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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达人 昭通李氏与基督教之关系及开灿公后代史
2011年12月16日 “必有达人” ——李国钧公亲笔为开灿公墓碑题词 编者按：“达人”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孔颖达疏：“谓知能通达之人。”宋·司马光《训俭示康》：“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古诗文中，“达人”一词常见，其意无非是指通达事理之人，豁达豪放之人，多指某一领域内事业成功的出类拔萃的人物。 国钧公在其父墓碑上题写此四字，其意甚明，希望托先祖之佑，勉励李氏后代努力奋进，人才辈出，一代胜过一代。此书所载足可告慰先祖：我们李氏后辈没有辜负先祖们的殷切期望。 开灿公家族与基督教之关系 “关于昭通传教站的建立，乃至基督教在昭通市的传播、发展，有一户人家不得不提及，这就是李国钧（入教后也称‘李约翰’、‘李岳汉’）一家七兄妹。他们是昭通城内最早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家，其七兄妹中，有三人在昭通基督教界影响最大： “长兄李国钧，入教后取圣名‘李约翰’…… “五兄李国镇，入教后取圣名李司提反，…… “七妹李多迦…… “像李氏兄妹一家数人虔诚信教并热心服务教会的家庭，在整个昭通市可谓绝无仅有。”
“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他们走遍群山，勇敢无畏地宣讲福音，……到各地村寨建立学校和礼拜堂，……多年以来危险总是伴随在他们身边。……若没有这些人，传教士所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
（一）开灿公六男分述如下： 一，长子李国钧，字岳汉（约翰），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69年）三月三十日生，1889年考中秀才，1892年中举，是当地文化界颇有名望与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学识深厚，且诲人不倦，经常给后辈子侄讲解《四书》、《五经》与《古文观止》。
1896年前后，李国钧家与当时在昭通传教布道的英国牧师柏格理住所相近，两人都温和儒雅，博学多才，互相仰慕，频频交往。但李国钧崇尚孔孟儒学，柏格理笃信基督文化，各自信仰不同，时有辩论。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势属必然。久而久之，李国钧逐渐从柏格理的言谈与作为中看到了基督文化的真缔，渐生钦慕之心。事有转机，一年，李国钧病危，中医治疗无效，多亏柏格理说服了李国钧及其家人，改用西药救治。柏格理又多次在国钧家中为他祈祷，并示意是耶稣所赐，终使其转危为安。自此，李国钧便改变信仰，崇奉耶稣，并带动弟妹等家人和其他亲戚都信仰基督。在昭通知识界中便成为首批皈依基督的世家。“像李氏兄妹一家数人虔诚信教并热心服务教会的家庭，在整个昭通市可谓绝无仅有。”（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7页） 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云南基督教史》所载：“关于昭通传教站的建立，乃至基督教在昭通市的传播、发展，有一户人家不得不提及，这就是李国钧（入教后也称‘李约翰’、‘李岳汉’）一家七兄妹。他们是昭通城内最早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家，其七兄妹中，有三人在昭通基督教界影响最大： “长兄李国钧，入教后取圣名‘李约翰’……1898年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到武汉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毕业后返回昭通城做牧师，自诩‘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在昭通基督教界最有影响。”（摘自该书第36页） 李国钧与其五弟李国镇同是昭通第一代牧师。阿信先生所著《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证实：“1896年，昭通庠生李国镇兄弟二人，因为生病，时常到教堂求医，他们和柏格理熟悉之后，经常坐在一起辩论。柏格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让他们感到震惊。天长日久，他们从敬重柏格理的人品开始慢慢地相信了基督福音。受洗之后，柏格理给李国钧取教名‘李约翰’，给李国镇取教名‘李司提反’。 “李国钧、李国镇兄弟二人是昭通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的开始。柏格理特别优待他俩，经常给他们辅导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知识。他俩不负柏格理的厚望，努力学习。同时热心帮助柏格理办理各种教会事务，更加得到柏格理的器重。李约翰天资聪明，尤其擅长中国诗词歌赋，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二李又是昭通本地人，亲戚朋友很多，他们介绍了很多亲戚朋友来信仰基督教。柏格理就委任李国钧担任中西学堂的中文主任教员，协助柏格理夫妇认真教授学生。李司提反长于交际，笃信福音，于是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奔走传教。” 在《柏格里日记》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1898年）11月8日。……李约翰的母亲已经要他同一位农村闺女（编者注：即赵氏）订婚。而现在他又归顺了耶稣，因此决意要他未来的妻子也这样做。于是，他今天同另一人到女方家宣讲，还说一个妻子必须和丈夫走同样的路。据说，这是此地第一次一个订了婚的男子进入他的未婚妻的家。他正在承受着他家里人的许多责骂。” 又据《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记载：“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领事馆急电催促柏格理撤离昭通。1900年1月16日，柏格理启程前，专门给一位在危难时刻选择跟随主的慕道友施行入会典礼。在典礼上，李约翰做了《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的专题讲道。那时，钟焕然17岁，他亲自参加过这次受洗大会，心里极其感动。1月17日，柏格理一家人由李司提反陪同，先到昆明，经云南蒙自离境，暂住上海。他们走后，昭通教会暂由李约翰负责。”（摘自该书第63页）
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李国钧与其五弟不负柏格理所托，为发展昭通地区教会事业倾心尽力。以至于到1901年左右，“昭通市城区已有30名教友，其中就包括李氏兄妹、鄢腓力和从会泽来的钟焕然（编者注：李国钧堂妹夫）、梁福臣（编者注：又名梁发祺，李国钧之三妹李丽之夫）等，这些教友后来皆系循道公会的主要教牧人员，而且是中坚力量。”（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8页） 李国钧由于人品和人文素质都高，传教布道极受柏格理欣赏与信任。柏格理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899年）5月4日，礼拜日。晚上，李约翰以《他自己带走了我们的懦弱》为题进行宣讲，是一次认真、新鲜和优良的讲道。” 柏格理曾多次在昭通周边数县和凉山彝区传教，而李国钧都随行协助。据《柏格理日记》记载，“（1899年）4月10日，李约翰与程某到乡下集市上传教。”仅1902年10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凉山边缘地带的一次传教旅行，“李约翰秀才共宣讲87次”。
1903年，李国钧受西南教区委托，又赴四川边缘山区传教，并携带其妻赵氏（当时已怀孕在身）与长女、次女随行，路途艰难，五天后到达距昭通300余里之绥江县，就在此住下，四处传教，不久三女李冰兰出世。三年后李国钧又传教至水富，长子李学苏又出生在传教途中的富官村（现属绥江县）。 又据《会泽县基督教》一文所述，在此期间，李国钧曾随易理藩等到会泽协助建立恩泽圣堂，礼拜堂是老式，中有隔板，男女分坐。同时创建“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除文化教育外，还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准缠足等。梁发祺曾任该学校负责人。民国初年改名为兴华小学。 1904年7月12日，有四位苗民来昭通找柏格理，时在教会学校读书的钟焕然领他们与柏格理相见。四位苗民表示了他们迫切要求信教与读书的愿望。这以后接二连三地又来了许多苗民，都是同样的要求。于是同年11月，柏格理便带李约翰与王玉洁，开始了苗区的一次旅行，首先到奎香地区。他们所到之处都有许多苗民前来，晚上的礼拜多由李约翰主讲，然后是一些苗族人发言。每次宣讲效果和气氛都很好。其间适逢圣诞节，12月23日就开始了庆祝活动，设了36桌圣诞宴席。圣诞节那天，他们在苗区为苗人举行了四场礼拜，为汉人举行了三场礼拜。当晚还在小教堂里“共度美好时光，一个又一个发言，话语中明显充满着力量”。 12月26日，柏格理在日记中又详细记下了当晚由李约翰主讲的礼拜会上的情况，有九个从事巫术的苗人“全都跪下”“面向上帝，请求帮助”，“此情此景，不同于我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事物。所有的人都万分激动，真是精彩无比。”（摘自《柏格理日记》1904年12月26日） 1905年春，柏格理又带李国镇等五人去贵州威宁石门坎筹建教堂与学校。开始教师不足，李国钧也多次去石门坎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光复中华”之意改名为“光华小学）任教和培训苗族教师与传道人员。 《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有一段话写道：“（1905年）5月，传教士们分头出去，请四面八方的苗人来读书信教。李司提反负责给苗族青年男女教书讲道，李约翰负责教小孩读书识字，王道元于百忙之中回了趟家，带来他7岁的大儿子来石门坎读书。……孩子的名字是柏格理去王家时给取的，叫王明。李约翰老师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给他改学名为王明基。”（摘自该书第126页，编者按：王明基后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 李国钧等有时还冒险陪同柏格理深入苗、彝土司地主家中，为减免当地贫穷苗民的贡赋地租，与土司地主交涉抗争，多成功而返，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举深为当地苗民称颂，柏格理被视为“苗族救星”，随行汉族传教人员也受到当地苗民的称赞。 根据《云南基督教史》第36页所载，1912年，昭通教会在县城开办有美会女子学校的同时，又在昭通东城区创办男校，不久改名为宣道中学，学制三年，附设宣道小学。“李国钧负责主持至1927年”。1935年奉省教育厅之命，宣道中学更名为私立明诚中学。此时，“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不再主持学校事务，则仍在明诚中学兼任教师。明诚中学校歌歌词便是李国钧所作，歌词如下：“明以通事理，诚以束身心，体魄健而强，事竟成。以此完国策，以此建文明，教学敬奉信仰，心中神；无种族之别，无中外之分，立学求根基，做主人。明诚精神首在服务人群，坚毅不拔勇往向前奔。担负责任，开辟光明途径，始终如一，悬为座右铭。” 据《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所记，昭通教会所办学校“除培养牧师、传教士外，也培养了教育及医务人才，至华西大学、协和大学攻读，本教区先后有李国光、杨正隆、王肇勋、王培恩、王嘉恩、唐富泽、梁绍仁、梁绍义、梁绍礼、王传福、何鸣歧、李学苏、王传恩、王传美、彝族陆堂珍、陆堂恩、聂光廷、苗族吴性纯、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等二十余人。”（摘自该书《昭通基督教简介》第215页） 据编者所知，由昭通教会选送出国或出省深造的人才远不止这些，仅李氏家族中就还遗漏数人：李多迦（女）赴英国留学；李学祥华西大学毕业，获纽约大学牙医学博士；李学法（女）华西大学毕业，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证书，是昭通的第一个女博士；李学应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李学敏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曾庆亚华西医科大学毕业，……。 李国钧除负责昭通教会工作外，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为培育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14年，“苗家人公推李约翰撰写苗族《溯源碑》（附录一），刻碑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碑文文字优美，用简要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对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做了简要的比较，记述了苗族人信仰福音的历史。这是苗族用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创举。”（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200页）(图7、8)
1915年，柏格理为护理已患伤寒的学生而身受感染，在石门坎不幸去世。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众，莫不尊之为父。”人们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个俯视石门坎的小山坡上。应当地苗民之请，李国钧又以中文撰写了《柏格理墓志铭》（附录二），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柏格理为造福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 这两碑与用苗文篆刻的《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亦称《苗文溯源碑》）在“文革”中与柏格理墓和高志华牧师墓都遭到彻底破坏，原已荡然无存。令人伤痛的是带领“红卫兵”砸碑毁墓的竟然曾经是在光华小学基础上改建的新学校的一位“校长”！“文革”后当地政府又重新修建碑墓，依然立于石门坎原址，永志一段值得怀念珍惜的历史。所幸碑文早在有关史籍中得以保存流传，迄今仍是研究苗族历史、民族教育发展史和基督教在云南传教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1915年柏格理去世后，由易理藩继任西南教区区长。易理藩又带领李国钧、李国镇、梁发祺等牧师，一道去昆明筹建宣教点，在昆明金碧路建锡安圣堂（至今仍在），传布福音。同时，由英籍传教士苏穆才赞助，李国钧在昆办好手续，让次女李冰如、三女李冰兰与其他信徒绕道越南由海路至上海再赴南京黑德女中、汇文女中和神学院读书。(图10) 在李国钧负责昭通教会期间，爆发了抗日战争。昭通基督教会也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云南基督教史》第103页有明确的叙述与评价：“在滇东北的重镇昭通，教会的活动已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融为一体，从另一角度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声援抗日救亡活动，教会的活动开始演变成一种突出的社会力量。”“就连地处荒僻的农村山寨石门坎，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 又据《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李鉴清先生撰写的《昭通基督教简介》所载，李国钧“热烈支持”青年教友们创办了抗日救亡油印本刊物《微声》，并经常为它写稿，笔名“丘八”，“出刊后获得知识界及社会知情者的赞赏。”（摘自该文第213页）“丘八”者，兵也，李国钧表示了自己的爱国志向，也愿当一名以文章为武器的抗日战士。 民国初期，李国钧还以“郡绅”身份，参予编纂《民国昭通县志稿》。 1943年后，李国钧任昭通循道公会主任牧师，明诚中学、福滇医院学校的语文教师。 据梁发祺之子梁绍全回忆，1940年以前李国钧担任昭通循道公会联区长，而1940年至1944年则由梁发祺继任。
（编者注：关于李国钧在教会任职一事，在有关史籍中尚未查到统一明确的说法，“主任牧师”的称谓，《云南基督教史》中早在1934年前即有，多指XX教堂主任牧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是主任牧师还是联区长，《云南基督教史》明确地说：1927年之后，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 李国钧还救助收养了孤儿马惠仁、马福兴、刘道角等多人。关于收养马惠仁、马复兴兄弟之事，颇有可誉之处。一年，李国钧任明诚中学教师之时，昭通城郊某地，马姓家族中有人与二马之父发生财产纠纷，将二马的父母砍杀后投下山岩，又扬言要“斩草除根”，加害二马兄弟。李国钧闻知后，立即派明诚中学学生杨永新、唐碧旋去救出马惠仁与马复兴兄弟二人，自己收留扶养，如同自己儿女一般。有一刘姓友人无子，向李国钧表示希望领一孤儿之意。李国钧说道：“你若能像我一样善待之，便可领一人回去。”刘姓友人答应，便领走马惠仁（后病故）。李国钧留下马复兴，一直将他培养成人成才，后去台湾，马家现住台中县。马复兴1994年病故，其妻马许秀英与儿子马腾骐如今已有三代，一家二十余人。自从两岸关系正常化以来，马复兴与其子均与李国钧后人保持着亲密关系，逢年过节均发函给国钧公之五女李学敏等问候请安。编者有幸亲阅数封来信，亲情跃然纸上，深切感人。 总之，李国钧不愧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被公认为“世界五大使徒”的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他怀慈爱之心，以宣教传布爱心，以教书点燃光明之火……，一言蔽之，李国钧以真善美终其一生，不仅在当时遐迩闻名，即使在后人的相关著作中也彪炳史册，流芳于世。 2010年8月，编者重返故里寻访旧日遗址和先祖事迹时，常向相关老人打听一些情况，只要提到李约翰、李牧师、李耶稣、李多迦，无人不知。当我们自我介绍是李国钧的亲孙女之后，都受到热情接待。在一次家访后，一位九旬老人不顾我们再三劝阻，仍拄拐杖送我们出门，一直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我们感动流泪，回首拍下老人照片，记下了这一动人的时刻。(图11) 还有两位出自石门坎学校的苗族老学者陶绍虎、朱艾光闻知我们是李国钧、李国镇的后代，亲自登门致意，讲述了他们父辈在石门坎学校与李国钧、李国镇的交往与情谊，并给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一切都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先祖们的仁德博爱之光与热至今尚在，真是活在人心便永生。我后辈幸甚！ 但是，在“传教”一概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中外传教士非“敌特”“间谍”便是“帮凶”“走狗”的极左年代，李国钧辈只能是命运多舛，难有善终。1950年4月，李国钧突然被捕，不久便瘐死狱中，遗体由亲属领回，按基督教仪式入殓出殡。出殡当天，闻讯后自发赶来跪拜送葬者长达一公里多。遗憾而又无奈的是国钧公的后代至今仍不知道他究竟有何“罪”！ （编者按：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石茂明先生根据实地调查写了《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对华“文化侵略”的反思》一文，以翔实的资料，充分证明了柏格理等外籍传教人员在滇、川、黔一带四十余年的传教等实践活动，并不带政治、军事目的，没有非法之举与“侵略”之嫌，而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编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各族传教人员虽多，但“文革”后几乎都全部平反，落实了相应的政策。现将石文有关部分摘录于此书之后，望我后辈切勿因先祖与外籍传教人员过从甚密而负咎。）
李国钧享年81岁。 李国钧也曾写有日志之类，因多次被抄家，早已片纸无存，实为遗憾。 本书在讲述其弟李国镇时将引用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先生对柏格理的评价来告慰活在天国的李国钧公：是非功过后人自有公论！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爷爷！ 李国钧原配赵氏（无墓碑，生卒生不详）与继室王庭珍(又名王白立，1892年7月20日—1956年10月20日)，共育有八男六女。其中，赵氏生有长女庚如、次女冰如、三女冰兰、长子学苏、四女冰芳；王氏生有次子学炘、三子学佩、四子学冕、五子学镕、六子学孚(早逝)、七子学航、八子学忠、五女学敏、六女留英(夭折)。 赵、王二位先祖使国钧公一房后代枝繁叶茂，人才辈出，功莫大焉。(图12) 她们都是上帝基督的仆人，是勤劳善良的妇女，是丈夫的贤内助，是子女的好母亲；她们一生的付出并不比丈夫少，她们一生的贡献可与丈夫媲美。赵氏随夫四处传道，较早死于不治之症，而王氏则在1951年的“土改”中“代夫受过”，所受迫害与痛苦难以言表，身心倍受摧残，于1956年便不幸过早离世，享年六十三岁。 关于“土改”中李国钧与王氏被划为地主一事，编者于2010年8月初曾去昭通向几位长辈询问此事。被访者所言基本一致，简况如下：李国钧系长房长子，拥有十数亩祖传土地，多由亲戚和同里之人耕种。而且以四六分，大头归佃户，且家中并无专人收租，交多少均由佃户自便，家人从不与佃户计较。遇有自然灾害，李国钧不仅主动减免，还常以金钱或实物救济有困难的佃户。故在佃户中名声甚好。 “土改”时李国钧已故。为挖“浮财”，在当地很难点燃起“阶级仇恨”的烈火，于是便将王氏及其13岁的八子李学忠押到异地（一个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斗争。当地人不明真相，将王氏脱去布鞋，用两人架着双臂，拖着王氏用小脚在刚翻犁过的地里奔跑。又殴伤八子李学忠（至今仍留有脑疾）。斗争后又将她母子关押了四十余天。抄家多次，掘地三尺，始终未获分文。如今，李氏后人说：“浮财”是有的，可李国钧早用它做了善事了，自己始终未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财主”。 五，开灿公五子李国镇，1880年前后生，卒于1924年前后（具体时间说法不一）。 据《云南基督教史》所载，l896年李国镇与其兄一起加入基督教，柏格理为李国镇取教名“李司提反”，又称“李武（五）先生”，毕业于华西大学。返回后，由于“李司提反长于交际，笃信福音，于是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奔走传教。”（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57页） “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领事馆急电催促柏格理撤离昭通，……1月17日，柏格理一家人由李司提反陪同，先到昆明，经云南蒙自离境，暂住上海。他们走后，昭通教会暂由李约翰负责。”（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 1905年春，柏格理应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苗族民众邀请，决定从昭通带汉族知识分子李国镇、钟焕然（李国镇之堂妹夫）、王玉洁、傅正中、刘申五以及精通苗语的苗族信徒杨雅各等人到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学校。李国镇因精通英语而担任柏格理的翻译，随其左右，巡回交涉，协助传教与处理各项事务。 《云南基督教史》第43页作如下记述： “1905年春，柏格理率王玉洁、傅正中、李司提反和钟焕然等人，……从昭通前往石门坎建堂设校。石门坎教堂和学校建成后，成为滇、黔、川边界苗族信教的中心。”
在《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有以下记载： “5月，传教士们分头出去，请四面八方的苗族来石门坎读书信教。李司提反负责给苗族青年男女教书讲道。李约翰负责教小孩读书识字。” “6月，柏格理和李司提反把家搬进还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教堂。他们拥有了一间特殊的卧室：把几块木板架在靠近屋顶的两根横梁上。每天夜里，柏格理沿着梯子爬到他的床上。小教堂的上部围墙还没有修好，四面通风。天晴的时候真令人惬意，躺在那里就能看满天星斗。一旦下雨，就别提有多狼狈。草盖的房顶，满屋漏雨。柏格理记不清有多少次和李司提反夜半起来，抱着已经淋湿的被褥，下到地上，萎缩在床板下面，看是否能找到一块没有被淋湿的地方。” “柏格理心里对和他一起工作的汉族传教士充满了感激。……如果没有当地传教士的帮助，许多工作永远无法开展。正是这个原因，柏格理特别安排李司提反负责对所有参加洗礼的候选人进行初选。只有经李司提反确认是耶稣真实信徒的人，才能进入教堂。”《苗族救星·感恩节》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苗族救星》中还有一段柏格理和李司提反为减轻苗民的负担与破除陈规陋习，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中的土司护院，“与土司数度交涉……他们得到了最后胜利。”接着他们又用“新颖奇特”的方式（柏格理吹笛子、李司提反拉胡琴）集合大众，“乘机布道”。“此时苗民自动立定主义，从今戒酒，追求清洁”。传布福音的效果甚好。（摘自该书第60—61页） 李国镇在石门坎最大的贡献是协助柏格理等创制苗文。 “起先有一位汉族先生，名叫李司提反，帮助柏牧师著了许多合于苗民用的诗歌——用诗歌将《圣经》（从《创世纪》至《福音书》）的大旨，作简单的说明——但可惜都是用的汉文。”（摘自《苗族救星》第54页）虽有一定效果，但局限仍大。于是柏格理等便想另创拼音文字。 “柏格理在石门坎期间，依靠苗族传道员张约翰、杨雅各和汉族传道员李司提反等人，……用拼音方式创制出一套苗文，译出了《圣经》和《赞美诗》。……这套苗文便在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使用起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44页） 在《石门坎的故事·四：创立苗文》一文中，对此作了更多的记述： “1905年，柏格里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司提反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等，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坡拉字母’。……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此种文字后来流行极广）。对此，不论解放前后的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版论文集《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一书，收集数十篇文章，其中多提及李国镇与其兄李国钧的事迹以及对他们的评价，摘录数段于下： “李国钧、李国镇弟兄二人是昭通知识界首先信仰基督教。他们有的是借此向柏格理学习英语，数理化，柏格理也乘此向他们学习汉语汉文。柏格理结交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在苗族地区建堂办学的得力助手。” “扩建分堂急需的传道人员，便从昭通请来王鸿基、李国清（钧）二先生来石门坎帮助训练。” “柏格理只得带领汉族老师李司提反和苗族传道士王道源、杨雅国（各）到苗族地区向彝族地主交涉索要兴建教堂地基，以满足信教者需要。地基选中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学文化，……读汉语文书比什么都困难。幸有制苗文，有苗文读汉字减轻困难。从此苗族算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教人越来越多，石门坎教堂容不下，又向四面八方苗族地区发展教堂。” “从昭通聘请到石门坎光华小学任教的汉族教师，首先是李司提反(李五先生)、钟焕然、王玉洁、夏士元，随后又有郭明道、傅章正、马才富(回)、胡开英(女)、刘映三、张中普、李四先生(李司提反之哥--原作者注)，刘四(刘映三之弟)，杨正隆、王开阳(王四先生)、侯锦堂等。” “石门坎建会第二年，在彝良县首次在咪咡沟创建教堂和学校的是李司提反和教职人员王道元等人，在此坚持建堂和办学方面的繁重工作”，“至此彝良苗族破天荒有了读书的学校，咪咡沟就成了彝良苗族的文化圣地，普雄和附近村寨也受到了福音的眷顾。”（摘自《彝良基督教百年简史》） “一九一三年后，有了苗族教师、布道员，汉族老师大多数返回昭通，仅留下钟焕然、李司提反、刘映三。一九一一年，昭通建立了宣道中学，苗族小学毕业生不再往远地输送了。成绩好的就送往昭通就读。”（摘自文集中的《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梗概》） “四、为苗族排忧解难的汉族教师 汉族教师为拯救苗族人民，在清末，随教会到石门坎偏僻山区，和苗族人民过着艰苦生活。昭通到石门坎交通梗阻，道路崎岖，途中时有盗匪出没抢劫，他们为苗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荒破草，不顾生命安危而奔波贡献力量。为了发动苗族人民子弟入学宣传工作，不辞劳累，日夜出入于每个苗族村寨。协助创办学校，苦口婆心教育苗族子弟识字，让苗族人民摆脱历史上形成的不识字当奴隶做牛马的痛苦。使苗族人民走上文化康庄大道，以他们的行动填平了历史上苗、汉民族间的鸿沟。他们在为苗族受阶级压迫、剥削痛苦写书告状，甚至亲自跑到昭通、威宁官府面前陈述，请求申张正义解决苗族受压迫问题。因此有人把汉族老师说成是帝国主义走狗，爪牙。可是他们不顾一切讥讽、诬蔑，照样为苗族真心诚意排忧解难。迄今苗族人民念念不忘。最突出的是刘映三、钟焕然、李司提反三位老师： (1)刘映三（略） (2)钟焕然（略） （编者注：钟焕然之妻李国媛（1884—？）乃为李国钧、李国镇之堂妹，是二李之二叔父李开文公之长女。李国媛有一妹李国淑，书中称“小九九”（1892—1976），其夫杨正兴也是基督徒，华中协和神学院毕业，曾为昭通明诚中学教务主任、校长。亦是二李之堂妹夫。在柏格理所著《中国历险记》第七章“营救勇敢的姑娘”中所说的那个姑娘就是“小存妹儿”(即国媛)，讲述了“小存妹儿”与其妹“小九九”的经历与信教过程，还特别详细记载了李国媛与父母抗婚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先躲进开灿公家后到柏格理家，最后开文公夫妇不得不同意她嫁给基督徒钟焕然。另，此节中还提到了开灿公的三个女儿，即北蒂、李丽、多迦。） (3)李司提反老师：李司提反和钟焕然同时来石门坎创立光华学校。为开辟石门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他为了扶持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配合苗族杨雅国（各）老师等呕心沥血，日夜苦思创建苗文，排除苗族学习汉语文的困难，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教学工作。他对苗族语言运用自如，同苗族群众打成一片。在苗族群众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声望。可惜他去昆明返回昭通途中失踪，无法查询。时为一九一七年。 “综上所述，苗族群众感慨地说：‘在落后的石门坎苗族地区，如果没有汉族老师来为苗族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出力流汗，不知还要落后几世纪。有了汉族老师来了，落后的苗族才有文化，才真正站起来。应当歌颂赞美汉族老师。’又说：‘苗族有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汉族老师，而不是外国牧师。这是最公道的了。’”（摘自文集中的《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梗概》）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因看护患病学生身受感染而不幸去世。同时，由于新培养出来的苗族传教士与教师逐年增加，李国镇等汉族传教士与教师便陆续离开了石门坎。1916年8月10日，以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名义篆刻的苗文《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亦称《苗文溯源碑》）中记载了柏格理及其助手李国镇（李司提反）等人的事迹，摘录部分译文如下： “柏格理带了汉族老师李斯（司）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阁（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 “但是我们苗族4000年来没有见过文字，学汉文非常困难，幸得柏格理同李司提反和苗族老人张约翰，创造了苗文给我们学。从此，我们苗族有了文字。” “我们有书读，我们还有好名声，精神愉快，心灵纯洁，战胜了黑暗，从此我们要经常唱，心里永远记着。” 不仅当时的苗族信徒和学生感激他们，就是中外相关的后人谈起柏格理等在昭通、威宁、大关、绥江、永善等地传教办学行医等事，也无不称赞。英国传教士张道惠之子张绍乔、张继乔在《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一文中写道： “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他们走遍群山，勇敢无畏地宣讲福音，……到各地村寨建立学校和礼拜堂，……多年以来危险总是伴随在他们身边。……若没有这些人，传教士所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而柏格理本人在《苗族纪实》一书中也坦然地称赞李国镇的“特别的才干”，他写道：“李斯提反先生在这件事上(创苗文)以他特别的才干帮了我的忙，最后我们达到了创制一种文字系统的目的，到目前为止一直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工作中。” 对柏格理与李国镇等人在石门坎的作为，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先生在一次干部会上说道： “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现了两个苗族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100名。 “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摘自2005年1月14日《威宁新闻报》） 由央视一套《见证·发现之旅》栏目组拍摄，反映英国宣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的电视专题片《在天那边》，共三集，每集30分钟，于2008年4月16日至18日晚0:10分在CCTV-1每晚播出一集。影片主题与胡锦涛先生所言相同。 这个评价是公道的，胡锦涛先生和电影《在天那边》虽只提及柏格理一人，难道可以说这一评价与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李国钧、李国镇等毫无关系么？ 前面引用英国人张绍乔、张继乔所说：“汉族同事（编者注：讲话中指明有李国钧、李国镇）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若没有这些人，传教士所能做的工作十分有限。”这个评价也是很客观公正的。 我们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两位李氏先祖是民族的精英人物，基督的虔诚信徒，苗族同胞的真正朋友，他们的一生大有作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我们李氏家族的荣耀！” “1919年，李国镇受命随昭通圣道公会英国牧师何永学到昆明市开辟新的教区，据张现洲牧师的文章称，何、李两人在昆明因受其他教派的排挤，无法立足，‘是年年底，李司提反返回昭通，仅行至嵩明附近即告失踪’。而张坦的著作则说李国镇死于1919年。我们查阅《中华基督教年鉴》第6卷（1921年）、第7卷（1924年）附录中，均有李国镇牧师驻昆明市云津市场的记载，只是从第8卷（1927年）起就没有了。据多种资料记载，1919年，何、李二人返回昭通后，1920年，昭通教会再次派人到昆明，在云津市场租得房屋，在金碧路建造了锡安圣堂，开始在昆明建立传教区。从《中华基督教年鉴》附录的记载，可以断定李国镇在昆明至少驻有四年，也许是1924年返回时失踪或死去。” （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7页） 又据该书《附录一 云南基督教大事记》所载：“民国八年（1919年）……圣道公会西南教区英籍传教士何永学和中国传教士李司提反（昭通人）从昭通来昆传教，遭内地会、圣公会、五旬节会等教派抵制。昭通教区于是又派英籍传教士易理藩、邰慕廉、中国传道人李约翰、梁发祺等人进入昆明。”“1922年金碧路‘锡安圣堂’正式开工修建。”“1925年建成。” 由以上材料可见，李国镇确实留在昆明数年，参与了锡安圣堂的修建。这是他最后为教会所作的工作。 李国镇“失踪”后四十天都没有新的信息，教会的人都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途中被人抢劫与谋杀了。于是举行了丧礼，当时是由邰慕廉先生主持，祭祀“我们这位崇高的传教士”。张道惠牧士指着李司提反的照片说道：“这是一张处于巅峰状态时的李司提反的照片，引起了我们对他的热爱与记忆。……他是一位最有能力的布道员，对于福音真理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善于运用说服力与力量表达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位楷模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是一个汉人，对于基督徒的男子而言，他是一名光辉的榜样。他留下了妻子与五个孩子。由于他的离世，传教社团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追随者、最优秀的布道员和教会知名人士。”(摘自《西南传教士档案揭密》第243-244页) 锡安圣堂现仍矗立在昆明繁华地段金碧路上，熠熠生辉，日渐兴盛！ 综合以上所述，李国镇短暂的一生，除宗教活动外，主要是协助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而做的教育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评价除胡锦涛先生说的以外，当代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胡绍华教授在《在未知的中国》一书序言中写道：“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毗邻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功创举。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上万名各族群众就地接受了规模的初等教育，为苗族、彝族、汉族培养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等经验尤值得借鉴。”（摘自该书第4页） 如今，有谁还知道我们的五爷爷李国镇，在乌蒙山中留下了多少足迹？！在这“创举”中流下了多少血汗？！ 国镇公是我们后辈心中可敬可爱的人！ 李国镇妻王佳珍（生年不详，卒于1974年）也是基督教徒、著名的传教士，一生从事教会与教育工作。她出身于昭通城内也是最早信仰基督教的王氏家族，其弟王肇勋（即王开基）毕业于华西大学，1925年后历任福滇医院院长。王佳珍在其夫失踪或死亡后仍继续传教。老年随子女生活，安度晚年。 四，开灿公四女李多迦（1886年—1982年11月18日），关于读书与放足的事，在叙述其二姐李北蒂时已有介绍，此处从略。李多迦的生平，《云南基督教史》第37页记载如下：“七妹李多迦，生于1886年，因家庭的氛围，自幼即随众兄长认字读书并接受基督教信仰。据传柏格理1892年返昭通后，李多迦便随柏格理学习英语，而伯格理则向她学习汉语。1907年，有美会英籍女教士苏穆才到昭通，与李多迦相处日渐亲密。1912年，苏穆才任昭通有美会女校校长，便请李多迦做其副手，担任副校长。1921年，通过英籍女教士苏穆才的密切关系，李多迦到英国留学。1926年回国后，终生服务于昭通的教会，而且终生未婚未育，1982年在昭通去世。” 该书262页又写道：“1912年由有美会（循道公会早期名称之一）在昭通城内设立（昭通有美会女学校）。由该会英籍女教士苏穆才任校长，昭通教会负责人、本地牧师李约翰之妹李多迦任副校长。课程设置有读《女儿经》之类，《圣经》文化识字穿插其中，也教一些编织、刺绣等女工。随着社会上反封建意识的增强，妇女投身社会的人数逐年增多，1922年，李多迦又赴英国留学，不久，该校停办。”1926年，李多迦回国后又重新开办起来。据昭通地方志记载，该校一直办到1951年，办学近40年，培养学生2000多人。 据李鉴清先生文章《昭通基督教简介》称：有美会女学校的创办是“昭通女子获得平等受新教育的开始，对反封建作出一定的贡献。” 由于李多迦无直系后人，此处的简介除摘引有关著作外，均为几位亲人的追忆，编者选其共同者用之。 李多迦从小就敢于向封建迷信挑战，她家四姊妹大都缠过脚，只有她执着反叛，基本没缠过脚。李多迦年轻时，一次，她从放在地上的马驮跨过去，就被马帮伙头认为大不吉利，和她大吵，要李多迦支付整个马帮一天的生活费用。李多迦不信邪，说：“你这些马驮放在街上，挡住了我的去路，哪有不准跨过马驮的道理，我就偏偏要跨。”就这样，她又来回跨了数次。那些本来很厉害的马帮，遇到比他们更倔强的李多迦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只身到英国去找苏教士，又在英国学医，堪称敢闯、敢拼的女中豪杰。回国后，她与苏穆才一直住在一起，情同姐妹，她协助苏穆才从事教会与教育工作，直到1951年苏穆才被迫离境。 李多迦在英国学的是妇幼儿科，回昭后主要从事女校教育工作，同时也为人施行新法接生。经她接生的产妇和救治的婴幼儿不计其数。时有受惠者登门致谢之事。 李多迦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常买《新华日报》看，卖报人还以为她是共产党人。据说昭通解放后她曾参加过政协会议，算是开明绅士。 李多迦在昭通闹荒年的时候，曾收养了王正清、陈家光、范家明等孤儿，都把他们抚养成人。她退休后，在昭通大局街曾开过一间“保赤医馆”，专门给贫穷人、乞丐免费治病。 1947年时，李多迦与苏穆才同住福滇医院后院住宅，一天深夜，四盗贼破门抢劫，李多迦力图阻拦，被匪徒用刀砍伤，血流如注，昏倒于血泊中。匪徒抢劫后逃走。她被及时抢救，幸免于死。不久劫匪落网，警察局与法院请李多迦指认主凶，以便处决。但她却用基督的爱心感化了主凶，李多迦见其悔罪意诚，便假说他并非主凶，终使主凶免受极刑。
1957年前后，李多迦申请出国看望她的女友苏穆才，由于侄儿王成恩（王福臣牧师之子）的帮忙，总算获得批准。到了香港，却受到香港英国当局的刁难，问她：“中国共产党好不好？”李多迦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对方又问：“毛泽东好不好？”李多迦又不假思索地说：“好！”对方接着又问：“你到底是爱你的国家，还是爱你的朋友？”李多迦毅然回答：“我既爱我的国家，也爱我的朋友。”对方最后结论就是：“你要是爱你的国家，就不能踏上英国的土地！”她被拒绝签证。于是只好放弃到英国探访挚友的宿愿，回到了广州，与其姐李丽四处探亲，1958年回昭通。 李多迦一生未婚，精通英语，专修医学，尤娴儿科，医术精湛，致力于救死扶伤。曾两次到英国、香港讲学。以讲学所得报酬，与英籍传教士苏穆才共同创办“有美会女子学校”，捐资办学二十余载，开风气，育人才，普及文化，传布教义，造福大众。她生性温柔善良、和霭可亲、纯朴正直、见义勇为、舍己为人。 １９６０年，国家横遭人祸，民不聊生。李多迦途遇饥饿者常施以粮票，并求主保佑。加之李多迦与苏穆才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信中无意提到一些国内灾情，结果因“煽动群众不满”、“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之罪，和三姐李丽一道被捕。一年后，李丽被无罪释放。而李多迦却被判处五年徒刑。李多迦不服，向高院申诉，结果被驳回，维持原判。刑期自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１日至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０日止。 由于李多迦素以博爱为本，生性和善，据说在昭通簸箕湾监狱服刑时专门养鸡，同监犯人与管教人员对她都很好。1965年刑满后，劳改部门已同意释放她回家，并与亲人联系。但那时“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整个社会杀气腾腾，亲人怕受牵连，不敢去接养。直到１９７８年４月“文革”结束，才由侄儿李学航夫妇接回家奉养。因此，李多迦又多“留队”１３年。1982年终因长年磨难，身心交瘁而病逝，享年九十六岁。 据说，１９８０年的圣诞节，由李多迦的学生田应章和王、陈牧师等出面组织，昭通市委统战部正副部长和众亲友参加，与李多迦共做礼拜，欢度圣诞。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平反”，似可聊慰李多迦的在天之灵！
2010年8月，编者去李多迦旧宅探访，房屋已破烂不堪，数十年前为其守园护屋的李阳华老人早已作古，老伴年愈九旬，与其子仍住老屋傍。谈及李多迦，老人深情依旧，眼角竟流下晶莹的泪，为好人的不幸，她只能无声地扼腕叹息。 我们也在心里为小姥姥默默祈祷：您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必有达人--昭通李氏开灿公及其后代史略》，到此暂告一个段落。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会发展，社会要进步，李氏家族必将更加兴旺发达。新的“达人”也必将遍及国内外，而且一代胜过一代。 附件一： 《溯源碑》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芝圃于莽中，五百劫始为说法。则亦无有乎尔，然而岂谓是哉！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莠骄骄，慨草田之无佃；恒花溪勃勃，惕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还来旧雨，沾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溷而复起，苗则槁而复兴。始亚当克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他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释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真亚伯拉罕之孙子；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霏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凡以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伫见户诵家诠，子妇解颂扬之谱。文章机杼，持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鴃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弹皈依。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岩星满岩，敬勒贵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特修纪念，赞以粹言。 赞曰： 附件二： 柏格理墓志铭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懔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堕者起而懦夫兴，恶胆寒而悲心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瘴雨蛮烟，察会荒冷之区，靡费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若尽知名。先生和气迎人，即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若弗忍去诸怀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加无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频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颊，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也，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斥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殷，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嬖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切）。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疾长眠，就山窀穸。今年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开辟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附件三： 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对华“文化侵略”的反思（摘录） ——对基督教循道公会在长江上游苗彝民族聚居区宗教文化传播的社会分析 石茂明 本世纪初，一位英国基督教圣道公会的传教士从云南省昭通来到石门坎，象许多西方传教士一样，他在当地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和医院，为(滇东北方言——原编者注)苗族人民创制文字，由于他本人及其后继者四十余年的实践，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迁，民众的文化思想、受教育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等有了切实的改善，虽然社区内也发生一些冲突，他们也都一一妥善化解，没有出现较大的反抗斗争和社会动乱，根据已有历史材料，他们没有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国统一的活动，没有干涉中国革命、挑起中国内战的活动，没有参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没有发现该教会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谋士和间谍的情况，他们虽然也有土地租佃，但是其地租远轻于当地地主或农奴主所收的地租，我们所见只是他们的宗教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最多可以挑出的不是，只有他们曾经对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审判和处理不公的事件予以申诉并力求改弦，把他们遇到的一些社会矛盾提交地方政府解决，以及传教活动造成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隔阂。 （此文发表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本文史料翔实，持论客观公允，值得一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