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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柏格里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

东人达


 

    一、柏格里其人及评价问题

   塞缪尔·柏格里,亦译作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格兰人,出身下层社会的一个宗教世家。少懔家箴共承天命”(《柏格里墓志铭》)——从小就受到了福音、“圣光”的熏陶。经其主动申请,他作为基督教英国卫斯理宗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差遣员,于1887年东渡中国。

  柏格里先生在云南省昭通传教十五年,但收效甚微,总共仅有信徒三十人左右。1904712日,经安顺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贵州省威宁苗族同胞找到柏格里学道,而后人数日渐增多。

  1904年秋天,柏格里开始到威宁苗族山区进行传教活动,次年,大官寨(今小海区松山)土目安荣之捐出石门坎方圆六里的一块地皮,他遂组织苗族群众兴建了礼拜堂、学校、住宅及医院。柏格里布道时不计艰辛,穿苗服草鞋、习苗语,与苗胞同吃同住,他反对对苗族的歧视,还舍医舍药,深得苗族同胞信任。

    柏格里以石门坎为中心,向邻近滇东、黔西、川南的苗、彝等族群众宣传基督教义,广收信徒。到1915年,他已成为基督教圣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的负责人,所辖支堂约五十个,拥有信徒六万之众。

    同时,还兴办了教育事业。至1912年,石门坎的教会学堂即光华小学已发展为高级、初级男女两部;1915,光华小学已有学生四百人左右,设有教室、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该教区石门坎以外的数十个分堂都附设有光华小学的分校。

    由于苗族同胞读汉文相当费力”(苗族《溯源碑》),柏格里到石门坎以后,在汉族人李司提反、苗族人杨雅各等的帮助下,经过数月苦心研究,创造了现在被称为滇东北方言区的老苗文。柏格里利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1915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柏格里夫妻悉心,照料患病师生,不意操劳之中他本人亦被传染,旋即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柏格里去世以后,被教会人士称之为人杰地灵明星,更有甚者,在三十年代还出版了以《苗族救星》为名的柏格里传记及其他读物。对于如此高的评价,不要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无法同意,就是柏格里本人在九泉之下有灵,恐怕也不会接受,他是马丁.路德(Maain Luther1483—1546)的忠实信徒,路德认为信徒只要凭着虔诚的信仰就可以得教,而教士并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那么柏格里又怎么肯去充当救星”——“中介的角色呢?

    笔者认为,此论有两大致命的无法立足之处:其一是忽视了石门坎营建活动的主体和内因——中国苗、汉等族人民的作用,其二是柏格里虽苦心经营,却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该地广大苗族群众的悲惨命运。

    柏格里的历史归宿与局限性恰如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所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    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就石门坎的宗教和教育史为专题,各界同仁及有关的当事者纷纷撰文,可谓谈之亦多,述之已详了。

  这些文章多为史实性的回忆或综述,偶有涉及柏格里及其活动的评价问题的,都要先冠以“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文化侵略”、“精神奴役’’和“精神鸦片”之类的总前提。而这个笼统的总前提已足以为柏格里定论了,即:要么是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要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干了某些与其反动动机效果相反事情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

    笔者不同意这种简单作法与定论,诚然,这是一个涉及到近代末期宗教、民族的复杂问题,但是,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不应该有什么不能涉足的“禁区”和无法评价的难题。

    探索该题目时,要有两点:一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再告诫,在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一定要把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实践标准去评判历史。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在查阅了有关资料、文物及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后,认为:柏格里在英国殖民主义向东侵略掠夺的浪潮中来到中国,但是作为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富有基督式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个人,他在滇、黔、川交界苗族地区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他在使当地人民由原始的多神崇拜进化为信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方面,在使当地人民的世俗生活由愚昧不开化状态以超常速度跨入近代文明行列上,都扮演了开创者与指导者的角色。柏格里的这些历史活动,起到了积极和进步的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

的。

 

    二、特定的历史环境

    在整整一百年以前,年方二十三岁的柏格里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当时的世界,由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和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新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个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这就是柏格里之类传教士东渡重洋的社会动力与物质基础。若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向东方封建帝国侵略扩张的前提,“洋教士”绝对不可能深入到中国西南边陲之地。然而,这种“前提”必然给柏格里的一切活动带来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1887年的英国是实力权次于美国的殖民强国。它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尚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当时,第一国际已经解散,英国虽然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但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尚未在英国得到真正的广泛传播。

    在西方,史学家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清教徒”起义。正是因为革命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胜利后掌权的资产阶级更加注重利用宗教工具加强统治。身为素以宗教宽容著称的中国人,我们可能要大感惊讶于一个历史事实——也只是到了十九世

界,欧洲各国才允许不信奉国教者有充分的公民权。

    既没有更新的先进思想,又笼罩着浓厚的来世还可复生的宗教气氛,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柏格里只能怀抱《圣经》而来。

    转而再看一下中国的情况。西方资产阶级的开拓扩张,同样给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老大帝国”带来了深远影响。1853年,马克思在评价太平天国革命时曾说:“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机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条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④

    封建帝国的解体,饱含了民众的痛苦与灾难,也包括了东方巨龙的觉醒。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柏格里在中国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虽已产生,但尚没有壮大到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地步。在当时华夏阶层的武库里,资产阶级

的某些学说还是一件新式武器。

    瓦德西斯统帅的八国联军,无疑是侵略者和打家劫舍的强盗;那些为虎作伥的“教民”,无疑是走狗和民族败类。

    然而,在华尔的洋枪队帮助清军剿杀太平天国的同时,革命军队的行列中也有象呤俐那样热情投身革命、俘获敌舰、至死也要在墓碑上刻下“太平军战士”这样的“洋兄弟”们;在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大举进犯之日,在上海也还有同情与帮助中国革命者的内山完造;二万五千里长征见证的“第二个外国人”——曾偶然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急需的贵州地图的黄平县瑞士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被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将军称之为“朋友”。④

以上事例,对于辩证地评价柏格里的活动,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总体的宏观必然性,也存在着个体的偶然性和局部的特殊性。简单的根据大的历史分期笼统地给一代人画脸谱,搞“凡是”,恐怕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由原始的多神崇拜到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

    许多年来,我们只是注重到了进入阶段社会剥削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一面,至使不少人一提起宗教问题就谈虎色变,不敢涉及。其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宗教自有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物质原因和社会原因,自有其进步与反动的两方面作用。

    在人类发展史上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水平低下,成员脱离群体即意味着成员的死亡,群体涣解即意味着群体的灭亡。氏族靠着牢固的血缘纽带将其成员维系在一起。在那个“万物有灵”时代,血缘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在原始宗教上的反映就是

“图腾”(音源于北美印第安人语,意为他的氏族”)崇拜。它在维系人的群体及氏族的巩固繁荣上起到了有力的积极作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又分别为分裂成相对立的各阶级、阶层所利用。概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宣传来巩固统治、麻醉人民,当然,也包括被推翻的统治者利用宗教进行反动的复辟活动。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利用宗教形式进

行顺应历史朝流的改革。其三为古代,近代劳动者利用宗教唤起组织民众,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革命斗争。以上三种情况的例证,在中外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作为总概念的宗教,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精灵崇拜与巫术、日益人性化的多神、超出众神的主神各阶段,以至与民族国家集权统治的产生相适应,又出现了含有唯一世界主宰者的一神教。

    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现代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科学理论,有了更锐利的战斗武器。公开宣战的时代已经来临,宗教终于完成了其全部史命开始消亡了。当然,这种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录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

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④基督教早期历史的这种特点给《圣经》打下了深刻烙印,使它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容易被下层劳苦群众所接受。当然,整个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状态的西南苗族亦在其列。

    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基督教成了教皇、国王、诸侯、贵族等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溯源寻宗,石门坎教会《溯源碑》有:“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字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的第一次大决战。@在决战中,路德教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化的新教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至于格柏里所处时代的路德教,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掌权后在政治上必然的反动时期,但毕竟是重新注入了“平等”思想的较为自由的新宗教了。

    黔西、滇东、川南的苗族是一个晚到的民族,在他们被历代统治阶级的剿杀所迫向着深山野岭一迁再迁来到此地的时候,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是汉族地主阶级,掌握着封建社会最重的生产资料——土地权的是彝族土司土目;他们只能处于一种绝对的农奴

式的政治、经济、人身依附关系,饱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这种情况,严重地桎梏了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民族的进化过程中,制陶手工业的发达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的一大标志;而一般说来,在原始公社解体并向国家的演进中,要经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人阶层的产生三次社会大分工,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苗族老人的追忆,本世纪初的苗族社会,种植上仍以刀耕火种的“锄农业”为主,本民族没有制陶工艺或其他专门化的手工业;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苗族同胞1916810日所立于石门坎的苗文《溯源碑》以摧人泪下的凄怆语调讲述了他们的历史及当时的情况:“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国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

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与苗族人民政治上受压迫歧视、经济上极端贫困、文化上愚昧落后相呼应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蒙昧状态。然而,他们所崇拜的万物——山石、草木、野兽和所实行的巫术、对自己起不到任何精神安慰和启发思想的意义。这就为更高级宗教的传人大开了方便之

门。

    另外,在咸丰九年即1859年,爆发了由威宁骨董山陶新春首摩的川、滇、黔边界的苗民起义,义军曾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并正式找出了太平天国旗号。陶新春战败就义以后,起义军余部于1870年攻克过威宁州城。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已通过太平军与拜上帝会,把“天父”、“天兄”和农民的平等思想播种于苗民的心中。

    当时,周围其他民族不屑于把自己的宗教传给苗族,苗族处于自身的状态和自尊也不属于郊仿他族的佛、道、儒和伊斯兰教。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的陈析,不无几分道理:

    “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起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之莠骄骄,慨苗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惕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⑥还来旧雨,霈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

    在回顾分析了本地苗族近代时期的实际情况下,就不难理解当其他地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孟儒学与佛、道教等)与近代传入的西洋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当从白山黑水到黄河、长江之滨的“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当柏格里的传教活动在

汉族地区遭到顽强抵制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其走后的1910年,昭通人民即发起了正式的反洋教斗争),基督教会却在黔、滇、川交界苗族民众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当时当世的文献——石门坎苗文《溯源碑》记载:‘‘到了1903年,听说安顺有传教士在那里教传,有些苗族就跑到那里。传教士(James R·Adam,中译为党居仁或亚当,英国卫理公会内地传教会传教士——笔者)说:你们来这里很远,到昭通去找柏格

里。这些人回来了,不久有两个苗族到了昭通,找到了柏格里。柏格里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两个回去,传信到苗族村寨。苗族各村寨听到信息之后,互相邀约成帮到了昭通。人多礼拜堂容不下,柏格里带了汉族老师李斯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此即基督教传人的伊始,至今在苗族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龙年(1904)得道的说法。

    内地人民自1861年始延续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一般都是由传教士直接参预了政治军事侵略活动、强霸地产房产、占良田以收租、广收社会上的“顽钝无耻之徒”人教、无理干涉地方政务、挑拨民族关系以分裂国家等原因所激发。这些事情,在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发生。

    在进行了考察,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石门坎教会的早其营建活动确乎异于内地,并具有如下独特之处:

  其一,创建时期的宾主位置,从苗族的史诗和传说中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文字以记事,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基督教是没有国家的世界性宗教,也是当时苗族群众所需要的,可带来基督“福音”的恰又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这种位置如何摆呢?

    由中国人作词谱曲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中唱到:客来自远方,热心乐意渡重洋”;“好男儿当自强”,“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借阴大禹雨晷无荒,要如何名副其实为中华之光。”外国人是“客”,自己是主人,要“自强”、要“为中华之光”。

    1928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的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可谓傲骨凛然,他常说:“勿以肉招待洋人,不应太自卑。”在笔者走访石门乡某寨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请他回忆当地在光华小学读书印象最深的课文时,老人眼含热泪激动地背诵:“美哉美域,中华民族;太平洋边,亚细亚东”。

在石门坎开创活动中的苗、汉中坚人物的心中摆下了主宾关系,他们追求真谛、自强不息,并以主人公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正因为如此,在护国军北上讨袁时,他们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捐银支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行救亡宣传;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包括最早和柏格里同来石门坎的杨雅各)自发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官吏和当地土豪“加租加押”、“缴纳烟土税”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传人该地区后,在石门坎学校师生中,又有以后来成为威宁游击团政治部主任张斐然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冲破了宗教牢笼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其二,中国民众自发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有关文献及中、外当事人记述,营造所占用的土地是中国人(彝族土目安荣之)自己所捐献。例如,英国牧师克拉克在他1911年出版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一书里,根据柏格里本人所写的文章谈道:“在距昭通两天路程的一个叫溪佐的地方是安先生的住地,他是那一地区最大,最有影响也是最好的诺苏(诺苏,意为彝族“——笔者)地主。波拉德在威宁回来的途中曾拜访了这位先生并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领地中有六十个苗民村寨,他不喜欢他的佃户中有那么多人去昭通,他担心他们去那里会学得过

多。因而在他的属地中,他向传教士们馈赠了一块能开辟为一个传教所的土地。…‘在观看了几个地方之后,距昭通约二十英里,在贵州省境内的石门坎最后被选中并定为传教所的地址,安先生还给了他们那一寨子附近的十英亩土地”。十英亩折算市制为六十点七亩,与中国文献所记赠地六十亩的说法相符。于此尚有柏格里骗取地盘的说法,即当地有些群众传为柏格里要求购买“一张牛皮”之地;安荣之认为微不足道,就许以赠送,柏格里将牛皮割为细线量地,结果达八十余亩;笔者认为此说:一没有文字记载证实,二与柏格里一生为人不符,三当时没有将一张牛皮割为长达十二公里细线的能力,故不可取。至于安荣之儿子安惠生为地皮告官乃事后教会势力日渐强大时发生,事出有因,当作别论。

    同样,营造活动大兴土木所用的人力、财物也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所出。就石门坎的兴建而言,克拉克记为“在此修起了一座教堂,资金全系苗民募捐。”《苗族救星》一书则叙述:“苗民不但热心信道,而且极肯牺牲,尽量捐助。他们来聚会时,每人带一百缗线,这样集腋成裘,一年之间,竟有一千串。此外他们又牺牲时间,派工服役,或挑土、或和泥、或做瓦、或砌墙、或砍树、或填地。大家和衷共济,欢天喜地的工作。”在石门乡的苗寨中,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全民出动,献料、献财、献力搞兴建的史话。

    柏格里所辖石门联区其他支堂的最初兴建,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中国人民自建的方式。

    苗文《溯源碑》记载: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没有大的学校,苗族没力建校,柏格里见此情此境,于1908年回英国,向各方面宣传讲述苗族极端贫困,要求各方面捐资兴建一所较大的学校。,,根据这则史料可以断定,至少在1908年以前,主要是苗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进行营建活动。

柏格里传教后期在石门坎进行了一次学校扩建,其资金系他在英国进行的私人性募捐所得,如仅一老人阿斯多就捐银两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石门坎的教育事业上,也还有汉族人士的捐

赠。

    其三,柏格里——担荷人间苦难的形象。盖棺论定,就以其本时代的道德标准而言,在近代末期这个特殊舞台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戏剧性地再现了耶稣公正、仁爱、尽责的主张和爱人如己、喜欢儿童、关心病痛者等德行,再现了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包括挨打、遭监禁以至最后以身殉道的第一个“传福音给万邦”的实践者圣徒保罗的形象,勿庸讳言,在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他的事迹仍在石门坎及周厨地区流传,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为这里的人民做过一些好事。

倡导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是柏格里在传教活动中的一大特点。他在布道时经常宣传人类都是天父的子女,不论任何种族与贫富智愚都是兄弟。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象其他传教士只在来世或天堂里许愿,而把这种平等的主张付诸于人间。是进行麻醉或精神安慰,还是在进行改良的分水岭亦在于此。

柏格里以平等的态度与苗族民众相处,并为保护苗民免受歧视和欺压时常出面同官府、土司、团绅进行斗争。例如:1904年秋,威宁苗族群众蜂涌赶至昭通求道,引起昭通及沿途居民疑忌,所谓苗民到洋人处拿药投毒或要策划大屠杀的谣言大起,地方团绅趁机捕捉、关押、拷打苗胞,柏格里闻讯后率汉族布道员径赴威宁县府告状,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中止了这场迫害行动。1906年,因滇东、黔西苗族群众信教者日多,引起各地苗区土目的仇视,他们对苗民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掠夺,又是柏格里和汉族布道员交涉官府,各县出布告查禁方得平息。其间柏格里曾亲临土牢,救出被关押的苗胞。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灌输,以及现实生活中柏格里局部斗争胜利的范例,无疑对苗族人民认识自身的力量、争取民族平等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柏格里在传教活动中表现出的另一特点,是他坚韧不拨的毅力和忘我的殉道精神。他放弃了每餐七道菜的优裕西方生活,在中国西南边远贫困的高寒山区工作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树立与冲突,柏格里曾在昭通碰壁十五年,也曾于

1907年春天在云南永善县大坪子遭仇教者绑架和酷刑几乎送了命;由于石门坎附近封建土目的仇视,他曾经遭到毒打,住宅、财物也被焚烧一空,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经常和苗族群众同吃洋芋、燕麦i包谷饭,同居茅草棚;在苗族学生染上常人惟恐避之而不及的伤寒症后,他和他志同道合的夫人韩素珍一起,不惮死亡的威胁,煮粥送药,亲临日夜守护,柏格里则终于以身殉职。后来,有上千苗胞为之送葬,可谓事出有因。

  马克思在评价我们南邻印度的农奴式自然公社与自然崇拜在英国殖民主义作用下崩溃的情况时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说可以看见这种迷信多么糟蹋人。”

正是基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原因。1904—1915年这段时间里。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边苗民完成了由原始的多神教向资产阶级化的一神教的飞跃性过渡,实现了由向鸡山、狗山和大树等的崇拜转而信奉人型的耶稣,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

进步性的转变。柏格里及其苗族、汉族同事们,在这一过渡中,起到了启发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四、建设使命的使者

    当英殖民主义者开始用大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它对亚洲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征服已有了约一个世纪的历史,因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所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被马克思称为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变革”。⑩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至少于明、清两代,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历时数百年,却无法冲破强大顽固的封建母体的禁锢以求得发展。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种“分散”与“促进”的作用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其中包括加速了整个旧中国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诞生。

    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已将我国西南划为其势力范围。而在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中,激起中国人民反抗即形成所谓“教案”者,涉及法国人的为最多;如1861年贵州凯里群众与官绅反对法国天主教的斗争曾惊动了全国。

    作为西南一隅之地的黔、滇、川边远苗族山区,却在平静地是进行着大规模的皈依上帝的运动。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里没有可供掠夺的白银、物产与矿产,又不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或战略交通要地。而恰恰相反,此地的开发经营倒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财力。

    由于千百年封建农奴式的种旋歧视思想影响,当时世俗的看法认为苗族是落后、不开化和没有影响力的弱小民族。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来者,柏格里及其活动的破坏性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当地社会民族歧视的封建意识的破坏;对原始多神教的破坏;对苗民旧有习俗的破坏。这些祖传物的丧失,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什么痛苦或灾难。

    所有这些,都赋予了柏格里一种特殊色彩,一种与同时代带着流血与野蛮性人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

    1948年3月15日,匈牙利的著名诗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裴多菲,带领同仇敌忾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军战士,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宣誓,永远不做奴隶,而塞缪尔·柏格里大约也是遵照他心中上帝的提示,走遍了风障雨蛮的金沙江畔之地,干着一件又一件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建设”性范畴而言,他的活动大约有:

  建教堂,收信徒:柏格里给克拉克的一封信中曾提供了一些确切数字:“190912月的统计数为——苗:3004名成年教会成员;699名青少年成员,300名走读学生,2000名主日学生(仅礼拜日上课的儿童宗教班级——笔者)。诺苏:28名教会成员,80名走

读学生。究竟有多少信教者我不大清楚;对此没有统计数字。我认为一万人不会估计过高……”⑩而到了1915年柏格里逝世时,石门坎和四川联合教区的支堂已广布于贵州威宁,云南的东川、会泽、昭通、彝良、大关、威信、永善、四川的筠连、珙县等县份。另外,柏格里和澳大利亚人尼科尔斯曾于1906年跋山涉水到达昆明西北的武定,开辟了另一个以洒耳山为中心的苗族教区。

    办学校:柏格里很重视教育事业,其所到之处,都是教堂与学校同时开业。光华小学实行男女生均招收、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为上万名苗、彝等族群众接受初等教育,为苗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创造老苗文:本民族文字的产生,结束了苗胞结绳刻木记事,代代以口相传历史的时代;这种文字广泛流行于滇东、黔西及川南某些地方的苗族地区,其中亦包括基督教内地会的信徒。1945年,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实行反动的“同化”政策,要取消少数

民族文字;苗族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派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才得以保住自己使用文字的权利;通过苗文的“创立”与“取消”、“保住”二件大事情,何谓顺应历史潮流,何谓倒行逆施,足已泾渭分明。

    翻译苗文《圣经》: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柏格里等人以苗文译《圣经》一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曾将《圣经》译成德文,恩格斯说:“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⑿路德着手将《圣经》译成德文,此举为德国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⒀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论。由此及彼,难道苗文《圣经》的翻译与出版,除了它必然的消极面之外,就没有起到“平民武器”与“发展语言”的作用吗?

    提倡文明习俗:柏格里和汉族神职教师在苗族区极力改革由历史原因给群众造成的落后习惯,提倡合理婚龄和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利用餐桌餐具吃饭、洗脸洗澡洗衣服、人畜分屋居住、使用厕所、取消耗财物费时间的多种祭祀、有病求医不请巫师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加速了苗区的文明化进度。现在,柏格里时期的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两个位于石门民族中学校园内长方型阶梯式男、女游泳池兼澡塘依然如故,象无语的证人一样对我们展示着当年的历史。

    其他如创办医疗所、孤儿院,筹建麻疯病院、救济麻疯病人,推广织布技术等,也有他的一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柏格里在世时(19148)所立的石门坎教会《溯源碑》记有“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论,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虽无更多的文字资料,仅此已可知在石门坎的创建活动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了方针。立教会《溯源碑》时,正值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在积极准备复辟帝制;关于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辑流亡日本,于1914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在此全国性白色恐怖中,柏格里的石门坎教会纲领性碑刻中极大书“民生主义”,是一件饶有寓意的事情。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柏格里在与中国质朴的下层民众长期相处之中,受到了教育,在潜移默化之中,原来他所崇敬的“理性上帝”。正是因为有这个转变,他才能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民族、民众取得共同语言,他才能接受与理解中国近代最革命的资产阶

级纲领,而他这个“建设使命”的角色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

 

  五、缩语——研究中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的一些论述。笔者认为,在本题目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封建农奴式的原始村落;有种族之间及民族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有原始的多种崇拜,与印度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当时中国或占中国绝对优势的内地的情况与印度相同。荚殖民主义给印度社会的影响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非本文之旨,则当别论。

    石门坎教会地区的特殊性。应该注意到,就柏格里在该地传教的时期而言,这里贫困落后、民族歧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薄弱、外国人在该地只有输入而没有掠夺(其实也无可供掠夺之物)等,在全中国属于极为少见之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应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即:既看到大的历史背景,也坚持以客观实践效果评判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阶级性(党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国苗、汉各族民众在石门营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与积极作用。这对于如何认识石门坎的历史和石门坎盼人民,对于滇东、黔西和川南数十万苗族同胞的思想解放,都至关重要。因非本文专题,故在此没有充分展开。

    要加强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这类边远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于提高入的素质,在于加强造血机能,在于科技水平与商品意识;而这些又只有通过教育途径去实现。加强对石门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史为鉴,办好边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文字性史料的缺乏,由于本人学识所限,探讨中的粗疏以致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此管见之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我们对这块数十年前所谓“苗族文化复兴”的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112.页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49--3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8页。

    ⑥《旧约圣经》中的人物撒母耳与柏格里的英文名字都是Samuel,此外似应是指柏格里。

    ⑦⑩贵州民院苏大龙,姜永兴译。

    ⑧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笫410页。

    ⑩《世界历史词典》第3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12月版。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初稿

    十月十七日修改

 


走近石门坎——石门坎文集——试评柏格里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