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柏格理的两位汉族得力助手

他们在富官村建立了传教点之后，便开始传教。据张道惠所记，“我发现李先生手头工作显然令人鼓舞”，“于我停留期间，李先生给学生灌输了《圣经》，主题为亚伯拉罕。”“李先生负责教务系统的工作……在一些场合我被李先生的宽容精神所打动。他常常为所有成员祈祷，包括团体的外国人与本地人。团结英国国内圣经基督教会成员的意识，是形成与支持这位男人品格的伟大因素。”

1904年4月，李国钧在富官村与老鸭滩的传教并不顺利。因为法国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在这一带非常强大，简直不可一世，于是引起了与他们的冲突，他们甚至意欲加害李约翰。李约翰一面写信给张道惠，一面静观事态发展变化，沉着应对。到5月初柏格理出面给法国天主教神父写信，强调英法两国传统友谊，希望友善相处。于是风波平静，滇东北几个传教点和教堂又重建起来。(参见《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41--47页)

在《苗族救星》（古宝娟女士、饶恩召牧师著）一书中也写道：柏格理返回昭通后，“柏牧师与李教师（编者注：李国钧时任宣道中学中文教师，故有此称呼）往乡间布道，或翻山越岭或渡江涉水。有时柏牧师在外一连住几个月，含辛茹苦。据李教师后来告诉人们说：柏牧师真有能耐，……。”该书中还记叙了一件柏格理与李国钧带领村民破除封建迷信、祷告上帝、祈求降雨的事。

又据《会泽县基督教》一文所述，在此期间，李国钧曾随易理藩等到会泽协助建立恩泽圣堂，礼拜堂是老式，中有隔板，男女分坐。同时创建“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除文化教育外，还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准缠足等。梁发祺曾任该学校负责人。民国初年改名为兴华小学。

1904年7月12日，有四位苗民来昭通找柏格理，时在教会学校读书的钟焕然领他们与柏格理相见。四位苗民表示了他们迫切要求信教与读书的愿望。这以后接二连三地又来了许多苗民，都是同样的要求。

据张坦所著的《“窄门”前的石门坎》第54页写道：“1904年冬，他（柏格理）与几位苗、汉族信徒一起进入苗区，经过反复勘察，最后选中了石门坎。”

这正是同年11月，柏格理带李约翰、王玉洁与九名苗族同胞，开始了苗区的一次旅行与考察，首先到奎香地区。他们所到之处都有许多苗民前来，晚上的礼拜多由李约翰主讲，然后是一些苗族人发言。每次宣讲效果和气氛都很好。其间适逢圣诞节，12月23日就开始了庆祝活动，设了36桌圣诞宴席。圣诞节那天，他们在苗区为苗人举行了四场礼拜，为汉人举行了三场礼拜。当晚还在小教堂里“共度美好时光，一个又一个发言，话语中明显充满着力量”。

12月26日，柏格理在日记中又详细记下了当晚由李约翰主讲的礼拜会上的情况，有九个从事巫术的苗人“全都跪下”“面向上帝，请求帮助”，“此情此景，不同于我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事物。所有的人都万分激动，真是精彩无比。”（摘自《柏格理日记》1904年12月26日）

柏格理他们便这样边传教边探访考察选址。柏格理心中有数了，便于次年3月访问彝族土目安荣之，几经反复协商，开明的安荣之终于答应将柏格理选中的那块石门坎山地无偿地赠送给柏格理建教堂与学校。

1905年春，柏格理又带李国镇等五人去贵州威宁石门坎筹建教堂与学校。条件非常艰苦。但终于还是把教堂与学校建成了。

开始教师不足，李国钧也多次去石门坎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光复中华”之意改名为“光华小学）任教，但主要任务则是培训苗族教师与传道人员。据钟焕然说，由于传教与学校迅速发展，而教师与传教士又奇缺，于是柏格理要李约翰和王鸿基在昭通读书的成年苗族人中选出稍有人生经历的人带回石门坎小学边扫盲边培训传道的知识。

首批接受柏格理与李约翰培训的有成人识字扫盲班的朱彼得、张五、王孝、王道元、王道德、朱有英、王西拉、王胜模、王基模、张约翰、吴皮、朱高汗、朱多马、王基甸、韩德、王心基以及已事先担负了工作的杨雅各。

柏格理后来在石门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开始就决定“以苗传苗”、“以苗教苗”。张道惠说得好：“真正教通苗族并不是柏格理本人。而是由他培训出来的传教士。”石门坎教会建立之后，他便从昭通调牧师李约翰与教师王鸿基来石门坎培训苗族的教师与传教士，逐步实现“以苗传苗”、“以苗教苗”。后来李约翰他们又多次从昭通明诚中学选拔资质好的学生回石门坎分成甲乙丙三组，边学习边工作边培训。经过若干次的培训终于解决了由于教会与学校不断快速地增加所需要的苗族教师与传道员这一棘手的难题。

这种培训很有必要，也卓有成效，为石门坎教堂的分建与学校的增加提供了人力资源，为实现柏格理的“以苗传苗”“以苗教苗”的传教与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

受过神学院专业教育，又有传教布道经验的李约翰就如此默默无闻地做着培训工作，为石门坎的事业做出了奠基人之一的奉献。他不愧是石门坎的开拓者之一。这事也体现了民族团结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铭记在心。

《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有一段话写道：“（1905年）5月，传教士们分头出去，请四面八方的苗人来读书信教。李司提反负责给苗族青年男女教书讲道，李约翰负责教小孩读书识字，王道元于百忙之中回了趟家，带来他7岁的大儿子来石门坎读书。……孩子的名字是柏格理去王家时给取的，叫王明。李约翰老师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给他改学名为王明基。”（摘自该书第126页，编者按：王明基后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

李国钧等有时还冒险陪同柏格理深入苗、彝土司地主家中，为减免当地贫穷苗民的贡赋地租，与土司地主交涉抗争，多成功而返，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举深为当地苗民称颂，柏格理被视为“苗族救星”，随行汉族传教人员也受到当地苗民的称赞。

根据《云南基督教史》第36页所载，

1912年，昭通教会在县城开办有美会女子学校的同时，又在昭通东城区创办男校，不久改名为宣道中学，学制三年，附设宣道小学。“李国钧负责主持至1927年”。1935年奉省教育厅之命，宣道中学更名为私立明诚中学。此时，“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担任执委会书记，不再主持学校事务，则仍在明诚中学兼任教师。据李家老人回忆，明诚中学校歌歌词便是李国钧所作，歌词如下：“明以通事理，诚以束身心，体魄健而强，事竟成。以此完国策，以此建文明，教学敬奉信仰，心中神；无种族之别，无中外之分，立学求根基，做主人。明诚精神首在服务人群，坚毅不拔勇往向前奔。担负责任，开辟光明途径，始终如一，悬为座右铭。”

据《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记，昭通教会所办学校“除培养牧师、传教士外，也培养了教育及医务人才，至华西大学、协和大学攻读，本教区先后有李国光、杨正隆、王肇勋、王培恩、王嘉恩、唐富泽、梁绍仁、梁绍义、梁绍礼、王传福、何鸣歧、李学苏、王传恩、王传美、彝族陆堂珍、陆堂恩、聂光廷、苗族吴性纯、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等二十余人。”（摘自该书《昭通基督教简介》第215页）值得注意的是，苗族高端人才的成长，在石门坎未建立中学以前的十数年间，都如吴性纯、朱焕章一样，走着光华小学--明诚中学--华西大学这条阶梯式道路。他们的成长与昭通教会学校关系密切。

据编者所知，由昭通教会选送出国或出省深造的人才远不止这些，仅李氏家族中就还遗漏了一批人，如李多迦（女）赴英国留学；李学祥华西大学毕业，获纽约大学牙医学博士；李学法（女）华西大学毕业，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证书，是昭通的第一个女博士；李学应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李学敏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曾庆亚华西医科大学毕业；杨正兴华西大学毕业……。

李国钧除负责昭通教会工作外，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为培育汉苗等民族的杰出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14年，“苗家人公推李约翰撰写苗族《溯源碑》（附录一），刻碑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碑文文字优美，用简要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对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做了简要的比较，记述了苗族人信仰福音的历史。这是苗族用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创举。”（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200页）

1915年，柏格理为护理已患伤寒的学生而身受感染，在石门坎不幸去世。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众，莫不尊之为父。”人们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个俯视石门坎的小山坡上。应当地苗民之请，李国钧又以中文撰写了《柏格理墓志铭》和挽联（附录二），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柏格理为造福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

这两碑与用苗文篆刻的《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亦称《苗文溯源碑》）在“文革”中与柏格理墓和高志华牧师墓都遭到彻底破坏，原已荡然无存。令人伤痛的是带领“红卫兵”砸碑毁墓的竟然曾经是在光华小学基础上改建的新学校的一位“领导”！“文革”后当地政府又重新修建碑墓，依然立于石门坎原址，列为县的文物保护单位，永志一段值得怀念珍惜的历史。所幸碑文早在有关史籍中得以保存流传，迄今仍是研究苗族历史、民族教育发展史和基督教在云南传教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据李东升考证，不仅柏格理与高志华墓志铭，而且两墓两旁对联皆出自“昭通大牧师李约翰之手。”

1915年柏格理去世后，由易理藩继任西南教区区长。易理藩又带领李国钧、李国镇、梁发祺等牧师，一道去昆明筹建宣教点，拟在昆明金碧路建锡安圣堂（至今仍在），传布福音。同时，由英籍传教士苏穆才赞助，李国钧在昆办好手续，让次女李冰如、三女李冰兰与其他信徒绕道越南由海路至上海再赴南京黑德女中、汇文女中和神学院读书。

在李国钧负责昭通教会期间，爆发了抗日战争。昭通基督教会也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云南基督教史》第103页有明确的叙述与评价：“在滇东北的重镇昭通，教会的活动已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融为一体，从另一角度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声援抗日救亡活动，教会的活动开始演变成一种突出的社会力量。”“就连地处荒僻的农村山寨石门坎，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

又据《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李鉴清先生撰写的《昭通基督教简介》所载，李国钧“热烈支持”青年教友们创办的抗日救亡油印本刊物《微声》，并经常为它写稿，笔名“丘八”，“出刊后获得知识界及社会知情者的赞赏。”（摘自该文第213页）“丘八”者，兵也，李国钧表示了自己的爱国志向，也愿当一名以文章为武器的抗日战士。

民国初期，李国钧还以“郡绅”身份，建议并参加编纂《民国昭通县志稿》。

1943年后，李国钧任昭通循道公会主任牧师，明诚中学、福滇医院学校的语文教师。

据梁发祺之子梁绍全回忆，1940年以前李国钧担任昭通循道公会联区长，而1940年至1944年则由梁发祺继任。

（编者注：关于李国钧在教会任职一事，在有关史籍中尚未查到统一明确的说法，“主任牧师”的称谓，《云南基督教史》中早在1934年前即有，多指XX教堂主任牧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是主任牧师还是联区长，《云南基督教史》明确地说：1927年之后，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又据《中国基督教年鉴》记载，李国钧为昭通执委会书记。）

1945年，李国钧又被公举为昭通县教会创办的红山麻风病院院长(一说“经理”)。李国钧任职后，募捐善款，将各地麻风病患者集合院中，最多时收容病人百余人。他常与梁发祺去传教，也常与医护人员深入险境，救死扶伤。以当时的医药与技术水平，虽不能有效治愈麻风病患者，但一改旧时歧视虐杀麻风病人的非人道之恶习，将其收容、治疗、抚慰亦不愧是上乘的人道之举。该院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即现在的甘河红山医院。

李国钧还救助收养了孤儿马惠仁、马福兴、刘道角等多人。关于收养马惠仁、马复兴兄弟之事，颇有可誉之处。一年，李国钧任明诚中学教师之时，昭通城郊某地，马姓家族中有人与二马之父发生财产纠纷，将二马的父母砍杀后投下山岩，又扬言要“斩草除根”，加害二马兄弟。李国钧闻知后，立即派明诚中学学生杨永新、唐碧旋去救出马惠仁与马复兴兄弟二人，自己收留扶养，如同自己儿女一般。有一刘姓友人无子，向李国钧表示希望领一孤儿之意。李国钧说道：“你若能像我一样善待之，便可领一人回去。”刘姓友人答应，便领走马惠仁（后病故）。李国钧留下马复兴，一直将他培养成人成才，后去台湾，马家现住台中县。马复兴1994年病故，其妻马许秀英与儿子马腾骐如今已有三代，一家二十余人。自从两岸关系正常化以来，马复兴与其子均与李国钧后人保持着亲密关系，逢年过节均发函给国钧公之五女李学敏等问候请安。编者有幸亲阅数封来信，亲情跃然纸上，深切感人。

总之，李国钧不愧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被公认为“世界五大使徒”的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他怀慈爱之心，以宣教广泛传布爱心，以教书点燃光明之火，以培训为石门坎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开拓者的奉献……，一言蔽之，李国钧以真善美终其一生，不仅在当时遐迩闻名，即使在后人的相关著作中也彪炳史册，流芳于世。

2010年8月，编者重返故里寻访旧日遗址和先祖事迹时，常向相关老人打听一些情况，只要提到李约翰、李牧师、李耶稣、李多迦，无人不知。当我们自我介绍是李国钧的亲孙女之后，都受到热情接待。在一次家访后，一位九旬老人不顾我们再三劝阻，仍拄拐杖送我们出门，一直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我们感动流泪，回首拍下老人照片，记下了这一动人的时刻。

还有两位出自石门坎学校的苗族老学者陶绍虎、朱艾光闻知我们是李国钧、李国镇的后代，亲自登门致意，讲述了他们父辈在石门坎学校读书的情况，并给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一切都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先祖们的仁德博爱之光与热至今尚在，真是活在人心便永生。我后辈幸甚！

但是，在“传教”一概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中外传教士非“敌特”“间谍”便是“帮凶”“走狗”的极左年代，李国钧辈只能是命运多舛，难有善终。1950年4月，在驱逐了外籍传教士之后不久，李国钧突然被捕，不久便死于狱中，据说是絕食而死。遗体由亲属领回，按基督教仪式入殓出殡。出殡当天，闻讯后自发赶来跪拜送葬者长达一公里多。遗憾而又无奈的是国钧公的后代至今仍不知道他究竟有何“罪”！

（编者按：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石茂明先生根据实地调查写了《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对华“文化侵略”的反思》一文，以翔实的资料，充分证明了柏格理等外籍传教人员在滇、川、黔一带四十余年的传教等实践活动，并不带政治、军事目的，没有非法之举与“侵略”之嫌，而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编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各族传教人员虽多，但“文革”后几乎都全部平反，落实了相应的政策。望我后辈切勿因先祖与外籍传教人员过从甚密而负咎。）

李国钧享年81岁。

李国钧也曾写有日志之类，因多次被抄家，早已片纸无存，实为遗憾。

本书在讲述其弟李国镇时将引用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先生对柏格理的评价来告慰活在天国的李国钧公：是非功过后人自有公论！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爷爷！

李国镇（李司提反）

李国镇，1880年前后生，卒于1919年（具体时间说法不一），别名钟灵。据《云南基督教史》所载，l896年李国镇与其兄一起加入基督教，柏格理为李国镇取教名“李司提反”，又称“李武（五）先生”，毕业于华西大学。返回后，由于“李司提反长于交际，笃信福音，于是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奔走传教。”（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57页）

“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领事馆急电催促柏格理撤离昭通，……1月17日，柏格理一家人由李司提反陪同，先到昆明，经云南蒙自离境，暂住上海。他们走后，昭通教会暂由李约翰负责。”（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

1905年春，柏格理应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苗族民众邀请，决定从昭通带汉族知识分子李国镇、钟焕然（李国镇之堂妹夫）、王玉洁、傅正中、刘申五以及精通苗语的苗族信徒杨雅各等人到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学校。李国镇因精通英语而担任柏格理的翻译，随其左右，巡回交涉，协助传教与处理各项事务。

《云南基督教史》第43页有如下记述：

“1905年春，柏格理率王玉洁、傅正中、李司提反和钟焕然等人，……从昭通前往石门坎建堂设校。石门坎教堂和学校建成后，成为滇、黔、川边界苗族信教的中心。

在《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有以下记载：

“5月，传教士们分头出去，请四面八方的苗族来石门坎读书信教。李司提反负责给苗族青年男女教书讲道。李约翰负责教小孩读书识字。”（应为成人识字扫盲班）

“6月，柏格理和李司提反把家搬进还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教堂。他们拥有了一间特殊的卧室：把几块木板架在靠近屋顶的两根横梁上。每天夜里，柏格理沿着梯子爬到他的床上。小教堂的上部围墙还没有修好，四面通风。天晴的时候真令人惬意，躺在那里就能看满天星斗。一旦下雨，就别提有多狼狈。草盖的房顶，满屋漏雨。柏格理记不清有多少次和李司提反夜半起来，抱着已经淋湿的被褥，下到地上，萎缩在床板下面，看是否能找到一块没有被淋湿的地方。”

石门坎教堂建成后苗民要求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柏格理为保证教会的纯洁，要求凡申请入教的都要先经过初审。于是，“柏格理特别安排李司提反负责对所有参加洗礼的候选人进行初选。只有经李司提反确认是耶稣真实信徒的人，才能进入教堂。”《苗族救星·感恩节》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柏格理与李司提反又继续从初选出的人中再选出十一名在各村寨德高望众的老年人(九男二女)进行复审，最后选出的才得受洗入教。

柏格理之后就此事诚恳地说了他的感受：“要在数千名皈依者中筛选出若干人来，我们是以下列方式开始的。我请求我的汉族同事李司提反先生进行整个工作的第一步初选部分。所谓在中国的成功的传教士的很高荣誉都给了外国传教士们。现在却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当地传教士的帮助，许多一直在进行的事务将永远不会被展开。在苗族运动初期，当时我没有一位固定的英国同事的帮助，多亏一些汉族基督徒英雄般的工作，若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故乡的朋友们应当意识到，汉族兄弟是值得荣耀与热爱的人。”可见柏格理人品之高尚，能正确看待汉族同事的努力与贡献。

《苗族救星》中还有一段柏格理和李司提反为减轻苗民的负担与破除陈规陋习，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中的土司护院，“与土司数度交涉……他们得到了最后胜利。”接着他们又用“新颖奇特”的方式（柏格理吹笛子、李司提反拉胡琴）集合大众，“乘机布道”。“此时苗民自动立定主义，从今戒酒，追求清洁”。传布福音的效果甚好。（摘自该书第60—61页）

在《苗族纪实》里柏格理又举出一例，并有详细的记录：“奉献酒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苏诺地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此反应特别强烈。……我们的会众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将甚至不向自己地主的神灵奉献祭酒。……作为给神灵的祭酒的替代品，佃户们向地主送一份礼钱。……地主们订出过份高的数目，要求要么就是这个数目要么就是送酒。于此新年的除夕，问题迫近严重关头。领主城堡的侍从已经四处散布由城堡里发出的威胁，并扬言要严厉惩罚所有敢于抗命者。

“李司提反先生和我决定前往，以把这件事情做到底。……11月15日，我们动身前往那位首领的城堡。……基督徒佃户决心逗留在城堡外面的山上。在寒冷的夜色里围着篝火取暖。需经由山脊上一条非常狭窄的小径才能走进城堡。通过凶险的堡垒才能抵达大门。我们则必须穿行于很多侍从之间，他们对我们怒目相视，似乎随时都乐意遵从主人命令把我们抓起来抛下悬崖。他们凶猛、愤怒的目光无论如何没有吓住我们。……我们决定径直走进去，也这么做了，直到最后抵达要塞的中心部位。在这里，经过大量口舌与多次尝试以软化苏诺主人的强硬的立场。上帝赐予了我们胜利，获准佃户今后不带酒来，而要送给首领的礼钱也是一个在苗族人财力可承受限度之内的较理想的数目。

“那天夜晚，50个村寨中的45个没有送去祭酒，也没有向那些神灵朝拜。……李先生与我待在城堡附近的一个村寨里，怀着我们无限的喜悦布道并唱关于耶稣的赞美歌。

“大约在午夜时分，前往城堡的人中第一个返回者，报信说首领遵守了诺言及善待了他们。”(摘自《苖族纪实》152--153页)

关于李司提反的工作，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与评价：“每天晚上，小教堂中例行的汉人礼拜结束后，还要举行苗族人的礼拜式。我的朋友与同事、李司提反先生在那些天里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对于讲道，听众与我们一样都作了悉心准备。他们从来都是听而不厌，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坚持全场。李先生干得很出色，同时他还在学习苗语，这样就减少了开始阶段中我的许多麻烦。几个礼拜之后，我们有了在苗族人中工作的经验。礼拜式无论对于布道者还是听众而言，都变得更为有趣。得益于李先生的重大帮助，我们以简易的汉语的韵文形式刋印了叙述从创世到世界末日的《圣经》故事。不久，这些小册子连同其包含的故事就通过寻求者的渠道传到所有苗家山寨。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希望尽快能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编写的书籍送到苗族人手中。由于苗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文献作品。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编者注：指创苗文)，我再次发现李先生是我的得力助手。对于任何一位传教士而言，如果达到了真正喜欢汉族人的程度，将是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汉族朋友能不顾艰难险阻而忠诚于你，也会于需要的时候向你提供惊人的帮助。”(摘自《在未知的中国》114页)

李国镇在石门坎最大的贡献是协助柏格理等创制苗文，并发挥了作为柏格理“得力助手”的“特别的才干”(柏格理语)。

关于创制苗文的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49年后却众说纷纭；在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下，有人否认是柏格理主持创制苗文的，断言与柏格理无关；有人则否认李司提反参予了此项工作，与汉族无关，全是苗家人自创；有的连苗族楊雅各也给否定了，最后只是张约翰一人所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我们可以理解，无须指责，但必须还原真相。

毫无疑问，创制苗文是柏格理主持下由李司提反、杨雅各、张约翰等人集体创制的。其成员各有所长，而且是他人不可替代，苗文正是各人所长相结合的成果。只要我们注意以下引文就一目了然了。

“起先有一位汉族先生，名叫李司提反，帮助柏牧师著了许多合于苗民用的诗歌——用诗歌将《圣经》（从《创世纪》至《福音书》）的大旨，作简单的说明——但可惜都是用的汉文。”（摘自《苗族救星》第54页）虽有一定效果，但局限仍大。于是柏格理等便想另创拼音文字。

“柏格理在石门坎期间，依靠苗族传道员张约翰、杨雅各和汉族传道员李司提反等人，……用拼音方式创制出一套苗文，译出了《圣经》和《赞美诗》。……这套苗文便在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使用起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44页）

在《石门坎的故事·四：创立苗文》一文中，对此作了更多的记述：

“1905年，柏格里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司提反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等，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坡拉字母’。……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此种文字后来流行极广）。对此，不论解放前后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李司提反的所谓“特别的才干”就是在几个人中唯他懂得拉丁文拼音与汉文声调的标识与应用。而这些方法又恰是创制苗文所必须的基本要素。这里我们引一段柏格理的原话，从中可见李司提反的作用：

“当我们在苗族人中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发現他们没有一套语言文字系统。他们只是说苗语，却从没有人把语言用文字表述出来。实际上，也从没有人敢于设想它能够被写出来。在把苗族语言转变成文字的过程中，我们感到现实的声调是最令人头疼的困难。对于学习中文的人都能充分地理解這一点。……

“现有的若干声调，不足以充分衍生语言所表达的全部意思，于是就不断给不同声调加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苗族群众在文字方面理解的尺度非常低，从来都不习惯学习，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必须尽可能地简单化。因此我们仔细寻找一种能够让这些质朴的人们迅速领会的符号系统。它必须是绝对语音化与容易理解的文字体系。正在我们冥思苦想如何解决难题时，我们记起一位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循道公会传教士运用音节主音的事例，以这种尝试解决了他所遇到的问题。李司提反先生在这件事上以他特别的才干帮了我的忙，最后我们达到了创制一种文字系统的目的，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工作中。”（摘自《在未知的中国：苗族纪实》第157-158页）

关于李司提反在石门坎的记述很多，不妨再摘录一些：

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版论文集《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一书，收集数十篇文章，其中多提及李国镇与其兄李国钧的事迹：

“李国钧、李国镇弟兄二人是昭通知识界首先信仰基督教。他们有的是借此向柏格理学习英语，数理化，柏格理也乘此向他们学习汉语汉文。柏格理结交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在苗族地区建堂办学的得力助手。”

“扩建分堂急需的传道人员，便从昭通请来王鸿基、李国清（钧）二先生来石门坎帮助训练。”

“为了办好石门坎光华学校，他（指柏格理）经常和苗族传道士杨雅国（各）、张武（即张约翰）等商量，决定到昭通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汉族教师协助教学工作。到石门坎协助教学工作的有：王玉洁、夏士元、钟焕然、李司提反、李四先生（即李国钧--原作者注）、刘映三、刘四先生、马才富(回)、王开阳(昭通名书法家)、杨正隆、侯锦堂、傅章正、张中普、郭明德、胡开英(女)等。”

“柏格理只得带领汉族老师李司提反和苗族传道士王道源、杨雅国（各）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幸有制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困难。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

“从昭通聘请到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的汉族教师，首先是李司提反(李五先生)、钟焕然、王玉洁、夏士元，随后又有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胡开英(女)、刘映三、张中普、李四先生(李司提反之哥--原作者注)，刘四(刘映三之弟)，杨正隆、王开阳(王四先生)、侯锦堂等。”

“石门坎建会第二年，在彝良县首次在咪咡沟创建教堂和学校的是李司提反和教职人员王道元等人，在此坚持建堂和办学方面的繁重工作”，“至此彝良苗族破天荒有了读书的学校，咪咡沟就成了彝良苗族的文化圣地，普雄和附近村寨也受到了福音的眷顾。”（摘自《彝良基督教百年简史》）

“一九一三年后，有了苗族教师、布道员，汉族老师大多数返回昭通，仅留下钟焕然、李司提反、刘映三。一九一一年，昭通建立了宣道中学，苗族小学毕业生不再往远地输送了。成绩好的就送往昭通就读。”（摘自文集中的《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梗概》）

“四、为苗族排忧解难的汉族教师

汉族教师为拯救苗族人民，在清末，随教会到石门坎偏僻山区，和苗族人民过着艰苦生活。昭通到石门坎交通梗阻，道路崎岖，途中时有盗匪出没抢劫，他们为苗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荒破草，不顾生命安危而奔波贡献力量。为了发动苗族人民子弟入学宣传工作，不辞劳累，日夜出入于每个苗族村寨。协助创办学校，苦口婆心教育苗族子弟识字，让苗族人民摆脱历史上形成的不识字当奴隶做牛马的痛苦。使苗族人民走上文化康庄大道，以他们的行动填平了历史上苗、汉民族间的鸿沟。他们在为苗族受阶级压迫、剥削痛苦写书告状，甚至亲自跑到昭通、威宁官府面前陈述，请求申张正义解决苗族受压迫问题。因此有人把汉族老师说成是帝国主义走狗、爪牙。可是他们不顾一切讥讽、诬蔑，照样为苗族真心诚意排忧解难。迄今苗族人民念念不忘。最突出的是刘映三、钟焕然、李司提反三位老师：

(1)刘映三（略）

(2)钟焕然（略）

(3)李司提反老师：李司提反和钟焕然同时来石门坎创立光华学校。为开辟石门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他为了扶持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配合苗族杨雅国（各）老师等呕心沥血，日夜苦思创建苗文，排除苗族学习汉语文的困难，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教学工作。他对苗族语言运用自如，同苗族群众打成一片。在苗族群众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声望。可惜他去昆明返回昭通途中失踪，无法查询。时为一九一七年。（应为1919年）

“综上所述，苗族群众感慨地说：‘在落后的石门坎苗族地区，如果没有汉族老师来为苗族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出力流汗，不知还要落后几世纪。有了汉族老师来了，落后的苗族才有文化，才真正站起来。应当歌颂赞美汉族老师。’”（摘自文集中的《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梗概》）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因看护患病学生身受感染而不幸去世。同时，由于新培养出来的苗族传教士与教师逐年增加，李国镇等汉族传教士与教师便陆续离开了石门坎。1916年8月10日，以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名义篆刻的苗文《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亦称《苗文溯源碑》）中记载了柏格理及其助手李国镇（李司提反）等人的事迹，摘录部分译文如下：

“柏格理带了汉族老师李斯（司）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阁（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

“但是我们苗族4000年来没有见过文字，学汉文非常困难，幸得柏格理同李司提反和苗族老人张约翰，创造了苗文给我们学。从此，我们苗族有了文字。”

“我们有书读，我们还有好名声，精神愉快，心灵纯洁，战胜了黑暗，从此我们要经常唱，心里永远记着。”

不仅当时的苗族信徒和学生感激他们，就是中外相关的后人谈起柏格理等在昭通、威宁、大关、绥江、永善等地传教办学行医等事，也无不称赞。英国传教士张道惠之子张绍乔、张继乔在《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一文中写道：

“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他们走遍群山，勇敢无畏地宣讲福音，……到各地村寨建立学校和礼拜堂，……多年以来危险总是伴随在他们身边。……若没有这些人，传教士所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

对柏格理与李国镇等人在石门坎的作为，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先生在一次干部会上说道：

“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现了两个苗族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100名。

“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摘自2005年1月14日《威宁新闻报》）

由央视一套《见证·发现之旅》栏目组拍摄，反映英国宣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的电视专题片《在天那边》，共三集，每集30分钟，于2008年4月16日至18日晚0:10分在CCTV-1每晚播出一集。影片主题与胡锦涛先生所言相同。

这个评价是公道的，胡锦涛先生和电影《在天那边》虽只提及柏格理一人，难道可以说这一评价与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李国钧、李国镇等毫无关系么？

我们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两位李氏先祖是民族的精英人物，基督的虔诚信徒，苗族同胞的真正朋友，他们的一生大有作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我们李氏家族的荣耀！

“1919年，李国镇受命随昭通圣道公会英国牧师何永学到昆明市开辟新的教区，据张现洲牧师的文章称，何、李两人在昆明因受其他教派的排挤，无法立足，‘是年年底，李司提反返回昭通，仅行至嵩明附近即告失踪’。而张坦的著作则说李国镇死于1919年。我们查阅《中华基督教年鉴》第6卷（1921年）、第7卷（1924年）附录中，均有李国镇牧师驻昆明市云津市场的记载，只是从第8卷（1927年）起就没有了。据多种资料记载，1919年，何、李二人返回昭通后，1920年，昭通教会再次派人到昆明，在云津市场租得房屋，在金碧路建造了锡安圣堂，开始在昆明建立传教区。从《中华基督教年鉴》附录的记载，似可断定李国镇在昆明至少驻有四年，也许是1924年返回时失踪或死去。” （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7页）

又据该书《附录一云南基督教大事记》所载：“民国八年（1919年）……圣道公会遭内地会、圣公会、五旬节会等教派抵制。昭通教区于是又派英籍传教士易理藩、邰慕廉、中国传道人李约翰、梁发祺等人进入昆明。”“1922年金碧路‘锡安圣堂’正式开工修建。”“1925年建成。”

由以上材料看，李国镇似乎留在昆明数年，参与了锡安圣堂的修建。

但是，我们在《西南传教士档案揭密》一书中，又看到张道惠于1921年6月写给《传教士回声》的文章中，讲到李司提反失踪了，并提到为他举办的丧礼，引用了主持丧礼的邰慕廉先生的一段话：“在礼拜进行中，一位男子带着因风吹雨打而形成的古铜色，脚上的草鞋表明他是经过了一番行程，才来到尚未封闭的墓穴。看来他爆发了一阵无法压抑的悲痛，直到我过去带领他从人群中穿过。可怜的李司提反！他哭喊着，就好像要撕心裂肺将自己所能奉献的最真挚情感给予他的逝去的引路人和朋友。”接着，张道惠写了一段对李司提反的回忆与评语：“这是一张处于巅峰状态时的李司提反的照片，引起了我对他的热爱与记忆。他是一位最有能力的布道员，对于福音真理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善于运用说服力与力量表达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位楷模式的丈夫与父亲，尽管是一个汉人，对于基督徒的男子而言，他是一名光辉的榜样。……由于他的离世，传教社团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追随者、最优秀的布道员和教会知名人士。”

综合以上所述，李国镇回归主怀于1919年是可信的。他短暂的一生，除宗教活动外，主要是协助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而做的创制苗文与教育工作。所以，柏格理夫人艾玛才在《艾玛的故事》第四章中说：“我们最重要的皈依者叫李司提反，他给予柏格理以及宣教事业总体上极大的帮助。”

关于教育工作的评价除胡锦涛先生说的以外，当代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胡绍华教授在《在未知的中国》一书序言中写道：“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毗邻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功创举。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上万名各族群众就地接受了规模的初等教育，为苗族、彝族、汉族培养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等经验尤值得借鉴。”（摘自该书第4页）

如今，有谁还知道我们的五爷爷李国镇作为石门坎事业初期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在乌蒙山中留下了多少足迹？！在这“一大成功创举”中流下了多少血汗？！

国镇公是我们后辈心中可敬可爱的人！

附件一：《溯源碑》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芝圃于莽中，五百劫始为说法。则亦无有乎尔，然而岂谓是哉？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携持？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莠骄骄，慨草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惜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还来旧雨，沾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涸而复起，苗则槁而复兴。始亚当克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他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真亚伯拉罕之子孙；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霏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凡以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伫见户诵家诠，子妇解颂扬之谱。文章机杼，持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鴂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族皈依。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岩星满岩，敬勒贵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特修纪念，赞以粹言。

赞曰：

灵宫活石，圣道法门。

畏绊脚石，守生命门。

屋角首石，天上城门。

裂开泉石，牖启心门。

是遮身石，是出死门。

是匠弃石，是羊入门。

奠基盘石，奏开金门。

点头顽石，进步窄门。

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

民国县知事留日法政员陈宗华菊圃敬书

中华民国三年八月石门坎联区全体学生敬立

附件二：柏格理墓志铭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薩穆庞腊而得译音相近。少懔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名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胆寒而悲心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瘴雨蛮烟，察会荒冷之区，靡费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若尽知名。先生和气迎人，即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若弗忍去诸怀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加无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频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颊，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也，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斥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殷，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擘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切）。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疾长眠，就山窀穸。今年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开辟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中华基督教会宣道使者后学员李约翰拜撰

民国县知事留日法科毕业学士陈宗华敬书

（编者按：碑文有缺字和难辨认者，故流传文字不尽一致，本书附录主要根据张坦先生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所载，个别处参照《苗族救星》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