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朋友,本期为您讲述的是一份跨越世纪、跨越海洋、跨越代际,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异国友谊。当一对可敬的英国老人远离故土,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贵州的石门坎———这个在四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僻壤山乡撒播爱心时,就为这份异国情谊植下了深深的根。

若干年后,随着这对老人的双胞胎儿子在石门坎生,在石门坎长,终至也成为有了自己后代的耄耋老人时,这份延续下来的情谊越发浓烈得化不开了。老人们已经完完全全地中国化了,不,确切地说是贵州化了。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取中国名,说满口流利的苗家话,写一手漂亮的苗文文章,甚至终其一身收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化遗存,编纂苗文词典,致力于苗文的研究和文化传承……

兴许吧,优秀的传统文化,总是能超越时空与国界而传承发展,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然而,令我们深为感怀的,是老人那一份早已溶进血液的石门坎情结,那朝朝夕夕叨念不止的满腹眷念。在让女儿带给石门坎师生的一封苗文信里,老人情真意挚地写道:“这些年,我们天天念着你们,我们时时希望有时间又回到你们中间。现在我们两个都老了,但想念你们的心没有变,我们天天祈求上帝赐平安给你们。”信的末尾,老人一再以他们祖孙三代的经历佐证一个结论:“我们也算一半苗族人。”这的确有些撼人心魄了。

如今,两位老人中,一位已然仙逝,一位仍旧伫立在大洋彼岸,遥祝这份旷世情谊,地久天长……

请读本期———

  《石门坎,这样诉说》

张绍乔先生在威宁住过的房子

金风送爽时节,毕节地区召开了贵州苗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研讨会。消息传来,令人欣喜。

  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苗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以歌代言,以歌明理,以歌抒情,他们的生活已经诗化了,艺术化了。古老的神话、古歌和故事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而且是古代文学“高不可及的范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马克思语)。因此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是为人类精神文明添砖加瓦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面前堆得老高的这摞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就是英国牧师张道惠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孪生儿子搜集整理的。他们一家曾来石门坎传教办学,而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初和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在威宁自治县,有一个叫石门坎的苗寨。寨子不大,却处于大花苗民居住地的中心地带,又是连接滇川黔的重要通道。上世纪初,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这里,10年时间里相继建立了50多所教堂和学校。英国同事张道惠夫妇协助柏格理创办合作社,用互助金为佃户们购买土地,购置纺机,创办良种推广站,绿化荒山,引进苹果、葡萄、花木……石门坎,这个在四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弹丸之地,一时驰名中外,被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外国邮件和汇款只须写上“中国石门坎”,便可直接寄到。

  当时的报刊争相赞誉:

  “柏氏到石门坎……建立了教堂和学校等,逐年增建,现在已有30多幢西式房,内有大礼拜堂,学校,医院,救济院(包括孤儿院,麻风院)等……”

柏格里生前在石门坎的住所

学校里的孩子们

张绍乔(左)与张继乔(右)

“柏格理在石门坎办苗民学校的时候,就以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造了一种拼花苗族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66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俱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编译了整套用这种符号的教科书,以便在各学校中教育苗民儿童研读。”

  “石门坎教会办的苗民学校……据最近的统计:共有52所,初级班占最大多数,教员约70余人,学生总共有2000人左右,每年缴费约数万元,纯由‘循道公会’负担,石门坎当地的小学为校本部,该校名‘光华小学’,其他各校名‘光华小学第×分校’。”……

  在和苗民们长期的生活中,张道惠(HarryParsons)和妻子安妮·布莱恩学会了苗语和柏格理发明的苗文。他们发现,花苗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自然地分组合唱,并且配合得十分自然。对苗族歌谣和故事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有意识地进行了搜集。

  1916年,安妮在云南昭通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取名张绍乔、张继乔。两兄弟在石门坎长大。

  1926年,张道惠夫妇回国休假。临行前,刚出嫁的苗族新娘杨梅把自己最珍爱的结婚礼服———一套手工织成的精美裙子———送给张道惠夫人。这令张道惠夫妇激动万分。

  1927年,张道惠夫妇回国休假期满,请求返回石门坎。因身体欠佳,被医生拒绝。不过,他们的两个儿子,张绍乔和张继乔牧师在神学院毕业后,又一起重返石门坎。其时正值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张继乔在黄浦江畔被日本人逮捕,关进集中营达数年之久,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获自由,踏上回归石门坎之路。兄弟俩分别在石门坎和县城的崇实中学任教。

  在威宁生活期间,张绍乔兄弟对苗族文化和文字的热爱一点不逊于父母。他们不仅会讲苗话,而且还积极地改进苗文;用苗文搜集整理苗族的许多神话、古歌和故事。1949年,两人返回英国,此后一直没有音讯。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0年11月2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阎幽磬到威宁民族中学,找到老师杨忠信和张友伦校长,了解关于苗族语文的问题,并带来了一首用苗文记录的古歌,说是张绍乔先生叫带来的,人们这才知道张绍乔先生的消息。

  古歌是张道惠在石门坎时用苗文搜集记录的,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德光先生译成了汉语。王先生是威宁龙街镇天桥人,在石门坎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蒙藏学校,后转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阎幽磬走时,王先生拿出自己写的一本苗文书,托他带给张绍乔。

  过了些日子,王德光接到张绍乔和张继乔兄弟写的一封信,也是用苗文写的:

  王先生一家人平安:

  当阎幽磬回到瑞典的时候,他把他在中国的事一件一件地告诉我,他又把你写的书寄来给我看。我一看是苗文书就知道是北京来的,我心里十分高兴。我回想到以前苗族老人们唱歌,有一本说到苗族古老的故乡,是罗朗能地。当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时候,有闪岛觉地奥(即闪部族)来抢他们的家屋地土和其他。祖宗们没有办法,又丢失了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这首诗又说到祖宗们:

  会回来的。

  像孤儿一样被人赶走了,

  可怜孤儿没有它的名字了,

  像没有成熟的穗子被簸去了,

  可怜这棵不成熟的穗子。

  它像孤儿牛崽一样没有娘,

  不要慌不要急哟!

  有一天孤崽牛会长成壮牯牛,

  在堂屋里叫三声,

  有一天成熟的穗子会堆积在楼房,

  有一天孤儿会变成好客,

  让有权有势的富豪也羞愧,

  这样的事呀谁也难预料。

  当我读先生写的那本书信时,我又记起了苗族古歌曾这样说,又想到现在古人的愿望快要实现了,高兴,十分高兴。现在有苗族老师在北京任教,这些不是很好的吗?我心里十分高兴与快乐。

  我没有见过阎幽磬先生的面……他也不知道我在英国的名字是什么。我的父亲叫张道惠,1903年到中国,1905年我父母亲双双到石门坎居住,与柏格理先生一道传教。过了几年,王树德先生到了石门坎,不需要三个牧师同在一个地方,于是我父母亲便到东川传教。……柏格理先生去世以后,我们一家人才又回到石门坎。我幼年时名叫安德烈,我弟叫斐力。以后我两个长大了又回到昭通,李约翰老牧师又为我们俩取名字,我的名字是张绍乔,我弟弟的名字是张继乔。我在昭通几个月,东川几个月,才来威宁传教教书,我弟弟是在昭通和石门坎传教。

  在老一辈的先生中有柏先生(柏格理),王先生(王树德)和我父母亲会讲苗语,后来赵牧师和我弟弟也学会一点。可惜现在只有我一个会认苗族文字,曾在石门坎传教的英国牧师有邵先生、赵先生,我弟弟他们三个还健在。但是还有几个牧师、教师、医生是在昭通、昆明、东川、威宁,他们都想念着那些在一起教书、传教、治病的苗族、彝族、汉族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很想他们,请向他们问好。

  ……以前有一位英国教士名叫巴克礼,1924年巴教士来石门坎帮助我父母亲教苗族妇女的福音,现在巴教士在新西兰已经有93岁了,已经很老了,但是他还记得苗族人,他写信谈到苗族妇女专心读书、唱歌的情况。

  当我在威宁的时候,在石门坎有一位王丕臣先生和杨荣新先生教我学苗语,他们曾写有几本苗族古歌,他们把这些古歌看得很有好处,很珍贵……不知还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生没有。

  ……如果先生有时间再写信回来,我十分高兴,愿上帝日日保佑先生一家人。

  张绍乔1990、9、11在英国托格写

  以后,张绍乔与好几位苗族知识分子通信叙旧。他在写给张荣先生的信中说:“……以前在石门坎,有几位先生是认识苗族古歌和苗族故事是宝贵的,这些东西很有好处,一定不要丢弃。于是他们把这些歌和故事写下来,又在英国将其中一些印出来。……如果先生没有见过这本书,我就印出来给你看。”

  在信中,张绍乔还寄来一首长篇古歌《世界召榜》以及几则歌颂智慧和勇气的寓言。古歌的主题是劝人学习上进的:“谁创造了世界?召榜创造了世界。造天高九重,造地深九层。召榜创造世界,造人来唱歌,世人的歌永远唱不完。召榜创造世界,造人来读书,书声满村寨,世人的书读不尽。”末尾注明是1911年搜集的。

  在给杨忠信先生的信中,张绍乔说,“我弟弟有一位朋友很聪明,他和我制造了一台可以打老苗文和新苗文的电子计算机,很好使用。”他还说他现在天天读苗文书,天天为天父祈求赐予和平,让威宁的朋友们心里快乐。

  1995年,张绍乔叫女儿带给石门坎师生一封苗文信,字里行间流露着诚挚的友爱之情:“过了35年了,我们无法来到苗族地方,与你们见面和你们相处,摆谈各方面的事。这些年,不是我们忘记了你们,我们天天念着你们,我们时时希望有时间又回到你们中间。现在我们两个都老了,但想念你们的心没有变……我们天天祈祷上帝赐恩,给予力量,赐平安给你们,让你们心里快乐,让你们聪明能干,对各方面的事做好到极点。

  带这封信来的是我的女儿HelenParsons,她在昭通出生,当我们回英国的时候,她还没有两岁……我们少年时,也和苗族小孩一起玩耍,以后我们长大了,又回到威宁和石门坎传教,于是我们也算一半苗族人……”

  这封炙手可热的信,被石门乡擅长书法的张义祥老师刻蜡版油印了若干份,两位英国老人的故事在苗区流传开来。

  

  上世纪90年代末,沈红博士在英国留学。当时的她正在做石门坎的专题研究,得到张继乔的地址,就去寻访老人。

  沈红在《感念张继乔》的文章中说:

  “张继乔住在英国南部怀特岛,那是一个风景怡然的小岛,在普利茅斯港对面。轮渡靠岸时,看见一位白头发的老者在码头上招手微笑,个子不高,像个苗族。他自己开车来接我。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中国是我的最爱。张继乔兄弟继承了父母对苗族文化的热爱,致力于苗文研究和文化传承。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们和苗族学者一起开始改革苗文、编纂苗文词典。一度他们离开中国去非洲肯尼亚工作,但他们两兄弟都没有放弃苗文研究,继续编纂完善苗文词典。”

  “在漫长的年月里,人们并不知道远方有两位英国老人在坚持呵护苗文的薪火,这是一种孤独的坚持。英国一家电视台曾经制作了一个短片报道他。结尾处,张先生独自在他的教堂里高声朗读一本苗文书,无人听得懂,他在对虚无述说。

  在家里,他捧出高高一摞十几本苗文词典的书稿,叹息,英国没有人懂花苗的美丽文字。”

  “计算机专家瑞克博士帮助他把那部词典的庞然身躯,变化作一张薄薄的光盘,并为之建立了专门的网站。后来,我的朋友彤宇、靳军把这张光盘带到中国,我们转赠给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帮助本地的苗族学者编辑新词典。2002年初我曾经带着张继乔先生苗文语汇的几十页样张,参加威宁自治县苗文词典座谈会,苗族学者传阅着,老苗文、新苗文和英文比肩而立的情形,印在纸上;赞叹和友谊,写在心里。”

  “张继乔先生保留着关于当年舍命保护他们家人安全的花苗同胞的记忆和一份长久的感激之情。他的表达方式是送给苗族一份关于苗族自己文化的礼物。英国朋友多么希望,苗族同胞能够利用老苗文,写出他们的新故事,现代化的故事。”

  

  兄弟俩中,张继乔先走了。

  在电视纪录片《走出麻风村》中,开始出现的那位温文尔雅的英国老者,就是张继乔先生。这位年近90的老人第一次在中国人的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父母家人和中国一个穷乡僻壤的不解之缘,可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讲述。2005年10月1日他与世长辞,享年89岁。

  沈红在文章中说,她在第一时间把张继乔老人逝世的消息告诉石门乡的张国辉先生,他即召集石门坎一些文化老人商议,第二天发来唁电并委托沈红翻译。看着“中国石门坎全体苗族”的署名,沈红耳边好像响起了沉寂多年的雷声。翻译修改处只有一句,原文称他“算是一半的苗家”,沈红译成“我们乐意把他算作我们中的一个”,不拂原意。王德光老师连夜挥毫,用工工整整的老苗文书法表达北京苗族对这位英国苗学研究者的敬意。接着,沈红加班制成的电子版的苗族文字图片,跨越重洋。

  “张继乔老人于10月的第一个周末火化,追思纪念会同日举行。悼念和纪念的信函来自世界各地,石门坎苗族的电文在会上宣读,众人感动。中国朋友送去的鲜花开放了很久,难以忘怀。这时刻,人们为失去他悲伤,也感佩他丰富的一生。据说他留下这样的遗言,生前的积蓄和去世时人们的馈赠将捐献出来,用于支持去中国工作的人……这是他此生最后的奉献。一位友人说,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为苗族和贫困人群的进步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