大家食用，师生们欢歌笑语，情意融融，疲劳尽消，此例一开，朱校长年年逢这个场合都要请客。还记得为新建校舍，全校师生在砖瓦厂到工地1公里长的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排成长队，传递砖块、瓦片。

学校还购置有土地，供老师、学生种植蔬菜，以添补生活。全校师生，都是包谷饭加红豆酸菜。艰苦的生活，反倒激励教者尽职尽责，学者奋发努力。

留美生物学家、教育家，原昆明天南中学吴醒夫校长，于20世纪40年代访问了石门坎。他回忆道：“美丽景色，崎岖小道，坐骑直往下滑，十分惊险；欢迎晚会那呛人的煤烟，不少学生在咳嗽，那是寒冷气候感冒所致。朱校长家简单家具，简朴生活至今仍留下难忘的记忆。”80年代，原在毕节师专任教的东人达教授，带领2男1女3位学生到石门坎进行社会调查，学校老师端来半盆珍贵的洗脸水，只好老师一声令下，4人一起将各自的毛巾摁入水中；夜间劲风将屋上的石块吹得到处滚动，令来访者感触颇深。90年代，笔者等4位老校友回母校探访，先是为从县城到石门坎的路途发愁；到了石门坎，乡政府倒有一套房接待，无奈之下只好2女住里间，2男住外问；回程时，又得厚着脸向乡政府开口。故地重游，寻觅母校房舍小道，悲喜交加，思绪万千；又看到不少教师仍住在低矮、狭小、阴暗的房子里，哪有个看电视、洗澡之类的处所，听说学校原先有一辆车子，因“养”不起卖了。此非要求过高，而乃当今时代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何况她——石门坎蜚声海内外。我们许许多多可敬的各族教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默默耕耘，把知识文化传授给学生的。

这就是石门坎学校不同年代艰苦环境的一个侧面的反映，也是该校教职工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

第三、坚持面向山区，为各族人民办学原则。

20世纪初，苗族、彝族群众，利用信仰基督教的运动，以石门坎为中心，向周边创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l905年建石门坎光华小学，1906年咪呵沟，1907年天生桥、陆家营、幺店子、大坪子，1908年剪角寨、落尾坝，1910年罗布甲、老棚子，1911年拖姑梅、青树林……解放前的40多年里，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包括川南、昭通地区、威宁(含四方井)、昆明及附近一些县，共建中学5所，小学96所，护士及神学院各l所，医院3所，麻疯病院l所。除城市外，乡村小学多由群众集资、投劳修建。

到底有多少青少年入校读书，或毕业或肄业呢?据不完全统计，受过初等规范教育的各族群众子女不下万人。有一件往事让笔者永不忘记：在30年代石门坎的某次体育运动会上，举办者出了～道二元一次方程的“鸡犬”题和一道一位农夫背负狐狸、鸡和米过河，条件是每次只能带一样，使狐狸不能将鸡吃掉，鸡又不能吃米的两道智力题，给各校区中、青年农民竞猜。这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教育体系工程所结出的硕果。很难想象在短短的20年里，山里的农民从目不识丁完成了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飞跃。

在这里还须补充一句。石门坎学校及其分校共上百所学校的建设用地，诚然由教区理事会统筹规划、购置；但当时社会、民族关系复杂，没有一定胆略及其“统战”工作是困难的。土地占有者不论自愿捐赠、出售或勉强同意的，包括彝族中心四方井在内，都应视为他们为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应记入史册。

第四、德育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道德是一定社会和阶级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人们对是非、善恶、荣辱、美丑等等的行为规范。古1995年，甘铎理的女儿艾莉森(左四，英国林肯大学教授)与朱焕章的女儿朱玉芳训：“以德教民”、“以德服人”。德者，好的品德也。

 (左一)以及朱艾光等人士在昆明。

当时的石门坎师生，注重道德教育，周边民众人人皆知。老师把道德教育贯穿在遵守律、维护集体、爱护公物、热爱劳动、讲究卫生、禁止烟酒、尊敬师长等行动中；把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与西方文化与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进入石门坎，风气纯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校老师还开展了抗日救亡与进步思想的宣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传，促使一批批各族知识青年，从这些“山村简易小学”奔赴抗日战场，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并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

第五、树立优良的校纪学风。

石门坎学校从建校之始，就注重严格校纪，培养良好的学风。对早、晚自习，早、晚升降旗，周一“纪念周”都有具体规定。要求学生按时作息，有事必须请假，人人都要自觉遵守。注意训导，以形成肃然的校纪校风，并经常表扬好人好事。校园内，学生路遇师长，礼让再道安；民族团结，师生关系融洽；努力学习，读书声朗朗。课外运动时，球场内外喊声不断。外面大坪子足球场的学生集中，歌声嘹亮，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一派生机景象。每当客人来访，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学校的各民族教师都注重为人师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任劳任怨，爱教敬业。由于石门教育成绩

斐然，四方百里内的各族儿女慕名而来。这就是先辈们所培育的“光华”希望之地。

石门坎是石f-Jt'2各族人民的，初建时多亏有汉族、回族、彝族老师指教；柏格理先生逝世时，在送葬队中洒下“汉人的泪、苗族人的泪、诺苏的泪、葛泼的泪、英国人的泪”。石门坎也是苗族人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石门坎，理应倍加爱护。

振兴“光华”文化，弘扬石门精神。

作者简介；朱艾光(1930一)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高级农艺师。苗族，贵州威宁县人。l95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农学系本科。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第一辑)

石门坎小学最后一届优待生的选送

李德碹

光华小学自创建后，先后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不少初、中、高各种层次的文化知识人才。当时小学毕业后，能够继续到昭通等地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的各族学子，毕竟是少数。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可以自费升学，但家境贫寒但品学兼优者，如最先成为优待生的吴性纯、朱焕章等，都是教会择优选择，资助深造的。本人则是最后一届被选择资助的“优待生”之一。．  ·

1947年夏天的某曰，光华小学六年级毕业班的张志新、张建良、张有德和李德碹4人被通知参加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各教会小学选拔优待生的统考。当时教区主席为朱瑞光牧师，住在昭通集贤街附近。考试题目作为“绝密”，发往各校就地考试，除了考试国民政府教育部统编教材范围的内容，还加试有《圣经》知识。光华小学的4名候选考生被安排在校长兼教导处办公室应考，进入“考场”，没有看到考生座位编号，4人被监考员韩绍纲校长和另外2位老师指定座位，坐在校长、老师日常办公的位置上答卷淳#校长当着监考老师和考生的面拆开了密封的试题，分发给我们，开始认真答题。那时，西南教区的交通邮件投递速度很慢，等了半个多月，考试结果汇总才送到光华小学，结果，全区成绩前2名都在光华小学：李德碹即本人第一名，张志新第二名，另外2名考生落选。

当年夏末秋初，张志新和我按时赴昭通参加明诚中学的招生入学考试。是年，有省立昭通中学(完中)、省立昭通女子中学(完中)、昭通县中及昭通私立明诚中学招生。各校自行主持入学考试与“各吹各打”的宣传，各自命题，考试日期前后不统一。于是经济条件好的考生，校校都报名，考试都参加，最后“择优”选择自己如意的学校就读；而张志新和我这样的贫困苗族优待生的考试，除了明诚中学外别无选择的余地。

我在小学读书期间，包括光华小学的五六年级在内，除个别学生使用从市场过钱买的墨盒或砚碗研墨写字外，80—90％的同学，都只能利用粗糙的被砸烂的土陶瓷饭碗的碗底作砚碗。记得当时用的墨碇多为“太华”牌或“千秋光”牌。在明诚中学的入学考场上，我与昭通城

2005年，石门坎老校友李德碹(右一)与国内外人士前往石门坎参加百年校庆；左一为陈启基，左二为克里斯汀(张继乔之女)，右二为本书主编 东旻。1名汉族考生的考号相连，两人同桌。我初进昭通城，人生地不熟，连个作砚碗的烂碗底都找不到，就进了考场。同桌见我这副可怜相，就把他的墨盒摆到双人座考桌中央，以照顾我与他合用墨盒，并叮嘱我与他“联合”(互通作弊之暗语)，但我没有正面表态愿意与之“联合”。在考试中，他几次暗示，要我向他传递答案纸条，一来我害怕被威严的城里汉族监考老师发现，二：来光华小学校纪严明，从来没有考试作弊的习惯，就没有理睬对方。于是，我发现墨盒逐渐移向了我够不着的那一头。我只好掏出随身携带的铅笔继续答题。等昭通县城各所中学都开学了，那时我才发现，那位与我同桌的考生未能进入任何一所中学就读，竞在城东门门洞附近摆起了一。个卖花生米和瓜子类的小摊子。

开学后，明诚中学23班是初三的高班次，24班是初二，我们25班则是被时任校长陆堂珍口口声声称为的“基本班”。全校早操男女生合上，全校不足百名学生，男生4路纵队排在前面，不到20名女生跟在后边。我是男生中个头最矮的一个，每逢最后还有一两个男生跟我做伴时还好，碰上我单个排在男生尾部的时候，后面就是一群女生尾随着我的脚后跟，让人十分难为情。但又惧怕童军教官(相当于现在的体育老师)，不敢逃离。

  在明诚中学，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当时的教材是《开明英语课本》。初上的英语教师是西南联大肄业的朱振麟老师；初二的英语教师先是陆堂珍校长后来由外籍传教J：巴清德牧师兼任；初三英语教师由苗族左起：克里斯汀、李德碹、艾莉森(东旻摄)。医学博士吴性

纯医师担任。25班的优待生，除了我们来自石门坎光华小学的2人外，还有来自威信县的白苗学生熊宗盛、王文朝，大关县的白苗马明太。24班的苗族优待生有朱学先、张建邦、张国柱、王敬贤、韩文本(现名：韩忠，解放后任彝良县副县长、县委书记)、张聪德，还有寻甸的彝族学生袁丕林、张天禄。

当时明诚中学的陆堂珍校长，是贵州威宁彝族人，先就读于彝族四方井教会小学，从华西大学毕业后，即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他在威宁、昭通一带是数理化学科的公认权威。除在明诚中学的教务，省中、女中、县中纷纷慕名请他前去授课，也为我们这些学生树立了一个努力学习，将来以真才实学报效家乡的榜样。

我童年眼中的石门坎

杨体耀

童年时代，世界有多大，世界有多奇妙，全然不知；中国有多大，中国有多奇妙，也全然不知。只知道自己家乡那点小天地。除此以外，也常常听到大人们讲石门坎长石门坎短的。所以，也还知道有一个石门坎。父母亲在石门坎读过书，父亲在石门坎教过书。我的哥哥和姐姐们也在石门坎读过书、学习过。现在大哥也要去石门坎教书了。石门坎真奇妙，我做梦都在想石门坎。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看看石门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947年的春天，是一个美好的春天。这一年我已经9岁。父母要让我跟大哥、二哥去石门坎读书了。我想去看石门坎的美梦终于实现了，这多么令人高兴啊!

洛泽河是一条大峡谷。它的东坡属云南，西坡属贵州。石门坎和洛泽河是昭通到镇雄再去四川的必经之地。云南一方的东坡要缓和得多，贵州一方的西坡地势很陡。在东坡的半山坡，有一个汉族老奶奶在大路旁边盖了一座小石屋，开着一间小小的汤圆店。她的屋子小得只够坐下两个人。因为那里是条大路，每天来往行人多，老奶奶的生意很兴旺。我从来还没有走过远路，今天是第一次出远门。到达那里，约走出了20公里，已经很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两位哥哥专门为我煮了一碗汤圆。他们舍不得吃，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汤圆。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又细又嫩、又甜又香的美食。

吃完汤圆，我们又继续赶路。下到谷底，就是洛泽河。洛泽河在我,fl'JN个地方，算是最大的河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河水。水流清澈见底，沿河向远处望去，就像一条宽阔的绿带，弯弯曲曲向北方伸延过去。来到河边，才看清河水汹涌澎湃，因为岩石大，落差大，水流相互冲击，响得震耳欲聋。河床很宽，上面架起一座又高又宽、两边安有似带着花纹的栏杆的大木桥。这座桥非常雄伟、优美、壮观，当年在我们那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以河为界，过了河就是贵州。贵州一面是陡峭的大山坡，我们爬得大汗淋漓。爬上大坡，还要经过许多村寨和旷野，最后越过石门小河，再爬一个很长的斜坡，就是石门坎街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石门街。

爱屋及乌。人们爱石门坎，石门坎很出名，石门街也出了名。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一生只见过山、水、花草、树木、庄稼、鸟呀及牲口呀什么的，只见过草房、土墙等等，从来没见过街是什‘么样的，认为世界上到处像我们农村一样。走到石门坎街了。哦!这就是石门街?街子就是这个样。房子建在山脚，房子挨着房子，不整齐也不凌乱。有草房也有瓦房。有的墙壁是白的，显得很清洁干净，这也跟农村不同。街跟农村气味都不一样。走到街一L了，马上有一大股煤烟气味、香气味和别的什么特别气味扑鼻而来。在我们农村，空气多么新鲜，根本没有什么异味。过了石门街，绕过一个山梁，就看到石门坎了。终于走到石门坎

了。石门坎，还没有看见你的全貌，但是你比石门街大，比石门街漂亮。

石门坎在一个大山坡上，斜坡正对东方。从北面看去，看不到她的全貌，只能看到她的一个侧面。山上是一片茂密的松林，密林深处可以隐隐约约看见石牧师的楼房。密林和大路中间有一处，用高墙围起，那就是技术推广部。昭通至镇雄的大路从围墙外面绕过去。过了技术推广部的大围墙，我们离开了大路，从侧门进去，就进入学校校区了。先是--tIIta．长的白墙砖瓦平房，平房的尽头是一个大篮球场，它比一般的球场大得多，这里是露天集会的场所。石门坎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纪念会、运动会、中小学学生平时的一些临时集会，都在这里进行。球场靠山那一面是一道很高的石坎子。坎子上面是中学食堂。大球场的南面是一间平房，平房东南边是一个标准篮球场，篮球场的利用率很高，所有的球赛和平时训练都在这里进行。篮球场的上面是一个凌乱的住宅小区。朱里下去，便是中学的教学区和宿舍区。上去是小学的教学区，路的尽头是优雅的基督教教堂。教堂坐西朝东，两道门从南侧开。礼拜时男女各从一道门进。男的从右边一道门进，女的从左边一道门进。里边正面是讲台，讲台很高，有栏杆，两边由木台阶上下。教堂背后不远处是石门新村。石门老村在由此往西去约一二公里的山弯里。教堂的南边是女校。是石牧师漂亮的楼房。我只到过教堂附近和小学教学区，别处就没有去过了。

我们刚到石门坎，还没有落脚点，只有到杨忠德大哥大嫂家借宿。这几年大哥正在贵阳读书，只有大嫂一个人带着几个侄儿在家中生活，她很辛苦，很劳累。大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没有去石门坎时，非常想石门坎。现在到石门坎了，却对石门坎一点都爱不起来。我累得周身像散了架一样，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走到石门坎。虽然有两个哥哥陪同，可是一点都不高兴，只是想家，只想睡个舒服觉。到了大嫂家，得到她慈母般的照顾、抚慰能够坐下来好好地休息，于是心情开始好转。大嫂热情、大方、好客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夜，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好多了，就想出去看个究竟。于是我跟二哥去挑水，这里是挑水，不像我们家乡那样背水。这里是吃井水，不像我的家乡吃泉水。水井的四周用石头砌着，上面还加了盖，只留一道门来舀水。水井不大，只够当地人挑来吃和洗菜，不够洗衣服。衣服要到石门坎沟去洗。大路从水井上面过。从水井下去不远，有一个四周用又高又厚的围墙围起来的地方，那是中学的游泳池。游泳池往北200米左右，就是雄伟、壮观的中学教学楼。教学楼的东面和北面，分布着一块一块的菜地，是专门给师生们种菜吃的。菜地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人工足球场，修在一个大斜坡上，很宽很长，足以看出前

人在建校过程中，流过不少血汗。足球场和菜地北边，又是一片参天的松树林。

抬头往远处看，石门坎的东边和南边，被一片林海所环绕，南面的林海深处，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白房子，那是麻风院。西边的白滔岭是最高峰。从洒雨弯爬到白滔岭，一共有36个弯。白滔岭覆盖着原始密林和竹林，早年虎狼成群。在那些密林里面，生有奇花异草，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带盛产煤炭，乃大自然献给石门坎的一份厚礼。这是让人骄傲的石门坎自然环境。

第二天，大哥在学校分到了房子，就在大球场旁边那排平房的中间。这样，我们离开了大嫂家。不过，我还是经常去大嫂家玩。

不久就开学了，学生们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石门坎。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男生穿得干干净净，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似花枝招展。开课后，号声嘹亮，歌声阵阵。  ‘年级教室在大路左边的一个很高的石坎子上面。前面有足够活动的平台。我们的教室与教堂仅是一墙之隔。其他年级的教室全部在大路的右侧。每天放学以后，师生们有打篮球的、踢足球的、唱歌的、跳舞的、做游戏的、散步的，还有种菜的、浇水的、施肥的，好不热闹，真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当年我在石门坎见过的，有朱校长和张斐然、杨荣新、陶开群、韩绍刚和杨耀先等老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他们都还很年轻。

每个礼拜天的正午时分，当2个中学生在教堂门口吹号，吹得震天响以后，一时间，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向教堂，要做礼拜了。号声和人流给我的印象极深。可是，我好像没有进过教堂。哦，我还是跟着进去，做过一‘次礼拜。那是我们刚到石门坎，还没有开学，在一个很冷的早上，大哥带我去做早礼拜。礼拜怎么进行，我没有注意，记得参加礼拜的人不算多。但是赵月林老师拉手风琴伴奏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日。她是大约20岁的英国姑娘，人们都称她为赵教师。那天早上，她站在讲台前的女信徒座位前边演奏，所用的手风琴很小，一点都不好看，形状就像蜂窝一样，但声音很洪亮。我只见过这一次赵教师的演奏，因为以后再没有进过教堂。直到现在我才弄清楚，那种乐器叫六角形手风琴，当时她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让我非常羡慕。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学会拉手风琴。

我对在石门坎参加过的几次大规模活动，印象最深刻。

第一次大的集体活动，是欢迎朱校长。时间大约在3月底一个晴朗的下午，中小学师生一起集合，去迎接朱校长返校。我以为朱校长从贵阳回石门坎应该去石门这个方向迎接，谁知道是去石门街子那个方向。那天人山人海，号声阵阵，教师队伍紧跟号队，中学随后，小学在中学的后面。我们低年级排在最后，位置就在石门街子那一节。太阳要落坡的时候，嘹亮的号声响起来了。朱校长一行，好像几个人都穿着皮夹克，但我没有看清楚。倒是看清了朱校长的大枣红马，壮得油亮亮的，是一个叫王明忠的中学生牵着回来。王明忠是二哥的一位好朋友，彝良毛坡人，他说他们到Hmaob ndrangs yil才接着校长，那马鞍是崭新的黑皮

垫。

朱校长从贵阳返回石门坎，为什么要去石门街迎接?这个问题让我想了一辈子。我也问过一些威宁的人，可是一一个都没有解释清楚。有的说，可能是由南京坐船到宜宾，从宜宾回来的。这种解释似乎是合情理的。这两年，我在收集整理苗族民歌的过程中，才彻底弄清了这个问题。有一首民歌说：

 Hmaob kaok hlaot dlat Hmaob lis naf,

njit njit hlaot hlaot dlix zis gaf。

ad rangsjitjit changd aib njit dad，

njiwx nwl yad chod dlbc hangd naf。

歌词大意是：天生桥下石门坎，上上下下格闹河，吉昌坡(译音)陡路难行，骑马要绕新街子。原来是骑马，所以绕路来的。

朱校长回来后，过了几天，大哥请朱校长来吃一餐便饭，校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朱校长家姑娘多，就那么一个小儿子，对于他我很面熟，天天都看见他在自己家门口哭骗大人。朱校长很精神，好缘他不太健谈，说话不多，不知是否在小辈面前的缘故，对此我的印象极深。大哥做点什么好菜招待校长呢?那个年代我们不会做什么好菜，惟一的一‘道象样的菜就是水煮苏肉。苏肉不用油炸，直接放在水里煮，这是父亲教给我们的…道烹调技术。

春游活动。4月底的一个星期六，中小学联合组织了一次春游活动，地点是狮子洞和对门的吉昌坡。那天，大家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石门坎买东西很方便，因为那里有一个街予，平时不赶街，也经常有小商贩来石门坎摆摊卖东西，学生一般买1封沙糕带上就行了。约上午l0点左右出发，从学校到狮子洞，人烟稀少，除少数零星的土地外，都是参天的青刚木和松树林。春天天气晴朗，风高物燥，走在林问小道上，空气非常新鲜，感到很舒服。到达目的地时，太阳已当顶。狮子洞很漂亮，有山有水，有竹有林。人口少，土地肥沃，庄稼很好。对面坡陡，林密，竹子的种类繁多，各种动物都有。因此，爱打猎的人不说这是春游，他们称此行为春猎。四周环境优美，天气很热，我随便走走，看了一些山山水水就回学校了。打猎的师生回来得很晚，打着野物没有，我不知道。我觉得人是生命，人需要幸福和安乐；动物，包括很小的小鸟，也是生命，它们也同样需要幸福和安乐。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也是一切有生命者的。若是把各种飞禽走兽都消灭了，等于人类自己消灭了自己，人应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我在石门坎，走到狮子洞，算是最远的地方了，虽然很累，但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活动。

拾柴，准备端午节营火晚会。快要到端午节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小学组织全校学生上山拾柴，准备端午营火晚会。这个任务由我大哥杨体福负责。当时，我大哥也就是十六七岁的英俊小伙子。有的学生年龄比他还大。

大哥在大球场吹哨子集合人，各年级清点了人数。他向学生做了简单的交代，队伍就出发了，前往地点是石门坎沟。队伍沿着大路，上去约1公里左右，来了一一个90度的大转弯，向南行约200公尺，那里有 几家汉族。过了那几家人，走不远，就看见一道像门但又不是门的地方，  往下急转直下，顺台阶走到箐沟底，这里就叫石门坎。箐沟的水不大，  但一年四季常流，溪水清澈见底，是石门坎学校师生和村民洗衣服的好地方。中学游泳池的水也是用木槽从这里引去的。大路从这里向南延伸，那是去昭通的方向。大路两边都是密林。顺箐沟而上，约1公里左右是洒雨弯村，就是杨雅国先生的故乡。从村子背后爬到白滔岭，盘蛇一般 共36个弯。白滔岭树林、竹林密密层层。学校用的竹扫帚，就是从那

“里砍来的。

石门坎箐沟的两边，杂木林很深，遍地都是干柴。我在沟边随随便便转了几个地方，顺手拣了一些干柴。哨声一响，大家就往回走。我看 见大哥和高年级的一些大同学，是一人扛着1整棵干树回来的。柴拣来堆在大球场上。柴是跟着去拣了，但晚会怎么开我却记不起来了。

永远难以忘怀的邻居。我们3兄弟在石门坎住的那排屋子，分隔的房间很多，但住的人不多。我记得有3家老师住在那排。我们兄弟住在 正中间，左边相隔好多间，是陶开群老师家，陶老师是中学教师，他人生得很威严、精神，身体健康。在我们右边相隔几问，是李德忠老师家，李老师才20多岁，师母年轻、漂亮，经常看见她穿着崭新的衣裙，背着一个小孩子出出进进，背带也是崭新的。有一次，不知为何缘故，李老师打了师母，师母很伤心。我去上学时，听见师母在家里十分忧伤地唱着一首歌。她当时唱的那几句歌词和旋律，让我一直深深地记在脑海里，但就是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那是《祖

国歌》的歌谱；又到了l999年，我在昆明参加翻译工作，方又得知， 当年师母唱的歌词是《十条诫命》的译文。

又有一次，大哥家里煮着饭，人去跟李老师到大篮球场打球，玩得高兴，忘记了正在煮着的饭。我放学回家，一打开大门，只见满屋是烟，饭都煳了。我不会处理，就跑过去喊大哥。李老师笑着说：“杨老师打 球一心一意，今天吃不成饭了。”

我在石门坎混了一个学期，放假前还病了一场。病得不轻，平时就 想家，病了更想家，经常独自躺在床上流泪。当时真是度日如月，度月如年。好不容易等到放暑假了，要回家了，多么高兴啊。不过，大病才好，不知是否能走得回去。大哥因有事暂时不能走，是二哥带我回家的。回家那天，不知不觉就到了，一点都不感觉到累。

回到家后，过了半个多月，大哥回来了。他说他已经考取了昆明天南中学，要准备上昆明读书了。家中穷困潦倒，全家人为大哥去昆明读书的事情而愁得要命。不管怎么穷，大哥还是去了昆明。第二年，为了大哥读书，父亲带二姐和我，赶着家里的8只大山羊和仅有的l头牛去卖。一家人实在舍不得，但不卖又不行，最后把卖牛羊的钱寄往昆明。但是，大哥收到那些钱时，拿去只买着1支毛笔了。

．  这样，我就再也没有去石门坎读书了。以后，我又去过几次石门坎。我上昆明读书那次是在石门街过夜；有一次回家也路过了石门坎；还有几次是专程去的。但是，印象都没有第一一次那么深，似乎环境也没有第一次美。

离开我启蒙读书的石门坎已经50多年了，离开最后一次去石门坎又有近30年了。我童年时代未去石门坎时，梦寐以求地想去看石门坎。等到了石门坎，又不爱石门坎。离开石门坎几十年来，却非常怀念石门坎。童年时代石门坎的印象是多么美好，她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石门坎，花苗文化的摇篮，愿你永远年轻美丽，永远吸引着天南地北的国内外朋友，因为一位英国友人——柏格理在你的怀抱里长眠。

石门坎，多么亲切的名字，我永远怀念你。

我的亲人在石门坎的点滴回顾

杨体耀

苗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古老的顶天立地的民族，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化。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做过重要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才失去了生存的自由与发展的条件，失去了文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延续了漫长的几千年。到l9世纪末20世纪初，苗族支系大花苗只剩约几万人。散居在贵州省的威宁县和云南省彝良县的一些高寒山区，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处境极其险恶，只知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学校”二字，不知道什么叫文化，什么叫知识。可是，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l905年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办起了教堂、学校，随后在彝良县毛坪咪嚼沟、

奎香么店子、龙街拖姑梅、龙安落尾坝、角奎田坝村等苗寨，相继建起了教堂、学校。此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文化、知识在社会生活的重要位置，我的亲人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子弟一样，就是在贵州石门坎接受教育之后，对发展教育事业及培育后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下面便是我对他们与“石门”的点滴回顾。

我的家在离石门坎40多公里的山沟里。我爷爷是一位有名的铜匠～一芦笙匠人。人们都称他“杨铜匠”。爷爷制作芦笙的工具，我都还见过。我奶奶死于伤寒，由于家庭贫困，加之人们视伤寒如猛虎。所以奶奶死后，我父亲他们兄弟姐妹把奶奶拖到坟山，挖一个土坑简单掩埋了事。爷爷什么时候过世，大人们没有讲过。不过，我爷爷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人。他听说石门坎建立学校了，就把父亲背着送到石门坎去读书。我父亲杨苒惠(又名苛荃)在学校读书刻苦，成绩优良。1911年，他和杨荣辉、王定安等3人被选送到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当他们走到四川叙府(宜宾)时，接到学校已经停办的通知，只好返回石门坎。l913年父亲和王爱福、王快学、王凤鸣等4人，又被选送到四川成都华西学校读书。

父亲在华西学校读书期间，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很好，英语、数理化、语文、音乐等各门功课都学得灵活，记得扎实，课外特别喜爱足球，有时踢球连饭都忘了吃。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1917年获得正式毕业，回到石门坎任教，当时他21岁，这一年石门光华小学设校长制，父亲就任石门光华小学第～任校长，直到l922年。自那以后，在他二三十年的教书生涯里，先后被派到昆明寻甸、贵州的赫章县葛布和彝良县的咪弭沟等小学教书。他也是咪弭沟小学第一任校长。他治学严谨，对师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爱得深，教得严。所以，教学质量很高。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几个学生到我家来学珠算，他几

天就把珠算加减乘除法全部教完，做到学生能熟练掌握，除了教珠算，还教五线谱。讲授过后，几个人能一齐进行四部合唱了。他有的学生初小还没有毕业，就可以教高小的算术了。父亲教书这么多年，到过天南地北，他教出来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凡是受过他教育的学生，无不交口称誉。

父亲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他在咪弭沟教书时，有一次国民党县大队要去奎香，路过咪咀沟时天色已晚，那些国民党兵要强行去学校住宿。俗话说：“书生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可是父亲不是那种书生，他态度坚决，严辞拒绝，最后国民党县大队无法，只好另找住处去了。

父亲在咪呵沟教书的那些年，曾经被猫猫山姓罗的地主请去当家庭教师，那个地土为了试探他的教学与管理水平，第一天不让他的孩子们按时去上课。父亲按时在上课地点等侯，时间过了许久，地主的子女才慢吞吞的到来。老地主跟在他们的后面，躲在外面偷看先生会如何处置他的子女。地主的子女来了，父亲叫一个个站好，然后一个一个的打板二于。老地主看到父亲敢这样来对待他的子女。在外面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说：“没有这点胆量是教不好的。”从此，地主的子女们乖乖的来上课，老地主也另眼相看他了。

当年昭通到镇雄再下四川的大路经过石门坎。在洛泽河威宁一方的半山坡，坡很陡，路而全是黄泥沾土。到阴雨季节，那段路面就像抹了油似的，又滑又粘，寸‘步难行。有一年的一个阴雨天，父亲从老家返回石门坎，当走到那里时，有一帮挑商也刚好走到那段油抹路上。有一个挑商滑倒了，路太滑，任他怎么挣扎也起不来。其他挑商也因坡陡、路滑，放不下担子，帮不了他的忙。父亲走到他面前，可怜他，把他拉爬起来。那个挑商站起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你的妈。”父亲说：“你滑倒了，我把你拉起来，不感谢我，还要日我的妈，真是岂有此理。”说看顺手就将那个人重重的推倒在泥浆里。其他挑商看见了，急忙求情，并责备他浣：“你这个人太不知好歹，杨校长好心好意把你拉起来，你不感谢校长，还骂脏话，太不应该了。”经大家劝说，父亲才罢休，甩手赶他的路去了，不再理会那些人。

父亲性情暴燥，但是他心地善良。他一生喜欢养马。曾经养过不少膘肥大马。在石门坎当校长时，有一次他骑着马要去运动场，那天恰逢石门街子。街面很窄，赶集的人很多，十分拥挤。有一个汉族老妈妈在路边卖一箩包谷。人多道窄，马找不着路走，走错了道。父亲一拉马头，马在回头时，把汉族老妈妈的包谷碰倒，撒了一地。父亲立即从衣袋里抓了_把钱(洞洞钱)，丢给那位老妈妈，说：“拣你的钱”。说完骑马走了。满街的人看到这个情景，无不拍手称赞。

父亲记性特别好，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后来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故事里面的引诗，他还能倒背如流。父亲是石门光华小学第一批优秀的学生，也是苗族第一批优秀的教师。

我母亲是石门乡坟山村人。我母亲很温和善良，又勤劳又节俭，是一位能治家教育子女的好母亲。我母亲也在石门光华小学读过书。曾经跟随父亲到过昆明寻甸，所以，比一般家庭妇女有见识。虽然家务活和生产劳动很繁重，要操劳一家的吃穿，要喂养家畜、家禽，还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劳作十分繁重。但是，我母亲仍然是我第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我没有上学读书以前，她就开始教我背“九乘表”。教写简单的汉字，教唱歌等。仅就这么一点，对以后我的读书学习影Ⅱ向很大。算术“九乘表”于我终身受用，我妈所教的歌至今我还牢牢记得。

大哥杨体福，从小跟随父亲在咪呵沟小学读书，大哥天生聪颖，每天背书时，他听其他同学背，自己也记住背得了。我们穷山沟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自己打草鞋穿，草鞋一般前后要安四排耳子，每排四个、五个不等，可是他有时打草鞋前后每边只安一个大大的耳子。1943年大哥考取昭通明诚中学，学习成绩优秀，经常受到免交学费优待。在明诚中学读书时，父亲曾向他们几个苗族同学交待，考试不要求得满分，要故意做错一些题或故意丢一些题。为什么要那样做，因为当时社会黑暗，学校里地主子女占多数，考好了要吃苦头。1946年秋季学期他初中毕业，l947年春季学期到石门光华小学任教，同年7月考取昆明天南中学读高中。

二哥杨体荣，从小接受光华小学分校教育，随父亲在咪嚼沟读书。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取石门坎中学。二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各门功课都十分优秀，常常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人也生得很帅，非常有才干。木工活和其他工艺他都会做，而且做得很好。他在学校里和在社会上反映都非常好。可惜二哥去世太早，去世时才23岁，他死于结核病。

1945年，我大姐杨体风也在石门坎推广部学习纺织技术和参加苗文培训班。我大姐出生在昆明寻甸彝族地区，人生得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很受到当年的一些弱者同伴们的称颂。大姐的纺织技术很熟练，也具备一定的苗文基础，是生产能手，好的管家人，又是教育子女的好老师。

1947年上半年，我跟随大哥、二哥在石门光华小学启蒙读书，当年的石门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下半年大哥到昆明天南中学读高中去了。我就停学在家务农、放牧，1951年我才跟随二哥到眯珥沟小学读书。

石门坎是l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花苗文化、文明的发祥地，是大花苗文化、文明的摇篮，也是我一家文化、文明的发祥地。20世纪前40年，大花苗与石门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一家也与石门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花苗有文化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我这一家人，有文化是从我父亲这一代开始的。从爷爷算起，至今已经是第五代了。爷爷算第一代，爷爷没有文化，但很有远见；父亲算第二代，是1个中学生；我这一代算第三代，出了l个初中生、1个高中生、1个大学生；第四代出了2个大学生、2个中专生、1个高中生，这一代人中，现在有2个正在攻读电大和函大；第五代已经出了4个大学生。

从30多万大花苗的整个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光华教育时代的前20年，就培养出了大学生和博士生。40多年中培养出大学生数十人，中学生、中专生上百人，小学生几千人。至今大中专生数以干计，中学生数以万计，小学生几十万计。现在各级各类学校都有大花苗的子女就读，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有大花苗居住和工作。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医务、教育、政法等等部门都或多或少有大花苗的干部和工人。

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柏格理就没有石门坎光华学校的教育，没有石门光华教育，就没有大花苗的今天，更没有我一家的今天。石门光华教育，值得永远怀念。

群众爱戴敬佩的吴性纯医生

杨明光

吴性纯(1898．10—1979．8)，字静修，苗族，出生于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苏科寨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少年时，即在本乡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1917．年小学毕业考试名列前茅。后考入云南省昭通基督教循道公会创办的私立宣道中学(后为明诚中学)就读。他家境经济拮据，城市生活费用高，蒙获基督教教会资助，享受“优待生”待遇，即教会补助一半，自己家庭负担一半。作为优待生，教会要求星期天要参加礼拜唱诗，听讲道。性纯医生本来对信教极不感兴趣，听外籍传教士在台上讲“博爱”，劝人为善，循规蹈矩，然而台下却另一样，对此思想极为不满。但为了继续学业，能够升入大学，只好表面上打马虎眼应付。

1921年，吴性纯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后，考取四川成都英、美、加拿大3国5个教会合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医科，仍获教会资助。然而，外籍传教士又提出条件，叫性纯医生签定条约，要承诺大学毕业后至少在教会服务l0年。性纯医生求学心切，矢志不渝，只好签了字。

在大学期间，是否参加礼拜听便，所以性纯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休息时，常常伙同要好的亲密同学陈武祥(牙科)等逛公园舒怀，游览名胜古迹，交换学习心得，相互鼓励促进，并谈论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人人应有实际行动。

七年制的大学，学习时间并不短，因为经济问题的困扰，性纯只回家度过一次假。在校所需费用，光靠教会资助远不敷用，他只得在每年寒暑假勤工俭学，挣钱补贴。幸得友人帮助，到四川自流井盐税稽核所，教一位俄国人名迪协理的苗语，此君待人厚道，除负责来往车旅、伙食费用外，每月还给性纯医生四川大板(硬币)70元的待遇，这样，就可以补助在大学的花费。性纯医生永远铭记这位雪中送炭的迪协理友人。

由于在校费用基本得到解决，所以性纯医生安心致志攻读相关学科。远道赴外省求学，看到现代化的大都市，联想起自己家乡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他思绪万千，深感不安。经常自己勉励自己，家乡各族子弟有机会有条件到学校接受教育者甚少，特别是受高等教育就只有个别，我能享受这份特殊机会，就一定要把学习搞好，千万不能辜负乡亲父老们的厚望。因此，他在校学习非常用功努力，决心把书读好，学到真本领，转回家乡好好帮助各民族特别是苗族，从提高文化水平着手，认真抓好群众教育事业。他意识到，一个民族没有知识，没有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就是自我毁灭，生存的出路在于发展教育，发展教育就要从基础教育起抓扎实。

吴性纯1929年大学毕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加上临床实习l年，一共修业8年。他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区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大学毕业生。凭借自己过硬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但是，性纯医生始终没有忘记抚育自己成长的家乡父老，没有忘记贫困的农村缺医少药、文化教育落后的悲惨状况。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返回偏僻的边陲石门坎，就任光华小学校长，潜心为民族教育献身。性纯治学严谨，在教学工作中，注意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他在教师会议上说：“办好学校，要靠全校教师的努力，认真备课施教，校长只起到组织作用。我们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太低，但要团结，坚决克服困难，办好学校。我们身居边陲，但要胸怀大志，振兴中华，因为有国才有家。办好学校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决不能有负于桑梓父老、家长的重托。”这些是他常说的话，从中说明了他办好学校的决心和信心。由于校长有办好学校的坚定的雄心浩气，教师团结密切合作，校规严格，学生学习积极性高，使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毗邻的昭通、彝良以及永善、大关、镇雄，甚至于寻甸等县的各民族群众，慕名纷纷送子女到石门坎光华小学来读书。全校高初两级小学学生，每年均在300人以上。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学校教师得力。其中有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遐迩闻名的王心忠(王兴中)老师。王老师是苗族，时任高小部主任教师。他担任主科，认真施教，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学质量高，学生只要上他的课，都会专心听讲。他大智若愚，从不炫耀自己，虚怀若谷，善于团结人。还有王必信老师，教学有方，对课文的中心内容、要理，讲解细致、生动，学生易于接受。他俩在教师与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正因为有这样得力的老师为骨干，所以学校办得红红火火。

石门坎光华小学，自增设高级小学以后，为了给毕业生打好基础，一直开设英语课，从未间断。性纯医生英语熟谙，为苗族知识份子中稀有的才子，他平时常用英语与英国传教士会话。他欣然承担了学校的英语课程，上课时，他教学得法，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因材施教，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英语的基本要领与方法，因此学生听讲认真，学有兴趣。半期或平时测验，每个学生考分都能达到及格，家长们非常满意。他召开教师会议，切磋教学经验。他说，对接受能力迟钝的学生要耐心教育，要注意传授学习方法，培养学习兴趣，切不可粗暴对待。从而，促使学校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性纯不仅重视教学工作，还注重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如田径、球类，是平时不可缺少的锻炼项目，特别是足球运动的开展，比较普遍。他说：“足球使全身运动强度大，增强兴奋激素，消除疲劳，强身健体，应大力提倡。”所以，足球不仅是学校体育课之一，就连农村中的不少村寨，也自发组织赛球活动。石门坎光华小学自开办以来，就以学校为主体，正式举办五月端午运动会。性纯任校长期间的30年代初期，曾举办过2次大规模的运动会。

第一次是l932年的第21届端午运动会。举办地点，就在光华小学校本部人工开辟的尚不规范的足球场上。由于场地狭窄，四周不宽阔，参加的学生与观众拥挤不堪。事先，这次运动会特报威宁县政府，县长雷新民莅临指导。光华小学各分校，都齐集石门坎参加。比赛项目有：学生团体操、田径赛、平地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标枪、铁饼、足球、高小学生弹腿十二路、板凳拳、棍棒拳表演等。在撑杆跳高中，石门坎光华高小生安光华夺魁，他是威宁大街乡大松苗族人，跳出的高度达4米多，起跳时观众翘首观看，不少人赞不绝口地说：“真了不起!”当地妇女参加的比赛项目有：识字、绩麻、穿针、穿衣裙、歌咏等。四方的

观众对运动会无不赞扬。雷县长也感慨惊诧地说：“威宁县城还没有举办过这样的运动会，哪知偏僻之地能办这样好的运动会。”

第二次是l934年的第23届端午节运动会。这一年，凡石门坎光华小学所属分校都须参加。远至百多里的永善县杉木林、大坪子小学，大关县天星场(凉风坳)小学，威宁县长海子、破子河、上海枯、龙井等小学学生都跋山涉水前来参加。此外，威宁彝族地区四方井崇德小学、烁乐多明德小学，以及彝良县城关小学也应邀远道来参加。运动会会期3天，参加单位、学校自己解决伙食，一般是带干粮的多。举办地点，在当时新征得并已经开辟好的距石门坎3里许的大坪子足球场。

运动会主席是吴性纯校长，总指挥为王心忠(王兴中)老师，体育总裁判为李学宏老师，李老师是汉族，昭通明诚中学的体育教师。前来参加的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各民族的观众约1万多人。校本部、各分校学生服装整齐划一。老师(含各分校老师)和高小学生，身着灰色中山装制服，而初小学生(含各分校)一律着白色中山装制服，戴帽。女生一律白色衬衣，黑色短围裙。服装是2个月之前，特请昭通缝纫师到石门坎制作。师生着装，雄赳赳，气昂昂，一派生龙活虎气象。这次运动会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建校以来第一次。

端午节那天早饭后，约上午9点，集合号响起，催促人们准备出发。各校按编排的秩序，整队在小操场迅速集合。总指挥发出号令，国旗、校旗迎风招展，8对马号、步号，8个大小锣鼓，以及各分校的七八支号，一起响起。队伍出发了，号手、锣鼓手走在前面，行军号声、锣鼓声阵阵，响彻云霄；行进的队伍浩浩荡荡，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众多的观众就跟随在学生队伍后面，拉开的队伍弯弯曲曲，好似盘在山上的一条长龙。学生队伍走进大坪子体育广场后，就由l行变成4列纵队，齐步绕场3周，非常壮观。完后，就按照大会指定的地点，各校就地休息。

广场四边的小山丘上，早已坐满了身着艳丽盛装的观众，一片片红彤彤的纸伞、布伞，似鲜花般把运动场周围装扮如画。旁边还摆满了做各种食品生意的货摊。人群熙熙攘攘，鼎沸嘈杂。这几天天公作美，晴空万里无云。

比赛项目多且新颖。学生方面的有：团体操、篮球、足球，田径的100米、200米、300米、500米和万米赛跑，高低栏，平地跳高、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标枪，铁饼，铅球，女生舞蹈等。农民方面的有：足球，拔河，赛马，射击，爬山，妇女绩麻、穿针、识字、穿衣裙比赛等。

大会宣布比赛项目开始，全场立刻沸腾起来。首先，是学生团体操，接着为田径赛、赛马等，之后即足球比赛。在学生足球赛中，石门坎高小对四方井高小，结果石门坎队取胜，颁发优胜旗后，胜者扛着奖旗绕场1周，此后四方井队不甘失利，又去把奖旗拿走了。全场一片哗然，嘘声此起彼伏，倒彩声不断于耳，于是吴性纯校长面带微笑表态说：“我

们是东道主，就让给他们。”篮球赛的地点，就在校本部小操场篮球场。

学生参赛的项目，在各分校春季开学后不久就开始准备。石门坎光华学校本部首先集中各分校老师到石门坎集训，以掌握项目的操作和学会唱两首统一指定的歌曲；同时，还教授学生行军步伐的正步、齐步、跑步以及队形变化的基本功，之后各分校老师转回，利用课余训练自己的学生，使之熟练。当时，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在刻苦操练基本功，力求熟练，忙活了几个月。端午节运动会各校到石门坎集中，实际是检验各个学校的水平，是不考试的考试，体现了老师们的功绩。

此次大型运动会，博得家长和观众的高度称赞，大家评价说，吴校长体察民心，举办大运动会以增强民族体质，联络民族感情，丰富民族文化，非常好。直到如今，尚有不少人还在留恋着性纯的功绩。

由于石门坎重视开展体育运动，经常举办端午节运动会，四面八方群众都云集石门坎参加、观看，增强了民众的体魄，一改“东亚病夫”的形象，还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反倒引起国民党威宁县政府直至省、中央政府产生了不必要的疑虑，忧心忡忡地注视着石门坎“奴化教育”的发展。

性纯为了实现他在大学时的诺言，一手狠抓教育，一手猛抓医药卫生工作。他目睹农村缺医少药，各种疾病患者无处医治，听到群众的呼声，便下决心在农村建设一座医院。群众主动献工献料，教会也给予了微薄的资助，他于l930年建起了自己心爱的医院——石门坎平民医院，从此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医院挂牌启动后，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接应不暇，但性纯却耐一tl,应诊，在简陋的医院里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在没有专业助手的情况下，担负起医院的一切事务，并手把手地教授协助他的杨忠明、张仁义2人药物知识。

有一次，一位枪伤腹部的汉族士兵被抬进医院，医院没有手术室，夜里没有电灯，也没有别的医生帮助施予麻醉手术，性纯毅然从容抢救患者，虽然手术风险很大，但这位士兵终于救过来了。几天以后，受伤士兵上司携100元大洋(硬币)前来面谢性纯医生，这笔钱即被作为医院的设备基金。另外，一位汉族青年患有严重的气管急症，性纯来不及

回家取医疗器械，就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医用刀，再把一段短竹管当作气管切开术的导气管，当场进行手术，抢救了这位青年。过了不久，该青年牵来1只肥胖的大山羊，到医院酬谢性纯。还有～次，性纯在家正吃晚饭，一位农民气喘吁吁来求助，说其妻难产垂危，性纯顾不上吃完饭便丢下碗筷，立即点着一一盏防风的马灯，随农民赶路，在崎岖坎坷的夜路上步行几十里，帮助l个小男婴平安降世，并保住了母亲的性命，这家人感激涕零。他冒着手术风险，抢救过来的疾病患者不胜枚举。这是性纯医生用他过硬的医术为各族人民献身，从而得到众多群众的高度赞誉。大官寨土目安晦生说：“在乡间里有这样收费低的医院，鲜为人知

的吴医生医中翘楚，真是了不起!”

性纯为了后继有人，积极推荐有发展前途的朱焕章考大学。朱焕章得到英国传教士王树德资助，考取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31年，他又推荐李正文进武汉中南神学院学习。继后，为了青年学生找出路学技术，同昭通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推荐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毕业生王德崇、朱明祥、李斐力等到昭通缝纫店学裁缝技术，朱爱才迸织布厂学机床织布，还有的进木工厂学木工。同时，极力鼓励成绩优秀的学生到昭通报考明诚中学、昭通边地师范学校。

性纯在石门坎工作期间，发动师生讲究卫生，锻炼身体，要求坚持早操、体育课不得无故缺席的制度。主张不吃生冷饮食，革除不卫生的习惯，注重家庭室内外和公共场所、校园、道路保持清洁，规定每星期六下午大扫除。当时，从小操场到大礼拜堂的石坎路，以及石门坎寨脚到洗澡堂的排水沟都修葺一新，并长期保持完整无损。年初开春，把所有校舍用石灰水洗刷，远眺石门坎，排排校舍皎白醒目，似一座典雅的小城镇，令人爽心悦目。从中也体现出石门坎光华小学的精神面貌。

性纯工作扎实，善于团结人，共同搞好工作。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而性格倔强，为人直爽，有主见。他在上司面前，不是见风使舵，对不正确的意见敢于直言，为此有时与领导顶撞。石门坎光华学校教师和教会教牧人员的工资待遇，低于昭通和彝族地区的四方井教会的老师和教牧人员的待遇，他多次要求解决，未果。教区拨给石门坎学校的经费不公开，性纯追问此事，并要求教会拨款修建1栋校用房屋，均未得到答复。一次，在石门坎小操场，性纯碰到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就用英语指责对方说：“你是娃娃不懂事，你们不是为石门坎办事!”弄得王树德哑口无言。在极不公正的待遇下，心情不快的吴性纯医生请求调离石门坎，去昭通福滇医院行医，获得教会同意。临别时，他召开校本部老师会议，性纯在会上气愤地说：“靠外国力量发展教育是空想，自己的饭自己吃，外力只是辅助，还是靠自己拼搏才是出路。我们要自强。我去昭通不是丢下石门坎不管，是为了更好地争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能面对面地和外国人顶嘴、质问，只有性纯医生才有此胆量。他不仅在苗族中，而且在各民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他们的敬佩。

1934年下半年，吴性纯调到云南昭通福滇医院，担任内科主治医生。他热爱医务工作，积极主动和其他医务及护理人员搞好关系，善于结交朋友。他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但从不居功骄傲，而虚心作好协调配合工作，人缘关系甚好。当他的长子结婚时，没有下请贴，但闻讯前来祝贺的友人及威宁家乡远道赶来的亲朋，人数之多，是少见的，招待客人的酒席就摆了l00多桌。性纯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在友人的帮助支持下，于昭通县城东门内租曹姓房屋，开设了布店、书店，雇王建勋、朱明荣2人经营，目的是为威宁家乡人远道到昭通购物住宿提供方便，而不是为了赚钱。同时，他还在昭通怀远街租唐姓房屋，

创建“健华药房”，由家弟吴性良、内弟张仁义具体开业行医，几年后，因租房期到，又移往云兴街继续营业，不久，由于经营不善就停业了。此间，他还应昭通明诚中学聘请，担任生理卫生、英语课教师。为了促进家乡石门坎方面在明诚中学读书的青年学生的学习进步，性纯不定期地约请他们去他家开座谈会，多方鼓励、教育，告诫他们，青年学生由乡村到城市读中学颇不容易，要倍加珍惜，不能荒废学习时间，要奋发努力读好书，这些家乡子弟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诲。性纯离开了石门坎，但仍然从各方面关心着家乡的进步。

1950年，福滇医院(后为昭通地区医院)院长聂光庭聘请性纯去医院，还是任内科主治医师，兼护士学校校长。人民政府接管该医院后，改名为地区人民医院，性纯亦成为国家医生。在地区医院，他为医院发展出力献策，耐心为患者治疗，还为威宁家乡去昭通求医者提供诸多方便，深受群众爱戴。他被选为昭通县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常委。

性纯医生教育子女有方。大儿善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二儿善勤贵阳卫校毕业，三儿善诫昭通师范毕业，女儿善美昆明卫校毕业，幺儿善才昆明民族师范毕业，为全国优秀教师。

1979年，吴性纯因病治疗无效，8月l9日病故于昭通，享年8l岁。遵照本人生前遗愿，送回原籍的生长之地苏科寨。8月22日召开追悼会，威宁自治县机关全体苗族干部派代表参加，所致悼词中，给予了他恰如其分的评价：吴老医师的卫生医疗：【作，沟通了云贵两省毗邻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解除了不少有困难就医的各族人民群众的痛苦，深受群众爱戴。

潜心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的朱焕章老师

杨明光

朱焕章，字斗光，苗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出生于贵州省威宁县龙街镇天桥金星村金家湾子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3岁丧父，随母到继父家生活。6岁放牧，过着牧童生活。1915年春，祖父母送他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高小尚未毕业，祖父母先后病逝，家庭生活日益困难，但他品学兼优，得到英籍传教士王树德的资助，1923年考入云南昭通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就读，时旧制中学是4年毕业。他聪明伶俐，头脑十分灵便，以数学好闻名于校。在中学毕业考试考代数时，～些老师也参加做题，老师尚未答出，竟被朱焕章抢先做完，全都答对，出题评卷老师大为赞赏，破例给他加了5分，单科总分为105分，此事轰动了全校。

1927年中学毕业后，朱焕章回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他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到，当时农村的劳动群众受到具有强大雄厚经济实力的封建地主势力的压迫和剥削，造成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各族人民没有文化知识，生活在贫穷和死亡线上，更导致群众缺乏发展教育的紧迫感。为了启发、教育学生和群众。他曾经作了一首流传一时的歌，歌词大意为唤醒苗族弃旧迎新，努力读书，惟有读书才是出路。这首歌套用《苏武牧羊》的曲调，起到了激发受教育者奋发向E的作用。

焕章老师把潜心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当作自己的天职。在学校教学]：作中，他注重与其他老师搞好团结、协作，形成共识，启发学生读书的兴趣。他认真教书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材。由于意识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着密切关系，而利用假期特别是寒假冬闲，是深入村寨发动群众的好机会。他以身作则，回老家金家湾子，亲自到河对面l0多里的中寨、武举官寨、偏坡寨等苗族自然村寨去宣传教育群众。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形成了以老师为主，分工带领年龄较大的同学深入村寨教群众唱歌，借以宣传通过读书增加知识，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的好处，发动群众送子女入学接受教育。20世纪20—30年代，

苗族群众形成了送子女读书的热潮，不少贫困户，哪怕是野菜掺饭度日的家庭，都纷纷将子女送进学校。这种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历史事实，不可否认。

由于朱焕章老师事事处处身先士卒，在教师和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受到正在成都学习的吴性纯医生和许多老师的推荐，得到英籍传教士王树德的资助，于l929年8月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深造。由于焕章老师读中学是4年制的旧体制中学，而华西大学要求是6年的新学制高中毕业，于是又读了2年的预科。焕章老师白幼为孤儿，饱经困苦，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学习相当刻苦。资助的费用有限，所以他的学校生活十分简朴。有一次，传教士欲中断对他的资助，焕章亲自找到资助人王树德牧师，用宗教语言善好语地劝说对方：“王牧师，你不资助我读完大学，还有谁会帮助我?上帝会为谁所

感动?”弄得王树德无言以对，只好答应继续资助。

焕章老师聪敏好学，接受能力强，平时除课堂听讲和参加集体活动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手不释卷。他的学习成绩突出，博学多才，广泛结交同学，为人诚恳，人缘好。许多同学称他“朱圣人”，在学校颇有名气。l952年，笔者在成都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大学)图书馆里，目睹那里展示着焕章老师、朱师母及他们的小女儿一家3口人身着苗族服装的合影照片。说明朱焕章老师在学生时代，是有影响的人物。

朱老师身在成都，却心系着家乡穷苦苗族劳动人民，惦记他们没有机会进学校接受教育，文化及其落后的痛苦，便与在成都学习的家乡苗族青年王建明、张超伦、杨汉先等共同研讨滇东北、黔西北苗族社会现状与发展教育事业的问题。认为必须从识字扫盲学文化开始，提高思想认识，才能摆脱愚昧无知和贫困。因此，朱焕章利用1932年农历6月的假期时间，编写了一套《滇黔苗民夜课读本》，又名《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共4册，自费石印。这部书印好后，寄到威宁石门坎、滇东北、黔西北和川南，免费送到苗族群众手里。在编印过程中，王建明出力很大。

大学毕业后，朱焕章不是应高官厚禄聘请远走高飞，而是-,tS,一意回到故乡，在文化教育方面拯救落后的本民族。1935年7月，他回到石门坎，任光华小学校长。上任后，他治校严谨，十分注重发挥教师们在教学中的积极性。不定期召开教学会议，以加强教师的教学责任感。在他亲自授课的课堂上，对学生要求严格，注意启发式教学，随时提问，让学生注意听讲。除了大力抓教学工作外，对学校建设也极为关心，他以身作则，利用劳动课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在小操场西侧的菜园地新辟篮球场，并砌固保坎。为了绿化校园，他亲自带领学生在学校周围植了不少树，包括柏枝树、漆树、苹果树等。

学校的各类文体活动很活跃。每月或半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内容有：唱歌、舞蹈、吹笛、吹木叶、讲故事等等。晚会由老师主持，师生共同出节目，大家尽情欢乐。朱校长常常为唱歌伴奏，他十分擅长风琴、钢琴。在体育方面，下午5点开始上体育课，时而操练体操步伐，时而举行田径赛，时而进行篮球、足球练习。焕章老师喜欢足球运动，只要有足球练习，他都要参加，上场示范传球要领。当时，石门坎学校足球以强盛而闻名，每次和外单位比赛都要取胜。

焕章老师心地仁慈，胜于他人，遇有学生触犯校规，他并不施以家长式的训斥，而是从道理上、思想上耐心地说服教育，启发诱导犯错误的学生自觉改正。他常说：“要理解犯错误人的心情，人家心里是难过的，要诱导他改正，使二次不再犯，动辄训斥是不对的。”所以他总是以心慈感化人，用人情道理诱导学生自动改正。

1938年7月，石门坎学校高小毕业生，奉命参加昭通明诚中学附小统考升初中，参加考试者l0多人，结果大多数未考好，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焕章老师因公务外出，便给我们班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获悉统考成绩，你们考试被录取初中的很少，大多数未考好；我心里也很难过，希望你们不要灰心，再进一步努力，“失败是成功之母”，责任在我，不怪你们。校长对于我们没有考好的结果，不是严加批评，反而把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我们感到既难过，又重新鼓起信心，决心好好学习，把基础打扎实。

1939年春，朱焕章老师调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我也随同前往，在明中附小插班重读半年。当时，不约而同一起去的有朱明星、王美义、王建章、张建德和我共5人。朱老师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平时对我们说，由农村到城市，环境不同了，生活费用高了，你们要努力学习，争取考好毕业升初中考试。在他的鼓励下，我们认真学习，信心一卜足。

毕业考试完毕，我们5人都被录取升初中了。

我在初一时，朱老师很喜欢我，他曾带我做伴回威宁县的大老林，就是朱老师母亲所生活的地方。途中，他边走边鼓励我说：“你家境贫困，但没有难倒你的求学决心。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的人初中毕业还不够，还要继续深造，学到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最后面貌。”往返一路，朱老师都在启发、鼓励我，这些教导记忆犹新，终身受用。平时，他还教我如何做人的道理，话语循循善诱，让人信服。3年的初中生活，我在朱焕章老师的直接教诲下，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人生的道理。

朱老师在昭通明诚中学执教，很受师生尊敬，许多老师，特别是教数理化的陆堂珍老师经常喊他为“朱圣人”。他也十分虚心，虚怀若谷，从不炫耀自己，一种大智若愚的形象，与其他教师多有来往，关系密切。尽管在城市工作，但他衣着朴素，常穿地方织的土棉布衣，或长衫，或中山装。朱老师平易近人，交往不分贫富贵贱，来自家乡的农村亲友络绎不绝，说明他群众基础很好。为了提高和保持学生学习的饱满精神，他常和学生打成一片，亲密无问，时时勉励来自威宁的各民族青年学生，到城市读书颇不容易，应该随时想到父母给你们的钱，扶植你们读书极不容易，一定要努力学习。他时而利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带领学生到郊外的凤凰山、圆保山、象鼻岭等地行猎助兴，其乐无穷。

朱老师身在城市，心系农村，看到本民族青年到城市读中学的人太少，时刻担忧。他看在眼里，想在心上，认为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改变落后面貌，只有认真从教育抓起，而当时小学毕业生读初中要到城市，但因家庭经济限制，真正能到城市念书的人却太少。因此，他下决心舍弃城市宽敞舒适、楼上楼下、电灯明亮的住室，辞去明中教导主任的高薪工作，于l943年7月再次返回生活不便、夜无电灯照明的石门坎，栖身与陋室之中，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当年8月，他创办西南边疆威宁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任校长直到1950年7月。

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创办，是为了满足穷苦苗族群众多年梦寐以求的需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成就这项事业的。曾任学校教导主任，后为校长的杨忠德老师，回忆建校过程时说：“1943年，朱焕章辞去昭通明诚中学教导主任职务，来石门坎办中学，可是经费来源都是口头上的协议，所以朱焕章来石门坎，钱无～文，房无一问，情境非常艰难。我当时是在国立西南师范彝良寸田坝实验小学，因学校停办，就应朱焕章的邀请来石门坎协助他办校，任教导主任职务。在这种无钱无房的情况下，朱焕章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鼓励我们，尽管在生活上困难一点，也要下最大的决心把中学办起来。朱焕章一家八口人，多数时间是洋芋瓜儿当饭。经过不遗余力的准备，我们开始招生了。l943年秋季，我们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共86名。有了学生，有了教职工，学校虽然非常简陋，但已具雏形，苗族三四十年的

愿望实现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牌子，也随着出现在石门坎坡上。”

“1945--1946年期间，学校相当困难，收到的一点学费和教会的那点钱，都按家庭人口多少分着维持生活。教职工同学生一样，夜无被盖，寒冬无棉衣，他们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秕，但心情是愉快的，凛冽寒天，冷风刺骨，惟办学之心，教育之责，从未须臾松懈，特别是那远道求学的学生，在校忍饥受饿(有些学生无盐无油，三升包谷吃一个月)，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更坚定了我们办学的决心。有些人说，这时学校已到骑虎难下的地步，其实何尝如此，从校长到教职工，都认识到石门坎办中学是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办起来了，那就决心办下去。这些困难非拦路天堑，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因为有广大的苗族人民和这

一带贫苦大众支持我们。特别朱焕章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细致工作，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景仰，他深知群众对他的希望，也相信各族群众会支持他的，因此他并没有灰心丧志。l946年教会增拨了一点钱，学校稍好一点，但仍有杯水车薪之感。总之从学校开办到解放前夕，教职工都过着较艰难的生活。”

这是朱焕章老师艰苦办学的真实写照。

朱老师为了学校工作，找校内校外有关方面联系，常常是宵衣旰食，日无暇晷。时人赞日：“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没丝毫拜金主义，只知夙兴夜寐，无荒无怠为本民族摆脱干人地位而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他是一位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为广大教师以及各族人民群众公认的。由于他的声誉和学校办得出色，各地各民族慕名远道而送子女来校读书者甚众。

朱老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教育家。他为了家乡人民早日摆脱愚昧无知的痛苦，所编写出版的《演黔苗民夜读课本》这一套书，各地群众得到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的人把课本揣在身上，带到地头，以便劳动休息时学习。各地青壮年男女主动组织起来，利用晚问学习，能者为师，不计报酬，识字的担任义务老师，处处读书声朗朗，歌声嘹亮，掀起一场学习文化的高潮。课本第一册十二课有～首《爱国歌》，歌词写道：“我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山河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在第二册的第十课《平民

歌》中又写道：“我四万万同胞，职业虽不同，人格皆平等。国家兴亡，大家有责任”。两首歌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爱国思想和爱国热情，激发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意识。当时在每一个村落里，几乎大人小孩都能熟唱这两首歌，知道者直到如今还不少。在学习高潮中，这一带有2／3的群众都能诵读4册课本，即达到了扫盲标准。

朱老师对苗族的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希望苗族子弟要刻苦、勤奋读书，提高民族文化素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这套课本中，“有关平民教育的内容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作者向苗族大声疾呼：‘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知识高。’该书第一册十四课写道：‘我是农夫我应当读书，你是工匠你应当读书，他是商人他应当读书。学读书学写字，不再做瞎子来做新民。’朱焕章先生还选了许多古代穷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以启发和鼓励苗族战胜困难，刻苦读书。他引用了后汉承宫小时边放猪边在校门口听老师讲课，终于成了后汉有学问有名气的人。他又引用隋朝李密‘牛角挂书’的故事说明放牛娃也可以坚持读书。他还引用了孟

母‘择邻断机教子’的故事教育长辈要像孟母那样严于教子。在这套课本第三册第十四课里写道：屠夫牵了一只小羊到一家菜馆里，小羊识字，它看见门口有一块招牌上写着‘羊肉面’三个字，小羊说：‘他们要吃我的肉，我不去，我不去’。小羊不肯进菜馆，屠夫又赶了鸭子鸭子也识字，它看见门口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清蒸鸭子’四个字，鸭子说：‘他们要将我放在锅里头去蒸，我不去，我不去’。屠夫又赶了小猪进去，到了菜馆门口，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红烧猪排’四个字，小猪不识字，便走了进去，屠夫拿起一把大斧把小猪杀死。”(《威宁文史资料》第三辑：《忆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的朱焕章先生》)

朱老师引用的寓言故事是有针对性的。当时许多苗族人因不识字，遇事往往是请人修书去求情，结果白讨苦果，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累见不鲜。

《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序言里写道：“在云贵两省交界的地方，有十多万生活极苦、文化最低落的苗民；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更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们就是用尽了群众的财力，也不能供给三四个人同时去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在这二十年内，有机会来享受大学生活的前后只有三四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特殊的机会，是我们那十多万同胞做梦也想不到的，近年来更因天灾人祸，甚至连入小学的机会他们也没有了。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给他们找一个小小的机会，教他们识字，减轻他们作为文盲的痛苦。凡知道这事的教师和男女同学以及中外教育的人士，都表示同情；或赞助、或鼓励，把我的热心增加得几乎沸腾起

来。因此，我就大胆抬起头来，望着这目标，象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半步半步地向着责任的所在地前进”。从这一段话语中可以看出，朱老师始终不忘穷苦群众无文化知识的痛苦。

由于历史原因，苗族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朱老师有着强烈的民族解放意识，他在苗民夜读课本中写道：“不问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人格是平等的。”“不问天资的智愚，不问境遇的好坏，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是社会的平等。不问宗教、种族，不分贫富贵贱，都受法律同样的保护，这是法律的平等”。他大声疾呼“朋友们，美国有释放奴隶的林肯，中国就没有组织释放奴隶的人么”。这是反映在西南，尤其是黔西北、滇东北各民族处在强大雄厚的封建恶霸地主势力以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各族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苗族人民，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生活在死亡线上，过着命不由己的凄惨痛苦生活，渴望早日获得解放。

临近解放时，石门坎中学张斐然等青年教师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朱老师大力支持，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苗族和全中国。现在是出来为国家为民族干革命的时候了。”l947年秋，张斐然有遭逮捕的危险，朱焕章校长挺身而出，冒险掩护张，把他佯装成传道员，离开石门坎去大关、盐津等地躲避。由于他为解放事业和各族人民利益做出的贡献，朱焕章1953年被为威宁自治县筹委会委员。1954年调贵州省教育厅，任中教科副科长，后为民族教育处副科长。他积极参加机关政治学习，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平时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

1955年春节，他到我的工作单位——省委统战部，叫我通知并组织没有回家过节，而在贵阳各院校学习的威宁籍的各族青年学生，到省教育厅会议室开座谈会。在会上，他一一向同学们问寒问暖，殷切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勉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在校，要好好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不要辜负父母和家乡父老的期望。将来毕业到了工作岗位，要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还要不断继续学习，按党的政策办事，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群众之中，鼓励青年学生奋进学习了。

朱老师平时对子女要求严格，教育得法。他好言好语诱导子女自觉学习，没有打骂过他们，是善于教育后代成长的典范家庭。他大女儿玉美初中毕业，二女儿玉冰高中毕业，三女儿玉芳大学毕业，四女儿玉华中专毕业，五女儿玉芝初中毕业，六女儿玉芬初中毕业。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受到表扬和奖励。

1956年干部肃反学习，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朱焕章不幸辞世。临终前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有依靠党，紧跟党，才能跟时代前进!”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教育厅重新作出结论：朱焕章在“左”的错误思潮中受屈，  现在恢复名誉，他是爱国人士，民族教育家，在民族教育工作中做出过贡献。对其家属给予生活抚恤，未有工作的子女给予解决工作，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历史是公正的。朱老师一生饱经沧桑，安贫乐道，过着清寒简朴的生活，努力实践了他的教育思想。他最体贴和同情有困难的学子，一知晓苗族青年有志外出深造或工作，就极力鼓励，时而解囊相助，我就是得到过他的直接支持者之一。1947年，石门坎中学毕业生王德光、韩绍清、潘光明与朱明贤，去南京边疆政治学校读书，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朱老师不仅在苗族，也在各族群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大家的敬重。

朱老师的学子满天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良师、慈父。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好作风，在苗族群众中有口皆碑。

关于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回忆

杨忠诚

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贵9、I't省威宁县石门坎为中心的民族教育体系，确实是一项很大的成功创举。这一创举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现在的滇黔川交境的苗族花苗支系，是最晚来到大西南的族群；是在苗族历史上的长期迁徙与战争中牺牲最大的一支。根据苗族古歌的叙述，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原有的文字书籍全部失落，掌握文化知识的人牺牲殆尽。来到西南后，成为愚昧无知和被奴役的民族，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失去人身自由。除地方士绅、官僚的迫害外，旧政府对苗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也相当歧视，苗族群众则是敢怒而不敢言。例如：1930年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巡视员田东屏视察石门坎后的书面报告中写道：“这里(指石门坎)只知道有教会，不知道有政府。”其实，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从中央到地方，有哪一级政府过问过我们少数民族呢?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门坎筹建办学，1906年上半年第一问教室落成，当年秋初招生。未建校前，石门坎一带是一片不毛的荒芜、冷落、寂寞、屙屎不生蛆的偏坡地，交通闭塞，生产没有收获，再加上地主土目的残酷压迫剥削，各族劳动人民尤其是苗族，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所以他们非常渴望拥有文化知识。

开始建校时，石门坎是一片茅草坡，没有树林，群众只得去几十里外的简角寨抬木料，苗族群众情绪高涨，怀着极大的期盼投入劳动。他们积极捐助粮食，把粮食送到石门坎后，继而去简角寨抬木料。他们的家距石门坎近者几十里，远则一二百里，但人人不辞劳苦，竭尽全力。学校建成后，大家都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建筑，是广大苗族人民用千百年当牛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凝结而成的。这就是石门坎学校坚实的群众基础。

1906年初秋，苗族人民开天辟地发蒙读书识字学文化的第一班新生组成了。他们并非学龄儿童，而是有劳动力能自理一切的青少年。他们是：杨雅国、王盛模、杨信、王经、张武、王道元、张约翰、朱提、张夏禹、王启头、张高、杨秀、黄司提反、王成宗、王西拉、朱约翰、张慈、朱彼得、张得救、熊马可、张马太。由于历史上苗族人民长期受剥削阶级的压迫，饱受无文化的痛苦，迫切需要文化知识。因此新招的这班新生不限年龄，有个别已超青年阶段。

如王西拉已年近半百，由于年岁高，以往素性好饮，是有名的酒鬼，他还相信端公，惯用巫术治病骗人。在进入石门坎小学后，主动彻底革除酗酒恶习，不再相信鬼神。他非常用功，和青少年同学拼比学习，掌握了不少汉字，能流畅地阅读《圣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他还严格要求和叮嘱自己的儿孙，一定要学好文化和科学知识。在他的教育鼓舞下，他的两个男孙王心田、王心忠，都是旧制中学毕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校教师。笔者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就是王心忠老师，他的语文教学确实有声有色。他的女孙王磬芝是当时的高小毕业生，是第一批有文化的苗族妇女干部之一。

又如：张马太在学习上孜孜不倦，当别人休息时，他却在废寝忘食地拼命读书，终于达到对《四书》、《五经》熟练掌握、运用自如的程度。他还潜心练习毛笔字，可以按照汉字书法规律要求流畅地书写。据笔者所知，在第一届破天荒发蒙读书的苗族学生中，张夏禹老先生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当时，从来没有读过书的苗族学生，能够把毛笔字练到如此程度，光华小学的教育质量从中可见一斑。

前辈们饱受无文化的痛苦，自从开始读书后，长辈鼓舞下辈，大人教育儿童，父母叮嘱子女，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凡进学校读书的苗族青少年，学习成绩都很好。如：在石门坎学校受过启蒙教育的张斐然、王建国，在昭通明诚中学毕业时，两人都拿到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张斐然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石门坎光华小学毕业出去的吴性纯、张超伦在成都华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朱焕章获得教育学硕士，杨汉先是社会学研究生，李学高成为兽医专家。

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看，我是从光华小学拖姑梅分校开始上小学的，三年半初小毕业。当时一个年级一位老师，一年级是王正纲，二年级是吴有福、三年级是张文光，四年级是朱旭辉。在这4位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旭辉老师。朱老师教学有方，能因材施教，潜移默化。前3年在全班9个人中，每学期考试我只能得三四名，杨德钊则年年拿冠。进入四年级，在朱老师的教导下，我有了较大进步。1939年7月到咪呵沟参加初小毕业会考，总共97名考生，我得了第3名，杨德钊排第ll名，远远把他抛在后面，应该说这是得益于朱老师的教学。

初小毕业后，我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高小，1941年春季高小毕业，我被列为报考昭通明诚中学的优待生之一。那年分给石门坎优待生名额4人，当时有王国昌、朱明道、杨汉文、吴忠美、杨华芳我们6个去参加考试。结果，4个男生考取。当时，我大哥杨忠德是光华小学的教导主任，他原先也是由明诚中学优待生出来的。他对我说：“已考取了，名是去吃优待费，实际是自己要垫老本。今年家庭经济较困难，暂不去读，往后另找学校吧。”到l943年秋，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创办了，。朱焕章从昭通明诚中学转回来当校长，我闻讯后前去报考，朱校长对我说：“前年你已经考取了，不用再考，直接来读就是了。”这样，

我就成来石门坎中学第一届第一班的一名学生。

我们家中，父辈哥弟2人，父亲杨德春，叔父杨德义，两老汉字识得不多，但很有远见。我们这一代两家共哥弟6个，两老对我们6人要求很严格。父亲经常教育、鼓励我们说：“你们要知道，我们长期受土目、地主的压迫剥削，自己没有土地，不管到哪里都要租地主的土地种，他们凭借势力老是欺压我们。现在，你们有点机会读书，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只有自己的文化知识比地主的高，他们才不敢欺侮我们。”叔父杨德义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一切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人要像老蛇般的灵，要如公鸡般的巧，才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状态。”由于这个村寨的先辈们在旧社会饱受统治阶级的欺压剥削，盼望自由与解放，就

寄希望于后代，对我们谆谆教诲，严加要求。所以，我这5家人起底的小寨，到20世纪20年代，就出了成都华西协和旧制中学毕业的杨苒惠，出任石门坎光华小学的第一任校长。解放前夕，杨忠德、杨忠义相继大学毕业；解放初期杨忠信、杨体耀大学毕业。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相继有9人大学毕业，高中11人，中专5人，初中6人，小学5人。

全寨基本上没有文盲。

这5户人起底的寨子，现在增加到19户共64人在家，而在外工作的也恰恰是64人。从40年前开始读书到今天，担任中小学教师的有14人，从事医疗方厦的5人、商业的7人、农业技术的12人，担任乡、县、地区、省各级行政干部与领导的20余人。目前，还有大专在读学生3人，高中5人，初中2人，小学6人。这一切的进步与成就，都是石门坎民族教育体系打下的基础，结出的硕果。

当今，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相信民族教育事业必定与日俱进，在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石门坎的前辈们为苗语文的发展做了什么

耿忠·藏礼柯

一、前言

苗族是一个同源但有不同支系和方言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本文所提到的苗族及苗语文仅限于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讲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及其语言文字，即创制于20世纪初的石门坎苗文(Pollard Script，花苗文、老苗文)。

本文所说的石门坎前辈们，是指近百年来曾为石门坎的发展不遗余力的前几代代表人物，他们包括苗族、汉族及英国友人。

二、创制苗文并使其完善

1、创制

1904年10月12日，英国友人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每天都有苗族人前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试图掌握他们的语言。如果想教他们而又不懂他们的语言，那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今天我进行了一次实验——用我自己的辅音和元音去配他们的发音。到目前为止，进展还算顺利，但是我怎样才能设法区别出不

同的声调呢?”

后来，在杨雅各、杨芝、王道元、王盛模、张岳汉、朱彼得、李国正、李国清、钟焕然等先生的帮助之下，终于创造出一种具有苗族文化特点的、便于群众使用的文字性语言——石门坎苗文。从此，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人民结束了仅能以传唱来保存自己历史与文化的时代，他们用这套苗文整理了叙史古诗、传说和故事，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及其他汉语著作，并大量地用于书信交往，使苗族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起初的文字形式，就如同石门坎苗文《溯源碑》刻写的碑文那样，字的元音位置反映出声调，高写高声，低写低声，还不像后来那样规范。

2、修订

1932年，杨荣新先生在第一次修订苗文版《新约全书》时，对不同声调的苗文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旁边的位置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

①苗语有六个声调，但为方便拼写汉语借词，定为七个声调。“一三五七”声分别表示汉语的“阴阳上去”四声，而实际上第二、第三声调在苗语中是一样的。

②发第一声调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上方；发第二、三、四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上方；发第五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中部；发第六、七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下方。

上面提到的各点在以后王明基(丕成)、张继乔两先生合著的《苗英词典》里得到了充分肯定。石门坎苗文的文字形式从此规范。

3、改革

经修订后，石门坎苗文的作用更为广泛了，但在快速书写时就会容易发生偏差，对于交流和发展不利。还有，部分字的准确拼读要看上下文来判定，限制了阅读速度。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于是，1950年春，在石门坎成立了以朱焕章(斗光)、王明基两位先生为首的，有张志诚、张友伦、陶开群、韩绍纲、杨忠德、杨荣先、杨荣新等7位先生参加的苗文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苗文新的拼写形式。主要内容有：

①石门坎苗文所有的元音字母都写在辅音字母的右下方；

②用六个声调符号标示字的声调高低，调号书写于元音字母的后方；

③保留鼻音和吐气音两个校音符号，新增喉擦音、沉降音两个校音符号，共四个校音符号，鼻音符号写在辅音字母的左侧，其他三个写在辅音字母右上方。

笔者认为，经过本次改革，由柏格理先生开创，有几代苗汉先辈们参加制订的石门坎苗文已经完成。

方案完成后，委员会利用石门坎学校假期分别进行了数次苗文培训，相当多的一部分学员来自云南武定、罗次、禄丰、永善、大关和贵州安顺、紫云、普定、织金等距石门坎上百或上千里的地方。

1952年，奉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张友伦、杨荣新两位先生前往重庆，用这套文字将《共同纲领》译成苗文。完稿后，因为当时没有这套文字的铅模，而未能出版。以后，因为没有印刷品读物作媒介，这套文字也逐渐被遗忘。

4、制作出石门坎苗文的电脑软件

20世纪30年代末，《苗英词典》的作者之一张继乔(P KennethParsons)先生，从英国来华时，被日本侵略军抓获，投入上海浦东监狱。于是，另一位作者王明基先生只好一人收集整理大量苗语词汇。l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张先生重返石门坎，同王先生一起着手进行《苗英词典》出版前的准备工作。解放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终止，张先生就一人在英国最后完成了词典的编纂。到20世纪末，经过多年的研究，张继乔先生制作出了全部石门坎苗文和《英苗词典》的计算机软件，为石门坎苗语文步入信息时代打下了基础。

至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张继乔和王明基两位先生，终于把从1904年开始的“创造苗族文字性语言”的这篇大文章作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确定标准语音及语调

标准语音及语调的确定，不需要新的创制，而是在各种苗语语音和语调中，进行筛选、认识和肯定。

1、以石门坎语音为标准语音

讲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按地区来讲，几乎分布在贵州整个西部和云南的东北部、中部，其内部又有hmaob nbyub、hmaob saod、hmaob zisdib、hmaobghwbdib之区别。各地的语音语调都有明显差别。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标准语音是怎样确定的，笔者尚无确切的考证，推测是先辈们经过比较鉴别，逐渐认识而后加以确定的。因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苗语，石门坎苗语的语气较为婉转，语调较为优美，语音较为悦耳，并且组词文明。所以，早先到石门坎的外国人、汉族老师，以及l952年中央民族学院来学习苗语的学生，讲的都是石门坎语音的苗语。

然而，标准语音也有一个坚持推广的问题。朱焕章、王明基两位先生是坚持和推广用石门坎语音作苗语标准语音的楷模。他们都不出生在石门坎，但他们的谈话和著作处处反映出是在用石门坎语音作标准，从来不以他们个人在滇东北苗族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另外标新立异。他们坚持石门坎标准，为苗语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确定六声调

  苗语有六个声调。就笔者所知，这个看法最先是杨荣新先生提出的。他用“Sheud haib viet ngaox nyul vaif'’这句勤劳的妻子在清晨唤醒丈夫的话来风趣地讲述了苗语六个声调。

如实地说，前面提到的为便于标示汉语借词采用七声调的意见，以及近50年来一些学者为区分清浊音而提出苗语有八个声调的主张，都没有显示出区别于六声调的地方。

就如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调可以用“英雄好汉”、“高朋满座”、“山盟海誓”来为初学者示范讲解～样，在杨先生上面那句话的启示下，笔者了解了苗语的声调，受益匪浅。

四、推广使用苗语文

语言是一种社会财富，各种语言的存在和使用使人类社会五彩缤纷。我们苗语文无疑地也给人类社会增添了光彩。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识，因此有许多工作要做。

为苗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杨芝老先生，在推广和使用苗语文方面是我们的旗帜。他通晓苗语与苗文，掌握着许多古诗古歌，为新现象、新事物组创苗语新词，还要求苗族青少年学会并坚持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一位退休老师曾告诉笔者，他在昆明上大学时，有一次几个苗族同学相约去会杨老先生，其中一位女同学只讲汉语，老先生便问她：“你父亲是谁?”女生通报了她父亲的姓名。老先生便严肃地讲：“啊!是他，是我的那位朋友，他是我们苗族嘛。他为什么不教你讲苗语呢?我要批评我的这位朋友了。”听后，那位女同学羞愧地低下了头。事过40年，笔者有幸会到那位女同胞。她已经退休，可这时的她，确是用一口流利的苗语同客人们叙家常。足见杨老先生教诲的作用至深。

1973年笔者途经昭通，特地去拜访吴性纯老医师，席间他谈了忠诚信仰和通晓苗语两个题目。对于后者，吴老医师讲：作为一个苗族知识分子，不应把自己的水平停留在会讲苗语这个程度上，应该尽可能地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那时笔者才30多岁，老一辈们都健在，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未重视。2000年，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95周年时，我们收到英国友人的祝贺函，其中有一篇是用石门坎苗文打印的纪念老一代人的苗族文言古诗。笔者只看得懂标题，实在尴尬，好在继续翻阅，发现了这篇苗文古诗的英语译文，才喜出望外，如释重负。这时回想起吴老医师要求精通苗语的教导，便倍觉亲切，又深感惭愧。

五、结束语

石门坎苗文的出现，是对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贡献。它凝聚着英国友人、苗族先辈和汉族老师的智慧。纪念老一代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他们劳动所产生的成果，为后人谋福利。坚持使用以石门坎语音为标准的苗语进行会话交往，坚持使用石门坎苗文创作翻译，是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继续做出贡献的～个举措，在苗族民众中应当提倡。

笔者在这里要提到两位先生的事迹。他们和笔者处在同一时代，比笔者年长，是笔者的良师。

第一位是徐志淼先生，他在贵州省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到过石门坎，掌握了好几种苗语。他是汉族，但他在与苗族同胞相会时，总是用标准的苗语进行交谈。苗族人与他见面，就如同与自己家人在一起一样。无论是与省、市的苗族领导同志，还是与做一般工作的苗族干部相处，他都常年如此，可谓难能可贵。

第二位是杨建康先生，他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现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教师、云南省彝良县副县长。他是苗族，退休后，杨先生一直在使用石门坎苗文翻译世界文学巨著，从另一方面向世人展现光辉的苗族文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乎没有任何学校教授这种文字的情况下，据张慧真博士在《近代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教育发展的个例研究》一文中统计，目前至少有5万人能阅读这种文字印刷的书。据笔者所知，相当一些在北京、昆明、贵阳、四川等地工作的苗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会使用这种文字。

我们有责任发扬光大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苗文化，使包括苗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花园更加姹紫嫣红。

石门坎光华小学、私立初级中学校歌注释说明

陶绍虎

石门坎光华小学和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两首校歌，是体现石门坎教育主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石门坎小学校歌近年曾在一些书刊上刊登，中学校歌笔者尚没有见过全曲刊登过。由于时间久远，在登出的歌词中难免有刊误。

家父陶开群(耿忠尤照)先生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世时曾亲自对我讲述了两首歌词中一些较难理解的词句，并嘱咐我将歌词译成苗文，以供年轻一代参考。我父亲曾是光华小学的学生，1939年成为光华小学的国语和音乐教员，1943年又成为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的国语教员。他唱过、教过小学校歌，亲眼见到朱焕章校长创作石门坎中学校歌的全

过程。

这两首歌在20世纪前三四十年里，经常回旋在石门坎的上空。激励着各民族的莘莘学子。

现在，借此刊出已故陶开群先生提供的鼯首校歌的歌词，并加以注释。我想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石门坎的民族教育情况。

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

徐宝珊、夏侯亭词

吴性纯、李正文曲

威宁西北乡，邻毗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客来一自远方，热心乐渡东西洋。拍齐素风琴，吹芦律笙簧，音皆谐兴涌畅，齐声高唱大风泱泱。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有绩，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昔大禹寸晷勿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

素：素雅华贵。

风琴：借指西方文化。

芦笙簧：借指东方文化。

晷：光阴、时间。

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校歌

词：斗光

曲：借((Robin Red．beast))

昆仑山脉乌蒙东麓，石门侧有一清泉，潺潺声泱泱长流；合江东下大)¨同源，交通利赖文华沟通。八方天地乱纷纷，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种子方萌芽，建设基础更宜坚：忠诚义勇培尔志，刻苦勤劳健尔身；力到此疆树边黎，服膺主义臻大同。

石门坎初级中学校歌注释：

词：校长朱焕章(斗光)先生作于l943年。

曲：词成后，朱校长讲：借华西大学校歌的曲作本歌之曲。该曲为《知更鸟》之曲，曲作者是Friedrich Kucken。

昆仑山脉：借指中华。

乌蒙：借喻滇黔之交界。

清泉：借指石门坎初级中学。

交通：来往沟通，交往。

利：顺利，方便，得益于。

文华：高雅华贵的文化。“交通利赖文华沟通”一句的意思是：顺利交往需要高层次文化，高层次文化便于来往沟通。

八方天地乱纷纷：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

忠诚、义勇、刻苦、勤劳：是石门坎中学成立暨开学典礼上校董事杨砥中会长提出的校训。

  边黎：边疆的劳苦民众。

  服膺主义臻大同：由衷地相信世界将走向大同，牢牢记住我们的信念是完成人类大同。

作者简介：陶绍虎(1940一)昆明电机厂职工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苗族，云南彝良县人。l96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今北京大学医学部)。

·259·

云贵川边境苗族的文化教育圣地石门坎

李睿

我是一位农村教师，教了41年书，1986年退休。退休后，我没做什么，在家安度晚年。今年春，读到《在未知的中国》一书，读后感慨万千。

柏格理、王树德等几位英国传教士能够把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斋半期到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尤其是苗族聚居地石门坎传教办学的经

艾莉森、克里斯汀、东旻与石门坎光华学校校友在石门坎(2005年石门坎百年校庆时。左起：陶爱义、张建明、王灿章；右起：吴跃华、杨忠伦。值得我们称道的。但由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对于事物的发展，西方传教士有时不免侧重于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突出了一方面而

舍弃甚至回避了另一方面，致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法辨其真伪。

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摆出政治上军事上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踏上中国大地为所欲为。基督教进入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在一个落后的多民族的中国西南云贵川数省边境地区广为传播，并感慨于他们在文化上宗教上精神上的胜利，记录下这一辉煌的成果。

我们并不排斥外国人来写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的历史，然而，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研究自己的历史岂不更好，更实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吗?如果说，大花苗过去处于愚昧无知没有文字的时代，只能用古歌、古故事等形式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大花苗自20世纪初开始信教读书后，于l9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了自己的大学生，用文字记录本民族历史的条件完全具备。现在，这一历史使命已完全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虽然一批有识之士已给我们写出了不少书，做了不少工作，但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发掘的深度和广度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能看到一部或几部系统地较为全面地记录大花苗历史文化发展的书籍在不久的将来问世，这一重任就是我们本民族有志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必须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过去，大花苗人不识字，几千年来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任其与岁月流逝，无法捉摸。现在不同了，如果不给后代留点资料，后代人又写什么呢?受到民族感、使命感的驱使，休息了l7年之后，我想，还是找点事做好。

可转念一想，要搞出点象样的东西，必须占有第一手资料，现在一点资料也没有，又已年近八旬，要搞调查研究，为时已晚。怎么办?还是写，写，总比不写好。写什么?我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新旧社会的日子都经历过；出生以前的事总听到老一辈人讲过一些，就写自己所经过的、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即便与史实有出入的话，只有留给后人去核实了。于是才有了后面这个不成资料的资料出现。

除了这一材料外，我还准备写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谣。但考虑到年龄不断增高，体力不断衰竭，能不能再写出一些东西，就只有尽力而为了。但愿上帝不要过早地向我伸手打招呼!

最后要说明一点，花苗有大小花苗之分，小花苗多住在贵州境内，因此，文中有提及花苗的地方，大多冠以“大”字以示区别。

一、  石门坎得名的由来

在云南、贵州两省的边境，威宁、昭通、彝良三县的交界处，有～个周围高峻，中间低洼，犹如方形漏斗的地方，其北面一片方圆大约一百来亩，斜度为50度左右的陡坡，坡的顶部，在翠绿色的树荫下，隐约可见为数不多的几问茅房，这是一个仅有七八户人家的苗族寨子。寨子下面空旷处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十几幢土石结构的白墙子瓦房。有一条在当时来说是可以称得上大路的从镇雄经彝良奎香到昭通的商道由东向西穿越其间。坡的西北面靠韭菜坪、薄刀岭等大山。东面两三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小乡场，上下两排茅草房，约十多家人户，多是汉族，有～两家是回族。西面也是一片斜陡坡，坡的西南稍远处，便是直径粗约尺许，高约两三丈的几大片成材松树林。松林问最显眼的是几栋白瓦房，不知底细的人还会以为是庙宇。南面是一道当地人呼之为野衣墚子的天然屏障横亘于坡的对面，遮挡着从坡上向南眺望的视野。坡底是一道低洼峡谷，沟水顺峡谷南流，与发源于昭通边境的抹裸河汇合，北流出境，汇入洛泽河。这便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名闻遐迩、蜚声中外的石门坎。

坡的西面边缘是一条深一两百米的夹沟。边缘西北角是一壁险峻陡峭的山岩，这是旧时马帮的必经之地。不知古人从什么时代起在这里凿山开道，从沟底一级一级地凿上岩顶，翻上东面斜坡。在岩顶建有一酷似城门的建筑物。有一住户常年住在这里，--N晚上，把大门一关，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这便是石门坎得名之由来。

二、屙屎不生蛆的地方

起初的石门坎于滇东北及贵J,i、I威宁一带，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不是什么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二不是什么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的繁华商贸集镇；不是储量丰富的有色金属矿区，更不是游客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19世纪以前，石门坎人烟稀少，人们以种植包谷、荞子、洋芋为生。有的地块，包谷只长有人的膝盖那么高，撕包谷都要

蹲着撕，一天难得撕一背包谷。因此人们常说那是屙屎都不会生蛆的地方。如果你要从地图上去找石门坎究竟在什么位置上，那是很难找到的。

石门坎既然是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地方，那又是怎样做到名闻遐迩、蜚声中外的呢?话得从头说起。

三、基督教传入中国

自近代以来，随着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外国人逐步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循道公会、内地会等传教组织深入中国西南，内地会在贵州安顺建立传教点，循道公会在云南昭通建立传教点。

四、苗族猎人安顺奇遇

清朝末年，西部苗族，这里主要指散居于滇东北各县及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的大花苗，经过数千年来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长途大迁徙，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及地方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剥削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极端贫困生活。大花苗人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灭绝的边缘。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一些苗族人背着干粮，带着弓箭外出长途狩猎。经过长途跋涉，路过安顺，遇到外国传教士亚当先生(汉名党居仁)宣讲基督福音，为受苦受难的穷苦人解除痛苦。于是他们便回来告诉家乡人。接着便有许多人不怕山高路远，陆续去安顺听教。亚当先生得知他们的家离安顺太远而去昭通只有一两天的路程后，即告诉大家昭通有循道公会的教堂，并写信介绍他们去昭通找传教士柏格理先生。此后，苗族人就不再去安顺而就近转向昭通。

五、苗族信教引起的风波

1904年，四个苗族人去昭通找到循道公会传教点的传教士柏格理先生，于是许多苗族人便络绎不绝地往昭通进发，每隔几天就有三五个或七八个到昭通教堂听教、读书，随后，到昭通的人数逐渐增多，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更多时则达百人以上，高峰期竟达千人之多，致使昭通市民惊恐万状，谣传苗民造反。更有甚者说苗族人在传教士那里得到了毒药，要毒死彝族地主和汉人。谣传主要来自威宁，而有些地方竟出现了对苗族人的迫害。柏格理立即会见昭通地方行政长官，昭通衙门派出卫兵与柏格理及几个汉族教徒一同前往威宁处理这～事件。同时柏格理还走访各地苗族村寨，并走访一些彝族地主，使其对苗族信教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更求得租用一处修建教堂，从而解决了苗族听道者大量涌向昭通的现象。

六、石门坎苗族教会的建立

1905年初，柏格理经过对几家彝族地主的走访，得到大官寨安荣之大地主的允诺，将某处送柏格理修建教堂。当柏格理再次前往落实地基问题时，安荣之想收回原来的承诺，通过几番周折后，双方才达成协议。首先被指定修建教堂的地方，柏格理认为不恰当。当柏格理提出需要某处时，安荣之又不同意，说那是他儿子修房子要用的地方。最后，安荣之答应在石门坎划出面积约五六十亩的地块修建教堂，这是柏格理先前所不曾预料到的。石门坎地处昭通、威宁、彝良三县交界处，偏僻且贫瘠，柏格理从来没有走访过，也没有听说过。柏格理随即开始走访石门坎，并决定在这里修建教堂。此处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距石门

坎不远的地方就是储量极其丰富的无烟煤矿区，实在是个理想之地。于是当地苗族的第一座教堂便出现在石门坎的陡坡上。自此以后，苗族信教人不再前往昭通。

七、光华小学旗树黔疆

随着石门坎教堂的建成，石门坎学校也随之动工兴建。不久，石门坎私立光华小学的校旗便在威宁西北乡的上空迎风飘扬。1905年，这是石门坎私立光华小学的诞生年，这个日子是每个进过光华小学校门的学子都是不会忘记的。

石门坎创办学校的消息立即传遍四面八方，石门坎周围方圆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苗族青少年都纷纷前往该校就读。当时苗族没有能够担任教学工作的知识分子，这个任务就落在已皈依基督教的昭通城汉族知识分子身上。石门坎建教堂后，柏格理就带着钟焕然、李约翰、李五等一批汉族教徒到石门坎，边传教，边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

云贵两省交界地区的苗族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自己能进学校读上几天书。今天，苗族地方办起了学校，不能坐失良机!于是各地苗族青少年，甚至有已婚的二十多岁的男子，也依依不舍离开妻JLN石门坎求学。

正如苗族人到昭通教堂听教一样，学生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不辞辛苦地背着行李和盘缠行两三天路程，跋山涉水来到石门坎。彝良苗族寨子的王西拉、张高等一些年轻人也先后到石门坎读书。

八、遍布苗族地区的光华分校

看来，仅有一所光华小学实在是满足不了苗族子弟渴求读书的愿望。于是石门坎教会决定在贵州威宁及云南彝良、永善、大关等县苗族村寨逐年逐步地增办分校。继石门坎光华小学创办之后，1906年彝良毛坪的咪呵沟、威宁的长海予，l907年永善的大坪子、彝良仙马的幺店子等许多分校相继创办。随后不几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几十所分校遍布于滇东北的昭通、彝良、永善、大关及黔西北广大苗族地区。

虽然各地都办起了学校，满足了苗族子弟的入学要求，但除了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初高两级学校外，所有其他分校都只是初级小学。一则是经费问题，再则就是办高级小学尚缺乏师资。因此，各分校初小毕业的学生，每年都要通过统一考试录取到总校读高小。各地的分校学生，初小毕业后，有的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入高小就读：有的由于没被录取而只有回家参加劳动生产，然而成绩合格达到录取标准的仍然很多。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石门坎光华小学，虽说是一个学校，但还是初高分设的。初级小学只招收石门坎附近村寨的学生，学生毕业后同样要参加各分校的统一考试，才能升入高小。由于当时地方行政当局不重

视教育，一般只在县城办小学，乡镇中少有学校，因此一些远地的汉族和彝族学生都愿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如昭通坝子边缘与威宁交界(靠石门坎方向)的地方以及镇雄、威信等县都有到石门坎读书的汉、彝族学生。就是彝良县城也有到那里去读书的。因此，石门坎光华小学高小一二年级的学生，每班都在八九十人以上。于是30年代末期，教会便决定在威宁长海子、彝良咪咀沟、永善大坪子等校增办高小班。这样，各县属分校的初小毕业生便可就近到各县属的初高两级小学去读高小而不再去石门坎。昭通县只有放马坝1个分校，大关县只有凉风堋和大火地2个分校，这3个分校离咪嚼沟较近，初小生毕业后都到咪嚼沟

小学去读高小。

学校初办的时候，最先是由汉族教师担任教学工作。几年后，石门坎光华小学的高小毕业生进来了，教会便选派成绩较好的苗族毕业生到学校逐步补充教师队伍(有少部分是成绩好的初小毕业生)。另一方面，一部分优秀生则享受教会津贴被送到昭通明诚中学(原名宣道中学)接受初级中等教育，以逐步充实后来增办的两级小学的师资。

九、学校的管理与领导

苗族地区教会私立学校办了那么多，摊子不能说不大。为了取得学校在国家教育行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成办国家认可的行政上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经济上则由私人投资办学的学校，各地分校先后将办校情况分别申报各校所属县教育行政当局备案。这样的学校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称的民办学校。当时，农村能够办那么多学校，使农民子女受到一定的初等义务教育，在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方针上，确实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这些学校，正如上文所述，行政上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学生的学期及学年考试成绩，学校均送册呈报教育当局备案。学生毕业考试成绩，由学校造册报县，成绩合格者由教育行政当局发给高级小学毕业证书。学校校长及教师的职位，由办学方(即教会)调配，经学校报请教育行政当局备案并颁发任命书。教师缺额，或需要聘用水平较高的教师时，校长有自主选聘教师之权，报经教会同意后申报教育行政当局颁发委任状。笔者简师毕业后，就是这样地被咪嘎沟小学校长聘去教书的。

在经济上，学校一切开支都由教会负责。教会的经济支柱，主要是英国西部一个基督教团体——英国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传教团。而这个团体的经济，一部分则是靠募捐。在基督教传到苗族地区后，传教团的经费是很少的，甚至还没有设立苗族工作经费这一项目。苗族地区学校的修建，大部分都是苗族人民献工献料的。学校校舍的建筑，由于建筑技术及文化知识等诸多因素，校舍质量可算不了什么上乘，但就学生所用的课桌椅来说，那就不同了。可以说，学校的课桌椅完全是统一的黄油漆、斜桌面、连桌椅、双抽屉的清一色双人课桌。其质量的坚固真是不可言喻。有的用了三、四十年仍完好无损。解放后，政府接管了所有

教会学校，这些课桌有的仍然用了几十年时间。当时的学生能坐上做工如此精巧的课桌，对于苗族子弟来说，简直是一种读书权利以外的物质享受。

学校教职工的工资待遇采取三、七开的办法来解决。所谓的三、七开即教会负责十分之三，群众(家长)负责十分之七。教会的三成是以现金支付，每季度发一次。群众的七成则以谷物(即学生学费)支付。当时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的标准是初小包谷三升(大升，一升约七斤)，高小五升。现金支付是固定的，谷物支付则是不固定的。学生缴纳学费的标准不能提高，学生多就收得多，遇到粮食歉收的年成，学生人数减少，学费的收入也就少了。当时教师每季度所领的工资，也只能买到一匹土蓝布而已。所以那时教师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教师们却仍然乐此而不惫。

十、学校的教学生活

在教学内容方面，学生所用的课本，统一使用当局教育部门编写的教材。自民国成立以来，什么共和国、新学制、新时代、兴复、修正等不同时期的教科书，所有学校都使用过。此外，音乐、体育、美术等则是担任教师自选教材进行教学。由于教师文化水平不同(有部分高中、中师学历的教师)，有的学校教师在音乐课上竞选用五线谱对高小生进行教学，效果居然也还不错。有少数学生对五线谱倒很精通。就现在来讲，对五线谱这一乐理知识，不要说小学生，就是初高中生也没有几个能学好。在体育课上，初级小学大都学习队列、步伐及徒手操、棍棒操等基本运动项目。有的高级小学则设有篮球场、足球场(有条件的学校)、跳坑、单杠、秋千等体育设备。以上这些都是学校必须设置的课程。特别是石门坎光华小学这个总校还设有英语课。石门坎虽有英国牧师，但担任英语课教学的往往不是“英国人”而是苗族教师。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能有一位英国牧师来担任英语课教学该多好啊!

那时学校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非常认真。前面已提到过初级小学要通过统考才能升上高级小学，而统考题目都是由成都华西大学教育联合会所命。为了使自己的学生能考出好成绩，除了学好课本中的知识外，教师还要补充一些课外知识。如30年代全国总人口一般地说是四万万，但具体地讲，当时见诸报端及书刊上的全国(18省)总人口为377632897。这样的问题，学生考虑较多的是“理想题”(即思考题，那时是这样称谓的)，这种题目有一定的伸缩性，可以自由发挥，由此，除了问答题、选择题、是非题、填空等外，对于如何解答思考题，教师都举例给予一定指导。

有了学校，除正常的教学外，自然少不了要开展一些活动，学校各种活动开展的好坏与教师水平密切相关，前面虽然提到各校教师是由教会选派调配的，但是如何选派调配，在这里，让我再补叙一段关于教会调配各教师的一些情况。

石门坎苗族教会自从建教堂、办学校以后，每年年底都要集中于石门坎开年会，以讨论研究有关教会及学校的工作。年会设有宗教、教育、青年、妇女等各方面工作的委办会。教育委办会就是专门研究教育工作的机构。参加年会的人，除各教堂传教士及各校教师(两级小学由校长参加)外，教堂及学校所在地群众还要选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这一名代表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必须是能说善道的。因为一个学校能否争得一名好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这位代表。一个教师除了在知识上把学生教好以外，在学校的一些活动中，还要看他是否能出色地组织和指挥学生进行活动而取得良好成绩。如果本地区学校新调配的教师是群

众所欢迎的，那么这位代表也就是～。位不辱使命的“使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先天智力的差异，接受文化教育程度的深浅，以及工作经验、工作方法的不同，教师工作能力也有高下之分。每个地区每个代表都能争到自己满意的教师是不可能的。同时学校也有好的，也有较差的，主管工作的决策者们也要从各方面的因素去考虑，其结果也只能是“好的使臣到好的国里去，不好的使臣到不好的国里去”。从事实上来讲，在一个学校里，一个好的教师，群众是希望他多留任几年的；因某些方面的原因而年年调换的教师也是有的。幺店子小学的学生在石门坎光华小学举办的运动会上，团体操表演连续多年获得第一名，成为光华

小学运动会上的多连冠。能使学生取得如此成绩的教师，自然许多学校都想争得，然而学校所在地的群众谁又愿意把他放走而不挽留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调配教师能有群众代表参加，仍不失为一种民主办学之举。下面转入正题。

石门坎光华小学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开展学生的文艺体育活动。在音乐方面，除正常的课堂教学外，课余时间还要组织歌咏队。歌咏队不但练齐唱，还练轮唱、男女二重唱、四部合唱等。说来可能有人不相信，苗族学生唱歌，七个音阶唱的十分准确，无矫正可言。可汉族生就不同了，要把七音唱准确，不经过长时间的纠正是很难的，尤其是3、4与7、i两个半音，实在无法纠正。苗族人不说学生，就是一般没进过学校的男女青年，也是唱得十分准确。这也可以说是苗族人先天的一种长处。其实，从生理上讲，这可能是与本民族的语言有关。

学校除了组织歌咏队以外，在体育方面，还组织了体操队(全校学生参加)、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等运动队。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址位于一个五六十度的斜陡坡上，足球tJIl练没有场地。l924年，时逢甲子年的大荒年，次年春，到处都是逃荒躲难的人，石门坎教会以工代赈，一方面救济灾民，一方面也为学校开辟足球场地，在学校下面不远处挖出了一个足球场，长宽虽不够标准，但对于足球队员来说，总有一个用武之地了。那时，小学学生年龄比现在的小学生相对较大，许多学生对踢足球都很感兴趣。

十一、运动会

由于学校开展了各种活动，学生的学校生活也十分活跃。既努力学习功课，又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每年端午节，石门坎光华小学都要举办一次文艺体育活动，并邀请附近所属分校学生参加。这种活动，当时人们即以“开运动会”这一时代语言代替过去苗族人在端午节那天或在其他时间白发地聚集于山上进行的“耍花山”的称谓。

石门坎光华小学运动会是一年一度的定期活动，所以即使总校不邀请，附近各分校也积极准备参加。每年三月开学后，学校在体育课上都加强了团体操的演练，统一熟唱总校发送的运动会歌。尤其是着装上都有统一的严格要求。不过这种要求都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即要求学生统一着白色短衣长裤制服。这种要求虽然严格，但并不难做到。白麻布是每个苗家人家都少不了的。当学校向学生提出这一要求后，家长立即为自己的孩子缝制一套白麻布制服。经济条件稍好的则购买白棉布缝制，但这也只是极其个别的。

端午节快到了，初四这一天，石门坎小学师生都忙于四处奔波去几里远的地方迎接各分校学生。当两校学生快接近时，东道主学校学生立即分两行立于路的两旁，在带队学生或老师“立正”、“敬礼”的号令下，数对铜号同时吹响庄严的敬礼号。这时，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也连续不断地阵阵敲响。各校学生则以整齐的步伐，双眼目视前方，双行行进在东道主学生的双行列之间(有棍棒操表演的则以持枪姿势持棍通过)。各校学生过完后，又反过来立即分行立于路旁，在带队者的号令下目送东道主学生通过。这时又是一阵号角齐鸣，锣鼓喧天。场面十分壮观，令人振奋不已。

东道主学校师生刚把某分校学生迎接回来，接着又要准备前去迎接另一分校学生。有时几所分校学生同路而来，便可一举几便，一迎数校。不同路前来的分校学生，只有分别前往迎接，真把东道主学校师生忙得不亦乐乎。

石门坎光华小学的端午运动会，不但学生参加，农民也可报名参加。开运动会，学生一走，家长也背着行李和吃食跟着走。一两天路程跑去参观或参加比赛的青壮年男女农民，几乎是头一天下午就赶到石门坎。

端午节到了，早饭后，运动会就要开幕。这时，会场主席台上除主持大会的有关人员外，远道前来参观的贵宾也应邀上台就座。各校学生则依次进入会场按各自被指定的位置伫立，以听候大会总指挥“发号施令”。一切准备就绪后，大会开幕式便按程序开始进行。十多所学校学生绕场三圈的同时，五六百学生随着整齐的步伐齐声高唱运动会会歌。

歌词开头是“盛会开今朝，运动体育好。场中国旗飘，看客像涌潮……”，最后是“得胜不骄傲，失败不懊恼。再来赛跳高，努力夺锦标。”一色白制服的几百名学生队伍领前，几千名五颜六色的各族农民群众随后。人潮涌动，歌声震天，把整个大会逐步推向高潮。绕场结束，各校学生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依次入场进行团体操表演。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徒手操表演的，有棍棒操表演的，有跳舞的，有打拳的，有叠罗汉的。特别是那板凳拳的表演，简直是闻所未闻。．三层甚至四层罗汉的重叠，令观众惊叹不已。比赛项目有篮球、足球、骑马、射箭、赛跑、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还有高低栏障碍跑以及薅包谷、绩麻、穿衣、穿针、识字……等等。这些比赛项目，有的是针对农民而设的，如薅包谷、骑马、射箭等；有的是针对妇女而设的，如绩麻、穿衣、穿针、识字等。其他则学生农民均可参加。t撑杆跳高是个新鲜项目，围观群众最多。据说曾有创一丈二尺几纪录的(那时是以丈尺计算)，四米几，当时撑杆跳高能创如此纪录，确实是了不起。今天，在体育设备及安全保障条件比过去好上千万倍，并有教练精心进行科学指导的情况下，布勃卡创六米以上的纪录，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然而，能跳五米左右的又有多少!报端也少所有登载。握着一根青竹杆，撑过一丈二尺几的高度落到沙坑里，虽然沙是软的，而就一般人来说，不说摔死也会摔伤。可这就是山旮旯里运动会上出现的奇迹，这不能不让人惊奇。足球运动，农民最感兴趣。新寨、苏科寨、铁匠塘、土地山一带的苗族农民足球队，曾多次获得冠军。

运动项目的比赛，若端午天未能结束，第二天仍继续进行，直到各项比赛全部结束，各项奖品各归其主为止。

晚上进行音乐比赛(主要是声乐，器乐很少，甚至没有)，各校学生或农民都尽情地施展其音乐才华与对方进行角逐。有齐唱的，有轮唱的，也有合唱的(独唱的少)。遗憾的是这些全都是现代歌唱表演，却没有苗族人本民族古歌、古乐器表演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而情况亦有所改变。

十二、长跑健将闯了大祸

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但在校内搞得热火朝天，有时还向外展开。石门坎学校曾派队参加威宁四方井彝族教会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也曾派队参加威宁县城、彝良县城等举办的县级运动会。威宁、彝良等县官员也曾到石门坎参观苗族人举办的运动会，并给予良好评价。

苗族人喜狩猎，农闲时外出打猎同猎物赛跑，练就一双硬脚板。在一次昭通举办的运动会上，一位苗族赤足(穿草鞋)长跑健将朱旭辉(小学教师)出人意外地夺得万米赛跑第一名。当时全场轰动，大为惊讶，几乎惹出一场大祸。朱旭辉夺得万米长跑冠军，不但引起了大会主办者的不快，更触怒了自认为万米赛跑胜券在握，冠军非我莫属，亦即在观众中夺魁呼声的最高者。这位运动员没想到竟然败在一位苗族赤足长跑健将手中，其辱难忍，其恨难消，于是妒火中烧，千方百计地在人丛中寻他的“敌手”，试图报复。朱旭辉没想到会招致如此麻烦，只好悄无声息地远离这是非之地。事过境迁，今天我得以把我们苗族长跑健将的

大名公诸于世。

十三、十年树木硕果累累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学生不断增加，当昭通明诚中学苗族毕业生逐渐增多的时候，从20年代起，石门坎苗族教会便决定选派优秀的苗族学生赴成都著名中学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其中不乏吴平安、王毓珍等一些女同学。同时，教会还做了大胆尝试，选拔特优秀学生不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而直接上大学。有的虽然失败了，但也还是有成功的。如全国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吴性纯进入成都华西大学，苦读八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吴性纯毕业后，并没有向往大城市的优裕生活，而是回到石门坎创办了国内第一所苗族平民医院。

自石门坎兴办学校以来，苗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成绩斐然，被誉为“小香港”。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苗族中出现了十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除前面提到的吴性纯外，还有朱焕章、张超伦、杨汉先、杨忠德、杨忠义等是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有王建明、王保祥、张斐然、李学高、王建光、张有伦等。有的则是其他大学，如云南大学(东陆大学)的王荣高。也有武汉神学院毕业的，如李正文、李正帮、吴忠烈等。这些人，除神学院毕业的搞教会宗教工作外，有的当医生，有的成为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有的任过省卫生厅厅长，有的当大学教授，一部分是当中学教师。也有搞其他方面工作的。半个世纪以来，乌蒙山的苗族从没有一个识字人到出了这样一批大学生，其教育事业进步之快可见一斑。

十四、石门中学的诞生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石门坎教会为苗族人民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那时苗族小学毕业生能升学的主要去向是昭通明诚中学。但这些学生除享受教会津贴者外，多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因此，另一部分学生的去向则是1939年创办于昭通的国立西南师范学校，该校师范生饮食由学校供给，这样就可减少学生的一部分开支。然而这些学校都是城市里的学校，毕竟还是大多数有望受到初级中学教育的苗族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的。能有自己的一所农村初级中学该多好啊!

过去说办初级中学，根本想都不敢想。现在不同了，苗族人民已有了自己的大学生甚至博士，办中学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石门坎教会便开始酝酿办中学的问题。说干就干，立即行动。40年代初，石门中学便矗立在石门坎这个五六十度的陡坡之上。从此，没有条件进城上中学的苗族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能受到初级中等教育了。正如石门坎光华小学初办时那样，不但苗族地区各完全小学的毕业生到石门中学读书，就是远近一些汉族彝族学生也不辞辛苦地前往该校就读。

十五、工贸行业福利事业的开端

石门坎教会不但创办了学校，一些工贸行业也开始起步。石门坎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过去没有谁会想到要在那里开辟集市。教会在石门坎建立以后，便在距石门坎东面两三里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小集市(即开头提到的乡场)，在当时被称为新街或石门坎街。这个集市只有十多家店铺，6天一个场期。店铺虽然不多，但逢场天，摆临时地摊的商贩却很多。所以赶集的人也不少，还是很热闹的。集市商品，除了店铺及摊贩经营的农村生产生活用品以外，做牛马牲口买卖的特别多。要买牲口的都愿到石门坎街去买。一些因临时用钱而匀出少量谷物出卖的也不少。

不过，这个集市虽说是石门坎教会开辟的，十多家店铺中却没有一家苗族人开的店铺，只是偶尔看到几个摆地摊卖土布或盐巴的苗族摊贩。卖牲口的倒是多一些。苗族人几乎家家户户都饲养牲畜，需要用钱的时候，便将牲畜赶到集市上去出售。

看来苗族人由于受到千百年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是十分淡薄的。

教会除了开辟石门坎街，还办有一个相当于纺织厂的“推广部”，招收一些苗族女青年进部纺毛线，织斜文毛料布等。当时，在石门坎工作的人员冬季所穿的毛料大衣，其用布都是出自这些苗族女青年之手。

在养殖业方面，办有一个养鸡场，引进外地良种进行饲养。住户专门负责鸡群的饲养管理工作。

此外，还办了医院(前面已提到过)、孤儿院、麻风病院等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孤儿院收容的大多是苗族人家的孩子。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几大片松林中的白瓦房，那就是麻风病院。麻风病院的病人大多是汉族患者，护理人员大多是苗族医生，几十年来已有不少患者治愈康复回家，同时又继续不断地接受一些新患者入院治疗。

十六、结束语

写到这里，回顾前面所述的每一件事，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事实，毫无半点夸张。通过这些事例，读者就会知道石门坎之所以能成为蜚声中外的地方，真是名不虚传。

过去有人把石门坎誉为“小香港”，通过以上这些事例，读者就不难看出石门坎的影响力了。石门坎是乌蒙山区在死亡线边缘上的苗族人民起死回生的转折点；是乌蒙山区苗族人民成长的摇篮；是乌蒙山区苗族人民同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做斗争的文化圣地。

李睿

2003年l0月5日

纪念柏格理到石门坎传教办学100周年

杨明光

柏格理，英文名撒母耳·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年生于英国西南境康沃尔。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循道公会的传道员，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柏格理天资聪颖，中学毕业居全国之冠，全国会考名列第七。但家道贫寒，无力继续求学，遂考入伦敦某机关工作。22岁时受

2005年80多岁的杨明光先生从贵阳回到石门坎参加母校百年校庆

传教士李温司登事迹感动，与同学邰慕廉(Frank Dyamod)一起到中国传教。l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抵上海，在安徽省安庆学习汉语半年后，到云南昭通循道公

会任传教士。

  柏格理在昭通传教期间，按照社会改良的主张力主输入西方科学知识和兴办教育。鉴于当时烟毒盛行和病症不延医，他即兼行医业，替人戒烟治病，还编写卫生保健小册子分发给群众。后娶教会医院护士韩孝贞为妻，办诊所为人治病。柏格理存传道的同时，还做一些人们日常所见的门食月食、水文地理、医疗卫生等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倡导破除封建迷信酒动。他与其妻组织“天足会”，凡参加该会的男人不得娶小脚女人，女人要放掉缠足。他反对中国的八股教学，改教会原办的“义塾”为“中西学堂”，他宣传妇女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积极创办“中西学堂”，同时创办“女子识字班夜校”，后改为“昭通优美会女子学堂1903年改为女子学校，是中国较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学校开设天文地理、美术等新课程，他自己与夫人亲自授课。由于先行一步开设新教育课程，注重教学质量，两校学生到昆明高考往往名列前茅。女校毕业生更成为后来各地女校教师的来源。

柏格理是最早把基督教带进凉山彝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凉山地区还是奴隶制度，清政府因无力统治，视之为“化外野蛮人”。同时凉LlJ内部无统一政府，经常“打冤家”，流血事件常有发生。柏格理用基督教教义、宗教道德教化彝族群众，“化为相亲善友好之民族”，遂于1903冬深入凉山传教，彝族名人龙云很赞赏他的主张，在其家乡——燕山建立起彝族教会。柏格理死后，龙云还于l937年与昭通循道公会签定教化江外彝族的合同，按年以自己在江外收入的一半(约一千石谷物)作为教会在彝族地区搞社会改革的经费，但此合同未实现。

后来，在苗族的追随下，他把传教目标转向苗族地区。l904年，柏格理深入贵州威宁县苗族村寨传教，使苗族同胞中的“龙年得道”流传至今。l905年在石门坎创建苗族教会，同时建立学校。数年之间，川、滇、黔边的苗族信教者逾万，建校不少。昭通循道公会因此扩大为西南教区，石门坎由此名扬遐迩。

柏格理注重兴学，提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的方针，一时间，学校随教堂池现，至l950年统计，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在川、滇、黔交界地区创办了小学l00多所，中学3所，初级中学2所，护：b学校1所。

当时苗族不谙汉语，学习汉语文难度大，因此，许多苗族强烈要求创制苗文。鉴于此，柏格理便与汉、苗族知识人士李司提反、钟焕然、杨雅各、张约翰、张武等一起创制了一套苗文进行双语教学，获得极大成功，石门坎一带一万六千多苗民，三分之二皆达到“扫盲”标准。之后，又于l910年引入纺织实业，授予实用新技术，培养了第一批苗族知识分子。后来，石门坎文化教育发展蒸蒸日上，兴起学新文化高潮，卓有成效，被誉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苗族最高文化区”。从这里培养了各民族大专文化者数十名、中专文化者数百名，小学文化者近万名。柏格理的教育成就在全国基督教教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柏格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传播基督教福音，有着献身的精神，置生死于度外，他曾多次遭遇危险而不改初衷。其初入中国，经三峡急流船翻几乎溺毙。过坎坷崎岖“石门关道”马惊摔下差点死去，两次遭暗杀，一次错杀了他的随从，一次被人放火暗算，因风力转向获救。他初到昭通之时，党土司等地方势力多次警告、驱逐他离开，他都一笑置之。他也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营救被迫害的苗族信徒。1907年正月6日，永善县土目苏黑保歃血盟誓要杀害他，他不躲避，反而继续去看望信教群众，同日晚上，苏黑保竟派了六十多人全副武装将他绑架毒打。

柏格理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在石门坎曾鼓励苗族信徒捐款四千银元赞助蔡锷讨袁，还派知识青年参加士官学校，为讨袁军培养干部。他在英国为创办石门坎的一栋大教室募捐，阿司多老人捐助款英镑二千元，勒石立碑纪念；煤油老板罗克芳欲捐款英镑万元巨资，被他拒收，理由是“剥削来的钱不要”。他得知广西都督陈荣廷诱杀麻风患者时，心里不安，立即登报谴责，并与国际麻风病协会取得联系，在威宁石门坎开展了救济工作。

柏格理为人谦虚，平易近人，特别体贴贫困人，善于尊重人、团结人，受人敬重。每次骑马行路，遇到人时，都要下马让路，说：“老哥得罪”。柏格理一生的最后十年，全在苗族地区传教，凡苗族教会都有他的足迹。他俨然以苗族中的一员自居。当时苗族生活条件艰苦，食不饱腹，他采取多种形式施诊赈。外族人对苗族时而“指鸡骂狗”歧视，柏格理则严厉斥责对方。时而穿着荫装说苗语与苗族同吃同住建立感情，常走访许多村寨，记录很多苗族风情和生活习俗，写成《花苗的故事》。启发苗族人民革除陈规陋习，改变落后的的生活方式，凡是苗族群众找他办事，总要想办法给予办理。碰到娃娃，也喜欢和他们玩，疏导他们要读书长知识做好人。苗族信徒或群众有人长大脓疮，他亲自清洗包扎，对麻风病人也不嫌弃。和他一起传教的李约翰(汉族)教师赞叹柏格理很有能耐。在苗族信教群众中推广种痘疫苗抗御天花流行。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汉、满、蒙、回、藏五族的五色为国旗，他立即去电质问外交部长伍廷芳为何没有苗族。

《苗族救星》一书说“他不避风险，不惮辛苦，爱护苗民无微不至。宁愿自己以命相拼，却不愿苗民受土司的蹂躏。”这是真实写照。

1915年，石门坎学校流行伤寒病，不少学生病倒，柏格理亲自去护理，把预防针剂留给病人而自己受感染，于同年9月16日不治而逝，终年51岁，葬于石门坎教会左侧小山上。《苗族救星》一书中说：“苗民对柏格理斗·分敬爱，视为灵性之父。当柏牧师临终时，他们挥泪哀痛说：‘柏牧师是我们敬佩的牧师，他撇下我们，离开了世界，这是我们莫大的损失。凡安葬所用的棺木、石碑一切的一切，统归我们担任。这是我们的微忱，我们的心愿。’出殡当天，柏牧师的同学邰慕廉牧师主领葬礼，开口唱诗，大家咽咽哽哽唱不出声，只低头潸潸落泪。送殡的有各族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极尽哀思往山上送去安葬。”

柏格理到石门坎，今年l00年了，在石门坎离开人间已90年。苗族老教牧人员和许多苗族深有感触留恋不忘说：没有柏牧师披荆斩棘开创石门坎教会和办学校培养人材，苗家还要落后百余年。

2004年4月l6日于贵阳

石门坎百年的辉煌与沧桑

——谨以此献给威宁石门坎建教堂创学校一百周年

杨忠信

2005年6月23日稿

1905年英国传教土柏格理(Rev Samuel·Pollard)抱着一本《圣经》和王玉洁、刘申五、李司提反、钟焕然、傅正中五位汉族老师一起踏上石门坎这蛮荒之地，石门坎便一片沸腾起来。那还不太巴谱的歌声悠扬四方，那还不太准确的汉语书声和苗语书声朗朗传诵㈨。一个苗族文化复兴在这里起步。转瞬问这片净土变成一方热土。石门坎开始吸引本土知识分子回石门坎效力，也吸引着外地知识分子来这里奉献。一批批青年从这里步入现代文明；一代代学予从这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一批批海内外专家学者被石门坎吸引着，他们来这里调查研究、著书立说。早在1938年就有饶恩召、古宝娟合著的《苗族救星》出版于上海，详细介绍柏格理和苗族风土人情。l992年由张坦所著《“窄门”前的石门坎》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英国人柏格理、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等撰写，由东人达、 东旻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共71万字。还有几本巨著等待出版。以石门坎为背景、素材的通讯报导、诗歌、散文、小说、论文多达上百篇。第一一本苗文圣经《新约全书》和《赞美诗》在这里翻译后被送往成都、上海、日本出版。从1905年到20世纪40年代，石门坎荒野上已经建起教堂、学校、医院、麻风院、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纺织技术推广部、邮政代办所，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小社区。石门坎百年来开创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文艺体育、社会福利设施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仍然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斗转星移，风风雨雨，辉煌与坎坷。石门坎基本上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随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风雨经历，石门坎成为一块神奇莫测之地。上个世纪初，在西方传教士眼里，石门坎是“海外天国”，是“未知的中国”，是“云的那一边”，“墙的那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的眼里，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伟大创举”，是“成绩斐然可观，遐尔驰名”，是“威宁特殊教育区”。在国民政府一些官员眼里，石门坎是外人“实行文化侵略”、“奴化教育”之地，所以，要取缔石门坎苗民教育，取消苗文，统一读汉字、讲汉语、穿汉服。在苗民眼里，石门坎是苗族的希望，是苗族文化的摇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中，有人称这里为“小香港”、“小台湾”，石门坎似乎一无是处，也有人主张让石门坎自生自灭。现在的石门坎是文化保护区，是世界、国家和省文化旅游胜地。笔者也想就石门坎的百年概况做一些表述，以还石门坎真面目；为百年来在石门坎尽忠献身的中外前辈献上一束鲜花；向将继续为石门坎的发展繁荣尽心尽力的人们表示祝福。

一、百年前的石门坎

在陡峭的薄刀岭山脚下，一条小溪从山腰喷出并潺潺向东流下，再转而向北长流去。小溪峡谷侧边的半坡，是一片缓缓斜坡，这里居住着几户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石门坎周围有几个零星的苗寨。石门坎四周高山环抱，像一道道围墙把石门坎围在中央。石门坎山坡上满山遍野是茂盛的草木，寒冬腊月野山茶花迎着冰雪怒放。春天把冰雪和野山茶山送走了，杜鹃花、映山红又遍山红艳艳。在零零星星的苗寨里，桃花、李子花、梨树花互相争艳。后来，传教士从英国把苹果、樱桃移到石门坎来种植，苹果花、樱桃花更增加了大自然的美色。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站在薄刀岭高山顶上俯瞰石门坎，往往是一片浓雾把石门坎掩映

在茫茫的云海之中，更显出这壮丽的山水风光。在那深深的林海中，虎豹成群，熊狼嚎声相应。1911年柏格理牧师做过统计，石门坎的动物有：狼、虎、豹、熊、狐、野猪、羚羊、鹿、蛇、犰狳、猴、野猫、鼠狗等。其他小动物还有许多。那时人烟稀少，兽比人多。人多人制兽，兽多兽欺人。人畜都难以安宁。当时苗族生活在领主们的铁蹄下，年年要交繁重的地租、牛租、马租、羊租、鸡租乃至人租。兵、工、税款，民不聊生。这里的苗族过着一种半农、半牧、半猎的不安定生活。人不知读书识字，逆来顺受。石门坎苗寨原来在老街子后面山脚下，曾有一土目家死了三个人，硬抬来埋于寨子中间，佃民无力反抗，只好举寨搬迁成为现在的寨势。他们盼着能早点见到一线阳光。

二、西方文化的传入与苗族社会宗教变革

1904年7月12日(农历5月29日)，威宁羊街兴隆厂苗族张朝相、张相书、罗彼德、罗大以理四位苗族带着安顺党居仁牧师的信去云南昭通找柏格理，柏格理热情接待并教他们信教读书。这一年属龙年苗族称为“龙年得道”。从此揭开了黔西北、滇东北、川南苗族信教、读书、社会变革的序幕。l905年基督教在石门坎开始建教堂办学校。4月8日(农历3月4日)修好一座5间的茅草房。各地苗族便到这里来做礼拜，苗族小孩也从各地到这里来读书。这就是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起头。从此，石门坎就像一把野火迅速燃遍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苗山彝寨。1906年是爱华教堂。1914年建上海枯教堂。l916年建简角寨、木槽教堂，以后陆续增建瓜拉、牛街子、切冲、甘乐、海格子、大寨、马街等教堂。加上基督教内地会的轿项山、大松、鱼秋湾、兴隆厂、马拉冲、以独六个教堂，威宁苗族共有24个教堂，也就是24所学校。

在威宁原先只是苗族信教，彝族不信。后来苗族信教读书势不可挡，彝族也开始信教了，且要去石门坎信教。l906年4月15目就有30位彝族爬山涉水到石门坎做礼拜。但一是去石门坎比较远，二是彝族和苗族各自有自己的语言，做礼拜时不方便，于是，柏格理就决定以石门坎作为发展苗族教会的中心，以四方井作为发展彝族教会的中心，苗族和彝族教堂基本分开。不过有的教堂也是两族合用，如四十五户教堂、瓜拉教堂等。1907年开始在四方井建立彝族教堂，l913年建立威宁县城教堂，1920年建四十五户教堂，1921年建果河凹教堂，l925年建海戛教堂，1926年建哲觉教堂，1928年建狗街、哈喇河教堂，1930年建立青木戛教堂，l932年建脚落块教堂，l933年建大街教堂，1935年建色木戛、锅底凼、大桥教堂，l937年建得姑路教堂，l938年建项拉、色计罗、块口、卯大路、白岩脚等教堂。由于各民族纷纷皈依基督教，如长海子教堂，当柏格理去这里，起一首赞美诗来唱时，就出现用英语、汉语、苗语、彝语四种语言同唱一首歌的现象，恐怕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这种情景，显得很有意思。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向云南、川南发展宗教和教育。1906年增设云南省彝良县咪呵沟教堂，l907年建幺店子、落尾坝教堂，l908年建芦茅寨教堂，l910年建拖姑梅教堂，l911年建青树林教堂，l914

1928年的石门坎(张道惠摄Phot0：Harry Parsons)

年建三家寨、四坝村教堂，l915年建铜厂沟教堂，l916年建核桃湾、簸箕寨教堂，l917年建大苗寨教堂，l918年建麻窝函教堂，l919年建茅坡教堂，1920年建中寨教堂，1922年建毕发路教堂；云南省大关县1916年建天星场的凉风坳教堂，l938年建新火地教堂，另有梅子坝、大火地、罗汉林、狗脚湾也建有苗族教堂；云南永善县l907年建大坪子教堂，l910年建老棚子教堂，l920年建杉木林、老鹰岩教堂，l930年建唐家坪教堂，l936年建燕子岩、龙门寨、谭家坪、角子厂教堂，1946年建红沙地、十八坪教堂，l947年建立三锅桩教堂，另有营盘堡、化姑台、上寨教堂；原云南昭通县1935年建五堆石教堂；云南省鲁甸县1915年建龙树教堂，另有白岩脚教堂；云南省巧家县有拖车教堂和荞麦地教堂；云南盐津县(含现在水富县)于1930年建立生基坪教堂，1944年建立杨家湾教堂，另有初溪沟、烙锅坪教堂属川滇黔方言苗族教堂；云南威信县有牛坡坎、占信、麂予坑、坪上、树草坪、孔坝、木海塘等教堂；云南镇雄有诸宗海、天生桥、发达教堂。川南的珙县有玉场、王五寨、梧桐岩教堂；高县有颜家坪、鲁班山教堂。威信、镇雄两县及川南这些教堂属于川黔滇方言苗族教堂。石门坎先后派李正邦、王丕臣、张文明、王自成、王聪智、朱启孝、吴水清、杨鹤龄等30多人去这些地方支援传教办学。

云南省武定县、寻甸等县都设有教堂并且由石门坎派人去传教办学。云南省寻甸彝族信教的比较多，教堂有落雪山、大凹子、禄音堂、野鸡哭、拖裸、大恒山、撒米落、新哨等l4个教堂。石门坎曾派出杨芝、朱堂、杨雅各、朱本仁、张明、王常春、刘俊美、王正刚等二十多人去这些地方传教办学。1907年6月30日石门坎第一次派出杨芝等8名传道员去云南武定、禄丰、寻甸各地办学传教。时间最长的是杨芝老先生，他在武定、寻甸等地传教长达三四年之久。杨芝老先生是古歌歌师、民间乐师、药师，他聪颖过人，说话特别风趣。杨芝31岁才开始读书，脱盲后就一直从事传教工作，在传教生涯中留有许多趣事，近年

有人戏称杨芝是苗族的“阿凡提”，他的“故事”曾脍炙人口。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与苗族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不同。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宗教转向另一种宗教必须经过许多矛盾和斗争。苗族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凡是无法解释的便归为神与鬼。苗族很富有诗意地把地震叫做“鬼摇地”，把闪电称为“天女织布”。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岩有岩神，门有门神，火有火神。苗族相信灵魂不灭，祖先虽死，灵魂活着，或施福于后人或降祸于子孙，全在于子孙的态度和行为。祭祀鬼神很复杂，也要花许多钱财。信仰上帝唯一的神简单也不需要钱财，因此苗族还是可以接受。特别是苗族社会特殊，自己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来源，一切由封建领主主宰。这一带地方法律和正义都是徒有虚名，人的生死全在领主的喜怒之间。“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现象”。这是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对苗族生活的描述。苗族并非懒惰，那时也有勤劳致富的，如当时龙街天生桥两岸、大街、夕甫一带苗族中牲畜有上百只羊、二十多头牛马的农户也不少。1904年柏格理曾走访彝良县奎香苗寨，他们住在一家比较富裕的苗家，祖孙三代同堂，房屋宽敞而干净，牲畜满圈，粮食满仓。但领主眼红了，硬说他家是偷来的，把子女抓去用铁链拷起来严刑吊打，把牲畜全部掳去。那个社会苗族是穷了也苦，富了也遭灾，苗族所盼望的是绝路逢生。党居仁和柏格理都宣扬信教读书不再受压迫，这两位牧师不仅仅只是宣传《圣经》的教规教义，并且还言行一致，与其说苗族信仰基督，还不如说信的是这两位牧师的行动。在《苗族纪实》里这样撰写柏格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穷苦与受压迫者的呼救更重要了。”党居仁在安顺为苗族办了两件好事：有一次几个苗族人在安顺附近捕得一只野猪，被当地豪强强行夺去，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向党居仁求救。党居仁出面调解，双方都说野猪是他们捕获的，党居仁叫把证据拿出来，那些豪强自然拿不出证据，苗族人说野猪是我们用箭射的，箭痕在野猪身上，野猪终归苗族所有。又有一次，苗族人去安顺卖麝香，商人买了麝香却不付钱。卖麝香的无法，去找到党居仁，+党居仁出面逼着商人把钱付给了卖麝香的。而类似的这些事情在过去是万万没有人愿意帮助苗族人的。

柏格理的传教更是个综合性工作。他把宗教、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福利、基本人权融为一体，使苗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传播。一个民族只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接受其他民族文化，不融入外来文化，这个民族便不能发展自己，甚至会被淘汰。苗族有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苗族古歌、故事、传说、神话、民风民俗等十分丰富。但苗族只有民间口头文化，没有书面语言，苗族又无法接触汉文化，苗族的文明程度、生活圈都十分有限。因此，苗族对信仰基督教、接触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但苗族信教读书，就意味要冲破封建农奴制度的牢笼，遭到封建残余势力的残酷迫害。柏格理挺身而出，和王玉洁、钟焕然两次走昭通、威宁官府，促使官府出告示禁止欺压信教苗民。并走访各家土目，说明情况，沟通思想，止暴行。信教苗民方得安宁，于是更尊敬柏格理，视为救星。当柏格理骑马在途中遇上老人时必下马鞠躬说声：“大伯，对不起，冒犯了”。他喜欢与孩子玩耍，与坐在自己膝一tz的孩子交谈。他的多才多艺和魅力赢得了所有孩童的心∞。石门坎对面大水塘张文明先生生前告诉我，他们幼年在石门坎读书，常去柏格理寝室玩。柏格理和他们捉迷藏，他们躲给柏格理找，柏格理躲着让他们找。只有他的书房不准孩子们进去。有一年冰雪封山，柏格理去大水塘，他邀约苗族青年小伙子到地里打雪仗。石门坎虎狼到处伤人，1912年柏格理出钱请人去200里外的长海子买毒药来为苗族灭虎。他和8位传教士一起上山打虎，维护百姓安宁。l913年先后有三个麻风病人来访，问他能不能自己去死。柏格理安慰他41"]，并派苗族人杨雅各和他一起带上米、牛奶、糖、药去访问三位麻风患者的家庭。有土目扬言将把他土地上的麻风病人杀死烧光。柏格理却在思索“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些人的希望了呜?”④有这样的想法，才有后来石门坎的麻风病院的产生。有一位姑娘爱上了有妇之夫，柏格理写信劝她不能做不道德的事。他在路途中看到苗族妇女背麻，他便拉上背着走。遇到苗族妇女推磨，他便帮着推磨。他遇见牙痛病人就帮拔牙治牙病。柏格理的夫人、张道惠牧师的夫人常用苗语和苗家妇女话家常。也常把苗族小孩抱在怀里亲吻，不怕有鼻涕，手上沾污泥也不嫌脏。在《圣经》里读到“学生和先生一样，羹人和主人一样”②，苗族只有在这里才真正享受得到。基督教也是一种文化，它宣传平等博爱，爱人如己，宣传遵规守纪。1932年威宁县长雷兴民来到石门坎，他说：“我当县长查遍威宁的案子，没有发现苗族的案子，说明你们遵纪守法。”如甘铎理牧师在《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中所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里，当战争的骚动与喧闹响遍西方的时候，柏格理正巡行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村寨，把他的心血倾注在被忽略了的人们身上。……当他与同他一样的其他人的数百

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比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毁灭性行动，显得对于人类来说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因为这样，l915年9月15日当柏格理牧师为照料害霍乱病的学生而染病致死时，送葬这天，数千名汉、苗、彝族人和英国人哭泣送葬。当安葬后“不少人在这座新坟边守候了数日之久，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愿离去，就彻夜不眠地在墓旁陪伴着他。”@柏格理去世后，王树德(又名王惠民)、张道惠夫妇继承了他的事业。以后有高志华、易理凡、穆博理、石崇德、邵泰清、张继乔等英国传教士在石门坎传教。基督教在石门坎有昌盛时期，也有衰落时期，其原因与其历史特点有关，也与其人为有关。甘铎理牧师预言：“当西南快要解放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奴又像当年皈依基督教一样，转而狂热地来信奉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也确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沈红女士几度来石门坎调查研究，她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她说：“石门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的叉点地区。”；“石门坎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基督教的传播带来教育的兴盛，基督教的停滞导致教育的衰退。”∞从现实看是如此，但实质性的东西，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恢复“民族文化复兴圣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苗族社会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百年前威宁苗族保留着许多古老习俗，这些习俗中自然有一些陈规陋习。它不适应基督教的传播，也无益于苗族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英国传教士不仅把基督教传入苗区，也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也传到石门坎苗区来了。苗族从蒙昧中醒悟过来卷入到现代文明。l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召开了一次有关苗族社会改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苗族80多名代表。共同讨论了苗族宗教、婚姻、生活习俗等问题，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

1、宗教改革。苗族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多神教转入信仰基督教一神论。苗族的鬼神多达十多种，不会给人带来病痛与灾难的称为神，认为会降灾难于人的称为鬼。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思想精神都被鬼神所主宰。信教后把祭山、祭石、祭水、祭门等习俗及打老牛祭祖等革除，只信上帝一神。打老牛祭祖是苗族的大祭，12年祭l次，这种祭祀场面非常大，打牛满场、杀猪成排、宰羊如山。四方宾客潮水般涌来，人山人海，要吃要喝。穷人祭不了，富人祭了一次也往往家产败亡。威宁苗族最后一次打老牛祭祖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马踏苏姓举行。有资料记载当时一些数据：打牛374头，杀猪748头，宰羊ll2只，杀鸡9350只，苞谷2921320斤，苞谷酒44880斤，折合当时人民币约280295000元。无疑这是惊人的数字。所革除这些旧习也是必要的。当然，什么都是相对的。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苗族都信仰基督教，大约20％至30％的苗族仍坚持信仰原始宗教不信基督教。苗族芦笙、芦笙舞蹈、苗族古歌、情歌便是由这部分不信教的苗族传承下来的。

2、从浪漫婚姻走向文明婚姻。苗族百年前还保留有“花房”、“踩月亮”、“抢婚”、“逃婚”等婚俗，并且早婚也比较普遍。《柏格理日记》中记载：他遇到两对情人结婚，其中一对女的l8岁，男的l5岁；另一对女的l5岁，男的l3岁。l907年在石门坎会议上，大家规定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的l8岁。结婚的彩礼和嫁妆也做了改革，原来苗族结婚嫁娶场面还是非常隆重的，从中反映出远古时苗族是一个富裕的民族。原来规定男方送给女方的彩礼是一头牛或一头猪，现在改为半边猪肉，一对鸡、鸡蛋、炒面即可。把结婚用的酒改为以茶代酒。女方原以牛、羊为陪嫁品，现在也改为一只母羊或一只母鸡即可。这些改革一直

坚持到现在。信教后哪家结婚都请传教土在场配婚，传教士要问是否相爱相助劐老，并祝福新郎新娘婚姻美满幸福。在我们童年记忆里，苗族婚姻文明有序，很少有离婚、非婚生育等现象。

百年前苗族社会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但在哪个社会制度下也都有一夫二妻的乃至三妻的。多夫多妻关系往往使家庭不宁，寨邻生端。基督教传入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家庭比较和睦，社会比较安宁。

3、改端午花山节为端午体育运动会。五月端午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的传统节日。原来是纪念英雄人物，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山坡上欢聚，尽情欢乐的活动，其活动地点称花山也叫花场。青年男女笙歌燕舞，中老年人欢聚一堂，唱古歌，表演芦笙技巧，传帮带，也借这欢乐的日子共叙人生悲欢离合，人间冷暖。l910年把苗族花山移到石门坎山坡上，除保留苗族传统节目外，增加了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原来的绩麻、穿衣、射弩、赛马、唱歌等传统节目，也被赋予新的比赛形式。另外，那天学校学生为观众做体操表演。还有爬山、短跑、长跑、篮球、足球、跳高、跳远、武术等现代体育项目。也有唱歌比赛，识字读书比赛，晚上表演文艺节目等。使花山节更具有现代化气息。不仅石门坎如此，凡石门坎所辖教会和学校有条件的地方，都如此照办形成一个端午节运动会网络体系。

4、改革原来的生活习俗，社会更加文明。

苗族原来是一个嗜酒的民族，婚丧嫁娶必用酒，常以饮酒作乐，甚至饮到不省人事，或因饮酒引发事端。基督教传入后提倡不吸烟、不饮酒、以茶代酒。父母教育子女不吸烟，不喝酒。学校老师也教育学生不吸烟不饮酒。柏格理把一个烟酒成瘾的苗族社会改变为一个烟酒有度的社会，实在是十分难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苗族社会，是一个以读书、识字为荣，以歌声充满乡间为乐的社会。当时的物质生活虽若，但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贵州苗夷丛考初稿》里说：“四十年来大花茁之进化一日千里。”在当时也不算夸张。

基督教传入石门坎，又从石门坎传入整个苗区已经整整一百周年。基督教冲击着苗族古老的宗教，引起苗族宗教、文化、习俗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基督教的传入也使苗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乃至失传。但是基督教的传入产生了老苗文，使苗族用这种文字记录下苗族古老文化、习俗，使今天苗族传统文化又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仅是今天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兄弟手中保存的苗族古歌、故事、民俗资料就有200多首共1000多页。就目前所知，苗族民间文学资料保存得比较完整的，要算黔西北、滇东北这一片。主要又得益柏格理牧师给苗族创造的石门坎苗文，也称为老苗文。

三、汉文化的传入与苗族文化的复兴

威宁苗族在经历了古代多次战争的摧残后，逃入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的。苗族古歌、故事传说、服饰、头饰等都充满了战争的传说。到清末时期，除还保留着自己丰富的口头文化、习俗外，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的自我封闭的境地。他们没有与外界交往和交流的手段。他们是汉文化的空白。据我多年的调查了解，到清朝末期，这支苗族人口大约有七八万人，初识汉字的只有五六个人。如云南大关县韩家，这家韩姓是这支苗族唯一的地主，所以识点汉字。威宁羊街镇兴隆厂即去安顺找党居仁的张朝相，他不仅能讲比较流利的汉语，也识点汉字。因为他小时拜寄汉族，所以汉族教儿子读汉字也代教这位干儿子。威宁黑石镇的张家村有一位老人，周围的人称他为“读书爷爷”。这位姓张的读书爷爷是因为当过地主家管事，所以学了几个汉字。还有一段关于他识字的传说：有一次，土匪要来抢张家村，先捎一封信来恫吓说：“把你们草房晒好，等到风大太阳烈的时候我们来玩。”这位“读书爷爷”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的草房晒干了，等待你们来。但我们弩药不多，只有几斤，你们若宋迟了，恐怕弩药过期了。”这个匪帮看了信，就不敢来侵扰了。云贵乡李家村也有‘一位读书的李爷爷，人们把这家人称叫“读书家”，不过在学堂里他坐着和别人读书，出了学堂其他人把他当牛马骑着耍，可见其地位之低下。苗族接受汉文化从l904年去昭通找柏格理开始，大批接受汉文化教育是1905年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来石门坎

1938年石门坎学生列队热烈欢迎王树德(文学硕士)等人。

  (Shin enkan Schoolboysw e]com缸g visitov&1938)

建立教堂和创办学校之后。柏格理初到昭通就“力主输入西方科学和兴办教育。”1905年他来到石门坎后就主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于是，他以石门坎为中心，成立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医药委员会、文学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展教会与发展教育及其他事业同步进行，如前面提到每个教堂就是一所学校。石门坎苗文溯源碑里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过书已经四千多年了，读汉文书非常难，比什么都难。”苗族也有一句话说：“最难吃的是屎，是难读的是书。”不过苗族还是如饥似渴地学读汉文书、识汉字。由英国塞缪尔·克拉克著、苏大龙译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记录了苗族开始学汉文的刻苦情况：“以前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本书的人，开始学汉字。在那里，愚昧的山里人握着书徘徊在房前房后，默记着他们的课程，从晨到晚直到深夜。”“一天波拉德夫人坚持要她丈夫回自己房间躺下，使他离开人群以便得到休息。没有隔多久，波拉德夫人上楼看他是否入睡，竞发现十多个苗民在她丈夫的床边，听他讲话。”哲觉镇凌子河朱有文先生生前说：“我父亲他们初去昭通学读书时，学读‘太初有道’，回到家时把‘道’字忘记了。只好备办干粮又去远隔300多里的昭通学一个‘道’字。”可见读书之艰辛与决心。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一书中记录了苗族不懂汉字，不识数目的苦楚：他们“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一本的《圣经》时，他们无法数所需要的钱数，就干脆捧出…把给传教士，要求他数出应该付的数目。我们是可怜这个民族，还是嘲笑他们呢?”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新声，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发展，就没有民族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苗族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把苗族教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特殊教育网点。到1949年光华小学毕业了l8个高小毕业班，石门坎初级中学共毕业6个初中班1952年当县人民政府接办教会学校时，苗族在校小学生已经达l431人。l952年威宁县教育科的总结上写着：“从(威宁)人口比例数来说文化最普及的要算苗族。”当时基督教教会发展教育的有效措施是：

1、把学校办在苗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同样，在彝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就办以彝族为主体的学校。石门坎办以苗族为主体的学校。四方井、大街、狗街、四十五户办以彝族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都不排斥其他民族子女入学。这种办学体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慢慢把这些学校迁移、合并到乡或区中心学校，学校慢慢离开了苗族村寨，或以民办学校搪塞，造成苗族学校数量少质量低的状况。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苗族教育大滑坡。羊街镇的兴隆厂小学在50年代中期每学期300多学生，多数是苗族学生。后来把学校迁到兴隆厂乡政府所在地，结果苗族学生只有三十来名去读，其他学生便失学了。大街的大松，兔街的轿顶山，哲觉的凌子河，黑石头的长海子都是此种状况。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度拟将石门民族中学迁入威宁县城，当地老百姓坚决抵制，列名向上级反映方停止迁校行动。60年代又把石门民族小学往中水区所在地迁，高年级学生开始迁移，后经当地百姓抵制才把原来的石门坎光华小学稳定下来。上海枯小学原来是教会学校，设有高小部，是一所比较兴盛的小学，曾经培养出几个大学生。解放后也是搞撤并，学校垮了，当地张有禄老先生一提及此事就流泪，后来经多方反映，方保留下来，去年又再次撤并，当地多次派代表上访未果。回忆这些历史，令人彷徨与痛心。

2、学校实行汉语、苗语双语教学。从石门坎光华小学到石门坎初级中学以及设在威宁境内和县外的苗族学校都实行双语教学。柏格理办学主旨是苗族学校应由苗族老师充任，彝族学校由彝族老师充任。石门坎光华小学从l905年至l913年都请汉族老师任教，先后有王玉沽、夏士元、李司提反、钟焕然、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族)、胡开英、刘映三、张中谱、李四(李司提反的哥哥)、刘四(刘映三之弟)、李正隆、王开阳、候锦堂l5位老师。刘映三从l905年一直任校长到1917年。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在当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二期发表文章说：“l905年石门坎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学校。”这种双语教学5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80年代一度提倡与实验，终因政策不到位，课时和教师工资不落实，政府花钱培养了二十多名双语教师也只有改行作他用。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威宁是到了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的时候了。

3、学生低学费、教师低工资。当时石门坎光华小学根据苗族经济情况规定：小学低年级每学期收学杂费包谷5升，高年级收7升。遇有灾荒年时收3—5升。按今天的粮价也只合人民币26—36元。教师工资低极了，“教员新傣之少，说来都没有人相信，每月镍币二千五百元(约合国币五元)只足以维持生活”，……“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士，一年也只有国币一百二十元谱，……一个大学生的待遇还赶不上一个丘八，天F所希有，古今所未有也。”W也有资料说：“年薪三十到五十元法币或年薪一、二石谷”。以今天粮价约合500元至l000元。只相当于今天一个很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师生生活特别艰苦，回忆起来令人畏惧。但学生刻苦好学，老师勤奋教书，良好的校风校纪令人难忘。这完全靠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笔者曾在石门坎光华小学读过半年，那半年不仅不见油肉，整整半年我连盐巴都没有吃过，仅在端午节那天买了手指母大的一点盐巴来吃算是过节了，但学习一点也不荒废，那半年我小学毕业参加初中会考还考了第三名，把苦也忘记了。我目睹时任校长的朱焕章和杨忠德二位校长都和老师一样穿草鞋、穿麻布衣服、野菜拌饭度日，虽粗茶淡饭，却专心致志于教学。

4、全面发展，兼顾业余教育。学校重视基础学科教育，也重视写字、音乐、美术、体育教学，还注意校外的业余教育。王开阳老师被苗族老先生称他为书法家，写一手好字，学生很受益。早年从石门坎出来的学生多数能写一手好字。体育教师李正隆青年有为，声音特别洪亮，他在操场上呼口令几里之外都能听见。石门坎出去的学生体育运动成绩不错。1932年石门坎小学举行第21届运动会，项目有团体操、跳高、跳远、撑杆跳高、三级跳远、标枪、l2路弹腿、板凳拳及苗族传统项目。特别邀请威宁县长雷兴民光临指导，雷县长观后十分感慨，他说：全县都还无法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l934年石门坎又举办第23届运动会，规模更大，邀请昭通明诚中学，彝良县城小学，四方井、勺乐多两所彝族名校参加。l940年威宁县城召开公、私学校参加的体育运动会，石门坎光华小学足球队获足球赛冠军。l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队来石门坎，他的蓝球、足球队与光华小学各赛一场，光华小学把他的足球队打败了，他感慨道：“我的足球队所到之处，几乎无对手，谁知这里还有对手。”并把两个足球尖子杨性成、朱文光带走了。1932年云南昭通举办有ll个县参加的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昭通就读的苗族学生朱旭辉获万米赛跑第一名。l939年成都五大院校举办春季运动会，从石门坎毕业在成都中央大学畜牧专业读书的苗族学生李学高又获万米赛跑第一名。王德光在南京读书时参加南京市大专院校运动会也获万米赛跑第一名。彝族学生余世杰原在石门坎初中毕业，后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也获得过贵阳市大专院校运动会长跑第一名。1957年石门坎民族中学学生代表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青少年足球运动会，青年队获全省足球冠军。l959年以威宁苗族为主体的足球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队员们在六广门体育场上穿起i笤族花衣服，打着赤脚，在运动场勇敢冲撞拼搏，荣获全省足球赛亚军，全部队员都是石门坎学校毕业的苗族学生。《贵州日报》、《人民日报》做了专题报道。l983年3月威宁举办全县中学生运动会，石门民族中学足球队经过15场比赛后又获冠军。《贵州体育》做了报道。可以说石门坎不仅是上个世纪基督教传教中心，也是贵州足球之乡、长跑运动之乡。

石门坎业余教育也很活跃。当年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学生便嘲乡开展业余教育和宣传活动。有资料说：“威宁、彝良一带苗族三分之二：能读朱焕章先生编印的汉文《平民夜课读本》又名《苗民千字课》。这多半是石门坎的学生业余教育的结果。除教这本书外，还有教苗文《圣经》、教唱抗日战争的歌曲、演戏等。抗日战争时期，苗族农村妇女普遍能用汉语或苗语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石门坎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回到农村人人都是小先生。”

5、石门坎是最早的男女合校。1905年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一开办就实行男女生合班上课。石门坎各分校都是男女生合校。原贵州教育学院谭佛佑老师白费来石门坎调查，他写的《威宁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里说：“如果说民国建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1912年规定始有男女合校的话，那么石门坎教会苗民小学便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当然石门坎后来又创办了女校，可能是根据需要办，也可能是一种实验。1950年女校又合并到石门坎光华小学来了。

6、跨省县办学，交流经验，沟通感情。石门坎光华小学在县内含有8个分校即天生桥、禄家营、罗布甲、爱华、木槽、简角寨、大寨、马街小学。另有兴华小学含6个分校，即上海枯小学、切冲、牛街子、凌子河、甘乐、海格山、龙井小学。基督教内地会办有志华小学含有3个分校即桥顶山、大松树、兴隆厂、渔秋湾小学，及长海子小学校、爪拉小学，共22所小学。以光华小学为中心的省外如滇东北各县及川南各县的学校近百所。这些学校毕业会考都在石门坎。学生都升入昭通明诚中学和石门坎初级中学。所以，石门坎中、小学生来自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从民族情况看有苗族、汉族、彝族、回族、蔡家人。在

苗族内部有三种苗族方言支系。在这所学校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教学经验上的对比交流，是最难得的、有益的。

7、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发展。当今世界不少地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常引起社会不安宁。然而在当时石门坎恰好是一个宗教、民族、教育并存的社会。当今国家规定教育与宗教分开。石门坎当时也基本上是分开的。教会只是在办学经费上给予资助，教会联区所在地设有专职牧师或专职传道员，这些人专管教会工作不管学校工作。学校校长只管学校工作，不管宗教工作。学校与公立学校一样坚持朝会、周会、升降国旗。每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前先教唱歌。抗目战争时许多抗日歌曲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礼拜前或先教唱歌，或请从内地读书回来的青年人讲抗战形势，或观看抗战图片。石门坎的教育、宗教、民族、社会、政治和谐，适应发展，是今天可以借鉴的经验。

8、以读为荣，读书为准，苗族逐步步入政坛或科技部门。小时常听说：汉人做高官，苗人坐高山。教育是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先声，一个好老师可以改变一群学生的人生道路，一群好老师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没有柏格理和五位汉族老师，威宁的苗族教育至少还要往后推迟50年。威宁苗族开始读书不久便有人问柏格理：“先生，我们苗族该可以做官了?”柏格理回答：“你们苗族现在还不能做官，你们苗族要等50年以后才能做官。”果然信教读书50年后苗族才开始步入政坛。1929年苗族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毕业于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是贵州省最早的博士。接着苗族学生从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大学、云南‘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华中神学院、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学院、边疆学校、蒙藏学校陆续毕业。所学专业有宗教、医学、社会历史、教育、畜牧、数理、政治等。一个只知打猎、放牧、种地的民族，在二三十年问能培养出高、中级科技人才，这是民族的骄傲。从40年代末期开始，这支苗族知识分子便踏上政坛或科技部门。云南大关县王建明是第一位去南京读书的石门坎苗族学生，毕业后回本县任教育局长。其弟王建光大学华业后留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第二位苗族医学博士张超伦1943年毕业后不久就到贵』、I'1省卫生处任职，是解放后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1939年毕业的杨汉先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成都、贵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科研究工作，解放后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是贵州本土最早从事苗学研究、发表苗学论文的苗族学者。以上2位是解放后最早任贵州省高级职务的苗族前辈。张斐然l94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专修科，在贵州省民政厅任职。原来一批只会手提鞭子赶牛羊的放牛娃，现在手握笔杆走上行政和科技舞台。孙中山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热血知识青年离开教室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石门坎初中毕业就读昭通明诚中学的陶开群，就读昭通二中的王建勋及王建福、杨清文、王建良、杨性成、朱文光、张仁义、朱明亮、吴善智、杨汉嵩、杨忠义、王文昌等苗族青年中，椐统计有6名牺牲在战场上。这些仅是离校从军的知识青年，当时从农村去的就更多了。

在历史上苗族都是被统治者，1946年石门坎早期毕业生杨荣先开始担任云炉乡乡长，张宗义担任黑姑乡乡长，这两位乡长后来都投奔了威宁游击团。石门坎中小学校还为解放后的威宁培养出许多干部。1954年威宁自治县成立，朱佳仁任副县长，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张本仁原任副县长后任人大副主任；原县政协副主席是张志成；王建德任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陆海(彝族)原任县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区农业局局长：马贤俊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区政协工委副主席(回族)；虎良智(回族)，原任副县长，后任县人大副主任；王正国原任县委统战部长，后任县政协副主席；杨智光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行署副专员；原县人大副主任杨俊菁；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区民宗局副局长马关树(回族)；原任县副县长，现任县委副书记王兴光；毕节地区工商局局长陈长发；原任县政协副主席，后任毕节市副市长杨智明；原任副县长后任毕节地委组织部部长向义宇(汉族)；原任彝良县副县长吴忠烈、韩忠、王建忠，吴树木、杨建康；昭通县原任副县长张文波；原任副县长张荣、后任昭通地区人大副主任；昭通市原副县长李建秀(回族)；昭通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陶玉明；盐津县原任副县长张凤华；水富县原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常义；永善县原任副县长韩礼福；原任县委副书记刘光兴；大关县原任副县长王盛邦、王进贤、陶丽琴；宁蒗县副县长吴崇英；禄劝县副县长张志荣；四川省金阳县人大原副主任王有福；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秘书、云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彝良县彝族老前辈陇体耀；贵州省公安厅原八处处长朱明贤(又名孟达)；原贵州省宗教事务处副处长杨明光等都是石门坎中小学毕业生。

从石门坎毕业在外深造后获高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也不少。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究员王德光；中央民族大学原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张恩耀；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姚世洪；南京某科研所陈之明；云南省农业厅土肥站朱艾光等等。还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在中下层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人才。“据有心人测算，90年间从该校(石门坎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有省级干部l0人，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Ⅲ，“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有重要的地位”。罾对石门坎、滇东北、黔西北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如此。

石门坎光华小学和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一成立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两首校歌是石门坎的办学宗旨，特回忆抄录于下。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歌词：

“威宁西北乡，邻毗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渡东西洋。拍七数风琴，吹芦律笙簧，音克谐，兴悠长，齐声高唱大风泱泱。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昔大禹寸光阴无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

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创办于l943年，时值抗日战争，歌词忧国忧民，鼓舞士气，催人前进。其校歌歌词是：

“昆仑山脉乌蒙东麓，石门侧有一清泉。潺潺声悠扬长流，河江东下大川同源，交通利来文化沟通。八方天地乱纷纷，侵略野心正勃勃。自治种子发萌芽，建设基础更宜坚。忠诚义勇培尔志，刻苦勤劳健尔身。理别此疆数遍立，服膺主义臻大同。”

以上两首歌词是笔者根据当年在学校唱的音回忆记录，与其他地方记录可能有出入。石门坎中学校歌词中“忠诚义勇培尔志，刻苦勤劳健尔身。”是学校创始人之一，毕节彝族人校董事长杨砥中对学校的题词。这两所学校是石门坎百年辉煌的基础和重点。石门坎小学刚开始办时由汉族刘映三直任负责到l917年，l917年苗族第一批学生从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回来后，开始由杨苒惠任校长。以后石门坎中小学校均由苗族知识分子充任，由苗族知识分子创造学校的辉煌。

四、各种势力和思想在石门坎争夺冲撞

石门坎原本是被历代朝廷视为“化外”的不毛之地。柏格理带着五位汉族老大哥开发石门坎，创教堂、办学校，建医院、麻风院、孤儿院、邮政所，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使“苗则槁也勃兴”，“更百木能支大厦”，且“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苦一新。”石门坎这片薄士变化为乐土，变成“天国”，人才辈出，声誉大振。于是，基督教、国民政府政治势力、共产党地下组织、地方匪霸势力相互争夺，彼此利用，相互制约。开发石门坎之初，封建领主为维护其统治，残酷迫害信教苗民，苗民深受其害。经柏格理和王玉洁、钟焕然禀报官府，走访土目，说情沟通，出榜安民，矛盾冲突始得平息。同时土目地主也逐渐信教，适当缓解了佃民与领主的冲突。1936年贵州军阀杨森亲临石门坎视察，其目的是反“洋人”防“共党”，推行他的同化政策。他回贵阳后在迎接他的致词中谈到苗族人说：“我们是外国人”。其实l916年石门坎苗文“溯源”碑清楚地刻着：“我们苗族真实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杨森回贵阳后不久，便派白敦厚、管承泽进驻石门坎，设立石门坎特别党，陷害苗族知识分子。杨森常派人在石门坎明查暗访，这些人员有的说假话讨好主子，有的说真话面对现实。有的说石门坎只知有外国人，不知有国家，说石门坎升的是英国国旗。也有的说石门坎“高初男女各校悉遵部颁新学制度办理，设备课程更臻完善”。“所有朝会纪念升降国旗一行遵章举行”。杨森把石门坎作为民族同化政策的实验基地。白敦厚在石门坎大肆宣扬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服装，互相通婚的所谓“夺同轨”、“书同文”、“民族同源”，不准讲苗语、读苗文、不准穿少数民族衣裙，大搞所谓“先开化，后同化”的民族同化政策，并与教会争夺势力。l937年国民政府在龙街创办一所省立乐耕小学，但由于贪污腐败，层层吃款，老师领不到工资，学校仅办了一年就垮台了。教会学校里校长老师同甘共苦，公立学校校长贪污老师薪俸，公、私立学校形成鲜明对比。杨森到石门坎与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王树德和时任校长的朱焕章商议：从石门坎毕业生中每年派一二名去南京读书。杨森出于同化苗族，朱焕章先生则出于为苗族找出路，第二年就派王建明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读书，以后陆续派出陶士伦、王保强、张斐然等去南京读书。为控制石门坎，贵州省政府呈报中央，拟设石门坎设置局，并拟于l942年转设置局为石门坎县。后因石门坎条件太差不具备成县条件，最后把石门坎县转移到赫章成立赫章县，也即是得胜坡分县转为赫章县。国民党的同化政策没有因为杨森离开贵州而减弱，因为国民政府不愿少数民族受制于外国宗教势力；石门坎日益发展，声誉越高，越妨碍国民政府运作。国民政府想与教会争夺石门坎，于是便张扬石门坎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南时民族教育范例”。④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此外石门坎地处边远，有许多机关学校，正是豪强匪霸苟延残喘之地。过境兵戍要扰乱，土匪曾多次试图抢窃石门坎，l938年遭土匪洗劫，当时在石门坎的英人牧师高志华被杀，4位学生受伤，彝良l位苗族学生伤势过重回家后就死了。人祸天灾，不得安宁。l906年石门坎发生一次地震，1948年又发生一次大地震，学校不得不停课两个月。抗战胜利不久，国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苗族知识青年张斐然、钱烈，彝族青年知识分子陆宗棠、安锦惠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们也来到石门坎，以教书为掩护，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墙报，讲革命故事，宣传形势，组织学生队伍，组组农民武装，购买枪支弹药，控告土目对农民加压兵工粮款、地方豪强为非作歹，筹集武器为威宁游击团成立做准备。1949年张斐然从石门坎中小学生中带60多人去昭通组建教导处，以后转入威宁游击团，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石门坎中学最年轻的教师朱玉祥放下粉笔，离开课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石门坎不仅是宗教圣地、文化圣地，也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圣地。

五、石门坎的黄金时期

石门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一百年，如今，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回忆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不过石门坎确实有过她辉煌的时期。以宗教而言，它的辉煌时期应该从1905年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苗族信教之初，成百上千人走上百里路去昭通学道读书，石门坎教堂刚修好，各地苗民又从百里之外，有的甚至走一两天路，爬山涉水来石门坎做礼拜。不久教堂里人满为患，只有再向长海子，彝良县的咪咀沟，永善县大坪子等各地发展。这是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狂热时期。这段时期苗族热心于信教读书，目的在于改变现状。马克思是这样表述基督教早期运动的：“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他最初是奴隶和被解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④就是这种解脱奴役、无权思想让苗族去追寻宗教的力量。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国家处于战乱之中，社会动荡，抓兵、派款、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苗族离乡背井迁入云南省盐津、绥江、永善、四川凉山州荒山区谋生。基督教慢慢处于低潮。我的妹夫家也和大家苗族一样信教读书，其弟也读书至小学毕业，回家得病死亡，从此不再信教，理由“信教也要死人，不信教也要死人，有什么信法。”这是一种代表性思想，信了十多年，饥饿依旧，灾难不减。抓兵派款更烈。信教群众情绪低落。部分老布道员也离开了教会，如从一开始就协助教会工作，当柏格理苗语老师，被派往云南传道，翻译苗文《圣经》并去日本印刷的杨雅各先生到40年代也离开教会回家种地去了。第一批去成都读书回来首任石门坎光华小学苗族校长的杨苒惠又名杨苛荃也只在该校当了5年校长。该人学问好，有本事，但他看不惯教会一些事，便离开了石门坎，最后也脱离教会去当土目家的家庭教师。还有云南大学的学生王崇高，出来不久也脱离教会各自谋生。第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第二位医学博士张超伦、取得学士学位的杨汉先等都仅短暂在石门坎服务，不久就进入贵阳、昭通各自谋生。另外，柏格理去世后，张道惠、王树德几位英籍牧师仍继承柏格理精神，讲苗话，为苗民办事。这两位牧师回国后，派来石门坎的英国牧师常住昭通，少来石门坎，也无法用苗语交流。正如辩证法里说的矛盾双方向着各自反向而发展。到整个40年代，基督教也只勉强维持现状。1949年底英国人离开中国，基督教会对石门坎教会、学校、医院、麻风院、孤儿院的津贴相继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实行自养自传。50年代后期中国“左”的思想出现，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石门坎出来的知识分子朱焕章、王建明、王建光、杨荣新、杨荣先、朱正良等等陆续遭难。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在所有苗区烟消云散，销声匿迹。虽在本世纪初恢复了石门坎教堂，但要像上世纪那样以宗教为中心，带动石门坎教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同步发展，已经不可能了。以教育和文化而言，从1905年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石门坎苗族教育的势头都是好的，虽然社会动荡，生活艰苦，但在朱焕章先生生带动下，一批具有民族精神的老师，不畏艰难险阻，全力投入教事业，一批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相继出来。如前文提到的迁入贵州普定、织金、紫云；云南盐津、永善、宣威、武定等地的苗族，虽远离数百里但仍然背着干粮送子女来石门坎读书。农村文化也很活跃，虽然生活困苦，但农村仍有歌声、书声。从50年代开始，1952年人民政府接收石门坎中、小学，改中学为贵州省威宁石门民族中学，改石门坎光华小学为石门坎民族小学，也接收了苗族和彝族所在的各个分校，于是出现了全县民族教育黄金时期。对当时石门中学和威中实行百分之百的人助金，给予棉衣、棉被补助。给学校加派党员干部和教师，民族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新老知识分子热心为新中国教育服务，各民族纷纷送子女入学读书。以石门民族中学来说，领导加派吴应杰、罗安谦、熊学贤、龙布公(彝族)、刘亚洲来学校充实工作。这批老师每个人都有特长，很受学生欢迎。吴应杰任副校长抓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原生活在基督教家庭，接受的是上帝创造人的思想。现在接受的是社会发展史观，由猿变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就是在他手下成功的。我们怕他又很喜欢他，因为他抓住一个问题要直问到我们弄清楚为止。罗安谦任教导主任，他数、理、化、英语都能授课，当时是毕节地区教育界的佼佼者。为人很好，现在十分留恋这些人。人民政府接办石门中学后，新建了教学楼，增设了图书、仪器、体育器材，改善了办学条件，改变了过去以苗族学生为主的状况，各民族学生比例迅速提高。1944年即开办学校第2年，汉族学生41人占学生总数的30．08％，苗族学生73人占54。8％，彝族学生l8人占l3．5％，回族学生l人占0．8％；l958年汉族学生44人，占23．6％，苗族学生65人，占34．95％，彝族学生51人，占27．42％，回族学生24人占l2．9％，其他少数民族2人，占0．10％。学校贯彻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学生思想很活跃。可惜，随后政治运动渐多，伤害了一批老知识分子。吴应杰、杨忠德两位老校长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离学校，学校整体工作受到影响。60年代后开始“文革”，学校混乱、滩痪。70年代中期外地教师纷纷离开学校，本地教师青黄不接，学校走向下坡路。80年代虽然规定外地教师去石门坎可晋升■级工资，但愿去的极少，也扎根不下来，虽多方努力，学校仍无法恢复元气。过去石门民族中学领导的配备、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与威宁民族中学一样。石门坎是威宁苗族社会的缩影，石门坎中小学办的如何往往也是威宁苗族教育的风雨表。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贵州的各高校如工学校、医学院、师范学校、农学院、贵州大学、民族学院、机械学校、水利专科学校等都有威宁苗族学生读书。还有一批在外省院校就读，现在除贵州民族学院可以找到几个威宁苗族学生外，其他各大学已多年没有威宁苗族学生了，省外更是没有。而过去在各大专院读书的多数是石门民族中学毕业生。威宁苗族行政干部、科技人才逐渐减少，首先是苗族教育落后。石门校友对此特别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