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辛顿信托基金

当读者们跟随着柏格理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华西传教事业的时候，就会慢慢地发现各个小传教团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要继续推动基督教事业的发展，满足非基督教民族日益增长的需求，则必然要所有的传教团体都联合起来。云南和贵州的传教局面发展之迅速，远非中华内地会或循道公会所能够单独掌控。传教士的工作量之大，也远远超出了最早来云南传教的开拓者们的想象。柏格理敏锐地认识到宣讲福音仅仅只是多功能传教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且有效的教育体系为启蒙基督思想服务，并培养布道员和老师，那么，基督教将在日益觉醒的中国失去其重要意义并会相对来说变得无足轻重。

柏格理于1905年获悉，“阿辛顿对传教事业的遗赠”——13万英镑被“指定”用于支持面向山地民族的宣教工作和那些还没有将福音书翻译成本民族语言的人们。阿辛顿先生，一位利兹的市民，把财富捐给了吸引自己的不同寻常的传教事业。柏格理意识到或许他将有希望为苗族争取阿辛顿基金的赞助。他先写了封信给基金的托管人之一S.索夏尔先生，向他讲述了苗族的皈依运动。于是便有了阿辛顿基金秘书爱德华·利特尔先生与圣经基督教传教团秘书查尔斯·斯特德福特牧师之间的通信。1906年8月23日，基金的托管人会议通过了下列决定：“第八点——关于卫理公会圣经基督教教会驻云南传教团的宣教事宜，我们已经阅读过其代表C.斯特德福特牧师的几封来信。如果他们能够安排妥当并得到全体托管人的同意，工作人员将负责在连续5年的时间内每年拨付250英镑，以资助卫理公会圣经基督教教会派遣一名新的传教士到该地区，除协助必要的传教工作之外，在掌握了足够的相关知识的前提下，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把《圣经》翻译成当地文字的工作中。”

再后来的通信使阿辛顿基金的各位托管人确信，鉴于柏格理非同一般的优秀品质，他必将成为在土著部落中最出色的传教士。1908年休假期间，柏格理给利特尔先生写信说，“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像资助苗族那样来帮助我们在诺苏当中开展工作？……我们一直渴望能从苗族皈依者当中选出一百个人把他们培养成本土传教士。我们已经创办了一些走读学校，用以培养本土传教士的候选人。当我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候，上帝的安排，于1909年，我希望能够建立一所培训学校，或许更确切地说是传教士候选人的安置区。我们希望能够在学校的周围修建一些干净的小宿舍，这样学生们和他们的妻子住在这里就可以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此外还需要清洁设施和适当的卫生设备。如果无人赠送需要购买土地的话，其费用约在100英镑。建筑物的费用在500至700英镑之间……

“苗族没有医院或护理院，医生过来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看病发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卧室被当作诊室，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这里看病开药方。如果基金的托管人同意，行爱心与仁慈之义举，提供500或600英镑，就足以为他们修建一座小医院或护理院。”

阿辛顿基金托管人对上述诉求的回复是，将提供另外一笔连续5年每年250英镑的经费，用于指派一位传教士专门负责面向诺苏的传教工作。请求资助修建培训学校的项目待议。柏格理在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传教工作的实际需求，深深地感动了托管人主席约翰·汤先生，他指出当前的主要目标是首先为400个村庄约两万人提供老师、布道员、和牧师，还有第二点，培养本土传教士，向尚未皈依的异教同胞传播福音。

“在每一个寨子里，”他写道，“如果有基督徒的话，我们将安排一两位男子，经过教会的培训后，在自己的寨子里发展信徒并指导晚上的礼拜，他们可以找一个单独的去处专门做礼拜用，也可以在每户人家里轮流进行。同时他们也参加农事生产以自理。将几个邻近的村寨组成一个小片区，我们希望能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布道员，或者是牧师兼教师，在每个周末对孩子或成人进行初级教学工作，并主持星期日的礼拜式，诸如此类的传教工作主要由本土牧师负责。这些人（学生）主要来自于在现存的初级传教学校。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派遣25名至30名学生，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逐步增加人数。课程：普通的科目如算术、地理、科学常识，这些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生存环境；圣经、神学、教会简史；如何教学、布道、组织教会工作；传教方式等。当然了，课程一定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并要求使用两种语言教学——苗语和汉语。”

1909年7月5日，阿辛顿基金的托管人决定为相关项目提供五百英镑。这份珍贵的礼物让柏格理大喜过望。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上一章的结尾处，柏格理完成了为期40天的巡视考察。两种不同的传教政策再次发生严重冲突。主张把传教重点放在汉族人身上的传教士建议重新开启昆明的传教点，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人员安排和财力投入，要重启昆明的传教点不是没有可能，不过眼下的时机却还不够成熟。柏格理认为同事们这样做是害怕石门坎成为整个传教团的实际中心。1911年6月召开的区域专题会议让柏格理十分恼怒，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工作。比如削减石门坎的建筑经费，把阿辛顿基金资助的部分费用转而投入到各个寨子里的学校去，并从这些学校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培训机构深造。虽然对其发展计划的修改令柏格理非常生气，但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自己的负面情绪对工作产生丝毫影响。显而易见，通过数年的努力，柏格理在其特殊使命中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所以他希望——自然而然地而并非不合理——能够全权主持自己在山里部落中的工作。1911年夏至的时候柏格理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节庆活动，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人山人海，男孩们操练得相当的棒。我猜昭通的汉人会睁大了眼睛看我们的苗族男孩操练。他们穿着带红色花边的深蓝色校服，相当的好看。在左肩下方的衣袖上有一个红色马耳他十字形状——象征着苗族传统花衣服上的十字图案。我们有两面大校旗，孩子们的队列操练真的是太棒了。大约有八十名男生有校服，其他的四五十人则没有。孩子们出布料钱，裁缝的费用由我来负责。从长海子来了约二十个学生，他们的队列操练也很棒。他们的操练方式不同，但动作都一样的灵敏迅速。还有从卯考（今威宁县龙街镇银桥村）来的学生，这些男孩的苗族老师都是从石门坎学校出去的，他们教得非常好。”

从柏格理的另外一则记录中我们了解到：“11点圣餐开始。这真是一场高原旷野中的圣餐礼……传教士和布道员都站在搭建好的高台上，一千名领圣餐的教徒排队站在旁边，男人站在右边，女人站在左边，而这两群人的中间还站着一群等待受洗的新教徒。在山坡上还有一千多名热心的围观者注视着典礼，适时地加入进来，唱赞美诗并祈祷。这就是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两千人和谐地唱起赞美诗，从《主耶稣我爱你》到《犹大的狮子》，声音的共鸣板是蓝色的天空，教堂的墙壁是大山的石灰岩，上帝的灵魂轻轻地抚过所有人，温柔的风从南方吹来，让外国的传教士们忘记了所有的思乡情怀，孤独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脑海中是主再次出现在温馨的加利利山上……我不认为在场还会有人想念过去山坡上的狂欢，那带给他们的只有悲伤和不安……

“夜幕降临，大一点的礼拜堂内挤满了人，超出了设计容纳人数的两倍，他们来观看幻灯并参加礼拜。传教士离开的时候已近午夜。教堂变成了从前伦敦东区的廉价小客栈。男人们倒地便睡，人挨着人像一个大罐头里装满的沙丁鱼。当清晨的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人群已经消失不见了，在五点钟左右教堂就基本恢复了正常。然后进入下一道程序，一件并不令人喜悦的事情。有130位病人蜂拥而至，传教士必须在早饭之前诊视完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很快便让人筋疲力尽！他们讲着伤心的故事，打开了受罪的人生悲哀的窗。他们居住在贵州，有七百万人口没有西医……

“现在这130位病人也消失了。用完早餐。季度会议开始，各位布道员提交工作报告。基督仍与我们同在，人们正走向他。爱驱走了恨，纯洁消灭了杂质。光明冲破了黑暗，小小的圣杯和小块荞麦面饼背后的故事并非虚构。”

柏格理对他的乡村学校建设充满了希望，他写道：“十所学校有五百名在校生，今年要让我们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一千名。”他在石门坎写道：“这个学校里有120名孩子。我把从其他学校里选出来的大男生集中在这里，我想应该有五十多个超过十六岁的小伙子了吧。钟的工作很优秀。陈梅在带几个小姑娘和小男孩。你过来以后就可以抱这些小姑娘了，当然也可以抱其他的小孩子，只要你喜欢。”

柏格理十分感激阿辛顿基金对传教团的资助，并视自己为一名阿辛顿传教士。托管人对他的辛劳和奉献给予高度认可，1911年9月8日，继续支持柏格理，不过其中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即未来五年每年资助的金额降至200英镑。

为了履行他对托管人的诺言，柏格理设计出苗族建校方案，经验老道地购买了木材，还在石门坎附近修建了一座砖窑。在1912年9月5日给斯特德福特先生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是修建苗族学校的方案。含教学设备在内，费用将不会超过阿辛顿基金托管人所赞助的500英镑。礼拜六我曾翻过山去看背后那片树林，今天我用120个银元把它买了下来。在这片树林里可以找到建一所大一点的苗族学校要用的柱子。运送木材的时候很有趣，因为木材都是从山上扔下来的。很庆幸的是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斜坡，所以我们的柱子被滚下来的时候并没有摔坏。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些树。大多数的树木还不够大不能用，不过我们会让他们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了。我们估计这片树林里有两千棵树，而现在能用的有150棵。”

1912年9月4日柏格理写给利特尔先生的信中：“自1909年启动以来，工作进展迅速，几个少数民族部落的皈依运动以惊人的方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最近两三年来我一直在准备创建培训学校，明年校舍建立好之后，假如我们的第一批学生招不满50人（1909年的计划中首批学生拟招25人）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会超过50人。目前在我们的校总部大约有140名男孩或小伙子，其中约有70人的年龄在15至22岁之间。

“我有十个石匠在打整石料，一个砖瓦窑从夏到秋不停地烧砖制瓦。窑虽小，但烧出来的砖瓦却足够我们施工所用。还有就是切割树木，锯成板材。等等。希望到明年春天就可以顺利地开工建校，这将是阿辛顿基金恩德的见证，并将为今后数十年苗族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为了全面了解在柏格理的领导下学校的发展进程，我们有必要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做个介绍，并插入一篇日后信件里的文章。柏格理于1914年2月18日写给斯特德福特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重新负责之后我改组了整个工作，这一地区运转良好。数百人受洗，不断有新增的苗族信徒皈依。各地的布道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很成功，新建了一批质量更好一点的小教堂，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阿辛顿学校即将完工，几个月后就可以招生了，我们将招收一百名学生。这所学校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我们自己的学生培养成教师。您应该还记得我们曾尝试送学生到北京去。那次失败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由于在北京发生的动乱。为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正尝试把他们送到离家较近的成都去。我们的校长钟先生、首席布道员杨詹姆斯先生、四名学生和王树德先生，目前正在成都想办法。这次我们没有麻烦您，正在自己筹集资金。一位外界的朋友答应假如学生们上北京深造的话，他将提供赞助，如今我们把深造的地点改在了成都，也很希望他还愿意继续信守承诺。我们各所学校里共有800名学生，由此阿辛顿中心学校的生源将不成问题。所有的学校为一个整体，全部分校都要遵从石门坎学校的校规及培养方向。女学生的工作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我们希望能够在不麻烦您的前提下在这里建一所女子学校。女子学校中要开设教学、家政、烹调、清洁、育婴（上课是会借用真正的婴儿）、缝纫、主日学校教学、初级公共卫生，等等，等等课程，需要进行全方位地设计。”

本章对柏格理创建学校即苗族培训机构的简要叙述，可以用他的文章来结尾，这段文字描写了他于1915年6月17日在石门坎参加的最后一次节庆活动。参加的人数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活动，有人说大概来三千人，还有人说或许更多。参加的人有汉族、诺苏、苗族、葛泼和穆斯林。“负责管理‘双星’的官员表示想出席那天的活动，虽然他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前来，但我们认为其实他也想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并报告给省政府。我们确信这次访问会让他大吃一惊……三百名学生打着旗帜吹着四把短号去迎接他，欢迎他参观西南两省最大的传教中心。前去迎接的学生如此之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位官员惊讶不已……如若没有我们创建的这些学校，这一地区的孩子们将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正规教育。在石门坎所属的威宁地区，循道公会联合会的学校数倍于政府开办的学校。在一个拥有五万人口的行政区内，没有一所政府建立的学校，而循道公会联合会却建立了九所学校，并且只花费了传教团很少的钱。每一所学校都是一个传教中心，学校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将学生培养成基督徒，更是为了赢得周边的所有群众。”

早上的宣教在室外举行，先是F.J.邰慕廉牧师和一位苗族布道员用汉语讲；然后朱彼得使用苗语宣道，而邰慕廉的一位学生则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向两百名诺苏传道。

“下午两点，开始了苗族人史无前例的奇特体验。若干本证书已经为通过各科考试并达到一定分数的学生准备好……王树德先生请求官员为学生颁发证书，他欣然同意。事实上一整天他都在帮我们做这做那，而且还做得相当的好。我们有三个操场，在海拔最低的操场上支起一顶质量很好的敞开的帐篷。帐篷的布是我们纺织部的学生织的，并被染成了中国国旗的颜色。帐篷里坐着那天最尊贵的客人，前面的学生排成行。群众在山坡上热情地观看。短暂的宗教仪式过后，官员向前为三十名男生和一名女生颁发了证书。之后他发表讲话，话语非常亲切。为所有的学生喝彩，他们曾被嘲笑，无知的人奚落他们读‘外国’书。而现在官员却亲切地对他们讲话，这正是对那些人的讽刺。为共和国、学校和伟大的基督教会而三次欢呼过后，下午的时间主要用在操练和各类游戏中。”

官员和传教士一起喝茶，真诚坦率地聊起他们的工作。他告诉学生等将来有一天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为国家主流的时候，他们会记住柏格理先生和邰慕廉先生的名字，就像现在的他们熟知古代先贤那样。到了晚上，由于没有能够容纳上千人的房子，所以便在室外举行了灯笼礼拜。“我们还无法在数量上击败众多的偶像崇拜者，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一种针对陌生人的影响力。三千人参加了教会在一座西南山坡上举办的庆典，而几年之前却还仅仅只有少数几群人懂得感谢上帝。上帝的花正在四处绽放。”

虽然向诺苏传教并不是柏格理生平的主要故事，但却真正是在他的激励和催促下开始的。针对柏格理的请求，阿辛顿基金的托管人特意划拨出一笔资金，用来派遣传教士到诺苏地区的工作。克莱门特·米尔恩牧师担负起该使命。从柏格理的几封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自此那个活泼智慧的民族便开启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篇章。

——《塞缪尔·柏格理》第27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